常常被人们视为凡尔赛体系的继续的华盛顿会议，在其功能上与凡尔赛和会有本质的差别。凡尔赛和会侧重于一战战后的善后、调停，而华盛顿会议则侧重于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战争爆发之前，先确定一个预防性的国际契约。这个契约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各与会国烙守约定，它明显地带有对违背约定行为的惩罚暗示。而这个暗示的主要针对方面自然不是为这个协定提供力量依据的美国，而是对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觊觎之心历来已久的日本。虽然它并没有要求任何一个与会国放弃已经获得的在中国的各种利权和势力范围，但以卢特四原则为趣旨通过的《九国公约》，不仅重申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张，而且也给予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以理论上的承认。
从原敬内阁的后期始，政府决定了与这个体制相适应的方针，有如前述。
但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既要遵守许诺，维持中国和太平洋现状，又要对付在中国不断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运动。自1924年护宪三派组阁至1930年所谓“政党政治”的高峰期，是日本接受华盛顿体制约束、执行所谓“协调外交”的时期。具体负责这一外交政策的执行者是曾4次出任加藤、若槻、滨口和犬养毅内阁外相的无党派人士币原喜重郎。在第49届议会以后连续几届议会外交施政演说及质询答辩中，他屡屡提出协调和不干涉主义的外交方针。对币原的答辩，有人喝采，有人痛斥。从社会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对币原“软弱外交”的批判来看，币原外交是近代日本在其达80年持续坚持向外膨胀的过程中，所实行的有限度的自我克制和短暂间歇。
币原“协调外交”包括两个重要概念，即他在第49届国会演说中提出的“正当权利”原则和“相承主义”原则。关于“正当权利”，币原说：“帝国外交在于拥护增进我之正当权利利益之同时，尊重列国之正当权利利益，从而以确保太平洋方面之和平、进而维持全世界和平为根本主义。”关于“相承主义”，币原说：“一国政府公开与外国所作的约定，不管是否根据条约，也不论国内内阁有何更迭，不得因此种更迭而更迭。”①一言以蔽之，“正当权利”是“前后相承”的。问题在于，何为“正当权利”？在币原看来，凡日本以条约或协定为依据已经取得的“一切权利”
就是“正当权利”。具体所指的就是：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势力范围—
—中国东北和东蒙，南太平洋日属3个群岛，以及在中国获得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各国应当重视日本的“正当权利”，日本也重视各国的“正当权利”。
日本和各国的“正当权利”相互承认、彼此协调，以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格局。根据这种设想，日本积极地调整了日美、日英、日苏关系。而调整这些关系的主旨，在于不触犯强国利益或取得强国“谅解”的前提下，开展对华外交。
据统计，在本世纪20年代，日本主要输出品依次为生丝、棉布、绢和棉纱，主要输入品依次为棉花、钢铁、大米、油类、机械、羊毛、砂糖等。以1919年为例，输出总额为21亿日元，输入总额为21.7亿日元，大抵相当。
向美国和欧洲输出生丝以换取工业品钢铁、机械，向中国输出工业品棉布棉纱以换取棉花等原料，是战前日本贸易循环结构。要使其维持下去并产生良性循环的结果，需要一个前提。即生丝输往美国和欧洲、棉纺织品等商品输往中国和印度必须畅通无阻。惟此才能维持平衡，争取出超。生丝出口量从1900年到1929年增长了7倍，棉纺织品出口量同期增长了15倍。虽然生丝仍是第一宗输出品，但主要是靠家庭工业或作坊生产的传统产品，棉纺品则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工业品，其生产额和输出额有与生丝持平的势头。所以，它的增长尤为重要。
向中国输出的棉布棉纱占全部日本棉纺织品输出总额的30％强，而美国对华输出仅占其全部输出额2.5％、英国只占2％，日本对华输出竟占其全部输出额的25％。对华输出是日本资本主义生命攸关的大事，由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市原为何费尽心思提出协调外交、而其重心却是对华外交的原固所在。
为了分析币原所执行的对华外交政策，需要对1924年以后涉及日中外交关系的几个事件加以剖析。
自1920年经济危机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在加强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采取向中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以廉价原料、廉价工资榨取超额利润。1922—
1924年，中国从日本、英国进口的棉纱和棉布，年平均价值为6.85亿两，其中日本占3.07亿两。1920—1924年，日本共在上海、青岛等地开办12家纺织工厂。截至1924年底，日本在中国共有17家纺织厂、纺锭1062288枚、织机5325台。①在数年间，日本在中国的纺织业投资已经超过英国。仅以英国在华势力中心上海为例，1924年日本纺织厂共拥有纺锤913376枚，而英国仅有262884枚。①日本向中国输出商品和资本，不仅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形成矛盾，同时也与英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五·卅”事件发生后，面对中国人民的抵制运动，币原制定的对策正是从上述两个前提出发的：竭力缓①[日]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9卷，538页。
①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对华投资》，原书房1987年版，第215—217页。
①[日]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82年版，第197页。
解中国人民的反对日本资本主义压迫的情绪，并利用这一时机加强与英国竞争。所以，当英国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镇压时，币原对英驻日大使查尔兹表示：“以强制力压服政治觉醒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反而会激化运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考虑将侨民临时向安全地区转移。”②币原充分估计到英国的强硬对策一定会遭到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对，故予以拒绝。币原一方面指令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对运动保持沉默，对某些日本人趁机煽动中国群众反英情绪的举动采取冷静、不怂恿态度，以免弄巧成拙，引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感；另一方面，又指示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材锐市召见纺织界的代表——大日本纺织副社长福本元之助和内外棉纺织公司董事大谷登，要求他们满足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向中国工人妥协。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沙基惨案”发生后，日本抓住这一时机单独同中国政府谈判.议定日本向死伤者偿付1万美元，向罢工工人偿付10万美元，解雇2名日本职工，并承认了工会。于是，以“沙基惨案”为转机，中国人民的抵制运动和“三罢”
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英国。这样，币原以妥协和克制的外交手腕缓解了中国工人及各界群众的反日情绪，同时，排挤了英国的权益，在这一场外交危机中获利。
根据华盛顿会议的规定，中国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关税特别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币原对中国贸易一向最为关注，所以在会议开始前先作了周密的调查。通过他的助手佐分利贞男、谷正之、掘内干城等，币原了解到中国一定会在会议上立即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对此，英国和美国当然不会马上赞成。英国的理由是中国内战尚未平息，美国则可能提出以撤除“厘金”为交换条件。
日本代表曾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不能过早地将中国关税提高至12.5％，而应当按商品的级别制定等级税率。币原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权代表，根据所谓外交前后相承主义原则，他也不能轻易放弃等级税率主张，但是又必须同美、英、中取得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此时，苏联已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同中国清政府之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宣言》中也提出撤消不平等条约问题。鉴于此，币原仔细观察了中国时局之进展，不能不承认近来中国国民所表现的“政治逐渐觉醒之征候”。①于是，币原确定了参加北京关税会议的总方针：
1.必须以实现差等税率为日本的最高目标；
2.率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以争取主动，并利用中国对日本抢先承认关税自主权之好感，实现差等税率。
果然，当12月26日北京关税会议召开、中国代表王正廷在会上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要求后，英国等国表示反对，但日本代表日置益却表示：“中国今日痛感之各种艰难障碍及困惑，吾人曾亲身经历，日本全权（代表）以同情与了解，对中国立场作友好理解..，有充分准备对中国全权代表提出议题中有关关税自主权问题加以极其友谊的考虑。”日本态度似乎情真意切，以致日置益走下讲台后，中国代表立即向他表示了感谢之情。①其实，币原的真实用意不在于承认中国收回主权。在他看来，尽管中国②[日]马场伸也：《通向满洲事变的道路》，中央公论社1972年版。
日]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9卷，第690—691页。
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4页。
必定会实现主权独立完整，但那是几年或十几年之后的事。币原的真实意图在于：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中国不能生产的商品或奢侈品。
而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商品，大部分是中国自己也能生产的。币原最怕英、美等国提出的、为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在中国实现国定税率之前，一律征收从价2.5％的附加税（奢侈品5％）。这样，日本的输出品起码要交7.5％的关税，这不仅将增加日本商品的成本，而且会削弱其对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
因此，币原宁肯接受差等税率，也不肯交2.5％的附加税。结果，1925年11月19日的会议上，原则上承认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要从1929年1月起才能实行国定税率，此前应当执行差等税率。1926年3月，会议确定了7级差等税率。A级为22.5％，以下依次按比率递减，G级为2.5％。根据差等级别，日本有60％以上的输出品只需交2.5％的关税，18％左右的输出品只需交5％的关税。所以，日本在中国增加的9000万美元关税收入中，只承担19％，而美国为28.8％，英国和香港总计为37.5％。再加上中国将撤除厘金、整理外债（对日本是西原借款）作为条件，日本的损失不大。因此，在北京关税会议上，市原外交彻头彻尾地贯彻了日本财界的一切意图。
1927年3月24日和4月3日，在南京和汉口先后发生了北伐军下级官兵和群众同英、日、美帝国主义当地势力的冲突事件。
南京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在其军队士兵有微小伤亡、侨民及使馆受到一些冲击的情况下，拒绝参加英美等国出动军舰炮轰南京的侵略行径，坚持以外交手段寻求解决途径。但是，10天后，汉口也发生同样性质的事件时，日本却派200多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以保护侨民为由，用机枪驱散中国人民群众，并打死打伤17名。相隔不足半月，日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原因何在？
北伐进程中，北伐军内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右派与左派的分歧，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和“迁都事件”显露出来。
克复武昌后，国民党左派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共产党控制下的武汉。很明显，武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阵营。而当武汉政府成立时，蒋介石已抵达距离南京不远的芜湖。
“南京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就将具体经过及一些动向报告了外务省。其中谈到：1.第六师师长戴岱在事发后三小时，以本人和党代表的名义派兵守卫使馆，并发布告示，“严禁进入外国人住所，违者就地枪决”；2.当日，蒋介石抵南京，立即下令解散共产党南京支部；3.第17师师长杨杰向他赔礼道歉时表示：“掠夺皆因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煽动并带领士兵所为。”①在另一份报告中，森冈又称：“此次南京事件，乃第2军、第6军及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祖）中党代表及共产党下级军官和南京共产党支部事先准备的计划..，蒋介石以下各军长各师长以本事件为颇大遗憾之事，表示努力取缔之诚意..”②这两份报告已明白无误地告诉币原和外务省，蒋介石同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存在着尖锐矛盾，并摆出了镇压共产党的态势。币原当然深悟其中利害，他在召见英、美驻日大使时，对蒋介石的处境表示同情，又告诫蒋介石应立刻下决心向各国赔偿道歉，并指令上海领事矢田会见蒋，要求蒋负责解决南京事件，维持上海治安。
①[日]卫藤沈吉：《东亚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第152—153页，第154页。
②[日]卫藤沈吉：《东亚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第152—153页，第154页。
东方会议
正当币原极尽外交手腕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周旋时，批判币原外交软弱无力、劝戒其中止“忍隐自重”政策、向“积极雄飞”政策转换的社会呼声日甚一日地紧迫。政友会不甘于自己的在野党地位，千方百计地寻隙推倒宪政党内阁，以图再执大权。这样，1927年4月发生的金融危机就使若槻内阁面临穷境。政友会猛然推动倒阁运动，枢密顾问官伊东已代治又在枢密院会议上否决了若槻内阁为解决金融危机而提交的紧急敕令案，迫使若槻内阁总辞职。田中义一被西园寺推荐为后继首相组阁。田中曾任参谋次长、陆相，是山县死后长州阀的代表，陆军大将，在高桥是清引退后又成为政友会总裁，田中在政友会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我帝国乃东洋之盟主”，对中国“要提出特别的措施”。他自己兼任外相，外交事务一概托付给出身三井财阀、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
田中内阁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为阻止中国北伐军北上，以保护侨民为由，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竟然出兵山东，迫使蒋介石暂时停止北伐。
正当日军出兵山东之际，由森恪一手策划的东方会议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出席会议者为外相、陆相、海相以及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有关人员，以及担任对华外交的外务省官员。讨论的议题是在北伐军节节北上的情势下如何决定对华政策。
与会各方的意见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关东军方面的意见是：策划东三省自治，敷设新铁道，开垦土地，采掘矿山，设日本人行政、财政和军事顾问。
若张作霖支吾搪塞，则“推举帝国以为之适当人选作东三省长官”，如“有拒绝我之对满蒙政策之实施，则断然排斥之，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①主张采用强硬政策。而田中首相本人认为，为确保南满洲统治权益，应当继续利用张作霖。
对此，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材锐市认为，仅利用张作霖一人乃短识之见，且张作霖在中国根本无人支持，宜选择合适的人物取代张作霖，以对付北伐。
②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则表示，即使张退回奉天，也只有继续利用张为满洲当权者，别元良策。③森恪、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则具体提出了满蒙分离构想，将该地区“从中国本土割开，..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和地区”。④东方会议的结果是十分暧昧的。关东军的意见既未被采纳，又未被说服放弃。最后形成的结果，折衷了各方意见，形成了文件《对支政策纲领》。
其要领为：1.满洲是关系日本国防及国民生存之重大利害地区，在满蒙“如有侵害我特殊利权地位之虎时”，则须“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措施”；2.
在中国本土则在支持“稳健分子”之同时，镇压“不逞分子”，并决心对在华居留地实行现地保护政策。①由于这份纲领没有对军部的意见作出明确答①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岩南堂书店1971年重印本，第46—47页。
②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7—101页。
③[日]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52—54页。
④[日]山浦贯一：《森恪》，1940年版，第599—600页。
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复，因而将巨大的危险深深地掩藏起来，成为军部狂热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单独行动的隐因。
为了对付中国北伐战争的特殊形势而召开的东方会议，不仅本身是秘密的，而且达成的对策也是秘密的。1929年在日本召开的讨论所谓满洲问题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一份名为《田中奏折》的文件，指证这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奏章。该奏折表明，日本企图征服满蒙，进而征服中国，最后征服全世界。由于其内容不仅说中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欲望，而且也与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大体吻合，所以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当时就指出其行文上的许多矛盾和失误，认为这是伪文书。争辩其真伪性，在本世纪3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当然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义。时至今日，则仅有学术性研究方面的价值了。
日本学者一般都否认《田中奏折》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内奏，也有中国学者倾向于田中奏折并不存在。②
实际上，在中国方面正式诉诸国际社会《田中奏折》之前，1927年12月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就刊出了《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一文，此即《田中奏折》的前名。文章一经刊出，舆论界就掀起轩然大波，短时间内在中国就已是家喻户晓。这种情形，无意识地掩护了在东方会议上提及的“稳健分子”的活动。这个“稳健分子”就是当时还高举继承总理遗志的大旗率军北伐的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的“稳健性”是在他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得到日本方面确认的。当时还在外相任上的币原，命令日本驻芜湖代理领事面谒蒋介石，要求蒋收拾南京事变。得知蒋去了上海后，币原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与蒋接触。矢田设法通过中介人黄郛与蒋接上头。密谈后，蒋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赔偿日本在南京事件中的一切损失，而且还趁机向矢日透露了自己准备整肃共产党的决心和计划。①
待田中外交取代币原外交出台后，出兵山东的举动本身就证明了田中内阁并不满足于蒋介石反共。如果北伐的最终指向是打倒盘踞北京城的奉系张作霖的话，势必将波及到日本的特殊利益满蒙地区。日本断断不能坐视蒋的“统一”将东三省也一并“统一”进去。于是，蒋与日本进一步接触的必要性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接触的主题很明显，即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应当或必须在何等程度上考虑日本的利益，“统一”的地理局限在哪里。尽管这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但仍重兵在握，绝对是惟一够资格同日本讨价还价的关键人物。
根据东方会议的判断，如果北伐军一旦渡过黄河，则张作霖就很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如张作霖失败，必退回奉天。若把顺势追击的北伐军引进中国东北，事态就不好收拾了。于是，在同蒋接触之前，田中先派山梨半造去游说张主动放弃北京返回奉天，终于使张就范。而此时蒋介石也恰到好处地来到了东京。蒋介石到日本表面上的目的是向宋美龄求婚，但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就再举北伐一事同日本磋商。蒋一下榻于日比谷帝国饭店，便同自己的老友、参谋本部部长、后来南京战役的总指挥松井石根取得了联系。松井将蒋②从行文看，奏折在转奏人、大臣副署、用语和篇幅上都存在明显伪造痕迹。参见邹有恒《“田中奏折”真伪论》，刊于《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
①[日]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38页。
接到自己家中，立即同森恪确定了蒋介石同田中义一晤谈时间。头山满和天皇的表兄弟们也访问了蒋介石。据当时的国务大臣、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回忆，蒋介石同田中的密谈，安排在风景雅静，人迹罕稀的箱根举行。森格和张群是双方各自的陪同随员。会谈伊始，田中便直接了当地发出劝告，希望蒋介石专心巩固在中国南部的统治，放弃北伐。若如此，日本将尽最大可能予以援助。但是，蒋介石拒绝放弃北伐。田中就暗示日本最大的、惟一的心愿是维持满洲的治安。对此，蒋介石则回答：“中国之所以产生排日运动，乃日本援助张作霖之故。中国国民十分厌恶军阀，井认为军阀的靠山是日本。
所以，日本应当帮助国民政府，早日完成革命，以消除国民的误解。如若这样，则满洲问题容易解决，而排日运动自应绝迹。”最后达成密约：日本援助蒋介石完成“统一”，并支持打击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作为回报，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并且保证对日本人在长城以北的行动只表示象征性反对。①从这个密约的内容来看，日本实现的是最低要求，而蒋介石则实现了自己的基本要求。后来的事实是，蒋介石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4月7日发布北伐宣言。5月1日，国民革命军击溃山东北方军队，进入济南。
3日，同日军发生冲突，演成巷战。在日军向蒋介石发出通牒并增派军队至1.5万人占领济南的情况下，蒋介石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仅命令军队主力绕过济南继续北上，进入济南的军队停止同日军接火。不久，北伐军便进驻天津，兵临北京。
正当张作霖迫于日本的强硬劝告退出北京时，长期以来一直视并不乖顺的张作霖为障碍的关东军指挥部，已作好了出动军队赶张下野再立新傀儡的准备。但张警觉地同日本先签了北满新铁道铺设协定，使田中义一再一次认为张尚有价值，阻止了关东军的计划。眼见大好机会逸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焦虑不安。这时，他从建川美次陆军少将的部下田中隆吉大尉那里得知张作霖将于6月4日凌晨乘火车返回奉天。于是，河本便精心布置下了一个阴谋：预先在沈山线沈阳车站附近皇姑屯车站的一个桥洞上安置了三包炸药，引爆装置控制在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同时雇用三个中国士兵来放哨。三个陪同张作霖乘同一列火车回奉天的日本军官中的二人中途下了车，只剩下义贺少佐继续陪同张打麻将。东方欲晓，河本按照杀人灭口借尸嫁祸的预谋，向三个中国士兵突然袭击，刺杀其中二人，剩下一人却幸运地逃脱。当火车驶近爆破点时，义贺少佐从自己的卧铺上取下毯子，跑到公务车上，裹住身子躺在后面车门的过道上。当张作霖的专列经过爆炸点时，顿时烈焰迸发，浓烟弥漫，卧车被炸出铁轨，张作霖身负重伤、不久身亡，吴俊升等16人全被炸死。惟有义贺战粟了一下，从公务车上跳下，兴奋地高呼：“呀，好可怕呀！”
经济危机
1924—1928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安定，以对美输出生丝、对华输出棉织物和资本为中心的日本对外贸易，也一时趋于平静。从1924年起，连年居高不下的外贸赤字额开始下降，①东洋文库藏：知性别册⑤，《被隐匿的昭和史》，1956年版，第26—27页。
至1929年6年问每年分别为6.4亿、2.6亿、3.3亿、1.8亿、2.2亿和0.67亿日元。虽然没有克服入超状况，但总体局面是在好转。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一时期经济的显着特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在原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也推行得十分坚决。但这一时期除了各类产业的归并组合仍在继续之外，重要的是，宪政党政府于1925年颁布了《重要输出品工业组合法》和《输出组合法》，尤其是后者，堪称世界最早的政府干涉强制卡特尔法。颁布这一法令的目的在于通过干涉，对重要输出品产业（生丝和棉织物）进行保护，并强化对与输出方面相关的生产集中，这包括制丝、纺织、钢铁、煤炭、用电、铁道和重化工业等。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国家干涉的重要手段，国家资本对社会资本的介入也在增加之中。1925年时，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30％左右，但由于国家资本全部集中在若干产业（比如在铁路、道路总资本中竟占66％）之中，所以毫无疑问地起到了支配的作用。
自原内阁始，至护宪三派内阁时强化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对于加速垄断和形成有助于输出的生产化合理化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政策却都是基于一种主观的愿望——即快速地让日本经济强大起来的意向而制定的。所以，在收取短期效果的同时，也使一种危机正在从中滋长起来。历届政党内阁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一直在采取救济对策：
由日本银行发放救济贷款（政府向日本银行提供补贴），挽救在垄断过程中濒临危机的大量企业。这种政策的消极作用是，因为它并不能彻底地改善为数众多的经营不善企业的财政状况，所以就将本来应该在竞争和垄断中消失或被吞并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使得小型的局部性的危机连续发作且向慢性转化。而政府的这种补贴措施，势必加重财政负担，惟一的后果便是形成对通货膨胀的依赖。因此，政府贷款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汇率下跌输出不振贸易入超政治危机，这条互为因果的反应链已为有识之士所明察。
在政府的这一政策的制动下，银行不得不长期担负着向各类企业提供数量颇大的固定化的资金的职能。由于相当一部分贷款并不能如期回收或无望回收，银行的经营就陷入长期危险状态之中。依靠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救济以及短期借贷，企业维持着摇摇欲坠的业务。1927年3月，政府为了促进企业合理化和振兴银行，向议会提出震灾票据处理案。在审议过程中，有“毒舌”
之称的政友会议员吉植庄一郎尖厉地质问政府，要求就震灾票据的内容向全体议员作说明。因为有不便公开的内容，藏相片冈直温的答辩伺有些支吾，因此更遭致在野党议员的攻击。情急之中，片冈不慎说出：“就在今天中午，渡边银行马上就要破产。”
渡边银行的全名为“东京渡边银行”。当片冈在国会答辩时，该银行还在营业，表面上根本看不出破产的征兆，实际上却正为支票兑现资金缺乏而向日本银行求急，但好歹算是凑到了钱，将当日的业务对付了过去。这样，藏相片冈的发言就成了“失言”。第二天，渡边银行借机宣布停业，引起大小储户的不安。二、三流中小型银行相继出现“挤兑”风潮。中井银行宣布停业之后，犹如决堤之水，八十四、中泽、左右田、村井、久喜、山城、桑船、浅沼等8家银行相继停业，并且引发琦玉、京都、歧阜各府县许多银行面对挤兑，宣布停业。这就揭开了金融危机的序幕。在野党攻击说，是片冈藏相的“失言”导致了金融危机，因而向众议院提出了谴责藏相失密的决议。
所谓震灾票据处理案，实际上包括《震灾票据补偿公债法案》和《震灾票据善后处理法案》。因1923年9月1日发生大地震而难以兑付的各种票据，根据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决议，以1忆日元为限款，进行比率补偿。而这些票据的期满日为1925年9月30日，因为灾后经济长期不景气，一直无力对此进行处理，已经两度延宕。至1927年9月30日，若再不处理就要第三次延期。按内阁决心要对此进行结算的两个法案的规定，以5分利公债对震灾票据进行结算的话，那么，公债总额要达到1.7亿日元。这时，拥有震灾票据的银行和支付人就成了议会审议的焦点。政友会认为执政党宪政党内阁是想通过这两项法案救济倾向于自己的政商。
根据调查，拥有震灾票据的银行从北海道到殖民地台湾共有50家。其中最大的拥有者是台湾银行，总计超过1亿日元，以下是朝鲜银行等。而最大的债务者是地处神户的铃木商店，总计达7000万日元以上。这时，疑问就油然而生了：以台北为本店的台湾银行和特别是以神户为据点的铃木商店凭什么成为最大的被救济者？
在一次大战的“成金”风潮中脱颖而出的铃木商店，由于金子直吉专务有勇无谋的“积极经营”，一心要想以从事压过三井、三菱的规模开展贸易业务，向化学和重工业投下了巨额资金。但是，它投下的资本并不是自己的钱，几乎全是借入的贷款。正当铃木商店投出巨额资金之后，1920年经济危机突然袭来，使其财政一下子出现亏空。自明治后期以来，铃木商店一向靠向台湾银行借贷支持经营，于是就将台湾银行也拖入泥淖。为了避免两方同时破产，台湾银行只好忍痛强作精神，以期铃木好转后再补亏损。不料，此后铃木的生意一直恶化，向台银的借贷有增无还。百般无奈之计，恰巧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铃木商店和台湾银行就将地震作为天赐良机，庞大的借贷债据一下子便变成了救灾票据，可以无限期延滞结算了。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与久原商事、东京渡边银行与甲州地方的财阀谷尾家族等借贷关系上。由此可见，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当然不是法冈藏相的“失言”，亦不是关东大地震，而是在“成金”风潮中投巧心理所驱使的冒险经济活动。
由渡边银行引发的挤兑风潮，进而对大手银行也形成了压力。三井银行、横洪正金银行、藤本银行、川崎银行和安田银行等，都感到资金吃紧。台湾银行于无奈之中，通告冻结对铃木商店的融资，迫使与铃木商店业往来紧密的神户地方的小型银行第六十五银行宣布停业，进而导致整个神户地区的金融界立刻处于混乱状态之中。这样，更大规模的第二波恐慌从此开始。
这时，台湾银行只剩下资金4200万日元。为了阻止其破产，政府命令日本银行给予其特殊融资，但枢密院会议在审议时却否定了政府的这一救急措施。这样，台湾银行在日本的分店全部宣布停业，而其冲击使关东地区的近江银行也宣布停业。其后，在大贩、滋贺、冈山、广岛、福冈的6家银行宣布停业。随后，更加耸人听闻的消息使全日本为之一震——号称“宫内省金库”的第十五银行竟也宣布停业。由东京渡边银行引发的危机至此已发展成了金融界的“海啸”。
第十五银行停业后，三井、三菱等财阀银行感到情况已非同一般，全国各银行危若累卵，动辄便有倾覆之险，因此向政府和日本银行强硬要求紧急对策。时值内阁已换届，田中义一遂决定，从4月22日起，全国银行3周内停止付款，与此同时，全国所有银行、信用社宣布临时停业。
拯救危局的办法只有日本银行无限制地大量放款。此前，日本银行借口通贷发放责任重大，几度拒绝政府及台湾银行的放款请求。但事至如此，日本银行只有声明全力放款。从4月24日起，日本银行开始动用非常贷款，通宵达旦地接待各户贷款请求，日本银行本店及各地分店昼夜不停地向外数点款子。短短数日间，日本银行非常贷款竟达到10多亿日元，其中贷给安田银行2.9亿、台湾银行2.2亿、川崎银行1.4亿、第一百银行1.2亿日元。以下则依次为第一、第十五、日本昼夜、三井、古河、朝鲜等各银行。日本银行的大量放款，挽救了包括台湾银行在内的许多银行的命运，终于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
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它惩罚性地警告政府，应清醒地估价干涉经济的限度，理性地识别经济增长中的实际成分和超涨因素。它给予大战期间的投机者们以严厉的打击，迫使被称之为二流财阀或后进财阀中的大部分宣布破产或削减经营规模。
危机平息后，日本的银行实行更大规模因而也是更加彻底的归井。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第一银行，以及在1933年成立的三和银行，将许多二流银行都归并在内，形成了金融界的六大巨头。由于危机后立即通过的《日银特融法》的颁发，日本银行除了发放还贷之外，同时兼有了全国性救济机关的职能。
从日本银行放出的钱款，却是印刷备用的或赶印赶制的新票，直接后果便是通货膨胀的加剧，物价的高涨几乎将金融恐慌的巨大负担全部加在普通民众身上。在长期不景气状态下，雇佣和劳动条件的持续恶化，使得工人被迫发动各种劳动争议。雇主方面或用解雇来镇压，或派工贼打入工人内部分化工人团结甚至争夺领导权，更成为争议规模扩大的原因。
据内务省社会局的资料记录，1926年和1927年是争议多发年份。1926年共发生争议和罢工1260起，参加人数达到127207人。1927年9月发生的野田酱油罢工一直持续到翌年4月末才告结束。①此外，有名的工人斗争还有别于铜山争议、共同印刷会杜争议和滨松争议等。著名作家德永直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街道》，深刻地揭露了官宪的镇压和社会右翼团体的暴行，描述了工人们“死斗”的场景。没有太阳的街道就是今天东京文京区大家洼町和本乡白山高台一带，当时是工人密集居住的地区。
在劳动争议中，出现了由左翼组合评议会领导的运动和由右翼稳健派总同盟领导的运动两种倾向。右翼运动最激烈的手段是发动儿童联合拒绝上学、和要求向天皇直接诉讼等。而左派评议会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采用阶级斗争至上主义原则，主张展开激烈斗争。两派展开猛烈的论争，相互排斥。
这削弱了工人内部的团结，分散了斗争的方向。毫不退让的斗争最后只好导致组织分裂，使不同纲领和方针的无产者政党从中产生出来。以安部矶雄为委员长、片山哲为书记长的社会民众党，主张社会改良，否认阶级斗争，是为右派。以三轮寿壮为书记长的日本劳农党宣布“切断左右两翼，树立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道”，是为中派。以大山郁夫为委员长的劳农党，是左派。社民、日劳、劳农三党鼎立，使劳动者内部的统一完全破裂。在这种情形下，工人政党在1928年的总选举中，共有89人被提名候选，有8人当选。此8人为劳农党的小谷长三郎、山本宣治、日劳党的河上大太郎、社民党的安部矶雄、西尾末广、铃木文治、龟井贯一郎以及民宪党的浅原健之。在劳动大①日经文库：《昭和经济史》，有泽广已监修，1994年版，第59—60页。
众内部分成右中左三派的情形下，尚有8人当选，令当局感到震惊。更有甚者，就在1928年总选举之前，共产党的活动又复活了。2月1日，非合法报纸《赤旗》创刊，公然喊出了“树立劳农政府”口号，并散发废止天皇制的传单。
在反政府活动趋向活跃的刺激下，官宪于当年3月15日对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人士进行总检举，逮捕了1000多人，并勒令左派三政党和团体立即解散。翌年4月16日，官宪再一次出动，对共产党员和同情者800余人再检举，给予共产党势力重新集结以毁灭性打击。“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走上极端反动的标志，但由于劳农大众内部各派不团结，共产党又因着急焦虑而一味推行极左冒险主义，同广大民众所脱离，因而未能组织有力的抵抗。
刚刚从金融危机中透过气来，大藏省于1929年11月21日宣布废止1917年大藏省第28号令，这等于宣布黄金输出解除禁令，全面复归金本位制。根据该法令，金解禁将于翌年1月11日起施行。
提出这项政策的滨口内阁，把健全日本的经济体制作为最大的施政目标。为此，将协调外交和金解禁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自1897年实行金本位以后，日元就以黄金为媒介同英镑和美元挂上了钩。1917年宣布金禁止输出是为了同早于日本宣布金禁出的美国的政策相协调，但1919年美英等国恢复金本位以后，日本之所以没有回复，是高桥是清为了积蓄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黄金。同时，一战期间“成金”风潮中物价持续上涨也无法实行金解禁。在金融危机中饱受折磨的滨口内阁，痛切地认识到，平抑物价，稳定汇率、压低外贸赤字、实行紧缩财政同实行金解禁是互为因果的，于是就由藏相井上准之助具体着手推进金解禁。
实行金解禁的直接效果是，当日元汇率下落时，可以用黄金直接支付避免损失，而当日元汇率上涨时，可以用输出物比如生丝赚到钱在美国市场购买黄金输回日本，争取超额利润，即为运用金融技术活动提供了途径。同时，在国内实行金本位制，也能通过发挥其自动调节作用，来控制国内物价和国际收支趋干平稳。另外，在金融危机时接收大量政府救济的大手银行，也苦于游资过剩，希望由金解禁打开海外投资的渠道。
为了推行金解禁，积累必要的黄金是首当其冲的措施。黄金保有量虽曾一时达到13亿日元，但滨口内阁上台时却只有8000万日元。政府为了在收购黄金的同时又不致引发市场黄金价格的暴涨，就令横滨正金银行出面收购输出支票，而由政府和日本银行秘密提供资金。这样，至1929年末，黄金储备终于恢复到了2.5亿日元。与此同时，井上又令津岛寿一财务官向英美财界筹借了1亿元外债。这样，金解禁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正当日本踌躇满志准备实行金解禁之前，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冲击了纽约华尔街股市。大藏省官员们认为，股价下低会影响利率降低，是防止由于金解禁造成黄金流出国内的绝好机会，因此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欢迎之，已经成为三井银竹常务的池田成彬，正好从美国回国，一上岸便毫不犹豫地向井上准之助提议立即颁行金解禁。正在美国同有关方面进行借款谈判的津岛寿一，也对美国经济的趋势持乐观态度，拼命地推进交涉。谁也没有想过因金解禁而向世界市场敞开大门的日本经济实际上正在面对着巨大的危险。
1930年1月11日，金解禁正式施行。当日，以东京股票市场为首，金融市场一片平静。井上准之助轻松自如地对记者发表谈话：“上午以来股价稳定，公债和利息也保持好调。没有丝毫担心。多年的阴云于此一扫而光，国力进展的秋天来临了！”①
由此可见，井上对美国经济是持乐观态度的，同时对已经结束的日中关税谈判和正在磋商中的伦敦海军条约也持有乐观态度。这就妨碍了他对美国股价崩溃的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农业国和贸易出超国。许多人出于对美国“永久繁荣”的幻想，急欲在交易所投机热潮中一试身手，对设备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也充满着信心。然而，从1920年之后，美国国内固定资产的更新已呈现出接近尾声的征兆，住宅建筑和耐久消费品的消费热潮也呈现不平衡状态，商品的赊销方式的作用也显着降低。欧洲各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在这时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容纳美国商品的国外市场已今非昔比。但是，美国的工业生产仍在继续扩大规模，交易所的投机活动也丝毫未见冷却。从1929年起，以小汽车为首，商品库存大量堆积起来。于是，股价崩溃尤如点燃火药库的导火索，资本家的所得和资产总值猛然下降。市场猛然缩小，找不到销路的商品无法实现价值，迫使生产规模一压再压。物价下降，失业和汇率下跌也纷至沓来。屠杀牛羊和烧毁咖啡豆等倾倒过剩农产品的行为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
以美国为策源地的经济危机，使同美国经济密切相关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发生了经济危机。德国在危机中形成了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势力。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亦是沉重的。
首先是生丝和棉布遭到了最直接的打击。以美国市场为依靠的日本生丝，由于美国人对奢侈衣饰绢绸的需要锐减，导致丝价暴落。1929年100万生丝的售价为1330日元，一年后仅为540日元，跌幅为60％。生丝工场发不出工资而导致社会问题。蚕茧卖不出价钱，使整个农产品价格都受到影响。
输往中国和印度的棉布，因农产品价格下落和银价下落而失去了购买力。纺织厂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工资也引发了工人罢工。以绢和棉为两大支柱的日本经济，因输出不振而给予整个经济界以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8％，输出下降了47％，个人消费支出下降了17％，设备投资下降了31％，雇佣工人减少了18％，实际工资水平下降13％。
这确实是井上准之助和滨口内阁始料未及的。随着金解禁而来的，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好景气”，实在是“真正的大恐慌”。在井上和全体滨口内阁成员使出全部力气来谋划度过危机的方策的时候，也有人在考虑已经不必再给他们以机会，应当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取而代之了。
①[日]有泽广已：《昭和经济史》，第1卷，第76页。
第21章 东方会议
田中组阁
1927年3月，日本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昭和金融危机”）。
首府东京首先出现了挤兑存款的风潮，渡边、赤地、中井等银行相继歇业。
不久，台湾银行也因挤兑而濒临破产。
同年4月13日，若槻礼次郎内阁（1926年1月30日—1927年4月20日）向枢密院提出发布紧急敕令案，试图由日本银行向台湾银行提供非常贷款，以挽救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当枢密院进行审议时，顾问官伊东已代治和平沼骐一郎等人却不是谈敕令案的可否，而是指责若椒内阁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和平外交”，认为外相币原喜重郎对华政策“软弱无能”。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一股强硬外交的恶潮。当时的政友会积极鼓吹：绝不容许放弃帝国的权利，反对对中国革命的不干涉主义。海军首脑、陆军部和六大城市的商工会议所也都主张“用强硬措施对付中国”；日本在华拥有纺织系统的财阀则发表声明，言称外务当局没有充分保护他们在中国的权益，为此“深表愤怒”。各派报纸更是连篇累犊歪曲中国革命真相，煽动向外扩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若槻内阁垮台，4月20日，长州藩阀继承人、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登台组阁（1927年4月20日—1929年7月2日）。
田中义一（1863—1929年），生于长州藩萩市下级武士家庭。1883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陆军大学，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1892年被授予中尉衔。1894年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制定的《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晋升为大尉。1902年，担任参谋本部俄国课主任。1905年他在《随感录》中所论述的“攻势”国防方针，受到山县有朋的赏识。日俄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大本营参谋、满洲军司令部参谋等职。1909年以后，田中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第2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此间主持修订《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和《陆军补充令》等军事条例。
尔后，田中官运亨通，成为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之后的长州系军阀的继承人和推行“大陆政策”的典型代表。
1913年，田中潜入中国东北刺探情报，与当地驻在军宪和有关人员详细地调查了“满蒙”内外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写了臭名昭着的《滞满所感》一书。他说：“中国东北土地肥沃，可容纳很多移民，可以把那里的居民改为日本人..向大陆发展是日本民族生存的第一步..把贫困的日本变为富裕的日本，惟一的方法是将中国变为我国的势力范围，利用中国的资源首先把东北作为日本人安居乐业之地。”为此，田中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其中特别是企图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用他的话来说，“满鲜铁路平时是为了营利，战时是惟一的战略路线”，要“以满鲜铁路作动脉，各机关相互配合，日臻增进发展大陆的事业，完成先帝陛下之遗业”，以“建设新日本”云云。
为此，他主张为把“满蒙”变为“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①1915年田中晋升为参谋次长，参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亲自主持制定《满蒙独立计划》，并插手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一战后，田中先后出任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陆军大臣，并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变本加厉地强化国民军事教育，实行所谓“军队社会化”、“社会军事化”的“良民良兵主义”。1919年春，田中兼任在乡军人会会长和青年团中央部理事长，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小学→青年团→现役军人→在乡军人这种梯次结构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并把这些组织作为他日后掌握政权、推行反动政策的社会基础。显而易见，田中义一的登台组阁，是日本统治者决心对内加强军事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大侵略的标志。
与币原的所谓“和平外交”不同，田中内阁积极推行攻势外交（这是其攻势国防方针的延续），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4月22日，田中在施政演说中就强调指出，“当前最迫切、最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局势”，并要求中国对于骚动的激化进行反省云云。这和币原外交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调子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表示要对中国革命进行积极干涉。他说，“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最深的是日本”，“在东亚具有重要责任的日本对此绝不能忽视”，试图采取积极政策。
为了干涉中国革命，牵制革命势力进入张作霖在华北的势力范围，5月16日，田中内阁便命令第2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4日，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护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把满洲第10师团的步兵第33旅团共4个大队派往青岛。次日，天皇裕仁裁可。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7日上旬，进据济南，兵力增至4000人，是为“第一次出兵山东”。
田中内阁网罗了一批右翼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法务大臣原嘉道、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农林大臣山本梯二郎等皆是“国本社”
成员。而“国本社”实际是1924年成立的右翼团体。其主要成员为军界、财界和官僚中的知名人物。它以发扬“国体精神”为宗旨，来推行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据称，最盛时期有170个支部，成员多达20万人。由此可见，田中内阁与右翼团体是沆瀣一气的。
田中内阁是财界尤其是三井系财阀的“政治代理”。实际上，田中政友会内阁的上台，本身就是财界支持的结果。当年，钟渊纺织公司总经理武藤山治在“金融危机”时便强烈反对政府救济台湾银行；而三井银行在台银危机时则撤回数千万日元的短期通融资金。从经济上看，这是卡住台银的喉咙使三井在华南及南洋群岛的最大竞争者铃木商店倒闭的妙招，但同时也是打倒若槻内阁、为政友会内阁出台制造契机的筹码。为此，田中上台后便把三井的代理人森洛安置在外务省政务次官的重要职务上，而森恪正是以“三井人”自诩，在田中内阁的对外政策决策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此外，农林大臣山本梯二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等也都是三井系财阀在政界的代理人物。
由此可见，田中内阁是军界、右翼团体与财界代理人的混合体。
东方会议
①[日]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上卷，原书房1981年版，第548—565页。
为了贯彻强硬的对华政策，在出兵山东的同时，田中便指示森恪着手筹备一次讨论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议，以期扩大侵华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历来怀有实现“政府的政策与政党方针一致”、“政治家与军部一体化”的森恰如鱼得水，开始积极地活动起来。是时，森格已同陆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如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少佐、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陆军大学教官石原亮尔中佐等人秘密纠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筹划满蒙独立的中心”，并穿梭于外务省与陆军省之间。
5月11日，田中内阁决定了如下议题：一、对中国政策的根本方针，包括（甲）对各政权的方针，（乙）对满蒙政策即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二、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策；三、避难民的救恤问题。①5月18日，确定了《会议组织草案》。5月24日，田中命令驻北京公使芳泽、奉天（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为出席东方会议暂时回国。5月30日，田中向陆相通知会议议题的同时，邀请陆军次官、陆军省军务局长、关东军司令官、参谋次长等参加会议。
在这一形势下，1927年6月6日，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向东京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斋藤恒方案”）。其中心思想是：“帝国此刻必须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派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为此，应向中国要求：1，宣布东三省自治；2.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3.开垦土地、采掘矿山；4.设置由日本人充当的行政、财政、军事顾问。上述各项如中国方面拒绝，“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①森烙的谋划与“斋藤恒方案”的出笼表明，执政党政友会与陆军在攫取中国东北，进一步推行大陆政策方面已经有了默契。一系列酝酿活动说明，在东方会议之前“田中外交”对华政策的基调，特别是肢解中国东北这一点，已经大体上确定下来。
于是，1927年6月27日—7月7日，在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臭名昭着的“东方会议”。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全部都是所谓的“中国通”和军部及政府中的强硬派。
会议采取委员制，设委员长1人、委员19人、临时委员2人，共22人，此外有干事4人、旁听者数人。委员长是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委员（包括临时委员）中有外务省本省6人：政务次官森恪、外务参与官植原悦二郎、外务次官出渊胜次、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驻外使领馆4人：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汉口总领事高尾亨、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陆军省4人：次官烟英太郎、参谋本部次官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海军省3人：次官大角岑生、军务局长左近司政三、
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殖民地官员3人：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三郎；大藏省1人：理材局长富田勇太郎。旁听的是铁道大臣小川平吉、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大藏大臣三土忠造、文部大臣、农林大臣等官僚。
①[日]佐藤元英：《东方会议和初期“田中外交”》，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66），有斐阁1980年版。
①[日]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论》，1975年版，第30页。
会议首先由田中义一致开幕词。他说：“最近中国政局极为混乱，因此政府执行对华政策要慎重考虑，并借此机会征求诸位对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执行统一的彻底的政策。”从田中的开幕词以及参加会议的成员来看，这次会议实际是日本内阁和军政外交人物的总动员，即统一思想，集中全力，以便实行所谓的“彻底政策”。这次会议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大会，即全体会，由田中亲自主持。如他不出席，就由森恪主持；二是特别会议，即分组会，由木村锐市主持。
根据《田中义一传记》中的记载，会议的日程如下：
日期上午下午
6月27日11：00—11：40
田中外相致开幕词
亚洲局局长木村说明会议日程
6月29日9：00开会
矢田上海总领事：《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
国政治形势》
高尾汉口总领事：《政治政府的组织
情况及4月3日汉口骚动事件前后》
吉田奉天总领事：《东三省事情》
松井部长讲话
6月30日9：50开会
武藤关东军司令官：
关于《从军事上看到的满蒙政策和交通经济关系及满州资源》的说明
左近司海军省军务局长：关于《海军对这次中国动乱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儿玉关东厅长官：《对满铁沿线、关东州租借地行政的意见》
芳泽驻华公使：《对中国一般形势特别是中国南北双方势力对立的近期预测》
7月1日9：30开会研究满蒙问题研究满蒙问题审议长江一带的复兴及救济撤回侨民的政策
7月2日9：00开会
审议复兴长江一带我国经济问题
7月4日9：20开会
一、研究对华投资问题
二、研究修改《日中通商条约》及违反现行条约问题7月7日2：00开会
木村亚洲局局长：《经过报告》
田中外相：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
训示
儿玉关东厅长官致答辞
会议期间，外务省发了10份文件①，参谋本部发了4份材料②，关东厅发了2份材料③。此外，还发了数份参考资料。
东方会议期间主要研究讨论了五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中国的政局。如日程表所示，他们的报告和发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南京、武汉、北京政权及其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第二大问题是维护和扩大在华经济权益问题，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中国南北政局动荡的历史时期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是东方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而其中占据首位的是满蒙经济权益问题，如铁路、土地商租权及财政整顿等。第三个问题是从山东撤兵和中国人民排日、抵制日货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对华武器输出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各委员向政府提出的四条建议和四条批评，其中有一条是批评政府对张作霖的援助，主张政府放弃援助政策。
7月7日会议闭幕时，田中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④。
这实际上是东方会议的总结，也是新任首相摒弃“币原外交”后统—内阁、军方和驻华使领馆有关对华政策的认识而宣布的“田中外交”施政纲领。《纲领》共有八条，1—5条主要是对“中国本土”的对策，6—8条是对“满蒙”的对策。其主要内容是：
一、把“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作为最高国策。
《纲领》的根本方针即“对支那本上和满蒙..必须加以区别”。所谓“加以区别”，也就是“把满蒙从支那本土割离..作为另一种疆域区划，并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和地区”。
《纲领》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6条）
“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①，将予以保护。”
这些规定表明，田中外交对于“满蒙”并不只满足于维护其既得权益，还要求必须保持“满蒙”的所谓“静谧”，②也就是要绝对确保“满蒙的治安”，并企图只以“满蒙”的实权人物作为交涉对象，把“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来，置于日本武力“防护”之下。
二、决定在中国实行其所谓的“自卫”措施。
①1.东方会议出席者名单；2.东方会议日程表（密）；3.支那政治情况概观（1927年6月25日，密）；4.
田中总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会临时大会上和6月12日该会关东大会上的讲话，4月22日田中就职声明；5.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绝密）；6.救济长江流域侨民问题；7.发展对华经济政策（绝密）；8.出兵山东的反响；9.日本在华投资、贷款、贸易额概况表；10.7月7日田中外相《对华政策纲领》训示。
②1.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密）；2.苏联对北满的企图（密）；3.苏军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部署（密）；4.
从北京劳农大使（馆）没收的秘密文书（密）。
③1.南满洲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密）；2.民间对华（字迹不清）。
④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文书第101—102页。
①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内部。森恪的说明，见上村伸一着《日本外交史》，第223页。
②[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3页。
“田中外交”一改“币原外交”实行撤侨的保护政策，而改行“就地武力保护主义”。《纲领》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5条）这是公开声明日本政府准备随时以保护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的“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武力侵略。田中内阁刚一成立就把“向他国领土出兵”的行动确定为外交上的一项原则，而这一决定则进一步表明，即便是由于中国内政的原因，也不能容许“满蒙社会秩序紊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将随时出兵，采取“断然行动”。
三、欲在中国确立亲日而统一的反共政权。
《纲领》明确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对乘政局不稳而蠢动的“不逞之徒”①“进行镇压”（第5条），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中国稳健分子”②（第2条）。日本希望“统一政府”成立③（第4条）。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人反共，日本政府将给他们以支持，并建立日本所希望的“统一政府”，以使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所谓“公正的保护”。
此外，《纲领》进一步规定，对“东三省实力派”应予“适当的支持”，条件是他“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并认真采取安定该地政局措施”（第7条）。森恪解释说，这“既不意味着支持张作霖，又不意味着排斥张作霖，我们以独自的立场来行动”。吉田茂说得更清楚：有用则支持他，无用则踢开他，张作霖的命运听凭张“自身的力量”。在这一条下原注明“本条不予公布”，因为在讨论如何实现“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的问题上有两种方案：一是“内科方法”，对张作霖行贿和恫吓兼施，使他接受日本的计划；一是“外科方法”，用武力解决，占领东北。森恪和关东军坚持实行“外科方法”，但田中事前同张作霖的亲信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秘密谋划，认为先采用“内科方法”在国际上比较有利。
田中向町野表示决心说：“如果不成功，将赌国运，用武力干！”①因此一面在《纲领》中作了本条规定，一面决定“此项不予公布”，给一旦“内科方法”不能奏效时留有换用“外科方法”的余地。这一条文内容实质是支持东三省亲日派，以所谓“东三省人”来“安定东三省”。
由此可见，上述《纲领》实际上勾画出了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因此，以“东方会议”为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阴谋，已经被列入了田中内阁的行动日程。关于这一点，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同田中首相有一段毫不隐晦的对白。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在这一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
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①森恪在东方会议上解释“不逞之徒”是指“共产主义音鼓动的排外者”。
②森恪在东方会议上解释“中国稳健分子”是指“反共的国民党人”。
③森恪解释说这一政府不一定在北京成立，在南京成立也可。
①[日]町野武马：《关于张作霖被炸死前后的回忆》，见《中央公论》1949年9月号。
武藤：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后来在中国曾发现一份史料称，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向日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通称《田中奏折》）。这个文件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它强调日本要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利权是“第一大关键”，并且详细阐述了日本实现“满蒙积极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
《田中奏折》与《对华政策纲领》、“斋藤恒方案”3个文件，在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这一指导思想上完全一致。
《田中奏折》所提出的主要措施，与《纲领》、“方案”相对照，有的完全一致，有的基本相同，有的更加具体。
《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虽有争议，但从奏折所提出的征服“满蒙”，独霸中国、向西伯利亚及东南亚发展等一连串的对外政策，与自“九·一八”
事变至“太平洋战争”为止日本所走过的道路相对照，几乎全都与奏折相吻合。这些事实及其内在的联系，可谓比争论《田中奏折》存在与否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攫取“满蒙”铁路权
为了实施“满蒙”分离政策，田中义一选择的突破口是推行“满蒙铁路计划”，先取得在东北建筑几条有高度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新铁路的权利。
在东方会议上，日本外务省曾有一份《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的提案，其附件之一便是《关于满蒙铁路问题》，即准备向中国要求以下7条线的筑路权：长春一大赉线；呼兰—绥化线；新邱线；白音太拉—开鲁线及其延长线；吉林—会宁线（包括图们铁桥）；齐齐哈尔一昂昂溪线；洮南一索伦线。如果把这几条干线连结起来，可以形成日本到中国东北的环球线。这既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控制，又便于对吉林、黑龙江两省经济资源进行掠夺。因此，尽管陆军认为桃索线将来对苏作战很有用，主张应及早修筑，而外务省认为苏联对此敏感，担心影响日苏关系，要求慎重对待，但会议最终还是决定了“铁路计划即作战计划”必须“迅速实现”的方针。
为此，会后田中内阁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手段。在指使山本条太郎进行秘密外交的同时，又部署驻华使领馆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进行交涉。
7月20日，田中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责成他同奉天当局交涉“满蒙问题”，新铁路计划“力求在短期内实现”，使奉天当局接受“东方会议”
方案中的一两条或三条铁路。田中指示，“须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可暂时默认奉天当局征收2.5％关税附加税，必要时施以高压，并暗示他们：如果不答应日本的要求，将不准东三省方面通过南满铁路进行军事运输；停止供应东三省兵工厂煤炭、材料；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以此向奉天当局发出警告。
吉田茂是以惯施强硬手段着称的日本外交官。23日，他同奉天省长莫德②[日]山浦贯一编，《森恪》，东京1941年版，第636—637页。
惠开始谈判。吉田一开始就指责奉天当局“违反条约”，建造“满铁平行线”
打虎山一通辽铁路等线，应当“反省”。接着，吉田提出日本要求敷设吉会线的敦化一图们江段、长春一大赉线和新邱运煤线，态度极为蛮横，当时中国局势严峻，对于涉及东北主权的重大问题，奉天当局不敢轻率允诺。为此，吉田茂便以首相训令为依据，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后，于8月4日向奉天省长莫德惠发出警告：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将在8月7日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穿越南满铁路附属地。显然，这是一种极为蛮横的要求，无异于一份“最后通牒”。
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行径激起了东三省民众的强烈反抗。奉天、洮南、长春、哈尔滨等地，先后举行反日示威游行，规模由数千人迅速发展到几万人。面对中国人民如此高涨的抗日声势，尽管吉田的“警告”就是首相训令暗示的，但8月5日田中还是电示吉田，暂不采取强硬措施，并派出政务次官森恪赴旅顺，召集驻华文武官员进一步磋商实施“东方会议”决议的措施。8月15日，森恪在旅顺关东厅长官官邸主持召开了“大连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议，最后把交涉“满蒙问题”移往北京，由驻华公使芳泽与张作霖直接谈判。
3月24日，芳泽与张作霖开始交涉。不久，奉天又发生了抗日游行示威，游行者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等等。日本政府怀疑这些活动是张作霖在幕后唆使的。9月6日，田中指示芳泽向张作霖提出抗议，要他下令取缔，并暂时中止了这种交涉。
此时，由田中部署的以山本条太郎为主角的秘密外交，也在悄悄地进行着。
早在田中刚刚上台的时候，就曾召见过张作霖的亲信顾问町野武马（1927年4月）。田中对町野说：“我此次之所以出任总理，就是为了解决正处于不知如何解决才好的中国问题，就是说处理满洲问题。满洲是我日本的生命线..关于这个问题，只要张作霖同意为日本修建5条左右新的借款铁路，那就一切都好办了。”经过两者的密谋，田中决定幕后交涉由町野进行，正式交涉由满铁总裁出面。对此，田中胸有成竹地说：“我打算把山本条太郎放到‘满铁’，由他去演这出戏..我没有请他入阁就是为了这个缘故。”①接着，田中与山本、町野进一步秘密策划。田中决定由山本作为“首相的代表”去同张作霖交涉，“应将全部情况严格保密，不可让外务省轻举妄动”，并于7月19日任命山本条太郎为“满铁”社长。山本早年任三井物产公司牛庄、上海分公司经理。1927年2月受政友会总裁的委托到中国，分别会晤过蒋介石和张作霖，对中国政情十分熟悉。8月27日，山本赴大连就任“满铁”社长。此后不仅扩建了鞍山炼钢厂，创办了用抚顺的油母页岩提炼人造石油和煤炭液化等大企业，而且在为了确立钢铁联合生产而创办新义州炼铁厂的计划等方面，也极尽能事，充当了田中的“马前卒”。
有关铁路的交涉，向来被当作一种技术性问题，多由“满铁”出面进行交涉，因为这种办法远比那种通过正式外交途径更能避免使问题政治化，从而收到实效。山本上任后首先派遣与张作霖关系密切的江藤丰二到北京试探和疏通。江藤与三井财阀有联系，是“中日实业公司”董事长，是可以随便出入张作霖寝室密谈的政治掮客。他携带“东方会议”通过的“满蒙铁路计①山本条大郎传记编纂会编：《山本条太郎传记》，东京1942年版，第561—563页。
划”去见张作霖。张作霖看到日本要把朝鲜铁路与北满联成一气，不禁吃惊地说：“这不是日本准备与俄国开战的铁路吗？”他觉得修了这些铁路，好比“怀里抱着炸弹”，表示不能接受。江藤立即恫吓道：“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江藤的要挟，使张作霖表现得极为踌躇。
经江藤再三游说，张作霖战战兢兢地在文件上圈了4条铁路。江藤又怂恿说：7条中至少该答应5条吧？”张又圈了1条，但他对江藤说：“这只是预备性商谈，你们暂且不要发表。”
经过这番疏通与准备，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亲自出马了。10月10日，山本到达北京，通过町野武马的联络于次日“礼节性”拜访了张作霖，双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山本通过町野和江藤对张作霖奉上了一份“厚礼”——
以“筹备费”名义给张作霖500万元，对张进行贿赂。同时，日本以同意东北当局修建海龙—吉林铁路为条件，诱使张作霖接受日本的方案，并且乘张之危迫其就犯，于是产生了《山本条太郎一张作霖协约》。
“协约”规定，中国政府“委托”满铁“承办建造”5条铁路：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江岸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延吉—海林线。还规定：竣工移交后，承包款项应付与满铁；如不支付，即转为“借款”。作为交换条件，山本同意张作霖修筑吉林一海龙铁路，但不准将打虎山一通辽铁路展修到通辽以北，禁止张作霖修筑开通至扶余间的铁路，“协约”最后一条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须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式签字。”
①也就是说，“协约”还只是一份草案。
为此，10月14日，町野、江藤直接要求张作霖在“协约”上签字。张作霖认为日方条件苛刻，而且当时中国人民反对田中侵华政策的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所以张作霖不敢断然接受。次日，町野、江藤携带文件再次会见张作霖，张在上面写个“阅”字。于是，日方则以此作为张作霖已“同意”的证据。
山本得寸进尺，又对张作霖说：苏联从北方威胁你、蒋介石北伐从南面袭来，你的处境危险，日本愿协助你保住满洲；为此，双方应建立攻守同盟和经济联盟。也就是要求张作霖同日本缔结具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两项协定，并把事先在大连拟订的协定草案交付给张作霖。
其中所说的政治协定，是《关于维持东三省治安换文案》。这是一份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的名义致日本政府的“换文”草案。日本替张作霖拟好的换文草案中写道：“贵国政府（指日本。——引者注）鉴于东三省之治安与贵国领土之安宁及经济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当东三省之治安混乱或有可能遭到破坏时，不问其原因来自民国内部或外部，为维持地方之治安，（贵国政府）将采取必要之措施。..我认为应采取上述措施。”①不难看出，山本的“换文”草案实际是要把《对华政策纲领》中规定的日本对东三省“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
的条款，变为中日间的“政治协定”，从而使日本攫取东三省的治安权。这①[日]满铁调查部：《满蒙新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之突破》，《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690—694页。
①[美]入江昭：《帝国主义形成以后：1921年到1931年远东新秩序的探索》，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80页。
样的政治协定一旦缔结，日本帝国主义拟议的“日本把满洲的治安担当起来，以此为核心，把一切干起来”那一套肢解中国东北的阴谋，就可以“合法”
地实现了。
所说的经济协定方案，则是以开放“满蒙”腹地和实行所谓商业租借权为目标。日方起草的协定方案的主要条款是：1.日本人在“满蒙”享有居住、营业、土地商租权；2.“满蒙”生产制造的一切货物得自由出口；3.实施“21条”中“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租借期限延长到99年”的条款；4.有关“满洲”的一切其他日中条约继续有效。
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张作霖认为“事关重大”，不敢接受。但是，此时田中“特使”的秘密外交却进一步清楚地证实了“东方会议”
制定的“满蒙政策”就是要全面控制中国东北的政策。
关于铁路问题，通过各种周旋，山本终于和张作霖达成“协约”。但山本因越权插手外交事务受到公使的强烈谴责，于是，山本携“满蒙新五路”①的协约离开北京。此后，铁路问题继续由“满铁”负责处理，其他有关政治问题则继续在北京进行交涉，而有关“满蒙”当地的各项悬案则在奉天由吉田总领事负责处理。
再次出兵山东
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之后的又一侵华行动是第二、第三次出兵山东。
这是“东方会议”决策的具体实施。
在“东方会议”上对第一次出兵山东是否撤兵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虽然也有一些人主张撤回山东日军，但会议结束时田中内阁却决定让业已登陆青岛的日军进一步进犯济南，7月12日，田中内阁批准向青岛增兵2200人。此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到胶济铁路沿线各地。这时，中国南京、武汉两政府合流，国民党各派倾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由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革命军的北伐暂时停止了。日本政府于3月30日宣布从山东撤兵。
9月29日，蒋介石偕同张群等人访日，请求日本给予支持。11月5日下午1时半，蒋介石同张群访问田中的青山私邸，会谈约达2小时。由于时间紧迫，双方依依不舍中不得已结束会谈。田中明确地对蒋说，“你不必急于北伐，首先注重巩固自己的地盘”，“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如果你“巩固江南”，日本必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会晤双方就“反共问题”取得一致，田中说：“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共产党便会成长，即使一旦摘掉嫩芽，仍会再次发芽生叶..将为极大的隐患。”蒋介石也说：“共产主义者侵入军队，令人胆寒。”田中相信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与他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的逻辑是：共产党在日本蔓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增大，日本的革命力量发展了，一定会危及日本“国体”。蒋回答说，对共产党“非清除不可”。蒋介石要求日本政府不要援助张作霖，田中否认日本“支援过张作霖”，强调说：“日本的希望只在于安心维持满洲的治安。”蒋表示：如果日本不支持张，“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排日亦①1913年袁世凯曾与日本缔结过一个《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为了与旧“满蒙五路”相区别，故称1927年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五午铁路为“满蒙新五路”。
可杜绝”。①但对田中所提出的“不要急干北伐”一事，蒋介石没有应允。11月8日，蒋应国民党电召离日回国。
12月23日，田中训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秘密告诫蒋介石：如果北伐军到济南，为了“护侨”，日本政府将再次出兵山东。26日，矢田奉命到黄郛寓所又一次警告蒋不要北伐。1928年初，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冯，阎、桂三派准备北伐，日本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日本联合舰队游弋于中国海面，“出访”香港，南京政府的访日代表被田中拒之门外。北伐前夕，日本第1遣外舰队出现在山东沿海，以“游历”之名泊于青岛；第2遣外舰队则进入长江，泊于江阴、南京；陆军也扬言增兵朝鲜，共同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11日，黄郛被任命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这是蒋介石准备一旦北伐便于对日疏通的一招。急于“统一中国”的蒋介石于4月7日宣布北伐。蒋亲自率第1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内阁决定按照“东方会议”既定的方针行动。4月16日，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向参谋总长要求出兵，陆相和参谋总长认为“时机适宜”，应立即出兵。次日，田中内阁仍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于19日正式宣布。日参谋总长19日下午发布了关于派遣第6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的第1号命令，命令第6师团从熊本出发，在青岛登陆后，立即实施对济南及胶济沿线要地的军事占领。派遣军最高指挥官福田彦助中将训令各部：“我部队之派遣乃受大命而为，应作充分精神准备..此实为宣扬帝国之国威于世界，发挥我军队之精华于中外之大好时机。”①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本政府命令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赶赴济南。
4月20日，日军侵入济南。21日，南京政府对日本出兵提出严重抗议，但田中内阁悍然不顾，决意实施武装侵略。
25日，第6师团首批部队1381人在福田彦助中将的统率下在青岛登陆，次日侵入济南。至27日，第6师团及所属部队5091人登陆完毕，作战物资有2.3万吨，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
4月28日，北伐军占领万德，向济南进发。30日夜，张宗昌军北逃。5月1日，北伐军平静地开进济南。2日上午，蒋介石进驻省督办公署。两个半小时后，日本侵略军司令官福田中将接踵到达省城。此时，济南有日侨2160名，入侵的日军达到3500名。侵略军在商埠一带部署警戒线，划定东西两个“警备区”，并在各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活动电网，构筑机枪阵地，规定报警信号，士兵均进入战斗准备状态。这样，济南出现了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对峙的局面。此时，蒋介石急于北伐，既对日军的武装行动缺乏警觉，又随时准备与日军讲和。这种妥协退让的态度，使北伐军失去应有的准备，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5月3日早上8时，日本代理总领事西田畊一、驻济南武官酒井隆等拜会蒋介石，声称日军当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但当他们离开总司令部不久，日本军队就发起了进攻。开始，国民军宣传员在张贴“打倒张宗昌”
之类标语时，日军出来干预，随之大批日军蜂拥而至，沿途遇到中国人，不①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会谈记录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102—106页。
罴艺瘢骸都媚喜野浮罚泄ù笱С霭嫔？987年版，第79—80页。
论兵民立即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人。①此后，商埠各地枪声四起，日军3000余人倾巢出动，对中国军民发动突然袭击。10点以后，日军开大炮轰击，“一时商埠房屋炸裂焚烧者，不知凡几”。下午，日军攻占邮政局、电报局，并炮击中方无线电台。日本“在乡军人会”配合日军在商埠大肆搜查、捕杀打散的中国官兵，洗劫中国商店，滥杀和平居民。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践踏国际法准则，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凌辱和集体屠杀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人。在“五·三”这一天，被日本侵略军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1000人以上。
①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新任外交部长黄郛是随蒋介石进入济南的，此时赴正金银行福田司令部交涉。黄郛到后未能见到福田，一个日本军官竟持枪胁迫他在一份所谓“中国军队枪杀日兵”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了“阅”字，才放他回蒋的总部。面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政策。他下令国民军“不准还枪”。3日深夜，中国军队全部退出商埠。蒋介石决定绕道北上，对日本侵略军继续退让。
但田中内阁不肯罢手，狂妄宣称对中国还要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日参谋总长告知福田：“决由内地尽量增兵，此际须采取断然措施。”②他们一面肆意颠倒是非，反诬中国军队抢劫和杀害了日本侨民，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制造借口；一面继续向济南增兵。4日，日本政府决定急调关东军陆军第14师团第28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00多人增兵济南；海军增派军舰赴长江华南口岸及青岛。
为寻求进一步扩大在山东军事行动的借口，福田彦助于7日下午1时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4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限12小时内答复。内容非常苛刻，如处分军官、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严禁反日宣传、胶济线两侧20华里内撤兵等。③福日意在待蒋拒绝之后立即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以向中国和世界显示日本帝国的“武威”。
当时，日本国内参谋本部、陆军省共同拟订了《对华方案》，其中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
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该《方案》还提出了具体措施，内容与福田“通牒”相似。为讨论该“方案”，参谋本部、陆军省专门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8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决定采纳《对华方案》，并增派名古屋陆军第3师团（1.5万人）及其他特种部队2万人，实施第三次出兵山东。日皇裕仁迅即裁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第三次出兵山东的借口，已经由“保护侨民”改变为对中国实行“惩罚”了。
5月8日拂晓，福田向所部下达侵占济南全境的攻击令。日军首先轰击和摧毁了新城兵工厂、无影山弹药库。接着，又野蛮炮轰内外城居民密集地区。城内火光冲天，居民被虐杀者到处皆是。9日，日军在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构筑新的炮兵阵地后，再次向内城发起全面攻击。10日夜，蒋介石下令速即放弃济南城。11日晨，济南沦陷敌手。日军疯狂屠城，进行惨无人道的①《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①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济南惨案》，1928年6月版。
②《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4辑，第123页。
③《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残杀、抢劫和奸淫。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在“济南惨案”
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达2957万元。①日本出兵山东，侵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各要地，制造“济南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按照“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推行武力侵华方针而预谋发动的一次战争行动。它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重新走上了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
炸死张作霖
早在东方会议前后，日本侵略者已在暗中磋商张作霖的去留问题。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主张“排斥张作霖论”、“领有满洲论”和“一举解决满蒙问题”。木村锐市亚洲局局长在1927年6月提出的一份《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报告中，认为张作霖的“自我消亡只是个时间问题”，明确提出要抛弃张作霖，树立新的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①而田中外相的意图则是劝告张作霖从北京返回东三省“保境安民”，与张之间“解决满蒙问题”，在日本的控制下，实现“满蒙铁路计划”，进而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
军部和关东军则主张排除张作霖，使用武力“积极干预内政”，“领有满蒙”。
济南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军队绕道继续北进，威胁到京津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败局已定。这时，日本统治集团业已着手研讨一旦蒋介石兵临北京、天津和山海关，日本对“满洲”应采取的方针以及如何对待张作霖和乘机以武力攫取东三省的问题了。
关东军首先向军部提出武力控制“满洲”的主张。1928年4月20日，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向参谋本部提议：奉军如处于不利地位，张作霖率其20余万军队退回东三省，“满洲的治安”
将受到骚扰，“威胁”到100余万“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日本政府有必要发表声明：如战乱波及“满洲”，日本将采取“自卫手段”。关东军应从南满铁路附属地出发，不失时机地开往锦州或山海关，解除进入东三省的奉军或南京政府军队的任何一方的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内阁按照其既定的“对华积极政策”，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逼张作霖实施“山本条太郎一张作霖协约”，乘机攫取东三省的路权；二是发出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五·一八备忘录》。
日本侵略者把有关建造“满蒙新五路”的“协约”视为“东方会议”后攫取中国东北权益的重大步骤，因而急于将其付诸实现。但是，奉系军阀感到这样的卖国行径会使自己不仅保不住政治上的“宝座”，而且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张作霖在同日本的接触中变得越来越谨慎，因而有意拖延，一直没有同“满铁”签署承建合同。
田中义一指示“满铁”社长山本尽快谋求签订“满蒙新五路”的全部承建合同。5月7日，江藤丰二奉命访问张作霖，提出此议。张作霖为了谋求日本支持他与北伐军作战，表示同意签署合同。交通总长常荫槐害怕承担卖国罪名，躲往天津。江藤连日催逼。13日，张作霖竟以中华民国政府“大元①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济南惨案》，第83页。
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98—100页。
帅”的名义在“满铁”事先制作好的延吉一海林、洮南一索伦两路承建合同上签了“阅”字和“准行”的字样。但张作霖在心惊胆战时，又灵机一动，命令交通部司长赵镇以“交通部代理次长”的名义在吉敦路延长线（敦化—
图们江）、长春一大赉路两项承建合同上签字。令人可笑的是，赵镇“代理次长”的任命却是14日才颁布的。江藤发现后又让赵镇将签署合同的日期改为“5月15日”①。张作霖卖国心虚，要求日方“在3个月内绝对保守秘密”。
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攫取了觊觎已久的“满蒙”4条铁路的修筑权。
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两军的作战，对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也有不利的一面。按照田中的意愿是：蒋介石在南方“遏制共产主义”，张作霖在东北“保境安民”，最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他在积极推行侵华政策的同时，向中国南北两军发出武力威胁，要求他们停战，并逼迫张作霖撤往关外。16日，田中内阁举行阁议，决定在18日向张作霖、蒋介石两政府发出“备忘录”。
18日，日本一面向蒋介石政府递交备忘录，要求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地区；一面劝张作霖迅速退至关外，否则不能保证不解除奉军之武装。备忘录声称，今动乱波及京津地区，满洲亦有受其影响之虞。维持满洲之治安，系帝国最为重视之处；如扰乱该地之治安，或者出现扰乱该地之治安的祸因时，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因此，当战乱进展至京津并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②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五·一八备忘录》。显然，这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法准则，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所谓“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实际就是绝对禁止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此外，田中训令芳泽和日本在华一切能起作用的代表同张作霖及其助手接触，命令他立即返回满洲，并警告张作霖，如果他不肯听命，一旦败退关外，日本将解除奉军的武装。①一言以蔽之，这项备忘录的实质乃是田中企图乘中国内乱之机，将“东方会议”决定的“满蒙分离政策”付诸实施。
5月17日深夜11时，芳泽来到顺承王府会晤张作霖。在通知《五·一八备忘录》的内容之后，芳泽告诫张作霖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祸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返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同时，芳泽恫吓说：如果你的军队逃回满洲，日军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对此，张作霖大怒。两人一直争论到凌晨3点，无结果而散。②进而，日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于22日前往保定，向张学良、杨宇霆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意图，重申了“在奉军溃败的情况下，日军将解除其武装”的要挟，逼迫张作霖退至关外。
这时，关东军急不可待地要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收到陆相白川义则的指示“用一切手段制止南北两军越过长城”后，立即着手准备，命令第40混成旅团集结奉天，准备派第14师团开赴锦州。5月22日，村冈决定把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迁到奉天。
5月下旬，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满蒙”问题如何处置存在很大分歧。
在关东军出兵问题上，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支持关东军，主张向锦州①［日］满铁调查部：《满蒙新五路问题和满蒙铁路交涉的突破》，《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第973—974页。
②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116页。
①《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张作霖被炸与东三省近况》。
②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出动。海相冈田启介反对轻率动武。首相田中踌躇不定。在要不要张作霖下台的问题上，陆相白川主张日本必须让张作霖下台。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也力主排除张作霖。而首相田中则是想要继续利用张作霖，以完成其“东方会议”的“满蒙铁路计划”，以及从中国肢解“满蒙”的图谋。为统一步调，田中命令森烙召集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各省主要官员磋商方案。从5月20日开始，经过6天的马拉松式讨论，议而未决。25日，森烙以议长的身分作出结论：“按既定方针进行。”这就是说，按照“东方会议”的决议行事：
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由日本负责维持东三省的“治安”，使之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策划谋杀张作霖的阴谋。原来杀死张作霖的具体行动计划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的炸车方案，一个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派遣刺客行刺的方案。村冈认为：“除了杀死巨头，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①因此，村冈决定派遣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前往北京，计划同那里的日本华北派遣军配合，在张作霖撤退前夕相机袭击，刺杀张作霖。但在竹下出发之前，这一行动为河本大作所知。河本劝竹下放弃这项没有成功把握的冒险计划，而同自己合作，专门在京侦察张作霖的行踪，为尔后的行动提供确切的情报。竹下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关东军司令官和高级参谋谋杀张作霖的两个计划，在河本大作的策划下合二为不久，河本收到了竹下的密码电报，内称张作霖真的要逃往关外回奉天了。
于是，河本又向山海关、锦州、新民府和京奉线的重要场所派出了侦察人员，以监视张作霖的通过地点，并准确地报告张作霖专车的通过时间。6月1日晚，河本单身一人到皇姑屯察看地点，选定了“南满”、京奉两路交叉点，认为这里是关东军警备队警备地带，行动方便。河本还决定万一在上述地点炸死张作霖的计划归于失败时，就实施第二个步骤，即颠覆列车脱轨，趁乱让”拔刀队”杀掉张作霖。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关东军工兵队“布下所谓‘必死之阵’：在铁路交接点里埋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外的了望台上安装好电流引爆装置，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①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河本还雇用了3名中国士兵来放哨。
5月30日，北伐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对策，决定下总退却令，返回东三省。6月1日，张作霖邀集驻北京各国使节在居仁堂举行告别仪式。2日，发表“出关通电”。3日深夜，张作霖含泪乘专车悄悄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作霖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轰隆一声巨响，专车被炸翻起火，黑烟高达200米。张作霖身受重伤，4小时后死去。这就是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和执行的。1927年6月，他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行参加了“东方会议”，深知田中义一有决心以武力实行“满蒙分离政策”。但他对首相坚持依靠奉系军阀首脑极为不满，因而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制定了炸死张作霖的计划，以制造东三省的动乱，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占领东①［日］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译文见《近代史资料》总47号，第118页。
①张新才：《为什么旧事重提》，《人民日报》，1958年11月5日，第4版。
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推进所谓的“满蒙自治”。”
皇姑屯事件”实际上是3年后“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在张作霖的专列快要驶到爆破点时，日军向3名中国士兵发起突然袭击，杀死2人，另1人却侥幸逃脱。因此，尽管关东军编造说暗杀为北伐军便衣队所为，但当时的吉林省省长刘哲在为铁道事宜同森冈正平领事交涉时，悄悄地透话给森冈：侥幸逃命的那个士兵跑到了张学良处，张学良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张学良不过是为了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才将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强忍在胸口而已。①
张学良在稳住了局势之后，于7月5日发布和平通电，开始南北妥协。
进而不顾日本方面再三阻挠，1928年12月29日，中国东北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并入国民政府辖下。这是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日本方面估计的最坏结果。东北易帜表明，企图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的阴谋遭到了灭顶之灾，同时也宣告田中“积极外交”的彻底失败。
当年年底，根据西园寺公望的劝告，田中义一向天皇内奏：“日本军人犯罪的疑问很浓，不能放置不管，所以打算调查事件真相。如果结果表明确系日本军人所为，就向国内外公布真相，严厉处分以正军纪。”但是，田中的内奏遭到军部、一部分阁僚和政友会部分干部的强烈反对，民政党对事件责任的追究也遭到这些人的阻挠。于是，田中便想将调查压下去不了了之。
这引起了裕仁的愤怒，迫使田中辞职。3个月后，田中在忧郁中去世。而河本大作却在满铁干领俸给，打发着悠闲的日子。1945年，他在山西被中国共产党逮捕，死在战犯管理所。他的儿子河本敏夫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家、议员、自民党一个派系的首领，也曾是日本首相的有力角逐者。
第二次币原外交
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最终导致田中内阁倒台，滨口雄幸的民政党内阁再一度登场。尽管滨口内阁还力图使外交政策再度回复到协调路线上去，币原再一次出任外相，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反对协调路线的社会呼声不仅再度高涨，而且右翼分子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币原力图使因田中出兵济南和炸死张作霖而完全停顿下来的日中外交复活，便想通过最后缔结关税条约来带动对华外交。他派出自己的亲信佐分利贞男担任驻华大使，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佐分利于1929年10月赴南京，同蒋介石和王正廷进行了会谈。据说会谈气氛轻松，但讨论的问题却十分微妙。
佐分利在11月20日回国，同外务省首脑就对华政策进行了密谈。按计划佐分利应当马上再去南京，但他29日在箱根富士屋旅馆宿泊时却突然死了。当时的现场是，佐分利仰卧在床上，右手拿着一支八连发的手枪，似乎是当枪口对着太阳穴时扣动了扳机，头上蒙着被。
由于佐分利死前一直在兴奋地从事工作，故不能找到自杀的有力理由，却又不能断定为他杀，因此就酿成了“佐分利怪死事件”。警视厅以自杀说匆匆结束了取证，但是，币原和佐分利的哥哥秋山广太却对此深表怀疑。
有人猜测是否因为同中国方面的谈判太困难、自感不能胜任而被迫自①［日］鹤见俊辅：《日本的百年》，筑摩书房1978年版，第313页。
杀，但币原否认了这种猜想。秋山广太在回忆录《窗下漫笔》中写道：
我知道自关税会议之前起他就被政友会的人所侧目，大阪实业界也有一部分人说他软弱反对他。而积极政策的主张者，想一举夺取四百余州的梦想家，职业性习惯总想闹事的支那浪人，从自己的利益打算或一部分忌恨支那人抬头的在华居留人，当然都反对他。他寻求机会推心置腹地同他们恳谈，去箱根的当天晚上还经朋友介绍同某个团体会谈，似乎正为会谈的结果而高兴。尽管他本人对中国问题也不抱什么乐观态度，但我知道他是抱着充足的希望的。
此外，秋山还否认了弟弟是为怀念死去的妻子而自杀的说法。佐分利的妻子文子死了之后，他经常将鲜花供在亡妻的遗像前，出门时也总要带着文子的照片。但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佐分利就没有时间顾及儿女情长了。秋山怀疑自杀说的第一根据是手枪。佐分利时常携带防身用的是支小型连发枪，而他死时手里拿的是一支大型连发手枪，秋山不知道他是怎样得到这支手枪的。秋山的第二个根据是，佐分利是身穿旅馆的浴衣并将红色的带子系紧后入寝的。如果是决心自杀，那么这套装束似乎有些过于草率。
由于佐分利赴任而趋于好转的日中关系，因佐分利的“怪死”而更趋紧张。中国方面认为是日本政府不承认佐分利的工作而致其自杀的。佐分利死后，币原拟委派小幡酉吉为后任公使，并向中国征询意见。在委派大使前向中国征询意见这是没有前例的，尤其是当中国政府听说小幡就是日本逼迫中国签订“21条”时的参事官、对华强硬派后表示拒绝，此事就被右翼和政友会当成攻击币原外交的武器。后来，币原起用重光葵为代理公使，并于1930年5月同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但这已经不可能带动中日关系全面好转了。
既然要接受华盛顿会议规定的国际契约的规制，不能采取军事行动夺取新的殖民地权益，那么，尽量援引既成条约守卫既得利益，并通过耍弄外交手腕谋取实际利益，就成了币原外交的中心。如币原所言：“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对他国来说，仅仅意味着增加贸易额，而对于日本来说，却生死攸关必不可少。”①就当时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的差异来说，日本凭借自身先于中国近代化所获得的一切优势，通过谈判和契约，对中国的原料予以加工，对中国市场予以开发，对中国的劳动力通过贸易手段进行剥削，以收取经济上的实惠，并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如关税谈判所表现的那样，日本也可能同中国签署取消不平等法权的条约。
应当承认，当币原外交一度施展之时，日本也曾暂时从1894年以来几乎每隔5年就要打一次海外战争的扩张轨道上脱离，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内部调整和自我遏制。
1894年，日本对华输出总额为2.97亿日元，1925年达到3.83亿日元。
同期，英国对华输出则由4.36亿海关两，下降到3.3亿海关两。日本在中国各港口出入船舶总吨数由1924年的3470万吨，上升到1926年的3890万吨，而英国则从5570万吨下降到4760万吨。②日本不仅扩大了对华输出，而且还在竞争中排挤了英国的势力。
①［日］马场明：《日本外文史》，《满洲事变》，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11～12页。第11—12页。
②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对华投资》，原书房1987年版，第217页。
政治上的收获亦很可观。由于币原外交的工作，改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日本的看法。1925年6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时，国民大会主持者袁良对日本驻华大使芳泽表示：“反帝运动的对象正逐渐集中指向英国一国。”上海日本商业会议副会长戴天仇也表示：“今后的抵制运动，拟将日本从英国分离出来对待。”①但是，币原的协调外交最终是不能同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相协调的。1927年4月，币原外交为田中外交替代，正好说明了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社会右翼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更有甚者，被日本视作生命线的“满蒙”
地区同中国内地的政治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有作为的领袖都不会容许疆土分裂；任何一个时代的民众都将收复失地作为当政者最大的功绩。币原外交能同北京关税会议协调，也能同全面回收和恢复在被侵略战争中失却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民众运动相协调吗？因此，任何认为如果币原外交能一直推行下去则日中之间就不会爆发战争的想法，不是低估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冒险时的疯狂，便是以当时中国当政者也许会承认“满蒙独立”为前提的。
那么，夹在两次币原外交之间的田中“积极外交”又将怎样予以评价呢？
如果将出兵山东作为有限度的、局部性的军事示威来看，它在当时就已不可能产生想象中的作用了。当北伐军绕道北上、只管完成自己的军事计划时，在济南发威的日本军队惟有对天咆哮而已。实际上，将田中外交葬送掉的并非是“皇姑屯事件”，而是军部认定这种外交同币原外交的软弱一样也是“无能”的。据此判断，关东军和军部就认为，不理睬政府而独断地推行自己的计划，已经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了。
①［日］马场绅也：《通住满洲事变的道路》，中央公论社1972年版，第166页。
第22章 祸起东北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中国东北，由来已久。1921年5月13日原敬内阁制定的《满蒙政策》中就露骨地写道：“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须的地位和利权。”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其既定的“大陆政策”和“东方会议”上所确定的对外策略，为强占中国东北、摆脱日本国内陷入经济危机的困境，又开始制造侵略舆论，为扩大侵华活动进行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界政界头面人物、右翼政党、民间法西斯团体以及侨居中国东北的军国主义分子，一齐出动，相互串通，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疯狂地进行煽动。其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如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恪在1931年9月6日发表的《紧迫之满蒙对策》中言称：“日本消耗了20亿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的故乡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言外之意是，日本用鲜血取得了中国东北并开发了这块土地。因而，他在同年9月9日于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公开声称：“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洲人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18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这种公然否定中国领土主权的煽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目的在于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制造“合法”的根据。
二、宣称“满蒙”同日本的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如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春发表的《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中说：“今日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同样，当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在制造这种侵华舆论方面也十分活跃。1931年3月，他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题为《从军事上所见之满蒙》的讲演中声称，“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
而当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在同年5月29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更是公开宣称：“惟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此乃无需赘述者。”“对满蒙问题做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的第一步。”此外，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于同年8月4日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称：“满蒙地区在国防上，政治上，并将在经济上同帝国的生存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三、鼓吹统治万国是日本的“使命”。在这方面，日本民间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可以说是一代典型。他到处游说，发表演讲，不仅与上述军人法西斯所主张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沆瀣一气，而且狂妄地宣称“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使命”，日本不仅要吞并中国，还应占领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大东亚共荣圈”。
“山雨欲来风满楼”，舆论是行动的前兆。这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说明日本进入30年代以来进一步扩大侵华势在必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还制造所谓的“赤色恐怖”。1931年7月，日本各报刊登了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在内阁上的讲话，他说：“苏联五年计划的完成给日本造成了严重威胁..有鉴于此，满蒙问题务须迅速而切实地加以解决。”从此，日本掀起了所谓“保卫满洲，免遭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广泛宣传。企图利用所谓防范“赤色恐怖”的口号来掩盖自身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阴谋，并期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侵华行径采取容忍和赞许的立场。
旅行侦察
在各种侵略舆论纷纷鼓噪的同时，日本关东军为侵占中国东北而开始了军事侦察活动，从1929年7月开始到1931年7月前后的3年里，先后组织了3次所谓“参谋旅行”，即以组织参谋军官旅行为名，到中国东北各个军事要地进行军事侦察，了解预定作战区域的地形，制定武力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统领，随员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7月4日，他们到达长春后，由素称对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有深刻研究并写有军事专着和具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讲述了“对现代战争的观察”，并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委托佐久间亮三大尉对此进行具体研究。石原自称此次长春之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7月5日，他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列车上，又提出了作为旅行途中研究课题的《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其主要内容是：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即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掌握在日本手中。石原在满洲里还就《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作了补充说明，使之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他说：“在满蒙的日本人应从事企业经营和脑力劳动，朝鲜人应从事水稻的种植，中国人应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动。”对占领东北之后实行统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尽设想。与此同时，石原等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等地还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及渡江作战的研究。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两人统领。这次旅行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在“沈阳城攻击要领”及“弓长岭夜袭”的研究已有成案后，石原等人还就从新民屯渡河、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具体研究。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于1930年5月还专程到东北对关东军进行视察，并参与指挥了关东军在长春举行的军事演习。
1930年9月，佐久间大尉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写成了《关于满蒙占领地之统治草案》。对未来日军占领东北地区之后的行政统治事宜，如统治机关的设置、治安的维持、立法与司法的实施以及财政、交通、产业、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它把对“满蒙”占领的统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作战初期，将部分地区置干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一年至两年，计划占领整个东北。并拟将东北三省当时的总收入（1.2亿或1.3亿元）的40％或50％作为关东军军费开支，不足部分由“帝国军费填补”；第三个时期，预计东北三省将收入2亿元，计划将其中的1.6—1.7亿元充作统治费用，产业以农业为主，工业在不威胁日本国内工业的范围内，发展依靠当地原料的工业。总之，贯彻“以战养战”的原则，准备长期占领“满蒙”。
第三次是在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继续由板垣、石原两人统领。研究课题是《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随员有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中佐一名、关东军大尉参谋二名和大尉部副一名、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少佐参谋一名及日本驻满洲里特务机关长一名。7月11日，板垣等人由旅顺出发，经郑家屯、洮南、昂昂溪、伊力克得、海拉尔到满洲里，归途经哈尔滨，于20日返回旅顺。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的全部地形。
这三次所谓“参谋旅行”为日军公开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做好了军事侦察方面的准备。关东军在加紧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之同时，于1931年6—7月间，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以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这里既不属于“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完全为中国政府所辖之地。
1931年4月1日，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借长春县三区境内（位于万宝山与伊通河之间）荒地500垧（1垧＝7亩），为期10年。契约上写明：“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但是，郝永德未得到县政府正式核准，就擅自将500垧荒地使用权转租给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而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李升薰等人。
签约之后，李升薰等朝鲜农民为引水灌田，招来180余名朝鲜农民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挖壕建坝。这样一来，万宝山和伊通河下游地区的几万亩熟田，随时有可能遭到河水淹没。于是，中国农民向长春县政府申诉。6月7日，长春县政府派员前往现场劝阻朝鲜农民停工。但在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派出的日本警察保卫下，朝鲜农民日夜挖渠，加紧筑坝。日本便衣警察还混入其中进行挑衅，并增派大批日本警察携带机枪，企图以武力开渠通水。7月1日，中国贫苦农民眼看渠坝即将完工，担心自己的大批田地即将淹没，自动集合起来前去填渠。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打伤中国农民1人，捕去10人。以后在日本警察武力保卫下，朝鲜农民于同月11日将坝修成通水。
在这场冲突中，中国农民受伤、被捕，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无一伤亡。
但日方却进行欺骗宣传，煽动反华情绪，以致朝鲜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复仇暴行。7月3—8日，在朝鲜仁川、新义州、元山、汉城、浦南津等地先后爆发了袭击华侨、掠夺华侨财产、毁坏华侨房屋等一系列暴行。仅仅一个星期内，就有无辜华侨109人被杀，160余人受伤。日本政府还趁机扩大事态。7月7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此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同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开始谈判。
但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也为之中断。然而，这一事件却成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
“中村大尉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为武装侵略东北制造借口而挑起的又一事件。1931年6月，日军参谋本部派出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中村率退伍骑兵军曹井杉延太郎，扮成中国人，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在归途中，于中国军事禁区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察尔森附近的四方台，被驻防当地之东北屯垦军第3团逮捕。
中村所测绘的地图中，记载着交通、气象、土壤、水源及兴安岭中国驻军等情况，并携带三八式步枪、南部式手枪各1支及日记、测绘工具等。在审讯中，中村承认是以农业技师身分作掩护，实则是侦察中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铁路建筑情况。
中村的间谍行为危害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当时，第3团团长关玉衡考虑到如果将该间谍上交，日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所以，在审讯弄清中村的罪行后，下令将中村等人就地处死。按照国防公法，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处死外国间谍。可是，正在寻找侵略借口并准备武力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这一事件，于8月1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种种强硬要求，同时动员右翼组织，尽量扩大渲染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8月24日，日本陆军省就中村事件的处理作出决定：如果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或者不能满足日方的要求时，则有必要对中国东北的洮南、索伦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等等。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煽动下，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炽热的程度。9月7日，日军驻京都第16师团派飞机到日本的福井、金泽、富士、松本等地的上空，散发了10万张传单。传单题为：“醒来吧，国防！”其内容除了主张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外，还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特殊权益的地图。
阴谋策划
在大造侵华舆论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具体进行政治、军事的阴谋策划。1928年8月9日，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要点》。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纲领，其中强调“满蒙”同日本的特殊关系，准备寻找机会，制造借口，随时对中国东北实行武力占领。
1930年，日本陆军大臣则指令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制定了《1931年度形势判断》。计划用三个步骤，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
1931年4月1日，即日本若槻内阁成立之日，中国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向他表示了中国政府关于对以往不平等条约的新政策，即准备分五个阶段逐步予以废除或改定：第一阶段，收回海关关税自主权；第二阶段，废除治外法权；第三阶段，收回租界；第四阶段，收回租借地；第五阶段，收回铁路、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行权。王正廷还明确告诉日方：中国政府决意收回的租借地包括日本租借的旅大地区，收回的铁路权包括旅顺至长春的南满铁路。
为此，重光葵立即回国，向外务省做详尽报告。而日本外务省则很快地将这一最新动态通报给陆军省、海军省和关东军。
关东军接到外务省通报后，立即加紧制定对东北实施军事占领的计划。
并于同年6月初向日本军部提出《变满蒙为日本领土》的意见。6月11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指令转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建川美次，主持召开了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大佐、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大佐、欧美课长渡久雄大佐、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参加的秘密会议，进行关于“满蒙问题”的全方位研究。
经过8天反复研究，建川等人于6月19日制定出在一年内占领东北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其中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军事行动。
在此以前，经板垣、石原等人的策划，关东军司令部也制订了所谓《处理满蒙问题方案》，确立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施办法。这时，板垣和石原等人业已相互勾结，形成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秘密班底。
其主要成员还有沈阳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张学良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辅助官今田新太郎大尉、沈阳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精通爆破技术的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河本末守中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驻虎石台的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驻旅顺的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等人。这个秘密班底多次开会密谋，并做了具体分工，例如组成爆炸柳条湖铁路的秘密班子和进攻北大营及沈阳城的秘密班子。他们吸取“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预定在发动事变的同时，争取邻近驻朝日军越境增援。而此项活动则由驻朝日军高级参谋神田正种中佐具体负责。
为发动事变、随时了解军部中央的动向，板垣等人还在军部组织了秘密班子，其主要成员有日军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陆军省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等军部重要人物。特别是被称为“第二秘密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除班长桥本欣五郎外，小原重孝大尉、田中弥大尉，天野勇中尉等也是这个秘密班子的成员。
关东军的秘密班子同军部中央的秘密班子相互串通、来往频繁、互通信息，形成了一股强硬的侵华势力。1931年4月中旬，日本军部调仙台驻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到中国东北，代替日军第16师团。该师团的士兵大都是在日本寒冷地区生长的，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与此同时，日军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也进行了一系列重新部署。将原来较分散的各部队相对集中于各军事要地、重要车站，加强对铁路沿线的戒备，并配发重武器。驻朝日军第19、20师团也同时开始在中朝边界河图们江沿岸集中，举行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水陆联合军事演习，并侵占了中国在龙多岛和图们江的领水。8月下旬，日军多次在图们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水中施放水雷的演习，并越界过江在中国境内埋设地雷，步兵也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进行散兵演习。
1931年8月1日，日本军部为了适应“满蒙问题”的需要，做出一项重要人事调整，任命日军第10师团长、通晓中国事务、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对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极为熟悉。同时还任命原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达18年之久，是一名真正的“中国通”，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日本军部此时将这两位精通中国事务的高级军官调住中国东北，很显然是为侵华战争作准备。
本庄上任后，以对守备地进行巡视为名，从9月7—18日下午，由石原等人陪同，对关东军各部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视察检阅。所到地区有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的沈阳是其视察的重点。
在此期间，本庄还多次观看了各地日军的军事演习。如9月14日驻长春日军越出铁路附属地的演习，15日驻沈阳日军第29联队（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16日步兵第29联队的装甲汽车队、山炮队联合演习等。由此可见，所谓“本庄视察”实际上是对“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实力的考察，也是制造柳条湖事变前的一次战前动员。
此外，关东军在制定进攻沈阳计划时，考虑到沈阳城墙较坚固，需用重炮才可奏效。1931年7月，经日本军部批准，由日本东京兵工厂运来了两门24厘米重炮。据关东军参谋中野良次记述，日军在运炮及安装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以掩人耳目。从神户港到大连用客船装运，到大连码头后，直接卸到地下室。卸炮日军士兵一律穿上中国便衣扮作搬运工人，把炮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到达沈阳后，直接卸到日本独立守备队的管区内。安装重炮是在深夜12点到凌晨3点之间，把炮口对准了北大营和飞机场，并预先就“攻击目标”的位置在炮身上做了记号，在实际射击时只要把记号和标尺配合起来，炮弹就可以完全命中目标。经过一番周密配置，9月10日重炮的安装工程竣工。关东军还从国内运来军用飞机30余架、各种野炮20余门及其他大批军火，以便战争之用。
为了把军事准备变成行动，9月4—5日，日军在沈阳兵工厂附近举行大规模包围或攻击演习。9月8日，日军越境在沈阳中国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地进行野外实战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还不断进行城市边沿战、夜战、拂晓战等一系列军事演习。9月14—17日，日军在北大营附近连续进行实战演习，多次贴近北大营围墙。17日，竟有2名日本警察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与此同时，中国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即由日本退伍军人、预备役军人、后备役军人和受过短期训练的人员所组成的右翼法西斯军人）组织也于9月8日接到密令，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关东军于9月10日前后多次召集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竭力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支进行军事训练。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者在疯狂准备战争，当时的中国东北已是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九·一八事变”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参谋石原芜尔就策划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板垣等人又制定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1931年6月底，又进一步制定了在柳条湖地段炸毁铁轨的详细计划。时间预定是9月28日，并计划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沈阳是当时东北四省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东省特别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东北军司令部所在地。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选择了距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为爆破地点，并规定了第一期军事占领的范围：“以满铁线的长春及其以西250公里的四洮路的桃南，长春以东100公里的吉林，以及吉林以东150公里的敦化为界限，大体相当于整个东北地区的1/3的南满地区。”关东军在选择发动“事变”时机之时，充分考虑了当时中日间所谓“满洲问题”交涉的形势。
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关东军就曾企图以此为契机，发动事变。1931年8月上旬，关东军曾密令在四平街组成的装甲列车、步、炮兵联合部队作出动准备。军事形势在当时紧张到了顶点。石原芜尔还于8月13日写信给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提出强硬请愿，主张关东军效法德国占领中国山东，以“中村事件”为口实，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9月中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的计划在日本国内透露出来，日本政府、军部不同意近期发动“事变”，主张下一年度时机成熟时再发动。
但关东军在得知日本军部这一最新态度之后，即决定把原定日期提前10天。
9月18日，关东军一手制造了“柳条湖事变”，亦称“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沈阳的天气异常晴朗，白天平静无事。夜间10点20分，日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距离北大营约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东侧南满铁路上点燃了炸药，炸毁了一段铁轨。此后，日本侵略者使用贼喊捉贼的惯技，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和袭击了日本守备队，发动了侵华战争。
关于“柳条湖事变”的真实情况，参与策划这个事件的花谷正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
18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流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①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包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有炸死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做到，使在满铁线路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高速行驶的火车暂时地倾斜一下后，还可以通过。根据调查所得的这个安全长度，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在炸毁路轨之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木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呆在铁路爆破地点以北约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监督爆破作业，而且他本人是一个精通剑术的人，发起冲锋时，他亲自挥舞着日本军刀，杀进了北大营。
当时，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名义，接连发布4道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
（1）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2）令步兵第29联队进攻奉天（沈阳）；
（3）令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指挥；（4）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增援之。
9月19日凌晨1点30分至2点之间，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了由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的3项电令，除了命令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外，主要是命令有关部队迅速集中沈阳，支援进攻沈阳的日军，同时还请求驻朝日军越境增援。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于板垣、石原等人扩大侵华的主动行为表示赞①应为柳条湖。
①易显石等编着：《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133—135页。
许，对板垣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宫发布的4项命令予以追认，并把这些命令和以自己名义发布的8项电令一起电告日本军部。
随着从沈阳南站向北大营和飞机场发射的24厘米重炮的炮声，日军开始了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进攻。9月18日夜11点30分，日军守备队第2大队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接着又于19日晨5点30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进攻沈阳城的日军第29联队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商埠地南市场，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场，第三路攻入大小西边门。先将警察署包围，接着又包围宪兵总司令部、电话局、有线电局、无线电台，然后包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及东三省官银号、中国和交通两银行。被日军包围的中国军队警察宪兵均被缴械，未被包围者四处逃避。其他各种军政机关、学校、工厂也被陆续侵占。到9月19日晨6点30分，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由于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在日军大举进攻之下，均主动放弃兵营撤退，致使日军的侵略气焰更为嚣张。
日军在占领沈阳后，掠夺了中国大量军用物资，其中有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坦克％辆、各种枪支12万余枝等，中国损失极为惨重。
9月19日上午，沈阳城内外贴满了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颠倒黑白，反诬事变是由于中国军队制造爆炸，破坏了日本南满铁路正常运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等等。
9月19日凌晨，日本军部接到事变通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满蒙”局势的最新发展及处理方针。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中将、参谋本部次长二宫中将、总务部长梅津中将、作战部代理部长今村大佐、情报部长桥本少将。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时宜的”，并决定向中国东北增兵。会议责令陆军省军事课开始着手准备增派驻朝日军一部及国内日军第10师团支援关东军的紧急调遣计划，以便借此次“事变”一举解决“满洲”问题。
9月21日下午，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在尚未接到正式命令之前，即独断下令所辖步兵第39混成旅团连夜乘火车越过中朝边境鸭绿江，向中国东北进发，参加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9月22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对驻朝日军之行动采取了“追认”的态度，并决定增拨临时军费。同日下午，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将此事联合上奏天皇，并获得天皇的批准。这样，关东军和驻朝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得到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军部的全力支持。此后，日本关东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东北各地扩大侵略。战争的硝烟弥漫东北大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浩劫。
占领东北三省
1931年9月24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
这个声明是按照日本军部的基调写成的，表明日本政府和军部基本协调起来。声明表面宣称所谓“不扩大”方针，而且还保证“日本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但这不过是欺骗国内外舆论的谎言。与此同时，声明还公然声称日本军队“认为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铲除危险的根源”，从而为关东军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所谓的依据。在短短的8个多月里，日本侵略军不仅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及热河省，而且还把战火烧到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北平、天津二市。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首先是想要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和安奉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以图牢固控制南满。这是日军第一期作战计划，而且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的：第一步：制造“柳条湖事变”；第二步：攻占沈阳城；第三步：在攻占沈阳城之同时，占领安东（今丹东市）、凤凰城、营口。（19日上午5点30分，日军侵占安东；上午8点30分，侵占营口；10点，侵占凤凰城。）随后又有第四步：占领长春。长春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又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交接点，也是吉林省和东省特别区的临界线，占领了长春，就可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西图洮南，进攻齐齐哈尔市。所以，攻占沈阳的同时攻占长春，是关东军阴谋策划的既定方针。
9月19日深夜12点15分，驻长春日军司令官长谷部少将得知日军攻占沈阳城的消息后，当即以“日本南满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数段，辽宁方面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旁边自应采取一致行动，以谋自卫”①为借口，决定对长春进行总攻击，同时对南岭和宽城子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在中国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不到一日，长春也沦入日军的铁蹄之下。
日军在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之后，于19日将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主力转移到作战前线。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沈阳，第2师团集结长春，为下一步侵占吉林、哈尔滨作准备。
占领长春之后，日军按照其“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战略方针和不失时机、主动进攻、“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进攻思想，决定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为第二期作战的主要目标。因为占领了吉林、哈尔滨，既可以巩固对“南满”的军事占领，又可以夺取整个“北满”。
9月21日上午9点30分，日军乘装甲列车开始进犯吉林市。由于吉林省边防署司令、省代理主席熙洽的叛变，中国驻军于21日全部后撤。熙洽又派出密使与日军接洽，达成无条件投降并迎接日军进城的卖国协议。9月21日下午6点30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了吉林市。
与此同时，日军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中佐等人于9月21日密谋策划制造了爆炸事件。当日夜晚，哈尔滨日日新闻社、朝鲜银行、日本总领事馆、日本特务机关同时被炸。哈尔滨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先后4次急电请求关东军派兵保护日本侨民。关东军一面报告日本军部，一面将占领吉林的第2师团主力调往长春集结，待命攻占哈尔滨。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及军部担心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严令关东军暂缓进攻哈尔滨，等待时机。
9月23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规定了几条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条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第二条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第三条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暂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进行交涉，等待时机全面占领。这个军事占领线的提出，再一次证明日本军部同关东军在扩大军事占领上都是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为目标的。
日军暂时停止进攻哈尔滨之后，改由洮（安）昂（昂昂溪）路北进，进①辽宁省档案馆藏：《日本无端出兵强占辽吉交涉情况》，案卷号63号。
攻黑龙江省。这是日军的第三期作战计划。为此，日军制定了《关于征服北满的方略》。企图以所谓“和平的手段”处理解决“北满”问题。利用投降日本的桃南镇守使张海鹏叛军进犯黑龙江省，是日军图取黑龙江省的第一步。
10月1日，张海鹏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政权，并于10月4日、13日两次在日军的空中支持下，进犯黑龙江省。在黑省军队的阻击下，叛军的进攻均宣告失败。日军在企图利用叛军占领黑龙江省的阴谋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为制造出兵借口，以中国黑省军队破坏嫩江铁路侨、损害了日本南满铁路权益为理由，开始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11月3—6日，中国驻军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在飞机、大炮、装甲列车的掩护下，多次向中国驻军阵地发动进攻，都被击退。但中国驻军因伤亡过重，于6日夜后撤，日军也担心引起同苏联的纠纷和国际舆论的反对，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嫩江桥战斗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遭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抵抗，是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基于民族义愤而进行的一次自卫反击行动。全中国各地都进行了有力的声援，贺电、慰问信雪片似的飞向黑龙江，使黑省中国驻军更加斗志昂扬。但后撤以后，日军于19日上午9点进入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至此，黑龙江省大部地区也沦入敌手。
日军在占领黑龙江省大部及齐齐哈尔后，已无后顾之忧，开始调转矛头进攻锦州，袭取辽西地区。这是日军第四期作战目标。锦州是辽西重镇，地位极为重要。占领锦州不仅是完成对辽宁的全部占领，也是今后继续西侵热河、平津的最重要的基地。沈阳沦陷后，张学良于9月23日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锦州一时成了中国东北政权的临时中心。同时，大批后撤军队也陆续来到锦州集结。
日军第一次侵略锦州的行动，是10月8日对锦州实施轰炸。轰炸目标是中国兵营、省府长官公署、火车站等。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尧尔另搭一架运输机同时观察轰炸锦州的情况。日军第二次侵略锦州是指使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的伪军土匪部队进犯锦州。10月20日，伪军土匪开始向台安、辽中、海城、盘山等地骚扰，并进犯锦州，但都被中国边防军予以击溃。随后，日军又制造了张学成伪军的叛乱，也被中国边防军所消灭。日军第三次行动是利用“天津事件”出兵锦州。11月份，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挟持清朝废帝溥仪出逃，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即以驻天津日军陷入中国军队包围、需紧急救援为名，决定出兵锦州。11月27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混成第4、第39旅团开始向锦州进攻。但在白旗堡饶阳河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阻击。这时，日本政府及军部顾虑此举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于当日由军部两次急电令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这样，第三次侵略锦州的行动中途停止。第四次侵犯锦州是在1931年12月内开始的。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司令官，表达了军部关于侵占锦州的战略意图。12月13日，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拟订丁“锦州攻击方略”，制定了从北向南直指锦州的作战方案。这时，日本国内由于财政困难、通货膨胀、法西斯势力猖獗，若槻内阁被迫于12月11日宣布总辞职。12月13日，成立了犬养内阁。法西斯军人“皇道派”头目、对华强硬派荒木贞夫出任新内阁的陆军大臣，以竭力主张侵华而闻名的政友会头目森烙出任内阁书记长官。这样，日本军部中央和法西斯右翼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从而使日本军部首脑层在思想上同关东军完全一脉相承。其结果是犬养内阁与日本军部、关东军关于武力解决“满蒙”的态度完全达到一致，因而使关东军这伙法西斯军人更加无所顾虑地肆意扩大侵华战争。12月15日，日军参谋本部给关东军下达了关于侵占锦州和所谓“讨伐匪贼合时宜”的内部训令。训令中声称日军进攻锦州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应以“讨伐匪贼”、“扫荡根据地”为名，实施对锦州的全面进攻。12月18日，军部命令向东北增派日军混成第8旅团及战车、炮兵部队。至12月26日，关东军准备进攻锦州的军事作战方案在石原莞尔的策划下全部就绪，并发出了相应的攻击命令。12月28日，日军开始进攻锦州周围的北宁、大通、营沟等地。这次进攻锦州，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以前所未有的大会战姿态进行准备的。1932年1月3日，日军发起对锦州的总攻击。投入兵力3个师团，从三面包围锦州。由于中国驻军事先按照“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部退入关内”的秘令，在1月3日前全部撤出锦州，锦州抗敌政权自行取消。1月3日下午6点，日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锦州。关东军侵占锦州后，迅速地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
1932年1月上旬，日军在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回过头来，继续“征服北满”，夺取哈尔滨，消灭宾县的中国辽宁省政府和海沦的黑龙江省政府，这是日军的第五期作战计划。
当时设在宾县的吉林省政府，是按照张学良的指示于1931年11月中旬建立的，以与熙洽为首的吉林省傀儡政权相对立，由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任省政府主席。宾县吉林省政府建立不到一个月，全省41个县已恢复28个。
设在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是中国军队撤出齐齐哈尔后于1931年11月19日建立的。由黑龙江省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任省政府代理主席兼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这两个政权均奉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日军侵略哈尔滨的第一步，是指使汉好伪军“北伐”，但立刻被中国抗日军队予以坚决击溃。于是，日军决定直接出兵攻占哈尔滨。在1932年1月27日，关东军借口在哈尔滨有4个日侨被中国抗日军队了超部所杀，下令进攻哈尔滨。同时令飞行队对哈尔滨进行空中侦察，并照会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代表：要求对关东军进攻哈尔滨提供军事运输方便。由于日军重兵压境，中国抗日军队几经抵抗，被迫于2月5日撤退，哈尔滨也被日军占领。
哈尔滨失陷后，宾县吉林省政府和海伦黑龙江省政府亦随之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