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綉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着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甚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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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49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彷彿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悍：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鷄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鷄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彷彿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鷄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啷当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一九七五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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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比，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甚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53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鷄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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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竪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啓动的剎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8943.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甚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啓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六九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一九七一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一九七二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岗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一九八○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壐，万难啓用。一九七七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一九七六年喻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一九七八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 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嘻皮士运动、胡士托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一九七○年前后发生，哥普拉的《现代啓示录》、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特鲁奇的《一九○○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 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一九七八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连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份，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一九七六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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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一九七○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一九七六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麪包吃过，回来是甚么意思，甚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60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一九六六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一九七八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一九七六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副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岗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镇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8943.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和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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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甚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村口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 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下乡第一年
发布: 2009-4-10 05:43 | 作者: 朱伟
一九六八年初中未毕业就从上海到黑龙江下乡，七八年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编辑，八三年至九三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九三年创办《爱乐》杂志，九五年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的七十年代开始于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九月十日，我还不满十六岁，就完成了从一个孩子向成年人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从去向父亲告别开始的。当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而我已经穿上了建设兵团发的一身崭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在那个年代，穿这样一身军装，自然有一种英气勃发的气派。其实这军装不合身，很肥大，到全家合影时，姐姐只好以一个夹子来固定我瘦瘦的脖领。
我至今记得与父亲告别的那天下午。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在看守所的东侧，看守所高墙下有一个蓝球场；我在西斜的阳光下穿过球场，父亲则从一个很小的门洞走出来，似乎在躲避阳光。在我至今仍然痛楚的回忆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告别，而是儿子在向父亲表达一种父子割裂的决心，一边是一个内疚的父亲，一边则是一个鄙夷父亲历史的儿子。在我心里，父亲和他的历史，就像一根束缚着我飞向光明的绳索，我的建设兵团之行，就险些由于他的问题而通不过政审。最后，是在我的坚决申请下，班主任说了很多好话，领导才额外放行。我由此意识到，只有从这绳索中挣脱出来，才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一个可以轻易决裂的时代，亲情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可是实际上，父亲所谓的历史污点，只不过是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局里，做过一个比科长还小的管事员——课长。而能当上这课长，只不过是因为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他能双手同时在算盘上运算。
母亲躺倒在床上，只有哥哥与姐姐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开动前站台上一片凄厉的哭声，千万人之哭，一下子汇为一体。在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告别的份量——三天三夜火车，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回来。不过火车一开动，更多的却是激动与神往。那种激动与神往，是由《好儿女志在四方》这首歌的歌声所引发的。那是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纪录片《军垦之歌》的主题歌，一片片黑土被犁开，变成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中豪情已经成为现实：正是由于我们的军垦，今天的黑龙江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成为一块在粮食战略储备上让亿万人安心的基地。
也不知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这一段生活弥足珍贵——那么多来自各方的男男女女集聚在一个个知青点，许许多多穷乡僻壤几乎都被来自各大城市最有活力的千千万万青年所占据。这是城市对农村的包围，是另一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是，那时候的我们，都是那样年轻，年轻单纯到如一张张白纸。那是一种只有毛泽东的气魄和远见才写出来的历史，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纯净的青年，不再会有千千万万青年经受这样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也就不再会有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了。
运送我们的火车专列从上海开出，直达嫩江。待下车集结的时候，正是黄昏时节，车站广场上一片生气勃勃的草绿色。形成对比的是，运送我们去农场的崭新的兜棚卡车，不是草绿色，而是天蓝色。上车后开始觉得冷，然后在颠簸的路面上各自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中听说车正经过小兴安岭，大家争先掀开棚布向后望，可是除了看到一对跟一对爬行着的车灯，黑黝黝的，甚么也看不见。
我分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师第一团，编号为建字一○一，正处在边境线上，很值得骄傲。卡车到了团部，换成胶轮拖拉机，突突突喷着黑烟，拉我们去连队。这种拖拉机叫「二八」，大约是因为具有二十八匹马力吧。到连队的沙石路还是当年日本关东军所修筑，一路坑坑洼洼，拖拉机就不断剧烈地摇头甩尾。连队在一个山岗下，站在岗上看出去，大约有十来栋砖房、草房，每栋房的屋顶，都有起码有六个烟囱，非常醒目。傍晚时分，每个烟囱冒出的烟都无忧无虑地裊裊上升，与晚霞连接在一起。
土房是拉合辫的墙(将草拧成辫，甩上土)，泥地，屋里有两铺炕，中间隔着一堵火墙，连着火炉。宿舍以班为单位，班长副班长都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兵。班长有家，我记得他请我们第一次到家里，吃的是煨熟的刚出土的土豆，蘸大酱，我第一次感觉到，土豆原来那样好吃。副班长睡在炕头，他喜欢拉二胡，还好喝两口小酒。
到连队的第一件事，是装点宿舍。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三个自然成为核心，他们是上海少体校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两位打网球，一位打篮球，各自带着网球拍、羽毛球拍与篮球。其中打网球的余海星，是核心的核心，他带来了各种广告色，有绘画才能。他用广告色在窗玻璃上画出屯垦戍边的标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我们于是都为拥有这样一扇美丽的窗户而自豪。
到连队后没多久就是十一。前一天连队杀了牛，这天是两顿饭，早上开饭结束了连续半个月没有肉的伙食，食堂里香气扑鼻。大家争着每人都买两三个红烧牛肉，狼吞虎咽，结果到晚上，几乎人人都肚子疼得不可开交，随后争先恐后上厕所。那厕所一到晚上就一团漆黑，蹲在里面的人，必须以咳嗽警示，以免被匆匆进来小便的人滋着。
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第二天食堂就开始被清查，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投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是食堂急着让大家吃上肉，肉没有炖烂就出了锅；尽管大家一个个都有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过了十一就下雪了。我们把有两层窗户的窗缝都用报纸封起来，中间铺上木屑，还插上树枝养鸟，鸟在其中喳喳乱叫。窗户上有了水气，日渐污染着窗玻璃上的画。到十月底，第一次领略了暴风雪，那种凄厉的呼啸持续了一夜，真是惊天动地。第二天醒来，宿舍的门被厚厚的雪封住，推都推不开。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我们能干的，只不过是维持生计。所谓生计，一是取暖，二是用水。那时除食堂用煤，我们每个宿舍都是烧柈子取暖，要进山砍树，拉回来先锯成段，再劈开成柈子。而水，一到严冬，营区里的井都枯了水，只有沟底的那口深井还没干。到那井去挑一担水，要爬二十多分钟的漫坡，来回地换肩也还是不堪重负，于是每逢轮上挑水，都成了对我最大的考验。井台上结满了冰，只留一个寒森森的冰窟窿。一担水挑在肩上，因为个子矮，前后两个水桶里的水，都会不断泼洒出来，洒在裤腿上就变成冰。等挑到宿舍，一桶水变成了半桶，棉裤则完全变成铠甲。这样挑水实在困难，后来就换成以牛车或拖拉机拉着水罐去拉水；一个人管摇辘轳把打水，一个人往车上提水，再一个人将水倒进水罐。无论提水还是倒水，一桶水都会洒掉三分之一，洒在身上，棉衣棉裤都是冰，进屋前必须将冰敲掉，才能把衣裤脱下来，至于脚和鞋，肯定就冰冻在了一起。
仅第一年，我们就不知烧掉了多少树。树最多的地方，是当年日本关东军遗留的一个飞机场，那里的白桦树，齐齐整整，都有碗口那么粗，在皑皑白雪中一排排密密地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宁静。从连队到飞机场，马车要走两三个小时，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坐在车上，风像刀割一般，帽耳上很快结成了霜。口罩是不能戴的，一戴上，眼睫毛马上也会结成霜。最要命是冻脚，我们用一晚上在火墙上烤得暖暖的毡垫，很快就变成了冰，于是就必须下车跟着马车跑，以防脚不被冻坏。跑暖和了，上车坐一段，待冷得受不了，再下车跑。那时候，寒冷可以冷到那样的程度——吐口唾沫，到地上马上就变成一个冰珠。
砍树的斧子都磨得飞快。砍树的窍门在于一斧接一斧，顺着刃口，不断形成斜面，再将斜切的木片劈飞，使斜面步步深入，以撼动树心。而我抡起斧子，经常一个斧刃对不准前一个斧刃，还经常把斧子头和斧头把连接的地方砍在树上，自己的虎口震得生疼，斧子把也被折断。
中午吃饭，是自己带来的冻得硬梆梆的馒头，还有咸菜。馒头吃之前，要用树枝点一把小火，把冻馒头在火上烤，但是常常的，谁也不耐烦等到馒头完全烤热就吃上了，往往外面已经焦了，里面还有冰碴，不过也不在乎，反正另外能够就着馒头吃的，也还是雪。那雪看起来雪白，其实里面积存了大量尘土，所以化在嘴里，总有一种白桦树粉的气味。如果把它们放到铁桶里化成水，那水总是黑的。干一天，等到砍够了一车木头，马车上堆得高高的，再上去下来，就变得很困难；坐在这样的柴禾车上，最好的办法是将脚埋在树枝里，马慢慢走着，路变得不再颠簸，高高的柴禾堆随着路面来回摇摆，我们就像睡在了摇篮里。
我当时在班里最小，年纪最小，个子最小，人也最瘦弱，在严寒下每天冻得鼻涕邋遢，狼狈不堪，砍树的业绩也差得毫无自尊可言。于是我被剥夺了砍树资格，留在宿舍里劈柴烧火。在当时，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等于你缺少了别人都有，可是唯独你没有的一种重要的劳动能力。
负责劈柴的，其实另有其人，一个被监管的朝鲜族老兵，是所谓「朝鲜特务」。我记得他姓朴，每天只穿一件部队发的军绿色球衣，不停地举着斧子在那里劈柈子，劈下的柈子都堆成了山。我的工作，是把柈子抱回宿舍，码在一进门的地方。白天，大家都出门砍柴、拉水去了，我就成了烧炉工。工作主要是保证晚上的柴禾，打扫卫生，保证炉火不灭，还有一壶壶地烧开水，灌满全部的暖瓶，再就是到偏近黄昏的时候，开始烧炕。每天晚饭后，是宿舍里最热闹的时候，没条件洗澡，大家只能围着火墙擦身。一个个都脱得仅剩一条裤衩，打半盆水，先把脑袋整个埋在水里，呼噜呼噜，水溅得四处都是；那水溅在烧热的火墙上，就冒出带石灰味的水气。然后，一块毛巾，从上擦到下，擦下身时候都是工步，毛巾整齐地在裤衩里来回地掏。擦完了，纷纷展开双臂，靠近火墙热烤，烤到浑身舒展，那是最惬意的时候。擦干净后上炕，下棋打扑克，吹笛子吹口琴，侃山聊天，各不耽误。红灯牌收音机是唯一连接世界的纽带，有时候能听到一个极为低沉的声音，「这里是红旗广播电台」，于是就赶紧转台。
这样的室内浴，洗完往往一地的潮湿，同时屋里开始瀰漫出各种臭味：火墙上开始挤满各种鞋与鞋垫——都需要靠暖暖的火墙烤上一夜，第二天穿上，再走进严寒之中。烧炉工最美好的时间是在晚上：歇灯号吹过，大家很快就都熟睡了，于是世界就会变得特别的静。这时候你的任务，是保证炉火不断熊熊燃烧，反正门口有的是柴。搬个板凳，面对炉膛，看着那些白桦树的柈子滋滋响着冒水汽，美丽的桦树皮在火中渐渐卷起来，被烈火吞噬，变成熊熊燃烧的一部分。对着炉火看书，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妙的——那火光就在书页上跳动。那时流传的是大家从家里带来的书，五花八门，我最难忘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厚厚的《马克思传》，以及一本厚厚的《朱可夫传》，不过记不大清是不是那一年冬天在炉火前读到的了。
烧炉工最值得炫耀的，是把火炉的炉盖烧成通红透明。这时火膛里，炉火愤怒地轰鸣着，就像奔驰着火车。炉盖透明得像要融化。那时候，屋里温度就会很高，窗玻璃上的冰霜全都融为水，进入梦乡里的人一个个舒服得四仰八叉，全不盖被子。走到寒气凛冽的室外，是宁静的冰天雪地，月亮清寒，就像一个大冰盘，抬头看月色下烟囱里散发的紫色的烟，实在是另一种的美丽。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尽是田园。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之时，我们地处中苏边境，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任务是挖出「苏联特务」。周边晚上的荒野里，经常会升起很多信号弹，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传言最神的是关于七连的。七连驻地是山神庙，那里本是日本关东军面对苏联最近的一个兵营。据说当时关东军有「大大的山神庙，小小的哈尔滨」的说法，所以这里战败后留下了几百栋成片的营房。这些废弃的营房全部只有房架，没有了房顶与门窗，苏联红军驱除关东军后，把可用木料全部拆除运走了。这些废营房里出现的信号弹很密集，据说信号弹是定时自动发射，所以围剿总一无所获。当时最毛骨悚然的传闻是，巡逻人员走到废房子里，不见人，却有还未燃尽的火。关于信号弹问题，至今仍然令我不解：如真有特务，当时的信号弹除了恐吓作用，又有甚么意义呢？是为了证明他的存在，还是为了与清查较量？
因为形势紧张，夜晚增加了轮班巡逻，主要任务是保卫麦场。麦场上有几个大粮囤，积存着秋收的全部果实，拖拉机与各种农机具也都停在那里。农业连队没有枪，值班的两个知青只能空手徒步巡逻，现在想想也觉得荒唐。除了冷，还有在黑黝黝的凛冽寒风中的恐惧。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北京知青在一次夜巡中与我同班，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子弟，说话瓮声瓮气。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一定不要在明亮的地方走，在暗处，别人就在明处，我们就处处主动。我们于是就专拣暗黑的地方走。他又说，两人一定不要并排，并排危险的概率就太高，我们就彼此拉开距离，可是越拉开距离，就越觉得身前身后都是声音。夜里很静，踩在结了冰的雪面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巡逻时候，最温暖是从麦场走进亮着昏黄色灯光的马厩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时候那些马都把脑袋伸在马槽里，安静地嚼着夜草。到值夜班的马厩的火炉边坐坐，有时能吃到烤得香香的老玉米。
随着一批哈尔滨工读学校的学生到连队，清理阶级队伍升级了。在批斗会现场，他们搬了个窄窄的树墩子，让有嫌疑的所谓「特务分子」摇摇晃晃地站上去，然后一脚将树墩踢翻，看着他们仰面摔倒在地，再上去拳打脚踢。后来，「特务分子」越扩大越多，先是牵连到睡在我们班的开「二八」拖拉机的司机，再牵连到爱拉二胡的副班长。开拖拉机的司机姓齐，因为像狗熊一样长得又黑又壮，被老战士们称为「齐瞎子」。追查他，他嘴硬，不服，就被打得厉害，半边脸都肿了。我们全班都对这样打人反感，又没人敢站出来。「齐瞎子」被打后，也不说话，后来我们见他炕头放了一旅行袋的饼干，是在小卖部买的，足有十几斤，就在暗下里嘀咕，怕他想不通，要自杀。大家就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决心一旦发现就阻止他轻生。后来发觉，他每晚睡觉都是鼾声如雷，才明白他根本就没当回事，「活一天算一天，该吃的吃光，该喝的喝光」。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查了一通，甚么也查不出来，就一风吹了。那年冬天，「齐瞎子」问题查清后，他就结婚了，娶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我记忆中最清晰是我们到他家新房，见他与小媳妇面对面，一块扯被里、缝被子的场景。两人面对面地扯被里的样子，后来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温馨家庭生活的一种象征。
冬天食堂的菜，只有三种：土豆、白菜、萝卜。这些菜平时贮藏在菜窖里，全都被冻过，吃的时候放在大锅里炖，根本没有油水。所以，那时候能到老战士家里吃一顿狍子肉，是天大的享受。冬天，狍子会成群结队在远处的雪原上跑过，在白雪上留下的脚印，回来时候，它们一定还走这条路线，所以被称为「傻狍子」。老战士们在它们经过的路上设下连环套，就可以套住牠们。狍子肉的做法，在当时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和土豆一起炖，而且肉少土豆多。
还有一个解馋的办法，是到小卖部。小卖部里最吸引我们的，是上海梅林牌的红烧猪肉罐头。铁盒包装的罐头里，其实有一半是油，肉很破碎，一共也没有几块，但是吃起来极香。从食堂打回没有油水的菜汤，掺上罐头里的红烧猪肉，然后在宿舍的炉子上加工，再吃就感到鲜美无比。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加上边境地区的津贴，每个月只有四十九元，但是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过的简直是奢侈生活。所以，我们到小卖部并不怜惜花销。最奢侈的一个，大约是少体校打篮球的陈文江。他近一米九的个子，穿四十四码鞋，张开手就能把篮球单手抓起来，大家觉得这一手非常了不起，因此都叫他「大手」。他有每天保持干吃奶粉的习惯，只要回到宿舍，就靠在被褥上一口口干吃奶粉，还说，奶粉的味道比牛奶要好。除奶粉，他还爱吃白糖，也不用水稀释，就那么一勺勺地干吃。
冬天小卖部里的水果，只有冻柿子与冻梨。相比冻柿子，我对冻梨的印象更深，那是一种圆圆的黑色的梨，冻得非常结实，像一个个铁球。把这些铁球买回来，先扔在水里解冻，等一层透明的冰壳褪去之后，里面是半烂半不烂软软的瓤，咬在嘴里，还是冰牙。
当时最吸引人的娱乐，当然是看电影。放映地就在食堂，冬天四面漏风，墙上都结着一层冰霜。最难忘是那一年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轮转到我们连队放映，似乎已经是下半夜的两三点钟，可是大家仍然像是迎接一个节日那么高兴，没有人在意那冬夜的寒冷。
冬天最难受的是上厕所，风从茅坑下钻上来，有如利刃割肤，下面，是宝塔般耸立在那里结成冰砣的粪便。这样蹲坑的滋味实在受不了，我们就选择野外的雪地方便。但是旷野里八面来风，又是另一种滋味，等拉上裤子，屁股冻得完全麻木。一场大雪后，我们在靠宿舍的山墙边上，动手用积雪围成了一个厕所。这厕所垒成一人多高，走进去还有一个拐角，经过这拐角，才是用来如厕的隐秘的空地，周边是洁白的雪墙，头顶是明净夜空中一轮清明之月，风都被挡在外面。这个雪厕又干净又方便，每天的排泄物会迅速冰冻，也没有臭气；清洁的时候，只需把粪便铲去，再铺上新雪，就能每天都保持整洁。
在宿舍门口，另一个必需解决的，是日常的泼水问题。每天洗脸洗脚的水，如果出门就泼，门口就会都是冰，相当危险。我们设计出一个坡度，大家都顺坡倒水，渐渐变成一个顺坡的冰面，于是很快有人用桦树干钉成一个小爬犁，顺着坡面可以滑下去，大家都觉得好玩。
在记忆中，这一年过年，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喝的是六十五度的「北大荒」。过去在家里，只跟着父亲喝过一点甜酒(也就是那时零卖的葡萄酒)，所以烈酒下肚，似乎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结果大年三十的夜晚，我吐得一蹋糊涂。不过喝多的好处，是晕晕乎乎忘记了想家。等到酒劲过去，大家动手包的的年夜饺子，都已经包得差不多，等着下锅了。对那个除夕夜，还有一件事很难忘：我们放到室外去冷冻的饺子，最后都给狗吃了，还有我们埋在雪窝里准备过年吃的很多别的东西，也都给狗刨了出来。
从过年到开春，其实还有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是瞬间。开春时候，开了九大，林彪当了副主席。这时雪化了，道路变成泥泞不堪，山墙边的厕所变成了最丑陋的所在，我们揑着鼻子才将它清理干净，但臭气犹存，久久消散不去。
起程
发布: 2009-4-10 05:40 | 作者: 高默波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着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77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甚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甚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甚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甚么的。
有件事我至今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女孩姚晶静，分配前贴出声明，说她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结果却美滋滋地留校教书。
我也留校教书。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有同学带话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去英国途中，我顺路看望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她父亲送我去北京，买了几十块香皂让我带到英国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通了一年书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调回杭州，从此渺无音信。
我三年后回国，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宁静的地平线
发布: 2009-4-03 10:18 | 作者: 张郎郎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出生于延安， 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 《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一
一九七○年代， 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 一肚子理想， 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 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 试图活出个模样， 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 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 大面儿上看来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 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 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 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 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 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 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 正如鲁迅老头儿说的： 咱萌不了芽， 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 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一九七○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 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 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平时屋里再冷， 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 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 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
「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 没有炉箅子， 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 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 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专利。除夕那晚， 「扫地风」威风八面， 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 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 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 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政治犯， 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 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时候， 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 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 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 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 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芃等等。当然， 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份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 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 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 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 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 就去甚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 然后为了省子弹， 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 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 没掏着， 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这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 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 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 说： 「瞎子，看清楚喽， 那是你姑啊！ 」那些村的人， 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 我不管， 我摸的是汉奸婆！ 众人齐声喝止： 我们都行， 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 也不能乱了辈份。
听到这儿， 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 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 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 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 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 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 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 一条絻裆裤， 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 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 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硷地， 还非常缺水， 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 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 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 去讨饭， 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 很要面子， 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 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 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 走遍全国， 吃万家饭， 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 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 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 这块大盐硷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 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 是一九六九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着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 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 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 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 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 咱们都成人干儿了， 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 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 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 正好四个窝头， 一天两顿。在北京， 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 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 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 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 就一碗菜汤。甚么菜便宜，就是甚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 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 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 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 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 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 每天倒是三顿， 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 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 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 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 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 刚进来的人， 胃酸都劲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