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抗战以来，我们千辛万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撑到现在只落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禁令人唏嘘，蒋主席此时此地则面临到了国家生存与民族尊严之间的痛苦抉择，
9月24日，蒋主席约见赫尔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
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
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
三、两国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不容含有丝毫强制，或出以强迫之手段。
显然，他委婉地向当时盟国老大说“不”。
赫尔利听过这番话，终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给罗斯福发出了电文，这段电文中有一段话堪称中肯，他说：
“史迪威一再表示无意和蒋介石合作，史迪威的基本错误思想是要压制一个人，此人领导一个革命中的国家，一支衣食不足，几乎没有组织的军队，和一个优势的敌人作了七年的抗战。我认为你若在此一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掉······即使所有天使都发誓赞成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
一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10月25日，华府正式决定调回史迪威并由魏德迈接替。
这个时候，国内四处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湘桂道上更是一片混乱，通往西南内地的人群有如潮涌一般。抗战初期全国大迁徙的行列是充满了希望的，而此时只是在惊恐中逃命罢了，大家走一步算一步，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
（97军196师）张福昌：“那个火车车皮啊离那个洞大概10公分到15公分的样子，你看那个人哪都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反正是手能扒住一点，都上到那个火车上边，结果到那个火车窟···洞口那里，人统统刮下来了。”
11月桂柳沦陷后，日军向西直窜，未几，过河池、南丹，12月初冲到了独山，此去贵阳只剩下100多公里路了。
（第29军军长）孙元良：“1944年12月2号日本军陷独山，贵阳危急了，贵阳乃是战时首都重庆的大门啊，所以这个重庆方面也很震动了，那大家就是预备要在···从这个陪都啊再迁都啊，到这个西昌去啊这样子，所以人心很摇动，我那时候是第29军的军长啊，第29军从河南打仗以后啊，开到四川来，还没有休息的时间呢，一直就赶到过江啊，到这个贵州就赶到独山去了，这个敌人的军队在独山啊，他完全好像就是一句话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没有军队来抵抗他了，所以这个29军那时候我只带了先头部队900多人啊，在独山一碰见了，对敌人好像···哎，也有中国军队啊，他原来是一直长驱直入嘛，如入无人之境一样的了，忽然遇见我们这9百多人，在那拼死打了一仗啊在独山把它挡住了，那么没有几天呢我们就收复了那个独山，贵州省的独山县。”
1997年，制作小组重访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最后的一条战线。我们从贵阳逆行，车南向往广西走，目的地是桂林。车行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黔桂线上的一个大站都匀，都匀紧邻独山，便是日军侵华的终点站，由此，可以感受到孙将军所说“去贵阳仅仅一百公里”的空间压力。
在独山，我们找到了孙将军当年孤军力抵强敌的古战场。白云悠悠，五十多年的岁月就在聚聚散散之间飘逝。起伏的山峦蔓草丛生，但了无硝烟气息，独有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在黄昏里矗立着。过路人当不会知道这里正是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
火车进入广西，山川景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古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广西的景观都颇有特色，只是我们无心欣赏，因为这条路就是孙将军所说当年日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的那条最后战线。
在桂林，我们凭吊七星岩下当年守城的131师将士墓园。在日军“一号作战”的尾端，131师有八百多将士宁死不屈，被敌人烧死在岩洞之中。这一则故事虽然不如淞沪那一役的八百壮士有名气，但其壮烈却无二致。无论如何，记忆都会褪色，只有那么一个不知名的孩子还深深怀念着他的父亲。（在八百壮士的墓碑旁的一棵松树上，挂有一幅米左右的白布，上面写着“抛弃妻子一心报国，八百壮士豪气冲天。青史永留英名——献给敬爱的父亲及八百壮士”）
中国人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重庆的大门口堵住了日军的最后攻势。
一寸河山一寸血（40）
1944·民国33年，10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主席说：
“我们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作战的实力······”
从此，“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便在敌前敌后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到了民国34年，知识青年从军的人数已超过12万人，后来编成了9个师。我们可以从陈布雷给他侄儿的一封信中看出当时大家响应此一运动的心情，他写道：
“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
在近代史上，中国青年从未让他们的国家失望过，但是在当时，“面对希望”与“拥抱胜利”其间却还有一段极为艰辛的路要走。
第四十集 天亮前后
1944年，10月25日，华府正式召回史迪威。31日魏德迈在重庆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而结束了两年七个多月中美之间因史迪威而起的低靡与紧张的关系，而这两年多正是中国抗日进入“后期作战”的关键时刻。
魏德迈到任后很快的便和国民政府建立了正常与和谐的关系，在事后公开的“魏德迈报告”中提到了他当时在重庆的个人感受，他说：
“我发现国民政府的刚毅与坚忍的抗战精神是惊人的，这与史迪威以及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中国不愿作战的报导大异其趣。
“法国人在德军发动攻击后六个星期就覆亡了，而中国，时至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此去日本发动战争已经七个年头了······
“中国的悲剧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在没有外援的状况之下，艰苦阻击日军，而投入了太大的牺牲，但这一点美国人并不了解。到珍珠港事变，美国人注意到中国的局势时，当时中国已筋疲力尽，无法像头几年那样坚强地作战了······。”
魏德迈更深一层观察到，蒋主席一直都在四个战场上作战：
一、和正面的敌人日本作战。
二、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苏联作战。
三、和以军阀及若干半独立省份文武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作战。
四、和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作战。
魏德迈认为，中国的唯一“朋友”美国，大多数人并不重视蒋主席所面临的难题，他们只是想着要中国在这一次战争中担负起积极的责任，而不顾这个国家在战后的命运将如何。
从一个外国人眼里来看当时中国的处境，魏德迈这番话可谓平实中肯，但事实上我们的情况要比魏德迈之所见更为恶劣，后人很难想象一个落后、贫穷、分裂的国家在历经7年彻底破坏、死亡、饥饿和恐惧的煎熬以后，一般老百姓的心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农村，有些地区除了向国民政府纳粮外，还要面临中共、敌伪、土匪的强征暴敛，一旦天旱，更是苦不堪言欲哭无泪了。在城镇，由于通货膨胀，钞票如同废纸，老百姓不知道该信任什么才好。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中共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八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话说1943年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随即到了伊朗和斯大林进行“德黑兰会议”。11月2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初次会晤，开头第一句话便说：“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在国际上，苏联不断扯国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怂恿中共在国内战场扩大对国军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但更狠毒的则是渗透西方世界，进而左右美国政府高层的对华政策方向，象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国民党并不积极抗日，他们争取外援的目的在于对付中共”的宣传影响，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华物资我们无法充分利用，2亿美元的黄金采购案被耍了乌龙，以致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国政府中这一股左倾的隐形力量，并利用史迪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资去装备中共部队。天亮之前，政府处境之困厄是难以言喻的。
民国32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重庆。是年双十节蒋中正继任主席，从此他双肩挑起了军政大权，挑起军事失利的责任，也承担了全民疾苦的叹息。
民国33年春，当日军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时，连中国之友陈纳德都忧心忡忡地感受到“中国快撑不下去了！”的沉重压力。
（民国）33年底桂柳沦陷，日骑窜入了贵州，魏德迈建议委员长，国府应有再度迁都的打算，但蒋中正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其性格之坚韧、态度之坚决，令魏德迈为之动容。
11月底，汤恩伯率部千里急行军星夜驰援贵州。这一位当年在淞沪之役中坚守闸北寸土未失的孙元良一马当先，杀进八寨夺回独山，阻挡住了抗日八年以来敌人最为深入的一次攻击。事后蒋中正说：“自三合、独山及都匀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机，西南各省人心动摇······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幸余信心坚定，将士用命，卒将各地相继克复，使进入黔境之敌全部击退，而战局亦赖以转危为安，此则殊足引为自慰者也。”
在日军“一号作战”长驱直入的声势之下，魏德迈深深感受到蒋中正在中国战场上所承受的重重压力，民国33年底，他在英国极力反对之下，从缅甸强行调回两个精装师以拱卫西南，这两个师一为第14师，于12月5日从驼峰空运返国，第22师也于年底回到了昆明。这两个师的回防固然对空虚的西南防务有所帮助，但更重要的是稳定了民心与士气，这对当时岌岌可危的西南局势提供了相当鼓舞的作用。
不过，在缅北的远征军并没有因为抽调兵力回国而受到影响，战志昂扬的新38师于12月15日攻下了八莫，接着往南推进，元月15日光复南崁，元月27日，新1军完全占领芒市和云南来的远征军第9师、36是、88师会师。
3月底，我军攻下腊戌，滇缅路北段完全打通了。
从民国32年10月我军发动攻势以来，在完全不熟悉的恶劣环境中转战了17个月，收复缅北失土2万4千余平方公里，击溃日军最强悍的森林战斗劲旅第18师团和56师团，换上新装备的新军战士回忆当时的作战情形说：
（远征军36师）李振立：“我们的炮打日本，那整个一个城啊那打得很厉害，那个炮啊听不见砰砰隆响了，就是嗡···，我们有几百门炮围住那一个城打。”
（新1军30师）张厚洪：“远征军在那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啦，在那边外国人看到中国兵啊，‘（竖起大拇指）顶好顶好’。”
由此，足可证明国军不是不能打，只是没得打，中国军队倘若能配备最起码的重火器，便可以和任何强敌相抗衡，遗憾的是抗战7年多来我们一直无缘和这些利器结合，以致丧失了无数可贵的生命。
在远征缅北国军纷纷内调的同时，魏德迈一方面也派出第14航空队从西北空运部队增援滇、黔、川各省的防务，一时间大西南的局面稳定了。国军在喘过一口气的空隙中掌握时间加强编整训练，准备全面反击。
1945·民国34年元月，中印公路通车，美援物资总算可以以比较大的运输量运到昆明了，苍白贫瘠长久失血的中国至此总算取得了起码的给养，虽然这已是战争末期的事，但迟来的援助仍然带给中国绝处逢生的契机。
抗战后期，来华协助作战的美国军人已达6万3千余人，其中大多数为空军以及其地勤人员。我国在此期间投入了50余万民工兴建机场，使美国空军有了可用武之地。虽然大量美军进驻和日夜赶修飞机场的支出带给我们经济上的诸多困扰，但盟军终于民国33年夺回了沦失已久的制空权，这对日军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一项逆转。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各地机场以长程重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高达17500余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日本方面做过统计，单就东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23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轮到倍偿空袭的残害与惊慌的痛苦了。
为了摧毁美军的空军基地，日军只好发动了“豫西鄂北”和“湘西”的两次会战。
“豫西鄂北”之战始于民国34年3月，日军的目的是要摧毁我空军老河口机场。老河口虽然一度陷敌，但五战区守军将士用命，于4月5日大举反攻，逼得5个师团的日军且战且退，攻势完全瓦解。
民国34年4月，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后，就一直想要实现他的四川攻略计划，他选择从湖南入川的路线，走这一条路首先要攻占并将消灭我国空军芷江基地，冈村以六个师团的兵力于4月9日开始发动攻击，但一切都比他想象中来得困难，在前后两个月的战斗过程中，冈村不但毫无所获，而且伤痕累累，铩羽而归。这一战事实上为日军在华的攻击作战划下了句点。
在这两次战役中，国军得能坚守城池屹立不败，主要因素之一是空军的再生与制空权的掌握。
（空军第5大队）项世端：“我们空军第5大队就去支援陆军作战。”
（74军17师）林伟年：“用对空布板，就使用白的布板标示我们第一线位置，就是我们的飞机不要误炸，我们在这里，前面就是敌人。”
项世端：“那时我们把飞行员派到前线去带着这个通信装备，来指挥我们空军的飞机来打，那个打得真是每一个炸弹都有效，所以把日本打得···打退了。”
（94军55师）杨书田：“湘西会战这一次正式的是个胜仗。”
从德黑兰会议开始，斯大林就一直以“苏联出兵远东向日本施压”作为跟美、英谈判的筹码。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柏林指日可下。美、英为了尽速了结对日战争，曾数度促请老俄实现诺言，但斯大林还是一味吊胃口，直到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开会，斯大林才亮出底牌，要求英、美支持外蒙独立，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以及南满铁路所享有的一切权益，苏联的野心至此暴露无遗，但罗斯福与丘吉尔为了寻求战争快速结束，竟然答应斯大林的要求，背地出卖了他们的盟友中华民国。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杜鲁门上台。
7月，美、英、苏三国又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会议。
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地试爆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陆军部随即将这个消息向波茨坦的杜鲁门报告，但杜鲁门仍倾向促使苏联出兵。
7月26日，由杜鲁门、丘吉尔、蒋介石联合署名发表对外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宣言”，其主要内容大意如下：
一、日本黩武之威权永久铲除。
二、盟军占领日本直至新秩序成立。
三、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决定之其它小岛之内。
四、日本军队无条件解除武装。
五、严惩战犯。
六、战后仍允许维持经济工业之生产。
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也一帆风顺势如破竹。这年2月美军攻陷马尼拉，登陆硫磺岛。6月杀到了冲绳。此时，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不得不缩小防区了。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广西撤守向武汉地区集中，当国军发现日军阵脚松动的同时，便逐步展开全面反攻的计划。蒋主席命何应钦指挥第二及第三方面军从广西发动攻势。这一路在宜山、柳州、桂林都有激烈的战斗，日军显然已呈强弩之末，广西东北端的全县于8月9日为我军第26军收复。
前此三天，也就是1945年8月6日早晨8点15分，美国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这颗被名为“小男孩”的炸弹，威力约当2万吨TNT。事后统计，广岛在这次灾难中死伤为20万1千余人。
9日，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了长崎。就在这一天，斯大林终于适时轧上了一脚，正式对日宣战了。斯大林这一手事实上对整个战局并无影响，只是为不久后日本的投降到底是“屈原”（屈服于原子弹）还是“苏武”（苏联动武）凭添一点小小的混淆而已。
东京，8月9日中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地下室召开，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会议决定，宣布投降，虽然陆相阿南惟几和一些激进派军人仍然坚决主战，但8月14日夜里10点钟，裕仁还是在“终战诏书”上用了印。
虽然在战争中日本人民同样受尽了痛苦煎熬，但他们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亲耳听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广播时，仍然忍不住热泪满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桥上。
同一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重庆向国内外全体中国人发表了胜利广播（原音）：
全国军民同胞们：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
今天，我们胜利了！
经历一场辛苦战争的洗礼，终于到达了它最后的胜利!
8月15日这一天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终生难忘惊愕不已的一天。
（94军55师）杨书田：“起初我们不相信，晚上，说是日本投降了，说是哪里有这回事情，瞎造谣。“
梅任叔：“放鞭炮，只听到放鞭炮，啪啪一同在放鞭炮，我就睡不着觉了嘛，就醒来，就坐在院子里听，说今天为什么放鞭炮？是什么节庆啊？他们过路的人在外边走，那个竹篱笆外边有条路走着，他说啊，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啦！哎呀！我听到这个高兴哪！”
胡秋原：“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在高兴的时候，那个人人在街上唱歌、跳舞，那个叫啊···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不认识就把你拉到街上，就一起跳。”
梅任叔：“哎呀！这一高兴啊，我17天失眠。”
刘延明：“半夜啊就到重庆街上去走，到那儿一看啊，这一家卖什么东西不要钱，你拿什么随便，那一家吃什么不要钱，所有的都不要钱，为什么？日本投降了！”
蒋委员长于8月15日致电南京的冈村宁次，指示五项投降原则。冈村派今井武夫于17日前往浙江玉山乞降，不巧的是当天玉山下雨，飞机无法降落，因此又改到了湖南的芷江，全程参与受降事物的冷欣助理马树礼回忆说：
“在8月17号的时候，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总司令冈村宁次，他是接管指挥部的，冈村宁次派了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派今井乘了一架飞机，后面拖了块白布···白布条子到我们的芷江，湖南芷江，那时我们空军有个基地。飞到芷江的时候，向我们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来请降。”
今井武夫于8月23日离开芷江，冷欣等则浩浩荡荡于27日飞抵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筹划受降事宜。
马树礼：“冷欣中将带领了27个军官、一排宪兵、一排卫队排，还有电台、吉普车，乘了7架美国飞机从芷江机场到南京去。从芷江到南京4个钟点，都是在敌人占领区的上空。我在南京下飞机的时候，那天下午天气特别热，今井武夫带了十多人列队在机场欢迎，我们因为带了一个吉普车，因为冷欣预备下飞机的时候他要坐吉普车啊，那时每人一辆吉普车嘛，不好一下飞机就坐日本人的车子啊，还带电台啊···发电的啊，发电报的种种设备。我记得在飞机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啊，长得很清秀穿一套蓝的西装，很清秀，坐着汽车跑进来了，进来之后啊，他这里站一站那里站一站，日本人也不替他介绍，他在那儿很···无聊的样子，站了之后觉得很无趣的样子，一会儿吧坐飞机走了，那我就问旁边的日本人‘这是什么人啊？’他说是南京市长。所以你想想做汉奸的人啊那种窘态啊。我们一行除了冷欣一个人坐了他自己的吉普车之外，还有10部小车供给军官用，有10部卡车给士兵用，装到南京华侨招待所。在那边第一餐晚饭还是日本人烧给我们吃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和这个惟命是从的回应，使我深深感觉到日本人那种能屈能伸的性格。”
一寸河山一寸血（41）
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东京湾内麇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英大小舰只达380艘之多，诚有舳舻千里之气概，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里，不禁兴起“50年前甲午一役果能一胜，我国海军今日不悉何似”的感慨。
在密苏里舰上签完受降书后，徐永昌和他的随员转往东京，当时目睹日本警察守岗如常，老百姓循规蹈矩、沉默肃静的景象，他对同行人员说：“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中兴是计日可待的！”这是在风光的受降日子里一个中国高级将领内心的感受。显然，徐永昌说对了，事实上日本从这一天开始，在美国的支援之下便开始了战后重建的工作，而赢得胜利的中国却又落入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渊薮。
第四十一集 激情过后
在胜利狂欢的激情过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是比战时更为严酷的现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路是坎坷与漫长的。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形。
1945·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我们的国土所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支离破碎的局面，此时日本在华的总兵力仍有128万人左右他们分别驻屯于华北、华中、京沪、广东、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加上日侨77万余人，韩俘、韩侨6万多人，台胞4万4千余人，总共210余万人。遣送这些人出境是战后的一次繁重的工作，但从1945年11月从塘沽送走第一批日俘开始，到1946年8月10个月之间，这些人都在盟军妥善照顾之下遣返原住地。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战败者是宽厚与仁慈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首先，我想讲的，乃是战争结束当时，一般都把被遣返的人称俘虏，但是，在中国，严格的讲，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俘虏······他们都维持着原状，未曾受过任何俘虏的待遇。”
由此可以证实，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战败者的照顾远比千里跋涉胜利还乡的军民们要好得多。
战后，各交战国对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祸曾经做了部份数据调查。
以伤亡而言，根据统计，从民国26年7月7日开始，我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伤亡将士的总数为340万余人，老百姓则为860余万人，但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因为当时中国兵籍户籍的制度未兴，想取得一份比较接近的数目十分困难，但根据日本的统计，包括西太平洋诸岛、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各参与国伤亡军民总数约为5千6百余万人，其中日本人占260万，以此推算，有人认为我国伤亡人数超过3千万人并不夸张。
至于有形财物方面，根据日方的估计，他们的损失若以1945年汇率来算，约合190余亿美元，而我方则为559亿美元之谱。
但这些数据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战争对一个国家的损失而言是不能只用数字来衡量的，但无论如何，当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日本人坐着洋船乘风而去的时候，它意味的是“仗已经打完了！”但经过一场飞来横祸的中国老百姓这个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园。在短暂的胜利激情之后，去面对另一个茫然。
当然，所谓“国际正义”与“公理”在此时此刻便会浮现，战后的许多国际法庭中都将首要战犯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虽然如搞细菌战恶贯满盈的石井战后仍然逍遥法外，但1948年东京法庭还是判处七名甲级战犯绞刑，其中包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侵华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从东北开始就一直是侵华“急先锋”，后来官拜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开战不久领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来怂恿屠城的松井石根等，在本节目经常露面的畑俊六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还有506名乙级战犯被判死刑。
近卫文磨服毒自杀。
也许您还记得长沙二、三次会战中被薛岳整得灰头土脸的阿南惟几，后来他升任陆相，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广岛时，还力主“本土决战”，但大势所趋，时不我与，只好切腹自杀了。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祸首谷寿夫，后来被引渡来华就地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还有日军攻陷南京之前从淞沪一带一路杀过来的野田和向井，当年他们以杀人为乐，今天也要轮到自己经历面对被迫结束生命的恐惧体验了。
但是这些人就算被枪毙10次，对那么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补呢？
逃过大审判的元凶除了石井等人之外，还有裕仁。根据事后文件显示，日军大本营的每一步侵略计划与行动都是经过天皇认可与首肯的，因此对整个战争的责任他自不能推得一干二净，但这位标榜武道精神的“大和神君”在战后却整整苟活了44个年头。在那漫长的偷生岁月中，我们不知道他对260万子民丧生战场和对善良淳朴的邻邦所造成的滔天大祸是否有过些许愧疚。
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罗斯福曾经为废除日本皇室一事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显然，西方当时有意战后把裕仁废了，但蒋委员长说：“这次对日战争的祸首，为他们几个军阀······至于日本国体问题应留在战后，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这是当时四强对裕仁之去留所做的最初决定，也是后来裕仁逃过一劫的最后依据。
有关日本对华赔偿问题，战后几十年来一直成为学术界与当政者之间的争论话题，事实上，蒋中正对赔偿一事从未松口，他并同意战后日本以实物作为赔偿的一部份。
1945年8月15日，蒋委员长的“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对战后日本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原音）：
“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强迫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
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忠恕为怀的传统文化精神。
后来，不知怎么的，有人竟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改成“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从此，“以德报怨”竟成了我国战后对日的“基本态度”。既然以德报怨，那就表示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论语》有关“以德报怨”的记载在“宪问篇”35章，原文为：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意思是说：有人问孔子说，你认为“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那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我认为我们要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和我们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报答对我们有恩德的人。”
由此可见，所谓“以德报怨”事实上违反了我们中国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待人处世的正道，因此，任意将“与人为善”改成“以德报怨”等于陷一个国家元首于不义了，更何况当时蒋中正确实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呢。
（历史学者）吴天威：“一般人啊有个错误观念，说蒋委员长讲‘以德报怨’，这个事情完全是没有根据，蒋委员长只在抗战胜利8·15的时候他的宣言说，我们要‘与人为善’，我们不是要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不是，但是日本要根据波茨坦会议负责赔偿，而且委员长对这个赔偿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加重，因为委员长和中国整个政府当时希望用这个赔偿的物资来振兴我们中国的工业，这完全是合理的嘛。”
（历史学者）游芳悯：“民国28年蒋委员长已经下手令了，成立一个有关于抗战期间，甚至由东北被占领算起中国所受到的公私的损失，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么抗战胜利之后，这个调查委员会就变成向日本索赔的委员会，当时由行政院的副院长兼任主任委员，那么许多内阁的阁员就是各部的部长都是里面的成员，可见我们并不是不要日本赔偿。”
吴天威：“而且特别请大家注意的，赔偿已经开始，从1948年（口误）1月一直到1949年9月，从日本运回中国22条船，招商局派去22条船，运回中国3万多吨物资，当然这个数目很小啦，是不是，还有中国要求的是620亿美元啦，这个数目当然已经···620亿美元已经很小，因为中国调查还没有完整，不是从9·18算起，也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东三省和共产党占领的区域，所以这个赔偿啊已经开始，后来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个···变动，这个···内战的关系，因为国际间美苏的对立，冷战的开始，这样的话赔偿才停了。”
游芳悯：“1951年开这个‘旧金山和约’那时候的苏联气焰非常嚣张，那么所以呢，美国为着要防止苏俄同时要利用日本过去的工业的潜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里面美国这边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要求，‘旧金山和约’我们中国并没有参加，因此到1952年，我们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给日本签订和约的时候，那我们也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荣这个日本首相到大陆去访问，他和周恩来总理联合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也···大陆也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个可以说当时对日的赔偿要求的放弃完全是在美国这方面，他因为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而为对付苏俄而引起来的，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因。”
（历史学者）黎东方：“蒋介石也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闹要赔偿，是美国人后来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叫蒋介石不许要日本赔偿，因为我们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设起来抵抗苏联，你中国需要钱将来我们美国给你。美国给了没有啊？后来是一直到了韩战以后美国才来有···美援，那些美援不是送给我们的喔，借的喔，照加利钱还的，总而言之我们政府交到了美国政府总算领教了不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大战中另一个轴心国家德国战后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
（历史学家）游芳悯：“现在德国人战后付给犹太人大概据估计要超过600亿美金，就是残余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德国过去登记有案的这些犹太人的家庭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还要领德国政府每一个月发给他的津贴大概是950块美金，那么每一个犹太家庭的每个人，大概人数有17万之多，所以这个钱呢预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大概要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德国人他晓得自己有错误，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代价，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认他侵略的罪行，反而一再篡改这个历史。”
（历史学者）吴天威：“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啊，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应该要求恢复那个赔偿嘛，今天谈到慰安妇了，中国慰安妇起码几十万，我举一例说吧，日本在河北在冀中一带有几千个碉堡，就是打共产党的军队的叫八路军的，几千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有慰安妇，你想想，那么这么个在中国的物资的掠夺，这个大家更不应该忘记了，至于我们世界都瞩目的所谓‘北京人’（头盖骨），日本现在也不承认，是日本人抢夺钱财也不承认，其他中国的东西拿去不知多少了，这个···古董，比如说西周的铜器，蒋夫人1991年7月份，她不是在这个故宫博物院讲演吗，希望这个列强特别是日本偷去的中国的古物要归还啊。俄国宣布了凡是战时他掠夺的德国的或者荷兰的、比利时任何国家的物资、文物归还。今天所有世界上的犹太人坚持要求凡是犹太人被各国抢去的财产或者破坏的财产一定要归还，一定要赔偿，否则的话犹太人认为，所谓‘火劫’啦，HOLOCAUST还没有完结。我们中国人哪，我们中国政府要有责任，要追取这个归还的···所谓日本人掠夺的物资、日本人掠夺的文物，特别是文物，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财产，我们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啊就随便丧失了，我们必须根据国际公法，任何法律他必须要归还的嘛，所以中日战争真正讲起来，是从法律上讲啊，从技术上讲啊，并没有完结，并没有结束，同时我们这一代我们一定给这一段历史搞清楚，一定给日本掠夺走中国人多少物资、多少财产、杀多少中国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账目，他日本能不能还得起那是两回事情，我们不能没有账目。青年人呀要牢记着日本欠我们多少财产，我们应该有一个数目的。”
刚才提过，战时我们在财物方面的损失毛估为550亿美元，至于人员伤亡，若以当年国际人寿保险市场最低的赔率来算，两者合计起来至少也超过了千亿美元，因此有人算过，假如中国坚持要日本人赔，那么当时日本全国就算倾其岁入所有，100年也赔不完，这么一来，他们可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谁还记得这码往事呢？今天，他们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事实，他们有钱买得下洛克菲勒广场，却不愿意偿还台籍军夫那么一点点小钱，除了摇头叹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台籍军夫）陈江火：“讲日本战败，结果我们不投降，我们跑入山林，跑入山林以草为食，吃了好几个月，结果都生病了，我现在生气的是日本人不归还我们的储金，不是要赔偿呀。”
（台籍军夫）陈金堂：“战争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不敢啦，不能想那些嘛，家里的事情都不想啊，什么老婆啊，什么孩子啊，妈妈爸爸啦，都不想啦。”
（台籍军夫）陈俊卿：“有时候我们怨日本，就是说你战败，你战败了我们也不跟你讨回，今天你国家成功了，你们日本有‘恩给法’，你这个‘恩给法’日本早就计划好了，不敢发表，等到7年后‘中日和约’签订，日本才发表这个‘恩给法’，这‘恩给法’在‘中日和约’签订后两天就发表了，哪有计划得这么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