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衡阳守城第42天，日军增援部队58师团已兵临城北，40师团过了草河，13师团也开到了湘江以东。他们密集的炮火就像撒豆子一样猛轰衡阳，但仍无法摧毁守军将士的意志。有道是“一只麻雀被打了三枪，胆子都下壮了”，反正豁出去了，谁怕谁呀？！
8月6日，57旅团向打线坪市民医院我军阵地发动攻击，预10师第8团迫炮连发出了最后的8发炮弹，日军旅团长志摩源吉于是时应声毙命。第10军官兵在弹尽援绝的逆境中苦守衡阳已经45天了。这一天日军第58师团从北门找到了一条路突入城内。
（第10军190师568团团附）禹琪：“8月8号的拂晓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有一部分突破我们第一线。”
当天夜里，方先觉用他唯一可对外通话的电台向重庆报告：
“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
8月8日，衡阳城破，方先觉被俘，他本拟举枪自戕，但被身旁的几位师长抱住了，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至终老。
北川升：“我们这115大队共有1350人，第44天8月8日当天早上，我们的桥本大队长就要大家清查一下，还有多少人还活着，清查的结果当时只剩下67个人而已，”
根据日军战史记载，是役日军伤亡人数为1万9千余人，事实上当不止此数，而以衡阳城破时被俘国军官兵仍有1万3千3百余人计，阵亡者当不及5千人，这在中日战史上也是个空前的纪录。
抗战于衡阳之役后的一年胜利了。胜利后葛先才重返战场，把阵亡袍泽的忠骨一具具捡了起来，共得3千余具。他含泪清洗整理过这些骨骸之后，予以合葬于城南的张家山。
虽然方先觉先后在长沙、衡阳都给过日本第11军重创，显然他仍然是敌人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对手。当时日军把衡阳之役誉为另一次日俄战争中的“旅顺要塞之战”。
40年后，昔日老战友更联袂来台和他们钦佩的第10军旧属相聚，彼此煮茶寒暄。40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如绘，可惜此时方先觉已经谢世了，他们只好在方将军的墓前留下了一束鲜花，以表示永恒的崇敬与悼念。战争究竟是什么？这一束鲜花值得人们深思。
1997年，制作单位为了寻找当年葛先才安葬三千忠骨的遗址而来到了衡阳，然而，今天的张家山上景物早已全非，昔日硝烟弥漫的决死战场大约就在这座气象观测所的附近，经老年人的指认，这片青青草地可能便是葛先才的埋骨之处，由于没有任何碑记，我们无所辨认与查考，但这些仿佛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英勇事迹已长留青史，象碧绿的芳草永驻天地之间。
衡阳保卫战是后期抗战中一场重要而悲壮的战役，但在衡阳城中却鲜有故迹可寻，只有岳屏公园中的一座纪念碑，上面什么也没有，只刻了“抗战”两个字。
一寸河山一寸血（36）
一场战争，是由多条不同的战线编织而成的，象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等等，但其中有一条线却是看不见的，我们称之为“无形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作战的勇士们打的是情报战，由于他们身负的是各种“特”殊任“务”，只能在“地下工作”，所以至今有关他们的英勇事迹未被记载的远比记录下来的多，甚至在战时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条战线上拼过命，我们都无从查考，因为留下资料是这一“行”的大忌，所以无名的想必要比有资料的多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无名英雄”对抗战的贡献如同别的战线一样的出色，一样的可歌可泣。
第三十六集 无形战线
“无形战线”对“影像记录”工作而言，基本上就是个矛盾，既属“无形”又何来“影像”呢？所以我们仅能借当事人的回忆、访谈，把战时“地下工作”的状况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民国以后，“情报”活动多由民间的结社象“青帮”等组织来“执行”，直到民国17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党务调查科”，才算有了正式的组织，这个单位对外称“中央俱乐部”，这便是所谓“C·C·”（CENTRAL CLUB）的由来。当年CC的中坚份子陈立夫回忆这个组织的由来，他说：
“清党以后啊，我们晓得共产党这个工作啊是很秘密工作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去调查他们这个···各方面调动情况这样子，名字是很普通啦，实际上嘛就是唯一对付，要调查···调查统计共产党的工作，我们把它击败。这个军队里面，军队里面有···戴笠啦，一个是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一个是戴笠的那个，它没有名字的，那后来啊，蒋公···蒋公要我···他说你啊，你把这两个单位···等于要我来管他们。那么后来这样子，那么把这个徐恩增啊，徐恩增是编成第一科，戴笠编成第二科，第三科有丁默邨啊，丁默邨是第三科是这样的，这一个···会报。”
由此可见，政府最初的情报正式组织是因中共而起的。党部的CC和军方的情报单位结合了当初帮派组织，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网，这大约是在民国18、19年间的事。由各个末端搜集到的情报透过网状的脉络向上级汇集，最终目的是要把搜集来的资讯加以研判，然后提供给最高当局，以为制定国家阶段性有利决策的参考。当时任职军委会特检处的刘璠便是负责情报筛选与研判的最后工作，他说：
“所有的情报到那里来，要到侍从室的第六组，侍从室那一个组长就是掌管中统局、军统局的这个资料，然后去给老先生可以看到，一部分还要经过这个机要室，机要室一个毛庆祥呢。你要讲起架构呢，先从这个中枢纽讲起，讲到底下的枝叶的问题，底下的所谓枝叶啊，有各县政府的调查司啊，各军、各政府的这个调查单位啊，这个情报的参谋啊。”
1937·民国26年，抗战军兴，为了应付更为复杂的客观环境，军方又在战区设立“行动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可以说是我国最具规模的一个情报行动组织。当时在这个单位“松江训练班”担任组训工作的汪祖华回忆说：
“这个苏浙行动委员会是戴笠主持的，戴笠那个时候就商请这个···杜月笙，就是上海的头子杜月笙，杜月笙、张啸林、贝祖贻、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吉章简他们这些人啊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经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的，委员会里面设个书记长，书记长就是戴笠。这个下面呢有一个别动队，别动队总司令是刘志陆，下面分5个支队，第1支队是何天风，第2支队是陆京士，第3支队司令就是朱学范，第4支队司令是张业，第5支队司令陶一珊。另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特务大队大队长叫赵理君。5个支队加一个特务大队合起来的人呢，是1万零8百人。”
由于战区日趋扩大，战争日趋激烈，情报的需求也随之节节升高了，以上海一地而言，就具有五条供应线在交错进行着。
（上海市党部区委）张问歧：“第一条线，党的，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系统，党部的也是地下工作，因为不能公开活动了嘛，都是秘密的嘛。第二个是团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党团两个。第三个就是军统局，就是现在的保密局···情报局的前身，那时我们叫军事委员会中央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那3个了啊，还有一个呢，调查局，现在的调查局以前叫什么，叫中统局——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这是属于党的，也是党的里面特务机关。还有呢就讲起来不大好听了，叫社会系统，帮会啊，那些···杜月笙哪。总的负责人是谁呢，叫蒋伯诚，他当时职务是什么职务，是军事委员会总参议，这是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呢是委员长的代表，就是我们老总统的代表。他管的地方多大？很大，东南7省，5个省2个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帮派势力在战时沦陷区的影响有多大了。
情报工作本来和国家的存在就是如影随形的，这种关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只是在战时更显得突出，所以抗战期间情报网路就遍布全国，连“老沦陷区”东北也不例外，当时在东北打游击、搞情报的梁肃戎回忆说：
“那么有形的抗日的组织都已经被消灭了，中央在东北经营地下工作，那最早去我知道就是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现在的调查局。那个时候在我们东北领导的就是叫石坚。”
（安徽站高河组组长）高向荣：“我们这个单位是属于安徽站，安徽站对外的名称是安徽稽查区，它上面的领导是军统局。”
情报工作没有固定的单位名称，连自己的姓字名谁也不一定，至于工作就更没有规范了，因为情报工作项目并没有什么范围可言，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什么都干，只要对敌人能造成致命打击的什么方式都来。以下从我们访问到的几位情报工作人员谈话中大致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内容。
（京沪特别站站长）杨修满：“我那时在京沪特别站当站长，主要任务是做沦陷区外围与日本人的情报以及做策反工作联络工作。”
（三民主义青年团）傅忠仁：“其次就是这个宣传啦，全市我们贴标语、发传单。”
（上海市党部干事）陈奋克：“主要的是把我们中央政府在抗战时的情形很准确地来告诉沦陷区的人，他们如何进步、如何努力，让我们沦陷区的老百姓啊他能够有一个信心，觉得我们对日本抗战是有希望的。”
（三民主义青年团）李承宣：“我们有拿以前那个蒋委员长他写的《中国之命运》，我们把这本书在上海就自己印，印了以后上面那个封面啊是用印了汪精卫言论录啊什么的，再到处去寄、去发，都是自己花钱，上面没有经费的。”
（上海市党部区委）张问歧：“做情报啦、报告上去啦，哪个地方有汉奸啦，哪个地方怎么样啦，要报就是这样嘛。”
（安徽站高河组）高向荣：“比方说他在安徽运的粮食来，有多少吨啊，他都是用车子装的，可以计算他这一带有多少兵力，他运武器弹药来也可以计算他这里有多大的火力。假使在头一两天有加倍的运输，就证明他们有军事行动。”
这些还算是“文”的，但也有组织的“行动”方式，就有点像游击队，他们玩“硬”的，象“苏浙行动委员会”后来改为“忠义救国军”就是个例子，在京沪一带以袁亚承为名的阮清源就干得有声有色。事隔半个多世纪了，阮清源谈起这段往事就如同是昨天一样：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戴笠打了个电报给我，他说这个战争爆发了以后啊，未来这个局势要快明朗了，可是我们···我们表示我们力量，我们拿不上力量，他说我们这···这情形实在没有办法讲，要我在上海啊要轰轰烈烈做大事。我说好，现在过年啊，5个人，租界里边，英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区48个巡捕房，48个救火车，每一半夜有50个地方放火啊，同租界那天啊过年，到那天的时候，租界这里烧火了，噢···所有的工具在那打，那个马路上的救火车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跑来跑去，都乱了。炸这个津浦铁路顶厉害的，日本宪兵队被我炸死最多的就是这一次，日本人炸张作霖的那个方法我也会，我拿个闹钟摆到上面去，他这个铁路啊火车啊一格露台一个头上6个轮子，后头一个是4个轮子，它压一压叩隆轰一声一铛，又再压叩隆轰一声一铛，就在那一铛它一直冲下去，将他们···就炸了嘛，就这样子，我也会这一套啊。”
阮清源的这段故事听起来就似电影情节一样，不同的是电影只是表演，而真干却是要玩命的。
情报工作虽然花样百出，但是情报的传递却严守着单线联系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不会株连到整个组织、整个“网”的安全。在东北搞情报的张庆凯回忆说：
“我们那个时候呢都是单线的领导，所谓单线双线我也跟纪小姐谈过，那么就是同志互相间没有横的联系，只有纵的关系，你捉到一个那么其他别人你还是捉不到。”
（三民主义青年团）李承宣：“我们做事还是在地下，地下的关系就是大家都有化名，譬如说我下面有几个分队，那么每一个分队长都是用假名。”
（上海市党部干事）陈奋克：“照片不能有啊，有了照片很糟糕的啊，拿到一张照片到处找人就把你抓去了。”
张庆凯：“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被捕的同志陆续很多啦，但是呢，他全盘的组织他没有办法能够整个扑灭。”
情报是深入敌阵、出生入死的工作，在日军和汪伪机构严密的防范之下，除非奇迹，否则便难免出岔，遭到敌军宪兵队的逮捕。
梁肃戎：“就把这枪就摆在这里了，他说你···你这个年纪轻轻的，你怎么罪···我认为你死不了，因为你是伪满训练出来的一个···一个检察官，我跟你讲123，第3你不讲我把你打死，你太太做寡妇，你儿子做孤儿，你老妈怎么样···，我下定决心了，没什么关系啦，所以这一关也是···也是突破了。”
不过，参与地下工作的志士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死，并不算什么，但一旦被捕，日本人却不让你死，因为他们的目的在逼出更多的同志，所以各种刑求方式尽出，以下访问都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的证言：
（东北抗日青年挺身团）博问：“在日本宪兵队里他那刑罚啊主要有三种，头一个就是打，打啊，打是最轻的一种，第二个就是过电，把两个手用这个电线拉上，他那儿有一个摇的机器······”
（上海市党部干事）陈奋克：“那么这时候人哪好像旋转，哗···这样旋转，旋转···，当时想，哎呀！这个好难过，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凭良心讲是不是想啊，是不是要讲一些吧，免得痛苦，噢···好，他就把你放下来了，等到放下来以后啊，又没有事了，已过去了，那么当然不讲，所以就是我认为啊，你信心坚定以后用什么刑是没有用的。”
博问：“第三个最重的是灌水，灌水是最残酷，他灌水的时候里面还放辣椒。”
陈奋克：“这个灌水很难过的，一个长凳，把你躺下去，手脚同时都绑起来，头朝天，拿一个毛巾捂起来，皮带弄到嘴里灌进去，给你灌灌灌，起初嘛闷着（憋着）不让他透气，不让他···闷（憋）不住了嘛，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大口喘气）。”
博问：“以后他从这个···上边往下一压的时候这个···胃装不下就喷出来了。”
张庆凯：“我受的最难的这个刑罚就是上大褂，所谓上大褂是什么呢，他那个时候上大褂就是把我两个手那么捆起来，这中间拿个绳子捆起来，捆起来以后把这个手啊铐在这儿（手铐在脚踝部），然后这儿就穿根竹杠吊起来。”
（京沪特别站站长）杨修满：“日本人怎么样残酷的酷刑，狗咬啊、香烟往鼻子里烫啊、铁棍打啊、坐水牢啊，我都尝过。”
这些情节对后人而言，大概也只有在电影情节中才可以看到了。
在情报工作中，通讯是一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电信器材至为匮乏的条件下，我国情报员使用仅仅两瓦特功率的简陋收发报机，居然能使重庆与厦门有了联系，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空预警网，他们破解日军密码，早两个小时就知道“威尔斯亲王号”将被袭击的情报，但英国人不相信；他们向美国预报珍珠港将有情况的讯息，美国也不予置信，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国具有如此能力，结果都酿成了严重灾难。
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总统罗斯福得知这个消息比蒋委员长足足晚了4个小时。（提示：此句疑有误：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1945年5月7日，德国在法国里娒斯举行的一项仪式中，向各同盟国及苏联正式无条件投降，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由于罗斯福于任内逝世，副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4月12日就任美国总统。因此认为此句中的美国总统应为杜鲁门——贴者）这些都是情报工作者的优异表现。
（我国情报电讯先驱）魏大铭：“用干电池呢，做发报机的，一做了就是很成功了，没有哪个人相信啊，所以说干电池可以做发报机的，没有···没有人相信。“
（韶关无线电台台长）夏晓华：“汉口飞机场旁边的这个米店上面的秘密电台，日本飞机要轰炸重庆，一起飞。我们这个秘密电台就看到了，就报告重庆了。“
魏大铭：“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有足够的时间啊，大家就钻到防空洞里去了。“
有关秘密电台，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也想起了一段往事：
“在抗战末期的时候啊，在日本呢也有一群人来策划推翻他的战时内阁，组织投降政府，这个工作是···在我们这方面，就那时候叫国际问题研究所啊，研究所的所长叫王朋森，这个呢是王朋森做的，他把前线工作站设在第三战区，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来掩护他，对外绝对守秘密，那么顾祝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那么我就把这个工作站啊放到我的家里，不到一个礼拜，就被那时候的军统局，就是我们那个情报机构啊，检查到，过了一个月才下手到我的家里，正在通报的时候被他抓到了，那顾祝同才把这个蒋委员长交给他的所有电文送给军统局，那时候我们的军统局情报机构不知道，没有透给他。“
夏晓华：“敌后的通讯工作这是工具性的，电讯情报这是谋略性的，工具性的那全大陆，我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确实的数字我记不得了，大概有500多个电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南洋一带全部都有我们的秘密电台，这一部分秘密电台对太平洋作战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甚至于我记得为了尼米兹美国海军总司令，因为我们这个情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曾经打电报到重庆表示道谢，那么以后发展成中美合作所。”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SACO，正式成立于民国32年7月。在战争后期，中美合作的SACO确确实实为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反攻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杨修满：“实际负责人这边是戴笠，那边美国人嘛是战略情报局局长，这样子的，然后就决定供应5万人的服装、粮饷、枪支、弹药，5万人啊这个训练、装备，这5万人啊不是一般部队，起码是少尉、中尉、上尉，都是干部啦，然后在各战区配合一个支队，那时一共有17个训练班，所以这个中美合作所在抗战的时候啊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地做了一番事业。”
（中美合作所）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是由200名海军人员组成，那时是1942年。那些最先到中国的200人，一部份分散到小城市，也有人被派到重庆、昆明，而且人员陆续增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增加到大约3000人。”
（中美合作所）保罗·卡沙梅杰（Paul Casamajor）“我们训练中国陆军使用轻型武器及军事战术指导，据我了解，将近25万名官兵曾在我们的训练营接受训练。”
（中美合作所）李文佛生（Lee Alverson）：“我们有多项任务，包括海岸情报监控、无线电情报搜集和干扰日军战斗，例如炸桥及对在沿海活动的日军进行突袭，并训练中国的游击队与日军作战。”
（中美合作所）贺门·魏斯坎（Herman Weskamp）：“我们和部署在不同地方的陆军合作对敌军进行骚扰战术，有时尤其是在北方我们的对象是共产党。”
（中美合作所）劳依·德费布立（Lloyd Felmly）：“训练营在战争结束后关闭，但正式训练在1945年春天就结束了。”
1997年，我们又重回到了重庆北碚，这个抗战后期中美合作的重要训练基地。训练营后来因为在国共内战期间被用作囚禁中共官兵的场所，所以今天已被改称为“集中营旧址”。中美所的范围很大，但迄今多已移作它用，只有阅兵台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遥想当年，这里曾熙熙攘攘出入过多少中美官兵，也曾孵育过多少希望的基地，今天，显然一切都已淡出、远去，只剩下一片苍茫的云雾了。
谈到中日战争时期无形战线的战历，后人大都会记起几个名字，像日本的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就被小说、电影神话成一个神出鬼没的特务高手，还有便是戴笠了。
戴笠，字雨农，原名春风。浙江江山人。黄埔六期毕业。民前15年生，卒于民国35年，享年50岁。
戴笠常被后人渲染而成为一个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事实上，他只是个对国家坚贞不移、机警过人的将领。
在无形战线上，大多数人生前都曾轰轰烈烈过，但身后却寂寂无名，不过，这些人在投身这条战线之初，他们本来就不在乎什么英雄。
一寸河山一寸血（37）
1943年，一位来自中国的杰出女性被邀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发表演讲。她的风姿与才华风靡了全场，当时被美国誉为“抗日英勇精神的化身”。52年后，这位高龄96岁的夫人重返旧地，她，就是前中国第一夫人蒋宋美龄。
第三十七集 蒋夫人·战时妇女
了解一个杰出女性的一生，我们应该从她的成长环境说起。
话说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封闭的社会，我们总以为自己已经够大了，但忽略了还有更大的世界正在逐渐地转变着，这个转变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带给中国人莫大的惊愕、致命的打击与无尽的灾祸长达一百余年。以现代词汇来说，当时我们先是资讯不足，跟着又沟通不良，以致构成了与一个“新世界”相容并进的障碍与一连串的挫折，直到清朝末叶，那些搞洋务的官僚才慢慢地感受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首先要解决的是沟通工具问题，于是便有了译学馆的成立，这已经是本世纪初的事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当时学“洋文”的这些学生，后来确实成为探索西方世界的一支文化尖兵，一座从古老中国过渡到“新世界”的桥梁。由于国际关系日益密切，会“洋文”、从事洋务的人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了，可惜的是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会“洋文”的人却少得有如凤毛麟角，而使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误解与隔阂的程度一时未能稍减。
在那个时代里，会洋文的中国人已然不多，至于学洋文的妇女则更少了，因为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连女孩子上学都还是一桩新鲜事，但广东文昌县的宋家却出现个例外中的例外，原来他们家的三千金蔼龄、庆龄、和美龄竟能同时负笈新大陆，在乔治亚州卫斯理女子学院就读。
自从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之后，中国人想去美国念书可谓难若登天，宋氏三姐妹能够顺利成行显然和她们父亲宋耀如的传教士身份以及宋氏殷实的世家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不过此一“例外中的例外”，事实上还只是这三个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创造诸多“绝无仅有”奇迹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姐妹的婚姻：
大姐宋蔼龄于民国3年嫁给了山西富豪“义盛源”票号老板孔庆麟之孙孔祥熙，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所的孔子第75代裔孙，正是我国财政最为拮据困苦时期的“管家”。民国22年他接掌财政部时，国库仅余外汇3百万美元，12年后，当他离职交给宋子文的时候却有11亿美元之多。在这期间，他统一币制，废除苛捐，开征所得税，发行公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那么紧张的世局中，孔祥熙利用他家学的理财长才使整个国家经济稳定了8年之久（民国22——30年），从这个角度来看孔祥熙，他是对得起国家的。至于宋大小姐，在三姐妹之中对政治可能是最不感兴趣的一位，但她却拥有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二姐宋庆龄于民国4年在东京和年已50的中山先生结婚，当时才23岁。往后10年她成了国父忠实的信徒，也是朝夕相依的革命伴侣。宋二小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她半生沉溺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梦境之中，直到晚年这个梦才破碎了，在她当时致中共党中央的一份函件中曾这么写着：
“共产党给职是很慷慨，给权就不是那么大方了，处处掣肘，生怕别人把权夺去，因此有职无权或少权是普遍的现象，让民主党派成政治花瓶就不奇怪了。”
她又说：
“中央一再要提出解放的理想，怎么解放法？解放多少？还是要彻底解放，不留尾巴？因此问题的核心便是为什么有人要喊打倒共产党的话？要做打倒共产党的事。”
1981年，宋庆龄以“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常委”、“人代副委员长”和“妇联会主席”四项职位之身病逝于北京，但前此她已深深感受到这些“慷慨”尽是虚无的了。
么妹宋美龄生于1899年2月，1913年以14岁之龄赴麻省卫斯理学院就读，专攻英国文学与哲学，1917年毕业，并获得该校“都兰学者”最高荣誉。
在美求学的这一段期间，宋美龄奠定了她虔诚的宗教信念，同时又学会了六国语言，“广被的爱心”与“沟通的能力”对她这一生而言都属极其重要的收获。
民国6年，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上海。以她的家世、风姿、学识而言，当时可以从事的事业委实太多了，但她却选择了为租界童工劳动而服务的社会工作，由此我们当可以为她往后一直都很关心小朋友的表现找到性格上的源头。
宋美龄与蒋中正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地点是在上海中山先生与二姐庆龄的家中。当时，这位年轻的军官被三小姐的美丽与教养震慑住了，后来他回忆此一往事时写道：“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伴侣，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话虽这么说，但当时征战连连，戎马倥偬，除了函牍往返之外，也只好把惊鸿一瞥的爱慕藏在心头了。
“军官”与“美人”之间往返的函牍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有一封“情书”却被天津的《益世报》“挖”了出来，那已是1927年的事了，当时正是蒋总司令第一次下野的时候，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度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信公开后的40天，也就是1927·民国16年12月1日，蒋中正与宋美龄便在上海戈登路的大华饭店完成了历史性的世纪婚礼。
自从大华饭店开始，这对夫妻便一直过着形影不离、长相厮守的日子，随着时局的动荡与外来压力的骤增，他们的“军旅生活”更形漂泊无定了，这对夫人而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中正的飞行官夏功权（空军第一大队作战参谋）说出了蒋夫人不适军旅生活的原因：
“她的这个过敏症很厉害，假如你这个床单什么的稍微有一点不适合的话，那么她的这个过敏，这个痒痒，很痛苦。”
民国25年10月，夫人在洛阳陪委员长渡过50大寿后，因为身体不适返回上海就医，这是他们结褵9载以来至为少有的小别，没想到12月竟然发生了震惊中外外的“西安事变”。当夫人于12日在上海听到此一消息的时候，连忙赶到南京，当时军政部声讨张学良的命令已经发出，“轰炸西安以为军纪”的呼声几为主流。夫人为了忧心蒋中正之安危，一“夫”当关舌战群雄，力主采取柔性手段，并自愿深入虎穴营救委员长，就是这个决定，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22日，夫人终于飞抵西安。她下了飞机，在匆忙中仍要求让她在见到丈夫之前梳洗一番······
蒋中正在当天日记中曾经记述初见夫人的心情，他写道：“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
有关12日后的全部过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由此我们当可以看出在历史可能被改写的一刻，夫人的冷静、刚毅与勇敢的一面。
在战争的脚步渐渐逼近的时候，蒋夫人很想发挥自己的语言与勾通长才为她的丈夫、为国家更直接地去做一些事，当时她选择了空军。
（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宋美龄女士的邀请，希望他留在中国帮忙训练中国的空军，所以当时在杭州笕桥呢陈纳德将军也帮忙组建过···因为空军那个时候可以讲，真的，中国真是没有空军。”
但是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建立空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香梅：“欧洲的德国啦、俄国啦、意大利啦都想卖飞机给中国而已，并不想来帮忙中国，只有美国陈纳德将军是帮忙中国，不是来卖飞机的。”
正因为如此，从战前到战后，夫人都视陈纳德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
陈香梅：“陈纳德将军称她为‘My princess’说我的公主，她叫他们‘My boys’（指飞虎队员，她说都是我的孩子们。蒋公这么忙，每一天大概他的公事也很多，那夫人也照顾很多事情，可是夫人她也有她的这个情感的世界吧，我相信，是吧，有时候也要跟···不是光是跟丈夫聊天，也要跟朋友聊天，这朋友聊天，跟什么朋友呢？我相信她也就是这么几个，三五知己而已，陈纳德将军可以算她一个知己。”
蒋夫人于民国25年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从此便与我国空军的成长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从中国空军创建开始，以迄后来的飞虎队、14航空队、中美联队，甚至他们的遗族，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与关怀，由于这个“秘书长”不只是挂个名而已，所以早期的空军袍泽对于夫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空军第三大队）郭汝霖：“我们到成都去参加阅兵的时候，当我们这一队走到阅兵台前面，夫人就用手指着给老总统看，还跟他讲这一队就是空军学生。”
（空军第一大队作战参谋）夏功权：“她非常爱惜空军，非常爱惜空军。”
（空军第四大队）王荫华：“蒋夫人她是，好像是遗族学校的校长。遗族学校养了很多牛，奶牛，那时候是中国的最好的品种的奶牛，每天就是供给大批的牛奶鲜奶都送到那个总站去，总站就送了很多牛奶去啊，这个所有的飞行员去了以后，早晨他就是无限制地喝，有的人喝牛奶就不适应啊，结果···喝了大家好多都拉肚子啊。”
在资讯传播关山重重的时代里，地球的另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正如何惨遭着空前的迫害，此时，蒋夫人便成为4亿5千万苦难同胞唯一的代言人了。上海沦敌之后日本飞机便开始轮番轰炸，当时国府所在地南京，在硝烟四起、血肉横飞的首都，她面对外国媒体，于1937年12月间留下了这么一段沉痛而有力的呼吁：
“今天早晨，南京遭到第28次的空袭，就在我讲话的当儿，炸弹爆炸的声响才正逐渐平息，死亡从天而降，数千具死尸横陈在我祖国的每一寸地表上，你们都曾看过照片，也听说过中国的被破坏以及日本大军紧跟在飞弹攻势之后的恐怖屠杀行为，日军的行动显然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和人权，对享有安定家园的你们，我想代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妇女传递一项讯息，那就是如果你们希望免除中国此刻蒙受的苦难，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亲人或同胞遭受屠杀，那就杯葛日本产品，直到他们离开我国的土地为止。”
陈香梅：“她在每一种场合里面讲话都非常得体，那很多人讲说夫人讲话用的字啊，有时候用的英文的字，大家还要去查字典，她自己写她自己的演讲稿。”
夫人的外文造诣与精准的传译能力，战时在许许多多的国际性的聚会中成为蒋委员长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袖在开罗举行历史性的会议。台湾的前途、韩国的独立、日本天皇的存废问题等攸关今日亚洲的重大议题便是在这一次会议中决定的。在一个星期的行程中，蒋夫人折冲尊俎的谈判能力更为老外所折服，丘吉尔事后对罗斯福说：“这个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中，蒋夫人以她的魅力与魄力鼓舞占全国同胞半数以上的妇女同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战行列不让须眉。
（重庆市民医院）苏顾毅：“那个时候蒋夫人做事真是有魄力，不管你任何机关里，科长以上的太太们都要分配好时间，一、三、五，二、四、六，或者你另外有工作就给你搁到晚上或是什么，都要到那妇女会去，踩缝纫机啦，不会踩缝纫机拿手缝，钉扣子什么的，还有跟那小女学生写信啊，写慰劳信，把做好的衣服里面都搁一封慰劳信。”
从民国27年夫人主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开始，事实上此一柔性的抗敌工作就一直在进行着，从表面上看也许对整个战争而言她们直接的帮助有限，但她们却传达了一份心意，而这份心意正是战时大家之所以能撑下去的动力。
战争，毁掉的不只是家园，那也是孩子们成长的环境，为了使在炮火下流离失所的儿童有个家，蒋夫人于1941年办了第一个遗族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刘咏尧回忆说：
“我们蒋先生和他的夫人两个人有一天叫我去，就问我们这个学校的情形我就想说，我们现在我看我们学校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这个钱，没有钱，我讲了这个以后，第二天啊，我记得我就接到我们行政院孔先生的电话，我于是就到行政院去啦，到行政院孔先生一见到我的面以后就接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先坐！’他说：‘我啊，我写几个字’，他怎么写呢，那就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即发刘咏尧先生5万银洋’，这是我可以跟小姐和几位先生可以讲，蒋先生向来他对这个教育是非常的重视。”
夫人这个工作一直到台湾都没有中断过。
在抗战八年之间，蒋夫人最为艰辛但收获也最大的一次任务是1943年的美国之行，此行夫人被誉为“中国派出的最佳亲善大使”，在她六个星期的旅行演说中，每一句话都紧紧地扣住了美国人民的心弦，美国记者形容夫人此行说：“她不是用暴风雨，是用妩媚征服美国的”。
当时，由于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行的航路危机重重，所以此行是往西走的。1942年11月18日，夫人从重庆出发，取道伊索匹亚、加纳、巴西，27日抵达纽约，这里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夫人自小患有鼻窦炎，极为不适于航空旅行，因为上了飞机她必须平躺并吸着嗅盐才能强忍飞行的痛苦，但这一切她都受了。
她在纽约为在国内负的伤进行3个月的治疗后，于第二年2月份开始正式访问，全程共计46天。访问地点依序为：华府、纽约、麻省卫斯理母校、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站便是华府之行，因为2月18日她将在罗斯福总统接待之下到国会发表演说：
“欢迎蒋介石夫人上台为我们演说。”（鼓掌）
宋美龄：
“目前盛行的想法似乎认为击败日本只是次要的任务，希特勒才是当前首要的敌人，这种想法并没有事实的根据，也不符合联合国的整体利益，如果我们听任日军继续横行妄为，日本将永远是致命的威胁，更是民主政治的一大毒瘤。”（鼓掌）
显然，在她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外国人士在美国受到如此的礼遇，甚至以后也不会再有，而她却再三说明来到这里并不只是申请援助，而是要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与人民发言。
（历史学者）吴相湘：“当时美国国会的提案上讲，他说蒋宋美龄是中国抗战英勇精神的化身，我们应该要尊重中国的刻苦牺牲的这种精神，应该让他们同其他欧洲人一样的平等待遇进入我们的美国来。就在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美国成家立业、来去自由啊，就是由于这个排华例取消了。在取消这个排华例之前的时候，中国人到美国来被称为‘猪仔’，说‘卖猪仔’，是睡在这个船底下，看不见天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