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经济新报》是一份经济杂志，在町田忠志任社长兼编辑的领导下，于1895年11月15日创刊。1897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天野为之继任主编后，为了促进甲午战争后产业资本的发展而大力主张市场经济论。后来，植松考昭、三浦铁太郎、石桥湛山继往主编。在整个大正时代，该报主张实施普选法，鼓吹个人主义，确保言论自由，一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
日俄战争前后，该报的主要立场是“在内实行立宪主义，在外实行帝国主义”。即主张国内实行英国式的两大政党并立的立宪政治，对外赞同日本参加出兵镇压义和团、占领朝鲜、实施“大陆政策”。但以植松考昭、三浦铁大郎为首的第三代主编上任后，开始全面展开对元老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批判。而且，在论述宪政的同时提倡普选。植松认为宪政的理想在于政党政治，他否认藩阀官僚和政党的两大势力对立是政界的基本矛盾。他尖锐地指出，二者都是作为宪政之敌的元老政治的支柱；他认为，元老政治是从专制政治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现象，立宪政治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他看来，桂园体制及此后三届内阁仍然是屈服元老政治的资本家阶级的专制统治，而并非理想中的“平民政治”。因此，他把打破元老政治进而实现“平民政治”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在《新报》上勇敢地主张立即采用普选制度。这种普选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普选是国民的正当权利；普选是打破元老政治的强有力的手段；普选会带来工人阶级的政治介入；普选的实现依靠民众的奋起；彻底取消纳税资格制度。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普选理论。
《新报》的姊妹刊物《东洋时论》，以社会思想评论为中心，也举起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大旗。植松、三浦、石桥等都参加了该刊的创刊。该刊主张市民自由和立宪政治密不可分，因而鼓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世界与宪政的确立是相互促进的。但从根本上讲，个人解放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因此，植松在该刊上撰文认为：和宪政发展同样，个人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时论》批判了阻碍国民个人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切旧道德——忠君爱国主义和维护天皇制支柱的家族主义道德。石桥则发表了《代议政治原理》一文，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最高统治权’在于人民，只有代议政治才是国家主权得以发挥的最佳方式。”石桥的国民主权论思想具有鲜明的向专制政治宣战的战斗性。
同一时期《白哗》派的出现，打破了日本文坛的沉闷局面。《白桦》派是由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柳宗悦、有岛武郎等学习院出身的华族子弟因于1910年创刊《白桦》杂志而得名。在直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停刊止13年间，他们在宣传和介绍欧美文学和美术作品的过程中，表达了以追求人类和生命意义为宗旨的理念。这些明治时代的社会上层子弟，不但不以父辈的荣光为自豪，反以一种自我创业的精神来发泄对父辈们的反抗和轻视。他们尊敬内村鉴三、德富芦花等人的“良心”，信奉凭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理想的个人奋斗主义精神。在他们对“世界”和生命意义的理解中，旧的忠节观念不仅荒谬可笑，而且对社会的进步有害。《白桦》拥有广泛的读者层，在大正民主时代，它通过宣传尊重个人主义来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影响是巨大的。
除了上述《新报》、《白桦》派思潮外，《大阪朝日新闻》、《中央公论》等刊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大正时代是反对思想封闭寻找精神解放的时代，因此必然形成各种思潮的全面开花。在思想认识上，敏锐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一下子便找到了问题的要害。曾围绕着对天皇的重新认识，在大学的教授之间展开了有关“天皇机关说”和“天皇主权说”的论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浓部达吉和上杉慎吉。
从本质上来讲，美浓部达吉提倡的、广大民本主义者所赞同的夭皇机关说，为修正明治国家体制提出了法律意义的根据。这种理论认为统治权力的主体不是天皇，而是国家。天皇则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分，用美浓部达吉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机关”。在美浓部超过100本的着作中，填密的论述，广博的引证，都是为了证实他在明治未年就提出的这一学说。美浓部认为，帝国宪法的精神是要确立君主主权主义，尽管可以标榜君权主义，但因为从法理上讲国家的所有权力不能不可分地专属君主一身，统治权只能属于国家，所以，强调君主主权，即等于强调君主是国家的最高机关而已。同时，立宪政治是必须尊重国民意志的政治，但日本法律制度的现状是：众议院是第一院，贵族院是第二院，枢密院是第三院。这种体制怎么能保证尊重民众的意志呢？
同是东京帝大法科教授的上杉慎吉反对美浓部的理论。他曾留学德国，在出国前也曾提倡夭皇机关说，但同美浓部的主张大相径庭。他认为，正因为天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所以天皇具有绝对权力。既然国家只是一种概念，不能在现实中表明自己的意志，那么，作为国家最高机关的天皇的绝对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说法，实际上和主张天皇主权绝对性的夭皇主权说同属一类。因此，上杉回国后迅速地转向主张夭皇主权至高无上、无限制绝对的天皇主权说是不难理解的。上杉认为，如果对皇位主权也要妄加评论的话，国家就要混乱了。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以美浓部的胜利而告终的。在整个大正时期，天皇机关说作为国家公认的宪法学说，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承认。在整个大正民主运动中，人们对贵族院、枢密院和元老政治发动的进攻，甚至对天皇制本身的怀疑或批判，都在这一学说中寻找到了法理根据。美浓部的这一学说在1935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才被军部法西斯主义强制性地取缔了。
为大正民主运动提供政治理论的，是吉野作造主倡的“民本主义”。所谓的“民本主义”，吉野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主张近代政治的理想在于保证最高、最完善的政治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因为其中最显着的特征在于重视民众的意向，所以我赋予其民本主义的名称。”①他开始登上论坛是1914年成为东京帝大法科教授以后。但他一跃成为新闻界注目的中心却是他在①［日］：三谷太一郎：《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08页。
1916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的《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这篇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论述了作为宪政精神基础的民本主义，以及议会政治等问题。
吉野作造首先论述了宪法与民本主义的关系。他说，宪法的存在与否，是区分立宪政治与其他政治的标准。因此，除了赋予宪法根本大法的性质之外，其内容必须包括人民权利的保障、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会制度。但是，仅有内容上的规定，还是远远不够的。“单纯颁布宪法，单纯开设议会，也不能完全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我等的生活也不能得到十二分的幸福。”②他认为，为了完成宪政“最终完美之形态”，还需要国民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和奋斗。
按吉野作造的解释，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将其民主的意义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国家法理上属于人民”；其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
关于第一种含义，吉野把它解释为民主主义。并分析其含有两层意思：
“第一，民主主义对于一个国家的国体来说，其主权真正的持有者是一般人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绝对的或哲学的民主主义”；“第二，民主主义在某一特定的国家，其国宪法解释上的主权在于人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相对的或解释上的民主主义”。吉野认为，民主主义的这两层含义，在君主国体的日本是难以通行的。但是，不论在民主国体抑或是君主国体，民本主义都可以成为其共通的精神。在称谓上它与民主主义很相近，但是由于绕过了民主主义与君权主义在法理上的冲突，因而在客观上缓冲了两种政治派别的对立，为改革专制主义提供了可能。
关于第二种含义，吉野把它解释为民本主义。所谓民本主义，是不问法理上主权属于何人，只是在主权运用时主权者必须以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及其意向为方针的主义。这样，民本主义和君主制可以并立了。吉野又进一步阐述了民本主义的两个含义：政权运用的目的即“政治目的”在于一般民众的福利；政权运用的方针即“政策的决定”，要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吉野把这两点称为“民本主义要求的两大政纲”。
基于民本主义的这种要求，当然需要人民进行直接参政。所以，吉野认为需要完善代议政治，以达到使人们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他在论述代议政治的作用时指出：“我认为，最完善的政治就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只有贵族政治而没有民众政治是不行的，我国今天的弊端就在于此。国民受一个伟大的精神指导而行动，政治最大限度地体现其精神，即能够接受国民监督而运行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
使代议政治能够付诸实际行动的惟有政党。而为了让政党真正地担负起责任，就必须做到：彻底地纯洁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实现基于责任内阁主义而建立的政党内阁；对抑制下院和政党内阁活动的上院和元老的种种超法律权力要予以限制；对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介入政治要尽可能减少，尽可能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
于是，吉野在不冲撞天皇国体论和明治宪法根本要旨的前提下，提出达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即他关于代议政治和政党内阁制的构想。所以，他的民本论主张自然就成了这一时期民众运动的理论指导。它反映了时代精②《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1卷，新纪元社1980年版，第16页。
神，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彻头彻尾地代表了社会中间阶层的要求。
吉野作造民本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城市广大中间阶层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表现，在客观上也给政友会和宪政党对专制势力的讨价还价以积极的支持。
吉野作造提倡的民本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主张在以其活动的舞台《中央公论》的大力宣传下向社会各方面渗透。长谷川如是闲主办的《我等》、岛居素川任主编的《大阪朝日新闻》等也对民本主义者发表议论提供了发言的良好阵地。在1918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吉野发表了《再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一文。这次，他站在更加实际的立场对其民本论进行了再阐述。1919年2月、4月号的《中央公论》，分别发表了吉野的《扩张选举权问题》、《普通选举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民本主义论，并且给当时正处于高涨的普选运动以更有效的指导。
1919年，普选的热望已经成为全国的舆论。各地的演说会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工会和学生也都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正值2月11日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日之际，以东京各大学的辩论会、学生同盟会、早大普选促会、东大的新人会等为中心的3000余名学生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大会，向社会宣告：“看，德漠克拉西是世界大势所趋，民本主义已成为时代潮流。必须彻底实施君民同治。”要求普选的青年们向众议院进发，举行了以要求普选为目标的示威游行。
1920年，是普选运动继续高涨的又一年。2月10日，日本劳动党、日本交通、劳动工会、小石川劳动会等20个团体组成的全国劳动团体联盟主办的普选演说会、示威运动在芝公园举行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实施无限制横向联合法，撤废治安警法第17条，立即实行普选。2月11日，在上野公园“普选期成同盟会”主办的普选促进大会和立宪劳动党主办的获取参政权民众大会召开，宪政会代议士大竹贯一、小泉又次郎、三木武吉等也赶来声援，群情高涨。大会又一致决议：实施普选和废除治安警法第17条。
在白热化的舆论支持下，在野的国民党率先在第42届议会上提出普选法案。宪政会的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热心地主张普选。普选要求日益为广大中间阶层所拥护，表明大正民主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高峰，而吉野作造用心良苦地提倡民本主义的本意，也充分地实现了。在不反对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国体即天皇制专制体制的前提下，实现民众的普选权，是一种对天皇制国家机器中军部官僚势力实行渐进改良的、特殊的战前日本民主主义运动。
它的发展，使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继续得到加强，越来越成为官僚和军部难以对付的独立政治力量。
在大正民主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所谓“白虹贯日”笔祸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进步知识分子要求迅速实行普选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专制势力处心积虑地欲对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的狠毒。
1918年8月25日，正是出兵西伯利亚后“米骚动”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展的关键时刻。位于大阪中之岛的大阪饭店，来了许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
原来，各地报纸相继报道了“米骚动”的消息后，寺内内阁气急败坏地欲对各报加以取缔，从而激怒了各地的记者。这一天，来自东海、北陆、近畿、山阴、山阳、九州各地86家报纸的166名记者在这里集会，声讨寺内内阁的反动政策。在会场热闹的掌声中，通过了对寺内内阁的弹劾宣言。
《大阪朝日新闻》是会议的发起者。社长村山龙平、主编岛居素川、社会部长长谷川如是闲、论说委员大山郁夫和丸山于治（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父亲）、京都帝大教授河上肇等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表达了迫使寺内内阁总辞职的要求。
在当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晚报第二版，详细报道了会议的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引出了一场惊动全日本的司法官司。
坐在饭桌前的与会者们，全然不知肉之味，酒之香。一直以金欧无缺自夸的我大日本帝国，现在不正在面对可怕的未日审判吗？“白虹贯日”这句古代人常用的代表不祥之兆的谚语，就像一道闪电，在默默地使用叉子的人们脑中掠过。
自从在中国的《战国策》记述以后，这句古语一向被认为是“刺杀天子的前兆”。大阪府警察部新闻检查有关人员，一下子就发现了这4个字，于是，立即向内务省警保局告发了《大阪朝日新闻》，声称“日”即指天皇，“贯”即是兵乱。
1918年11月，内务省警保局以违反报纸法对编辑及作者进行起诉，并判处发行人山口信雄和执笔记者大西利夫25个月禁锢。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暴力团体“浪人会”也对进步知识分子进行威胁。社长村山龙平被迫辞职，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等优秀记者被迫退出该报。
这一事件激发了吉野作造等人的拥护言论自由运动。吉野着文指责右翼暴力团体，说他们是假“拥护国体”之名，行暴力迫害之实。“浪人会”竟派人登门挑衅。1918年11月23日，吉野作造不畏强暴，在神田的南明俱乐部同“浪人会”展开了辩论。在“浪人会”为阻止吉野演说而行暴的威胁下，吉野宣言：“在进行言论争论时，暴力突起本身就已经说明攻击者的败北和吾人见解、主张的正确性。”①吉野作造的演说在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获得了成功。这次演说，不但有力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且还成了以黎明会为首的进步团体纷纷成立的契机。
以吉野为中心的黎明会于1918年12月成立。其纲领是：在理论上阐明日本国体，完成日本的使命；扑灭与世界大势逆道而行的危险及顽固思想；顺应战后的新趋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充实。这个极为平凡的纲领，却成了时代的警钟、启蒙的标语。1919年2月，早大人民同盟会成立。1919年2月11日，以东大新人会为中心的“全国学生促进普选同盟”成立。1922年，日本大专学校进步学生团体“学生联合会”成立，1924年改称为“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所有这一切，与当时日益高涨的普选运动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更有力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
政党政治
第二届山本内阁在虎门事件（狙击皇太子事件）中倒台后，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在1924年1月1日受摄政之命组阁。
元老西园寺公望之所以奏请、举荐75岁的官僚政治家清浦奎吾组阁，是想要制造一个以政友会为参与党的中间内阁。西园寺本意是推举政友会组阁，但由于政友会分裂、党内混乱，组阁困难，因而只好奏请清浦奎吾组阁。
①［日］丝尾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1》，法政大学出版局1982年版，第247页。
西园寺企图在5月进行众议院议员的总选举后，把组阁事宜交给控制多数议席的政党。按西园寺的推测，政友会有成为第一党的可能性，结果会出现政友会组阁。基于此种想法，清浦被作为一种政权交接的过渡性人物推上了首相的宝座。
1月1日受命组阁的清浦本想组织政友会、贵族院研究会的联合内阁，但由于接受了平田内相的“超然主义”的方针，无奈只能组织以贵族院研究会为中心的“超然内阁”。但研究会干部和政友会之间有联盟之约，研究会干部如果没能取得政友会的谅解，则不能参加清浦内阁。最终，经过研究会、政友会首脑的多次接触、会谈，都倾向清浦组阁，而政友会在选任阁僚时则保持着暧昧态度。不了解政界情况的清浦在组阁遇到困难之后，把选任阁僚工作委托给贵族院研究会的干部，在1月7日组织了以贵族院各派为中心的“贵族院内阁”。
清浦贵族院内阁的成立，使三次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政党团结起来掀起了护宪运动。1月11日，首都新闻界人士发起了恳谈会，宪政、政友、革新三派的少壮议员参加，商定排斥贵族院内阁和实现政党内阁，并决定以三派联合为基础组织联合内阁。政宪两党的干部中间，也出现了联合的倾向。政友会内部，以总裁高桥是清为首的一派与以床次竹二郎总务为首的反对派之间的对立加深，退党者相继出现。1923年末，政友会和宪政两党的首脑多次会谈，以“实行不向民众和报纸献媚的政治，来确立国是方针”①为宗旨。两党约定，组织绝对多数派为基础的坚强的政府，重建政党内阁。
清浦组阁时，政友会虽然拒绝合作，但其党内围绕着对新内阁的态度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总裁高桥是清站在与宪政会联合倒阁运动的前列反对清浦内阁。与此相反，中桥德五郎、山本达雄、床次竹二郎等人退党后，组织了政友本党，和护宪运动相对立。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三派有志之士间就打倒清浦内阁、成立政党内阁、改革贵族院、组织三派联合内阁等问题达成协议。1924年1月18日，在三浦梧楼的斡旋下，高桥、加藤、犬养等三党领袖会谈，重申“宪政本义就在于政党内阁的确立”。进而于20日，召集护宪派代议员协议会，一致达成以下几点共识：确立政党内阁制；打倒特权势力的专制；为贯彻此目的，将来一致行动；根据以上宗旨，否认清浦内阁。
会后，护宪三派立即在东京、大阪等地开展了拥护宪政、打倒清浦内阁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护宪三派攻击清浦内阁，说贵族院内阁的出现，是特权阶级向国民的挑战，是阶级斗争的开端。而清浦内阁和与其合作的政友本党则指责护宪运动是煽动群众运动，使阶级斗争激化。这时正是第48届议会召开之际，众议院以皇太子结婚典礼宜避免政争纠纷为理由，自动休会。l月31日刚一复会，当在野党对企图颠覆护宪三派干部所乘列车事件进行追究时，暴徒突然闯入议会。内阁以此为理由，强行解散议会，同时谴责了护宪三派。但护宪三派亦成竹在胸，在1924年5月10日的大选中，护宪三派获得了大胜。宪政会在以新中间阶层为主体成立的市民政社的支持下，获取胜利，成为第一大党。清浦内阁在办完皇太子的结婚飨宴后，6月7日总辞职。在元老西园寺的推荐下，摄政命令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阁。在人事构成上，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任内相、滨口雄幸任藏①［日］横山胜太郎主编：《宪政会史》，1926年版，附录第13页。
相；政友会的高桥任农商务相、横田千之助任法相；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任递相。这样，战前日本的政党内阁——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成熟。自此之后，两个政党依靠选举轮流执掌内阁的所谓“宪政常道”，曾一度左右了行政权力的更替交接。
加藤高明是在以宪政会所公开约定的普选、整肃纲纪和整顿行政财政三大政策为支柱而组阁的。在其组阁后最初的议会——1925年初的第51届议会上，提出了一向成为悬案的普选法案。政党在讨论普选法时，连闯两道难关——枢密院、贵族院。最后规定，凡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都有被选举权，但妇女、接受救济的贫困者和无住居者仍无选举权。
在政府提交的原案中规定，“只有生活上接受公费救济的人”没有选举、被选举资格。在枢密院审查时把“公费”改为“公私”。一字之差，可谓天壤之别，从父母处得到包括诸如学费资助和生活资助的青年知识分子，可能都因此而失去了选举权。后来，双方在把“救济”改为具有施行恩惠意义的“抚恤”后达成协议。贵族院想把没有资格条款改为“生活上接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以限制选举权的扩大。结果，在贵族院的修改之上又加入了“因为贫困”的字句，遂达成协议。
这样，大正民主运动的最高要求——普选终于有了结果。它的通过，尽管经历了30余年的时间，受到种种限制，遭受许多挫折，但毕竟能够证明，即使在专制制度下，社会成员的政治选择权和政治责任权也是无法否认的。
通过的普选法，是一部有限制的普选法，但有权者人数从330万人增加到1250万人，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值得重视的是，在整个法案的提出和审议过程中，内阁和议会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人民群众对普选资格的看法。内阁的方案首先排斥了妇女的参政权，而且时刻警惕着普选运动的“左翼化”倾向。贵族院和枢密院则对财产限制作出种种修正，力图尽量缩小有权者范围。如吉野作造所说：“似乎像我所主张的，其实又不像。”“普选权”的不彻底性，只有与天皇制联系起来才能最后解释清楚。
在《普选法案》通过之前，第51届议会就通过了《治安维持怯》。这个法案规定，以“变革国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而组织参加结社者，予以判处10年以下徒刑或监禁；为上述目的而进行协商、煽动和提供资金者也要处刑。这个法律是为专门取缔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左翼运动而颁布的。
《治安维持法》中的“国体”一词首次在法律中出现，代替了以前的“紊乱朝宪”、“秩序安宁”等，对后来统制国民思想发挥了极大的魔力。此外，《治安维持法》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运动中的革命左派和改良主义的右派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促使其运动内部分裂。
护宪三派内阁成立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有限制的普选的实现。但这个《普选法案》是与《治安维持法》同时通过的，所以在枢密院和贵族院方面来看，似乎带有交换的意味。而且，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时颁布的三大政纲——“普选”、“整肃纲纪”、“行政”、“财政整理”来看，表明了政党内阁企图通过对社会政治秩序一左一右的控制，来巩固地位，改善经济财政状态的施政目的。
《普选法案》一通过，护宪三派的暂时团结就发生了混乱。各党派为了能使自己的意志在政策上得以充分体现而发生了对立。1925年4月10日，政友会总裁高桥辞职，田中义一被推举继任总裁。上一年大选中曾为第三党的政友会，由于同政友本党恢复了旧关系而势力大增，想夺得政权的意识很强。加藤首相为了维持三派合作，要求田中作为高桥的后任入阁，遭到拒绝。
1925年5月，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实行合并，政友会升为仅次于宪政会的第二党。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等人提出以“产业立国”主义作为政友会的基本政策以抬高本党的威望。到了7月，政友会从正面向加藤内阁挑战，目的是想逼迫加藤内阁倒台。由于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加藤内阁总辞职。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为取得政权立即商定合作，但“惟一的”元老西园寺蔑视这一阴谋，遂下令让加藤高明组织了宪政会的单独内阁。这样，加藤第二次组阁，但宪政会的议席远没达到半数，形成了宪政会、政友会和政友本党的三党鼎立，使政局动荡不安。
虽然三党鼎立格局形成，但按普选法规定，他们本应举行大选，接受国民的选择。但三党都极力避免解散议会，因为他们都害怕民众登上政治舞台，都对普选有抵触情绪。他们对大选表示消极，希望实现不经选举的政权更迭。
宪政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的主张解散议会，但加藤、若槻等官僚、贵族院出身的人都反对解散。加藤内阁想和政友本党妥协度过议会期，政友本党则一面想通过政本合作来牵制加藤内阁，另一面又和加藤谈判，想私相授受政权。政党如此脱离国民，说明了其腐败性，也给予贵族院和枢密院等机构以充分策划的余地。
自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死后，西园寺公望就成了唯一的元老，担负着向天皇举荐首相人选的责任。西园寺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已经由他继伊藤之后出任政友会总裁时表现出来。而每当天皇向他询问首相人选时，他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如何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中找到一个制衡点。“米骚动”时他推选原敬，是他相信惟有原敬才能收拾国内混乱的形势。原敬死后，他并不想推荐政友会继任总裁高桥是清，是因为顾忌原内阁时政友会力量过分膨胀。后来同松方协议后推荐高桥，亦是无奈之举。在他脑子里并不以议会、政党和政党内阁为政治取舍的基准，而是把怎样才能完满地履行辅粥天皇的责任作为最高的考虑。从1924年成为“惟一的元老”后，西园寺在推选首相时，有两种考虑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西园寺以大选的结果为准则，推选了以前一直忌讳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不仅如此，当三党鼎立、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企图搞掉加藤内阁时，他仍然依据宪政党还是第一大党这个事实，继续推荐了加藤。此后的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第二届若槻内阁，他都以其所率政党是议会第一大党为根据推荐并请天皇下敕任命。使宪政踏入议会第一大党组阁的“常道”。
第二，自松方死后，西园寺就下决心让“元老”在自己有生之年中结束。
当别人以“惟一的元老”看待他时，他更以“最后的元老”来看待自己。所以，当宫中有人向他透露是否将清浦奎吾和山本权兵卫也列为元老时，他回答：“不管世间如何评论，我已决心一身侍奉皇室。若有陛下询问之场合，也已决心以自己一人奉答。”即以自己的一身担当责任的决心，拒绝自己所不信任的势力进入宫中。
按一般常规，以期待“宪政的至善至美”这点来看，元老本身的存在是宪政上的变态。元老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机关，而由宪法上不存在的机关推荐内阁总理大臣的做法，退一步讲也只能是一种在宪法政治的过渡期被允许的制度。如果政党发达、政权更替能在政党之间顺利进行的话，元老的存在并不必要。西园寺公望也熟知这一点。但在政党政治时期，如果没有西园寺的话，“宪政常道”这一惯例能否得以维持，恐怕还值得怀疑。虽然宪政常道的内容很暧昧，但多数政党人士认为：众议院的两大势力互相担当政权是国政运用上最为现实的。但是，想谋取政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在政党内外、议会内外都存在着。第一次加藤内阁辞职时，政友会和政友本党合作，企图夺取下届政权。第一次若槻内阁的三党首脑会谈后，安达谦藏递相和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搞宪本联盟，为的是不把政权交给政友会。第二次若槻内阁末期，安达内相、富田幸次郎民政党干事长、久原房之助政友会干事长之间，推行所谓合作内阁运动，可以说是他们各怀鬼胎、同床异梦的产物。他们的确都是政党内阁论者，但他们都没有诚心遵守政权互让原则也是事实。
如果把“宪政常道”委托给各政党，政权互让原则则最终难以维持下去。之所以能够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就是因为元老西园寺的存在。
由此，内阁首相政权交接实际是在西园寺的监督下进行的，他的权威被认为是绝对的。政界的人士都在思忖西园寺的意图，并按其意图而行动。西园寺的选择往往与政党意图和欲望不相一致，但却具有说服力。在一门心思觊觎首相位置的人们看来，他本人已经成为决定首相人选机制的人格化身。
如果缺少他的人格权威的力量，“宪政常道”可能早就会被大多数贪婪的政治家所践踏了。因此，西园寺的存在，是使战前政党互相交替政权得以进行下去的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晚年的西园寺稳坐别墅坐渔庄，遥望东京的政界，对皇室侧近及有关人士毫不避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自认为在政界中有所作为的政党人士，每当听到西园寺那里传过来的声音，便有如芒刺在背，感到十分不自在。他要求处理对炸死张作霖事件负有全责的田中内阁，又鼓励滨口雄幸全力签订《伦敦海军军备条约》。由于推荐首相被认为是政界最高的权力，所以政党领袖们都注视着坐渔庄的动向，猜度西园寺现在在想什么，下届首相可能会是谁。在政党政治阶段，最长的内阁也挺不过2年，有时几个月就要换一届。
所以，政府、政党、军部和财界的什么人一旦被西园寺喊去谈话，无不怀着喜忧交加的心情。西园寺本身的存在，成了当时决定政局稳定度的关键因素。
从桂—园体制到政党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变动的主要动力源自大正民主运动。而当护宪三派内阁时期，男子普选权的获得、贵族院的改革都从关键环节上推进了民主化进程。另外，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者们所关心的普选权和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至少在形式上表明议会民主主义力量在同专制势力的长年较量中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在这一进程中，有许多人士的名字值得记取。但首当其冲的两个人应当是原敬和西园寺公望。
金权政治
自政党成立之日起，各党的党内党际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政党政治成立后，这种纷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党内纷争的第一原因还是金钱问题。
先看原敬时期的政友会，从原敬1914年9月17日的日记可知，他从西园寺接手政友会时，党内日常开支经费仅2万日元左右。但从原敬的遗嘱又可知，在原敬任总裁后8年期间，政友会的经费已上升到100万日元左右。这100万元的利息被用于党内开支，而其本金或嘱托团琢磨通过三井银行作公债买卖，或作银行存款。原敬在党内的绝对威望，亦同他出色的蓄财理财能力有关。
但失却原敬强有力领导后的政友会，派阀之争就趋于激烈。接任原敬在党内地位的候补人选，计有内相床次竹二郎、藏相高桥是清和农商务相山本达雄。高桥被推荐为继任首相因而当然地成为政友会总裁后，自然引起了床次和山本的不满，双方的斗争就激烈起来。这种对立使高桥仅仅执政6个月后便短命地下台了，内阁大权复归海军的加藤友三郎。这一结果使高桥在党内受到更猛烈的攻击。终于在对清浦奎吾内阁支持与否问题上，导致政友会的大分裂。山本和床次声明脱党，成立了政友本党。这时高桥已不可能再继续担任政友会总裁，党内一再内证要求一位具备更高威信和政治手腕的人物出任总裁，平息纠纷，迫使高桥隐退下野。
但是，被党内一致拥戴就任总裁职务的田中，其威信和手腕却又何在呢？
原来是他若出任总裁就能给政友会带来300万日元的承诺。其实，迫使高桥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友会内部对他搞不到钱的普遍责难。“高桥的引退还是钱的问题。政友会相当需要钱。干事长岩崎勋等常来取党的经费。
作为总裁拿出钱来是应该的，可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就使高桥吃不下饭了。”
民政党总务樱内幸雄在抨击田中内阁时说：“说到田中大将的300万日元事件，是田中大将从神户的高利贷者乾新兵卫那里借了300万日元，说拿了去买政友会总裁。若仅是这样倒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它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用陆军省的定期存款变换的国库公债作担保..这是乱用官费，违反军规的行为”。宪政会的论客中野正刚更是在众议院演说中提出这300万日元同陆军的机密费有关。西伯利亚出兵高达2400万日元的军费，其用途十分不透明，中刚揭露其中的800万日元被挪入陆军省大臣官房金库，后来陆陆续续换成了公债。田中向乾新兵卫借钱的担保，以及政友会同革新俱乐部的合流，皆与此笔款项有关。因为贵族院议员拥有司法豁免权，所以对田中本人的审问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众议院认可下对鸠山一郎等与此事有关议员调查后，证实中野的指责基本属实。但因此事件最终同闲院宫有关，所以调查最后不了了之。各政党拼命筹措经费，主要用于议会选举。以1928年大选为例，政友会、民政党为争夺天下，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政友会以田中为首，在其他干部合作下，一举投入500万元。各候选者被招呼到首相官邸，直接从总裁手中领取竞选补助费。民政党则在滨口雄幸总裁和床次、若槻等人的协力之下筹得300万元，向各候选人提拱竞选补助和旅费、通信费及广告印刷费。另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1930年的议会选举中，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政友会仍然投入资金350—400万元，而民政党则投入了400—500万元。在1932年的议会大选中，政友会投入500万元，民政党投入300万元。
政治资金投入的多寡，甚至直接影响了大选的结果。1930年民政党当选总人数为273人，而政友会则为174人；但1932年政友会当选301人，而民政党仅为146人。由于选举费用越来越昂贵，仅靠从本党获得的补助远远不够，所以能够自己拿出钱来竞选的多被选上，使众议院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
政党的首脑们将巨大的资金投向议会大选，时时以政治活动需要最必要的润滑剂聊以自慰。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只有财阀为自身的利益出发所作的政治投资。随着政党力量的逐步加强，财
阀们认为向他们提供政治资金是失有所偿的，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井一政友会、三菱一宪政会（民政党）两种政财联姻关系。安田、久原、古河、住友基本属于政友会系，根津、山口属于民政党系。这种关系自明治维新时期倒幕派领袖与政商的私交关系，经过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最终成型于原敬内阁时期。
将财阀与政党的关系联结起来的渠道有三个。其一，自甲午战争后，财界出于与其帮助议会势力增长、不如直接影响政策决定的考虑，开始向议会直接渗透力量。1902—1917年，实业者议员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席从52席增加到131席。这种情况表明，财阀的势力已开始进入政党的决策中枢。
其二，财界出身的议员进入政党后，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同政党的首脑建立了隐蔽的然而是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财界的意思透露给政党的领袖们，作为交换，财阀向政党提供的资金也通过他们的手直接交到政党的总裁或总务手中。这种关系的典型例子，可以从加藤高明与三菱、仙石贡与滨口雄幸、团琢磨同原敬的关系中得到证明。这也是后来法西斯军人在“毅然崛起”后将团琢磨等人作为袭击对象的理由。更有趣的是，凡大财阀向政党提供资金时，并不计较眼前的利害关系，所以鲜有被政敌揭发的事。而中小财阀、地方财阀向政党提供资金，因急功近利地要求政党立即兑现要求，所以往往成为政党之间相互攻仟的材料，如前述的“5个珍品”事件和满铁高价收买内田信也经营的船只事件。
其三，自1920年后，原内阁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公开对大财阀归并中小企业予以政策支持。原内阁时期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对战前八大财阀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三党鼎立的局面下，政友本党床次竹二郎率领自己辖下的势力，一面宣言“政本非合同，政宪非提携”，一面在政友会和宪政会之间来回摇摆，意欲以支持政宪中的一党使之成为多数党为诱饵，捞取实惠。第二次加藤内阁是以下到议会半数议席组阁的，所以急欲掌握议会多数。于是，一下子向床次派支付50万日元，其中30万日元直接落入床次个人腰包。床次居然还向张学良要钱50万日元，更是震动社会的丑闻。政党用金钱来推动政治发展党势，财界同政党之间保持的这种用金钱收买权力的关系，简言之，即金权政治现象是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对手政党皆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互相揭短事件在新闻界频繁曝光，必然招致社会各界人士一片唾骂。对政党政治怀有理想的大正民主思想的代表吉野作造，在1932年6月号的《中央公论》中，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和失望，这样写道：
我也是自大正初期就热心地主张实施普选制的人士之一。我曾指出普选制的一大功德便是不使用金钱，而一旦金钱从政界匿迹，那么代替它的无非就是言论和人格。但是，这并非仅仅改变一下制度就能使之实现的事情..今日之选举界最具有发言权的是金钱和权力。选举就是询问人民的意向，理想的办法是追求彼等的自由判断。用金钱和权力蹂躏之实在不堪忍受。但是，用政治术语讲，蹂躏者都不是坏人。蹂躏者就是坏人！
一言以蔽之，其罪在于选民本身。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只有等待选民道德的觉醒。
曾为大正民主和对普选运动奠定民本主义这一理论基础的吉野作造，对选举政治堕为金权奴隶的批判，亦是入木三分的。
在金权政治的作用下，政友会和宪政会之间争夺组阁权的斗争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田中义一在就任政友会总裁的致词中说：“在我任总裁期间，我党若不能取得政权，切腹也无妨。”居然将打倒宪政会作为政友会面临的最高目标。在现总裁的激励下，政友会全体党员都踌躇满志地发誓，不把政权从宪政会手中夺回来誓不罢休。反过来，宪政会也是以同样态度对待政友会的。两党之间又有宪政本党和其他小政党浑水摸鱼，混饨不清的政争使民众对“宪政常道”越来越不信任。《大阪朝日新闻》1926年3月7日刊载的讽刺漫画，将政党喻作一帮竟相用泥往别人脸上抹、比谁抹得多抹得快的小丑，辛辣地抨击了政党争夺政权相互揭短的丑态。《朝日新闻》甚至发表社论，公开批判政党“只知追求私利私欲”。
因此，在政党脱离民众，根本不为民众考虑社会福利的同时，社会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感自然而然地向厌恶情绪转化。把1924年以后的政界视作“宪政史上最丑恶的政争时代”，至今仍有许多日本老人这样认为。应当说，在腐败政治下，这是极正常的社会心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带有很大危险性。简言之，自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济一直在长期不景气之中徘徊。1920年、1927年、1929年的经济危机接踵而至，政党内阁连续颁布的经济政策，在同样连续的经济危机打击下，没有发生根本的作用；政党内阁一贯执行协调外交，认为同华盛顿体制相协调也可以实现国家利益，但协调外交最终失败了。不管内阁怎样频繁更迭，内政外交都不能打开局面，而政党的丑行却不断充斥民众视听。这就为社会右翼势力的猖撅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环境。
最初，右翼势力一般还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试图在思想界重新抬头。
他们将裕仁践祚作为绝好时机，在大正民主运动尚未完全平息的同时，开始高唱“昭和维新”。他们认为，社会正沉溺于“华美轻俘”的欧化风中，当务之急是建设一个恢复固有传统的日本国家。他们宣称，从“欧洲直接输入”
的民主主义制度不适应日本，所以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现在已经败北，而且注定要彻底崩溃。他们叫嚷什么“议会中心主义”与“天皇中心主义”已经没有再争论之必要，日本必须在天皇直接统治下才会有再次维新的希望。他们尤其憎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为所有反对现行制度的政治运动都令他们焦虑不安。
各报刊的社会版，关于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政治腐败、伦理颓废而导致凶杀、偷盗、自杀和精神失常等报道，也日甚一日。在电车中或集会场合，对现实不满的牢骚和意气消沉的感叹，时时能博得共鸣。大正民主时代自由轻松的时代气氛，正逐渐地为保守灰暗的气氛所代替。出版物中，西方的童话和小说的翻译作品越来越少，而歌颂西乡隆盛、吉田松阴、楠木正成等英雄气节的传记，以及《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都越出越多。
对右翼势力来说，更大的麻烦接二连三地在国外发生。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排日移民法，在中国发生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对整个东亚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都令右翼怵目惊心。他们越是鼓噪尊皇爱国、牺牲精神、刚健质实、伦理道德，就越是感到传统的“美风”行将崩溃。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从大正民主主义向“昭和维新”转向的社会精神状态。其中呼吁救济农村的权藤成卿和加藤完治、高唱伦理政治的后藤新平、鼓吹大和魂的德富苏峰，主张日本主义的津久井龙雄和推行国家主义革命的大川周明、北一辉，都是这股右翼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客观地说，当时的人们并不能觉察到这种思潮的发展蔓延会给他们的国家及他们本身的生活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从天皇制对政治体制的规定来说，政党政治的虚弱体制是天生遗传。分析政党政治1924—1932年近10年各届内阁的政策，也必须指出，某些政策不成功的原因并非在于政策的制定者或政策本身，而在于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更在于国家主义运动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用非法律的手段推行的“国家改造”。但是，在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的前提下，政党以权力和凭借权力扩大党势为最高目的，根本忘却了立宪政治的基本要求，亦是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党内派阀林立，党际攻汗揭短。为图一时之利，或分裂另立山头，或率部投靠他方。政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以至于使金钱和权力互以对方为获取利益的手段，酿成了政党政治内部的危机。试想，在社会民众普遍要求“打破现状”的期待中，在大正民主被社会右翼思潮取代的过程中，从社会右翼思潮向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不过就是借助惯性再走一步而已。政党政治的破绽及其失败，使得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显着降低，苦熬几十年才获得的行政权力主体承担者的地位，在不到10年时间内便无奈地失去了。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天皇向铃木贯太郎侍从长表示，后续总理大臣人选必须具备7项条件，铃木将天皇的旨意向西园寺公望传达，7项条件中的第1项是首相必须具备出类拔革的人格。第2项是改善当前政治的弊端。西园寺内心虽还有继续推荐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之意，但迫于来自社会和军部的压力，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苦思冥想4天4夜，仍无法定夺。5月19日后，在东京同侍从长铃木、高桥是清、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内大臣牧野伸显、若槻礼次郎、近卫文磨、清浦奎吾、陆军元帅上原勇作，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等军政要人会谈后，于5月23日选择了海军大将斋藤实。至此，政党政治实际已告完结。取而代之的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频频登上政治舞台的政治军人们。
第18章 平民宰相
早期政友会
既然宪法将国家预算案的审议大权交给了议会，那么，批准、修改或否决内阁预算案就成了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民党向藩阀斗争的合法武器。自第1届国会召集以来的经验表明，超然主义的态度也好，直接干涉选举也好，并不能改变众议院中民党占多数的格局。这意味着藩阀政府每年都要在国会召开之际遭到一次猛烈的打击。改变这种形势的方法只有两个：或者废止宪法，或者设法掌握议会多数。
比起大多数“开国元勋”的蛮横来，伊藤博文一直在苦思化解这种形势的策略。1892年1月，他向天皇上奏说，要组织一个政党来标榜天皇大权，以压倒民党。由于没有得到天皇敕许，其他元勋们也不赞成，只好作罢了。
在松方正义第一届内阁时期，议会曾因民党和政府的对峙而休会7天。
民党在口头上摆出要求内阁总辞职的姿态，但在背后却在寻求避免大冲突的途径。自由党的河野广中和立宪改进党的岛田三郎私下同伊藤接触，要求伊藤组织内阁。1895年伊藤第二次内阁后期，依靠自己同自由党的合作，成功地操纵议会，使包括耗资巨大的扩军方案在内的“政府案悉皆通过”。这些事实表明，政党并非一味地置国家的“大局”和自己的利益于不顾，专门同政府作对。在政党与立宪派藩阀之间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共同点。
基于这种认识，伊藤进一步地认识到民党的可利用性，以及同民党妥协的必要性。1896年，在三菱社长岩崎弥之助的撮合下，进步党的党首大喂重信出任第二届松方内阁的外相。这一年的预算案史无前例地达到2.4亿日元，陆海军军费几占其50％，但在进步党的支持下，也通过了。商界不希望议会与内阁对峙的愿望以及进步党同样也可以合作，于此可见一斑。这就使伊藤更加明确了为了维护自己一手制订的宪法、实现政治安定，必须控制议会的想法。
要控制议会则要同政党相妥协，对伊藤来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他第三次组阁，想通过同时将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拉入阁而实现“举国一致”
的计划时，却意外地失败了。原因是两党反目，而且都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于是，“举国一致”不成反被“超然主义”所乘，第三届伊藤内阁成了完全排斥政党势力的内阁，而自由党和进步党却因此加强联合，于1898年6月成立了合二为一的宪政党。
从这时起，伊藤和山县两巨头之间已经萌生了巧妙维护立宪主义和坚持超然主义立场的隔阂。这种隔阂尽管不甚分明，但从山县控制的内务省方面表现出对伊藤的反感，已经说明了问题。至少伊藤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山县在给松方正义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伊藤想出任新党党首的计划的不满意。在这种情形下，伊藤反而更加坚定了组织新党的思想。1898年6月24日，伊藤在元老会议上又一次提出组建新党的计划，要求马上建立“国民的政党”。在提出计划之前，他已经同财界人士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等磋商，并在财界人士的支持下筹集了建党的经费。井上馨、西园寺公望、黑田清隆和金子坚太郎等也表示支持。但山县有朋等人坚决反对，使计划再度搁浅。会后，伊藤出人意料地以极端的手法予以反击：他一面向天皇提出《公职、勋位、爵位奉还表》，一面强烈推荐宪政党党魁和自由党坂垣退助联合组阁。当天皇准奏并“降大命”于大隈、板垣之后，山县伤感地对侧近说，“尔时，本朝政海之一大变动。明治政府终于陷落了！..败军之老将再无谈兵之必要，除隐退之外亦无别途矣！”①由辞官辞爵辞勋而恢复“自由身”的伊藤博文，开始了真正的建党活动。
在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和宪政党与山县内阁关系的纠缠之中，伊藤以自己和井上馨的亲信和侧近为基底，打算通过对既成政党宪政党的改造来组织新党的想法明确起来。在伊东已代治从事的将伊藤和宪政党力量撮合起来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伊藤本人则到全国各地游说，说明建立新党的本意，争取地方有势力者的支持。一方面为新党积累力量，一方面为日后的选举铺平政治道路。1900年5月，与山县内阁提携的宪政党，在阁员组成问题上同山县的交涉宣告失败。24日，星亨和松田正久等宪政党首脑在下矶同伊藤晤面，就宪政党解党与新党合流达成协议。伊东已代治起草了建党文件。原敬、井上馨、西园寺公望、渡边国武、金子坚太郎、未松谦澄等，以井上馨的内田山私邸为据点，昼夜策划。他们理解伊藤组建政党以期拥有“自己的亲兵”的设想。
而伊藤本人则通过对山县做说服工作，使山县表示对成立新党一事加以默认。1900年8月25日，伊藤召开立宪政友会创立委员会会议，指定出席者有西园寺、渡边、金子、末松、本多政以、林有造、长谷场纯孝、星亨等13人，官僚和政党各占一半。会上以伊藤博文名义发表了立宪政友会宣言和纲领。9月15日，在帝国饭店举行隆重的立宪政友会成立大会，1400人参加。
宪政党同时宣布解散，大多数党员转入立宪政友会，大会一致推举伊藤博文为首任政友会总裁。当天下午，内阁大部分阁员，枢密院院长、贵族院和众议院议长以及财界、政界和各方代表，出席游园会以表庆贺。
从政友会总务委员的组织成员看，金子坚太郎是伊藤的得意门生，未松谦澄是伊藤的女婿，都筑馨六是井上的女婿。原敬是井上后妻之女的丈夫，可称井上的准女婿。西园寺和本多政以是旧公卿旧贵族、伊藤的政治好友。
其余大部为原自由党但后来加入宪政党的议员，计有星亨、松田正久、林有造、片冈健吉，还有原帝国党的大冈育造和原宪政本党的尾崎行雄。星亨、尾崎、原敬、片冈和大冈被指定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的同时，政友会向无党派议员、各市市长及市政官员、各府县议员、多额纳税者、各地商会的正副会长、资本金10万日元以上的银行首脑和5万元以上会社社长都发出了入党劝诱书。政友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表明了要成为第一大党的姿态。
从8月25日伊藤博文向西园寺等13人发表的关于创建新党的趣旨可以窥知立宪政友会的“纲领”。政党对国家须举全力一意奉公；实业家人士积极主动过间政治；巩固地方自治制度；政党应依据法律展开活动；发现和提拔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等等。从政友会的组成和纲领看，一意奉公、发展地方势力和促成政治与财界的联系是其最主要的目的。政友会既缺乏自由党成立之初那种激进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也没有公然标榜皇室主义国体思想。应该说，其本身是在伊藤欲占领众议院的初衷下官僚政党化和以原自由党力主的政党保守化这两种政治倾向互相接近的结果。亦是伊藤博文将激进的、年轻的政党改造成保守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功实验。是日本资本主义①［日］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1933年版，第319页。
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开始向垄断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寻求安定的体现。
不管今天的人们怎样评价政友会，其实也不如当时的人们用自己的行为对它所作的评价。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在“大逆事件”中被专制政府处死的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发表《自由党祭文》说：“当时谁也不曾料到，..
彼等的热泪鲜血，他日竟被供作其仇敌专制主义者惟一的装饰。”借追悼为自由平等而奉献生命财产的自由民权的斗士之名，行抨击自由党主流变节之实。①而几乎在同时，山县有朋因反对和阻止新党成立失败，无奈之中只好默认既成事实并深感优闷，辞去了内阁总理职务。幸德秋水气恼的是，自由党居然堕落到甘愿被昔日的仇敌伊藤博文所吞并，沦为“政治的朋友”；山县有朋担扰的是，伊藤一心想占据议会而同政党妥协，为政党人士入阁打开了方便之门，日后的变化可能更不可预测。左派憎之，右派忧之，正好说明了政友会混同激进和专制而成一体的特点。
山县有朋于9月26日总辞职，向天皇推荐伊藤为下届内阁首相。有学者分析此举不乏山县向伊藤进攻的意味——趁政友会成立伊始立足未稳之机，以让渡政权组阁入阁扰之，造成其内部的分裂。伊藤似乎窥穿这一点，不愿接受。但是，原敬却异常热心地希望伊藤能出马组阁。他在日记中写道：“同伊藤就接收内阁和指名政友会总务委员之事可以同时进行，并就组织内阁正乃此时机之趣旨内谈。”①29日原敬访问井上馨，劝井上出面说服伊藤组阁。
原敬的热心正好证实了山县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原敬看来，掌握政权的政党，不仅可以扩张本党的势力，而且又是作为政友会的总务委员的自己一步入阁的绝好时机。
伊藤于10月7日组阁，阁员中除山本权兵卫海相、桂太郎陆相和加藤高明外相之外，余皆为政友会成员。第四届伊藤内阁被称为“政友会内阁”。
星亨等宣传政友会内阁的建立就是政党内阁的建立，但伊藤本人却认为这是集合了官僚、华族、实业家和政党人士在内的国家政党内阁的建立。今天的学者也不认为此即政党内阁。原敬后来接替星亨出任邮递相。其他政友会人士无不为自己入阁而沾沾自喜。但是，伊藤博文为组阁竟花费了3个星期亦是事出有因。政友会总务委员长渡边国武认为自己出任藏相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又探知伊藤想让自己的盟友井上馨出任藏相，便“心机一动”，通过曾在宫内省任职的兄长渡边干秋，从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处搞到了就任藏相的内敕。对此全然不知的伊藤指名井上为藏相时，渡边便在报纸上公开攻击伊藤博文。伊藤只好向井上说明原委，称自己己是“欲哭无泪”。正当组阁之际，又不能同宫内省方面发生正面冲突，遂只好让渡边国武辞去总务委员长一职，再任命渡边为大藏相。这就埋下了使第四届伊藤内阁崩溃的伏笔。
这届内阁刚启动伊始，便又遇上了邮递相星亨污职事件。此事本发生在政友会成立之前，身为东京市参事委员的星亨收受贿赂，与政友会并没有关系。但贵族院抓住不放，迫使星亨辞职。星亨辞职不久，便被剑术师范学校的伊庭想太郎在东京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暗杀了。
这两个事件预示着伊藤最后一次组阁充满困难。但是，依靠政友会在众议院的议席中占有156席之多的优势，伊藤依然顽强地向第15届议会提出了酒税、砂糖税和海关税增税案，用以弥补被挪用作出兵镇压义和团军费的甲①［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出发》，第313页。
①《原敬日记》，第2卷，第276页。
午赔款基金。这个增税案在众议院通过了，但在贵族院却遭到了否决。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本来，众议院一贯以休养民力为口号，屡屡反对政府的预算案。现在却颠倒了过来，众议院成了政府的支持者，而贵族院却反而拾起了被众议院弃之不用的老口号，用以对抗伊藤内阁。
这当然是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官僚势力对伊藤博文政友会内阁的反击。而且，宪政本党的一部分人员也参与其内，与贵族院里应外合。山县有朋对政友会成立素有反感，已如前述。宪政本党对政友会和伊藤也持强烈不满。1898年进步党和自由党合并成立宪政党，不久便出产了隈—坂内阁。但宪政党内部自由党派和进步党派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在隈—坂内阁时期，终因政见分歧，进步党派召开大会欲分裂宪政党，被身为内相的坂垣退助发觉勒令其休会，除非改名不叫宪政党才行。于是，改称宪政本党，宪政党就成了过去的自由党的别称。伊藤同宪政党合流实质是与自由党合流，将宪政本党即大隈系的进步党力量排斥在外。伊藤成立内阁时，宪政本党本来以为本党或许也会有几人入阁，但马上就发觉这是很幼稚的幻想。于是，宪政本党内部的“左”派便在犬养毅率领下，接近贵族院的近卫笃麿、佐佐友房等人，决心与政友会相对抗。先是提出对俄强硬论、反对伊藤等人的日俄协商论，继之便在增税问题上，通过贵族院的近卫笃麿、谷干城和朝日俱乐部、庚子会，与同是贵族院的山县派的研究会、茶话会，共同抵抗政友会和众议院。
这样，在1900年时，就出现了政友会和政友会控制下的众议院同宪政本党的“左”派与贵族院之间不甚紧密的联合之间的对抗。伊藤在停止议会15天和请求山县，松方两元老出面调停均告失败后，只好请出天皇沼书，才使增税案得以通过。但是，在预算和紧缩财政问题上，伊藤、大藏相渡边与原敬、末松、林有造等阁员发生分歧，伊藤本人在心灰意冷中宣布辞职。
尽管第四届伊藤内阁仅存在了半年多时间，但它在日本政治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其一，它成功地使政友会人士大批入阁，为政党人士成为执政党提供了经验，原敬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引人注目；其二，它结束了元勋首相、官僚内阁的时代。在它之前前10届内阁总理大臣绝对地由维新元勋、有过参议经历的伊藤、黑田、山县、松方、大隈等5人担任，在它之后的总理大臣和各省长官则由桂太郎等第二代官僚来担任。“二流内阁”的出现正是政权交替的一个预兆；其三，它将由于政治力量分化改组后如何对待新的政界格局的课题，提上企图想掌握政权的政党的议事日程；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党和官僚之间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在照顾双方利益的同时，首次使议会成为政府的“合作者”。这就为将来政治体制的变动积蓄了经验。首先通过元老与政党双方接近，而后两者成立政党形成组织统一，依靠众议员多数去控制议会，支持内阁。有些学者称之为“1900年体制”。
1901年6月登台的桂太郎内阁，其阁员或是贵族院的官僚，或是此前尚无入阁经验的技术官僚，如外相小村寿太郎、内相内海忠胜、文相菊池大麓、农商相平田东助等。小村寿太郎就任后不久，就向桂太郎提出了《关于内政外交的十年计划》，对于政友会原敬等人主张的“积极政策”给予新的评论。
认为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扩张陆海军、铁道国有和宽轨化、发展电信电话事业是有益的。财源不足只好募集外债。这些计划因向美国募债失败而未能实施，惟有陆海军的军备却仍以巨大财政支持扩充着。1900年下半年起发生了金融危机，生丝和棉纱的出口也不够稳定。在财政的重重危难之下，桂太郎内阁依靠外交上突破性的进展而得以延续下来。1902年结成了日英同盟。1905年打胜了日俄战争，桂内阁成为历时4年半的长命内阁。
桂内阁成立之后，政友会便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但依然占据众议院多数。这时，政友会和伊藤都面对着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因为这时的伊藤是元老和政友会总裁，已经不是能将这两个对立的身份统一起来的首相。作为元老，他理应从国家和天皇的利益出发，为国政运筹策划。作为党的总裁，他当然又应该事事从党益党利出发，扞卫在野党政友会的权力和地位。一旦桂太郎向作为元老的他咨询国政，他该怎样履行总裁的责任？同样地，一旦政友会内部讨论议会对策时，他又该怎样履行元老的责任？可以说，伊藤本人这时已经成为内阁和政友会双方共同的不便了。无奈之中，伊藤决定出游欧美，以回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但是，政友会的干部们却以为，即使如此，作为党首的伊藤此时脱离政局，对党务和党势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政友会干事长原敬为“考虑将来如何对策”①而从京都返回东京，同政友会干部冈崎邦辅等商议后，内定在伊藤出游期间由西园寺公望任副总裁总理党务。②两天后，又同松田正久、大冈育造等总务委员在政友会本部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应阻止伊藤外游，若不成则推举西园寺为副总裁，并指名总务委员长，讨论对马上要召开的第16届议会的方针。会后，原敬和松田急赴大矶会晤伊藤。伊藤除执意出国外，其他诸事一应同意总务会议的决定，指名松田为总务长，又提出请井上馨秘密协助政友会诸事务。1901年10月12日，伊藤出席庆贺政友会成立1周年纪念会、宣布以上决定后就出国了。
伊藤出国之举将其不再适合担当政友会总裁之事暴露无遗。而原敬则在领导政友会反对桂内阁地租增税案和寻觅倒阁时机的运动中逐渐提高着在政友会中的地位和人望。他与松田正久成为西园寺之下政友会的实权人物。因此，当伊藤内阁辞职后“二流内阁”出现、政权由元勋向第二代官僚转移的同时，伊藤回避性出国在政友会中留下的权力空白，也为纯粹的政党人士掌握政友会的领导权提供了机会。在第16届国会召开之际，政友会在300个议席中占有159席，而执政的三四俱乐部和帝国党加起来不过39席。原敬将伊藤出国视作倒阁夺权的好时机，与松田和尾崎行雄等决定在清朝辛丑赔款处置问题上，同桂内阁正面冲突。政友会认为清朝的赔款应作为特别会计，用于整顿财政、刷新行政。而政府为摆脱财政困难、扩充战备，打算将其列入一般会计内。为了稳操胜券，原敬和松田曾考虑同宪政本党犬养毅等提携。
曾大力协助伊藤建党但后来又醉心于花草养植的伊东，这时再度活跃起来，及时地将政友会内部各派的主张通告正在俄国的伊藤。伊东的目的是想把国家元老伊藤从政友会原敬等人手里夺回来，削弱政友会。伊藤在收到伊东的信后，给井上拍了一份电报。井上接到电报后马上约见原敬，原敬读了电文后生气地反问井上：“根据这份电报，岂不是要让我知道巩固现任内阁使之永续不倒吗！”翌日，原敬将电文告诉松田，松田立即反应说：“若把这份电文泄露出去，没有办法，会酿出纷扰，所以请告诉井上要严守秘密。”但是，桂太郎访问井上时，就知道了电文的大致内容。另外，政友会议员田健治郎也知道了电文内容。但原敬等人依然引导政友会全会作出了将清朝赔款列作特别会计的决议。
井上为了调停内阁与议会的冲突，又将伊藤从柏林发回的电报转给原①《原敬日记》，第2卷，第417页。
②《原敬日记》，第2卷，第418页。
敬。伊藤明确表示将清朝赔款列入一般会计。这时，内阁阁员芳川显正、警视总监大浦兼武等通过冈崎邦辅、武市彰一等政友会干事向原敬探问妥协，山本权兵卫海相也向松田表示政府方面有协商的愿望，遂使政友会决定谈判。当桂太郎、山本同松田、尾崎的谈判破裂、原敬召集全党大会就是否还要继续同政府交涉表决时，64票赞成继续谈判，67票反对谈判。这样，围绕伊藤的电文，政友会内部分成了软硬两派。
硬派以红叶馆为据点，软派以滨之屋为据点。伊东乘机向软派运动，桂太郎也使出收买手段，分裂政友会，软派的力量逐渐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原敬为了阻止分裂，决定向软派和政府妥协。事态平息后，他又马上将软派的头目田健治郎、井上角五郎开除出政友会。清理了“门户”。1902年2月底，伊藤外游归来。他不知道自己的两份电报在党内引发了几近分裂的危险，而在党内分裂与避免分裂的派系纠葛中，他却又置身局外。这只能表明伊藤对政友会的控制力减弱了。
在摆平了政友会内部的分歧之后，原敬又在地租增税以充扩张海军军费问题上再同内阁纠缠。在1902年8月10日根据新选举法实施的大选中，政友会在376个议席中一举夺得19l席。原敬本人不仅当选议员，而且出任众议院预算委员长。他在同党内人士的磋商中一致认为，地租不能再增税，理由是日英同盟既已结成则海军不必再扩大军备。并决心即使议会将解散，也要否决增税案。
然而，桂太郎却并不慌张。不仅他自己采访已经归国的伊藤，伊东也屡屡向伊藤进言。两人态度恭谦，语气亲切，逼伊藤表态。政友会方面因为有过上一次教训，原敬、松田也屡次访问伊藤，坚持向伊藤说明反对增税的理由。对于来自对立双方的“工作”，伊藤一直未作明确答复。这种态度使内阁感到希望，使政友会感到担忧。桂太郎窥知伊藤内心已倾向于政府，但因为担心“已不能驾驭政友会的党人原”①才一直保持沉默。桂太郎将原敬称作“政友会之院内总理”②，清楚地意识到，原敬在政友会内部如日中天的地位，是伊藤一直缄口不言的重要原因。而原敬则将伊藤的“缺乏战斗力的优柔寡断”归究于想第5次组阁的权力欲在作祟。
方面僵持的状态中，1903年4月，俄国在第二期撤兵期至时不仅不撤兵却反而逼清朝签订关于满洲权益的条约，刺激了日本朝野。桂太郎、伊东和山县，从不同方面或向伊藤咨询对策，或向伊藤施加压力。最后，伊藤在同桂首相的会谈中表示，如果扩充海军不以地租增税为财源的话，政友会可以承认并支持地租增税案。伊藤单独以政友会名义同桂太郎的妥协，引起了政友会内部的地震。从1903年5月起，有一半政友会成员宣布脱党，议员也从193人锐减至170人。大量政友会成员宣布脱党，应当视作是对伊藤为首的政友会干部的抗议。而导致大批党员脱党进而造成政友会势力衰退的罪魁祸首当然就是伊藤博文。7月，由于山县有朋和伊东、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内大臣田中光显等人的活动，一份让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的诏书自天而降。官僚方面认为这不仅等于给了伊藤一个体面的台阶，而且也是将他拉回元老阵列促其反省的好机会。但对于政友会方面来说，与其说失去了一个元老总裁，不如说迎来了一个再打开局面的契机。7月12日，伊藤辞去总裁就①伊东已代治：《翠雨杜日记》，卷五，9月15日。
②德富苏峰：《公爵山具有朋传》，下卷，1933年，第532页。
任枢密院议长。7月14日，政友会推荐西园寺为继任总裁。对于这一变化，已经将政友会大权总揽手中的“院内总理”原敬，至少是不会反对的。
桂园体制
当1903年12月第19届国会召开之前，政友会和宪政本党这对冤家都在考虑为了攻击政府有必要在议会再度联手。这时，日俄之间的战争危机已经越来越迫近，桂太郎便借众议院院长河野广中弹劾上奏问题一举解散议会。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全国各地都卷入战胜祈愿之中，议会形势也为之一变。政友会和宪政本党在20届议会时共同地与政府达成妥协，通过了预算。原敬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协定在议会通过不仅最为便当，而且也开始显示出政党效用之微妙。”在议会召开之前，是原敬同井上、伊藤、西园寺密议后，一手促成了政府同两党的和解。
在当年底召开第21届议会之前，依照前约三方再度协商妥协。宪政本党提出的预算削减额是政友会的3倍。政府觉得，如果一定要同两党之中的一党妥协的话，那么，同政友会一方协商似乎更有利，便通过政友会总务委员大冈育造，向原敬透话要求接近。西园寺、原敬和松田认为，这可能是桂太郎为应付战争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策略，便通过伊藤了解桂太郎的真意，得知桂太郎真的决心长期信赖政友会并希望直接面谈。于是，原代表政友会访问桂邸，同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敞开胸襟的密谈”。根据当日（1904年12月8日）原敬日记记录，这次密约达成的意向性协约对日后日本政局的走势进行了超乎寻常的规定。其内容为：桂内阁决心将政友会作为长期合作的政治伙伴；政友会认为双方政见须大致相同，共同担当政事；桂太郎许诺战争期间无意辞职，战后若辞职则将内阁转让给西园寺公望。
1905年4月16日，原敬再度同桂密谈。桂表示战争应早日结束，所以不可能对媾和条件寄予太高期望。如果“国民不能满足媾和条件，故已决心牺牲自己一身..举荐西园寺”。当年8月14日，就政权让渡问题，原敬第三次密约桂太郎。桂表示，“让渡西园寺的意见丝毫未变”，可根据西园寺的意思随时准备辞职。原敬则表示，“不与进步党联合，与诸君等共同提携”，保证不称政党内阁，不搞黑幕政治，不同宪政本党（即进步党）联手。
在伊藤博文组建政友会之前，日本政局是四种力量相峙。伊藤系官僚、山县系官僚、宪政党和宪政本党（即自由党和进步党）。政友会成立后（虽然后来伊藤又退出政友会，但仅是他本人单独退出，其势力或被政友会吸引，或退出政治舞台不再拥有政治发言力），四角对峙便成了三角鼎立。以被俗称为山县阀的包括军部、贵族院、官僚为一方，以政友会为一方，以宪政本党为一方。其他中小团体党派尚无力割据一隅以求一逞。1905年12月，在众议院379个议席中，政友会占139席，宪政本党占96席。在原敬与桂太郎频繁接触的同时，宪政本党也在同政友会协商，打算在日俄战争之后再建联合内阁。政友会一边同宪政本党协商，原敬一边同桂太郎磋商，终于达成了政权私下授受转让的契约。原敬在1905年9月17日的日记中记道：“政界今日之情况，有进步党、政友会和藩阀三方。改进两党皆不能以各自之独力维持内阁，而藩阀此后亦不能将其他两势力置之度外而从事政事。但此三分子之中若二分子联合，则天下事易为。故政友会与现当局派提携执掌政权，理应为国家前途作大贡献。”
三分之中二分的联合，便可执掌政权。原敬经过冷酷的计算，毅然将同为政党的宪政本党摒弃在政权之外，同政党的“敌人”山县阀携手。在桂太郎辞职之前，本应由元老举荐天皇敕许的后续首相人选，便已经决定下来。
宪政本党想同政友会再建联合内阁的行动当然也只好停止了。这样，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到1912年底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总辞职的7年间，或者从第一届桂太郎内阁成立的1901年起计算的11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中最独特而有趣的“桂园体制”主宰日本政治的时代。内阁总理大臣总是在山县阀的第二掌门桂太郎同政友会第二任总裁西园寺公望之间交替转让。当桂组阁时，政友会自然就成了桂内阁的参与党，当西园寺组阁时，政友党就兼有执政党和参与党的双重身分。而宪政本党则陷入无力过问政权的苦境之中。
从第一届西园寺内阁的组成来看，除西园寺、原敬和松田是从政友会入阁的之外，其余皆为官僚或由官僚举荐。所以，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同西园寺本人的身分相似，半政党半官僚性质很强。原敬出任内相，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政友会中的地位。两派联合压住剩下的另一派，官僚实现了期望的政治“安定”，政友会将同官僚的联合作为党势发展的一大成果，也满足于这种“安定”。
政友会又一次达到了组阁这样的大发展，西园寺内阁一成立，就又打出“积极政策”的旗帜。这些积极政策包括：铁道国有化，炼铁厂扩充计划，电信电话扩大计划，河川港湾改善计划，奖励产业以及扩充教育等事业费，1907年的预算竟达到了6.1亿日元。这个预算案虽然遭到一些小团体所属议员的反对，但宪政本党的领袖之一大石正已却认为，若反对这些政策，“相反会失去国民的同情，以至于会以社会的实力集团为敌”，支持政友会通过了预算。为此，宪政本党内部分裂成“民党派”和“改革派”，大隈重信为首的“民党派”处于少数地位，大隈被迫辞去了总裁职位。之后，在宪政本党内形成了革新派（右派）大石正巳和非革新派（左派）犬养毅的对立。
由于这些“积极政策”为资产阶级和各地区带来了实际利益，因而充实了政友会的社会基础。即使在宪政本党的地盘东北地区，由于铁道的建设、高等教育机关的设立和水利建设，支持政友会的人显着地增加。这正是自始至终坚持“积极政策”的原敬所期待的。在第10次全国大选中，政友会的议席数达到187席，而宪政本党的议席却减少到70席。政友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但是，反对政友会的力量也在积聚之中。首先是铁道国有计划所招致的反对。因为要国有就要由政府出资收买私铁。当时有两大私铁，山阳铁道的大股东是三井，九州铁道的大股东是三菱。政府的收买计划自然也将这两条最长的私铁包括在内。三井和三菱当然反对，伊藤、井上和山县也支持反对论。尤其是外相加藤高明，入阁不到两个月，便因反对积极政策而辞职，造成内阁危机，西园寺只好自己兼任藏相。西园寺和原敬费尽周折终于使铁道国有法在众、贵两院通过，但承受了反对党议员总退场的压力。原敬在1906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其方法有许多说法，但我赞成其主义。..
加藤外相固执地反对，近来他精神不振，很神经质，但反对该法案并不仅因为身体，原因无非是三菱一派也反对，就不好办了。”
刚度过铁道法危机，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影响生丝出口，西园寺的积极政策再度受到考验。大藏省断然新设酒税、砂糖消费税和石油消费税，以图通过增税来度过财政困难。此举令因经济危机而期待减税的中小企业主大失所望，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商业会议联合会的率领下，全国展开了反对增税和废除盐专卖税、通行税和织物消费税所谓“三恶税”运动。
对这些中小业主的呼声，河野广中、岛田三郎等急进的自由主义者政党犹兴会首起响应，1907年12月组织了议员、实业家、新闻记者等100人的反增税有志者恳亲会。田添铁二等议会社会主义者也向工人们宣传反对增税和要求普选。在宪政本党内部，自大隈辞职后一直处于少数派的犬养毅非改革派也重新回归党内领导地位。1908年2月14日，宪政本党的党报号外刊登了《警告》一文，全面批判了西园寺内阁的“积极政策”。在野的反对党在增税问题上虽然没有使政友会处于绝对被动地位，但刚同政友会结成政治盟友关系的山县阀官僚们，也明显地表现出对西园寺内阁的不满。
在第10次议会中大获全胜的政友会，在没有同桂太郎商议的情形下，就对内阁实行“改造”，松田正久被任命为藏相，贵族院木曜会的千家尊福被起用为法相，同是木曜会的崛田正养被起用为邮递相。这引起了官僚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友会有意识地向贵族院渗透势力。于是，便同宪政本党以及反对增税的财界联手，想以新的三者联盟取代桂一园体制。元老和财界见政友会虽能赢得大选，却不能克服经济不景气，便以“健全财政”为理由，逼迫西园寺内阁下台。
原敬在1908年5月19日的日记中担心山县和桂太郎会利用“经济界的不景气颠覆内阁”。6月2日，桂太郎给同情政友会的井上馨写信道：“西园寺内阁一向无视殿下的财政紧缩政策论，而您为什么还要支持这个内阁呢？”6月20日，他又给前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写信：“仅仅乐观地等待，经济不景气也可能自然地恢复。但毕竟还是相信怎样按照人意使之变化。”①这等于明白地告诉伊藤和井上，自己还有再掌内阁的想法。
西园寺内阁的铁道国有化计划，是依靠募集5亿元内外债务来支撑的，由于财政软弱，偿还能力疲惫，所以必然导致公债价格低落，进而导致用以支付公债的铁道债券也不值钱。金融界要求政府用政策来维持铁道公债的价格，但西园寺内阁的财力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造成了金融界倒西园寺内阁、复活桂太郎内阁的原因。
在官僚、财界、产业界、宪政本党和其他各种色彩的政党有意识地夹击或无意识地参与夹击情况下，西园寺内阁于1908年7月宣布辞职，桂太郎第二届内阁成立。这一届内阁的阁僚无一人出身政党。
第二届桂内阁在施政方针上提出了一些针对西园寺内阁的政策，这些政策全部包含在桂太郎上奏天皇的“12条政纲”之中。第2条内容为恢复关税自主权；第3条为铁道宽轨化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1条，即抑制政友会势力，强调中立主义。政纲写道：“不据党派之异同草率地或合或拒..
假若忘却国家之公以私为党，以至趁机假借势力施加压迫，纵令数回解散，亦敢不辞而为之。”这就是被当时议会诸势力视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宣言。在已经同西园寺、原敬达成密约的前提下，桂太郎第二次上任便打出“一视同仁”的旗帜，不仅威胁了政友会的势力，而且促成了非政友会系诸党的合并。1910年3月13日，以宪政本党为中心，加上戊申俱乐部、大同俱乐部等，成立了“立宪国民党”，对政友会一党支配议会的局面形成强大的压力。
①[日]坂野润治：《大正政变》，1982年版，第49页。
对此，政友会的反击也颇具力量。1909年2月号《政友》载文反驳道，“一视同仁的结果无非就是‘百方皆敌’”，告诫在立宪政体下万万不可以此为施政方针。在立宪国民党的反击下，政友会仍然维持住议会第一大党和多数派的地位，发出这样的警告亦是有力的。在1909年3月第25届国会召开之际，政友会依然沉着地保持住参与党的态度，使议会诸事平安终了。原敬在会议闭幕的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政友会用力量使桂内阁“了解到若不依靠政党则会一事无成”。当然，这时宪政本党内部又爆发了改革派和非改革派的正面冲突，犬养毅斥大石等“为谋接近桂一派而无条件出卖我党”，主观上也为政友会向桂内阁反击、度过桂园体制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最后促成两派重修旧好的是偶然发生的农村地主和自耕农要求减轻地租运动。对于地租减轻运动，宪政本党认为应迎台之并趁机在农村扩大地盘，所以发表了减轻地租宣言。而原敬则毅然决定对此运动保持沉默，并不惜同松田正久决裂。桂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选择接近原敬并在他的支持下尽量压低地租减少率。从1910年初起，两人又频繁地秘密接触，冰释“前嫌”。尤其是在第27届议会上，政友会支持桂内阁通过了海军扩张案，加强了桂内阁的对政友会的依赖度。1911年1月29日，桂首相在众议院精养轩招待全体政友会议员，并发表了如下演说：
以贵党稳健之政见，贡献于国家，余辈素有认识，又常多恃其协力。今虽朝野所处有异，然于为国家所执施设及方针早已同出一辙。以情投意合协同一致收获宪政之美果，此岂止余辈之切望，贵党之见亦不出其外，乃深信不疑也。
对此，西园寺总裁在答辞中回答：“阁下与政友会情投意合，如此协同一致共收宪政有终之美果，亦是余统率政友会之志望也。”①这种“情投意合”
的宣言，被人们理解成是官僚和政友会欲永久地掌握政权的宣言。
官僚和政友会都从理性的冷酷计算出发，达成了感性的“情投意合”。
经过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和第二届桂太郎内阁，两人之间保持政治契约关系，就能把第三派力量排斥在政权之外，轮流坐庄，利益分享，维持政治安定，这已反复得到验证。这种关系所形成的体制，相对于元老藩阀政治来说，由于政党人士频繁入阁组阁，且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日益增大，当然是日本近代政治的进步。但这种体制的建立，是依赖于官僚和一个政党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经过冷酷的交易达成心照不宣的妥协，且各自又每时每刻在提防对方翻悔，当然又是极其不正常的。更有甚者，两者以各自所拥有的“力”，无情而且蛮横地将拥有正常宪法保护权力的第三党排除在外，把宪法对公民权力的保护变成了纯粹的利用，把理应公开进行的政治竞争和政权更迭变成了秘密交易和私下授受，这就绝对地偏远了“宪政有终之美”。政友会治政的经验——掌握议会多数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日本政治的发展，都起到了长久的影响。
在这种情投意合的合作关系下，政友会自然可以从容不迫地积聚并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桂太郎的“私人部队”中央俱乐部的议员们看得很清楚。在发表“情投意合”宣言的当日晚上，桂太郎在自己的私邸招待这些议员。但招待会会场的秩序极其混乱，大家异口同声批评桂：“这次结果招致①[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出发》，第383页。
政友会力量更加膨胀，其跋扈之弊，其不周到，难以弥救。”
1911年8月，桂太郎又将政权交还给西园寺。其他政治势力再拼命也不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苦。政治的进步性被这种情投意合封闭的感觉，充斥于政党人士、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的心中。在第一届西园寺内阁时期发生的“红旗事件”和第二届桂内阁时期发生的“大逆事件”，都是这一体制在“宪政”之下的专制或不民主的表征。农民运动和工潮，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以及前述都市个人主义的兴起，是对这种体制的两种不同角度的批判和反抗。
大正政变
由“情投意合”开辟的政治格局，典型而形象地说明着“桂园体制”欲揽天下于“一统”的特点。在国家政策的制定方面，由于实现了众议院制霸，有政党与无政党，有议会与无议会，实在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状态就把这一体制的直接“缔造者”桂太郎和原敬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时的情形是，原敬位于首相西园寺之下任内相，桂太郎自然也无法僭越山县有朋，但两人一人在阁内，一人在阁外，对内阁施政拥有绝大的发言权。陆军中将上原勇作将这种形势喻作：”不管是由井正雪还是大盐平八郎，皆屏息鼠迹而不知所措。”①
上原勇作的这句话反映出陆军的反感与不安。陆军主流派领袖田中义一和少数派领袖上原都担心桂太郎这样地“迁就”原敬，是否会对军队产生不利影响。1911年2月18日，田中义一、海军次官财部彪和上原阀的主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字都宫太郎，在宇都宫家密议，讨论桂太郎此时将陆海军的发展置于何等地位。
尽管3人都各怀心腹事，但共同的前提毕竟是陆军和海军的扩军计划能否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因此，将桂太郎视作正在向政党靠拢的军部，从这时起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桂、园两人合作的一举一动。
“情投意合”对桂太郎的“私人部队”中央俱乐部的冲击亦是强烈的。
桂太郎只好再三向手下表白与政友会的联合不附带任何“条件”，竭力安抚心中忿懑的俱乐部成员。
惟有在野党国民党（宪政本党变名）的犬养毅对此表示欢迎态度。在此前，犬养毅曾频繁地与原敬等接触，欲实行两党联合，再建联合内阁。而右派大石等则努力同桂太郎接触，要求提携。
“情投意合”后，犬养毅固然打消了联合内阁的构想，但同时也等于宣告大石要求与桂合作的想法被拒绝。这样，犬养毅担心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暂时缓解了，他把“桂园体制”视作政党发展途中的必由阶段，因此莫不如说对“桂园体制”是欢迎的。
这样，各有所思的各种势力对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态度，基本上表现出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与其反对不如先顺应政权的授受交替，并向这届内阁楔入本方力量。宇都宫太郎通过原敬和寺内正毅，很快实现了由上原勇作取代石本新六出任陆相。另一种倾向是海军和陆军内部的萨摩系势力（代表①上原勇作文书研究会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52页。由井正雪于1651年策划反对幕府计划未遂自杀。大盐平八郎1837年在大阪领导市民起义，失败自杀。
人是町田经字），当然还有国民党犬养毅等人，力图真正地确定西园寺肉阁的地位。前者是想拉紧萨摩系势力同西园寺内阁的关系，支持海军发展，后者是想借西园寺内阁树立真正的政党内阁。海军次官财部彪，铁道院监理部长、鹿儿岛出身的山之内一次和前警视总监、鹿儿岛出身的安乐兼造，就想迫使对陆军扩军计划抵制不力的海相斋藤实下野，换上前海相山本权兵卫。
并且还想进一步运动在政友会内同原敬地位相差无几的松田正久，实现西园寺和山本的“情投意合”关系。此举因斋藤抵抗而未遂。
正当陆军和海军热心地同西园寺内阁周旋时，西园寺内阁和政友会内部亦不是固若金汤的营垒。引起政友会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原敬个人威信和势力的又一次提高。自“积极政策”争论以后，松田正久对原敬积怒甚厚，为对抗原敬势力的急速扩大，松田主动地接近山本权兵卫，以图借助萨摩派最大的实力人物的力量，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
西园寺本人对原敬也抱有强烈的戒心。1911年6月8日在一次晤谈中，西园寺透露了“长期处在这个地位有些为难”的意思，原敬却回答说：“短时期内好不容易刚接手内阁，等内阁的后续者和政友会的后续者确定之后再离开内阁亦无妨。”这番话将西园寺对原敬的猜忌和原敬的确想让西园寺引退、自任政友会总裁、把“桂园体制”变成“桂原体制”的打算，清楚无疑地暴露了出来。所以，西园寺对松田谋划的自己同山本的联合，基本上是持默许态度的。
这样，在内阁外，实际出现了两派隐形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关系：桂太郎、原敬、陆军和国民党的大石正已为一方；西园寺、松田、海军和国民党的犬养毅力另一方。当然，这种结盟关系并不是十分牢固的，因为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缺乏一种绝对的共同利益，而且任何一派中的任何一方同另一派的某一方又都有局部性共同利益存在。所以，对立自然是不明显的。但是，尽管如此，也必须这样认为：在1911年1月桂太郎与原敬宣布“情投意合”、“桂一园体制”最终形成的同时，由于触发了多种矛盾的激化，这一体制离崩溃的日子也不远了。
对于势力遍及军部、枢密院、贵族院、官僚层、在政界拥有强大实力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来说，明治天皇的死不啻一种严酷的警告。不管他们拥有几重身分、掌握多少层重叠的权力，他们都需要接受从天皇那里折射的光亮来加强权力的合理性。宪法第11条统帅权独立使军部直接同天皇联结在一起，宪法第56条将约束内阁的权力交给了枢密院。明治天皇的权威不仅源自建国神话，而且源自王政复古、废藩置县、西南战争、颁布宪法、修正条约、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政绩”的积累。但如果要向大正天皇寻求同等的威严和庇护，起码在短时间内是不太现实的。山县有朋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将要去欧洲视察的桂太郎火速从哈尔滨招回，让桂太郎任内大臣兼侍从长，企图将自己的直系送到新天皇侧近，来补充由于明治去世而可能失去皇权庇护的空白。
但是，山县和桂即陆军这样强行地控制皇宫的做法，引起了政友会和海军的反感。原敬和海军次官财部彪都在日记中记下了内心强烈的不快。这层矛盾不仅强化了上述的对立，而且使之更趋复杂化。所有纠缠在一起的矛盾与摩擦，终于在预算案问题上一举爆发出来。在国际收支状况极端糟糕、再增加税收恐怕要激怒民愤的状况下，前内阁仍然公开表示支持扩充海军，对陆军增设师团的要求也予以默认。内务省、邮递省、铁道院都提出庞大预算，并摆出了一付不肯让步的姿态，主张紧缩政策的现任藏相山本达雄在无奈之中告急于元老松方正义，松方联络井上和大山严，向内阁正式提出了缩小财政规模的劝告。
一贯主张“积极政策”的内相原敬认为老人们多管闲事，“其论陈腐”。
他在当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将老人们“当作讨论的对手毫无意义”，仍然坚持“积极政策”。但政友会内部的西园寺、松田，山本和萨摩系的文相长谷川纯孝等人在反对“积极政策”上形成了对原敬的包围，进而联合元老和海军的力量使原敬陷于孤立。山本藏相以三元老的劝告为后盾，正式提出延缓铁道扩建计划。
在内阁紧缩财政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陆军和海军却为本方的扩军计划能在议会上通过而大造声势，陆军方面说，石本新六前陆相和奥保巩参谋总长在明治在世时就动用“帷幄上奏权”，为向新领地朝鲜施加压力威服民众，需要在朝鲜配置2个常设陆军师团。海军方面更不甘示弱，宣称前海相山本权兵卫在1911年7月11日拜谒明治时，已经从明治那里得到了“来年务必使海军充实案成为现实”的敕语。山本权兵卫同海相斋藤实会谈，决定支持制定否定陆军增设2个师团的预算案，若此举关系到本届内阁进退存亡时便向天皇上奏，而若天皇挽留的话就请奏天皇下敕令更换陆相。山本又同西园寺首相会谈，鼓励西园寺“这回把腰板挺直干吧”。
陆军方面见原敬在政友会地位降低，海军同西园寺内阁频繁接近反对增设陆军师团，便决心在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支持下，在增设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计划在必要时推倒西园寺内阁，推举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为首相。其中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同国民党密谈，取得了国民党的支持许诺。
这样，山本权兵卫同政友会的提携和寺内正毅同国民党的提携已经形成最大的对峙。他们决心在海军扩充还是陆军增设问题上一决雌雄，“情投意合”
的桂园体制已面对行将崩溃的形势。参与党政友会内部尾崎行雄等亦在考虑另一种准备，即向反政友会的在野党呼吁“以大同团结，谋根绝官僚政治”。
1912年11月22日，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代表陆军强烈要求政府在预算案中编入增设2个师团的费用，开始正面向西园寺内阁施加压力。正在进行行政、财政整顿的西园寺内阁，对陆军的要求断然予以拒绝。另一方面却将行政财政整顿得到的3700万日元用于产业、减税和扩充海军方面。在内阁制定的预算案中，编入1000余万日元，作为海军3艘战舰的建造费。上原勇作认为西园寺内阁以海军压陆军，遂决心同西园寺力拼死活。12月1日，西园寺则怀着“即使得不到后任陆相以至于倒阁”的决心，要求上原勇作辞职。早有思想准备的上原，12月2日不向内阁而向天皇辞职。3日，西园寺访问山县，请求山县推荐后任陆相，但山县亦断然拒绝，以“陆军罢工”的方式来逼西园寺内阁垮台。4日，西园寺向全体阁僚表明辞意；5日，乃正式宣布内阁总辞职。天皇并没有像山本权兵卫预想的那样下诏挽留。6日，在讨论后续内阁的元老会议上，寺内正毅、松方正义、平田东助、山本权兵卫依次作为候选，但又相继被拒或被否。于是，山县决定以长州系势力为基底，推荐刚任内大臣和侍从长不久的桂太郎出任首相，收拾局面。12月17日，桂向天皇奏请组阁诏书，并奏请同时下达任命斋藤为海相的诏书。12月21日，“大命降下”，第三届桂太郎内阁成立。
从第三届桂太郎出台的方式看，由桂太郎同政友会西园寺、原敬之间私下授受的方式被放弃，继任首相的遴选再一次回到元老推荐，天皇下诏这一方式上去。从内阁的组成人员上看，警察官僚大浦兼武任内相，三菱女婿加藤高明任外相，殖民地官僚后藤新平为递信相和铁道院总裁，出任藏相的若椒礼次郎当时正是桂的直系。这样，桂太郎便将政党人士完全排除在阁外。
最后，从第三次组阁的桂太郎组建立宪同志会的活动来看，亦证明桂本人完全断绝了同政友会再度修好的念头。据若椒礼次郎回忆，桂太郎在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出访欧洲的目的，就是想充分调查国外政党的各类情况，回国后组织自己的政党。任内大臣之后当然便不能再考虑建党。所以，当他从宫中再度返身政界后，立即着手组建立宪同志会。他以国民党的大石派和中央俱乐部为基底，并吸收非政友会派各党派，共同发起者有大浦兼武、后藤新平、大石正巳、河野广中、武富时敏、岛田三郎、箕浦胜人、仙石贡等人，共同创立了以政友会为对手的新党。①这样，通过桂太郎和西园寺代表各自政治势力实行妥协维持政治“安定”的三分之二联合即桂园体制，彻底地寿终正寝了。这一体制从桂太郎第一届内阁起至第三届桂太郎内阁成立日止，其中还经过二届西园寺内阁和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共11年，正好于改元大正的1912年时宣告崩溃，所以被称作“大正政变”。
桂太郎一建立立宪同志会，便最终撕毁了三分之二联合。政党的政治权力完全被置于无视其存在的地位。连一直希望稳妥对策的松田正久，此时也不能忍受胸中的愤怒，投身于反对桂内阁的宪政运动之中。此前，当元老会议还在小田原讨论后续首相人选时，以尾崎行雄为首的政友会左翼势力，连同以犬养毅为首的国民党左翼势力，在筑地的精养轩召集了拥护宪政大会。
在激进的政党人士看来，政党势力完全被摒弃于政局之外，是破坏宪政无视宪法的行为。从犬养毅一贯的主张来看，这一结果似乎又是他早就有所预测的，一旦桂体制破裂，便是拥护宪政的大好时机的来临。会议很快就决定了护宪运动的三大口号：打破阀族政治、发扬政党主义、拥护宪政，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在歌舞伎町于12月19日召开。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的议员、新闻记者、实业家和学生共3000人出席了大会。福泽谕吉创设的交询社的成员们推举尾崎和犬养为运动领袖，以本社为护宪运动的本部，发表“阀族的横暴跋扈已达极点，宪政危机迫在眉睫，我们断然排除妥协，根除阀族政治”
的宣言。
从12月27日第30届议会召开，一直到翌年1月20日休会期间，护宪派分赴各地宣传民众，使全国各地连续召开拥护宪政的大会。整个运动已充分准备在桂内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时同藩阀和军部大干一场。国民党这时也完成了分裂。2月5日，议会刚复会，政友、国民两党议员就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桂再次下令休会5天。2月8日，桂要求会见西园寺，请西园寺撤回不信任案。西园寺予以拒绝。9日，天皇召见西园寺，下达协助解决议会纠纷敕语。西园寺开始动摇，但尾崎和犬养认为这是桂太郎的阴谋，不能服从敕语。10日早晨，传出山本权兵卫劝告桂太郎辞职的消息，山本接着访问了政友会本部。这时，政友会和犬养毅等已经看到了赢得这场斗争的希望。
10日，议会休会期已到，只好再度开会。愤怒的民众包围议会，高呼护宪和反对藩族的口号。会场内外，对桂内阁形成了巨大的综合压力。此时.
护宪运动已经脱离了政友会人士所能控制的范围，民众久等不见桂内阁倒①[日]若槻礼次郎：《古风庵回顾录》，讲谈社文库1990年版，第180页。
台，便开始掀起暴动，发泄长期以来郁积的气愤。政府系统的报社一律遭到民众的袭击。在东京爆发的骚动，立即波及到关西各城市。大阪的骚动索性以桂太郎立宪同志会议员的私宅为袭击目标。神户、广岛、京都、姬路等相继爆发民众动乱。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桂太郎失去了解散议会再战的斗志和勇气。原敬认为，“如果仍然不辞职，将会引起革命性骚动”。2月11日，桂太郎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不久，桂太郎因得脑血栓死去。
为决定继任首相人选，又召开元老会议。初次以元老身分出席会议的西园寺推荐山本权兵卫为首相获得认可。山本以政友会推荐阁僚与支援为条件接受组阁。仍在激情中的政友会党员们认为，以萨阀代替长阀没有什么两样，仍然反对。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稳健姿态的原敬，再度活跃起来。原敬对党员说，坚决反对则可能倒退到官僚内阁去。原敬约定山本权兵卫以政友会的主张为施政方针，阁员除首、外、陆、海四相外，余者或者由政友会推选，或者以加入政友会为条件。原敬想说服山本让犬养入阁，但遭拒绝。这样，一个以政友会与官僚混合而成的、以政友会为参与党的官僚政党混合内阁诞生了。在山本内阁的出台过程中可以看到，若没有原敬极力将政友会从激进主义立场拉回到现实主义路线上来，大正护宪运动将如何收场实难预料。由此，犬养毅斥原敬的做法为“变节行为”，宣布对山本内阁采取中立态度，亦和政友会断绝了2个多月的联手关系。而在政友会内部，尾崎行雄和冈崎邦辅因不满意原敬的妥协，退出了政友会，成立了政友俱乐部。
在政友会再次成为内阁参与党、即所谓“变节”和妥协过程中，原敬本人也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后期的孤立和消沉的状态中脱出，再度登临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中心圈内。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再一次获得确认。1914年6月18日，身为元老的西园寺退出政友会，推荐原敬出任政友会总裁。这样，一贯以民间政党人士活跃的原敬，历尽宦海的种种坎坷和考验，终于抵达了政治生涯之中最光彩的顶峰，成为战前日本最大的政党的掌舵人，亦是最早以平民身分出任政党总裁的政党人士之一。
比起日比谷骚动来，1912年末开始到1913年初的大正护宪运动，以其鲜明的扞卫宪法、打击军部和阀族的政治性格，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政治斗争水平。它结束了官僚、军部与政党相互姘靠的政治体制阶段，开始了基本由官僚主动寻求妥协、而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及其他政党都有机会问鼎入阁机会的政治制度新过渡阶段，而这种形式是继官僚政治——1900年体制——桂一园体制之后，继续向政党政治过渡的重要一步。
在护宪运动中，广大城市中间阶层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成为左右胜负的决定性力量。犬养毅和尾崎行雄当之无愧地成为彻底护宪派的领袖。这派力量和运动并未因政友会的妥协而终止，相反，以更为深髓的思想为武器，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承担者。
而政友会的实力——众议院过半数议员以及遍及地方的各级组织，在斗争中为实践所认可。政友会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实力证明，从第三届平民总裁诞生日起，它越来越具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原敬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冷酷清晰的计算能力，亦成为政友会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大正护宪运动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近代日本政党，尤其是拥有左右政局能力的大政党，包括立宪同志会在内，虽然都是元老或元老级的人物创立的，但它一旦进入政治生活，因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就逐渐地脱离开创立者的创建初衷，不断地具备起作为民间政党的特点。这是不以藩阀官僚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亦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明治宪法的客观的社会作用。
在时代转换之际发生的大正护宪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民众向往新政治的理想和热情，亦迫使官僚阀族们认识到，他们要想像过去那样控制表层政治机构——即内阁和议会，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在内心不得不承认自身政治力软弱化的同时，就更加注重对宫中权力的控制。近代日本的内层政治机构——枢密院、贵族院、军部和内大臣、侍从长的所谓“辅弼”作用，也越来越直接地面对社会民众运动的强大压力。
平民宰相
大战景气下通货膨胀引起物价普遍上涨，全国总人口尤其是工商业发展造成都市人口增长，酿酒原料需求量的扩大，寄生地主制下大米生产的停滞，凡此种种原因，造成从1918年春起日本全国米价直线上涨，普通民众叫苦不迭。以东京米价为例，1917年1石为20日元52钱，1918年4月为32日元98钱，6月为34日元20钱。投机者见米价扶摇直上，便乘机兴风作浪，地主有米不售，米商屯积居奇，尤令民众切齿。8月份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之后，米价更以一天1日元、2日元的速度上涨。8月5日为40日元，7日为47日无，8日为49日元，9日为53日元。狂乱的米价，使都市人民面对饥谨的危险，空气中飘荡着一种令人发怵的不安气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18年7月22日早晨，在富山县下新川郡鱼津町村，几个渔家妇女朝停泊在渔港内满载大米的汽船前聚拢。“从春天起就抓不到鱼，但米价却不知顶棚在哪里似地一个劲往上冒！”“米价为什么这样涨法？”七嘴八舌之间，其中一个渔妇指着停泊在港内的汽船喊：“那不是么？”大家朝手指方向望去，不由地大声喊着说：“今天装这么多的米，明天好像还要装，明天不让他们把米运出去不行吗？”翌日，46名主妇自发地向海岸边聚集，但被警察赶走了。
根据近年来富山县地方史研究者研究的结论，阻止当地投机者在警察保护下将米转运别地去牟利的民众运动，最早是7月上旬从东水桥町开始的，此后是渔津町村和西水桥叮、滑川町等地。8月3日，这些地方的数百名农妇自发地团结起来，挤到米商店门前，要求停止转运并廉价出售大米。当她们的要求被拒绝后，便自发地掀起抢米风潮。第二天全国各报都以“越中女房一揆”（妇女暴动）为题报道了这个消息。报纸据实报道本是一种新闻责任，但所起到的作用等于将富山县的火种点燃了全国这堆干柴。8月8日冈山、和歌山、高松市，8月10日京都和名古屋，11日大贩、神户，13日以东京为代表，关东各地和九州以及近畿、东海、四国、中国，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米骚动”。政府甚至出动军队也不能轻易平息民众的愤怒。抢米风潮还引发了矿工暴动和农村混乱。自发而起的群众暴动一直断断续续、此起彼伏地延续了2个多月才告平息。
米骚动的直接后果，是与大正民本主义结合起来，埋葬了实行严厉言论控制的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在社会各界追究内阁责任的一片谴责声中，寺内正毅只有选择辞职一条路。
在寺内辞职之前，原敬就预料到政局的变动行将发生。7月23日，他对好友内田康哉讲：“余感到现内阁倒台已几成定局，彼等若无自觉，遂不免被枪毙。故两党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彼等倒台推举后继内阁之际，两党应公然提携，防止官僚内阁再现。”①而此时寺内并非没有辞意，只是因为有山县有朋挽留，又感到“强压维持现状，与屈节而倚政党，皆非万全之策。”
所以，一直拖到9月21日才正式辞职。在寺内辞职之前，山县的确在考虑后继首相人选，平田、伊东、清浦等人相继被他否决之后，才开始考虑原敬。
但寺内辞职后先被授命首相的却是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力荐原敬并同山县和松方两元老进行磋商。27日，原敬终于受命出任首相组建内阁。29日，原敬内阁成立，除外、陆、海相外，其余皆为政友会成员。
由政党总裁任首相，大部分阁僚又都是政党成员，这样的内阁并非前所未有。但是大隈、伊藤、西园寺任首相时，其身分除了政党总裁之外，同时还拥有标志着特殊权力的身分爵位。爵位不仅仅只是一种荣誉，而且还是一种宠幸。它使爵位持有者同皇室权力之间保持着若明若暗耐人寻味的关系。
在政治势力的划分时，也将西园寺最终归并到官僚集团那一派去。原敬以政党人身分做总裁，又以政党总裁的资格担任首相，确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平民宰相”这一俗称，戏剧而又醒目地强调了原敬不拥有爵位故而拥有“清白”平民身分这一特点。所以，尽管原敬内阁的出台并不是靠坚决斗争才成功的，若不是“元老”们普遍感到已无更合适的人选却又必须有人担当此任，若缺少西园寺在最后关头说服山县、松方，特别是若没有遍及全国如火如茶的“米骚动”无意中开创的契机，原敬便没有问鼎内阁的可能。但一旦原敬内阁诞生，它在日本政治史上的地位便绝对地无可替代。自1890年国会召开以来，藩阀官僚同政党之间斗死斗活，藩阀内部与政党内部分解组合，为的就是这个官僚不让并尽量推迟而政党则力图早日实现的政党内阁，现在竟然这样不期而出生了。
在“平民宰相”一片欢呼声中，原敬开始了其内心酝酿了很多年的改革。
原敬的手法是：利用民众的压力，逼元老、军部、贵族院、枢密院等特权机构让步；与特权势力妥协，来抵御民众的压力。在此过程中，寻求政友会党势扩张。为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原敬则将改善教育、整顿交通、充实国防、奖励产业作为四大政纲。这四大政纲不仅同一战以来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相适应，而且又想通过军备扩充和整顿产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政策，当然对扩大政友会党势用处颇大。
首先看高等学校的发展。此前全国一共只有8所高等学校（高中），1919年新开新澙、松本、山口、松山4所，1920年再开水户、山形、佐贺、弘前、松江5所，1921年又开5所，高校一举增加到22所。与此同时，1919—1921年间又增设了23所专门学校。1918年12月公布的大学令，将庆应义塾、早稻田、明治、法政、中央、日本、国学院、同志社8所专门学校一举升格为8大私立大学。
原敬一贯主张的“积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扩建铁道。1918年铁道总长度为15879公里，但到1922年时竟延长到20830公里。议员们拼命使铁道在自己的选区里修建，被称作“我田引铁”，使支持自己当选的地方势力享受铁道带来的方便和利益，显着地发挥了扩张党势的作用。
为了同军部协调关系，原内阁对军事预算的制定和政友会对预算案的审议，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1918年军事费用占全年财政支出的36％，已经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了。但1921年共支出军本费高达7.3亿日元，占全年度财政总支出的49％。这个纪录，一直到1933年时才被打破。
①《原敬日记》，第7卷，第455页。
原敬还将文官任用范围扩大到殖民地长官。1914年4月，关东都督府改作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在任用文官为关东厅长官的同时，认可关东军司令在维持关东州治安和保护南满铁路时，在必要情况下可使用武力出动军队。这样也就安抚了军部的不满。于是，在南满出现了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满铁社长和奉天总领事馆等四头政治统治机构。
从这些政策分析来看，原敬用实际利益调谐阀族军部和议会政党之间的对立关系，居然使近30年来一贯难以共处的冤家对头，一时间都处于基本满足的相安无事状态之中。原敬用他的政治手腕告诉双方，一旦军方和官僚彻底地放弃“超然主义”立场，给予政党以足够的、应有的筹金，那么预算案是可以商量的；政党方面也应懂得，在政治地位得到承认（尽管是不得已的）
的前提下，在军费预算上作一些让步亦是必要的。安抚住军部的心情，是取得政党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另外，原敬在扩充教育和铁道建设方面的政策，也多少考虑到了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对提高政友会和内阁的威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原敬了不起。”山县有朋在仔细听了侧近对原敬内阁政策的介绍之后，禁不住让夸奖脱口而出。本来是苦干“米骚动”后社会动荡、惧怕难以收拾局面、不得已让原敬出马的山县，也不得不承认原敬的政治才能。当时因“色盲问题”而陷入困境的山县居然感叹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此前不知道原的态度，这次看他对议会的做法，原实在是一个出色的人物。像原这样的人只今恐怕已经没有了，..将来如果自己辞职成为一个平民的话，就想同原合起来干啦！”可以说，原之所以能这样充满信心和勇气果敢地推出一系列政策，是因他相信山县不会对他的政策加以干涉。在原的日记中，可以不费力地找到许多处他对山县的厌恶情绪的表露。在原敬看来，山县一贯以“勤王家”的忠心自居，但不过是想把私利私欲权力化而已。山县讨厌看到别人的成功，喜好动辄对政府横加干预。他将自己的侧近配置于宫内省和枢密院，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前途。但对山县的这类切齿之恨，原敬从来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过。相反，若因一些政事处置必须同山县接触的话，原必亲访或通过适当的渠道将自己的态度有理有节地透露给山县，并听取山县的意见。原敬只是将对阀族的恨全部溶化在20多年苦心经营之中，他只想用行动的结果来对阀族进行反击。
促成原敬内阁时期山县和原两人台前台后“合作”的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米骚动”后山县对政局透彻分析后得到的无可奈何的结论；二是两人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者的过激言行的共同忧虑；三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对天皇殊途同归的忠诚。尤其是大正病势沉重后两人对设摄政一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山县认识原敬的才能后对他的夸奖，则是山县单方面的观点。原敬内心对山县的评价则是始终贯一的。原特别警惕在野党宪政党力量的扩大，因而时常主动作出一些让步，山县亦是十分清楚。
在这样的关系背景下，再加上原本人同加藤友三郎私交密切，所以，当加藤海相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时，约定由原敬首相代行海相事务。海军并无反感，陆军亦保持沉默。
“两院纵断”是原敬为确保政友会地位最根本的考虑。由于西园寺公望元老推荐原敬任总裁后，党内“天敌”松田（原自由党派代表）又病逝，原敬在政友会的地位稳固多了。这样，在众议院保持住绝对多数，并向贵族院渗透力量，使贵族院亦成为政友会的地盘，潜移默化之中将宪法规定的贵族院对众议的羁縻悄悄消解，即“两院纵断”（控制两院）的想法，是原敬任首相后最高的策略考虑。因此，这种策略与原敬内阁相始终。
原敬设计的第一步是向第41届议会提出的小选举区制改革。内相床次竹二郎在向议会作说明时说：“大选举区制选举费用颇多。同一选举区内相互竞争对政治道德影响也很大，对政党的发展不利，即使是大选举区制，但各候选人纷纷私设选举区，这一事实也表明必须进行选举制度小选举区制改革。若采用小选举区制，无疑将巩固候补者的地盘，同时亦可促进选民的投票欲望和政治思想的发展。”①理由堂堂正正，令人慑服。
与小选举区制改革同步进行，原内阁还提出了选举资格应从纳税10日元以上降低到3日元以上。投票的结果，小选举区制以205票对144票、纳税条件以203票对147票，通过内阁的原案。根据新选举法，议员人数增加到464名，选举区共374区。而选举权拥有者人数亦增加了几十万。扩大的选举权大都使政友会的基础——农村中的小地主受益。在1920年5月10日依据新选举法进行的大选中，政友会获得278席，对宪政会的110席占据绝对优势。政友会此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一直执众议院之牛耳。
原敬接着便开始推进对贵族院的工作，对象是贵族院内最大的会派，即由伯、子、男爵位者为主组成的研究会派。自桂太郎死后，研究会逐渐放弃了稳健中立原则，向积极参与是是非非方向转换。原敬任首相后，主动地同研究会的三岛弥太郎以及少壮派成员永野直、青木信光、前田利定、酒井忠亮、牧野忠笃等人会谈，坦陈政见，疏通分歧，联络感情。1919年4月19日，贵族院议长德川赖伦访问原敬，要求原让出自己兼任的法相位置，让研究会派的大木远吉出任。随后，原敬频繁地同研究会的中坚分子接触商议。5月15日，原敬成功地使大木入阁就任法相。同年12月6日，在贵族院拥有141议席最大的会派研究会，宣布了“支援原敬内阁”的决议。
这样，原敬的“两院纵断”谋略完全兑现，原敬对贵族院的改造工作也获得了成功。当研究会的干部会宣布支持宣言以后，原敬为自己梦寐以求的贵族院的政党化倾向已经清晰可见而感到欣慰。他对研究会的干部们说：“今后的政界，贵族和平民分离必将带来大害。贵族和平民共同维持稳健分子势力，对国家是有益的。”“两院纵断”是原敬有恃无恐地推进积极政策的坚强后盾。
1921年9月，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被朝日平吾刺死。从身为大陆浪人的朝日在给北一辉的遗书内容看，他完全接受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主张。11月，原敬为出席政友会近畿地区大会，从大家站乘电车去东京站，在入口处被一个年仅18岁的车站职工中冈艮一用短刀直接刺中心脏，当时绝命死亡。中冈艮一的动机至今未能查明，似乎是对政友会和宪政党在议会相互攻讦诸如”五个珍品”事件有关。朝日平吾舍身刺杀“奸富”安田善次郎的牺牲精神对他好像也是一种激励。学者们猜测中冈与右翼可能有所联系，但至今也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一代平民宰相，如此这般地被一个热血青年所葬送，使战前日本在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缺少了一个能对国内国际形势①［日]松山治郎：《近代日本政治史》，白桃书房1972年版，第135页。
作出冷静判断的政治领袖，其后果是不能简单估测的。
开创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原敬内阁，对日本政治史的影响是深远的。
原敬以平民身分任首相，使战前日本的行政权力的主体发生了积极变化，普通政党人士任内阁总理就不再是禁区。原敬领导的政友会在议会中拥有强大的力量，迫使首相人选由绝对地需要元老推荐的惯例，向元老象征性地推荐议会多数党领袖的做法（战争期不在此例）转变。原敬实现的贵族院众议院两院纵断战略，巧妙地削弱了专制对政党的压迫，使众议院多少代表民众利益发言的力度增强。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元者们用“超然主义”态度所蔑视的政党，如同被压在石板底下的竹笋，顽强地生长起来，以原敬内阁为标志，掀翻石板，挺起身躯。两者势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从一次大战结束后至1936年法西斯主义全面上台时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不用选举的（元老、枢密院、军部）政府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
自然，只能在天皇制框架内活动的政党政治，其权力发生源依旧在天皇，所以，未能建立起责任内阁制，仍然是十分软弱的。政党的政治活动在一般场合下都落后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民主运动。在推动政治民主的主体两重性前提下，政党领袖只注重运用政治手腕和技巧取得组阁权，而民主运动的领袖只满足于纯粹精神思想方面的宣传，缺乏成为行使行政权力主体的主动欲望，是政党政治不够强大的重要原因。所以，尽管政党政治有所发展，政党上台执政，但在同军部的争夺中，只能让其收敛气焰，而不能让其伤筋动骨丧失权力。进步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原敬的死，对政友会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原敬之后，政友会就缺少一位能够将全党各派力量进行统合、对政友会的行动进行指导的领袖。其结果是，当日本政党政治发展到最高峰时，政友会却失去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第19章 “成金日本”
“成金”风潮
国家通过投机或冒险一举成为“强国”，公司或企业追随和利用国家的政策可以分享一杯美羹，成为巨富。按将棋规则，功能最弱的棋子步兵如果一旦冲入敌阵，即可取得护佑在王将左右的金将的战斗力，将棋术语称之为“成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发了战争财，成了大富或小富，甚至根据职别不同出现了“铁成金”、“船成金”、“株成金”、“丝成金”等流行语。“成金”梦成为大正时期许多日本人的精神支柱。人们将一夜之间变成暴发户的现象喻作“成金”，多少带用一些轻蔑的意味。和田邦坊画的漫画《成金》，一个手持百元大票的小老头，让簇拥在他身边的三个女子将他的皮鞋擦亮，准备回家。尖锐地讽刺了大正初年的世相。
以神户港为根据地的铃木商店，在战争爆发前是一个拥有资本金50万日元的贸易商社。在战争打响后，立即购入了大量的战争物资和船只，数月之间便变成了大型商社。
原本在三井物产船舶部任职员的内田信也，1913年33岁时退职，当了一名船舶买卖中间人。1915年开设内田汽船公司时只有1条船，第二年便拥有16条船，公司股票的红利竟达60％。1918年创立内田造船，有资本金200万日元，人称“船成金”典型。某日，他乘坐的列车翻了车，将他压在座席下面，他拼命大喊：“我就是神户的内田呀，出多少钱都行，救救我！”此事经报纸渲染，恶名也倾刻之间传遍全国。
三井、三菱等大型财阀企业，不仅在战争期间使自己的资本金倍增，而且在同期间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三井财阀的资本总额在1917年时仅为6000万日元，到1919年竟扩至2.7亿日元，1920年时共拥有直系、傍系企业60家以上，总资本金达到5.6亿日元。
在战争中发财的不仅仅是大中型企业，连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松尾尊兊在1961年出版的《米骚动与劳动者》一书中举例说：“在炮兵工厂能赚钱，在民间的工厂也能赚钱。在日本兵器会社干活的朋友，因一个月赚了200块，就拿着工资袋给我瞧。日本兵器会社生产俄国订购的炮弹，数量大且限期又短，所以都玩命似地干赚钱。我拼命干12小时，能赚15块。有个家伙好像为了刺激成金的劲头，就包下了一个女人，每天从娱乐店到厂里来回通勤不回家。..我就从那时起开始有钱，100块、150块、200块，很快就攒了600块。”（曾在大阪炮兵工厂工作的野田律太口述）
前述的内田信也1918年3月在杂志《生活》上撰文《从三井跳槽之后》说：神户的船舶界在战前就是东洋第一市场。（中略）所以神户的资本家、船主和劳动者，分别都大大小小地成了金，换言之，神户全体都成金了。
一举暴富的人有了钱，便过上了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玩股票，逛妓院，上饭店，建私宅，使得许多尚未发财者羡慕不已，于是，更多的人都拼命向投机发财一条道上挤。内田信也在须磨给自己盖了一幢宅子，正厅是一个有数百榻榻米的大房间，被称作“须磨御殿”。日本邮船的社长近藤廉平，人称财界的“罗马法王”、花柳界的“社长大人”。其公司的股票红利1917年竟达到了70％。更有甚者，“船成金”山本唯三郎、因船票暴涨而聚敛了7000余万日元资产，便琢磨起“怎样才能让他人知道自己富”的问题。于是，在1917年11月，他派200余人组成征虎队去朝鲜猎虎，一共打了30余只猛兽。回到东京之后，他特意在帝国饭店举办“虎肉尝食会”，招待各界知名人士尝鲜。当晚来了200多人，其中有清浦奎吾等枢密顾问官2人、现任内阁大臣2人、陆军大将1人。在从休息间去宴会场的过道上，将所捕猎物的皮制成样本，尽露凶猛狰狞模样，装饰两旁。内有全罗道的虎、弥巴里的猿、永起的豹、金刚山的熊等。
对内田信也、山本唯三郎等人的行为，社会自有褒有贬，但因风潮所致，在功利主义盛行、发财就是现实的当时，毋宁说更多的是眼热向往。日俄战争以后的致富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算圆了。“成金”的欲望推动着人们为自己能摆脱贫困而拼命奋斗，这多少减轻了国内政治对政府的压力。而在“成金”风潮的初期，因社会分配不均可能造成的负作用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连任两届首相的大隈重信和后继首相寺内正毅，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动中。
“成金”风潮的虚饰性，还可以从粗劣产品的质量中反映出来。由于中小企业在技术、设备和资金调筹方面都比不过大企业，为了不致在竞争中失败破产，粗制滥造的产品便充斥市场，输往海外。在外国，“太麻烦、日本”
这句口头禅竟成了粗劣的日本产品的代名词。但是，毕竟是由于经济发展才给了人们“成金”的机遇。在一次大战中，伴随经济大发展的过程，相继出现的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经济联盟会，是由企业组成的独占性经济组织。
工业俱乐部的理事长是团琢磨（三井系），专务理事是和田丰治（三井系）、乡诚之助（三菱系）。这个由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为中心组成的垄断组织，同政府及政党的关系密切，是此后长时间内统制经济的运筹和执行组织，世称“隐形政府”。
1917年7月出版的《中央公论》杂志，刊登了渡边铁藏的一篇杂文，题目为《排除迎合富者的政府并论设立战时利得税》，痛快淋漓地抨击了议会“实际上为经济的幸福阶级四处奔走，相反为经济的不幸阶级尽心尽力之举却根本见不到”；批评政府以巨额国费“毫不吝惜地奖励造船，奖励航海”，却无视“尚有领不到工资的小学教员和因米价腾贵而只好少吃的人民”，并疾呼应设立战时特别所得税以平衡社会分配，渡边铁藏特别例举了连丹麦和挪威等中立国都征收战时特别税，英国的战时税甚至达到了所得利润的60％，而“惟有我国放置战时既得利益者于不顾”，认为这种无所作为的政策要招致极大的危险。
渡边后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斗士”，在1948年东宝映画（电影制片厂）劳资纠纷中坚决站在反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东宝辩护，根本忘却了自己曾是批判大正“成金”风潮最犀利的斗士之一。然而，他将大正时期的议会和内阁斥为迎合富者的政治毕竟不是空穴来风。最大的财阀三井和三菱，分别成为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和宪政党的后援者，已是公然不争的事实。大大小小的“成金”者，同政党和政客之间都连结起一条条看不见的“金脉”线。这种关系最彻底的曝光事件，是1912年所谓“珍品五个”事件。
“船成金者”内田信也，在1920年总选举时，将自己经营的内田造船所新造的船，以每吨325日元的价格买给了“满铁”。当时战争已经结束，船价正在暴落，内田卖出了这个好价钱让同行们羡慕不已、吃惊不浅，引起了种种猜测。同为造船业者的在野党宪政党议员桥本喜造，在众议院大会上公开质问：“内田向原首相贿赠，在其荫庇下才成功卖出这种不正当价格。”
在宪政党穷追猛打式的质问下，政友会不能有力地辩解，以致闹到要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的地步。政友会在急忙中由干事长广冈宇一郎发现了“珍品五个”事件，并以此为武器向宪政党反击成功。原来，在大选前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向内田信也要求政治捐款，内田是一个普选政治慎重论者，便问加藤对社会中议论纷纷的普选问题持什么态度。加藤回答说时期尚早，内田便托人给加藤送去5万日元。加藤收到后在答谢信中写道：“珍品五个。”政友会在掌握了这些内情后，以宪政党放弃和不支持普选为条件接受5万元政治贿赠，迫使加藤高明承认接受贿赠（但加藤否认有交换条件）。战败投降后，内田信也在1951年出版的回忆录《风雪五十年》中证实确有其事，同时证实也向原敬政友会赠款的事实。
在议会中政党间为金脉政治而相互攻讦屡见不鲜，有时发生的一些事传出后甚至令人忍俊不禁，其戏剧性使人们欲恨而不能，说明金钱已经在何等程度上侵浸了议会政治。福泽谕吉的女婿福泽桃介是通过买卖股票而发达的实业家，但他对有些人“成金”之后，请友人知己吃饭时让全裸女招待斟酒上菜的做法十分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出生贫寒，天生就对富人有反抗心，我要用金钱去打倒金钱。”大战发生时，他已经是政友俱乐部的议员。政友俱乐部是在野党，按照计划他去议会发言，主题是反对预算案，没想到一激动，说着说着就离了谱，攻击起日本邮船和政友会来。他说：
邮船会社的当局者中，有我不少好友。该会社为了什么目的怎么样地花钱的，我听到不少。（中略）我今天想在这里发表（公开讲出来），可一想会伤害在场的天下知名人士，又不忍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被投入监狱，只好暂不发表（这时会场骚乱，有人大声喊应该发表）。穷人对富人的憎恨和不平是难免的，然而政府却加以特别保护，如果听任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话，那么，恐怖或者应当忌讳不讲的社会主义就会来了吧。
诸君，明治44（1911）年1月18日，政府对幸德秋水一伙逆徒宣判死刑。彼等的罪恶固然个人憎恨，但彼等毕竟是帝国的臣民。使彼等演出如此之狂态者究竟乃何人之罪耶！
据称，当时会场沸腾，已经根本看不到作为帝国议员应有的矜持。政友会议员松田源治和福井三郎从自己的议席上跳起来，大声叫嚷：“拿出证据来！不许侮辱神圣议会！如果没有证据就让他蹲监狱！”福泽也毫不示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纸文书，一挥喊道：“想看一下吗？什么时间，什么人拿了多少钱，请瞧一瞧再念一遍吧，这就是证据，就在我手中！”这时，会场虽然更乱了，但一直在挨福泽痛骂的政友会议员却安静下来，脸色突变者有之，面面相觑者有之。福泽这时更用力地来回挥动着那张纸，心里感到特别痛快。
其实，福泽手里挥动的“证据”，根本不是什么根据，如果政友会的松田或福井敢于接过来看一看，福泽桃介立刻将哑口无言，不仅会受到党内谴责，而且会因藐视议院而被起诉。福泽在1939年出版的《福泽桃介翁传》中但言，当时手里拿的是日本瓦斯会社的考勤表，痛快之余也有一种余悸之感。
问题是，福泽桃介为何有勇气冒险，而松田和福井等人却为什么连怀疑一下这是否是真证据的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呢？回答恐怕只能是，这种不敢公开的金脉政治不仅有而且的确十分普遍。
日本经济在一战期间跳跃式的进步是以这场战争为最基础的条件的。
1919年一战正式结束，这种基础条件亦不复存在。紧跟着而来的，则是1920年的经济危机。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企业利润短期上涨，以及许多人都醉心于其中的“成金”风潮，由于经济危机而遭受打击。参战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执行通货紧缩政策，日本也在国际收支赤字、硬通货不断流向海外（1920年人超额为3.8亿日元）的情况下，采取了紧缩政策。
在紧缩政策下，整个经济界当然是呈现着动荡不定的状态。股价的跌幅竟落到原价50％以下，地产、固定资产等资产的评定价格，也降至一年之前的一半以下。有许多企业在危机中破产，即使幸免破产者，其在大战期间积蓄的财产也差不多都被消耗殆尽。在大战期间浑水摸鱼聚敛钱财的大大小小的“成金”者们，随着经济环境的巨变，绝大多数又都回到了“成金”之前“步兵”的原起点上。
首先，是传统输出品生丝的价格直线下降。每100斤生丝，1920年1月时的价格为4400日元，到3月时为1900日记，7月时竟降到1100日元。
生丝历来就是日本替代进口最有力的输出产品，丝价的暴落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政府立即提出了保护和整理政策。所谓保护政策，就是成立“帝国蚕丝株式会社”，收买滞销的生丝以维护生丝价格。所谓整理政策，就是支持郡是、片仓等大型缫丝产业动用战时积聚的利润，对近几年来因海外需求大增而簇生的小型生丝工场进行合并收买，鼓励农民生产优质生丝并许诺收购。这种政策的作用毕竟阻止不了与生丝产业有关的产业的滑坡。尤其是作为生丝原料供应地的农村，一方面由于农业收入和兼业收入减少，一方面又由于缫丝工厂的工人大量回流农村，陷于极度穷困之中。
其次，在大战期间急速扩大的海运业和造船业，以及关联产业如矿业、金属、电力和煤气等生产部门，以至于所有生产部门，由于股份暴落，银行无力贷放款，价格下跌，而处于减产停产的境地者难以数计。中小企业受害最深，而工人则或被解雇或被降薪。对此，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力图减轻危机的程度，维持社会安定。这些政策包括：动用日本银行的救济融资，对主要企业进行救济；颁布产业立法，对各类产业进行奖励或者合并；颁布信托法和改革银行条例，规定法定最低资本额，否则便对其进行归并处理。
由于政府如此大规模地介入并干预经济，露骨地推行加速企业形成垄断政策，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浅野、大仓、古河、川崎等八大财阀，辖领其直系会社、子系会社、傍系会社共539家、关系会社共234家，将除了国家资本和纺织会社之外的其他全部产业，都置于其巨大的伞型经营体系之中，在全国社会资本中占有64％的资本。此外，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等银行在金融业，大日本纺、东洋纺、钟纺、富士纺、日清纺在纺织业，片仓、郡是在生丝业，王子、富士在造纸业，台湾、明治在制糖业，浅野、小田野在水泥制造业，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取得制霸地位。
在政府这一系列政策干预下，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金融活动的危险投机活动，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抑制，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有序状态。但是，垄断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垄断体制的形成，带来了价格协定和贩卖组织化倾向，也抑制了自由竞争，使日本资本主义早早地就带上了国家垄断的特点。同时，由于重视对都市产业化的调整，忽视农村经济，造成政策偏颇，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寄生地主制正是从这时开始出现衰退端倪。更主要的是，政府的这些对策并没有给已经在一战期间扩大起来的社会生产带来与之相适应的、同样扩大化的、稳定的国内外市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自1919年起出现的入超，年复一年、年甚一年地扩大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不能根治疾患的药方只能起到抑制的作用，那么，这种政策自然就成了诱发慢性、持续经济不振的原因。
经济衰退和政府扶植垄断的直接后果，是早在一战期间“成金”热高扬时形成的颇大贫民阶层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报纸和杂志中时常出现的有关贫穷问题的评论或反映人民生活实态并为之呼吁的文章，成为众多读者关心的题目。随着“成金”梦的破灭，失意后的愤恨甚至会使有些人挺而走险，为获得金钱而犯罪。于是，有关贫困的话题，便成为人们愈来愈关心的焦点。
当时日本到底有多少贫民呢？有一个信奉基督教以救济贫民为己任的教徒，为了履行自己的祈愿，特意搬进神户的贫民窟去生活，从事传教和救助活动，他就是比河上肇还早关心贫民问题、看来出版了《贫民心理的研究》的贺川丰彦。据贺川调查，月收入20日元、房租支付能力3日元以下者，是最低贫困线。那么，根据月收入300日元以上者全国仅125万人、95万户，不到全国户数1/10；月收入240日元户不到全国户数1/2来计算，全国总人口中的1/4可以说是穷人。神户地区全部户数的36％为3日元。以下房租支付者，若按10％的比例来推算，那么，仅神户地区就有75万贫民。这些贫民为了活命，每天都在从事着单调枯燥机械的工作。比如，从早上5点起一直干到晚上11点或12点，贫民窟的女人们除了吃饭上厕所，便不停地坐在那里贴火柴盒，一天贴3500盒可得工资35钱。唇来，神户地区来了几台贴火柴盒的机器，人工贴1000盒就只能给8.5钱了。
贺川丰彦最吸引人的研究，就是通过大量实际调查，生动地刻画了贫民一生的轨迹。他写道，他曾询问贫民窟的孩子长大以后的理想，最多的回答是：卖咸菜、卖捕鼠器、当电车驾驶员或去掏大粪。待他们长到十二三岁时，便告别了父母崇拜时代转向英雄崇拜。这时，12岁的少女中绝大多数的人是想长大当演员。十三四岁以后的少男少女们，发现了他们的父母或兄长们为了生计拼命工作赚钱养命的艰辛，甚至发现了卖淫的秘密。于是，他们也开始模仿，希望去女人们聚堆的点心铺玩，他们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也能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开始从梦中惊醒，或去干活，或过上放浪的生活。一直到30多岁，男的可能已经换过了十几种职业，女的也可能经历了三四个男人，但依然在为自己能有一个理想的家而跋涉。到了中年，过了半百，许多人看破红尘，喃喃自语道：“不行了，不行了，人生原来就是梦。”一到60岁，就常常对别人讲：“活着也是别人的累赘，不如早死啦！”自杀的事便屡见不鲜了。贺川还特别写出了一个老太婆的自杀心理。她是一个赌徒的母亲，72岁了，便对家人讲想死的话。于是，故乡的老家便差人送来了20日元丧葬费，老人放心了，将钱放在枕头底下，谁料被儿子的赌友偷走了。老大婆发现之后便什么也不再说，当天晚上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早早地睡下，待家里人睡着后她用蚊帐的吊绳把自己勒死了。同住一家的儿子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母亲已经吊死了。
数众多的贫民过着如此贫寒而又缺乏教育的生活，无数的社会问题便层出不穷。经济学家河上肇于一次大战时在欧洲游学，注意到先进国家的贫民问题，他为贫民的不幸遭遇和社会动荡的危险而担忧。回国之后，他在大贩《朝日新闻》上，从1916年9月11日至12月26日止，断断续续地连载评论《贫乏物语》，被众多读者称作诚实文章。河上肇向社会发出呼吁，说只要继续维持现在的经济组织，就只能听任巨大的贫富差别继续存在下去，就搞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能买这么多奢侈品来享乐，就不可能根绝社会的绝症——贫困。而如果有钱人能自动放弃享用奢侈，就有方法矫正社会贫富差别，使社会成员的所得不致拉开明显的距离。如果在生产和分配中能杜绝使个人发大财的一切机遇或可能，像军备或教育那样改由国家主办，那么，根治贫困也就指日可待了。
客观地说，河上肇的关于制止奢侈解救贫困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的色彩。这种空想的说教之所以能在当时唤起公众的注意，原因就在于引起了公众的感情共鸣，就在于社会分配不公使得人们对社会现实怀着强烈的不满，就在于唤醒了醉迷于“成金”梦中的人们的贫困意识。河上肇本人此后数年间一直在思索着解除社会贫困的有效方法，却终不得其解，以至于全身投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河上肇以及贺川丰彦写《贫乏物语》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担心贫困的人们走投无路最后导致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但是，人们不久便发现，大正年间的贫富问题确实酿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而且还是引发比之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暴举的社会原因之一。
“大众社会”
产业的发展使产业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便是都市人口的膨胀和都市规模的扩大、都市建设近代化。自1915年起从农村脱逸的劳力向都市集聚的趋势，基本上一直呈现着持续增长状态。流量之大，势头之威，足可以同1950—1960年时期相比。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约增加了90万人，商业约增加了50万人，公务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约增加了20—30万人。这些数字形象地表明了社会分工的剧烈变动，变动的原因自然是城市职业者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在就业机会增加的前提下，宁可在城市吃些苦、干别人不想干的活也总比呆在农村强，就成为迁徙者的心态。随着这一运动的进行，农业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需求增大，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村的所得也逐渐与城市工薪阶层所得拉平，新的社会分工之间的收入差别趋向平整，人口向都市集中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其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人口曾一度向农村倒流，都市和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明显起来，倒流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下来。总的趋势是：1920年前是农村人口流出时期，其后10年间，农村人口反过来缓慢地增加，但仅仅是一部分人口又倒流回来。1930年以后，这种大量流出、少量流回的现象就停止了。
据统计，1898年、1913年和1920年、1935年，全国人口的81.6％、74.2％和62％、54.3％居住在人口1万人以下的町村中，同期居住在10万人以上都市的人口则分别为9.1％、12.5％和19.5％、25.5％（剩余部分居住在2—10万人的市町中）。①从以上统计来看，1913—1920年是人口居住地构成①[日]中村隆英：《战前期日本经济成长分析》，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8页。
变动最大的时期。都市化的倾向，不仅由人口的流动表现出来，城市道路、上下水道、公园、学校、大型贩买店，交通网络与交通工具等，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甚至从近郊到都心的通勤电车和住宅建设等单纯民间投资，也在扩大规模。担负这些城市基本建设的，主要是由各都、道、府、县的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负担的。1920年以后，尽管战时景气已经失去了势头，但都市化却并未停顿下来。1923年关东大地震令许多建筑和民房毁于一旦，但也带来了规划城市建设的机会。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和神户的城市面貌竟以地震为契机数年后焕然一新。由于都市化的推进，就要求将居住、商业、社会活动和各级政府官厅占用地与同一时期也在推进中的工业化占用地隔开适当的距离，又由于最经济地利用交通运输等生产条件的要求，大都市周边在1914年—1925年迅速地崛起了一圈工业地带，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京（东京）滨（横滨）工业地带和阪（大阪）神（神户）工业地带。
产业工人阶级也随之而壮大起来，1920年在民营重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数为36.4万人，占全部工人人数的23.5％。若再加上在国立工厂（八制幡铁所、炮兵工厂、海军工厂等）的工人数，则为51.5万人。②都市的大都市化和市町的都市化，就为既非“成金”者阶级、亦非贫民阶级的广大中间阶层，提供了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空间。为了概要地叙述，我们将拥有中等水平收入和中等学历的工薪阶层，统称为“中间阶层”。
这部分人一般拥有能够或接近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经济状态，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生事物具有极其敏感的嗅觉，并能根据个人的爱好和能力去加以评价和选择，在都市人口构成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人口向都市集中所必然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经由社会上层通过自己的行为不自觉地示范后，便全部由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接受和普及，成为一种“时尚”而渗透到生活的未节细梢之中。
1920年2月1日，俗称“蓝公共”的东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宣布即日起在从前的无人售票公共汽车上，一律配一名身着西式套服的女售票员，一时引起世人轰动，争睹新式女售票员登场。其实，衣着的变化早在明治初年就开始了，但西装的大众化普及化却在一战以后才真正地展开。因其经营的商品需要衣着烘托一种亲切感，商人和个体服务者还喜欢穿和服，但公司的上班族在工作时一律身着带马甲的西装，却已成惯例了。因为存在女人不穿和服便有碍风俗的偏见，人们才会对女售票员换洋装大惊小怪。果然，仅在第二年，三越店让所有的女店员一律换着西式制服，而且连发型也要求改梳齐耳短发，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在街头涌动的人流和挤电车上下班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着便于行动的西装。出门换西装很快成为一种习惯，相反，穿和服挤电车的人倒变得容易让别人注意了。
在服饰“洋风化”的同时，食物的“洋风化”也在迅速推进中。比起日本式的煮物和生食来，“洋食”的长处是快捷便当，更适合于职员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吃午饭。“洋食”以三大主力——咖喱饭、炸肉饼，炸猪肉片为先锋，很快使居住在都会中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它，在这些人们的食谱中占据主导地位，最后也出现在晚餐桌上。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胃口也反过来对“洋食”进行改造，推出日本式洋食并造出了象形字“井”为之冠名，其意思相当于中国的“盖浇饭”，从1921年时起堂而皇之地进入饭店，并一直沿袭至今天。当然，人们愿意接受“洋食”的重要原因，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洋食”物美价廉。身着和服、系着白围裙的女招待们，在专门经营“洋食”的店子里，殷勤地为客人服务，颇得好评。
随着衣食方面的变化，洋式住宅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1922年在东京上野的和平博览会上，展出了几套美国风格的“文化住宅”。其红瓦屋脊倾斜地覆盖在淡色的墙壁上，整洁宽敞的房间和明亮的厨房，使前来参观的日本人称赞不已。不久，在东京郊外便出现了类似风格的洋宅待价而沽。在人均居住面积1.03榻榻米的大阪和东京，这些住宅就成了人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1921年，电灯和煤气开始普及。自来水还未能彻底取代井水和河水，但也开始进入普通人家。只是下水道的铺设进展迟缓，全国以东京为首的各大中小城市，人们为无法及时方便地处理排泄物而发愁，以致有人违反规定将其倒在附近的河流中和海岸边，或无奈地叹息“人与屎尿同居”。工业发展、人口增加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酿出初级公害。
1907年时，日本全国只有16辆小汽车；1914年增加到1066辆时，私人汽车已经出现。小汽车波认为是最贵重的财产，其主人也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据当年东京市内汽车牌照记录，前25人中，大多数是商人。但第12号、19号和24号，则分别为山本权兵卫、大限重信和西园寺公望。1920年，私人小汽车已增加到9999辆；1927年，增加到51862辆。中间阶层中也开始有人拥有高级代步工具。①
夜食住行的西洋化，不仅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亦以中等阶层以上的人们对它的普遍接受和有能力接受为必要。明治以来近代产业的发展，是在对西方技术和各种制度的追求中实现的。由近代技术和近代工厂生产出来的近代产品对生活所发生的直接作用，无时不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点。近代社会的发展，增加了各种社会关系的紧密度，增强了人们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在过去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中培养起来的对人生的认识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常常与地域的历史和生产力现状纠葛在一起，呈现出多方向、多层次、变化节奏慢且不轻易变化的特点。而近代产业则将全国联成一个相互合作、依赖的整体，快速增长为人们带来了各种机遇，输入的舶来品将时间和空间浓缩在为人们带来刺激的那一瞬间。生活在都市的人们以及能接触到社会变化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因改变着的社会新景象而调整注意力、兴趣力和欲望的方向，一种或若干种并不相互矛盾的社会性认可，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而当社会的主要成员都愿意接受它或准备接受它时，它也反过来成为制约为获得它的人们的行动的力量。大正时期的大众文化的形成，十分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
“今日帝剧，明日三越”，是三越吴服店在1915年提出的广告词，“帝剧”指的是帝国剧场，1911年建成后因它典型的西洋建筑风格和演出的西方音乐使人们认为只要在这里坐着看场戏便是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先觉者”。
三越吴服店专营高档品，将上流阶级作为顾客的经营方针于此可见一斑。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越店的经营方针根本性地转换了。高级和服中心主义被大量生产标准化流行装所替代，中间阶层成为这里最大量的顾客。三越店本身也大动干戈重新装修，进门购物不用再换鞋，人们随便进入这个现代型的大型百货店。三越店经营方针的变化，与其说是经营者方面经营思想的主动变化，不如说中间阶层的审美观和购物能力迫使经营方面作出①[日]鹤见俊辅：《日本的百年》⑤，筑摩书房1978年版，第102—105页。
相应的改变。
以私营铁路为中心，为适应广大公司会员上下班需要的电车网已经形成。1922年，政府批准经营的私铁线有41条，长度达到386公里。1920年阪神急行电车开通，皈急专务小林一三建议在各大车站建设大型百货店和食堂，便于乘车者购物和吃饭，收益颇好。阪神接着在沿线开发住宅，在宝家设游园地，招徕消费者。
旅游事业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首先被开发的是箱根的芦之湖，堤康次郎在箱根买下大片土地，经营温泉旅馆等各种观光设施。后来，他又将盈利移用来经营铁道事业，创设了著名的西式铁路。此前，所谓观光旅行和避暑旅行多为上流阶级的“专利”，大众往往将去神官参拜等宗教行为同游览观光视作一体。但怀着恭敬的心情去见神佛，会缺乏轻松和享乐的情调。此后以娱乐为目的观光避暑旅行在中间阶层中成为时尚，为旅游服务的旅馆和宾馆急速地增加起来。
棒球运动的兴起典型地说明了欧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从1915年起由《朝日新闻》成功主办第一届中等学校棒球锦标赛之后，1924年可容纳5万人的著名甲子园棒球场落成，1925年沿袭至今的东京六大学棒球联赛开赛，冠军的获得者成为当时体育界的王者。
各大报纸的办报方针出现了转换，政论性文章逐步减少，而可读性强的各种记事以及广告等商业性报道却多了起来。大阪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以及东京的《读卖新闻》，每天发行量在有100—150万份之间，且分别拥有自己的订户和读者。通俗小说以连载形式在三大报纸上登载（1923年前田曙山的长篇连载《燃烧的漩涡》和中里介山的《大菩萨岭》等），博得大众广泛的兴趣，也增加了报纸的客户。各大报纸兼有大众文学舞台的功能，大佛次郎、白井乔二、吉川英治，野村胡堂、林不总等作家成为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家。
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1925年1月发誓要成为“日本第一有趣、日本第一有为和日本第一订数”的杂志《王者》，由讲谈社发行。创刊号卖出77万册，被称为文化大众化商品化的象征。1923年由菊池宽创办的《文艺春秋》在1926年变成综合性杂志，受到公司职员等中间阶层的欢迎。1926年12月，改造社开始出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其每册定价破天荒地便宜到1日元一册、压低出版、印刷和发行成本，就是为了让广大中间阶层有足够能力来购买。1927年新潮社发行《世界文学全集》，全57卷订数达到58万册。同年，更为便宜的《岩波文库》出版了，每册的售价居然只有20钱，这些“廉价名着”的发行，迎合了中间阶层的志趣，又考虑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因而获得成功。
1925年3月1日，东京广播电台试播，7月12日正式播音。当时听众只有5455人，3年以后听众超过6万人。电影、照片和唱片等满足人们听觉和视觉的文化工具，在一战结束后急速地发展起来。从美国输入小型廉价照相机，增加了摄影爱好者的人数。由于德国不向日本输出有关照相的材料和机器，促使日本致力于研制自己的光学仪器，相继出现了日本光学、高千穗光学（现在奥林派司的前身）、旭光学、东洋干板（今富士胶卷）等，诞生了日本自己的光学产业。唱片和留声机，也由于1915年由主演《复活》而名噪一时的女演员松井须磨子的一曲《卡秋莎》而流行起来。松井的头一张唱片一举卖出2万张，说明了唱片和留声机的普及程度。
然而，给予人们的感官以最大冲击的，当然还是电影。1897年2月，大阪商人稻烟胜太郎在京都的东向屋首次使用由他本人从法国输入的放映机放映电影。3个月后，东京的荒井商社采用从美国输入的机器在神田的锦辉馆放映电影，是日本最早的电影。当时放映的是无声记录片，如旧金山的景色、消防队救火的场景、纽约的市容等等，使有幸观看的日本人惊叹不已。但是，能够经常看电影消遣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如皇族、官僚和大商人。1911年11月9日，明治天皇赴九州视察陆军大演习途中，饶有兴趣地观看捕鲸的记录片后对桂太郎讲：“真是不可思议”。一战之后，电影就已经成了青少年打发闲暇时间的最好手段。著名的德国文学研究家和田洋一回忆，1918年他在同志社中学上三年级时，平均一个月要看15次电影。电影的内容也开始迎合观众不再是猎奇而是欣赏的口味。因为电影仍然是无声电影，所以许多出身中产家庭的高中学生，都把当电影现场解说员作为一生憧憬的职业。电影的放映馆也因观众众多而纷纷建造起来。由于从美国输入的电影经常将侦探英雄作为主题，所以日本的青少年都纷纷模仿，酿出恶性事故。电影院里的风纪也成为问题，1917年警视厅甚至颁布电影观看规则，例如男女席隔席，未满15岁的少年禁入等等。
一言以敝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典型的大众社会已经出现了。对大众社会的分析，甚至可以窥视到今天日本社会的雏型。如何对这一时期的社会进行评价呢？首先想列举两个不容忽视的数字。
其一，人口虽然是在向都市集中，但是1925年时10万人以上的都市只有21个，居住人口仅874万人，在全国总人口5918万人中所占比率仅为14.8％。1924年在全职业人口2787万人中的51％计1421万人，还在从事农、林、渔业。第一产业尚无力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将更多的劳动力输往城市，而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亦相当有限，并不能向农业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说明大正时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尚落后于同期强国。
其二，中学教育虽然在普及之中，但能进入大学学习的仍然是极少数人，大学文化教育的普及面十分有限。1925年大学新生为10914人，全部在校学生为46885人，平均每1万人中仅有8人。显而易见，在少数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仅接受完国家要求的义务教育的大众通俗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①
从以上两个数字可以看到，大正时代大众社会固然出现了，但还是十分幼稚的。工业的产值虽然在逐年增加，但仍未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压倒性比例。对来自西方的文化传播缺乏必要的批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十分明显，城市中上层社会与中层社会之间的距离也不能轻易地缩小。贫民问题十分突出。
然而，大众社会的出现和大众文化的形成却是明治维新以来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近代日本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完全应该这样认为，明治时代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和近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不平等条约的改正，同大正年间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与大众社会的形成，同样是明治维新的意义所在。或许更应该这样认为，在贯穿整个明治时代的政治对抗中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就是促成了大正大众社会的①据1987年日本文部省公布的数字，大学教师人数为115870人，学生数为1934486人，每1万人中有大学生160人。
形成。只有将明治以来近代化推进的最高体现视作大众社会的出现，而决不是或决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确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福泽谕吉在被国粹主义者斥为“功利主义者”的批判声中，依然不遗余力地主张借外来文明之力，启发日本国民的文明精神。他用心良苦地提倡“一身独立”才能达成“一国独立”的趣旨，用他在1905年自己的生日宴会上用欣慰的口吻说的话可以道破：要使锁国的“东洋小国”变成充满生机的独立国，他一生所致力的工作就是要把长期在无知状态下睡眠的“无气力之愚民”，改造成“洋洋新社会”
担负者的“国民”。①从日比谷暴动至一战结束之后数年间，这样的“国民”
才形成为一个中间阶层，才由中间阶层推出了一个大众社会。尽管当初的相当部分的为政者从其自身的立场出发，往往采取了以这个社会为敌的政策，但这个由拥有一定程度判断力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对政府政策乃至政治制度的监督和强大反作用，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大正时期的大众社会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官是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我们从对大众社会的上述描述中，清楚地看到明治未年的个人主义思想与之的联系。这种个人主义可以表达为两种意义，即以个人要求个人利益为准则向社会索取自己希冀得到的东西；尊重个人的政治权利，从而对政府政策形成了压力。
其二，它是随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而同时到来的。大正时代的确是日本最早出现的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对社会的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是生存的需要的范畴。人们开始要求让自己个人的生活变得较前有情趣，无论是衣着食物住房等物质享受，还是读报看书看电影等精神享受，都要根据个人的喜好通过个人的消费去达到个人的要求。大众消费的高涨，正是近代社会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既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又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后果。
其三，是文化的通俗性和粗糙性。也许这正是它的初级性和被国际国内因素阻断一直到战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的原因所决定的。大正时代大众的审美行为和消费行为，大多数停留在较为肤浅的阶段。不仅对只要成为“时尚”
的事物便一味去追求之占有之，而且大多数追求和占有仅仅是满足了个人的直接的欲求。极端的例子，便是即使是无声电影也力图通过衣着和举止来撩拨观众并收到期待的效果。据中村三郎在《日本卖春取缔考》（1954年出版）中考证，1924年持有政府准许的游乐场有537所、娼妓22325人，游客23405397人次。每一娼妓一年平均接客1048人，一月平均88人，一日平均3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可见嫖娼行为竟是大众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对于一个大众化的社会来说，这也许并不是不正常的。
认为这一社会是近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必由阶段，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它的危险性就在于：“成金”者的过度富足和贫困者的极度贫穷，而夹在中间的中流社会是一个庞杂的个人主义性质的因而极易莽撞行动的社会集合体。
关东震灾
大战景气消退后，政府颁行了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政策，企图依靠大战的①《福泽谕吉全集》15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336页。
积蓄和政策的支持，在正常环境下也能维持经济的增长。但是，政府干预并不能收到预想的结果。从国际收支统计数字来看，1922年的逆差额仅比1921年少1000万日元左右，而1923年则比1921年多1700万日元。正当财界和政府为摆脱国际贸易的窘况而苦思对策时，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一场以东京的相模湾浅海底为震源、震级为7.9级的大地震袭击了东京以及整个关东地区和静冈、山梨一带。大地震以及由地震引起的火灾和海啸对这一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著名的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在《同时代史》（5）（1953年版）中描述道：
东京市起火处有134处以上，当天风速为21.8米，先刮南风，再刮西风，又转北风。火势或合或分，纵横肆虐逞威猛。最悲惨者乃本所被服厂遗址，下午4时许，旋风高百米乃至200米，以反时针方向旋转，将水上的小船抛起1间（1.82米）或2间高，裹挟着正在凶猛燃烧的高等工业学校的烈焰，在横纲町河岸登陆..由被服厂中央向北蔓延，点燃避难群众的行李，烧着避难者的衣服，顿时出现了一个灼热的人间地狱，夺去了38000余人的性命。
据今村明恒的《关东大地震报告》的记载，在大地震中死亡和失踪者人数达142807人，毁坏房屋128266户，受害者计有340万人。电信电话全被切断，交通瘫痪。有乐町、大手町的官厅、警视厅、内务省、大藏省、铁道省都被烧毁。上野公园和皇宫前广场挤满了饥馑的难民。在受灾地严重的湘南，许多上流社会人士在这里盖的别墅被震塌，闲院宫载仁亲王的第四女宽子女王等3名皇族被压死。
东京陷入毁灭状态之中，日本经济和市民生活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更为严重的是，天灾之上再加人祸，使关东大地震在历史上留下了不能抹去的大污点。
在震灾发生前的8月24日，加藤友三郎首相故去，萨摩系的山本权兵卫受命组阁，救灾善后工作就落在已经提出辞呈的加藤内阁的阁僚身上，而直接负责的是水野炼太郎内相和赤池浓警视厅总监，水野在米骚动时任内相，朝鲜“三·一”运动时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起用赤池为警务局长，对朝鲜人民进行过镇压。出于其“职业习惯”和对朝鲜人的仇恨心理，水野早旱发出了取缔“不逞者”命令，并要求出动军队维持治安。京滨地区多为从事土木建筑体力劳动的朝鲜人。从1日下午起，川崎、横滨和东京盛传朝鲜人要暴动的谣言。警视厅即以此流言为事实，命令涩谷、世田谷和品川等署“沿街配置署员，如有不逞之徒，立即击毙”。内务省竟向全国紧急通报朝鲜人要暴动的谣言。2日黄昏，在没有经过枢密院审议的情况下，政府向东京都和府辖5郡下达了戒严令。
军队和警察以“保护”为名，将大批朝鲜人集中拘捕，而民众则自发地组织所谓“自警团”，袭击朝鲜人。在大地震中丧失了财产、房屋和亲人性命的日本人，完全处于一种惶恐和无以名状的报复心态中，他们从官宪宣布戒严和拘捕朝鲜人的一系列行动推断，朝鲜人要暴动的流言是属实的，于是便以在乡军人会和青年队等为中心，组织了许许多多“自警团”，用刀剑、竹枪和棍棒等武装起来，一俟发现朝鲜人，便施以暴行，或殴打，或侮辱，甚至残忍地加以杀害。整个东京市以及周边地区都处于一种丧失理智后的恐怖之中。据说有6000名朝鲜人在这场人为灾祸中丧生。
当年就职于三菱银行东京本店的三宅平心，在其回忆录《我的始末书》中追忆，当日下午下班回家途中，他被自警团抓住了。一个拿着日本刀的少年间他是不是朝鲜人。他回答说自己不是朝鲜人，是日本人。那个少年不相信，让他唱一首日本儿歌“鸽”来证明。①三宅是一名出色的银行高级职员，颇感屈辱不想唱，但不唱就会被杀，便只好唱了。他回到家后彻夜不能入眠。
参与自警团杀害朝鲜人的日本人，根据后来法院审判的记录，多为人力车夫、马车夫、流动商贩和打日工的下层居民。军队和警察也参与其间。
在大地震中被杀死的，不只是朝鲜人，还有中国人。许多调查表明，大约有700名中国人（多为温州籍）被残忍地集体屠杀。据从屠杀现场侥幸逃命的华工黄子健回忆，9月3日中午，日本军警、青年团及浪人们手持铁棒等凶器，来到东京江东区大岛町八丁目中国人住的旅馆里，让他们马上回国。
华工信以为真，便老实地跟他们离开住处打算回国。走到一处空场处，他们突然说地震又来了，马上卧倒，让华工们全部伏在地上，然后就一举将所有华工计174名全部杀死了。黄本人被打昏，头部两处重伤，被屠杀者误认为死了，才逃了出来。①
此后，南千住、三河岛等地又相继发生杀害华工事件，消息传开之后，旅日中国留学生领袖“共济会”会长、周恩来的好友王希天，于9月9日，只身骑车前往大岛町、南千住、三河岛等处看望华工，了解华工遇害情形，途中被日本宪兵绑送龟户警察署拘押。长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揭露王希天被害真相的石井良一先生谈到：宪兵中队长对王希天说：“你的同胞要骚乱，替我们去训戒一下他们吧。”王希天信以为真，被宪兵队带走了。当他们一行来到江东区龟户町逆井桥时，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垣内中尉冲了出来，从后背将王希天劈死。随后毁容，烧掉他身上的衣服，并将他身上携带的钢笔和10日元70钱掠去。②
在残酷地杀害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同时，官宪对日本社会主义者也举起了屠刀。9月3日，东京南警备队司令官石光真臣第一师团长向他的部下发生训令：“不法分子不一定只有朝鲜人，应当记住还有利用他们的日本人。”
这里所指的日本人，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
在幸德秋水被杀害以后漫长的“冬季”，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完全停止行动。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自发表《贫乏物语》以后，一直在苦心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1919年1月起创办了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创刊号竟卖出12万册。堺利彦和山川均等人也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使社会主义的着述活动又活跃起来。同年4月，山本实彦的《改造》杂志、6月由黎明会创办的《解放》杂志，都以当时的流行语命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人望直逼《太阳》和《中央公论》。在社会主义宣传重新活跃的情形下，堺利彦、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联合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友爱会和信友会等劳动组合、新人会等工人、学生团体和思想文化团体，于1920年12月9日共同创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全国约有3000名会员。这一同盟成立以后，意味着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形成同盟。工人运动因此高涨起来。
1921年5月28日该同盟被政府勒令解散。
①日本儿歌，多半浊音和促音，一般外国人不会唱。朝鲜人发半浊音时略带口音。
①《王希天纪念文集》，长春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②石井良—1994年9月4日在长春“王希天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
此后，大杉荣同堺利彦和山川均等又展开了无政府论与布尔什维克论的争论使运动分裂；而派往上海向共产国际领取了6500日元活动经费的近藤荣藏，一回国便在下关挥霍，引起官宪怀疑而被捕事败，使得成立共产国际小组的计划流产。这种自设的障碍影响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此时，堺利彦等人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要求1922年秋召开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必须以日本共产党的代表身分出席。德田球一于1922年5月回国，说服堺利彦等立即成立日本共产党。7月15日，日本共产党成立，并于同年11月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成立纲领强调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半封建性，国家政权被掌握在官僚、财阀手中，提出推翻天皇制政府和废除君主制，领导普选和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等问题。由于共产党的成立，工潮和农民运动又出现了高涨的兆头，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1923年由《社会主义研究》、《前卫》和《无产阶级》3家社会主义者的杂志合并，发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旗》。
共产党的活跃当然引起了当局的不安。警视厅与社会右翼团体串通一气，由右翼寻衅挑起与学生运动冲突，警视厅便以此为籍口，于1923年6月首次检举了共产党。大地震发生之后，警宪方面最担忧共产党鼓动群众发难，便于9月3日逮捕了在救灾现场活动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并于5日将工人运动的首领平泽计七和川合义虎等8人处死了。
根据后来法院的审判，证明了“朝鲜人要暴动、中国人要骚乱”完全是别有用心制造出来的、挑衅性的谎言。工人首领也仅仅向区公所和工厂要求出来为灾民送饭而已。但这些都被当作既成事实，用此充作镇压群众的口实。
7日与紧急敕令一起公布的《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更加强了白色恐怖下的萧杀。16日，大杉荣、伊藤野枝和6岁的外甥，在东京宪兵队本部被甘粕正彦极其残忍地杀死。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高压政策下反而相信政府是在保护自己，表示出拥护政府的姿态。在紧接着召开的第47届临时议会上，也几乎没有人认真质询事件真相，追究责任者。杀死大杉荣的主凶甘粕正彦在一场假惺惺的审判中被判处10年徒刑，但3年后便赦兔出狱，在巴黎闲赋2年后，又到中国东北从事文化侵略活动。
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在顺境中发展的日本，经两次冒险战争，一举成为国际强国。就在此“春风得意马蹄疾”般的高速发展中，关东大地震似乎代表了一种超乎异常的意志，给了这个以“神国”自居的岛国以一记痛击。根据古老的传说，日本列岛下面的大海深处，静卧着一条硕大无比的鲇鱼，每当天照大神要对她的子孙表示不满时，这条鲇鱼就要翻身骚动。于是，自古便有天皇在大震后自动退位，以谢罪神明的先例。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大灾难的责任该谁来负？或者说，应当怎样才能将国民可能要迸发的指责与愤怒的方向，从政府和天皇身上转移开？毫无疑问，担负转移群众视线职能的是那些流言。但这些流言究竟是谁放的，出处何在，至今仍然是谜。或认为是政府有意“泄漏”的，或认为是右翼团体散布的，但因根本无证可考，所以仅仅是推测而已。①然而，学者的这种推测毕竟还是有些根据的。这些根据便是：当无辜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还有共产党人被杀死后，日本国民真的没有给政府制造什么麻烦。于是，杀人犯们在受到保护性“审判”后，都逃之夭夭逍遥法外了。
①[日]笠原一男：《日本史研究》，山川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
1919年8月，当朝鲜发生“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列强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而“成金”梦还在困扰着许多日本人时，一个尚鲜为人知、但因在1906年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社会主义》而受到警察跟踪、被河上肇和幸德秋水赞赏的年轻人北一辉，在中国上海一家医院中开始了几乎在“绝食”状态下的写作。40余天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没有一册辞典的情形下，他凭借笃信法华经所获得的近乎偏执的精神力量，一口气写成了结构严谨、辞章整然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这本书1923年出版时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现收录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2》中。当时，或许连他本人也未曾想到，这本书竟然成了此后20年间一种社会精神乃至决定1930年以后日本国家命运的社会运动的象征。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出生于新澙县佐渡岛。自幼体弱多病，惟好读汉文典籍。1901年去东京疗眼疾，接触到了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人的思想，同时又读到了黑龙会的刊物《黑龙》。1905年在早稻田大学当旁听生，翌年便写了《国体论》一书。1906年经友人宫崎滔天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1910年人“黑龙会”，此后10年间一直在中国过浪人生活。他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结为密友，反对孙中山，多次参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1916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着作《支那革命外史》。这样的经历形成了其思维敏锐却有失偏颇，窃破社会陋疾，欲以“恶”治“恶”，敢以天下为己任甚至不惜冒险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等等性格特点，成为他撰写《改造法案大纲》的思想背景。
《法案》由三个要点组成。第一是断然使用政变手段，破坏旧的统治机器：第二是实施“国家改造计划”，建设新的国家统治机器；第三是确立侵略战争计划，建设一个地跨亚洲太平洋的大帝国。三者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很明了的，但如果将其阐述的内容稍微展开一下，就会知道他的思想受到当时许多人赞成的原因。
北一辉的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的想法，是一种“清君侧”的想法。他将现在正在政坛上活跃的政党人士和军部上层人物一律视作“奸臣”。他要求立即停止行使宪法，解散议会，废止贵族院和华族制，罢免一切枢密顾问官，以比暗杀大久保和大隈重信更大的规模，将享受民脂民膏的元老和玩弄政治权术以逞私利的政党人士统统从现在的地位上赶下来。甚至提出取消天皇财产，取消皇室所有的土地、山林和股票，以恢复被奸臣们扭曲的天皇应当保持的神的本来面目。
关于新的统治机器的建设，用北一辉的话来讲便是“将阻隔天皇和国民的藩屏撤去”，代之以“辅佐天皇”的由50人组成的顾问院，通过普选设立国家改造议会和召开由“各种功勋者互选或敕选”的上院和审议院，地方知事也一律更名为国家改造知事。因为在他看来，财阀、军阀、元老、重臣、华族、高级官僚和政治家们只是将天皇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只是他们在天皇制内部各自谋求伸张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名目。他想通过反藩阀、反官僚、反民主、反议会的途径，实现天皇亲政。
北一辉将100万日元作为私有财产的限度，若超过这个数目者一律处以死刑。将私有土地持有限度定为金额10万日元，超过部分作为国债收买。他还主张8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学、平均分配遗产、25岁以上男子有普选权、禁止重工、国民享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主张。
所有这一切主张的要旨在于建设一个天皇直接统辖下的、上下同心、举国一致的“新日本”，以实现其在《改造法案大纲》第8卷中所主张的国家的权利——建设向亚洲侵略、规模宏大的亚大大帝国。此即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当这本书油印出版后，许多对现实不满的日本青年读后感到十分新奇，以为只要按照书中的理论去实践，就能涤荡污垢，复兴日本。另一个持差不多相同主张的“博士”大川周明甚至特意去了上海，劝诫北一辉回国展开实际行动比呆在上海空发议论更有必要，并将其迎接回国。北一辉回国之后，即同大川周明一起组织了激进主义团体“犹存社”。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在评论北一辉的思想时，说他是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在理论的基点、展开的根据和最后的结论上，两者当然有天壤之别。但由于北一辉同样看到了贫富不均和社会特权现象，痛恨之并想通过他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之，不仅引起了贫民和农民阶级的共鸣，而且易被一些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善良的人们误解，或被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用心良苦地加以曲解。从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主角下层青年军官鲁莽的行动来看，他们的确把北一辉激进主义思想的危险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此后，每当内阁更迭时动辄便用“举国一致”来宣传民众，也说明《改造法案大纲》对战争体制的形成的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在二次大战爆发的特殊环境下，将北一辉的思想作为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也是十分合理的解释。
同北一辉一样怀着共同思想的人们，在陆军内部也存在着，只不过是由于职业的限制，他们更注意行动罢了。1921年，一些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陆军担当要职的青年中坚军官，开始形成秘密集团，策划“改造国家”。
10月27日，这个秘密集团的3个重要成员——永田铁山陆军少佐、小畑敏四郎陆军少佐和冈村宁次陆军少佐，人称“三羽鸟”，在德国的巴登一巴登温泉一所蒸汽浴室里聚拢了。他们光着身体泡在雾气蒸腾的矿泉中，讨论的却是决定今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他们作出了3点决议：改组陆军，掌握陆军的领导权；改进陆军装备，使它尽快地学会飞机和坦克等现代化装备作战；安排人事，选择11个人作为贯彻这一纲领的核心力量。这11人全是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和1905年的毕业生。其中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矾谷廉介等人。陆军统制派的主要角色，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主犯，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这样，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军队，都在同时孕育着推动战争的思想和行动。
华盛顿体制
1918年8月18日，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大谷喜久藏大将一抵达海参崴，就向参谋本部要求增派部队。8月24日，政府决定增派第3师团。而在此之前的8月15日，第7师团已经占领了北满。9月5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巴罗夫斯克后，便一路西进，至10月末，占领赤塔。日本己出动了7.3万名军队（包括北满驻军1.2万名），完全控制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东西伯利亚。
但是，布尔什维克军队趁冬季来临开始反攻。1919年2月26日第12师团72联队第3大队在同苏俄军队的作战中遭到全歼。
由于气候寒冷，供应紧张，日军士气低落，烧掠村庄、残杀村民的凶虐行为频频发生。因担忧士气低下容易受过激思想感化，日军从1919年3月以来不断更换各地驻军，动员军队达到11个师团。司令官的参谋们也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待高尔察克反动军队被苏俄击溃后，1924年初，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相继从西伯利亚撤走干涉军，日本军队就成了深入东西伯利亚的“孤军”。此消彼长，东西伯利亚的各城市都纷纷成立了革命政权，甚至连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海参崴也成立了临时政府。日军寻衅向临时政府展开攻击，于4月29日同临时政府签署军事协定，迫使苏俄和临时政府在乌苏里铁道沿线30公里范围内撤去一切武装团体。然而，3月12日发生的“庙街事件”①中，守护在古拉耶夫斯克的日军及其侨民大部被当地游击队杀死，剩下的悉数投降。原敬内阁7月3日作出惩罚性占领北库页岛的决定，派儿岛惣次郎中将为萨哈林（库页岛）派遣军司令，进驻北库页岛。在此之前，苏俄在扫清反革命势力的同时，为在日军和苏俄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地带，成立了以赤塔为中心、处在苏俄控制下的远东共和国。这时，成为干涉口实的捷克军团已经全部绕道返回故国，日本己处于欲“干涉”而不能的境地。6月1日，原敬内阁决定撤军，至年底从哈巴罗夫斯克撤军完毕，但仍占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北库页岛。这时，日本国内要求从西伯利亚全部撤兵的舆论已经十分高涨。耗时4年、耗费6亿日元、士气低落、军纪败坏、丑闻不断的出兵西伯利亚，至此已宣告彻底失败，原敬内阁要考虑的是如何体面一些从那里撤兵。
从美国等国从西伯利亚撤军之日起，日本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一战期间国力大大增强的日本，在其一系列扩张行动——出兵山东、“21条”和出兵西伯利亚——中所表现出来的欲望，已经告诉国际社会，日本随心所欲地掠取利益，至少是要在亚洲称王称霸。对此一直深怀戒心的美国，和多少也曾感到担忧的英国，共同地意识到不能再让日本这样干下去了。它们注意到，至1920年时已经拥有军舰238艘、总吨位达到86万吨的日本海军，在当年举行的第43届特别议会上，又被允许再建8艘战列舰和8艘巡洋舰，即所谓“八·八舰队”计划。为了完成这一计划，1921年全年财政支出14.9亿日元之中。军事费用竟达7.3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49％。日本这样不惜甘冒财政崩溃之险、大肆扩充海军的举动，对英美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结果竟导致3国间造舰竞赛。同年，英美两国的军事费用支出各占全年财政支出的23％。于是，在日英同盟行将到期之时，英国已无意再续同盟关系。而取代威尔逊继任美国总统的哈定，也认为有必要将凡尔赛会议的遗留问题——关于远东和太平洋势力范围的调整问题加以解决。7月11日，哈定向英、日、法、意非正式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8月13日发出正式邀请。除上述5国外，还有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参加。
日本方面派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为全权代表赴会。在海军大臣离任期间，由原敬代理海相。所谓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实质上即是以海上力量为核心的对该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承受的军备竞赛①当年2月，守护庙街的日军同围城的地方游击队缔结停战协定，但日军于3月12日突然向游击队发动攻击，结果战败投降。5月，在日军援军到达之前，游击队方面将所有日军俘虏和侨民计700余人杀死。
能力为后盾，会议一开幕便要求裁减海军。在美国务卿休斯的提案中，包括废除建设中的主力舰，淘汰老舰，十年内禁示建造主力舰。美国的提议显然已经同英国达成了默契，矛头直指日本。日本代表团随员加藤宽治中将不同意按10：6的比例，要求按10：7的比例来规定美英对日的军舰保有量。但是，加藤友三郎以断然负担责任的态度，压倒了加藤宽治的意见，决定接受美国提议。加藤友三郎这洋地表达自己的信念：
如果不能真正地充实国力，任凭怎样地充实军备也是没用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和德国退出之后，日本要打仗也许就只有美国了。假设用军备就能有力量对抗的话，那么像日俄战争时那样，用不多的钱就能打仗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即便说可以从什么地方借到这笔钱，除了美国以外能借给日本外债的国家根本看不到。而如果以美国为敌，日本则必须自己搞钱，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按10：10：6：3.33：3.33的比例，就决定了美、英、日、法、意5国的军舰保有量比例。具体地讲，主力舰保有量美、英各为52.5万吨，而日本则为31.5万吨；主力舰最大排水量为3.5万吨，主炮口径最大力16英寸；航空母舰保有量美英各13.5万吨，日本则为8万吨。条约期限为15年。
10：6，似乎对日本不利，但是英国要用这些力量守护整个“日不落”帝国，而美国则要将舰队分别配置于太平洋和大西洋，对于只要将所有战斗力集中在东亚即可的日本来说，这个比例仍然是绰绰有余的。
接踵而至的便是日英同盟问题。从日俄战争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日本对外膨胀抢夺利权最大依靠的英日同盟，是以英俄、英德的矛盾为缔盟主要理由的。现在，俄国和德国已暂时宣布从竞技场退出，于是，这个对英国来说已无意义的同盟相反却成了美国眼中的一枚钉子。中国早就认为该同盟成了日本的侵略武器，强烈反对让其继续留存下去。在1921年6月英联邦会议上，加拿大强烈主张废除，代之以太平洋问题主要有关国家进行磋商。英国从注重英美关系的新立场出发，委婉地拒绝了日本方面续约的希望。1921年12月31日，美、英、法、日4国缔结了关于相互尊重太平洋方面各岛屿的属地以及岛屿领有的权利的条约，即《四国公约》。这个用词有些含糊的条约的惟一的明确含义，在于宣告自该条约1923年8月17日生效起，日英同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会议就转入了另一个最主要的议题，即中国问题。在中国代表提出的公布、审查各国的特权和废除对中国政治，司法、行政自由的限制等10项要求被大会否决后，会议就美国代表卢特提出的4项原则进行讨论。4项原则颇有针对性的指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给予中国建立和维持有力的、强大的政府以充分和无限的机会；维持在中国各国国民机会均等主义；不承认损伤友邦国民权利的特权和危害友邦安全的行动。将这4项原则具体化，就签订了华盛顿会议惟一一份所有与会国都署名的《九国公约》。
在香港和台湾被割让、辽东半岛事实上被占领的状况下，《九国公约》第1款写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颇有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欺欺人之感。《九国公约》事实上对列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构成不了任何限制。
然而，它使美国一贯主张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条约化，等于用协约的形式否认了某一国在中国获得排他性利权的企图，批判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独占独得行径。同时，由于《九国公约》的签订，也意味着被人们理解为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的《石井一蓝辛协议》，在公约自1923年4月14日生效后就被废弃了。
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在美国斡旋卞，日中两国在会外进行了直接磋商。日本答应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但交换条件是中日合办山东铁路。
中国予以拒绝。最后达成中国以铁路为担保，用15年分期偿还的公债买回山东铁路。在未赎清之前，由日本人担任运输主任，矿山则以日中合力共同经营。此项协议于1922年2月4日签署，日本军队从5月5日起开始从青岛撤军。日本在占领山东期间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全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山东就成为仅次于南满的日本在华势力范围。
最后是西伯利亚问题，与会各国关心的是日本何时从海参崴等地最后全部撤兵。从1921年8月起，日本同远东共和国代表在大连谈判。由于日本要求获得在西伯利亚的利权和限制军备，使会议陷入僵局。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于各国的压力，日本代表不得不声明对西伯利亚没有领土野心，谈判一旦成功就从海参崴撤兵。1922年6月，日本宣布从北库页岛以外地区撤兵；9月，经过长春会议同远东共和国的再次谈判；10月底，除北库页岛外日军从西伯利亚撤退完了；11月，远东共和国就同苏俄合并了。
华盛顿会议于1922年2月6日闭幕。同日，两个主要协约海军军备条约和九国公约签署完毕。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善理工作，竟是在亚洲和太平洋问题上了结的，不由得让人们感到有趣。其原因就在于当欧洲各国忙于打仗时，日本竟在亚太地区趁火打劫。从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四个结果来看，缩小海军军备、签署《九国公约》、达成四国协议和解决西泊利亚遗留问题，需要日本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必须承认自己是次于英美的海军国家；将山东权益的大部分归还中国，日英同盟寿终正寝；承诺从西伯利亚撤兵和被告知日本不拥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不能不使人认为华盛顿会议专门是为制裁日本在一战期间的抢劫行为而召开的。
以往的研究对华盛顿会议的评价，诸如帝国主义列强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确立霸权，与凡尔赛会议一起共同构成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阵营等等，都是中肯的。但是有必要加以特别强调的，是日本同意将掠夺物的大部分交出来，这就表明它也承认了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协调体制对自己具有约束力。日本之所以甘心服从这一体制，正如加藤友三郎的发言所表明得那样，经济实力不能给美英以致命打击，而且在贸易和外债问题上还必须依赖美英两国。以华盛顿会议为契机，甲午、日俄战争以来持续向外扩张的日本战车似乎应当刹一刹车了。日本要么顺应这个体制，要么就将受到这一体制的惩罚。以原敬为代表的政党力量和现行内阁决定执行协调外交的方针。似乎是膨胀政策转向的象征，1922年2月1日，即华盛顿会议闭幕前5天，资格最老的军阀山县有朋死去了。
1922年华盛顿体制所形成的来自俗世间的限制，和1923年源自自然界的关东大地震的袭击，是近代日本近60年来“顺调”发展抵达终点、行将走向反面的确凿的表达。然而，今天的历史学者回顾1868—1945年日本历史时很轻易就能发现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却鲜有人感知。政党政治家相信协调外交、产业立国和守护既得利益，就能够继续获得国家的新利益。石桥湛山的放弃中国东北和朝鲜利权的呼吁实在太微不足道。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反对国际协调和缩小军备的势力开始积聚起来。“犹存社”解散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分道扬镳，各自经营自己的秘密组织。“三羽鸟”从巴登一巴登归国后，在陆军内部佐官级军官之间成立了军内秘密团体“二叶会”。民间和军队但主要由陆军推动的“国家革新运动”从1922年以后正式起步。
第20章 帝国困厄
昭和改元
大正天皇嘉仁因生过脑膜炎，所以被大多数人认为缺乏理政能力。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从登基时起此后七八年时间内，他依靠西园寺和大隈等几名重臣，应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也时刻注视着国内政局和民情的状况。他热衷于学习西方典籍，又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专制者。
他时常穿戴德国骑兵式的服饰，蓄着胡子，有时甚至亲手鞭笞失职的内侍。
但是，1919年夏，当凡尔赛和会还在继续时，大正天皇开始得了以后连续发作的脑溢血，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大正的病虽秘而不宣，但他走路蹒跚，双手发抖，记忆衰退，已是宫中贵族和侍从有目共睹、尽人皆知之事。在检阅一年一度的秋季陆海军演习时，他不可思议地走下检阅台，亲手打开一个士兵的背包，看看里面装了一些什么物品。在议会开幕时，他居然将要宣读的诏书捻成一个纸卷，像用望远镜那样窥视议员们。
大正天皇的病势，使日本的政治生活顿时失却了中心。这时，皇太子裕仁便格外地引人注目起来。1912年9月9日被立为皇太子之前，他一直跟随乃木希典学习修身之道。乃木自杀之后，安排裕仁学习的主要导师是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东乡精心组织了一个教师小组，裕仁在这里学习了法语、德语、武士道、数学、历史、机械、化学和生物进化论。向裕仁讲述伦理学的是杉浦宪冈，他着重向裕仁阐释三件神器的真谛，并向裕仁讲述雅利安族的强大和中国的衰退。
在裕仁17岁那年，他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选择了良子为未来日本的皇后。这件事3年后成为使元老山县有朋最终失去政治影响的起因。当裕仁初定良子为妻时，山县并没有立即反对。慢慢地，山县感到有萨摩岛津氏血统、其叔怕又是不太喜欢自己的亲王东久迩宫和朝香宫的良子与未来天皇结婚，会不利于自己，他认为有一个阴谋正在向他进逼，最终将彻底地使裕仁与自己的关系疏远。于是，山县就以良子有色盲血统会玷污皇统为由，策动手下亲信明确要求解除双方婚约。此举被大正天皇和节子皇后制止，山县由此失势。该事件被称作“宫中某重大事件”。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裕仁一直保持着沉默，但他显然对山县的干涉是不满的，因此一直恪守婚约，并于1924年1月26日与良子完婚。
1921年3月3日，经过长期准备以后，裕仁率领由15名侍从官和海军军官组成的随从队，出访欧洲。此举的目的，除了裕仁想走出书斋和皇宫领略一下欧洲文化的异趣之外，似乎还带有重修英日同盟的目的。船队经新加坡、锡兰，在埃及登陆小憩4天后，直航英国朴次茅斯港。在英国，他参观了飞机厂和造船厂，同英国军方讨论了一战时期英国陆军的编制，访问了英格兰民俗，出席了一连串宴会应酬各方来宾，并去了一趟比利时看了一战战场；在德国，他又视察了炮兵学校，顺访了荷兰，观看飞机坦克表演；最后，裕仁经意大利回国。
裕仁回国之后，被普遍认为具备了执政的一切资质。这时，山县有朋身患重病已去日无多，不久后原敬又被一个叫中冈艮一的年轻人刺死，大正天皇病势日甚不能主政。在这种情形下，1921年11月25日，皇室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裕仁代替大正任摄政。这是近代以来惟一的一位摄政。实际上，从此时起，裕仁已经接管了一个有5600万人口的、其发展速度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快的国家。摄政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任命西园寺公望为元老，长期负有为他推荐内阁首相的使命。摄政遇到第一桩棘手的政务是关东大地震。摄政的第一次涉险是在1923年12月27日。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不可思议地躲过了社会主义青年难波大助射向他的子弹。
1926年11月11日，宫内省首次公布天皇的病情：时坏时好逐渐恶化。
在天皇养病的叶山御用官邸（神奈川县三浦郡叶山郡），皇族与政府官员络绎不绝前往探视。居住区周围的居民、儿童，青年团员和在乡军人会的会员，自发地组织起来，轮流在官邸前祈愿天皇早日康复。同明治死去前夕不同，祈祷天皇不要死的人们一般不是个人而是有组织的团体，特别是12月9日天皇并发肺炎的病情公布后，祈祷天皇康复运动遍及全国，各地的寺院和神社不停地接待前往参拜的人们。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1926年12月10—
23日，共有223个团体前往大阪府辖下神社参拜祈祷。而前往名古屋的热田神宫祈祷的团体达到252个，共2.7万亲人。参拜祈愿的团体中，以学生、在乡军人会和劳动组合为最多。12月16日，大正天皇的病势恶化的消息公布后，有人在祈祷时自杀。接下来，祈祷运动便向“自肃”运动升级。佃农争议、电车工人罢工甚至政党的演说会和成立大会，都因天皇病危而一律改期举行或自行取消。
在因大正病重而不得不设摄政的情况下，民众并没有对设摄政事表示过异议，但天皇病危的消息却像冲击波一般震撼了民众的心，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天皇的尊崇是如何深入民心，民众又是怎样牢固地被国体观所束缚的。
对执政时间最短的大正天皇的祈愿运动，超过了民众自发的个人或家族形式为主的对明治天皇的祈愿的规模，也是昭和病笃时不能比拟的。其原因除了民众真诚地尊崇天皇外，似乎还有一种对当时国家在发展途中已经走到三岔路口时的担忧。
1926年12月25日凌晨1时25分，嘉仁天皇病逝，摄政裕仁立即践祚，凌晨3时15分在叶山御用官邪从神官手中接过剑玺，继承了皇位。叶山聚集着所有的皇族和全部政府官僚。若槻礼次郎内阁召集内阁会议，取《诗经》“百姓昭明，万邦协和”之意，改年号为“昭和”。上奏新天皇后，枢密院会议通过新年号，决定从12月26日起，改元“昭和”。12月28日，新天皇举行登基后的第一大礼“朝见之仪”，向以闲院宫载仁亲王、西园寺公望和若槻首相为首的陆海军军人、枢密官和内阁阁僚们下达敕语。对西园寺公望的敕语是再一次确认了他的元老地位。翌年2月7日，在新宿御宛举行了大正天皇的葬礼。全国所有官厅、公司、学校一律放假，全国百姓都向着大正天皇葬处八日多摩陵方向致遥拜礼。
然而，比起这些来，更大规模地宣传天皇尊崇感和国体观的契机，是1928年11月在京都御所举行的即位大礼。新天皇的即位是大日本帝国最大的盛典，在警视厅营建的肃杀的氛围中举行。京都从8月1日起就进行了户籍调查，实行严厉的警备。不仅从全国调集4071名支援警官，而且又动员了消防队员、在乡军人的青年团员等1.6万人作为辅助警官。特别高等警察的活动更具森严，从8月1日起3个月内共进行了7次人口检查，对12.06万余人进行了重点审查，发现可疑者814名，拘留其中310名。对朝鲜人的警戒尤为苛厉。
另一方面，似乎是在显示作为日本人的荣幸，国民对即位大礼的关心与感激程度，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1月6日一早，天皇从东京站坐电车去京都时，有20万人前往跪拜送行，其中绝大多数人彻夜未眠一直守候在车站。翌日午后抵达京都时，正逢降雨，但冒雨通宵迎候者竟达30万人之多。
天皇从京都返回东京时，送行的人群更是达到58万人。在11月10日行即位礼，14日夜到15日凌晨行大尝祭，16日到17日大飨之时，全国各地所有国民载歌载舞，举行各种祭天祀神的传统宗教仪式，无不沉浸在感激和自豪的心情之中。在绝大多数国民都企盼新天皇即位能给国家和民族继续带来好运的热烈的气氛中，也有人感到某种难以言状的危机正在逼近。三宅雪岭在《同时代史》中忐忑不安地写道：
大礼可喜可贺顺利结束了，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是容易明白的。但国内的情况与国外的情况相互关联，于不安之空气漂泊之中连续发作，其结果究竟如何实不可测，吾深忧之。无论国内国外都有不安全之处，其将如何发展却不知晓。任凭人们各自臆测，要紧的是它在没有抵达应该抵达的地方是不会停止的。而其到底将走到哪一步却全然不清楚。恰如影随光至，安定之侧常有不安定存在。若不懂得此理，则有不安定分子潜至，而经数年后才渐为人知。总之，和平会议似有使国际关系安定之感，然此实似于火山之上踏舞，不知何日便必将爆发。
币原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