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经过4个月18天，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一区（东省特别区）全部沦陷。从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起的则是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建立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军事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为使东北变成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开始进行收买汉奸、建立“满洲国”的罪恶活动。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在所谓《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中言称：“要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并规定这个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等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也是建立伪“满洲国”的草图。
10月21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又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为占领中国东北实施殖民统治而制定了三项准则：“一、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完全分离出来；二、将满蒙统一在一起；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质上掌握在我方手里。”
在日本军部及关东军确定了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形式之后，板垣、石原和花谷等人电召在中国东北的日侨右翼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大雄蜂会”等法西斯组织，分赴东北各地协助关东军，策动满洲独立运动。9月28日，吉林省原边防署司令、省政府代理主席熙洽首先宣布“独立”，同时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并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同日，在辽宁省，由赵欣伯、袁金铠等老牌汉奸拼凑的伪政权也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建立“新独立政权”。在日军软硬兼施下，原辽宁省长臧式毅也于12月16日出任伪“奉天（辽宁）省省长”。另外，吉林洮南镇守使张海鹏、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藏山在日军的诱使下，也分别于1931年10月1日和17日投降日军，自任伪“保安总司令”，宣布“独立”，脱离国民党政权，当了汉奸。
在黑龙江省，由于该省中国驻军坚持抗日，伪政权建立较晚。1931年日军攻占省会齐齐哈尔后，即指使汉奸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汉奸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1932年1月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市宣布就任。至此，辽、吉、黑三省先后都建立了日伪政权。这些伪政权全部由日本顾问控制，都是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并为日军积极策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准备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进一步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首先便是把关东军内定的伪政权首领清朝废帝傅仪挟持到东北。当时，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受关东军司令官的委派，秘密潜入天津，勾结中国一些汉奸土匪、失意军人，于1931年11月8日制造了“天津事件”。他让汉奸组织便衣队，按计划在天津北门外的估衣街抢劫商店，鸣枪示威，并袭击中国军警，接着又破坏了天津至北平的铁路。在天津人民遭受浩劫的混乱状态中，土肥原乘机挟持傅仪出逃天津，乘船到达旅顺。
1932年1月29日，板垣征四郎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前往旅顺，同溥仪就建立伪“满洲国”一事进行协商。溥仪表示愿意充当“新国家”的首领。2月16日，在日军操纵下，召开了所谓“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老牌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还有一度降日的马占山（后又举起抗日旗帜，继续抗日）。关东军方面有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知、驹井等。
在这次会议上，板垣代表关东军迫令汉奸巨头们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满洲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前成立“新国家”。2月25日，关东军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方案规定：所谓“新国家”，称“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的五色旗为“国旗”，“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政治上信奉“民本主义”。
同年2月9日，关东军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伪“国务总理”，臧式毅为伪“国务副总理”，张景惠为伪“参议府议长”，袁金铠为“副议长”，于冲汉、赵欣伯分别为伪“监察”、“立法”两院的“院长”。3月1日，关东军借伪“满洲国”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
当天，溥仪同关东军签订了一项可耻的卖国密约，密约是关东军板垣等人一手炮制的，但采取了以溥仪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函件的形式，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敝国对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所需经费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多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
这份密约，从溥仪来讲，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卖身、卖国契约，意味着溥仪是一个十足的傀儡。从日本来讲，则是一份把中国东北变为殖民地的罪证。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所谓《日满议定书》，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天皇任命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并兼任关东厅长官和“驻满全权大使”，同时拥有对“满铁”的监督权。从此，关东军司令官集大权于一身，成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炮制的殖民统治伪政权。在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中，日军凭借庞大的法西斯军事武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对东北人民进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实行了残酷的掠夺和奴役，写下了日本侵华史上可耻的一页。
①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81页。
第23章 退出国联
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仅激化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而且引起了国际列强的注意。当时，国际联盟是在英法等列强操纵下、标榜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日本是国联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联有一定的影响力。
后，日本一直把国联外交作为一种筹码，力图通过国联来兜售其帝国主义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意识到中国可能采取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通过国联来压制日本，因而更加重视国联外交。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之所以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国联和列强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和列强身上。
这样一来，国联外交便成了中日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之一。
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之命，正式向国际联盟理事会起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要求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讨论日本侵华问题，并请求理事会根据盟约第11条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事态继续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和数额等等。
时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根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秘密报告，虽然认为事变很有可能是关东军蓄意制造的阴谋，但为了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和形象，掩盖日军的侵略罪行，他还是就事变的起因向日本驻国联代表发出了一个颠倒黑白的训电，污蔑中国军队是事变的挑起者，言称日军的行动只是为了“自卫”等等。
根据币原的指示，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日本老资格的外交家，曾任驻华公使，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在22日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上发言，胡说事变是由中国军队破坏日本的满洲铁路引起的，日军占领东北的都市，乃是“为了保护满洲铁路线及在该地居住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不得已而为之”，竭力为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辩解。
但是，鉴于日本与列强的矛盾及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与英美等一流的帝国主义及列强控制下的国联相对抗，加之历史上有过“三国干涉还辽”的先例，日本政府及外务省在竭力否认侵华的同时，又把排斥国联及第三国干预事变作为国联外交的最大任务。
事变爆发之初，芳泽便向币原建议，应该尽可能地不把此事提到国联理事会上审议。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建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避免由国联或第三国来处理事变。这时，币原虽标榜“协调主义”，但在如何处理事变这一关键问题上，却暴露了他的本质。他所谓的“国联大会或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会进一步刺激日中两国的舆论，反使事情复杂化”的看法，实际上是担心国联对日本作出不利的决议，因而阻挠国联干预事变的口实。
为了排除国联及列强的干预，缓和与列强的矛盾，日本政府于9月24日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再次颠倒黑白，污蔑中国军队破坏“满铁”、挑起战端。声明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
我方所期待的，归根到底，在于使帝国臣民能够有机会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为使此次不幸事件不致破坏邦交，进而研究将来铲除祸根的建设性计划，帝国有决心和中国真诚合作。”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有三个要点：
一是诬称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日军的军事侵略只是有限的“自卫”；二是言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中国、国联及列强尽可放心；三是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真诚合作”，解决事变问题，国联及列强不必插手。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蒙骗了国际舆论和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联及列强的对日态度。
但是，中国代表团十分清楚日本的这一阴谋，因而坚持由国联处理事变，并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对于日方提出的中日直接交涉一事，则表示坚决反对。9月25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事变问题。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在日本占据着中国领土的情况下，日中直接交涉是绝对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针对日本“保侨”的借口，施肇基指出，在日军撤兵之后，中国当会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
为了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真相，促使国联早日下决心解决事变，中国代表还向国联提出了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的建议。日本深知，如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侵华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全世界，这无疑对日本不利。为此，芳泽表示，日本不会接受此建议，但为了拖延国联对事变的讨论，他说可以就此事向日本政府请示。然而，就在国联等待日本回答的时候，日军却迅速北上，占领了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在这种形势下，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的反对，决定向中国东北派遣7人调查团，成员由国联指定的第三国人员及中日代表担任。中国代表施肇基当即表示同意国联的这一决定。理事会要求日本迅速就派遣调查团问题正式表态。9月25日，币原训电芳泽，声称派遣视察员赴中国东北完全没有必要，希望国联相信日本政府的“诚意”，静待事态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日本为排斥国联而实行的拖延战术的继续。
在派遣调查团问题上，国联原本希望美国支持，并派员参加。但美国国务院却认为派遣调查团于事无补，反而会刺激日本的舆论，所以不支持国联的这一行动。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它是世界头号强国，而且是国际联盟的创建者，因而对国联及国际政治有极大的影响。由于日本反对、美国又不支持，派遣调查团一事就被搁置起来。
在国联的交涉中，中国外交的目标在于通过国联强有力的干预，迫使日本立即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因此，中国从9月21日正式向国联申诉日本侵华之日起，就坚决要求日本立即撤兵。然而，国联在英法的操纵下，却不愿得罪日本，迟迟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9月22日，国联理事会甚至不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向中日两国发出了内容相同的通牒，要求中日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这个通牒实际上带有包庇日本侵略者的成分，令中国政府大为失望。而日本为欺骗国联和国际舆论，则宣称日军已大部分撤回原地，少数部队是为了“警戒”和保护当地日本侨民的安全才在各地驻扎的，一旦达到目的，便会立即撤回原地。日本的一番花言巧语，迷惑了列强、拖延了国联的行动。
9月30日，在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为了应付形势，芳泽言称他可以代表日本政府，接受理事会的这一决定（后因币原反对，决议改为日本有条件撤军，即以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准，这就给日本拒不撤兵留下了借口），但对施肇基所提出的组织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以及组织中立国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一事，表示坚决反对。他反复宣称，日本政府“深信无须国联方面派遣任何特别委员团前往东北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感到国联组织调查团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定放弃组团要求，但重申日军必须在国联理事会指定的日期（即10月14日）之前，全部撤出占领区，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否则，中国政府“将要求国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但是，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只要求日本撤兵，并没有提出任何监督措施及违反决议后的制裁办法，所以，这一决议不仅没有制止日本的侵华，反而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10月8日，日军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事变初期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变成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事实，充分表明了日本侵占全东北的野心。
10月13日，根据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问题的最新发展。会上，施肇基首先发言，愤怒谴责了日本拒不执行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并轰炸锦州、扩大侵略的暴行。施肇基在发言中情绪激昂，大声疾呼：国联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如同两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凭借铁锚而进止。我们深信凭借两个条约，可以摆脱困境。两项条约乃是“世界和平大厦之栋梁，栋梁若折断，则大厦必毁矣”。①施肇基的发言有理有力，博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许。
在全场代表鄙视的目光下，芳泽照本宣科，宣读了日本的长篇声明，重弹日中直接交涉的老调，并一再为日本拒不撤兵进行辩解，说什么只有等到日本侨民有安全担保时日军才会撤回原防。芳泽的声明遭到了中国代表的严厉驳斥，会议陷入了僵局。
为增强国联的力量，以实力制止日本的侵华活动，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关于东北问题的讨论。对此，日本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国联的讨论情况已对日本不利，如果美国再加入进来，势必会给日本造成更大的压力。10月16日，理事会对邀请美国与会一事进行表决。结果以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而获得通过。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立即向美国发出了与会邀请。美国政府表示愿意与国联合作，制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
16日当天，美国总统胡佛就派代表吉尔伯特出席了国联理事会会议。美国的与会及其表决结果，表明了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列强与日本之间的矛盾，表明了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地位，是日本国联外交的一次失败。
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经过反复磋商后，通过了7项决议草案，要求日本陆续撤兵，并在下次国联理事会开会前撤退完毕；建议中日两国在日本撤兵后举行直接谈判。中国代表团表示接受理事会的这些决议。但日本代表芳泽却表示反对，并向理事会递交了日本政府的备忘录，要求对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进行根本性的修改。10月23日，芳泽在理事会上再次发言宣称，日本不能确定撤兵日期，只有等日本侨民无危险、中国诚心诚意与日本合作时，日本才会撤兵。而关于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日本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商定具体办法。芳泽的无理要求受到了理事会成员国的一致反对。西班牙代表当场发言，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一日不撤兵，则中国一日不得安①陈觉编着：《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全；日本撤兵之日，才是中日交涉开始之时。这位西班牙代表还正告日本：
“应深刻反省国联所以有此项制裁之原因，其原因为何？即日本无端侵犯中国领土，致成在20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之绝大污点。”西班牙代表的讲话深得人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芳泽受到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责问和批判，十分狼狈。最后，理事会对决议进行了表决，结果是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而日本的修正案则是13票反对，日本1票赞成。这次表决，再次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为了削弱国联的影响，排除国联对事变的进一步干预，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次声明，除继续为拒不撤兵进行辩解外，公开了它向中国提出的所谓中日协商五项大纲，其主要内容是：一、否定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三、彻底取缔妨碍通商自由和煽动国际间憎恶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对于在满洲各地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条约上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①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对撤兵一事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只要求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漫无边际的殖民权益要求，毫无解决事变的诚意可言。日本明知中国不会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而故意提出，意在把责任继续推给中国，排斥国联的干预，进而为日本拒不撤兵制造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重申在领土被占的情况下，中国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只有在日本撤兵之后，才能谈交涉问题。这样，国联理事会的有关讨论再次陷入僵局。
李顿调查团
11月上旬，日军入侵远离“满铁”的嫩江等地，暴露了日军企图侵占整个东北的阴谋，因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而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极为愤慨，敦促日本撤兵的要求也更力强烈。为缓和国际压力，迫使国联及列强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也为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争取时间，日本对国联外交作出了重大调整，改变了以往反对国联介入事变的态度，作出了与国联合作解决事变的姿态。
11月18日，在一片要求日本停止侵略、立即撤兵的呼声中，日本代表芳泽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在承认日本所提出的五项协商大纲的条件下，日本赞成派遣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芳泽的这一表态，令国联惊喜不已。法国代表白里安立即表示赞许，各国代表亦多随声附和。为了拉拢列强，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日本竭力主张调查团应调查与日本和列强关系密切的、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所谓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外国在华殖民权益问题，而对东北问题的关键——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及撤兵问题，却不允许调查和干涉。
此外，在派遣调查团的性质上，日本要求按盟约第11条办理，而该条款没有规定解决纠纷的具体办法。中国则要求按照盟约第15条派遣，争取国联理事会或国联大会提出谴责日本侵略和要求日本撤兵的报告或建议。对于中日双方的这一争执，国联理事会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把盟约第11条和第15条加以调和折中，只是笼统地称派遣调查团，不讲明是按哪条派遣。12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185—186页。
月10日，理事会正式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规定调查团“在实地调查影响国际关系并扰乱日中两国间的和平或和平基础的..一切事情，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理事会”。为防止日本利用调查拖延撤兵时间，决议又重申了9月30日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仍然有效。
根据国联理事会的决定，调查团有英、美、意、德、法五国各1人组成，中、日各派1人以顾问名义参加调查团，他们分别是英国委员李顿、美国委员麦考埃、法国委员克劳德，德国委员希尼、意大利委员阿尔德罗、中国顾问顾维钧、日本顾问吉田伊三郎。调查团的成员大都是前殖民地高官，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总的说来，他们对日本通过军事侵略占领中国东北，还是持否定态度的。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李顿调查团才起程赴远东。等他们抵达日本时，已是1932年的2月底了。在此期间，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并赶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建立起了伪“满洲国”。以期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及国际社会承认。这样，东北问题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为应付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日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时的日本外相正是原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他在会见调查团时称，此次事变系中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单方面破坏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所致，企图以共同维护列强在华殖民权益来引诱调查团上圈套。在调查团与日本方面的多次会谈中，日本重弹侵华有理的老调。鉴于伪“满洲国”已经建立的既成事实，李顿提出在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或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建议。虽然这一建议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迎合了日本的一些侵略要求，但此时己不能满足日本的胃口，日本拒绝了李顿的建议。调查团与日本会谈的结果表明，日本决不放弃已到手的侵略果实。
3月14日，调查团从日本抵达中国上海，首先在中国关内的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北平等城市进行了调查。当李顿调查团结束关内调查、准备进入东北时，日本进行了别有用心的阻挠。为表明伪“满洲国”是“独立国家”，日本指使伪“满洲国”
出面拒绝中国委员（顾问）顾维钧入境，理由是“恐有激烈分子，对顾君加以危害，影响将来邦交”。对此刁难行为，调查团十分气愤，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委员不能同行，调查团就不再去东三省。这时候，日本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并向调查团宣称：“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的意见，在该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反对顾维钧进入满洲的情况下，加以阻止是困难的。”①经过日本方面的“努力”，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李顿等部分团员从陆路进入东北，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初期没有同伪满政权进行接触。对此，关东军认为，让调查团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是国际社会承认“满洲国”的第一步。为此，他们指使伪政权设置障碍，阻挠调查团的调查活动。为完成调查任务，调查团最终向日本作了妥协退让，于5月上旬先后访问了溥仪等伪满政权的主要人物。与此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日伪政权还竭力限制调查团与爱国抗日人士（如马占山）接触，只允许调查团了解、接受伪“满洲国”成立的既成事实。但是，许多爱国人士不顾生命危险，通过写信、暗访等多种形式，向调①俞辛惇：《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日文版），东方书店1986年版，第311页。
查团揭露了日本蓄意挑起事端、武装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政权的罪恶行径。调查团本身也进行了努力的调查，基本掌握了日本非法侵略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事实。
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后，于7月下旬回到北平。然后历时月余，完成了总共10章、洋洋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书。10月之日，国联理事会公开发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
李顿报告书是一个典型的妥协主义和两面性的产物。它表现在：一是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称“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上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二是承认东北有排日倾向，但同时又批驳了日本关于中国军队挑起事变的谎言，认为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三是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认为东三省历来是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报告书表面上显得不偏不倚，然而对日妥协的地方亦不少。但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打破了日本利用调查团、迫使国联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除了上述三点外，调查报告书还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满洲自治”。这一方案既不接受中国提出的要求日本撤兵，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的主张，也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组成一个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在东三省实行高度的自治。该办法的目的之一，在于借机将欧美列强的势力引入自治机构，以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渗透并抵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企图。如该办法规定，由外国教官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作为东三省惟一的武装力量，其他的中、日武装力量应退出东三省；向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指派相当数量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重要比例；行政长官得从国联理事会提供的名单中，任用外籍人员监督警察和税收机关，赋予他们广泛的权限；行政长官须从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的名单中，指派1名外国人担任东三省中央银行的总顾问。按照上述办法，未来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将处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外国顾问们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李顿调查报告书公开发表后，受到了中、日及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中国政府经过研究后认为，该报告书的前8章的叙述基本上是公正的，中国可以接受，但第9、第10两章完全迎合日本的要求，严重不公，必须修改。作为解决事变的原则，中国坚持要求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向中国驻国联代表提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国自主地在东三省实行自治的方案，以排除日本及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干涉，同时还提出了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决议不能因报告书而变更的原则。
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也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并起草了日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的长篇意见书。该意见书对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虽表赞同，但对报告书中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东北自治方案，实际否认了伪“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这是日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此后，中日又围绕报告书的修改、承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
退出国联
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审议李顿调查报告书。对于此次审议，中、日两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特别是日本。因为李顿报告书通过与否，关系到日本是留在国联还是退出国联的大问题，故派出了以松冈洋右、佐藤尚武、长冈春一为全权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并任命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本来，日本驻国联的首席代表是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已具相当规格。但为了同中国及国联进行总决战，日本特别起用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强烈鼓吹者、原“满铁”副社长松冈洋右为首席代表，松冈洋右是日本著名的国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者。他早年留学美国，1904年进入外务省，长期在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任职。在外务省内，他是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1913年他辞去官职转任“满铁”理事，直接从事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梦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批评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日本起用他任驻国联的首席代表。
充分表明了日本对侵略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态度，表明了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立场。
中国对此次会议亦十分重视，派出了一个1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任命中国外交界元老颜惠庆及外交名家顾维钧、郭泰祺为全权代表，任顾维钧为驻国联理事会首席代表。顾维钩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法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头脑敏捷，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有长期在国联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中国驻国联及理事会最合适的人选。
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审议李顿报告书。果不出所料，开会当天，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松冈利用其“雄辩家”的“天才”，一再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诡辩，强调“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排日是事变的根本原因。反对报告书关于“满洲”
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结论，声称建立伪“满洲国”才是事变“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松冈发言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起而逐一批驳其谬论，并再次强调，日本必须继续承担国联关于日本撤兵的义务，认为这才是解决事变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此后几天的辩论中，松冈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国联不要急于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三思而后行。同时又竭力限制调查团的作用，宣称调查团报告书提交之后，该团已停止存在，已无发表任何意见的资格。他还要求理事会“慎重研究报告书内容，不可轻易批准”。松冈的这些谬论，意在否定李顿报告书，但遭到了理事会主席的驳斥。
由于日本无意接受李顿报告书，国联理事会主席狄凡勒拉（爱尔兰人）
提议，根据盟约第15条（该条款规定，对于本条约规定之任何案件，理事会得将争议移交大会。经争执之一方请求，大会亦应受理）及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决议，将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移交国联大会讨论审议。狄凡勒拉的提议得到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理事会成员团的同意，获得通过。
12月6日，国联大会特别会议开幕，讨论中、日争端及李顿报告书。中、日代表继续舌战，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大会发言中，列强和中小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操纵大会的法国代表言辞暧昧，英国代表甚至出来为日本侵华打圆场。但许多中小国家的代表仗义执言，猛烈抨击了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
12月8日，西班牙、爱尔兰、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大会确认：1.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认定是合法措施；2.满洲政权是日军存在的产物；3.满洲现政权不符合现存国际义务；4.议案要求大会授权十九国委员会邀请苏、美两国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结果，大会决定将问题移交给十九国委员会讨论。
十九国委员会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根据国联大会的决定于3月成立的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机构。该委员会由国联大会主席和除中、日两国之外的理事会成员国及大会选出的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瑞典等国家代表组成。12月12日，十九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书问题。会上，中小国家与列强的代表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小国代表继续支持中国，主张采用报告书的前8章（否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声明不承认“满洲国”。但大国的代表为了使日本接受国联的调停，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一再向日本让步。然而，日本代表团却坚持国联调停的基础是承认“满洲国”（为了造成“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迫使国联加以承认，日本已于9月15日与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宣布承认“满洲国”），声称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鉴于调停已无希望，十九国委员会决定由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
2月14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最终报告书。该报告书与李顿报告韦相比，稍有进步。它用更明确的语言认定，日本是“九·一八事变”的挑起者和伪“满洲国”的制造者，要求日本按照国联已通过的决议，把军队撤至“满铁”区域内，并且决定了日军撤兵的方法、步骤和期限。在国联大会上，中国代表在指出报告书中的不足之处如未能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等之后，表示接受报告书。日本代表则表示根本不能接受。随后，大会进行了表决，结果报告书以24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一表决结果，表明了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声批判，表明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已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
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等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从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与其说日本退出了国联，倒不如说是被赶出了国联，因为退出国联并非日本的本愿。从国联审议中国东北问题开始，虽然日本多次要挟要退出国联，但均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胁迫国联和列强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让步。日本政府认为，退出国联对日本来讲并无益处，只要国联能在“满洲国”问题上让步，满足日本的要求，日本还是应该留在国联。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于1932年10月21日确定了对付国联的方针：巧为周旋，既要改变国联对日本的不利提案，又要给国联留点面子。松冈洋右正是带着日本政府的这一方针前往日内瓦的。虽然舆论界和军部法西斯分子叫嚷要退出国联，但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的国联方针是明确的。松冈洋右向元老西园寺公望辞行时明确表示：“绝不做退出国联之事。”根据列强和国联在“一·二八事变”时的态度，日本估计它们会在日本的恐吓下，接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日本也会继续留在国联。所以，广田外相曾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国联必须接受日本的要求，目前并不需要退出国联”。但是，日本的算盘打错了。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的。它虽然对日本已作了很大让步，但日本却仍不满足，特别是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日本决心“即使把满洲化为焦土”，也要维护伪“满洲国”的“独立”。这与列强的调停基础相去甚远。日本忘记了这样的前提，西方列强及其控制下的国际联盟调解的总目标是维护华盛顿体制和秩序，它不可能承认日本单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这是国际联盟对日让步的最终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意识到，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它们长期耐心的调停努力，被日本视作软弱可欺。他们被逼到了要么维护由他们创建的国际联盟的权威，要么向日本投降、听任日本在远东胡作非为的地步。列强选择了前者，决心在国联大会的最后阶段向日本摊牌，把中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进行表决。
这样，日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悬崖勒马，接受国联调停，把中国东北的主权交还给中国，要么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坚持侵略政策，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退出了国联。
一战后，日本标榜“协调外交”，实行以国联为中心的外交路线。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同“协调外交”的诀别、同国际社会的诀别。退出国联使日本陷入了孤立，同时也表明了日本坚持独霸中国的立场。
“天羽声明”
1933年春，日军继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又跨越长城，侵入华北，直逼平津，并于5月底迫使华北军事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停战协定》。此时的中国南京政府，虽继续推行“安外必先攘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剿共”，但也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如不认真对付，华北将会沦为第二个“满洲国”。这不仅会使中华民族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会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怎样对付日本呢？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力量太弱，仅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不了日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列强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上。蒋介石认为，只要中国顶住日本3—5年，日本就会与列强发生大冲突，国际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死里求生的一线希望”。为此，中国政府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积极争取其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为最后对日一战作准备。而“九·一八事变”后列强的远东政策，也为中国政府争取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兵侵华北，直接威胁了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加剧了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日本随时威胁华北，如此下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不知道会变得怎样”。同样，英国在华也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自然也不愿意受到日本的排斥。因此，想要利用中国抗衡日本，以“保证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由于中国政府与欧美列强在抗衡日本对华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间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有了较快发展。
为了加强争取外援的工作，蒋介石重用英美派人物宋子文等人，命其游说欧美列强和国际联盟，争取外援。1933年5月，宋子文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7月，宋子文又向英、美试探建立一个把日本排斥在外的中外协商委员会，以取代20年代建立的国际银行团，并要求该委员会“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国联决定设立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兴建设。10月，该委员会代表拉西曼来华，同中国政府商谈了合作事宜。
这一时期，在中国政府的争取下，列强开始对华进行军事援助。特别是德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来华，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提高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顾问团还帮助中国制定了防御日本进一步侵华的防卫计划，并斡旋向中国出售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美国及英国的对华军事援助也有一定的进展。
列强的一系列援华活动，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深深地“刺痛了日本的神经”，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为阻止中国强大和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日本对列强援华活动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如中美棉麦借款合同签订后，日本政府即令日本在华纺织厂一律不得购买进口美棉，要求日本厂家“服从政治上的指导”。10月，广田外相还致电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希望“事实上消灭这个借款计划”。由于日本的破坏，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美棉积压，使棉麦借款的计划未能圆满实现。
1934年1月，广田外相在帝国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警告欧美列强，“帝国作为维持东亚和平的惟一基础，负有全部的责任”，公然露出了日本要独占中国及东亚的野心。3月，日本获悉国联驻华代表正在制定国际合作援华计划后，更是极尽手段予以破坏。当时，广田外相连续3次致电日本驻华外交机关，要求他们设法阻挠国际援华活动。广田在致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电报中狂妄叫嚣：“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是国际联盟或英美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及的。”为此，“如要进行任何有效的对华合作，其惟一的办法是以日本的实力和权力作后盾”。根据外务省的指令，日本驻华代表向上海商讨共同对华贷款的国际银行家们“坦率”地表示：日本不准备对华贷款，也希望其他欧美国家的银行家们放弃对华贷款，并威胁说：“举凡与中国及他国间有关之问题，最后之决定权力在日本。”4月下旬，国际联盟驻华代表将返回国联汇报工作。他还带有中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十年计划，希望得到国际联盟的援助。中国的强大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国际联盟及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是日本最害怕的。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日本采取了恐吓的手段。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言人天羽英二，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指示精神，赶在国联对华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开会讨论具体援华行动之前，于4月17日抛出了臭名昭着的“天羽声明”。
在这个非正式声明中，日本攻击西方的对华经济及军事援助，反对中国利用外援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说什么西方的援华活动，“无论其名目是财政援助还是技术援助，都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意义，..作为原则，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对”；而外国对华提供军事援助或政治性借款，更是“离间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必将产生与维持东亚和平相悖的结果，对此，日本绝不会默视不顾”。天羽还在声明中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说什么“中国的保全统一和秩序的恢复，有待干中国自身的决心和努力..如果中国采取利用他国排斥日本的手段或以夷对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也不得不予以抨击”。
天羽在声明中叫嚣，“日本单独承担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有“坚决履行这一使命的决心”①。“天羽声明”表明了日本对华及列强政策的基本点：1.日本是东亚的霸主，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不得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2.中国的内政外交须接受日本控制，中国不可惜助西方列强的力量反对日本，建设国家，威胁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一句话，这是个典型的、赤裸裸的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侵略宣言，是东方的“门罗主义”。
“天羽声明”一出笼，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同声谴责。英国舆论界指责声明公开破坏践踏《九国公约》，是东亚“门罗主义”。美国《纽约论坛报》发表社论指出，“天羽声明”表明“日本牵制中国与外国发生关系，将使中国空有独立与主权之名，而成为日本之保护国”。
有人极为讽刺地向正在访美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提问说：“是不是说欧美各国如没有日本外务省的许可，就不能在中国活动？”令近卫十分尴尬。
4月23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赛会晤广田外相，要求日本政府对声明作出解释，并声明英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独断专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照会日本政府，反对日本企图在中国问题上“以自己的意志作为最后的结论”。
“天羽声明”蛮横干涉中国的内政，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4月20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全中国的明显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的这一企图。
著名学者胡适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南京政府对此事也很重视，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对日进行交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先后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中国与他国及国际联盟的关系，“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加干预”。“天羽声明”一出笼，就立即陷入了一片谴责声中。
“天羽声明”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使日本当局极为被动。为缓和激昂的国际舆论，天羽连忙在4月20日发表了一个补充声明，辩解说日本“无意侵害中国的独立和权益”，也“无意侵害第三国的权力”。此外，广田外相也亲自出马为“天羽声明”进行辩解。4月25日，广田向英国驻日大使“解释”说：“鉴于日中间的地理关系，如果中国发生火灾，日本作为其邻居，比远方的人更觉不安，此乃道理所在。”在会见中、美驻日使节时，广田又一再表白“日本没有任何损害中国独立性及其利益的意向”，并保证尊重《九国公约》，维护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与此同时，外务省修改了“天羽声明”中过于露骨的言词，将其译成英文，由广田外相转交给有关国家的驻日大（公）使，同时命有关的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转交“天羽声明”的英文本，并作相应的“解释”，求其“谅解”。经外务省多方奔波，“天羽声明”的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却已昭然若揭了。
扩大对华侵略
“天羽声明”的风波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结束。
在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镇压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再度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
1934年12月，日本冈田内阁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要求建立以日本为①[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8页。
中心、“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的远东政治格局，并明确提出了分裂华北的方针，也就是先把与伪“满洲国”相邻的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然后逼迫中国政府就范，一切听从日本的“指导”。
按照日本政府这一新的对华政策，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经过密谋策划，于1935年春夏之交，将分裂华北的计划付诸实施。1935年5月底，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并隆分别代表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以天津汉奸报人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及孙永勤义勇军在遵化（属《塘沽协定》规定的停战区域内）活动时得到县长的庇护为借口，向华北军事首脑何应钦提出了如下强硬要求：1.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2.撤走宪兵第3团及军分会政训处；3.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秘密机关；4.撤走河北省内国民党党部；5.禁止一切反日活动。为逼迫华北当局接受这些无理要求，日军派兵包围了河北省政府，关东军也在山海关及长城各关口集结兵力。
在此形势下，何应钦被迫答应了日本的条件，与日方达成了《何梅协定》。
随后，关东军又利用所谓“张北事件”（1935年6月关东军的4名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在张北县城受到在该地驻防的中国第29军的拘留检查），逼迫察哈尔省当局签订了《秦土协定》，驻守察省的第29军及国民党党部被迫撤出察哈尔。这样一来，日本在察省扩大了侵略势力，并为进一步侵略华北创造了条件。
面对华北危机，蒋介石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稳定华北、改善中日关系。
1935年9月，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奉命向广田外相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一、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双方不相互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求取消上海和塘沽停战协定及有关华北事变的其他协定。蒋大使向广田表示，如日本承认中方所提三原则，则中国允诺停止排日及抵制日货，暂不过问伪满问题，开展两国的经济合作①。中国的对日三原则及对日承诺，表明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即通过默认伪满、镇压抗日等行动，换取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华北的安全。
针对中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经过多次协商研究，于10月4日向内阁会议提交了日本对华政策新方案，并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必须彻底取缔排日言行，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政策，并子实际执行；
二、中国必须最终正式承认“满洲国”。目前要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停止反满政策；在与“满洲国”接壤的华北地区，同“满洲国”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三、为排除来自外蒙古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中国须在与外蒙古接壤地区，进行日本所希望的合作。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与华北问题息息相关。“广田三原则”特别强调华北要与伪“满洲国”保持密切的联系，要与日本合作防赤，其用意十分明①《中日外文史料丛编（4）》，台北1966年版，第15—17页。
①《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303—304页。
显，那就是要借机把华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在通过“广田三原则”的同一个内阁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华北问题议案《鼓励华北自主案》，要求继续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广田向驻华日本外交官员说，要“相成相助，互为补充”，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要以“广田三原则”压中国政府承认华北的分裂，同时以华北分裂来逼迫中国政府承认三原则，以此达到割裂华北、控制中国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日本为了巩固伪满政权、分裂华北、控制中国的新的侵略计划。
10月7日，广田外相正式向蒋作宾大使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并宣称实行日本的这个三原则是“日中提携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中国完全接受“广田三原则”，日本才考虑“渐次协商实行”中国所提出的三原则。
对于“广田三原则”，中国政府进行了仔细的研讨，认为它包藏祸心，不能完全接受。10月20日，中国政府指示蒋作宾大使，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国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能就“广田三原则”作出承诺。并重申除东北问题外，一切都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
在此后的中日交涉中，两国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然而，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却加快了分裂华北的步伐。特别是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建立长期战争体制，急欲要把华北弄到手，以利用华北丰富的战略资源，建立日本的战争基地。10月，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华北军政首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建立以来哲元为首领、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华北五省二市；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但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各方面都要脱离中央政府，与日本发生关系，与日满结为一体；此外还要消灭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代之以“东洋主义”。
很明显，这是一个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的侵略方案。
土肥原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后，要求宋哲元必须按“自治”方案的要求，在11月20日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入侵河北和山东。
为逼宋哲元就范，关东军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集结兵力，以武力相威胁。华北再度陷入危急之中。
华北是中国抵御日本南侵的第一道防线，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所在，也关系到南京政府的存亡。为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没有重演“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悲剧，而是积极地抵抗日本的侵略。1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并在陇海线调集军队，以强硬姿态对付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1月18日召集了三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研究对策。鉴于“过激”的华北“自治”运动会给日本的对外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会议决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华北“自治”运动，目前可先进行“轻度自治”，并放宽期限。根据三相会议的决定，日本军部下令停止执行土肥原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这样，华北局势稍有缓和。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就华北问题和“广田三原则”同蒋介石举行了会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华北自治。
对此，蒋介石表示，华北“自治”是日军强迫的结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他暗示，华北问题不解决，“广田三原则”就无从谈起；而他愿意以承认“广田三原则”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停止推行华北“自治”运动。由于双方意见相左，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了缓和华北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最终对日本作出了一些让步。经与日方协商，于12月11日成立了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一定“自治”色彩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一些亲日分子被塞进了委员会内。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并未满足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欲望。进入1936年后，日本又加紧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但此时中日政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亲日派汪精卫被刺去职，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职务，张群担任了外交部长。
日本则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成立了广田准军部内阁，有田八郎由驻华大使升任外相。基于两国政局的变化，从1936年春开始，中日外交当局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因日方坚持以“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两国关系的基础，毫无平等、公正解决两国矛盾的诚意，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中日关系更加紧张。8月，日本利用“成都事件”（为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发生的打死日人事件）大肆鼓噪，并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缔结防共协定，建立华北特殊政权，彻底禁止排日，聘用日本政治、军事顾问，缔结新的中日关税协定、降低税率，在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①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化和继续。中日虽就日本的这些要求举行了谈判，但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在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开始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同年5、6月间，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华北驻屯军由2000人增至60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升至中将，并由天皇亲自任命。9月，日军强占了平津的战略要地丰台，并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已处在日本侵华战争乌云的笼罩之中。
①[日]《现代史资料·（8）》，第293—296页。
第24章 法西斯狂潮
膨胀的法西斯
1927—1937年，从日本发生“昭和金融危机”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期间，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加上德意法西斯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并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日本法西斯势力日益膨胀的时期，民间、军队、政界、财界都有法西斯势力在活动，特别是民间和军队的法西斯势力更为猖撅。
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的代表和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头目是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西田税和内田良平等人。
北一辉（1883—1937年）早在1915年和1919年就已经写出了《支那革命外史》和《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创立了所谓“支那保全主义”和“国家改造”的法西斯原理，并奠定了他在民间法西斯运动中的头领地位。1926年，北一辉在与大川周明联合组织的法西斯组织“行地社”分裂后，开始独自进行法西斯活动。当时，西田税（1901—1937年）以及受其影响的法西斯分子纷纷集结在北一辉的门下，形成北一辉派的法西斯势力，而西田税则成了北一辉的得力助手。从此，北一辉深居简出，许多事情都让西田税代理。
自己则每天高声读经，在浓郁的宗教气氛掩盖下，神秘地操纵和介入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同军政界的显贵和财阀亲密往来。
1927年7月，西田税以北一辉为后盾创立了“天剑党”。1928年出版了专供军人用的《改造案论策集》。从此，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即原来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吹捧为法西斯圣典。特别是其中所谓日本必须“领悟剑的福音”，即妄图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国家的改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世界帝国”的思想，更是受到日本军阀和官僚贵族的青睐。1928年9月，西田税又以北一辉为后盾创立“士林庄”。通过“天剑党”和“士林庄”，北一辉开始和青年将校接触，以期通过下级将校和士兵来实现国家改造。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北一辉对日莲宗的“信仰”。北一辉从1929年4月27日到1936年2月28日，共记有6册日记，多数是记述他和夫人及其儿子的梦幻，还有神佛“灵告”和参拜神社的活动。但其中却体现了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潮。如“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早上，北一辉在诵经中得到所谓“海上出现城池..后又出现彩虹”的灵告。及至事变爆发后的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又连续写上了三个“进”字。这说明他的所谓“灵告”日记是与现实的扩大侵略连在一起的。1932年，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他在2月29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大日本帝国文武两道，武运长久。”3月3日的日记中则以特大的字体写上了“善哉，善哉，大胜利”的字样。①由此可见，北一辉对法华经的信仰，并不是要理解和接受法华经教义，而是企图通过神佛的”保佑”来实现对外侵略主义的“国家改造”。因此，1930年滨口内阁①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六兴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108页。
批准伦敦裁军条约、遭到军部强烈反对的时候，一贯仇视政党政治的北一辉便在答复军部官员的咨询时发明了所谓“干犯统帅权”的咒语。②据当时日本进步法学家论证，所谓“干犯统帅权”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北一辉造出这个咒语是想要依靠军部和民间的法西斯势力，来打倒当时的政党内阁。随后，1931年，北一辉和西田税等人则参与了青年将校和大川周明等人策动的“十月事件”。
1932年，北一辉在《关于对外国策的建议书》中赞扬“九·一八事变”的正确性，妄想依靠所谓佛教和日本国相结合的“日佛同盟”来“保证全世界的和平”，实质上就是想让日本独霸世界。北一辉还在文中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说苏联的野心是要在日美之间爆发战争后乘机攻击日本，以达到搅乱亚洲、搅乱世界的目的。③1935年，北一辉积极参加了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的右翼活动。北一辉的主张与美浓部的学说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国家有统治权，但天皇不是机关。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的根本，必须依靠天皇来维护国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一辉和西田税等民间法西斯分子参与了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
当时，北一辉不仅从精神上借助神的权威来支持青年将校们的行动，同时还在陆军上层进行活动。特别是对皇道派的头面人物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寄予很大希望，以期借助军队推行法西斯政治。这一事件失败后，北一辉和西田税被捕。1936年4月17日的《宪兵队调查书》中记载，北一辉声称他在《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中强烈主张“全面的帝国主义”，并叫嚣“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作为国家生存权的侵略主义也就是日本的正义”。
他承认《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全文是按照“应该把日本帝国变成像大兵营一样的组织”这种精神写成的。1937年8月19日，北一辉和西田税等一起被枪毙，其法西斯生涯走到了终点，但北一辉派却在法西斯狂潮中留下了难以根治的社会毒瘤。
民间法西斯的另一代表人物大川周明（1886—1957年）也在这一时期最为活跃。他和北一辉分裂后，带领自己一派的法西斯势力继续进行以“行地社”为大本营的法西斯活动。大川周明作为行地社机关杂志《日本》的主编，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自己一派的法西斯主张，并以杂志为媒介，积极从日本各地寻求法西斯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与此同时，大川周明还进行殖民制度的研究，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当局提供理论参考。1927年，大川周明出版了他的法学博士论文《特许殖民地公司制度之研究》。同年4月出版了他的《日本精神研究》一书，公开鼓吹“武士道”精神，极力推崇达太、犹大等人，佩服他们背叛基督，并把建设世界帝国作为伟大的理想。①此外，大川周明还积极参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在早年作为“满铁”调查员的时候曾多次到中国内地和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收集资料、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在20年代未便逐渐确立了所谓“对满蒙的经纶”，也就是“满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线，是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联盟基石”的思想。大川周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来的是超大国的时代。要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与“超大国”这一名词相称的真正的②伊文成等：《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3页。
③[日］宫本盛太郎：《北一辉研究》，有斐阁1975年版，第192页。
①[日］桥川文三编：《大川周明集》，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80页。
独立国家而存在，至少要确立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大经济单位。从日本的情况看，日本政治版图狭小、资源贫乏，需要政治性地支配一个大经济单位，其发展方向则是“满蒙”，而且取得这个大经济单位后，必须革新其经济基础。
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一个能支配这种大经济单位的“大政治单位”，这就是他历来倡导的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联盟。这种所谓“对满蒙的经纶”中实际包含着他的世界战略思想。因此，他在1928年6月写成的《索罗维耶夫战争论》一文中认为：“战争是在历史进程中促进人类政治统一的主要手段..而今以东洋和西洋命运作赌注进行决战的争斗，正扩大到以全球为舞台。”大川周明的世界史的图式构想，首先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世界和欧洲世界相对立的基本结构。所以，1928年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后，他便窜到中国东北，多次会见张学良，迫使张学良接受日方延长吉会线铁路的要求。1929年，大川周明在日本各地大肆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极力鼓吹在“满蒙”建立“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他的这种说教，对日本帝国主义加速推行大陆政策、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大川周明还积极参与了国内的法西斯政变活动。如1931年3月，参与制定“三月政变”的计划；同年10月，又企图和桥本欣五郎一派相互勾结发动政变等等。
“九·一八事变”后，大川周明为了实现对内进行“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扩张，又利用民众对形势的关心，在军部的唆使下，选拔东亚经济调查局和“行地社”的“精锐”游说各地，继续鼓吹对中国的侵略。据说大川周明的演说很有煽动性，以致其信徒也非常活跃。1932年2月11日，大川周明创立了“神武会”。不久，“五·一五事件”发生，大川周明因支持这一事件被捕，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法西斯立场。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的时候，他对政府的这一行动备加赞赏。同年12月，他在写给北一辉的信中，更明确表示：“一定要促进和坚定地实现日本维新是自己一贯的本心。”
井上日召（1886—1967年）也是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代表人物。
该人早年就曾利用“信仰日莲宗”，暗中给青年们灌输“革新思想”，进行以“国家改造”为目的的活动。这一时期，井上日召在法西斯狂潮中更有其“独特”的影响。20年代后期，井上日召把法西斯活动的重点逐渐转向农村。
1928年底，他在位于茨城县东茨城郡大洗海岸的东光台开设了“立正护国堂”，以期把农民作为对象，来进行他的所谓“宗教形式的启蒙教育活动”。
当时，井上日召的计划是，如果其信徒能发展到几万人，他便带领这些人包围东京市，在无抵抗的情况下包围议会，推举谈判代表，进行有关解散政党，撤销议会的交涉。①与此同时，井上日召开始与当时正在霞浦海军航空队学习的海军法西斯分子藤井齐、铃木四郎等人交往，特别是与海军中尉藤井齐来往频繁。在两人谈论“国家改造”方法的过程中，藤井齐批评井上日召的“无抵抗”的宗教启蒙运动，而主张“暴力的改造运动”。这样，井上日召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企图通过暴力手段使处在国家领导地位上的统治阶级“觉醒”。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32年1月，井上日召指挥他的门徒，制造了“血盟团事件”。在日本国内造成一种恐怖气氛，扩大了“一人一刀”的暗杀恐怖主义的影响。这一事件失败后，井上日召被监禁，直到1935年被假释出狱。他在狱中写了自述，在叙述自己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91页。
的国家观、国体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同时，也概述了包括天皇亲政（即君民一体政治）、废除议会制度、改革教育、限制私有财产等内容的“国家改造”构想。人们从中可以看出井上日召和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不同，他没有关于“国家改造”的系统的指导理论，只是注重实际行动，一贯主张实施“一人一刀”的恐怖主义。用他的心腹池袋正钒郎的话说，井上日召的破坏方法是“把总理大臣一个一个地杀掉”，把暗杀放在第一位，而且除了个人暗杀之外，团体的武力行动也是“必要的”。井上日召也对自己的恐怖主义作了说明：“我们的同志们应该抱成一团，作为肉体的炸弹投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肉体作炸药炸死我们的敌人。”这就是井上日召根据日莲宗法华经的“修炼”而鼓吹的精神至上主义。
在民间法西斯势力日益活跃的时候，日本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也猖撅起来，并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主力。
1927—1931年，是长期以来在日本军队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长州军阀统治的末期。日军内部早已存在的所谓革新潮流，开始转向“国家革新”的法西斯运动，并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前，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主张激进的满洲政策，要求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占领“满蒙”，坚决对苏作战，即“北进方针”；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则主张渐进的满洲政策，在解决“满蒙”问题后，在一段时间内回避对苏作战，而把日本的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内地，即“南进方针”。但无论何种方针，都主张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都是要扩大对外侵略。
1931年12月，荒木贞夫就任陆相，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军阀（昭和军阀）开始登场，并形成了以荒木为中心，加上真崎甚三郎和林铣十郎为首的政治集团。但不久又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另一派。
荒木贞夫习惯用“皇道”一词，因此，以他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皇道派”。
皇道派系统包括“革新的青年将校阶层”。这一阶层不单单是指年轻的青年将校，而且在日军法西斯运动中也是一支独特的势力。他们相信存在着能贯彻革新根基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国体，所以又被称为“国体原理派”。他们是“皇道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皇道派把与自己一派意见对立的另一派称为“统制派”。“统制派”因主张军队一切行动由军部中央统制而得名，其主力是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为核心的所谓“中坚幕僚集团”。后来，桥本欣五郎，长勇等一部分中级将校为反对“皇道派”而结成的“清军派”也加入进来，构成了“统制派”的别动队。
30年代中期左右，是“皇道派”、“统制派”两派势力消长的重要时期。
1933年11月，“皇道派”青年将校集团和“统制派”幕僚将校集团围绕着如何应付国际危机、怎样进行国家改造和主导权属于谁的问题正式分裂。两派争执和对立的焦点，是通过政变来实现“革新派”夺取政权，还是逐步地驱逐保守的维持现状派，取得政权。“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并顽固坚持反苏战争观。而“统制派”则主张立足于现存的天皇制军国主义统制体制，对其加以改进，由军部掌握国家权力，成立军部法西斯独裁，实现适应总体战要求的法西斯统治，并对苏联给予适当评价。1934年1月，“统制派”制定了《应付非常政治事变的对策纲要》。根据这一纲要来看，“统制派”企图利用民间右翼势力和“皇道派”军官发动的政变，一举“断然革新”，建立“统制派”所期望的强有力的内阁，因此特别强调大肆制造舆论的必要性。同年10月，以“统制派”为中心，陆军新闻班制作了一个名为《国防本意及其强化国防的提倡》的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出“统制派”在同“皇道派”意见对立的同时，也主张尊重天皇的尊严和发扬皇道，并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来实现日本建国的理想。上述小册子希望全体国民了解国防的本意，创立新的国防本位的各种机构，发扬日本精神以克服危局，并进一步强调要“举国一致”地进行对外侵略，发扬国威，显示皇威。这个小册子的发行也是日本军人法西斯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政界、财界也有法西斯势力在活跃。诸如久原房之助、安达谦藏、森格和松冈洋右等人则是代表人物。
久原房之助是一战后靠经营铜矿而发迹的新兴财阀。1928年依靠田中义一进入政友会。后来成为田中内阁的重要成员，曾任外相，坚持强硬外交。
“九·一八事变”前后，久原房之助坚持“一国一党论”。在政党政治末期的30年代初，他又和民政党的安达谦藏等人相勾结，策动放弃立宪政治。
安达谦藏是熊本县法西斯组织国权党的重要人物，做过滨口内阁和若槻内阁的内相，可以说是举国一致内阁的先驱。他当时强调政民两党拥抱并破坏内阁。“九·一八事变”前后，安达谦藏的亲军态度和鼓吹举国政治论更为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内阁成员中只有他一个人与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主张同调。在政党政治衰落的30年代初，安达谦藏鼓吹建立军政民的合作内阁。
森烙原本是三井物产的重要人物，但其另一面则是政党法西斯化的推进者。他坚持独裁和亲军的政党论，主张建立依靠军部的法西斯统治。1927年2月，森恪当上了田中内阁的外务政务次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同年4月，他在《动乱的中国视察谈》中言称：“最近中国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排日态度强硬起来，而日本还是采取同情和柔和的态度很不好。”批评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将促使中国发生变化。”为此，同年10月，他在自己参与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提出了“想由日本来负责满洲治安”的构想。
①与此同时，森格还与军部相勾结，同军界要人密切来往，企图使政党特别是自己所属的政友会走向法西斯化。1930年6月的一天，森烙专程拜访了小矶国昭，征求他对政党的意见。当时，小矶国昭要他率领自己的政党向与军方合作的方向发展。对此，森恪不仅当场欣然同意，而且随后则四处奔走联络。
②为了达到与军部合作的目的，森恪发展了当时法西斯分子所鼓吹的“一国一党论”，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两大势力论”，即主张军部和政党两大势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以挽救非常时期的国家危局。
当时，政界另一个代表性的法西斯人物便是松冈洋右。1927年，松冈洋右当上了田中内阁的“满铁”副总裁。为解决满洲铁路问题，他代表田中义一参加了同张作霖的交涉活动，始终是用强硬的态度逼迫张作霖接受日方要求。1930年1月23日，在第59次议会会议上，松冈洋右作为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的代表，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质问，并就“满蒙”问题提出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观点。以后，“满蒙生命线”论在日本猖獗一时。1932年，①[日]中村政则：《昭和的恐慌》，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82年版，第87页。
②日本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所：《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满洲事变前夜》，朝日新闻社1988年版，第409页。
伪“满洲国”成立后，松冈洋右又在同年6月的众议院会议上，带头要求斋藤内阁承认伪“满洲国”。松冈洋有还主张取消政党，1933年，他组织了政党取消联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法西斯狂潮泛滥的时期，政界和财界还出现了革新官僚集团和新兴时阀。“革新官僚”是“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官僚层中新出现的。池们与旧官僚不同，批判政党政治，想进行与军部相结合的“国家革新”。革新官僚包括以吉野信次为首的商工官僚岸信岸、椎名悦三郎和企划院官僚毛利英于免等。他们自称是行政技术者，与“统制派”勾结，形成所谓战时统制管理集团，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技术合理性的代表势力。①1932年1月，以阳明学者金鸡学会的主持人安冈正笃为首，组成了“国维会”，该会可以说是上述革新官僚的大本营。与此同时，“新兴财阀”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出现的，它们与以前的旧财阀不同，是构成日本法西斯主义统制体制的重要支柱。“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与军部官僚相勾结的新兴财阀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总之，20年代未，30年代初，是日本法西斯狂潮泛滥的时期。尽管这些法西斯思潮的派别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对外侵略，从而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尔后的扩大侵略势力准备了思想条件。
法西斯组织的横生
20、30年代的日本，随着国内法西斯狂潮的泛滥，法西斯组织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据内务省警保局调查，1927—1937年底新出现的“右翼团体”（实际是法西斯团体）便有634个，参加者有12万人之多，仅是东京一地就出现172个团体，参加者达3万人以上，其数量达到了大正年间团体总数的3倍。其中民间的法西斯组织大多是从传统的右翼组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法西斯组织中蜕化而来的，大体属于以下几个派系。
洋社、黑龙会系统：首领是头山满、内田良平，鼓吹“国粹主义”、“大亚洲主义”，其成员多为老的右翼军国主义分子。1929年11月，以同年5月铃木善一创立的信州国民党为母体，加上北一辉派的寺田稻次郎、西田税以及农本主义分子长野郎等人，共同成立了日本国民党。这个团体后来加入了“大日本生产党”。“大日本生产党”于1931年组成，是玄洋社、黑龙会系统法西斯团体的统一组织。同年11月第一次成立大会时，共有黑龙会、明德会、回天时报社、日本国民党、洛北青年同盟等19个团体。其首脑人物便是内田良平。该党奉行的主义是“以大日本主义为国家经纶”。1932年，急进爱国党也加入进来。同年，大日本生产党创立了附属组织职业组合联合会。1934年7月，内田良平又组织了“昭和神圣会”。
2.国粹运动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法西斯组织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运动的法西斯活动。这个系统的主体是“平沼系”，即平沼骐一郎一派的“国本社”一系。平沼系的上层多为军阀、官僚、财阀代表，中下层则以少壮将校和在乡军人为骨干。其核心团体“国本社”
是早在1923年由平沼骐一郎创立的。爱国社也是这一时期国粹运动系统的重要团体，1928年由岩田爱之助等创立。爱国社特别注重青年层，在神奈川设①[日]河原宏等：《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有斐阁1979年版，第19页。
爱国村塾，组织了爱国学生联盟（1931年）、爱国青年联盟（1932年）。此外，爱国法曹（司法）联盟（1932年）、爱国劳动联盟（1933年）也是爱国社一系的法西斯团体。
3.属革新右翼的犹存社、行地社系统：即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组织的法西斯团体，它们鼓吹“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西田税在1927年创立的天剑党，集结了后来与“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有关的大岸赖好、营波三郎、藤井齐等青年将校，想以军人为基础，集结全国的右翼分子，将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付诸实行。该党的纲领是把改造法案奉为“上天所赐之剑”的所谓“战斗指令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首先执行满蒙政策，进一步推行大亚洲主义，再向奉行世界道义的革命迈进。”①其口号是“实现国民吾党化，军队吾党化”，实质就是要号令全国的法西斯运动。
1932年2月由大川周明以行地社为母体创立的神武会，是这一系统最主要的法西斯组织。菊池武夫中将、石原广一郎、河本大作等人参与该组织的创立。其资金由新财阀石原广一郎提供。神武会奉行的主义是：“宣扬神武建国精神，立誓效忠天皇，永远保持神圣的国体。坚定地把天业恢弘于四海，领导有色人种的解放，进一步向世界道义的统一迈进。”
4.“经纶学盟”系统：这个系统是由高昌素之系和御用教授上杉慎吉联合于1919年创立的法西斯团体——经纶学盟形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出了不少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如津久井龙雄、天野辰夫，石川准十郎等。
源于经纶学盟的嫡系团体是爱国勤劳党，1930年2月由津久井龙雄，天野辰夫等组织成立。此外，1932年春建立的以天野辰夫为主帅的神兵队更是这一系统的代表性团体。其全称是“大日本神兵队”，该团体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否定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一切制度和行动，确立基于日本主义的皇道政治、经济、文化，消灭阻碍皇国大业发展的财阀、奸贼以及他们的走狗，建设维新日本，把皇道传布于世。”1934年3月，石川准十郎创立了大日本国家社会党。在该系统的法西斯团体中，它是理论主张最多且完备的一个。
除了以上四大系统的法西斯组织外，其他零散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更是形形色色，恣意横生。如农本主义派建立了日本村治派同盟、农本联盟等组织。
文化界创立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同盟，法西斯分子还把黑手伸向工人内部，建立了不少法西斯工会组织，如1936年4月，组成了全国性法西斯工会的统一组织“爱国工会全国恳谈会”。还有适应时局需要建立的其他组织，如“九·一八事变”前后组织的满洲问题解决同盟等，为打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法西斯运动暂时出现的沉闷状态而组成的国难打开联合协议会等组织。
民间法西斯组织横生的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百余个法西斯团体，其中主要的是双叶会、木曜会、无名会、樱会和王师会等。
双叶会、木曜会是1927年组成的两个军队法西斯团体。双叶会主要研究“满蒙”问题，木曜会则主要研究有关日本军队装备的问题。无名会是在192s年以军队法西斯分子的主要人物石原莞尔、铃木贞一、武膝章、永田铁山等为中心组成的，以研究未来战争和”满蒙”问题为主旨。同年11月，双叶会、木曜会、无名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更大规模的法西斯团体——一夕会。1928年3月，海军方面的法西斯分子藤井齐集结海军部内的青年士官，组成了法西①［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的研究》，现代评论社1978年版，第73、74页。
斯团体王师会。该组织的宣言中咒骂日本革命势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奴隶、俄罗斯的走狗，标榜并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公然声明把尊奉天皇、使日本成为世界联盟的盟主，进行最神圣的事业作为日本军队的使命。该组织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发扬武士道精神，破除日本海军的一切积弊，建设世界最强的王师。完成明治维新，建设大乘日本，建设统一世界的大邦帝国。”
陆军中更有影响力的法西斯团体则是1930年9月由陆军省以及参谋本部的少壮派组成的樱会。该组织的最大主宰者是桥本欣五郎。樱会成立的目的是“以完成国家改造为最终目标，需要的话，不辞使用武力”。公开鼓吹仿效德意法西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他们企图对外积极进攻，对内实现国政改造。在制定关于“国家改造”的具体方案过程中，樱会内部又有所谓破坏派、中间派和建设派的区别，但破坏派占多数。樱会不仅和军部联系，还和其他法西斯组织密切来往，比如为了和海军法西斯组织进行横向联系，樱会还建立了星洋会。
王师会和樱会这两个军内主要的法西斯组织都把暴力手段作为进行“国家改造”的主要手段。它们标榜“昭和维新”，想指导全军的法西斯运动。
1931年7月，樱会中的国家改造派和年轻的尉官们成立了小樱会。1933年5月“明伦会”的建立，则标志着在乡军人也登上了法西斯运动的舞台。
暗杀与恐怖
法西斯狂潮的泛滥，法西斯组织的横生对日本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日益膨胀的日本法西斯势力为了促使日本统治当局加快法西斯化，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其中一部分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组织则是采用暗杀的手段来进行恐怖活动。为了在社会上造成强烈的反响，他们选择的暗杀对象是政界和财界的要人。在这种暗杀恐怖活动中，最先发动和引人注目的便是滨口雄幸首相被暗杀的事件和井上日召指挥的所谓“血盟团”的“一人一刀”暗杀事件。
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内阁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所制定的紧缩财政政策和“金解禁”政策不但没有为日本经济打开活路，反而使192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更加深化。在政治方面，滨口内阁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反动政策，但远远不能达到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势力的要求。
在外交方面，为了给濒于破产的日本经济找到出路，滨口内阁还曾采取过“协调外交”。特别是1930年10月，滨口雄幸固执己见，顶住了军部和枢密院的反击，代表日本政府批准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这就更加激起了右翼势力、特别是法西斯势力的不满。
1930年春，民间法西斯团体爱国社头目岩田爱之助和其他几名主要成员秘密制定了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计划。经过十多天极其慎重的研究讨论，最后决定由佐乡屋留雄和松本良胜两人来实施进行这次暗杀行动，但佐乡屋留雄决心独自提前执行计划。910月间，他在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下手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认为最好是用手枪进行袭击。当时，爱国社内藏有不少武器，佐乡屋留雄从中挑选了一支精致的六连发的小手枪。接下来是选择暗杀地点。当时，滨口雄幸在镰仓建有别墅，经常在星期六坐车到别墅去。佐乡屋留雄决定在途中伏击。但他经过观察后认为，用小型武器，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佐乡屋留雄又把暗杀地点选在东京火车站。为此，他多次到车站观察滨口乘坐火车的情况。他发现每次滨口到东京站时，随从人员都很多，而且戒备森严。但仔细一观察，发现也有不设警戒的地方。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利用警戒空隙采取行动。随后，佐乡屋留雄从民政党的法西斯分子那里得到情报：“滨口首相要陪同天皇观看在冈山县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坐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的火车从东京火车站出发。”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以前，佐乡屋留雄赶到东京站。正当他因为乘客稀少而怀疑滨口一行是否已经过去的时候，站台中央的台阶上突然人声嘈杂起来，只见在众多随从（多数是警官）的陪同下，滨口雄幸首相走了过来，而且对佐乡屋留雄毫无戒备。当滨口逐渐走近的时候，佐乡屋留雄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与此同时，他把手伸进怀中，打开了手枪保险，在抬头的同时，用右手握着的手枪射出了一发子弹。没等他再开第二枪，滨口的随从警官已将他抓捕。滨口雄幸因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1931年8月26日死去。佐乡屋留雄1933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一再减刑，1940年竟被假释出狱。出狱后他得知，对于他的死刑判决，全国递交了7万多份要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当时这一针对首相的暗杀行动正符合了反动势力的心愿。以爱国社策划的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事件为开端，日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动期”。
而其后不久发生的号称“一人一刀”的“血盟团暗杀事件”更对这个“激动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在爱国社策划和进行暗杀滨口的恐怖活动的同时.井上日召一派的法西斯分子们也在蠢蠢欲动。他们活动频繁，目标转向了所谓“打破现状”
的直接行动。1931年8月26日，在青山的日本青年会馆召开了陆军、海军、民间法西斯分子共同参加的所谓“乡诗会”。会上，经井上日召推荐，大家公推北一辉派的西田税为总负责人，约定各方面的法西斯势力要同心协力，共同进行“国家改新”的行动。但后来因大川派和北一辉派分道扬镳，陆海军法西斯分子也发生分离，井上日召一派决定独自采取行动并与海军法西斯势力加强了联系。
1932年1月9日，以井上日召为首的民间法西斯分子和以古贺清志为首的海军法西斯分子聚会，就如何采取行动问题进行协商，最后决定在2月11日纪元节那天，集体袭击前往皇宫祝贺的大臣。但在行动之前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以藤井齐为首的许多海军法西斯分子随军入侵中国。因此，1月31日，井上日召集团和留在东京的海军法西斯分子再次聚会商议对策，对行动的日期和目标进行了变更，决定首先由井上日召一派进行“一人一刀”（亦称“一人一杀”）的暗杀恐怖活动。在井上日召主持下，秘密制定了“一个人负责杀一个人”的暗杀计划，其具体目标如下：
政友会的犬养毅首相（暗杀者森宪二，以下同），床次竹二郎铁道相、铃木喜三郎司法相（星子毅）；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前首相（田中邦雄），井上准之助前藏相（小沼正）、币原喜重郎前外相（久木田佑弘）；三井系的三井银行常务池田成彬（古内荣司）、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黑泽大二）；三菱系的三菱合资公司董事长木村久寿弥太（未定）；特权阶级中的西园寺公望元老（池袋正釟郎），牧野仲显内大臣（四元义隆或田仓利之）、伊东已代治枢密顾问官（菱沼五郎）、德川家达贵族院议长（须田太郎）①。
这个计划后来有所改动，关于准暗杀谁，井上日召对每个人都作了指示，并让他们严格保密，即使是集团内部的人也不许互相透露。以后，则发生了同年2—3月暗杀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干部团琢磨的“血盟团事件”和海军青年将校暗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
关于为什么要进行“一人一刀”的暗杀恐怖活动，“血盟团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当时正在东京帝国大学上学的他袋正釟郎，在回答警方的讯问时说，“我们把暗杀各界的重要人物作为破坏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新组织的第一个步骤。”井上日召指挥的“血盟团”暗杀恐怖事件是同年不久发生的“五·一五事件”的前奏，也是以后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的预演。井上日召独特的“暗杀恐怖主义”，对这些暴力恐怖事件造成了很大影响。从此，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进入了依靠暴力手段制造流血事件进行“国家改造”的阶段。“血盟团事件”成为这种转换的重要标志。
“国体明征”
日益膨胀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制造一系列暴力事件、进行暗杀等恐怖活动的同时，还加入了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反动思想斗争的行列。这一运动可以说是右翼势力在思想界的所谓政治总决算。通过这一运动，法西斯势力在政治思想上也占据了统治地位。
伦敦裁军会议之后，日本国会就所谓“干犯统帅权”问题进行了讨论。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得罪了军部，这就埋下了“天皇机关说”问题的伏线。
为了研究歉收问题和对自然灾害的对策，日本政府从1934年12月16日至1935年3月25日连续召集了第66次，第67次临时议会。在1935年2月18日的贵族院全体会议上，右翼议员菊池武夫（公正会，陆军中将）把同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即“天皇机关说”提上了议程。他攻击“天皇机关说”是“违反国体”的，还说这一主张是“慢性的谋反，明显的叛逆”。
接着，右翼议员三室户敬光（研究会）、井上清纯（公正会，海军大佐）也相继登台，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否定“天皇机关说”。这可以说是右翼势力首次在政府的讲坛上公开亮相，向日本政府发出挑战。
与此同时，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在议院外也遭到了法西斯团体日本社的强烈攻击。特别是1935年1月末，国体拥护联合会发表了由反动学者蓑田胸喜起草的《关于美依部达吉博士、未弘严太郎博士的国宪紊乱思想》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这里所说的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指他就《大日本帝国宪法》第4条“天皇是国家元首，依据宪法规定总揽统治权”的条文，基于国家法人说所作的解释。美浓部认为，“统帅权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天皇作为最高国家机关行使统治权”，批驳了主张“统治权属于天皇”的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说”，美浓部还主张：“一方面统治权不能是万能的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约束；另一方面统治权应以增进国民的幸福为目的。”
否定“天皇主权说”的“万能主权论”。并且从这种宪法的解释出发，否定①［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的开幕》，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82年版，第144页。
依赖天皇与国体绝对性的官僚专制政治。他认为，只有以民众政治、责任政治、法制政治为根本的立宪政治，才真正与帝国宪法相适应。
像美浓部达吉这种主张的“天皇机关说”，1910—1920年间在日本学术界曾受到广泛的支持，并被公认为宪法学说。因此，右翼势力特别是法西斯势力想打倒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强调国体的绝对性，建立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统制体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天皇机关说”的宪法解释，必须坚决加以排除。然而，这种排除不是依靠学术论争，而是给“天皇机关说”
加上“反国体”的罪名，开展“国体明征运动”，依靠强权进行批判。这也就是蓑田胸喜、菊池武夫等人率先攻击“天皇机关说”的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冈田启介首相、松田源治文相等人曾采用“天皇机关说”所说的“机关”用语不恰当、但相信美浓部的国体观念没有错、学说的正确与否应由学者自由讨论的态度。
1935年2月25日，美浓部达吉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为自己辩解，他用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说明“天皇机关说”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第二天，《朝日新闻》报道说：“阐述得有条有理，全场肃然倾听，大约经过了一个小时的雄辩。当他离开讲坛时，贵族院响起了罕见的掌声。”①然而，美浓部达吉的大胆反击，更加引起了右翼势力的仇视。于是，平沼系的江藤源九郎（陆军少将）在2月27日的众议院预算总会上，攻击美依部学说的“忤逆”思想，并于2月28日向东京地方刑事检察局告发美浓部犯有“不敬罪”。与此同时，菊池武夫、三室户敬光、井上清纯等人也在贵族院内一再攻击“天皇机关说”，要求政府对美浓部加以处分。基于右翼势力的攻击，贵族院在3月20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要求政府必须明征国体本义”的《关于政教刷新的建议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各地则掀起了“国体明征运动”。
在众议院中，政友会元老、原农相山本悌二郎也特别热衷于对“天皇机关说”的批判。而当时从政权中被排挤出来的政友会则是企图利用这一问题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3月5日，由山本梯二郎发起召开了有志议员会，决定追究“天皇机关说”的责任。3月12日，山本梯二郎在政友会全体会议上向政府施加压力说：“怎么能放任与国体不合的危险的学说不管呢？”在这种形势下，众议院在3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国体的决议案》，要求“政府应该立即对与我国崇高无比的国体不相容的学说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
这时，在黑龙会的提倡下，民间法西斯分子头山满、西田税、蓑田胸喜、江藤源九郎等人于同年3月8日结成了天皇机关说扑灭同盟。3月19日，召开了扑灭天皇机关说有志者大会，叫嚣要彻底消灭“天皇机关说”及其主张者。在扩大反对“天皇机关说”的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还有早年成立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该会在同年3月12日也发出了所谓通牒，言称“天皇机关说”是有悖日本国体的法学理论，尤其与日本军人的传统观念“是绝对不相容的”。与此同时，该会还印制和散发反对机关说的小册子，并指令全国支部、分会召开反对“天皇机关说”的集会，发表抗议信件和电报等等。
此外，日本各地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团体也陆续发起对“天皇机关说”的攻击。据统计，在同年3—4月间，起来攻击“天皇机关说”的①[日]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45页。
团体，东京最多时达到55个，京都有7个，而大阪、神户、爱知县等地也各有6个，全国总计多达151个。
在“国体明征运动”达到高潮时，曾在议会讨论中公开反对“天皇机关说”的林铣十郎陆相和大角岑生海相，在议会闭幕后的3月29日内阁会议上，进一步要求“即使是政府也要从速采取明确的处置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同年4月4日，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向全军发出了“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的训辞。4月7日，东京地方刑事检察局传唤美浓部达吉，对其进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调查”。紧接着，4月9日，日本内务省也对美浓部的着作《逐条宪法精义》、《宪法撮要》以及《日本宪法的基本主义》作出了禁止出售的处分，并命令《现代宪政评论》和《议会政治的研讨》两书的第二版改订。
美浓部达吉表示，“愿意协助修改其中的字句，但学说本身一点儿也不能更改。”
然而，右翼势力并不满足于政府对美浓部达吉的上述处分。国体拥护联合会在4月12日散发了题为《机关说问题是进行昭和维新第二期战斗的天赐良机》的小册子，公开鼓吹“向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消极旧势力展开昭和维新的圣战”。这个小册子同时还攻击一木喜德郎（枢密院议长）、牧野伸显（内大臣）和西园寺公望（元老）等人。特别是针对一木，因为他早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时曾讲授过机关说的国法学，是美浓部的老师，因而也受到了特别攻击。
当时，企图进行“国家革新”的法西斯势力把“国体明征运动”的高涨看作一次好机会，试图打倒冈田内阁及其背后的宫廷集团。因此，他们在1935年6月重新组织了国体明征运动达成联盟，7月9日召开有志者大会，并决议倒阁。而国家主义团体和帝国在乡军人会等则进一步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美浓部达吉给予强硬处分。
这样一来，“国体明征运动”变成了包括军部、政党和官僚在内的右翼势力大规模反对政府的行动。在这种压力下，日本政府在8月3日发表声明，内称：“大日本帝国的统治权，严格地属于天皇，这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执有认为国家统治权不在天皇、天皇是行使权力的机关的想法则是对我国万邦无比的国体本义的亵读。”
但是，国体明征运动达成联盟、陆军大佐小林顺一郎统帅的三六俱乐部、“皇道派”系统的直心道场等团体为首的强硬派，认为政府的声明是欺瞒行为，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行动。如同年8月27日，帝国在乡军人会召开全国大会，声明要坚决灭绝机关说，等等。
右翼强硬派提出进一步要求后，政府当局又对美浓部达吉作出了司法处分。检察局在9月14日再次对美浓部进行“调查”，并在9月18日发表了对美浓部达吉的处分报告，“认为在美浓部达吉的着作中确实有妨害出版法秩序的内容，且有亵读天皇尊严的嫌疑，因为美浓部达吉的反省，决定对其不加以起诉”。受到处分的美浓部达吉向贵族院提出了敕选议员的辞呈，并声明：“推翻我的学说，让我承认与自己的着作不同的事不成问题，只是我深深感到贵族院今天的空气，使我难以尽到作为议员的职责。”
公布不起诉处分和美浓部的不屈声明使右翼势力更加不满。9月19日，江藤源九郎再次告发美浓部达吉“犯有破坏国体、紊乱国宪罪”。美浓部达吉在9月21日给法相小原直写信，想取消自己的声明。但右翼势力继续在各地频繁集会，要求对元老、阁僚甚至首相采取强硬措施。这时，以直心道场为首的右翼势力在县民大会和市民大会上还打出了“弹劾重臣集团，打倒内阁，同时对国体破坏者一木、美浓部处以极刑”的标语。
以此为背景，陆海两相联合发表第二次声明，要求彻底处分机关说的信奉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内称：“我国统帅权的主体是天皇，这作为我国国体的本义是帝国臣民绝不动摇的信念。认为统帅权的主体不是天皇、天皇是国家机关的所谓‘天皇机关说’，乃是有悖我国神圣国体的过分的东西，必须坚决芟除。”
这项声明发表后，强硬派还在叫嚣倒阁。后因三六俱乐部、直心道场、在乡军人会等组织在陆军中的影响力有所减弱，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才接近了尾声。
冈田内阁在这场风浪中虽然没有倒台，但通过“国体明征运动”，其内阁也越来越倾向右翼势力。而得势的陆军右翼势力则在陆军学校内把《为了国体明征、为了政府而应采取的措施》作为军事课附属教材，其中要求“扩充国体研究机关，刷新教育，严禁以国体为题材的着述，强化取缔言论学说的法规，刷新人事”，等等。
“国体明征运动”起到了“无血政变”的作用。通过这一事件，日本天皇制国家一度存在的立宪学说，被歪曲为对天皇制国家现实的叛逆思想（按平沼骇一郎的话说是“乱臣贼子”思想）遭到镇压。此外，这场运动不仅使明治宪法本身绝对化了，而且使天皇大权的解释也绝对化了。这时，“国体思想”亦即所谓“日本精神”，上升为最高的统治思想，立宪思想受到了排斥，对全体国民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束缚力量，并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统制体制的思想基础。
从此以后，右翼势力所掀起的“铲除异端”、即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思想镇压的活动更加横行无阻，甚至波及宗教领域。1935年2月的“大本教事件”以及1936年2月发生的“人之道教事件”，都是以宗教的不敬罪为由而遭到镇压的事件。这样，30年代的日本，学术思想的自由主义已经荡然无存了。
教育的军国主义化
在进行恐怖活动、加强思想镇压的同时，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也扩展到了教育方面。
早在20年代末，有所抬头的法西斯分子、法西斯组织就把“教育”看作法西斯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不但亲手创办一些教育机构，给青年们灌输各种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刷新教育，妄想通过所谓“国家改新”建立一种新的法西斯教育组织，为法西斯主义培育“新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逐步使教育军国主义化、反动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彻底加强了义务教育的军国主义化和对高等教育的“危险思想”的镇压。
在与“九·一八事变”同时开始的军国主义、排外主义运动的狂潮中，日本统治当局首先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用军国主义思想来影响大中学生。
甚至小学生。他们给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披上”爱国、正义”的华丽外衣，以此来动员学生和青年的“爱国心”。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青少年学生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她）们盲目地参加募集慰问金活动、送慰问品的活动，甚至被组织起来到“爱国战争”的“满蒙前线”去慰问和参观。此外，统治当局还采取了种种强制措施，强制儿童和中小学生写慰问信，送慰问袋，让他们欢送出征的士兵和执旗游行等等。进而还向小学校发放天皇照片，在学校内建造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把礼拜天皇照片和背诵《教育敕语》作为学生的义务，并利用修身、国语和国史等教材作为培养天皇忠实臣民的工具。
从1933年起，日本政府则在全部国定教科书中添加军国主义内容。对小学教员的思想统制也变得更加严厉，甚至连生活作文和自由教育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教育而加以镇压。如1933年2月长野县便发生了138名小学教员被逮捕的所谓“教员赤化事件”。
在镇压高等教育的“危险思想”方面，日本统治当局制造了“泷川事件”。
1933年4月，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的刑法学着作受到内务省禁止发行的处分。文相鸠山一郎要求京都大学总长让泷川幸辰辞职。实际上，泷川幸辰的刑法学说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只是客观主义的刑法论而已。但是，即便如此，也被视为违反国体的共产主义学说而加以禁止。
文部省要求大学教授辞职，被京都大学的教师认为是侵犯了教授会的自治权。因此，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全体教授提出了辞呈。京都大学的其他教员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个事件被视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危机。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几所高校的学生也开展了抗议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京都大学法学部的教员开始分化，学生运动也受到了警察的镇压。这次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成为30年代日本教育界拥护自由的最后一场斗争。
在对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镇压、对泷川幸辰的刑法学说加以禁止的同时，根据同年召开的第64次议会的两院决议，斋藤内阁设置了“思想对策协议委员会”，成员包括内阁书记长、法制局局长、内务、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各省次官等。协议委员会从同年4月15日到9月28日共开了21次会，审议了内务省警保局的《思想对策案》、陆军省的《危险思想对策案》、文部省的《有关思想问题的对策案》等提案，特别是对久保义三的《天皇制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小田部雄的《思想对策协议会》提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些提案实际都是为了强化军国主义教育的。例如，陆军省用图表表示的《危险思想对策案》中，不仅言称重视学校教育的“改善”，而且言称要重视社会教育的“革新”。诸如“改良教员”，清理“不良教员”，“宣扬国体观念”等等。
1935年，在右翼势力广泛开展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的同时，日本文部省还下令对各个大学、中学的宪法和国法学教师进行了所谓“调查”。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又设置了教学刷新评议会，其宗旨首先是“表明天皇制教育的理念”。教育刷新的基本方针是“站在祭政教三位一体的立场上，阐明国体以及日本精神的真义，否定政治和教育分离的原则”
等等。①
在“改革”教学内容、清理“不良教员”、镇压“危险思想”的同时，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还加强了学校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并由陆军大臣任命的教练检阅官每年进行检阅。这样，在日益膨胀的日本法①[日］仲新，伊藤敏行：《日本近代教育小史》，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85年版。第182页。
西斯势力的影响下，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日本的教育进一步走向了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变成了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工具。
第25章 走向战争
统帅权论争
3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进入了最为动荡的“昭和黑暗期”。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国内危机的深化，军部势力迅速抬头，开始采取恐怖手段向政党势力发起强攻，并且逐渐掌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在这一过程中，与民间右翼势力猖獗的同时，军部势力也急速膨胀；并且，以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为发端，爆发了政党政治与军部政治交锋的统帅权论争。
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只是确定了英、美、法、意、日五大海军国主力舰的比例和装备保有量，而对辅助舰则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华盛顿裁军会议之后，海军军备竞赛从主力舰转移到无条约约束的辅助舰只上。这种竞争，一方面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同时，也成为各国沉重的财政负担。为此，1929年10月7日，英国政府分别向美，法、意、日四国发出邀请，准备在伦敦举行新一轮海军裁军会议。当时日本的滨口内阁接受了这一邀请，表示同意参加这次海军裁军会议。
滨口内阁之所以非常重视这次裁军，是与滨口内阁的经济、外交政策有直接联系的。1929年7月，继政友会田中内阁而成立的民政党滨口内阁，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振因田中内阁财政失控和实行对华强硬外交而陷入困境的内政和外交。为此，滨口内阁启用井上准之助和币原喜重郎分别出任藏相和外相，并将井上紧缩财政和市原外交（第二次市原外交）作为本届内阁的政治旗帜。为推行紧缩财政，需要削减陆、海军军费，而这次伦敦裁军会议又是“在危机中削减军备”，恰好为滨口内阁实行紧缩财政提供了机会。而推行所谓“市原外交”，主要是不脱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基本轨道，在国际上努力与英、美等国保持协调。所以，参加这次海军裁军会议，成为事关滨口内阁所推行的经济、外交基本政策的重要行动。
为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滨口内阁根据海军军令部的意见，在同年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裁军会议谈判的三大原元：——辅助舰的总吨位保持对美国7成；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成；潜艇保持现有的7.8万吨，以此作为日本参加谈判的基本方针，并且任命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相财部彪大将、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大使永井松三为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
会议于1930年1月21日在伦敦召开。由于美英在会前已经达成协议，所以，会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美日舰只的比例上。日本按照既定原则，坚决主张对美保有7成，而美国则坚持日本应为美国的6成，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最后，日美双方提出了妥协案。这个妥协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对美的辅助舰的总比率为69.75％，大型巡洋舰为60.22％，轻型巡洋舰为70％，驱逐舰力70.3％，潜水艇与美相等，为5.27万吨。日方谈判代表经过协商，于3月14日就是否同意这项妥协案向国内政府请示，强调日本已经很难使他国作出让步了，故而请政府妥善处理。
接到请示后，滨口内阁立即就如何复示问题进行研究。在财部彪海相出使期间临时兼任海相的滨口首相，命令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统一海军意见。
然而，当时海军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是以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未次信正为首的所谓“舰队派”，另一派是以海军省次官山梨胜之进和军务局长堀悌吉为首的“军政派”。“舰队派”从用兵作战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舰队一旦进攻太平洋，日本必须拥有相当于美国7成的兵力，方可手操胜券，然而，这次日美妥协案对日本并不重视的舰种较为宽松，而对日本海军战略重点的大型巡洋舰和潜艇却限制严格，所以坚决反对这一妥协案。“军政派”
则从国际关系和国内的经济、财政状况出发，认为只好暂时接受这一妥协案。
次官山梨胜之进在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等海军元老的合作下，设法统一海军内部的意见，最终于3月26日的最高干部会议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如从用兵作战的角度考虑应反对妥协案，但是，如果同意的话，则以扩充海军航空兵等补充计划来弥补兵力缺陷。
滨口首相听取海军的意见之后，于4月1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接受妥协案，并上奏天皇获得批准。4月2日复电伦敦海军谈判代表。本来，滨口内阁在将复示提交内阁讨论之前，曾给冈田、加藤、山梨等人看过。当时，加藤军令部长并未积极表示反对。然而，4月2日，加藤却上奏天皇力陈反对意见。但代表团在接到国内复电后，于4月22日与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
海军裁军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滨口内阁推行协调外交和紧缩财政的产物，也是政党内阁开展独立外交的一次努力。但是，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后，日本国内却出现了内阁与军部围绕着军队编制权是否应隶属于统帅权的激烈论争。
1930年4月23日，即伦敦海军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众议院第58届特别会议开幕，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在议会上攻击政府无视军令部长的反对，签署伦敦海军条约是侵犯天皇的统帅大权。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反对派也联合起来在议会中对政府进行攻击，指责政府“无视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超越了政府不得干预制定国防计划等本应属于统帅权的权限，而这“是关系到统帅权独立之重大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是违宪”的行为。而民政党则反驳说：反对派的攻击是“在无视军令部的意见或是违反其意见的这样假定的事实上论述宪法的”，“政府不仅对海军军令部，而且对军部的专门意见都曾充分加以斟酌”，“并没有所谓无视其意见的情况”。这种论争反反复复，从4月一直持续到5月。
国会的论争，使以军令部为中心的条约反对派重新集结力量，再次对政府发难。这时，军令部长海军大将加藤宽治也突然改变态度，在6月20日再次上奏夭皇弹劾民政党政府，并直接向天皇提交辞呈。加藤在上奏中言称：
“担当辅粥政务大权之任者，胡乱使其政策偏离，专断上奏如变更常备兵额的重大事项，其不仅壅蔽大元帅陛下之统帅大权，而且危及用兵作战之基础，开国防方针常随政变而动摇之端，帷幄统帅之权终将不知所趋。国家之危殆，实无比此更为严重者。”他提出“兵力问题是小事，统帅权问题是大事”，并开始公开否定政党政治。加藤军令部长意识到“统帅权独立”是天皇独揽大权的强力支柱，是“明治宪法体制”能否存在的政治基础，因此，为保卫“三千年来我国体之精华即军政之分离之根本原则”，决定辞职。海军、政友会以及右翼势力相互联合攻击政党内阁，实际是企图阻止伦敦海军条约在枢密院获得通过，并且推翻民政党内阁。但是，滨口内阁采取了坚决态度，并借助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0月1日枢密院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伦敦海军条约，并于次日正式得到批准。
统帅权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明治宪法第12条的军队编制大权，是否也应属于第11条的统帅权的范畴。按照伊藤博文所着的《宪法义解》关于第12条的解释：“本条表明，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兵额亦为天皇亲裁..此虽固然由负责大臣辅翼，亦与帷幄权同样，属至尊之大权，且无须议会之干涉。”
这里关于“此虽固然由负责大臣辅翼”与“亦与帷幄权同样”的解释是有矛盾的，可作不同的理解。按照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论述：陆海军的编制与国家的外交及财政密切相关，因此纯属国务，只有内阁才能当此辅粥之任。这种观点也是许多宪法学者的代表性观点。然而，反对派则认为：军队的编制是应由统帅和国务两方面共同负责辅粥的事项，或则认为编制权与统帅权“相同”都应由统帅方面负责。总之，反对派一致认为无视军令部长之意见而在裁军条约上签字，是侵犯了统帅权。
统帅权的论争实际上暴露了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所造成的政策二元化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独立的统帅权，是军阀势力强行干预国家内政和外交的重要政治武器。滨口内阁虽然使伦敦海军条约获得了批准，暂时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派的意见，但并没有从政治上解决统帅权独立的问题，相反却为军阀势力否定政党政治提供了借口。政友会为了攻击民政党，不借站在军部势力一边，挑起统帅权论争，不仅打击了民政党，而且也直接削弱了政党政治本身的政治基础。所以有人评价说：政友会把侵犯统帅权问题作为倒阁的手段无异于政党政治的“自杀行为”。
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了海军军备条约交换批准书的仪式。美国总统胡佛、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日本首相滨口同时发表广播讲话，庆祝裁军条约正式缔结成功。滨口首相声称：海军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历史的发展已经结束了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进入国际协调与国际和平的“稳定时代”。滨口的祝福或许是一种美好的心愿。就在发表这一庆祝讲话后还不到一个月，即11月14日，滨口便在东京火车站遭到了右翼恐怖分子佐乡屋留雄的狙击，身负重伤致死。这一事件犹如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昭和动荡的开始。
国家改造运动
继统帅权之争后，日本又出现了试图以军人政治代替政党政治的“国家改造运动”。
以军人为主休的“国家改造运动”的兴起是有深刻而广泛的国内、国际背景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引起的统帅权论争，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两种变化曲线，那就是政党政治的强化与军部势力的相对削弱。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日本出现了第一届强有力的政党内阁。1922年2月，陆军内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元老山县有朋去世，政党政治解除一大政治障碍。同年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中，以宪政会（民政党）为中心的护宪三派获胜组阁，从而在日本进一步确立了政党政治，军部势力受到明显削弱。这一时期，军部与政党在内政、外交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成为军人要求国家改造的政治动因。为了重新确立军人对政治的主导权，陆大出身的少壮军官中间逐渐形成一股按照大规模整体战的需要全面改造日本国家、军队和政治的暗流。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慢性危机，特别是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国家改造运动”形成的根本原因。最后，从20年代后半期开始，英、美两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于1928年率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日本却竭力想把“满蒙”地区变为日本的“生命线”。而在国际上，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趋于瓦解，列强争夺霸权的阴云再次笼罩了世界，这也为“国家改造运动”
提供了萌发的土壤。
1930年10月，日本出现了军人右翼团体樱会。它是个秘密的政治结社，其政治目标是“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如为此需付诸武力，亦在所不惜”，樱会竭力反对政党政治，强烈主张专制独裁，要求实现“真正以天皇为中心的有生气的明朗国政”。樱会成员多数来自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主要为位于陆军中央的佐级幕僚军官，其核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主要成员包括皈田义郎中佐（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军事调查员）、桶口季一郎中佐（21期，东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勇大尉（28期，参谋本部）、二见秋三郎少佐（28期，参谋本部）等人。可以说，樱会实际上是位于陆军中央的特别是在参谋本部拥有相当势力右翼团体。
1930年底参谋本部二部拟定的《1931年形势判断》，明确增加决心改造国家的重大项目，并且将它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先决条件。这表明“国家改造运动”不仅包含对内进行政治改造的内容，而且与准备发动对外战争紧密相连。“国家改造运动”已经通过樱会变成整个陆军的纲领和目标。
为此，1931年初，樱会的部分成员就与右翼分子大川周明一起，制定了一个企图推翻政党政府、建立军人政府、实现国家改造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军部某些首脑人物的默许下展开的。字垣一成陆相、杉山元次官，二宫重治参谋次长、建川美次部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小矶国昭军务局长都在暗中支持政变计划的实施。计划主要是想拥立当时的陆相字垣一成，成立以字垣为首的军人政府。原计划拟定：在3月20日左右，由大川周明组织1万名游行工人包围议会，并在同一时间向政友会、民政党总部、首相官邪发射模拟炮弹，借此调动第1师团的部分部队对议会实施包围，并由小矾国昭中将进入议会，强迫市原代理首相与内阁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下诏书命字垣陆相组阁。这就是计划实施的“三月事件”，然而，由于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和冈村宁次大佐、第1师团第3联队长山下奉文大佐认为时机尚早，不同意马上发动政变。实际上，永田铁山反对由字垣组阁。因此，直到政变发动的最后时刻，字垣陆相不得不决定放弃原定的政变计划。
“三月事件”虽然没能实现拥立字垣陆相建立军人内阁的计划，但却成为军人凭直接行动实现国家改造的开端。“三月事件”是以军部首脑为中心展开的军官政变计划，因而，促使更多更激烈更大胆的政变计划的相继出现，特别是它刺激了以“一夕会”为首的先外后内主义派，使其进一步加紧了对外武装侵略的步伐，这便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芜尔为首的法西斯军人在中国东北点燃了对外侵略的战火，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围绕着事件的处理，政府与军部之间出现分歧。若椒内阁开始主张“不扩大论”的方针，军部则主张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而此时的社会舆论开始倒向军部，逐渐趋于强硬，“满蒙生命线”论、“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等论调，一时间甚嚣尘上，日本政局更为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在“三月事件”中受挫的樱会急进派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等人，再次策划发动军事政变，企图一举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独裁政府，实现国家改造，这就是“十月事件”。
“十月事件”的策划中心仍在参谋本部，除桥本中佐之外，还有俄国班的日中弥大尉、小原重孝大尉以及参谋本部的马奈木敬信少佐、长勇少佐等人，军部之外则联合了大川周明、北一辉、西田税、井上日召集团等民间右翼团体。另外，海军拔刀队、空军霞浦航空队以及陆军的部分军官也参与了这次政变计划。这次计划拟以东京的百余名军官为主，并且计划调动近卫师团、第1师团所属的步兵联队的部分兵力。政变行动主要包括：袭击首相官邪，杀害除首相以外的所有内阁成员；占领警视厅，包围、控制陆军省、参谋本部，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动用军队袭击、逮捕政党首脑、财界巨头以及天皇周围的奸臣；抢占中央电话局、中央电信局、中央邮政局，掌握国家要害部门；与此同时，由东乡平八郎元帅上奏天皇，迫使天皇和军部承认政变，最后组成军人内阁。
这与“三月事件”仅仅发射一些空炮弹相比，形式更为激烈，手段更为残酷，政变的规模也更大。另外，这次计划提前拟定了以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的新内阁成员的具体名单，首相兼陆相是荒木贞夫中将，内相是桥本欣五郎中佐，外相是建川美次少将，海相是小林省三郎，大藏相是大川周明，警视总监是长勇少佐。这说明这次政变计划得更周密。
但是，“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一样，也因为政变者内部派别分立而未能真正实施。但是，这次事件却对当时的日本政局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十月事件”政变计划与“九·一八事变”都是军部政治势力导演的，它们里应外合，遥相呼应，在政治上对以元老和政党为代表的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从此，政党势力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军部势力的依赖性。特别是随着关东军侵略的逐步升级，日本在国际上与英、美等国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再加上国内经济危机的长期化，政党政治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十月事件”后，“国家改造运动”出现分化。在“十月事件”中失败的军部幕僚军官因受到降职处理而各奔东西，樱会趋于解体。部分成员开始放弃利用政变手段实现国家改造的策略，转向在明治宪法体制内寻求解决的途径，这些人员后来与“一夕会”成员合流为“统制派”。与此同时，陆海军青年集团、井上日召集团以及以橘孝三郎为中心的爱乡塾等政治派别，则开始与军部幕僚层的国家改造集团相分离，开始了独立的“国家改造运动”，并在运动形式上更为激烈。此后，以下层青年军官为中心的国家改造集团，逐渐成为“国家改造运动”的急先锋。
随着局势的变化和军部政治势力膨胀，政党内部也兴起了“国家改造运动”。1931年11月，若槻内阁的外相安达谦藏勾结民政党中野正刚、富囹幸次郎以及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和床次竹二郎等人，预谋建立拥护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这就是所谓“协力内阁”运动。外部的冲击、内部的分化，使昙花一现的日本政党政治正悄然隐向历史舞台的角落；而军国主义势力却大肆拾头，日本开始走向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
面对军部的步步紧逼和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若椒内阁的紧缩财政和协调外交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政治招牌，加之党内分裂，若椒内阁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1日实行内阁总辞职。接下来登场的是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犬养毅将陆相的职位留给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期望能够以荒木的威望加强对陆军的控制。
在“十月事件”中受挫的井上集团，1932年初，又与海军青年军官集团开始酝酿新的行动计划。由于受到“十月事件”失败的影响，井上认为集体行动很难统一意志，所以决定不采取集体袭击的行动计划，改为实行“一人一杀”的单独暗杀计划。2月9日，井上日召集团的小沼正在东京本乡区暗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紧接着，3月5日，菱沼五郎在三井银行门前杀死了三井合股公司的董事长团琢磨，一时间成为轰动整个日本的恐怖事件。但因小沼正和菱沼五郎在行动后随即被捕，所以此后的行动计划被迫取消。
在日后对这次事件的审判中，人们发现以小沼正和菱沼五郎为首包括井上集团的其他成员黑泽大二、黑泽金吉、川崎长光等家庭之间相互都有血缘关系，而且，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血缘观念，因而，人们将井上日召集团称为“血盟团”，称这次暗杀事件为“血盟团事件”。
受到“血盟团事件”的刺激，海军中尉古贺志清和中村义雄决心继续采取集体恐怖行动，实现国家改造，他们的行动计划得到以橘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的支持。这次行动的主要参加者有青年海军军官10人、陆军候补军官11人和以橘孝三郎为首的20个爱乡塾成员。这次计划更接近于樱会成员发动的军事政变，主要企图通过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和三菱银行，以及破坏东京的6个变电所造成整个市区黑暗等手段，制造混乱，引发政府颁布戒严令，以过渡到建立军人政府。5月15日开始了上述行动。一部分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袭击了首相官邸，杀死了正值星期天在家休息的犬养毅首相，但袭击内大臣的行动以及对政友会和三菱银行、警视厅的袭击行动也都遭到失败，爱乡塾成员组成的别动队也没使东京变成黑暗。
整个行动还未等到发布戒严令就宣告失败了。主力部队向宪兵队投案自首，别动队逃亡，为这次行动提供武器和资金的大川周明也于6月15日在茨城县火车站附近被捕，橘孝三郎逃亡“满洲”，并于7月24日在哈尔滨向新市街的日本宪兵队自首。
这次所谓的“五·一五事件”，暗杀了犬养首相，并没有能达到建立军人政府的目的。然而，现役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政府首相，确是前所未有的恐怖事件。但是，陆相荒木贞夫却公开对采取恐怖行动的青年军官表示同情，言称“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到其心情，实不能不让人流泪”。荒木这种态度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军部上层的倾向，表明在青年军官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势力。
“五·一五事件”的最大政治后果，乃是结束了政党政治。在枪声中倒下的犬养内阁，竟成为大正以来政党内阁的终结。青年军官虽然只是杀害了犬养首相，没能实现建立军人政府的国家改造计划。但是，从滨口首相遇刺开始，“三月事件”、“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
等恐怖暗杀、军事政变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政界。而军部上层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恐怖事件，为军部干预政治打开了道路。“五·一五事件”后，军部强化了对政治的干预，军部首脑以陆相人选相要挟，公开反对政党单独组阁。迫于军部的政治压力，最后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新内阁。斋藤内阁实际上是军部势力以及和军部密切勾结的新官僚的联合体，在政治上更加倾向于军部。元老西园寺原本想以斋藤内阁为“过渡内阁”，待事态平静后再恢复政党内阁，但没想到这种“过渡内阁”却成了向军部法西斯统治过渡的开端。
军人政治的展开
1933年9月14日，内田康哉以年迈为由辞去外相，斋藤内阁启用前驻苏大使广田弘毅继任外相。10月3—20日，斋藤内阁连续5次召开由首相斋藤、藏相高桥、外相广田，陆相荒木、海相大角参加的五相会议。会议主要是调整外交、国防、财政之间的关系，并制定日本退出国联后新的外交政策大纲。这种“阁内内阁”的制定政策的方式是斋藤内阁首创的。陆、海军大臣参与少数内阁成员制定国家基本政策，可以保证军部的主张反映到国家的基本国策中，这是军部势力对内政、外交影响力强化的表现。
斋藤内阁时期，陆军中枢把持在荒木陆相、柳川平助次官、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手中。“皇道派”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主张对外强硬论，主张对美苏开战。为此，他们要求在1936年前后做好开战准备，大幅度增强军备，在经济、财政、思想领域全面改革，实现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这种激烈的主张与外相、藏相所主张的稳健论发生对立。因而，荒木陆相称病辞职。
但是，荒木陆相的辞职并不意味着军部势力的退却，而是与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权力争夺有关。不久，“统制派”开始替代“皇道派”
执掌陆军大权，登上政治舞台。实际上，荒木陆相的隐退正是“皇道派”与“统制派”势力消长的转折点。
1933年8、9月间，海军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人事变动。反对伦敦海军条约的“舰队派”核心人物未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舰队派”大量排挤“条约派”，在海军中的势力开始增强。进而又在9月26日修改了海军军令部条令，缩小了海军大臣的权限，从而确立了军令部优越地位的海军新体制。从此，在海军内部“条约派”的军政观点受到压制，而主张废除华盛顿、伦敦海军条约的强硬论占据主导地位，陆海军的对外强硬论相互竞争、相互呼应，对日本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1934年7月3日，斋藤内阁因涉嫌“帝人”事件而总辞职，7月8日组成了以“条约派”的海军大将冈田眉介力首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分别留任。
冈田内阁时期，军部对政治的干预更为强硬，军部以林铣十郎留任陆相为条件，要求实现排除外务省的驻满机构一元化的官制改革。日本驻满机构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前的悬案。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领事馆、关东厅、关东军等机构并列，分别隶属于日本外务省、拓务省，陆军省等系统，行动很难统一。“九·一八事变”后，官制不能统一的问题愈发显得矛盾突出，于是在1932年6月26日，经陆军、外务、拓务、大藏省的四省次官会议，议定了《驻满特派总监府官制案》。但是由于这一方案的官制规模过大没能实施，8月8日采取了由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兼任临时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的临时措施，只是统一了最高领导，而下层机构仍然并立，驻满机构问题仍未解决。1934年8月，陆军发表了自己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把现在驻满机构的三位一体改为二位一体即关东军司令和全权大使制；2.
全权大使受总理大臣监督，只在有关涉外事项上受外务大臣的指挥；3.在内阁中增设对满事务局，把拓务省所管事项移交该局管理；4.在满洲设置知事，由全权大使统辖等。陆军的这一方案，实际上既排除了外务省又排除了拓务省，而将外交、经济、行政权都集中到军部手中。这一方案遭到外务省和拓务省的强烈反对，各省分别提出自己的方案与陆军抗衡，一时对抗极为激烈。
最后，政府还是依照陆军的方案提出了妥协案，决定由陆相林铣十郎兼任首任总裁。这样，陆军独掌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营权，排除了外务系统干预，使这一地区成为军部的势力范围。
1934年10月1日，陆军省新闻班发表了《国防的本义和加强国防》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的开篇就赫然写道：“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典型地再现军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书中提出：日本在列强的压迫下政治、经济都将走投无路，面对世界非常时局，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海军军备条约将在1935—1936年期满，世界的危机即将到来，而所谓的“协调外交”只能解决细枝未节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树立只有国防才是解决危机的惟一手段的观念。因而，国防建设必须以应付这种世界危机为根本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对构成国防力量的人的要素、自然的要素、经济的、技术的、武力的要素进行全面改善；“必须以真正的举国一致，对经济及贸易断然实行统制政策”，强化对经济的统制，建立起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并且要全面改革政治机构，完善国家战时总动员体制。实际上，这是总体战的国防国家的思想，实际上是军部法西斯式国家的构想，这种思想把国防视作国家发展的最基本手段，并且将军事国防置于国家的最高位置，经济、财政、外交、政治、思想都必须服从国防的最高目的，提出了军政高于国政、军政应指导国政的思想，为军人干预政治提供理论依据。
这个小册子的实际执笔者是军部“统制派”成员、陆军省军事科的池田纯久少佐。用池田少佐的话说，这是“统制派”多年研究的精华。此时，“统制派”已经占据陆军省的重要职务，执掌了陆军的实权，其核心人物就是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永
田少将一面与新官僚、重臣、财界勾结，一面推进与“皇道派”在方式上有所不同的以现存体制为基础的国家改造运动。
“九·一八事变”、“十月事件”之后，日本军部势力加速了总体战体制的构筑，军费开支逐年增加，日本经济迅速朝着以军事经济为中心的轨道转化。1931—1937年的7年间，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从14.77亿日元增加到30.4亿日元，其中军费开支从4.16亿日元增加到14.1亿日元，军费开支从占财政预算的28.98％增长到46，3％。也就是说，1937年财政预算几乎有一半用于军事开支。
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日本的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与军事领域密切相关的钢铁、煤炭、机械制造、造船、重化学工业等发展迅速，设备投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一批与军需生产密切结合的新兴财阀，如鲇川义介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日产）、野口尊的“日本窒素（氮素）”
（日窒）、森矗昶的“昭和肥料—昭和电工”、大河内正敏的“理研”、中野友礼的“日本曹达（苏打，制碱）”（日曹）、中岛知久平的“中岛飞行机”。新兴财阀与老财阀都属于垄断资本家，两者相比略有不同。新兴财阀的创始人大多以技术起家。因而，新兴财阀的投资多为新兴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如重化工、机电等与军需生产紧密相关的新兴领域；与老财阀相比，新财阀在资金、市场占有率、外贸出口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所以，更加依赖于政府的扶植和军需订货，更要求向海外殖民地“拓展”；因而，这些新兴财阀与国家权力和军部势力结合得更为紧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外殖民扩张、军事战争的追随者。
在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老财阀的转向。
本来老财阀依据传统经济优势，在政治上与政党势力相结合，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实行稳健的与英美妥协的协调外交，在政治上与军部势力的主张略有不同。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长期比以及军人“国家改造运动”的展开，老的垄断财阀也迫切需要队军需生产和海外殖民地经营中获得巨额利润。在多方面力量的驱使下，三井、三菱等老财阀也纷纷将投资转向军事企业，这一现象被称之为“财阀转向”或是“军财抱合”（拥抱、结合）。到1937年，在老财阀的总资本中用于军事企业的投资比例已有明显上升，其中以三菱为最高，占据26％，三井财阀占19％，最低的住友财阀也占14％；而在新兴财阀中，用于军事企业的投资，竟高达其资本总额的50—90％。
新、老财阀与军国主义势力的结合，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军事化进程，使日本的军事实力大大提高。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接近英美等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坚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决心。财阀与军部势力的结合，实际上是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和基础。
“二·二六事件”
如上所述，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恐怖事件，使政党势力节节败退，军部势力不断上升，日本正在军国主义的驱使下不断走向战争。特别是在“统制派”已经执掌陆军主导权的情况下，军部势力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逐步推进战争体制的发展。
1935年春召开的议会中，“天皇机关说”的论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一大焦点，最后政府不得不公开发表否定“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证”（明确国体）声明。“天皇机关说”本是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美浓部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属于国家法人，天皇只是作为它的最高机关行使其统治权。这种学说是对“天皇主权说”的批判，是立宪政治的宪法基础，也是政党政治与军阀政治进行斗争的宪法武器。此时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完全政治化了，军部和右翼势力主要是为了彻底清除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打击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首的重臣政治势力，借助天皇神权，强化法西斯意识形态。
1935年2月18日，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退役的陆军中将），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公开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叛逆思想。以此为开端，军部与右翼势力联合起来对“天皇机关说”发起进攻，政友会也在众议院向议会提出“国体明征决议案”。为此，政府两次发布“国体明征”声明，否定了“天皇机关说”，并且开始禁止美浓部达吉的着作的出版与发行，美浓部达吉本人也被迫辞去了贵族院议员，后来竟受到反对者的开枪袭击，身负重伤。军部势力通过摧毁“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以天皇绝对主权为盾牌，根除了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中强化了天皇专制思想，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法西斯统治，并且打击了对军部构成制时的政治权利集团，迫使牧野伸显内大臣和法制局长金森德次郎分别在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先后辞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军部的政治地位。
在陆军和右翼势力联合围剿“天皇机关说”的同时，“统制派”为独揽陆军大权、推行总体战的战略，加紧了对“皇道派”的排挤和迫害，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和争斗开始不断激化。1934年1月，“皇道派”的首领荒木贞夫被迫辞去陆相，继任的是号称“越境将军”的原驻朝鲜军总司令林铣十郎。随着荒木陆相的辞职，“皇道派”所推行的急进的“国家改造运动”受到压制，这给“皇道派”青年军官以很大的刺激。荒木辞职后，冈田内阁的林陆相又在1935年7月罢兔了深受青年军官推崇的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激起了“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愤怒，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在军务局长室刺杀了“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中将，“皇道派”认为，罢免真崎教育总监的真正元凶是“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军务局长，永田是真崎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至此，两派的对抗达到顶点。“皇道派”
与“统制派”的这种对抗既有派系的权力之争，亦有两派各自策略手段的激烈冲突。
1936年2月26日，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整个东京，少有的严寒仿佛将一切都凝固起来了，清晨，野中四郎、安藤辉三大尉以及板井直、香田清贞、河野寿等10余名陆军军官带领步兵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名士兵，实枪荷弹，兵分7路，分别秘密前往首相官邪和一些政界要人的住地，开始大规模武装暗杀的“天诛风暴”行动。结果，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大郎被刺身亡，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而在首相官邸，暴动部队则错将海军预备役大佐松尾传藏误认为是首相冈田启介而杀死，冈田首相才幸免于难，原内大臣牧野伸显则由于及时脱逃，而免得一死。此外，暴动部队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占领了首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和国会等政治、军事要地，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震动了整个日本。
领导这次暴动的主要是受到北一辉和西田税等国家改造论思想的影响陆军青年军官，他们采取这次行动主要是想在政治上一举实现由天皇独揽大权，建立起由“皇道派”实际统治的军部独裁政权，实现彻底的国家改造，再一次实现“昭和维新”。
酿成“二·二六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昭和以来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党内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扩大垄断组织、强化资本集中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结果，是大财阀吞并中、小企业，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城市失业大量人口增加，特别是农村危机日益突出。随着危机的加深，广大民众与垄断财阀以及代表垄断财阀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动荡日趋激烈，这既是“昭和动荡”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二·二六事件”爆发的社会起因。与“五·一五事件”相类似，“二·二六事件”同时受到军部上层推动的“国家改造运动”的影响，如“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
但是，不同的是，对发动“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军官产主直接影响的是农村贫困化问题。日本军队的士兵大多来自农村，士兵家庭的悲惨生活直接冲击着下级军官，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现实充满危机感，这是“二·二六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此外，促发“二·二六事件”还有一些具体事件，那就是第：师团出征，传说暴动部队所在的第1师团内定将在同年的3月被派遣到中国东北地区，这对日俄战争以来从未出征过的第：师团也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为了不失去最后的机会，所以，才决定在出征前断然采取行动。另外，陆军内部“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争斗、“统制派”对“皇道派”的攻击与排挤也是事件爆发的具体原因，特别是“相泽事件”后，双方的对立达到白热化，这对“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大规模行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二六事件”爆发后，统治阶级乱成一团。面对大规模的暴乱，内阁柬手无策，事件处理的主导权完全集中在军部。围绕对事件的处理，军部内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首的军事参议官集团，同情、支侍青年军官的行动，主张对暴动部队作说服工作，劝其归顺；而在“统制派”执掌大权的参谋本部，主张坚决镇压的占据主流。从事件爆发起，杉山元参谋次长就主张坚决镇压。特别让青年军官产生错觉的是对天皇态度的估计。事件爆发后，天皇对暴杀其“肱骨”臣子的暴动部队极为愤怒，强烈主张坚决镇压，并扬言“要亲率近卫师团征讨叛贼”。这样一来，事态很快就转向镇压的方向。
为了完成镇压，在杉山元次长的提议下，27日上午在东京警备司令部成立了戒严司令部，并于下午1时30分起在东京地区发布了戒严令，并且按照片仓衷少佐于两年前制定的《处理政治性非常事变爆发的对策纲要》中所提出的对策，进一步完善镇压体制。主张对暴动部队坚决镇压的还有石原芜尔大佐，他还具体参与了镇压的指挥，在戒严司令部参谋部担任第二科和第三科科长。但是，陆军内部也有对暴动的青年军官予以同情者，所以镇压行动进展迟缓。后来，在天皇的再三督促下，终于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即2月29日，戒严司令部开始出动部队，对暴动部队发出最后通牒。
暴动部队终于接受劝说，解除了武装，下级军官和士兵被遣返回原部队，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其余指挥军官则为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意见而同意就擒。
样，“二·二六事件”在坚持4天之后宣告结束。
事件结束后，在东京设立了临时军法会议，对发动事变的军官进行审判。
审判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允许有辩护人，一审定案，不允许上诉。
1937年7月5日，一审判决在暴动中起领导作用的17名军官死刑，并对未直接参与暴动的“皇道派”军官管波三郎、大岸赖好等人，以支持暴动为名，判处有罪。另外，东京军法会议还将北一辉、西田税处以死刑，实际上他们二人并未直接参与事件的具体发动。判决后，首先在7月12日，将除村中孝次、肌部浅一外的15名军官枪决；7月19日，又对村中孝次、矾部浅一与北一辉、西田税4人执行枪决。对“二·二六事件”发动者的审判结果，全部为死刑，这与对“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的处理几乎无法比较，就是与“五·一五事件”相比也是极为严厉的。这次审判，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对陆军影响的意图。
震撼整个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对昭和政治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二·二六事件”后，政党势力彻底崩溃，能够与军部势力抗衡的政治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开始走入军阀专制的昭和黑暗期。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昭和政治的舞台中央，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从3月起，“统制派”对军队内部进行人事“肃整”，将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川岛义之5名大将从现役转入预备役，将一大批“皇道派”的军官降职的降职、调离的调离，将“皇道派”从陆军的核心部门统统驱逐干净，代之以“统制派”军官占据各部门的重要职位，在陆军内部形成了以陆相寺内寿一为首、外加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教育总监杉山元的新“统制派”领导的军部独裁体系。“二·二六事件”不仅在外部彻底击垮了政党势力，而且在陆军内部消除了以往的派系对立。事件后，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集中统治。
“二·二六事件”后，陆军立即对组阁强行干涉，凡是被视为自由主义或是协调主义的人物一律被排除于阁僚名单之外。起初拟定的外相吉田茂（牧野伸显的女婿），就是由于陆军的反对，而被从阁僚名单上抹去的，广田只得临时兼任外相。同年5月，军部又恢复了1913年废弃的陆军大臣、次官现役武官制，夺回了对护宪运动所作的让步，重新拿起了干预政治的最强武器。
此外，7月25日，又在陆军省军务局中建立起与军事科平行的军务科，开辟了以军事战略影响国家政略的具体途径。9月25日，公布了《帝国在乡军人会令》，把在乡军人会变成官方机构，建立起军部向地方统治渗透的组织手段。军部从社会各个层面加强了对政治的影响力。
准战时体制的形成
日本政治实际已经演变为军人政治。从此，政府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大纲和外交方针。如下所述，以军事战略压倒一切的“石原主义”已经成为现实，日本已经被拉入了战争的轨道。
1936年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在组阁过程中就受到军部的强力干涉，成立后即成为军部的傀儡政府。充分表明广田内阁这种政治地位的，是《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订。当时，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为中心的陆军拟定了《国防政策大纲》，这个文件充分体现了“石原主义”的战略设想。其中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并且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论”的军事战略。
而海军则拟定了《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美国列为主要假想敌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使得广田内阁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同样的对立。
广田内阁于8月7日在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并在同日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在《国策基准》中，同时把陆军的北进论和海军的南进论作为正式国策加以确认，提出“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而在《帝国外交方针》中，又把“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是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发展”作为当前的“外交政策的重点”。这表明陆、海军围绕着新的国防方针的修订出现了对立，而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外交政策中。广田内阁兼容陆、海军的意见，制定出南北并进的政策，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
的用兵备战计划，承担起庞大的军事预算。这充分表明广田内阁的亲军部性，而后出现的马场财政就是这种亲军部政治的必然产物。
当时担任广田内阁藏相的是马场瑛一。马场藏相原为日本劝业银行的总裁，对财政是个内行；但是，他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很敏感，他清楚意识到此时已经难以抑制军部的扩军要求了。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准备不加改变地接受军部的扩军要求。马场藏相一登台就着手全面改变财政政策，将高桥是清的紧缩财政改为膨胀财政，实行军事通货膨胀。高桥财政为平衡财政预算，主要靠发行公债，而马场财政为满足军部扩军要求，为平衡大幅度增加的财政预算，则主要靠实行通货膨胀、提高税收。马场财政放弃了高桥财政的低税收政策，断然实行税制改革，大幅度增加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马场藏相编制的1937年财政预算，在1936年11月通过审议。这是一个包容了陆、海军大规模扩军计划的总额达30.4亿日元的庞大预算。1937年的财政预算较1936年的预算增加了7亿多日元，预算中包括了陆军扩军计划的一部分以及海军建造“大和”、“武藏”巨型战舰在内的总额达7.7亿日元的第三次扩军补充计划。这次预算仅军费支出就有14.1亿日元，占总预算额的43.1％。马场财政的这种扩军经济给产业界以很大的冲击，但它满足了军部的要求，被称为亲军部财政。
日本大幅度增加工业设备的投资，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大量进口、储备了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日本的国际贸易出现严重赤字，只得靠回收海外投资来维持外汇平衡。而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难以用常规方法来维持操作，开始使用“准战时”体制的词语了。实际上，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
然而，扩充军备仅仅是军部要求的第一步。军部进一步要求的，是在日本建立起符合总体战战争设想的完备的战争体制，这就需要以战争的原则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所谓“石原构想”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军部按战争需要改造国家设想的展开。
石原莞尔大佐是日本陆军的谋略家，有一套系统化的战争理论，他的战争理论观即所谓“石原主义”，对日本陆军影响极大。他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1935年夏天，他从中国东北回到参谋本部开始担任作战科长。回到参谋本部后，不久就从作战科转到新设立的战争指导科任科长。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并开始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部长）。1935—1937年间，石原在日本陆军中央身居要职，负责战略方针、作战计划的拟定以及指导战争等重要任务，“石原构想”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石原构想”是以对苏作战为背景提出的。石原在担任作战科长期间，曾具体考查过对苏备战的情况，通过日俄两军实力对比，得出结论：日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机械化水平上部明显处于劣势，而两军的真正差距是在实力上。所以，石原认为：仅靠增加军费开支已不足克服两军差距，必须全面扩大军需工业的产业规模，加强作为军需工业基础的产业建设，特别是重化学和钢铁、机械工业的建设。石原莞尔从这种认识出发提出了一个发展构想，即：要在1941年以前完成对苏作战准备，兵力要达到苏军的8成。为此，重点要扩大生产规模，充实经济实力，并且要在日本—满洲—华北这样一个日本实际控制的经济圈内完成经济和政治改造计划。石原莞尔的这一构想，充分体现了“石原主义”的军事战争观点，即战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必须实现以战养战。
为使“石原构想”具体实施，石原启用了原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宫崎正义，成立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发展计划。而后这个研究会提出一个题为《1937年起五年内帝国岁出岁入计划》（附紧急实施国策大纲）的文件。这个文件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计划和政治机构改革方案两个方面。
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五年内，要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整个生产规模至少提高2倍，具体包括：汽车要从现产量的3.7万台提高到10万台，钢材要从480万吨提高到1300万吨，飞机、军用汽车分别要达到1万架、10万台等等。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机构改革计划，主要是将伪“满洲国”的行政制度移到日本国内，要废除内阁制，创立国务院，仅以少数国务大臣掌握国家权力，各省（部）设长官受命于国务大臣。进而，宫崎还分别制定出有关日本国内与伪“满洲国”的具体发展计划，关于伪满的计划则作为五年开发计划，从1937年起，交由伪满政府和关东军开始实施。而关于日本国内的计划，则经参谋本部修改提交给陆军省，陆军省将其总结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交付内阁要求实施。宫崎计划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将产业发展圈从日本国内扩大到日本—满洲—华北的范围，这种扩张的经济圈是典型的“石原构想”。此外就是强化统治经济，对物资分配、生产管理、金融控制都实行强制的战时经济统治。
“石原构想”实际是一种发动大规模近代战争的总体战体制的设想，这种总体战设想强调以高度完备的军事工业为战争的基础，并且要将军事置于最高位置，以军事统治经济，以军事统治政治，以军事统治整个国家。“石原构想”的酝酿与展开，进一步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上建立了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联盟。早在1933年退出国联后，日本就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为摆脱外交上的被动，减缓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防止共产国际运动的扩大，从1935年5月起，日本军部的参谋本部就通过驻德使馆的武官大岛浩与纳粹德国外长级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开始了关于日德结盟的秘密谈判。这种决定日本外交根本取向的重大谈判，开始时竟然越过了外务省，由参谋本部遥控驻外武官进行。这一方面再次暴露了军部对外交的干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进一步强化。日德谈判直到进入到制定条约具体内容时才移交到外务省，走上正式外交谈判的轨道。1936年11月25日，日德双方共同签署了《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
协定的表面内容是防止共产国际的蔓延与扩散，但是在秘密条款中则明确了以苏联为共同指向的内容，即日德双方一旦有一方与苏联发生战争，另一方不得采取有利于苏联的行动。而且，非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与苏联缔结政治性的条约。条约签订后，尽管日本外务省曾声明，该条约的缔结并不意味着形成“特殊的国际集团”。然而，日德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已经与德国法西斯结成了国际联盟，况且德国在此之前已经与意大利结成了“柏林一罗马轴心”。至此，日本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已完成了法西斯化而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第26章 惊变卢沟桥
预谋取卢沟
日本帝国主义者怀着灭亡全中国、称霸亚洲及世界的野心，于30年代初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首先是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建立殖民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继而又强占热河、觊觎察哈尔、绥远、河北及北平、天津；最后则孤注一掷，向平津和整个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它是有计划、有准备的预谋事件。
1937年3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为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把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大桥熊雄三人召回东京，听取他们对华北局势的判断。三人一致认为，“日中关系的恶化，不能设想用一般的手段即可调整”，“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日本须有与苏中两面作战的精神准备”。
不少材料证明，在日军内部早有发动“七·七事变”的阴谋集团。当事者之一、当年日军第一联队（团）副官河野又四郎的遗稿虽然矛盾百出，但还是不得不承认：“日军暗暗想着，只要一有机会就给中国军队一击，埋头于奇袭攻击的准备..”
日本这个阴谋计划尽管策划于密室，保密甚严，但还是慢慢传了出来。
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社长松北治重凭着新闻记者的特殊敏感，闻到了火药味。1937年7月1日，松北拜访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询问日军要在7月7日夜制造一起与“柳条湖事变”（“九·一八事变”）一样的事件的传闻的真伪，桥本群竭力把责任向日本浪人和商人身上推，但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蹚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惟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7月7日就会出事”。
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
据事后所闻，似乎是由于当时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当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童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这个谣言，惊动了军政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才不约而同地秘密派了视察人员。
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班长佐藤贤了在《大东亚战争回顾录》中说他也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东京传播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作战课长武藤章为此做准备，特别派出其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公平匡武、井本熊男等到华北做战地调查，尤其命其注意卢沟桥地区的局势变化，《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冈本等人视察卢沟桥时的情况如下：
当时中国官宪曾百般阻挠视察，以致视察时多次感到身临险境。特别是在卢沟桥上视察地形并听取宋哲元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说明时，几乎要被中国兵扣留。
在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6日，近卫内阁讨论中国局势问题，外相广田弘毅发言说：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指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对于广田的发言，全体阁僚表示同意。
因此，“七·七事变”虽不像“九·一八事变”那样，日本有制造“柳条湖事变”的具体而周密的阴谋计划，但日本从上至下有一个阴谋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划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两摆“鸿门宴”
“七·七事变”前，华北日军特务机关摆了两次“鸿门宴”，中日两国军官进行激烈较量，刀光剑影，紧张异常。
当时，日寇已包围北平，随时准备大举向华北进犯。“七·七事变”时的旅长何基淬、邓哲熙、王式九、戈定远、吴镇棋在回忆录《七·七事变纪实》中，描述了当时剑拔弩张的形势：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第29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我军据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为敌人所占，北平则变成一座孤立的死城。
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必然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为兵不血刃压中国军队交出卢沟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经精心策划，于1936年6月6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摆下一次“新鸿门宴”。
日寇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向中国驻军的团以上军官全部发出请帖。
为照顾大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率团以上军官于6月6日上午10时进入怀仁堂宴会厅。
宴会厅内杀气腾腾，松室孝良和华北特务机关顾问松岛、樱井带日军连以上军官严阵以待，一个个手扶腰间的日本武士刀，分散坐在六张宴席桌旁。
中国军官一到，松室孝良就把中国军官拆开，分散坐在日本军官身旁，自己则和宋哲元、秦德纯和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坐在一桌。在主座席旁边，又设了两张空桌，做上菜之用。
“联欢会”开始后，先由宋哲元、松室孝良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又同文同种，应该友好亲善，然后一起照相。松室孝良在每个中国军官身旁安插一个日本军官，形成一对一监视状态。
接着宴会开始，日本军官大杯喝酒，中国军官毫不示弱举杯猛灌，双方比赛酒量，准都不甘居于下风。
这时，华北特务机关顾问松岛大喝一声，跳到一张准备上菜用的空桌上，张牙舞爪先跳了一通日本舞，又气势汹汹飞舞日本武士刀。霎时间，宴会厅里只见刀光闪烁，不时伴有日本军官们的粗野嚎叫，对中国军官形成巨大压力。
中国军官目睹此情此景，一个个怒发冲冠，义愤填膺，都想与日本军官决一雌雄。只见副军长秦德纯附耳对旅长董升堂说：“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
董升堂早按捺不住了，马上表示：“先打拳，后耍刀！”董升堂当即离座，在席位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中国军官齐声叫好。旅长李致远在酒席前也打了一套颇有根底的花拳。
一个日本军官取出“倭刀”狂舞，李致远也命令传令兵去取他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
董升堂见“倭刀”狂舞，便从传令兵手里接过大刀片，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在此时，李致远的传令兵坐小汽车从永增厂把刚打好的“柳叶刀”
取到。董升堂换上传令兵的布鞋，抡起“柳叶刀”，劈了一趟他最拿手的“滚堂刀”，把日本法西斯军人一下镇住了。
松室孝良见比刀占不了上风，就向两个日本军官示意改换比赛项目。两个日本军官会意，跳上桌子唱起了谁也听不懂的日本歌，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
旅长何基淬不以为然，跳上桌子，亮开大嗓门唱起了充满民族正气的《黄族歌》：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且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
何基沣一起头，中国军官们齐声相和。霎时间，怀仁堂宴会厅响起了中华民族正气歌，把日本法西斯军官们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松室孝良又提出比赛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中国军官写一张。日本兵端出文房四宝，松室孝良提笔写了一个“飞”字，却也笔力矫健，出手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