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大学”的来历(1)
1919年毛泽东在离京回湘前，在与胡适的交谈中，曾请求胡适今后多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自然欣然允诺。
那以后，胡适确实一度对湖南的形势颇为关注。
那时，胡适正与陈独秀在办《每周评论》，这份刊物毛泽东是每期必看的，从中受到不少教益和启发。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
胡适对《湘江评论》的态度相当热情，特别对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更是重重地称赞了一回。他发表在第36号《每周评论》上的那篇《介绍新出版物》是这样说的：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
胡适在说这番话的上月，《每周评论》发了他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猫狗鹦鹉都会做的事，不仅无用，还很危险，不如研究一些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女子解放、总统权限乃至加入国际联盟等问题。
表面上看来，胡适是在反对空谈，主张多做实事，其实他并不是反对进口的所有主义，他反对的是进口马克思主义；他也不是提倡研究所有的问题，比如“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问题就不在他的主张之内。
胡适的“问题”文章一出，李大钊立刻就看出了问题，随即在当年8月份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文予以反驳。酿成“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晚年曾说：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当时毛泽东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思想还处于“大杂烩”阶段，加上他也许未及时看到李大钊的文章，所以没有认识到“问题与主义”的实质，而只是对胡适的论点很感兴趣，于是他有了成立“问题研究会”的打算。
尽管“问题研究会”后来并未办成，但毛泽东当初却为它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从他拟定的非常详细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可以看得出来，从中还可看出他对胡适观点的认同。
1919年，毛泽东参与领导了湖南学生的一次总罢课，目的是要求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张敬尧便查禁了作为学生报纸的《湘江评论》。于是毛泽东在当年年底，第二次来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反军阀的宣传。
胡适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920年1月15日
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显然，他这天的日记内容过于简单了。“湖南事”是指什么呢？除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外，毛泽东又产生了要在湖南办一个“工读互助团”的想法。“工读互助团”是所自修学校型的组织，毛泽东的设想是“邀合同志”，“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
毛泽东找到胡适，跟他谈了自己的设想。
胡适在1951年5月16、17日连续两天谈到毛泽东的“自修大学”。他在16日的日记里节选了一段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的内容： “……泽东同志又组织了一个‘自修大学’，后来又组织了‘湘江中学’。”又在17日的日记里节选了一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中的内容： “一九二○年他回长沙……组织了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办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胡适之所以对两本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如此感兴趣，不厌其烦地摘抄在日记中，是因为他是毛泽东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自修大学”的来历(2)
1951年5月17日
……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无法找到胡适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稿，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之所以将原先的“工读互助团”更名为“自修大学”，是采纳了胡适的意见。从日记里也可看出，胡适还为毛泽东修改了“自修大学章程”。
这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才两天他便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从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那时不仅与胡适的联系颇为频繁，而且对胡适也很倚重。信中所提到的“沪上一信”，不知是胡适收到了又忘记回复了，还是根本没有收到。总之，没有了下落。
毛泽东在这一次逗留北京期间，读了许多有关俄国情况的书，他不懂外文，只能看中文书，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书籍，只要能找到，他都仔细地读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译著给他的影响最大，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虽然对胡适很敬重，但这并没妨碍他认识胡适的视线。1923年4月，毛泽东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一份理论月刊——《新时代》杂志，在其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中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指出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走向和前途。他把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即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胡适属于“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指出了胡适这一派所具有的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
综观胡适一生，其政治态度及其表现证明了毛泽东眼光的准确。
劝毛“放弃武力”(1)
国民参政员傅斯年、黄炎培等六人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团结，促成双方商谈，应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于1945年7月1日飞赴延安。
在访问中，参政员们与中共领袖有过较多的接触，毛泽东当面请傅斯年转达他对时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的问候，说： “代问老师胡适好。”
自1920年胡适与毛泽东在北京分别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其实，其间是有一次见面机会的，但错过了。七七事变后一个月，胡适去南京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会员一共有16人，其中也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也如约参加会议的话，就可以与胡适叙旧了。对于这件事，胡适在日记里也有记录：
1937年8月17日
八点半，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十六人（有△者今晚到的人）：
△张伯苓蒋孟麟黄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
今晚精卫先生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雪艇、吴达诠三部长及张岳军秘书长。周恩来代表毛君出席。
胡适193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2年卸任后，即移居纽约，打算续写他的《中国哲学史》。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重庆谈判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字雪艇）择机递呈毛泽东一份电报。是胡适自美拍给毛泽东的。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
胡适到底不过一介书生，他说要共产党“放弃武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这样的话，未免太过天真；而他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只能借鉴西方，走议会道路，否则一旦与国民党打起来，只会“完全销灭”、“自致毁灭”的观点，历史已证明了其乃大错特错。
以当时的形势，就算胡适主观上不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话，那么至少在客观上他的论点也是与国民党要共产党放下武器、交出军队的要求相一致的，何况他给毛泽东的电报又是通过国民党高级官员转交的。
事实上，胡适在被国民党“冷落”了三年之后，这时又“热”起来了。首先是8月3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请他作为政府代表出席将在英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9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不久，蒋介石又亲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就在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那天，胡适获政府所颁胜利勋章一座。
其实，国共重庆谈判的焦点之一也就是“武力”问题。
谈判结束毛泽东回到延安，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在谈到国共双方争论的“武力”问题时毛泽东说道：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的这番话，阐明了共产党的态度，既是对党的干部们说的，也是对胡适说的。这也算作对一直在抱怨没有收到毛泽东回信的胡适的一种答复吧。
劝毛“放弃武力”(2)
大陆解放前夕，北平处于解放大军的包围之中，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匆匆登上蒋氏政府为他安排的专机，逃也似的飞离了北平。
在飞机上，他追昔抚今，百感交集。他感慨时局变化如此之快，感慨这一去将不知何年月才能重返，更感慨在这动乱之际，他的儿子却不愿与他同行，使他于“逃难”之悲中复受亲离子别之痛！
胡适共有两个儿子，长子胡祖望时在国外，那个不愿跟父亲走的是小儿子，叫胡思杜。
胡思杜留在了大陆。
解放后不久，毛泽东指示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胡适，其思想自在批判之列。胡思杜也在报上写了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文章。
胡适不甘坐以挨批，他从美国到台湾，或演讲，或通过广播，针对大陆对他的批判，发表反共言论。
1954年，由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所谓“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导致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及文学史观点的全面的批判。因为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而中国“自2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为此，毛泽东在“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中说要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随后，在大陆范围内，一个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胡适的运动铺天盖地而来。
毛泽东有心要对胡适以及唯心论来一场持久战。他在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显然，对胡适的批判系出自毛泽东所认为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所以他在发动运动的当时就指胡适说过“将来要替他恢复名誉”这样的话。当时是1956年2月，毛泽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64年8月，毛泽东于北戴河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 “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可见对于胡适的本质，毛泽东心中还是有数的。
被蒋扣上“反党”的“帽子”(1)
一个是教授、博士、著名学者，一个是国民党党魁、政治家；一个崇尚民主自由，一个追求专制集权。这样的差异注定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必是起起伏伏，颇多周折。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密无间，也矛盾重重，又交织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恩恩怨怨。于是，在胡适日记中，蒋介石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
1932年11月28日
下午七时，过江（此时，他们都在武汉——引者注），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被蒋介石“请”当“总统”但是，另有证据证明他俩在这之前的1931年10月就见过一次面。这年10月14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南京专电”，这样写道： “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
巧的是，胡适1931年的日记，偏偏就缺失了10月份的内容，之前之后也未见有“来京谒蒋”的记录。
无论是“谒蒋”或者是“蒋寓晚餐”，都可说他俩此时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否则也坐不到一起。但是仅仅在半年多以前，胡适甚至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的帽子。
1931年3月18日
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随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自《大公报》的剪报：
蒋告清华学生代表
吴南轩发表经过
（十七日下午七时四十分发南京专电）清华学生代表（十七日）午谒蒋，蒋告以决派吴南轩为校长。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吴系留美教育博士，人颇真挚。嘱各生安心读书。
1928年3月，刚刚结束欧美之行的胡适在上海出任新创办的《新月》杂志主编，同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第二年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这令一向倡导民主自由的胡适有些喜出望外。然而在他细细研读了全文后，却万分失望。在他看来，这份“命令”只是名义上的保障人权，实则是干涉言论自由，侵害私人财产。激愤之余，他挥笔写下《人权与约法》，谴责政府官吏逾越法律的种种行为，呼吁要实现真正的法治，而真正的法治应当是只认得法律而不认得人的。这篇文章自公开发表在《新月》上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
紧接着，胡适又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直言，从国民党对新旧文化的态度上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也是反动的。
与此同时，他还大胆放言：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的这些言论立时遭到国民党文人的一致猛烈攻击。上海党部因此决议： “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公开指责胡适陈腐慌怪。
重重压力之下，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蜗居在上海寓所不问时事埋头著书做学问一段时间后，返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他也因此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帽子，丧失了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机会。
显然，在这次与“政府”的针锋相对中，胡适是处于下风的，甚至一度有传言说他被“政府”通缉。这种被动让他明白，相比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来说，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弱小的个人与国家机器对抗，无异于鸡蛋撞石头，不是头破血流，就是粉身碎骨。
于是，在1931年年初，又一次来到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的胡适托人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送去一封信和两份《新月》杂志，“一份赠与（陈）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意欲通过陈布雷与蒋介石在“互相认识”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
被蒋扣上“反党”的“帽子”(2)
1931年1月19日
访金井羊，把《新月》全份托他带给陈布雷，并送一份给蒋主席，附一信……
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胡适很诚恳地表示： “《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号，甚望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虽然这不能说是胡适的一种妥协，但至少他向“政府”表明了他的一种非对立非对抗的态度。从蒋介石一方来说，胡适的学术影响力非他人所能比及，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当胡适主动抛来“绣球”后，蒋介石顺手接住。《申报》的“南京专电”实际上向公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胡适与蒋介石与“政府”之间已经冰释前嫌。
实际上，在“南京专电”公开之前，胡适已经开始参与到“政府”中去了。
1931年9月26日
昨日子文来电，要我去南京，电文云：（英文）鉴于财政委员会的成立与目前的危机，请速来南京。请答复。宋子文
对于宋子文的邀请，胡适是拒绝的。他在这天的日记中继续写：
昨天太忙，不曾回电。今晚回一电云： （英文）好意心领，恕我无法就任财政委员会。一有空即赴南京。胡适
至于为何要拒绝，胡适在日记中未明说，或许毫无原因。从他后来在宋子文又一次邀请之后，又同意了，可推测，他当初的拒绝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在他拒绝宋子文一个半月之后，又连续接到宋子文和张公权的电报，都是力邀他就任财政委员会。
1931年11月11日
宋子文来一电，张公权来一电，皆劝我就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设是要监督财政，实行预算。此时谈不到此事，但子文意在借财委会作一种挡箭牌，如此会能行使职权，亦可稍稍制裁军人的浪费。
我复一电云： （英文）愿意就任财政委员会，希望在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此职。
胡适没有等到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第二天，他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财委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已经发表。这让他不免吃惊不小。
1931年11月12日
昨晚得蒋介石先生来电，知财政委员会已发表，并已定十五日开第一次会，可谓“神速”了。我今日复一电云： “真电敬悉。北归后即病，删日财委会不能出席，乞谅。”
在当天的日记后，胡适粘贴了一份“财委会组织大纲和委员人选名单”的剪报。在名单中，胡适的名字是作为学者代表赫然在册的。
力争做蒋的一个诤友(1)
不论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2月1日、1931年的10月，还是如胡适自己所说在1932年的11月，总之在这段时期，他俩频频见面。胡适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授和学者，尽管他无党无派，但他正在逐渐向“政府”靠拢而力争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和蒋介石做一个诤友。
就在胡适日记中所说在武汉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后分手之际，蒋介石意犹未尽地对胡适表示过两天再仔细聊聊。胡适并没有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当日他和蒋介石的交谈内容。如果确如他所说这是“第一次见面”，那么谈话内容应当不会涉及过于尖锐的政治问题，有可能只是泛泛而谈。
为了做一个称职的“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胡适在与蒋介石见过面后，托人给蒋介石送去一本《淮南王书》。他的目的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好好读读其中的“主术训”一节，从中领悟为领袖为王者所必须警醒的为政之道。
之后第四天，即1932年12月2日，胡适再次应邀来到蒋宅。在去往蒋宅的路上，胡适就做好了要与蒋介石好好谈谈“根本问题”的准备。他要以他的所学，以他对历史的精深研究帮助蒋介石，提醒蒋介石。然而，事与愿违。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2年12月2日
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胡适所说的“随便谈”，实际上也并不随便。饭桌上，蒋介石让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二是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胡适长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对教育问题自然有卓见，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于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 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应该说，作为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似乎更应该将精力将研究方向放在“教育”之上。然而，他之所以在日记里有些情绪地将教育这个本应该深重的话题“随便谈”，是因为他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之上。在他的心底，他准备要谈的“根本问题”并非教育问题。所以，在一年之后，当行政院长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他婉言拒绝。当然他的理由也很堂皇： “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所认为的“根本问题”更可能是为政之道。
还是在武汉时，胡适终于有了一次与蒋介石谈根本问题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将所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胡适，并要求胡适谈谈哲学。在书中，蒋介石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阐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即孙中山本人）。这种理解正是采用了胡适的观点，只是蒋介石并没有完全弄通王、孙两种学说的区别。于是，应蒋介石之请，胡适作了一次演讲：
1932年12月5日
早九时，在中山堂参加全省纪念周，何芸樵主席，我演说《中国政治的出路》。我的大意说：
力争做蒋的一个诤友(2)
Ⅰ，不可不认清政治的目标： ……
Ⅱ，不可不认清敌人： ……
……
Ⅶ，今日的出路： ……
……
3. 建立一种建设的政治哲学。“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 不适于建设。建设的政治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
……
理论上说，胡适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党外诤友；通俗地说，他其实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幕僚、参谋，尽管他与蒋介石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当蒋介石全面“围剿”共产党时，胡适起初是反对的。30年代初，他曾经以他主张的实验主义方式，表示： 中国共产党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吗？不妨拨一个省，或者整个东北给他们，让他们去实验，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很自然地，蒋介石是不能容忍这种“实验”的，他要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当日本人大举进犯中国后，胡适也逐渐认可了“攘外必先安内”，因为在他看来，独裁固然是民主社会所要唾弃的，但如果独裁的结果能够达到“统一”，那也不是不可以。当蒋介石在“委员长”的交椅上坐稳后，胡适一方面赞颂蒋介石“气度大了，态度平了”，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一方面他未忘他的“诤友”身份，进言蒋介石： 实行宪政，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可谓真心可表，用心良苦。
应蒋召唤出任驻美大使(1)
胡适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自他1917年留学归国后的20年来，“不谈政治”早就成为空话，也不能说他完全未入政界。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难当头，他身不由己地更深层次地踏入政界： 出任驻美大使。
由于胡适在欧美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他又精熟欧美各国国情，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有意让胡适到欧美各国去作抗战宣传。胡适却不愿意。他在日记中并未明确不愿意的理由，但就他在抗战初期的态度，不难理解其中缘由。即便日本人挑起了七七事变，胡适起初还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也就是说，他是主和的。
然而随着中华疆土一寸寸被日本人所蚕食，随着同胞一批批倒在血泊之中，他逐渐认识到其实“和”比“战”更不容易。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在这种情形之下远赴欧美，他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在经过多人苦劝之后，在他的学生傅斯年的几乎是哭求之下，他终于答应了。
1937年9月8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离开南京先去了武汉。这天的日记，他这样写道：
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
九点出门上船……
十二点开船。……
看得出，胡适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舍不得离开，又不得不远赴他乡，因为他肩负使命。9月26日，他飞抵美国旧金山。随后，他在旧金山电台发表了《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又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一年以后，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数个电话，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请他就任驻美大使。本就抱定“不入政界”的胡适，就如以前拒绝宋子文出任财委会的邀请、拒绝汪精卫出任教育部长的邀请一样，他本能地就想谢绝。然而不难揣测，他对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并非毫无感觉，甚至应该心怀感激。他难道不认为，这也能算得上是一种恩德吗？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权衡思量之后，他这样答复蒋介石： “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或许正因为并非心甘情愿，所以在胡适看来，他的就任不是他个人政治前途的一个重大转机，而只是一种“牺牲”：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也就是在这天，胡适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状： “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从1938年到1942年，胡适的“驻美大使”仅仅做了四年，其间似乎有许多不愉快，或者是使馆工作效率不高、纪律缺乏而被非议，或者是对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而招致蒋介石不满，或者与外交部长宋子文之间稍有芥蒂。但他提出辞呈，表面上的原因当然只能说是身体抱恙。9月8日，胡适终于得允卸任。接到免去其大使职务的电话时，已近夜11点，胡适回复： “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有人说，胡适本就不愿做“大使”，如今免职，是一种解脱，于他并非坏事，所以他才有“感谢”之说。然而，翻查胡适1942年的日记，内容缺损严重，不但3、4、7、8整整四个月未留一言，就是卸任的9月份，他也只是在18日那天准备离开华盛顿时，留下了寥寥数语：
1942年9月18日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应蒋召唤出任驻美大使(2)
如果是解脱，如果是如释重负，日记中又何以显现如此的泪眼婆娑凄凄惨惨。一介文人，一介书生，又怎能适宜政界的污泥浊水？胡适是聪明的，他是不是早就料到如此而发愿“不入政界”的呢？
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1)
然而，既然宣扬要做“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既然已经与政界搭上了边，又岂容他随心所欲地退出。卸任“驻美大使”后直到抗战胜利，胡适在美国仅仅过了四五年的逍遥自在的学术生活，就又被拖进了政坛。因为蒋介石需要他这样一个民主自由人士充当门面，以粉饰“民主盛世”。
1947年3月，蒋介石意欲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知道胡适的个性，便请傅斯年出面。果然，胡适拒绝了，理由一如以往： 便于更好地为“政府”服务。他在给傅斯年并让他转告蒋介石的复信中，这样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替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胡适的理由很能说服人，因为他并非只为自己着想，而是从利于“政府”的角度出发，不是自私的行为，而是诚心为公。所以蒋介石“闻之心感”，但是在他看来，在内战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面子比实用可能更重要。于是，他仍然坚持他的想法，亲自给胡适写了信，以“倘先生并此而不参加，岂惟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大助力”为由再三相劝。
在3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
1947年3月13日
早车与周寄梅、蒋廷黻两兄同去南京。
下午二点到京。有许多朋友来接。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
晚八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 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对孟真说，“放学了！”
其实，蒋介石所说的“不逼加入政府”也只是放弃让胡适任考试院长，而并没有同意胡适不当国府委员。于是，胡适的理解便有了偏差。“放学了”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1947年3月17日
我以为是“放学了”，其实不然。今早雪艇（即王世杰——引者注）奉命来谈，说，院长不要我做了。只要我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作无党无派的一个代表。我再三申说不可之意： 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
在这之前，胡适一度为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推辞蒋介石的盛邀而烦恼。学生傅斯年献计： “你就给蒋先生说，北大校长是专任，不能兼职政府的特任官，特别是，北大现在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万一命下之日，人心解体，闹出事情，恐怕这不是您蒋先生的初衷吧。”胡适以为可行，便有了日记中“不宜兼任”之说。
然而，事情仍然没完。第二天，蒋介石又召胡适去谈话。
1947年3月18日
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我辞出时，他送我到门问胡太太在北平吗？我说： 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 “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说： “这不是官！”
胡适自1937年奉命离国去美宣传抗战又任驻美大使，直到1946年回国，他和夫人江冬秀两地分居长达九年之久。也许在江冬秀看来，这一切都是丈夫从政为官所致。正当胡适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几乎要败下阵来时，恰遇蒋介石问到了“胡太太”，灵光闪现之下，便巧妙地“搬”出夫人的一片深情。这颇能打动人心，也多少让蒋介石有了退让的台阶，尽管蒋介石强调了一句“这不是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