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887年的《三醉人经纶问答》，是作者对日本国家“经纶”——国家前途的正确方向进行深沉思考的国际政治思想名着。此书满含浓厚的文学兴味，它设想三醉人——民主主义者“洋学绅士君”、侵略主义者“东洋豪杰君”及自由主义者“南海先生”，把酒畅谈天下大势，展示了明治时代日本民族探索前进道路时的真实心境和政治思潮。
洋学绅士主张日本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完全的文化、道义国家，成为“民主、平等、道德、学术的试验室”。他认为政治上必须遵循“进化的法则”，这就是由专制主义到立宪制度，再到民主政治。“啊！民主制啊！民主制！君主专制，愚昧而自身尚不知其过；立宪制虽知其过，但也仅改了一半；民主制光明磊落，胸中没有半点尘污。”“在君土专制的国家里，可称为人的只有王公贵族，余者百万生灵，均为精神不健全的酒囊饭袋而已！”
而在立宪制度下，人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由于设有君主和五等爵位，所以在一国的民众当中有一种更尊贵的东西，大大有别于其他东西，这就是在平等的大义上终究不免有所欠缺。”就这一点来说，天皇制不消说也是愚昧、未开化的制度。惟有民主共和制，实现了“政事的进化”。绅士君引吭高歌民主制：“你头上只有青天，脚下只有大地，心胸开阔，意气风发。要说时间的话，那无始无终，不知前后有多少亿的永劫就是你；要说空间的话，那无内无外，不知左右有多少亿万里的太空就是你。”这就是绅士君的理想——让日本走彻底民主化的道路。
从这一彻底民主化的立论出发，绅士君产生了第二个设想，即日本必须成为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绅士君认为，“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没有其他主人时，国名只不过是地球某部分的名称而已”，“我与他人没有区域的界限，不会发生敌对的意识”。因而，可以说民主制“把世界人类的智慧与爱情融为一个大的圆形整体”。绅上君引用康德的话说，要想得到一切国家停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好结果，除非各国都采用民主制，否则是不可能的。各国既已采用民主制，此时，人民的身体不复为君主所有，乃自己所有。假如人民归自己所有、能自己作主，岂有自相屠杀之理。
作者中江兆民借绅士君的嘴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19世纪的今天，以武威为国家的光荣，以侵略为国策，强夺别人土地，杀害别国人民，一心想当地球的主宰者的国家，真是疯狂的国家啊！”
他认为日本不能、也不应加入帝国主义强盗队伍的行列，因为“疆土狭小、民众寡少的国家，如不以道义自守，则无其他可凭恃”。“诸如区区一小国的人民，如今仅仅出兵十万，遣军舰百十艘，运到遥远的国外去侵占土地，欲用以扩大本国经济的流通，那么，这不是愚蠢便是发狂。”日本的国家前途应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制度，把人身的自由归还给人们，拆除城堡，撤消军备，对他国示以无杀人之意。同时，示意相信他国也无此意。使举国上下成为道德的花园、学术的田圃”。进而“使地球上各国合而为一个大家庭”。
当绅士君谈到这里的时候，豪杰君冷不丁地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凶暴的国家，乘我们撤除军备之机，遣兵来袭，我将如何对待呢？！”
绅士君说：“据我所知，绝无如此凶暴的国家。如万一有之，那么我们只有各自为计。但是，我所希望的是，我们不持一件兵器，不带一粒子弹，从容他说：‘我们对你们没有做过失礼的事情，幸而我们也没有受谴责的理由。我们国内实施共和制，没有争执。我们不愿你们干扰我们的国事。你们赶快回去吧！’他们仍不听，荷枪实弹对准我们时，我们大声疾呼：‘你们为何如此无礼无义！’于是饮弹而亡，别无良策。”
豪杰君听后揶揄道：“绅士君数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论世界的形势，讲政治沿革，而最后一着只不过是让举国人民拱手在敌弹下送死而已。
说得太轻巧了！有名的进化之神的效验果真如此吗？”
豪杰君认为绅士君的意见不过是书生的空泛之论，在英、法、德、俄等国的百余万军队蚕食亚洲之际，“高唱区区的自由平等的大义，述说四海兄弟之情”，真是愚蠢之极。他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要求得富强，必须走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他的观点类似于福泽谕吉“杀鳅养鹤”
的论调。他隐晦地暗示，像中国这样的邻国，“国土非常辽阔，资源极其丰富，但它又非常衰弱..虽有百余万军队，但杂乱无训练，一旦危急毫不顶用..这是一只极肥的上供用的大牲牛。这就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为什么不快去割取一半，或割取三分之一呢？..把该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割取过来为我国所有，我们将成为大国！物丰人众，加之施以政治教化，可建成城垒，可铸大炮，陆地可动员百万精锐之师，海上可排出百千艘坚舰，我小国一变而为俄国、英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
对这些观点，南海先生说：“绅士君的民主制度和豪杰君的扩张主义，都是由于对欧洲强国的形势过虑而产生的。”他否定了这些极端观点，认为现实的良策是，“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对待亚洲邻国，主张“我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动援助。妄图大动干戈，轻率以邻为敌，使无辜民众死于枪弹之下，那是下策”。
这个南海先生可以说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当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纷纷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加入西欧国际政治体系时，中江兆民却针锋相对地对西欧国际体系的“内部原理”和“外部原理”展开了批判。
如对中国，福泽谕吉视其为“恶友”，作者则借南海先生之口，表达了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如像中国，无论从其风俗习惯来说，抑或从其文物风格及其地势来说，作为亚洲小国的我国，应该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到了我国特产日益增加、货物丰富的时候，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在是我们的一大市场，是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不考虑这一点，而按一时发扬国威的念头，以一言不合为借口挑起争端，我看是最坏的下策。”
面对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严峻情势，南海先生主张日本及其他亚洲人民奋起自卫：“假如他..果真敢于狡猾地来侵犯的话，我们只有全国皆兵，竭力抵抗，或据守要地，或突然进击，进退出没，变化莫测。因为他是客，我是主，他不义，我是正义。因此，我国军队，不论将校兵卒，同仇敌汽，士气旺盛，有什么不能自卫的道理呢？！”“我们亚洲各国的士兵，想用他们征伐时则不足，用以防守时则有余。所以，平时要加紧训练、演习，养精蓄锐，那么，为什么要担忧不能自守呢？！为什么需要按绅士君的计策束手待毙呢？！为什么需要按照豪杰君的策略招致邻国的怨恨呢？！”
《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逼真地表现了日本民族在近代青春期的理想与苦恼。从对外观的角度来看，在西风东渐的形势下，是“亚洲连带”、共同抗击殖民侵略，还是通过脱亚入欧而加入西方国际体系、与西方列强共同侵略亚洲？对这一重大课题，本书着力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严峻性和日本人民选择历史前进方向的艰难性。书中的绅士君主张将日本建成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无疑体现了作者的美好理想。但作者不得不承认，“人类进化过程决不是按几何学所规定的直线前进”，绅士君的理想只能是“尚未实现的思想上的灿烂瑞云”，而“瑞云是未来的祥瑞，只能以远眺为乐”。“绅士君，绅士君，思想是种子，大脑是田地。你真正喜欢民主思想的话，可以口述，可以笔书，把种子播撒到人们的脑髓中。这样，几百年后民主思想也可能在国内茂盛地生长起来。现在帝王贵族的花草正扎根于人们的脑髓中，只有一颗民主的种子在你脑髓中萌芽；如果想由此一下子收获民主的硕果，岂不荒谬吗？！”这段话，既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表现了作者对理想难于变成现实的无奈及苦涩的心境。书中的豪杰君是近代日本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在西方列强紧逼东亚的情势下，为了使小国日本不被吞灭，而提出小国变大国、变强国的对外征伐的政策。他的思想继承了幕未吉田松阴等武士的衣钵，以牺牲弱小的邻国以求得民族的自我拯救。作者中江兆民认为豪杰君的对外侵略主张不符合人类的“正义”，但豪杰君那种对邻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的咄咄逼人言论，比起绅士君“我国人民不持一枪，不携一弹，希望死于敌寇之手，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化为一种活的道德，成为永垂后世的模范”的迂腐之论，更具煽动国民心理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者通过南海先生，批判了西欧国际体系，否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道路，这是全书进步的基调。但南海先生的见解也略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安排他终日饮酒浇愁而已，这正是因为作者在当时“有理者无力，无理者有力”的历史大环境下，深感历史二律背反逻辑捉弄人智的威慑力。
第13章 大陆政策
祸心毕露
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和扩张。
明治年间制定的日本“大陆政策”，确定了5个侵略步骤：第一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征服中国内地；第五征服世界。
明治政府制定这样的“大陆政策”，决非偶然。从封建时代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就曾一再鼓吹过“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梦想征服世界。
这毫不奇怪，从思想根源上说，这是同掌握统治权力的、封建武士出身的人物头脑里的封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日本封建武士统治国家时，有两大基本指导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二是，要实现“武国”观念，以武力作为立国的基础。这种“武国”的特色，就是崇尚军国主义，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的“荣耀”。
首次明确提出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狂妄计划并力图付诸实施的，当推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在初步完成日本的国家统一之后，就企图先占朝鲜，而后征服中国和印度，定日本国都于北京。1592年，丰臣出动陆军19万人、水师9000人，自釜山登陆，逼近汉城、平壤，这就是文禄之役；1597年，他又出兵14万，大举侵朝，史称“庆长之役”。但两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兴起的“海外雄飞论”及“尊皇攘夷论”中，均包含有对朝鲜、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桥本左内、岛津齐彬等人。尤其是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就提出：“为今之计..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中国东北）、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他强调说，“方今急修武备，一旦军舰大炮大体充实，即可开垦虾夷..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琉球..责成朝鲜纳币进贡..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有台湾、吕宋诸岛（菲律宾）”，乃至占据整个中国及“君临印度”，“使神功（皇后，日本神话中开拓疆土的先驱者）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吉田松阴对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影响极大，出于松阴门下的被授爵、赠位者多达37人，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是其中最著名者。日本帝国的统治集团，就继承了丰臣秀吉、吉田松阴等人的向世界扩张的思想。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明确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表露了向外扩张、用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
明治天皇（1862—1912年），1867年即位。在1871年后接受“刚健”的武上教育，受训掌握了剑术、马术、角斗术等，从此崇尚武功，好勇狠斗。
后半生与军国主义紧密结合，是大陆政策的直接推动者，是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日本帝国的最高统帅。
明治天皇索以继承神武以来所谓“兼六合”、“掩八纮”即征服亚洲乃至世界为己任。他一年四季穿着旧式军装，骑高头军马，衔“三八”枪子弹壳制作的烟嘴，在陆军大学毕业典礼或军事训练中出头露面；有时还亲自参加实战演习，召见士兵，到处鼓吹宣扬“国威”、扩张“国运”，为日军官兵参加侵略战争打气。
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保留着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因此，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也就把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的殖民政策和军国主义，在实践上奇特地融汇起来，变成了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对邻近国家关系的主线。
觊觎朝鲜
“征服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侵略朝鲜，不仅为日益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所需要，而且对日本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当时，朝鲜在政治上处于对中国清朝政府的从属地位。而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日本最近，在日本统治集团眼里，朝鲜又是侵略中国大陆的一块跳板。他们将朝鲜称为“渡满桥梁”。正因为这样，明治政府刚成立不久，其内部就有人积极主张“征韩”。
1870年8月，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讲得十分明确，他说：
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若使他国先鞭，则国事于此休矣。且近年来，各国也深知彼地之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既如鲁西亚（俄国）者，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每每欲吞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却疏忽，况列圣垂念之地焉。①此外，同年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征伐朝鲜的建议中，也明确地谈到，“4年前，法国攻朝鲜，取败刃，懊恨无限，必不使朝鲜长久矣。又，鲁国（俄国）窥窃其动静，墨国（美国）亦有攻伐之志，皆垂涎彼金谷云尔。皇国若失斯好机会而与之匪人，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故臣痛为皇国唱鞑伐也”。白茅还认为，“伐朝鲜，富国强兵之策，不可轻易以糜财蠢国之论却之”。相反，伐朝鲜不仅可以“大练我之兵制，又辉皇威于海外，岂可不神速伐之乎哉”。这就是日本明治初年之所以极力企图“征韩”的根本原因。
1868—1870年，木户孝允多次提出“征韩”的主张，最先鼓吹向外侵略扩张，受到西乡隆盛的反对。1871年，大村益次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征韩”时，也受到西乡的反对。可是，1871—1873年，当木户孝允作为副使、随大使岩仓具视率领的政府使节团赴欧美考察期间，日本朝野又兴起了“征韩论”。留守政府中的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和板垣退助等想用侵朝战争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借以解决封建武士出路问题。这一主张遭到回国后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对。虽然木户孝允旱在1868年就提出“征韩”的主张，但经过出国考察改变了主张，认为日本当务之急应以整顿改革“内治”为主，反对立即侵略朝鲜。围绕着“征韩”问题，明治政府官僚分成两派——“内治派”与“征韩派”，并且进行了激烈的政争。最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内治优先”派取胜。他们采用王政复古时使用过的手法，弄到一份敕旨，利用天皇权威，让岩仓具视代理三条①《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49页。
实美大政大臣，迫使主张征韩的西乡派下野，改组了政府。这场政争，史称“明治六年的十月政变”。
西乡隆盛10月23日所提出的辞呈被批准，政府保留了西乡陆军大将的职位，而解除他的参议和近卫都督职务。板垣、后藤、江藤、副岛4参议也在同一天提出了辞呈。25日，政府任命工部大辅伊藤博文为工部卿并担任参议，进而任命海军大辅胜海舟担任参议兼海军卿。
西乡的辞职，近卫兵发生动摇，军官一个接一个地薛职。据《明治天皇纪》记载：“诸如步兵士官，告假者已过其半”，“辞职而去者甚多，近卫土官因此几成一空”。辞职而去的官兵，多来自萨摩藩和土佐藩。巡警之中也出现了许多辞职者。数天中，西乡一直手持一杆猎枪，既未与下野参议图谋后事，也未组织辞职的近卫军官。28日，他只身一人飘然走向鹿儿岛。
其实，日本统治集团两派之间在“征韩”问题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所谓反对“征韩派”的“内治派”，在原则上也赞成“征韩”，仅是在“征韩”的方法和时间上有所不同而已。即不同意“即征”，而主张“缓征”。
由于当时日本人民斗争高涨，反动封建士族作乱，加之政府财政困窘，“征韩论”不得不暂时收敛，“征韩”之争宣告结束。
江华炮声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朝鲜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列强都在垂涎待机夺取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带。从南方北上的有英国、法国；从北方南下的是俄国；从东方横渡海洋的是美国。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依靠地理上最为近便的优越条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决心抢先侵占朝鲜。日本侵占朝鲜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外交、军事活动过程。
1869年初，日本派遣樋口铁四郎为使节，前往朝鲜釜山，把日本维新的事实通知朝鲜，并要求建交。但是，日本在给朝鲜的通知文书中，改变了1609年朝日两国缔结的《己酉条约》所规定的文体和印章，而屡用“皇”、“敕”
的字样。因为对朝鲜来说，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皇”、“敕”的字样。
日本明治初年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屈从欧美，侵略朝鲜和中国。统治集团的“征韩论”，早已引起朝鲜政府对日本存有戒心。为此，朝鲜政府不仅拒绝接受文书，也不接待来使。
日本政府为了准备以后侵略朝鲜，于1870年初，派佐田白茅和森山茂前往朝鲜。佐田是十一贯坚持“征韩论”者，很早就被积极主张侵略朝鲜的木户孝允所赏识。1870年春，佐田回国，向日本政府上书，叫嚣“征韩”。
认为证伐朝鲜“必可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大院（君），七纵七擒，实易..”如果清政府“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佐田还说，征代朝鲜的好处是：“伐朝鲜有利而无损..故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也。”他还从“安内以攘外”的角度说：“今皇国实思兵之多，而不患兵之寡。诸方兵士，..颇好战斗，翘足思乱，或恐酿成私斗内乱之忧，幸有朝鲜之举，用之于斯，而泄其兵士郁勃之气。”他要“屠朝鲜”、“伐中国”。这个上书也透露了日本借助对外用兵，以防止“私斗内乱”，即“攘外以安内”的意图。
1870年5月，森山茂也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建议书。这份建议书认为，1592年丰臣秀吉怔讨朝鲜的祖法是治国良策，是避免内乱的必要措施。
1873年，朝鲜政府内部也发生了一次政变。大院君执政的10年间，在对外问题上强硬地推行了斥洋和斥倭政策。但是，1873年12月14日，崔益铉向国王上疏，猛烈抨击大院君及其政策。国王高宗在闵妃的怂恿下，认为该上疏是“出于衷曲”，“极为嘉尚”，便于1873年12月24日宣布国王亲政，把自己的父亲大院君赶下台。从此，闵妃一派掌握实权。
1874年8月11日，被闵妃一派收买的新任领议政李裕元出面攻击大院君的对日政策。他颠倒黑白地上奏国王说：“我国与日本，结邻通交已300年..”建议政府对釜山前训导安东畯，进行严肃正法。闵妃一派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借口实行所谓的“开国政策”，把忠实地执行大院君对日政策、以倭学训导安东畯为首的一大批人定为“罪犯”。在“枭首警众”的借口下，把安东畯处死，首级挂在釜山倭馆门前，向日本政府献媚妥协。以安东畯处死为转机，结束了大院君强硬的对日政策。
日本政府看到闵妃一派软弱可欺，更加露骨地侵犯朝鲜的国家主权。日本政府根本不想把朝日关系置于平等的地位。1875年，森山茂要求向朝鲜政府呈递文书。闵妃一派原是要接受该项文书并接待森山茂的。但是，由闵妃一派新派去的东莱府使对森山茂的突然到来，不知所措，请求中央政府指示对策。当时，在朝鲜中央政府内部，还有些大院君派的人物，他们坚决反对闵妃一派的对日政策。大院君也从外地返回汉城，监视闵妃一派的动向，使闵妃一派充当日本代理人的意图难以实现。于是，高宗不得不召见原任和现任大臣，征求他们的意见。可是，闵妃派的大臣因受到大院君及其一派的压力，也不敢公开表明态度。结果，作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致使森山茂不能呈递文书，返回日本。
日本政府通过外交尝试，看情了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虚弱。另外，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暂告解决之后，特别是经过1873年中日交换条约批准书之际，日方摸清了当时中朝所谓“宗属”关系的底细。认为此种关系“徒有虚名耳”，从而敢于从朝鲜下手。同时，日方想抢在沙俄之前，抢先占有实力地位。1875年2月，即森山茂请兵示威之前，日本驻俄国公使榎本武扬便已经在详细地考察了英俄在巴尔干的矛盾、以及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之后，向政府提出，乘俄国无力实行武装干涉之时，全力以赴地出兵朝鲜，占领“对马对岸之一岛或一地”，以确保向大陆扩张的“战略要点”。榎本的建议“对日本外交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1875年4用，驻釜山的日本外务少丞森山茂向外务卿提议，乘朝鲜“内讧”之机，“派遣一两艘军舰”，以在对马和朝鲜之间测量海路的形式进行示威活动，以军事压力迫使朝鲜对日开放。其手段与办法，可谓与当年欧美国家迫使日本开国的手段完全一样。
5月25日，日本政府派遣“云扬”号、“春日”号、“第二丁卯”号3艘军舰，驶往朝鲜近海。“云扬”号闯入釜山，并不顾朝鲜地方当局的抗议，旋即沿东海岸进行示威性的水域测量。接着，又在朝鲜西海岸进行同类活动。
9月20日，“云扬”号再度驶往京城附近的汉江河口，直接构成了对朝鲜国都的威胁。“云扬”号派出小舰船，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军立即开炮，击退入侵之敌。而日军则于当日午后占据了江华岛对岸的永宗岛，并摧毁了当地朝鲜守军的炮台。舰长井上良馨少佐，派兵登陆，纵火焚城，劫走大炮，杀死朝鲜军民35人。①
江华岛事件完全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侵略朝鲜的导火线。从1866年的“丙寅洋扰”和1871年的“辛未洋扰”以来，江华海峡一直是朝鲜国防的要塞地区，事先未经许可，任何船只都不能通过。“云扬”号故意不通知朝鲜，非法驶入江华海峡。后来，日本为“云扬”号事件造理由说：“于9月20日正在通过该国江华岛附近之际，不意受岸上发来炮火所击。”
其实，“云扬”号的派遣是根据广津弘信的建议，由日本外务省和海军省决定的。正如日本史学者渡边胜美所说：“虽把受炮火所击辩解为既突然，又完全出乎意料。但受炮击并非突然或出乎意料，而是预谋盼望受炮击。所以，我认为受炮击不仅不出乎我国意料，而且是我国所盼望的。”②日本政府接到“云扬”号事件的报告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发表公报，叫嚷出兵朝鲜。当时，曾以反“征韩派”人物着称的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也认为，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好的借口”，以此“上奉天子，下酬万民”。
1876年12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陆军中将、参议兼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前往朝鲜处理“云扬”号事件，并与朝鲜进行修好谈判。
然而，由闵妃一派控制的朝鲜政府，在发生“云扬”号事件后的第三天，还搞不清该事件的真相。议政府启言：“异舶之溯入内洋，未知其意之何居，系何国之人，缘何来泊。”第二天，三军府也上书说：“与年前抢掠之番船一类也。”
1876年1月6日，黑田清隆一行，率领800名水兵；乘坐3艘军舰和3艘轮船，从日本品川港起程前往朝鲜，准备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
日本的这一侵略行径，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赞赏。事前，日本政府曾将侵略朝鲜的计划通知驻日各国公使，并得到了支持。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在对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谈到这件事时寡廉鲜耻地说：这一举动“与贵国佩里提督来到下田时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平安将美国人泰勒所着的《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馨副使，以壮其行，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定能取得成功。美日之间经过一番授受之后，日本政府便模仿着西方列强向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手法，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活动。
1876年1月28日，朝鲜政府派申和尹滋承为正副全权代表去江华府，同日本全权代表谈判。日本为了达到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谎说已派来4000名日本兵，随后还将增派2000名。2月11日，正值日本纪元节，他们借口鸣放礼炮，实际上是以乱放舰炮进行威胁。他们还恐吓说：“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将立即开战。”
朝日两国代表共进行了四次谈判。在第二次谈判时，黑田清隆向申棉递交了条约草案，其中包括13项条款。
直到第二次谈判后，朝鲜政府才得知日本政府提出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和黑田清隆以武力威逼的卑鄙目的。从2月14日开始，国王召见原任和现任大臣，咨询对策。金炳学说：“彼国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实构衅也。”朴珪寿也说：“日本称以修好，而带来兵船，其情状叵测矣。”①①古同资译：《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版，第125页。
②[日]渡边胜美，《朝鲜开国外交史》，第229页。
①[朝鲜]《高宗实录》，第13卷，丙子13年正月20日。
2月18日，软弱腐败的朝鲜政府研究和审议日本提出的《修好条规草案》后，表示在原则上同意订约。2月19日，朝鲜政府决定委任申可“随时裁断之”。这个《草案》所涉及的事项，本应由主权国家朝鲜自己作出决定，但在军事威胁下，朝鲜政府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接受了这个《草案》。
1876年2月26日，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朝日修好条现》，史称《江华条约》。1876年8月24日，日本代表宫本小一又强迫朝鲜代表赵寅熙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8月24日。宫本小一在给赵寅熙的信中写道：在条约《附录》内“当揭载紧要条件”，至于不便于公布的，应当删去，另作《别录》交付，“以相约束”，而其“权理”则不应当异于《附录》。《江华条约》，《附录》、《规则》和《别录》这些日本强加给朝鲜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首先载明“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从表面上看，好像日本为朝鲜争得了“自主”之权，其实并非如此。日本玩弄的花招是，首先否定中国和朝鲜的“藩属关系”，并使之断绝，然后再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等港口，自由通商。日本占据这三个港口，也就等于占据朝鲜东西南三面的主要出入口。这三个港口，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3.规定两国自由贸易，“两国既经通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毫无干预，又不得限制禁阻”，“朝鲜国人民所买得于日本国人民货物，或其赠遗之各物，随意使用无妨”；
4，日本有权在朝鲜京城（汉城）派驻公使，同时在各开放口岸，“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有两国交涉案件，会商（由）所在地方长官办理”。这是在朝鲜通商口岸设置日本领事的规定；5，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刑事案件，即日本国人民在朝鲜指定港口如果犯罪，并牵涉到朝鲜人民，皆归日本官吏审理。在审理中应根据其本国法律裁决。这是照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第6条规定。对民事案件则规定：“倘有两国商民欺罔炫卖等事，两国官吏严拿逋债商民，令偿还欠债，但两国政府不能代为偿付。”这也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6条的有关规定完全相同。这样，日本在朝鲜就取得了“领事裁判权”这一特权；6.条约规定：日本纸币在朝鲜流通，朝鲜铜市向日本出口。日本国人民可得（以）本国现行诸货币，与朝鲜国人民所有物品交换。于是，在朝鲜指定的各港口，两国人民不仅可以互相通用两国货币，而且日本人可以将朝鲜铜币运输出口。这样，就使日本货币得以在朝鲜自由流通，并能掠夺朝鲜的铜市。在日本货币中，还包括不能兑换的纸币，从而给朝鲜货币制度带来了二无化的弊端，使朝鲜经济制度陷于混乱的局面。因为朝鲜的铜币是含金的，它的实际价值比名义价值要高5倍。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比价差，从中渔利，使朝鲜铜币大量流入日本。由于开放贸易，不仅引起朝鲜铜币大量外流，还使日本纸币大量流入朝鲜，从而引起朝鲜币值下降，造成物价高涨。这是日本效仿美国哈里斯在日本采用的政治手腕。
《江华条约》不仅仿照19世纪5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所签订的《日美和好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内容，而且有些条款比日美条约规定得更具体，更具有不平等的性质。这从以下几个条款就可以看得出来：
1.《江华条约》第7款规定，允许日本在朝鲜沿海进行测量和绘制海图。
这不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为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提供了方便条件；2.《规则》第8则规定：“朝鲜国政府或其人民，除指定贸易口之外，欲运输各物件于他口岸，得雇日本国商船。”这使日本商船在朝鲜各个口岸可以作运输生意，几乎垄断了整个朝鲜的海运事业；3.《规则》第6则规定：“嗣后于朝鲜国港口住留日本人民，粮米及杂谷得输出入。”这一项则与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的条约不同，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3集中规定：“米与麦，不得作为货物运出日本国外。”可是，在朝鲜的日本人却得到从朝鲜自由运粮出口的特权，从而使朝鲜变成了日本的粮食供应地。这是造成朝鲜粮食价格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在灾年更加重了朝鲜的粮荒；
4.日本还充任欧美各国在朝鲜的代理人。《附录》第10款规定，“朝鲜国未曾与海外诸国通交..嗣后诸国船舶，为风波所窘，漂流到（朝鲜）沿边地方”，漂流民希望送还本国，朝鲜政府要通知各港口的日本管理官，将其送辽本国。这是日本对欧美列强讨好，取得他们的支持，使欧美列强赞同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样，日本剥夺了朝鲜的自主权，而且充当了欧美列强在朝鲜的代理人；
5，在《江华条约》、《附录》和《规则》中，根本没有货物税的条款。
但在8月24日，日本的宫本小一和朝鲜的赵寅熙在交换函件中写道：“货物出入，特许数年免税也。”这是确定了货物免税的权利。赵寅熙的复函明确承认：“货物出入，特许数年免税。”从此以后，日本货和欧美货通过日本商人之手，涌入朝鲜，以便牟取暴利。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不缴纳货物入口税的规定。
从1876年缔结《江华条约》开始，一直到1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完全为日本所垄断。再加上不缴纳货物入口税的规定，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民族经济，把朝鲜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和粮食供应基地。
本来，日本全权代表还片面要求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但是，朝鲜政府发表了如下声明：“我国本不与他国相通，而惟（有）日本则邻谊相好久矣。”
至于其他国家的通好立约等事，就不必再论了。于是，就没有载入《江华条约》，因此使《条约草案》由13款减力12款。
正在受着欧美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日本，一面向欧美各国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一面竟以武力威胁的同样手法逼迫朝鲜开国，使朝鲜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标榜着日朝两国平等同权的《江华条约》的实质，不仅是奴役朝鲜，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推行大陆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江华条约》是敲开朝鲜国门的条约，以后的侵略行径远远超出条约中的条款。日本为要占领战略要地，在1877年1月30日，强迫朝鲜签订《釜山居留地租借契约》。根据《契约》设置了“居留地”，后来外务省把釜山居留地称作“特别居留地”，其特点是：
1.它是为日本人居住和营业而设，在那里，除日本人以外，不准租借土地；
2.居留地内行政权只能由日本政府代表行使，拒绝被租借国政府或其他派有使臣的国家介入；
3.日本政府可统一施行任意决定的居留地制度，无需事先取得被租借国政府同意；
4.日本政府独占警察权，经常派驻警察；
5.在战时可用作军事基地或兵站基地。
显而易见，这种居留地和英国在日本的居留地、欧美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不完全相同，前者对被租借国主权的损害程度更为严重，几乎等于日本领土的延长，实际上是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点。继釜山之后，1880年在元山、1883年在仁川、1902年在马山先后设立了“特别居留地”，形成了殖民网点。
《江华条约》的签订，为朝鲜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开始铺平了道路，朝鲜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订约以前，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朝鲜政府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订约以后，朝鲜的主权开始遭受破坏。
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朝鲜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是日本迈出侵略朝鲜的第一步，1876年的《江华条约》是日本迫使朝鲜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尔后，日本政府则开始了以夺取朝鲜为目标的、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这从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内设管东局和管西局这种编制上看得十分清楚。与此同时，日本完成了将陆军改编为适合大陆作战的师团制。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便公开而具体地提出了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
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1868—1874年关于“征韩”之争的时期里，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即雏型阶段；1875—1890年，日本的“大陆政策”便进入第二阶段，即形成阶段。日本在江华岛的炮声中踏上了亚洲大陆。
“甲申事变”
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对朝贸易增加了十几倍，日本从朝鲜进口的重要物品大米和黄金，在日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大米从1872年以来主要向欧美出口，为了缓和由此造成的供给不足或歉收时的米价上涨，进口了廉价的朝鲜大米。此外，由于日本国内黄金产量很少，同外国的金银比价的差额和贸易的入超，硬币的外流连年增大，因此，从朝鲜进口黄金极其重要。
然而，对日本政府来说，朝鲜不仅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日本有着紧密的“政治的”和“战略的”关系，由于新疆的伊犁问题，俄国同中国的关系恶化，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俄国向亚洲侵略的危机感都在加强。于是，朝鲜问题开始同对俄问题联在一起，使两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积极起来。日本和中国都分别邀请考察团和留学生，劝朝鲜政府开国图强，以便加强对朝鲜的“指导权”。
朝鲜政府对开国并不积极，但自从发生江华岛事件以来，正视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注意到其背后的近代化过程，感觉到为了对抗日本必须学习日本的成果。朝鲜于1876年和1880年两次派使节团到日本，尤其是后一次有金弘集、洪英植、金允植等后来成了开化派的官僚，参观了行政、军事和教育的设施。这时，金弘集得到驻东京中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并将此报告国王。其内容是，朝鲜为对抗列强，尤其是俄国的侵略，应联合中日两国实行开化，并应与美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见解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朝野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张之洞等中国官僚的“联日反俄”论观点。
1879年，汉城近郊奉元寺的僧侣李东仁偷渡日本，得到福泽谕吉的知遇。1881年，朝鲜政府派遣62名朝廷官员到日本观光游览，用2个多月时间详细考察了日本的各个部门，其中有12人回国后就任政府枢要官职，推进朝鲜的近代化。
日本的办理公使花房义质抓住一切机会，向朝鲜政府建议推行近代化的措施。1877年，赠呈清朝同文馆刊行的《万国公法》两部；1879年，邀请参观停泊在仁川府济物浦湾的军舰“凤翔”号；1880年，赠送日本制造的各种步枪、手枪及弹药。花房所建议的近代化全部与军事有关。
1880年3月，朝鲜仿照清朝总理事务衙门设立统理机务衙门，作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机关。统理机务衙门的设置表明朝鲜外交已开始采取遵照国际法的近代方式。1881年5月，根据日本政府的劝告实行军事改革，组建新式军队，称作别技军，聘请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为教官。
可是，日本的扩张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开化派的兴起，受到守旧派的反击。
守旧派坚持支撑朝鲜锁国的所谓“卫正斥邪”的朱子学思想。卫正斥邪的儒生们反对开化派势力抬头，开展上疏运动。上疏运动始于1881年3月，到夏季达到最高潮。拥国王而握实权的闵妃的统治发生动摇。1873年失去摄政地位后过着冷遇生活的国王的父亲大院君，与尊华攘夷和卫正斥邪的儒生们保持着联系，于1881年6月前后开始活动。因新军的创始而感到受淘汰危险的旧式军队的士兵，由于粮饷的欠发和与此有关的贪污行为被揭露，愤怒不已。同时，由于日本商人囤积大米，米价暴涨，士兵粮饷流进黑市，发生从中取巧的贪污行为，使群众生活陷入穷困。对此，不满情绪迅速增长。7月23日，大院君等利用士兵和群众的反日情绪发动军事政变。政变中，士兵和市民数千人袭击王富，击杀亲日的闵妃集团大臣多人，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堀本礼造。花房公使放火焚烧公使馆，然后逃到仁川，乘英国测量船“飞鱼”
号于29日返回长崎。这就是“壬午事变”。
1882年7月31日，日本报纸详细报道了事变的内容。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于8月1日发表了《述朝鲜之变》的社论。8月8日又发表了《论对朝政策》的社论，作者对作为“第二个日本帝国”的朝鲜所寄予希望的，就是成为“防御强俄之屏藩”的作用。
奥宫健之是自由党的左派，但他却在8月2日发表了《征韩论》的文章，称朝鲜人民为“未开化之蛮民”。主张出动“问罪之师”“征韩”。他强调：
“欲使国民焕发爱国思想，则必须让其直接接触外国之事。”他把“壬午事变”看作是发动对外战争的好机会，试图谋求“扩张国权”，“大振国威于海外”。
自由党内部意见虽有分歧，但整个论调是“外示开战之势。内图和平谈判”，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同时，为了使朝鲜成为“防御强俄之屏藩”，应把它纳入“第二十日本帝国”的方向。
还有主张立即开战的，请求献纳军用资金的，志愿当义勇兵的，还印出了许多彩色版画，来煽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仇恨。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断定发动这次事变的“顽固党”是“文明的敌人”，说“要向世界万国宣扬我们的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其军队也是文明改进的军队”这种主义。
政府一方面压制黑田清隆的立即开战论，另一方面决定派遣陆海军和进行外交交涉的方针。对花房公使的训令中指示：如果朝鲜政府有重大过失情况时，可以用“严厉逼迫”的谈判，予以“强使赔偿的处分”，使其割让巨济岛或郁陵岛。除谢罪和赔偿之外，还罗列了扩大通商、获得资源的许多要求。8月9日外务卿的补充训令中提出：取得咸兴、大丘、杨花津的开放；取得公使馆员、领事馆员的内地旅行权；元山、安边的对日本人“暴行事件”
的解决；关于通商条约的让步。27日又训令为了补偿赔款，掌握端川金矿的监督权，以其产金充作赔款。
8月，花房公使率领军舰4艘、运输船3艘，陆军1个大队（营，约1500人）开赴朝鲜。以武力为后盾，向国王提出了处罚凶手、抚恤受害日本人、赔偿损失、开放杨花津等地、准许公使和领事及其随员在内地旅行、驻扎保卫使馆的日本军队等各项要求，并限期3日之内作出是否接受的回答。
借这次事变机会掌握了政治实权的大院君对此确定了拒绝的方针，在着手动员军队的同时，要求驻在马山浦的中国军队代表马建忠入京，马建忠提议在日朝间进行调停，为了压制朝鲜方面的对日强硬论，将大院君绑架到天津。主张对日缓和论的闵妃派于是又掌握了政权。
闵妃政权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8月30日，日本与朝鲜双方代表在京畿道仁川海岸的济物浦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和《大日本国与大朝鲜国修好条规续约》，日本获得50万日元的赔款，并获得了驻军权，扩大了釜山、元山、仁川的旅行区域，由于安边划入了元山的旅行区，实现了安边的开市，得到了外交官及领事官到内地旅行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使1876年修好条规的遗留问题得到有利于日本的解决，而且日本还获得了在外国驻兵的权力，于是建立了向大陆扩张的强有力的桥头堡。
壬午事变更加剧了日中两国的业已紧张的关系。为了支援在济物浦与朝鲜政府谈判的公使花房义质，日本不仅向朝鲜派遣了军队，而且还向东京、熊本两镇台下达了参谋本部设立以来的首次动员令，以防日中两国关系破裂。清政府也出兵对抗日本，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出现在京畿道仁川湾的月尾岛附近，而且增援部队也出现在京畿道南阳府马山浦。清朝声明，如果日本因日韩《济物浦条约》而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中国就继续驻兵朝鲜。
中国想要阻止日本在朝鲜扩大势力，但同时又想避免同日本进行武装冲突。由于中国的斡旋，朝鲜和美国在这一年的5月缔结了修好通商条约。中国采取了把列强势力引进朝鲜用来牵制日本扩张的政策。另一方面，英国驻日、驻清公使巴夏礼为了确保英国在亚洲市场的安全，也为了防止俄国侵入朝鲜，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日本、中国、英国各有自己的想法，但在朝鲜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利害关系。
“王午事变”之后，日本以“独立自主”的招牌，诳骗具有民族意识的年轻官员开化派，派顾问（牛场卓造、井上角五郎为开化党顾问）指导“独立革新”运动，培养亲日派。
清政府采取了实际上加紧统治朝鲜的政策，同日本的侵略朝鲜政策相对抗。李鸿章推荐马建常（马建忠之兄）和德国人穆麟德为朝鲜政府的外交顾问，让袁世凯训练朝鲜军队，提供近代武器，同时又驻扎了很多中国军队。
中国想借欧美列强的力量阻止日本的侵略，便劝告朝鲜政府于1882—1886年同美、英、德、意、俄、法建立外交关系，使朝鲜彻底向列强开放。与此同时，在朝鲜的官僚内部，企图拥戴国王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金玉均等开化派（独立党）扩张势力，从对抗中国的压迫和反对亲清的闵妃派（事大党）
的立场出发，接近日本。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务卿井上馨认为这是从朝鲜赶走中国势力的好机会，策划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法国方面要求和日本合作的情报，更加助长了他的企图。在这之前，金玉均来到日本，向井上、福泽和后藤象二郎等求援。福泽和后藤为金王均奔走政治资金的借款，并派人到朝鲜援助开化派。据《自由党史》载，后藤和自由党干事小林樟雄同板垣退助一起去访问法国驻日公使，说明朝鲜的“独立”计划，请求给开化派100万日元的借款。对此，法国公使以个人名义表示赞成，并提出法国向朝鲜派遣舰队。这个阴谋计划由后藤泄露给伊藤博文，为井上所得知，促使他加快实施积极政策的步伐。板垣等人提出，作为借款的保证，日本愿把朝鲜的矿山开采权让给法国。由此看来，日本利用中法战争，想通过同法国合作来推行侵略朝鲜的大陆政策。
金玉均派和公使竹添进一郎、井上角五郎密谋策划武装政变。早在11月12日，竹添向伊藤和井上请示在“以煽动日本党掀起朝鲜的内乱为得策”的甲案和“不使同清国发生事端”的乙案中，决定采取哪个方案，而在收到政府决定采取乙案的训令之前，竹添就执行了甲案。在政府内部支持竹添行动的动向很强烈。这从12月19日及27日井上毅致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的信函可以看出来。
1884年12月4日，在汉城庆祝新建邮局开幕的晚宴席上，日本刺客袭击了闵氏派要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乘乱在日本守备队的支援下占据了王宫，劫持了国王，逼令以铅笔写“召日本兵人宫”，矫诏杀闵允镐等6位大臣。
12月5日，金玉均宣布建立开化党政府，发布各项改革方针，废除了同中国的宗主关系，这就是“甲申政变”。
事变发生后，驻朝清军应朝鲜方面的邀请，进入王宫，赶走了日军，开化派政权只维持了3天就垮台了，竹添公使同金玉均等亡命者一起逃回长崎。
在这混乱期间的汉城，日本侨民有30人被杀。日本政府以井上馨为全权，率7艘军舰开往朝鲜。1885年1月7日，在汉城开始谈判。为了防备万一，日本动员陆海军集结于下关。由于日本在这次政变中的行动极不光彩，国际形势及国内准备也不允许挑起战争。为了先发制人，日本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先迫使朝鲜屈服“认错”，以摆脱日本在这次政变中的不光彩地位。1885年1月9日，日本同朝鲜政府签订了《汉城条约》，朝鲜除向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外，还同意出钱给日本守备队修建宿舍。
中国鉴于正在进行中法战争，还有日法缔结了相互援助密约的传闻，便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方针。1885年4月，伊藤博文亲自来年，诱迫清政府让步，并同李鸿章签订了事变善后的《中日天津条约》。其内容为日清两国以4个月为期由朝鲜撤兵，如果将来朝鲜的变乱严重化，日清两国或者一国派兵时，首先互相行文照会，事件平息时立即撤兵。这就是后来甲午战争的开战交涉时，陆奥宗光外相作为“表示两国对朝鲜具有平等权力的唯一明文”
用来作为口实的条约。①这样，日本政府又在与清政府争夺朝鲜的斗争中转败为胜，捞到了与中国同样的出兵权。
1875—1885年的短短10年，日本政府同朝鲜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带有侵略性的条约（《江华条约》、《釜山租借契约》、《济物浦条约》、《汉城条约》、《天津条约》等），攫取了朝鲜的重要港口以及领事裁判权、无①[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76页。
税贸易权、驻兵权、出兵权等特权，把朝鲜变成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为并吞朝鲜、进攻中国铺平了道路。
十年备战
日本政府在铺好了向大陆进军的路基后，又用10年时间（从《天津条约》到《日英新约》），实行全面的对中国作战准备——制定大陆政策、扩充军备、鼓吹“国权论”。
1885年，日本陆军特意从德国聘请了梅克尔少校，将军队的编制改力德国式，并设置了预定在战争时期充当军团长的监军。另外，为了使旅团（旅）
能在战时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还制定和整顿了旅团条例，除了由战列队和补充队组成的常备军外，还设置了与战列队同样数量的后备军，可动员的兵力一下子增加到原来的二倍半。海军则在广岛吴港和佐世保两处建立军港，要求达到“专供出师之规模”，并制定以8艘铁甲舰为主力的扩军方案。这个方案以击破清政府北洋水师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为目标，着重建造3艘主力舰，分别用日本三十著名风景区命名，即“严岛”号、“松岛”号、“桥立”号，称作“三景舰”。其特点是，舰体虽下甚大，炮位则很高（各配一门重炮，口径32厘米，炮身长12米）。这种奇特的舰型，乃是日本财力不足、处心积虑备战的产物。
与此同时，政府还发行海军公债，租借朝鲜的绝影岛，设置煤炭储存所等等。进而为了适应在中国南海和黄海作战，在吴港和佐世保设置了镇守府。
19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近代大工业以纺织、铁路、矿业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了产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日本是一个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勃兴之后，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包括粮食），对它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加之，帝国主义争夺远东殖民地的斗争日益集中到朝鲜；朝鲜不仅是日本争夺的对象，而且是英俄争夺的重要地区。上述两种因素有力地刺激了明治政府统治集团的黩武野心和向邻国扩张的欲望，他们决定把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进攻大陆作为对亚洲政策的总方针。
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将写好的《军事意见书》和在外相井上馨陈述外文危机的意见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起草的《外交政略论》交给阁僚传阅。山具着重论述了欧美列强争夺亚洲的形势，认为1886年蒙特利尔—温哥华之间已经通车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即将动工和巴拿马运河的开航，使欧美列强更便于侵略亚洲。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通车使得从英国经苏伊士运河到横滨的1.375万英里距离缩短为9250英里。在不久的将来，英俄在东亚必然对立。
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再次断言：
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央亚细亚，不出数年，及其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在朝鲜多事之时，而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动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等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①
山县认识到，日本对华战争具有强烈的国际争夺背景。他以对形势的估计为根据，强调说，“为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之忧”，必须把“充实军备”
①《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7页。
作为紧急任务。他还提出一套向邻国扩张的“理论”。他先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为“利益线”。
接着，便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该国“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极力主张日本应在英俄斗争的漩涡中“保卫”朝鲜。他还强调说：“外交和军备之要点，全在维护此两线之基础。”
1890年12月9日，山县在第一届议会以首相身分所作的施政演说中警告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赖于保卫主权线和防护利益线，强调“有关陆海军的经费占预算岁出额的大部分”。
青木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中，更加露骨地主张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意见书是行宪后第一届内阁提出的对邻国外交总方针（一般通称为“大陆政策”）。
它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要求，以后的几届内阁都承袭了这个外交方针。
山县内阁的《施政方针》标志着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它同明治初年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相比较，已经有了付诸实施的前提和条件。此后，日本的外交则进入了夺取朝鲜、占据殖民地、进而觊觎中国的阶段。
大陆政策确定后，充实军备就是最大的紧急任务。在首届议会上，海军方面主张必须把日本海军扩大到与清帝国舰队相匹敌的规模，要求今后20年内造舰32万吨。虽然海军方面的要求一时没有通过，但充实军备的工作仍在进行。
1892年11月29日，第4届议会召开。在前两天，即27日，伊藤首相乘人力车离官邪时与马车相撞，从车上摔下负伤。28日，井上内相任临时首相。12月1日，井上在议会会场上宣读了伊藤准备好的施政方针备忘录，作为施政方针的演说。伊藤促请注意“万国之形势”，呼吁“忠诚的诸位”“上下合作”。但是，12月19日，由河野任委员长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在审查政府预算时，在总额8375万日元中，削减884万日元。这样，议会和内阁展开了斗争，议会通过了上奏弹劾内阁的议案。1893年1月9日，伊藤上奏天皇。10日，天皇下诏，对“世界上列强发展之形势”发出警告，并要求停止“纷争”。13日，议会开会，以削减岁出262万日元与政府妥胁。
天皇诏敕中所警告的“世界列强形势”，一是指俄国已经动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二是指1892年7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舰航抵横滨。10日，外相梗本武扬在东京小石川的后乐园举行游园会，招待清朝舰队将领。16日，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日本议员。
中国舰挺装备的优势，令参观者惊恐不安。
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但议会却削减了包括建造军舰费在内的260万日元的政府预算。但是，天皇在解决纠纷的诏敕中指出：“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18s9年2月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君权”高于一切，“天皇统帅陆海军”，表明近代天皇制已确立，致使日本在贯彻其外交方针时有了特殊的保证，甚至可以使国民在自己还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有被置于卷入战争之中的危险。
军备的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1891年11月，发明村田枪的陆军少将村田经芳，把以前的单发枪改进为连发枪。1893年3月，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了高性能火药。1892年2月11日，驻德公使馆武官陆军步兵中佐福岛安正，从柏林出发，只身踏上西伯利亚的征途，从事谍报活动。1893年3月20日，海军预备役大尉郡司成忠接替福岛中佐，率退伍海军下级官兵100多名，从东京隅田川出发，迁居千岛群岛的占守岛，以从事国防所需的各种实验。
战争体制的准备也在进展。1893年4月，陆军次官儿玉源太郎就任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委员长。5月19日，海军部门设立了与陆军参谋本部并列的海军军令部。同一天，政府用敕令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确定了战时的统帅机构。该条例第一个特征是第2条规定——“大本营中，参与帷幄机密、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者，乃参谋总长之责任”，决定了陆军对海军的优势地位。第二个特征是第3条规定——“幕僚由陆海军将校组成”，把战争作为纯粹的军事上的事情，排除了武官以外的所有文官（甚至首相）
对战争的指导。战时大本营条例把统帅权的独立具体化，形成指导战争机构。
①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了进行大陆作战，从1893年4月到6月，亲自考察朝鲜和中国。7月，法国侵略暹罗时，陆军少佐上原勇作和陆军中尉山田良园考察了暹罗、印度支那、菲律宾各地。
从经济上来看，1885年以后，日本工业的发展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到1890年前后，日本已开始变成了工业国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足以形成“大陆政策”的物质基础。
制造战争舆论和对国民的思想动员是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国权论”成为大陆政策的舆论支柱。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国权论”逐渐抬头，从前的“民权论”者几乎全都变成“国权论”者，鼓吹进攻大陆。资产阶级报刊成了鼓吹战争的工具。自1885年福泽谕吉公开在《时事新报》上着文宣称“脱亚入欧”以来，日本的社会思潮已经转向了。
一度风靡的自由民权论，为国家主义、日本主义所代替。1886年，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杉田定一，在游历欧美期间所着述的《国是策》中，提出了倘若东方各国不能合力对抗西方的攻势，则将陷入“白色人种”的统治之下。
但其结论却是：与其“尽葬于白色人种之腹，莫如我也进而取之”。福泽谕吉说，在现今的世界上，不采纳西方文明，便不能维持国家的独立，而日本已经到了不能再等待的时候了，不如脱离亚洲而与西洋国家为伍，按照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朝鲜的办法行事。1892年7月20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写道：“我国当前之政略，应使人心转向国外，其方向则在朝鲜。”《自由新报》在1894年5月2日以《对韩之决心》为题，煽动说：“国民养兵是干什么的？难道铸炮、炼剑和建造兵舰是为了当作国家的装饰品吗？”改进党领袖尾崎行雄也借金玉均遇刺事件，大力煽动进军朝鲜向清韩问罪。由此可见，虽然政党有时嫌军费预算过多而和政府争吵，但到此时，它们和政府在向邻国扩张问题上已达成一致。
在民间，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个故事，盛传西乡隆盛还活在西伯利亚。
1891年3月，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宣布动工，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要在乌苏里第一工区举行开工仪式。他准备经海路去海参崴，中途在长崎登陆，参观日本。
5月11日，尼古拉观赏了琵琶湖风景，在滋贺县大津县厅进午餐后前往京都，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59页。
乘人力车到离县厅约500米的市街唐崎时，被在路旁警卫的警察津田三藏用佩刀刺伤。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加深了日本国内对俄国的危机感，俄国、俄罗斯、可怕的“水獭俄国”这种词句在大街小巷到处流传。与此同时，乞求救世主的老百姓指望活在西伯利亚的西乡隆盛会与尼古拉同舰回到日本。
更有趣的是，甚至在中江兆民的脑海里，西乡仍然栩栩如生。1891年4月，兆民给《自由平等经纶》杂志撰写了《平凡的豪杰与非凡的豪杰》一文。
他写道，报传“西乡南洲翁将从俄国归来”，“此事岂真力事实乎？抑为人心厌倦之极，虽明知其为虚传，仍以幻想怡悦自己之幻想，姑以自慰乎”？
他以这种笔法怀念西乡。
兆民把大久保利通看作“平凡的豪杰”，而认为西乡是“非凡的豪杰”。
他写道：
南洲翁乃非凡之豪杰也，当年若使南洲翁得展其志，率数万精兵，进入朝鲜，再深入之，则今日亚洲形势将如何？打消南洲翁非凡之事业，使翁之八千弟子不为禹域（中国）之蛟龙（水龙）而为本上之堰蜒，扼杀我日本，使之陷于平庸，使今日之日本形成今日之势者，谁之罪欤？①1893年10月，山县有朋（法相兼陆相）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说，为了不久的将来对做作战，必须首先确保战咯要地朝鲜；为了确保朝鲜，就必须尽快找机会对清作战。
朝鲜局势从1894年初开始激化。2月15日，在朝鲜产粮地区全罗道古阜郡爆发的农民战争（甲午农民战争），开始向全罗道首府、国王李氏祖籍全州进军。日本政府立即抓注这个机会，施展阴谋外交，积极进行开战准备。
1894年3月，金玉均暗杀事件，给日本送来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甲申政变后，金玉均逃亡日本。1891年，朝鲜政府秘密派遣李逸植暗杀金玉均和朴泳孝等人。李逸植从大阪财界和政界获得了援助。李逸植获得资助后，开始接近为资金而焦头烂额的金玉均，并说服1893年来到日本的洪钟字去暗杀金玉均。1894年3月，金玉均前往上海时，李逸植令洪钟字与之同行。
金玉均的改革计划受挫之后，觉得在日本重整旗鼓已经没有希望。只有去上海直接与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就朝鲜改革问题和东亚三国的“三和主义”进行交谈。
3月27日，金玉均到达上海。28日，洪钟字在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东和洋行中暗示了金玉均。李鸿章用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把金玉均尸体和凶手洪钟字送往朝鲜。朝鲜政府在汉江的杨花镇把金玉均的尸体处以凌迟极刑，并大书“谋叛大逆不道罪人金玉均”的牌子示众。
出身寒微且备尝辛酸的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希望通过战争而得势。他高兴地看到，金玉均暗杀事件是个发动战争的好机会。他在一次茶会上向陆奥外相讲了自己的意见，陆奥当时“歪着头，良久”，最后说：“试试看吧！”
其实，林董哪里知道陆奥“试试看吧”的含义呢。陆奥已经在设想同中国的战争，他是朝着经过川上参谋次长谋划而不可避的战争方向，调整着内政与外交。
5月，甲午农民战争的爆发，使朝鲜局势产生了危机。朝鲜政府难以镇压乃请求清朝出兵援助。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休假回国。留任的代理公使杉村浚，于6月1日把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遣援军之事电告日本政府，川上和陆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39页。
奥等人欣喜若狂。
日本政府一面借助东学党的力量，一面诱使清政府出兵干涉。日本政府向清政府照会说：“贵国政府何不代韩勘乱，我政府别无他意。”战争己确实不可避免了。6月5日，参谋本部根据战争大本营条例迅速设置了大本营，向广岛第5师团下达了动员令，把日本强行纳入战时体制。
1894年6月，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这正中了日本政府的诡计。早在中国出兵前，日本驻中国的领事、武官及各类人员，通过种种渠道刺探中国政府的动向，纷纷向日本政府电告，“此类电报，一日数至”。
日本政府已做好出兵准备，当中国出兵的情报一到，日本便立刻出兵。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了操纵舆论，把事态引向战争，接待了《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苏峰在《社会与人》文章中透露了一个秘密，前往朝鲜的“参谋军官”福岛中佐和上原少佐，正是频繁策划和一味主张开战的人物。
1894年6月5日，正在休假中的公使大鸟圭介离开日本，于6月10日回到汉城。出发时，他接到外相陆奥宗光的书面训令。上面明确写道，出兵是根据1882年《济物浦条约》第5款（日本的驻兵权）和1885年《天津条约》第3款（日本出兵时，行文知照清国）；并指示他，出兵的目的在于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侨民。“如果朝鲜政府为了镇压叛乱（农民战争），乞求帝国出兵援助时，应与派往该地的帝国陆军总指挥协商后，始可答应朝鲜政府之请求。”还批准他“若事机紧急，无暇请示电训时，阁下可临机处理”。
据林董的《回忆录》载，陆奥还给大鸟口头训示：“即令事与愿违，或因公使之果断而启战端，其责任亦应由亲自身承担，故不须丝毫踌躇，盼坚决处理一切。”林董认为，这简直等于说“要尽量采取开战的办法”。
6月6日，大本营决定，不待混成旅团编成，先派一个大队（营）步兵，命陆军少佐一户兵卫率领出发。9日，一户大队从广岛宇品港启航。后继部队由混成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直接率领，11—13日自宇品启航。到6月末，侵朝日军人数已达清军的2倍。
日本为了摆脱欧美列强的干涉，在开战前，施展一系列外交手腕，利用英俄矛盾，签订了《日英新约》（1894年7月16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向中国北洋舰队发射了第一炮，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了。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又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这一时期是日本最猖狂的时期，是日本“大陆政策”
的发展阶段。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顶点，同时，又是这一政策走向崩溃的起点。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崩溃，“大陆政策”也就随着灰飞烟灭了。
第14章 甲午风云
蓄谋已久
经过多年精心策划、周密准备，日本悍然发动了近代第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是一场日本毒设圈套的战争。因发生在甲午年（1894年），故称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向中国陆海军挑衅而引起的。
日本很早就把朝鲜视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为夺占朝鲜和发动侵华战争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早在1875年，日本就挑起“云扬号事件”，即“江华岛事件”。1876年，胁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获得了种种侵略特权，开始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
1880年11月，日本派花房义质任日本驻朝鲜公使常驻汉城，强迫朝鲜政府把朝鲜军队改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新建别技军，派日本军事教官加以控制。
1882年朝鲜“王午兵变”后，日本借口其使馆人员遭受损害，派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率领1500名日军大举进兵朝鲜，重返汉城。
清政府为阻止日本控制朝鲜，派北洋海军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军3000人进入朝鲜，迅速平定内乱。日本乘此机会以赔偿损失为借口，胁迫重新掌权的阂妃集团与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获得了在汉城的驻兵权。
1884年12月，日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和美国驻朝公使富特，乘中法战争爆发之机，策动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清军将领吴长庆和袁世凯率领1500名清军应朝鲜国王之邀，兵发景裕宫，镇压了叛乱。
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强迫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其后朝鲜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先相互知照，从而获得与中国对等的权利，为发动甲午战争留下了祸根。
1890年，日本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飞速上涨，促使贫苦工人、农民不断掀起“米骚动”，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这时，日本议会与政府间的矛盾加剧。1893年5月31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案，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
为解决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严重的政治危机，转移工农大众的视线，日本当局采取了在对外关系上制造“惊人耳目”之举的办法，企图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而加紧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准备。
正在这时，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和朝鲜官员金王均在上海被刺事件，日本军国主义借此玩弄阴谋，挑起了甲午战争。
1894年1月，朝鲜农民起义军领袖全琫准领导“东学道”发动武装起义，响亮地提出“辅国安民”、“尽灭权贵”、“惩办贪官”、“逐灭洋倭”等口号，其党歌也格外引人注目：“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落泪，歌声高处怨声高。”
全琫准的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20多万人，控制了全罗道、忠清道、庆尚道等大片国土，派去镇压的朝鲜官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朝鲜内乱很快就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注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首先开始采取行动。
川上操六，1848年生于日本鹿儿岛的萨摩藩士之家，幼名宗之成，后改为操六，青年时代就当上了萨摩藩亲兵，靠智谋和勇武精神，从分队长（班长）升到少将，1885年任参谋本部次长，是积极主张发动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干将，为当时日本情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出任大本营陆军首席参谋官兼兵站总监，参与制定甲午战争的作战计划，指挥日本陆海军作战。
川上操六密切注视着朝鲜半岛的风云变幻，他派伊地知幸介少佐到釜山，与日驻朝武官调查全琫准和东学党的情况；又命寺内正毅大佐起草出兵朝鲜的计划，他特别指示设法利用东学党浑水摸鱼，挑起战争。
金玉均是朝鲜开化党首领，他胸怀一腔爱国之志，但却长期被日本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竹添进一郎和日本浪人利用，发动反对朝鲜国王的政变；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多年，后被诱骗到上海，1894年3月28日被刺杀身亡。事后中国政府将其尸体运交朝鲜，被朝鲜政府戮尸示众。
日本右翼团体5月24日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为金王均召开追悼会，近卫公爵、犬养毅、鸠山等政界要人出席，玄洋社头目的野半介胡说“日本的忠诚朋友”金玉均在上海惨遭暗杀，肯定是清国人搞的阴谋诡计，清国派军舰把金玉均的尸体运回朝鲜京城就是明证，宣称“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国耻，我们的口号是讨伐清韩暴虐政府，进行吊唁作战”！
头山满指使的野半介前往日本外务省，会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要求及早向中国开战。
陆奥宗光，1844年8月生于纪州藩和歌山城的高级藩士之家。他熟谙官场权谋术数，又有操纵政党的特殊本领，很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赏识。
为解决日趋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和伊藤博文积极谋划发动侵华战争，已暗派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和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日本几乎全部的海军和1万名陆军开往朝鲜，表面上却指示日本驻外使节大造和平舆论：
日本认为，在西欧列强侵略远东的高潮中，日清相争只能予彼等以渔翁之利。为了日清善邻提携，永绝两国在韩国的纠纷，实为当前之急务。请向各国申明，日本不愿与清国发生战争，即使在临近破裂的最后时刻，仍要抱和平调整国交的愿望。务必注意不可摘伤欧美诸国的感情。
陆奥宗光明确指示日本驻外使节，在大肆制造和平舆论的同时，全力以赴制造开战借口：
目前形势表明，日清开战已不可避免，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
恰在此时，日本黑社会头领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求见，陆奥宗光曾与川上操六密商过派玄洋社暴徒到朝鲜混入东学党义军之中演出放火剧之事，就将的野半介请入会客室。
的野半介请求外务省批准玄洋社人员到朝鲜浑水摸鱼，陆奥宗光让他去找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接洽。
川上操六指示内田良平带一个名叫“天佑侠”的谍报团打入东学党朝鲜农民起义军内部，担负三项任务：第一是探知东学党动向并予以控制；第二是改变朝鲜人的反日情绪，增强日军的攻守力量；第三是煽风点火，在中日之间设法挑起争端，以便出动日军，把中国军队赶出朝鲜。
川上操六特别强调指出，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说明日本对中国开战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想迅速解决时局，就需要一个点火者。一旦大火燃起，灭火就是我们的任务，大日本皇军将立刻赶赴现场，进入攻击阵位！”
川上操六给黑社会头目打气说：“为给帝国出兵朝鲜制造借口，要设法怂恿清国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之乱，巧妙地把清国政府拖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之中！”
1894年5月29日，内田良平率“天佑侠”14人装扮成难民模样，渡过对马海峡，与在釜山接应的日本驻釜山副领事山座圆次郎和黑龙会暴徒吉仓汪圣、田中侍郎等会合，来到设在釜山的“大崎正吉事务所”。
内田良平获悉，东学党起义军力不给日、清两国军队提供蹂躏朝鲜的口实，加之起义军伤亡较大，已与朝鲜政府订立《全州和约》，撤出全州回到全罗道淳昌大本营去了。
内田良平马上派人与东学党起义军联系采取联合行动，全琫准在困难时期也表示同意，内田良平即率“天佑侠”赶往淳昌去见全琫准。
全琫准长得短小精悍，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但在困难情况下没有识破“天佑侠”的真面目。他将双方人员混合编组成大本营和7个方面军，全琫准任总督，武田范之、吉仓汪圣为军师，内田良平为游击军大将。
在“天佑侠”帮助下，全毒准率领东学党起义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一举打败洪启薰率领的朝鲜官军，全州城一片欢腾。“天佑侠”门徒为庆祝胜利开怀畅饮，突然，两个黑龙会暴徒慌慌张张跑进酒店，说他们揭了朝鲜官府宣告金玉均罪状的文告，正被朝鲜百姓追赶。
众人正在慌乱之际，头山满派黑龙会头目的野半介及时赶到，说明“天佑侠”已在朝鲜完成了演出放火丑剧的重要使命，使东学党又发展壮大起来，朝鲜政府向清国政府提出了派兵要求，这就为日本出兵朝鲜制造了借口，为日本备战争得了时间。日本军部和黑龙会首脑对“天佑侠”为开拓日本疆上立下的汗马功劳极为欣赏，称赞他们力挑起日清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完成了一项“虎胆妙算”的使命。
的野半介又传达头山满和日本军部的命令，将纵火队改为谍报队，兵分两路活动：一路赶赴天津侦察清国北洋舰队秘密；一路人马留在朝鲜，负有三大任务：一是引诱东学党投入反清战争，二是侦察驻朝鲜的清军动向，三是暗中监视东学党，为最后镇压东学党农民起义军进而实现日韩台邦打下基础。“天佑侠”从现在起归日本驻朝鲜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指挥。
的野半介命令两个惹事的黑龙会门徒从后门溜走，赶往天津搜集中国北洋舰队的情报。内田良平建议全琫准兵发朝鲜京城，全琫准不知内田良平的阴谋，对兵发京城也表示同意。
1894年6月1日，日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将汉城的情况向日本当局报称：
朝鲜政府被东学党吓破了胆，已向清国乞援，朝鲜半岛形势岌岌可危，若默视不顾，将使已不平等之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力，更有所轩轻。
我邦此后对于朝鲜，唯有听清国任意行动而已。日韩条约之精神，将被蹂躏！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当即召集内阁会议，通过了日本向朝鲜出兵的决定；海军大臣借派“八重山”号军舰护送大鸟公使返任之机，向朝鲜迅速增派海军，且发出该舰和海军听从大鸟公使指挥的训令；参谋本部令第5师团长派精锐兵力挺进朝鲜，暗中做好紧急出师之准备；内阁下令向邮船会社秘密怔调船只，紧急运送军队和军需品。
接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明治天皇奏请对清国开战。明治天皇随即向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下达敕语：
今朝鲜年乱蜂起，其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决定派遣军队，卿等应悉心协商，妥善处理。
此谕。
日本驻汉城代理公使杉村浚接到日本政府的密令，为诱使中国尽快向朝鲜出兵，便派书记官郑永邦去见清国驻朝鲜代表袁世凯，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引诱说：
目前日本政局一片混乱。昨天，众议院要求日本内阁整顿行政，削减经费，谴责政府修改日英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毫无进展，指责政府在外交上连连失败，甚至通过了弹劾内阁上奏案，把日本内阁逼入要么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地步。
今天虽已否定了众议院的上奏案，宣布解散议会，但政府危机却日益加深，很难有所作为！
郑永邦看袁世凯对向朝鲜派兵态度已有所松动，又哄骗说：“东学党之乱日甚猖獗，对日本和清国在朝鲜的商务活动都大有影响，看来仅凭韩国的力量很难平叛。为了日清两国的利益，日本政府恳请贵国迅速出兵，日本保证没有其他意图！”
日本驻天津公使荒川也奉命会见掌管清朝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表示日本“盼华速代勘乱”，声明日本“必无他意”。
6月3日，杉村浚拜会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花言巧语劝清国出兵朝鲜，还以其女儿嫁给袁世凯的儿子来拉拢。袁世凯上当受骗，向李鸿章报称：
顷刻，日本公署使臣杉村来晤谈，他的意思也是盼望中国迅速代为戡乱..察其语亡，只重视商民的保护，似无他意。
李鸿章就这样上了日本的圈套，6月4日奏请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赴朝，也电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按照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将此事通知日本。
日本诱使中国出兵的计谋得逞后，于6月5日在参谋本部设立大本营，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战争体制。明治天皇亲自批准向朝鲜派一个混成旅团，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向驻广岛的第5师团下达了动员令。
同一天，日本驻华兼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海军陆战队420人离日赴朝。
大本营首席参谋兼兵站总监川上操六也指示大鸟圭介，在到达仁川的同时，立即率领日军由仁川进驻汉城，占据战略上最有利的地形。
6月中旬，日清两军先后到达朝鲜：叶志超率2000名清军驻屯牙山，大岛义昌率一个混成旅团4000名日军驻扎在仁川日本居留地内。
出乎日本侵略者意料，朝鲜农民起义军与李朝政府讲和撤出全州，朝鲜局势平静下来。朝鲜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不但不从朝鲜撤兵，反而源源不断地增兵。
6月11日，俄、英、美等国驻朝鲜公使，纷纷质问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日本为什么向朝鲜出兵？大鸟无法解释，只得向日本当局发电建议：
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
目前汉城平稳，民乱状况业已发生变化，在收到下次电报之前，剩余的大队人员暂停派遣。
此时，日本当局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马上回电指示大鸟圭介：
即使在外交上稍有纷争，也要按日本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将日本军队开赴朝鲜，进驻汉城，并向朝鲜政府建议，劝其速借日本兵力弥平叛乱，是为上策！
这时，内田良平派其爪牙白水健吉带他的秘密信件去见朝鲜两湖招讨使洪启薰，约定双方勾结在鸡笼山消灭东学党起义军。岂知内田良平做事不密，白水健吉被全琫准手下人抓住井搜出密信。内奸面目暴露无遗，“天佑侠”
在鸡笼山被朝鲜农民起义军击散。内田良平命令黑龙会党徒化整为零、分散杀出重围，沿途搜集中国军队、朝鲜官军和农民起义军情报，秘密绘制朝鲜地形图，在朝鲜各地制造形形色色的爆炸和暗杀事件，然后投奔各路日军，为日军充当向导和翻译，提供所获情报。
为掩护日本大举向朝鲜增兵，陆奥宗光向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出强硬命令：
难以停止大岛部下的军队在朝鲜登陆，但你必须玩弄外交权术，继续与袁世凯进行日中共同撤军的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议，但一开始就不必准备实行之。
还要告诉你，你的不要过多增兵的建议虽非常恰当，但实难预料何时发生不测之变化。
考虑到在千钧一发之际，输赢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将按照帝国政府的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方为万全之策。
总之，帝国对朝鲜将来之政策，不得已将采取强硬处理方式。关于此点，本大臣正与伊藤伯爵商议中。日本政府为实现出兵朝鲜之宿愿，有应付一切事态之决心。
大鸟圭介遵照日本当局的明确指示，施展阴谋手段，与袁世凯进行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军的谈判，于6月15日达成如下协议：日本将驻朝鲜兵力撤回3/4，只在朝鲜留250人，且不在汉城驻兵；清国撤出援朝兵力的4/5，只留400人以应不时之需。等东学党起义平息后，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出全部兵力。
为表示诚意，大鸟圭介甚至提议立即交换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的公文。
日本当局见其诡计得逞，为把中国逼向战争，又于6月15日制定了新的阴谋计划。日本内阁当日通过了关于改革朝鲜内政的决议：与清政府合力尽快镇压朝鲜“乱民”；在“平定民乱”后，中日两国各派常设委员若干名驻在朝鲜，共同改革其内政。如果清国政府不赞成日本的意见，日本就单独迫使朝鲜政府实行政治改革。
6月16日，日本政府把这一方案向情政府提出。当时清政府正准备请欧美诸国出面调停，促使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军，就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共同促使朝鲜政府改革内政的方案。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地位，有意做给西方列强看的。接到中国的拒绝答复，便于第二天即6月22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发出绝文书，向朝鲜增派军队。日本蛮横地声称：
日本政府所百方筹划，以求朝鲜国安之要，业经陈明在前，日本政府不能付之默视。今而迟疑，无所施为，以旷时日，则该国变乱弥久弥大，是故若非设法办理，以期能保该国将来邦安，而图政得其宜，我政府竟不能撤兵，即我政府之不肯轻易撤兵之议者，非只遵照《天津条约》条款之旨而然，亦系善后预防之计也。..日本政府断不能饬撤驻朝鲜之兵也..
为加速战争爆发，日本首相伊藤博丈、外相陆奥宗光6月23日向大鸟圭介秘密下达指示。
在目前形势下，开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在免使日本遭受非议的范围内，可采取任何手段，以造成开战的口实。
同一天，陆奥宗光又向接受他密令到汉城协助大鸟圭介制造开战口实的外务省书记官加藤高雄发出密电指示：
不必顾及清国不同意改革朝鲜内政一事，对清国要以劝告的口吻进行质问，切实做好开战准备！
6月26日，大鸟圭介闯进朝鲜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其后又天天派人催逼。朝鲜和清政府向俄，英、美等国提出调停干涉的要求。
为维护列强在远东的利益，俄、英、美等国纷纷出面调解中日纠纷。日本不敢开罪于西方列强，就在东京大耍外交手腕，诡称“决不首先进攻中国”，外相陆奥宗光信誓旦旦地向俄国驻东京公使保证：
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决无他意。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举动，日本政府决不做进攻性之挑战。万一不幸此后日中两国间不得不交战时，日本亦必立于防御地位！
在外交掩盖下，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于7月3日向朝鲜国王提出更有欺骗性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共5条27项，主要是改革朝鲜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制度，强行规定在10天内动工铺设汉城至朝鲜各地的铁道，架设通讯电线，6个月内完成淘汰朝鲜政府冗官等10项工作，两年内完成朝鲜全国土地普查和税制改革。
接着，日本向中国施加压力，故意使日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的会谈宣告决裂。陆奥宗光外务大臣接到小村寿太郎的报告，兴奋得手舞足蹈，连饮三杯酒说：“日本在将来的行动上，终于得到了自由！”
7月14日，小村寿大郎又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强硬照会，指责清政府在中日之间“有意滋事”，蛮横地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时，日本对发动侵华战争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没有取得英国的支持。
英国赞同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却并不希望由此根本改变中日朝关系的现状，不想改变远东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而影响英国利益。
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日本决定在砂糖和帽子交易问题上对英国做出让步，并向英国保证不把未来的日清战争引向中国的上海和长江流域，不损害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英国才在7月16日与日本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成为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日本称其为“惊人耳目”之举，扫除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国际障碍。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日英新条约签字仪式上的祝辞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此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的大军！”
果然，在英日签订条约的第二天，即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就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通过了作战计划，还决定使对华主战派的海军首脑人物桦山资纪由预备役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军令部长。
烨山资纪，1837年生于鹿儿岛，1874年曾作为陆军军官参加侵略台湾的活动，1884年由陆军少将转为海军少将，1890年任海军大臣，后转为预备役。当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认为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相比不占优势，一旦开战没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因而主张“日本舰队取守势运动”。桦山资纪强烈反对在战略上取守势，多次向明治天皇建议把日本海军舰只全部集中使用，组成强有力的联合舰队，向中国海军发动进攻，将其打败，夺取制海权。这些主张甚得一心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明治天皇欢心，明治天皇便亲自央定发布特旨，恢复枢密顾问官、预备役中将烨山资纪的现役，取代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作为大本营重要成员参与甲午战争的决策和指挥。
资纪接受钦命的当天，立即奔赴日本军港佐世保，伙同侵华战争的倡导者和积极鼓吹者伊东佑亨，将日本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将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和所有船只集结起来，组成适应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将伊东佑亨由常备舰队司令官提拔为联合舰队司令官。
7月22日，日本外务大芭陆奥宗光密电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授予他极大权力：“当此严重时刻，公使阁下可以采取自己认为正当的任何手段！”
挑起战端
大鸟圭介接到日本当局的紧急授权命令，立即行动起来。
大鸟圭介想到开战的第一要务是保持电讯畅通，汉城与釜山间的电话早已不能使用，陆军只得借助海军汽船进行通讯联络，极不方便。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带领公使馆官员闯入朝鲜外务衙门，向外务督办赵秉稷提出强硬无理要求：
日本帝国要求朝鲜政府，对下述4项要求，必须在7月22日以前做出答复：（1）同意日本政府自己架设汉城至釜山之间的军用电线；（2）根据《济物浦条约》，朝鲜政府立即为日军修建兵营；（3）驻牙山的中国军队师出无名，应速使其撤退；（4）废除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清韩水陆贸易章程》等一系列清韩条约。
不等赵秉稷说话，大鸟圭介就威胁说：“这些条件必须在7月22日做出答复，逾期不答，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7月23日，日本规定的期限已过，大鸟圭介便带领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囚禁了朝鲜国王，威胁朝鲜国王下达两条御旨，一是把国政大权交给国王的父亲大院君，由其组织傀儡政府；二是授权日军代朝鲜驱逐清军。
日本情报机构获悉，为向牙山增加援军，清政府雇用“爱仁”号、“飞鲸”号、“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于7月21日由海路赴朝，另派小炮舰“操江”号载运饷银、枪械同行，只派“济远”号、“广乙”号两艘军舰护航。
日本大本营接到“匿于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侦知的上述情报，决定乘机进行袭击。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接到大本营的作战密令后，7月23日将“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等3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第一游击队，先行出发到牙山湾侦察，赋予其“该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日方进行攻击”的权力。
7月23日下午，伊东佑亨亲率军舰15艘、水雷艇6艘、侦察艇1艘，从佐世保海军基地出发。桦山资纪亲自到佐世保为联合舰队送行，要求他们发扬武士道精神，“发扬帝国海军荣誉”。
7月24日下午，伊东佑亨一行到达丰岛海面。不久发现“济远”号、“广乙”号、“操江”号缓缓开来，进入日本联合舰队布设的雷区。中国船员凭借悯熟的技术，巧妙地绕过一个个黑色水雷，进入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射程之内。
伊东佑亨正要命令日本联合舰队开火射击，但想到日本外务省给清国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天——7月24日。大本营命令日本海军在7月26日以后才能自由行动，不超过这个期限绝对不能动手。若在今天动手，可能遭受各方面指责；而且中国官兵已做好战斗准备，立即动手不一定占到便宜，不如暂时麻痹对方，在清国官兵明天返航时，再发动突然袭击。
伊东佑亨考虑到这些情况，就改变主意，下令准备施放礼炮。司令官一声令下，“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3舰官兵列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乐队奏起的军乐，在隆隆的炮声中，日本士兵向清朝舰队行注目札，军官行举手礼。中国官兵也向对方举手还礼，然后全速开往牙山卸货。
接到日本军队攻占朝鲜王宫并有可能前来袭击的消息后，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于7月25日凌晨由牙山起航回国。
中国军舰驶近丰岛海面时，只见海上朗日高照，风平浪静，波平如一面巨镜。想到当天即可返回祖国，官兵们不由得欢喜万分。
丰岛是朝鲜牙山湾外多岛海面上的一个小岛，北距仁川约26海里。丰岛海面南阔北狭，水深礁少，适于大舰通行，因而便成为日本至仁川的通航要道，也是中国至牙山航线的必经通道。
伊东佑亨看到中国海军官兵毫无警惕，舰尾上的黄龙旗高高飘扬，水兵东一群西一伙在甲板上晒太阳，便下令第一游击队立即出击。
7月25日7时许，中国军舰驶抵丰岛西北海面时，突然发现有3艘军舰向他们飞驰而来，急忙辨认，发现是“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
号3艘日本快速巡洋舰。
中国官兵为防万一，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全力应付日舰的可能挑衅。伊东佑亨见中国舰只正向北航行，日舰所占位置不太有利，便命日舰转舵向东行驶，抢占有利攻击阵位。
中国军舰见日舰向东开去，以为日舰不会起而挑衅，便继续前行。不料，驶至丰岛南侧的宽阔海面时，发现日舰突然转舵西驶，又掉头向北，恶狼扑食一般冲向中国舰艇。
7时52分，当双方相距3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下令“向‘济远’号猛射”。刹那间，“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立刻喷出浓烟烈火，炮弹呼啸着飞向中国舰船。中国官兵被迫自卫还击，双方发生激战。只见硝烟蔽海，只听响声震天，日清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海战一开始，伊东佑亨、坪井航三就指挥日舰利用其速度快、速射炮多的优势，向中国军舰展开猛烈攻势。
伊东佑亨知道“济远”号是重2320吨的穹面钢甲快船，为德国弗尔干造船厂建造，装有威力较大的炮塔，为清军主力战舰，便组织火力，集中轰击“济远”号。
面对日舰的猛烈攻势，“济远”号官兵勇敢开炮还击。老成持重的大副沈寿昌双手稳稳操舵，指挥士兵猛攻敌舰，一发发炮弹飞向“吉野”号。“广乙”号在管带林国祥率领下，开动火炮喷出一道道火舌。一颗炮弹在“浪速”
号周围爆炸，激起的冲天水柱打得舰长东乡平八郎浑身是水；一颗炮弹在“秋津洲”号右舷水面炸响，将船墙击穿；一颗炮弹横穿“吉野”号甲板，把一个水兵炸成两段。
伊东佑亨见日舰炮火轰击目标仍较分散，再次下令集中火力轰击“济远”
号。不多时，一发炮弹恰巧击中“济远”号了望台，大副沈寿昌壮烈牺牲；二副柯建章立即接替大副指挥战斗，不一会儿又中炮牺牲；实习生黄建勋接替指挥，开动战舰向“吉野”号奋勇冲击，一炮将“吉野”击中。“吉野”
号慌忙掉转船头，向一旁逃避。
林国样指挥“广乙”号向“吉野”号猛冲，吓得“吉野”号向左回旋，但“广乙”号不幸被“秋津洲”号击中桅楼，官兵死伤20余人。“广乙”号官兵仍奋力冲击，终于一弹击中“浪速”号左舷。
激烈的丰岛海战进行了1小时20分钟，日舰渐占优势。“济远”号受伤多处，向旅顺方向退却，日舰“吉野”号紧迫不舍。中国官兵拼命开炮御敌，终于有3发炮弹击中“吉野”号，该舰受伤后才转舵退走。
“广乙”号受伤更重，日舰“秋津洲”拼命追击，林国祥全速规避，勉强驶至朝鲜西海岸搁浅。林国祥命令官兵将“广乙”舰和火炮全部破坏，才离舰上岸。
在“济远”号北退之际，装载着枪炮和响银的中国铁甲运输船“操江”
号与清朝雇用运载北塘援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西南海面徐徐驶来，根本不知道中日双方正在激烈交战。
“济远”号立即向“操江”号发出信号，告其“我已开仗，尔须速回”，两船却以为是表示敬意，仍照旧向前行驶。
伊东佑亨见状，忙命“秋津洲”号追击“操江”号，令“浪速”号截击“高升”号。
“操江”号为900余吨的陈旧木质小船，管带王永发见“秋津洲”号越追越近，认为无法与日舰作战，就要抽刀自杀。没想到日舰速度太快，已冲将过来，只得停舰交涉，结果被掳至朝鲜群山的日本舰队停泊地，中国官兵83人被押往佐世保监狱。
东乡平八郎奉命追击“高升”号。他知道“高升”号是清朝从英国雇来的商船，毫无抵抗能力，便像扑食小羊一般冲了上来。他命炮手频频施放空炮进行武力威胁，又发出要“高升”号下锚接受检查的旗令。清军最高指挥官、仁字军邦带高善继并不买帐，指挥官兵用步枪英勇还击。他慷慨激昂地鼓舞士气说：“弟兄们，吾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怕死？今日之事，莫要惊慌，要听号令！”
高善继要英国船长高惠梯告诉日本人：“我们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愿意快快地打，决不投降！”
东乡平八郎在威胁清军官兵投降被拒绝后，发射鱼雷展开攻击，6门大炮也向“高升”号猛烈射击。“高升”号煤库、锅炉等处起火，燃起熊熊巨焰，涌进大量海水。俄顷，船体开始倾斜，船尾开始下沉。
中国官兵临危不惧，纷纷用步枪射击，击断了“浪速”号的信号绳，日军信号旗坠入海中。东乡平八郎恼羞成怒，指挥日军向中国官兵开炮开枪轰击。“高升”号最后沉入海中，700余人为国殉难，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
丰岛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哨战，也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和缩影。由于身膺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对日本消极退让、一再妥协，又制止北洋舰队派兵接应支援，因此使清军在强敌攻击下损失惨重——“广乙”号被击毁沉没，“操江”号被俘虏，“济远”号受伤。
7月25日，日军在挑起丰岛海战的同时，也进犯驻牙山的清国守军，有计划有准备地挑起成欢之战。
朝鲜牙山三面被巍巍群山环抱，一面濒临汪洋大海，特别是东与北两个方向各有一山耸立，宛如巨人的牙齿一般，故名牙山。它虽然只是仅有150间房屋的小城，但却雄踞沔江之口，位于仁川左腋，群岛罗列，为海上通往汉城的必经之路，又地扼朝鲜忠清、庆尚、全罗三道之咽喉。
7月25日，日军大岛旅团4000多人向牙山进犯。直隶总督叶志超临阵畏缩，打算逃跑。太原总兵聂士成劝他说：“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
叶志超赞成聂上成的意见，率领清军退出牙山，分驻在成欢、公州两地。
成欢镇位于忠清道平泽县东南、稷山县西北，是控制交通要道的咽喉，东有月峰山，西有银杏亭、牛歇里高山，北有波涛滚滚的安成川，周围沼泽遍地，行动困难，只有安城川上的安城渡为必经之处。
7月28日夜，天降大雨，雷鸣电闪，动人心魄。武备堂学生于光忻、周宪章等人奉令侦探敌情回来报告说，从抓住的日军士兵口中得知，日军将于夜间分道袭击。聂士成就下令各营士兵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大岛义昌率领该旅团4000人从汉城南下进攻成欢，沿途烧杀抢掠，抓来的朝鲜民夫纷纷逃跑。
7月29日凌晨，大岛率领该旅团主力向月峰山清军阵地发动炮攻，两军立刻展开激烈炮战。日军在炮火占上风之后，又指挥步兵冲击。在关键时刻，聂士成带领300名生力军赶到，杀退日军。
这时，日本浪人山崎羔三郎赶到，报告了清军防守情况。大岛义昌派兵猛攻清军右翼，攻下安城渡桥，又进攻月峰山，两军展开激烈战斗。聂士成闻报，亲率400人前往增援，大岛义昌亦派日军大队长桥本世昌阻击中国援兵。聂士成指挥士兵奋勇杀敌，桥本世昌被一枪击落马下。日军死伤无数，纷纷向后败退。但日军利用炮火优势再次发动攻势，聂士成所带援军伤亡惨重，付出巨大代价才到达月峰山阵地。中国士兵见主将亲自带兵增援，士气更加高涨。
大岛义昌改变战术，命令炮兵集中轰击清军山上的堡垒，又从东西两面对成欢驿采取夹攻之势。双方战斗极为激烈，日军依靠强大火力攻破清军堡垒。清军阵地相继失守，伤亡很大。聂士成知战事已不可为，就率军突围而出，成欢被日军占领。
聂土成率部向南退奔天安，与叶志超部会合后退往平壤。
成欢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交锋。日军在战略上达到了将清军逐出牙山之目的；清军再次失利，所受损失虽不太大，但对部队心理影响很大。
中日宣战
当时的清政府对甲午战争缺乏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对于日本的无理进逼，步步退让，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对日本发动丰岛突袭毫无外交反应。
在日本发动成欢之战的第二天，即7月30日，才向各国驻华公使馆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照会声明：
（日本）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轮多只，先行开炮，伤我运船，击沉挂英旗英国“高升”
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公论难容。中国虽骂念邦交，再难曲为迁就，不得不另筹决意办法。
7月30日，清朝政府下令撤回中国驻日使馆和领事署，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中国侨民。第二天又谴责日本首先挑起战端，“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令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回国。8月1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对日宣战，历数日本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罪恶事实，强调指出：
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
同一天，日本明治天皇也下达对中国正式宣战的诏书，硬说日本侵朝是“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诬蔑清军“要击日舰于黄海，狂妄已极”，把发动甲午战争的责任强加给中国。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标志着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当时，光绪皇帝出于对国家前途的优虑，“一力主战”，主张赶快使劳民伤财的颐和园工程停建，将工程费用改为军费，又多次斥责李鸿章怯懦畏敌，还特别向在朝鲜的叶志超等发出御旨：
李鸿章电奏已悉，叶急起二十五、六两日又连获胜仗，毙倭贼二千余人。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凶锋，深堪嘉悦。惟倭调汉城之兵，悉往迎敌，叶军势孤可虑。卫汝贵、马玉琨、左宝贵各军，日内行抵何处，着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勿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是为至要。钦此。
但慈禧太后却反对与日本作战，朝廷里存在激烈的“帝党”和“后党”
之争。当时是“后党”掌权，光绪皇帝再发号施令，但叶志超等还是听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对光绪皇帝的圣旨置若罔闻。李鸿章明确命令叶志超，“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如果要进攻汉城，必须“添足3万人，步步稳慎，乃可图功”。
中国在朝鲜的将领虚冒战功，抗旨不遵，不去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只打算在平壤集中部分陆军，进而攻击侵朝日军；海军则以北洋舰队扼守渤海湾口，掩护陆军入朝作战。李鸿章生怕他的北洋海军有所损失，不赋予主动歼敌的任务。
为打败清军，日本向朝鲜大举增兵，派第5、第3师团入朝编成第1军，任命枢密院议长、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第1军司令官，令其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将清军驱逐出朝鲜。
与此同时，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暂定合同条约》、《大日本大朝鲜同盟条约》，紧紧地把朝鲜控制在日本手中，“使其就范，不敢他顾”，令其事实上成为日本的从属国。
日本还大力开展与英、俄、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活动，使它们表示严守“中立”。对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中日两国演此悲剧时，俄国始终隐现于舞台之一隅，为一演员而动作；英国不过在舞台外，为对于戏剧热心，下种种批评之看客而已..总之，该两国在中日交战之进行中，常窥伺何时何地是否有能达其目的之机会。
做好种种准备后，日军大本营于9月12日由东京迁往广岛。明治天皇9月15日驻跸广岛，亲自督战，下令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击。
早在成欢战役前，日军就开始做进攻平壤的准备活动。
平壤为朝鲜旧京，沿大同江削土垒石筑城，城高10米，墙基厚7米，顶宽2米，南北绵亘10余里，为朝鲜北部水陆交通要冲，可谓“一夫堪拒万夫攀”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
1894年9月13日，日军侵朝部队总司令、第1军军长山县有朋一到汉城，就立即着手进攻平壤的作战部署，命令各部日军必须在14日下午完成对平壤的分进合围，确定总攻在15日开始，企图一鼓作气，一天结束平壤战役。
14日晚，叶志超和清军将领们仍“置酒高会”。叶志超不想尽力守城，强调兵力薄弱、弹药不足、地势不熟，打算暂退辽东。左宝贵、马玉现等人极力反对，据理争辩。
15日，山县有朋下令，对平壤的总攻战开始。猛烈的炮火打破了平壤黎明的寂静，激烈的战斗同时在3十战场展开。
大岛义昌率第9混成旅团分左中右三路，猖狂地向大同江左岸清军阵地发动进攻，先用威力较大的柳霰弹轰击情军桥头堡，又指挥步兵冲了上来。
马玉琨命毅字军炮兵开炮还击，速射炮炸得日军血肉横飞，鬼哭狼嚎。
大岛义昌不顾死伤惨重，逼迫日军士兵蜂拥而上。马玉琨沉着冷静，等日军冲到距阵地二三十米时才下令开枪射击，日军成片倒地。大岛义昌仍不甘心，又兵分两路凶猛攻击，终于攻下两个堡垒。马玉琨则以炮轰反攻，再指挥清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反冲击。
两军在大同江南岸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马玉琨所部越战越勇，不仅夺回失去的两个堡垒，还歼灭敌人290余名，再加上盛字军首领孙显寅带一支援军赶到，中国将士士气大振，一下子把大岛旅团赶了回去。大岛又向中碑街发动突袭，也被马玉琨发现，偷袭之敌几乎全部被歼。大岛义昌身负重伤，部下官兵死伤大半，只得率残兵败将退出战场。日本人杉浦梅潭曾写诗以记大岛旅团兵败实况：
霜惨烈，风萧索。
吾军衔枚乘暗斫。
平壤壁，大同江，
古来天险称无双。
陶器店头岩栅固，
炮雷迸裂弹雨注。
蹀血登，蹈尸进，
白日黯，山河腥。
此役不克旗下死，
呜呼苦战船桥里。
与此同时，日军朔宁支队司令立见尚文率第10旅团主力2400余人，悄悄运动到平壤牡丹台东北的两个堡垒前。
立见尚文少将深知玄武门是平壤的北门锁钥，而玄武门附近的牡丹台是平壤城北的制高点，雄踞全城形胜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他侧耳细听，发现清军牡丹台堡垒里寂静无声，以为清军将士尚在南柯大梦之中，就命令炮兵突然开炮，掩护步兵冲上去。岂知清军名将左宝贵早已觉察，等日军士兵冲到300米处时，突然令中国士兵开枪开炮，打得日军魂飞魄散。立见尚文恼羞成怒，指挥日军拼命冲锋，仍被左宝贵指挥奉军官兵打得望风而逃。
此时，日军佐藤正大佐率领的元山支队也对牡丹台西北方的两个清军堡垒发起攻击，左宝贵平日待部下如亲兄弟一般，此时将士都愿效力，莫不以一当十，把日军打得狼狈不堪！
山县有朋听到牡丹台进攻受挫的报告，亲自前来督战。他听从日本浪人山崎羔三郎的建议，用指南针测量方位角，指挥炮兵准确射击，攻下清军两个炮台堡垒。指南针被打坏后，山崎羔三郎又请山县有朋传令全军抓虱子。
不一会儿，士兵交来几十个虱子。山崎羔三郎将虱子放在手绢上，只见几十个虱子的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山崎根据虱头常指北而动的民谚计算出方位角，指挥炮兵攻下了第三个堡垒。
清军第四个堡垒发扬火力威力，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来，虱子也被炸死。
山崎羔三郎又让日军士兵趴在地上找野萝卜，但不准拔下。他根据菜根北半部分纤维质密的道理判断出清军堡垒方位角，指挥日军炮兵炸塌牡丹台外面的第四个堡垒。日军潮水般攻来，清军抵挡不住，只得撤回牡丹台。
日军对牡丹台三面包抄，强攻合击。左宝贵深知壮丹台为平壤城制高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便亲自指挥战斗。中日双方展开猛烈炮战。不久，清军大炮被击毁，日军步兵乘机发起冲锋。牡丹台堡垒被攻破，清军被迫撤回玄武门。
左宝贵为表示必死决心，特意穿上御赐黄马褂，亲自点放大炮，向日军轰击。清军官兵深受鼓舞，奋勇杀敌。日军集中火力轰击穿黄马褂的将军，致使左宝贵身中数弹，成为在朝英勇牺牲的第一个中国高级军官。
日军攻占牡丹台后，集中火力轰击玄武门，很快就炸毁玄武门城楼。接着，一小队日兵用绳梯攀援而上，夺取了玄武门。
在平壤城西南大同江北战场，卫汝贵率领盛军击退了野津道贯的第5师团。
在此胜负未分之关键时刻，清军统帅叶志超被日军的凶猛进攻吓破了胆，突然决定弃城逃跑，在七星门上挂出一面白旗，又派一个朝鲜人用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的名义，致书日军要求停战。
日军元山支队司令立见尚文看了清军的要求停战书，暗想这可救了日军的命，因为日军的子弹已快打光，再打下去十分危险。此时天气骤变，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立见尚文便以此为借口约定明日再详议一切。
叶志超听到汇报，就下令清军分路而逃。立见尚文早已将伏兵埋伏在清军必经之路，突然下令开枪开炮，清兵死伤无数。
9月16日晨，日军占领平壤。
平壤攻防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的首次战役，也是中日陆军的首次大兵团作战。中国不少将士作战勇敢，战果可观，但由于固守死板战术，特别是主帅叶志超带头逃跑，使清军伤亡近2000人，日军只伤亡180人，教训极为深刻。
海陆激战
9月17日，在平壤战役后的第二天，日本又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域，挑起了世界海战史上第一场蒸汽机船的激烈大战，史称“黄海海战”
或“大东沟之战”。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桔亨指挥丰岛海战取胜后，气焰更加嚣张，千方百计要与北洋舰队决一雌雄。
9月17日上午8点，伊东佑亨接到大本营关于北洋舰队即将回航旅顺的通报，立即命令联合舰队悬挂美国星条旗，向北洋舰队驶来，驶至近处才换上日本太阳旗，以“单行鱼贯阵”猛冲过来。丁汝昌亦将北洋舰队的“犄角鱼贯阵”改为“犄角雁行阵”迎敌。
12点50分，中日舰队相距5300米时，刘步蟾率“定远”舰冲杀在前，首先向日舰开炮射击，日军锐气受挫。中国北洋舰队像锐利的钢刀插向日本联合舰队之中，将其拦腰斩为两截，使日军处于被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