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木户内大臣和石渡宫内大臣正在宫内省，由于侍从的机敏，两人从三楼女官库房来到地下室藏起来，没被发现。侍从武官长莲沼大将、陆军武官清家大佐和海军武官中村中将都在宫内省一楼的侍从武官室里，为了自身的安全，无一人去抵抗叛乱军队，无一人去试图说服叛乱者，更无一人到御文库去保护天皇。
3点过后，在宫内省大楼值宿的户田康英、德川义宽两侍从，为了急于向御文库汇报，拿着小手电筒，从红叶山沿壕沟而下，来到御文库的侍卫官休息室。大家商量后决定先不叫醒天皇，而是关闭所有的房门和铁百叶窗。
由于长年不用，百叶窗已锈得很难关上，最后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侍卫才绕着房子一扇扇地关上。
户田和德川回到宫内省后，发现搜寻录音盘的士兵们变得越来越疯狂。
德川刚刚与他们争辩了几句，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眼镜都被打掉了。
畑中少佐成功地孤立了天皇，但却无法找到天皇的讲话录音盘。另外，井田中佐也未能完成说服东部军管区参加政变的任务。叛乱策划者们人心浮动，对政变成功的前景表示怀疑。蒙在鼓里的芳贺联队长也觉得不对头，连声追问为何看不到森司令官。畑中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古贺则向他的上级坦白森已死去，并敦促芳贺指挥近卫师团。正在这时，东部军管区的高岛辰彦参谋长打来电话，命令畑中停止叛乱，服从天皇大命。畑中不肯就此收场，提出在天皇讲话录音播放前给他10分钟的广播时间，用来阐述少壮军官们的主张及“起义”的理由。高岛断然拒绝了畑中的要求。芳贺联队长也决定不再听命于畑中，并且命令他立刻离开皇宫。
佃中出了皋宫后，直奔日本广播协会大楼。这里已经被近卫师团的部分军队团团围住。畑中来到第二播音室，挥动手枪告诉工作人员，他要占用5点钟的新闻广播时间，号召日本人民起来拒绝天皇身边的那些卖国贼强加给他们的无条件投降。电台的工作人员声称，没有东部军管区的许可，在空袭警报期间不能广播。为了防止畑中强行广播，他们切断了电台大楼与广播塔的线路。畑中无计可施，口气渐渐由威胁变成恳求，但仍然无济于事。
5点后，天渐渐放亮。东部军管区田中静壹司令官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及时制止了正向皇宫进发的近卫第1联队，并且将坐镇该联队的石原贞吉少佐抓了起来。然后，田中司令官进入皇宫，命令芳贺联队长停止搜索录音带的行动，自己则奔向天皇居住的御文库。此时的御文库已被军人们紧紧包围，保卫御文库的皇宫警察已被缴械，军衣军裤也被扒掉，列队站在吹上御苑前。
天皇已被叫醒，得知近卫师团发动叛乱后，他表示要直接去向叛军讲话。就在夭皇穿上大元帅陆军军装、准备出门的时候，藤田尚德侍从长禀报；田中将军已经进宫，控制住了叛军。天皇瘫坐在椅子里，喃喃自语道：“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处境吗？”
整夜在家中做自杀准备的阿南惟几陆军大臣在听说叛乱已被制止之后，万念俱灰，把匕首插进了腹部。他的内弟竹下中佐又在他的脖子上抹了一刀，成全了他的自杀心愿。
在这一天夜里，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官邪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的住宅被一伙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烧毁，首相本人因住在私宅里而免遭杀害。木户内大臣的住宅也受到七名秘密警察的攻击，一名卫士受了伤。
畑中少佐对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死缠硬磨己有一个多小时，仍未达到目的。这时，东部军管区的一名参谋打来了电话，命令他撤出广播电台。畑中对着话筒，再次滔滔不绝地陈述了他认为惟有继续战斗才能保全日本的全部理由。他的口气不再像那种自以为真理在握并时时准备一意孤行的人的口吻，声音里不知不觉地带上了一种胆怯。他也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只求得到5分钟的广播时间。然而，对方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要求畑中立刻离开广播电台。畑中无可奈何，只得率领官兵离去。
7点21分，日本广播协会播送了一个特别通知：“天皇陛下已发布诏书。
今天中午12时将广播诏书。届时请大家恭听天皇御音。”由于电子管奇缺，从8月1日起，日本缩减了大约70％的应急广播电台。为播放天皇诏书，这些电台又恢复工作，另外还下令向白天停电的地区供电。日本广播协会电台的功率由平常的1万千瓦增至6万千瓦。
这天上午，天皇忙得不可开交。除去处理许多须他亲自过问的信函文件外，还接见了木户侯爵、几位内阁大臣和宫内省的一些官员。天皇向他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对终战决断有何看法。显然，裕仁渴望知道他的臣民究竟怎样看待他的决断。
10点30分，德川侍从在御文库地下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安装了一台美国无线电公司制造的旧收音机。再过半小时，将在会议室里召开枢密院正式会议，对停战诏书进行形式上的咨询，由天皇亲临会议。德川检查了收音机，尽管在地下，收音效果还不错。然后，他在收音机旁专为天皇安排了一张坐椅。裕仁将在这里收听12小时前录下的他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将宣布日本漫长历史上的第一次战败。
在皇宫外面，怀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佃中少佐骑着摩托车，椎崎中佐骑着马，向过往的行人散发传单。茫然不解的人们看到传单上写着：
我们是日本皇军军官，1945年8月15日晨发动武装起义。我们向日本全体官兵和全国人民宣布：
我们的目的是挫败敌人阴谋，保护天皇，保全国体；我们耿耿于怀的不是成败，我们并非出于个人私利；为了忠于国家这惟一的正义事业，我们准备置生死于度外；我们衷心恳求全国人民及全军官兵能理解我们这一行动的意义，与我们一道为保全国家、消灭天皇身边的卖国贼、挫败敌人阴谋而战斗。
饱尝战争磨难的普通百姓很难对烟中的宣传产生共鸣，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为生计奔走。11点20分，在二重桥与板下门之间的草坪上，畑中少佐领导的未遂政变终于偃旗息鼓。他用杀死森将军的那支手枪对准自己的脑门，扣动了扳机。椎崎中佐把军刀扎进了自己的肚子，又把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头部。古贺秀正少佐也在近卫师团司令部切腹自杀。
时间接近正午，举国上下都在注视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恭候着天皇的声音。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天皇的讲话内容，更多的人只能揣测，还有许多人迷惑不解，但大多数人无疑欢迎结束往日的死亡与毁灭、饥饿与绝望。
正午12点，播音员和田信贤开了口：“从现在起有重要广播。全国听众请起立。”全体日本人中除了因病不能站起来以外，只有裕仁一人坐在椅子里。
“天皇陛下对全体国民亲自宣读诏书，现在敬请开始玉音播送。”
随之奏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
稍后，空中响起等候已久、令人敬畏、忧虑而且紧张的“鹤鸣”：致忠良臣民书：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
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干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诏书播送完后，整个日本陷入悲痛之中，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这并非因和平降临而流出的兴奋的热泪。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只有胜利的自豪感，而无战败的体验。在这七八十年当中，统治者通过学校、军队和社会，在日本人的心灵深处培植起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侵略精神，普通百姓相信在国外进行战争夺取权益，才能使国家繁荣、个人致富。他们怀着这种信念，忍受着战争期间生活的贫困，一心指望战争结束后能分享胜利果实。如今，美梦破灭，再回头看看一贫如洗、家破人亡的现实，他们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地嚎陶大哭呢？
裕仁天皇是在天皇制度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的现实情况下才下令投降的。他对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性质并未有正确的认识，因而在投降诏书中仍然狡辩开战是为了“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侵犯他国主权及领土则“固非朕之本志”。日本最高统治者掩盖战争的侵略性质的言行无疑对普通百姓具有极大的蒙骗性，从而造成战后50年间许多日本人避讳谈论这场战争的性质、少数人更是公开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恶劣后果。
第50章日落太平洋
签署投降书
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后三小时，铃木贯太郎首相就提出了内阁总辞职。他已完成了使日本从全民玉碎的可怕前景中解脱出来的任务。
木户内大臣受天皇的委托，开始了推荐首相的工作。他打破惯例，没有再去召开重臣会议，只是与一位重臣——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进行了商谈。
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度过战败这一空前的危机，暂且需要借助皇室的权威。
因此，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王被推举为首相。
东久迩宫以前曾几度险些被推出担任首相，如“二·二六事件”的关键时刻、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的时候。总之，都是在国家面临存亡关头，非以直接与天皇有关系——非以天皇的绝对权利为背景来匡正时局或推动时局不可的紧要关头时，都曾想到推他出来应付局面。
在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后、军方强烈要求东久迩宫出面组阁时，木户内大臣以由皇族内阁来领导日本进行战争不合适为理由，拒绝了军方的要求。结果，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出任了首相。
如今，真正需要贯彻和平政策的时机来临了。以皇室成员为首相，会使日本国民认为皇室勇敢地承担起战败的责任，或许还会使美国人视皇室成员为和平主义者。
东久迩内阁的主要成员如下：下村定任陆军大臣，米内光政为海军大臣，重光葵为外务大臣，近卫文魔以副首相身分任国务大臣，绪方竹虎以国务大臣身分兼任内阁书记官长与情报局总裁。另外，石原芜尔任内阁特别顾问。
从内阁组成来看，其中多数人都是对美国强大的实力心怀畏惧因而不怎么赞成与美国作战的所谓“亲美派”，但他们决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都曾为日本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即侵略亚洲各国而出力颇多，从其思想深处来说都是军国主义分子。这种人员组合决定了东久迩内阁将是一个短命的内阁。
8月16日晨，东久述内阁还未组成，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就向日本政府发出通告，令其迅速派遣能代表天皇、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前往驻在马尼拉的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接受履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各项要求。
大本营的陆军方面，认为以职责来论，应该由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来担任此职较为妥当，但梅津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接受这项有失脸面的使命。
最后只得由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出任代表团团长。
8月19日，日本代表团的16名成员先乘日本轰炸机抵达冲绳岛附近的伊江岛机场，然后转乘美国的轰炸机到达位于马尼拉西南方的尼科尔斯机场。经过近12个小时的飞行后，河边和他的助手们走下飞机，来到一群穿草绿色军装的美军官兵面前。美军接待军官毫不理会河边伸出的手，士兵们的照相机对准日本人毫无表情的脸不停地拍照着，将他们每一个因难堪屈辱而畏缩抽搐的尴尬相提入镜头。在他们驱车进城时，站在大街两旁的一群群菲律宾人，用过去几年中跟日本兵学会的骂人话高声臭骂他们。最后，汽车停在俯瞰马尼拉湾的罗萨里奥公寓前。这里的膳宿令日本人感到舒适，但接触到的菲律宾工作人员却充满敌意，因为岩渊三次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曾在这里蹂躏并杀害了众多菲律宾妇女。
日本代表团在冷淡拘束的气氛中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美国火鸡肉晚餐后，来到设在破坏殆半的马尼拉市政厅的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连夜开了八个小时的会。萨瑟兰参谋长宣读了第1号总命令，指定各地日军应向谁投降：在中国大陆关内、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的日军应向蒋介石投降；在中国东北、萨哈林南部和朝鲜北部的则向苏军投降；其余部队则向英军或美军投降。正式投降仪式将于9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上举行。日本代表被命令开列所有部队和舰只部署地点、机场、潜艇和“人肉鱼雷”基地、弹药库和地雷区的位置等。
按照美方的计划，第一批美军将于8月23日在横滨以西15英里处的厚木机场着陆。日方认为厚木不安全，那里在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后仍有“神风”
特攻队的官兵图谋叛乱，但美方从战术性角度出发坚持原案，并责成日方在美军着陆前撤走该地区的所有部队，拆除停在该机场的所有飞机的螺旋桨，并提供到横滨的交通工具及在新大饭店安排住宿，作为让步，美方同意把着陆时间推迟到8月26日（后又推迟到28日）。
在萨瑟兰交给河边的三份文件中，有关将由天皇亲自宣布的投降诏书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该诏书是用英文起草的，因而在天皇提到自己时使用的是“我”字，而非众所周知的“朕”字。日
本代表们在听到“我”字时，一个个变得脸色惨白。后经过向美方解释，才被允许可以自行按照诏书的正式格式来写。这个插曲一方面反映出日本人忠君思想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麦克阿瑟打算利用天皇裕仁改造日本的企图。
河边于第二天下午1点返回尼科尔斯机场，美国人在送别时与日本人握了手。在伊江岛换乘日本轰炸机后，河边为自己能不辱使命和美方的宽容态度而激动不已。他后来曾写下自己的感想：“如果人类能在相互关系中行使正义和人道，战争的恐怖就很有可能避免。即使战争不幸爆发，胜利者也不会不可一世，失败者的痛苦也会立刻减轻。为此，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家是首要先决条件。”这段感想倒是揭示了日本今后应该遵循的道路。
当日本代表团的飞机飞近日本本土时，机上的油箱被发现漏油了。驾驶员遂改变航向，紧靠日本海岸飞行。大约午夜时分，燃油漏尽，驾驶员只得把摇摇欲坠的飞机迫降在本州中部平冢海岸附近的远州滩上。代表团成员们涉水上岸后，在溶溶月光下抬头看见了日本的象征——富士山。几经周折后，河边于21日上午抵达首相官邸。
在将美方的文件提交首相与陆海军总长后，河边就马尼拉会谈情况作了介绍，并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从总的方面来看，盟军的态度是非常理智的。
与胜利者美方的首次接触令日本统治集团稍微松了一口气。围绕迎接美军着陆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了。24日，以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中将为首的联络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以陆海军为中心，由外务、运输、大藏、农林等各省及神奈川县、横滨市的官员们组成。
28日，美军第11空降师先遣队在查尔斯·坦奇上校的率领下，乘坐45架C—47大型运输机在厚木机场着陆。同一天，哈尔西上将坐在旗舰“密苏里”号上，率领庞大的第3舰队驶入东京湾。第二天下午，尼米兹五星上将也乘水上飞机来到东京湾，在“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升起将旗。在第11空降师陆续在厚木机场着陆的同时，海军陆战队第4团也全部在横须贺登陆，进占海军基地。
30日下午2点19分，机首上绘有吕未岛地图和写着“巴丹”字样的C—54大型运输机降落在厚木机场的跑道上。舱门打开，舷梯放下，在未来五年里充当日本“太上皇”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出现在机舱门口。他身穿开领军便服，戴着墨镜，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左手置于腰部，从容不迫地环视着周围。然后，他缓步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第8集团军司令的艾克尔伯格中将握手致意。麦克阿瑟用平静的口吻说道：“噢，鲍勃，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它似乎总算是到了终点。”
美军进驻横滨和横须贺后，日美双方就开始为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作准备。投降文件的原稿是河边特使从马尼拉带回来的“第1号总命令”、“诏书草案”等三种文件之一。当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审议这份文件时，对于文件中使用的“投降”字眼仍有不同的意见。在东久述内阁阁员中，除了陆海军大臣外尚有军部出身的小畑国务大臣。这些军人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海军虽然战败，陆军并没有战败，因而反对使用“投降”这个词。但是，面对盟军强大的实力，内阁成员们又不敢修改一个字，最后只得依原样通过。
在签署投降书方面，盟军要求有代表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和代表大本营的两种代表。于是，重光外相决定从陆海军里各选出一名代表，从政府里选出两名：一名应是“身为政府首脑且处在能履行投降条件的地位上”，另一名应是“能让盟军方面充分了解日本的诚意的人”。可是，东久迩宫以身为皇室成员、不应前去受辱为由，拒绝充当首席代表。性格一贯软弱的近卫副首相也以自己身为皇族而予以拒绝。最后，只得由重光外相代表天皇及日本政府，梅津参谋总长代表大本营。梅津十分不乐意承担这项任务，但在与重光一起聆听天皇的嘱托后，便改变了看法。
1945年9月2日，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大日本帝国的代表将在该帝国的灭亡宣判书上签字。
上午8点，天空阴沉，乌云低垂，凉气袭人。美军驱逐舰把九个盟国的将军们运送到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去，同行的有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自然也包括日本记者。杜鲁门总统对日本投降仪式的安排特别满意，因为世界上四艘最大的战列舰之一“密苏里”号是以他的家乡命名并且是由他的女儿授名的。
自从海军准将佩里到达这里打开日本面向西方的大门以来，已经过去了92个光阴。哈尔西将军没有忘记这段历史，他下令让人把1353年佩里旗舰“萨斯奎汉那”号上悬挂的那面星条旗从海军学院博物馆里空运到日本，然后将它醒目地展示在甲板上铺着台面呢的桌子后上方的舱壁上，正式投降书将在这张桌子上签署。水兵们还在旗杆上升起了一面曾在1941年12月7日开战那一天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飘扬的星条旗。
盟国高级将领们登上军舰没有几分钟，尼米兹及其一行也到了。主桅杆上升起了他的蓝色将旗，扩音器里响起了《海军上将进行曲》。此时，整个“密苏里”号上凡能立住脚的地方都站上了人，有的水兵和记者甚至爬到桅杆、烟囱和炮塔上。九个盟国的高级将领身着不同颜色的军装，佩带着五颜六色的勋章和授带，齐聚在桌子附近的甲板上。
8点43分，代表盟国主持这次仪式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随行人员乘坐“布坎南”号驱逐舰到达。他的红色将旗在乐声中冉冉升起，与尼米兹的蓝色将旗并排飘扬。此时，载运日本代表的“兰斯多恩”号驱逐舰停在远处，等待着仪式安排人员的指示。
8点55分，换乘摩托艇的日本代表一行11人靠拢了“密苏里”号，开始顺舷梯向上攀登。处于最前面的重光葵外相13年前在上海参加日军“一·二八事变”祝捷大会时被朝鲜爱国者用炸弹炸断左腿，使用的是假肢，故而每往上挪动一格都要呻吟一声，他的悲凉呻吟声在日本代表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
当这一行人终于登上甲板、与盟军将领们隔桌而立时，舰上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们。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重光的秘书加濑俊一事后这样写道：
..千万只眼睛像千万枝利箭疾风暴雨似的射向我们。
我感到它们的锋芒射入我的身躯，引起一阵剧痛。我还从未感受到瞪着的眼睛的目光能如此厉害地伤人。
我们就像是一群因做错事而后悔的孩子等待着威严的老师，在众目睽睽之下立正等了几分钟，每过一分钟就好像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稍后，随着一声“全体立正”的呼喊，偌大的军舰顿时安静下来。接着，扩音器里传出牧师的祈祷和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在乐声中，麦克阿瑟、尼米兹、哈尔西从舰舱中走上甲板。身着开领军便服的麦克阿瑟直接走向桌子前面的一排麦克风前，并让温赖特将军和帕西瓦尔将军作为荣誉代表站在他身后。他开始发表演讲：
我们，各主要交战国的代表们，今天会聚于此，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彼此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了分晓，现在已无再加研讨的必要。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并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心情在此相聚的。换言之，不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我们是为了祈求达成人类更崇高的尊严而在此相聚的。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神圣日标，才能使我们的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
我本人最热诚的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就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建立在互信互谅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尊重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
需要在这里提出和接受的日本帝国武装部队的投降条款，都载于你们面前的投降书中。
作为盟军最高统帅，我宣布，我将遵循我所代表的各国的传统，以正义和宽容的态度来履行我的职责，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证投降条款完全地、迅速地、忠实地得到遵守。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随后，麦克阿瑟指了指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重光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坐了下来。他不知所措地来回摸着手里拿着的大礼帽、手套和拐杖，让众人觉得他好像是在拖延时间。麦克阿瑟看出重光是被搞糊涂了，就让萨瑟兰参谋长上前告诉他签字的地方。重光葵签了字。接着，梅津美治郎僵直地走上去，也不坐椅子，弯着腰就签了字。轮到麦克阿瑟时，他用了不下六枝笔来签字，每枝笔写一个音节，其目的是想把这些有重大意义的笔分送给友人和有关单位，当然还有他自己。在他之后，代表美国的尼米兹将军、代表中国的徐永昌将军、代表联合王国的弗雷泽将军、代表苏联的杰列米扬科将军以及其他五个盟国的代表都依序签了字。
签字完毕后，麦克阿瑟再次发表简短讲话：“让我们祈祷吧！和平已在世界上得到恢复，愿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就在此时，天空转晴，阳光透过云层照耀着大地。近2000架美军飞机从天际隆隆飞来，在“密苏里”号上空掠过，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画上了句号。
9月9日上午9点，在中国南京黄埔路上的中央军校礼堂，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呈交了签了字的投降书。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达14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终于在这个吉祥的时刻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东京大审判
日本尚未签署投降书，美国国务院和麦克阿瑟通过往来电报和信使，就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了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8月29日，一份名为《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发给前往日本途中的麦克阿瑟。该文件声称美国对日本的终极目标是：
..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将尊重他国的权利..盟国并无责任强加给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未得到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支持的政府..鉴于日本社会当前的形势，以及美国希望使用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资源达到其目的，最高统帅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关团体行使其权力..这一政策旨在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而不是支持它。
正是根据这项政策，麦克阿瑟开始执行他改造日本的计划：解除武装，惩办战犯，进行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实行宗教、出版自由，解除党禁，改革教育制度，解放劳工和妇女。一方面将旧日本种种丑恶落后的特征消灭干净，一方面为新日本的民主化培植基础。
麦克阿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日本非军事化，解除日军的武装。战争结束时，日本有近700万军队需要遣散，其中在海外的有400余万。麦克阿琴通过撤消原日本陆海军省后新设立的第一、第二复员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销毁日本军事装备的任务是由驻日的第8集团军来完成的，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寻找能发现的所有武器，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飞机，把步兵武器扔入大海，关闭军工厂，摧毁海军基地和军用机场等军事设施，总值达数十亿美元。
与这项解散陆海军和解除武装同时进行的还有清洗军国主义分子的措施。1946年1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列举了要求“罢免和清洗”的七类人：第一类为战犯；第二类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第三类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主义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成员；第四类为参与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和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分子；第五类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成员；第六类为占领地行政长官；第七类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上述人员均被要求免去公职，剥夺其竞选议员的资格，以排除其对政治的影响。这次清洗涉及人数约22万人，其中18万为旧军人。同时，约1300个超国家主义的而且是军国主义的团体、组织被解散了，甚至旧军人的遗属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在这一系列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逮捕与审判战争罪犯了。
9月8日，麦克阿瑟在第1骑兵师的8000名官兵的陪同下，进驻东京，随即展开了逮捕战犯嫌疑人的工作。
早在1944年11月，美国就指令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小委员会在重庆制定日本战犯嫌疑人名单。该委员会于1945年9月7日列出了总计342名日本战犯嫌疑人名单。不过，该名单是按照与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伦敦总部甲至丙级战犯标准不同的分类法列出的，其具体内容基本上是相当于乙丙级标准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残暴行为，对确定甲级战犯事宜的帮助不是太大。
日本人此时也极为不安，他们很想早日知道具体名单，以解除忐忑不安的心情。于是，东久迩内阁便放出风来，表示希望同盟国从速公布战犯嫌疑人名单。在华盛顿和日本人的催促下，麦克阿瑟责成情报处长威洛比将军与艾克尔伯格将军的宪兵合作，组成了战争罪行调查局。9月10日，该局确定了即将逮捕的第一批38名战犯嫌疑人的名单。
第二天，美国宪兵前往排名榜首的东条英机的宅邸。当宪兵们将消息告诉从书房窗口探出身来的东条，等待他打开大门时，东条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拿起一枝从击落的美国飞行员那里缴获的32毫米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对事先用炭笔标出位置的心脏开了一枪。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子弹刚巧错过了他那颗畸型的细长心脏。破门而入的宪兵叫来医生，给他缝好前胸后背的贯通伤口后将他送往医院，在那里给他输了几位美国士兵献的血。东条逐渐恢复了健康，不得不接受同盟国的审判。
12日，日本内阁匆忙通过一项决议：由日本自己的司法机构抢在盟国审判之前逮捕并审讯战犯嫌疑人。东久这首相奏请天皇裕仁批准这项决议，却遭到拒绝。天皇声称这些战犯都是竭尽忠诚的人，不忍心以自己的名义加以处置。东久迩为了表示日本政府的存在，仍然从美军那里接过了逮捕战犯嫌疑人的任务，然后再将其转交给美国宪兵。
同一天，尚未被列入逮捕名单的杉山元元帅在第1总军司令部里开枪自杀。前东条内阁的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和前近卫内阁的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二人双双服毒自尽。有“东条的副官”之称的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被美军宪兵从家中带走。
渐渐地，第一批剩下的战犯嫌疑人除东乡前外务大臣外，都经日本政府之手，送往横滨刑务所了。东乡茂德是因心脏病由美军军医诊断后，被允许在自己家中受监禁的。在这些人自首前，木户内大臣的秘书向他们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传达了天皇的慰问之情。
13日，第二批战犯嫌疑人的名单转给日本政府，其中有前首相广田弘毅等与右翼势力有关系的人，绪方书记官长也名列其间。重光外相急忙赶赴盟军总司令部，声称逮捕重臣和内阁阁员并不稳当。结果，绪方的名字被去掉了，但盟军对东久迩内阁的不信任情绪已流露出来。为此，内阁里出现了“战时内阁的阁僚必须去职”的呼声。当时，东久迩内阁里有近卫、米内和重光三人曾任战时内阁阁员。米内倒是想辞职，但近卫和重光却以为自己在战争末期曾遭主战派的迫害，因而不会遭致盟军仇视。尤其是重光，一手包揽了与盟军联络的工作，不把其他阁僚放在眼里。结果，在17日的内阁改组中，重光被吉田茂替代。
19日，盟军总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将以荒木贞夫为首的11名战犯嫌疑人逮捕后关进巢鸭监狱，其中有曾任天皇的侍卫长的本庄繁大将。本庄得知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眼看着逮捕战犯嫌疑人的浪潮日益逼近皇宫，日本统治集团惊谎失措之余开始谋划天皇与麦克阿瑟会晤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此举使天皇摆脱被指为战犯嫌疑人的可能，从而为天皇制的延续创造条件。
由于美国政府已在内部表明，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威望来改造日本。因此，麦克阿瑟同意与天皇见面。
日本统治集团闻之大喜。27日，天皇一行乘坐四辆轿车，在没有摩托车开道的情况下，前往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为了显示自己的身分，只在二楼会议厅的门口迎接天皇。然而，他们两人，通过奥村胜藏的翻译，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秘密会谈。据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里的记载，天皇表示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天皇的谦卑态度打动了具有贵族派头的麦克阿瑟，两人的会谈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天皇和麦克阿瑟会谈的具体内容，宫内省和盟军总司令部都予以高度保密。此时，在同盟国方面，苏联和中国都强烈要求废除天皇制，美国国内的一部分舆论也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有责任。因此，盟军总司令部表现得很谨慎，只是向各报社传送了一张天皇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在照片上，身着开领衬衣、身材高大魁梧的麦克阿瑟与身着燕尾服、身材矮小的天皇裕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战败后的窘境。东久迄内阁特别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准备发表照片的“朝日”、“每日”、“读卖”三大报纸予以停止发行和停刊的处分。
盟军第二天获知此事后，立即以麦克阿瑟的命义发出指令，立即撤消对通信及新闻报道所加的一切限制。29日当天下午，登载着那张照片的报纸就与日本国民见了面，在很少有机会看清天皇模样的国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东久迩内阁虽然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压迫下，被迫作了一些改革，但其反动的本性依然未改变。内务大臣山崎严声称，充满法西斯气氛的《治安警察法》的精神应予以保存，仍然要取缔有损国家组织的言论和行动，对释放政治犯也不予考虑。
盟军不能容忍山崎的倒行逆施。10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突然下令立即释放政治犯，废除思想警察（特别高等课），罢免山崎内务大臣、警察首脑和处理思想案件的检察官。第二天，东久迩内阁被迫总辞职，由74岁的市原喜重郎出任新首相。
10月6日，即市原首相开始组阁的那天，麦克阿瑟收到了华盛顿的简明答复：“立即继续拘捕战犯..未经进一步协商，不得采取有损于天皇的行动。”
12月2日，盟军总司令部公布了第四批59名战犯嫌疑人名单，其中包括以皇族梨本亲王为首的原首相平沼骐一郎、高级特务儿玉誉士夫等人。币原内阁曾经恳请盟军总司令部暂缓逮捕72岁的梨本亲王，但遭拒绝。更令日本统治集团吃惊的是，四天后，包括近卫文麿、木户幸一在内的9人也收到了逮捕令。天皇的亲属和近臣相继被逮捕，一时间让人预感到似乎天皇也在所难逃。
16日，曾经三次组阁、对发动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近卫文麿在他的宅邸“荻外庄”服毒自尽，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2月6日，被任命为国际检察团首席检察官的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基南率领手下38人飞抵厚木机场。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4周年纪念日，麦克阿瑟任命基南为盟军总司令部所属的国际检查局局长，从此加快了对日本战犯嫌疑人的调查取证工作。
1946年刚开始9天，麦克阿瑟发出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消息。10天后，又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条例）。该宪章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犯罪为：破坏和平罪（侵略战争的策划、准备、开始、实施或其中任何一项的共同阴谋和策划罪），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罪，对人道的犯罪（战前战时的屠杀、毁灭、奴役、流放及其他非人道行为）。
宪章规定，被告所具有的公共职务或被告履行政府、上司命令的行动，均不得作为免除犯罪责任的理由，但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减刑的理由予以考虑。
国际检察局陆续增加了英国、中国、澳大利亚、苏联等远东委员会10个国家的检察官代表。他们在市谷高地旧陆军省（后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先后传讯了以冈田启介、米内光政、若槻礼次郎、宇垣一成等大人物为首的所有要人直至最下级的官吏，甚至还有普通百姓。对东条英机的讯问是在巢鸭监狱进行的。被传讯的人，到提出起诉书为止不下100多人；书面证词的数量也非常庞大。
传讯长达五个月。经过这一段时间，检察团基本弄清了应对日本发动战争负责、进行国际战争犯罪的实体。给检察官们提供了很大帮助的材料之一是《木户日记》。木户从“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到战败，都认真地记了日记。《木户日记》里所记录的事实，对弄清错综复杂的日本政治真相，是很好的线索材料。
3月底，国际检察团开始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综合性总结，同时逮捕了新的嫌疑人——原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原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原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等。这是第一次由国际检察团决定的逮捕令，显示出检察团已把利刃深深地插进了战争犯罪的核心部位。4月26日，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被捕。
三天后，天长节的当天，国际检察团以盟国的名义把起诉书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认定28名日本人为甲级战犯，他们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材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
起诉书认为，从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期间，这28名被告支配和领导了日本的对内外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被告有组织地向日本国民灌输民族优越感，在政治上把和纳粹党或法西斯党一样的组织纳入日本议会中，用作为侵略服务的工具；在经济上，把日本的大部分资源用于战争目的；加强陆海军对政府的威胁和压迫，创设翼赞会，倡导国家主义的扩张政策；对报纸广播严加管制，在精神上把国民舆论引向侵略战争。
在对外政策方面，被告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统治者一起共同策划由侵略性国家对世界进行统治和剥削压榨。计划、准备并开始实行对各和平国家的、违反国际法及条约的侵略战争。
另外，被告在挑起世界性纠纷、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违反战争法规，虐待俘虏并屠杀一般民众。
5月3日上午10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28名被告被带上被告席，以韦伯为首的法官们、以基南为首的检察官们、以穗积重威和清濑一郎为首的辩护律师们各就各位。在起诉书的朗读声中，长达两年多的东京大审判正式拉开了帷幕。
6月，检察方面开始立证。1947年1月，开始由辩护方面辩护。此后，再由检察、辩护双方进行辩论，检察方面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护方面进行最后申述。直到1948年4月16日，审理才告结束。在此期间，大川周明因发疯被迭往精神病院，永野修身和松冈洋右因病死亡。
1948年11月4日，韦伯审判长宣读了对25名甲级战犯的最终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被告被判以绞刑，东乡茂德被判以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以有期徒刑7年，其余16名被告都被判以无期徒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及判决，无疑反映世界上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声，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的严厉打击。它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理应得到充分肯定。但是，由于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被美国控制的国际检察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发掘更多的证据，因而在具体量刑上存在着少许的偏颇之处。极为明显的是，法庭仅仅将审判矛头对准了执行天皇命令的法西斯军人和少量文官，而对拥有发动战争权力的天皇的责任避而不谈。
更令人气愤的是，盟军不仅陆续释放了28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而且还将被判以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18名甲级战犯在几年后予以释放。这就是说，对“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承担罪责的只有被判处绞刑的7个人。而那些被释放的人，在不久后《旧金山和约》生效即日本获得独立时，立即受到关照，被解除整肃，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
东京大审判似乎给后人留下了虎头蛇尾之感。
制定新宪法
要想彻底埋葬军国主义化的旧日本，创造一个民主化的新日本，除了消灭旧时代的遗迹、采取许多革新措施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把所有改革措施固定下来，使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向前进下去。
麦克阿瑟在这方面立下了不小的历史功绩。他敏锐地抓住了修改宪法的核心问题，即天皇制问题。由于美国政府在战后初期对日政策中规定要利用天皇制达到改造日本的目的，因此，麦克阿瑟在苏、中、澳等国舆论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时，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这种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为了把具有占代神权和近代绝对主义双重性质的天皇制改变为象征性天皇制，麦克阿瑟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为了破除笼罩在天皇制周围的神秘气氛，麦克阿瑟决定拿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开刀。神道教系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最初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信仰多神，特别是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自从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是其在人间的代表后，神道教便有了特权，皇统成了神统，即所谓“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特别是明治政府独断地规定了神道的“非宗教”性，从而使它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援助和特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说教鼓动极端国家主义狂热情绪，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盼“大东亚新秩序”，并宣称每个臣民一生中的最高目标就是为天皇效忠至死，死后便可以成神。正是在神道教的欺骗下，日军官兵才在对外侵略战争中表现得极为疯狂，令西方人难以理解。日本统治阶级也正是利用这种疯狂，达到了他们维护天皇制的目的。
美军占领日本后，自然不能允许神道教的特权继续存在下去。1945年12月10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了《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及传布》的指令。具有彻底性和革命性的该指令明确指出：
崇拜神社是为侵略、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提供思想基础，所以要取消国家和自治体给予神社的一切特殊待遇和援助，并规定不能在国家的援助下传布教义和举行祭典。为此，命令伊势神宫与国家脱离，解散内务省神袱院，废除研究神道和培养神官的国家机关，国立和公立学校与神道分离，删除教科书中的神道教义，禁止国家的教育机关参拜神社，禁止政府的教育机关和学校设神龛、挂天皇御照，禁止因不信仰神道而受歧视，禁止官吏以公职身分参拜神社（明治以来，新任职的大臣和地方政府知事都必须到伊势神宫、桃山御陵及其他神社进行参拜）。上述措施意味着国家、自治体、国立和公立学校与神社、神道分离，这是民主革命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令还给一切宗教以平等权利，禁止将宗教用于政治目的，彻底否定日本人过去在朝鲜、中国的台湾和东北地区以及国联允其托管的南洋诸岛强行修建天照大神的神社并强制其他民族进行参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命令取缔天皇在门第和血统上优于外国元首的思想，以及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优越意识，这就给予天皇和天皇制以最沉重的打击。据此推延，规定所谓不敬罪的基础也被摧毁。
与此同时，盟军总司令部的成员还通过天皇周围的大臣们，暗示天皇应以自觉自愿的形式发布一道彻底破除天皇至高无上观念的诏书。当时的币原首相经与天皇商议后，马上就用流畅的英文说出了诏书的内容。数日后，币原将起草好的诏书送给盟军总司令部和天皇审阅，在应天皇要求加上《五条誓约》后，获得通过。1946年1月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被称为《人的宣言》①的诏书公开发表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段：
..朕与汝等国民间之纽带，始终以相互信赖和敬意结成，非单依神话和传说而产生，也非因以天皇为现世神、且以日本国民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并注定要统治世界之虚构观念而形成..
这份天皇对神格作自我否定的诏书，好似晴天霹雳，使日本国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令他们感到异常新奇。盟军总司令部和国外舆论界也都纷纷予以高度评价。
麦克阿瑟破除了天皇制的迷信色彩后，又开始动摇天皇制的经济基础。
他认为，庞大的皇室财产是天皇尊严的物质基础，如果将其取消，天皇的神秘性也就会随之消失。1945年10月30日，盟军总司令部正式公布了天皇的财产总额为15.9亿日元。即使是如此庞大的数额，也是在评估时被极力压低过的，例如，对土地和建筑物的估价是时价的1/10，木材的估价则是1％。
皇室的财产是由日本政府和宫内省进行估价的。他们为了避免引起盟军和全世界人民的注目，有意压低了评估价格。即使这样，在一般国民眼里，天皇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富豪。
等盟军发觉估价存在着问题后，大藏省赶紧将15.9亿更正为37亿多日①有人译作《人间宣言》、《凡人宣言》。
元。宫内省计划将其大部分转为国有，以免将来成为课税的对象。1946年。
宫内大臣松平庆民向盟军表示，天皇希望将财产下拨给国家。新首相吉田茂也曾就此事同麦克阿瑟交谈过，但盟军总司令部不予理睬，仍然发布命令，同对一般财阀一样，对皇室财产征收超额累进税，规定1947年3月底以前交纳90％的财产税计33亿元。天皇本想把剩下的4亿日元也捐赠给国家，作赔偿费使用。但盟军不允许他捞取这个好名声，而是将4亿日元财产的大部分收归国有了。所谓“收归国有”并非真正归国家所有，而是将其作为皇室的公用，其事务由宫内省办理。实际上，皇室的财产依然如故。不同的是，在财产发生变动时，须经皇室经济会议认可。此外还规定，此项财产不能用于收益目的，经营事业则不许赚钱也不许赔钱。
修改宪法工作是1945年10月开始的。当时的市原内阁组织了一个以国务大臣松本烝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拖延推诿，松本向内阁会议提交了他的宪法修改草案。该草案基本承袭了原来的帝国宪法，仍维护天皇的统治大权，只是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天皇至尊不可侵犯”。在草案正式提交盟军总司令部前，《每日新闻》于1946年2月1日抢先披露了草案的大致内容。对这种极为保守的草案，麦克阿瑟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况且，1945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了莫斯科会议，决定在华盛顿成立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在东京设立由美、英、苏、中四国组成的对日理事会，进而对修改宪法等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即在执行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或决定时，如理事会成员对最高统帅提出异议，最高统帅则须停止执行，直到委员会取得一致。就是说，远东委员会里的苏联等国拥有对麦克阿瑟采取行动的否决权。远东委员会预定于1946年2月26日正式成立。为此，麦克阿瑟要想不受苏联人的牵制，就必须在2月26日完成草案拟订工作。
于是，麦克阿瑟在2月3日命令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长惠特尼迅速起草宪法修改案示范草稿。他强调说，下面的三个原则必须包含进去：
一、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所行使的职能要体现国民的基本意志。
二、日本要废止运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日本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
三、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贵族的权利只限于尚在的一代。
根据这一指示，惠特尼领导一班人马从2月4日起进行了一周的日夜奋战，搞出了一部新宪法草案，并于13日交给日本方面，责今日方以该草案为蓝本迅速起草一份日本的方案。美方的宪法草案实际上是美国制度与英国制度的结合物。它使天皇降到了只是“国家象征”的地位，确立了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体制。国会两院将由民选产生，首相由众院选举并直接对国会负责。
日本政府很难接受这一体现主权在民的彻底冲击日本国体的宪法草案。2月21日，币原拜会麦克阿瑟，试图寻求松动，但麦克阿瑟向他透露了远东委员会里出现的不利于保存天皇制的呼声，并说：“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这是不容变更的两大原则。只因规定了这两个原则，才能排除苏联的反对意见而维持天皇制。在当今国际形势下，美方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正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天皇的地位。”
币原在进退维谷时，决定将一切经过奏知天皇。次日，币原等三人进宫晋谒天皇，请求天皇予以决断。天皇这一次态度比较冷静，声称即使从他手中剥夺一切政治机能，他也将予以全面支持。
吃了定心丸的币原随后召开内阁会议，委托松本国务相按照美方的草案，起草一份日方的草案。于是，松本就和法制局第一部长佐藤达夫一起拟订草案。3月2日，松本终于作成试案。其间，盟军总司令部频频来催，要求日本政府一定要在两天内交出草案。
4日，松本将草案日文稿带往盟军总司令部。日美双方专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才搞出了一个比较规范的英文稿来。
6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全文分为11章92条的《宪法修正案纲要》。这个《纲要》的“序言”中的第1条指出，天皇的地位“基于享有主权的人民的意志”，明文规定了主权在于人民。
4月10日，日本进行了众议院大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进步、最民主的一次选举，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战。大选后，由自由党的吉田茂组阁。吉田政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波茨坦公告》所说的由“国民自由表示的意志”选出的政府。
7月2日，远东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对正在激烈辩论该草案的日本第90届议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8月24日，众议院终于以421票对8票通过了新宪法草案。
11月3日，天皇裕仁出席了公布宪法的典礼，并且宣布：现已明文规定，日本国民主动放弃战争，希望在全世界实现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永久和平。永远尊重基本人权，在民主的基础上管理国政。朕愿与国民竭尽全力，携手并进，正确实施此宪法，重视法规和责任，努力建设爱好自由与和平的文明国家。
1947年5月3日，新宪法开始正式生效。天皇和吉田首相等人出席了在皇宫前广场举行的盛大的颁布宪法典礼。随着民主化的新日本的逐渐形成，穷兵默武半个多世纪、给东亚及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日本帝国和它的根本大法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初探——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
一、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背景
中日两国的封建社会，在19世纪中叶已发展到晚期，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均已面临最后的崩溃，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不可避免。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亦都受到腐朽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扼杀。早在18世纪中叶，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即已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到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前夕，已比较广泛地存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工场手工业已在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出现且密度较高，并在一些重要行业中较为发达。但由于幕藩领主对外推行锁国政策，对内限制、打击工商业，推行扼杀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状况也与日本相似，在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即已产生。
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使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由于清政府一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维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不断加重地租、赋税、摇役和高利贷剥削，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无力迅速提高生产力，并使工商业的发展难于同国外、国内发生广泛联系，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极大地阻碍了两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两国的封建经济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农业耕种面积停滞不前甚至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歉收和饥荒不断发生，财政危机亦都十分严重。
日中两国的封建政治危机则更为严重。由于财政经济困难，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悄然变化着，终致发生动摇，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了。在日本，武士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使之“恨主如仇”，认识到幕藩体制已无可迷恋而寄希望于寻求新的出路。不少下级武士或搞副业，甚至经营商业；或成为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设私塾授徒，其中不少成为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幕府和诸藩统治者为解救封建危机而推行的一系列幕藩改革也相继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已腐朽不堪，吏制黑暗，贿赂公行，连八旗军队也逐渐陷于瘫痪状态。两国的封建体制，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变本加厉地压迫榨取，实行种种倒行逆施政策，力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这样，两国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农民和市民的反封建武装斗争。日本在19世纪初，全国平均每年发生五次农民起义，1833年一年中就发生30多次，1861—1867年七年间共发生194次，平均每年27.8次。在中国，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总之，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封建统治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封建社会面临着总崩溃的深刻危机，生产力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摧毁业已腐朽的封建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无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前夜的中日两国，又都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欧美列强的侵略，民族存亡的危机，迫使两国迎接严峻挑战，作出历史的抉择。
19世纪中叶，停滞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门槛前的日中两国，与欧美各国相比较，其社会经济发展已是大大落后了。在17世纪前期，日本德川幕府建立起幕藩体制和中国清朝建立封建专制统治时期，西欧的英国已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日中两国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之时，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走在前面的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开拓和建立起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换言之，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惟有实现资本主义才能避免灭亡的道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完全是由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强烈冲击的影响下或“迫使”下进行的。日本正是由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国家的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叩开了锁国大门。日本开国开港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无法阻挡。而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则用坚船利炮，通过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老大封建帝国的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欧美新老殖民主义迫使日中两国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开展不平等贸易，甚至割地赔款，攫取种种殖民特权。日中两国面临最后的抉择：要么灭亡，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要么走欧美列强发展资本主义之路。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较为顺利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至建立起“大日本帝国”。中国则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虽未沦为殖民地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
二、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19世纪中叶，两国还都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历尽坎坷，备受欺凌，险些被列强瓜分和被日本灭亡，经历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和1949年革命的胜利。日本则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和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建立起庞大的“大日本帝国”，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亡，在美国占领下经过战后改革，到50年代才又重新恢复和发展。
对近代中日两国，为什么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亦包括了日本帝国为什么兴盛又为何迅速败亡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概而言之，可分为强调内部条件和强调外部条件两大不同的基本观点。强调内部条件的又因其侧重面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在侧重政治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封建政治体制不同，有的强调封建政治结构不同，也有强调是否由异民族统治。在侧重经济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同，有的强调两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不同、密度不同，也有的强调两国国内市场形成时间不同。在侧重从思想意识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有的强调“危机意识”的有无，也有的强调“民族活力”
的大小及是否充分发挥，在侧重从文化教育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是否实行科举制度，有的强调西学发展水平不同，有的强调国民文化素质和水平的差别，等等。在强调外部条件不同的观点中，也有种种区别。有的强调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因而受到西方冲击压力的大小不同；有的强调对西方冲击的应变能力和方式的不同，因而导致后果的不同，等等。也有将国内外条件结合起来考虑的。应该说，上述种种观点不乏极有见地的见解，都有各自的道理，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这里，我们不拟一一具体介绍和评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书前面的具体记述作些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近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上又起过不同的作用。
为叙述简便和清楚，我们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两国内外两个方面，对两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原因进行一些归纳和概括。
19世纪中叶以前，即中国鸦片战争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可作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国的国内条件和根据存在着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在两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和反映。而这些不同，一般说来，都对日本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建立日本帝国较为有利。
在社会经济方面，日本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在幕末，资本主义萌芽已较为发达，城市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比中国要早。
这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比中国较为有利的条件。而中国，则是地主经济形态，腐朽的汉族大地主帮助满族统治集团对明工朝的征服和统治全国，更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迟滞。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100多年。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但总的说来，比日本发展要低，这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十分不利。
在社会政治方面，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因幕府政治是武家政治，封建武士重勇武、重实行，又学文道，是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群体，这与中国长期是文官，特别是与清末愚钝的腐儒当政，因循守旧、抢残守缺很不相同。这为面临西方冲击时日本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是寺子屋的遍及日本，使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幕末日本也比中国发达。不仅是医学，就连科技和生产技能也比中国发达，已建立有近代水平的一些幕藩经营的工厂，技术、规模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其性质虽是封建官营，但技术设备及生产能力为近代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正因为有以上一些差别，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步时就有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有了一定的准备。在幕末风云变幻之时，西南强藩能建立和维持武装割据，并利用天皇朝廷，经历了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一批下级武士能脱颖而出，以其文武之道显示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加之有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豪农豪商的财力、物力的支持，再配合以农村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暴动的兴起，最后再加上一些拥有洋学知识的武士的协助，从而使武士们能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在西方列强侵入、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时，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权。
中国在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及条件方面，都比日本稍差。当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冲击时，总体的应变能力就比日本差些。虽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较先进的人物，或禁烟抗英，或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昏庸，失却了应变能力，其结果是林则徐等人的被革职和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境况使近代中国必然走着极为艰难坎坷的道路。
在第一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更明显的却是不同之处。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
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
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为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当时，英国在印度遭受人民大起义的打击和在中国鸦片战争中遭受中国人民抗击之后，正考虑变换和调整殖民手法和策略，虽然有萨英战争及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马关）之事，但列强的武装并未侵占日本本上，此后更迅速地改变为利用日本为其侵略远东的前哨和兵站。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英国转而支持萨摩藩倒幕派。法国正陷于普法战争之中，美国则因国内的南北战争而无力顾及日本，俄国因克里木战争后忙于农奴制改革，也无暇东顾。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而历史却没有给中国提供这种机遇，况且中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鸦片战争。日本却正好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了解到西方列强的实力，民族危机意识极强，并为挽救民族危机作了一定准备。这样，日本便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迅速倒幕成功，建立起明治新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否可以说，西方列强当时自顾不暇和考虑将日本变为自己侵略东亚的伙伴和工具，与亚洲人民，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民抗击列强的英勇斗争大有关系。换言之，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获得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当然，纵然出现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天赐良机，若无国内条件相配合，国内无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也会坐失，仍然逃脱不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同样的厄运。所以，我们认为，日本以当时的国内条件为依据，配合以有利的国际条件，且有应对的精明，加上偶然出现的良机，几方面因素几乎同时汇聚所起的综合作用，才顺利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而这一综合条件的具备，是千载难逢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可说是其他亚洲国家再也未能走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而在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面有利因素能否几乎同时汇聚发生综合效应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就中日而言，甚至是决定性的。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不谓不英勇，武装斗争水平亦很高。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亦比日本的“改革世道”及农民起义影响更大，水平更高，而中国辛亥革命的整体水平比日本的倒幕运动更高得不可比拟，即使是戊戍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相比，并不逊色太多。但是，日本的这些有利作用力却在同时期汇聚在一起，相对的反变革力量则显得更弱，从而不失时机地取得了变革的胜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一次次努力和斗争，虽然其力度、其水平均比日本大些，甚至高些，但因反对变革的力量相对强大，特别是一次次斗争和努力均十分分散，时间前后相距大，未能同时汇聚在一起，共同对反变革力量展开有力的冲击，变革力量冲击的不同步，或变革的错位，终于使变革一次次受挫，“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就是中日两国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从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可以作为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两国均跨入了近代时期，并已开始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不同的发展道路，更为后来的发展造成了根本不同的内外部条件。
在这一阶段，从各自的国内条件看，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出现了更多的差异。在政治方面，日本建立并巩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通过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中央集权和近代天皇制，建立起“大日本帝国”，并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通过《日英新约》的签订和逐渐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对东亚弱小国家进行军事侵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跻身于列强之列。中国则在列强不断侵略之下，主权和领土不断丧失，在半殖民地深渊越陷越深。封建统治阶级则更加没落腐朽，封建统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经济方面，日本采取开国进取方针，通过地税改革、秩禄处分、士族授产和殖产兴业等一系列改革，强制推行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已开始进行产业革命。而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终于失败，经济受到列强的破坏，日益陷入困境。在思想方面，日本通过启蒙运动和实行文明开化方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有自己的地位。中国虽涌现出一些启蒙思想家，但影响面不大。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已普及小学教育，各种职业教育亦有迅速发展，但以《教育敕语》颁布为标志，军国主义教育已成为日本教育中的一个毒瘤。中国虽则办了一些近代学校，但教育的普及等还根本谈不上。这一时期，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条件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日本一方面通过开国进取，大学西方和修改不平等条约，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更通过不断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在外交斗争中纵横捭阖，跻身于列强之列，成为奴役中国的主要侵略国。中国则因甲午战争败于日本，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国内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近代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日本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而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系列改革。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未能掌握政权，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及其他一些改良活动就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从甲午战争到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日本参加巴黎和会，可作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近代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更大的差距，两国的社会状况更加不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地位更加悲惨，戊戍维新、义和团运动均遭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一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南京临时政府，然而很快被袁世凯北洋军阀所取代，终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有了新的生机和新的希望。
这一阶段，两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化强国。
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两国的社会性质根本不同。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遥遥领先，中国则更加望尘莫及了。日本是压迫民族，中国成为被压迫民族；日本成为侵略国，中国成为被侵略国。这些根本性的不同，又成为近代两国发展道路极不相同的基本原因。
考察贯穿于各阶段、始终影响中日两国发展的因素，有必要专门涉及开国进取思想和民族主义两个问题。日本由于有勇于和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优秀民族传统，因而在与西方文明撞击时，能很快调适自身适应力，较早较快地果断采取了开国进取政策，使“求知识于世界”的开国进取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实行。中国则长期闭关自守，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老大思想包袱沉重，虽不断被迫开放口岸，但除少数先驱具有开国进取思想外，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狭隘的闭关排外自守思想。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是始终对两国的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民族主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面光辉旗帜，“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而且包含着反封建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在日本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进步作用，成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
日本人民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但是，即使在倒幕维新时期，维新志士的民族观亦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主张向外扩张侵略。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帝国统治集团成为强权政治的狂热推行者，民权论者亦蜕化为国权论者。大批民族主义者蜕化为沙文主义者了。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沙文主义第一次大泛滥。在日本侵华期间，沙文主义第二次大泛滥。两次沙文主义的大泛滥，成为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灾祸之源，亦成为日本败亡的祸根。中国民族意识的萌发虽较日本为早，但因杂有国内反满的民族矛盾，影响了对外国殖民侵略的共同抗击。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才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最终取得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完全胜利。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从本世纪60年代起，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亦悄然兴起，不时有沙文主义冒出，污染日本人的思想。“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抛出，是妄图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为已覆亡的“大日本帝国”招魂。本世纪30年代又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供有14名甲级战犯名位）事件，近年又不断有日本国务大臣口出狂言（所谓“失言”），妄图否认侵略、抹煞罪恶、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不容亵渎，沙文主义即使泛滥一时，其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企图终究是无法得逞的。
最后，拟对“大日本帝国”败亡原因作一简要概括。从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看，明治维新的二重性使近代日本的各种体制、结构均具有二重性，处理不当时，就发生负面影响和副作用。民族主义逐渐向沙文主义的蜕变是典型事例。日本靠战争起家，靠不断扩大战争、对外侵略刺激国内经济，缓解尖锐的政治矛盾和危机，犹如饮鸩止渴。日本经济本来就较为虚弱，资源不足，原料缺乏。一旦野心膨胀、四处侵略，就会成为“国际孤儿”，失去资源来源，从而造成经济崩溃。实力不足，又必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长期的战争，过度的侵略扩张，造成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和衰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军事力量的枯竭衰微，终于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军事的败退，最终则是“大日本帝国”的覆灭。三、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如果换一个角度总结和概括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发展，使用近代化的概念是适宜的。近代化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而对近代化的理解亦十分不同。我们暂且将近代化规定为资本主义化，而不在这里使用现代化概念。
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发展道路，换言之，中日近代化道路不同。而对近代两国发展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使用近代化概念则更为清晰、更好理解。
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建立在本书对日本帝国兴亡过程详尽阐述的基础上，联系近代中国各方面的总体状况而作出的，不少看法尚不成熟，诚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综观100年左右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的说来，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教育普及化方面，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缓慢发展的，终于未能实现近代化。但在某些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也留下了辉煌篇章。日本则独立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但在各个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也留下了耻辱的记录。应该说，各有其成败之处，亦有得有失。
概括地说，日本的成功之处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方面，明治政府通过艰苦的修改条约谈判和不懈的斗争，终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方面，在第二次大战前已获得巨大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工业化，农业在战后也逐渐实现了近代化。在政治方面，1889年就已开始建立近代代议制度，颁布了明治宪法，也曾有过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昭和民主运动三次民主高潮的兴起，在战后更制定了新宪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治初期即开展了启蒙运动，经过文明开化，大学西方，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文化教育方面，经过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日本民间的长期努力，较早较快地普及了国民小学教育，对推进近代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发展为压迫弱小邻国（中国、朝鲜）的侵略国，成为压迫民族，20世纪30年代便确立法西斯体制，发动侵华战争，1941年更挑起太平洋战争，战败投降后又被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开始实现工业化时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并且卷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漩涡而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总崩溃。在近代天皇制国家政体之下，人民民主权利受到极大限制，连中小资产阶级也无法问津权柄。虽然兴起过三次民主运动高潮，但自由民权运动被镇压，大正民主运动遭受扼杀，昭和民主运动终于夭折。20世纪30年代后，法西斯体制确立，军部横行，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政党受到血腥镇压，资产阶级政党亦被迫解散，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独揽大权，日本经历了最黑暗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时期。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曾有过“全盘欧化”的挫折，受到“脱亚论”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控制。
文化教育方面也曾受军国主义毒瘤侵害。
日本近代化的两重性，其成功与失败、得与失的共存，可以说反映在各个方面，而且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
中国由于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内受封建专制压迫剥削，终于被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未能实现近代化，可以说是失败了。
在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方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后来则主要是日本的宰割和战争侵略，国家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遭受“瓜分豆剖”之苦，台湾、东北曾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戍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又都遭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政府反动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很快又被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扼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掌握全国政权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方面也一直未能实现工业化。到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左右，而83％左右仍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国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末才有所开展，影响未能波及全国。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普及率极低。一部中国近代化史是苦斗——失败——再苦斗、虽有缓慢发展但终未成功的历史。
但是，中国近代化史也有其光辉灿烂的篇章。太平天国革命、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试图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中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国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都曾提出建设理想的近代化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其辉煌业绩、其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吏。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何等的波澜壮阔。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30年浴血奋斗，赢得了最后胜利，国家取得了独立，民族争得了解放，从此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时期。
从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的实现，国家发展为独立富强的近代工业强国，是以工人备受剥削、农村长期贫困落后，法西斯军部专权为代价的，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总崩溃，直落得被美国单独占领的后果。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战争破坏，其社会经济、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历次革命运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然而这也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康庄大道。
因此，我们说中日两国各有其成败得失之处，亦各有自己的优势，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历程和发展前途，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种种启迪。这里，我们仅将最主要的几点概述如下：
第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既是近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又是近代化的根本前提。
19世纪中叶，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开始或实现了近代化，并通过殖民扩张将落后国家强行卷人世界资本主义漩涡。当时，同属落后国家的中日两国，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严峻的形势要求两国作出抉择。
日本顺应了时代潮流，明治政府一方面开国进取，主动变革，迅速增强了实力；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抓紧与西方列强谈判，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收回国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通过这两方面的斗争，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亚洲惟一的避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这为日本发展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中国腐败的清政府，开始是妄自尊大、盲目排外，鸦片战争失败后则向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统治者进而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逐渐变成了列强的傀儡和工具，从而使中国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一旦沦入半殖民地这一悲惨境地，则备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仅“豆剖瓜分”中国，而且为了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不允许中国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丧失了近代化的根本前提，要实现近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
第二，在近代时期，进行社会变革的近代资产阶级能否掌握国家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是决定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国家政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此，政权问题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一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和成败，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由倒幕派夺取了政权，才为日本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因此，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夺取了政权的日本资产阶级，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日本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较好地进行了破旧立新，既打破了幕藩体制和消除了封建复辟势力，又能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干预经济，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大大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则缺少资产阶级政权这一根本前提，因而近代化处处受挫，发展迟缓。洋务派办洋务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新派又未能掌握政治实权，先后均以失败告终。总结戊戍维新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维新派没能重视国家政权问题，忽视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先生已明确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为近代化的实施开辟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成功地进行了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后，也未能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招致革命和各项改革事业半途而废。
第三，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改革，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近代化顺利发展的保证。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之处，正是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政策。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对内抓紧进行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对外实行开国进取方针，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从而大大促进了近代化的进程。而日本近代化受挫的严重教训，正是改革的不彻底和某些政策的错误。各项改革的不彻底，使封建因素大量存在，给各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恶劣影响。某些政策的错误，也使近代化事业走了不少弯路，搞“文明开化”时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文化传统，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欧化”的典型。进行农业改革时大搞大农经济，盲目引进、购置大批西洋大型农具。凡此种种，都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了极大损失。
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本上无法进行改革，进行的某些改革如戊戍维新等，也遭到镇压而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确实也有改革政策错误这一因素。戊戍维新仅学明治维新的某些皮毛和形式，诸如“剪发”、“迁都”、“改元”等，而未学其夺取政权等实质，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也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
之争，而争论双方都是错误的。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鼓吹“全盘西化”者，则只能是食洋不化，徒然加深半殖民地化而已。只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后，在根据地、解放区才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第四，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近代化的基本要求。
如按近代化的各项标准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都各有缺欠，都是跛足。
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和教育普及等等，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直到通过战后改革才开始实现，而战后又存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历史课题。严格地说，日本近代化是在战后改革后，在结束美国单独占领局面即“旧金山体制”确立后，才能说已全面地实现。中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革命和政治体制民主化方面比日本要先进得多，然而经济落后，未能工业化，文化教育水平也很低，应该承认这是谈不上实现近代化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虽然是两国各自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也是两国近代化的严重教训。
第五，反对侵略战争，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是近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条件。
日本的近代化，虽一时受益干侵略战争，但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痛击，最后败降，招致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丧失，招致了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终于使70年近代化的成果毁于一旦。其教训何等惨重。
中国则在100多年间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奴役，特别是受到日本的不断侵略战争的破坏，国家实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由于缺少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国的近代化只能缓慢地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争取到和平安定的环境，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保证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日不再战”，不仅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两国人民的心声，而且是两国100多年来历史所提供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后记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李锋同志。在提出选题计划、拟定书稿提纲及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李锋同志的大力支持、协助和鼓励，使书稿得以顺利完成。世界知识出版社诸同志又精心审阅、认真修改，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谨代表各位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拟定书稿提纲、组织写作过程中，接培柱同志、米庆余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由以下人员执笔（按编章顺序）：汤重南（导论、附论、后记）、宋成有（第1—4章）、马新民（第5章）、汪森（第6—7章）、张传杰（第8、9、11、13、31—35章）、郑毅（第8、10章）、邹晓翔（第12章）、王俊彦（第14、26—28、30章）、赵一顺（第15章）、周颂伦（第16—18章）、李小白（第19、20章）、徐显芬（第21章）、王健（第22章）、宋志勇（第23章）、杜小军（第24章）、肖伟（第25章）、蕴华（第29章）、李婉兰（第36—40章）、胡卫东（第41—45章）、强国（第46—50章）。
书稿执笔人交稿后，由汤重南、汪森、强国、韩文娟四位主编分头负责审定有关编、章，提出修改意见，再由执笔人修改。最后，汤重南通读修改了第一至七编书稿，强国通读修改了第八至十编书稿。
本书写作，由于时间匆忙及水平限制，肯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衷心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汤重南
1996年1月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