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09-4-24 08:52 | 作者: 徐冰
一九五五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七七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八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九○年移居美国。二○○七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九九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三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四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六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十五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甚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的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
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的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
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甚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即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份有情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甚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源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 队
七二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邓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北大附小 →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一二三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划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给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四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的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明面上是共产党的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的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甚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搞不懂的是，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很难想像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
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点，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八九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三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甚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我十八九岁那阵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穷山出美女，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老周是个二流子。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个子有点高，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墙改院门，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所以家穷。按当地的说法，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们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她每次回来都说：「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二勤子确实好看，要我说，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说话爱笑，又有点憨，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干活又特麻利，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一年四季，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黄底带碎花，天热了，把里面棉花取出来，就成了一件夹衣，内外衣一体。天冷了，再把棉花放回去。
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有一次有点晚了，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有人在阴影处叫我「小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光着上身，两个乳房有点明显。我不知所措，随口应了声：「哎，二勤子」，保持合适的速度，从小操场穿了过去。第二天，二勤子见到我说：「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了，天暖了。」每逢这时节，她在等衣服晾干时，家里也有人，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一天二勤子来找我，说：「小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我跟我爹说好了，我想把辫子剪了。」我说：「剪了可惜了。」她说：「我想剪了。」我说：「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她说：「我不信他，我信你。」几天后，她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书包里装着大辫子，沉甸甸的，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钱，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带回村交给她。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
男知青干一天记十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十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份，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菸，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菸。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菸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的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日语管车叫“Guluma”，收粮沟人也叫 “Guluma”(轱轳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是「郄」(que)，字典里标音为xi，注为古姓。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着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帆。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树，是村里的一点副业。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队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再者是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我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甚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今天重读，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愤慨；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有道理，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树下，我看几句，想一会儿，环视群山，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甚么关系，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又拿出两张大些的画，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在农村晚饭后，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画好了，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那批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我手边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选》。他善画农民肖像。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只是由于灯光昏暗(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
每次回京，我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他鼓励我多画肖像画。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刚画过他，说是被画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画遍了，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一直带着右派帽子。过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最近松动些，可以画画了，却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把那张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湿露露的石阶，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
当时有个说法「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粪便，做沼气实验；有的翻书，研制科学饲料。这很像报纸上先进知青的事迹，难怪，后来我们也成了先进知青。
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村里上工集合处，有一块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的差不多没了，我原先以为是山墙上补的块墙皮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用墨刷了一遍，随便找了篇东西抄上去，重点是显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后，煞是光彩夺目(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从老远的山上，就能看见这鲜亮的黑方块，周边更显贫瘠苍凉。后来，收粮沟一个知青出的黑板报，被人们「传颂」了好一阵。有一次我买粮回来，就听说：「北京有人来看咱村的黑板报了，说知青文艺宣传搞得好。」我后来跟公社的人打听，才知道来者是刘春华，他画了《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或副局长。
后来，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我的角色还是美工，兼刻腊纸，文字内容没我的事，同学中笔杆子多的很。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字体」——《人民日报》、《文汇报》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社论与文艺版字体、字号的区别。我当时就有个野心，有朝一日，编一本《中国美术字汇编》。实际上，中国的字体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间更是如此。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完全是做形式分类 ——宋体、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还有挑起的角度、笔划疏密的安排，横竪粗细的比例。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腊纸刻印技术，达到《解放军文艺》的水平。在一个小山沟里，几个年轻人，一手伸进裤裆揑虱子，一手刻腊纸，抄写那些高度形式主义的豪迈篇章。《烂漫山花》前后出过八期。创刊号一出来，就被送到「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中。现在，这本刊物，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不是因为「批林批孔」的成果，而是作为腊纸刻印技术的精美制作。
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我的这一时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后来我做了不少与文字有关的作品，有些人惊讶：「徐冰的书法功底这么好！」其实不然，只不过我对汉字的肩架结构有很多经验，那是文革练出来的。
美 院
说实话，当时我非要去插队，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挺浪漫，还有个私念，就是作为知青，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从小的梦想。
由于《烂漫山花》，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调去搞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边。我创作了一幅北京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画，后来发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正是由于这幅画，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为准备当年的全国美展，这幅画成了需要提高的重点。那时提倡专业与业余创作相结合，我被调到中国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有一天在上厕所的路上，听人说到「美院招生」四个字，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走上前对那人说：「我能上美院吗？我是先进知青，我在这里改画。」意思是我已经画的不错了。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他和我聊了几句，说：「徐冰，你还年轻，先好好在农村劳动。」我很失望，转念一想，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当时几所重点艺术院校都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是校长。招生是学校先做各方调查，看哪儿有表现好又画的好的年轻人，再把名额分下去。从厕所回来的路上我就有预感：为了招我，美院肯定会把一个名额分到延庆县来招我。
那年招生开始了，北大、清华、医学院、外院的老师都到延庆招生，找我谈过话。我母亲打来电话叮嘱我，不管甚幺学校都要上，我却没听，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我知道，如果学别的专业，这辈子当画家的理想就彻底破灭了。招生结束，别人都有了着落，而美院的人迟迟未到，我不知道该怎幺办。有一天，在路边草篷里避雨，有几个北京人说招生的事，我心里一激动，美院终于来了！细问才知道是电影学院招摄影专业的。看来美院是没戏了，学摄影多少沾点边，我把画给他们看，他们当场就定了，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正准备去电影学院，美院的人终于来了，双方磋商，还是把我让给了美院。后来北影孟老师对我说：「你已经画得很好了，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幺好。」后来同队的小任顶了这个空缺，他后来成了国家第一御用摄影师，从邓、赵、胡、江、胡以来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都是由他掌机拍摄。
好事多磨。由于山洪邮路断了，等我收到美院通知书，考试日期已过了好几天。收到通知书时我正在地里干活，连住处都没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到出了山，搭上工宣队的车，直奔美院。我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握草帽，一副典型的知青形象。主管招生的军代表说：「还以为你们公社把你留下当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篇文章，我又累又急，哪儿还写得了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我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了。我自己关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老师们关于录取谁的讨论，都能听见。当时《毛选》五卷刚出版，我画了一个坐在坑头读《毛选》的知青，边上有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之类的。晚上回到家实在太累了，我给笔杆子同学小陈打了电话，请他帮我写篇文章，明天早晨就要。老同学够意思，第二天一早，一篇整齐的稿子交到我手里。那天又在户外画了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请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把我带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一看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画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外加几本《烂漫山花》，份量摆在那儿，我相信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我又回到收粮沟——这个古朴的、有泥土味的、浸透民间智慧与诙谐的地方、这个适合我生理节奏的生活之地。最后再「享受」一下辛苦，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我开始珍惜在村里的每一天。半年过去了，仍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有不少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在校工农兵学员写的，是拒收这批新学员而重新招生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
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却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我迅速地收拾好东西，扛着一大堆行李，力大无比。村里一大帮人送我到公路上。走前五爷专门找到我，说了好几遍：「小徐，你在咱村里是秀才，到那大地方，就有高人了，山外有山。」这太像俗套文学或电视剧的语言了，但我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心想，我真的可以走了，收粮沟人已经把我当村里人了。
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当做七七级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学同学与中学同学截然不同，过去个个家里都有问题，现在的同学「根正苗红」，我像是成功混入革命队伍的人。这些同学朴实平淡，人都不错，我们和谐向上。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填写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先生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好像有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中国社会正万物复苏，而我把自己关在画室，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像，我已相当满足了。我比别人用功得多，对着石膏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新陈代谢似乎全停止了。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蹲在地里薅箍子，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段素描课是长期作业，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两周的课结束了，接着是放寒假。我那个假期没回家，请过去学画的朋友过来一起画，也算是分享美院画室和往日情谊。
我寒假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们讲写实，但在美院画了一阵子后，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写「实」。即使是长期作业，结果呈现的不是被描绘的那个对象，而是这张纸本身。目标是完成的只是一张能够体现最帅的排线法和「分块面」技术的画面，早就忘了这张画的目的。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甚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着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伸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表面的质感比真人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每一步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来察看教室，看到这张大卫，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的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的最好的」。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很快，大卫像有画得更好的。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看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计较是一样的。
大卫的事情之后，学校开始考虑应该让徐冰转到油画系去，他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画油画浪费了。可当教务处长向我暗示时，我竟然没听懂其用意，我说：「在版画系这个班，大家一起画画挺好，就这样吧。」既然我的专业思想已经稳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现在看来，没转成专业是我的命，否则我也许是杨飞云第二。
老美院在王府井，我不喜欢那儿的喧闹，去百货大楼转一圈，我就头痛。当时除了「素描问题」的寄托外，情感依然留在收粮沟。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想那地方，每当想到村边那条土路、那个磨盘、那些草垛，心都会跳。这种对收粮沟的依恋，完全应该用在某个女孩子身上。我确实很晚才有第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老师在讲评创作时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很好。」
我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像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透着骨子里的中国人的感觉。王式廊的农民「画」的好，但比起古元的，他的农民有点像在话剧中的。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这种对农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时的木刻中。从第一次「木刻技法」课后，我刻了有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我试图把所见过的中外木刻刀法都试一遍。没想到这些小品练习，成了我最早对艺术圈有影响的东西。这些小画平易真挚，现在有时回去翻看，会被自己当时那种单纯所感动(世事让人变得不单纯了，就搞现代艺术呗。)当时大家喜欢这些小画，也许是因为经过文革，太需要找回一点真实的情感。这些小画与「伤痕美术」不同，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了的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这些小画给艺术圈的第一印象如此之深，致使后来不少人大惑不解，他怎幺会搞出《天书》来？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年轻人，误入歧途，可惜了。
古元追随毛《讲话》的文艺思想，我效仿古元，而「星星」的王克平已经在研究法国荒诞派的手法了，差哪儿去了。克平出手就相当高，把美院的人给震傻了。美院请他们几位来座谈。那时，他们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甚么都没有了。
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导致了一场灾难。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像对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国文化，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的人，必须忍受这种恶俗，穿透它，才能摸到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接人待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部分，很难再被别的甚么东西挤走。在纽约有人问我：「你来自于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大部分时间他们弄不懂你思维的来路)我说：「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在肯尼亚山实施我的《木、林、森》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将钱从富裕地区自动流到贫困地区；为种树之用的、自循环系统的试验。它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一、利用当今网络科技的拍卖、购物、转账、空中教学等系统的免费功能，达到最低成本消耗(请上 www.forestproject.net)；二、所有与此项目运转有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三、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纽约只是一张地铁票，而在肯尼亚可种出十棵树)。这个项目最能说明我今天在做甚么，以及它们与我成长背景的关系。我的创作越来越不像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啓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风格的花园旅馆里，但我的眼光却和其他旅游者不同，因为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比街头像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和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从这个逻辑讲，可以说，这个《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我说：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值钱的。
2008年7月于肯尼亚纳卢比
断章
发布: 2009-4-17 07:26 | 作者: 北岛
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七八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八七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近年出版的中文书包括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开锁》和散文随笔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和《青灯》等。
一
一九七○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三十二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 ——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五十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
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甚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差五分十二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劈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揑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十二点二十五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九月十三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甚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鷄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一九七三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一九六九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鷄蛋，一起生火做饭，香气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29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十八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
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一九七三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二十三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萧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一九七一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藉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五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十一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底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甚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扳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十四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甚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艶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甚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三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鷄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四月四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十四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九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己。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四月五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甚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七
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九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甚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甚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八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菸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甚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甚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鬼胎。下午三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8943.」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摺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
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十月十七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为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平反。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十二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十二月二十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麪。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麪，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甚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二○○八年十月
幸亏年轻
发布: 2009-4-17 07:21 | 作者: 陈丹青
──回想七十年代
一九五三年生于上海。七○年至七八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落户，期间自习绘画。七八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八○年毕业。八二年至九九年定居纽约，自由职业。二○○○ 年至○六年任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居北京，自由职业。作品《西藏组画》等，业余写作，出版《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十二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九月九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 ——一九七六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甚么？说甚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甚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拔.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
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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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份，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像呢：先是他与黄、李、丘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ChungKuo– Cina,1972)。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二○○四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屈。我也现在明白，为甚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纪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一九六六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决绝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摊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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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一九七二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僱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