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华这个民族是蛮可爱的，是可引以为荣的。民国27年，我们在极其艰困的处境之下仍不失其幽默感，印制了一张叫做“世界和平消遣图”的海报发行全球，图中的人像分别为八国联军时代瓜分我国的各列强领袖，整个画面说明我们不念旧恶，请他们到家里来打个卫生麻将的情形，这幅海报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性格。
一千多年来，中国人深受儒家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尊严，所以传统中国人是不轻易向别人借钱的，万不得已借了，也必定会还，所谓言而有信。在战时，我们确实是在十万火急之下才向盟国伸手的，但这些钱不但每一分毫都还清了，而且还给过了头。
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靠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赢得全局胜利的，我们不否认西太平洋战事逆转对日本形成的压力和原子弹的致命一击，提前结束了对日战争，但是1945·民国34年春，事实上我们第一梯次30个师的新军已经训练完毕，只要美国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该给我们的物资及早拨给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复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后战役中的伤亡可能要比丧生在原子弹之下的人数高出数倍，照这么说，大和民族应该感激促使战争提前结束的原子弹才是，因为这一切本来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
抗战八年，中国人因为贫穷，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但我们却未曾沦落到人穷志短、穷斯滥矣的地步。民国33年，也就是战局最为恶劣的期间，蒋委员长不惜和罗斯福翻脸，坚持撤换走史迪威，便是为维护整个民族尊严，不计个人成败的显著例子。
有人说中日之战“日本惨败，中国惨胜！”其实不然，中国的胜利应是光荣的，因为从表象上看，中国之“惨”打战争一开始便已存在了，而最后我们赢得的是尊严，这正是当代人可以留传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珍贵资产。
为了取得此一胜利，中国人和他的强敌在八年中进行了22次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以及象“卢沟桥”那种规模的战斗达38931次，这不只是个数字，而是真刀真枪要命的厮杀。在这些战役中，后人很难想象先人那种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情怀，甚至连他们的故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了。今天留下来的大概只剩下几柱碑记在荒僻的野地里孤独的矗立着，好奇的观光客就算很仔细念完铭文，恐怕也无法想象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事迹。
一寸河山一寸血（42）
中国对日抗战是本世纪重大的历史战争，这场仗不仅是中华这个民族抵御外侮的空前恶战，也是决定民族存亡绝续的生存之争，可惜在战争期间，由于国家贫穷、物资短缺，并没有留下多少影像资料，胜利后战乱未已，连仅有的记录都散迭无存，以致存证战时真像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有如凤毛麟角。
1994年，一个由前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刘侃如先生发起的民间组织，在马树礼先生、蒋纬国先生、夏功权先生支持之下，并承妇联会之襄助，开始积极筹划此一系列抗日影像战史的艰巨工作，从1994到95年这短短的一年期间，制作小组先后在台湾、大陆各省、美国、日本等地访问了近800位亲历战事的“历史见证人”，更远赴俄都莫斯科、东京、香港、北京、华盛顿搜集资料影片达8万余尺，照片3万余帧，参考我国、中国大陆及日本文字资料数百万言，编辑成电视形态播出的影集《一寸河山一寸血》四十集，于1995年9月9日，也就是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于台湾的中华电视公司播出。
我们深知这一套影像纪录片对整个历史而言是相当窳陋的，但即使如此，它已是唯一比较完整的保存了，至少这里也纪录了我们“把历史还给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的客观与诚意。
1997年，制作小组重整行囊，踏上了抗日古战场之旅的行程，在两个多月密集的旅程中，我们沿着当年战火燃烧的路线，从北到南，足迹遍及了17个行省，造访当年硝烟漫天、神哭鬼号的主要战场旧址20余处。此行我们面对的虽然仅是人事已非的旧时山河，但由于曾经发生惊天泣鬼的战斗，而使一山一水、一城一窟都成了历史的场景，在它们之前，我们似无怨恨，也没有泪水，剩下的只是缭绕的思绪和一份深沉的悼念。
第四十二集 永恒的悼念
从北京西去宛平，花不到半个小时卢沟桥便赫然出现于眼前，1937年7月7日，中日双方开始在这里进行的战斗规模是很有限的，但由此而展开的一场国际性杀戮却长达八年之久，它攸关着三千多万生灵伤亡和难以计数的家园破碎。人类愚蠢的行为从一座象征人类文明与文化创造的古老桥梁开始是一种讽刺，也多一番警惕。
当年宛平县政府旧址现在已改成抗日纪念馆，馆里有一幅触目惊心的大壁画，描述着当年国军浴血奋战的情景，但更存真的战斗遗迹却留在城北一段被保留下来的城墙之上，城墙上的枪眼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厮杀的惨烈。
时间果真能够用来抚平人们心头的创痛，就看这斗大弹坑里的小黄花吧，它仿佛在春风中摇曳着，为天地间生命的韧性讴歌。
1937年8月，平津纷纷陷落。国军抵挡日军西进的第一场硬战，发生在居庸关下的北平东北方的南口。从地理环境来看，南口是平津小平原上靠西的第一道隘口，位于太行山脉北部的陡坡上，由于是西进山西的必经之道，因此便成为古来征战的要冲，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远远看到山坡上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正是汤恩伯的部队当年和日军白刃肉搏的战场。
南口是京张路上的一个小镇，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宅院，据说，这里正是当年汤恩伯的指挥所。在这里，国军以简陋的武器和敌人苦缠了20余日才逐渐向山西方面撤退。这个时候，蒋中正下令在上海另辟战场，山西显然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力拼强敌了。
当时，日军以南北两路进取太原，北路下忻口，南路日军于10月下旬过井陉直逼娘子关，企图与忻口南下的部队会师太原。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相传唐朝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驻屯于此，所以又称娘子关。娘子关是山西矿产东运的孔道，正（郑）太铁路便是由此入晋的，而古时代却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隘口，形势十分险要。
民国26年太原会战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这里，起初打得不错，后来由于忻口吃紧，黄绍竑调兵驰援而为日军所乘，于10月下旬失守。
太原，阎锡山的大本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池。由忻口南下，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间，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太原城墙的建筑尤其牢固，绝非一般野炮所能洞穿的，因此，虽然忻口、娘子关尽失，太原仍有固守的条件，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傅作义无心恋战。太原只打了一天就撤守了，迄今还留有倾圮的城墙供后人凭吊。
上海，在战前便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大陆开放后，也是变化最大的城市之一。今天在上海市，我们几乎完全找不到当年战争留下的遗迹。黄浦江畔大楼林立、行人熙攘，大概只有古老的外白渡桥还可以提供一些当时日机轰炸，老百姓拼了命蜂拥过桥抢进租界的联想。
也许，您还记得1937年8月13日下午，打响淞沪之役第一枪的八字桥吧，八字桥其实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怎么看都不起眼，但由于60多年前8·13那个下午，中日双方巡逻兵在这里发生冲突，继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而使这条小小的八字桥有幸名存青史。
浦东，在不断开发之下已经了无往日的迹象，高耸参天的电视塔，看不到当年百万大军鏖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场，事实上，更多人已经忘记今日的繁荣是建立在当初那一片瓦砾之上。
从上海到南京，今天搭火车只要花两个半小时，沿途正是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也是日军烧杀掳掠一路西杀南京的路线。
在此行之间，我们对南京城的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南京自1927年开始便是国府所在地。南京虽然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但由于时局纷乱，连个办公的处所都还没盖起来，上班只是暂借清季留下的两江总督衙门的旧址。这个明清建筑群，原本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盖给他爱将汉王的府邸。到了太平天国，这里成了洪秀全的天王府。对国民政府来讲，只是暂住，所以刚一开始连门面都十分简陋，后来在建筑物外加了一面门楣，刻了“国民政府”四个字，就这样凑合了10年。没想到，到了1937年连这四个字也保不住了。
胜利后，国家行宪，这里便成了总统府，蒋中正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是在老汉王府的一个大厅中举行的。未几，大陆变色，国府又匆匆播迁到了台湾。
回想三十八年间，中国国民党创建了中华民国，在四分五裂的土地上东征北伐，更熬过了漫长的八年对日抗战，为这个民族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但自己却连个“家”都没有，想想不禁教人唏嘘、慨叹的。
南京，在中日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该是1937到1938年大屠杀事件，尽管日本当局至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但从纪念馆出来的日本年轻一代仍不免由衷的为他们上一代所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另一个不同的场景，这个场景在“明城”。南京“明城”将被列为世界性的保护文物，而它受损最为严重的一次便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在日军枪击炮轰之下1/4古城墙于当时毁于战火。1996年，南京当局发动大规模的“找城砖修城墙”的活动行列中竟然出现了许多日本人，是不安？是教训？如此场景令人深思。
在初期抗战中，“台儿庄之役”是振奋人心的一场重要胜利，虽然这场仗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台儿庄之役在中日战史上所留下的悲壮纪录，仍教后人为之澎湃激动不已。今天从运河南岸向北望去，台儿庄已非昔日模样，寨墙、碉楼都不见了，只剩下南门外运河旁的便桥桥墩还残存着。
台儿庄车站是这一役的著名地标，现在由于改道而弃置，但为了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局依照原样重建保留了下来。车站里空无一物，倒是邻近的地下坑道还是原来的样子。
城南的关帝庙据说就是当年池峰城的作战指挥所，战后一直保留迄今，可惜保留而未加整理，因此显得破落凌乱，但至少这里的一床一几都是真迹。60多年前池峰城和他的幕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以血肉之躯苦苦地守住了这一座小寨子，指挥所内部墙上的弹痕可以证实当时期待援军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难熬。
1938年，徐州突围后，数十万国军部队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穷追猛打之下，在华北宽广的平原上向西撤退，正是千钧一发之际蒋中正下令溃堤却敌。黄河本来是孕育华族文化的温床，但她的壮阔狂野也是历代祖先奋斗、征服的对象，我们从奔腾叫啸的黄水中学会了坚忍，也学会了包容，今天民族有难，她又象母亲一样展开双臂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
黄河决堤造成了一千多公里的地障，也为退守武汉的国军争取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黄河的堤防历经几千年的修补十分牢固，车子行经其上就象开在六线道的马路一般。当年的爆破是从一个点向左右延伸的，所以今天在花园口已找不到新8师施工的历史痕迹，当地居民说大概就在这一带吧。
顺着当年的平汉路南行，我们来到湖北。这里原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是抗战期间战事最为频仍的地区，也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殉国的战场。此时湍湍南去的汉江流水依旧，只是夕阳下襄阳的身影却已是一幢幢高耸的现代建筑。
襄阳，这座身经百战的历史名城连个名字都已在岁月中渐渐淹没，新社区连接了汉江两岸的襄阳与樊城，取了个新的名字叫襄樊市，唯一留存的一点历史痕迹大概只剩下这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吧。
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城墙的建筑上花了不少功夫，这一点可以用来说明她是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曾几何时，城墙在人类科技文明的精进中慢慢失去了它的价值，如今只能伴着荒草供有心人凭吊了，
十里长山在襄阳南去一百多里地。靠近宜城北边的一带山区，这里便是1940·民国29年5月间，张自忠率领33集团军74师将士们和日军恶战五昼夜的战场。
在十里长山一座不知名山头的山脚下，留有一座同难官兵冢，算是当年在这个战场上捐躯的官兵们最后归宿之处。
从山脚下遥望山顶，可以看到一座碑，据说那里就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处。由于没有路，要爬上那座山头并不容易，所以这几十年来上去的人不多，幸好如此，而使这座山顶保有了它自己的庄严与肃穆。
张自忠的纪念碑是民国30年建的，正是南瓜店之役的后一年，显然后来国军又光复了这一块土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改变人间面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象这一座碑一样。
沿粤汉路南下，我们重返这一座当年薛岳连战连捷的抗日名城——长沙。从北面南望去，湍湍湘水的右边就是长沙城，赫赫有名的岳麓山座落在城西，环绕于山南的建筑现在叫湖南师大，而远处的电视塔正是岳麓山巅。
山上的景象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人事早已全非了，象这座古老的建筑，据说就是当年的薛岳指挥部，而现在却改作疗养院了。
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座73军阵亡将士碑。73军是彭位仁的部队，属王陵基30集团军的劲旅。这个部队前后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伤亡惨重。阵亡的将士有一部分骨灰收藏在一座叫忠义观的灵骨塔中，在幽暗的塔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单位名称，而那些骨灰罐子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捣毁而荡然无存，所以这空荡荡、阴森森的忠义观被临近湖南师大的学生们称鬼门关。
今天，岳麓山已是长沙近郊的一处新兴游乐区，不过游客们的聚点在山顶的电视塔，那山后丛树杂草间被埋葬了的故事却依然相伴着万古寂寞与冷清。
长沙，终于在日本名为“一号作战”的最后一搏中沦入敌手，但是在它南方两百多里地的孤城衡阳却苦守了48天。这次为了寻找当年葛先才安葬三千忠骨的遗址而来到了衡阳，然而今天的张家山上景物早已全非，昔日硝烟弥漫的决死战场大约就在这座气象观测所的附近。经老年人的指认，这一片青青草地可能便是葛先才的埋骨之处，由于没有任何碑记，我们无所辨认与查考，但这些仿佛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英勇事迹已长留青史，象碧绿的芳草永驻天地之间！
张家山、肖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当年白天霖炮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预10师和日军68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一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
战事后期，中国战场扭转战局的契机来自制空权的掌握，而掌握中国战场制空权的基本条件不只是美国的长程轰炸机，我们当不会忘记还有中国万千老百姓人工打造出来的机场。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以及14航空队当年使用过但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
在一个久雨新霁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二十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而今那万马奔腾似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气干云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的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
虽然这些圆砣砣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砣砣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纪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它们无缘陈列于战事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
（画面：鸟瞰中山陵）
1946年，国府还都。当时的蒋主席率文武百官谒陵，其阵容何其壮盛，而今天，只有陵园的碑亭里还竖立着一块由当年行政院长谭延恺所书的石碑，上面留下“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简简单单几个字，如今，成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一块历史碑记。
然而我们仍要强调，对日抗战确实是我华胄亘古以来最庞大、最惨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民族战争，尔今尔后，无论中国人将要走向何方，都不影响此一关键之战的贡献与价值。我们当不忍心去扭曲已成事实的历史，更应让所有在此一役中流血流汗、忧心劳力的每一个人都应得到他应得的尊敬和永恒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