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所说的“统一”是在杀杨之前刚刚完成的“东北易帜”。1928年末，青天白日旗帜在东北大地上开始飘扬，这预示着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而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对于东北而言，它不再孤立于中国版图，开始有了“政府”作为后盾，从而摆脱了上有苏俄的虎视眈眈，旁有日本的野心勃勃的尴尬，同时也扩大了地盘（河北省划归东北），由东三省扩张为东四省。然而，亲日的杨宇霆与日本人总是纠缠不清，或者说彼此“勾结”，这不免让张学良痛恨不已。
早在张作霖执掌东北之时，就曾经因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日本人在东北及蒙古东部修筑铁路的特权而头痛了很长时间。也正是因为他采取了“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日外交策略而招致杀身之祸。张作霖死后，日本人又将问题抛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一方面继续父亲的做法，一方面积极与南京政府联盟，从而以“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由搪塞推脱。
阻挠东北易帜挫败后的日本人，很不甘心，再派人与张学良交涉，仍吃了钉子碰了壁，遂转向与杨宇霆密谋。据说日方已经与杨宇霆在铁路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就在这节骨眼上，杨宇霆被张学良杀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对张学良彻底失望的同时，也萌生了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念头。
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所说“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便有了依据。
另外，张学良既然是以“破坏统一”的理由杀杨宇霆的，那么，杨宇霆一定是不情愿东北易帜的，如果他不死，自然也不会情愿日后与蒋介石联盟。如果东北不易帜、不与蒋介石联盟，东北仍然是独立的东北，不必听命于中央政府。杨宇霆乃军阀出身，又有心夺张学良的权而执掌东北，或许他会为了保住东北这个将来有可能是他的地盘而与日本人拼老命，或许就因此暂时保住了东北。
然而事实是，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又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之际接受了蒋介石抛出的绣球。
在这之前几天，胡适在与纽约《时报》的Abend谈到中国和平的前途时，就有先见之明地说： “和平之议，只可有五点来源： 一是老百姓；二是列强；三是奉天；四是南京政府；五是南京的将领。前二者是不会出来要求。”如今，果然是因为奉天因为张学良而实现了和平。胡适却又有了担忧：
1930年9月12日
张学良此举，意思不甚明了，然阎锡山立即通电辞职，并撤退京津军队，其与奉天有妥协，自不待言。此是我前次所说五个和平来源之第三与第五两项已实现了。主和之议出于奉天，那里还有个“中央”存在？将来奉天联合各地之灰色将领，有所主张，南京还是答应，还是拒绝呢？
但奉天之举，若无较远大的政治眼光作指导，终于国家无大利益，但放出一群无知武人重来糟蹋国家而已。
紧接着，胡适在一时感慨之下，又给张学良写信，给他忠告。他在日记里很明白地这样记道：
1930年10月27日
……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3)
船上有所感触，写了一长信与张汉卿，即托何君转寄去。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信有九页，不到二千字。
从以后的事实看，胡适的这番担忧既实也虚。“奉天”并无与“中央”并存之意，也没有有所主张。但是，张学良与蒋介石联盟之后被任命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又主持黄河以北一切军政事务，可谓政途坦荡。既然他已成了中央政府的人，东北又隶属中央政府，自然一切都听命于中央政府。既然蒋介石要求不抵抗，他自然也就不能抵抗。于是，东北轻易易手。从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终于国家无大利益”。
正如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中所说，即便没有“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东北军也不一定是日本人的对手。在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时，以河北等其他黄河以北地区作为诱饵。联盟后，十余万东北精锐军浩浩荡荡气宇轩昂地开进了关内，却使东北三省的军事力量足足减了一半，留给了正磨刀霍霍的日本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1930年“九·一八”时，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率东北军归属中央政府，从而使蒋冯阎之间的战争格局迅速明朗，从而平息了战火，重新实现了统一。然而，一年以后的1931年“九·一八”，却将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不名誉的称谓推向耻辱的深渊。
这一切是不是可以解释胡适所说的“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这句话？这虽然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也不无道理，也显出他洞察世事的深邃和思考问题的独到。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这句话用词十分精确，“轻易”二字便将一切可能的漏洞和把柄封住。因为他知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不一定不会失掉，只是有可能延缓。
“汉卿这祸真闯得不小”
就在张学良见过蒋介石并决定辞职之后的第二天，胡适也往保定去见蒋介石。尽管他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先后失陷悲愤不已，但还是坚持以外交手段与日方交涉。于是，他与蒋介石的交谈便是围绕着“打”或“不打”。
1933年3月13日
早起到车站，月亮尚未落。与咏霓、在君、刘子楷同车。七点一刻开，下午一点半到保定。
……
我们问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 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 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 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他要我们想想外交的问题。
显然此时，胡适与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俩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是很不满的。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
1936年12月13日
今早我还未下楼，小三大叫：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我看报，才知道张学良在西安叛变，把蒋介石先生扣留了。政府昨日有紧急处分，免张学良职，行政院由孔祥熙代，军委会加常委几人。
这祸真闯得不小！……
发一电与咏霓，问蒋的安全。
在这篇日记里，胡适用“叛变”二字为事变本身和张学良定了性。不仅如此，他在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的一篇星期日社论，直接以《叛逆张学良》为题，说： “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胡适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是积极支持的，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仇视的。所以，他在日记里闭口不谈抗日，也不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目的，而只将“叛逆”、“勾结共党”的罪名扣在张学良头上并横加指责。这个时候，胡适似乎已不是一个思维严谨、客观冷静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个为蒋孝忠的政客。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那篇《叛逆张学良》深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赏识而大量印发，广为宣传。他也因此与“政府”与蒋介石走得更近，心也贴得更近。
赞《孙文学说》，驳“大炮”之讥(1)
在胡适的主观意愿里，对孙中山并无大不敬，他只是想要平视孙中山。一方面他并不自视渺小（所以他能够平视对方），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孙中山还原成常人，所以他直言孙中山的缺点。此举引起了两种人的反对，一是对孙中山无限崇敬的人，一是想要拉大旗做虎皮的人，他们对胡适批评孙中山不能容忍，甚至亟欲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
民国元年秋冬，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梁启超结束了13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到祖国，受到京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云云，不禁深有感慨，11月10日记道：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此处对梁启超的称赞，只可作为当时还是少年的他，心弦曾被梁启超那些沸人热血的文章狠狠拨动过的注脚，而不能作为对梁启超历史功绩的理性评价。尽管此时的胡适，年已二十有二，并且在受高等教育，已经不是缺乏理性的少年了。换言之，胡适之所以如此过誉梁启超，是因为将梁启超与孙中山放在一起对比的缘故，并且说百十孙不敌一梁，言过如此，当时孙中山在胡适心目中分量的轻重就可见一斑了。
胡适自1917年夏自美国学成归来，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涯，也结束了他的《留学日记》。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由一个海外学子变作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教授，完成了婚姻大事并且得了一个儿子，遭遇寡母病故，拜见孙中山……可能是因为历事纷繁、忙来无暇、心情杂乱的缘故，他的日记竟中断了。直到1919年7月10日，他才又打算继续记日记，那天夜里，他在日记本的扉页处写道：
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我好久不记杂记了。怡荪死后，我把存在他处的杂记都收回来，略略翻阅一遍，觉得杂记实在能记录一个人的思想变迁，并且是打草稿的绝好地方。因此，我又想作杂记了。
三天后胡适正式动笔，可是未追记前事，故而两月前他与蒋梦麟拜会孙中山的详情，就无人知晓了。只是在他1928年写的评述孙中山“行易知难”学说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略有提及： “……（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来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孙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本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
那时孙中山因为“护法”事与愿违，愤然离粤，蜇居沪上，潜心于理论建设，撰写《建国方略》。1919年5月，当《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以“孙文学说”之名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后，他便叫廖仲恺给胡适寄了五本样书，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
胡适即于7月20日印行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撰文介绍该书内容并作简评，写道： “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甚至孙的“同志党人”讥称孙中山为“理想家”、“孙大炮”，称孙中山为真正的实行家：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的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作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
赞《孙文学说》，驳“大炮”之讥(2)
见到《每周评论》上胡适的书评，孙中山大喜过望，这从廖仲恺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8月1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在上海面世，杂志连载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胡适又在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热情介绍和赞扬《建设》杂志，大加赞扬《实业计划》，写道： “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
胡适以上对孙中山暨《建国方略》的欣赏，源于他“行事要有计划”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三年后的1922年更加明确，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写道： “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一个月后他对此更有详细的阐述，他在《努力周报》的《这一周》时评栏目中这样写道： “计划是预先认定一个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的历程，然后把那推想出的历程定为进行的步骤。……计划的功效，全在分期克日，步骤分明；只要继续做下去，一点一滴的积起来，总有成效可观。……我们对于无论谁来组织的政府，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计划’！国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绝大的事，没有计划是不行的，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
胡适在文中还以1913年参与组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为例，他说： “当熊希龄的内阁发表他们的‘大政方针’的时候，国中很有许多人嫌他空谈太多，文字又太繁，所以当时很少人注意这种‘大政方针’。然而这八九年来，就是那样的一个‘空谈太多’的计划，也不可得了。”
胡适对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态度，与对熊希龄“大政方针”的态度有所不同。胡适对后者的肯定，只在于它“有计划”，而对前者的赞扬，并不限于此。表明不只欣赏孙中山的有计划，而且对于孙中山的主张至少也是部分赞同的。
同情陈炯明，使孙中山恼火(1)
就在胡适疾言“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下一周，针对陈炯明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分裂事件，胡适撰文评论。虽然他站在陈炯明的立场上，将陈的“叛乱”说成“革命”，却也并没有将孙定为“反革命”，而将孙陈冲突仅仅视为“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胡适认为“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这两种主张，是当时中国政治何去何从的一大中心问题，胡适是赞成后者而反对前者的，所以他积极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提议，于1922年6月上旬联名致电孙中山，劝他结束护法，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尽管如此，他与蔡元培一样，并没有全盘否定护法。蔡元培赞扬孙中山“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胡适认为此话并不是溢美之辞。所以他说“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胡适对孙中山的批评，比如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等等，看上去好像是在批评孙中山的主张，因为它“迷了他的眼光”，其实胡适否定的是孙中山的手段，而不是他的主张。胡适在文章中重提几年前孙中山《孙文学说》中“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学说，说他当时是赞成孙中山“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话的，并且也未说他“现在”就觉得此话不对，而只是因为孙中山未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又采取了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这才导致他的“失败”。
胡适与孙中山尽管彼此政治主张不一致，但胡适对孙中山此时并未失之尊重，这从他行文尽量公允中看得出来，一是他对孙中山的批评注意范围；二是他在批评的同时，也还强调孙中山的功绩，引用蔡元培对孙中山护法的赞美，并写道： “我们平心而论，孙氏的失败不应该使我们埋没他的成功。”但由他与陈炯明主张的相同而生发的对陈炯明的同情，又忍不住要为陈炯明打抱不平，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站在孙中山一边的人们发生冲突，以至对孙中山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胡适发表上文不到一个月，看到有人将陈炯明发动事变指责为叛逆、犯上，他拍案而起，写了一篇《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刊登在《努力周报》第12期上，将人们对陈炯明的伦理性指责斥为“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厉声责问： “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在动笔写此文章时，一定料到会遭来指责，所以他在文章中明言他只是反对旧道德，而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可是国民党人哪里肯信，指责也就随即汹涌而来了。胡适1922年8月13日记道：
我在《努力》（12）号上作一短评，说孙党不应拿“旧道德的死尸”来压人；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这段短文，竟引起孙党的大反对，他们的《民国日报》日日骂我。前日有位“恶石”（张冈）骂我“丧心病狂”！其实我的话正中他们的要害，故他们这样痛骂我。他们的骂我，正表示他们承认这一点的有力。
反对胡适的不只是忠于领袖的国民党人，孙中山自己也十分恼怒。陈炯明在那场兵变中，先是包围广州观音山越秀楼总统府，要捉拿孙中山。危急中，孙中山不得不丢下夫人宋庆龄，逃到永丰舰上。陈兵随即向越秀楼开炮并攻打总统府，宋庆龄虽在卫士们的掩护下脱险，但因饱受惊吓，造成流产。而后陈兵又与永丰舰相互开火，并施放鱼雷企图炸毁永丰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虽始于政治主张，但兵变中的种种行径都表明他意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又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理所当然为孙中山及其拥护者所不容，胡适的“超然”态度也自然为其所不容。
同情陈炯明，使孙中山恼火(2)
1924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时，在右上方的《响影录》专栏刊出题为《少谈主义》的短文，其中引用了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话。孙中山阅后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编辑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胡适该文发表已过整整两年，孙中山仍耿耿不能释怀，可见结怨之深。
1922年8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吴佩孚一派大概是想拥孙文来倒黎元洪。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陈炯明相安，而想在北方的“三大”之中做媳妇，真是做迷梦了。
“迷梦”在那段日子里，是胡适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而这个词的出现常与“武力统一”有关： “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 “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
胡适在8月底9月初的《努力·这一周》的时评中有一段，可以与上面这篇日记对照了看，彼此有微妙的不同：
然而今日大权在握的人，还在那里做他们的迷梦！一方面想拉孙文来倒黎元洪，一方面又想联张作霖来抵制吴佩孚。……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他同党同事的陈炯明相安，如何能在北方的“三大”“四大”之下做小媳妇？
文中将“做迷梦”者由孙中山改作“大权在握”的人；将想做媳妇的孙文改作孙中山不可能做媳妇。这一改，当然是对孙中山笔下留情了。胡适在文中还写道：
孙文……的政见，我们从他的言论里可以抽出的是： 一、护法的旗子可以卷起来了；……三、反对“联省自治”的主张；四、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第一项自然没有问题；……第三第四是和吴佩孚很接近的主张了。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 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此后孙氏只应该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广东的善后，监督陈炯明的设施，许他整顿广东，以为自赎的条件，那才是大政治家的行为。若悻悻怒骂，不惜牺牲一省的人民以图报复，那就不是我们期望于他的了。
这话在胡适可能是出于诚恳的劝告，是语重心长，在孙中山看来却是很难接受的，除了政见的不同之外，关于陈炯明，胡、孙两人的观点也相去太远，甚至截然相反。
对巨资建中山陵略有微词(1)
转眼到了1928年，孙中山去世已三年。5月中旬，胡适应朋友之邀赴南京，顺便参加在宁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会余便四处游览。胡适5月20日日记：
下午回到第一林场，坐了一会。杏佛提议去游紫霞洞。紫霞洞山前可望见孙中山墓，看的很清楚。造墓费预算一百万两。
日记中对孙墓虽没有一字批评，但列出巨额耗费，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12月14日胡适日记：
今天做了两篇短文： （1）《说难》，（2）《新年的好梦》。前者给天津《庸报》，后者给天津《大公报》。
多年不做政论，几乎不能做了。第一篇很枯涩，第二篇稍稍流畅一点。
胡适将第二篇《新年的好梦》的剪报粘贴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在文中列了他新年的六个梦想，在第六个梦想中说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治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可是我们乡下人有句古话道：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1929年4月27日胡适日记：
傅孟真说： 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国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
孟真此论甚中肯。
由此看来，胡适对孙中山，交好时照样指出他所认为的不对；交恶后，也并未将孙中山说得一无是处。
5月11日胡适日记：
今天下午写完《知难，行亦不易》一篇，此系旧作，评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
这篇文章的初稿写于1928年7月，发表在《吴淞月刊》1929年第2期上；改定稿发表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4号上，并将它粘贴在了日记里。将这篇文章与胡适九年前发表的那篇《评〈孙文学说〉》对照，可以看出《知难，行亦不易》里有而《评〈孙文学说〉》里没有的思想，以及胡适对“行易知难”学说前后认识上的有趣变化。
胡适在《知难，行亦不易》里反复点出“行易知难”学说的“真意义”，即“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孙文学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人信仰《孙文学说》，奉行不悖”。
《评〈孙文学说〉》里写道： “本书第六章……后面附陈英士寄黄克强的长信，也很可供史家的参考。”《知难，行亦不易》里却道： “中山先生著书的本意只是要说： ‘服从我，奉行我的《建国方略》。’他虽没有这样说明，然而他在本书的第六章之后，附录《陈英士致黄克强书》（页79—87），此书便是明明白白地要人信仰孙中山，奉行不悖。”
胡适明言撰写《知难，行亦不易》的用意，是想指出“行易知难”“这个学说的错误之点，和从这些错误上连带发生的恶影响。”
胡适的这一篇《知难，行亦不易》，连同其他几篇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真捅了马蜂窝了！不仅有许多人撰文来驳，各省市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中央通缉严惩胡适之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终于致函国府，请令饬教育部对胡适严加警告。胡适先不动声色，只将各方文章、报载各党部消息以及教育部奉命对他警告的训令等，一并粘贴在日记本里。1929年11月18日夜，胡适写就一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算是对多日来遭受群攻的回击，里面仍有多处直言批评孙中山，连同对国民党的批评，语言更加犀利，锋芒更加尖锐。胡适19日日记：
昨夜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早晨二时始完。
今早九时，实秋来同去暨南大学，十时讲演昨夜写的文字，十一时毕。出门时，暨南文学院长陈斠玄（钟凡）对我吐舌，说，“了不得！比上两回的文章更厉害了！我劝先生不要发表，且等等看！”
对巨资建中山陵略有微词(2)
胡适不愿等，该文随即在《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上发表了！此文一出，批驳与要求惩办之声又甚嚣尘上。当时胡适身任中国公学校长，于是学校也受了连累。当时上面规定各学校必须挂国民党旗、挂孙中山像，定时诵读孙中山遗嘱。胡适在校内取消了最后一条，于是又多了一条对总理不敬的罪状。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胡适辞去中公校长职务，离开上海，避走北平。
1934年2月3日胡适日记：
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的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
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既便游观，也可省不少的费。
此墓修的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孙中山早在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与胡汉民等人到山上打猎，眼望山区景色，不禁满心欢喜，便道： “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病危时，又对汪精卫等人说： “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自始至终并未有要求厚葬的表示，而后人不顾国家并不富裕的现实，建此巨大工程，未免伤财又劳民。仅盛殓孙中山遗体的美国造铜棺，价值就达1.5万两白银。造陵需要大量征地，据杨杏佛、孙科会同有关方面人员最初圈定的范围即为： 山地包括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平地北至山脚，南至钟汤路，东西以距墓基中心左右各1.5华里之直线为界，估计约6500多亩，其中需占民地超过千亩（实际近两千亩），难怪遭到当地农民的激烈反对。
1925年9月，坐落于紫金山南麓的江宁县钟灵乡孝陵卫各村村长联合向江苏省省长呈文，列陈建造孙陵将迁其祖坟、占其祖产、夺其衣食来源等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伏思民等先人既于洪杨乱时死于非命，而百年以后复将有移尸之惨。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言念及此，心胆欲裂。……况中山生前事事以民义为依归，为埋一人之骨，用墟万人之坟，在天有灵，当亦弗取。至测量界线内之田地，为民等七村千数百口衣食之所需。生死以之，更义难听人圈买。
从陵墓选址到建成，共花了四年时间。历时之久，靡费之巨，规模之大，在20世纪的世界现代造陵史上实属罕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一帮宣称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却为这样一个亲手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人建一座封建帝陵般豪华的坟墓，实在是深有意味。新派人物的胡适对此表示不以为然。
中山陵建筑系由国民政府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后以极富才华的青年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入选。建成后的中山陵，以它雄伟的气势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人，而胡适却是个例外。
幸好关于此之看法只是记在日记里，而没有写在文章里公开发表，否则，恐怕又要波澜再起了。
图书管理员(1)
陕北，红色临时首府保安，1936年夏秋的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就着一张未油漆过的上面铺着红毡的方桌，对毛泽东进行采访。
毛泽东指间夹着一支“前门”，侃侃而谈自己的思想和经历：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由《新青年》出名，毛泽东由《新青年》心仪胡适。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尚处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中，胡适的言论对他形成后来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毛泽东未来的岳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劝他去北大学习。还告诉他说，法国因劳动力紧缺，来中国招募工人，吴玉章、蔡元培等人由此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并组织了华法教育学会以主办此事。
在接到杨昌济先生信的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一帮欲赴法国的年轻人来到了北京城。也就是此次入京，他有了与胡适面对面的机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北京时，曾经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到北大文科大楼座谈。谈话形式是会员提问，请其答复；谈话内容涉及学术理论与人生实践等各种问题。
胡适的学生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说，将来给胡适恢复名誉
1959年12月26日
先生说：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
日记中提及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胡适又没有具体告诉胡颂平信中内容。因而，后人已经无从知晓信里到底说些什么。
目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至于他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杨昌济介绍的。据说，毛泽东进京后就借住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家里，一边加紧联系赴法事宜。后为生计所虑，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助理员的差事。
然而，胡颂平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否认了这种说法。
……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 “不是。……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 “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 “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毛泽东的管理工作本身颇为轻松，只是让前来看报的读者签名登记而已。
20年后，已做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段往事，说道：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并没因此而气馁。孔子不是说过“不患人之不知己”的话吗！对一个怀抱大志的人来说，这一点点冷遇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能刺激他，使他更加发奋，更加锐意进取。
图书管理员(2)
为了能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
那时，胡适任北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就常去旁听他的课。
赞同毛的想法(1)
在北京，经过七八个月的准备和组织，去法国的款项业已基本落实，毛泽东于是和一些湖南学生离开了北京，往上海登船。
毛泽东仍然很穷，经常身上不名一文。离京时他所有的盘缠仅够到天津的。到了天津就不知怎么办了。还是一位同学借与他十块钱，他才得以买了张到南京浦口的车票。
火车路经山东时，毛泽东下车去爬了巍峨的泰山，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壮志爱国的对联；他还去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墓地。孔子的弟子濯足的小溪，孔子幼年居住的小镇，孔庙附近那棵传说是孔子亲手栽的树，以及颜回住处附近的小河，孟子的出生地等，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火车停在了浦口车站，毛泽东走下车来，心里是一片茫然，真是足将行而踟蹰，因为他的口袋里又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没钱寸步难行。
这时他的肚子也饿了，人也乏了，他就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呆坐着，枯坐着，他脱了鞋，身子一歪，竟睡着了。
醒来时，一伸脚，坏了！鞋没了，被人偷了。
他下意识地望了望自己的那一双大脚，唯有苦笑。
仿佛是吉人自有天相。有一个人自他身边匆匆而过。毛泽东无意地瞄了他一眼，眼睛立时亮了。连忙喊了那人一声，那人随即站住了。
毛泽东遇见了一个熟识的同乡。
毛泽东向他借了钱，买了鞋，去上海的路费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到了上海，毛泽东与准备赴法的湖南学生们会合了。
一切安排妥当，一艘法国邮船已经泊在了上海港，不日即将启航。
可是，这时毛泽东却告诉大家，他决定留在国内，不去法国了。
大伙都觉得很意外，也颇不理解。想去年夏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从湖南出来到北京，费了那么多周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毛泽东是他们的头儿，这大半年来为赴法的事就数他操的心最多，出的力最大，怎么到头来反而是他打起了退堂鼓？
不去法国，并不是毛泽东的一时退缩，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他的想法是： “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他湖南师范的同窗周士钊的信中，对不出国的原因又作过解释：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和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看译本较原本快捷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从他的这封信中可知，毕竟这次去法国是个机会，何况自己也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了不致莽撞，毛泽东去找了两个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个是他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是他的老师后来到了北京的黎锦熙，另一个便是胡适。
胡适听了毛泽东谈的想法后，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其实胡适早在1914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非留学篇》，论述出国留学问题，他认为“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
赞同毛的想法(2)
胡适的理解和赞同，使毛泽东终于下了不去法国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