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在表面上的说辞大意上是这样的：
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了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从这一番自圆其说的官方声明，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气势上已不如初战时那么猖狂，此时他们也感觉到虽然攫夺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要想彻底摧毁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堡垒却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暂时放慢了攻击的脚步，而以巩固占领区、“建设新中国”为其修正后的新政策。
同年6月，刚刚接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根据裕仁的决策在11月18日草拟了武汉会战后的战略方针，其重点有二：
一、从战略进攻转为持久战。
二、确保占领区，自主指导“新中国”之建设。
板垣的方针说穿了只是两句话“以战养战，以华制华！”而已。
其实日本之改弦更张是根据实际状况经过冷静的思考后所做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确实是来自于兵力的不足。大本营一些战略专家在目睹15个月奔驰缠战之后，不得不承认“对华之作战尚未能歼灭华军主力，即已达到战力极限！”
事实上，当时日本投注于中国战场的军队到武汉会战为止，已当33个师团，此外在东北部署关东军8个师团、驻朝鲜的日本军1个师团，至于在日本国内，仅仅剩下近卫的1个师团，几乎是空城状态，在根本上已经失去了持续进攻的弹性了，这种窘态正中了委员长在南岳讲的那句话：“武汉之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的长沙和南昌？······他不来，就表示他们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
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竞赛，不到结束是不能论输赢的，战争亦复如此。今天我们来看“初期抗战”的整个过程也许十分的错综复杂，但也可以把千万句话换做一句话来讲，那就是在此一阶段中日本极力想尽快结束战争，而我们则拼了命也不让战争结束！双方为自己的目标虽然都付出了至为惨重的代价，但日本并未达成他们预定的战果，而我们却是在死拖活拉中留住了战争，这便是中日双方处境利弊、彼此消长之处。
但是，战而不决毕竟不是战争的终极目的，能继续打，充其量只是提供机会、有个希望罢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赢！要打赢这场仗！但就当时的状况而言，距离胜利确确实实还有一段极其艰辛与漫长的路途，因为除了摆在眼前活生生的悬殊实力之外，更大的隐忧则藏于我们自己的内部，这些隐忧在这个时候便纷纷地浮上了台面。
第二十集 风云诡谲
战争，当两军交战短兵相接之际，也是相互亮出底牌之时，这个时候明来明往比实力的成分居多，但是当战事进行到一个相持的阶段，也就是双方都需要盘整的时候，便进入了暗潮汹涌权谋斗智的层次了。
民国27年与28年之交，中日两国的局面是呈胶着状态的，而整个气氛更充满了迷离诡谲的不确定感。本来，我国北伐后的统一只是浮面的，抗日军兴，地方力量的凝聚也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坚实，直到南岳会议，仍有“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讯息传出，当时，甚至中央指派个四川省主席都有困难，最后闹到只有委员长自己兼任才算平息，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着，眼前的团结，一是大敌当前，军头不得不服从，再说当初已经有韩复榘伏法在先，往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抗命了；一是蒋中正铁腕作风树立起的威权领导体系，撑住了抗日阵营。但实际上此时不论中央与民间，仍然充满着暗潮汹涌风云诡谲的气息，这种不确定与不安可以从两件具体的事件中看出来，一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长沙大火事件。
长沙大火是民国27年11月12日开始烧的，这场火烧了3天3夜，焚毁了房屋5万余幢，两千多市民在睡梦中被火焰吞灭，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火窟余生的刘翼庚当时是住院伤患，他回忆说：“在长沙的时间，他看我年轻嘛，还可以医嘛，所以把我们报转院，转到湘北去，就是那一晚上转院那一晚上烧长沙，四面放火，把伤兵把那些老百姓统统烧死了，（把伤兵烧死了？）伤兵、老百姓统统烧死了，我们的人放的火呀，（为什么？）听错了命令，他说敌人到岳阳，他四面放火烧了那个长沙，一个医院都7、8千人，有万把人，（那你怎么逃过的？）乘我转院哪，转院把你转走啊。”
根据事后查证，这场火确实是人为的，原来在抗战期间当我军撤守时总会把一个城镇中的重要设施予以破坏、焚毁，以免资敌，这便是所谓的“焦土政策”。
武汉沦陷后，显然长沙已成为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于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便积极展开焚城计划，筹组放火队，他命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一、当日军逼近长沙时。二、先放警报疏散民众。三、以“起火”为号。四、进行全面焚城。
12日，岳阳失守，长沙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说日军已经过汨罗江了，半夜两点，正好有个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自卫团误以为放火讯号，正好便同步下手，放火烧城，在一片混乱之中当然也就忘了该放警报这回事了。事实上日军当时还没渡过新墙河，距离长沙足有一百多公里。
这件事引起了地方上的极端不满，一时民怨沸腾。蒋中正于16日来到长沙，面对劫后的满城瓦砾，他感叹地说：“长沙焚毁了，精神上的打击十百倍于战败的痛苦，可耻、可悲莫过于此！”更痛心的是：“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至无知无能如此！”
这个案子，后来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和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虽然被枪决了，但仍然未能平息民间的气愤，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子，上联：“治绩安在？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则为：“张皇失措”，以宣泄心中对张治中推卸责任之不满！
张治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曾经和他在淞沪战场上并肩作过战的几位将领说：
（11师师长）彭善：“张治中这个人你们不大清楚，这是一个办学校的一个人，不是一个作战的将领，他在前方指挥都是相当困难的，大家都看不起他。”
（中央作战军司令部参谋）朱志明：“张治中啊，他很怕死，他以后根本就支持不住了，怕了，我们去以后总司令部比他推进了15里，他就躲在后头。”
（1师1团副团长）吴俊：“这个人好像是···个人主义太重一点，这个···势利眼太重，那时候对委员长太好了，我们以为张治中是没话讲的，所以委员长对他也很器重啊，所以一下子升这么高，但是这个人的意志···不坚定哪。”
1949年4月，张治中终于背叛了一手提携他的老校长，在国共最后一次谈判中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开了反共阵营，历史终于为蒋中正所感叹的“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至无知无能如此！”下了冷峻的注脚。
另一重大事件是汪精卫的叛国，这件事也被长沙这一把火烧上了台面，原来长沙大火事件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等数职的汪精卫却发表了措辞极为狠毒的谈话，抨击蒋中正，他说：“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汪精卫在此时此地发表如此的言论，其背景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位汪先生是何许人也：
汪精卫，本名兆铭，精卫只是他的号，1883年出生，广东番禺人，21岁考取官费留学，与朱执信、胡汉民这些后来都成为国民党重量级的人物东渡日本。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正遇上中山先生在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汪精卫和黄兴等人负责起草会章，又自写誓词宣誓加盟而成了中国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1906年和保皇党梁启超等人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一时声名鹊起，这件事触怒了清廷而悬赏十万两银子以购买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脑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身价了。
1909年汪精卫遣返广州并在他手编的“民报”上发表一篇名为“革命之道德”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革命之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之于篡火，光能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则一。”在薪与釜之间，当时汪精卫选择了薪，因为年少刚烈的他认为“暗杀可以振奋天下人之心”，于是计划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澧，行前他写了一封血书给胡汉民，这封信只有八个字“我今如薪，兄当为釜”，可惜，汪精卫的行刺计划并没有成功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不少笔札，其中“被逮口占”五绝传诵一时，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慷慨燕歌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汪年方26岁。
1911年，武昌革命军兴，汪为清廷开释，至此便追随中山先生之侧奔走革命，直可视为孙之接棒人。1925年中山先生病危北京，汪以机要秘书为总理起草遗嘱，其在党内地位之煊赫由此可见。
同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汪任主席并兼国民党常委主席，又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个时候唯一可与他抗衡的只有掌握军事实权的蒋中正。
当时苏共势力深入国民党中央，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政治顾问极力想在国民党中寻觅左派领袖，最初，他们锁定了胡汉民、戴传贤与汪精卫三个人，后来认为胡汉民“难相与”，戴传贤“拿不定”，最后选定了汪精卫。汪之性格一向被视之为有野心，无宗旨，领袖欲特强，因而较易于控制。
为了借苏共一臂之力抗蒋，汪果然于1927年偕妻子陈璧君在北京以汪季新为名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步上了人生的歧途，并与蒋中正之间展开了强烈的斗争。
在往后的生涯中，汪精卫反反复复、不顾一切以反蒋夺权为唯一职志，至死不渝。
1938年元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对华声明，当时正值日军拗过上海攻陷南京，气焰正炽的时候，日本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我国提出形同乞降的逼和条件，国民政府对此置之不理，日方恼羞成怒，进一步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与之调整两国邦交。”这话，正是说在南京屠城血肉纷飞，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军民冤死于日军刀锋枪口之下的同时，是凡有点民族自尊的中国人莫不眦裂发指，但是汪精卫却视为倒蒋的契机，自此埋下了日后叛国的暗桩。
早在民国24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即因媚敌妥协遭人刺伤而赴欧洲疗养，直到（民国）26年才返回国内。“七七事变”后，他眼见日军锋芒锐利，可谓“怯战已极”，对抗战前景更充满了悲观与失望，他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我对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转圜。”汪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向日本人放出风向球，而其内里还是为了跟蒋中正唱反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他们面对如此庞大辽阔的中国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几乎是必然的，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建立在第一个“华”能忠诚受制于“日”才行。“九一八”以来，他们首先于民国21年3月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出现了第一个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民国26年，指使德王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同年12月，今井武夫又撮合了江朝宗、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民国27年3月又在南京制造了一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便是例子。
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气节往往会在紧要的抉择关头呈现出来，所谓“疾风知劲草”，但我们也感叹不少人却在空荡的权位诱惑之下低头，千秋？一时？只系于一念之间。
事实上，日本早就想建立一个包括华北、华中和华南在内的“支那的真正中央政权”，只是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够看的“重量级”人物而已。到1838年7月五相会议中唐绍仪才脱颖而出雀屏中选。
唐绍仪曾为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年事虽高但分量还在，于是这一条线便由外相宇垣一成进行接触，而且还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不料唐绍仪却于是年9月被人暗杀于上海。宇垣痛惜“巨星坠地”，自己咸认“一”事无“成”遂于同日挂冠而去。
10月，五相会议又给了在华的特务头子土肥原一个新指令：
一、树立新政府，联络吴佩孚、靳云鹏、旧东北军，勾通唐绍仪余党。
二 、分化蒋政权，疏通萧振瀛和高宗武，联络李宗仁和白崇禧。
由此可见日本当时求才若渴的心情，而其中的高宗武便是一直为日汪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同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汪精卫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伤害中国国家的生存，吾人将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里面“国家的生存“意涵十分暧昧，无疑这是汪精卫向日本人抛出至为妩媚的一眼。
10月底，武汉失守。11月3日，近卫喊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的口号以回应，这里面的“中”便意味着虚位以待汪精卫了。
11月19、20日两天，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等在上海虹口重光堂土肥原的家里举行秘密会议，并达成所谓的“日华协议”，其中包括：
一、缔结日华反共协定。
二、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优先权。
如果这么做，实际上跟伪满洲并无差别，但汪精卫认了，12月18日乘委员长人在桂林的行营的时候偕其妻陈璧君和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曾仲鸣等人自重庆脱走，假道昆明费翔越南的河内。
汪精卫是怎么溜掉的？说法很多，但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帮了大忙应该是无疑问的。
话说重庆的张群发现事态严重，便连忙电告委员长，委员长当时决定以低调处理，以免动摇抗日阵营，甚至电请香港大公报人张季鸾不要骂得太凶，以为汪留条后路，同时急电汪精卫希望他迷途知返，但汪精卫执迷不悟，于29“艳”日发出通电脱离抗日阵营，正式附敌。
（民国）28年元月，中国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
3月20日，据说戴笠派了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潜入河内高朗街汪等的住所进行刺杀行动，但汪某命不该绝，当天正好和曾仲鸣夫妇换了房间而逃过了一劫，这段过程很难查证。（军委会特检局局长）刘璠说：“这个河内的事情真正讲起来啊不是那一个人，他们报的是那一个人什么有功劳，不是那么回事，主要的是几个留法的学生去搞的，因为这个···越南这个地方都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所以说只有留法的学生去处理这一件事情比较顺理成章，语言通啊，一切的关系也够，否则的话你进去都进去不了啊。”
1940年元月，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聚会，决定放弃各自的政府而成立了伪“中央”，汪精卫于是大张旗鼓“还都”南京并行礼如仪地宣誓就任伪国民政府的主席。此时，他果真当上老大了，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也有自己发行的钞票······
但是，汪心知肚明，自己只不过是俎上之肉，任凭日本人宰割的傀儡······，他的风光与绚烂如今剩下的只是这一些残缺的片段，而留在历史上的“日汪密约”却依然叫人触目惊心。当年参与此事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也因如此而惊醒了“和平”大梦，逃往香港，他们说：“条件之苛（指日汪密约）尤甚民初之‘二十一条······直夷我国于附庸，置我国之死命，殊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
1944年11月，相去抗日胜利还不到一年，汪因枪伤旧病复发死于日本，年61岁。
回想民前汪氏刺杀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豪情，何啻民族志士，但最后竟以民族罪人为收场，诚属可悲。史家多以“有野心而无宗旨”论定汪兆铭，也许我们也该学学什么是宗旨，什么是野心。
一寸河山一寸血（21）
中日战争在人类史上是一次十分独特的历史记录，也是一次以弱搏强的战史范本。这场仗，从开始又经过八年的厮杀一直到它的结束都充满了戏剧性的神奇。一般而言，战争的行为可以分为战略、战术和战斗三个层次，战略思想指导战术规划再由战斗执行之，这三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的。
现在且来看看当时国军的状况：在战斗方面显然打不过人家，但我们不怕死。战术呢？简而言之便是打带跑。至于战略思想则更为明确，那便是赢得这场战争。显然我们的战略与战术、战斗之间出现了矛盾现象，因为只是不怕死，只是打带跑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正好相反，这里面的转折与关键是耐人寻味的。
回想华北事起，也是杉山元信誓旦旦声言三月亡华之时，假如我们未能及时在淞沪开辟第二战场扭转他们由北向南的攻击战线，也许这一场仗真的就在三个月左右打完了。
也许您还记得这块上面写着“武汉已成重要军事地区，不要再徘徊观望，赶快迁移后方去”的大布条，事实上当时徐州的大突围是相当仓促的，假如不是花园口黄河决堤造成了千里地障阻挡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追杀，逼使他们不得不溯江一步步西上而争取了宝贵的三个月时间的话，也许连挂这块布条的时间都没有了。由此可见，在此一期间只要错失一步都将失去所有的机会，而我们还能够在武汉具备鏖战五个月的战斗力吗？这表示中国不但没有被击溃，而且，从这一年多来历次惨烈的战斗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实战经验，虽然这些经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打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就没有过正面的重大战事。1931年，日军进攻东北，中国没有抵抗，“塘沽协定”也是在日方盛气凌人的威胁之下签订的，从整个实力来评估，中国自知绝非日本的对手，但从不知道双方的悬殊有多少，经过苦守三个月的淞沪之役，我们发现自己并非那么不堪一击。台儿庄一场扎扎实实的胜仗更戳穿了“日本皇军所向无敌”的狂言，中国军队打出信心来了，他们从实战中学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培养出持久做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的希望与信念，这应该是中日之战中至为关键的契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武汉会战的意义确实已非一城一地得失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武汉这三个月的征战能力足可以正告日本以及世人，这场仗不仅没打完，而且还有得打，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南岳会议中蒋中正所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的凭借所在，也是战略战术与战斗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神奇之处。确实，国军在炮火中成长了，各级军官如此，士兵也一样。这一点可以从不同战役的访问比较中得到证实，我们先听听武汉会战之前也就是初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
梁三才：“打日本人只要有去都不会回来啦，那时候严的很啊，日本那时候有飞机、有大炮、有战车、有骑兵，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
范祖相：“打仗时大多数都是用刀啊，没有···攻击都是用刀嘛，那日本有战车啊，我们没办法，那他一攻上来我们差不多都死。”
姚本发：“我们那个老爷枪三下一打拉都拉不开，你问问他们看。”
李振武：“换句话说，这一个连里步枪7、80支有50支打不响的。”
杨树藩：“所以我们的人死得很惨的很多人。”
杨守洁：“我们那个时候，抗战刚开始训练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经验那个飞机啊，一见了飞机就赶快躲起来，都没办法了。”
李振武：“耶，这是什么东西啊？他问这个营长，营长说，嗯，坦克车，日本坦克车。什么叫坦克车？他们上去以后我也上去了，我那会儿才知道战车上头这个炮塔能转。”
现在，再听听武汉会战后，所谓中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
江胜宗：“我们那个部队武器是美式装备啊，我们都是好武器啊，所以打仗我们这个部队到哪个地方都打胜仗。”
刘才喜：“弹药是多得很，长沙城里头有的是仓库，弹药库、炮弹库什么都有，你打完再去搬，就是没有饭吃。”
李传安：“他穿那个皮鞋，我们穿胶鞋要比他快啊，轻巧嘛，所以为什么打仗不能穿皮鞋呢，穿胶鞋要轻巧一点。”
杨国清：“他的飞机天天来炸，飞到防地间我偏不放，我们夜晚再攻，打到他没子弹，他摔下来吃的东西我们就抢来吃啊，他专吃罐头、饼干嘛，那我们的机会就来啦，我们就抢这些东西来吃啊，差不多过几个礼拜一个多月把它全部歼灭，把他一个中队啊，像我们一个团一样的啦，把他歼灭了，发洋财了。”
从不知飞机坦克为何物到有胶鞋穿，学会“发洋财”，其主要的讯息在于说明一般士兵的“惧日症”已经逐渐消失，只要不怕就可以打出自信来，这一点关系尔后的战事非同小可。
第二十一集 烽烟再起
民国27年10月下旬，激烈的武汉会战经过五个月的鏖兵终于落幕，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可以说是精疲力竭，需要喘一口气了，于是，大家在战事的间隙中偃鼓休战度过了一个旧历年，不过这个年对日军而言可是提心吊胆，并不怎么好过的，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远离海岸线深入内地达一千两百余公里。有人形容当时冈村宁次在武汉驻屯的30万日军犹如一颗大脑袋一样，而身子却远在八百多公里以外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两者之间的脖子便是一条拉得长长的战线。冈村心里有数，他的脖子蛮脆弱的，一旦被我军切断，那么，自己便会死得很难看，此其一；更麻烦的是当时攻占武汉只是扑个空城而已，并未将守军主力歼灭，而这些武装部队目前正潜入山林伺机出击，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
当时，以长江为界，江以北为李宗仁的五战区，江以南则为九战区，代司令官正是在万家岭把他整得很惨的薛岳，这两个人犹如一把大钳子一样夹住日军的大脑袋，使他动弹不得，冈村如果不能突破这种局面必然是寝食难安的，所以便有了南昌和随枣的两次会战。
南昌地区位于南浔与浙赣两条铁路的交汇处，攻取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还可以遮断浙赣线，使我三、九两战区陷于孤立状态，但冈村的问题在于武汉战后他确实没有能力再发动攻势，所以过完年便极力向东京大本营争取兵源与弹药补充，以备出击。裕仁于2月中旬批准了冈村的计划，并派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来华主持这项攻击作战。
至于我军方面，南越军事会议之后总的战略已是转守为攻，那么为什么不朝冈村的脖子狠狠地给他一刀呢？说穿了也是战备动员的问题，原来在南岳还制订了一个整军计划，这个计划把全国军队分成了三组，其中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三分之一担任敌前作战，另三分之一调到后方整训，如此轮调为期四个月，预计一年之内整训完毕。
南岳的会是在11月底开的，这么算第一批整训完毕应为3月底，所以便有了“4月攻势”之议，可是冈村一接到东京的命令就开始调动部署准备上阵了，这是2月底的事。
3月初，军委会根据日军集结迹象正确地判断出日军即将进攻的目标应为南昌，于是便于8日电令九战区先下手为强。这份“限三小时到”的“密训令”上面写道：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期为3月15日······。
薛岳得令后旋命前敌总指挥司令罗卓英执行这项命令，罗卓英以部队整训尚未完毕为由申请延期，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的延误，便使战机顿失而影响了整个战局。
民国28年3月17日，冈村兵分三路全面发动攻击，左路：116师团村井支队配合陆战队从鄱阳湖北面南扑直杀吴城。右路：第6师团由箬溪向武宁东北我守军73和第8军攻击。我89团官兵和敌军在棺材山肉搏，整个团拼到最后只剩下5个人。中路：以101、106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在重武器的配合下先是佯攻徐家埠，等罗卓英分兵驰援，他们便在虬津地区强渡修水，然后兵分两路，106师团直下安义，右切奉新，然后左旋包抄南昌，101师团也同时杀到了生米街。左路海军陆战队则已过了吴城沿赣江南下，南昌已三面被围。这个时候从吴城回防的32军一大部分还在南撤的途中。
在众寡悬殊的南昌攻防战中我军伤亡惨重，27日，32军沿浙赣线退守进贤，南昌失守。
4月中旬，委员长令九战区夺回南昌，这一役仍由罗卓英任总指挥。4月21日，第1集团军高荫槐的部队反攻奉新，左翼曾冲到滩溪市，19集团军主力向高安挺进，克大城杀到了生米街，但仍然无法贴近南昌。
4月22日，第三战区32集团军上官云相的部队奉命加入了作战行列，他们从临川北进，由正南方逼近南昌城。这个时候由于南浔铁路未能按原计划切断，是日军有机会从上海调遣陆战队火速赶来接手南昌的城防，而使101师团能够腾出手来反击右线的我军。第29军军长陈安宝于是役遭敌机俯冲扫射，壮烈殉国。这是5月6日的事。
9日，委员长下令停止攻击，南昌会战便告结束。
南昌之役是淞沪以来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可惜，先是错失了战机，平白地易主动为被动，以致接下来要去承担机动力差、火力不足等先天不足的恶果，最后功败垂成。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而使随枣之战能够打个平分秋色。
随枣会战是指随县与枣阳一带的战事而言的。这个战区东起平汉铁路的南段，西迄汉水，其间还有襄阳、樊城等著名古城，所以日军称此役为“襄东会战”。
这次战役是由李宗仁第五战区汤恩伯部队所发动的“四月攻势”而起的。冈村担心的武汉外围压力这个时候正由北紧紧南逼而下，为了突破此一困境，民国28年5月1日，冈村令荻洲的13师团与藤江的16师团联手从钟祥沿大洪山旁北向枣阳发动攻击。
5月3日，山胁的第3师团等分从信阳和应山向随县与桐柏进击，企图包围汤恩伯和李品仙的11和31两个集团军的主力.
7日，日军突破77军防线，枣阳城破。12日，唐河、南阳、新野先后陷敌，但王仲廉的85军、张轸的13军和覃连芳的84军在桐柏山却打得很好，他们成功地遮断了通道，使两路日军无法会合。这个时候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和孙震第二线部队都及时东渡汉水，纷纷投入战场，侧击田中和藤江部队，汤恩伯这边则从三台店抽身北上泌阳绕个大圈过了南阳再回过头来攻击新野日军正面。敌军在重压之下阵脚松动纷纷后撤，我军连克新野、唐河。枣阳、桐柏等地，到20日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随枣之役日方动用的总兵力约为11万3千余众，我军则为22万人左右，双方你来我往，20天之内我军连被飞机炸、毒气熏在内，一共伤亡了2万8千余人，而日军伤亡也达2万1千余人之多，比例越来越接近了。更重要的是这一场仗里，我们虽然曾经失掉了若干城池，但最后还是把它们都收复了回来，这和初期抗战期间死守一城一地，只要达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便突围转进的情况已大不相同。现在我们不仅有能力进行运动战甚至攻坚，这些都是在受尽无数失败痛苦之后从中汲取的教训与经验，也是踏着先人血迹为自己走出来的一条生路。
现在，让我们拨出一点时间谈谈在民国27、28年之间，在遥远的北方所发生的两次国际事件，因为这两次摩擦都直接影响到了中日战局，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件，是1938年民国27年7月，在吉林的中苏边境有一个叫张鼓峰的地方发生的，世称“张鼓峰事件”。当时有40来个苏联红军越过边界进入张鼓峰地区，被日本的19师团发现，于是双方大动干戈打了起来，正当日军被团团围住将遭歼灭的同时，斯大林却下令收兵，停战言和了。原来，苏联怕的是事态扩大，闹得一方面要正对希特勒一方面还要顾到后门日军的纠缠，所以才草草结束的。但日本却从此一事件中探悉了莫斯科的底牌，他们料定：“苏联并无大举动之意”，所以，到了10月便大胆地从大连抽兵南下攻陷了广州。
1939年，民国28年5月，同样的情节又重演了一次，不过规模要大得多，牵连的国际关系也更为复杂，地点则是在“蒙”、“满”交界的诺门坎。起因则为苏联羽护的伪蒙和日本傀儡伪满之间的冲突。这场“战略级”的战争持续了4个多月之久，日本又陷入了绝境，于9月9日向苏联提出了停战和议，没想到斯大林就和张鼓峰事件一样，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原来，这个时候德、苏之间已经订有秘密协定，相约瓜分波兰。9月1日，希特勒势如破竹掠夺了波兰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领土，斯大林尽管垂涎欲滴，但为了诺门坎的事还没了，一时还不敢伸手去分一杯羹，日本既然有意谈和，他便欣然接受了。这一来，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军力无形中便增强了许多，相对的，我们之处境也更形艰困了。
9月14日，冈村下令赣西的日军西进，中日战史上驰名的长沙大会战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俗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本是中国谷仓。我军深知日方为要“以战养战”，攻略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但长沙位处于平原丘陵地带，在地理上没有高山峻岭天然之屏障，因此自古便有“四战之地”的称谓，所谓“四战之地”也就是四面受敌的意思，所以当敌军动作频频的之时，军事委员会高级将领便作出：“逐步抵抗，消耗敌人······逐渐退到株洲、浏阳、醴陵······”的建议。
蒋委员长于9月15日正式下令九战区，其大意有三：
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
二、在株洲、浏阳、醴陵部署兵力，阻敌深入。
三、间接掩护衡阳，避开直接防御。
显然最高统帅为整个战局着想，并不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决战，但这位广东籍的将领咬住了“万一长沙不守”这几个字，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于是电呈军委会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这一下子可把陈诚和白崇禧吓了一跳，他们两个人分别飞到了长沙，面劝薛岳，但薛将军坚持要打，并请两位回报委员长，说：“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历史学家）黎东方叙述这段过程说：“当时的重庆参谋人员合下命令给薛岳不许他在长沙打，而且白崇禧、陈诚亲自到湖南来传达这个命令，告诉薛岳你假使在长沙打就是抗令，我们要军法从事。薛岳说：‘我就是要抗这个令，你们等我打完以后尽管杀我，没有问题！你们两位是亡国大夫。’我讲这话希望陈履安先生不要生气，不是我讲的，我认为陈诚先生对国家贡献很大很大。不过这一件事情薛岳在火车上，株洲车站对他讲的话是真的，薛岳主要是骂白崇禧，不过我也希望白先勇兄也不要生气，不是我敢骂你的老太爷，你老太爷我也很敬仰，我们有来往。总而言之，薛岳敢抗令了不起！当天晚上薛岳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蒋委员长请示，蒋委员长已经睡觉了，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在电话里讲，‘这个叫我不在长沙打的命令我已经决定抵抗，现在我要请夫人转告委员长，我打胜了我还是犯了抗令的罪，我情愿被枪毙，如果我打败了，我自杀！’宋美龄讲，‘薛将军你不要激动，我给你转达好了。’第二天早上，那么···一方面宋美龄打电话给薛岳说，‘薛伯陵啊，你放心好了，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你也不是抗令，你是接受了我们新的指示，你打是有功劳的，你不必激动，你好好地打就好。’当天蒋委员长自己也下了命令，正式的命令，补发一条命令给薛岳‘在长沙打！’”
黎东方这段话与中研所出版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所记载的内容相符，可见当时薛岳确实是冒着抗令之险，一本“逆命而利君国者谓之忠”的志气扼守长沙。
事隔50多年，百岁高龄的薛将军仍以“精忠报国”自许，有此名将实属国家之福。
薛将军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晚年蛰居于嘉义县竹崎乡，1998年逝世，享年103岁。
一寸河山一寸血（22）
民国28年5月20日，随枣会战结束后，长江流域主战场的战事又沉寂了一段时间。这年5月间日军虽然拿下了南昌，也守住了，但武汉的压力并没有完全解除，在五战区随枣之役的对阵中，冈村心头不禁涌上一阵隐隐的忧虑，他想，远的不说，照淞沪、南京、徐州这几仗打下来，到了武汉中国军队照讲早该土崩瓦解了才对，为什么越打越难缠了呢？冈村毕竟不只是一介武夫，至少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敌人和初期作战时的对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换句话说，单凭飞机坦克等军事优势玩硬的，不仅难以取胜，甚至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于是便召集了一些自诩“支那通”的高级参谋，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完成了一套“江南作战指导大纲”，这个大纲总的来说是要避开正面冲突，而以特务策反的手段来达成取胜的目的的。大致说来冈村的计划要领有三：
一、五战区方面，重点为策反桂系部队和川军，其次对象则为中央军的旁系部队。
二、九战区方面，用怀柔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士气，使其丧失斗志，投降、逃亡。
三、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第6师团专供杨森部队，33师团针对王陵基，军特务部队则以九战区的川军为策反对象。
冈村主要的策反对象其实是以桂系部队和川军为主，这个动作至少说明了两项事实，一、表示日军的状况确如蒋中正在南岳会议中所料“他们兵源不足，调度困难”，已经失去了所谓“皇军无敌”的必胜信心。二、显示中国统帅部与地方部队的摩擦依然存在。拿29集团军的王瓒绪和30集团军的王陵基来讲，他们都是川军，因曾在南岳检讨会议中惨遭修理而闹出了“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风波，最后还是委员长亲自出面斡旋，一番危机才告平息。
至于五战区的桂系人马，指的是李宗仁在徐州会战带过来那些包括西北军在内的广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将领北伐之后就跟蒋中正之间有过节，后来反目成仇，曾在中原大战时兵戎相见。这些关系看在日本人眼里便认为有机可乘了，但冈村这一套策略显然失败了，因为他不懂中国军队这两年来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精神是一种叫做“义无反顾”的情操，这种“义”更大到民族之大义，所以是很难为外人所离间策反的，事实证明当时并没有一个地方军将领吃他这一套。
离间不成，冈村被迫又回到了“力拼”的原点而展开了中期抗战中的第一次大火拼——长沙会战。
第二十二集 长沙会战
9月1日，希特勒进兵华沙，以雷霆万钧之势在27天之间席卷了波兰，这一招世称“闪电战术”。冈村有样学样，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集结了第6、33、101、106、第3、13等约5个师团，加上长江舰队的舰艇300余艘，空军战机100余架，还有海军陆战队和专门施放毒气的化学兵，共约18万余众，也想效颦德军收拾波兰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他还夸下海口：9月底以前一举拿下长沙。
根据军委会的计划，照理长沙会战当不至发生的，因为以当时的状况论，国军确实还没有能力从事孤注一掷的决战，所以直到9月24日夜给薛岳的命令还是迟滞敌人的攻势，并做好长沙不保长官部转移萍乡的准备。换句话说，军委会仍延续着武汉作战时的打法。
此时，薛岳是九战区的代司令长官，他的辖区包括赣西、鄂南与湘北，从岳阳沿着粤汉铁路南下是他的主战线。为在这条线上跟敌人一搏，是他策划已久的一场战事，现在要他走，难免心有不甘，于是便有“抗命守长沙”的事件发生。
在长沙大火的不幸之后，也是蒋中正痛心疾首情绪十分低落之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有人请缨作战，一时精神为之一振，同时批准了薛岳的计划。
问题是，薛岳凭什么拼这条命来赌一场仗呢？原来，他部署了一套独到的战法，叫“天鑪战术”，就等着日军入瓮。究竟何为“天鑪战术”呢？1995年，我们在台湾嘉义访问到了这位当时已届百岁高龄的薛老将军，谈到了他的“天鑪战术”。
薛岳：“天鑪战啊，山战的防御，一节一节的防御，引诱这敌人呢这么下来，旁边打，旁边侧击，这边一诱，诱兵，诱他下来，然后我们的主兵啊旁边打下去，包围战，包围战啊。”
他的作战参谋蒋荣森补充说：“那个天鑪战一句话就叫做攻击防御啊，敌人来以后，他看敌人经过这个地方，他把部队分散开守这个据点里面，把各个部队向两边撤退，表面上看起来，敌人看了，哦···中国的部队撤退了，事实上他撤退有一个阵式在那里，然后到敌人通过以后，他侧击、尾击，打他的尾巴。”
参加过长沙会战的第10军军官臧肖侠说明了“天鑪战术”的基本条件：“先要有这个···有素养的部队，训练有素养的部队，做这个迟滞作战的部队，跟敌人一面保持接触一面消耗敌人战力，一方面还要诱敌深入，假如你这个部队战术素养不够啊，你一向后边退敌人一追的话你变成溃退了。”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薛将军指挥很多军啊，都向东边岭上，就是靠江西这个···和湖南交界这个岭下面撤退。”
陈参谋所指的“东边岭上”便是幕阜山脉。幕阜山沿着湘赣边界由北向南迤逦而下，山峦起伏，林深难测，是个天然的庇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