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6期）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1)
说来惭愧，20世纪50年代初听过苏联文学史的课却没听说过“拉普”。“拉普”两字，还是在胡风先生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第一次见到。他说拉普代表庸俗机械论，并痛切地感到它的危害。当时万炮齐轰“胡风反革命集团”，他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拉普倒底是什么团体，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弄不清。以后也没弄清，运动接连不断，自身难保，哪儿还有心思研究拉普。再说想研究也没材料。1980年以后，陆续看到有关拉普的材料和评论文章。对拉普的纲领、组织、活动有所了解，但仍有雾里观花的感觉，因为拉普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成功失败，并非政治符号，而对他们的大多数人我则一无所知。后来读了舍舒科夫的《发狂的捍卫者》和别拉娅的《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们》，政治符号才化为有血有肉的人。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学团体林立，有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有的反对，有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但皆以俄罗斯人民的代表自居。经过强迫解散，自行消亡和改组合并，只剩下最具生命力的几个。而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以沃隆斯基为首的山隘派和以阿维尔巴赫为总书记的拉普。拉普存在近十年，组织遍及全俄，受到联共（布）的暗中支持，他们也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是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遵从党的教导，满怀革命豪情，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而奋不顾身。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予以打击。但他们毕竟都太年轻，血气方刚，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这便是至今有人说拉普动辄打棍子的根源。动机与效果相反，有点像我们二十多年前所说的小将犯错误。
1926年拉普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以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和叶尔米洛夫为核心的新理事会，仍由阿维尔巴赫任总书记。几年后，正当拉普领导人逐渐冷静，反思过去，沿着新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突然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所有文艺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协会。决议的中心是解散（俗称消灭）拉普。这绝非拉普不听斯大林的话，恰恰相反，拉普听话到把斯大林的政治报告硬往文学里套的程度。如斯大林1931年6月所做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拉普立即做出决议，其第一条便是：斯大林讲话中提出的全部问题也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中为列宁主义创作方法而斗争的问题。这时山隘派由于沃隆斯基垮台而奄奄一息，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想之敌消灭在萌芽之中。除斯大林和政治局几个委员外，没人知道决议是怎么形成的，连高尔基事先也未通消息。决议对拉普领导人有如当头一棒，打得他们先是晕头转向，后是胆战心惊，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对筹划成立的作家协会提出两点要求：一、设立无产阶级作家部；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斯大林认为第一点可以考虑，条件是如果拉普内部不发生分裂的话。斯大林断定拉普必定内讧。果不出斯大林所料，法捷耶夫同年十月在《文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旧与新》，支持中央决议，批判拉普存在的宗派主义等错误。法捷耶夫的文章不仅惹恼了阿维尔巴赫，还开罪了拉普后台、炙手可热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法捷耶夫到亚戈达家去解释，却遭到亚戈达痛斥。亚戈达骂他出卖朋友，法捷耶夫辩解道：“您是老党员，我支持中央有什么错？”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他知道亚戈达权倾天下，可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连夜把他同亚戈达的谈话写成信呈交中央。他这封信对他后来青云直上起了关键作用。
前苏联著名作家田特里亚科夫1988年在《各民族友谊》杂志第九期的小说《狩猎》中写道：
……高尔基举行例行午宴。斯大林及其忠诚战友光临。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2)
……大家都喝得飘飘然了，大概此刻心情最好的莫如宴会主人了，他动情地说：“作家兄弟吵嘴闹意气真不好，不再吵闹该多好啊。”这发自内心的和解的呼吁令在座的人肃然起敬，大家赞许地沉默片刻，都把悲愤的目光转向阿维尔巴赫和法捷耶夫。斯大林手持酒杯或未持酒杯站起来，把两人招到自己跟前。
“不好啊，”他慈父般地说。“太不好啦！讲和总比吵架强。我请你们都伸出手来，握手言和！”
斯大林的请求可非同小可。
法捷耶夫是个心怀坦荡不记仇的人，向阿维尔巴赫迈了一步，伸出手来。可阿维尔巴赫瞪了他一眼，把手慢慢背到身后。法捷耶夫的手悬在空中，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伟大领袖和导师同法捷耶夫一起陷入尴尬处境。
如果斯大林不及时出卖失败者便不是斯大林。他眯起黄眼睛说：
“法捷耶夫同志，你太没性格，是个软弱的人。阿维尔巴赫有性格，他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可你不能！”
……仿佛从此刻起法捷耶夫便平地青云，地位远在其他作家之上，他的对头们立即黯然失色。法捷耶夫没有性格，而阿维尔巴赫有，……阿维尔巴赫很快便被逮捕，完全消失。
田德里亚科夫是20世纪40年代末步入文坛的，这件事不可能亲身经历，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现已年迈的拉普评论家列文在1990年《文学问题》第十期《有过那样的时代》一文中也重复过上述说法。但他同田德里亚科夫不同，不仅认识阿维尔巴赫，而且还因同他关系密切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的话加深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可能从阿维尔巴赫本人或参加那次午宴的人那里听来的。即便传说不可靠，但此后拉普领导人的命运迥然不同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后法捷耶夫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当了九年的总书记。被西蒙诺夫在《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一书中称为法捷耶夫狗腿子的叶尔米洛夫担任《文学报》主编，号称苏联首席评论家，唯法捷耶夫马首是瞻。李别进斯基虽未升迁，但在一次次腥风血雨中，均能安然度过，化险为夷。唯独“有性格”的阿维尔巴赫在劫难逃，一步步走向死亡，并死得惨烈，死后仍背着千载骂名。
1934年阿维尔巴赫参加苏联作协组委会，工作出色，受到高尔基好评。但很快便被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在这岗位上他表现得同样出色，深受青年团员们热爱。1937年2月调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时他已感到凶多吉少，主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效忠信。但斯大林最不喜欢有性格的人。同年4月23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一则消息：“人民敌人阿维尔巴赫已被揭露。”阿维尔巴赫被捕的消息令他的对头们欣喜若狂。以《乐观的悲剧》成名的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把阿维尔巴赫1931年写的小册子《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赠送给列夫派作家阿谢耶夫，扉页上恶狠狠地写道：“写于布尔什维克作家同托洛茨基匪帮了结旧账的日子。他们害死了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此书便是罪证。让我们用它投向敌人。”“他们害死马雅可夫斯基”是从后者遗书中那句“应当同叶尔米洛夫对骂到底”引伸出来的，实属牵强。至于认定阿维尔巴赫是托洛茨基分子，众口铄金，谁也不知听谁说的。大概因为托洛茨基曾为阿维尔巴赫1922年所写的《列宁与少年运动》一书作过序。但阿维尔巴赫写的是列宁，而1922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座次排在斯大林前面。以此断定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未免荒唐。亚戈达是他姐夫，便把他说成亚戈达的亲信，是把亲属关系当成政治勾结了。1961年6月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为阿维尔巴赫平反，但并未为亚戈达平反，足以证明他们纯属亲属关系。阿维尔巴赫到底为什么被捕呢？1973年西蒙诺夫才向列文道出真情。列文在前面引用过的文章中写道：“阿维尔巴赫因卡巴科夫‘案件’被捕。卡巴科夫是1914年党员，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书记。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出了事故。在当时那种气氛中定为破坏活动，于是便制造出卡巴科夫案件。阿维尔巴赫担任过该工厂党委书记，此时虽已返回莫斯科但仍被牵连进去。他是1937年4月4日在莫斯科被逮捕的，被押解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已被折磨到痛苦的极限，押他上楼的时候，他从楼梯口跳下摔死。”阿维尔巴赫的确有性格，自知已无生望，不让别人枪毙他，自己杀死自己。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3)
阿维尔巴赫虽已平反，但在不少人眼里仍是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这是有人把拉普的劣迹通通推到他的身上。为了把他同在作协担任要职的前拉普领导人区别开，甚至说法捷耶夫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已看清这位克里姆林宫小少爷的真面目。1961年出版的法捷耶夫文集中有他致高尔基的信。1932年3月14日的信中写道：“……卢戈夫斯科伊和我过得非常友好，我们大家拼命干活。”删节号所删去的正是阿维尔巴赫。在其他信中还多次向高尔基夸奖阿维尔巴赫：“您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确。他是难得的好同志，在文学界工作并非偶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文学事业。他的工作极为有益。”这些话从文集中通通删去。仿佛拉普的错误都是他一个人犯的，法捷耶夫等人皆白璧无瑕，因为同他素来不和。这个神话一直流传到20世纪80年代。
阿维尔巴赫1903年生于萨拉托夫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五岁辍学参加共青团工作，被选为第一届莫斯科团中央委员，尔后又被选为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主编《少年真理报》，尚不满十六岁。又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领导成员，派往国外参加共产国际运动。曾到意大利索伦托看望高尔基。回国后，十七岁担任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刊物《青年近卫军》主编，1922年同其他文学小组成立十月文学社。十月文学社即拉普前身，自此阿维尔巴赫便算加入拉普。1926年24岁时被选为拉普总书记。有的文章称他为克里姆林宫小少爷，大概是因为他舅舅斯维尔德洛夫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又娶了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女儿，算是高干子弟吧。但他从未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庇荫。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去世，列宁死后邦奇便失去权势，阿维尔巴赫单枪匹马打天下。他死后妻子被关进劳改营，邦奇收养了他的遗孤，并把他培养成物理数学博士，这便是邦奇对阿维尔巴赫的唯一恩德。
阿维尔巴赫资质聪颖，过目成诵，善于辞令，能滔滔不绝讲四个小时听众无倦容，又极为机智，如他讲话时有人恶意提问，他能以诙谐口吻令提问者当众出丑，文思泉涌，在短短五年内写出《为无产阶级文学而奋斗》、《我们的文学分歧》、《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等七部书，加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二百万字。他对苏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不遗余力，并善于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他是拉普公认的领袖。法捷耶夫说“有事只同阿维尔巴赫商量”。但他也有令人生畏、反感以致讨厌的一面。他少年谢顶，于是剃成光头。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乍一见面给人一种奸猾的印象。他恃才傲物，过分相信自己，时常出言不逊。对论敌不分青红皂白打棍子，对战友则千方百计庇护。他的缺点是非常严重的，大概同他少年得志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阿维尔巴赫变得稳重、随和多了。1933年夏天初出茅庐的作家阿夫杰延科见到他时印象就不同了，觉得他像位和蔼的兄长。高尔基先是不喜欢他，后被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工作的狂热所感动，称他为天才的小伙子，并邀他一起编辑文选《十六年》。斯大林也曾看中他，让他把各派割据的文坛逐步统一，以便建立全国统一的各文艺协会。但斯大林发现他个性太强，恐难驾驭，不可长久使用，俟机除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斯大林谈到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美国之音》时说，布尔什维克执政前和执政后对非党作家的态度应有所不同，“这儿有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啦，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有点用处，后来成了诅咒文学的同位语了。”
拉普树敌过多，积怨太深，而把这一切全部推到阿维尔巴赫一人身上，把他当成拉普一切错误的化身，有欠公道。阿维尔巴赫平反已三十年，至今提起他来仍人所不齿。20世纪60年代苏联理论界已实事求是地开始评价拉普的功与过，难道20世纪90年代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阿维尔巴赫的功与过吗？功大也好过大也好总应给予公正的定评，不能让他永远背着“诅咒文学的同位语”的黑锅。可喜的是已经有人开始做这项工作了。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4)
阿维尔巴赫怎会有墓呢。
（原载《读书》1996年7月号）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
我们这代人谁没读过西蒙诺夫的小说《日日夜夜》？谁没读过他的抒情诗《等着我吧》？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重整山河的时代，多少青年人肩负着革命的理想，奔赴祖国各地。分手的时刻，哪个男同学没在自己钟情的女同学纪念册上偷偷抄上这首诗？西蒙诺夫那时对中国青年学生影响太大了，特别是这首写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诗《等着我吧》。我怀着当年读这首诗的激动心情，把它抄录下来，以飨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年轻读者。
《等着我吧》
——献给瓦·谢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念……
可你要等下去啊！千万
别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怎么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个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这首诗表达了千万苏联人的心，其鼓舞力量连歌曲《喀秋莎》和爱伦堡的政论都无法相比。前线士兵和后方妇女把它当作护身符放在贴心的口袋里。丈夫一想到忠贞的妻子倚门守望，从前线凯旋归来迎接他的是爱妻的拥抱，便斗志倍增。妻子相信自己的等待能使丈夫避开死神，平安归来，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一首诗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诗是献给瓦·谢的。瓦·谢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演员瓦莲京娜·谢罗娃。谢罗娃是苏联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体态姣好，容貌俊俏，从照片上看，有几分像美国的性感明星梦露。她曾在影片《倔强的姑娘》中饰演女主角，在根据短诗《等着我吧》拍摄的同名影片中饰演女主角丽莎·叶尔莫洛娃。《俄国电影百科词典》评论她饰演的这个角色时写道：“她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在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妇女忠贞的主题。”西蒙诺夫对谢罗娃一见钟情，两人很快结婚，不久便分开了。西蒙诺夫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谢罗娃随列宁青年团剧院到各地巡回演出。据作家鲁宁回忆，西蒙诺夫所在的《红星报》编辑部同《真理报》编辑部位于同一座楼里。一天，西蒙诺夫从打字室返回他冰冷的小屋——在这里，爱情曾温暖过他的身心，现今，别离折磨着他的心——路上碰见《真理报》主编波斯佩洛夫。波斯佩洛夫请他到办公室喝茶。波斯佩洛夫抱怨报上都是官样文章，很少有打动读者的东西，问西蒙诺夫有没有合适的作品。西蒙诺夫说他有首诗，但对《真理报》未必适用。他曾把这首诗寄给《红星报》主编奥腾贝格，奥腾贝格看过后说：“这种诗不适合军报，别再刺激士兵了，别离已让他们无法忍受。”波斯佩洛夫让西蒙诺夫念给他听，波斯佩洛夫听了非常喜欢，但不喜欢“那愁煞人的黄雨”中的“黄雨”两个字，雨怎么会是黄的呢？在场的爱伦堡替西蒙诺夫辩解，说他喜欢的正是“黄雨”两个字。爱伦堡以黄泥质土为例，又援引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副主编也说他见过黄色的雨，这两个字可以保存。他们一直争论到凌晨，波斯佩洛夫终于决定冒险，第二天便在《真理报》上刊登了这首诗。没想到反响极大。西蒙诺夫一夜间成为全国闻名的诗人。这首诗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还注意到诗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西蒙诺夫一举成名正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2)
西蒙诺夫写这首诗是因为怀念妻子，一腔柔情从心里喷涌而出。诗中一连重复了八次“等着我吧”，已经是乞求了，诗人多么希望妻子等着他啊。这里隐藏着对妻子的怀疑，谢罗娃会不会等他呢？这种下意识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西蒙诺夫和谢罗娃的婚姻曾轰动莫斯科，郎才女貌，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平衡，谢罗娃的感情不像西蒙诺夫那样热烈。谢罗娃虽在影片《等着我吧》中“揭示出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妇女忠贞的主题”，但在现实中却没等待自己的丈夫，背叛了他。西蒙诺夫写这首诗的时候，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演出，遇见正在那里养伤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那时他还是将军，1944年晋升为元帅）。素有美男子之称的英俊统帅与绝代佳人双双坠入情网。谢罗娃心里掀起感情狂澜，谁知叱咤风云的元帅原是多情种子，两人爱得昏天黑地。但在残酷战争年代，像他们那样身份的人的爱情只能昙花一现。短暂而炽热的爱情不仅加深谢罗娃同西蒙诺夫感情的裂痕，而且给她本人以致命的打击。罗科索夫斯基对谢罗娃一往情深，战后仍常到西蒙诺夫寓所前小立片刻，张望谢罗娃卧室的窗帷。如果斯大林不出面干预，这种三角关系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一次，斯大林会见罗科索夫斯基时问他，在他看来，女演员谢罗娃是谁的妻子。元帅回答道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我也这样想。”斯大林回答道，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三角关系，谢罗娃留在西蒙诺夫身边，罗科索夫斯基被派往波兰担任波兰国防部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直到1956年波兰爆发波兹南事件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坚决要求下，赫鲁晓夫才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国，担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感情纠葛并未耽误西蒙诺夫的前程，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三十一岁便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后又被斯大林任命为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作协第二号人物。最惨的是谢罗娃，她同西蒙诺夫离婚后万念俱灰，终日借酒浇愁，成了酒鬼。一代优伶便这样香销玉碎了。
斯大林发现西蒙诺夫后，看出他有为自己效劳的多方面才能，便把他列为自己的文学侍从。除西蒙诺夫的才能外，斯大林还看中他的家庭出身。西蒙诺夫的母亲原是奥博连斯卡娅公爵小姐，一战时期嫁给沙俄军官西蒙诺夫上校，不久上校失踪。她又嫁给沙俄将军伊万尼谢夫，即西蒙诺夫的继父。十月革命后，伊万尼谢夫作为“军事专家”被分配到萨拉托夫军校教战术。西蒙诺夫的三个姨妈柳德米拉、索菲娅和达里娅（当然也都是公爵小姐）1935年统统被赶出列宁格勒。索菲娅和达里娅之间不知是谁流露出对苏维埃政权“不热爱”的情绪，牵连到另一位，一起被捕，双双死在牢里。斯大林喜欢使用履历上有“污点”的人，这样的人便于使用。他们心里凝聚着恐惧，生怕“污点”被揭发出来。他们只能死心塌地地为斯大林效劳，忠心耿耿地做违心事，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人性格岂能不被扭曲？法捷耶夫是自觉的被扭曲者，真心相信斯大林的每句话，扼杀自我。因此他所经历的痛苦异常剧烈，消除痛苦的手段同样剧烈——用手枪击中心脏。西蒙诺夫是被迫的扭曲者。他虽盲目崇拜斯大林，但对某些事仍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过深藏在心里，自我并未被扼杀殆尽。一旦出现表现自我的时机，他便会变成另一个人。
西蒙诺夫以诗闻名，并获得斯大林的青睐。他写过不少诗，最广为流传的是《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然而，他的抒情诗所以风靡一时，除去准确地捕捉到人们心灵的颤动外，还有一个可悲的原因：白俄时代的老歌手们已被迫停止歌唱，诗才远远超过西蒙诺夫的同时代诗人，如舍夫佐夫和波杰尔科夫等人或被流放或被枪决了。好诗世代相传，如普希金和莱蒙诺夫的诗，但西蒙诺夫的诗却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俄罗斯的中青年人可能听说过西蒙诺夫的名字，但对他的作品却一无所知。他的书早已没人看了。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3)
西蒙诺夫不仅是诗人，还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他是斯大林奖六次获得者，打破了个人获奖次数的记录。按获奖的时间顺序，它们是：《我城一少年》（1939年）、《俄罗斯人》（1943年）、《日日夜夜》（1946年）、《俄罗斯问题》（1947年）、《友与敌》（1948年）和《异邦暗影》（1950年）。《日日夜夜》是小说，《友与敌》是抒情诗集，其余都是剧本。因为剧本适于迅速反映政策，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在这四个剧本中，《我城一少年》算是好的。剧本塑造出少年卢科宁生长的过程。卢科宁是伏尔加流域某城市的顽皮少年，后进入坦克学校。毕业后在西班牙和蒙古作战，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剧本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说教的东西相对少一点，从中能感到西蒙诺夫的真实感受。《俄罗斯问题》就不同了，它是西蒙诺夫向斯大林赎罪的表示。此前，西蒙诺夫发表了中篇小说《祖国炊烟》。他到斯摩棱斯克选区投票，看到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在死亡线上挣扎，想起他在美国采访时见到的富庶情景，不禁感慨万千。他想用美国物质的富庶同俄国精神的坚毅对比，歌颂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小说发表后得到日丹诺夫的好评，指示一名编辑给《文化与生活报》写评论。这位编辑也喜欢《祖国炊烟》，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文章发排后，日丹诺夫见过斯大林后匆匆赶到编辑部，下令将文章撤下，另写一篇猛烈抨击小说的文章，即发表在《文化与生活报》上的那篇谁也看不懂的文章。斯大林不喜欢这篇小说，不允许西蒙诺夫做这样的对比。西蒙诺夫马上猜到斯大林对美国的真实态度：美国想要战争，美国资本家通通是战争贩子。于是他花了三个星期写成剧本《俄罗斯问题》，并在列宁格勒的杂志《星》上发表，他知道斯大林特别注意列宁格勒发行的报刊，必看这份杂志。斯大林看了非常满意，下令莫斯科五家剧院同时上演。对这个剧本我不想多说，它拍成电影后曾在中国放映过，不少老年人看过，只摘录在1990年《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文章就足够了：那时西蒙诺夫（1947年）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他曾短期访问过美国，回国后便写出这个剧本。苏联三百家剧院同时上演这个剧目。西蒙诺夫抨击的是美国新闻体制。斯坦贝克简要地叙述了剧本的内容：一位美国记者多年前到过俄国，写过一本称赞俄国的书，现在替一位报业巨头工作。报业巨头希望竞选获胜，准备在自己报纸上刊登俄国准备进攻美国的文章。他交给记者一项任务，让他到俄国去一趟，回来写一本俄国要同美国打仗的书。老板预付了记者三万美金。记者刚刚破产，并准备同一位相爱的姑娘结婚，在长岛郊区买住宅。他完成任务后这些打算便能实现。他接受了老板的条件，动身到俄国去。但他看到俄国人并不想同美国人打仗。他写了一本完全违背老板意愿的书。老板看了大怒，撕毁了合同。记者没钱买住宅，姑娘也离他而去。不仅如此，老板还让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出书，无法找到工作。“这就是剧本《俄罗斯问题》的主要情节，也是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这样回答：第一，不管剧本用哪种语言演出，都是一个不好的剧本；第二，主人公说的话不是美国人说的话，他们的举止不像美国人的举止；第三，即使美国有不好的出版商，但他们决没有剧本所赋予他们的巨大权力；第四，美国出版商不服从任何人的指令，例子便是西蒙诺夫先生的书《日日夜夜》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最后，我希望写一本真实地介绍美国新闻体制的书，但很遗憾，这个剧本不是那样的书。这个剧本不仅不符合美国人的见解，而是起了相反的作用。”西蒙诺夫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月，接触过各阶层的美国人，难道不了解美国人不想要战争？他写这个剧本完全是为讨斯大林的欢心，以弥补《祖国炊烟》造成的不良印象。
比《俄罗斯问题》更恶劣的剧本是《异邦暗影》。西蒙诺夫在回忆录《我这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简称《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我现在只有强制自己才能重读这个对我是可耻的，对一个作家是迎合潮流的剧本。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如果有勇气不作践自己，完全可以不写。”1947年5月，斯大林把作协领导人召到克里姆林宫，叫法捷耶夫宣读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苏联卫生部党组织致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的呼吁书，揭发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两位教授出卖国家机密的罪行。他们研制出抗癌制剂，并出版了学术专著《癌症生物治疗法》。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1946年访美时，受两位教授的委托，把这本书带到美国，作为学术交流活动。苏共党组织（即斯大林）认为他们出卖了国家重要机密。要求将学术秘书帕林以间谍罪判刑，并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交“荣誉法庭”审判。法捷耶夫读完文件后，斯大林说：“应当铲除妄自菲薄的心理。应当用这个题材写长篇小说。”西蒙诺夫脱口说：“这个题材更适合写剧本。”西蒙诺夫后来说，他认为这类题材更适合写剧本，但他自己并无意写这个剧本。斯大林却认为西蒙诺夫答应写剧本了，便让日丹诺夫把有关材料交给西蒙诺夫看，西蒙诺夫不得不写了。这便是《异邦暗影》的写作由来。剧本是完全按照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模式写的。细菌研究所所长特鲁布尼科夫是苏联著名微生物学家，研制出抗癌病微生物制剂。特鲁布尼科夫的大学同学奥库涅夫来找他，交给他美国学术同行的一封信。美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表示怀疑，请求他把研制药剂的工艺寄给他们，他们才能确认特鲁布尼科夫的科研成果。特鲁布尼科夫出于学术权威的自尊心，准备把手稿的第一部分寄给美国同行，但遭到研究所同事的一致反对。奥库涅夫被揭发出来，原来他是美国间谍。特鲁布尼科夫由于对外国学者卑躬屈膝，严重丧失警惕性，等待人民惩处。斯大林看过剧本后给西蒙诺夫打了个电话。《回忆录》写道：“1947年1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新世界》看稿，《消息报》主编助手突然进来，告诉我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找我，让我按下面号码给斯大林打电话。我到《消息报》总编室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说：‘我读了您的剧本《异邦暗影》。我觉得写得不错。但有个问题写得不对，需要纠正。特鲁布尼科夫认为实验室是他的私人财产，是不对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投入劳动，所以实验室是他们的财产，也是不对的。实验室是人民和政府的财产。您的剧本里没有政府，只有科学工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然而问题涉及国家机密。我想马科耶夫（剧本中正面人物）到莫斯科去后，利欲熏心的奥库涅夫自杀后，政府不能不出面干预，可剧本里政府并未干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剧本应当这样结尾：马科耶夫从莫斯科回到实验室，当众同特鲁布尼科夫谈话，说他见过卫生部部长，部长向政府做了汇报，政府责成他把特鲁布尼科夫留在实验室里，尽管他干了错事，但政府并不怀疑他品行端正并有能力把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看您应这样修改。具体如何修改您自己清楚。改好后发表。”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4)
斯大林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实际上是指示西蒙诺夫如何写。斯大林宽恕了特鲁布尼科夫，正合西蒙诺夫的心意，但在当时那种反对崇洋媚外的气氛中，他决不敢宽恕特鲁布尼科夫。作协书记处在讨论推荐斯大林奖作品时，不少人批评剧本的结尾，痛斥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西蒙诺夫一旁暗暗发笑。他怕不说出结尾是按斯大林指示改的，可能让法捷耶夫闯祸，便悄悄地告诉他了。法捷耶夫听了哈哈大笑，称赞西蒙诺夫还算有良心，没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剧本发表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上演。斯大林特别重视《俄罗斯问题》和《异邦暗影》这两个剧本，为他策划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做舆论准备。二战期间，上百万苏联军人到过国外，看到外国人的生活。他们不禁同自己的生活对比，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不像他们所听惯的宣传那样坏，本国的生活并不像从小灌输的那样好。一股渴望自由和民主的思潮悄然兴起，这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必须扑灭。斯大林的手段是镇压，揪出“人民的敌人”。他提倡告密，大肆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马罗佐夫，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提防。斯大林的深远谋略西蒙诺夫未必料到，但他对国内的恐怖气氛却深有感受，他自己便是受害者。十六岁那年继父被捕入狱，他和母亲被从军校宿舍赶到街上。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独自寻找住所。他在文学所学习时，亲眼见到同班同学被捕，自己也差点倒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作协书记斯塔夫斯基找他谈话：“讲一讲你在文学所是如何散布反苏维埃言论的。还想写奥尔仲尼启则呢，却赞扬白匪。”西蒙诺夫一下子吓懵了，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赞扬过白匪。“我突然想起最后一次同课堂讨论指导教师的谈话。他先问我为什么喜欢英国作家吉卜林，接着问我如何看待古米廖夫。我对古米廖夫没有兴趣，在阿克梅派诗人中我只喜欢曼德尔施塔姆。指导教师说：‘您不喜欢古米廖夫，对他不感兴趣，是没有道理的。他虽然是反革命分子，却是诗人。作为诗人，您不能不喜欢他。’接着便朗诵起古米廖夫的诗来，这些诗他记得很熟。有的我读过，有的没读过。有的喜欢，如《迷途的电车》和《雪豹》。于是我说，当然喜欢古米廖夫这些诗，但我仍然更喜欢吉卜林。”这已经是陷阱了，西蒙诺夫掉了进去，幸亏没受到惩处。西蒙诺夫吓破了胆，以后做事常常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另外，西蒙诺夫三十岁便达到荣誉顶峰，不想失去所获得的一切。他的成功同斯大林的直接关注相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实说，我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时代，我中学毕业，并上了职工技校，当了工人，进了文学所。在他的时代，我开始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战争前夕吸收为预备党员，后来转正。在他的时代，我当了战地记者，六次获得斯大林奖，其中一次受之有愧，其余五次当之无愧。在他的时代，我先后担任过《新世界》和《文学报》主编，作协副总书记，中央候补委员，我多次获得过他的信任……”西蒙诺夫的性格被扭曲了。一旦环境宽松，他便显露出本性，做过一些好事。但他不得不按斯大林旨意办事，不能不适应当时的环境，也干过不少坏事。现在俄国有人说西蒙诺夫是斯大林的帮凶，便与事实不符了。说他是斯大林的宠儿，意思并不错，斯大林确实喜欢他，但不如说他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知道西蒙诺夫是从读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开始的。1947年，有三本书在我们同学中间流传：《恐惧与无畏》、《虹》和《日日夜夜》，都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对《日日夜夜》的兴趣不如前两本书大。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条街上，红军奋力夺取被德军占领的楼房。战斗极为惨烈，红军官兵个个英勇非凡，这便是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其次，便是营长萨布罗夫和女护士阿尼娅的恋爱。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另外，译文疙里疙瘩，也影响阅读兴趣。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5)
西蒙诺夫1952年至1957年写了四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战友》、《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战友》讲述的是蒙古境内的哈勒欣战役。后三部小说的题材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由主人公谢尔皮林和辛佐夫贯穿全书。谢尔皮林是高级指挥官，担任过集团军司令，牺牲前被授予上将军衔。辛佐夫原是军报编辑，后任谢尔皮林的副官，获少校军衔。《生者与死者》写于1955年至1959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后。书中写到战争初期的失利，苏联飞机还未起飞便在机场上被炸毁。德军闪电般地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红军溃散，陷入包围，谢尔皮林率领一个师突出重围。他在军事学院执教时，因主张研究德军的战术并充分估计德军的军事实力，1937年被清洗，1941年才被斯大林从科雷马召回并派往前线。红军将士并非个个英勇，也有贪生怕死的人，如巴拉诺夫上校。方面军政委利沃夫将军对被清洗过的谢尔皮林一直心存疑虑，多次请求斯大林解除他的职务，但斯大林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在《生者与死者》中，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已经提到斯大林是否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了。谢尔皮林对妻子说：“我不懂，为什么敞开胸口等着挨打——我不懂，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竟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他们没向他报告。”在《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中，谢尔皮林对斯大林的批评变得激烈起来：“是的，是斯大林！这就说明一切了，尽管你比别人更了解他，你知道战前发生的事，知道战争初期发生的事，还知道怎么也无法解释的事。他的钢铁意志何时消失，他的顽固自负何时开始。他的顽固导致千百万人丧生，无数军事仓库被毁，这都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这部小说写于1960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时期，也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的年代。到1970年出版的《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改变了，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对谢尔皮林深信不疑，谢尔皮林牺牲后，还命令将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积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1954年12月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指出西蒙诺夫创作草率，追求速度，并以大作家自居：“西蒙诺夫每年只管写出一个剧本、一首长诗、一部长篇小说，还不算其他小作品，例如诗歌、随笔等，也就是说他保证一年可以得三枚奖章。今天，西蒙诺夫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还可以作为文学的年轻主人迈着矫健的步伐，再过十五年，他享有盛誉，人们将不是搀着他走，而是用车子拉着他走。”接着，肖洛霍夫批评西蒙诺夫的小说没有艺术性。那时，肖洛霍夫还只读过《战友》，没读过《生者与死者》三部曲。肖洛霍夫毫不留情面地说：“年轻的作家能从西蒙诺夫身上学到什么呢？难道只是写得快，以及对一个作家来说并非必须的外交家的举止吗？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说实话，这些才能是很不够的。他的最后一本书（《战友》）让人特别担忧。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圆润光滑、秩序井然，而掩卷之后，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你很饿，有人请你赴宴，但请你喝的是一盘面包渣做的汤，而且不让你喝够。于是你懊丧，你饥饿，你在心里咒骂主人的吝啬。
“西蒙诺夫同志不是头一年写作。他应该回头看一看他所走过的作家之路，应该想一想，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聪明的人，或一个有眼力的孩子，指着西蒙诺夫说：‘皇帝光着身子呢！’西蒙诺夫同志，我们不愿意看到你赤身裸体，因此请你不要生气，请接受我们的善意劝告，快点穿得厚实些，而且要选一件一辈子也穿不坏的衣裳。”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6)
1946年，西蒙诺夫被任命为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进入作协领导核心。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他一接手便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伊万诺夫的家庭》，叶尔米洛夫马上在《文学报》上发表抨击文章《普拉东诺夫的诽谤小说》，给了西蒙诺夫当头一棒。文章未必是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写的，因为没有下文，是法捷耶夫给自己新助手的一个下马威。西蒙诺夫顶住了，发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对这位屡遭打击的作家重返文坛是一种鼓励。1947年，西蒙诺夫又发表了一年前遭到日丹诺夫猛烈抨击的左琴科的小说。他问斯大林可以不可以发表左琴科的作品，斯大林回答道：“您是主编，认为应当发表就发表。发表后我们看了再说。”话里暗含杀机，但西蒙诺夫还是大胆发表了，向左琴科伸出援助之手。1948年，西蒙诺夫发表了多布罗沃利斯基的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写的是复员军人融入和平生活——上大学的故事，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齐名。这两本书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学生中间风靡一时，我们都读过。《三个穿灰大衣的人》一发表，《真理报》马上刊出了批评文章，吓得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连连向《新世界》编辑部道歉，把没用完的稿费退了回来。西蒙诺夫再次顶住了压力。1956年，西蒙诺夫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是靠面包》。小说轻描淡写地揭露了官僚主义，没想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作家中间也引起激烈争论。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对《不单是靠面包》的反击。西蒙诺夫不仅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也支持和鼓励有才华的作家，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维·涅克拉索夫。这些都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西蒙诺夫也不得不做坏事，伤害过不少作家。
1954年，一群英国大学生到列宁格勒旅游，请求会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确认他们是否健在。官方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安排了会面。大学生问左琴科同意不同意《决议》对他的批评，左琴科回答不同意，大学生们为他鼓掌。左琴科的回答惹恼了作协，他竟公开反对《决议》。列宁格勒立即召开批判左琴科大会。西蒙诺夫从莫斯科赶来坐镇，为大会组织者柯切托夫等打手助威。一位会议的参加者回忆道：“左琴科站在主席台上激愤地说：‘你们要我怎么样？你们要我承认我是败类、流氓、胆小鬼？我是获得过几枚乔治十字勋章的俄国军官，我并不像《决议》里所说的逃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在城里同其他人一样在楼顶上值勤，扑灭燃烧弹，直到让我和其他人一起疏散……我的文学生涯结束了，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吧。’说完从台上下来，向大门走去。大厅里一片死寂，很多人低下头，不敢互视。这时主席台上响起西蒙诺夫的声音：‘左琴科同志哗众取宠。’接着又讲一些极为严厉的话。”（《作家逸闻》）左琴科可能没听见西蒙诺夫的话，但大厅里的人听见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作家竟如此缺乏同情心。可西蒙诺夫能不那么讲吗？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希望在该杂志上发表。西蒙诺夫没有理解小说的意义，拒绝发表，还写了一封编辑部致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的信。这封信在全国围剿帕斯捷尔纳克的1958年发表：“您的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表明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无法挽回的灾难。”信由西蒙诺夫起草，费定等四位编委签名。如果西蒙诺夫删去小说中碍眼的地方，在《新世界》上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便可免去一场浩劫。西蒙诺夫拒绝发表《日瓦戈医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新世界》1956年分三期（8—10期）发表了杜金采夫的《不单是靠面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月后，1956年11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把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拉科西的独裁统治和在匈牙利的苏联人的蛮横无理同裴多菲俱乐部联系在一起，担心支持《不单是靠面包》的作家会在苏联组成类似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必须压制下去。西蒙诺夫吓坏了，不久便被撤销《新世界》主编的职务。1958年发表编辑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7)
西蒙诺夫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的恶劣表演。老作家雷巴科夫和纳吉宾在谈到西蒙诺夫时，都直率地指出这一点。中国读者对雷巴科夫并不陌生，他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曾风行一时。他在《小说体回忆录》中写道：“……西蒙诺夫登上大会讲坛（指1949年2月18日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说了许多极为恶劣的话：‘……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艺术寡廉鲜耻的敌人……打击先进的剧作家。’他所重复的这些话令我恶心。经历过镇压年代的我，觉得他下面的这几句话格外可怕：‘这些反对爱国主义的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难道西蒙诺夫不明白，按‘反革命宣传罪’条款才能这样定罪，要判十年劳改，按‘建立并参加反革命组织罪’条款定罪，要判死刑？这是从西蒙诺夫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从那位勇敢的战地记者，那位写出过《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的诗人嘴里说出来的。”雷巴科夫对西蒙诺夫做了总的评价：“西蒙诺夫是从文学进入党和政治的，战争和苏联时代使他成名，他也忠心耿耿地为这个时代效劳，不亚于索弗隆诺夫和格里巴乔夫。不同的仅是他是知识分子，是有教养的宫廷显贵，不是党棍。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养成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不仅是公民诗人，也是抒情诗人。御座周围需要这样的人，这一点斯大林心里明白。现在斯大林不在了，但西蒙诺夫仍不能置身于权力之外，仍需要高居奥林匹斯山顶。斯大林在世时他为这个体制效劳，斯大林不在了，也没有与其相匹敌的人物，他仍为这个体制效劳，西蒙诺夫决不允许触及政府官吏所维护的体制。”
纳吉宾的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便介绍到中国来，80年代翻译得更多，他在中国也不算陌生。1979年8月29日，西蒙诺夫去世的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西蒙诺夫被认为文学所的第二名诗人。他身材修长，体格健壮，充满自信，是一名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大家对他期望很高，他也不负众望。我对他的钦慕与日俱增。我喜欢他的第一个写爱情的剧本，喜欢他同美女谢罗娃的风流韵事，喜欢他的许多诗，特别是《等着我吧》。喜欢他的举止大方，他的不畏惧死亡的勇敢。我不嫉妒他，而是由衷地钦慕他，为他每次获奖感到欣慰。然而战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发生变化。他从莱蒙托夫变成唯利是图的人。浪漫主义情调消失净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斯大林并不复杂的意图——民族主义、排犹和反美的意图的猜测者。反世界主义的运动中他彻底垮了，成为格里巴乔夫和索弗隆诺夫意志的无所顾忌的推行者。连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退缩了，而他却勇往直前，全身沾满血和粪。”纳吉宾对西蒙诺夫从爱到恨。
写到这里，不能不谈反世界主义运动了。这次运动是何时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要达到什么目的？造成多大损害？我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只能从作家的回忆录中寻找答案。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5月13日，斯大林召见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他商讨文艺方面的问题。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说：“有个重要的题材，作家应当关心，即我们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就说我们中等知识分子吧，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和医生，他们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不足。他们毫无根据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永远处于学生的地位。这是自甘落后的传统，来自彼得大帝。”斯大林发出信号，很快便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崇拜外国的运动。斯大林知道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对体制不满的情绪，像《日瓦戈医生》结尾处所说的：渴望弥漫在空气中的自由的征兆。这种情绪斯大林是决不允许的，必须彻底铲除。斯大林发出号令，法捷耶夫一马当先。
要谈反世界主义运动，还得从索弗隆诺夫的《莫斯科性格》和苏罗夫的《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这两个剧本谈起。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剧本并不陌生。这两个剧本曾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上演过。我在北京都看过，还记得两句台词：“什么男人的骄傲？应该是莫斯科人的骄傲。”邵燕祥兄记得后一个剧本里桑娜和男友看农舍窗花的细节。我当年看得津津有味：还被感动，可见那时我何等幼稚。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两个剧本，因为1953年以后没上演过，也没人再提起过。我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讲的是保守与改革的矛盾。索恩采娃是纺织厂厂长，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只顾完成生产指标，不管产品有无销路，花布图案多年不变，落在人民需要的后面。索恩采娃的女儿桑娜中学毕业后进入纺织厂。她自幼喜爱美术，主张改革，设计新图案。母女发生矛盾。索恩采娃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意桑娜和她的伙伴做一次印制新花布的试验，但开印时总工程师捣了鬼，试验失败。党委书记库列平领导工人继续试验，桑娜到农庄采集民间图案，美术学院对纺织厂的试验给予支持，试验终于成功，印制出鲜艳美丽的花布。索恩采娃转变态度，积极支持改革。《莫斯科性格》的主题是改革与本位主义的矛盾。莫斯科机械制造厂厂长波塔波夫为三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率领全厂职工拼命干活。邻近的纺织厂需要更新设备，请机械厂为他们研制新型印花机。女厂长谢韦罗娃向波塔波夫求助，但遭拒绝，研制新产品会影响他们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波塔波夫的妻子是纺织厂工会主席，支持自己厂长的改革。夫妻间产生矛盾。谢韦罗娃请求区党委解决机械厂拒绝替他们制造印花机的问题。区党委召开会议，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波塔波夫的妻子支持谢韦罗娃，并批评自己的丈夫。波塔波夫不接受批评，离家出走，但意识到应当接受订货。经过党委的教育，改正了错误，答应替纺织厂制造新式印花机，并同妻子言归于好。在剧本的结尾，党委书记说出什么是莫斯科性格，莫斯科性格就是说了必定做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并勇于改正错误。这两个剧本都获得斯大林奖。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8)
1946年8月26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善措施》的决定，批判了由尼林编剧的《伟大的生活》。这个决议像一阵秋风，吹得戏剧舞台百花零落，只剩下马留金的《老朋友》和拉甫列尼约夫的《为海上的人祝福》两个剧本，全国剧院都演这两个戏。《莫斯科性格》、苏罗夫的另外两个剧本《绿灯》和《命大》以及罗马绍夫的《伟大的力量》算做《决定》后的新成果。我没介绍《绿灯》和《命大》，因为《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是苏罗夫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苏罗夫的剧本是什么货色，那两个剧本等而下之，不值得介绍。1948年11月，在莫斯科讨论1947年至1948年剧目的时候，这四个剧本遭到剧评家的尖锐批评。剧评家指出，剧本里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人物斗嘴。人物毫无个性，只是宣传符号。语言蹩脚得刺耳，听起来起鸡皮疙瘩。他们还指出苏罗夫的剧本前后风格不统一。这可冤枉了苏罗夫，因为所有署他名字的剧本都是别人替他写的。一个剧本两个人写，风格如何统一得起来？剧评家哪里想得到，几个月后，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则成为这两位剧作家的俎上肉。
1948年12月5日，基辅召开乌克兰作家代表大会，法捷耶夫率莫斯科作家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头四天，法捷耶夫没出席会议，躲在宾馆里为两周后将要召开的苏联作家理事会准备报告，论述苏联戏剧的现状和任务，充分肯定《决议》后的成果。法捷耶夫是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知道这四个剧本算不上新成果，因此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12月10日，即大会结束的那天，法捷耶夫作了发言。他谈到戏剧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优秀剧本，并指出缺乏优秀剧本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剧作家对新鲜事物没有真实的感受，甚至全然无知，他便不能成为戏剧冲突的主人，只能成为它的奴隶；其次，剧作家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某些特征认识不足；第三，苏联剧作家不肯在形式上花工夫。法捷耶夫的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12日的《乌克兰文学报》上。他的话说得不错，如果剧作家一味配合政策，粗制滥造，如何能产生好剧本。可惜法捷耶夫后来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话。法捷耶夫乘车返回莫斯科时，闷闷不乐，不与人交谈。忽然听苏罗夫说，斯大林在模范剧院看了《绿灯》，在小剧院看了《莫斯科性格》和《伟大的力量》，并称赞了这三出戏。法捷耶夫精神为之一震，仿佛中了头彩，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手里一下子有了三个杰出剧本，可以拿到理事会上炫耀了。但苏罗夫的话未必可靠，因为1950年1月21日，叶尔米洛夫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莫斯科性格》批评得体无全肤，将它送进坟墓。如果斯大林肯定过，那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叶尔米洛夫绝没那么大的胆子。拉大旗做虎皮是苏罗夫惯用的伎俩。他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舍贝夫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称赞他的剧本。他自己不会写剧本，他的剧本都是“苦力”替他写的。20世纪50年代，“苦力”纷纷揭发他，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苏罗夫终于保不住了，1954年4月被开除出作协，但仍保留党籍。苏罗夫原是共青团干部，有强大的后台，他们多次保护他，但这是题外话了。1949年，苏罗夫炙手可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法捷耶夫对这两位剧作家不是没有看法。一次他对西蒙诺夫抱怨太累了，西蒙诺夫建议他到肖洛霍夫那儿钓鱼去，休息休息，法捷耶夫说：“我不去，索弗隆诺夫一定缠着跟我去……我们喝多了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来，不去。”法捷耶夫对索弗隆诺夫有戒心，对苏罗夫更看不上眼了，但还得依靠他们。
法捷耶夫回到莫斯科准备立即召开作协理事会，并让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因为他是杰出剧作家之一。但谁也没料到，半路上杀出一个谢皮洛夫来。谢皮洛夫主管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作协。谢皮洛夫精力充沛，思想敏捷，绝非等闲之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政敌，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定为反党集团，谢皮洛夫那时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地位已经很高了。谢皮洛夫想弄清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不同意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建议理事会延期举行。法捷耶夫是中央委员，谢皮洛夫不是，但两人势力旗鼓相当。法捷耶夫不买谢皮洛夫的账，12月18日作家理事会如期召开，并仍由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索弗隆诺夫除夸耀戏剧成果，并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施泰因的剧本外，对几个月前剧评家对《莫斯科性格》和《绿灯》等剧本的批评未做任何答复，只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大厅里一片沉寂，无人发言。剧评家博尔夏戈夫斯基上台发言，他指出索弗隆诺夫的报告不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如果坐在主席台上的著名剧作家都能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大家一起分析，便能找出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法捷耶夫骂了一句脏话：“日他妈，他讲到点子上了。”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9)
午间休息后，法捷耶夫发言，题目是《论苏联戏剧落后的某些原因》。法捷耶夫认为戏剧落后的原因“是剧评家打击反映苏联生活中新事物的剧作家”，“他们妄图动摇剧院对苏联现实题材的信心，给上演反映苏联生活剧目的剧院泼冷水”。他的发言同他脏话的意思相反，也同一个月前他在基辅的讲话矛盾。法捷耶夫从艺术家变成了政治家。接着，著名剧作家考涅楚克发言，他支持法捷耶夫的讲话，提出戏剧矛盾是“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矛盾”，还讲了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遥远的乡村里居住着一位女庄员，种甜菜的能手，弥留之际一定要见他一面。他风驰电掣地赶往那里，幸好赶上她还没咽气。女庄员向他伸出衰弱的手，抓住他的手低声说，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但要当心呀，要加强战斗精神，不然那些剧评家会把他们害死。在没有剧院的穷乡僻壤，一个没进过剧院的农庄妇女，竟有如此高的觉悟。不知为何，出席会议的人感到一阵不自在，垂下眼睛。会议匆忙结束，并通过一项日程上没有的关于剧评家的决议。谢皮洛夫同样不买法捷耶夫的账，不承认理事会，下令报刊不许刊登理事会决议及会议发言。法捷耶夫无奈给谢皮洛夫打电话，问他作为作协总书记和中央委员，有无权利发表文章。谢皮洛夫回答，他个人当然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刊登会议决议和代表的发言。两人僵持不下。如果没有大人物干预，不知还会僵持多久。波波夫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兼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是索弗隆诺夫的保护人。波波夫说《莫斯科性格》是他的“定货”。1949年1月，波波夫向斯大林汇报完工作后，顺便提到法捷耶夫受欺负的事，斯大林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对法捷耶夫同志典型的反爱国主义的攻击。”谢皮洛夫被赶出办公室，法捷耶夫大获全胜。马林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和老牌两面派扎斯拉夫斯基（曾攻击过列宁和高尔基）写文章还击。他们两人联名写的文章《揭露戏剧评论家中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1949年1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文章点了七位剧评家的名：博尔夏戈夫斯基、博亚吉亚耶夫（亚美尼亚族）、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霍洛多夫、马留金（俄罗斯族）和瓦尔沙夫斯基。其余五位均为犹太族，名单有浓厚的排犹色彩，与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相呼应。文章写道：“在戏剧评论界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余孽的集团。他们钻进我们的报刊，在《戏剧》杂志和《苏联艺术报》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们是苏联人民十分憎恶的，与苏联人民敌对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的代表。他们阻碍苏联文学的发展，他们同苏联人民的骄傲感格格不入。”文章从尤佐夫斯基批判起。尤佐夫斯基是著名的高尔基研究专家，他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高尔基的必读书。尤佐夫斯基热爱高尔基，但对他并不顶礼膜拜，既肯定他的卓越成绩，也指出他创作中的不足。如他认为《小市民》中的尼尔像个政论家，发表议论过多，与剧本的结构不协调。文章抨击道：“……尤佐夫斯基妄图用假面具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的反爱国主义的真面目，竭力贬低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而高尚的形象……”强词夺理到如此地步。
法捷耶夫和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后，全国报刊争先恐后地批判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批判的浪潮溢出戏剧界，波及各个领域。法捷耶夫是始作俑者，但真正的操纵者是索弗隆诺夫和苏罗夫。这两个毫无才华、嫉贤妒能的“剧作家”对批评过他们剧本的人恨之入骨，无情打击，同时也不放过有才华的剧作家。他们对有才华的人的仇恨甚至超过批评过他们的人，想独霸戏剧界。被点名的七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但除霍洛多夫投河自尽外，其余六人均未被逮捕，只开除党籍公职并赶出住宅。名单之外的人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阿尔特曼是1919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长期做党的工作，是法捷耶夫的老朋友。他曾任《戏剧》杂志主编，1940年因发表批评考涅楚克的剧本《在乌克兰原野上》被撤职。法捷耶夫让他到犹太剧院当文学部主任，支持伟大的犹太演员米霍埃尔斯，因为他是犹太族。阿尔特曼赋闲数年，迫切需要工作，但拒绝法捷耶夫的建议。法捷耶夫百般劝说，阿尔特曼就是不肯从命。法捷耶夫只好祭起组织原则的法宝：“你到他那儿工作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得支持米霍埃尔斯，他需要顾问和政委。这是党的委派，你一定要接受。”阿尔特曼只好服从。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揪出来。怀疑是有道理的：不懂犹太语的人怎能当犹太剧院文学部主任，一定另有企图。阿尔特曼耻于申辩，等待法捷耶夫为他说话。总有一天法捷耶夫会说：“同志们，别再提文学部主任的事了，我怎么劝说他都不干，最后我对他说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才去了。”但这些话法捷耶夫始终未说，阿尔特曼死前喊了一句：“他们害死了我！”“他们”当中自然包括法捷耶夫。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0)
运动虽然在全国展开，但正派知识分子并未积极参加，他们甚至同被点名的人来往。斯大林看到政治压力不够，还需要增压，再作一个与反爱国主义斗争的报告。任务落到西蒙诺夫头上。西蒙诺夫在知识分子当中素有自由主义的美誉，是适合人选。1949年2月的一天晚上，博尔夏戈夫斯基正在西蒙诺夫高尔基大街寓所，突然有人给他打电话，西蒙诺夫回答道：“我考虑一下，过半小时给你回电话。”这是联共（布）中央政工人员马斯林受马林科夫委托打来的电话，委托西蒙诺夫作反对世界主义的报告，即纳吉宾所说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不肯作的那个报告。没过十分钟，西蒙诺夫就给马斯林回电话，同意作报告。他对博尔夏戈夫斯基说：“我作报告比别人更合适，不能再粗野谩骂了，应当学会用文明语言辩论……我作了报告便更加有力。我能帮助很多人，这也许更为重要。”西蒙诺夫怎能使残酷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文明化呢？不过是接受任务时的自我辩解罢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谁也没预见到与反爱国主义剧评家的斗争的可怕后果，法捷耶夫是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我一开始便不赞成法捷耶夫如此残酷地对待那些剧评家。法捷耶夫看中索弗隆诺夫的充沛精力，但并不了解他的为人，把他当成自己的帮手，而索弗隆诺夫一有机会便成为自以为是的文学刽子手。”西蒙诺夫把责任推给法捷耶夫及其帮凶索弗隆诺夫，对自己的责任只字不提，临终前也毫无忏悔之意。
1949年2月18日，在文学家中央大厅召开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西蒙诺夫作了题为《苏联戏剧的任务与戏剧批评》的报告。西蒙诺夫尽管使用了文明语言，但报告的火药味决不次于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他们是这样的人，”西蒙诺夫点了七个人的名，“在他们对我们苏联剧本的评论中，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正像法捷耶夫在作协理事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打击先进的剧作家，把他们置于充满恶意和敌视的气氛中。”先进的剧作家当然是指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之流，即他后来称之为文学刽子手的人。“这几个人的活动超越于苏联艺术之外，已被党和报刊所揭发？他们的反爱国主义观点已尽人皆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反爱国主义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在反对苏联戏剧活动中互相支持。”接着他引用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成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地生长起来的，他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斯大林这段话是针对消灭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而说的，莫非西蒙诺夫把剧评家比作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纲也上得太高了。还有更可怕的呢。西蒙诺夫把法捷耶夫定的反爱国主义剧作家集团说成只是核心，有核心，当然还有外围，帮凶，追随者，怂恿者，大大地扩大了敌人的范围。于是美术界、音乐界、科学界（特别是生物学和控制论等学科）都在揭发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全国变成揭发世界主义的大战场，给苏联科学文化造成灾难性的损失。1949年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尤·帕夫洛夫的文章《世界主义是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工具》，运动戛然而止。当然是斯大林下了命令，就像当年农业集体化失控时他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样。从1949年1月28日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到4月7日帕夫洛夫的文章，只有两个多月。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噩梦。多少人被开除出党，多少人被撤销了职务，多少人被从住宅里赶到街上。这场运动加固了斯大林体制的坚冰，直到1956年才开始解冻。
反世界主义是必然的，因为是斯大林的意图，但从批评几个剧作家开始却是偶然的。为增加政治压力作与世界主义斗争的报告是必然的，由谁来作则是偶然的。西蒙诺夫自己就曾怀疑是马斯林捣的鬼。但他并非非作不可，弄潮儿的心理在他心中苏醒了，在惊涛骇浪中弄一次潮将会增加他的社会声望，也会背上骂名。后一点，西蒙诺夫未必没想到。他对这场运动应负多大责任呢？他不作报告，同样会有人作。这当然是他的污点，但也不必像纳吉宾那样过分谴责。西蒙诺夫一度是苏联文学的风云人物，现已被人遗忘。像许多苏联作家一样，他陪伴我度过了不少少年时光，我对他总还怀有几分怀恋。我想起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见到苏联著名艺术家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所设计的黑白相间的墓碑，涅伊兹韦斯内将如何为西蒙诺夫设计墓碑呢？但马上就想到西蒙诺夫没有坟墓，他的骨灰撒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的土地上。也许，他想到还是不留坟墓好，免得将来受人亵渎。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1)
（原载《收获》2003年第2期）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1)
阿·托尔斯泰是中国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粮食》、《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对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小说《彼得大帝》拍摄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放映，彼得大帝由著名演员尼·西蒙诺夫扮演，演得极其出色。
小说《彼得大帝》，是阿·托尔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题材，在写小说的同时，还编写了电影脚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剧本《彼得大帝》1934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排练，准备在该剧院上演。第二艺术剧院曾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米·契诃夫领导，辉煌一时。但1928年米·契诃夫离开苏联，改由优秀演员布列森涅夫担任经理后，剧院开始走下坡路，票房价值一落千丈。布列森涅夫为使第二艺术剧院再度辉煌，决定排练阿·托尔斯泰的剧本《彼得大帝》。想一炮打个翻身仗。布列森涅夫把宝押在阿·托尔斯泰身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阿·托尔斯泰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的“旧作家”，并有伯爵爵位。他不接受十月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红军与白军生死搏斗的年代，我站在白军一边。”1919年春天流亡巴黎。但不久觉得自己错了，需要转变，于是1921年秋天跑到柏林去编辑路标转换派的报纸《前夜报》。不久又觉得自己转变得不够，还需要转变，于是1923年夏天返回苏联，讴歌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立即得到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的礼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被同行戏称为“无产阶级伯爵”。像他那样经历的人回国后受到如此礼遇，除他之外别无他人。因此排练他的剧本不仅政治上保险，还能借用他的余荫重振剧院。
20世纪30年代苏联书刊检查日趋严厉。书刊检查人员生怕一不留神放过毒草，贻害读者，自己也跟着完蛋。剧目审查更严。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几经周折，才勉强同意话剧《彼得大帝》彩排。彩排邀请领导人和评论家观看，然后经他们讨论决定是否公演。
彩排安排在193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莅场。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此外便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领导人和教授们分别坐在楼上包厢和楼下池座，保安人员则挤满楼道和出入口。
大幕拉开后，观众与其说观看话剧不如说观看斯大林。台上台下的目光都对准他，捕捉他脸上每个细微变化。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上台前，布列森涅夫还再三叮嘱他：“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扬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多注意斯大林同志的表情，你从正面看得清楚。”然而斯大林坐在包厢里端然不动，脸上毫无表情，未鼓过一次掌。离剧终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突然站起来离开包厢，向出口处走去。布列森涅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小跑赶过去送斯大林。布列森涅夫感到大祸临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壮着胆子夹在保安人员当中送斯大林走出剧场。但斯大林兴致很好，走到休息厅停住，同他谈了一会，并肯定了话剧《彼得大帝》。布列森涅夫顿时心花怒放，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斯大林走了很久之后，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剧场门口，沉浸在幸福之中。猛地想起剧场里正在讨论彩排，他才转身返回剧场。
剧场里气氛非常紧张。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上面摆着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各个面带杀气。有40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嗅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的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情绪一个比一个激烈，措辞一个比一个尖锐。如头两个人猛烈抨击话剧，说它坏得不能再坏。中间的几个人在抨击上已无文章可做，便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与彩排有关的人身上，要求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两位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阿·托尔斯泰的责任，查禁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并不允许第二、三部出版。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长得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来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得到主席同意后，布列森涅夫用挖苦的口吻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今天我们就话剧《彼得大帝》彩排交换意见，必将再次证明这句谚语的正确。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同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以说交锋产生真理嘛。请原谅我打断极有教益的发言，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和导演的唯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下面发言的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话剧《彼得大帝》的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领取，可他一直没来。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2)
斯大林并未看到话剧结尾，但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阿·托尔斯泰却感到有修改的必要。话剧是这样结尾的：彼得大帝咽气的时候，窗外涅瓦河上空雷雨交加，他所心爱的英格尔曼兰号巡航战舰渐渐下沉。这似乎象征彼得大帝的事业后继无人。阿·托尔斯泰再三修改，最后改成：彼得大帝临终前召开参政院会议，对参政员发表演说：“你们要知道，尽管不会很快，但按照自己新的方式继承我彼得事业的那个人必将出现。”
（原载《随笔》1995年4月号）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1)
苏联作家卡普列尔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恐怕无人知晓，但他的作品又恐怕无人不知。他就是在中国放映过无数次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脚本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他不仅是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还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最热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卡普列尔半生坎坷，几次大起大落，都是因为他太痴情、太真诚、太富于正义感的缘故。他妻子戏称他为“并非愁容的骑士”，除掉愁容外，他确实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一个普通的敖德萨青年，不到而立之年便发表了剧本《三个同志》和《矿工们》，并被搬上银幕，几年之间便成为苏联知名的剧作家。1938年莫洛托夫亲自主持十月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卡普列尔应邀参加，并以剧本《起义》（即《列宁在十月》）一举夺魁。接着他又创作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在苏联电影、戏剧史上，卡普列尔是第一个把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写进剧本的。这两部由罗姆执导、舒金扮演列宁的影片一上映，列宁仿佛又回到人民之中，卡普列尔由此名扬天下。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有幸或者说不幸结识了女中学生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且一见钟情。如果斯维特兰娜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真挚的爱情也许会绽开艳丽的花朵。然而，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的千金，卡普列尔则是犹太血统的敖德萨人，因此悲剧就难以避免了。斯大林不准女儿同卡普列尔恋爱，除后者是犹太人外，还因为卡普列尔在《列宁在十月》中对斯大林颂扬得不多，对斯大林的政敌丑化得不够。1938年莫斯科第三次审讯刚刚结束，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之外，统统被斯大林处死。斯大林想把自己说成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但卡普列尔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并未把斯大林同列宁并列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尽管影片已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最初，斯大林只想把他们拆散，两人不再来往就算了，所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做法。斯大林卫队长克拉西夫将军派鲁缅采夫上校给卡普列尔打电话，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南方去。卡普列尔被爱情冲昏头脑，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电话里叫他滚蛋。接着，好友作家西蒙诺夫再次劝他到南方去，卡普列尔依然不听。苏德战争爆发后，卡普列尔当了战地记者，1942年底，他飞往斯大林格勒采访。此时卡普列尔非但没冷静下来，在离别的煎熬中，爱情变得更加热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L中尉发自斯大林格勒的通讯》，竟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斯维特兰娜来。信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窗口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间谍。”连斯维特兰娜的居住地点都点出来了，等于向全国公开他同斯大林女儿的爱情。深知父亲性格的斯维特兰娜读了这篇战地通讯后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天真的卡普列尔闯了大祸。这时斯大林突然从办公室赶回家。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写道：
平时缄于言词、不动感情的父亲，这时已怒不可遏，喘不过气来，好容易才说出一句话：“都在哪儿？在哪儿？”接着又说：“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儿？在哪儿？”我无法描写他是用多么鄙视的口吻说出“作家”这两个字。“我全知道了！你们在电话里的谈话都在这儿！”他拍拍他的衣袋。“快，都拿出来！你的卡普列尔是英国间谍，已经被捕！”
“可我爱他！”我说，我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你爱他！”父亲对这个“爱”字充满仇恨，大喊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两个耳光……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置我于死地的话：“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娘儿们，你这糊涂虫！”说完他拿起所有信件、照片回餐厅去了。
这次短暂的爱情，以卡普列尔被捕、斯维特兰娜同父亲关系破裂而告终。著名作家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从电影字幕和报刊上永远消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影片，1951年在我国首次放映时，字幕上当然不会再有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的名字了。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2)
1943年至1953年，卡普列尔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但十年的劳改生活丝毫未改变他的性格。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立即被释放，重返莫斯科。他依旧那样天真、真挚、充满正义感，以散文家，说得更确切些，以杂文家的姿态投入扬善惩恶的斗争。
发表在《文学报》上的《靴子踹胸口》便是他对索契民警局宣战的檄文。他揭露了索契民警局局长的恶棍行径：把女儿送进疯人院，仅仅因为她爱上普通司机；而把司机关进监狱也就因为他胆敢接受民警局局长千金的爱情。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民警局差点把卡普列尔投入监狱，幸亏赫鲁晓夫得知后发了脾气，卡普列尔才得以幸免。
为了恢复影片《女友们》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瓦西里耶娃的著作权，卡晋列尔四处奔走，恳求知情者主持公道，还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呼吁文章。在卡普列尔的感召下，许多著名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剽窃女作家作品的导演发表声明，承认被无辜镇压的女作家的著作权。但影片导演仍不吭声，结果卡普列尔的满腔热情付诸东流。其实，卡普列尔同女作家瓦西里耶娃非亲非故，为恢复她的著作权而战斗，不过是想伸张正义，恢复人们对正义的信心罢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卡普列尔被选为国际电影编剧协会副理事长。换了别人，这个职务不过多增添了个荣誉头衔，多几次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已。但卡普列尔在这个岗位上却开始了新的战斗——为编剧的著作权而战斗。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影片的字幕上只印有导演和演员的名字，却不印编剧的名字。电影史介绍某部影片时也只提导演，不提编剧。卡普列尔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道的，是对编剧劳动的蔑视。他在《打输了的一场战役》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是：创作一部影片谁更重要，爸爸还是妈妈。我认为创作影片既需要爸爸——编剧，也需要妈妈——导演。”他在各种场合呼吁社会对编剧给予应有的尊重。他的行动深得编剧们的赞赏，他们私下向他握手道谢，但没有一个编剧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他们不敢得罪导演，担心一旦得罪导演，导演便不会选用他们的脚本了。面对强大的导演营垒，卡普列尔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影片字幕仍不署编剧名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上打出编剧名字的传统逐渐恢复，编剧的劳动终于得到承认。苏联影片字幕上打印编剧的名字是同卡普列尔的斗争分不开的。
1966年卡普列尔应苏联国家电视台邀请，担任电视节目“电影丛谈”主持人。“电影丛谈”包括新影片介绍；同国内外演员、导演、编剧交谈；介绍电影档案资料；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此卡普列尔又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明星。观众所以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说空话、套话，只说真话。但观众喜爱并不等于领导满意，卡普列尔一到电视台便在节目播放的形式上同台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卡普列尔坚持有权参与编排节目、邀请嘉宾，谈论人们关心的问题。慑于卡普列尔的威望，电视台只好让步，这样苏联广大电视观众才能在银屏上看到鬓发苍白的心爱的剧作家，倾听他沁人肺腑的话语。
不久，电视台感到观众太爱收看他的节目，致使对其他节目失去兴趣，决定停止他的节目。卡普列尔便向苏联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平递交辞呈。他把辞呈往拉平桌上一放，掉头就走，并把门“砰”地一声带上。于是拉平解除他主持人的职务，并销毁他所主持的节目的全部录相。卡普列尔在观众的视野中从此消失了，直到他1978年去世，报刊、电视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原载《博览群书》1995年6月号）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1)
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后，在苏联引起轰动，并获当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5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拍摄成同名影片，1954年又被苏联著名作曲家捷尔任斯基改编成歌剧。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阿扎耶夫也从远东一名科技人员一跃而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小说1954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同样引起热烈反响。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哪一个没读过这本小说？何止他们，不少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也认真阅读过。小说翻译出版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家都真诚地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嘛。至于我们大学生们更不用说了，不仅争先阅读，还举办各种讨论会，连从西直门到清华园的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年轻学子们激昂的争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书中人物仍神奇般地留在脑子里。只要一搅动，他们立时活跃起来。架设电话线的漂亮姑娘丹妮亚、大胡子总工程师别里捷、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害单相思的姑娘然妮亚以及局长巴特曼诺夫和党委书记泽尔肯德。这些人物能活跃起来，说明他们还有些血肉，不完全是概念的化身。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痛苦和喜悦，他们真挚的爱情和忠贞的友谊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远东大自然的绝妙描写，没在远东长期生活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没到过远东的人也未必能感受得到。我在俄国远东住过三年，所以倍感真切。一本描写在远东原始森林铺设输油管道的小说能写成这样也算不容易了。但这本小说仍存在着今天读者无法卒读的缺陷。小说是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写成的。其中教诲的议论必然很多。大框架仍是保守和改革的冲突。一切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不少篇章冗长，作家仿佛收不住笔。如果删去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也未必影响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
当时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巴特曼诺夫的“严厉的爱”对不对？他为什么动不动就训斥下属？他训斥阿列克塞时，阿列克塞明明有理，何以非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他只关心如何完成任务而不关心周围的人。党委书记则是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的作用是尽量冲淡巴特曼诺夫所制造的紧张气氛。这是否是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有意安排在巴特曼诺夫身边的一个概念化的人物？阿列克塞刻骨铭心思念的妻子为什么最终也没在书中露面，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是否太残忍了一点？我们当时相当自以为是，认为问题提得深刻。在讨论中努力“正确”理解巴特曼诺夫，对他“严厉的爱”找出各式各样的解释理由。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
1988年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出版了阿扎耶夫1964年写的纪实小说《车厢》后，人们才知道《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所有人物，除巴特曼诺夫和泽尔肯德外，从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到各工段段长、各处主任、所有工程师和工人，通通是劳改犯。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阿扎耶夫本人也是劳改犯。西蒙诺夫在1966年为《车厢》所作的序中写道：“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只字未提劳改营，只字未提国家所急需的那条横贯远东的输油管道，不仅是战时自由人的手铺设的，也是劳改犯的手铺设的。”接着他解释“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为什么没写出这项工程的全部真相，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知道巴特曼诺夫是劳改营的长官，我们的争论便多余了。也怪我们阅读时不仔细，其实巴特曼诺夫一登场便亮明身份：“工程管理局局长身着军服……他全身上下——从雪白的领沿直到擦得亮晶晶的皮靴都闪闪发光。”这正是内务部的军装。小说先在《远东》杂志上发表，后才在《新世界》上发表。为此把阿扎耶夫召到莫斯科，让他根据《新世界》编辑部的意见做重大删改。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保留了巴特曼诺夫的军服是为“点题”呢，还是匆忙中忘记删去呢？
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车厢》在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后。先把罪犯用火车押解到远东，劳改犯才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但《车厢》比《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晚出版了四十年。出版时，阿扎耶夫已逝世二十年了。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2)
《车厢》是阿扎耶夫另一部重要作品。阿扎耶夫晚年在深夜里把自己的冤情向妻子倾诉，由妻子整理成书。他说：“也许为摆脱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重负。我确信我近来的病便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万一我无法痊愈，我的经历便会随我而去。妻子和孩子们便将从别人嘴里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噢，我知道别人的嘴是多么恶毒和不公正啊。”不把冤情吐出他死难瞑目。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大批无辜的人被逮捕。不经审判便判处徒刑，把他们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押往西伯利亚和远东。《车厢》所写的便是押解罪犯的列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发生的事。关押在这节车厢里的有盗匪、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中有书中主人公米佳、工程师沃洛佳、绘图员科利亚、掏粪工斯捷潘、歌唱演员彼得罗、惯盗伊戈尔、厂长亚历山大、列宁格勒区检察官费奥多尔和党务活动家济明。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通过这些犯人的离奇遭遇，多角度地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的严峻现实。西蒙诺夫写道：“我读小说时，不能也无法忘记，阿扎耶夫同他的主人公一样，十九岁时莫名其妙地以罪犯身份出现在远东，他所经历的一切同米佳一样。”可以说米佳即阿扎耶夫，阿扎耶夫即米佳。
1934年米佳十九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做工，同时在戏剧学院学习。他精力充沛，工作学习两不误。未来充满阳光。新年前三天他同女友玛莎滑冰滑到冰场关门。就在这天夜里米佳被捕了。侦察员指控他对基洛夫遇刺无动于衷。仿佛他幸灾乐祸，对基洛夫案件的审讯的公正表示怀疑，对工人致斯大林信中的“我们明白你在这些日子里心情多么沉重”这句话做了不正确的解释。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指控。米佳父亲曾在基洛夫领导下工作，对基洛夫感情很深。米佳受父亲影响从小热爱基洛夫，怎么会幸灾乐祸呢？他同侦察员吵起来，侦察员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脸，叫他冷静，并告诉他有人告发了他，如他能告发别人，帮助安全部门清除敌人，可减轻他的罪行。米佳无人可告发，被判处三年徒刑。他原以为这是个误会，父亲会替他说清，很快便会释放，哪知父亲在他之前已被捕，后瘐死狱中，1955年才平反。米佳完全绝望，幸亏济明等老布尔什维克开导他，叫他坚持住，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米佳晚年回忆道，如果没有济明等人的支持，他不知自己会怎样，或干出蠢事，或同盗匪混在一起。他们到达位于斯沃博德内市的劳改营后，米佳被分配在化验室，他拼命工作，被提前释放。劳改营留他以普通公民身份在原处工作，他谢绝了，决意返回莫斯科父母身边，寻找不知他突然失踪原因的玛莎。一到莫斯科他才知道父亲被捕，而刑满释放人员在莫斯科不得停留二十四小时。米佳只得返回劳改营，仍在原处工作，但已经不是犯人了。他工作得极为出色，并在冻土地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劳改营替他撤销前科，已经不是刑满释放人员了。他再次返回莫斯科，没想履历表像一道高墙，把他同莫斯科隔开。他不仅仍不能在莫斯科居住，也不能在其他大城市居住，只好第三次回到远东。此时他已完全打消回莫斯科的念头，潜心研究冻土地，并写出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专著。他在写专著时回忆起他和劳改犯们铺设输油管道的日日夜夜，又写了一部小说，发表在《远东》上。这部小说便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远东》是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小说没产生多大影响。这时苏联虽战胜德国法西斯，但国家遭受严重破坏，极需唤起人民劳动热情的作品，鼓舞人民重建家园。《新世界》主编西蒙诺夫在《远东》上发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正是自己寻找的作品，便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小说给米佳，即阿扎耶夫，带来巨大荣誉，他毫无阻碍地回到莫斯科。尽管他的作品影响极大，人人争读，但在那些艺术上平庸、政治上霸道的作家眼中他仍是有污点的人。他们虽在创作上无法同他竞争，但也有比他骄傲的地方：没坐过牢。阿扎耶夫没能入党，因为同行们咬住他“污点”不放。米佳深夜对妻子说，有人不断对他说：“何必老提过去！”他则认为为了将来决不能忘记过去。“我的经历只是一个人的提醒。我个人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经历过痛苦与不幸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命运，是我们整个民族命运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看来，他写《车厢》时已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