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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1

_12 富勒(英)
第十七章:奥尔良的解围
不公正的特鲁瓦条约激起法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他的父亲死了十天之后,法国那个废太子就自立为王,就是查理七世。若他略有勇气,那么他设在布尔日的宫庭马上就会变成一个伟大复国运动的中心。在英国人占领的各省区中,到处发生不安定现象。在诺曼底,由于英国驻兵不足,抵抗运动更是打破了社会阶层的限制,贵族、教士、市民和农夫都混合在一起进行游击战。万事俱备,只要一个火花就可使民族性抵抗运动爆发,这个火花就是领导力。
但查理不仅是个软弱的国王,而且也是个堕落的青年,除了奥尔良余党以外,并不能获得任何人拥护。这些人比土匪高明不了多少,所以在多数战役中他都只能依赖外籍佣兵。这些人也是同样野蛮,最著名的是苏格兰人,指挥他们的是道格拉斯公爵阿奇博尔德,布肯公爵斯图亚特,斯图亚特于一四二一年还做了法国的警备司令。查理不能发挥领导作用,不仅不积极支援游击队,反而听任军事行动自生自灭,所以结果就变得不可收拾。
一四二三年七月三十日,英军与勃艮第派的联军在克拉旺击败了苏格兰和奥尔良党部队。接着在一四二四年八月十七日,贝德福德公爵在韦尔讷伊又大获全胜,法军的阿朗松公爵和拉法耶特元帅同时被俘,不过英军的损失也很惨重,因为诺曼底早已使他们应接不暇,所以这一次的损失使贝德福德更感到难以支撑。
因为韦尔讷伊的惨败,查理七世的母亲安茹公爵夫人就想与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缔结同盟。一四二五年,这位公爵的兄弟里奇蒙公爵亚瑟来到了布尔日,被任命为警备司令。里奇蒙的目的是想迫使查理与勃艮第公爵讲和以确保布列塔尼的地位。他设法把查理的两个宠臣杀掉,另外选择了一位冒险家乔治去充当查理的耳目,以便夺取政权。
因为布列塔尼改变了态度,一四二六年一月,贝德福德向约翰五世宣战。里奇蒙也赶去援救他哥哥,但是三月六日,他在圣詹姆士被英军击溃,这迫使约翰屈服,七月三日他同意遵守特鲁瓦条约。此时萨福克和华尔维克正在围攻奥尔良以东的蒙塔日,围攻发生了困难,只好就派索尔兹伯里公爵到英国请求增援。同时,里奇蒙和乔治之间又发生争斗,使法国民族派瘫痪了,而塔波特勋爵也攻克了曼恩的拉瓦勒。
到一四二七年底,里奇蒙被罢免,查理的地位更被削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四百五十名重甲步兵和两千二百名弓箭手的增援,于一四二八年一月回到法兰西,在召募了一些其他部队之后,奉命围攻翁热,因为贝德福德已决定征服安茹作为他的私人采邑。索尔兹伯里从巴黎西面出发,到了沙特尔附迎时,几乎完全不顾贝德福德的私意,盎格鲁-勃艮第会议命令索尔兹伯里夺取奥尔良的卢瓦河渡口,以便打击查理王国的心脏——贝里。
索尔兹伯里率领大约四五千人从沙特尔向前挺进,首先占领了卢瓦河畔的墨恩,博让西和雅尔若,于十月十二日,占领了奥尔良正南方的左岸阵地。在他的部将中有萨福克公爵及其兄弟罗斯勋爵和斯卡里斯勋爵,莱斯利爵士和威廉·格拉斯代爵士。
奥尔良是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也是法兰西最坚固的要塞之一,其形状是四边形,西面、北面、东北和东面都有坚固的城墙和护城河,南面则靠着卢瓦河,河上有桥使该城与波特鲁的近郊连成一片。在桥的远端有一个双塔式的砖质建筑物,叫做“塔堡”。再向外就是奥古斯丁教堂,也已经加固成要塞了。此时在二者之间,奥尔良人正着手修建叫作“塔堡林荫大路要塞”的工程。这个工程与监狱之间用一座吊桥联接。
城墙上的防御力量非常充足,有许多的弹射机和七十一门大炮,小炮更是无数。在围攻开始之前,粮食已经集中采取配给制。周围地区中凡愿意协助防御的人民均可获得自由口粮,并发动宣传使许多民兵前来投效。奥尔良总督是龚古尔,防御由奥尔良的“私生子”负其总责。他是被刺的奥尔良公爵路易的私生子,后来封为迪鲁瓦伯爵。至于公爵的合法继承人现在正在英国过俘虏生活。
索尔兹伯里的计划是首先夺取塔堡,以切断奥尔良城向南面的交通,然后再把部队移到卢瓦河右岸去围攻该城。他接近时,奥尔良人放弃了奥古斯丁教堂,放火烧毁波特鲁并撤到未完成的要塞中。十月二十一日,索尔兹伯里发动突击,但未成功。第二天,桥梁被破坏了,要塞中已经布雷,十月二十三日,开始爆破,守军撤入监狱。第二天,监狱又被英军攻陷,英军立即在这里设置炮兵阵地。同一天的黄昏,索尔兹伯里正从一个窗口向外瞭望,突然被一颗石质炮弹的碎片击伤,于十月二十七日因伤重殒命。
他的位置由萨福克公爵接替,接着作战暂告停顿。此时,军队主力都在雅尔若、墨恩、博让西和巴黎等地宿营过冬。圣诞节那天,双方同意休战六天,到十二月三十日军队才回防。第二天为了庆祝圣诞节,双方还举行了一次技击比赛,双方各出选手二人参加。
一四二九年新年开始后,萨福克即率领主力渡过卢瓦河。为了封锁该城,他建筑了七个碉堡,监视其北面的主要道路,在奥尔良南面也早已建好了四个(注:据说一共有六十个碉堡,但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工事。)因为人力不够,所以该城东面的封锁始终未能完成,结果总是有少数补给能够进入奥尔良,但却不足以保证该城公民不挨饿。
到二月初,防御者已感到粮食极端缺乏,所以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查理的部队能够切断萨福克的补给,使他们自动解围。二月十二日,法军的确作过这样的企图,当法斯托夫爵士指挥的三百辆补给车辆行进到奥尔良以北几英里远的鲁夫赖时,受到法军攻击。法斯托夫马上把车辆组成“车城”,采取标准的“胡斯”战法,击败了法军。
现在奥尔良成了法国抗战的精神象征,也是所有真正法国人的唯一希望。虽然如此,但乔治和里奇蒙还是忙于私斗,毫不顾及大局。城市的情况已十分危殆,于是有人向勃艮第公爵提出呼吁,要求他接管这个城市,并以那个被俘的公爵为名义,宣布该城为中立区。但贝德福德不肯接受。查理听到谈判失败的消息后,在亲信鼓动之下,甚至想放弃法兰西而逃到多菲内,卡斯蒂利亚或苏格兰去避难。但是情况却并没有坏到这个程度。到处都有农民起来反抗英国人,他们力量的来源主要的就是法国人的民族性。这里所缺乏的就是一个领袖,正当此际,出乎意料之外,却有一个人物准备登场了。她就是十七岁圣女贞德。(注:这个女人很奇怪,是个无名的神秘人物。谁都不知道她到底姓什么。她只是被认为是“圣女”。)
在所有历史中,贞德的故事是最富传奇意味的,而且记载的文件也最完整。虽然连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但可能是出生于一四一二年初,出生地是在靠近沃尔库勒镇的杜姆雷米。在一四二九年,这是法军的一个外围前哨,由罗伯特负责指挥。她的双亲都是普通农民。十三岁时,贞德听到旁人所听不到的声音,并伴随一阵闪光,命令她去见罗伯特,并应由他供给旅行工具,好让她到希农去谒见法国国王。她要告诉查理说她是上帝派来为奥尔良解围的,并且领他往兰斯去举行法兰王位的就职典礼。她先后去了三次才获得罗伯特同意,给了她一匹马和六名卫士。于是她把头发剪短,改穿男装,于一四二九年二月十三日出发,走了三百英里,在二月二十三日才到了希农。
她到达时,乔治对她颇为敌视。尽管如此,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她居然说服了查理,相信他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她的神圣使命。然后在普瓦捷,她受到神学家和西西里王后的考验,证明她思想纯正并为处女,于是获得“战争总指挥”的头衔。四月二十七日,她穿着全身甲胄,捧着一面大旗,上面绣着“耶稣玛利亚”字样,率领三四千人,连同一些补给,出发前往奥尔良。与她同去的有阿朗松公爵,他是刚刚在被俘后遣返的,还有许多其他贵族和元帅。
此时,她的大名已经四处传播。她对自己神圣使命的信心也使法国人民对胜利有了新的信念。同样重要的是她的大名也使英国人震惊,出发之前,她曾致书英国的贝德福德公爵,在心理上给予他打击。四月二十七日,部队从布卢瓦出发时,贞德又听到了神的指示,要他们从北面经过博斯地区进入奥尔良。从这个方向前进,势必经过英军防线最坚强的地区,贞德却完全不加考虑。但是她的同行诸人却想到了这一点,在获得奥尔良“私生子”的同意后,静静地行军沿卢瓦河南岸走。而贞德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夜间他们在田野中宿营,第二天上午,贞德才发现他们是在卢瓦河南岸,不禁大怒,斥责同行诸人欺骗她。此时,奥尔良的“私生子”听说她来了,就过河来迎接。尽管他是国王的堂兄弟,可是贞德对他毫不客气,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如下:
贞德问:“你是奥尔良的私生子吗?”我回答说:“是的,我对你的降临表示欢迎。”“是你主张我们应该到河的这一边而不应直向英军冲去么?”我告诉她说:“我和我们中间最聪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路线。”贞德回答说:“我的上帝,上帝的忠告一定比你们的更聪明可靠。你们以为是欺骗了我,实在是欺骗你们自己;因为我给你们带来的帮助是在任何城市和武士之上,你们要认清这是上帝的帮助。”
接着,贞德要求向圣让进攻,这是卢瓦河南岸最近的一个英国碉堡。但是同行诸人又加反对,于是部队向圣卢普前进,“私生子”在那里已经集中了一支河中舰队,带了两百名长矛兵,贞德先下了小船,其余陆军都在岸上观望。由于风从东北面吹来,使他们无法扬帆。因为夜色降临,使大家感到焦急。贞德却只祷告了一番,结果风向转了,可以扬帆向卢瓦河上游驶去。这个“奇迹”才使她的从者对她产生了无限信心。圣卢普的英军被另一支法军的攻击牵制住了,未能阻止这些船只在卢瓦河北岸上登陆。贞德从那里前进到克勒西附近的勒伊,就在那里过夜。
四月二十九日,贞德军的主力又向回到布卢瓦的路上行军。她故意这样,以便使神的指示获得绝对服从。当晚八点钟,她骑了一匹白马,在锦旗前导之下进入了奥尔良。私生子率领贵族和军民,燃着火炬欢迎她。
虽然并未正式交战,英军也还留在城外未去,可是援兵已经来了,她站在他们中间,使士气为之一振。四月三十日,当拉伊尔在圣普埃堡垒之外进行前哨战时,贞德希望避免流血,就致书英将塔波特,要求他们自动撤退。她收到的是侮辱性的回答。但在黄昏时,她再作了一次同样的企图。她走到吊桥上,向塔楼的英军指挥官威廉·格拉斯代指名喊话,要他遵从上帝的意志投降。英军却喊道:“放牛女,抓住你之后就要把你活活烧死!”
第二天,私生子从奥尔良前往布卢瓦,贞德率领了一些部队护送他一程。英军都在碉堡中实行防守,难于迅速集中。因此法军可以自由来去而不受到干扰。因为他们死守在工事之内,第二天贞德去进行侦察也依然毫无阻碍。五月三日,日安和蒙塔日的守军也开入奥尔良。第二天,贞德又率五百人去迎接私生子回城,还是一样安然通过。上午六七点钟,他们就在英军鼻子下面凯旋似的回到奥尔良。
由于那一天起得太早,贞德回城之后就躺下来休息。她熟睡之后,因为援兵涌到,城内士气已极为高昂,在正午时候,就有一些部队从城里出发去进攻塔波特据守的圣卢普堡垒。她突然醒来,马上吩咐卫士备马,立即赶往指挥,马蹄在石板路上踏出了火花。血战之后,圣卢普被攻克,塔波特却逃走了。这是一次重要胜利,因为攻占圣卢普就打开了通往雅尔若的道路。那天晚间,奥尔良城钟声齐鸣,庆祝被围攻以来的首次胜利。
五月五日是升天节,贞德命令停战一天,但时间却未浪费,所有将领在这一天举行了军事会议。他们决定在佯攻圣洛朗碉堡的掩护下攻击卢瓦河南岸各碉堡。做出决定之后,他们才请贞德进来。很明显他们担心贞德不能保守秘密,所以只把佯攻这部分告诉她。她不禁怒喊道:“我将会知道如何保守一个比这更大的秘密。”私生子这才把一切都告诉她。此后,她还是希望避免流血,又发了第三封信给英国人。内容是:“上帝命令你们放弃这些堡垒回国。否则必有大祸。这是我第三次的警告,也是最后一次。”她把信卷在箭上射入塔堡。英国人高声喊道:“那个婊子的好消息又来了!”这些话使贞德流泪。(注:贞德从不参加战争会议。因为她只听上帝的指示。一切指示都是上帝给她的,所以这些将领的决定与她似乎无关。)
第二天上午,在卢瓦河上架了一座浮桥,但当法军接近圣让堡垒时,守兵却退向奥古斯丁要塞,法国人认为它过于坚强,不可能攻入,就开始撤退。贞德和拉伊尔恰好赶到,阻止了他们后退,挥动长枪向敌人冲锋。此时,英军正从奥古斯丁冲出来准备追击法军。这个果敢行动激起了法军的勇气,再度恢复进攻,苦战下将英军赶出了奥古斯丁,英军逃进塔堡。
奥古斯丁被攻占,贞德回到奥尔良城内。晚餐时候,有位贵族将领走进她房间报告说:军事会议已决定在增援未到之前不再继续进攻,她回答说:“你开你们的会,我有我个人的会,相信我,神的指示都是对的,一定能成功,而你们的决定却等于零。”她又向她的牧师巴斯基勒尔说:“明天请你早起,整天不要离开我,因为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胸部以上会有血流出来。”
对英国人而言,五月七日是战争中最不吉利的日子,而对法国人则是迄今都年年庆祝的佳节。由监狱和要塞组成的据点,由英将格拉斯代和大约五百名士兵据守。在北面,桥还是断的。在南面,奥古斯丁已在法军手中。圣让和圣普里维也一样,圣普里维是前一天英军主动放弃的。现在这个据点已经完全孤立,所以法军将领都主张加以包围,不必硬攻。可是贞德却不管这些,因为她凭着灵感觉得心理上的时机已经到了。士气极为高昂,士兵都热烈拥护她。她的话没有人敢反对,她支配了一切。
五月七日的上午,她离开奥尔良城,渡过卢瓦河,加入在奥古斯丁的部队,此时,塔堡正受到圣安东尼轰击,法军也在抢修桥梁以便从北面攻入据点。
七点钟,贞德命令吹号作为进攻讯号。炮声雷鸣之时,她手执军旗,前进到壕边。几乎所有战斗都发生在这个壕沟中,壕沟很深,要进攻对岸,势必用云梯上下,每次都被击败。一次突击中,贞德的头部与肩部之间中了一箭,据私生子说入肉达六英寸之深。贞德拔出箭来,转回后方裹伤。攻击的勇气马上就减退了,私生子等人就劝她暂时收兵,等明天再进攻。她喊道:“我的上帝,你们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要塞了,不要怀疑,因为英国人的实力不如你们。为什么不稍事休息,吃点东西再进攻呢?”她向私生子说她要单独到一个葡萄园中去祈祷半刻钟。
她回来之后,看到士兵们已经匆匆吃过了东西,就凭着上帝的名义命令他们继续进攻,并说英国人已不再有抵抗能力。的确如此,英国人看到她又回来了,简直吓得发抖。法军冲向壕边,放下云梯,一涌而过。
格拉斯代和他的部下逃入监狱中,贞德就向同伴们说:“拿出胆量来,不要后退,这个监狱也是你们的。你们看到风把旗子吹向它的时候,就可以攻进去了。”另外一个记载略有不同:“她说:大家准备好,当我的旗角碰到敌墙时,就可以冲进去了。不久,军人们喊着说:贞德!碰到了!于是她就向大家喊道:都是你们的了,冲进去吧!”与此同时,桥上的缺口也已修好,尼古拉也率部从北面攻击塔堡。
行动很快就结束了,在双方夹击之下,英国守军已经发生了恐怖现象,纷纷向连在塔堡与要塞间的吊桥上冲去,夺路逃走。贞德看见格拉斯代也夹在乱军之中,就向他高声喊道:“格拉斯代,认识我么?你说我是一个婊子,但我却赦免了你部下的灵魂!”这时吊桥被压断了,格拉斯代和许多人都掉进河中淹死。这对法军而言是个重大损失,否则可使他们赚到一大笔赎金。
夜幕将垂时,塔堡已经起火,完全被攻占了。余火扑灭之后,贞德才渡过卢瓦河,回到城中去包扎伤口,吃了一点用酒和水浸透的面包。奥尔良城的钟声又响了。人民都高唱赞美诗。
第二天,五月八日星期天,英国人焚毁了他们在卢瓦河北岸上的所有营垒,丢弃了大部分火炮,向墨恩、博让西和雅尔若等地撤退。
奥尔良城解围的新闻传遍了法兰西全国,并且越过了国界。英国人在心理上已经瘫痪了。许多年后,贝德福德公爵还写了一封信给亨利六世,说到当时的心情。他说:“奥尔良的陷落似乎是出于神意的,所谓‘圣女’用巫术鼓起了法国人的勇气,使我们饱受损失。”尽管如此,查理七世对于贞德的胜利战果并未加以扩张。他甚至不肯赏光到奥尔良来慰问一番。那些围在他左右的人,尤其是乔治,害怕攻破英国堡垒的热烈情绪可能会推翻他们的地位。
五月十三日,贞德在图尔与查理会晤。她的两个诺言,第一个已经兑现了,因为第二个尚未兑现,所以她力劝查理马上向兰斯进发。但军事领袖们却认为在卢瓦河上的英军尚未击退之前就先进入香槟,实在太危险。部队集中之后,开始围攻雅尔若和博让西。六月十二日,雅尔若被贞德和阿朗松公爵攻陷,萨福克公爵和他的兄弟均被俘虏,此后贞德就向博让西进军,它于六月十八日投降。
此时,塔波特勋爵和法斯托夫爵士正从巴黎率援军向南进发。他们听说雅尔若已经陷落,法斯托夫爵士就主张撤退,但塔波特却反对,就继续向博让西挺进。塔波特到了墨恩,与守兵会合,他听说博让西已经投降,就命令向帕泰退却。
英军在战场上的威望依然很高,所以当七月十九日法军追上塔波特后,不敢贸然进攻,阿朗松公爵就向贞德询问应该如何行动——她那时不在战场上。她高声回答说:“用你们的马刺!”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困惑。他们问:“你说什么?是不是我们会给英军打败,必须拚命逃走呢!”贞德回答说:“不!是英军会给我们打得大败,拚命逃跑,所以你们必须要有好的马刺才能追上他们。”一切真如她所说一样。英国大败,许多人被杀,塔波特和斯卡里斯勋爵均被俘虏。
在奥尔良解围之后,这个胜利接踵而来,所以在精神上的影响作用有如触电一样。现在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贞德实现她的第二个目标——让查理在兰斯行“加冕”礼。
六月二十九日,法王和军队从日安出发。贞德作为前驱,所有城镇都开门欢迎她。只有特鲁瓦城表示抵抗,虽然乔治主张撤退,但贞德的威望却不可抵抗。在突击威胁之下,七月十日该城投降。接着沙隆和兰斯也投降了,七月十六日,查理进入兰斯,两天后举行了“加冕”礼,贞德全身甲胄,手执神旗站在祭坛旁边。她已经兑现了她的诺言,上帝的声音是必须服从的。
加冕典礼的精神效力无法估计。不仅对查理的朝代,而且对百年战争的后半期都是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正如佩罗依教授说的:现在查理是真正的法国国王了,而在过去,贞德却一直称他为太子。谁都不敢否认这个王权的合法性,因为现在国王的加冕礼是在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环境中举行的。这次加冕使瓦卢瓦王室恢复了合法地位,而这在过去九年中都被人认为有疑问。而且从此以后,如果勃艮第公爵再效忠于贝德福德,那就不免犯了卖国罪。
如今对人民而言,贞德已经成了“天使”。到处有人歌颂她。许多人认为她是“圣人”,有人认为她能呼风唤雨,英国人却认为她是巫师,总而言之,她是属于超自然的。维斯孔蒂想请她去协助收复米兰公国的领土。阿马尼亚克伯爵请她决定克雷芒八世和马丁五世谁是真教皇。法国各地都纷纷承认查理是他们的合法国王。巴黎也已在控制之下,因为巴黎具有极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若能在巴黎圣母院教堂敲起胜利的钟声,那么战争的胜负即可成为定局。贞德也许是出于灵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极力主张马上向首都进发。但查理却一点都不振作,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卢瓦河畔去过安静生活,而乔治又从旁煽动,因为此时他正与勃艮第公爵暗中勾结,想缔结一个无足轻重的休战协定。
此时,贝德福德担心巴黎不稳定,在增强兵力之后,于八月七日前进到蒙特罗,向查理发出了一封挑战书。八月十五日,两军在蒙特皮鲁伊遭遇。但贝德福德却不敢进攻,因为他担心部下一看到贞德的“神旗”就丧失斗志。同样查理也不想进攻,因为他受到乔治操纵,一心只想与勃艮第妥协。
当乔治在阿腊斯谈判时,法国的民族精神仍然继续高涨。照最严正的史家雷姆赛爵士的看法:若法军能勇敢冲入索姆河盆地,那么英国的一切统治就会迅速崩溃。不等谈判有结果,贞德于八月二十三日离开香槟,占领了圣但尼。查理于九月七日很勉强地跟着她前进了,虽然缺乏围攻工具,她却立即向巴黎发动了猛烈攻击。在圣奥诺雷门城外的壕边交战时,她被一枝十字弩箭击倒,被抬出战场之外。
尽管受了伤,她还是命令第二天继续进攻。可是查理却下了禁令,乘机与勃艮第公爵签订了为期四个月的休战协定。然后查理就命令贞德随他回到贝里。她把自己的甲胄挂在圣但尼教堂中,并于九月二十一日随军退回日安。军队在那里解散了。
尽管已经签订了休战协定,可是战争依然继续。因为英国援军都不敢向“圣女”挑战,所以贝德福德所处的地位日益危险。这时突然有好消息传来——这个“虚伪的女巫”已经落入勃艮第人手中。
乔治希望看管住她,使她不再活动,贞德感到这是不能忍受的,而且她更相信只有在武力威胁下才能获得和平,所以她从苏莱的宫中溜走。到了默伦,正当一四三一年复活节的那一周,那个“神音”就一再告诉她说她快被俘了,但哪一天却未明示,尽管有这种警告,她还是从默伦到了克雷皮昂,在那里她得知勃艮第公爵和阿伦德尔公爵正在瓦兹河北岸,并准备围攻香槟。五月二十二日午夜,她骑马前往香槟,第二天拂晓到达。她休息了一下,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钟时,再次出发侦察敌情,接着被敌人切断,终于被卢森堡的约翰部下俘虏。
贝德福德马上认识到贞德的被俘可以作为政治手段来抵消查理加冕的精神价值。为了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就是使英王亨利六世又重新获得法国国王的合法地位——不仅要让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而且还要证明查理的加冕无效。因为在查理的所有拥护者中,对其在兰斯加冕最直接负责者只有贞德一人,若在审讯中能把她定为异端和巫师,那么在公共眼中,查理的加冕也就丧失了意义。这是个很阴险的计划,他首先用一万法朗金币从勃艮第公爵的手中把贞德买了过来。第二步就她送到鲁昂去受审,并判决她是妓女,巫师和魔鬼的替身。这样一来,查理的身价就可以大大贬值,把一个有罪的私生子和一个无耻的巫师联系起来,这是很好的宣传资料。
一四三一年一月九日,审讯准备开始,但到二月二十一日,贞德才第一次被押上公堂受审。如法庭书记官曼琼所说:他们一开始就打算一定要把她弄死。实际上他应该说:他们是一定要迫使她招供。
主要被指控的罪状为异端和巫术,最主要的是她认为她自己的启示胜过了教会的判决。判决书这样说:如果教会对此不严加惩处,那么教会的全部权威都有被颠覆的危险;匹夫匹妇都会从各处起来,自称获得了上帝和天使的启示,到处散播谎言和谬误。所以巴黎大学也认为她散播毒素,足以使整个西方基督世界都受到污染。
五月二十四日,她在拷问之下支持不住,被劝诱画了供。四天以后,她又振作起来,“神音”也使她恢复了心灵力量。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她被押到鲁昂旧市场,被烧死了。当火焰和烟雾环绕着她时,英王的秘书约翰·特雷萨不禁哭喊道:“我们完了,因为我们烧死了圣人。”火刑之后,她的遗灰被扫集起来投进塞纳河。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查理七世都没有任何营救贞德的企图。甚至对他最表好感的史学家贝库特也找不出一点证据来为他辩护。此时塔波特还在法国人手中,如果查理警告贝德福德说:若贞德受到任何痛苦,将对塔波特作同样报复,那么毫无疑问她是不会被烧死的,贞德之死,在短时间内使法国的民族抵抗运动暂时进入低潮,趁此机会,英国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在巴黎为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兰西王。
一四三三年,乔治被推翻。一四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缔结了阿腊斯和约,勃艮第和奥尔良两党间长达二十五年的争端告终。和约使英国人大为怒恼,因为欧陆上若无同盟者支持,英国就不能再保持对法国的统治。虽然如此,和约对法国人并无太多利益。与勃艮第的战争结束之后,法国到处都充斥着复员军人,他们沦为土匪,号称“剥衣党”,因为他们把受害者的衣服都剥光。当时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已经难以形容,凶杀、瘟疫和饥荒成为家常便饭。整个地区的人口可以全部消灭,情况变得如此恶劣,大规模迁移也开始了。最后,由于英法两方都精疲力竭,于一四四四年四月十六日在图尔签订了休战条约,期限到一四四九年为止。
在这五年中,法国却获得了喘息机会。在警备司令里奇蒙指导下,法国开始进行整军工作。一方面组成一支警察部队肃清匪祸;另一方面也准备了一支常备军,一旦休战协定被破坏,就能再与英军交战。法国政府颁发了一连串命令,逐步实行改革,第一道重要命令是在一四四五年公布的。依照命令,凡是变成土匪的军人都可以得到大赦,最坏的一部分被消灭之后,其余的编成了十五个团,都由选定的贵族指挥,选择的标准为可靠性和能力。每个团分为一百个小队。每小队有一名重甲步兵,一名骑步兵和三名马弓手。这些团组成国王骑兵,驻在指定城镇中,按时发饷,并遵守严格的纪律。
一四四八年的命令又组成了新步兵,号称“法兰西射手”,每五十家出一名弓箭手。一共召集了八千人,选择标准还是体格和品行并重。同时,在布儒兄弟指导下,炮兵也改组了,不久就成了欧洲最有效的炮兵。这些改革不仅结束了恐怖的无政府状态,而且也使国王手中有了强力工具。这使他既可以控制国内贵族,也可以对付外来敌人。他们建立了常备陆军制度的基础,这也是民族性君主政治的必要因素。
有了改革后的新陆军,查理七世就有能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尽管亨利六世希望和平,但查理的臣仆却想要战争。当某个英国军官偶然触犯了休战条约,就使法国人有了借口,一四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战端又起。英国此时还占领着诺曼底和吉耶讷。在诺曼底,因为人民都持敌视态度,所以英军只能躲在有城墙的城镇中,难以自保。法军利用火炮,很快就攻克了这些城市。
一四五○年四月十五日,战局达到决定阶段。在巴约附近的弗尔米格尼,英军在法军炮击之下丧失了秩序,被法军完全歼灭。接着巴约被围攻,而阿夫朗什和卡昂也被法军占领,七月六日,查理七世进入卡昂。接着法军又围攻瑟堡,英军虽作坚决抵抗,但于八月十二日仍为法军炮兵攻破。英国人在诺曼底的统治从此告终。
吉耶讷的克服就困难多了,因为它已被英国人统治了三百年之久,而且他们的统治比较温和,能为当地人民忍受,而且与英格兰的商业联系也比较密切。一四五一年春,杜鲁瓦伯爵(即奥尔良的私生子)率领六千人开进这个公国。六月三十日,他占了波尔多;八月二十日,又攻下了巴约讷。一四五二年十月,英国派塔波特去救援,他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但仍充满活力。他在加龙河口领了三千人登陆,当地人民立即起来欢迎他,波尔多也开门放他进入。一四五三年夏天,他率领八千军队(加斯科涅人和英国人)去为卡斯提隆解围。面对着堑壕和火炮,七月十七日,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向法军突击,在败溃中负伤堕马,被践踏而死。他死之后,英国在法国领土的最后希望也随之完结。十月十九日,法军又占领了波尔多。
波尔多陷落后,以黑斯廷斯会战开始的英法战争也告结束。从此法兰西变成了真正的法兰西,英格兰也变成了真正的英兰格。在法国,到路易十一世(一四六一——一四八三年)时,终于消除了勃艮第的内忧,建立了王朝控制。在英国,玫瑰战争(一四五五——一四八五年)也杀死了许多封建贵族。一四八五年八月二日,理查三世死于博斯沃斯之后,英国统治权落于亨利七世(一四八五——一五○九年)手中。他是都铎王朝的第一人。
路易和亨利都是“资产阶级”国王:封建时代已经结束,工商业时代开始了,西方历史又向近代踏进了一步。从此以后,英法两国虽然继续对立,但“马上比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从斯鲁伊斯会战到卡斯提隆会战,经过了长期搏斗,但奥尔良解围之战却是极大的转机。虽然在战争最后阶段,火药对英国在法国领土的丧失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但精神上若无圣女贞德刺激,那么历史路线可能仍然会完全不同。她的真正成就不仅是解救了奥尔良,把战争从香槟带到巴黎城外,而是她使法国人解除了失败已成定局的悲观心态。她使查理七世成为法兰西的理想领袖,她自己也就代替了法兰西的灵魂。查理虽然是个可鄙的动物,可是在她精神感召之下,法兰西王室却成了胜利的象征。如非查理本身软弱无能,而他左右又只顾私利,那么就象阿曼爵士说的,在她第一次攻击之下,就可能把英国人赶出法国了。她虽然以身殉国,但她的精神却永生而不能征服。
约翰·佩恩这样说:这位英勇的卢瓦农家女创造了法兰西民族。在她之前,法兰西境内还是分成许多“部落”,在炮火洗礼之下,加上她的英勇领导,才终于将它们凝结为一个整体。这样,法兰西最后才成了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世界上有许多重大改变都是事后才为人所发现。虽然如此,查理七世感到胜利在握时,他也记起贞德来了。不仅要使她获得公正的评价,主要还是为了洗清他自己,不让历史记载说他是巫师的伙伴。一四五○年,他收复鲁昂之后,获得了有关这次审判的一切文件,于是他命令调查这次审判是否合法。但教皇尼古拉五世对此却置身事外,因为他的目的是调解亨利六世与查理间的关系,使他们合组十字军去对付土耳其人——这时他们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了。一四五五年,他的继任者加里斯都三世想劝说查理去对付土耳其人,同意纠正这次审判。一四五六年七月七日,宣布一四三一年的审判是违法的。贞德恢复了“圣女”地位,这是这场战争的尾声。
大事记(十七):奥斯曼帝国崛起
在西面,拉丁王国夹在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在东面,夹在尼西亚的希腊人和鲁姆的塞尔柱人之间。内部有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争斗,加上拉丁及希腊教会的对立,在内忧外侮夹攻之下,它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二六一年,结束期来临了:在那一年,尼西亚的希腊皇帝迈克尔得到热那亚人支持,击败了威尼斯人,经过轻微抵抗之后于七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接着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被加冕为迈克尔八世(一二六一 —— 一二八二年),这样希腊的拉丁统治大部分都被消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二七四年,迈克尔同意成立一个宗教同盟,但却未能长久存在。
虽然如此,可是拉丁人占领时造成的损害却还是无法恢复,若非在一二五六年到一二六○年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发动了伟大的蒙古入侵战,毁灭了鲁姆的塞尔柱人,否则这个复活的拜占庭帝国能否比拉丁王国拖更长时间都是疑问。蒙古人入侵时,有个土耳其人部落,本来安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在酋长伊鲁什里尔领导下移到安纳托利亚。因为他们为塞尔柱苏丹服兵役,所以苏丹在埃斯基-谢希尔附近给了他们一块土地放牧,这在马尔马拉海东面,距海岸不超过一百英里。一二八一年,伊鲁什里尔逝世,他的儿子奥斯曼开始扩张领土——由于他的原因,所以这支种族称为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意译为东方人。由于帝国正陷于无政府状态,当安德罗尼卡三世(一三二○ —— 一三四一年)在位时,外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鞑靼人侵略,内有外籍佣兵作乱,所以奥斯曼的发展颇为轻松。在此情况之下,一三二六年,奥斯曼攻占了布鲁萨,以后此地成了奥斯曼对欧洲作战的中心。几个月后他死了,由他的儿子奥克汗(一三二六 —— 一三五九年)继位。
不久,奥克汗决定占领尼西亚和尼科美底亚。一三二九年他攻占了尼西亚,一三三七年攻占了尼科美底亚。然后他就改组陆军,在游方教士贝克塔什建议下,召募了一些基督教徒,号称“新军”。此时,色雷斯又再度被鞑靼人蹂躏,到一三四四年,帝国已经衰弱不堪,为了使奥克汗中立,皇帝约翰五世(一三四一 —— 一三八三年)把女儿狄奥多娜嫁给他。三年后,杜桑率领的塞尔维亚人威胁到帝国生存,奥克汗派了六千人马去欧洲帮助他岳父,击败塞尔维亚人之后他们撤回了。但在一三四九年,他们又出兵二万,将塞尔维亚人赶出了萨洛尼卡。一三五二年,奥克汗的长子苏莱曼又率领另一支远征军进入欧洲,在德莫提卡附近击败了塞尔维亚人。
似乎因为希腊人过于缺乏自卫能力才引起了奥克汗的野心。在此以前,土耳其人渡海进入欧洲,总是以同盟军和佣兵的身份出现,不是防卫帝国就是为了抢劫,或在内战中混水摸鱼。但到一三五六年,奥克汗决定派儿子苏莱曼去征服和占领欧洲。苏莱曼从西斯塔斯渡过了三万人的部队,第二年攻占了亚德里亚堡和德莫提卡。亚德里亚堡就被永久据守,其被占领的日期代表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欧洲领土的开端。
一三五九年苏莱曼逝世,他的兄弟穆拉德继续据守亚德里亚堡。两个月后奥克汗也死了,穆拉德就继承苏丹王位,就是穆拉德一世(一三五九 —— 一三八九年)。他继续推行其父的征服政策。一三六三年与热那亚人订了一个协定,由他们载运六万人的部队进入色雷斯。三年后,南塞尔维亚部队五万人来攻亚德里亚堡,遭其击败。这次胜利唤醒欧洲注意这个危险。虽然教皇力主组成十字军,但英法两国却正忙于百年战争,无暇对付这个基督世界的公敌。穆拉德还是继续推行征服政策,一三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在马里乍河边的哈曼里击败了南塞尔维亚王伏尔卡辛率领的七万大军。这次大败更使希腊人陷入毫无希望的境地,不久,约翰五世只好被迫承认苏丹为宗主。
奥斯曼人接着又获得了许多胜利,但在一三八六年,穆拉德从北塞尔维亚人手中夺取尼希时,北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杜桑之子——却组成了一个大塞尔维亚同盟,一三八七年,在托普里卡河岸上获得一次伟大胜利,这次的胜利决定了骑墙分子的态度,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纷纷加入他的麾下。为了解除这个威胁,穆拉德首先对付保加利亚人,把他们征服之后,就取道库斯登地尔,向旧塞尔维亚进军,在黑鸟平原与联军遭遇——这在乌斯库伯北面约五十英里。穆拉德布阵时,突然有位叫柯比利克的塞尔维亚贵族,乔装成逃兵,设法接近他,使他受了重伤。穆拉德的兄弟巴亚基德接管了指挥权,经过一场苦战——这是塞尔维亚史上最著名的一战——他击溃了联军。拉扎尔被俘,在穆拉德垂死的床前被杀害。奥斯曼人获得了一次完全的胜利;这是塞尔维亚帝国的滑铁卢。直到一九一二年库马诺瓦之战时,塞尔维亚人才获得雪耻的机会。
巴亚基德(一三八九 —— 一四○三年)绰号“雷霆”,继承穆拉德为苏丹王,他是勇猛的战士,但却缺乏他哥哥的治国之术。一三九二年到一三九三年间,他在色雷斯境内实行毁灭性战争,到一三九四年被迫返回亚洲。
他不在的时候,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一三九一 —— 一四二五年)向西方救援。这次他成功了,教皇卜尼法斯九世发动了一支十字军,人数众多,据说有五万到十万人——多数是匈牙利人——他们在匈牙利国王希吉斯蒙以及勃艮第和讷韦尔两位公爵率领下集结在尼科波利斯。一三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在那里被巴亚基德击溃。这对西方而言是奇耻大辱。
这次胜利之后,巴亚基德的唯一念头就是做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一四○○年,皇帝曼努埃尔获得博希考尔元帅的增援,他率领一千四百名重甲步兵驶入金角,恰好如期赶到,使加拉太免遭土耳其人攻占。曼努埃尔又访问英法两国寻求援助,一四○二年才启程返国。
曼努埃尔不在时,君士坦丁堡已完全被巴亚基德包围,处于孤立之中。最后在一四○二年,他决定突击攻城;但是刚刚开始就接到了蒙古酋长帖木尔的来信。帖木尔是个毁灭性的巨怪,他命令巴亚基德把所有攻占的城市土地完全归还希腊人。一三八六年,帖木尔在征服波斯之后,率领一支由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大军在梯弗里斯河出现了。一三九四年,惊惧于他的西进,巴亚基德匆匆赶回埃尔津詹去抵挡他。但他发现帖木尔并无继续西进的意图,于是又回到欧洲。一三九八年,帖木尔征服印度北部并占领了德里。第二年他回到首都撒马尔罕,然后又出发前往阿勒颇,沿途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阿勒颇被夷为废墟之后,取道耶路撒冷前往埃及,但是因为蝗虫成灾,他的马无草可吃,只好回转。接着,他又攻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在每个攻占的城门口都堆成人头金字塔。
在大马士革时,帖木尔就发了这封信给巴亚基德。巴亚基德马上解了君士坦丁堡之围,率军回到亚洲。在安哥拉与帖木尔遭遇,帖木尔切断了他的水源,迫使他于一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接受会战。巴亚基德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成了俘虏,次年死于撒马尔罕。这次胜利之后,帖木尔继续向西运动,一路毁灭所有城市,屠杀一切居民。奥斯曼的首都布鲁萨被焚毁,尼西亚,盖姆利克以及许多其他城镇都被夷为平地。士麦拿经过十四天围攻也被攻陷,居民照例被屠杀尽净。然后帖木尔从士麦拿返回首都撒马尔罕准备入侵中国。在准备之中于一四○五年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亚洲游牧民族的进攻使基督教世界受到极大震惊,西方国家听到帖木尔的胜利消息之后都感到欧洲的沦陷已经无可避免。但是后来得知他已经东撤,希望又复活了,至少基督国家似乎可以置身事外,而且若能组成联合阵线,一定可以击败奥斯曼人,并很容易的将他们赶出欧洲。机会是很大的,而且延续了十年之久。直到一四一三年,巴亚基德三个较大的儿子,苏莱曼,穆萨和穆罕默德间的继承战争才算结束。当穆罕默德重建苏丹国时,他在欧洲的领土已经缩小到只剩亚德里亚堡本身。如果基督教徒能够团结一致,好比希波战争中的希腊人一样,那么他们趁安哥拉之战的机会一定可以攻克亚德里亚堡。果真如此,那么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就可能完全被消灭,因为亚德里亚堡是一个重心。
欧洲人却放过了这个天赐良机,在穆罕默德结束继承战争的同年,英王亨利五世却正与勃艮第公爵缔结同盟以争取法国王位。胡斯战争也同样正使中欧血流成河。更糟糕的是从一四○二年到一四五四年之间,意大利境内的米兰人,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也在不断混战之中,所以一切对付土耳其人的努力都为之瘫痪。如果阿让库尔之战是在东方而不是西方进行,那么安哥拉之战——尽管是两个亚洲国家的战争,但在历史上却是为保存基督世界而进行的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之一。
穆罕默德一世(一四一三 —— 一四二一年)一生中都忙于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他是重建者而不是征服者。他的继承人穆拉德二世(一四二一 —— 一四五一年)却与他相反。因为帖木尔的入侵,许多土耳其人纷纷向西流动,所以他的兵力来源不成问题,在他的朝代结束之前,整个巴尔干都已屈服在其铁蹄之下。
一四二二年他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因为在卡拉曼尼亚发生了叛乱,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不久,皇帝约翰六世(一四二五 —— 一四四八年)也同意向他纳贡。一四三○年,穆拉德重占萨洛尼卡,攻下了乌斯库巴,侵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并于一四三五年围攻贝尔格莱德。四年后,为了获得西方援助,在佛罗伦萨会议中,约翰同意教会合并,结果到第二年,教皇才号召所有基督教国家共同对付土耳其人。匈牙利国王弗拉基斯拉夫接受了号召,于一四四一年命令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把土耳其人赶出塞尔维亚境外。接着在库斯提尼查附近,土耳其人又遭受一次惨败,于是在一四四二年,穆拉德与匈牙利王之间订立了休战条约。不久,在尤里安大主教建议下——因为与异教徒之间的誓约可以不算数,由基督同盟破坏了条约。穆拉德大怒,引兵进攻,在瓦尔纳击败了联军。
一四四六年,他摧毁了科林斯地岬的要塞工事,蹂躏摩里亚,两年后又准备侵入阿尔巴尼亚,那是由著名的卡斯提特里奥塔据守的。此时在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指导下,匈牙利在黑鸟平原上集中了二万四千人的部队——包括匈牙利人,波兰人,瓦拉几亚人和日尔曼人。穆拉德放弃了入侵阿尔巴尼亚的计划,率领十万人去对付他。
一四四八年十月十八日会战开始,直到十月二十日才结束。结果穆拉德大获全胜,匈牙利贵族的精英共八千人伏尸战场之上。对匈牙利和西欧而言,这次失败可说是巨大的悲剧。此后多少年中,土耳其人对其在多瑙河北岸的敌人已经不必有所畏惧了。除海上交通以外,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孤立,象已经熟透了的苹果,只等落下了。一四五一年,穆拉德死于亚德里亚堡城中,继承他的是儿子穆罕默德二世(一四五一 —— 一四八一年),绰号叫“征服者”。
第十八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一四四九年七月六日,皇帝约翰六世逝世,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十一世继承帝位。君士坦丁一世的时代,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包括全部巴尔干半岛(依里利亚除外),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等地,现在却只剩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孤城。约翰除了维持这个卑贱“现状”外没有做其他事,为了安抚敌人,当苏丹在瓦尔纳获胜之后,他甚至还派人去祝贺。拜占庭的教会和贵族也同样谄媚,至于拜占庭人民,米贾托维奇在《希腊末帝君士坦丁传》中说:“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沉,既不主动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伏于埃尘之中;转过身来他们却挥拳顿足。上面是暴政和压榨,下面是仇恨和懦弱。无论朝野上下都充满了残酷和伪善风气,外表的虚伪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言掩盖了真正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同样腐朽,民族精神已经衰老,没有一点弹性。在虚假的爱国思想之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视公益。
这种卑劣的状态,部分是由于多年来罗马想统一拉丁和希腊两个教会的企图造成的。拜占庭人民的心已经被这个神学问题占满,所以无法再容纳其他东西。尤其在那个时代,宗教又与政治不可分离,宗教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足以阻止建立战略同盟。而没有这种战略同盟,那么欧洲对抗土耳其人的东大门就象没有门闩一样。
虽然两个教会的对立始于五世纪,但直到十一世纪矛盾才变得尖锐。一○七三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说:“宁可让一个国家永远受伊斯兰教徒统治,也比让那些拒绝承认天主教权利的基督徒统治好一点。”仇恨发展到如此地步,在一四三九年,佛罗伦萨会议虽然同意教会合并,而且也获得君士坦丁堡的红衣主教伊斯多尔认可,可是在一四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公爵鲁卡斯·诺塔拉斯却宣布说:我宁愿看到这座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不愿让它受拉丁支配。甚至在围攻时期,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史学家杜卡斯还在说:“即使有一个天使从天而降,对他们说只要肯与罗马教会合作,就可使该城不被土耳其人攻占,希腊人却还是会拒绝。”
即使合并已被承认之后,西方国家对希腊人的援助也极为有限。在金角北面,君士坦丁堡郊外,热那亚人在加拉太的殖民地在这次战争中始终严守中立,而其他国家的援助也都是用物质来换取的。日尔曼皇帝腓特烈三世只空谈而不动手。阿拉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阿方索也一样。匈牙利虽然愿意援助,但却要求以希利维亚或美什布里亚两地作为交换条件。加泰罗尼亚国王则要求莱斯沃斯。只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教皇真正给与了若干援助。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怕他们的贸易受到损害,而教皇则是因为合并已被承认:这被认为是值得红衣主教伊斯多尔和两百名士兵的!
在基督教方面只有分裂和软弱现象,但土耳其人方面却是一支有活力的年轻民族,在坚强领导之下联合一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一四五一——一四八一年)是穆拉德二世和一位美丽的阿尔巴尼亚女奴的儿子,他也是东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一四五一年二月初他父亲死亡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他在马格尼西亚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用最快速度行动,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加里波利,然后赶到亚德里亚堡。他于二月九日到该城,立即被宣布为苏丹。
下述行为就可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他第一个行动就是溺死他的婴儿兄弟,第二个行动是杀死他所雇用的凶手,第三个行动是把这个孩子的母亲嫁给一个奴隶。他的外表很漂亮,身材中等,有一个长鹰钩鼻,似乎挂在嘴巴上,他的嘴唇红而且薄,半隐在长须下。似乎有点神经质,易怒多疑,他对朋友猜忌,而对敌人残忍。他被称为“饮血者”,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之后,他把被处决的敌人人头都放在面对他的桌子上。他很少笑,偶然发笑的情形却是这样:一次他听说瓦拉几亚王子德拉库尔,因为他的使臣不肯在朝见时取下头巾,就把他们的头巾用钉子钉在他们的头上。他不禁莞尔发笑,因为他觉得很有趣,并且也立即采用这种毒刑。另一次,是当他听说德拉库尔把几千名土耳其俘虏都一一钉死,他又笑了,并且恭维说:“一个王子能做这样大的事,要想把他赶出去实在是不可能。”虽然如此,他却非常聪明,她的继母布兰科维奇也是文化水准很高的妇女,对他颇有陶冶之功。对一个土耳其人而言,他极其罕见地精通五种外语,能说、能读、能写——包括拉丁、希腊、阿拉伯、迦勒底和波斯文,甚至还有斯拉夫文。在他一生当中都忙于追求知识,极爱读书。他精通哲学,神学和占星术,而且也爱好波斯的诗词和艺术。正如芬雷所说:“他集青年人的英勇进取与老年人的审慎智慧于一身。”这种结合为他的军事天才和治国之术构成了智慧基础,在这两方面如果不是最出色的,也是很杰出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他的楷模,他对居鲁士、亚历山大、凯撒、屋大维、君士坦丁和迪奥多希的传记都有深刻研究。就象特塔迪说的:他是想征服世界,想比亚历山大和凯撒以及任何过去的人物更伟大。
从他用兵来说,主要的是靠数量取胜而不是依赖技巧。虽然他一再被匈牙利和斯康德堡——即卡斯特里奥塔——所阻止,而且也曾被罗德岛人和波斯人击败,但他的治军之术还不算太差。和许多其他苏丹不同,他总是亲自统帅军队,战争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梦想。一切都由他自己作决定,不受任何干涉,也要求部下保持严明军纪。就如吉本所说:“如果一个主人永远不忘记部下的过错,就没人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他精力充沛,能吃耐劳苦,而且神出鬼没。他常常化装微服出行,混在部队中偷听他们谈话,如果有任何人发现了他,那个人就活该倒霉了,即使是对他表示欢迎也难免不被立即处死。
一次他讲到自己的秘密准备时说:“如果我的胡子中有一根知道我的秘密,我也会把它拔掉,丢在火中烧毁。”他的计划总是很彻底,准备很周密;他的运动很快,失败了他从不气馁,而且从不让敌人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侵入欧洲各省区前后达二十次之多,使它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更重要的是他对炮兵技术十分精通,在历史上,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伟大的炮手。
作为政治家时,他深居简出,使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让他的臣民感到他是超自然的权力——一个神。他也是第一流的行政家,机智而宽宏的统治者。他对所征服的地区也知道如何进行组织,他把次要的东西让臣民去处理,而对首要的东西却控制得很紧。
他在青年时代就把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志愿,所以即位之后马上就去实现这个理想。第一步,他宣布承认穆拉德与君士坦丁之间所订的条约,并特别表示出和平意图。其次,为了避免背面受到卡拉马尼亚酋长攻击,他首先将其征服——一四二二年,类似攻击曾迫使他父亲从君士坦丁堡解围而去。他又与威尼斯讲和,与匈牙利签订了三年期的休战条约,并且同匈牙利,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建立了和平关系。吉本说和平是在他的嘴上而战争却在他心中,最后,他记得他父亲在瓦尔纳战役中为把部队渡过加里波利,每名士兵花了一个“杜卡”(约九先令)的通行费,决定不再受这种损失。当巴亚基德修建安纳托利亚-希萨要塞时,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的主人,他现在决定还要做欧洲海岸的主人。一四五二年三月,他命令一支部队和五千名工人,在君士坦丁堡以北不远登陆,建立特强的罗米里亚-希萨要塞。希腊人称之为“割喉堡”。巴尔巴罗在他的围城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要塞面海的一边特别坚固,绝对不可能被攻克,因为岸上和城墙中布满了炮台。在面向陆地的方向也非常坚固,但比起海上这面却略有逊色。六个月后工事完成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各港口之间的一切交通完全被切断,也就使其丧失了来自乌克兰的主要粮食供给来源。于是穆罕默德率领一支部队——据说为五万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目的是为了侦察敌情。一四五二年九月六日,他撤回亚德里亚堡去完成他的准备工作。
土耳其陆军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部队:(一)新军,(二)杂牌部队,(三)地方团队。新军已经成了正规常备军,人数在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之间,是十五世纪最精锐的部队。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包括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能拥有一支可以与他们相比的部队。从穆拉德一世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征募就是对基督教省区采取“血税”方式。每个省区每年都要担负一定配额,交出七岁到十二岁的男童若干,并且必须是体力和智力均优者。这些不幸的孩子就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接受极严格的训练。他们不准结婚,不准享受奢侈生活,也不准做生意和累积私产。他们是军事性苦行僧,当他们老到不能服役时,国家就给予抚恤金。第二种部队与“新军”完全不同,是由土耳其人和叛教的基督教徒组成的乌合之众,装备也非常低劣。第三种部队大部分是从安纳托利亚召来的,也只稍好一点。贝特朗登在他的游记中对土耳其陆军的情形和战术有详细记载。他说,奥斯曼的军人都穿着锁子甲,一直盖到大腿,头上戴着白色尖顶帽,饰有铁片。他们的武器为弓,剑和槌矛。土耳其军人对上级绝对服从。他们获得巨大征服效果的主要原因就是纪律严明。初发现敌军时,他们只是监视不动,然后突然的用强行军袭击敌人,他们在尼科波利斯就是这样。他们的战术也经常随环境而改变。当发现有利时机,他们会分成几个支队同时向敌军各部进攻。他们退却时更可怕,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常常就这样被击败。当他们的将领或军官发现追击中的敌人已经秩序紊乱时,就把一个小鼓敲三下,马上依照情况同时实行反击。在会战中,他们也使用其他计策。他们会把火器射到敌人骑兵行列中,惊吓马匹。他们在正面常布列一大批强悍难驯的骆驼,他们把骆驼赶入敌人阵中,造成极大混乱。
比“新军”更重要的还有穆罕默德的炮兵。这些人主要都是基督徒。克里托布拉斯在《剑桥中古史》中说:那是火炮决定了一切。穆罕默德共有十二三个“大炮”连和十四个“小炮”连,每连有火炮四门。他的最大火炮是在亚德里亚堡铸造的,铸造技师是个匈牙利人或瓦拉几亚人,名叫乌尔班。它的炮管分十二片,每片八英寸,总圆周九十六英寸,据计算其射出的石弹应该重达一千四百五十六磅。这个巨大武器需要六十头牛来拉曳,并且旁边有二百人一起才能保持正确行进路线,另外还有二百人在前面平路。每次装弹的时间为两小时,所以一天只能发射六到八次。据法朗西斯在《奥斯曼帝国史》中的记载,这门大炮后来爆炸并炸死了乌尔班。
围攻开始时,巴尔巴罗是参战者,他说在金角和马尔马拉海间,围攻军总数约为十五万人。佛罗伦萨军人特代迪说共有二十万人,有十四万人为正规军,其余则为强盗,土匪和其他随军发财者。(注:这些数字都不可靠)。穆罕默德的舰队不太有效,大致有一百四十五艘到三百五十艘战船,样式各有不同,大多数都是小船。
君士坦丁能够用来对付这个可怕敌人的,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城内和金角港也只有一些佣兵和少数破烂的快船。虽然城市中有近百万居民,但当君士坦丁召集自动入伍的战士时,只有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应召。尽管人民的表现如此怯懦,君士坦丁皇帝却英勇的准备开始进行这场无可避免的生死搏斗。
君士坦丁的第一步就是修补城墙,它们早已颓废不堪。除了加拉太这部分现在已落入中立者手中以外,这些城墙环绕整个城市,周长约十三英里。从地形上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迪奥多希二世的陆墙,是五世纪修建的,长四英里,南面从马尔马拉海和金门直到北面金角上的木门和布兰彻宫。
(二)海墙,沿金角这一面,从木门到卫城,大约长三英里半。
(三)海墙的延长部分,在马尔马拉海这一面直到金门为止,约长五英里半。
虽然上述海墙都只是单层建筑,不过陆墙却有三层:
(一)内层高四十英尺,有一百一十二个碉楼,每个高约六十英尺;
(二)外层高二十五英尺,也有碉楼;
(三)前面有一道胸墙,由护城河内壁构成,护城河有六十英尺宽,十五英尺深。
在每道城墙间隔有二十码空地,内墙与外墙之间叫作“Peribolos”,外层与胸墙之间叫作“Parateichion”。
为了方便作战,陆墙又分为三个战术区域:(一)从金门到圣罗曼努斯门,(二)从圣罗曼努斯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三)从亚德里亚堡门到木门。莱库斯溪流过第二区,以西地区叫作“Mesoteichion”。
主要港口是金角,南北两边都有海墙保护,向博斯普鲁斯的出口有大铁链保护——这在第十二章已经说过——并且还用大木柱增强,在这后面集中着拜占庭帝国的舰队,围城战开始时,大约有二十六艘船,十艘是希腊人的,十六艘是威尼斯人的,由特维萨诺指挥,担负防御工作。
虽然城中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共有二十五万人之多,但君士坦丁能召集的战士还不超过五千人,外籍军人数量虽少却非常有价值,但也只使他的兵力增加到八千人。第一批到达的增援是教皇的代表伊斯多尔红衣大主教率领的二百人。他于一四五二年十一月驶入金角,可是他的到来徒然加深了东西间的仇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依照佛罗伦萨会议的条件,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教会合并的庆典,结果在金迪纳乌斯(以后他做了大主教)鼓动之下,人民发生了公开暴动,群起表示反对。所以从围城战一开始,希腊人就宁愿牺牲其政治独立而不肯放弃宗教仇恨。(注:有一个因素对土耳其方面绝对有利。凡在已被占领的地区中,希腊正教的主教被承认在民事和宗教两方面是基督教社会的代表。)接着在次年一月,热那亚名将约翰·吉斯提尼亚尼也带了七百人,分乘两艘大船来到。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有经验的日尔曼炮兵专家,也是军事工程专家格兰特。
吉斯提尼亚尼的到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不仅他带来两艘强大的战船和七百名精兵,其中有四百名装备了完整的盔甲,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个时代的名将之一。他是一个高明的领袖,具有超人的精力,机智和勇气。当他把剑献给皇帝之后(表示效忠),君士坦丁就指派他为城防总司令,赋予指挥的全权——只比独裁者差一点。他到来之后,君士坦丁堡城中才现出一线希望。
此时穆罕默德已经把博斯普鲁斯的两个拜占庭小据点——塞拉皮亚和斯图迪姆——毁掉了,所有守军均被钉死。接着用燃烧硫磺的办法把普林基波岛要塞中的守兵熏了出来。到一四五三年四月五日,他出现在陆墙前,把部队分为四个军:
(一)由扎甘指挥,监视加拉太,并在金角西端架桥,准备攻击木门。
(二)由卡拉雅指挥,攻击从木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三)由伊萨克指挥,攻击从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之间的城墙。
(四)在莱库斯河谷,夹在(二)(三)两军之间,穆罕默德集中了精兵,由大将哈里指挥,这是主攻地点。为了监督作战,他把红金两色的御营帐幕,也设在这个地区后面。
君士坦丁也看出敌人主攻将要打击的地区,就把自己的指挥所也移到里。他把陆墙中段交给吉斯提尼亚尼负责。在北面,由博加尔迪兄弟,安东尼,保罗和格兰特等人负责。南面则由康塔利尼等人负责。其他方面的城墙和港口都只有极少守军,许多碉楼中只有三四名士兵守卫。
四月十二日,土耳其舰队在保加利亚叛教者巴尔托格鲁率领之下,已下锚于普林基波岛港中。大炮也已推进到了护城河边,面对着莱库斯河谷地区的城墙。伴随着击鼓声和几千人的紧张呼喊,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炮击开始了。米贾托维奇在《斯拉夫编年史》中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在博斯普鲁斯海岸都没有听见过这样响的声音。虽然如此,这却是个非常缓慢的工作,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好一发炮弹,所以一天只能发射七八次。
炮兵攻击持续了好几天,但实际效力却非常有限。直到有个匈牙利使者告诉伊斯兰教的炮手不要这样浪费弹药,而应集中火力攻击城墙的三角形地区。法朗西斯认为匈牙利人是希望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的,因为有位塞尔维亚隐士曾预言,除非这个“异端”巢穴被毁灭,否则基督世界将永远无法肃清土耳其人的祸害。虽然这个“基督徒”的帮助对土耳其人很有帮助,但是城墙被轰毁之后却迅速修好。所以到四月十八日,穆罕默德实在感到不耐烦,就命令对城墙和铁链封锁线同时发动总攻。
发动攻击时,土耳其兵喊着“Yagma!Yagma!”的口号(抢呀!抢呀!),在各种怪叫声中,他们冲向壕边。据《斯拉夫编年史》记载:“枪炮声,摇铃声,武器碰撞声,战士喊杀声,妇女的哭声,儿童的尖叫声,造成如此巨大的响声,大地都在发抖。城上城下到处都是浓烟,战斗人员最后彼此都看不清楚了。”但是吉斯提尼亚尼却已有了准备,他命令各种火器和弓弩一同发射,可怕的火力马上把攻击者赶回壕中。同时,诺塔拉斯大公也击退了海军攻击。穆罕默德对这次失败感到十分愤怒,他就要把自己人的死尸装在抛石机上抛进城去。部将力劝他不必如此,却很难发生作用。(注: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在一四二二年的卡罗尔斯坦围攻战中就用过这个办法,而且还加上了二千车粪便。)
这次攻击失败两天后又发生了意外事件,引发一次惊人的海战。三月,有三艘大型的热那亚战船,载运部队和弹药前往君士坦丁堡增援,在希俄斯岛边由于遇到逆风,延误了很久。他们在那里一直停到三月十六日,风向转南,才扬帆继续前进。中途又遇到一艘巨型帝国运粮船,就一同前进,于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望见了圣索菲亚教堂的大圆顶。
一听到他们接近的消息,穆罕默德马上命令舰队出海,击毁或捕获这些船支。他自己率领幕僚人员和大批部队也赶到加拉太海岸观战。他看见一百四十五艘土耳其战船划桨进攻,照他看这四艘基督徒的船只一定可以到手的。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屋顶上也有千余人观战,他们的想法与苏丹也大致相同。
欢呼声中,巴尔托格鲁向敌船直进,但是因为风力极强,这些大型热那亚战船带着那艘运粮船,从他的舰队中硬撞过去,一路撞坏不少土耳其战船。接着当他们绕过希拉格里奥角时,因为风力减弱才被围住。苦战开始了。土耳其人想勾住他们向船上爬,纷纷被战斧砍落。火箭,希腊火瓶、标枪都向他们投掷,火器的弹丸也在甲板上打滚。这样苦战了两小时。穆罕默德在岸上大声喊叫,并时时装着要跃马下海,督促他的海军将领奋战。突然有一阵好风吹来,港口的锁链下来,四艘战船马上又冲破重围,进入了港口。
穆罕默德盛怒之下,命令处死巴尔托格鲁。诸将请求赫免。他就命令四个奴隶把他按平在地上,亲自用手杖重重地打了一顿。
虽然再度遭到挫败,可是穆罕默德的地位还是一点没有动摇。他看清楚最重要的是获得对金角的控制,一旦金角到手,他就可以威胁北面的海墙,迫使君士坦丁分散其微弱的兵力。所以他决定——也许是加拉太的某位热那亚人的建议——把他的一部分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岸拖过一段陆地,运到一条在加拉太西面流向金角的溪中。他说做就做,马上动员了几千人,平整土地并建好一条木质轨道,上面涂上黄油。在炮兵掩护下,有七十多艘战船被拉上陆地,送入溪中,滑进了金角。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使希腊人大为惊恐。但他们发现敌船并未立即进攻,又恢复了勇气,决定对其进行夜袭,却受到激烈抵抗,大败而归,这是因为有个加拉太的热那亚人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土耳其人了。此时,为了使两翼能够连接起来,穆罕默德又命令在这个角上建造一座浮桥,长二千英尺,宽八英尺,这也很快完工了。
现在拜占庭人感到彻底丧气了,有人建议君士坦丁皇帝为了个人安全还是逃走为佳。他静静听完之后回答道:“谢谢你所给与的一切忠告。但在这种危难之中,我怎能够舍弃我的信仰,朝廷和人民呢?世上对我又会怎样评论?我的朋友,求你们不要再向我说这种话。而且也希望你们永远不离开我,我也永远不离开你们!我决定在这里与你们死在一起!”说到这里,皇帝把头转向一边,因为早已热泪盈眶。在座之人无不掩泣。
君士坦丁的决心使防御获得了新生,可是情况还是非常危险。除非接济能够马上到达,否则敌人不攻城,迟早也会饿得受不了。所以在五月三日,用一艘小快船,由十二个人驾驶,冒充土耳其船溜了出去,想去寻找教皇所允诺开来的舰队,这是假设在北方海面上出现的。在这些日子中,炮轰始终未停,五月七日和五月十二日,土耳其军分别以三万人和五万人的兵力向圣罗曼努斯门的附近城墙猛攻,每次都被吉斯提尼亚尼击退,杀伤无数。
由于新的补充部队不断到达,所以土耳其人的兵力日益增多,现在却反而变得对守方有利了,因为穆罕默德的补给问题也已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他能在月底攻陷这座城市,否则就只好按旧例自动撤军。他发现无法控制已被轰毁的城墙并阻止敌人修复它,结果在五月十八日的突击中,想出一个新的办法,使用巨型木楼——称为“攻城楼”——来作为掩护工具。木楼被拖到壕边,从那上面向城墙上发射出可怕的火力。吉斯提尼亚尼将火药桶滚入护城壕中,把它们炸毁了。苏丹惊叹说:“我为什么不把这个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呢?”他企图用贿赂收买他,但却无效。
硬攻和木楼都失败了,剩下来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实行坑道爆破。尤其是在亚德里亚堡门和卡里加里亚附近最为合适,卡里加里亚位于布兰彻宫附近,城墙只有一层。五月十五日开始挖掘坑道,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土耳其人作过好几次不同的尝试想炸毁城墙。但格兰特却是军事工程专家,每次都用巧妙手段,使敌人的企图成为泡影。他不是把敌人工兵炸死就是闷死,要不然就淹死。有时也派勇士钻入地下,用短刀,战斧将敌人杀死。(注: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坑道中使用火药。)
这样一再失败,而且又有谣言说匈牙利军队已从北面开来,教皇的舰队已从南面开来,结果使土耳其人的士气大为低落。甚至他们号称无畏的领袖也开始感到怀疑,他引诱君士坦丁皇帝有条件投降,但遭到拒绝,于是在五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召集了军事会议,征询诸将意见。他的大将哈里一向反对围攻该城,现在力主放弃。但他的政敌扎甘却反对,他提醒苏丹说,亚历山大曾用更少的兵力征服了全世界。他激昂慷慨的说:
“大王啊!你深知就局部而言意大利是四分五裂的;就全体而言所有法兰克国家也都一样。因此这些异教徒不可能联合一致来对抗我们。基督教徒永远不会联合一致的。他们之间经过长期争斗之后也会缔结和约,可是和平却从来不会维持太久。甚至他们尽管有同盟条约,却仍不能阻止彼此间对领土的争夺。他们总是互相猜疑。毫无疑问,他们想得多,说得多,解释得多,但是最后却做得很少。他们决定要做什么时,他们总是在开始行动之前就浪费了太多时间。假如他们已在进行什么事情,也决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他们对进行的方法,彼此间也总是难免争执。所以,大王!不要放弃希望,请你马上下令,让我们继续攻城。”
苏丹听完这番鼓励之词,不禁大喜,立即决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同时从陆海两面发动总攻。
炮轰持续不断的时候,穆罕默德决定了他的攻击计划,这是一次陆军和舰队的联合行动。舰队的目的还是和上次一样,只是用火力钉住海墙上的防御者,使他们无法向陆墙方向增援。他选择了三个主要目标:
(一)夹在提克法尔·西莱与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二)在莱库斯谷中,大约在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城墙。
(三)第三军事门,大约在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的中间。其中又以前两个地区为决定点。
攻击将不分昼夜,不准中断和暂停,直到守军力竭之后,再发动最后突击就不会遭到太大的反扑。据说穆罕默德说:“我决定采取连续不断的攻击,把生力军陆续投入,消耗敌人使其不再有抵抗能力。”计划决定之后,他就命令舰队在海墙方面不断吸引敌方火力,并命令扎甘越过金角南边,攻击最北面的目标。最后,他开始集中大量物资:二千张云梯,铁钩(用来拉倒填补缺口的栅栏)和大量的柴薪(用来填充壕沟)。
在他感召之下,土耳其军队有如触电一样,马上开始行动,在五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夜间,他们营帐中灯火通明,构成一个光圈包围着整个城市。五月二十八日上午,苏丹首先视察了现由哈蒙指挥的舰队,然后骑马环绕全军,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
当土耳其全军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时,危城中的人们已经感到希望断绝了。五月二十三日,那艘勇敢的小船回来,报告没有找到任何增援舰队。这个消息使居民心中最后的希望火焰也熄灭了。于是到处都传说灾难的预兆已经显现:有人看见偶像在出汗,有人听到各种怪声,有人看到大教堂圆顶上有奇怪的亮光出现。
现在守军总数只剩下四千人,其余居民既然不能拿起武器杀敌,所以除了祈祷奇迹出现以外无事可做。可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中,仍有一个人能保持庄严和勇气。那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东罗马帝国开国和最后的皇帝,恰巧是同一个名字。在五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夜间,他向部下(希腊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有)致词说:“我的朋友和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战斗,以求获得自由,荣誉和永恒的记忆!现在我把我的皇笏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拯救它!王冠在天上等候你们,而在地上,你们的英名将永远为人所铭记。”大家都高呼道:“愿我们为信仰与祖国而死!让我们为上帝的教会和我们的皇帝陛下而死!”
接着大家集合在圣索菲亚教堂,在啜泣和哭喊声中,在这个“圣智”教堂内,举行最后一次基督教弥撒。根据拜占庭的资料,埃德温·皮尔斯对这次仪式有如画般的记载(见《希腊帝国灭亡史》一书):
皇帝和所有能抽出时间的领袖人物全部参加了典礼。这个建筑中最后一次站满了基督教大人物。不用花多大精力就可想见当时的悲壮景象。教堂内部是基督教艺术家所能创造的最美丽的作品,尤其当这许多达官贵人高冠长剑地站在一起,更是显得庄严无比。除了勇敢的的拜占庭皇帝以外,军人和教士,君士坦丁堡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也都参加了。所有出席者都知道浩劫即将来临,同时也都感到这么多年来,他们之间争持不下的仇恨是如何渺小。但是在这最美丽的教堂中,在这位最后的勇敢皇帝面前举行这种告别仪式,实在令人黯然神伤。如果说布莱斯先生对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和一个帝国的诞生所作的描写是历史上最生动如画的一页,那么这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最后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就可说是历史上最富悲剧气氛的一页了。
仪式完毕之后,君士坦丁皇帝就面对落日策马西行,他带着吉斯提尼亚尼和法朗西斯,在暮色中到了圣罗曼努斯门后方。因为守兵数量已太单薄,所以皇帝决定:由于人力不足以防守两道城墙,而且外层城墙并未全毁,决定坚守两层城墙间的“空场”。为了保证不让任何人离开,他命令把通向场中的一切“军事”门都完全封锁,在所有防御者各就各位之后马上上锁。所以大家必须死战到底——不是将土耳其人击退,就是战死在岗位上。
快到午夜时候,皇帝亲自巡视莱库斯河谷这段城墙。夜色黑暗有雾,有大雨点开始降落,突然之间,土耳其营中的灯火全灭。差不多直到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时都万籁无声。接着突然号声,鼓声和喊声同时大作:这就是全面总攻开始的信号。莱库斯地区是主攻方向,穆罕默德把部队分为三个梯队:杂牌军,安纳托利亚的民兵和新军——最差的在前面,最好的在后面。第一批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弹药。在大混乱之中,数以千计的杂牌部队冲过已经填满了一半的壕沟,把云梯架在栅栏上——这已经代替了外墙。于是马上遭到了各种射击武器,希腊火和沸油反击。混乱之中他们纷纷退了回来,可是后面却有“军士”组成一条督战线,用铁质的槌矛和链鞭强迫他们再攻上去。
最后穆罕默德撤回第一梯队,改派第二梯队上前,战况变得空前激烈。有些人甚至已经突入到了空场之内,但却被吉斯提尼亚尼赶出来,因为他的士兵全部装备盔甲,所以不易受到伤害,这次攻击失败之后,最后一万名“新军”才开始进攻。如巴尔巴罗所说,他们都是百战精兵,视死如归,象狮子般向城边奔去,吉斯提尼亚尼所率领这一小队精兵,马上就用刀剑、战斧、长枪、长矛去迎敌。先头的敌军被砍死无算。不久就发展成为激烈的肉搏战,双方相持不下,迟迟不分胜负。当这两支精兵拼死战斗之际,在北面约半英里远的地方却发生了意外事情,结果终于使这座城市沦陷。
在迪奥多希长城的三道墙与围绕提克法尔·西莱宫和布兰彻宫的单层墙之间有个小门,通常被称为竞技场门,一二○四年,伊萨克二世皇帝将它堵塞了,最近才重开。在这次攻击中,土耳其军冲过壕沟,占领了外围的空地,有五十多“新军”突然发现这个城门没有设防,从那里冲进来了,其他人也随之冲入。他们到了内层空场后,就从侧面攻击防御者,使城外的土耳其军可以爬上城墙。他们上城之后,就扯下“圣马克”旗,升上了土耳其旗。接着他们就开始抢劫这些宫殿。可是博加尔迪兄弟很快就重新收回失地,塞住了缺口,事情似乎已经平息。
但是命运之神偏偏与防御者作对,在莱库斯谷地的三次攻击被击退之后,皇帝高声向他部下喊道:“为了上帝,你们应勇敢作战!我看到敌人撤退时已经秩序纷乱!若上帝保佑,我们将获得胜利!”可是正当他说话时,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击伤了吉斯提尼亚尼。(注:五月二十七日,他已经负了一次伤)这次伤势很重,流血不止,极端痛苦之中,他要求到后方去治疗。虽然皇帝力劝他不要走,但是他实在痛得太厉害,所以拒绝了皇帝的要求。只好开了一个军事门把他抬回去。(注:他被抬回到他自己船上,送回巧斯。死于中途,埋在圣多米尼加教堂中,墓碑上还记载着他的英勇事迹。)
威尼斯历史家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偶然事件。他们说接着就发生了恐怖现象,于是城墙被攻破。因为他们憎恨热那亚人,似乎故意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吉斯提尼亚尼头上。他撤回后方时曾引起相当混乱,这个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从穆罕默德有经验的眼光看来,对这种机会当然不会放过。所以在一个土耳其巨人哈桑领导下,“新军”又回过头来进攻。虽然如此,哈桑本人还是被击毙了,他的部下也被击退,由此可以证明守军的战力并未减低。事实的真象是:从竞技场门中冲入的土耳其军,因为发现退路已经被博加尔迪兄弟切断,就向南往亚德里亚堡门方向流窜,就又到了圣罗曼努斯门,从侧面攻击守军,这才使苏丹能够发动第五次攻击——也是最后一次——终于冲入了中间的空场。
攻击正在发展之时,后方有人喊着说城已经破了,似乎有人看到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一个碉楼上已经插上了一面敌旗,所以谣言似乎得到了证实。虽然并非事实,可是恐怖现象却已发生,无法挽回了,有好几千敌军已经冲进空场。这时,皇帝正从另一段城墙上回来,发现这个情形,就打马向空场奔去,一面号召部下跟着他冲。法朗西斯在右,巴拉罗古斯在左,直向土耳其军冲去,边冲边喊道:“上帝不许我做没有帝国的皇帝!我要与我的城共存亡!”不一会儿他就被砍倒了。
他倒了,这个城也倒了,敌人从各方面涌入。到处都是惨象。虽然屠杀非常可怕,却比不上一二○四年那一次。男女老幼合计被屠杀了四千人左右,到中午时候,穆罕默德已经重新控制了他的部下,结束了这种疯狂状况。所有房屋都进行了有系统的搜劫,教堂被夷为平地,有五万多人(男女儿童)被俘为奴,无数书籍被毁灭和出卖(注:公共图书馆中据说藏书六十万卷,吉本引伊斯多尔大主教的说法,毁书一百二十万卷。)
一旦秩序略为恢复,苏丹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避难的人民有数千人之多,均被收为俘虏。他命令一个伊斯兰教阿訇登了祭坛,把教堂献给伊斯兰教的“上帝”。于是再到处巡视一番,他看到这种凄凉的景象,不禁深有感触,口中喃喃念出弗尔都西的诗句:
蜘蛛网挂在凯撒宫门前,
枭鸟在阿夫拉西阿卜守望塔上了望。
为了娱乐起见,他从部下手中购买那些未能逃走降为奴隶的希腊贵族,当着他的面处以死刑,以此作乐。其中有诺塔拉斯大公和两个幼子。城市的残破情形可说是到了极点,留下来的人民寥寥无几,以后若干年中,穆罕默德经常从他地方移民来充实这里的人口。穆罕默德非常聪明,他对希腊正教表现出极大的容忍,指派金迪纳乌斯为大主教,虽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却不干涉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这个政策很毒辣,因为他支持希腊正教,所以使东方与欧洲的西方永远分裂了。
这次浩劫的后果十分惊人,如哈拉姆所说:“一阵惊恐的感觉,或是一种自责的情绪,直刺基督世界的心脏”。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欧洲东面门户洞开。在蹂躏了依里利亚半岛和伯罗奔尼撒之后,穆罕默德转向塞尔维亚,虽然被匈牙利击败,可是哈拉姆这位英雄也以身殉,这对君士坦丁堡的不幸可算是一个报应。其次,穆罕默德又重占了西门德拉,在波斯尼亚建立了属于他的地区,但又被摩尔达维亚的埃提尼四世击败。此后,他又占领克罗地亚,斯康德堡死后,他又决定侵入意大利,向罗马进军。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在一四八○年没能攻下罗德岛,并于次年逝世。他留下来的这个帝国,从多瑙河延伸到塔拉斯河,从黑海延伸到亚德里亚海。这是他在物质上的收获,但是在精神上的收获更大,因为差不多两个半世纪中,即从一四五三年到一六八三年(约翰·索比斯基在那一年解了维也纳之围),欧洲政治的中心话题就是土耳其人。一五七一年奥地利的约翰在勒班陀击毁了土耳其舰队后,威尼斯人宣布魔鬼已经死亡了。
恐惧的原因不仅是土耳其人获得了胜利,而是经过一千年的勉强统一,基督教世界终于还是成了碎片——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同样分裂了,教皇庇护二世,原名皮西欧·诺米尼,在为皇帝腓特烈三世做秘书时,对基督教世界这样评论说:
“我认为前途毫无希望。基督教已经不再有元首:教皇和皇帝都没有获得适当的份量或服从;他们被当作傀儡和名义上的符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国王;几乎有多少宗室就有多少王子。用什么方法能够劝诱这无数的基督教统治者拿起武器呢?请看基督教世界!假如说意大利是和平的,我却不知道这个程度应该怎样计算。阿拉贡王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仍然存在。热那亚将不对土耳其人作战:据说他们还向土耳其人纳贡!威尼斯人已与土耳其人签订条约。意大利不参加,那么我们不可能希望进行海上战争。你一定也知道,在西班牙有许多不同权力,不同政策,不同意志和不同思想的国王;但是这些“远西”的君王却不可能被吸引到东方去,尤其是他们正在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作战。法兰西的国王虽然已把他的敌人赶出王国;但他仍在困难之中,因为害怕英军会突然登陆,所以不敢把他的武士派往国外。至于英国人,他们只想一雪被法国人赶出的耻辱,苏格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都住在世界尽头,能看见的不出其国界之外。日尔曼人已经四分五裂,没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
第一,穆罕默德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土耳其”,使欧洲人面临奥斯曼问题。第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使两个教会的分裂成为定局,基督教的教义更难统一。第三,土耳其的征服不仅在文明的摇篮中把一切文明遗迹都毁灭尽净,而且也使欧洲部分失去了基督教自治权。东帝国的领土完全降级:在土耳其愚昧和野蛮的重压之下,把一切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毁掉了。田野荒芜,工业衰败,家庭生活被破坏,人民变成了禽兽,道德沦亡。
但是东方下沉时,西方却上升了。希腊人的流亡(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后)正如公元七○年耶路撒冷沦陷前后希伯莱人的流亡一样,对文化交流具有极大贡献。希腊学者走遍了西方各国,使智识阶级接受了他们的科学教育,同时也使荷马时代的神话再次获得一般人民的欣赏。建筑艺术变成了古典型式。西塞罗和维吉尔成了学者的老师,亚历山大和凯撒也成了军人的教官。
这些变化与印刷的发明相符。凡此种种对人性的复活——即所谓文艺复兴——具有极大影响。(注:虽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直接导致文艺复兴,可是拜占庭人把那些经典著作传到西方,使其没有被土耳其人完全毁灭,这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是一个极大贡献。)西蒙德斯说过,浮士德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象征。浮士德是自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但是酬劳是他看见了荷马和亚历山大,并且得到海伦作他的新娘。
希腊人的理智光明刺穿了教皇和封建制度构成的黑幕。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垮蹋之时,罗马的精神堡垒也随之崩溃。封建制度也从此难以自保。这又使怀疑的尘埃散遍整个西方:结果宗教改革使财神战胜了上帝。
大事记(十八):西班牙的收复和统一
比利牛斯山脉阻断了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并且一直受到摩尔人支配,直到一○三七年,才有斐迪南一世(一○二八——一○六五年)建立了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这才开始回归欧洲历史。在自称为“西班牙国王”之后,斐迪南开始设法加强基督教民众间的团结。他与莱昂的阿方索五世的女儿结婚,使莱昂和加利西亚都并入他的统治。接着他就进行西班牙史上称为“收复”的行动——重新征服摩尔人的领土。
他的成功相当可观,因为他已到了塞维利亚的门口,如果其他基督教王国支援他,那么整个西班牙可能都早已收复。虽然这些基督教国家不合作,他的儿子阿方索六世(一○六五——一一○九年)在一○八二年还是向南前进到了塔利发,并于一○八五年征服了托雷多——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相信自己有全盘覆灭的危险,所以在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就向摩洛哥的阿尔姆德拉维德族(为柏柏尔人)的酋长尤素夫求援。尤素夫决定以主人而不是同盟者的身份出现。他冲进西班牙,征服了所有摩尔人,在一○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扎拉加击败了阿方索六世的军队。但是未能攻克托雷多。
在西班牙南部的奢侈环境中,阿尔姆德拉维德族人迅速丧失了战斗力。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一一○四——一一三四年)在一一一八年占领了萨拉戈萨,一一二○年在库坦达,一一二六年在阿林索尔连续击败了他们。阿方索一世死于一一三四年,此后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永久合并。一一三五年,他的养子阿方索七世(一一三五——一一五七)在莱昂加冕为卡斯蒂利亚王,并称为“西班牙皇帝和两种信仰的国王。”一一四四年,他攻占科尔多瓦,一一四七年,又向南到了阿美利亚,强迫摩尔王子们做他的属臣。他在一一五七年逝世后,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又分裂了。
一一四七年,法兰西和日尔曼的武士们组成了第二次十字军,在中途攻陷了里斯本并献给勃艮第公爵亨利的儿子阿方索·亨利,他就成了第一个葡萄牙国王。在一一二五年,阿特拉斯山地的阿尔摩哈德部落已经征服了非洲的阿尔姆德拉维德帝国,接着在一一四八年冲入西班牙,于十二世纪后半期征服了西班牙境内的阿尔姆德拉维德人,阻止了基督教国家的前进。一一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一一五八——一二一四年)在阿拉科斯被他们击败,受到惨重损失。教皇英诺森三世一再劝说西班牙境内的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们的公敌。他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阿拉贡,纳瓦拉,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等国组成了同盟,由阿方索八世指挥,并得到许多外国武士支持,于一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在托洛萨之战中击败了阿尔姆德拉维德人。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又重新获得支配权。
一二一四年阿方索八世逝世,一二一七年,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外孙斐迪南三世(一二一七——一二五二年)。他使卡斯蒂利亚、莱昂永远合并,并且继续十字军的行动。一二三六年,他征服了科尔多瓦,一二四八年,在他的属臣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协助之下攻占了塞维利亚。同时,号称“征服者”的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一世(一二一三——一二七六年)也在一二二九年占领了巴利亚利群岛,在一二三八年占领了瓦伦西亚,并在一二六五年占领了穆尔西亚。最后的这个行动使“重新征服”的行动告终:除了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国和向西延伸到加的斯的一些港口以外,西班牙全境都已完全被基督徒“收回”。
重新征服的行动之所以会这样迟缓,一方面是由于西班牙人不团结,另一方面也是战争性质使然。几乎完全是游击战,缺乏组织、纪律和补给体系。会战次数极少,夹杂其中的只是不断的突袭,目的不是使敌人接受会战,而是为了抢劫和夺取战利品。因为双方都是骑兵,田野中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只好求助于城墙和堡垒,在如今的西班牙境内,还是随处可见这些城塞的遗迹。结果又回到城市国家的情形,每个城市多少能够自给自足,并由原始性的民主政府统治。
在托洛萨的伟大胜利之后,根本未作进一步统一的打算,甚至连松散的基督教国家同盟都不存在。事实上,到征服者詹姆士的儿子彼得三世(一二七六——一二八六年)时代,分裂现象就更明显。因为他是贝尼芳丹的曼弗雷德的女婿,所以代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霍亨斯陶芬王室反对安茹的查理。安茹的查理于一二六八年在塔利亚科佐击败了康拉丁。一二八二年,西西里发动了反对查理的革命,教皇就将西西里的王冠送给彼得三世,他在该岛登陆,解了墨西拿之围,把查理的残部赶到了卡拉布里亚。这样,在意大利南部,阿拉贡人与王室的长期斗争自此开始。
此时西班牙境内的情况是这样:卡斯蒂利亚正在消化所征服的领土,并且忙于内战。阿拉贡所关心的是西西里,撒丁和那不勒斯,而不是西班牙本土。纳瓦拉的心在法国。葡萄牙已开始向大西洋投出希望的眼光。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已经合并,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也一样,这是两百年的战争中向团结途中获得的进度总和。
从这时起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都没有进一步的团结企图。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继承者多半是短命的和未成年者,阿拉贡则被其意大利野心牵制。在卡斯蒂利亚,直到残酷彼得时期(一三四九——一三六九年)结束,都经常处于纷扰和内战之中。亨利二世(一三六九——一三七九年)即位之后,秩序才渐渐恢复。
另一个重要事件发生于一四○六年,约翰二世(一四○六——一四五四年)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他的叔父斐迪南被指派为摄政。他是卡斯蒂利亚约翰一世与阿拉贡彼得四世的女儿埃莉诺的儿子。这个指派的重要性基于下述事实:一四一○年,阿拉贡国王马丁一世(一三九五——一四一○年)逝世无后,为了继承人问题发生了长期争执。最后在一四一二年,由国会决定把王位献给斐迪南——照理本应献给卡斯蒂利亚的约翰二世,因为他是斐迪南哥哥的儿子,但是因为两国合并的机会尚未成熟,所以选择了斐迪南。虽然如此,当他成为阿拉贡的斐迪南一世(一四一二——一四一六年)之后,合并的工作已近乎完成。
约翰二世死后,王位由其子亨利四世继承,等他在一四七四年死后,就由女儿伊莎贝拉继承。她在一四六九年与表兄斐迪南结婚——他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约翰二世的儿子。约翰二世于一四七九年逝世时,阿拉贡王位就由斐迪南继承,他的妻子同时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
在这种双头统治之下,两个王国合而为一,现在除纳瓦拉和格拉纳达以外,西班牙全境都已统一。若非伊莎贝拉被迫再次进行“重新征服”运动,那么这次统一也许不会永久化。严格说来,这个运动始终不会完全停止,只是暂时搁置而已。一四一○年,当斐迪南还在摄政时,即从摩尔人手中夺回安特克拉。一四三一年又侵入格拉纳达,并赢得西格鲁埃拉之战。一四六二,经过多次围攻,直布罗陀要塞也割让给了卡斯蒂利亚。从那年起到一四七四年,由于卡斯蒂利亚又有内乱,所以暂时没有新进展。一四六六年,阿里·阿布尔·哈桑继承了格拉纳达的王位,次年,伊莎贝拉向他索讨每年的贡款,这是他父亲伊斯梅尔三世时代定下的例规。阿里的回答却是:“格拉纳达造币厂现在铸造的已不再是黄金,而是钢铁。”这就意味着战争,而这场战争却注定要把西方历史引入大西洋时代。欧洲的整个前途都将发生变化。
第十九章:围攻马拉加和征服格拉纳达
  一四七九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开始对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实行联合统治时,两个王国只是名义上的联合。虽然依照结婚契约,所有国书都应由两人签署,钱币上也刻有两人的头像,可是两国的行政还是由二人分别处理,完全保持独立,所以两国在政治上还是分开的,要真正团结一致,必须依靠某种巨大的冒险,使他们处于同一单纯目标之下,从而忘记其他的私利和彼此的疑忌。这个目标对所有西班牙人而言应该非常重要,足以成为注意的焦点。
虽然宗教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单靠宗教还是不够。真正需要的因素是:一个领袖;统一的工具;以共同畏惧心理为基础的理由,因为畏惧有如磁石一样可以使人心团结。第一个因素可以在女王伊莎贝拉身上获得,她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也是注重实际的女政治家。第二个因素是教皇塞克都斯西世在一四七八年设立了单独的西班牙异教裁判所。按照戴维斯所著《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的记载:整个西班牙只有一个检察长,只有这个裁判所是两个王国间的唯一共同机关。在这方面超出了内争,也可以说是法律之间人人平等。第三个因素是对下一次伊斯兰教大规模入侵的惧怕心理,因为非洲从来不缺少战士。
伊莎贝拉不仅用人格支配了西班牙,而且她也代表了骑士时代的遗风,只有她能带动这个疯狂的民族,这是任何男性领袖做不到的。瓦什在《伊莎贝拉传》中说:“她是一位女性十字军英雄,使文明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前途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她有许多夸大其辞的颂扬,下面克拉维耶所说的应该比较接近事实:
“她是由各种不同英雄元素组成的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她勇敢决断,但却毫不泼辣。她可以在一个晚上,口授命令,接着安坐下来刺绣一幅宗教绣品,或是象法兰西的安妮一样教训女儿。她在私生活方面非常简朴,在公共生活中却很会铺张。她是第一流的评论家,并且喜欢研究高深的哲学问题。她的思想果断明快,深蓝色眼睛使人感到温暖,能获得大家效忠。她又是一个奇怪的女人!热情,正直,坦白,也有点顽固。在世界上她只知道四种最优美的景象:战场上的军人,祭坛上的教士,床上的美妇和绞架上的盗贼。”(见《文艺复兴中的妇女》)。”
至于第二点,虽然最后异教裁判所成了一种迫害工具。但正如戴维斯所说:这种“种族纯洁”的强烈要求,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一再如烈火一样爆发。而在西班牙,“种族纯洁”与“宗教纯正”却是不可分割的。此外他又说:作为一种皇家工具,用来统一国家和增强政府地位,这种制度的价值极大。这种说法也很易于了解,因为照一般情形来说,一个国家的伟大是与统治者的压迫成正比,只要这种压迫有个神秘根源或英勇目标。在西班牙境内可以找到这两种条件:神秘根源有圣罗耀拉(一四九一——一五五六年)创立的耶稣会,英勇目标就是游侠精神,“堂吉诃德”就是写照。
第三个因素此时也产生了配合作用,不仅对西班牙,而且对全体西方基督教国家也一样。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已经唤醒了西方人。自从七一一年以来他们曾受到多次入侵。此时虽然土耳其人在多瑙河和亚德里亚海受到阻止,但谁都无法保证伊斯兰教徒不从非洲侵入西方,而从马拉加到摩洛哥只有一天航程。许多世纪以来,这种可能性一直使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人感到惊恐,因为西班牙是西欧的桥头堡,正象拜占庭对东欧一样,所以现在整个西欧也感到震惊。突然之间,在一四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意外事情使西班牙的统一成为可能。那一天,格拉纳达的国王阿布尔·哈桑因为对卡斯蒂利亚的内在条件认识错误,在狂风怒号的黑夜中袭击了龙达西北的设防城镇扎哈拉,杀死了守兵,将居民俘虏为奴。在过去七百年中,这样的突击已不计其数,但这回却是命中注定的最后一次。这次行动不仅使摩尔人从此衰亡,而且也导致了西班牙统一,并使一个新的帝国崛起了。
虽然这时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这次挑战尚无准备,可是基于主动精神,加的斯侯爵罗德里戈却马上采取了报复行动。一四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突袭之下,他攻占了距格拉纳达西北面约二十五英里的阿哈玛镇。此时国王和王后正在法雅多利附近的美狄亚,听到了这个成功的消息后,马上想到格拉纳达会倾全力来对付侯爵,就决定赶紧进兵去支援他。
这个行动恰到好处,因为在三月五日,阿布尔·哈桑已经率领一支强大陆军出现在阿哈玛镇前面,但因为他来得过于匆忙,把他的攻城纵队留在格拉纳达没有带来。到了阿哈玛城下之后才发现城防实在坚强,无法硬攻,只有采取饥饿的方法围困。他正在围攻之际,听说援兵已在途中,所以在三月二十九日自动解围去格拉纳达搬取攻城纵队。当他再次赶回阿哈玛城下,刚刚将炮兵拖入阵地,斐迪南的军队也到了。因为害怕受到两面夹攻,结果只好再次解围撤去。五月十四日,斐迪南进入了阿哈玛,在那里集中了军队,七月一日,他率领四千骑兵和一万二千名步兵,出发去攻打安特克拉-格拉纳达大路上的洛雅城。他在途中遇伏,受到严重挫败,若非格拉纳达内部发生了政变,战争或许就此结束了。阿布尔·哈桑的王位被他的儿子博阿布迪尔篡夺了。
为了逃命,哈桑跑到马拉加他兄弟阿卜杜拉的宫中避难。此时,战争变成了游击形态,但不久这个二元王国又遭到另一次惨败。一四八三年春天,加的斯侯爵与圣地亚哥的大君一同从安特克拉出发去袭击马拉加附近地区,他们越过阿萨尔基亚山脉时,在山道中被敌人偷袭,遭到惨败,比斐迪南在洛雅受到的损失还重。虽然如此,这次胜利的最后结果却对摩尔人极端不利,没有这次惨败,战争还可能和过去一样无限制拖下去。格拉纳达的博阿布迪尔现在对他的叔父感到嫉妒和害怕,决定解决他。他集合了九千名步兵和七百名骑兵,企图攻占洛雅西北的卢塞纳,但是围城之际却又突然被加布拉伯爵偷袭,失败被俘。
这位伯爵发现俘虏的真实身份之后,马上送了一个紧急报告给在维多利亚的国王和女王。斐迪南赶回南面,在科尔多瓦召开军事会议。经过了激烈辨论之后,还是决定释放博阿布迪尔回国,条件是要他向西班牙臣服,并继续与他叔父作战。重要条款如下:博阿布迪尔可以获得为期两年的休战期,但每年应向西班牙纳贡一万二千金币,并应允许西班牙军队自由过境以便和他的父叔作战。如西班牙政府召唤,应随时入觐,还要以他的儿子为人质。博阿布迪尔对这些屈辱的条件完全接受。从此,格拉纳达帝国已经分裂为二,可以分别加以毁灭了。
从战略上来说,敌国分裂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获得了极其有利的机会,可以把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势力彻底铲除。对这样一个机会,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可是他们现有的战术工具却实在太不适当。他们的战斗部队是封建式的乌合之众——勇敢、侠义、缺乏纪律而又疯狂。命令是用铃声传达,好比教士被召去做礼拜一样。战斗开始之前,双方将领先进行单挑,接着就是一场混战,而幸运和勇气就是决定因素,格拉维埃将军说过:“国家的历史也就是军队的历史。”这句话确有至理。摩尔战争中西班牙陆军的改变就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国家进步。这个时代终了之后,西班牙军人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军人,直到罗克鲁瓦之战(一六四三年)为止。
伊莎贝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到某种共同因素,使她能将部队组织成为单一的工具,因为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统一,所以就没有一种民族精神来作基础。这样就必须另有一套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才能号召。她和斐迪南决定用宗教动机来作为战争的精神基础——就是以十字军的思想来代替政治解放战争。最近奥斯曼人在东欧的成功对他们也颇有帮助。在阿哈玛被攻占前一年,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占领了奥特兰托,使所有基督国家都大为震惊,到第二年,当教皇塞克都斯六世听到阿哈玛被攻陷的消息,感到十分高兴,就送了一面神旗和一个巨大的银质十字架给斐迪南夫妇以表庆贺。斐迪南在以后的每次战役中都奉着这两件礼物,以此作为精神寄托,每攻陷一个城镇,也一定把它们插在城中最高的地方供群众礼拜。此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经常到最前线的部队中活动,这也足以鼓励团结精神。如梅里曼所说,这是维持纪律,提高士气的最可靠方法。
从一四八三年以后,甚至可以说伊莎贝拉已经成了整个伟大事业的灵魂。这个事业以十字军开始,逐渐成为规模巨大的泛西班牙运动。到她的孙子查理五世皇帝时,建立了一个帝国,这是查理曼大帝之后无与伦比的成就。她在后方作准备时,斐迪南则在前方转战,在这场长时间战争中,她表现出是历史上最能干的军需总监。
虽然格拉纳达王国的幅员并不太大——东西二百英里,南北六十英里——但因为遍地多山,使补给非常困难,因此征服工作也变得异常艰巨。道路稀少,碉堡极多,因为大多数都建在山顶或峭壁上,所以在火炮发明之前,简直可以说根本无法攻克。这时火炮还在发展初期,非常笨重,必须有良好的道路才能通过。因为这些堡垒和补给困难才使过去的野战行动仅限于骑兵游击,很少能有永久性收获,所以“收复”工作进展极慢。因为骑兵对围攻战没什么用处,这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以伊莎贝拉把注意力转到炮兵、工兵和步兵方面。
她采用三种不同的征募方法:(一)封建式征兵,因为他们是独立的,缺乏纪律,所以不太可靠。(二)她设法把新成立的保安警察逐渐转变成民族陆军。(三)雇佣瑞士佣兵,这是当时西欧最著名的精锐步兵。(注:他们成为西班牙步兵的模范,而西班牙步兵以后也所向无敌,在半个世纪中决定了基督世界的命运。)除这些部队以外,日尔曼,英格兰,法兰西等国也有大批志愿者加入她的十字军。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的伍德维勒爵士,是爱德华四世的妻舅。
她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攻陷堡垒,(二)补给围攻部队,(三)使城镇或堡垒附近地区变为焦土。第一项工作需要炮兵,第二项需要补给纵队,第三项需要大量的破坏工作者。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她从法兰西、日尔曼和意大利聘请了许多技术人员。成立了兵工厂,制造火药和炮弹,不够就从西西里、弗兰德和葡萄牙等地购买。炮兵总指挥为拉米雷兹,他指挥的炮兵在当时欧洲是空前强大的。
最大的攻城炮有十二英尺长,口径十四英寸,是由二英寸宽的铁棒构成,用铁环和螺钉绞紧,可以发射铁弹、石弹和火球。火球从天空中飞过时,据目击者说会拖着一道明亮的尾巴,落在屋顶上常常就引起大火。这种大炮不能升降转动,装在设有车轮的木质炮架中,用牛牵引大炮越过最恶劣的地形时,必须修筑特殊的道路。这种工作需要使用大量工兵。据说在坎比尔围攻战中,仅为修建一条栈道就用了六千人。
补给纵队主要由驮运的骡子组成,据说达到八万匹之多。破坏兵团担负的工作更是令人丧胆,据说从战争第二年开始,为了这项工作,经常保持着二万人的预备队。他们负责拆毁农舍、谷仓和水磨(在这个小溪遍地的地区,数量非常之多),把一切农产品毁掉,使其成为一片废墟。
除了这些准备以外,伊莎贝拉还创立了两个新型的组织,一个是野战通信队(传骑),一个是医护组织。为负伤军人准备了许多帐幕,如梅里曼在《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中说的,这是近代化野战医院组织的最早纪录。
大军集中在科尔多瓦,据说人数共为八万,驮兽的数字也一样多。约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的骑兵,两万到四万人的步兵,炮兵、工兵和破坏人员的数字则无法考据。只要考虑到地形的困难和计划的彻底,那么我们也许感到所需兵力还应更大——虽然这个八万人的数字实际上是有所夸张的。
除陆军以外,卡斯蒂利亚舰队对这次战争也有极大贡献。主要任务为切断非洲摩尔人对格拉纳达的援助。自从阿哈玛失陷之后,阿布尔·哈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摩洛哥求援。为了应付这个行动,伊莎贝拉早已命令卡斯蒂利亚舰队南下,不过却缺乏可供使用的适当海军基地。
总起来说,西班牙的战略是一种逐渐增强的消耗战略,其基础如下:
(一)在格拉纳达南岸建立海军基地;(二)封锁海岸线,切断敌人与摩洛哥的联系;(三)使格拉纳达本身变为焦土。
在这种消耗战略掩护之下,就开始实行有步骤的围攻战。斐迪南是陆军总司令,他的政策是恩威并用。凡是自动投降的城镇和堡垒都可以受到温和的待遇;相反则会受到严惩。举例来说,贝尼马基茨是最先投降而又反叛的,再次被攻克时,他就把其中一百多名领袖人物都吊死在城墙上。其余人民均被卖为奴隶,城镇本身也被夷为平地。普利斯科特在《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中对这个暴行这样评论说:“斐迪南通常总是采取人道的政策,那种政策对敌人更有效。而这种残酷的报复行动却只能激怒敌人,并不能使他们感到畏惧。”
一四八五年,一切准备就绪,斐迪南这才开始出发进行第一次征服战争。依照消耗战略,两个最初的目标是占领马拉加和阿美利亚,以切断格拉纳达与非洲的联系。为了占领马拉加,需要进行两个远距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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