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伶伶 王一心
资历最浅但月薪最高(1)
很巧合的是，胡适的生日与北京大学的校庆是同一天，都是12月17日。这似乎注定他与北京大学有着一生的情缘。自称“北大人”的他，在此成得大名，在此作为领袖而引领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他跨入北大大门之始，即步入了辉煌之途。北大成就了他，反过来，北大因他而增色。
都说一个人仅有努力与能力是不能够称得上成功的，还需要有社会的赏识与承认。北大是胡适展示个人才华的平台，同时给了他为社会赏识和承认的环境。然而，他如何能登上这样的平台，如何能融入这样的环境？这就不能不提到蔡元培。对于胡适而言，蔡元培是伯乐，是他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一条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链很清晰地显示出胡适与蔡元培的结识。在这条关系链上，有一个人很重要，他就是上海亚东图书馆掌门人汪孟邹。
汪孟邹是胡适的同乡，两人一直有来往，即便胡适留美，也从未与汪孟邹失却联系。在胡适即将完成留美学业时，曾经写信给汪孟邹，托他在国内看看有无合适的工作。
得任北大教授，全凭蔡元培慧眼同时，汪孟邹又是陈独秀早年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的老朋友。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之初，四处邀稿，也托汪孟邹帮忙。在办刊业务上，两人也更多往来。
因汪孟邹的关系，陈独秀“结识”了远在美国的胡适。曾经五次留日、从来没有远游欧美，却又有着激进的西化论的陈独秀自始就对深受西方文明浸染的胡适充满关注，更在读了胡适的一些文章后，对之欣赏有加。从此，每期《新青年》，他都渴求胡适赐稿。胡适于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特别是《致独秀信论“八事”》一文后，胡、陈即“志同道合，乃成神交”了。正是在陈独秀的力促下，胡适写就了那篇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文学改良刍议》。
按照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经开始关注陈独秀这个人。他在《〈独秀文存〉序》中说： “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正是如此，当他于1917年1月4日正式就职北京大学校长而在随即进行的选聘新型人才工作中，很自然地接受了老朋友汤尔和的推荐，诚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在蔡元培就职校长仅仅九天之后，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与蔡校长相仿，他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延聘人才，而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胡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对于陈独秀所提及的胡适其人，蔡元培并非毫无所闻。早在1914年6月他旅居法国时，胡适、杨杏佛等留美学生曾经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刊《科学》杂志。蔡元培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还曾写信勉励。如果说那时他对胡适只是知其人而不识其人的话，那么此时在陈独秀大力推荐之下，又通读了胡适旧作《诗三百篇言字解》后，他对胡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他又听说新一期的《新青年》将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这篇文章据陈独秀说有可能在知识界引起震荡。
尽管胡适本身的才学似乎无可挑剔，但严格意义上说，蔡元培当机立断同意诚聘胡适，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对陈独秀的绝对信任，以为能够为陈独秀所钟情的才子，一定非等闲之辈。
说来又是一个巧合：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是属“兔”，只是分属三轮，也就是很规整的老、中、青三代。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三人在性格上可能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为人处事上有着许多共同点，也就可以解释了。
资历最浅但月薪最高(2)
接到陈独秀言辞恳切的来信，正托汪孟邹在国内找工作的胡适自然很兴奋。对于回国去北大执教，他看重的并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差事，更视其为几年来对国内高等教育问题思考的一次实践机会。早在1914年1月，他就曾撰写《非留学篇》一文，批评国人重留学而轻国内大学的垢病，主张“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一年以后，他在日记里，对大学教育问题，还专门以“国立大学之重要”为题详细记载道：
1915年2月20日
与英文教师亚丹先生谈，先生问： “中国有大学乎？”余无以对也。又问： “京师大学何如？”余以所闻对。……余告以近来所主张国立大学之方针（见《非留学篇》）。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二月廿一日）
由此看出，胡适对大学教育有着满腔抱负与期待。所以说，陈独秀的赏识与蔡元培的信任给了他施展的舞台。他当即应允。
蔡元培是1917年初就任的，胡适于当年7月才抵达上海。在这半年时间内，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所引起的文学革命的讨论在国内如火如荼，也因此使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在国内的名声日益渐长。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为蔡元培提供了“考察”胡适的机会，他由此更加断定胡适是一个人才，便不住去函催促他尽快归国。
回国回乡稍事休息后，胡适于新学期开学前的9月10日到达北京。此前一个星期，蔡元培已经迫不及待地签发了聘书，正式聘请胡适为北大文本科教授，足见此时他对胡适的个人能力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确有一双识人用人的慧眼。
两天后，即9月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胡适接风。这应该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尽管一只老“兔”和一只小“兔”年龄相差两个轮回，彼此却并不陌生也无疏离之感。交谈中，他俩很有共同语言与共同理想。这也就为他俩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与数十年的个人友谊提供了思想基础。
当时，北京大学人才济济，除了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等人，也有在辛亥革命前就曾与蔡元培在上海中国教育会等团体中共过事的两位战友： 理本科教授钟观光，文本科教授叶瀚。然而，与他们相比，蔡元培对初入北大又资历尚浅的胡适格外垂青，委以重任。初入北大，胡适负责三门课程： 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每周12课时。第二年起又担任中国名学、中国小说、英文高等修辞学、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的课程，跨科跨系，课时繁重。
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是蔡校长对他能力的信任的话，那么在教授们的月薪分配上，就更加清楚地看出蔡校长对他的“偏袒”。胡适的月薪初期是260银元，从第二个月起，即增加到280银元，为教授薪俸中最高。就连钟观光教授也不过240银元，而叶瀚只有140银元。
依照北大教员的薪俸分配标准，即授课时长、成绩、著述与发明、社会声望，胡适除了授课时长还算够份外，其他三项其实都比不上其他教授，特别是社会声望。如果说胡适因文学革命而在国内有点名气的话，那也只能算得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远谈不上声望。那么，蔡元培之所以如此，除了对胡适特别看重外，似乎别无其他理由。胡适日后在协助蔡元培改革北大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才能和卓越见识果然没有辜负蔡校长的信任。
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1)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谈到他就任校长一职的缘由：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我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亦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这也就是说，蔡元培入北大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整顿，或者说是改革。
反观胡适，他是抱着建立一个能与哈佛、牛津、康桥比肩的国家的大学的希望来到北大的，自然也是要整顿或改革的。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与蔡元培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
胡适虽然是孑然一身来到北大，但实际上，他的身后有一个以留美学生组成的智囊团。比如，他到北大不久，留美学生张奚若就曾写信给他，建议他“与蔡孑民先生及诸同事等，设法为北京大学设一大图书馆，以作造学基础”。胡适与他们的目标很一致，那就是一切西化而逐渐向北大输入西方著名大学的建设规模和管理模式。
蔡元培在接手北大之初，就已经为他将来的整顿确立了方向，那就是“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因而，他之所以有些不合情理地看重、倚重胡适，正因为胡适的西学背景和基本改革思路与他相契合。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整顿北大的一系列行动中，胡适与蔡元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也是因为如此，蔡元培甘心作为胡适身后强有力的后盾，不遗余力地支持、扶助和推动。
入北大不久，胡适就为蔡元培制定了北京大学未来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为了实现这一系列计划和规划，也为了早日将北大引向世界，他为提升北大英文师资力量而大量延聘教学能力强的外籍教员，又邀请他推崇的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与此同时，他在授课之余，充分利用演讲才能，然后写文章、作新诗、翻译外国小说，更积极倡导白话文。与其说他给北大输入了新思想新理念，不如说他将清新之风引入北大，使之一改腐败酸臭之气而充满生机。
对于胡适的这一系列活动，蔡元培充满赞许，也对胡适个人的才学充满欣赏。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 “胡适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适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初版封面1918年初，胡适倡办“成美学会”，目的是效古君子成人之美，资助热心向学却家境贫寒的学生，为此，他带头捐款。蔡元培积极响应，不仅个人出钱出力，还鉴于个人力量的有限而将之划归学校统一办理，责成由胡适等四教授修订该会章程。5月，蔡元培倡办“进德会”，目的是端正北大师生的道德风尚。他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胡适、陈独秀正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抨击旧礼教、倡导新道德的声援。
除此之外，胡适与蔡元培在“为学术而学术”、“文（言）白（话）之争”以及倡导妇女解放方面都保持着高度一致。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更因蔡元培概然作序极力举荐而得以出版并获大名。蔡元培用一个词对胡适作总结： “心灵手敏”。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胡、蔡二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亲密无间毫无二致，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就他俩的年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是毫不奇怪并大可理解的。
对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与陈独秀态度明确的正面评价不同，胡适从来没有任何说辞，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说”意味着“不接受”。因为他对蔡元培的“容新”是很赞赏的，说过这样的话： “当我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先生。蔡先生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显然，他只能接受蔡元培的“容新”，而不能理解他的“容旧”。可以这样说，他与蔡元培的一致也基于对“新”的追求上。
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2)
1919年3月，陈独秀被以“私德太坏”为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尽管蔡元培有心庇护，但无力阻挡校内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挥泪斩陈。反对派之所以如此逼迫蔡元培打压陈独秀，实则也想借此抑钳胡适，因为这两只“兔子”在北大仗着蔡元培的提携实在很招摇。但是，学究气浓重的胡适却没有意识到这点，将不满与怨气泼向蔡元培。不过，他并没有冲蔡元培直抒胸臆，而是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此事“造孽不浅”。
胡适对蔡元培的公开抱怨是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针对蔡元培的辞职之举。在他看来，蔡校长此时辞职，无疑是临危弃职。他不仅直接向蔡元培表达了此种态度，也在北大的教员会上公开坦陈。蔡元培为此特地致函胡适： “弟出京的时候有许多事，没有机会与先生接洽一番，累先生种种为难，实在抱歉得很。”从而舒缓了胡适的不满情绪。
早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以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出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目的，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计划五年内组织三千人赴法留学。他们认为，“欲输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西方为要图”，而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之国”。的确，法国当时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它率先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的实践，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1915年，他们又为提高在法华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提出“以工兼学”的主张。可惜的是，因袁世凯称帝，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流亡海外，留法勤工俭学计划暂时搁浅，直至1916年政局稳定后方重新实施。1917年，专门为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提供帮助和媒介的“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等人号召“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
对于此运动，胡适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他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1921年7月15日
……
“留法俭学”一个运动真是无意识的盲动，我起初即不赞成，只因为提倡的人如蔡先生，如吴稚晖先生，都是绝好的人，或不致太坏，故我不曾明白的反对此事。
当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等人创设勤工俭学运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工厂对华工的需求量很大。那时中国人到法国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价甚高，以此俭学绰绰有余。自“一战”以后，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工厂开工不足，又加上大量军人从战场上下来，也急于工作，对华工的需求急速萎缩。然而此时，国内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值高潮，学生情绪高涨，赴法者更是络绎不绝。到1920年底，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已近两千人。原先他们到法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进入中学或一些语言学校就读，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后因经济原因，大部分人无力维持学习费用，遂进入工厂做工以赚钱谋生。随着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物价飞涨，法郎不断贬值，失业人口倍增，别说华工，就连法国人自己都难觅工作。
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无法俭学，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有的学生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得不四处流浪，有的因病无钱医治而客死异国，更多的学生不得不挤住在“华侨协社”。因为人太多，房子不够，只能在院子里搭布篷，每个布篷里往往要挤进去几十人。
既然自找工作困难，学生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起初经费充足，也能满足勤工学生的要求，后因经费逐渐紧张，又被内部职员营私舞弊和贪污私吞，非但拒绝学生们的恳请，还认为他们做苦工的行为有辱国体，借口他们“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而主张将他们驱逐回国。
这时候，学生们将余下的一点希望寄托在会长蔡元培身上。谁知，蔡元培签署了两份通告，以“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为由，宣布“华法教育会……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同时宣布无论如何给学生们的维持费只再维持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全部截止。
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3)
这两份通告无异完全打碎了学生们的希望，故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认为当初是受到华法教育会的蛊惑而不惜千辛万苦来到法国，如今却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在绝望之际，他们自然无法如“通告”中所云“谅解本会无源源而来之底款之苦衷”，转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申诉。北洋政府接到公使馆的电呈后，复电称： 国务会议议决，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自此，勤工俭学学生与华法教育会、公使馆、北洋政府的矛盾终于激化。
胡适1921年7月15日的那篇日记，就是在获悉此事后的有感而发。从他的日记里可知，早在前一年勤工俭学运动矛盾初现时，他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曾经收集了有关资料。他这样写道：
去年留法俭学的黑幕已揭穿了，我才动手收集材料，想引起大家注意此事的非计；蔡先生听见此事，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做成此文时先给他一看，然后发表。我答应了他，但不久我就病了，文章竟不曾做；况且蔡先生又往欧洲去了，既不能先给他看了再发表，我索性不做了。后来蔡先生在欧洲，也竟无法可挽救这许多学生，他大概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方才有那个“断绝经济关系”的宣告。这种不成办法的办法，自然不能有好结果。此事终当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从此篇日记中不但可以看出胡适对勤工俭学运动的态度，更能看出他与蔡元培的关系： 他是反对该运动的，但因为在他眼里，蔡先生是个好人，所以他即使不赞成，也没有公开泼冷水；在勤工俭学的学生看来，蔡元培签署的“通告”无疑是彻底斩断了他们在法国的生路，而胡适则站在理解宽容的角度，认为蔡元培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他不认为这样决绝是个好办法，也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站在蔡元培的立场对他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胡适对蔡元培是信任的、尊敬的，哪怕在某些方面并不认同蔡元培的观点。
不满学潮风波(1)
胡适日记里集中出现“蔡元培”的名字以及北大，是在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间，也是他在北大执教第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两年。实际上，自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间，蔡元培并不在北大，而是在欧美访问。于是，离开蔡元培的庇护和支持，胡适在此期间在北大沉寂了很多。在不少事情上，特别是在学界罢教风潮中，他说话的分量也打了折扣，足见他之所以能在北大立稳站住，很大程度仰仗于蔡元培的提携。
蔡元培与胡适一样，力主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因为如此，他招致守旧势力的打压和排挤，不得已之下，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欧美。他走后不久，北京学界“为饭碗问题”（陈独秀语）而掀起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发生教员罢教“索薪”，甚至还造成流血。
胡适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学潮中的一次惨剧：
1921年6月3日
是日北京学潮忽演出一种惨剧，真是不幸的事。……
当教职员到部（指教育部——引者注）时，原不曾料到学生几百人也会退到教育部来。夷初（指马叙伦——引者注）先生见这个示威的好机会，岂肯放过？他在大会场用传声筒演说，主张请马次长（指教育次长马邻翼——引者注）领我们同去总统府请愿。这时候，即有人大喊： “不要让次长跑了！”后来他们便簇拥马次长出门。到新华门时，夷初大概以为兵士不致行凶，又挟有马次长，故首先冲入。后来卫兵知教育次长亦在被打的人之中，就把他抢进去，夷初不肯放手，故受伤甚重。后夷初血流满面，犹直立大骂： “你们为什么不要脸，都跑了！既怕打，何必来！……”
对于为“索薪”而罢课罢教，胡适很不赞成，但像他这样的反对派占少数，少数服从多数，他只能服从。而他在失却了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后更加势单力薄，只能眼见局势越变越糟，却也无力扭转，索性避开忙着去做学问并陪杜威四处讲学。于是在日记里，他似乎一直忍而未发。直到“惨剧”发生一个月、他在接到陈独秀的一篇“斥责”信后，才敞开胸怀，在日记里好好宣泄了一下：
1921年7月7日
仲甫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三孟、抚五、我，——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十月十日——国庆日。那时我在山西，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马叙伦等——已在进行了。到十二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全权与政府交涉，但无全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四月三十日之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一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六三”以后，更糟极了。
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其实并不是胡适甘心“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而是他阻挡不了。尽管他没明说，但也可知他此时急盼蔡元培回国重新坐镇北大的迫切心情。所以，当9月份蔡元培回京后，胡适立即前往探望。
1921年9月18日
洗浴。自浴堂打电话到蔡孑民先生家中。问知蔡先生已于早十一时到京，就约定时间去看他。四时半，到他家。蔡先生精神甚健，虽新遭两件大不幸的事——死了夫人与令弟——而壮气不少减退，甚可喜。小停，孟馀也来，我们谈很久。
不仅如此，胡适更在随后的几日内，数登蔡门，与蔡元培高谈阔论北大教育问题：
1921年9月19日
七时，到蔡先生家……我谈大学进行事，决定“破釜沉舟”的干去。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是夜商定： （1）图书募捐事； （2） 主任改选事； （3） 教务长改选事； （4） 减政事； （5） 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不满学潮风波(2)
散会时，已十点半了。
1921年9月25日
与蔡先生谈大学改良事，他要我写出来。我回家后，即写了一封详信给他。……
1921年9月26日
三时，与蔡先生同到他家谈话。他很赞成我给他的信，他批了几句话，要我带去提出今天的教务会议。
看得出来，此时的胡适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有要干一番事业的气势，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气势，不仅是受到蔡元培“壮气不少减退”的感染，也是因为身后又有了蔡元培的支持而重燃起了信心。
其实早在这年的5月间，胡适在北大校舍遭遇了一次火劫后提议： “为免除北大图书馆危险起见，将本校教职员本年四月份应得薪俸，凡每人每月在六十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其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但是自此以后，我们在他的日记里未见此项工作的进行状况。就在蔡元培回京前一个月，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函告胡适，说“教职员饭钱不知在哪里，还管什么图书馆”。或许在胡适看来，是否能募捐成功，并不在于教职员是否有饭钱，而在于领导人是否有此决心。正在这时，蔡元培回来了。于是，胡适又有了些信心，重提“图书募捐事”。
至于“教务长改选事”，胡适在随后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
1921年9月23日
六时，大学选举教务长，孟馀当选。前夜蔡宅商议时，孟馀力辞连任，故他们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诚意，但我也不曾力辞。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今日举我的票数少于那夜的人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适宜。举出后，他推辞不肯连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驳他，劝他不要辞了。
胡适所说的“他们”不知是指哪些人。显然，“他们”推举胡适任教务长并非心甘情愿，按照胡适的说法，可能隐含着某种“把戏”。但是，“他们”又为何要公开推举胡适，却又在投票时放弃？难道是做给蔡元培看？
尽管胡适未能当选教务长，但他对改良北大教育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在日记里所说的为此给蔡元培写的一封信，洋洋数千言，既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北大存在的问题，也在“预科改良问题”、“非试验班的预科新生办法”等问题上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蔡元培对此信的批语是： “胡先生提议各条，元培均甚赞同，惟进行程序须经教务会议议定，请提出为幸。”
蔡元培的批语显出他处事的严谨。在议定会议上，胡适的“延长一学期”的建议被否定，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建议是可笑的。胡适的“预科改良计划”被几个人肯定，也被另外几个人否定，最后讨论出一个“办一个带试验性质的班，办法另定”的办法。实际上也就是搁置了胡适的建议。对于这一天的议定会，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9月26日
这一天的会，把我气的难受！从前蔡先生在校时，向无此种怪现状。
这样的感叹也透出胡适无限的失望。蔡元培虽然回来了，整顿改革教育的思想也没有变，但是，他面临的已不再是原先的环境。矛盾、斗争日益尖锐，他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不要说胡适的提议屡被否决，就是蔡元培自己，威信和能量也在递减。也正因为如此，胡、蔡二人似乎更紧密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面对反对派的压力，也共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平息“讲义费风潮”(1)
1922年3月15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通过决议： 次日停课一天，在美术学校开八校大会。同时，有人提议： 提前放春假七天，若政府仍不发经费，则提前放暑假。对此，胡适大加反对。
但是，在4月9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仍然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胡适颇为恼火，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蔡元培在会上态度坚决，演讲时义正辞严。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4月11日
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 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各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蔡先生此举极可使人佩服。我曾说，去年三月十二日的大会，我少说了几句话，不曾反对罢课，遂酿成三四个月的罢课。一年以来，良心上的负咎，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了。此次蔡先生此举，使我更觉得我的懊悔是不错的。
一直对上一年的罢课罢教进而酿成“六三”惨案而自责的胡适，如今与蔡元培并肩努力，终于制止了又一次的罢课行动，多少消融了他一直以来积在心中的块垒。在外人看来，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反应激烈，是受了胡适的“挑唆”。上海《申报》在一篇报道中就直接用了“蛊惑”这么一个词，说“蔡元培之孤行，系为胡适所蛊惑”。对此，胡适在日记里说：
1922年4月17日
……
我看了大笑。他们未免太看轻蔡孑民而过奖胡适之了！蔡先生此举，完全出于自动。当日我在天津，至十日始归，事前全不曾与闻，但我一年来屡次表示反对罢课，故旁人以为此次亦是我的主动了。
胡适当然不会承认他在“挑唆”或“蛊惑”蔡元培，然而实际上，他的建议、提议，蔡元培无一不积极支持。至少在表面上看，他对蔡元培的影响还是有的。蔡元培看重胡适、倚重胡适，不仅不同意胡适辞去北大教授一职，更力主胡适接任北大教务长兼文科学长一职。
这年的10月3日，北大召开评议会。在论及教授兼任他校教课钟点的限制时，身为教务长的胡适提议“不得过本校授课钟点的二分之一”，后经修正为“不得过六小时”。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有些人的反对。胡适不免与他人有些争论。这时，蔡元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涨红着脸很有些怒气地大声说： “评议会到了今天，不能再反对这件事了。你们要反对，应该在去年三四月间反对。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我们怎样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教授呢？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该以私人资格发言！”
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
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他实在是看不过贺之才一类的人，故不知不觉的发怒了。后来此案付表决，只有两人不举手。蔡先生事后似悔他的发怒，故后来说话非常和气。
有了以上的风波，接下来胡适又提的议案“新组织新建筑金募款委员会，即日开始募款，悬额40万元，为下列三项之用： （1） 图书馆； （2） 大讲堂； （3） 宿舍”得以顺利通过。
如果又有人由此说蔡元培受了胡适的“蛊惑”，似乎可以理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他二人都是一唱一和的，特别是胡适对蔡元培的一些做法和思想有不太认同的地方。比如，6月上旬，胡适在报纸上看到蔡元培等十余人将电催黎元洪到京主持大政的消息，便很反对，特意给蔡元培去信劝其不要发电。蔡元培在回复中说： “催黎来京，我也觉得无谓。但因各方面催促，已提交各校签名，万一名签毕而黎已来，可作罢论，否则不能不发。”见此，胡适也不再说什么了。
平息“讲义费风潮”(2)
10月份的“评议会”开过后不几天，胡适去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8日那天，他忽然接到北大教务处电报： “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他大惊，赶紧收拾行囊返京。
一直以来，蔡元培都在和北京其他七所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一道为争取教育经费而与政府抗争。与此同时，他在北大校内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其中“向学生征收讲义费”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17日、18日两天，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蔡元培苦苦解释，无效。学生们意欲以“罢课”相挟，一向以温和示人的蔡元培大怒，愤而辞职，避走西山。随后，其他行政人员也纷纷辞职，校务几乎瘫痪。
胡适的头脑很冷静，他返回北大后，并没有盲目地站在蔡元培一边斥责学生。他虽身为教务长——学校一方的代表，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讲义费”矛盾。他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主持教务、总务联席会，又会见学生代表，还亲自参加学生干事会。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10月20日
学生干事杨廉、来焕文、黄日葵、张维周等来见，我又告诉他们，“大学的危机，悬于一发；此一条若不能执行，则大学必致破坏不可收拾。大学只有此一条生路，而这一条生路全在你们的身上。”他们也明白此意了，遂在教务长室谈话，讨论办法。
1922年10月21日
八时半，学生干事会开会，我出席演说，指出现在是大学存亡的问题，大学的存亡现在全悬一条很窄的小路上，教务会议的布告的第三条，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实行的了。他们对我这个意思，似乎能谅解了。
他所说的“布告第三条”，指的是北大评议会就“讲义费风潮”而通过的决议中的第三条，即： 查此次暴动时，大部分之学生照常上课，显系少数人借端捣乱。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本校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对此，学生们起初也是抵触的，在胡适的调停下，总算是接受了。
从表面上看，胡适与蔡元培对待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 胡适温和，蔡元培强硬；胡适和颜悦色，蔡元培针锋相对。但是，胡适也并非毫无原则： 他维护了学校权威，也对为首的闹事学生毫不心软。
1922年10月22日
因此次暴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来；他是山东人，世界语学会的干事，是一个无政府党。他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但到了末了，他要求我准他回校作旁听生！我劝他作好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
可以看出，相对于蔡元培而言，胡适似乎更具政治家风范。
胡、蔡二人在处理学生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蔡元培和蒋梦麟等人一直以为学生之所以闹事是因为受到校外某些人的指使；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很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1922年10月23日
到六味斋，蔡先生邀吃饭。席上是梦麟……诸人，都是辞职的。蔡先生劝他们一齐复职，因为今天下午四时评议会（我没有到）认学生签名为满意，推举代表五人去请校长复职，校长已允了。
我主张学生应组织自治会，以各班代表为众议院……梦麟反对此议，怕学生被人利用，又怕学生捣乱。……这种心理，我真不懂得。
他们总相信此次风潮有外人煽动： 有疑杨度的，有疑高师或法专的。我最反对这种“疑心生暗鬼”的话。今晚席上，他们又谈及此话。我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蔡先生说，“有人报告，当日（十九日）操场分队表决时，反对挽留校长的一派只有七八十人，其中多有大家不认得的人，有认得其中有高师学生的。又开会时，有学生裤腿上有长线的，有人问他在哪一系，那人竟不知什么叫做‘系’。除非这种报告不可靠，我们就不得不疑心了。”
平息“讲义费风潮”(3)
我说，第一要问报告的人是否可靠。第二，学生不认得本校同学，是平常的事；昨日冯省三在我家，而学生干事会代表汪翰等竟不认得他。第三，裤腿上有线，那也许是穷学生穿着中学时代的制服。总之，这种证据是不充分的，我们不当轻信这种谣言，以自宽解。
尽管胡适与蔡元培在某些方面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是蔡元培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也是因为蔡元培的提携和支持，他的事业才一步步走向辉煌，因而无论如何，他对蔡元培都是心存感激和万分敬重的。
有人说，胡适的事业常随蔡元培而转移。以往不论，就在“讲义费风潮”过去仅仅两个月之后，在12月17日，即胡适生日的那天，在北大校庆会上，蔡元培提出辞呈，胡适也以身体有病为由告假一年。
“挑唆”和“蛊惑”(1)
胡适与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是在1927年的上海。这年10月，在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提议下，“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正式成立。就任院长的蔡元培自然是要诚邀胡适加盟的。胡适辞谢的理由有二： 不赞同劳动大学的设立，不能附和“党化教育”。然而，蔡元培一再坚持，胡适勉强答应了。在大学院，他除了担任大学委员会委员外，还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和译名统一委员会筹备委员。
当初，胡适在拒绝蔡元培的邀请而给蔡写的一封信中，说： “我是爱说老实话的人，先生若放我在会里，必致有争论，必致发生意见……大学院里少一个捣乱分子，添一点圆融和详之气象，岂非好事？”他在大学院就任不久，果然就因说老实话而成了“捣乱分子”，甚至被斥为“反革命”。
1928年5月，随着北伐军逼近北京，已经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的原北京大学的复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人士的关注焦点。尽管有人以为蔡元培、蒋梦麟等原“北大人”重回北大是必然的，但其他各派也对北大校长一职虎视眈眈，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胡适在日记里的记载充满讽刺和嘲弄：
1928年5月23日
□□□来谈一件事，使我大笑。
前天南京宣传北京已攻下了，有一位教育大家信以为真，立刻搭车来上海，准备乘船赶到天津，预备在冯大将军的庇护之下接收京师大学，做八校的总长。他到了上海，才知道那天的消息不确，所以至今还逗留在上海。
他知道冯是不喜欢蒋梦麟的，但他却愁蔡先生自兼北大校长，而派代表去办。他说，“万不得已，只好抢清华。”
哈哈，他们在冯大将军幕下吃每月六元六角的粮，所为何来？为的是“有大欲存焉”，将来打到北京时可以大大的得意一番！果然这种急色相都露出来了。将来抢饭碗打破头的事还多着呢。我们瞧着罢。
在胡适日记里，经常会有批评某人却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也许是为了将来日记公开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吧，也显出他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这篇日记中提到的“一位教育大家”，有人推测可能指李石曾。因为在实力上能够与蔡元培、蒋梦麟相拼的也只有他了，特别是在政治地位上。
看胡适的日记，可以知道他是很不喜欢又很看不起李石曾这个人的：
1930年2月9日
……
此人（指李石曾——引者注）毫无常识，毫无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岂非一大怪事！
我第一次见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见他，便同他作对（为里昂大学、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真是引狼入室。
图为张静江（中坐者）与蔡元培（右一）、诸民谊（右二）、李石曾（右三）、汪静卫（右四）等人的合影因此，胡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站在李石曾一边而支持他入主北大的。6月7日，蔡元培以大学院名义呈报国民党政府，请求恢复北京大学之名，并任命新校长。次日，国民党政府常务委员开会讨论时，与会者表示赞同恢复北大旧名，校长请蔡元培兼任。但是，与李石曾同属一派的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易培基提议： 北京大学改名“中华大学”，校长由蔡元培担任，在他未到任之前，由李石曾代理。李派势力正处上升期，易培基的提案自然很顺利地通过了。
在大学院的四位元老中，张静江、吴稚晖是站在李石曾一边的，蔡元培显得很孤立。蔡知道他的处境，也清楚李石曾的真实目的。在随后召开的大学委员会会议上，他说北大可以改名“中华大学”，但他不愿意就任中华大学校长一职，而请会议推李石曾为校长。
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北京大学更名以及校长人选统统表示反对，而且态度激烈强硬，免不了与张静江之侄、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以及吴稚晖等人发生争执。双方甚至差一点就要拍桌子大骂了，一度恶言相向。
“挑唆”和“蛊惑”(2)
关于这场争执，胡适在日记里有详细记述：
1928年6月15日
饭后去开会……
我起立说： （1） 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 （2） 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
风云大起了。
张乃燕起来说： 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适宜。
吴稚晖起来说了半点钟，说明北大之名宜废，李石曾是“天与之，人归之”。……
他说，石曾先生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但近几年来的举动，他也不满意，但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但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之外，还有谁人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易培基起来说，他竟不知道石曾先生对适之先生有什么恶感。他有两次听见旁人攻击适之先生，石曾先生都力为辩护。……
张仲苏也起来说，他认为李先生的道德学问为最适宜。
我起来说，“我绝对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四十人，我自己也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
易培基又起来说，“我们都知道蔡先生不能离开南京，故不提出他，我们也谈论到适之先生，但我们都觉得李先生为第一适宜，胡先生为第二适宜。”
稚晖先生又有长演说，说我不应该要用蔡先生去牵制李先生。他说，石曾用人有时很不当，但有时也很不坏。……
他又再三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