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在当时确实发挥了结合全国文艺界力量的功能，也许他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也许他们对现实也心存不满，但国难当前，他们总能跳出一己的格局，枪口对外，因而开创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
谢晋元看的这本画报，是上海沦陷后在租界出版的，请注意，封面是何应钦，一个军事人物，封底才是明星照片，这个画面可以说明战时“军事第一”的文化特性。在平面文宣中除了报纸、刊物，最为普遍的要算墙壁标语与壁画了，因为这种方式最省钱。木刻由于可以省略制版过程，所以在印刷品中深受欢迎。至于漫画，更是在战火中蓬勃发展起来的，丰子恺的“小弟弟的出殡”写尽了苍凉，几笔勾出的“毕业后”直到今天也未见过时，“最后之吻”更道尽了人间的无奈，妙的是路旁的那只喂奶的母狗，相形之下令人心酸。
陶涤亚：“戏剧我们有‘抗敌演剧宣传队’，一共有19队，19队是大队，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的演剧队。”
（救亡演剧二队队员）姜瑢：“参加中国救亡演剧队的工作，答应我妈妈说两个礼拜把我们送回家，可是这两个礼拜就一直是八年，就抗战回不去了。我们刚刚开始就沿着津浦路走，第一站就是徐州，那么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到乡下打入民间，在都市里头我们演大戏，我们自己供给自己经济方面，我们在都市里演大戏譬如象曹禺的‘日出’啊，‘雷雨’啊，‘夜光杯’啊，‘古城的怒吼’啊这些大戏，我们卖票，赚了钱我们就到乡下去工作。”
陶涤亚：“当时有两种很特殊的，一种叫‘街头剧’，所谓‘街头剧’就是随便在街头找一个地方，男女演员啊就演戏给一般人看，大家围起来看，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街头剧啊叫‘放下你的鞭子’。”
王珏：“我记得有一次演这个好象是‘放下你的鞭子’吧，演员演得都不是演员了，那是真情毕露了，演得老百姓居然拿起扁担来要去打那个演员。”
姜瑢：“王珏先生讲的独幕剧象‘打鬼子去’啦，‘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我都演过，我是想起那时候，因为我年纪很轻嘛，就是演这些小孩的戏。”
陶涤亚：“另外还有一种叫‘活报剧’，什么叫‘活报剧’呢，活的报纸，当天的新闻马上来把它编成剧本，演的时候就等于让大家看报纸，大家听新闻，一个时事教育。”
姜瑢：“他们很喜欢看我们演，每次在庙里演，象‘打鬼子去’是要有舞台的，都是在庙里搭一个台，有时候下雪，这种情况我们都要···真是跋涉一样，到某一个村庄去演都拿着油灯，就是那种提灯，有时候也很辛苦的，不过大家那种热情啊，真是···现在想想真是···太感人了。”
王珏：“我们是在重庆是大学区在沙坪坝，大概是2、30里，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晚上来看戏，那个时候舞台戏要4、5个小时，那么戏散了以后那根本没有公车了，那么这些同学就走路回去。”
（战时话剧迷）秦克晋：“下午从沙坪坝坐长江的木排到重庆去，等到戏看完了以后已经到了深夜了，没有交通工具，然后就走路回到沙坪坝，差不多4、5个钟头。”
王珏：“所以你在台上是要非常注意的，那观众都非常内行，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舞台上非常有满足感。”
战时，戏剧的演出在沦陷区里也并为中断，当年有“四块玉”之誉的白玉薇回忆说：“阴阳戏就是晚上，晚上都怕乱嘛，又戒严又打，白天大家又忙嘛，所以就演阴阳戏，在下班大概5、6点钟开戏，到10点多钟散戏，在上海演这个阴阳戏，同李少春一起演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不同？）那心情坏极了，我觉得那会儿大家真的好爱国啊，就是敢怒不敢言。”
陶涤亚：“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制片厂，可是那个时候的剧情片不多，新闻纪录片比较多，因为买这个胶卷啊，国际交通线都被日本人切断了，很难得进口。”
王珏：“当时我们就是一尺胶片一滴血，绝不允许有NG片子的，因为我们没有···没有资格糟蹋，所以戏就排得非常好，镜头···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了解镜头是怎样分的，戏都排好以后再一喊‘开麦拉’就是拍了。刚刚有张照片你看到没有，康健她是女主角，她穿一件军用大衣，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以穿得越普通越随便越好。”
姜瑢：“那个时候情绪非常高，就是抗日的情绪是第一，因此大家对物质方面一点都不在乎的啊。”
在战时大后方出品的有限影片中，几乎全是抗日意识浓厚的宣传片，这些作品对后人而言也许生硬、粗糙了些，但这些也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不过在上海却有点不一样了，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日本人的监视，拍一些暗藏富有爱国意识的古装片来鼓舞民心，直到胜利才有象“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的纯剧情片出现。这部片子叙述糟糠之妻与“抗战夫人”之间的冲突，是一部描写“八年离合”与“天亮前后”的时代悲剧。
“九一八”那年也可以说是我国通俗歌曲发轫的开始，直到抗战胜利，这14年间上海流行歌曲的制作已经十分成熟了，但这些“靡靡之音”却极少传颂于内陆，在大后方听到的还是铿锵有力的歌声，象“大刀进行曲”这类歌曲，直到现在仍未被人遗忘。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民国26年发表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在敌人飞机、坦克隆隆声中高歌“大刀进行曲”，这里面究竟包含了多少凄楚与悲壮，我们很难想象，但它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由此我们不禁联想，每一个时代的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后世留下一点文化的什么？
一寸河山一寸血（18）
近代，几乎每一个掌权、为政的人都了解教育对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在施政环节的排名中教育却老是落后于许多更现实的问题之后，因为教育毕竟是百年之计，是远大理想，而政治却是现实的，平时如此，战时更是如此。
中国的百年积弱受尽欺凌，究其根本原因，说穿了还是教育问题。直到清季末叶西风东渐，为政者吃到了苦头才渐渐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接下来民国8年的“五四”算是一次最为壮阔的文化运动，但真正落实教育于施政还是北伐之后的事。也许您还记得这个画面，它便是“十年建国”中推行平民教育的课本。根据统计，从民国18年到25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从17·1%八年间提升到43·4%，算是相当可观的了，但即使如此，以战前四万万总人口来摊，大约160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大学生，4407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受过中等教育，而具有小学程度的则为60分之一，像这样的成绩单对后人而言是很难想象的，更不幸的是中日战争跟着爆发，连这么点脆弱的秧苗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再一次强调中华这个民族的坚韧性，因为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教育，相反的，却使之更加发扬蹈厉桃李满园，其中的曲折与艰辛，甚至连“一言难尽”都难以形容，在这里我们也只能从几位身历过这场劫难的教育界前辈和战时学生的口述之中去感受当年的情景。
第十八集 烽火桃李劫
抗战初期，我国教育曾面临一次“取向认同”的危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大难临头，应该打破平时教育的体制与内容以配合战时的需要，但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受战争的影响。如此纠葛缠战闹个不休。民国28年，蒋中正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平息了这场论战，他说：
“我这几年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平时看······”
从此，确定了战时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教育方针，也留给了校园一方学术自由的空间。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回忆说：“我们的教育不单是抗战啊，要建国嘛，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抗战建国，建国也是···打仗啊，建国打仗我们教育还是一样要办。这一个工作就是当时学校能够照常进行，直接打仗啊不影响教育，非但不影响教育，而这个教育要为国家的未来建国···”
由此可见，在战时虽然物力维艰，但政府并没有放弃百年树人的教育责任，更放眼未来的建国工作储材，但横在眼前的却又是如此艰困的非常时机，怎么办呢？
陈立夫：“我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个钱没有啊，国家打仗钱都没有，这许多···许多的学生啊，十多万的学生嘛要往后面走，要照顾他们要给饭给他吃，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最后我就给他叫用‘贷金’，‘贷金’你晓得吧？‘贷金’就是借，这个钱是借的，不是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话这个财政方面觉得好一点，将来要还的嘛。”
当时还在中央大学当学生的王作荣证实了这一项做法，他说：“我们毕业的时候，政府会在我们的毕业文凭背面盖一个图章，说你借了政府多少钱，那这个钱要还的。后来有的人根本就不还，他要留着做个纪念他就不还。我的文凭背面也盖了，说是欠政府多少钱，那我这个钱我是还掉了，因为那时还掉等于不还，那是什么道理呢？那时这个通货膨胀，后来一文都不值。”
对日本人而言，打从九一八开始就恨透了当时国内一些知名的大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学校便是“抵制日货”、鼓吹抗日的大本营，因此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这些毫无武装的学府，首先遭殃的是天津的南开大学，当时任教南开的吴大猷回忆说：“这个卢沟桥事变过后没有多少天，日本是用空军，用很低飞的···故意来炸南开大学，就是我们在这个英租界在楼上就可以看见日本飞机，因为中国完全没有抵抗，因为学校嘛，完全没有抵抗，只炸剩一个楼，我们叫‘科学馆’，科学楼那是一个比较···最讲究、最好的一座楼，为什么他不炸，也不清楚。”
日本人对校园的破坏与滥炸激起了知识青年的忿恨怒潮，这些当初鼓吹抗日的年轻学子终于尝到了鸡蛋碰不过石头的苦头与无奈，现在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满怀着怒火跟随着政府到大后方去，其带来日雪耻复仇，这一股风潮鼓舞着一波又一波青年学生象排山倒海一样涌向大后方。在这个行列里有许多只有十三、四岁的中学生，陈立夫说：
“本来这个中学是归地方···归省，中央不管中学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许多青年往大后方，你不能不照顾他，那哪个来照顾他，当然只有中央来照顾他，所以没办法就办这个国立中学，本来没国立中学的，是国立的就是大学了，建学呢，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是办了30几个国立中学，就沿着···这个沦陷区边上面，所有的从沦陷区出来的一般青年啊，都是赤手空拳，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要给他们照顾，要照顾他们让他们有书念。”
根据我们的查证，国立中学的正确数字应为34所，此外还办了23所简易师范学校和14所国立职业学校。至于大专以上的学校战前共有108所，“七七”之后后迁的计有52所，停办的17所，25所迁入租界继续办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纷纷停课，剩下14所本来就是设在后方的，由此可见其动荡的频繁了。
在迁徙的大行列中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在抗战八年中一共迁了8次，比较幸运的则是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央大学生王作荣回忆说：“罗家伦先生他很有远见，一开始他派了人到湖南、到湖北、到四川各个地方去看什么地方适当，到最后他就决定迁到重庆，那么跟中央政府迁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一次迁校的，假如当中要迁几次校的话那就很惨。”
罗家伦在他《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曾经提到了一段迁校的佳话：
“原来央大的畜牧系当时进口了许多品种珍贵的鸡鸭牛羊以为研究之用，西迁时，这些动物都配成一对对的带走，就如同《旧约》里‘诺亚方舟’一样，剩下的只好放弃了，但牧场管理员王酉京不死心，在南京陷落的前四天带着一支奇异的游牧队伍离开了危城。”
王作荣：“那么大家联合一起就走路呀，就一路把这个猪啊、牛啊、羊啊、鸡啊，就这样子一路赶到重庆，就走旱路啊，一步一步这样子走，一天走一点，而且还要被···还要防着日本在后面追上来，那这样子绕了很多路，走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迁到这个沙坪坝去了，迁到重庆的沙坪坝，所以我们当时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罗家伦描述重见这批牲畜时说：“那一天我在重庆遇到了它们，仿佛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一番悲喜交集的情绪。”
迁校路途最为遥远的是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
吴大猷：“那个时候教育部在南京，就做了一个很快的决定，就是让在华北三个最好的这个大学就搬到长沙，三个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北京，一个清华大学，在北京，一个南开大学，在天津，这三个学校特别优先，先收到命令，自己各自进行，绕路走，因为这个路都不通了，火车都不通了，到长沙······”
（北京大学教授）陈雪屏：“当时我们第一步啊是先到长沙，长沙很短的时期，后来长沙还不能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就索性啊一直到昆明，到昆明大家是分两部份走，一部份是大家走到昆明（1670公里），从长沙湖南的边境到贵州到昆明，一部份体力差的他是走海运坐海船，从河内绕道再到昆明。”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澈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詠诵，
在山城，情弥切。
······
这虽然只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段，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在战火中在坚弥厉延续大学教育的一番心情。
颠沛流离，跋山涉水，虽然为教育工作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但到了后方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在1995年到1997年这三年间我们访问了许多过来人，其中不乏教育界重量级人物，他们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
吴大猷：“这个打仗一阵一阵就紧张起来，来空袭昆明啊次数慢慢多了，我们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啊，都拿这个昆明当一个···好像一个基地，所以慢慢昆明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也来炸昆明，没有炸重庆那么厉害，所以我们原来住城里的边的教授也都往乡下疏散，我们住在乡下里边都是那种泥墙草顶搭个房子，暂时在里面住，那么上课要跑到···要走5公里路到学校，不用进城，因为学校都在城外。上课时间呢，因为日本飞机空袭一来的话大家又要跑，所以索性把时间都改早了，就是日本飞机来之前，要不然就是晚，过了5点钟，4、5点钟之后日本飞机不来了，结果5、6点钟就从乡下···就步行到学校，有时候差不多7点钟8点钟刚刚走到就放警报，就马上跑回头，沿着公路往乡下跑。”
陈雪屏：“譬如西南联大，后来都是集中在昆明，以后啊就盖了一批校舍。”
吴大猷：“这山···城外的那种荒地，盖一些泥砖做的墙、草顶，根本没有看过这种样的房子，现在台湾最穷的民间的大概也没有这样的···草顶，地是泥地，窗户是有木头框没有玻璃，然后纸糊的。”
陈雪屏：“就是茅草屋上铁皮顶，所以雨大了以后讲课都受影响，这么样艰苦。”
王作荣：“那时候我们念书非常努力，就是说常常图书馆的门都挤破，图书馆的门还没有开的时候大家都围在那里，门一开大家都抢到图书馆里去，第一个抢位子，因为这个图书馆比较小，人多了之后你去迟了没位子坐，第二个要抢书，好比老师指定的几本好的参考书，大家都去抢嘛，一去迟了书都没有了，就给别人抢了去，所以又抢书又抢位子，所以就挤得这个图书馆的门常常破。”
陈立夫：“我们这个全国的学生啊，在抗战的时候啊很可爱，没有一个人啊讲他这个很苦啊。”
（流亡学生）吴天威：“饭嘛，跟现在就是不能比啦，米饭···很坏的米啦，有时候吃到一点馒头也很好，但是很少吃到肉啦，我们那时候有个名词叫‘打牙祭’嘛，所谓打牙祭就是一个礼拜给几片猪肉，那就叫打牙祭。”
（西南联大学生）舒子宽：“我们吃的饭叫‘八宝饭’，是什么‘八宝饭’呢？因为那个米里头啊有稻子、有沙石、还有稗子那样子，那我们怎么吃法呢，我们就是要开饭了以后啊，一桌8个人嘛，大家盛了饭以后并不是马上吃饭，马上大家都冲到那个有一大桶的汤，大家舀两瓢汤在碗里头，那么就拿筷子搅一搅啊，让沙子、稗子什么的都沉下去，我们就吃面上的米这样子。”
王作荣：“我跟我太太我们是大学同学，恋爱的时候要请我太太吃点东西嘛，吃牛肉面我只叫一碗我太太吃，我就坐旁边陪她。我太太喜欢看话剧什么的，那我们买不起票嘛，我们有时候看电影等学校里放电影，买不起票就买一张票那我太太去看，那时还是女朋友，那我就在门外等，等她看完出来讲给我听，就这样子苦啊。”
陈雪屏：“我记得那时候，吴大猷先生啊他那个时候太太还健在，那么他们夫妇生活很简单，我们常常到他家里打牙祭，因为无论如何他们自己做的饭，总比我们吃包饭还好一点，也不好意思常去啊，一个月总要去个几次。”
（西南联大学生）黎锦扬：“一天只吃一次荤菜，那所谓的荤菜就是一个汤里头有点肉皮啊，那就是荤菜了，那个就是抢肉皮了，抢了饭之后就抢肉皮，那么有的时候大家想说，唉呀！这很难过啊，不舒服啊，有的学生就是异想天开啊，就是假装我们吃酒席好了，就在地下画一个圈圈，就坐在那个圈圈上假装是···圆桌上吃酒席。”
陈雪屏：“回忆的事情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苦啊，这几年功夫啊，这个清华、北大、南开还是能维持过去的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
战时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准在万般艰难的环境之下得以维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当时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则在战后纷纷得到了报偿，在往后的二、三十年间，这些流亡学生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其中特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由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扬名天下，他们的指导教授吴大猷回忆这两个得意门生当时在校的情形说：
“他们两人年岁差了好几岁的，杨振宁是一抗战他就考入南开大学，所以他等到这个一九四一年，就民国30年，他就念四年级，我在···头一次我教到，头一学期教这个古典的力学、动力学，第二个学期教所谓这个新的量子力学，他班上有好几个很好的学生，这个好得出奇，我一班班学生这当然是教了好几年了，碰见这样子的情形也是很不寻常啊。李政道他大学没有毕业，他在浙江大学念了一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第二年，这个算是正经转学，那么这就在班上，名义上是二年级，事实上二年级他已经念得不错，功课很好，他班上的地位也很好，私底下他念30几个，主要是根本没有念完，我就带他出国去了。”
这些片段的回忆使我们一时陷入了阵阵迷惑，人，是不是一定要在物质条件困顿的时候，精神需求才会涌现？是不是一定要当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才学得会珍惜呢？
战时的教育，政府除了竭尽所能维持弦歌不断外，还有个问题，那便是和延安的中共抢学生。
陈立夫：“共产党那个时期争取青年啊，它的延安大学啊，延安大学不要考的，号召啦。”
在延安，中共的教育政策和中央是南辕北辙的，他们的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目的都在争取青年资源，为“革命”储才，自然谈不上什么自由学风了，但中共的包装做得很好，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舒子宽：“我可以讲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暗中啊还是埋伏了那个共产党份子···”
王作荣：“我们也知道哪些同学是共产党，哪些同学是同情共产党的，那么大家都很佩服的不得了，说你看这是左倾的、前进的人物，这些是共产党的份子，那你要说是国民党，大家都骂···骂他们，这实在是一种偏见嘛。”
相对于延安的“抗大”，我们来看看重庆的中央大学。
王作荣：“我们的老总统，他做过我们的校长，我们并不尊敬他，那么有的同学讲说我们是个文学家，怎么要个大官来做校长，应该要大学者来做啊什么的，所以他常常到我们学校里去视察，他去视察我们都不理他的。”
由此可见央大的学风仍然保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主，王作荣也提起了一段蒋中正在重庆央大的小故事说：“他喜欢看什么地方呢？他喜欢看盥洗室、看茅房、看宿舍，看这些地方干净不干净，很突然一下走到那个盥洗室里去了，当时几个学生都脱得光光的在那里淋水嘛，那···这种场面很尴尬啊，这个样子怎么办啊，学生也不晓得怎么办，那我们老总统他是很镇静，他就往那学生看一看，他点点头他说：‘你们身体都很好，你们身体都很好！’那么讲了之后就走了，非常轻松，所以老总统他真是了不起的人啊。”
民国30年，为了照顾国军遗族，军委会创办了第一所遗属学校，（遗属学校校长黄埔一期）刘咏尧回忆说：“我们蒋先生跟他的夫人两个人有一天叫我去，就问我们这个学校的情形，刚好我就想说，我们学校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这个钱，没有钱。我讲了这个以后，第二天，我记得我就接到我们行政院孔先生的电话，也是我就到行政院去，到了行政院，孔先生一见到我的面接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先坐。’他说：‘我啊，我写几个字’他怎么写呢，那就是‘即发···’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即发刘咏尧先生5万银洋’，我可以讲，蒋先生向来他对于这个教育是非常的重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抗战那段艰苦的岁月，校园生活的种种切切是苦是甜已难分辨，但国民政府在苦撑中仍不忘教育的功绩与辛劳则应是被肯定的。
一寸河山一寸血（19）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会战接近尾声，国军部队正纷纷后撤的同时，还有一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华南——广州。当时，由于国军主力绝大部分投注于长江这条主战线的战斗之中，所以无力支援四战区，广东，几乎只能靠余汉谋12集团军约6个师的兵力独挡一面支撑危局，而日军这方面此时虽然全力猛扑武汉，但由于“张鼓峰事件”的鼓励得能从东北与山东调兵遣将，新编成了古庄干郎的11军约当三个师团的兵力，分从大连与青岛出发南下，在台湾海峡会合后于10月12日凌晨强行登陆大亚湾。
这场仗前后一共打了10天，广州就沦陷了。在广州保卫战中，粤江口首当其冲的是虎门炮台，驻守在这个防区的海军战士无论是在阵地中还是在兵舰上，他们仍然拼尽全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力拼到底，直到阵毁船沉。（虎门要塞司令侍从参谋）徐亨回忆当时的战况说：“陈策将军就担任虎门要塞司令，因为陈策将军腿是有这个···严重的糖尿病，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就把那条腿割掉，割掉了就离开了虎门。”
（光华舰大副）梁升：“在当时啊还有两条兵舰，一条是‘海周’，这一条‘海周’不是海军的兵舰，是盐运缉私那个兵舰，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兵舰很好而又有新的大炮，105的加农炮，另外一条‘肇和’兵舰，由方念祖当舰长，就停在三盏红灯，就是威远炮台前面，等它，那么日本兵舰一进来我们一炮打的时候啊，这个‘海周’就出来打，结果啊‘海周’打中他们的日本兵舰，日本兵舰也打中了‘海周’了，‘海周’就打沉了。”
虎门要塞在这种情况之下于10月23日失守，曾经驰援广州的海军军官后来担任国府海军总司令的（海军水雷队队长）黎玉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小一点的鱼雷快艇英式的鱼雷快艇呢就用火车把它运到广州去，我们也坐火车到了广州，我到了广州才三天哪日本人就在大亚湾登陆了，大概第四天广州也失守了。”
广州的沦敌从整体来看，军事上的挫败远不及经济损失来得严重，因为自此我们便完全失去了海上的通道，过去仰赖国外进口的战略与民生必需品只有借道第三国靠蜿蜒曲折的山路运进内陆了，这对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战时物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更难以为继了。
中日之战从1937年7月打到10月广州和武汉沦敌为止，这漫长的16个月，腥风血雨的岁月，史家称之谓初期抗战，显然噩梦才刚刚开始，更为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第十九集 中期抗战
1938年武汉战后，11月25日，军委会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他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把对日战争划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卢沟桥、淞沪、徐州、武汉会战到岳阳沦陷为止，而把将要面对的战事划为第二阶段。
在南岳，他们检讨第一阶段作战的得失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对往后的战争。蒋中正充满信心地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他在会中指出日军攻下武汉未能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攻势的原因的时候说：“这不是他们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招，事实上是力量已用尽······由于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敌人决不可以消灭我们，而反证我们可以击溃敌人的侵略。”
今天，我们以一个后人冷静地来看当时他的这一番话，仍然可以感受到其间的沉重，因为日军未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的攻势并不表示他们的力量已用尽。敌人在武汉未能歼灭国军也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击溃敌人，但身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虽然对眼前的处境心知肚明，但却不能表示悲观，因为在当时我们唯一能打下去的凭借只有同仇敌忾的一股气，一旦这股气涣散了那么一切也就亡了。
蒋委员长以他个人的毅力、勇气与志节，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苦苦支撑直到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应被肯定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分析了蒋委员长的性格，他说：“这位老总统的长处，就是这个人个性坚强，你欺负他他是绝不服输，这仗打到最后绝对不投降，你说他服软不服硬啊，所以老总统到后来，日本人打到独山，又快打到重庆了，老总统预备退到西昌、退到西藏，可是还是一直打下去，绝对不投降！要没有老总统啊，那是国民党的任何其他的人都投降了。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太年轻啦，不知道我们抗战的艰苦啊，是吧？这是他的长处，他就是不服输。他的这个长处用在八年抗战用得是不能再好了，就是不服输，我就同你打到底，我拼死，我要打到底，这是老总统他的长处。但老总统的得啊也是他的短处，他后来和人家打也是打到底，这个就···内战跟外战就不同了，是不是啊？内战和外战不同，你打到底，别人不打到底，所以就发生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我看，没有老总统，我们八年抗战是不会抗战下去的，那这是五千年来第一人，中国历史里面再没第二个。他这个刚强的意志也就是他的弱点，他就不变通、不圆通了，觉得搞民主了，老总统怎么搞民主呢？那他是一个人独裁嘛，你要听我的话嘛，你们追随我革命啊，我就听老总统说过的，你们追随我，我是领袖，你们要追随，那当然那是抗战期间，大家听话。”
虽然事后证实蒋中正不屈不饶的刚烈性格与威权作风在风雨飘摇、国脉如缕的八年抗战中熬了过来并获得了胜利，但在当时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事实上自“七七”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节节败退之中，到1939年3月为止，20个月当中我们丢掉了25个主要城市，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精华地区，战前大多数国际“友人”根据“科学”的估算，都认为日本“三月亡华”之说并不夸张，甚至在武汉战后，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对中日这局“棋”仍认为中国至多只能再撑半年，所以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深信“抗战必胜”是十分难说的，他们怀抱的其实只是一片希望，为了这一片当时看起来还十分渺茫的希望，他们忍受千辛万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只为我们还有一个将委员长在重庆，所以重庆这个战时的陪都，当时便成为中国人的希望之城。
说到重庆，我们可以回溯到1935年，蒋委员长因剿共到四川的时候，当时他便有了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大后方的腹案，但是川军派系林立，各有地盘，金融紊乱，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随行的人并不表示乐观，但委员长于当年8月就创办了峨嵋训练团，调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干部加以精神教育让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处境有更正确的认知与共识，可是川军与中央之间多少还是有点心存观望的，直到1937年7月6日，何应钦奉命在渝召开川康军事整理会议为止，会期中正逢卢沟桥事变，大难当前，大家才捐弃前嫌枪口一致对外。后来刘湘率军出川，万里徒步行军支援南北战场效命国家，到这个时候四川才真正统一成为长期抗战巩固的大后方。
四川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本土，比10个台湾还大一点，由于四周围环山而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李白说：“尔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可见这里原是个十分闭塞的地方。
为了开发对外交通管道，委员长决定在3年内修筑川陕、川黔、川鄂和川滇四条公路干线，以与外界连接，这四条线都在限期内提前完成。
四川是个盆地，土地肥沃，以一个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是相当富饶的，所以人称“天府之国”。
四川省战前人口约六千多万，为全国之冠。川军共有170团之多，也属全国首屈一指，所以蒋委员长在峨嵋训练团开训的时候坚定地说：“我们本部18省，哪怕失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能够战胜任何的强敌。”这是1935年8月讲的话。
果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了。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1938年武汉沦陷后便正式成为全国政治重心与军事的大本营，对日的中期抗战也就是从这里揭开了序幕。
两国交战，所牵涉的层面至深且广，战斗的行为、现象、甚至阶段性结果都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这看得见的一角我们姑且不提，那么在水面下那看不见的冰山又隐藏了什么呢？现在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国家在度过初期抗战后的处境。
首先，我们从经济层面来看。老实说，战争就像似无底洞一样，打仗本来就是打钞票，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是打不下去的。历史学者黎东方分析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说：“我们的海关都丢完了，沿海上海、天津、广州，这个海关没有了，我们的收入去掉了一大半，中国政府的收入没有所得税，后来到重庆才办所得税，也收不了多少钱，主要的靠海关，还有靠工厂，那上海没有了，天津没有了，那么无锡啊、南通啊、宁波啊、广州啊、汕头啊都没有了，所以工厂也没有来抽税，所以中国政府啊丢掉了一大半的收入，可是开销增加了10倍以上，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要从后方训练1400万壮丁，前方有300万兵在那打仗，后方有差不多1100多万的壮丁轮流的，陆陆续续的，整个加起来抗战八年征调了1400万。这1400万人也要吃也要穿衣服，前方的300万兵要放枪，一颗步枪子弹要···当时要5分美金，机关枪子弹更贵，炮弹更贵，还有汽油，再加上我们在沿海各省的教员、教授、教师、学生都到了后方去，后方的教育部都要安顿这些教职员啊，安顿这些学生，学生念大学不收学费，还要管吃、管住。每一个教授到了后方给120块钱一个月，政府指定到哪个地方去办学校或者去宣传，每一个中学教员到了后方80块大洋一个月，所以这个花不少钱，再加上公务员，所以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开销增加了，收入减少了。”
接下来，我们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一个单独事件，所以在战前、战争初期、甚至战事结束，我们都不断地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九一八”我们已充分领教了“国联”的软弱与无能，“七七”军兴更暴露了所谓“国际道义”的子虚乌有。
没错，从民国26年到28年间，苏联先后在军经上援助过我国2亿5千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勒紧裤腰带用农产品抵还了的，说穿了，苏联之援华，其目的无非想借国军跟日本人拼命来替他们把后门罢了，这种关系到了1941年他们跟日本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
德国，原是我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赚了我们不少钱。1937年，德、日、意签订“反共公约”，连退休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都强令归国一个不留。
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情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个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至于美国，在抗战初期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国27年底借给我们第一批贷款1千5百万，是用桐油换来的，（民国）29年的那2千万则是以云南的锡来抵偿。老实说，这些钱对我们的帮助远非美国人带给我们的灾祸所能比拟的，因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军火商还不断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换句话说，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徐州、以迄武汉，难以计数的军民同胞便是在美制的炸弹之下死于非命的。事实上直到1940年8月美国才完全中止对日的汽油、废铁、机器、以及军用物资的输出。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政府在外交上的处境实非孤立所能形容的，因为我们还受尽了国际上的无情的打击、戕害与扼杀，今天我们在此重提往事，无意去勾起什么新仇旧恨，只是希望后人能够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体认国家积弱的悲哀，并看清现实国际社会互助的本质，我们该牢记的是，本来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没有儒家所崇尚的“义”字的同义语。
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内政一途了。
1938年3·29，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中正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以为国家施政总的方针。大会宣言说：“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则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
这次会中并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知识青年。此外结束了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以为战时最高的民意机关。
在重庆，国民政府文官组织是这样的：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传贤，军委会秘书长兼四川省主席则为张群。
事实上，为了因应作战需要，军政单位在南京撤退之后也曾做过若干调整。
顾毓瑔：“政府改组嘛，陈立夫先生当教育部部长，我的哥哥顾毓琇当教育部的次长，那个时候在武汉的时候啊把实业部连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两个机关合并，编成一个经济部，经济部翁文灝，地质学家，当部长。”
陶涤亚：“大本营有个第六部，第六部是有政治作战，但是后来呀，当时的委员长也是先总统啊他就认为这个很重要，就把这个第六部和一个国民军训部，还有军事委员会的政训处三个单位合并编成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部长由陈诚担任,而副部长周恩来以及管文宣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则都是中共的人。
从改组后的整个政府组织和人事安排我们不难看出暗潮汹涌的诡谲气氛，其中的汪精卫便是一颗定时炸弹，有关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集再谈。
在军事部署方面，武汉会战之后也做了新的规划，第一战区，河南部分——卫立煌；第二战区，山西、陕西部分——阎锡山；第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顾祝同；第四战区，两广——张发奎；第五战区，皖西、豫北、鄂南——李宗仁；第八战区，甘、宁、青、绥——朱绍良；第九战区，鄂南、湘、赣西——薛岳；第十战区，陕西部分、——蒋鼎文；苏鲁战区、苏北、山东部分——于学忠；冀察战区，河北部分及察哈尔边区——鹿钟麟。
为统一南北各战区，委员长撤销西安行营，分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以便坐镇指挥。
从战区划分图上我们不难看出，日军虽然占据了许多点，但充其量也只能保有若干重要的线而已，至于面，在全国各地仍然布满了国军的部队，他们可以随时出击牵制，令敌人寝食难安，问题是我们自己必先挺得住熬得过才行。
在历史中，本来就没有独立的事件，因为它是交错接踵而来的，走入历史的森林，对一个现象而言，假如我们不能全盘的、综合的加以观察与衡量，就可能使真相残缺模糊，见树不见林了。如果你要刻意断章取义，那么整个历史便会因而被扭曲。
1938年底，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瓦解、灭亡的中国，展开了他们对抗强敌的中期战争，他们在一万个不可能中寻求那一个可能——击溃敌人！这种情怀是十分悲壮的，因此，当时重庆在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之城的同时，也是一座非常之城和一座背着历史走的山城。
如此沉重的压力更具体地落在独撑大局的蒋中正双肩之上，蒋纬国回忆当年委员长的处境，他说：
“父亲是一个···拿英制来算，5英尺9英寸半（约173cm），体重135磅（约61·4kg）。那么在我回到重庆那个时候，他更瘦，非常苦闷的时候，特别是他在洗澡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他···大叫——啊——长声的大叫，有的时候叫‘天’，有的时候叫‘妈’，可以想见他的···那种孤单的感觉，甚至是一种无助的呼喊······”
一寸河山一寸血（20）
1939年，当对日战争进入“中期抗战”的阶段，对中国而言整个局势是相当恶劣的，但仔细地分析起来，其实比起开战之初却也没差到哪里去，因为打从卢沟桥上第一发枪声响起，中国便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之下，几乎连再坏的可能都没有了，因此这一年多打了下来，中国没有亡，没有被消灭，至少表示维持了现状，甚至还好一点，因为任何指数一旦跌落谷底，只要不崩溃则必然会有起色。置诸死地而未死，则显然还有生机，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虽然日本野战军人在中国战场上的出现已完全失去了理性，但在他们的朝廷里总还有几个脑筋比较清醒的人物，因此在武汉会战之后东京大本营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