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党”的领导者拉姆辛，这个“独裁者的候选人”、“间谍”、“暗害和谋杀案的组织者”却不知为什么被赦免。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人民出版社译本，第202页）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4)
为什么拉姆辛（引文中有的作拉姆仁、拉姆津的，都一样）能得到这样的宽大呢？俄国爱德华·拉津斯基著的《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中告诉人们：这是斯大林对于他的良好合作给予的报偿。书中说：
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的，而且周密地制定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新华出版社译本，第274页）
书中引用了斯大林1930年7月2日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1930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1931年？为什么可能推迟到1932年？
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在引用了斯大林信中的这些内容之后，这样议论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
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点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
拉津斯基接着指出，“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斯大林不得不在前面引过一部分的信中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崇公道是解差，苏三是女犯。到了后台，他们是同一个戏班子的同事。首犯拉姆津云者，不过是演出时分派给他的角色罢了。不但这时候判的十年监禁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出，就是后来的颁发列宁勋章，岂不也是舞台上的演出吗？这“苏维埃戏剧”的精髓真是不容易领悟呀。鲁迅就这事写文章，发议论，说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假如他竟了解到了这事情的真相，他说的就会是“我们真正受骗了”。
受到这种宣传的蒙蔽的又岂止鲁迅，又岂止20世纪30年代的人。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所谓的“工业党”的审判，以及更早两年的沙赫特事件，都是因为经济工作出了问题，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于是找出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作为替罪羊。可是，胡乔木执笔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却说：“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鲁迅发过一点这样的议论，今天人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1)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国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让外国知道国内发生的有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事。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至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都如此。苏维埃政权最担心的是把国内的真实情况泄露到国外去。苏联公民凡是自行在国外出书或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老百姓没人敢同海外亲属通信。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所获得的有关苏联的信息，都是苏联官方有意传递出去的。这就使外国人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致使鲁迅先生写出《我们不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这不能责怪鲁迅先生。鲁迅一贯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的民族。他没到过苏联，没有亲自观察苏联社会的机会。况且他还受到同他亲近的左翼作家的影响，相信了他们对苏联的介绍。他们告诉他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左翼作家又多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坚信苏联是全世界的灯塔，是人类的未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真正看清苏联体制的恐怕只有陈独秀一个人。陈独秀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今天读了仍不能不敬佩老先生的睿智慧眼。当然，这也同他当了四届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并跟共产国际［即联共（布）］打过多年交道有关。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他在别的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社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便把目光投向苏联。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年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惟一堡垒。”1935年，他便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来到红色麦加——苏联首都莫斯科。
罗兰夫妇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从6月17日至7月21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不劳长途跋涉到华沙迎接。从苏波边境到莫斯科乘坐一节专用车厢。在大剧院看芭蕾舞时，把他们安排在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里。苏联政府还打算拨一幢别墅给罗兰夫妇住，但被他们谢绝了。从接待的规格上看，真正的邀请者不像是高尔基，倒像是斯大林。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出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6月30日，他到莫斯科红场参加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无数群众在列宁墓前唱起歌颂斯大林的赞歌。”罗兰从苏联返回瑞士后，在1938年10月所写的附记中，说得更明确了：“我最后一次同高尔基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否指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谀奉承，千方百计地寻求他们的庇护，看起来让人恶心。高尔基对此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阅读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演说辞（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集会上的讲演稿；在任何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上的讲演稿），都充满对斯大林的赞美：‘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些都是歌曲中必不可少的歌词。无论在街头还是在游行队伍中，都有像房子那样大的斯大林画像；人们扛着十几幅斯大林的巨像，排成纵队，从他面前走过。”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2)
斯大林接见罗兰时，罗兰说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十二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十二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强制迁出”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造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里，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他那时还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处决了数千人。罗兰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他告诉罗兰，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学。罗兰的妻子玛莎是俄罗斯人，看了非常气愤。高尔基向玛莎解释，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将会带来危险。如果需要牺牲一部分人，选择多数还是少数呢？玛莎反驳道：“就算是少数！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希特勒消灭在德国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呢？”高尔基只好用“即将颁布赋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宪法”把争论敷衍过去。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玛莎和前夫生的儿子谢尔盖以及她的俄国朋友告诉了她很多事。俄国人的收入非常低，艰难度日。她的朋友请她吃一顿普通的早餐便花了月薪的三分之一。谢尔盖说大学增添了几门政治课，老师都是目光短浅的人，上这些课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事，玛莎不可能不告诉罗兰。罗兰也感到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路上遇见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还有一个老妇人向我们挥了挥拳头。”罗兰在后记中写道：“莫斯科的物质生活（工资、住房和食品）非常糟糕，在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地区的物质生活更让人难以忍受。”但他对苏联现实的了解远不如纪德。纪德比罗兰晚一年访问苏联，同样怀着朝圣的心情。纪德写道：“正是为了不再见到穷人，我才到苏联去的。”但他没有被封闭起来，接触到现实，从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见到苏联人在商店门前排长队，有时要排两三小时，但他们并无怨言，显然已经习惯了。商品质量之低劣和匮乏让他感到惊讶。罗兰说：“俄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并且喜欢空谈。”纪德说俄国人懒散。纪德提到斯达汉诺夫运动，“人们告诉我，他五小时做了八天的工作。我冒昧地问道，那不是说他先前八天只作了五小时的工作吗？”纪德听说，法国一批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矿山时，为了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他们并没特别卖劲，便达到斯达汉诺夫的指标。纪德还批评苏联人的住宅：“每座住宅里摆着同样简陋的家具，挂着同样大小的斯大林肖像，此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私人物品，没有个人纪念品。每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纪德说的是实情，至今并没有多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影片《命运的嘲弄》曾在中国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别人的机票飞到列宁格勒，稀里糊涂进入一位女士的家里，因为这位女士住宅的结构同他住宅的结构一模一样，里面的陈设也一模一样。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土，其中包括布哈林、亚戈达和拉狄克等人。罗兰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说亚戈达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听他说到“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连白党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领导的部里的事还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我们和我们朋友的信都受到检查，收到时信封已被拆开，上面打着‘信已磨损，粘贴不牢’的图章”。拉狄克只会说套话，令罗兰厌恶。跟罗兰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高尔基了，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递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3)
罗兰的日记为什么要五十年后才发表呢？因为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给他戴上反苏的帽子。甚至可能发生比责骂更可怕的事。罗兰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吧。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先前的战友、现今的政敌进行过三次公审之后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交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五十年后发表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莫斯科日记》是苏联必然解体的历史见证。
（原载《随笔》2002年第3期）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
1935年六七月间，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逐日记有日记。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决定，这一部分日记要五十年之后才可以发表。改题为《莫斯科日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5年，更是六十年之后了。
五十年。时年六十九岁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知道那时自己必定死了，日记中写到的那些交往的人们，大约也全都死了。无论怎样的抑扬褒贬，都不会再刺激谁。这大约是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决定采取五十年“时效处理”的用心吧。他却没有想到，对于读者来说，五十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六十年，却有个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人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读这本几十年前的日记，看看其中一些记载和议论，判断和预言，就特别有意思。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同时又是苏联最热忱的友人。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见了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受到高尔基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月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妇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2)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月22日）
于是就有了专政的必要。罗曼·罗兰也认为专政是必要的。他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附记）也许罗曼·罗兰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会采用马列主义的标准提法：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许是他以为说政党对非党人士的专政更符合实际。反正，他就是这样说的。接着他说，“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新宪法”是指1936年12月5日通过的被称为“斯大林宪法”的苏联宪法，它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可是它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更温和”。大镇压的高潮正是紧接着在新宪法颁布后的1937、1938年。
尽管努力把专政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罗曼·罗兰见到，但就是从他同人交谈中得到的一些星星点点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阴森可怖了。“每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类似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7月7日）
我想帮他们解释一句：并不是存心虐待这些人，让他们在餐风宿露中折磨致死。而仅仅是因为镇压的规模，一时怎么来得及为这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准备哪怕是简易的住房呢。这规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向罗曼·罗兰“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作为例证他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二十万囚犯，但没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7月10日）这真是人间奇闻了。一座有二十万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病人。亚戈达说的，恐怕只能解释为：囚犯病了，也不承认他是生病了。罗曼·罗兰听了这话，重视的是他不经意说出的数字，日记中在“二十万”之后加了惊叹号（！）。这样的规模当然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3)
亚戈达告诉罗曼·罗兰，“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7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诉他：“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7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来，“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7月12日）。亚戈达这样告诉他。一位这种囚犯劳动的总管还兴致勃勃地对他讲述运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绩（7月13日）。罗曼·罗兰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谈话，可是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赞颂还是批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此有所保留。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说，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曾经作文“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的白海运河的建设”的（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见证》，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这位著名的俄国作曲家还说，“我知道有整整一个旅的可敬的俄国笨蛋集体创作了一本赞美白海运河的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他们今天作为旅游者被带去参观运河，明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能在那里挖烂泥。”（同上书，第264页）运河的赞颂者中也有高尔基。他的一篇《关于真实的教育》就是赞美运河的，瞿秋白译成中文，见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提及了运河工程，可是没有加入赞美诗的唱诗班，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刚才说到萧斯塔科维奇，他可是罗曼·罗兰在苏联没有见到的文化界名人。爱好音乐并有甚深造诣的罗兰，为什么没有同这位作曲家见面呢？日记中说：“有传闻说，萧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也许，这是谣言。但是，我不怀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7月19日）他分析得很对，萧斯塔科维奇拒绝会见，确实是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萧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下了他对一些来访者的反感：“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同上书，第261页）回忆录还提到德国作家利翁·费希特万格，他的访苏游记，是斯大林命令大量印行的。可是萧斯塔科维奇说，“我看了感到恶心。……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同上书，第261页）。”这位苏联作曲家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太多，对于唱赞歌的游客自然就反感了。“罗曼·罗兰怎么样呢？——萧斯塔科维奇说，——我想起他就感到不舒服。由于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中间有些人赞扬我的音乐，我特别感到厌恶。一个是萧伯纳，还有罗曼·罗兰。他确实喜欢《马克白思夫人》（注：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我本应该去会见这位属于爱好真实的文学和真正的音乐的光辉巨星群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没去，我说我病了。”（同上书，第262页）罗兰的日记表明，他是知道他为什么拒绝会见的原因的。他大体上了解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甚至那位临时安排给他的保健医师，“我在他身上觉察到了隐蔽的反对派立场”（6月27日），从他给自己诊病时的表现看出了“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7月6日）
斯大林拿出了1小时又40分钟同罗曼·罗兰长谈。罗兰提出：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因而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作为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帮苏联作些解释，但罗曼·罗兰表示，“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在向别人作解释之先，得说服自己。有些事情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例如，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件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颁布了关于惩处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的法律。……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斯大林向他说明了这一项立法的动机：“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6月28日）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4)
斯大林说的，是为了“使人畏惧”，为了“恫吓的效果”，是真话。只是他没有说，是为了恫吓谁，要使谁畏惧。总不是为了恫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吧？（不知《苏联大百科全书》是否收了斯大林所创造的“儿童罪犯”一词？）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倒是说清楚了的。这一位过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后来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干部，写了一本回忆录，中译本书名是《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斯大林肃反秘史》，他说：“要摧垮受审者的意志，恫吓显然比许诺更为有效。……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竟会指控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去进行阴谋要推翻苏联政府呢？……报纸上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由于受了长达一整夜的审讯，便承认自己在三年的时间中参加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原告方面的证人之一在法庭上作证说：……当我们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问孩子们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关押我们的监狱里见到过这些人。’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见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是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在监狱里见到了这些孩子，并肯定知道这些孩子被指控为参加了反对国家的阴谋组织及其他要处以死刑的罪行。所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中被提交法庭审判的那些被告人，为了保住自己孩子的生命，保护自己孩子不受斯大林的严刑拷问，他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毫不奇怪的。”（红旗出版社版，第274—276页）
原来是为了恫吓这些人的。难怪公开审判的演出如此成功。人道主义者的罗兰大概无法想像竟有这样深的用心。
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在1935年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怎样的规模：“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或者任何其他会议——政治的，非政治的，科学的，专门讨论医学、或体育、或艺术的等）上的发言就已足够，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有人要我相信，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我不理解这种做法。”（附记）
罗曼·曼兰在莫斯科一个月，既看到了令他兴奋的东西，也看到了令他难堪的东西。他在日记的附记中，记下了同游的妻子的意见：“她对任何不公正的表现非常敏感；我高兴地看到，她不止一次抨击制度造成的错误和痛苦，而且，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时，强烈希望改正这些错误。”无疑这也是他本人的态度。最后，他说：“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罗曼·罗兰没有预料到的是：等到这日记公开之日，苏联已经走近它历史的尽头。他的最良好的祝愿是落空了。他其实应该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种克服那些消极东西的机制，这种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后世读者感谢他在日记中提供的许多材料，将有助于研究这一历史现象。
1996年11月7日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5)
【附录】
“言过其词”
早就想看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前几天在书店见到，连忙买下来。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本子。这确实是值得细读的书，对于研究苏联这一历史现象，研究罗曼·罗兰本人，都提供了不少足以引起深思的材料。译文呢，大体上说也是清顺可诵的。但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举一个例吧，第20页：“对这件事的言过其词的或者虚假的解释会导致何种不满”，这“言过其词”是什么意思呢？“言”就是“词”，“言词”可以连用。从上下文义猜测，译者想写的大约是“过甚其词”或者“言过其实”吧。原来我以为，这是排误失校，看到第59页，它又出现了一次：“许许多多儿童死于亚洲的沙暴（也许，这是言过其词）。”两行之后还有类似的一处，不引了。可见这就不能认为是排字的错误。
这样的错误还可以从上下文猜测出来。可怕的还有猜不出来的。例如第89页，罗曼·罗兰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日记中评论了一些展品：“从十四世纪起的一些判决书是如此精致，可以把它们称为现代派作品。最精美的收藏品是十五世纪初鲁布廖夫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天使般的《三圣像》，匀称柔和，拉斐尔式的尽善尽美。……”“判决书”是法律文书，可以陈列在历史博物馆或法学博物馆中，怎么会出现在美术馆中呢？实在猜不出这“判决书”原来是说什么。
书中出现了许多苏联人的名字，译者有些采用了通行的译法，有些却别出心裁另行音译。例如苏联1930年至1939年的外交人民委员，过去中国的出版物中都是译作李维诺夫，书中却译作李特维诺夫（如第11页）。如果是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者，就可能会以为是另外一人了。
现在报刊上常有文章呼吁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程度。看来已经是颇为紧迫的问题了。能够译书了，掌握外语了，为什么不能也下一番功夫把本国语文也好好掌握呢？像这“言过其词”，可以作为初中学生语文考试的改错题，真不应该出自大学程度的人的笔下。
（原载1996年12月2日《文汇报·笔会》）
【附记】
上文刊出后，有人撰文反驳（见12月30日《文汇报·笔会》），说：
“十四世纪的‘判决书’，大抵用鹅毛笔书写，因其书法精美，作为艺术品收藏于美术馆，也未尝不可。笔者在斯德哥尔摩一美术馆中曾亲见瑞典国王的‘手谕’及‘御笔’。据刚从莫斯科返国的上海社科院周士林先生作证，他在当地的一个美术馆中也曾见过‘判决书’一类的展品。这在西方美术馆中是不乏其例的。”
意思就是说，这里并非误译。
于是我就找来漓江出版社所出周启超的译本，这几句他是这样译的：
“从十四世纪开始，一些作品的色彩处理是如此讲究，如此精雅，以致它们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派的作品。收藏品中的一绝——十五世纪初名画家鲁勃廖夫的一件稀世杰作：天使状的三圣像（圣父、圣子、圣灵），那种和谐而生的温柔，那种拉斐尔式的完美，令人流连忘返。”（第139页）
这里没有“判决书”的影子。我猜想，这大约是“处理”一词的误译吧。
一本书有点误译，并不要紧，可怕的是为误译辩护，硬要说在西方美术馆是展出判决书的，这对于提高译者的水平有什么帮助呢？
朱正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日记。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这是保加利亚版的季氏日记的一个译本。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最后九年的总书记，经手处理了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事务。国际解散之后，又担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直到二战结束回国，担任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苏联期间，同斯大林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时有交往。因此，尽管这只是一本选译本，其中还是不乏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年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6)
下面，是我阅读中随手记下的札记。
希特勒比不上斯大林
季米特洛夫因纳粹党制造的国会纵火案被捕。他在法庭上为自己作的辩护词，是一篇对法西斯的义正辞严的控诉书，并为自己赢得了无罪判决。1934年2月17日他的日记：
《每日邮报》（晚间版）刊载希特勒答记者问。
记者：“您有意释放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吗？”希特勒答：“法院有权决定，判决会被执行！”记者强调，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回答。
随后记者又问：“您认为这些人会被释放并送出德国国境吗？”
希特勒回答：“肯定会的。”他说，尽管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但法院的判决将被执行。
这一回，希特勒还真是说话算话。十天之后，2月27日，季米特洛夫被“驱逐出境”，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希特勒当然是一万个不愿意这样办。他不是对记者说了吗，“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人民”云云，是常常被独裁者用作他本人的代号的，所谓“人民”不同意，就是他本人不同意。就是在将季米特洛夫送往机场的途中，解差还对他说：“我们想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我们不会把你们送到莫斯科去的！”可见他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这时希特勒执政才一年，他后来的纪录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讲信义、讲法治的政治家。但是这时，他还是把三个已经到手的政敌放走了，不管他有多少条万不得已的理由的策略考虑，反正他是这样做了。
在怎样对待政敌方面，斯大林就不是这样做的了。1937年11月1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
我们大概要逮捕斯塔索娃。她原来是个卑鄙小人。基尔萨诺娃与亚科夫列夫过从甚密，是个坏人。
明森贝尔格是托派。他如果来，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您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
这里提到的四个人，亚科夫列夫大约是联共（布）的干部，苏联人。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记有斯大林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的谈话，说到了他：“亚科夫列夫的妻子原是法国间谍。她在1918年出卖了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另外三个人大约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前面提到的两位女士，也许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1月16日的日记，记有“同保加利亚同志的会议”的事，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关于撤销基尔萨诺娃和斯塔索娃职务的决定”。撤职是逮捕的前奏。需要季米特洛夫办的就到此为止。逮捕以及逮捕之后的事，斯大林会交给苏联内务部去办，就不劳季氏费心了，所以他在日记里也就没有记上下文。
明森贝尔格不在苏联境内，不可能说逮捕就逮捕，所以斯大林就给季米特洛夫布置了—个“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的任务。后来季米特洛夫设计了怎样的骗局，把这人骗来了没有，这个选译本中未见记载。不过想来，对于斯大林布置的任务，顶着不办，大约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把到手的政敌也放走了。一个是对自己抓不到的政敌要设法骗来。看来希特勒的辣手还不如斯大林。
不是谁都可以当马屁精的
1939年4月26日的日记：
在克里姆林宫——关于“五一”告人民书。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斯大林问我：您看了告人民书吗？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稿没有看。但这是集体创作，马努伊尔斯基是主笔。
斯大林谈到告人民书中赞颂斯大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
马努伊尔斯基是马屁精！
他过去是托派！
在清洗托派匪帮时，我们批评过他，他沉默不言，而开始阿谀奉承！这相当可疑！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个人崇拜”这个提法就跟斯大林这个人名紧紧粘在一起了，他什么时候厌恶过对他的崇拜、阿谀奉承呢？那时各种各样的《告人民书》之类的文告，哪一篇不是连篇累牍的谀辞呢？这些文告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恐怕大多数都是马屁精的。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7)
不过，要当马屁精，也得有资格。像这个马努伊尔斯基，斯大林就认为他没有当马屁精的资格，因为“他过去是托派”！想来，此人过去在托派，陷入也不很深吧，否则，此刻也就不大可能让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这样高级的职务了。可是，就因为过去是托派，现在来阿谀奉承，就相当可疑了。这一回的马屁可真没有拍好，很可能因此丢官哩：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他可能干坏事！‘五一’以后我们会考虑向共产国际派另外一位同志。”
谁如果没有这个“托匪”的前科，就可以放心去当马屁精了。同年12月23日的日记：
在工会大厦。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寿辰晚会。亚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
这是比马努伊尔斯基更有分量的谀辞，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责备。可见成问题的不是当马屁精，这是因人而异的。这马努伊尔斯基，奉命起草《告人民书》，却不写一句赞颂斯大林的话，他马上就会受到更严厉的责备。因为他犯的是鲁迅所说的“可恶罪”。
多么可怕的“友好”
“友好”，“友好国家”。多么美丽动人的字眼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词能有多少种解释吗？
我没有去查词典，不知道这个词有多少个义项。但是我敢断言：不论怎样详尽的大词典，列举了应有尽有的一切义项，它也必定遗漏了一项，即遗漏了斯大林词典的解释。斯大林是怎样解释的呢？
季米特洛夫1940年1月21日的日记里记了斯大林的一段话，那是他谈苏联和芬兰之间的那一场战争：
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芬兰要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前提是：让苏军消灭本国的全部军人，这还不够，还要消灭本国的全部少年、青年、壮年和中年人，只剩下小孩和老人！
这叫什么友好呢？
有一篇什么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过，他是很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的。这一席话就表达得十分准确。他没有说“芬兰和苏联成了友好的国家”，更没说“苏联成了芬兰的友好国家”，而是说：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苏联的友好国家”，即对苏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国家，苏联用不着费心提防的国家。做到的办法就是一个杀字，杀得他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还好，留下了小孩，还可以成长、繁殖，所以种族灭绝的罪名是安不上的。
斯大林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变芬兰为友好国家的方略，但是实际上这一场芬兰之战并没有占多少便宜。这年3月27日的日记，记下了伏罗希洛夫在中央全会上关于芬兰战争的报告要点，“我军的损失为233，000人；其中死52，000人。芬兰人死70，000人，伤200，000人。”以一个军事强国去攻击一个小国，只打出这样一个结局，离变芬兰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目标还远着哩。
第一手资料的可贵
1943年5月22日的《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国际性机构，这时为什么要宣布解散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第三国际”这一条对共产国际最后几年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
……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重新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同温和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共产国际一直充当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然而人民阵线政策却因斯大林在1939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告终。不久苏德爆发战争，斯大林为了使他的同盟者消除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疑惧，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8)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部有一定权威性的工具书，它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说明，在史学界也颇有代表性。看来此说也颇近情理：在同德国法西斯的苦战中，苏联十分需要美英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解散共产国际，就有助于和同盟国的合作。
可惜的是，这一解释虽合乎情理，却不合乎事实。
季米特洛夫1941年4月20日的日记中，记了那天晚上他和斯大林等人在大剧院观看塔吉克艺术团的演出，一同观看的还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演出结束后我们待到两点”，这几乎就是一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当时斯大林说了这样一些话：
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斯大林发表了这个意见，季米特洛夫立刻行动起来。他第二天的日记：
向爱尔科利（引者按：即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和多列士（引者按：法国共产党领袖）提出应讨论下列问题：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使它们变成共产党人真正本民族的政党，它们遵循共产主义纲领，但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
他俩均认为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总起来说是正确的，它完全符合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
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都表示了赞同，这事就可以决定下来了。
在这之后又过了两个整月，才爆发了苏德战争。
所以，共产国际虽然是战争期间的1943年6月才宣布解散，却并不是因战争形势的要求才作出的决策。可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的那个理由是与事实不符的。从这一个例子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史学家最重视第一手资料。
（原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3期）
朱正:从王芳妮说起(1)
在2003年2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王明的儿子王丹丁》一文，这是摘录邵宁著《重访俄罗斯》中的一段。这篇文章中说：
王丹丁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姐姐叫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未回过中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我问王丹丁：你的姐姐为什么叫“季米特洛娃”？他告诉我一个故事：1937年父母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走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惟一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里所说，与事实稍有出入。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迪米特里并不是在战争中牺牲的，而是病死的。
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13日的日记里记了他给王明的信：
通过伊利乔夫给王明（延安）的信如下：
给小法尼娅的信收悉。她住我们这里。成长、发育都很好。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学生，她向爸爸妈妈致以热烈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我们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小迪米特里因患恶性白喉于4月去世。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不写此书书名了。）
这封短信有三项内容。一是为小王芳妮报个平安；二是报道自己殇子之痛；三是关于解决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上，表示他无能为力。信虽短，但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同王明不但是共产主义的同志，共产国际的同事，而且有很深的私交。如果只有公谊而无私交的话，是不会在通信中诉说个人遭遇的这些不幸的。
季米特洛夫尽管表示不便干预中国党内的事，他还是想帮王明一把。在给王明发信9天之后，12月22日，他就给毛泽东发信了，同样是通过伊利乔夫发往延安的。信中表示了不便干预却还是忍不住要干预的意思：“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不安”些什么呢？一件事是：
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第268页）
这反映出了季米特洛夫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大约他是认为，反对教条主义即反对王明，反对经验主义即反对周恩来吧。
接着，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对抢救运动的不安：“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值得怀疑。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信末更恳切地说：“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季米特洛夫1944年1月1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毛泽东的两封复电。1月2日的复电可说是逐条反驳了季米特洛夫。你说我反对了周恩来吗？没有这事，“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你说我反对了王明吗？那是完全应该反对的，“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在复电中，毛还为抢救运动作了辩护，开脱了康生的责任：“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做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因为季米特洛夫的来信中还说到，“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毛回答说：“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第273页）
朱正:从王芳妮说起(2)
复电发出之后，毛泽东大约觉得，这样逐条驳复恐怕不甚妥当，于是在1月7日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除了肯定“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还作出了十分谦恭有礼的姿态：“我衷心地谢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对于王明，比上一电报说得缓和多了：“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和您基本是一致的。”（第274页）这当然是从保加利亚文或者俄文翻译回中文的，不知能不能在中国档案中找出中文底稿。如果找不到了，不知有没有研究者否认其真实性？
从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看到：1月19日，“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第275页）2月25日：“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亲爱的毛同志：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知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第277页）他看到了使他特别高兴的谦恭态度，可是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的实际措施。
3月7日，记下了王明答复他的密电。密电中王明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第283页）
临末，写了两句有关私交的话：“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对可爱的米佳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译者有注：“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米佳，季米特洛夫七岁的独子。”米佳当是迪米特里的爱称。
看了这个注释，同时还可以发现译者代序中有一处也没有弄清楚。代序说：“季米特洛夫的惟一男孩夭折后，在许多外国小朋友愿做他的后嗣的情况下，1937年他收养了王明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第9页）米佳这孩子是1943年4月7岁的时候去世的，出生当在1936年。王明是1937年11月回国的，那时他还好好的活着，季米特洛夫并不需要收养别人的孩子去填补感情的空缺。也许是王明考虑到延安生活条件的艰苦，回国的时候，就把孩子留下来，请季米特洛夫照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