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了，说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他直跳起来说，“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我说，“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他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本来就是反革命！……”
……
吵着吵着，吴稚晖就将话题扯远了。
胡适原本并不清楚吴稚晖何以会有这么大的火气，直到会后，他看了吴稚晖扔给他的几张电报后，才恍然。在日记中，他继续写道：
会完之后，稚晖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在我面前，说，“哪，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我打开看时，都是石曾给静江、寅村（即易培基——引者注）的电报，一封说： 中华大学校长事，须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柽章、书华、子昇三人接收中华大学。一封说： 加派沈尹默接收。
电文中全不提大学院与蔡先生。我说： “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大概稚晖也不很满意这件事，所以他屡次说，“平时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了有争论时，我总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边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的。”这是什么话！他还能说“蜀洛相争”的话吗？大概稚晖想今天把石曾正式通过，做到“共和的”、“揖让的”的面子，却不料我这个笨人毁了这一团雍容和睦的空气也！
从胡适的这一长篇日记中很清楚地看出，当时在会上，唯有胡适是蔡元培的支持者，而他和蔡元培显然不是李石曾派的对手，双方势力似乎相差很大。在这场争斗中，他们败下阵来。如果胡适了解李石曾的身后有着国民党主要当政者的大力支持，他或许就不会用鸡蛋去碰石头了。所以，蔡元培事后对胡适感叹： 社会太复杂了，他应付不了。
会后次日，胡适即提出辞去大学院的职务，而且态度坚决。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口气强硬地说： “千万望先生允许。倘先生不允许，我也只好自己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了。”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既便如此，蔡元培也没有立即应允，因为他自己还在大学院院长的职位上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蔡元培接受了胡适的辞职，随即，他也辞职了。他俩又一次共同进退，显出他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被“民盟”开除了(1)
重返北大时，胡适恰逢虚岁40岁生日。那天，也是北大校庆日。北大师生和北平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为他祝寿，也欢迎他回到北大。
这个时候的北大，代理校长是蒋梦麟，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作为当年蔡元培的左右手，胡适与蒋梦麟立志要复兴北大，而复兴的基础是经济。于是，胡适又得倚仗蔡元培了。
实际上，胡适与蔡元培自从上海分手后始终书信往来频繁。二人同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有更多的公务联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专门负责管理支配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蔡元培是该会董事长，蒋梦麟是副董事长，胡适任名誉秘书。
为筹措办学经费，胡适到京仅一个月后又返上海参加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在1931年1月上旬的连续几天，胡适的日记里都有此记录，如：
1931年1月9日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到会者有……蔡元培与我，共九人。
是日所议事，最重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
晚间蔡先生请各董事吃饭……
1931年1月10日
晚上拟发表北大补助案之谈话稿子。写成已近两点了。
胡适所说的“稿子”，实指他在9日那天常会上的谈话。会议根据他拟订的计划，决定： “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此事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作为董事长的蔡元培从中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一直以来，在外人眼里，胡适与蔡元培之间几乎没有分歧而总是态度一致。然而，1933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俩的“决裂”。
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在上海和北平成立。这个组织本就是在上海的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的，蔡元培自然是上海会的副主席（主席宋庆龄）。胡适、蒋梦麟等人是北平会的负责人。
北平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即招致北平市国民党党部的斥责，指其“既不遵照中央法令办理，又不于开会前通知本会及当地政府请求许可”，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胡适反驳，强调合法。远在上海的蔡元培也同时对外宣称，在精神上无条件地支持胡适。这个时候，胡适与蔡元培一北一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但是，北平的同盟会与上海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胡适参加同盟会的初衷与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宋庆龄等人是不同的。他更注重法律问题，所以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强调： “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遵守法律，一面又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和别人的法定权利。”而上海同盟会更关注解决政治问题。
当上海同盟会提出“应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时，并没有得到以胡适为首的北平同盟会的积极响应，他甚至直言反对此做法，说“民权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按照法律处理”。
胡适在3月4日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报，题目是“沪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就这样，胡适被开除了同盟会会籍。
对被开除本身，胡适并没有太多怨言，只是他对蔡元培甚是不满。因为在开除他会籍的文件上不仅有主席宋庆龄的签名，也有副主席蔡元培的签名。这不仅被外人认为是胡适、蔡元培反目的开始，也让胡适感觉难堪。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1933年3月4日
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
不仅如此，他又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直抒内心愤懑： “……所耿耿不能放心者，先生被这班妄人所包围，将来真不知如何得了呵！”
被“民盟”开除了(2)
数日后，胡适接到蔡元培的回信。读了此信，他对蔡元培的不满全然消退。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3年3月21日
蔡先生来一信，读之甚慰。
蔡元培在信中说： “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原来实际上，蔡元培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只是似乎有难言之隐而上下不是、左右为难。
从中可看出他俩虽然在很多时候总是共同进退，但总的说来，胡适更为主动，而蔡元培稍显被动；胡适更为积极，蔡元培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稍显畏缩；胡适敢说敢干，蔡元培顾虑似多。
胡适对蔡元培的尊重也表现在当他获悉了蔡元培的真实想法后，听任外界对他俩关系的闲言碎语，未将蔡元培给他的信公开以示自己的正确，而是将其深藏以维护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形象和威信。
如果说共同参加同盟会是胡适和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的话，那么，这次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合作。
胡适与蔡元培分属两代人，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都有不同，性格为人和处事方式也存在差异，那么，他俩又缘何能够亲密合作十多年，私人友谊更是维持了数十年？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因病去世，次日，正在美国的胡适得悉消息后，立即展开日记本。从他在日记里对蔡元培这个人所作的总结，似乎可以找到些许答案。
1940年3月6日
到家才知道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1867—1940）。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蔡元培去世后第六年，胡适继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会忘记他与北大结缘是因为蔡元培。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对北大都是充满感情的，即便后来离开大陆身在海外，他仍然心系北大，甚至在他临终前的遗嘱中，也不忘将当年匆忙离京未得带走而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图书和文件悉数遗赠给北大。他去世后，他的身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自1928年6月始，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他去世。其间，胡适为他出谋划策，诸多建议提案被蔡元培采纳。此时，胡适虽不是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但因为蔡元培而始终关注着研究院的发展。1958年4月8日，胡适自美返台就任研究院院长，直到四年后去世。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1)
1921年7月中旬，胡适离开北京，乘火车到上海去。此前一段时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多次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同意接替他就任该所所长，可因胡适不愿放弃北大教职，高梦旦退而求其次，请胡适南来，到所里看看，说是帮他们出出主意，“替他们做一个改良的计划书”。其实还是指望胡适到实地考察后能动心。
胡适趁着北京大学放暑假，到商务印书馆待了一段时间，与馆所高层聚商，又参与馆所一些会议，虽然他仍主意不改，却也不能不为高梦旦等人的诚意所打动，努力寻思物色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以使自己心安地脱身，可是他“一时实想不出人来”。这个时候他“去访马寅初，谈甚久”。
马寅初年长胡适九岁，早胡适四年赴美留学，是胡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不过在胡适入哥大的前一年就毕业了。又在胡适毕业回国入北京大学的前一年，做了北大法科经济门的教授，这样两人成了同事。
一年前，马寅初向北大请假一年，应邀赴上海、杭州考察经济，同时兼做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讲师，此时还有一个浙江兴业银行顾问的头衔。
胡适访马寅初，固然是老同事异地欢聚，所谈也几乎不可能不涉及编译所所长人选。两天后马寅初请胡适吃饭，在座的有郭秉文等人，郭就动员胡适留在商务。
胡适在上海，还惦记着北京大学招考的事，8月10日那天到兴业商行去找马寅初未遇，去见过一个朋友后，再去找，这回见着了，只是为了谈招考的事情。胡适是想请马寅初担任招考事，可是不知为何，马寅初却没有答应。胡适只有自己干了：
1921年8月17日（星期三）
今日为北大考生报名的最后一日，又是江苏省教育会开大会的日子，我本答应教育会中人说，今日我们大学定有人来管报名的事。不料北大派来的徐之杰到今早还没有来。我只得自己去到教育会办报名的事，自上午八时至下午七时，报名的凡五十二人，又拟了几张布告，排定了体格检查的次序，作详函与牛医生。到晚十时始完。
郑铁如昨日从汕头来，本拟今早北上带家眷南下，到车站始知津浦铁路被水冲坏了，断了二十多里。他到教育会来看我，我留他在上海帮忙，他答应了。
1921年8月20日（星期六）
七点半，到仁和里，与铁如同到第二师范。昨夜终夜大雨，又大风，路上树木有许多被吹倒的。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九时开考，上午考国文，下午考外国文，到考的一百零四人。
1921年8月21日（星期日）
八时到第二师范，门外自昨日已水深二尺余，马车轮的大半没在水中。九时十分开考。今日考至下午六时，各科都完。……此次幸有铁如在此，否则很不容易办了。
胡适在日记里并没有因马寅初不肯帮忙有一字怪他。考完第二天，胡适以北大名义公宴招待帮忙招考的十多个人（实到五六人），也请了他的好友任光和马寅初。
从胡适日记中看他与马寅初的关系，胡适入北大的最初两年里，两人很少往来，因为直到1919年11月，马寅初的名字才首次在胡适的日记中出现。而在此后半年时间内，他们往来也只三次，一次打牌，两次交谈，似乎还停留在君子之交的水平上。而1922年为北大教务长人选，胡适与马寅初的关系经受了一次考验，有马寅初传记说马寅初战胜胡适当选为北大教务长，胡适在日记中对此有段记载：
1922年7月3日（星期一）
……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结果为星枢与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举寅初。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2)
胡适一味怪罪沈尹默，但从开始增加政治、经济两系主任候选，到最后投了关键的一票，都显示了蔡元培明确的倾向，如果将蔡元培的取向全都归因于沈尹默的“诡计”，也未免太看低了蔡元培的智商。以胡适的智商，也未必不知蔡元培一己的态度，只是不愿埋怨蔡元培，又痛恨沈尹默，这才将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儿全丢在沈尹默身上了。
不论事情的是与非，显然这件事并未对胡适与马寅初的关系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过后倒是在胡适的日记里见着了他与马寅初不只一次同游公园的记载，而且似乎只有密友之间才会谈的话题也出现了：
1922年8月10日（星期四）
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我自七月十四日游公园，至今四星期了。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胡适所记应当不是臆测，如此隐秘的床笫之事，外人无论如何是猜不准的。
马寅初的确有两位妻子。发妻叫张团妹，后改名张桂君，与马寅初同庚，20岁那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马寅初。在他们结婚16年后，刚入北京大学做了教授不久、36岁的马寅初又在家乡娶了年方14岁的少女王仲贞。这在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校园，在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身上，都是一桩颇为稀罕的事情，不由人不好奇。胡适难免询问。
马寅初洗冷水浴的习惯也确有其事。他1906年获北洋政府官费留学美国，入耶鲁大学矿冶系，一年后改学经济学。在耶鲁大学，游泳是必修课，校方规定，即便各门功课都是优等，不会游泳者不能毕业。在耶鲁的冷水浴室，马寅初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医生，得知冷水浴是锻炼身体的极好方式，从此常年以冷水沐浴。
胡适自1922年8月29日记当日应马寅初之邀吃午饭，之后数年，马寅初的名字都未在他的日记中出现，直到1928年，也不曾见面。虽不见面，还是注意着的。
1928年5月18日（星期五）
晚上到雪艇处吃饭，有皮皓白、吴稚晖、朱骝先。……
我同稚晖先生自从去年蒋介石婚礼那天一见之后，直到今天始得再见。……
他对于鸦片烟公卖的事，也表示反对。我借此力劝他作有力的反对，并劝骝先（浙江民政厅厅长）援助马寅初的主张，在浙江省内严禁。
此时的马寅初，身份已变为浙江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委员会主席，他在一年前接受其好友、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邀请南下任职，辞去了北京大学教授职务，与胡适不再是同事了。
胡适在1930年4月30日，把吴稚晖、杨杏佛日前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招待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的会上发表的演讲夹在日记里，因为吴、杨二人的演讲都涉及了胡适，并且都是批评。吴稚晖说： “胡适之先生说知难行易不对，却是他的大错。他偏偏主张甚么‘知难行亦不易’来，这不过是固执他的粗浅的见解罢了。”杨杏佛在演讲中，则将马寅初与胡适联系到了一起，说胡适“一跑到俄国，又谈起共产主义是如何的好。马寅初先生看见他谈起共产来了，急得了不得，请徐志摩先生做文章来反对，那知道胡先生头天谈共产，第二天就不谈共产了”。不知此出处是哪里。
此后在胡适的日记中，马寅初的名字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931年7月28日，胡适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出席人名单”夹在当日的日记里，共40人，胡适与马寅初名列其中。
另一次是同年11月12日，日记里夹的是“财委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那是国民政府为“审查国库各项收支，实行财政公开”，设立财政委员会，以行政院长为委员长，委员由政府人员及金融界、工商业、经济学者暨有经验的专家组成，“学者”一栏共五人，胡适与马寅初名列其中。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有对“财委会”的冷嘲热讽，连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发来电报要他参加第一次会议，他也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3)
这两篇日记，除了名单之外，并无言及马寅初一字。而且在此后胡适30年的日记生涯中，马寅初的名字彻底消失了。
“二十年不谈政治”(1)
提及胡适，不能不提《新青年》；提及《新青年》，又不能不提陈独秀。《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就是由《新青年》率先向外推广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自此发端。因此，胡适由衷地说： “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陈独秀因此力荐胡适入北大任教授。因此，陈独秀对于胡适，又多了份知遇之恩。这份恩，胡适注定是要报答的。
随着陈独秀、胡适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教授而先后进京，《新青年》也从上海移至北京。从1918年第四卷起，《新青年》开始由同人轮流编辑，陈独秀、胡适自然是主要编辑人，其他还有李大钊、钱玄同等，主要撰稿人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
《新青年》创刊初期是不谈政治的。编辑部曾经约定的基本方针就是： 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这个基本方针的确立，正是基于胡适所首倡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处世思想。然而很快地，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意识到知识分子完全脱离政治而空谈学术是错误的。于是，自李大钊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新青年》逐渐政治化了。这引起不热衷政治的其他同人的不满。为了缓和矛盾，也为了更加畅快淋漓地谈论政治，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刊《每周评论》。
报知遇之恩，四救陈独秀严格算起来，胡适与陈独秀志同道合的时间极为短暂。自陈独秀迷恋上政治后，便与胡适有了分歧。在新创办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文章。看了这些文章，胡适不仅惊呼： “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这时候，他对陈独秀以及《新青年》未来的走向，产生了些许担心。
陈独秀的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实际上吹响了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号角。当运动到来时，胡适正在上海陪同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他接到陈独秀兴致高昂的有关运动消息的通报函时，大不以为然。在很多年以后，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这样评价五四运动：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因此，胡适对运动而造成的学生罢课行为非常痛恨，他一再要求学生复课。眼见复课不成，他又主张将北大迁到上海以避运动浪潮，并发起征求意见签名。陈独秀对胡适的行为也恼怒异常，却又碍于两人的私交而不便直言，只能痛责在征求意见书上签名的激进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算是做给胡适看。
从这件事上已可看出，胡适和陈独秀终究是要各行其道的。
即便新创办了《每周评论》，《新青年》仍然朝政治大步迈进。1919年5月的六卷第五号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次年的七卷第六号上又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面对《新青年》由原先的侧重思想文艺而高度政治化，原编辑人和主要撰稿人选择离开和很少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新青年》又回归由陈独秀单独编辑。随着陈独秀离开北大去了上海，《新青年》又重新回到了它的“出生地”。
胡适也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文章，但也仅限于文论而不涉及政治。他给《新青年》的稿子也日渐减少，因为他对《新青年》的政治化也有怨言，特别是他眼见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回上海后，将《新青年》交由共产主义者李汉俊等人负责编辑而使《新青年》几乎完全成为宣传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颇为不满。
不仅如此，此时的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因此，在胡适看来，《新青年》的转变，多少是受了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他在《口述自传》中曾经这样说： “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二十年不谈政治”(2)
然而，胡适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对《新青年》的政治化有抵触，但他对陈独秀这个人还存有一份感激；胡适性情温和，但又很讲原则。于是，他很想公然反对，却又顾虑重重。
1920年12月6日，胡适收到陈独秀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陈独秀在信中承认《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是过于浓重了，表示愿意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北京同人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胡适抓住这次机会，在回信中直言：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同时，他给陈独秀提出三个解决办法： 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第二，《新青年》移回北京，发表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第三，胡适转述了陶孟和的建议，即《新青年》既然已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胡适本人倾向于前两个办法，而并不主张《新青年》停办。
胡适没有想到他的信引起陈独秀的误解。陈独秀以为自《新青年》“起家”的胡适功成名就后又力主停办《新青年》。为了消除误会，胡适又退让一步，取消第一、三条办法，只取第二条，甚至将第二条的“不谈政治”也不谈了。
最终，《新青年》还是没有回到北京。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实在太少了，你们作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显然，他对胡适还是有些怨气的。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走到一起，却又因《新青年》分道扬镳。究其原因，很简单，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调和造成的。
大骂法国人“不要脸”(1)
尽管在政治倾向上，胡适与陈独秀是有分歧的，但是，胡适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记恩的人。因而，他与陈独秀始终保持着一份友情，甚至在公开场合直言陈独秀是“我的一个心直口快的朋友”。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胡适每次都积极参与营救。看他的日记，其中记录陈独秀的文字，也多半涉及于此。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原因是散发自拟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时，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陈独秀痛恨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经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胡适虽然不如陈独秀激进，但他并不否认北洋政府的确恶行累累，因此参与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和联系印刷等工作。
事发前，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同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喝茶聊天。其间，陈独秀将传单散发给邻桌。不久，胡适和高一涵先走了，只留下陈独秀一个继续散发他的传单。很快，警察来了，抓走了陈独秀。
当天夜半，胡适接到友人电话方知陈独秀被捕了，遂紧急联系安徽同乡设法营救。他更利用他的名望以及与警察厅厅长的同乡关系，致书恳请保释，说： “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与此同时，他又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披露陈独秀在狱中遭受身患重疾却不能获得医疗等非人道待遇。这样的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使得当局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83天以后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负责接办《每周评论》，直到该杂志被当局查封。陈独秀出狱后，一度住在胡适家中，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南下去了上海。
1921年10月5日，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原因是明知故犯继续出售已被查封的《新青年》杂志。这次逮捕他的是上海法租界当局。此时，陈独秀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的总书记了。因而，他的被捕立即引来众多目光的关注。
胡适是第二天才获得消息的，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10月6日
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
胡适向来以温文尔雅示人，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想而知他的激愤心情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更可见他对陈独秀情意的深重。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已经选择了与他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
与第一次一样，胡适随即展开了营救。他首先打电话给蔡元培，请他向法使馆交涉。蔡元培并不同意胡适的办法，他另有打算。胡适在日记里记道：
1921年10月7日
今天得蔡先生电话，他说已和铎尔孟商量，他们主张不和使馆办交涉，因为使馆是很守旧的。他们拟由蔡先生和我们发一电给上海法领事。此人较开通，或有可以设法之处。
胡适认可了这个办法。随即他和蔡元培牵头，由北京文化教育界的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不仅如此，他还不放过任何一个为陈独秀说情的机会，特别是在法国人面前：
1921年10月10日
法国人A.Monestier 请我吃饭，并会见 M.Paul Demiéville。D.君能读中文书，曾读我的《哲学史》，有翻译成法文的志愿，但尚未能自信。M.君为法文《政闻报》主笔，我提起独秀事，颇切责法国人的行为。他亦无以答辩。
在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努力营救之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大骂法国人“不要脸”(2)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三次被捕。这次抓他的仍然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理由是“收了俄罗斯的巨款”。第二天，胡适得悉消息：
1922年8月12日
前晚始知独秀在上海被法捕房拘捕。守常（即李大钊——引者注）有电去问，至今还不知详情。
起初，胡适和李大钊等人意欲保释，便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也是胡适和陈独秀共同的朋友汪孟邹设法打听消息并向巡捕房交涉。然而，几天后，胡适收到汪孟邹的信，明确表示交保不成：
1922年8月13日
孟邹有快信来，说独秀案十一日开庭，法捕房呈出许多证据，公堂不准交保。
既然巡捕房呈出许多证据，如果有相反证据证明这些证据都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有足够的理由驳斥这些证据，那岂不是就可以力挽败局？胡适深知这一点，于是，他请汪孟邹去打听巡捕房呈出的这些证据到底是什么，以便对症下药。很快，汪孟邹又有信来了，详细列举了陈案中的重要证据。经仔细研究后，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字少川）写了一封长信：
1922年8月16日
写一长信给顾少川，详说独秀案内证据，并说法国人近年作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指昨日十个革命团体敬告国人书为证——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说，我并不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此信甚恳切，当可有点效果。
果然如胡适所料，顾维钧接到胡适言辞恳切又理由充足的信后，便派秘书去法使馆交涉。很快，事情就解决了。胡适在日记里又记道：
1922年8月19日
今天顾少川的秘书刘□□打电话来，说顾君得我信后，即派他到法使馆，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法公使即发电去上海，今天已得回电，说独秀罚洋四百元了案了，也没有逐出租界的事。我写信去谢谢少川。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在《为陈独秀君募集论费的启事》上共同署名。
绞刑架下施援手(1)
转眼过去了十年，1932年10月15日，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被国民党工部局逮捕。这是他第四次被捕，也是这次被捕，致使他坐牢长达五年。然而，在这五年里，胡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他的营救。
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个自由分子，但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行为却仍然很像是共产党员，因而一直是国民党追捕的对象。也是因为如此，陈独秀自然是以“政治犯”的名义被捕的。既然是“政治犯”，有人便主张在非常时期，对待政治犯，应当斩立决。
在这紧要关头，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等学界名流向当局请求将陈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庭，并呼吁法院公开审判。同时，他又与外交部长罗文干致信蒋介石，请求“依据法律进行特赦”。
深受西学浸润，崇尚民主与法治的胡适一贯注重法律的神圣与权威性。在他看来，所有的问题无所谓政治不政治，而都应当以法律处之。比如，他就是因为主张以法律手段对待所谓的“政治犯”，而非以政治方法特赦政治犯，从而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开除了盟籍。面对陈独秀被以政治犯待之，胡适当然不能容忍。
此时，蒋介石是很看重胡适这位“诤友”的，他很清楚胡适日后可能的利用价值，因此对胡适不得不敬重三分，自然不敢怠慢胡适的建议。尽管他远在武汉，却亲自将陈案的移交情况电告胡适。
一番努力之下，陈独秀最终被移交到江苏高等法院。同时，法院同意公开审判，并允许陈独秀请律师。
不仅如此，胡适利用讲学之机，广泛宣传陈独秀对文学革命所作的贡献。他在给北京大学国文系作题为《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专题演讲时，明确陈独秀的三大贡献是： “（1） 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2） 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3） 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胡适的可贵在于他不以政见的不同而全盘否定一个人。他并不认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始终承认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精神。这或许就是他三番五次极力营救陈独秀的原因所在。
胡适的行为客观上给法院的审判施加了压力。陈独秀最终免于一死，被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由于1933年4月判处有期徒刑13年。尽管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就连陈独秀也很感激地致信胡适，说： “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但胡适对此判决仍有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理应无罪开释。所以，他继续努力着。
当年6月，胡适在去美国访问前夕，经过南京时，与教育部长段锡朋（字书贻）一同前往看守所看望陈独秀。为此，他特别在日记里记道：
1933年6月13日
正午到教育部……
饭后与书贻同去看陈仲甫；慰慈、仙槎同去。仲甫仍住看守所，室中书籍满架，此种生活颇使我生羡。他仍有胃病，但精神甚好。他现研究古史。
当然，胡适并非羡慕陈独秀坐牢，而是羡慕他因坐牢而有了可以坐在书斋中潜心做学问的那份宁静和平和。此时，他已经或自觉或被动地过多地参与到政治中去了，欲罢不能，因此而多了份对时事纷扰的牵挂与担忧，而少了份埋首书堆里的单纯与闲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这样的情怀： “弟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独秀在狱中曾写信给胡适，劝他放弃从政，说：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然而，政治又怎能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在探望陈独秀时，胡适给他带去了许多书。他似乎有意让陈独秀利用坐牢这样的虽说是迫不得已但客观上可以使浮躁的心情安定下来的机会，实现他自己一时难以实现的成为一个纯粹的学问人的愿望。
但是，胡适还是希望陈独秀能够尽快出狱的。1937年8月，他在赴美前曾经在致信汪精卫时，提出请他出面。汪精卫倒也给面子，给胡适写信，说： “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绞刑架下施援手(2)
拿着汪精卫的信，胡适兴致勃勃又去探视陈独秀，并将汪信给他看。陈独秀对胡适的不遗余力，很是感激，由衷地说： “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此时国内的抗日环境，已容不得蒋介石再在陈独秀身上花工夫，何况陈独秀也已吃了五年牢饭，算是报应过了。于是，蒋介石一点头，司法院长居正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林森批复后，《中央日报》等报刊纷纷刊登“国府明令”，宣告陈独秀减刑。8月23日，陈独秀就被释放了。
出狱之后的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已经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没有忘记这位老友，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其实早在陈独秀出狱初期，胡适就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但被他拒绝了。如今，生性孤傲的陈独秀再一次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他写信给胡适，说： “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还是不去美国的好。”
1949年春，已经在美国当寓公的胡适在给《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作序言时说： “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同时，他在评价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时，说： “陈独秀以为的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 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从胡适对陈独秀思想的这段分析中，便可以知道他何以始终将陈独秀视作他的朋友。对民主政治的追崇、对独裁政制的鄙视是他俩的共同点。
1959年10月，胡适在和友人谈话时，在重提北大那段如火岁月时说： “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
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1)
有人狭隘地以为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胡适是反孔的，非儒的。然而事实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孔子是相当尊崇的。尽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主张民主自由、个性独立而反对封建礼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孔子思想。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为多少透露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不尽合理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崇婚姻自由，一方面却又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又因为“孝”字而在母亲面前放弃了个性解放。
对孔子的尊崇，必定使胡适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份传统。这份传统中，有孝，也有忠，自然也会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君尊王”的孔学思想。这也就不难解释他感动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召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