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2)
蒋介石写给胡适的那封信，胡适直到3月22日才收到。
1947年3月22日
今天市政府送来蒋主席三月五日的亲笔信。
看过蒋介石的信，尽管胡适也被蒋介石的诚心、耐心和真心所感，但他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他返回北平之后，又接连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
1947年3月29日
与郑毅生、汤锡予、陈雪屏商量，由他们去电给政府，说明我不应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意。我也去一电，给蒋公，申说此意。
1947年4月5日
再打一短电给蒋主席……
在这场比耐心比坚持的“战争”中，胡适最终成为胜利者。不久，蒋介石复电称“尊重兄意”。自此，胡适才算是真正地“放学了”。然而，这只是“放学”，并非完全“毕业”。胡适虽然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的职务，却差点儿当上了总统。
差点儿当了一回总统(1)
胡适在1947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
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显然，胡适很不赞同司徒雷登所言。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就得崩塌”，甚至他可能以为那是危言耸听，或许他还沉浸在蒋介石的“三至六个月完全消灭共军”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此时，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多，蒋介石的预言也早已被打破，国共双方的力量悬殊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这一切，胡适似乎毫不知情。所以，当他又被要求去美做宣传并任大使时，大感意外。
1947年12月12日
夜车今早到南京。……
晚上到雪艇（即外长王世杰——引者注）家中久谈。他要我再去美国走一趟，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十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大使是不敢做的了。
如果没有蒋介石点头，王世杰断不会自作主张这样请求胡适。果然，四天后，蒋介石单独约请胡适，旧话重提。
1947年12月16日
蒋主席约吃饭，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出主席官邸，即去访雪艇，细谈。我告以我不能去的理由。
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列举了“不能去”的三大理由。
1947年12月17日
晚上写一信给雪艇，说我不愿意再去作大使的三个理由：
（一） 受命办学校，才一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自己。
（二） 我今年五十七了，此时若改行，便是永远抛弃学术上的事业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三） ……五年不注意国内外形势，实已是很“外行”了，一时不容易恢复从前的自信力。
此三点之中，第二点最重要。
对国内外形势已经很“外行”的胡适，如今对局势有了一定了解。国军节节败退让美国人大失所望，对蒋介石的信心也渐渐被销蚀，也陡生让蒋下台重植傀儡的念想。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在蒋介石看来，若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一定要尽快消灭共产党，重树美国人的信心；而消灭共产党的前提，又需要美国人不能中断经济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想再派在华盛顿当局有一定威望的胡适赴美游说。
正当胡适斟字酌句地在列举他的请辞理由时，蒋介石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嘴里探听到了于他极为不利的杜鲁门总统的暗示： 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行宪国大”上，将举行第一届总统选举，而美国方面比较认可的、又利于拯救国民党于颓势的总统人选是胡适。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听到了胡适这样一段话：
1947年12月15日
下午见了许多客，晚上在卢吉忱家吃饭，与李惟果、陶希圣诸君闲谈。他们问我对美国人作宣传，应如何办？我说，把这次立法院选举好好的办，把总统选举好好的办，都是最好的宣传。
正如日记中所言，胡适此说的确是“闲谈”，他并没有其他意思。但是，李惟果、陶希圣都是蒋介石的幕僚，他们当然要将胡适的“意见”转达给蒋介石。也许在他们看来，那也能算是“讨好”美国人的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在蒋介石听来，就不大舒服了，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胡适对他的总统宝座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胡适自己主观上故意的，而是因为胡适身后美国人的扶助与支持。
1948年1月初，北平《新生报》上登载的一篇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赫然有胡适的大名。同时，在胡适看了李宗仁参选副总统的新闻后，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李宗仁在回信中说： “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差点儿当了一回总统(2)
两个月后，也就是在“国大”即将召开前夕，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自由主义分子能够进入国民政府中去。
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唯有顺水推舟。在“国大”开幕后的第二天，他通过外长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欲推胡适参选总统的意见。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 “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蒋介石当然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胡适参选总统，而他自己无所怨言地屈居“行政院长”。他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打算。胡适只是个学者，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洞穿蒋介石内心不可告人的心思，他还以为那是“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哩。
或许胡适从来也没有当总统的奢想，所以一旦机会突然降临，他一时无法消受。左思右想、再三权衡，甚至夜间失眠都可能是必然的。从人的本能来说，胡适是愿意尝试总统一职的，他说他“不敢接受”，只是因为没有自信心，而并不是不想，更何况他又始终认为蒋介石这样的构想“很伟大”。既然如此，又何必装腔作势不接受呢？于是，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1948年3月31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 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 “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在得知胡适同意之后，蒋介石没有做声。他的平静态度让人生疑，难道他真的会如此大度而甘心让贤吗？谁都没有想到，其实这时，蒋介石的心里正狂喜着呢，因为胡适正逐渐掉进他预先设置好的圈套之中。或许，他还会暗自嘀咕一句： 书生就是书生。然而，令蒋介石万没有料到的是，胡适又反悔了。
1948年4月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对此，蒋介石未予理睬。他的心里正火着呢： 胡适你也太不知好歹了，此事事关重大，岂容你出尔反尔，视同儿戏。不过，他知道表面工作还是不能省的。于是，4月3日晚，他约见胡适，很诚恳地向胡适说明他不参选总统的原因是因为在即将颁布的宪法里，国家最高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总统是没有实权的，而他不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他要胡适做总统，而他自己做行政院长。看见胡适似乎还在犹豫，蒋介石干脆说：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那么我们交换，总统还是我来做，你做行政院长。”这样一说，实际上也就将胡适“逼”到了墙角，他无话可说。
在几天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蒋介石郑重地宣布： 自己不参选总统。同时，他不点名地将胡适推了出去。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48年4月4日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①守法，②有民主精神，③对中国文化有了解，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⑤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终没有说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
这会上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
尽管蒋介石没有直接点出胡适的大名，但他所列举的总统候选人的条件实际上是以胡适为模特度身定做的，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无党派人士，也只有胡适，所以任何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内想到胡适。
差点儿当了一回总统(3)
正如胡适日记中所说，也正如蒋介石所期望的，或者说正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到的、策划好的，当天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胡适的老友吴敬恒、他的学生罗家伦表示同意外，其他的人都对“蒋主席”的这一提案表示反对。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们，此刻他们也看出了蒋介石的真实心思。于是，他们在罗列了诸多胡适不适合当总统的条条状状后，彻底否决了胡适，而一致以为还是“蒋主席”是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第二天，有关“蒋介石放弃参选总统而让贤胡适，被中央委员拒之”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这让胡适有些难堪，却正中蒋介石下怀。在胡适日记里，他以轻描淡写掩盖了他的真实心态。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两点之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 “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胡适以“风波”这个词概括了这场实际上的“闹剧”或“骗局”。以他的智慧，此时，他对蒋介石精心设计的游戏目的渐渐有了认识。蒋介石之所以要力推胡适，一方面是顺应美国人的愿望以不使自己与美方形成对立，一方面他借此打压他的政治对手李宗仁，从而既不让李宗仁当上总统，也不让他当上行政院长。同时，蒋介石对推出胡适后军政大员们的反应也了如指掌，他们绝不会容忍一介书生，而且又是有美国人撑腰的书生独揽军政大权。如此，他既能获得“让贤”的所谓民主美誉，又不会真正让胡适当选，甚至更有利于他自己成功坐上总统宝座。一切都在他的盘算当中，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果然如他所愿。
尽管胡适说他“得救了”，但他却又病了。病的理由是什么呢？是紧张后的松懈，是被戏弄后的难堪，还是了解真相后的愤怒？他在日记中没有说。
1948年4月7日
病了几天，今天还有烧。
在病中，胡适可能想起他曾经写过的一首诗《做了过河卒子》（写于1938年10月31日驻美大使任上，诗赠友人陈光甫）：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蒋介石似乎对他利用了胡适有些过意不去，他不仅在他的日记中说此乃他“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更约胡适去吃饭，亲表歉意。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48年4月8日
下午八点，到主席官邸吃晚饭，别无他客。……
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胡适之所以被蒋介石利用，并非他欠缺智慧，而是他对蒋介石充满信任与期待。可能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身边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诤友，如果蒋介石能够听从诤友的诤言，他也不是不能做个好总统。所以，在有两百多人发起签署提名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的非官方议案上，也有胡适的大名。该议案于4月16日公布。三天后，蒋介石如愿以偿，当上了首任总统。
胡适日记很巧合地自4月16日起就中断了，因而在日记里，他没有对新任总统有任何的祝福。
蒋介石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选择行政院长。此时，他可能已经忘了他对胡适曾经许诺的“你当总统，我当行政院长。或者，我当总统，你当行政院长”的诺言。众说纷纭之下，有人竟“不知好歹”地提出了胡适的名字。闻言，蒋介石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冷冷地回了一句： “书生不能办事。”
有好事者将此言传给了胡适。对此，胡适日记中没有显现。据说，胡适当时只是笑笑说： “蒋先生是对的，我确实是书生，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还能搞政治。”虽说有自嘲的成分，但也可说胡适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内战中赴美游说
胡适似乎是矛盾的，他总是在声称“不问政治”，却又因要做“政府”的诤臣和蒋介石的诤友而总是不能与政治划清界线。当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无法逆转、蒋介石为此大伤脑筋时，胡适适时地出现在总统官邸，或进言，或建议。
1948年10月28日
今夜总统蒋先生约吃饭，我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
……
1949年1月8日
7：30总统官邸晚餐。我为他述General Wainwright（温赖特将军）守Bat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蒋公稍有动意？
有的时候，人在极度失败的情形之下，是比较容易听得进逆言的，因为他此时已经没有了自信，甚至很自卑而否决以往的一切。然而，“听得进”并不等同于“完全接受”。虽然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胡适的“很逆耳的话”，但这并不表明他同意胡适所言并准备按照他的所说去做。此刻，蒋介石的心里另有盘算。胡适在1月8日的日记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 “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
这么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在如此恶劣的政局下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聆听”胡适的“教导”，是因为他对胡适又有了新的企图。表面上，蒋介石似乎并不需要胡适“负什么使命”，实际上并非如此。
4月6日，胡适离国去美。4月23日，南京解放。次月，胡适接到了蒋介石的秘信。也就是说，胡适此番去美，并非只是“出去看看”。他的任务是：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指顾维钧——引者注），多加功夫为盼。”看写信日期： 5月28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
此后两个月，胡适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呼号，饱含深情地声称： “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然而此时，在大局已定的形势之下，他的悲情已经无法打动美国人了。
反对“总统”连任(1)
从7月份开始，他停止了一切徒劳的努力，避居纽约，开始了他生命中既灰暗又自得其乐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应该是能够帮助他实现“不问政治”的理想的，但他却又不甘寂寞，继续与蒋介石牵扯不清。先是有关《自由中国》杂志的问题，后来又有反对总统连任的麻烦。
台湾“宪法”规定： “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时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就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于王朝世袭，因而要加以严格限制。
在蒋介石于1954年第二次获选连任“总统”之际，《自由中国》就撰文，以美国华盛顿总统自动下野，创下美国宪法总统不连任二届的范例，以此来提醒蒋介石在仅有的六年任期内，要及早考虑转移政权的问题。
1958年，蒋介石的第二届任期又将结束，各界人士都关注着蒋介石是退隐幕后，还是修宪连任的抉择。年底，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中发表声明： “我们不仅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这一声明立即引得各界大加称赞。但是，《自由中国》却从中发现了漏洞，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否定再连任第三届总统的可能性，于是在社论中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与此同时，各方以“事实需要”为藉口，极力赞同蒋介石修宪连任。《自由中国》连续发表文章，对此大加反对。
胡适1959年的日记缺损很严重，从4月至9月，均为空白。10月份的日记是从15日开始的。这天，他这样记道：
1959年10月15日
这是今天报纸的记录： 《中央日报》第一版第二条新闻似是专为我昨天的谬论作“更正”的。
（以下是剪报标题）
旅居全美各地侨胞拥护总统继续领导
旅乌全体侨胞来电表示愿望
恳请总统领导完成复国大业
他所说的“谬论”是什么呢？《中央日报》又为何要“更正”呢？
在对待蒋介石三连任的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和支持的两大阵营。崇尚民主自由的胡适自然是站在反对一方的。10月14日，也就是在他写以上日记的前一天，他自美国返回台湾。在机场，在回答前来采访的记者关于总统三连任问题时，胡适的回答虽然非常含蓄，但也清晰。他说： 听说纽约侨领不赞成参加第三任竞选运动，虽然各地华侨纷纷致电台湾，敦请总统连任，纽约并没有发出此种电报，而纽约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华侨中心。他的这番话的真实意思显而易见，因而各“政府”媒体均不敢原文刊登，而只有一些民营报纸发了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的新闻干脆篡改了胡适的原话，直接说在美侨胞“拥护”蒋介石。
看到这样的“更正”，胡适也只有苦笑了。不久，他又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总统连任问题，将觅解决办法，国大可能采取三种办法”。文章中引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 “尽管宪法上有限制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但蒋总统之连任第三届几乎已成定局。”胡适觉得有必要面见蒋介石，做一个“诤臣”或“诤友”应该做的事。他分别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和“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达了此意。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59年11月14日
王云五先生来谈。本月四日，在教廷新公使的酒会上，我和张岳军（即张群——引者注）先生谈，我说“我回来二十天了，还没有去见总统。我知道他很忙，又常到别处去。请你留意，如总统有工夫，我想去看他。”这是十天前的事。今天岳军遇着云五先生，他说，他知道我要向总统说些什么话。所以他颇感迟疑。“如果话听得进，当然很好。万一听不进，胡适之也许不感觉为难，但总统也许觉得很窘。”所以他要云五先生示意，要我去和他谈，让他代我转达！
这是岳军的好意，我当然接受。
胡适接受了张群的建议，没有亲自去和蒋介石谈，而是先将他的观点说给张群听，由张群去向蒋介石转达。
反对“总统”连任(2)
1959年11月15日
今晚在梅月涵宴请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滩尾弘吉的席上见着张岳军，饭后他邀我到他家小谈。
我请他转告蒋总统几点：
（1） 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 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 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
（4） 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实际上，在20天前，他已经将他的这番“劝谏”请“行政院”秘书长黄长谷转陈蒋介石。此时，他不过是再重复一遍而已。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他知道蒋介石不是个轻易能够接受他人意见的人，何况这关乎到他的政治生命，他又岂能甘心自觉走下总统宝座。胡适也清楚，他能做的，仅仅是步步紧逼而已。
一周后，胡适得悉蒋介石的答复，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1959年11月23日
……
蒋先生郑重考虑了一会儿，只说了两句话： “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
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如果换作他人，或许会认为蒋介石所说确实合情合理。然而对于胡适来说，在“让”与“不让”的问题上，他太了解蒋介石了。他不会忘记他曾经被蒋介石当做“过河卒子”而被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难堪经历。那时，蒋介石不就是因为“党的中委一致反对”而踢开胡适自己明正言顺地荣任总统的嘛。如今，蒋介石又要故技重施了。
一个月以后的12月23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年会上，在开幕典礼的演说中，又一次重申他不赞同修改宪法，他说： “我们维护宪法的有力行动，莫过于光复大陆；我们光复大陆的武器，也莫过于尊重宪法。”但是，他仍然回避是否三连任总统的承诺。为此，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59年12月23日
…… 这个好机会，他又错过了！
一向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心要将蒋介石引向民主征程的胡适，如今对蒋介石真的有些失望了。但是，他又不能放弃。1960年2月14日，“行政院”院长陈诚劝胡适放弃反对蒋介石连任，说支持者已占绝大多数，而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小。胡适却说： “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2月20日，胡适又公开表明，他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为此，他拒当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
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粘贴了数份剪报，其中最醒目的是：
修宪运动方兴未艾
胡适之婉拒任主席雷震不出席开幕礼
（《公论报》）
胡适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
（《公论报》）
我坚决反对修宪
胡适博士感慨多
（《征信新闻》）
胡适反抗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支持声浪之中，瞬间无影无踪。反之，“蒋总统”连任的呼声日渐高涨。胡适很清醒地意识到，他已无力回天。在这件事上，他其实已经完全得罪了蒋介石。他本应就此闭嘴，不再发一言。然而在2月29日“国大”主席团会上，他又差点儿惹了祸。
当时，对于无记名投票还是记名投票的问题，主席团中存在争议。蒋介石主张记名投票。或许是为了表现“民主”，他主动询问胡适的意见。胡适到底是书生，一旦有了敞开心扉的机会，他就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训。他不但直言赞成无记名投票，又说： “张怀老说‘无记名对人，有记名对事’这句话，全世界没有一本书上这样规定的。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因此很快地被世界采用。”
反对“总统”连任(3)
他的话立即招来反对声一片。有的以“政党有政党的法律，不能无记名”为由驳斥胡适，更有人挑衅地大声质问： “在此地谁威胁谁？”言下之意是指责胡适话中有话，似乎在暗示威胁的主体是蒋介石。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胡适，胡适脸色煞白，他抑制着怒火，坚持解释说： “我说的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这是无记名投票的意义。”
正在这时，胡适的学生罗家伦悄悄给他传了一张纸条。趁人不备，胡适展开，只见上面写着： “不要讲了。”此时，他意识到他又多话了。从此，他不再说什么了，也不在他的日记里发泄。
3月11日，“国大”第三次会议第六次大会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中“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是新添加的，其实也就是为蒋介石而专设的。于是，蒋介石“合法地”第三次连任总统，而且终身。
这天的日记，胡适什么也没有记。
反常地将张爱玲的信粘在日记里(1)
195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入境，并且有机会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张爱玲得知这个消息后，有心离开香港，考虑往美国去。
张爱玲想去美国，看不出来原因是她向往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或是羡慕在美国出了大名的林语堂，而是她自去年从大陆来到香港，在这一年里所经历的求学与求职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完全轰毁了原本对香港的好印象，何况——
香港虽是“自由之港”，是居于中国大陆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折冲之地，可因它与大陆存在的天然联系（距离太近）甚至依赖关系（最要命的是由大陆供应淡水），使得对中共心存恐惧或芥蒂的人在香港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张爱玲的“死穴”，所以她在港大读书，仿佛总骑在门槛上，一只脚里，一只脚外，随时要走，时时想着“走得越远越好”。
事实上，在1952年11月18日，也就是她入港大才两个月，就曾不惜退学而“走”过一回——是往日本去，时在东京的好友炎樱代她申请了入境证——只不过未能居留，三个月之后不得不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
张爱玲要到美国去，除了手上一枝笔以外别无长技。也就是说，要在异域生存，靠的只有这枝笔。可是她最终能否在美国那种陌生之地，重开她的文学之花，让真正“肥白如瓠”的美国人像看似“肥白如瓠”的上海人那样成为她的热心读者，她并无把握。当然也并非毫无信心——因为前有榜样。那个“幽默大师”林语堂当年就是凭着一枝笔闯入美国的，且不是独闯，是如同蜗牛一般把家驮在背上的，一妻三女，五口之家。而她只身一人，作品能否畅销，固然要看水土服与不服，但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总不应太难，至少压力要比林语堂小些。
少年时就有过“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念头的张爱玲，此时不仅会从林语堂的经历中寻些自信，也应该会注意到林语堂的做法。林语堂在国内时，就以散文见长，他入美的敲门砖《吾国与吾民》便是散文；及至入美后，虽也写过一些小说，并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最成功的仍为散文作品。
像照顾子侄一样对待张爱玲张爱玲既然原本擅长小说，此时便也就一门心思用在小说上。想法也是创作加翻译。她一边将《秧歌》译成英文，一边选择译作。张爱玲与林语堂择译的目光同样瞄向中国古典作品，但有意思的是两人口味的差异，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林语堂意在《浮生六记》、《老残游记》、《影梅庵忆语》、《秋镫琐忆》、《幽梦影》，张爱玲考虑的则是《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列传》。
说是考虑，不如说是心愿，因为《醒世姻缘传》长达百万字，《海上花列传》还是吴语，张爱玲不会不知道翻译它们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而远水救不了近火。
要说张爱玲与林语堂两人目标一致的，恐怕只有一部《红楼梦》。而林语堂虽也曾有过译红楼的打算，但终因担心现代美国人难以接受早在他们合众国成立前十多年就死了的曹雪芹而未予动手。以张爱玲对《红楼梦》的钟情，第一个自不免会想到它。可是要译，她还没有这个自信，“因为懂得，所以‘害怕’”。张爱玲也许会听说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鼎力相助分不开，她自然因此也想在美国找个可以帮忙的人。不知是因《醒》、《海》二书想到一个人，还是根本就因其人才选此二书，张爱玲“瞄发瞄发”的眼睛停在了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来、正在纽约做寓公的胡适身上。
张爱玲对胡适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写的《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他： “……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觉里，她对他更有种特别的亲切，虽然她与他还从未见过面。那亲切不仅来自于她早年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有她的长辈与他的交往。
反常地将张爱玲的信粘在日记里(2)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大概又因读了胡适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乃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爱读胡适或胡适推荐的书。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借了张廷重的《胡适文存》，看过了也不及时归还。后来为了张爱玲与乃兄闹翻断绝了来往，更不还了。张爱玲则读《醒世姻缘传》一遍不够，非常痴迷。在香港上大学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 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茂渊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早年还曾与胡适一个桌上打过牌。抗战胜利后报纸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茂渊看着笑了起来说： “胡适之这样年轻！”
有了这些插曲，张爱玲应少些与胡适联系的顾虑。她虽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须“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也是可以凛然而出的——当年她就是挟着《沉香屑》与《心经》，分别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鹃与柯灵的门的。当然她对胡适更敬畏些，可毕竟也只是写封信而已，并不是面对面，不会有当面语塞的尴尬。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胡适写了封短信，同时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适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前：
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的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署名后用英文写着她香港的信址。胡适的美国地址也许是给张爱玲许多照顾的美国新闻处驻港台处长麦加锡打听来的，后来张爱玲赴美，想来也少不了麦加锡的帮助。
关于章回小说《醒世姻缘传》，亚东图书馆于20年代中期排版了标点本，希望胡适为它写序。可是胡适因一直未能考证出笔名为“西周生”的作者是谁，就将作序的事拖延下来了，而亚东图书馆对出版虽然也急，年年催促胡适，但也居然将清样在胡适家里一放放了六七年，直到1931年12月胡适写出一篇长达三万字的《〈醒世姻缘传〉考证》来。
有了胡适的序，亚东图书馆遂于次年出版了《醒世姻缘传》。张爱玲当年破例要钱购买《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看便也应在1932年，张爱玲13岁，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的张爱玲对文学已经由喜爱而至动笔，年内即在校刊上发表了处女作《不幸的她》。她在这个年龄这种心理敏感时期读到《醒世姻缘传》，自然印象深刻，而引她读此书的向导所给她的印象也不会不深刻。
胡适为《海上花列传》作序早于为《醒世姻缘传》作序六年，胡适画上《海》序最后一个句号的准确时间是1926年6月30日。《海上花列传》由亚东图书馆同年出版。那年张爱玲实足六岁，她自言七岁时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未提《海上花》。
据她的胞弟张子静的回忆，张爱玲就读黄氏小学（插班六年级）后，父亲为他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姓老师，在家教他念古书。“有一次，姊姊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姊姊和我听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张爱玲则在晚年自言“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