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东佑亨指挥日舰集中火力攻击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丁汝昌被炸伤，令“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指挥。
刘步蟾发现日本巡洋舰“比睿”号、炮舰“赤城”号、代用巡洋舰“西京”号因速度慢而掉了队，就率领北洋舰队集中火力向此3舰发动攻击。“比睿”号中弹起火，“赤城”号的蒸汽管和前炮台及桅杆被炸断，舰长权元八太郎被击毙。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号也被击中起火。
中国鱼雷快艇“福龙”号连发3颗鱼雷，虽未射中，却把桦山资纪吓出一身冷汗，命令全速逃跑。谁知“西京”号舵轮又被打坏，只得以链索代替舵轮，狼狈地逃离战场，向仁川方向遁去。
由于北洋舰队官兵士气高昂，奋勇作战，抓住有利时机发动进攻，因而烧“比睿”、遁“赤城”、重创“西京”，几乎生擒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黄海决战的第一个回合中占了上风！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沉着分析战况，认为北洋舰队摆的是不规则的单行两翼雁行阵，实力最弱的“扬威”号和“超勇”号暴露在两侧，旋即命令坪井航三率领第一游击队进攻中国之最弱舰艇。
第一游击队是日本海军精锐，航速都在18节以上。旗舰“吉野”号航速高达23节，系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舰，装备着新式速射饱和无烟火药。中国的“扬威”、“超勇”两舰只是铁皮包装的旧式木质快船，因而在日舰进攻下很快燃起冲天大火，并迅速下沉。官兵跳入海中与日军搏斗，都拒绝救援，以身殉国。
伊东佑亨率领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艇绕到中国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集中力量轰击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定远”和“镇远”两舰。
丁汝昌负伤后，刘步蟾代其指挥。中国舰艇以熟练的航行技巧，时退时进，规避敌舰的进攻，选择有利时机，一炮击中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
号，将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引爆，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日本人平田胜马在《黄海大海战》一书中这样生动地描述当时战况：
刹时，如百电千雷崩裂，发出凄惨绝寰宇之巨响。俄而，剧烈震荡，船体倾斜，烈火百道，焰焰烛天，白烟茫茫，笼蔽沧海，死伤达84人..死尸纷纷，或飞坠海底，或散乱甲板，骨碎血溢，异臭扑鼻，其惨淡殆不可言状。俄顷，大火蔓延全船，火灾大作，烟焰蔽天..宛如一大火海。
乘坐此舰的伊东佑亨大惊，急命日本官兵扑火。等扑灭大火，见“松岛”
号已被烧得破烂不堪，丧失了联合舰队旗舰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日本官兵也被烧得焦头烂额。伊东只得下令“松岛”号全速退出战斗。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见“定远”号被日舰包围，就冒险冲上去与日舰抗衡。不一会儿，该舰中弹起火。林泰曾临危不惧，一面指挥官兵奋勇救火，一面命令士兵向日舰开炮轰击。
这时，“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见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的帅旗被日军打掉，“经远”、“济远”两舰又被日舰分割出去，就当机立断，命令士兵升起帅旗，担当起指挥全舰队的重任，带领部队进攻日舰“吉野”号。“致远”号的炮火频频击中“吉野”号，乘坐此舰的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吓得命令“吉野”号夺路而逃。
邓世昌见状大喜，立即率领“致远”号直追日“吉野”。就在这时，他又突然发现4艘日舰已对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构成严重威胁，就毅然下令转舵去救“定远”号，使丁汝昌乘坐的旗舰转危为安。
邓世昌见主帅脱险，就指挥“致远”号向日军主力舰猛扑过去，几炮命中“吉野”号。坪井航三再次下令“吉野”号掉头逃跑。邓世昌率“致远”
号紧追不舍，用最后一发炮弹击中“吉野”号甲板，然后下令鼓轮向“吉野”
号撞击。“吉野”号拼命逃避，伊东佑亨指挥日舰齐攻“致远”号，致使“致远”号中鱼雷沉没，除7人外全部牺牲。
日本海军击沉“致远”号后凶焰万丈，集中兵力攻击“定远”和“镇远”
舰。林泰曾、刘步蟾互相配合，击中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毙伤日军113人，伊东佑亨不得不把军乐队拉来上阵。
伊东佑亨命令东乡平八郎率“浪速”号等4艘战舰将“经远”号重重包围，管带林永升临危不俱，带领官兵沉着应战，终因寡不敌众，“经远”舰被击沉，林永升中炮牺牲，官兵200余人大部壮烈殉国。
这时，装甲炮塔舰“来远”号和巡洋舰“靖远”号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炮舰“镇南”、“镇中”和巡洋舰“平远”、“广丙”及“福龙”等4艘鱼雷艇也赶来参战，中国兵力大增。伊东佑亨见日舰伤亡惨重，天色已晚，便下令撤出战场；北洋舰队追击一阵后，因航速低、弹药少，只得停止追击，返回旅顺抢修舰船，以图再战。
北洋舰队将士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北洋舰队的梦想。中日双方损失都很严重（中方沉没“致远”、“经远”等5舰，牺牲邓世昌、林永升等官兵千余人；日方4舰受重创，其余各舰亦有损伤，死亡官兵300多人），北洋舰队损失比日本联合舰队要大，但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无损，其余舰只经整修后仍可作战，黄海之战仍可说是一次不分胜负的战役。
日军第1军攻占平壤后，军司令官山具有朋受命与大山岩的第2军“气脉相同”，进攻辽东。
10月23日，山县有朋在义州统军亭部署鸭绿江之战。24日向清军发动进攻，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下安平河口，又乘黑夜在义州上游虎山对面的江面上偷架起一座浮桥，乘清军毫无发觉之际突然发起进攻，中国守将马金叙和聂士成奋勇反击。双方鏖战一个多小时，清军孤立无援，被迫后退。
山县有朋率日军第5师团渡过鸭绿江后，开始进攻九连城。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在一日之间土崩瓦解。
日军乘胜向凤凰城、岫岩等地进攻，夺取了东边道诸重镇，接着兵发辽阳、奉天（沈阳），扬言要“取奉天度岁”，在“辽沈度岁歇兵”。
为打通凤凰城至奉天的惟一通道，日军第10旅团长立见尚文率部向赛马集和连山关进犯，清军马军统领永山率骑兵在日寇立脚未稳之际，旋风般冲乱日军阵脚，获得胜利。聂士成又在摩天岭下大获全胜。清军还与日军在凤凰城、感工寨等地反复争夺。特别是摩天岭一战，聂士成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日军打通东线到奉天过年的梦想，以游击战争把日军拖在东边道寸步难行。
在山县有朋渡过鸭绿江入侵东边道的同一天，大山岩也指挥第2军发起金旅之战。
10月23日9时，日军第1师团在联合舰队支援下，从大同江口渔隐洞出发。次日凌晨，在朝雾朦胧中登陆，窜入花园口。由于清军将领怯懦畏敌，互相推诿，14天内没有派兵阻击，日军从容登陆24049人，然后又进犯“辽东半岛雄镇”金州。李鸿章等人又对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之目的判断错误，认为日军意在骚扰安东、九连城后路，而不是攻占旅大，没有积极进行防御部署，致使金州轻易陷于敌手。
对军事要地大连湾，李鸿章也授意清军将领可以放弃，“帅意旅重于湾，南关岭有险可守，倘湾不得守，须带炮队退守南关岭，以保旅顺为要”。清军将领稍触即逃，溃逃速度使日本军官都感到吃惊。日军接着攻占旅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全城被屠杀的中国人共约2万人，仅剩下36人为收尸队而免遭杀害。其后，日军进攻盖平、海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1894年12月，日本大本营鉴于辽东半岛地冻天寒不宜于冬季作战，就接受首相伊藤博文和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决定进攻山东半岛。
大本营任命大山岩为山东军作战司令官，由第2、第6师团编成“山东作战军”，实施山东半岛战役。
1895年1月20日，日军第2师团1.5万人在荣成湾登陆，驻守龙须岛附近的清军发炮阻击，日本海军“八重山”号开炮掩护陆军冲击。清军兵力单薄，被迫后撤。日军开炮轰击两个小时，确信无人抵抗后才大举登陆，不战而得荣成。
当时，日军普患流行性感冒。大山岩命令在龙须岛和荣成县修建两个“随军医院”，凡不能冲锋陷阵的病号，一律送医院烧尸焚化。此令一下，许多病号舍命而战。
大山岩令第6、第2两个师团为左右纵队，从背后猛扑威海，又命日本联合舰队从正面进攻刘公岛，他限令10天内拿下威海卫！当时驻守山东半岛的清军有2万多人，但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大小二李”一心想与日本和谈，并未认真研究战守之策，只命当地总兵孙万林前去迎敌。
孙万林虽是山东著名的“敢战之将”，但手下只有1200人。他在白马河沿岸设好阵地，乘日军第3旅团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发起攻击。日军旅团长山口素臣遭受突然打击，在黑暗的夜色中突然打开行军探照灯以摆脱困境。
清军沉着应战，激战两小时打退日军，歼敌百余人。但在关键时刻，阎德胜、刘树德带两股部队不战而退，孙万林寡不敌众，不得不撤离战场。
日军第11旅团长大寺安纯率部进攻威海南部炮台的重要关隘摩天岭，清军营官周家恩亲自操纵行营炮开炮还击，清军官兵穷追猛打击退敌人。
大寺安纯恼羞成怒，调动该旅团所有火力猛轰，日本联合舰队也开炮轰击，日本士兵蜂拥而上。双方展开白刃格斗，周家恩和所部士兵全部牺牲。
大寺安纯得意忘形地登上摩天岭，手举太阳旗让日本记者远藤为其拍照留念，不料被丁汝昌发现。丁汝昌命令“来远”号照准摩天岭上的太阳旗连发几炮，击中大寺安纯胸部，将其送上西天。
日军在摩天岭上架起大炮，掩护混成第12旅团向杨枫岭炮台发动进攻，副将陈万清率军与日军奋战3小时，炮台仍岿然不动。日寇改由大炮轰击半小时，致使弹药库起火猛烈爆炸，清军死伤大半，陈万清被部下拖着撤出杨枫岭炮台。
日军利用清军的畏敌怯战心理，连续攻下南北两岸炮台，形成了对北洋舰队的海陆合围，断绝了北洋舰队与外界的联系。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柏亨利用与丁汝昌的相识关系，写信给丁汝昌，劝他率北洋舰队投降。丁汝昌严辞拒绝，并把劝降书呈交李鸿章，表示忠于祖国的决心。
日本联合舰队向刘公岛全力猛攻，丁汝昌率军反击，打退日军进攻。伊东佑亨见正面进攻受挫，又利用鱼雷艇夜间偷袭，击伤北洋舰队旗舰“定远”
号，使其报废搁浅。日军还击沉清军的“来远”号和“威远”号。
1月8日，日舰从东口突入威海港内，对刘公岛和北洋海军发起最后攻击。几个怯懦的清军将领勾结北洋舰队洋员逼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服毒殉国。
美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起草投降书，派人向伊东佑亨乞降。1月16日，牛昶晒代表清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17日举行捕获式，正式占领威海卫。
山东半岛战役至此宣告结束。
马关议和
日本大举侵华，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而纷纷出面干涉，同时也造成日本国内防务空虚，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亦遇到困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同意清政府的和谈要求，打算通过谈判来发展和巩固它在战场上的胜利。
1895年3月19日，清朝“头等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携带儿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及大批随员，怀着优慢惨淡的心情到达马关（下关），20日开始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举行会谈。
李鸿章首先要求在议和前先休战，伊藤博文则漫天要价，提出由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上述各地清军全部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给日本管理，停火期间的一切军事费用由中国负担。
李鸿章认为这等于把中国首都置于日本监视之下，在北京的咽喉上插上一把尖刀。他借口请示清政府拒不让步。陆奥宗光外相担心引起列强出面干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1月24日，李鸿章拒绝日本的过高条件，撤回了停战要求。
24日下午4时，李鸿章谈判完后，坐轿从春帆楼沿阿弥陀寺经外滨町返回下榻的引接寺。转过外滨町拐角时，忽听“呼”的一声响，一颗子弹穿过小轿小窗，击中李鸿章左颊，金边眼镜被打得碎片四散，子弹擦着眼镜框打进左眼窝下面，顿时鲜血直流。痛得李鸿章大叫一声，用双手捂住眼睛倒在轿中的车褥之上。
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浪人小山丰太郎的行刺事件弄得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亲自前往探视慰问，他们担心由此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导致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为摆脱被动局面，陆奥宗光摆出宽大姿态说：“伯相安心养伤，幸勿焦急，和议之事，均好商量！”伊藤博文也好言相劝：“只盼伯相枪伤速愈，和议一层，均有我两人担侍。”
李鸿章发现日本和谈代表的话有松动之处，怕伤好后再有变化，便抓住他被刺伤后对清朝较为有利的时机，说：“老夫愿带伤与贵国速谈停战大计，然后议和。”
日本见各国慰问李鸿章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害怕事情更加复杂化，便在3月28日宣布“承诺一时休战”，30日与李鸿章签订停战专条，规定自当日至4月20日实行为期21天的停战，其范围只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不包括台湾与澎湖地区在内。原来，日军已于3月26日攻占台湾，为保持日本对台军事优势特意做出此项规定。
4月1日，陆奥宗光提出具体媾和条款。李鸿章瞪大右眼仔细阅看，只见日方一要承认朝鲜独立，二要割让辽东半岛南部和台湾、澎湖列岛，三要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万万两，四要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限在4天之内做出回答。
李鸿章看罢伤透了脑筋，反复念叨：“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太苛刻了！”
李鸿章本着“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的原则，以73岁的年迈带伤之身，与55岁的伊藤博文、52岁的陆奥宗光软磨硬缠，把赔款由3万万两减到2万万两，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要求：“从维护两国兄弟关系考虑，再减5000两如何？”陆奥宗光暗想：“这李鸿章不愧是当今清国官场首屈一指的人物，时而高谈阔论，讲些东方经世家的老生常谈，然后纵横谈论，引人同情，间以热骂冷评，以掩饰战败者的屈辱地位。李鸿章看似口若悬河，其实无时不在捉摸他的话产生的效果，据此寻找更有效的词句。此人的态度始终从容不迫，有时也发出无限感慨，这可能就是能几十年执掌清国大权的奥秘吧？”
李鸿章的要求被拒绝后，又似商人一般讨价还价：“减5000两不行，让2000两可乎？”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又摆出殖民主义者面孔施加军事威胁，李鸿章只好按清政府指示，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
4月17日正是甲午之日。日清战争在甲午年爆发，又在甲午日签署塔和条约，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共11条，其主要内容力：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库平银，增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港，开辟长江及吴淞江航运线，日本人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生产产品后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纳一切内地税，承认所谓“朝鲜独立”等等。
《马关条约》使中国丧权辱国，日本获得巨额赔款，得以发展经济、扩张军备，朝鲜从此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后被日吞并。
在《马关条约》签字后的第6天，4月23日，俄国、德国、法国驻东京公使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照会。5月5日，日本被迫接受三国干涉。11月8日，中日签订《中日辽南条约》，即《归还辽东半岛条约》，由清政府偿付3000万两库平银给日本。
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后不久，俄国强租中国旅顺、大连，成了“战胜者的战胜者”。从此以后，日俄间又打上了一个“国际的结头”，直到10年后日俄开战，“才由朴茨茅斯条约解开”。
第15章 与俄争锋（1）
日俄角逐
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怀恨在心，遂以“卧薪尝胆”为口号，大举扩军备战，以求卷土重来。
明治天皇安慰伊藤博文首相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取也不为晚。”
1896年，伊藤内阁制定了10年扩军计划，计划陆军增设6个师团，海军建立由战斗舰和巡洋舰各6艘组成的“六六舰队”。由于财政紧张，帝国的报纸甚至要求人民节衣缩食，“改每日三餐为两餐”，以支持军备扩张。到1903年，日本陆军常备兵力达到20万人，另有后备兵源20余万人；海军舰只总吨数达到26万多吨。
三国干涉还辽后，沙俄也看到，势将与日本发生一场武装冲突，便以压倒日本为目标，竭力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到日俄开战前夕，沙俄正规陆军超过200万，可动员兵力约500万，海军舰只总吨数80万吨。
日俄两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明争暗斗，因失去清政府作缓冲，更加表面化，双方都想控制远东的霸权。在争夺中，俄国逐渐得势，占了上风。在朝鲜，1895年7月，俄国策划闵妃集团把亲日派逐出政府，建立亲俄派的统治。虽然亲日派在10月发动政变，血溅王宫，重建亲日政权，但到1896年2月，亲日派再次被逐出王宫。这年5月，俄日双方签署备忘录，日本被迫承认俄国在朝鲜的权利。在中国，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乘虚而入。1896年6月，俄国利用日本的威胁，拉拢、诱骗清政府签订对日的《中俄密约》，接着又获得了修建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权利，整个东北沦为其势力范围。
日本自然不甘心其到口的肉白白被俄国吞下，遂寻机与俄决战。机会终于来了，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侵略中国，日本出动了远远多于俄国的兵力。
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日俄两国的矛盾便公然激化起来了。
就在这剑拔弯张的紧张时刻，为了迷惑对方，争取时间，双方都制造“缓和”的气氛，展开了外交活动。1903年6月，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以“到远东视察旅行”为名到达日本，其实际目的却是探听日本的虚实。双方在战争前夕还进行了和平谈判。1903年6月23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小村寿太郎外相在会上提出对俄谈判意见书，并分析形势说，沙俄不仅继续占领中国东北，而且威胁朝鲜，如果听之任之，无疑将危及帝国的生存，因此应对俄国直接交涉，“谋韩国之安全，并将俄在满洲之行动限于条约范围内”，“保全帝国防卫与经济之利益”。8月12日，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向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递交了日方提出的《协商基础草案》。草案一方面声称尊重中、朝两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以保证各国在当地的“机会均等”；另一方面则要求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利益”，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改革”拥有“建议及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专权”，而日本则承认沙俄在中国东北“经营铁路的特殊利益”。
沙俄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条件，决心以武力威胁来确保同日本的谈判取得以功。10月3日，沙俄驻日公使罗森向小村外相递交了俄方谈判方案，其内容只涉及朝鲜问题。它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及其在朝鲜的“民政改革”中提出“建议及援助”的权利，承认日本可向朝鲜派出军队，但必须事先“知照”俄国，并保持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它要求日本不得把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军事战略目的”，不得在朝鲜沿岸构筑军事设施，妨碍朝鲜海峡的自由航行，并要求把北纬39°以北的朝鲜领土划为“中立地带”，不得驻扎军队。对于日案中有关中国及东北各项，均只字未提，只是明确要求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沿岸完全在日本之利益范围以外”。这样，沙俄反而关闭东北的大门，限制日本在朝鲜的手脚。
10月4日，日方向罗森提出第一次修正案，并经双方谈判后，又于10月30日提出了第一次正式修正案。其中关于朝鲜部分虽然与原来基本相同，但针对俄方所提以北纬39°以北的朝鲜领土作为中立地带一事，日本提出以中朝边界两侧各50公里作为中立地带。日本虽然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以及为保护此种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并承认东北“在日本特殊利益之范围以外”，但也同时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业活动和朝鲜“在俄国特殊利益之范围以外”。
12月11日，沙俄针对日方的修正案作出答复，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除限制日本在朝鲜的权益外，对于东北仍只字未提，并于此前的10月28日，再次突然出兵占领了奉天（沈阳）。10天后，日本提出第二次修正案，也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拒不接受俄方关于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用于“军事战略目的”及设置中立地带的要求。12月29日，沙俄少将阿巴扎在上奏尼古拉二世的意见书中，再次明确提出“迅速增加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以威慑日本。同时，于1904年1月6日，沙俄复照日本，继续坚持原案要点，特别是不得将朝鲜领土用于“军事战略目的”和必须设置“中立地带”两项，表示在此前提下可“不妨碍”日本享有根据现有条约而在东北获得的“权利与特权”，但不得设立租界。
此时，沙俄的军事力量较前已有巨大增长，在远东的兵力更有明显增加。
1903年10月20日，地面部队增至12.7万人；两个月后，增至24万人。沙俄海军的太平洋舰队拥有19.1万吨，与日本海军约力7：10之比，但如将波罗的海舰队调来远东，沙俄海军则将占压倒的优势。因此，“俄国现在显然已经决心不向日本作任何让步”，“并以为打垮日本，毁灭其在远东地位之时机已经到来”。果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月8日给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诏书中，即命令“在远东各州进行总动员，并宣布满洲进入战时状态”，同时继续调送陆海军东来。
日本小村外相在1月1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也提出了极其强硬的方针，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并要求取消不得在东北设立租界的限制。他顶见到俄国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方条件，而时间的拖延对日本不利，便建议停止同俄国的谈判，宣布日本“为保卫帝国不受威胁，维护帝国既得权利及正当利益，保留采取自认为最合适的独立行动的权利”，并“立即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13日，日本公使栗野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递交了等于最后通牒的日方方案。23日和26日，又照会拉姆斯多夫，敦促其尽快作出明确答复。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海面防御令》、《铁路军用令》等一系列法令，由军队首脑组成了军事参议院，作好了临战准备。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远东的上空，然而，俄国人自视甚高。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说，“我们可以陆军力量抵抗日本，日本在满洲大陆上愈深入接近我们，它的失败就愈具决定性。”1903年6月，库罗帕特金访问了日本后，又声称：“我们可以在13天中集结40万军队于日本边境。这是足以打败日本的兵力的3倍。”1900年以来担任沙俄驻日本陆军武官的伊万诺夫斯基，在给本国的报告中说：“日本陆军即使能与欧洲最弱的陆军相对抗，大概也还需要一个世纪。”高级官员别佐布拉佐夫更是轻狂地认为：“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因此，阿列克谢耶夫在1903年10月上奏沙皇的电文还相信，“日本国土狭小，兵力不足，财源匮乏，尽管这样，它们仍然虚张声势，就在于它们拉拢了英、美，特别是英国。然而，英国还没有下决心帮助日本，就是帮助亦无实力，日本自身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我想他们决不会采取最后手段，诉诸战争。如果我们以强硬态度坚持下去，日本必将在我们的高压下屈服。”当然，日本假如真不屈服，那么俄国人也愿打一场“小小规模的战争”，因为“现在正处于俄国革命的高潮阶段，为了扑灭人民当中燃烧着的革命火焰，即使战争只能取得一点点胜利也好，这是维护执政者威望所必需的”。
然而，俄国人打错了算盘。事实上，日本早在1903年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就决定了对俄的强硬外交政策和准备不惜一战的决心，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战事而稍事拖延。但日本人心里亦明白，时间拖得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已经决心发动战争了。1904年1月30日上午，过去被认为最坚决的反战亲俄派的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也终于下了开战的决心。他到首相官邸会见了桂太郎首相，说明关于日俄问题下最后决断的时机已经来到。2月1日，大山岩参谋总长也上奏说：“在这种形势下延迟开战，只能白白落入敌人圈套。”并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其发动的时机主要取决于战略上的利害得失，因此，必须尽早作出最后决断。”
2月3日，突然收到驻守烟台的森义太郎海军中佐的急电，内称：“旅顺的俄国舰队出港，去向不明。”于是，日本立即召开元老会议，讨论局势。
1904年2月4日拂晓，伊藤博文还在床上，忽然接到“急速进宫”的圣命。于是，他立即起床，迅即进宫，被引进的地方是日本天皇日常生活的后宫。这里作为天皇的起居室，就是曾任宫内大臣兼总理大臣的伊藤议长，也还是初次到此。伊藤脱下鞋走进卧室，看到天皇依然身着白色室内便服，好像还没有洗漱，看样子是通宵未眠。两人谈了一会儿关于开战的问题，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上午，日本政府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下午，明治天皇召伊藤、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各位元老和大山岩参谋总长、桂太郎首相、山本权兵卫海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寺内正毅陆相、曾祢荒助藏相等进宫，举行了战前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议的气氛极度紧张。伊藤在会上讲了话，一再鼓励大家。最后，会议一致决议对俄开战，并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1.断绝日俄外交关系；
2.日本为了自卫，决定采取自由行动；
3.从意大利订购的”日进”号、“春日”号两战舰2日已急航至新加坡，命其立即出港迅速驶向横须贺，一俟进入日本势力圈即行开战。
俄国政府是2月6日接到断交通牒的，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以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2月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召集了御前特别会议，研究如何对日作战。会后，电令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说，“最好让日本人，而不是我们，开始军事行动。”如果日本的战舰“在朝鲜的西海岸越过了北纬39°以北，那你就不必等他们放第一枪即可发动进攻”。
日本出于要争取海上的制海权，决意打响战争的第一枪。2月4日会议以后，2月5日即下达动员令。2月6日，由东乡平八郎中将指挥的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航出港，前去偷袭旅顺港。
海上风云
制海权之争是关系到日军能否给在中国东北的俄军以有力打击的问题。
有了制海权，日军便进可攻，退可守；失去制海权，就意味着日军无力在中国东北作战。因此，日俄战争是以日军偷袭旅顺港开始，以在对马海峡消灭俄波罗的海舰队而宣告结束的。
旅顺是俄国在远东攫取的惟一的不冻港，该港分内外两港，内港较狭窄、水浅，只有一个出入口，大型战舰只能在涨潮时出入内港。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常驻该港。由于俄国在港口周围修筑了岸基炮台，使得该港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港。整个日俄战争期间，始终贯穿着双方对这一战略要地的争夺，实质上也就是争夺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制海权。
1904年2月5日，日本同俄国断交的同时，天皇即指示开始军事行动。
2月5日19时，联合舰队接到了出击的命令。命令说：俄国的行动显示了敌对态度，帝国舰队应采取以下行动：
1.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第3舰队司令长官应务求全歼远东的俄国舰队；2.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迅速率领舰队出击，首先要会歼黄海海区的俄国舰队；3.第3舰队司令长官要迅速占领镇海湾，对朝鲜海峡实施警戒。
2月6日凌晨1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将各舰指挥官召集到旗舰“三笠”号上，召开关于袭击旅顺口的作战会议。情报参谋发给每位与会的参战舰长一张“旅顺口锚地和港湾平面图”，图上详细地标明了俄国分舰队的停泊点以及每艘舰艇的位置。会议经过仔细研究后，即刻作出决定，并下达了联合舰队的第1号命令。
我联合舰队即刻由此开往黄海，以歼灭旅顺口及仁川港的敌舰队。瓜生第4战队司令官率第4战队及“浅间”号、第9、14两艇队歼灭仁川之敌，并掩护陆军在该地登陆。第1、2、3战队及各驱逐舰队直接开赴旅顺口，驱逐舰要乘暗夜首先袭击敌舰，舰队于翌日进行攻击。
此战确关系国家安危，诸君务必努力。
联合舰队从1月6日起就开始在佐世保集结，完成了作战准备。这时接到出击的命令，即刻以第3战队旗舰“千岁”号为前导，从佐世保起航。
奉命前去袭击仁川港的瓜生支队，于2月7日16时30分离开主力舰队驶向仁川海域。8日下午与从仁川港驶出的俄炮舰“朝鲜人”号遭遇，当即将它赶回仁川港，并跟着进入该港。进港后，立即向停泊在该港的俄国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出通牒，限俄国舰船于9日中午以前撤离该港，同时，要求在港的第三国舰船于9日16时之前转移到安全海域泊锚。
俄舰于8日午夜驶出仁川港，9日凌晨遭到在港外待机的瓜生舰队的伏击。两艘俄舰被击伤后，逃回仁川港。下午4点30分，“朝鲜人”号首先自爆沉没；接着，“瓦良格”号也在熊熊烈火之中自沉。
仁川港遭袭击的消息没有能够传到旅顺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而日本联合舰队在2月7日早上，经过朝鲜西南呷时，捕获一艘俄国商船“露西亚”号，得知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在旅顺港外的确切消息，便于8日黄昏到达圆岛附近海域。东乡下令驱逐舰伪装成俄国舰艇前往实施偷袭计划。在夜色的掩护下，联合舰队的第1、2、3驱逐舰队，从午夜12时起对俄舰进行了1个小时的突击，当时，停伯在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有战舰7艘、巡洋舰9艘。但是由于日本联合舰队夜战练得不熟，航行中有的舰只掉队，有的与己方舰船相撞，结果造成行动缓慢分散。再加上初次上阵，情绪急躁，盲目地发射鱼雷，效果不佳，16枚鱼雷只有3枚中的，击伤3艘俄国舰只。联合舰队的预期作战目的没有达到。
东乡平八郎曾在英国留学，作战经验丰富，行动谨慎而诡秘，指挥果断而战术刁钻。他原估计8日晚必将给俄太平洋舰队造成重大损失。因此，9日中午逼抵旅顺口，准备收拾俄军败残舰只。但是，俄舰队全部撤到港内，以岸炮反击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经过对港内进行一阵炮击，看看无效，就撤走了。
旅顺口偷袭，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日军在短短的时间内，仅以6名日本人生命的代价便在远东完全颠倒了日俄之间海军力量的平衡，从而赢得了海上的战术主动。
俄国政府接到旅顺被偷袭的电报后，9日对日宣战，并撤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的职，任命马卡罗夫为舰队司令。2月10日，日本也发布了对俄宣战的诏书。战争全面正式打响。
为了对付龟缩在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日联合舰队最初展开的正式作战是堵塞战。这是第1舰队参谋有马良桔中佐提出的建议。它基于这样一种设想：若把船只沉在港口的最窄处堵死航道的话，港内的舰队便自然失去战斗力。但是，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整个作业必须在俄方岸炮的有效射程之内进行。联合舰队招募敢死队员组成堵塞队，进行了三次夜间堵塞行动。第一次行动是在2月24日，第1舰队参谋有马良桔中佐亲自指挥5艘轮船开到旅顺口，自行爆炸，沉人海中。但是，在俄舰的袭扰和岸炮的攻击下，只有两艘到达指定位置。3月27日，又采取了第二次行动，沉没轮船4艘，仍没达到预期目的，在“福井”号船上的指挥官广濑武夫中佐还中弹丧命。5月3日，又采取第三次行动。尽管沉了8艘轮船，但因风疾浪高，又有俄舰袭扰，终于失败。于是，堵塞之举只好作罢。
俄国太平洋舰队受到联合舰队的袭击后，一直士气低落，消极避战。3月8日，太平洋舰队新司令官、海军上将马卡罗夫来到旅顺。马卡罗夫身兼学者、海军战略家和发明家诸荣誉于一身，具有很高的海战理论修养和卓越的才干，在俄海军界享誉甚高。他到任后，立刻向舰队提出了任务：取得对日本海军的优势。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强了旅顺刚队的行动。
首先，他决定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布雷，防止日军登陆并从后面威胁旅顺基地。同时改善旅顺港口的防御，加紧修复被打坏的舰艇，经常派遣舰队出海活动，加强战备训练。他还命令海参成分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袭扰日军海上交通线，以便分散日方对旅顺的压力。
马卡罗夫的这些措施果然给日军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东乡司令官为了迅速消灭俄太平洋舰队，抓住俄方想报仇雪恨的心理，想出了一条计策。
4月12日夜半，东乡司令官派遣第4、5驱逐舰队、第14水雷艇队趁着雨雾蒙蒙之际，在旅顺口外俄舰经常出没的地方布下水雷。4月13日，又派出第3战队在旅顺口外诱敌。当天，有俄驱逐舰自外活动归港、遭到日第2驱逐舰队的围攻。马卡罗夫急遣巡洋舰“巴杨”号来救，又遭到日第3战队的攻击。马卡罗夫于是自乘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率同“波尔塔瓦”
号、“佩列斯特”号战舰，以及“狄安娜”号、“阿斯柯尔德”号、“诺维克”号等巡洋舰前来救助。日第3战队赶紧后撤，并与第1战队取得无线电联系。马卡罗夫见第3战队阵势单薄，想一举歼灭，以报仇雪恨，振作士气，于是，奋起直追。马卡罗夫追赶了一段距离后，突然发现日本主力舰队出现在水平线上，急忙命令舰队回撤，反而想诱东乡舰队到岸上火炮的射程以内。
老谋深算的东乡岂能轻易中什，估计日本舰队一到旅顺要塞的炮火射程以内，便即命令回驶。
但是，马卡罗夫舰队却是忙中有错，竟然撞上了日本人前一夜布置的水雷。只听得轰隆两声巨响，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全舰霎时为蒸汽所笼罩，舰身倾斜。1分半钟以后，马卡罗夫和他的参谋人员、29名海军军官、652名水兵一起与舰身隐没在浪涛下了。此后，另有一艘俄舰也触了水雷，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这一仗，俄太平洋舰队非但损失了两艘军舰，而且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一位精明强干的统帅。从此以后，俄太平洋舰队便无大的作为。
马卡罗夫死后，实际继任的是威特赫夫特少将。他不相信俄国舰队能同日本联合舰队较量，决定完全凭借旅顺要塞来保障其舰队的安全。只是由于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强烈要求，才于6月23日勉强率领舰队出港。但是，当遭到在港外待机的日舰队的打击后，便立即撤回港内。此后，旅顺港俄舰队虽然也曾多次出港，但都是小股部队，而且主要目的是支援陆上作战，一旦发现日舰队便赶紧逃跑。
8月7日，威特赫夫特少将接到沙皇诏令，要他“率领分舰队迅速突围，开往海参崴”。8月10日，威特赫夫特率16艘舰只驶出旅顺港。临出发时，他告诉各舰指挥官，此行的主要任务便是突围。
东乡舰队也接到了潜伏在旅顺港周围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说旅顺舰队出港了。于是，东乡率领舰队从圆岛附近出击。12时30分发现俄舰队编队后，立即开始接近。但是，经过一阵短短的互相射击后，又被俄舰队巧妙的战术机动甩掉了。然而，俄国舰队速度太慢，很快又被日本舰队赶了上来。17时30分，双方距离只有7000米，又再次接战。这次，日舰队集中火力攻击俄旗舰“萨泽列维奇”号。结果，俄旗舰当即中炮多发，俄军统帅威特赫夫特也中炮身亡，另一发炮弹又击毁了舰上的司令塔，舵机以及所有操纵舰身和炮火的仪器也都损坏了，旗舰开始打起转来。其余的军舰见旗舰与日舰展开激战，也都折回来。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受伤的舰艇谁也顾不了谁，只好各自逃命。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日本舰队受伤也较多，特别是旗舰“三笠”号受了重伤。因此，日舰没有继续追击。
其时，俄国还有一支以3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分舰队驻守在海参崴。
日俄开战后，该舰队到朝鲜海峡、日本海，后来甚至通过津轻海峡到日本太平洋沿海活动，威胁着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开战之初，联合舰队全力对付旅顺，由第3舰队负责对付海参崴分舰队。
3月上旬以后，则由第2舰队司令长官上村中将率领的第2战队的4艘装甲巡洋舰接替第3舰队去对付这支俄国分舰队。
但是，海参崴分舰队破坏海上交通线的活动神出鬼没，要捕捉它十分困难，4月25日，运输舰“金州”号被击沉在元山海域，日军百余名官兵丧生。
6月间，运输船“常陆”号、“佐渡”号和“和泉”号又相继被击沉，许多陆军官兵与船同遭厄运。海参崴分舰队甚至一度出现在东京湾外面，一时东京街头人心惶惶，一些胆小的人都纷纷跑到山里去避难。负责对付俄军的第2舰队司令长官上村中将的住宅遭到了愤怒的国民的石块攻击，上村本人被骂成是“俄探”。
但是，海参崴分舰队为策应8月10日旅顺太平洋舰队主力的突围，冒险南下，8月14日凌晨，在对马海峡待命的上村舰队，在蔚山以东40海里处，发现了海参威舰队的3艘军舰，立即加以攻击。结果，“留里克”号被击沉，“俄罗斯”号和“格罗莫博伊”号遭重创，虽然逃回了海参崴，但是丧失了作战能力。
经过黄海海战和蔚山海战之后，无论是海参崴的俄国舰队，还是旅顺口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都噤若寒蝉，再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反攻。这就给日本联合舰队以充分的准备时间，来迎接下一步同波罗的海舰队进行较量的大海战。
第15章 与俄争锋（2）
鏖战辽东
对于日本来说，海战的进行，主要是为了控制制海权，以便陆军在辽东半岛、朝鲜登陆和不受威胁地进攻在中国东北的俄军。迅速向中国东北推进，把俄国军队消灭在中国东北，使俄国不能在远东东山再起，这才是作战的最终目的。
日俄双方自有心在中国东北争夺以来，早都准备了一套作战计划，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稍作更改而已。
沙俄方面，俄国军事当局估计日军在大陆战场所能使用的兵力大约为10个师团、20万人左右。战争爆发之初，日军在数量上几乎等于俄军的2倍，占有很大的优势。主战场将在中国东北的南部，特别是辽东半岛。因此，俄军为了争取兵力的优势，除已在中国东北的军队外，再从西伯利亚军区抽调1个军，从欧洲部分抽调2个军，从喀山军区抽调4个师，总计15个师。然后，派一个强大的兵团防守鸭绿江一带，并担负直到貌子窝的辽东半岛沿岸的警备。另外派一支部队部署在沿海州，防止日军向那里进行袭拢。俄军主力将集中在辽阳、海城一带。这一兵力部署的目的在于：
1.在鸭绿江一带的兵团，阻击企图渡江的日军，不使其从侧翼威胁俄军主力；
2.俄军主力集中在辽阳、海城一带，从侧后威胁进攻旅顺的日军，并积极诱使日军北上，聚而歼之。一旦日军压迫俄军，俄军将避免决战，逐步后退。在此期间，来自欧洲本土的第二线兵团，在哈尔滨附近集结，届时同日军展开一场大决战。
日本帝国军事当局也在备战的过程中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日军参谋部估计，俄国整个兵力在战时几乎为日军的7倍。然而，考虑到俄属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给养能力和铁路运输行程遥远，开战时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估计在25万人左右。俄国整个海军舰队的兵力超过日本80％以上，但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将不会超过总兵力的2/7。因此，决定派出大体上和俄军对等的兵力。日军作战的方针是：主战场在中国东北，寻找俄军主力，迅速将其击退至北方。海军则以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为主要目标，以取得制海权。具体作战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第1军从朝鲜境内进发，出鸭绿江右岸以牵制俄军。乘此时机，再派第2军占领辽东半岛沿岸据点，建立一十根据地，便于后继部队登陆。然后，派第3军在辽东半岛登陆，监视旅顺口的俄军，伺机攻陷它。第2军把攻击旅顺的任务交给第3军后，策应第1军北上。在此期间，为了防备俄军穿插分割，再派第4军在第1、第2两军中间或渤海东北部沿岸登陆。之后，3个军相互策应，攻占辽阳，不使俄军从侧后威胁和阻挠日军攻打旅顺口。第二阶段：倘第一阶段的作战在春季开始，就以占领辽阳结束第一阶段。冬季尽量在辽阳以北休整，准备第2年春天搜索后退的俄军加以歼灭，使其不能东山再起。同时，预定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之间的适当时候，派出一支部队攻占库页岛。在初战部署上，还规定不必坐等海战胜利，应迅速进占朝鲜的政治和战略要冲汉城及其以北地方。如果海战获胜，就以强大的兵力开到朝鲜西北部，牢固地占领朝鲜，从朝鲜北上进入中国东北境内。这样就能保证取得初战的大捷。
战争一爆发，双方就按各自的作战计划调兵遣将。2月11日成立的日本大本营决定：由黑木为桢大将的第1军所属第12师团在仁川登陆，按预定计划北进。2月16日，该师团在木越安纲少将指挥下，开始在仁川登陆，兵力逐渐向汉城附近集中，一部分兵力立即北上开往平壤。这时，大本营又命令第1军主力两个师团，在朝鲜大同江口的镇南浦登陆，然后进入中国东北境内。第1军的主力从广岛字品港出发，3月11日在镇南浦登陆，会同已在平壤一带的第12师团，于4月1日以前将大部分人马开进清川江左岸地区。到1904年3月中旬，日军在朝鲜的兵力已达10万人。沙俄方面到4月，在南满的总兵力也达10万多人。
俄军由于兵力不足，在朝鲜境内基本上未布置兵力，因此，日军在朝鲜登陆后，行动迅速。4月中旬，黑木为桢率领第1军已进至鸭绿江边，准备渡江作战。
在鸭绿江右岸驻扎的是俄军东满支队的第3师和第6师近2万人，由扎苏利奇中将指挥。
黑木为桢率领的部队为第12师团、近卫师团、第2师团。为了强渡鸭绿江，早在4月26日，第2师团、近卫师团就在义州一带架桥，吸引俄军，而第12师团却于29日在鸭绿江上游水口镇架桥，企图乘俄军不备时渡江。其任务是渡江以后，迂回俄军左翼，截断俄军退路。而第2师团和近卫师团则从正面进攻。4月28日，日军在炮兵和海军舰炮的掩护下，在鸭绿江上架桥，29日夜间实行强行渡江作战。到5月1日，双方激战于九连城下。俄军以炮火和反突击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是日军兵力占优势，日军火炮从隐蔽阵地上发射，压制了俄军炮火。扎苏利奇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心里发慌，害怕陷入日军包围，急忙下令向辽阳退却，日军乘势围住了俄东西伯利亚第11步兵团，使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军撤退匆忙，以致在撤退途中闹出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笑话。当时，黑暗的夜色中，有一队500人的残兵败将在向凤凰城撤退。忽然听见后面不远处人声嘈杂，脚步声匆促，败军将领急令占据地形狙击。后队人马也展开还击。打了半天，只见后队枪声渐稀，终至消失。俄败军大喜，急忙冲杀过去，却见到自家人的尸体。原来两队俄军都以为对方是日军。
渡江一仗，日军经过激战占领了九连城，取得了陆战的第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为日军进入东北打开了大门。日第1军此后立即前出凤凰城地区，准备向辽阳方向进军。
就在第1军在朝鲜推进的同时，日本大本营于3月15日下令组成由奥保巩大将为司令官的第2军，从广岛宇品港、大阪乘船开往前线。5月5—13日，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村附近登陆，然后策应第1军向俄军进攻。大本营又在5月9日派独立第10师团开赴辽东半岛，于大孤山登陆后，配置在第1、第2两军之间，防止俄军穿插。三支部队准备占领金州、南山，截断旅顺要塞与辽阳俄军的联系。
南山，在金州之南约3000米处，东控大连湾，西临金州湾，是旅顺和大连的咽喉要地。俄军在这里凭险而守，在南山周围装上铁丝网，埋伏地雷，开凿陷阱，山上设炮台、碉堡数十处，配置大小火炮70余门，俄军驻守兵力达1个师。
日军要攻取南山要隘，必先取金州城。5月25日夜半，夺取金州城的战斗打响。日第4师团从北门进攻，俄军炮火猛烈轰炸，日军伤亡很大，战斗进行到26日凌晨4点，还未拿下。这时天色发亮，更加不利日军进攻，于是，日军乃停止进攻。当天晚上，日军第38联队（团）一个大队（营）和第9联队一个中队（连）又去攻城，仍然受到强大的阻击。最后，日军用炸药轰开城门，呐喊着冲进城去，拿下了金州城。这时已经是凌晨5点了。
南山的战斗在26日早上开始。日军先用大炮猛轰要隘，然后用步兵进攻。俄军固守堡垒，机枪猛烈扫射。俄军预设的地雷、铁丝网也发挥了作用。日军第8联队第2中队在前进途中，突然踩中地雷，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日军一个分队（班）的士兵已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日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第1师团从正面、第3师团从背后侧翼进攻，但到下午5点，俄军仍在固守，这时，日军的炮弹快要用完，天色也要暗下来了，而日军不熟悉地形，夜战将更加不利。于是，下令三军肉搏突击，务必在天黑前拿下南山。第1师团鼓勇前进到距肽军200米的地方，却被铁丝网挡住，进攻顿时受阻。俄军一阵扫射，又倒下一片日军。正在这关键时刻，日军西山舰队舰炮前来增援，炮兵第4联队也协力开炮，一阵猛轰，炸哑了俄军的大炮。第4师团乘机占领了山头。第3师团及时接应，攻上南山，追击逃兵。
这一场战斗之激烈和残酷是日军从未遇到过的。有些联队几乎全部受伤或战死，有一个联队在进攻过程中伤亡太多，都来不及搬运尸体，结果海水涨潮，伤者、死者全被冲得无影无踪。整个战斗历时15个小时，日军死伤4400人。伤亡之大，连日本大本营也有些不相信，以为是前线的报告填错了，多加了一个零。而尤为紧要的是，这一仗使日军士气低落，军心不稳。
日军攻克南山后，切断了辽阳和旅顺两地俄军的联系。这时，大本营考虑俄国舰队主力躲在港内待机，一时难以歼灭。要消灭它，只有从陆上攻下旅顺口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日军于5月30日占领大连湾后，便组成了由乃木希典中将为司令官的第3军。6月6日，第3军在辽东半岛接替第2军，对旅顺展开了攻击。
奥保巩的第2军由第3军接替后，便决定北上。为了加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作战领导，6月20日成立了“满洲军总司令部”，由大山岩任总司令官，儿玉源太郎任总参谋长。同时又任命山县有朋为大本营参谋总长，长冈外史为参谋次长。6月30日，又组成了第4军，配置在第1、第2两军之间，策应作战，野津道贯大将为军司令官。三军齐头并进，进攻辽阳。
辽阳地区的俄军防御成三道阵地。第一道阵地全长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第二道阵地全长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第三道阵地靠辽阳城，全长15公里。到8月23日，俄军按计划进入阵地，右翼为南部集团扎鲁巴耶夫指挥的3个军，左翼为东部集团比尔德林格指挥的2个军。
日军从6月下旬就开始了辽阳战役的外围战。第1军于6月30日突破了俄军辽阳以东的第一道防线，占领摩天岭、石门岭一带，并在7月17日俄军的反攻下坚守往了阵地。7月25日，第2军占领大石桥、营口等地，8月1日，日军攻占了样子岭。到8月5日，日满洲军总司令部命令各军作好进攻辽阳的准备。但是，正逢天下大雨，总攻的日期一再推迟。8月25日夜，日军利用暮色掩护，偷袭辽阳以东俄军第二道防线，占领了弓长岭。至此，俄军丢掉了辽阳以东的头两道防线，退到了辽阳外围的太子河一线。
8月28日，日军向辽阳发起了总攻击。日军第2军向首山堡方向进攻，第4军向早饭屯方向进攻。俄军在这一线部署了3个军10余万人，并凭借着坚固的工事，同臼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连续派敢死队轮番冲击，仍然不能奏效，并且因为伤亡过重和弹药不足逐渐丧失进攻能力。日军第1军从辽阳的东面发起攻击，进展也很迟缓。俄军这一线有2个军的优势兵力，大山岩司令眼看着各路进攻久战不克，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硬攻的战术，而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法。31日拂晓，日军第1军以突然袭击的动作，从俄军左翼进行迂回，偷渡太子河，使俄军腹背受敌。俄军被这一突然动作吓慌了，俄军统帅担心俄军会被四面包围，慌忙把防守辽阳南面的兵力撤出，集中对付日军第1军。结果给日军第4军造成可乘之机，该军趁势占领首山堡和早饭屯。但日军第1军在绝对优势的俄军进攻下，处境也十分险恶。正在这时，俄军突然全军撤退，放弃辽阳。原来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听说日军一个旅在俄军后面出现，害怕重新被包围，切断他和沈阳的铁路联系。这样，日军在9月4日占领了辽阳，但是无力追击撤退的俄军。
8天战斗，日军死伤2万多人，但是日军在劣势的情况下，达到了把俄军赶出辽阳、解除俄军对进攻旅顺的日军的威胁的原定目的。
辽阳会战后，日军疲惫不堪，无力追击。而库罗帕特金退守沈阳以后，也受到了沙皇的严厉训斥，令其迅速反击，夺回失去的阵地。这时的日俄兵力，俄军达21万人、758门炮、32挺机枪。而沙河地区日军约12万人、488门炮。俄军仍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山岩司令命令三军转入防御，等待第3军北上增援。
库罗帕特金在沙皇政府的催促下，匆忙制订了一个进攻计划，对浑河与太子河间的日军实施攻击，并占领太子河右岸，把日军赶过太子河。俄军把兵力分成左右两翼，左翼3个军，由施塔克尔堡指挥，向本溪湖方向实施主攻；右翼2个军，由比尔德林格指挥，向沙河方向前进，把主攻方向的敌人吸引过来。
日军谍报人员早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大山岩司令官。大山岩司令决定将计就计，首先利用对俄军不利的山地地形，以防御战消耗、疲惫俄军，然后投入新锐力量，转入进攻，猛攻俄军中央和右翼，一举歼灭东北俄军主力。
1904年10月5日，俄军开始进攻。左翼主攻力量虽受到梅泽少将指挥的近卫后备步兵旅8个营的抵抗，仍然很快进到本溪湖地区，可以攻击日军第1军翼侧，但是，库罗帕特金生性谨慎，生怕中了日军的埋伏，于10月10日命令暂停进攻，“以便察明情况”，修改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大山岩利用这个间隙，集中主力，发动进攻，力图迂回俄军右翼，实现其原定作战计划。日俄两军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遭遇战，不仅白天进行，晚上也常发生。夜战中，双方都不用炮兵，部队以密集队形投入攻击，士兵胳膊挨着胳膊。大多数夜战，都以刺刀白刃战宣告结束。激烈的遭遇战持续到10月15日，日军取得一些胜利，但是进展不大，被迫又转入防守。在15日的夜战中，日军以奇袭攻占了俄军左翼制高点万宝山，构成了突破俄军防御中心的威胁。因此，16、17两日，两军又围绕这一制高点展开激烈争夺，俄军最终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回高地。于是，双方各自巩固既得阵地，加修工事，互相对峙，偶尔出动侦察兵或进行炮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1月。
整个会战，俄方损失4万余人，日方损失2万余人。但日军以劣势兵力挡住了俄军的进攻，为日军攻取旅顺这个坚固的堡垒赢得了时间。
旅顺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最大根据地，有一套比较完整、坚固的防御工事。清朝北洋舰队修建这个军港时，就已经建筑了各种永备炮台29座，配备大炮150多门。沙俄侵占后，又增修了各种防御堡垒40余座、炮台70余座，配备各种大炮600多门。日俄战争开始时，驻守旅顺兵力达3.5万人，另有非战斗的军职人员7000人。斯提塞尔中将任要塞司令。俄国政府吹嘘旅顺是攻不破的堡垒。
旅顺要塞严重影响着日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只要旅顺继续掌握在俄国手中，它的舰队就随时威胁着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不占领旅顺，日军就无法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日本大本营意识到旅顺的重要性，早在6月6日，就组成由乃木希典统率的第3军，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附近登陆，接替第2军专攻旅顺。
乃木希典是一个战争老手，在甲午战争时参加过攻打金州和旅顺的战斗，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再加上本人又是一个战争狂，出征前夕，竟然自备了三口棺材，准备与两个儿子一道战死疆场，报效天皇。因此，日本国内十分乐观，以为只要乃木发起进攻，一二日内定可拿下旅顺。各新闻社也拟好祝捷稿件，随时候发。大本营也急电乃木：“第3军速攻击旅顺要塞，然后北上参加辽阳战斗。”但是，乃木这一回碰到的是一块货真价实的难啃的“硬骨头”。
乃木的第3军，从6月26日占领辽东半岛的最高点剑山、小平岛一带后，到7月底占领凤凰山一带高地，将俄军完全压缩到旅顺口要塞内，完成了对要塞包围的作战部署。8月19日黎明时分，终于发起第一次总攻击。在近300门大炮的支援下，日军以第1师团为右翼，向203高地发起进攻；以第9师团为正面，扑向松树山、望台一带；第11师团为左翼，猛攻东鸡冠山。俄军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刹时，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战场上一片硝烟弥漫。日军虽以5万以上的兵力投入进攻，面对强大的俄军火力，照样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价。乃木见久攻不下，急忙命令各师团组织敢死队进行突击，然而也只是多送几具尸体而已。激烈的战斗持续到24日下午，日军尸骨累累，血流成河，被迫停止前进，修筑工事以保住现有的阵地。6天激战，死伤15800多人，换来了两个小小的堡垒。
乃木鉴于第一次进攻的失败，感到旅顺要塞不能轻易攻克，于是改用挖掘坑道堑壕，逼近俄军前沿阵地。俄军发现了日军的意图，也掘坑道反击。
经20多天的准备，9月19日，乃木命令各师团各自选择攻击目标，对北高地要塞群、水师营南面高地、203高地发射榴弹3.2万发、榴霰弹1万发、小炮弹90万发，然后发起冲锋。俄军把军舰的大炮卸下来安装在陆军阵地上，水兵也投入战斗。经过4天的争夺，日军死伤4800多人，只占领了库罗帕特金炮台和水师营南6个堡垒、3个高地，关键的203高地仍在俄军手中。
日军因弹药不足，乃木不得不下令延期攻击。但大本营严令：“速攻下旅顺要塞。”乃木急得一等莫展。
9月下旬，大本营给第3军补充了28寸榴弹炮18门，又增援1个师团的兵力和3个工兵中队（连），继续挖坑道。乃木在大本营的严令下，又于10月26日发动3次攻击，目标为东鸡冠山、松树山、二龙山堡垒群。经过4天炮击，主力又展开肉搏战。俄军在堡垒周围拉上铁丝网，通上电流，以48门大炮构成压倒性火力网。4万日军的进攻，在伤亡3800人后，再次以失败告终。
乃木眼看旅顺久攻丁克而日军伤亡惨重，又气又急竟病倒了。日本天皇和大山岩总司令又是慰问，又是打气，才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旅顺再次攻击失败引起大本营、满洲军总司令部、第3军司令部之间的意见对立。
大本营为促使攻击中心目标改为203高地的作战，11月14日召开特别的御前会议，要求总司令部督促攻陷旅顺。但是，乃木自以为是，坚持正面作战。
11月26日开始，又发起了对旅顺要塞的第三次进攻。这次，乃木从各师团抽调了3000多人，分成6个大队（营），组成敢死队，实行夜间突袭。
临出发时，各敢死队员每人斜挎两条白带子，列队站立，乃木希典亲来送行。
这次目标为松树山炮垒。夜色苍茫中，3000名敢死队员以密集队形，不打枪，秘密靠近炮台。然而，俄军早已严密戒备，突然用探照灯光罩住敢死队员，火力随之而来，日军只好退却。几次进攻，几次退却，使乃木意识到正面攻击的失败。27日，他下令停止正面进攻，改为夺取203高地。当晚，日军集中全部力量进攻203高地，到28日夜，一度夺取了高地，但后援没跟上，数小时后，又被俄军夺回。
当时，第3军司令部和预备队离前线较远，不能随时了解和增援前线。
满洲军总司令部对第3军的这种状态非常恼火。12月1日，大山岩司令派遣儿王源太郎来到了旅顺，会见了乃木希典，并转交了大山岩的训令：
1.关于203高地的战况所以下明，大部分应归于统一指挥不得其宜；2.高级司令部和预备队位置过远，因此，对敌人的反攻丧失了救援时机；3.明早攻击时，各司令级司令部应亲自到达适当位置，必须亲自观察地形与时机，不放过成功机会，以期巩固占领。为了以总司令官的名义指挥第3军作战，特差遣儿玉参谋长。
于是，儿玉使乃木暂时让出指挥权，亲自指挥全军。到12月5日，日军最终以伤亡1.7万多人的代价，攻下了203高地。乃木希典感慨万千，写下了描述这次总攻的艰苦的诗句：“尔灵山巅岂险攀，男儿功名期克艰。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同仰尔灵山。”
203高地是旅顺防卫体系中的制高点，占领这个高地，也就控制了整个旅顺市区和港口。日军在占领这个高地后，集结待命的28厘米火炮部队，立即在这里设立观测所，瞄准港内的俄舰射击。经过黄海海战后逃回来的俄国舰队，至此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日军总攻发起时，各师团进行的爆破作业仍在继续进行，乃木决心逐个夺取堡垒。12月18日，日军占领东鸡冠山北堡。至此，俄军凭侍旅顺口天险构筑的难以攻破的53个堡垒一一被拔除。28日，占领二龙山堡垒。31日，又占领了松树山炮台。被俄国人称为旅顺俄军防御“灵魂”的康得拉钦科少将也于12月15日被炸死。俄军士气迅速瓦解。
这时，在旅顺城内的要塞司令斯提塞尔将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身边虽有官兵1.5万人、火炮610门、炮弹20.3万发，但终不免战死或被俘。况且城中伤病人员太多，疫病流行，久拖下去终是无力防守。可是，12月29日召开的要塞防御会议上，偏有许多官兵仍然主战。不过，他是决心已定，只要日军一发动攻势，他就投降。
1905年1月1日，日军一部占领望台附近高地、即将大举进攻时，斯提塞尔派出军使，手持白旗，请求投降。消息传来，俄军将士痛哭不已，他们愤怒地毁坏工事和弹药，爆炸声和大火继续了整整一夜。2日，乃木同斯提塞尔在水师营会见，签署俄军投降书，之后俄军献城投降。
俄军的投降总算使乃木彻底地解脱了。他原来估计至少还需半个月才能攻克旅顺。俄军意外的投降，成了新年的最好礼物。然而再想想整个战役之艰苦、人员遭受的巨大损失（总投入兵力13万人，伤亡6万人），乃木惊喜的心情转化为深深的伤感和愧疚。他在后来的诗中写道：“皇师百万征骄虏，野战攻城尸成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旋今日几人还！”
旅顺要塞俄军的投降，使得第3军得以解脱，迅速北上增援满洲军与俄军的主力会战。
库罗帕特金在1904年10月26日被任命为俄国远东陆海军总司令官，指挥俄军在中国东北的作战行动。正当旅顺在乃木第3军奋力进攻下告急的时候，他曾计划在12月中旬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以救援旅顺。但他丧失了战机，使疲惫不堪的日本满洲军一直在沙河一线成功地阻击了日益扩大优势的俄军到第二年。1905年1月19日，库罗帕待金决定在乃木第3军北上之前，击溃在沙河一线的日军主力，遂以格里帕别尔格大将指挥的第2军和米舒钦柯中将指挥的骑兵团为主力，于1月25日向日军西翼黑沟台方面发起包围合击。于是，双方在奉天西南的黑沟台激战，俄军最终力有未逮而后撤。
大山岩司令官决定利用第3军北上和新编鸭绿江军（第5军）参战的有利时机，赶在解冻以前，竭尽全力攻打奉天附近的俄军，力争全歼俄军，胜利结束战争。而库罗帕特金在沙皇的一再催促下，也制定了一个坚决进攻计划，准备2月初在奉天和日军进行战略决战。
到1905年2月中旬，奉天地区日军在长达100公里的战线上集结了5个军、25万人、1082门炮、200挺机枪。大山的计划是：以新到的第3军、第5军分别为左、右两翼，迂回进攻俄军两翼，对俄军实施包围；第1、2、4三个军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于沙河地区，并保障第3、5两军的迂回运动。主攻指向俄军右翼，由第3军担任。大山岩曾在德国留学，深深钦佩德国将军毛奇的才能，一直梦想打一场色当式的战役，一举消灭俄军。因此，临战前，他一再告诫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决战。
此时在沙河一线集结的俄军有3个独立的野战集团军：右翼为第2集团军，中央为第3集团军，左翼为第1集团军。暴露的翼侧由独立部队掩护。
俄军总兵力达33万人、炮1226门、机枪56挺，在兵力和火炮上都占优势。
库罗帕特金计划以第2集团军担任突击任务，其他两翼佯动策应。保留5万人作为预备队。
大山岩司令官力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权，先于俄军发动了进攻。由于日军主攻方向是俄军右翼，它要诱使俄军把预备队调到左翼。2月23日，日军右翼第5军从太子河上游地区北进，并在第1军支援下，开始迂回俄军第1集团军左翼。这一下打乱了俄军的原定计划。库罗帕特金忙命俄军防守，并判定日军主攻方向在自己的左翼，把预备队调了过去，正好中了计。
2月27日，日第2、3两军又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实施主要突击，俄军受不了日军的压力，被迫收缩阵地，乃木第3军顺利迂回北上。2月28日下午10点半，满洲军总司令部向全军发出命令：自3月1日起发起对奉天的总攻击。并且命令第1军扩大包围圈，完成对俄军左翼的威胁，以支援第5军。
第4军攻击万宝山的俄军，第2军攻击二台子，长滩之间的俄军，第3军攻击四方台附近的俄军。
3月1日，日军发起总攻，遭到俄军顽强抵抗，日军陷于苦战，第1军的境况最苦。3日，俄军组织三次大反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但是，俄军临时编组的反突击部队没有挡住乃木的突击，第3军继续向奉天以北迂回，威胁着俄军背后。3月7日，俄军左翼两个集团军放弃沙河阵地，退守浑河以北，企图缩短战线，抽出兵力增强右翼。但是，临阵筑城，反为日军所趁。3月9日，日第1军突破俄军防线，从左翼辽回奉天，第3军从右翼迂回到俄第2集团军的后方。俄军处于被包围中。当晚，俄军趁日军包围圈尚未收口，急忙向铁岭撤退。3月11日，日第1、3两军在浑河地区会师，但俄军主力已逃脱包围，退至四平街固守。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参战双方兵力几达60万，整个战线长达200公里。会战中，俄军伤亡约6万人，被俘2.2万人；日军死伤约7万人。
会战后，俄军集结在中国东北北部，等待国内增援和波罗的海舰队东来歼灭日本海军舰队。日本因实力空虚，也无法继续北上作战，除了海军加紧准备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外，满洲军总司令部已开始向大本营建议：军事作战适可而止，着手进行外交解决。
对马决胜
日海军在远东给予俄国太平洋舰队一系列沉重打击，使沙皇政府感到十分震惊。为此，沙俄政府决定组建第2太平洋舰队，尽快开赴亚洲，解救被日海军围困在旅顺口的太平洋舰队，并任命原海军参谋长齐诺维·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为舰队司令官，全权负责舰队的组建和指挥事宜。经过这位性格孤僻、固执但颇讲究效益的将军的几个月的努力，舰队终于建成。1904年9月26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登上了停泊在塔林港的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号战列舰，检阅了舰队。在沙皇的祝福声中，这支由7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其他后勤辅助船组成的舰队离开芬兰湾，驶向遥远的亚洲水域。然而，整个舰队1.2万余名俄国海军官兵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踏上的不仅是一段长达1.8万余海里的漫长而艰苦的证程，也是一条通向毁灭和死亡的道路。
秋吉正孝和镰村建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俩来彼得堡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东方人，但是他们完全按照俄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在公司中职位低微却勤奋肯干，为人又随和，因此得到俄国人的好感，都愿意跟他俩交往。可是，就在镰村与一位俄国姑娘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和秋吉却被俄国保安人员一道抓走了。
原来，秋吉和镰村都是日本海军军令部派来的间谍。他们到彼得堡后，以轮船公司职员的身分作掩护，从事情报活动。在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搞到了大量有关俄国海军几个舰队的情报，其中包括第2太平洋舰队的组建、使命、起航时间、航线等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秋吉和镰村不过是派往波罗的海沿岸的情报人员中的2名而已。
有许多海军谍报人员身着便衣，化装成度假的游客，在波罗的海沿岸游荡，亲自观察并写报告；或者在当地谋取一个职业，进行情报活动。
关于第2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就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日本海军军令部，为他们分析敌情提供了依据。
沙俄海军第2太平洋舰队从欧洲起航后，日本海军军令部第3班综合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其活动企图作出了以下判断：一是开往俄国远东滨海地区的海参崴，依托该基地对日海军作战；二是驶入南中国海，破坏中国的中立，逐步将日本舰队驱逐出南中国海和黄海；三是在台湾附近或日本南部岛屿夺取泊锚点，建立基地，开始训练，力以后争夺远东地区制海权作好准备。
同时，日海军军令部的第3班一直密切注视着这支庞大舰队的东调航迹。有关其动向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日海军军令部长的办公桌上和联合舰队的指挥室里：
1904年10月3日，舰队抵达丹吉尔井重新编队；11月中旬，舰队绕过好望角；
1905年1月9日，抵达马达加斯加的贝岛进行休整；3月16日驶出贝岛，3月30日出现在印度洋；4月8日，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在越南金兰湾休整并与第3太平洋舰队汇合。
就这样，日本海军眼看着俄国海军第2太平洋舰队以极大的决心笨拙地驶向目的地。无论是缺乏燃料的严重威胁，还是它刚刚绕过好望角就得知旅顺口要塞已被日军攻占和远东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噩耗；无论是舰上官兵日趋衰竭的体力和斗志，还是由于舰身长满海藻和藤壶而降低了30％的航速等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其继续东进。
而这时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在1904年12月撤除对旅顺港的封锁，陆续返回国内进行维修和补给，然后进入朝鲜半岛东南部的镇海湾，以全歼俄舰为目标日以继夜地进行训练。1905年2月21日，东乡司令官在镇海湾的旗舰上升起了帅旗，随时待命出动。
按照东乡的设想，俄海军第2太平洋舰队必定是要排除一切困难，首先进入海参威，以便取得给养，然后对日作战。然而，驶向海参崴的可能通道有三条：对马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日本舰队如果将兵力一分为三，便有可能因兵力分散而被突破；如果只集中兵力于一个海峡，又会出现敌人从其他海峡溜掉的可能。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如果缩回内海，将会使东京遭到敌舰袭击，局面也难收拾。东乡思考再三，判定：
“敌舰将竭尽全力通过对马海峡，直驶海参崴。”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俄国舰队离开金兰湾以前，又派出舰艇前出至东海和南海，在俄国舰队可能采用的航线附近海区预先占领侦察阵位，进行先期侦察。俄国舰队从金兰湾起航后，联合舰队又派出若干艘舰艇到对马海峡担负侦察监视任务，重点沿济州岛至五岛列岛一线巡逻，严密监视沙俄舰队北上的动向。
5月14日，俄国舰队从金兰湾起航后，一路北上，向朝鲜海峡驶来。当时联合舰队未获得这一情报。按编队平均航速10节计算，俄舰队应在5月20日到达对马海峡。但是这一天却无任何情报，使联合舰队司令部十分焦虑。5月24日，东乡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联合舰队应向北移动，防止俄舰队取道津轻海峡。然而，东乡决心已定。此后几天，关于俄舰的动向一直议论纷纷。
1905年5月27日凌晨2时28分，在对马海峡南口五岛列岛以西海区担负侦察监视任务的日海军侦察船“信浓”号，透过暗夜和海雾首先发现了缓缓北上的俄国舰队的灯光。“信浓”号一面对其监视，一面立即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了预先定好的“今天天气晴朗，但是浪高”的密码电报，意即“发现敌舰队”。接到“信浓”号的报告后，联合舰队司令部在5时5分命令全军出击，同时发出一份电报：“联合舰队接到发现敌舰的报告，立即出动予以消灭；今日天气晴朗，但是浪高。”
东乡司令乘坐旗舰“三笠”号，从镇海湾起航，在加德水道与第1、第2舰队会合。然后南下，准备在冲岛附近与敌遭遇。1905年5月27日13时39分，发现了北上的俄舰队后，便进入接敌机动。13时55分，日旗舰桅顶升起之字旗，发出了“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努力奋斗”的信号。
27日早上，俄舰队也发现了日本的哨舰。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下令舰队成战斗队形，过了一会儿，又命令改变队形，又过一会儿，命令恢复行军队形。俄舰由于航速不一，造成巨大的混乱。
下午2点5分，日本舰队在敌前来了个大转向，即所谓的“敌前大转向”。
这是东乡吸取黄海海战让俄舰逃脱的教训后，采取的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
其整个过程就是：首先让舰队前出到敌正前方，以防敌舰队规避逃跑；接着，以反航向迅速接敌，转瞬间进行大角度转向，使刚队在敌前划出一个U字形，抢占T字横头态势。T字横头态势是当时被认为最有利于持续进行炮战的态势。但是这一行动的冒险性也很大，那就是在转向过程中，本身处在敌舰队的火力威胁之下，而且相当一部分舰艇由于视线和射界被已方舰艇遮蔽而无法回击。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意识到这是个天赐良机，下令开炮。但由于舰队混乱，加上距离较远，不能给日舰以有力的打击，丧失了战机。日本舰队完成转弯后，首先集中人力猛袭俄国舰队旗舰。不久，俄舰队的“奥斯拉比亚”号、“苏沃洛夫”号和“亚历山大三世”号相继起火，并先后沉没。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受重伤。俄国舰队失去指挥，陷入一片混乱。有些想逃跑的舰只，由于航速慢而不能摆脱日舰。下午4点，海上起雾，东乡舰队一度与俄舰队脱离接触，但很快又重新找到。晚上7点，东乡命令主力编队停止战斗，昼战结束。
晚上，东乡又出动37艘鱼雷艇和21艘驱逐舰，对残余的俄国舰队实施鱼雷攻击。
5月28日5时，东乡按预定计划将舰队集结到郁陵岛附近。对溃逃的俄舰队布下了天罗地网。5时20分，发现了俄舰队残余的5艘舰只。经过短促的交战，残余俄舰在涅博加托夫的命令下投降，只有“绿宝石”号例外脱逃。
至此，一场酝酿良久的海战结束，日军取得全胜。在此战役中，日军击沉俄舰19艘、俘获5艘，总计吨位达27万吨；打死俄军4830人，俘获5917人，连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未能幸免。日方在此次战斗中只损失鱼雷艇3艘，阵亡117人，伤587人而已。俄国输掉最后的赌注，不得不走向谈判桌。
君临远东
战争能够毁灭一切，却不能解决一切。1905年8月9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开始谈判。9月5日，经双方的讨价还价，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绝对利益；俄国自中国东北撤兵，除辽东半岛外，东北的一切地方均交还中国；俄国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均无偿转让给日本；以北纬50度为界，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皆转让与日本；俄国允许日本渔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峡的俄国沿岸一带捕鱼。
日俄战争是当时世界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环，战争的受害者是中国和朝鲜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火雷阵之下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倾家荡产，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妻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睹。”
日俄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震动了整个世界。
落后的亚洲，纷纷赴日本学习，掀起了富国强兵、维新变革的高潮。日本经此一战，则一跃而为远东的霸主，加入了世界帝国主义俱乐部。日本经济受到剧烈刺激，完成了自甲午战争后开始的工业革命，步入现代国家之列。日本打开了吞并朝鲜、独霸中国东北的道路，使远东国际格局面临重大转折。
日本帝国的崛起，不久达到鼎盛。
第16章 天佑良机
战后经营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节节取胜，然而，普通国民并不清楚战争能力是由军事力量和财力决定的。在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国民以忍受高价商品、增税甚至兄弟父辈血洒疆场为代价，支持了战争。他们不知道在决定陆战胜负的奉天会战中，日本军队的弹药几乎耗尽，俄国军队若再能坚持一下，其战局将难以估计。以《马关条约》的经验来看，他们认为战败的俄国应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偿金，便以一种急切盼望的心情等待从朴茨茅斯传出如愿以偿的好消息。著名的主战7博士之一水户宽人，甚至提出了赔偿30亿元，全部领有桦太（库页岛）、堪察加、沿海州，接管东清铁道和接管新加坡以南全部俄国军舰的方案。期望值之高，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当日俄双方议定的条约内容泄出时，国民宛如一下于掉进了冰窟窿之中，热情瞬间灰飞烟灭。
“让我们的兄弟和儿子抛尸满洲旷野，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支付了重税、作出了这样的牺牲，到底为了谁？”
民众对藩阀政府的不满情绪急速地扩展开来。当年气候不顺，农村劳力又因忙于战争而严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价上涨，更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商人抱怨店铺门可罗雀，几乎难有顾客上门购物。工人们本来期望聚在一起喝酒庆贺胜利，但眼见不能分羹一杯，只得叹息苦不堪言。
这种情绪，因传出元老大臣仍旧喝醉了酒同艺妓戏耍的消息而变得激烈起来。8月22日夜，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在东京一个叫“瓢屋”的酒屋同艺妓嘻饮悄闹，而遭到《万朝报》痛斥：“此等人胸中无国无民，旁若无人。
如果国家大事有必要利用酒色，为何又不将鲜鱼和美女送给战场的军人？”
《大阪朝日新闻》等报亦群起而抨击之。《报知新闻》更是认为“全国人民和军队都被桂太郎首相和小村寿太郎全权代表出卖了”。
于是，反对媾和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敢于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向藩阀政府表达自己心声的勇气，但由于全然不反省由于战争是将他国（中国）疆土作战场来打的，因而对不是战争双方的第三国（中国）而言又是一种彻底的侵略行为，反而却为赔偿得不够而愤懑不已，因此渗透着一种极为自私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大阪的纺织界资产者首先发难。因为他们认为“屈辱”媾和的结果，会造成输往中国和朝鲜棉制品数量减退。8月30日晚，以这些人主持的媾和问题晚餐会为导火索，在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下，大阪中之岛公会堂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同日在木、名古屋、吴，翌日在山形、神奈川、三重、堺、高松等地，都召开了市民（或县民）大会。各地大会最后都发出了废除和约的呼声。由一村而一乡，由一町而一市，废除和约的吼叫响彻全日本上空。
东京。日比谷公园的中心广场，这里矗立着巨大的喷水池，沿喷水池四周的草地，有一群群鸽子在觅食。看上去如此安恬舒适的环境，1905年9月5日却是日比谷暴动的发源地。最先来到此地的，是黑龙会系右翼头目头山满和自由民权的战士、宪政本党领袖之一的河野广中。
“来呀，来呀，来吧！媾和问题全国同志大会，特在本日召集大会。有血有泪的来吧！有骨气有志向的来吧！知义晓耻的请都来吧！圣明的天皇一定谅察赤子之至情吧！”当日，当朴茨茅斯市所有教堂鸣起钟声庆贺谈判成功如期签字之时，聚集在日比谷公园内的数万群众喊起号子，冲破了警察的警戒。他们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集中在袭击首相官邸、内相官邸和政府系报社、警察派出所的一拳一脚、一砖一石上。东京市80％的派出所被焚烧或捣毁，有2000多人因此而被捕。
积十年而一发。甲午战争之后，迫于俄、法、德三国的压力，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了中国。当时明治天皇立誓卧薪尝胆，10年后，果然由“黄种人的立宪国”打败了“白种人的野蛮国”。为了打胜这场战争，动员了几乎所有的人民群众。在他们做出各种牺牲的同时，也催发了他们认识自身力量和价值的能力，政治上的觉醒也一并培养起来。“日俄战争的苦痛使国民觉悟到有实行普选的必要”，然而，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在日本人能够打败任何妨碍日本国家利益的敌人的认识中，逐渐滋生出来。这种民族优越感与功利观结合起来，在国家发展和海外扩张两个方面，一正一反地发挥着长期的作用。
然而，桂太郎内阁之所以不向俄国索取战费赔偿金而接受《朴茨茅斯条约》，则是因为不仅看到了日本作战能力的界限和俄方作战力量的潜力，洞察了世界及远东各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而且也正确地估价了由于战胜俄国从而获得的向朝鲜，满洲扩张势力的主动态势。根据条约，日本取代俄国成了朝鲜的保护国，接管了长春至大连间南满铁路所属权利，并获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些从沙俄那里夺得的侵略权益，就成了日本进一步扩张侵略的立足点。1890年山县有朋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的“利益线”，到了1905年时终于赢得付诸实现的基本前提。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长篇意见书，题目为《随感杂录》。该意见书以其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论述了日俄战后应采用的国防政策。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今田中义一草拟国防方针案。田中将拟出的草案呈山县审阅，又经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传阅，两位军界巨头表示一致赞成这后来被俗称为《田中私案》的国防方针草案。在充分参考《田中私案》的基础上，10月，山县提出了自己的帝国国防方针案，俗称《山县私案》。《山县私案》于同年12月经元帅府审议后，翌年2月经西园寺首相审阅上奏天皇，4月4日夭皇裁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
国防方针由三个文件组成，即《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和《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其基本内容是：依次确定俄国、美国、德国、法国为假想敌国；在俄国或美国对亚洲采取攻击的可能情况下，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1.8万吨共8艘（通称八·八舰队）；只有如此，才能在有事之秋，海军可歼灭海上来敌，而陆军则可制敌于先，集中兵力占取战略要地，展开机动态势①。
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弱肉固然可以强食，但在旁边窥测时机以图争食的狼豹实不在少数。所以，从《方针》的基本内容看，作战的主要敌人是欧美诸强，但要吞食的对象却唯在满、朝而已。《方针》的第一项再次强调：“根据开国进取之国是，图谋国权之扩张，致力于增进国利民福。”
为此，“虽可面向世界八方经营，然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日俄战争）
中，抛几万生灵与巨万财货，当然为了扶植在满洲及韩国之利益，再向亚细亚之南方及太平洋之彼岸伸张，以拥护民力之发展”②。
在该国防方针制定审议的过程中，陆军和海军的意见并不一致，海军认为俄军的海上力量已经在日本海海战中被歼灭，应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而陆军则对俄国的陆上战斗力以高度评价，坚持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国。
这种分歧虽然还谈不上就是后来南进论与北进论之争的雏形，在主要体现了陆军意见的国防方针上也将向南方甚至太平洋彼岸作为政策目标，但要真正实现之，事实上有很大困难。天皇本人亦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便向西园寺首相咨询可能性，西园寺答道：“赞成国防方针，也要强调外交努力。”因为所需兵力从“财政上也不允许立即全部完成”，只好“结合国力，斟酌缓急”。
①
西园寺的回答是合乎当时日本国力的。事实上，日本能够有所“作为”
的，是趁俄国战败无奈退出满、韩角逐而其他列强尚无借口乘隙介入之机，按条约内容迅速地在朝鲜和中国扩张势力，占领俄国留下的空白。日本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
没有像甲午战争后那样的巨额赔款，缺少资金注入，日本经济一时疲软。
但仅过一年，社会投资猛地一下热烈起来。新的刺激正是从战利品满洲那里传来的。1906年初，西园寺首相秘密视察了满洲，回国后立即召集了“满洲问题协议会”。会议议定即时撤消军政，将刚成立3个月的关东总督府改为一般性的行政机构。9月1日设立关东都督府以取代关东总督府，负责关东租借地行政，管理南满铁路业务。这意味着对南满地区的正式经营已经步入轨道。在此同时，一个半官办半民办的大型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所谓“满铁”，宣告成立。满铁号称有2亿资本金，其中1亿由政府以实物出资，取得了一半股票，还有1亿在民间募集。
9月，满铁成立，发股募集资金的消息在日本传开后，一个巨大的争购满铁股票的投资热潮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虽然每股达200日元，但由于实缴资金仅是股票票面额的1/10，并向股民承诺15年内每年红利高达6厘，所以股民极欲购得，实际认购股数竟达到计划募集数的1077倍。这样的股票风潮，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信心，民间的设备投资在很大程度得益于满铁成立而造成的连续刺激。
如果说本世纪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这时候的大连则应谓之掠夺者的天堂。仅以运费而言，铁岭以北运往营口和大连的货物，因满铁本社在大连，所以尽管大连运距遥远，但两地运价却相等。大连因此而迅速繁荣，而因辽河水系发达起来的富绕商港营口却一下子凋零了。
①［日]伊藤隆监修、百濑孝：《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制度与实态》，吉川弘丈馆1990年版，第276页。
②[日]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12页。
①[日]防卫厅战史室，《战史丛书》之一《大本营陆军部》，1965年版，第132—151页。
要把朝鲜变成殖民地的计划，即使在日俄刚刚开战尚未有结果时，便开始实施了。1904年2月23日，日驻韩公使林权助收买了韩外务大臣李址镕，并施以武力恫吓，逼迫朝鲜同日本签订了《日韩议定书》。根据此议定书，韩国承认日本是保护国，向日本军队提供军事行动上的便利及基地，并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违反本议定书趣旨的协约。
击败俄国后，许多日本人欢欣鼓舞，但山县有朋警告说，俄国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伊藤博文则认为朝鲜本来也许通过谈判就可以得到，现在用武力取得，就不要将其完全合并，使其成为日本所需要的缓冲地带，接受日本保护便足矣。由此，他力排众议，亲自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开始了一系列使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的工作。
伊藤的策略是：充分利用战胜俄国而产生的威慑效应，并辅之于荷枪实弹的宪兵威吓，收买并利用贪生怕死的韩国内奸，尤其是以李完用为首的“乙巳五贼”，使其成为内应或代言人；扶植亲日势力如“一进会”，排斥乃至镇压反日派：全面控制韩国的内政外交大权。
从1905年11月到1910年8月吞并朝鲜为止，日韩之间一共签订了三次“协议”。1905年11月17日签订的《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保护条约》，规定韩国外交被置于日本外务省的“监理指挥”之下；没有日本为中介，韩国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条约和协定，在韩国皇帝之下设日本统监，在地方设日本理事官。伊藤博文本人由此而成了第一任统监。由于发生了“海牙密使事件”①，伊藤认为，“改变局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来了。1907年7月19日，伊藤逼李熙让位，扶皇太子李拓登基，随之便与韩国签署了《第三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新约》。条约规定韩国内政须由统监指导，制定法制、任免高级官员均须得到统监认可。该条约的绝密备忘录还规定解散韩国军队（仅可保留一个大队守护皇宫），任命日本人为各部次官、内务警务局长等。这样，日本便全面控制了韩国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实权。1909年7月，第二次组阁的桂太郎首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同伊藤商议最后吞并朝鲜。
伊藤表示，“既然政府方针已经决定”，②便不想反对。同年10月，伊藤辞却统监回国第四次担当枢密院院长，后为调整日俄关系亲赴哈尔滨同俄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会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枪击致死。伊藤博文的被刺，就成了日本吞并朝鲜最方便的藉口。1910年8月22日，由寺内正毅统监同李完用首相之间秘密签署了《第四次日韩协约》，即《吞并韩国条约》，所有政治团体（包括一进会）全部解散；废除韩国警察；日驻韩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兼任统监府警务总长。社会治安由2000名日本宪兵和4000名韩国宪兵后备队担任。韩国国王和王室成员，按日本皇室典范惯例，拨150万元经费供一年开支，其中有侯爵6人、伯爵3人、子爵22人、男爵45人，共76人享受日本华族的尊号及待遇。旧官吏3345人得到日本政府恩赐金共679万元，官吏集团中的孝子、节妇和遗孀也得到了赏赐。惟独普通人民，丧失了自己的祖国，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屈辱而痛苦的殖民地奴隶生涯。
当1905年11月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之际，在韩国王宫召集大臣会议。伊藤博文端坐中央，两侧是战战兢兢的韩国朝臣。突然，伊藤拿出日韩①当1907年6月第2届世界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时，持有皇帝李熙全权委任状的韩国特使突然出现在会场，要求各国否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
②[日]犬丸义一、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史》，第2卷，新日出版社版，第172页。
协议书问道：“想听听列位对此案是赞成还是反对啊？明白他说！”这时，从王宫外传来了日本宪兵枪刺碰撞的声音和吼叫声。然而，仍然有人起而拼死反对，韩总理韩圭猛然离席，大呼“绝死反对”后，便向皇帝李熙的房间奔去，以求蔽护。不想过于惊恐，一下子跑到王妃的房间去了。这时，林权助大使在一旁冷笑道：“最好用冷水从头浇下去让他清醒清醒！”
著名日本作家石川啄木听说吞并已成事实，无奈地写道：“地图之上，着墨重写朝鲜国，耳边却闻秋风骤。”
由于保护条约的签署，由统监一变而为第一代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在日记中写道：“小早川、加藤、小西①若在世，可见得今宵之月明乎？”
然而，在满洲（中国东北）的经营却不比朝鲜，尚未达到只凭武装蛮力便可成就好梦的程度。1905年12月22日，小村寿太郎在北京同情政府签署的《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即《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得以继承原俄国在南满的全部权利，但由于清政府的抵抗，留下许多悬案。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虽已攫夺手中，但南满洲地区的基本主权却仍然握在清朝手中。1907年6月，清朝新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并耐人寻味地任命美国那鲁大学毕业的唐绍仪为奉天抚巡，明显地具有对抗日本的意味。东北地区的人民和社团亦不甘轻易就范。因此，对日本在南满的经营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综合抵抗姿态。1907年初，山县有朋在一份意见书中谈到：“对我在满洲之经营，所到之处皆试图反对或妨碍，须经彼我两国协议之事业几近停滞，其弊将不堪忍受，乃今日之实况也。”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俄国虽败退北撤却仍占据北部满洲，仍有力量南下，且其背后有欲拉其入伙一起对付德国的法、英两国存在。而美国在调停日俄签约后，一直想在“满洲”问题上验证日本对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政策是否怀有诚意。显而易见，在经营满洲权益方面，比与清朝达成协议更为重要的是，同诸列强摆平关系。否则，日本的满洲权益便会失去各列强的“默契”，必将带来棘手的问题。
日本的对策是，仍然以《日英同盟》为依托，首先调整同法、俄的关系。
1907年6月、7月和8月，日法、日俄和英俄之间相继缔结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同《俄法同盟》、《日英同盟》和《英法协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德国际联合。于是，“满洲”问题成了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的筹码。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日俄协约》的内容：主张中国独立、领土完整、机会均等；日俄相互尊重两国的领土和权利。以哈尔滨和长春间通过的第二松花江为界，规定两国权利范围；俄国不妨碍日本对韩国“保护”关系的发展；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权益。《日俄协约》的签署，为日本经营南满扫清了一大障碍。
然而，要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却绝非如此容易。众所周知，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不同于甲午战争后争夺势力范围，重点在于争夺铁路投资。
从1906年起，美国国务院远东部就注意到日本排他性经营满洲的倾向，对日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批判。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觉得日本经营满洲以后，可能会减轻对美移民压力，判断不干涉日本经营满洲是美国利益所在，抑制了国务院的意图。事实上，外相小村寿太郎就主张集①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皆为丰臣秀吉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时的武将。
①[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305页。
中向满韩移民，认为这样既可以改善日美关系，又可以强化满韩权益，因此，当1907年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的好友，美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引进美国资本、建设从新民到法库铁路的计划，因日本抗议和美国金融危机而搁浅后，没有再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日美双方颇有克制地解决了移民问题引起的外交争端，并于1908年7月签订《高平一卢特协定》，相互承认太平洋现状，支持中国独立完整和机会均等。1909年3月，塔夫脱（1905年7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任陆军部长时，曾同桂太郎首相会谈，签订桂一塔夫脱秘密协定。日本承认美对菲律宾的权力，美承认日本拥有不经日本同意其他国不得与韩国缔约的宗主权）取代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接受了国务院远东部的意见，认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应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在同国务卿诺克斯商议后，塔夫脱提出，为了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使用除军事手段外的所有一切手段。具体他说，就是以资本为武器，开展美元外交。这一政策的核心，即由美英投资建设锦州—瑷珲的铁路，并向中国提供贷款，使之将“满洲”铁路赎回，由国际共管，即所谓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毫无疑问，这一揽子计划改变了罗斯福时代美国对日外交政策，采取了进攻态势。
日本政府的对策是：以铺设连通锦州各铁路和满铁的铁道为代价，有条件地赞成铺设锦齐线；坚决反对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由于俄国坚决反对中立化计划，英国以该项计划有引发国际争端之虞为由表示不赞成，法国认为计划必须以日俄两国的赞成为首要条件。所以，虽有德国支持，美国的这项计划最后付诸东流。
由于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同时损害了日俄两国在满洲的利益，反而促进了日俄之间第二次密约签订。双方约定南北“满洲”为日俄各自特殊利益地区，为维护特殊利益，两国要共同采取行动。
就在日本与各列强就满洲问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折冲的同时，日本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它们是：1909年8月签署的《关于安奉铁道备忘录》，9月的《关于间岛之日清协约》和《关于满洲五案件之日清协约》。这些条约使《朴茨茅斯条约》和《北京条约》具体化、实质化，也意味着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基本上得到了国际承认。
然而，又有谁曾预料到，日本的满洲权益在“法律”意义上的确定，实质上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完成的——即1904—1905年交战的日俄双方在整整5年的外交回合中成了互相提携的盟友，而促成交战双方和平停战的美国，却被严拒于“满洲”大门之外。日英同盟支持了日本，而中国的主权则完全成了列强角逐的猎物。不过，当日本满载“猎物”欢呼而归时，不要忘记自己并没有付出代价。日美之间加深的对立静卧在今后国际政治和日美关系的底部，并且不断地积累起来；英国因此而加强了对日本的警觉，英属自治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相继发生了排日移民活动。而且，在1911年7月签订的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中，加进了这样一个说明：即缔约国一方同第三国缔结条约时，对该国不适用此同盟条约。根据英国要求加进的这一说明，表明英美正在接近。日英同盟变得单纯为了对付德国的需要而继续存在，它对日本的支持程度明显减弱了。日本的确成了东洋强国，它的发言甚至影响到了国际政局。明治以来的强国理想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由于日本的强国化，尤其是在满洲的权益扩大化倾向，使列强提高了对日本的戒备心，本世纪初盛行一时的“黄祸论”的矛头首先是针对日本的。
“多样化时代”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明治未年数年间，日本在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利权方面收获颇丰，但在国内的经济政治方面，却是头绪众多，其历史特点难以简单地一言以蔽之。
在民间民主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民众在政治上觉醒的时代。大正时代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1914年4月号《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说：
若思考这种现象到底始于何时，由于国民对《朴茨茅斯条约》极为不满，明治38（1905）年9月在日比谷召开大集会可视为初具端倪。民众在政治上作为一大势力而行动这一倾向开始流行，则应视作在38年9月以后。
吉野作造以其民本主义者的特殊立场，认为大正民主主义的思潮始于日比谷骚动。这正好反映了他认为日俄战争之后的历史是大众开始参与政治的时代的观点。
第四编强国之梦与之相对，另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德富苏峰在他自己的名着《大正政局史论》中谈到：
从明治36（1903）年到明治45（1912）年，约十年间，若桂成立内阁，西园寺则率政友会在众议院支持之；若西园寺成立内阁，桂则率可谓之他的与党的贵族院多数派帮助之。桂与西园寺之间何时起达成默契尚不分明。然举天下反对朴茨茅斯条约之际，西国寺却公开发表意见以示赞成，两人之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则不必再疑。
德富苏峰是桂太郎的侧近，在他后期许多着作论文的字里行间，每每若隐若现地透露出政府的看法。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他接近“主流”政治的立场，称这个时代为“桂（太郎）园（西园寺）时代”。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却都力图以自己的政治观点，给这个时代贴上标签。但值得指出的是，政治的变化是否能代表社会的所有变化？
从明治维新以来，有许多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被卷入由政府倡导的“富国强兵”潮流中。随着天皇形象的确立，《教育敕语》的颁布，天皇制国家机器的建立，许许多多的国民都为富强独立的理想而奉献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即使作为藩阀政府对立面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们，亦莫不如此。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人们将自己的冀求和希望都寄于国家富强的实现和独立的完成上。然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上述理想基本达成，普通的民众开始认真考虑自我生活状态时，不由得产生出一种自我失落感。
日比谷暴动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日比谷暴动以后，新的社会思潮首先在都市出现。在城市居住的知识分子或大学生们，不是重视国家而是注重个人，不是期望国富而是追逐己富，不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是唯自由恋爱主义。这些变化，其核心是个人主义，构成了日俄战后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与以集团主义、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明治初、中期相区别，一个多样化时代正在由思想领域内的变化为始点而揭开了帷幕。
首先要举出的例子，是1903年高中生藤村操跳入著名风景地日光的华严瀑布自杀身亡。事件的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但人们对自杀动机的讨论却颇耐人寻味。一般人认为，动机是“烦闷”，并将导致年轻一代“烦闷”的原因归咎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讨论中，人们行动的目的早已超出了事件本来的意义，欲与一切唯国家至上的观念决裂的、以个人好恶和欲望为事物判断标准的观念，在日俄战争后都市人口对政府普遍不满的情绪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站在这场思想运动最前列的，是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思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少年战士这时已长大成人，北村透谷创办的杂志《文学界》，为浪漫作家们提供了讲坛。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岛崎藤村在日俄战争中写就、于1906年发表的小说《破戒》，讲述了一个出身未解放部落的青年教师如何破弃父亲的教戒，向人们坦白自己的“下贱”的出身，为追求新生活渡美求学的故事。国木田独步则以看透尘世的近似佛学的精神，讲述了自己愿意在野山丛林自由生存的心情。高山樗牛则以独特的“本能论”来讨论何为“美的生活”，提出“道德与知识不过是为满足吾人之本能的必须条件”，与谢野晶子则主张“官能之解放”。
紧接着浪漫主义之后而来的是自然主义的出现。它的登场，背景复杂。
认为国家的富强必将实现自己的一部分理想的期待，在日俄战争以后的现实中被无情地击碎了。既然战胜了世界中的一大帝国，也没有看得见光明的未来，那还有什么可以冀盼的呢？为了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庞大的外债，政府加强了税收，普通民众依然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为了让广大国民顺从这种状态，政府加强了对国民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因此，明治未年不仅对社会主义者，对广大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状况的市民和农民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严冬。
在政治上欲诉不能的情形下，自然主义就成了批判封建道德的宣泄。岛崎藤村的《破戒》就表现出了典型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而田山花袋的《浦团》，则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鼓吹“露骨的描写”，向着传统的“醇风美俗”而在田山看来是天皇制道德的伪善性发出了一支投枪。自然主义在当时成为集中批判的对象，被斥之为“败坏风俗”。但今天人们回味历史时，却清晰地看到了在自然主义者对恋情和肉体刻画的笔触之下，充满着向既存道德决裂的果敢勇气，和对个性解放的渴求。
虽然同样主张个人主义立场，但其表现的形式却有别于或对立于自然主义的思想代表，是永井荷风和夏目漱石。永井批判当时的日本人每每惧怕世间的批评，动辄便低下头来反省自己，从来也不敢向他人坦率地表白自己。
他向往“西洋人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的精神，而且特别赞许西方人只想把自己活动的范围从国家可能控制的领域中脱离出来，独立自由地生存，并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准则。夏目漱石在小说、手记和日记中，表明了应该十分重视个人主义在社会文明开化中的地位的观点。他在著名的《现代日本的开化》和《我的个人主义》两篇讲演中，批判了西洋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的开化是外发的这种明治以来已成定论的观点，并且以切身的体验证实正是个人主义才是日本的开化的基础。漱石和荷风告诫人们，随着日本的“大国化”，一种日本已经成为一流强国的幻觉正在麻醉人心。这种思想认识必须予以彻底粉碎，理想的社会不应当是大国，而是个人的自立和自由。
在这股倡导以个人主义抵抗国家主义的思潮中，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的观点也值得注意。身为中学教员的内村曾在《教育敕语》的宣读仪式上，因担心违背“基督的良心”而拒绝向天皇的署名施礼，因而被攻击为“不敬”
遭致非难。在甲午战争时，内村先曾持“义战”主张，认为“促支那人警醒”
乃日本人的“天职”。但因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变“义战”论而为“海贼之战争”论，并为之深感愧疚。他反对日俄开战，“与其向外扩张，不如国内开发”，主张日本宜像瑞士、丹麦那样，当一个“理想的小国”。
他发表在《万朝报》上的一篇题为《国家、家庭与个人》的短文，常常为研究他的人们所重视。其中所表达出的果敢与同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针锋相对的勇气以及精辟的论述，是日俄战后个人主义思潮中别具风格的又一种类型。他写道：有善的政治却未必有善的社会，然有善的社会却有善的政治；有善的社会未必有善的家庭，然有善的家庭必有善的社会；有善的家庭未必有善的个人，然有善的个人则必有善的家庭。内村将完善的个人作为善的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向着明治政府专制统治下的思想、言论控制政策，发出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在社会上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
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潮，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众多的青年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心”减退了，对战争表现得冷淡甚至漠不关心。在个人主义宣传中催生出来的“自我”意识，导致出两种倾向。或使得他们在现实中更关心成功的致富之道，沉湎于享乐和放纵。在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中，由于陷入茫然而不断地滋长出怀疑和烦闷的情绪；或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家”、“村落”、“国家”的羁绊，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由“维新的少年”而逐步成长为“新日本的青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以及自己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是日俄战后众多政治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并且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正是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及其政治意识的升华，才开拓了大正时期民本主义生长的土壤。
远在个人主义的思潮酝酿生成的前10年，一种与之截然对立的思潮，即国家主义的思潮，就在发展着。追根溯源，国家主义的思想，在幕未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封建武士变成为维新志士，其中少数人进入明治政府，成为专制国家的指导者。每当外来危机或外交摩擦迫临时，这种思潮便应时而起，在思想舆论界泛滥横流，对现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甲午战争之前，它起到了从右的方面限制不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的作用，其代表力量是由头山满等为首的社会右翼势力。甲午战争之后，许多日本人认为不平等条约已经修改，自己的国家已经由被压迫国一变而为压迫国，但却又受到三国的“干涉”，心中愤懑不平。在政府对俄报复、进而乘势侵入大陆的宣传诱导下，相当部分的日本国民在承受加倍租税的剥削下，竟然偏离自己生活的现实，转而沉湎于内容空泛、充满非理性的感情色彩的民族自我赞美之中。于是，国家主义一方面便以日本主义的姿态表现出来，如高山樗牛在1897年发表的题目即为《日本主义》的论文，其中写道：“日本主义本非今日我辈之创造，无非是国民在3000年历史中培养的坚实的自觉心最明了的表露。其由来深深地根植于国民的特性之中，久远地渊源于建国之精神而牢不可拔..日本主义表白了大和民族的抱负及理想。”另一方面则以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阐论“天下之大势”，如山路爱山在《余之所谓帝国主义》一文中说：“日本国民惟须奋起勇猛之心利用此大势，不致成为与时势不相适应的劣者、败者。”因为所谓“时势”便是“适者生存，是天赐之荣光，是在社会进化之间发生淘汰，以宗教者之言则曰：乃天之审判，因果报应也”。庸俗进化论在当时日本为许多年轻人所接受，因为它不仅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形态，而且又深深地扎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社会功利主义的思潮之中。德富苏峰和高山樗牛等人，都是这种理论的主导者。一大批没有经历过自由民主运动的年轻人，都真心诚意地追随这种理论。在国家主义者踌躇自得的鼓噪声中，夏目漱石等人所身体力行的个人主义，难免显得曲高和寡了。
将国家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是德富苏峰。曾主张“生产主义”代替“侵略主义”、因而被称为平民主义者的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前后，一变而为主张“大日本膨胀论”的帝国主义论者。他将甲午战争视作“三百年收缩的日本，以一大飞跃成为膨胀的日本的最好机会”，进而展开了他的帝国主义的理论。
德富苏峰认为，日本要成为帝国主义，日本国民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以“大国民”自居，为此，就必须将世界各国对日本的印象，诸如“风景明丽、气候温和”、“不讲一个不字，轻松温情地同你相伴”、“是个美人国，或者直接他说，是个卖淫国”等等，改变过来。为此，就必须以“绝伦的爱国心和刚健的资质”，倡导进步、进取和开放，取代保守、退缩和封闭，以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来促进日本的膨胀。
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就一定要在同帝国主义诸强的角逐中，通过竞争而获得商业的权利，“在与武备机关的扩充的同时，亦要使生产机关的发达并行井进”，只有这样，才能守卫独立的日本。兵商两要素的结合与增强，是20世纪的强国特征。
德富认为，帝国主义所负有的使命，将对“顽迷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将“文明之恩威，注射到野蛮社会的内部”。为了传播文明，战争、征服都是正当的和神圣的，“吾人对东洋诸国的天职，岂不同罗马人在地中海沿岸一样乎！”
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之友》杂志，是这一时期最畅销的杂志。他同其他文人墨客的区别在于，面对社会，面向青年，对政府政策作出合乎政府意志的解释，通过《国民之友》向全社会传播。日俄战争之后，面对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青年们追逐自我利益而对社会对政府表示厌倦的现象，焦虑不安的他在《国民之友》的评论中写道：“吾人岂敢向明治的青年而苛求圣人乎？但要紧的是：要想富裕则应当同国家一道富裕，要想快乐则应与国家一道快乐。”表明了他用国家主义来压制个人主义的政治伦理观点。他规劝青年人：“作为国民，与其称雄于市井，莫若作为日本国民而称雄于世界，以国内为本部，以朝鲜为别部，以国家为爱妻，此岂非人生之极乐乎？吾人不是绝对的恋爱主义者，但惟热心地祈愿在日本恋爱国家与国家通婚，如小彼得①一般的人物辈出不穷！”
比起以小说家的个人活动为主体推动的、与政府对抗的个人主义思潮来，以政论家的集团主义活动为主体推动的、与政府合作的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声势大，影响深，而且得到了政府有意识的支持，为政府所利用。在政府有关政策的刺激和助长下，日俄战争前后，国家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高峰。
①威廉·彼得（1750—1806年），24岁任英国首相，政绩卓然。
其表现是，日本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从这一时期开始明显地向国家主义化的方向倾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82年以后必定被列入教科书内容的王午兵变被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纪元节的诠释；有关客观他讲述日本文化的历史的章节被明显压缩，而宣传名君、忠臣、义士等忠君报国思想的内容却显着地增加了。1903年起，国定教科书检查制度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公、私立小学，1908年，《普通小学日本历史》的执笔者喜田贞吉因将南北朝并列记叙，被非难为颠倒顺逆正邪，而被革职，同年10月颁布天皇诏书，重申加强小学历史教科书检查制度。1912年，神道、佛教和基督教代表集中东京，根据政府旨意、决议“扶翼皇运，谋求振兴国民道德”，实现了所谓“三教合同”。其目的是，要在思想教育的领域内，为培养“新国民的”
四大特性，即“气质勇敢”、“身体强壮”、“苦习洋学”、“品行方正”，首先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完成思想的统一。
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对大多数国民的思考方式客观上起到了引导作用，要像服侍家长那样服侍天皇，像忠于家族那样忠诚于皇室，即家族国家观，在国家主义的攻势面前，慢慢地向人们的思想深处渗透。在农村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主义的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尤其是农村的青年，在饱受信奉个人主义的都市的人们的歧视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同都市青年学生同样的自尊，便毫不犹豫地将国家主义作为最理想的思想武器，将国家主义以更加激烈和典型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国家主义支配下的社会行为，也变得更加激进。
德富苏峰的弟弟德富芦花，是以其兄经营的民友社和《国民之友》为据点从事文学活动的。在苏峰不遗余力地鼓吹国家主义思想的同时，芦花却在从事通俗小说的创作活动。1898年出版了小说《不如归》之后，芦花的专业作家资格终获文坛承认。小说《不如归》批判了家族制度下的姑嫂和夫妇关系现状，其销售之畅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庞大的与小说有着共鸣的读者阶层的存在。民友社内部有一个不肯与苏峰现实主义、国家主义路线共处的左派，而芦花莫如说是倾向这一派的。最后，随着小说《黑潮》的发行而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的芦花同情从民友社退出的左派，也退出民友社，毅然同其横戾的家兄苏峰诀别了。
1903年，芦花在给苏峰的信中说：“余置身于文学，不得不亲身倡导文学独立之途径，追逐美而彷徨于真善之境地。关于经世之手段，君注重国力之膨胀而执帝国主义，余却愿受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诸先哲之海导，执人道之大义，执自家之社会主义。”这封信与其说表白了与自己兄长诀别的理由，不如说将自己思想之节操、真善之感受、人道之准则告白于天下。在向往崇高理念的正直性的另一面，却是追逐单纯理念的幼稚性，同时也清楚地反映了基督教对他的影响。
这种书生式的自我境界同社会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自从同兄长分手之后，芦花一直在挫折和孤独的遭遇中抗争。自己创办的黑潮社，几乎不能开展任何有作为的活动，《黑潮》杂志出版两期后也停刊了。无奈之中，只得退居武藏野安谧的农舍，谢绝文坛交往，避开嘈杂的社会，在孤独之中提炼自己对现实的批判精神。1906年，芦花发表了《胜利的悲哀》一文，大声疾呼：“日本国民，悔改吧！..向世界万国谢读武之罪吧！”1911年，在幸德秋水等人被处刑之后，他在第一高等学校发表《谋叛论》一文，直言是政府谋杀了幸德等12人。在政府及包括自己的兄长所罗织的思想统制的巨网中，他从良心深处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呐喊声。然而，能勇敢地站出来响应的，不过是河上丈太郎、矢内原忠雄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日俄战争后孤独的民主主义战士，尤如划破星空的流星，固然能发出炽热的光芒，却只能保持几秒钟的精彩，便消失在无垠的宇宙之中。德富芦花的命运，或许就是战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命运的象征。
国家主义思潮、个人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想，及由于篇幅所限不及细叙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构成了日俄战争后10年间思想领域内复杂多绪、相互限制却又相互影响的状态。它们因为握有自信，而不肯轻易地放弃信仰屈从他人，它们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运动着，变化着。每一种运动变化的思想，又必定孕育着一种区别于他人的社会运动产生出来的可能性。多种的思想必定产生出多样性的社会运动。从明治前期到明治后期，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各阶层亦在成熟之中。成熟中的社会阶层，在完成了自我思想体系后，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思考，力图对社会的进一步变化打上一些印记。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废黜皇帝成功的消息传到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并给予孙中山以许多帮助的日本人，如福本日南等，感到欢欣鼓舞。1912年2月号《大国民》杂志登载了这样一篇评论：
支那之共和累及我皇室之关系乃是，250年前由满洲南侵之爱新觉罗，与建国之前以来连绵相续之我皇位，一并被视作谬误也。（中略）若共和成立，对所谓官僚者的影响亦是明了的..。
这段评论大胆地对天皇制及桂园体制提出了异议，一种渴求变化的企盼透纸而生。当年3月25日第28届议会闭会，已公告自5月15日起举行第11届总选举。在野党国民党的右派领袖大石正已和左派领袖大养毅，依然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不敢抱任何期望。而桂太郎系统的官僚们则在预测西园寺内阁倒台的时间。正在此时，7月14日传来了天皇生病的消息。第二天，在枢密院会议上，又传达了天皇诉胃疼，“睡姿不稳，且时时假睡”，枢密官们忐忑不安。7月20日，东京帝大医学博士青山胤通、三浦谨之助检查了天皇病情，诊断是尿毒症。诊断结果第二天在各报纸上刊出，公告全国。
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神格化的天皇形象灌输给国民，国民对天皇居然会生病感到大惑不解。连天皇本人也渐渐习惯千自己就是现人神，半夜起来常侧耳静听，又自言自语道：“是伊势呀。”幻觉自己能同伊势神宫遥遥对话。洗澡的时候，只将下半身泡在浴盆里，上半身用热水洗，似乎相信上半身有神附体，生怕弄脏了似的。因此，当天皇病重的消息传开之后，人们简直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惟有股市作出反应，股价从7月21日起大暴跌。
据生方敏郎在《明治大正见闻录》中记载：
皇宫前的草地上，祈愿天皇陛下康复的人群，从早至晚越聚越多。他们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人近似发狂。其实不仅是这些人，市内所到之处，悲痛欲狂的人们随处可见。
7月30日，发布了天皇于零点43分去世的讣告。但据当时在皇居西溜间的海军次官财部彪的日记，天皇实际上在29日晚10点43分就已经死去，之所以将天皇去世时间推迟2小时，是因为阁僚和元老们要商议改元和践柞等大事。明治一生共生有皇子皇女5男10女，其中10人早亡。没有一人是皇后所出，皆为侧近宫女所生。三皇子为明宫嘉仁，乃柳原爱子所出，是侍奉明治的宫女之一。日本皇室一夫一妻制，是自嘉仁登基之后的事。嘉仁小时生过脑膜炎，1912年7月30日，时年34岁的他完成登基大礼。从此，近代日本正式进入大正时代。许多外国报纸大量地报道了明治的去世及葬仪情况。“远东伟大的君主”，“日本英雄时代的代表”，“世界史和近代史值得记忆的帝王”，悼词大都充溢褒扬之意，惟有伦敦的一家报纸写道：“日本从此要走下坡路了吧！”
紧接着发生了乃木希典夫妇的殉死事件。他在遗书中写道：“此度自己随陛下之后而自杀，实诚惶诚恐，罪孽深重。然明治10年之役（指西南战争）丢失军旗，此后便欲死得其所，却未得机会。厚浴皇威，以致愧受过分优遇，不觉老矣，去日无多。值此大变，诚惶诚恐，现已决断如此。”
乃木夫妇的殉死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一般国民却将这种封建道德视作淳美的古风，纷纷去青山斋场参加葬仪。此时还是中学生，后任日本内阁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在给报社的投稿中写道：“举行乃木大将葬仪当日，电车十分拥挤，都是去青山斋场的。其中有一个乘客问邻座的老太太是不是去青山，老太太看着年幼的孙子说：‘我老了，这是我死去儿子的孩子，我让他带上父亲的名片，供奉在青山，否则心里不踏实。’”社会反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甚至连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钦佩乃木的节操。在1911年完成了著名的《善的研究》的西田凡多郎，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乃木已经将理义履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森鸥外则在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中，假托弥五右卫门对乃木的殉死进行了解释和称赞。但年轻人，对乃木的自杀却采取了根本不赞成的态度。白桦派的领袖志贺直哉在9月14日的日记中记道：“从英子那里听到乃木自杀时，觉得这家伙有些发傻。”武者小路实笃说：“军人不懂得人的价值。”芥川龙之介则说：“我对将军自杀的事，好像有一些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把他的照片挂出来呢？真的是他死后的照片，哪个店家都用来当装饰物一样挂着。”
夏目漱石对明治夭皇的死和乃木希典的殉死，以及对社会赞成和反对两种思想的看法，是通过自己的小说《心》，借其中一个主人公的口来表述的。
于是，在盛夏酷暑中，明治天皇驾崩了。其时，我似乎感到明治的精神可谓始于天皇、亦终于天皇。最深刻地接受了明治影响的我们这一代人，此后虽然还要继续活下去，但一种毕竟落后于时代的感觉，强烈地冲击着胸怀。我把这种感觉对妻子说，妻笑着，却未置可否，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调侃地对我说，那么殉死又怎么样呢？
夏目漱石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虽然采取了隐晦幽曲的方式，但毕竟是真实的。天皇的死是正常的，乃木的殉死没有必要去赞成或反对。重要的是：
天皇的死意味着一大批从他16岁起就捧他做天皇的政治家们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确确实实代表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或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趁火打劫
新时代果然是在不平常的政治气氛中拉开帷幕的。因陆军方面要求强行增加2个师团的扩军方案被西园寺内阁断然拒绝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最终发展为“大正政变”。政友会的原敬和尾崎行雄，国民党的犬养毅等在政争中脱颖而出，意味着政党力量方面新一代领袖人物的成熟。尤其是尾崎和大养毅，竟然公开表示不能服从天皇调解双方冲突的敕命，并率众继续推进使桂太郎第三次内阁倒台的护宪运动，亦是前所未闻的举动。政变后产生的山本权兵卫内阁，是陆军和政党斗争的折衷的产物。山本内阁以海军为基础，以政党的支持为背景，在内相原敬的配合下，在其施政的许多方面，都一定程度地满足了推翻了第三次桂内阁的政党方面的许多要求。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扩大到退役武官制；修改了文官任用令，使没有官吏资历的政党人士可以通过特别任用进入各省（部）级行政机构；进而在没有同山县有朋和寺内正毅磋商的情况下，起草了文官也可以任殖民地长官的改革方案。然而，比起政治改革来，山本内阁的施政却并不顺利。首先，1913年中国发生“二次革命”，国民党势力企图打倒袁世凯。日本政府暗中支持国民党，军部更是从中干涉。但袁世凯依仗武力镇压了革命，日本无奈于同年10月承认了袁世凯政府。其次，山本内阁的施政重点在于扩充海军，提出扩建战舰6艘、驱逐舰16艘和潜艇6艘，共计1.54亿日元的海军扩充计划，而政党不管是在朝在野都提出了废税减税的要求。再次，正当海军扩军计划与政党废税减税运动对峙之时，“西门子”丑闻被揭发出来。德国西门子公司向日本海军高级官员行贿、以换取日本海军向西门子订货的丑闻一见诸报端，全国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工商业联合会、普通民众和在野党立宪同志会自发集合起来，包围了议会。贵族院的山县派议员也提出了非议。在这种形势下，执政党政友会等只得缄口不言，而陷入苦境的山本内阁只好选择了辞职一条道。
继之上台的是大隈重信内阁。大隈一向与三菱交谊甚笃；加藤高明是三菱岩崎弥太郎的女婿，出任内阁副总理兼外相，因此，人称这届内阁为“三菱内阁”。大隈内阁的政治目标是打击政友会。为此，为了取得元老和军部的支持，就要增加军备，扩充师团；而为取得民众和政党方面的支持，就必须作出废税减税的姿态。这样，大隈内阁就处于元老们期待扩充军备和民众期望废税减税的夹击之中。把大隈内阁从这种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是上台3个半月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为了巩固和扩大在朝鲜、尤其是在满洲的权益，同俄国和美国不断地调整关系。同英国也续签了同盟条约。与此同时，日本一直在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寻找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日本欲独占中国东北的意图，已经被英、美、俄诸国察觉，清朝政府也时刻警惕着日本越出南满铁道利权范围，扩大对满洲的侵略。因此，可以说，日本虽然取得了南满铁路、关东总督府等对满洲的特殊利益，而且将朝鲜变成了附属国，但由于同美国等国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也付出了代价。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西园寺召集内阁会议，作出了“对清政策问题”的决议。其内容为：1.永远维持满洲现状；2.等待时机并稳操胜算之场合，根本解决满洲问题；3.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井确立在中国内地的优势地位。①在此之前，1898年清政府向日本承诺福建不得割让列国，日本与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的汉冶萍公司有矿石购买①《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382—385页。
合同、投资货款关系。辛亥革命发生时，日本政府一方面认为乘隙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机会可能来了，一方面又对革命冲击汉冶萍感到担忧，海军甚至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于是，由寺内正毅，后藤新平和满铁总裁中村是公运动革命派王国柱等人潜入满洲策划暴动，企图乱中寻隙。接着，山县有朋又策划出兵南满，此事因德、美阻挠未果。最后是川岛浪速等策动第一次满蒙独立，此举因接到英国警告，被西园寺内阁抑制而未付诸行动。在这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交涉中，可以看出，由于各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想一厢情愿地扩大对华权益并不那么容易。“大正政变”发生后，日本朝野暂时无暇在对华问题上作出更大的动作。
此外，经济上的困难也在发展着。日俄战争以后，产业固然有了一些发展，垄断性组织也相继出现，但恼人的外债却年甚一年地压迫着财政。1913年末对外债务额达到20.7亿日元，扣去8.46亿日元对外投资额，尚欠12.24亿日元外债。相对于1913年财政总收入的7.2亿日元来说，外债的重压是可以想像的。在债台高筑的同时，对外贸易也处于连年入超的状态中。1912年为1.2亿日元，1913年为1.4亿日元，而政府硬通货的保有量仅为4940万日元。1913年半官半民的日本兴业银行靠政府救济才幸免破产，1914年大阪的大型银行北滨银行出现了挤兑风潮，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明了经济不振的严重性。
因此，无论是摆脱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境，还是在外交上、主要是在对华侵略上有所突破，都需要有一个可以得心应手地加以利用的“契机”。
1914年6月1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于7月28日爆发。消息传到日本，朝野几乎同时提出了“举国一致”的口号。政争中止了，民众的注意力也从免税减税转移到国际时局上。8月8日，根据1904年敕令而晋入元老行列的、已经78岁高龄的、在休养地静冈县兴津静养脑溢血的井上馨，口述了一份意见书，转呈青年时代以来的挚友、首相大限重信，和同为长州出身的山县有朋，建议利用“欧洲的大祸乱”，来推动日本的再一次“大发展”。这份意见书在8日的元老会议上宣读，其主要内容为：1.今天欧洲的大祸乱，是日本国运发展的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应立即实现举国一致的团结。以充分享受此天佑。
2.为了实现此天佑，在内须中止历年争嚷不休的废税减税等党议，巩固财政的基础，排除一切党争，引导舆论注意世界之大势，从而确立外交之方针。
3.随着战局之发展，英、法、俄三国的团结一致将更为坚固，日本应团结以上三国，以此确立日本在东洋的利权。
8月3日，英国通过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战斗波及到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攻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7日，英国要求日本海军击沉以胶州湾为根据地威胁英商船的德国巡洋舰。8月8日晚，在大限私邪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外相加藤高明力主参战。内阁接受了加藤的提议，决定参战，并将参战决议上奏天皇，提交元老会议。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山岩等元老同意参战阁议，并着手办理参战手续。
自大战开战以来一直在寻找机会根据日英同盟参战的外相加藤高明，以最快的速度在8月9日通知英国政府，日本决定参战，并照会英国政府，一旦日本参战，“则日本之行动即不能仅限于击沉敌国之伪装巡洋舰”，为了彻底肃清德国在东亚的势力，“必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之手段和方法”，①表达了反对限定参战的态度。
英国对日本的回答感到踌躇，欲收回希望日本配合作战的要求，担心日本全面参战则必乘机向中国内地和南洋群岛扩张势力，进而威胁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担心会因此而影响英美关系。中国在得知日本参战的消息后，向美国进行工作，希望美国出面阻止在中国领土上的战斗行动。德国则希望中国暂时收回胶州湾，使东亚从欧洲大战中脱离。
日本根本不考虑有关诸国的想法，在没有得到英国谅解其全面参战的情况下，于8月15日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艇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面撤走，将胶州湾无条件转交日本，以便将来由日本归还中国，德国未予理睬。这正是日本所期待的，8月23日，日本宣布向德国宣战。据说在宣战诏书发布当时，天皇正在日光休养地避暑疗养，因而根本没有出席任何有关参战的会议，只是形式上出席过最后的御前会议。
面对东西两条战线的进攻，德国在西部战场同英法军队展开了呈胶着状态的堑壕战，在东部战场则击溃了由波兰进入德国本上的俄军后，并不能给俄军以彻底打击，相反打起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因此，德国不可能给远离主战场的驻守胶州半岛的5000名德军再运去一兵一卒。日军以第18师团为主力的5.1万余名军队在第2舰队掩护下，于9月2日完成龙口登陆作战。
龙口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与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青岛即德军主力集结地整整隔着一个山东半岛，故龙口登陆作为日本军队整个军事攻击的突破口，表明日本欲整个地将山东半岛揽入怀中的计划。登陆以后，日军并不急于马上进攻青岛，而是首先向德军守备的山东铁路进攻。25日占领潍县，然后转向西进，10月6日占领济南，完成了海上陆地合击青岛的战略态势。10月底，日军开始向青岛进攻，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海上作战中甚至击沉了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和日俄日本海海战中表现活跃的日本军舰“高千穗”号，但终因救援无望，战斗力差距悬殊，于11月7日投降。
与山东作战相呼应，海军开始进攻德属南太平洋诸岛。至10月中旬止，先后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继之与英国舰队配合，在阿根廷附近洋面击毁了德国东洋舰队残部。
乘“欧洲的大祸乱”，日本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利权。
与战果相比，日本负担的军事义务是十分轻松的。在如此巨大的战果对照下，日本付出的代价就更加微不足道：一艘自1894年以来就服役的老舰和271名士兵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自始至终是以“欧洲的大战”
换来了“亚洲的战果”的趁火打劫式的、或者说是“天佑”庇护下的打捞财宝战。
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即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宪。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侵犯中国的行为，并据此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日本置之不理，并继续在交战区外采取军事行动。1915年1月7日，鉴于山东境内战事已平，再无使用大部队之必要，中国政府向日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废止交战区，日本军全数撤回的要求。翌日，日本的答复是断然拒绝，并于18日由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一份照①《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110页。
会，称意在“澄清局势”。这份照会及其附件的内容，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就像是一个强盗去火灾场救火，而救火的目的是乘机打劫。这份照会非常直接地阐明了日本想要索取的东西，它分成五款共21条。
第一款，关于山东共4条，主要内容为将根据日本与德国达成的协议，由日本全盘处理山东的德国权益，日本拥有连接烟台、龙口和胶济铁路的铁路敷设权；
第二款，关于南满和东蒙共7条，主要内容是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租借权一律延长到99年，日本国民在南满和东蒙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自由居住往来权、业务活动权和矿山采掘权；第三款，关于汉冶萍公司共2条，内容为改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邻近的矿山的采掘权由公司保有；
第四款，关于中国海岸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第五款，共7条，内容为：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有必要的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或雇用日本人警察，接受日本人武器供给，或由中日合办兵工厂；日本人有传教权；日本有南方各铁路敷设权；福建省外资导入日本优先权；等等。
日置益还特别关照袁世凯要保守秘密，尤其是第五款的内容。袁世凯却将内容全部透露给美国驻北京的大使，期望英美干涉。于是，全世界的外交界都谴责了日本。加藤高明的回答是，前四个部分是日本的要求，没有第五部分。同时告诉袁世凯，日本将再派3万军队增援驻山东的日军。中日之间从2月2日到5月，一共进行了21次交涉，但没有任何结果。这期间，日本第6师团向满洲进发，第10师团和第1舰队也接到了准备出动的命令。5月1日，日本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最后修正案。5月7日日本接受英国劝告，同意将第五款保留以后再议，最后通碟袁世凯，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21条前四款的要求。5月25日，双方在北京换文，除第五款外，日本的要求基本实现。
1947年秋，在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举办的日本历史讲座上，羽仁五郎先生在讲演中谈到：
所谓日中事变即日本对中华民国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诸君在小学校的教科书中学的，在中学的教科书中学的，在大学也学的那样，是中华民国对日本的排日侮日运动。当时，我在自由学园教书，曾向一个中国女学生问中日事变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女学生一听，立即斩钉截铁地大声回答：中日事变的根本原因是“21条”。日本学生听到之后十分奇怪，问“21条”是怎么回事。
“21条”对中国的冲击之大，可以从当时遍及全中国的排斥日货运动中反映出来。在汉口发生了捣毁日本商店的运动，要求拒绝接受“21条”的群众性请愿活动更是此起彼伏。5月9日，被中国群众自发地定为“国耻纪念日”。
国际上对日本的行径的批评，也非常激烈。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对日本持有反感的美国，5月11日对中日两国同对声明，美国以为“21条”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因而不承认该条约有效性。“21条”确实刺激了对中国和东亚怀有同等兴趣的美国。围绕争夺东亚霸权的斗争，日美间的对立明确起来，亦是26年后太平洋战争的“最初原因”吧。
“21条”第五款的内容，连元老山县有朋和井上馨都对这种直言不讳的提出方式似有顾虑。然而，社会上许多人士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甚至民本主义的旗手吉野作造在1915年发表的《日支交涉论》中也表示：“今度对华的要求，表面上看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或者损害了中国的脸面，但从帝国的立场上看，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中略）第五款的削除，是非常遗憾的..是外交上的失误。”
实现强国梦
“欧洲的大祸乱”给日本带来了诸多“天佑”。日本不仅借此扩大了在中国和东亚的利权，而且迎来了使自己的经济跃进的绝好机会。
本想在6—8星期内结束战争的协约和同盟双方，不意却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只好将坚持了100多年的亚洲市场的开拓暂时放下来。从欧洲诸国输往中国和亚洲的工业品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军需品的订货单却如雪片般纷至沓来。这种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利益，全部被日本独吞。日本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起来。
钢铁生产从战前平均年产量35.5万吨（世界第13位）增长到1917年的79.3万吨（世界第9位）。
造船由战前5.8万吨，跃进到42万吨，居然增长了7倍以上。船只保有总吨位也由1914年的170万吨（世界第6位）上升到1919年的230万吨（世界第4位）。
化学工业的产值，由1914年的1.758亿日元，扩大4.4倍，1919年时为7.769亿日元。
轻工业的发展更为显着，其中纺织工业的生产额，从1914年的6.2亿日元，激增5倍以上，1919年达到32.959亿日元。工业总产值由1914年的13.716亿日元，扩大5倍，1919年时为67.376亿日元。
随着电力事业的急速发展，到1917年时工业用动力中电力使用率从此超过了蒸气动力。
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对外贸易的长期入超状态，也发生了逆转。1915—1918年的4年间，出超达到14.8亿日元，其中仅1917年一年就达到5.67亿日元。在对外输出的商品中，生丝依然是最为重要的。1914年和1918年的生丝输出量，分别为1.74亿日元和5.28亿日元，增长3倍以上。其结果是，至1919年末统计，日本外债额为18.22亿日元，对外投资额为31.93亿日元，一变长期负债国而为债权国，对外投资中，最主要的是纺织业对中国的进军。
由此，所谓“大战景气”就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给一心想成为强国的日本带来了种种好运。在景气的刺激下，新设企业如雨后春笋，股市亦呈现活跃。全国各大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从1914年的11.1％猛增至1917年的125.2％。这样的利润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金融的活跃，市场需求的扩大，就业机会的增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人口的增多。随着工业的发展，1914年有工业人口109万人，1919年达到178万人。其中男性劳动者的占有率由45％上升到49％，与女性工人数几近持平，工业劳动力来源于农村，全国产业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1914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3.1％、16.7％、15.5％；1919年，上述产业的比例分别力53.8％、22.3％、18.3％。
由于工业的急速发展，对劳动的需求量也增加了。熟练工人的不足，使企业间展开了职工争夺。为了吸引熟练工人，企业方面只好改善劳动待遇，提高工资。一个男性工人平均月工资额，从1914年65钱提高到1919年的1.44日元。
工厂的发展，必然使城市人口增加，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数与人口数，由1913年11个城市594万人，增加到1918年的14个城市729万人。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对农村产品的要求量骤然加大。在都市化运动推进的同时，农产品市场也扩大了。由于豆饼和化肥普及，脱谷机等农机具广泛使用，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1919年时大米总产量首次超过6000万石。
1915年11月，大正天皇在京都举行登基仪式，日本全国充满欢庆气氛。
大限重信被授予侯爵，各大臣、军人、官吏、议员甚至宫中女官，都得到论功行赏的犒劳。日本对大战以来的好运气表现出少有的满足感。
由于袁世凯企图称帝引发了中国南方“第三次革命”，中国政局再一次陷入混沌之中。大隈内阁认为，推进干涉中国政策的大好时机又来了。阁议决定：因为袁世凯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的障碍，所以有必要将他搞掉，默许民间浪人策划排袁。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陆军大佐土井市之进、少佐小矶国昭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川岛浪速则直接在满清宗社党和蒙古巴布扎布那里策动叛乱。但驻沈阳和安东的领事矢田七太郎和吉田茂认为，这种策动并没有成算，不如支持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同日本配合的奉天军阀张作霖，通过张来搞满蒙独立更为实际。官方和军部不得不从“第二次满蒙独立”阴谋中撤走，惟剩下川岛等浪人仍不肯罢休，企图继续制造混乱，并演出了刺杀张作霖未遂事件。自此，“第二次满蒙独立”，变成了说服拉拢张作霖秉承日本意图搞满蒙独立，或杀死张作霖继续推进原计划。川岛的阴谋，最后以张作霖一举击灭巴布扎布叛军而告终。
实际上，日本对满蒙支配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是由于亲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参战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国家总体战。确保能承受住莫大战争消耗的资源，是未来日本性命攸关的大事。1917年8月，小矶国昭向参谋本部上呈一份私人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题目为《帝国国防资源》，主张为了确保获得大陆资源，应尽快修建对马海峡海底隧道。由于估计耗资大、工时长，陆军和政府没有采纳小矶的意见。日本投降后，小矶在巢鸭监狱写回忆录《葛山鸿爪》时，不无感慨地谈到，如果采纳自己的意见修凿了这条隧道，恐怕就不会打日美太平洋战争了。
正当日本因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而陷入自身政策混乱时，德国在同俄军的僵持中一举突破成功，占领了罗马尼亚。俄国战线崩溃，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二月革命”后，俄国内部两个政权并存，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打倒战争的口号，整个俄国已成了德军可以轻松越过的真空带。日本人开始担忧，生怕不知在哪一天，德皇威廉会突然叩开日本的大门，索取山东和南洋的赔偿。幸好这时美国宣布对德作战，日本政府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回过头来商讨对策：沙俄在人民革命中倒台对日本来说是福是祸？日俄本是密约国，相互之间对远东势力范围相互承认，并相互承担义务。沙俄一垮台，顿使日本外交失去可以凭恃的依靠，但随着苏维埃政府成立，和平布告的宣布，北满甚至西伯利亚都成了日本嘴边的肥肉。因此，日本政府内部就分成了不管其他诸强的态度如何日本主动出兵的所谓“自主出兵派”（田中义一和外相本野一郎等）和应该同美英协调之后再出兵的所谓“协调出兵派”（山县有朋、原敬和前外相牧野伸显等）。
踌躇犹豫之中，1918年1月12日，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巡洋舰“朝日”和“石见”号驶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4月4日，以3名日本商人被杀为由，日本陆战队同美国陆战队一起在海参崴登陆。5月，代替大隈内阁的寺内正毅内阁，同段祺瑞政府达成秘密协定，为支持谢苗诺夫集团在北满进攻苏维埃，进而为出兵北满铺平道路。最终使大规模出兵与否的僵局出现转机的是，捷克兵团同布尔什维克军队发生冲突，武装干涉终于找到了“理由”。在同美、英、法协调后，日本于8月2日正式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8月3日，驻守小仓的第12师团第一梯队从门司、字品两港出发。8月12日，主力部队在司令官六谷喜久藏大将统领下，从东京车站出发。14日，另一部分军队从字品出发。出兵人数为1.2万人。
总统威尔逊发布“14点计划”，是在1918年1月8日。“14点计划”不仅是针对苏俄的“和平宣言”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向一次大战之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秘密外交、秘密条约所导致的国际不安定状态提出来的。是美国继提出“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口号之后攫取世界事务主导权的又一重大步骤。主要内容有：
1.废止秘密条约、秘密协定。公开缔结媾和条约；2.航海绝对自由；
3.废除经济壁垒，确立平等贸易；
4.缩小军备；
5.自由地、不带偏见地、绝对公正地处理殖民地的要求；14.建立国际联盟。
第6点至第13点是关于俄国和波兰诸问题的具体处理原则。
“14点计划”的提出，意味着批评帝国主义旧外交的自由主义新外交的诞生。如果不绝对地从主观上去分析提出者的某些动机，则应当肯定它的客观进步性。就在“14点计划”提出后1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请和问题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
和会以大国为中心来进行，由美、英、法、日、意5国各派2名全权代表组成的10人最高会议，是和会的核心。日本方面的代表是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采取了侧重于要求各国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德属南洋各岛，其他则顺应大势的策略。
由于和会主要讨论的是德国及欧洲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亚洲和太平洋的势力范围问题，况且日本和英国之间尚有秘约关系，所以抵抗住了美国的攻势，以放弃在山东占领的地盘为条件，保住了青岛租借地，并成为德属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国。
1910年1月，最受人欢迎的杂志《太阳》在其临时增刊号上特别刊载了一个以“一等国”为名的专集。编辑者从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交通、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入手，分析了主要国家的国情，举出英、美、法、德、意、奥、俄为7大一等国。这个专集没有提到日本，也没有将日本的情况与上述7国作比较，大约这时候日本还称不上“一等国”吧。1919年作为5大国之一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成为主要发言人之一，并不完全因为其战胜国的地位。自1914年以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飞跃发展，其经济实力已经列入世界前5位行列。海外领有殖民地和保护国的面积，已经超过了其本身的国上面积。国内产业化、都市化的进行，产业结构、人口构成、社会公共事业，民众的社会意识也发生着巨大的变迁。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脱亚入欧，成为亚洲的欧美国。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强国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日本已经可以把自己列入“一等国”的行列了。
第17章 政党政治
民本主义
支持政党政治成立并促其发展的，无疑是从1912年以“大正政变”为发端开展起来的大正民主运动。在社会思潮上，《东洋经济新报》和《白桦》派向人们展开全面宣传，给初期的大正民主运动以指导。但最终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理论基础的还是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