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个中国妇女竟能在洋人世界里造成如此的轰动，显然和当时的时空背景以及她个人的魅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此行的影响却紧紧地扣住了历史的脉动而使她成为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
1995年，美国国会为了肯定她的贡献，特别在战后五十周年再度邀请她光临国会发表演讲。半个世纪的岁月匆匆流逝，当年开罗会议时的赫赫巨头至今都纷纷谢世，而她自己的国家在这半个世纪之间也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看夫人缓缓走进国会会堂，听夫人操着略带南方口音的流利美语，令人不免掠过白驹过隙人事无常的感叹，也令人深深体会到一时与千秋的分野。如今，夫人已度过了她的百岁诞辰，以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当不难和我们一起跨进21世纪。
一个人的生命能跨越三个世纪固属不易，但她这一生对整个中国人的贡献才是永恒的光彩！
一寸河山一寸血（38）
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入第七个年头，这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从军事层面来看，日军由于西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海上补给日益困难，加上盟军在中国西南建造的机场次第完成所构成的空中威胁，使他们寝食难安，由是孤注一掷，发动了名为“一号作战”的最后攻势。
这一仗从平汉路中段往南打到湘桂路的终点南宁，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
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援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的严重。
第三十八集 山穷水尽
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它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历史学者黎东方分析说：
“我们的海关都丢完了，沿海上海、天津、广州，这个海关没有了，我们的收入去掉了一大半。中国政府的收入没有所得税，后来到重庆才办所得税，也收不了多少钱，主要的靠海关，还要靠工厂。那么上海没有了，天津也没有了，那么象无锡、南通、宁波、广州、汕头都没有了，所以工厂呢也没有来抽税，所以中国的政府啊丢掉了一大半的收入，可是开销增加了十倍以上，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要从后方训练一千四百万壮丁，前方有三百万兵在那儿打，后方有差不多一千一百多万的壮丁轮流的陆陆续续的整个加起来抗战半年战掉了一千四百万，这一千四百万人到了除了当壮丁也要吃、要穿衣服，前方的三百万兵要放枪，一颗步枪子弹当时要5分美金，机关枪子弹更贵，炮弹更贵，还有汽油，再加上我们在沿海各省的教员、教授、教师、学生都到了后方去，后方我们教育部都要安顿这些教职员啊，安顿这些学生。学生念大学不收学费，还要管吃管住，每个教授到了后方给120块钱一个月，政府指定你到哪个地方去办学校或者是宣传。每个中学教员到了后方80块大洋一个月，所以这个花不少钱，再加上公务员，所以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开销增加了，收入减少了。”
简单地说，打仗，基本上就是在打钱，没有钱，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本就无以言战。过去我们曾经大略提过战争初期我国的经济窘况，现在就以民国27年来说吧，由于占国家岁入90%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因战争而锐减，当年国库总收入仅及岁出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你收一块钱却要花四块钱。在支出方面，因为打仗，所以战费即占了总支出的63%，对一个寅食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呢？不幸的是这一年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糟，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眉急，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七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
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民国27年增加了一倍，物价上涨 64%。
民国28年发行额为3·5倍（56亿元），物价未见大幅波动。
民国29年发行额增为5倍（80亿元），但物价却上扬了12倍。
民国30年法币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160亿），物价却上涨了27倍。
民国31年发行额为21倍（336亿元），物价高扬了77倍。
民国32年发行额为47倍（752亿元），物价飞涨到200倍。
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2880亿元）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之高，这种家谁当得下去？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的胜算就大了，因此他们分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就像三把刀卡在我们的脖子上一样。
在土地一片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
“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Billion（10亿）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Billion，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还有一点不同，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也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
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的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的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么一来，显然架在我们脖子上的还不止日本人的三把刀了。
从这张图表上看来，开战头几年，我们苦虽苦，但最起码还没有到经济崩溃的地步，后来是怎么了呢？黎东方分析说：
“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在欧洲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通缅甸的路切断（1940年7月英日签署关闭滇缅路协定），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那个时候租借法案还没有——割断了。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跟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曾经参加这项庞大而又艰辛的工程的林则彬回忆说：
“美国人又要求要在四川成都附近修4个机场，广汉、彭山、新津···一共4个机场，那时候我就负责广汉机场，广汉机场一共是4千6百亩地，里边都是老百姓的乡村、稻田，后来就征收了，一个礼拜把钱统统发掉让他们统统搬走，就开工去做了。这个机场一共···跑道是2600公尺长。”
黎东方：“完全是手工，这全世界滑稽的，造大飞机场，那个大轰炸机能够下来的飞机场不是用机器造的。”
林则彬：“征那个6个县的民工啊7万6千人。”
黎东方：“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
林则彬：“这样的工作啊100天，我们还提早一个礼拜完成。”
黎东方：“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每天发，这个老百姓没有看到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花洋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当年，如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居然会克扣贫穷如我们这种苦难人的钱，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则确实如此，因为他们赖的还不止这一笔。
黎东方：“美国的阿兵哥在中国用美金啊，说是中国政府怕美金把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给搞乱，说我们来换法币给你好了，美国人说也请你们垫啊，以后还。后来等到我们抗战完，他这个钱没有还，后来跟他要索还的时候，说每一个时间的法币与美金的价格也不同，有官价有黑价，有黑市，那么我们的意思照那时的官价算，官价常常变，美国人不肯，说应该照黑市算，结果始终没有说好，一直到抗战完了，结果算下来，我们替他造飞机场的钱——垫，替他付薪水的钱——垫，还有很多其他小钱，都没有还，那么8亿6千万的租借物资的钱也还，还是欠我们的。这个美国的政府也觉得不好意思，说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好朋友不必算得那么清楚，我们承认是我们美国还欠你们中国的钱，我们在太平洋岛上还有很多东西，有些岛上有枪，有些岛上还有小船，你们去拿好了，我们就答应了，好了，就拿太平洋很多岛，几千个岛，都有东西，答应了。那么有没有拿回来？我们没有船去运啊，还有阿兵哥的衣服、皮鞋，那个阿兵哥的皮鞋太大了，对不对？那个衣服我们穿上象大衣一样，所以这些苦衷没有人知道。”
美国人当时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竟差到如此程度，形成原因也许不单纯，但就表面上而言，显然是把我们瞧扁了，但就中国政府而言，为了要这么点武器，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民族命脉，就不得不承受尽这种屈辱，就算有泪，也只能往肚子里淌，因为我们必须撑着，尤其在大家都快撑不下去的关键时刻。
（重庆居民）：“当时啊，物价又波动啊，唉呀，吃米···一个月工资拿来一斗米都买不到。”
（西南联大学生）黎锦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要挑担子，把那个钱挑个担子去买，就到了那个地步。”
就在这么艰苦的关口，重庆还闹了一次金融风暴，这次风暴的幕后黑手还是美国人，黎东方说：
“宋子文上台以后，他想从美国买黄金，金条啊，运到中国来，同时在重庆公开地卖这些黄金，那宋子文的错误呢，不等到这个金条运来再卖，先卖，他想早一点压这个通货，结果过了3个月，美国的金条不来，求他啊，好难喔，‘这金条我们是卖给你了，没有飞机装啊’，宋子文讲拿船也可以，‘那船很危险啊’，我们自己派飞机来好不好？‘不好不好’，我们拿你们美国的民航机好不好？‘不好不好，要用我们美国的军用机，有空再给你运’，就拖，后来拖的时候根本一点没来了，来了一点点后来没有了，这就问他，那个部长讲，说是‘不是你们讲好了要用2千万美金的黄金吗，不是都给完了’，宋子文说‘不是啊，给你写好来的，借···把这个···2亿美金啊，’他说‘没有吧，我记得是2千万’，他说我的部下来来来，那个次长，‘不是你同我讲的中国要2千万美金的黄金条啊？’他说‘是啊’，宋子文就把那个···拿出来说：‘摩根索先生，这是你亲笔写的，2亿。’摩根索脸红了，就大骂他的次长，那个次长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苏联的间谍。”
由此，后人当不难理解战争后期中国在经济战线上所受到的打击与挫败，远比真枪实弹的战场来得严重，但，战争会因胜利而结束，而经济创伤则成了无尽痛苦的延伸。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虽然军人仍然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教授也不辞清苦的工作为国育材，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此，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也就是说，做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囤积居奇，因为不卖就赚了。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相系于每一个人的道德与伦理观念之上的，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打仗除了钱之外还要有人、有兵源。也许您还记得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办的就是户政，因为有了健全的户政制度，征兵、纳粮才会有个合理的依据，但我们没有。
蒋纬国：“我们中国这个户政始终没有上轨道，从前我们人民的人口啊是寄托在庙里边的，不管你是哪一省哪一县哪一乡哪一镇，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庙，你的名字会报到庙里边去寄存起来。”
没有户政便没有役政，我们的兵一向是“募”来的，后来“募”不到，干脆就抓，可谓杂乱无章，无奇不有。
李学儒：“当初都是这样子，他上面来一个命令，看你家里保里要好多兵，就来抓，白天抓不到就晚上来抓，就是这样子啊。抓到人用绳子给他绑起来送到团管区。”
（28师副营长）孔令晟：“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流水的兵啊，兵啊又逃，逃了有必要给他去抓一点兵过来。”
（“职业”壮丁）朱有华：“顶壮丁啊，就是顶新兵啊，那个保长他是要抓···要抽兵的嘛，去给他们顶名字，150块钱一个。”
“卖壮丁”竟然成为新兴行业，真叫人匪夷所思······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蒋纬国这个故事可以供您参考。
蒋纬国：“有一个新兵队啊，预备送到前方去以前经过重庆，就在一栋很大的空房子，经过那一栋空房子我们就偶然的发现里边有许多新兵在里边，于是我们就信步地走进到那个空房子去看一看，走到第二进就发现有很多兵，瘦得、病得简直是皮包骨头，躺在地上，我们再往里边走，就发现有一个尸体躺在地上，那脸上啊盖了一片瓦片，那么那一天晚上啊，吃晚饭的时候就跟父亲报告了。”
（西南运输处党部书记长）汪祖华：“师管区、团管区那些人啊是克扣军饷啊，这个兵役署署长呢叫陈泽润。”
（战地记者）卜少夫：“人家有钱送给他了，好了，他就放掉了，不让他当兵了，有这种贪污的事情啊，所以老先生很···很气啊，把他枪毙了，那个陈泽润就是兵役署署长。”
“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一角，象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
卜少夫：“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啊那平常的事情。”
（六战区挺进军特务连长）罗协和：“你的补给下来，你所有的粮拨下来，根本人都死了，你给哪一个啊，我请问你给哪一个？打都打死了，有好多跑都跑掉了。”
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员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
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寸河山一寸血（39）
第三十九集 最后的坚持
1944年初，日军拟定“一号作战”计划以后，4月便攻陷了陇海路上的重镇郑州。
5月1日，许昌易手。
25日，古都洛阳陷落。
至此，平汉路全线都沦入了敌手。
6月26日，日军拿下衢州，打通了浙赣铁路。此时横山的第11军在湖南纠集了大军，沿粤汉各据点大肆攻击，湘阴、益阳、株洲、宁乡、湘潭先后沦敌。
6月14日，浏阳不守。
18日，曾经三度报捷的长沙也丢了。
日军乘势南下，5天后就杀到了衡阳的外围。从6月26日到8月8日，方先觉的第10军虽然在弹尽援绝的逆境之中苦守47天，一时挡住了日军锐利的攻击锋芒，但毕竟还是敌不过绝对优势的敌军而败下阵来。
当日军拿下衡阳之后，为了拉开阵势加强攻势，特别于8月下旬增设了第六方面军，并从华北调来了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统帅第11军、第23军、第34军，以及常衡地区的直辖各部队进行作战。
9月，衡阳西南方湘桂路附近的零陵陷落，接着宝庆和常宁也纷纷失守。
10月初，冈村的作战司令部进驻衡山。
原驻东三省的第20军和日本本土的第47师团也于是时调到华中来，编入了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当日军于11月初发动桂柳攻击时，动员的兵力已达11万余众。
11月10日，桂林与柳州相继失守。
下旬，日军第23军从广东杀了过来，陷梧州直往西窜。
24日，南宁不保。
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一股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
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虽然日军后来并没有运用这条交通线运过什么物资，反而因为拉长了正面而增加了防御上的负担，但我军在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和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呢，谁都没有把握。
更糟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人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我们当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在日军“一号作战”中，我军战力大减的原因很多但在国军极其“贫血”的状态之下，还被迫抽“血”，挹注北缅作战，应属最“伤”的关键所在。
也许您还记得1942·民国31年夏滇缅路的那一场战役，由于英军不能打，史迪威不会打而造成我国痛失一条对外运输管道和3个精锐军的往事。后来我们有一部份部队退回国境与日军凭怒江对峙，一部份则进入了印度并在蓝加成立了训练营，接受美式装备与训练。经过一年多整训，民国32年，“新1军”正式成立，分辖了新38师、新22师和新30师三个师。
新1军的火力可谓举国无双，单就一个师而言，就拥有：
新1军装备一览（以1个师计）
步枪 4500支
自动步枪 1080支
卡宾枪 540支
轻机枪 270挺
重机枪 72挺
6厘米臼炮 170门
8厘米臼炮 36门
山炮 12门
10公分半榴炮 12门
至于军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更为可观，计有：
战车营 7个
独立步兵团 1个
重迫炮团 1个
重炮团 3个
高射机枪营 1个
汽车兵团 1个
辎重兵团 1个
工兵团 2个
通讯营 1个
运输大队 2个
教导团 1个
如此“壮观”的编制，如此“豪华”的装备，可是国内那些“草鞋部队”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光景。
民国32年滇缅路沦失之后，在开罗会议中丘吉尔曾经答应派英国海军反攻仰光，配合中国陆军夺回缅甸，后来竟然反悔了，但史迪威“湔雪前耻”的意志坚定，非把这个任务扛起来不可。当时蒋委员长坚持这场仗必须在盟国通力合作之下方得进行，否则此一计划至少要延缓一年，但专横的史迪威在未征得统帅同意的情况之下就动用新1军，于民国32年10月24日东出鬼门关，从新平洋开始发动攻击。
史迪威以30师为后备队，由廖耀湘的新22师主攻，孙立人的新38师侧应，一路浩浩荡荡杀向胡康河谷。
12月，史迪威自己很想露一手，于是不声不响地带了一营人去打大洛，没想到小小的一个村庄，竟然打了一个月还拿不下来。廖耀湘深怕这位指挥官遭到什么不测，连忙派65团前去营救，65团花了7天时间攻下大洛，并救出史迪威。老史觉得乱没面子的，于是恼羞成怒，竟把65团团长傅仲良免职遣送回国。这件事引起了廖耀湘和孙立人的不满，双方便吵了起来，这一吵反倒好了。
（历史学者）黎东方：“这个时候史迪威已经同孙立人、廖耀湘闹翻了，不管了，说：‘以后我不管了，你们两个人自己打好了！’所以缅甸第二次胜利啊不是史迪威的功劳，是孙立人同廖耀湘两个人合作的好，孙立人是留美的，学军事的，廖耀湘是留法的，学军事，这两个人配合起来，借用一种，我给它一个名称‘西洋拳战术’，西洋拳两个拳头一个这样打，一个这样打，这样这样打（左勾拳、右勾拳、混合拳），这个（左拳）就是廖耀湘，这是（右拳）孙立人，他们两个人轮流的，如果廖耀湘从前边打，孙立人绕到后边打，然后再换孙立人打前边廖耀湘打后边，两个人配合的很精彩。”
甩掉史迪威的阴影，新22师和新38师一路打得很顺，3月，两军过了坚布山在沙杜渣会师，再南行直指孟拱河谷。
5月，我军在恶劣的气候中奋勇直前，杀得日军第18师团难以招架，于6月18日占领了加迈，但湖南的长沙也正是在这一天沦入了敌手。
早在史迪威发动反攻缅甸的同时，便深知单靠新1军是无法克竟全功的，于是便不断透过马歇尔呈请罗斯福向委员长施压，希望我国能派遣远征军入缅，委员长权衡全局，认为国内战场吃紧，在英军不准备支援之下，把仅有的筹码投注异域实在说不过去，因而未予同意。此期间罗斯福曾五次电促派军，并以“停止军援”为要挟，但我方不为所动。
4月1日，马歇尔私自下令停止供应远征军物资，中美关系频临破裂。
12日，何应钦出面斡旋，勉强说服委员长派军入缅。
15日，远征军从云南开拔向缅甸进军。三天后，也就是18日，在华北日军就发动了“一号作战”。
民国33年，我国掏尽所有入缅作战的部队，先有50师和14师，他们是空运入印的。这两个师后来使驻印国军扩充为新1军和新6军两个军。至于从陆路增援的部队，则包括霍揆彰的第20集团军和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连同直属部队计有6个军之多，这些队伍其实都是国家的命根子，可叹的是竟未能用在最该用的战场上。
远征军于4月中旬强渡怒江，分向腾冲、松山日军56师团驻地发动猛烈攻击，这支尚未结训的队伍，虽然战场经验不足，但刻苦耐劳、敢拼敢杀的精神却令人感动。
（教导总队）沈志远：“就是上，就是年轻嘛，要上就上，这怎么打仗都不知道，都不懂，那时候，因为怎么打枪都不懂，在巴莫受了一个礼拜训，就把我弄上去了。”
（2军9师）李学贵：“不会，哪会打仗，枪怎么打呢，枪就把它支着支着脑袋低着，他怕打到脑袋，把枪举起来把头低很低，我们那个班长看到就是两耳光子‘你在打什么仗啊!’”
（53军）张和林：“死伤严重哦，刚接到四川的新兵，等到···接到明天上山都打死光了哦。”
（独立工兵营）邱国卿：“攻他也是节节退啦，他们发我们的部队那个卡宾枪、冲锋枪这样给我们的部队，那个是很好的装备。”
中国远征军过怒江之后，遇到敌军顽强抵抗，这一仗打了4个多月，日军184联队长藏重康美阵亡，
9月8日，我军光复腾冲。
（54军炮兵营）刘金城：“那是有名的嘛，打云南腾冲，三个军打他一个师团啊。”
（54军198师）常大全：“一个都没有出来，连老百姓都没有出来，那个城里头房子什么都没有啦，树枝，好大的树枝，那些都是一人高啊，都是那个机枪扫断了的啊，房子都剩一人高的一个墙，上面没有了。”
（重炮10团）王悟生：“他那个炮啊打了差不多一万多公尺，我们那个炮打13325啊，那个大炮，周围那些树，沿着松山那个堡上那高顶上那个山头上的树啊，通通打光了，打得只剩下光梗子。打3个多月才把那个松山攻开，唉呀，第8军的当兵的啊死的一个都没有了，连伙夫都拉去打仗，没有人打仗，第8军他军长他喊口号啊，他讲我···松山我不打开啊我不离开。”
（第8军103师副团长）陈一匡：“82师先去攻的，攻了一个月以后，都啊都没办法攻，攻不上去，因为那个···松山顶峰啊很陡。那么以后就经研究结果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用坑道，从松山顶下挖坑道，装这个TNT炸药来爆破，那么日本人就是···全部被歼灭，全部牺牲了，那么剩下只有···只有14个···那个军妓，这个（照片）里头几个军妓嘛，多数是朝鲜的，有小一部分是台湾的。”
滇西、缅北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一连串光荣的胜利，但此一“光荣”是在我国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华的人力去堆砌起来的，我们看不出此一“光荣”在此时此刻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何在，不过它却足可以在盟国之间“证明”史迪威是一个“会”打仗的将军，一个光复缅甸的“英雄”，而史迪威也沾沾自喜以此进逼重庆，企图夺取中国战区军事指挥权。
民国33年7月初，马歇尔上呈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为史迪威的“鸿图”铺路，他写道：
“我等认为目前已到必须将中国军力及资源信托一人，使其发挥效率对日作战之时，环顾中国政府及其军队中，尚无一人能总领全军，以应付日军的威胁，仅有史迪威能统帅中国军队与日人对垒的唯一人物。”
他并建议晋升史迪威为上将以增强其威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竟然同意了。
罗斯福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改变和全球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1942年，美国需要中国战区牵制日军来形成一个缓冲期，但到了1943年，美国第二代长程航舰出炉，再度掌控了海权，足可封锁日本，加上B-29空中堡垒问世，有没有中国基地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因此自从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过后，中国战场价值更显著的没落了。
民国33年9月，罗斯福派代表赫尔利到重庆来，为史迪威接掌中国战区指挥权一事进行“协调”。
9月7日，双方进行磋商，其中对史迪威权限之确定彼此仍有出入。赫尔利9月21日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
“恐怕在近代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被她的盟邦要求做这样重大的决定，蒋主席宁愿延搁他的决定，不足为奇！”
此时，正是日军成立第六方面军，冈村聚众沿湘桂路大举南犯，前线战况万分危殆的同时，而在滇北方面的远征军则打下了腾冲。两个战场，一边是一败涂地，一边是捷报频传，史迪威以此证明他的指挥能力与重庆的无能，更以此为筹码，急电马歇尔请罗斯福向重庆施压。罗斯福的“最后通牒”于9月18日到了重庆，这份电文的重点为：
“阁下应立即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需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的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罗斯福把话已经说完了，“你不听我的，我就什么都不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