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在缅甸东古的开道机场正式开训。
陈香梅：“当时人数很少，100多人，100多人也是他们要从空军退下来，就是说辞职才可以到中国来。”
当时，我国向美国买了100架P-40型战斗机，这是他们唯一家当，因为没有零件可以补充，但这些热心的美国朋友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差而稍减他们旺盛的战斗意志。从1941年12月20日昆明升空首开纪录为始，到1942年7月为止，志愿队先后出动500架次之多，击落日机达299架。这群“老百姓”在空战史上写下了全胜的纪录，而在各战役中为中国战争付出宝贵性命的队员也达20余人。
陈香梅：“人家说英雄流血不流泪，这个不是真的，英雄也会流泪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不过他···当然不是很容易流泪，可是牺牲了···每一次他这个飞行员出动的时候，他饭也吃不下去，他一定要等他们安全回归，可是有时候当然有一部就没有回来了，常常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他就躲到他自己办公厅里面门关起来，他就···他不愿人家看见他流泪。”
也许因为陈纳德的表现还是隶属系统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因此他不断施加压力要撤销飞虎队的番号，毕赛尔甚至以不归并即不许作战相逼迫，使得志愿队只好于1942年7月4日宣告结束。
1995年，我们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航空博物馆里看到当年叱咤于中国领空的P-40，这里严格说起来其实只是飞虎队的纪念馆，里面完整的保存了飞虎队的战史、参与人员以及阵亡名册等等。50多年过去了，张着鲨鱼大嘴巴的P-40仍不失其英挺。我们觉得这些遗物代表着的不止是一架老飞机或几面奖牌，而是人间难得的正义与友情。
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当年使用过而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在一个久雨新霁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二十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
而今那万马奔腾似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情干云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的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
虽然这些圆石砣砣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有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石砣砣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纪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它们无缘陈列于战史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
一寸河山一寸血（34）
战争行为本来是经济社会的一大杀手，其破坏力之强、摧毁面之广是成长于承平时代的后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影响对交战国双方并无二致，所以到1942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都面临到了无以为继的严重危机，这个时候彼此拼的好像已是持久的能力了，换句话说，谁撑的久谁便是赢家，不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可以说我们阶段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话怎么讲呢？试想当年我们本来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被迫应战的，因为以双方国力而言，我们几无胜算可言，为了求存，唯一的选择只有“拖”，用我们幅员广阔的土地来换取时间拖垮敌人，至少把他拖到同一个“立足点”、同一个“起跑点”，然后再拼，这便是我们对日“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
由于打一开始全国上下都有了苦撑下去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我们面对灾祸与横逆时，还能坚此百忍，默默承受。
反观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想三个月就把我们撂倒的，没想到摇摇晃晃的对手竟然死缠了他们达五年之久。此一“意外”逼使他们在焦躁。恼羞、与疯狂之中终于和我们一样的陷入了无尽的战争痛苦。
经过五年漫长的岁月，现在大家总算要扯平了，但此一结果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我们要的是赢，问题是我们还熬得下去吗？我们还挥得出决胜的一击吗？照常理推断，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就不用打了，因此他们分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企图扼杀我国的生存命脉。老实说，任何一个国家一旦被这三把刀卡在脖子上，几无存活的机会可言，但在当时，日本虽然很确实地做到了以上三点，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弃械投降，由此可见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搏斗是何等的惨烈了。
第三十四集 黎明前的黑暗
我军重输新血·日军一号作战
民国31年9月——33年6月
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五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诬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的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了，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是不容一笔勾消的。
战争一开始，我国确实希望以苦撑待变的行动来博取友邦正义的声援，直到珍珠港事变，中国战区正式成立，照讲这一番期盼已经如愿以偿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美英列强全球战略重欧轻亚之故，我国不仅所得至为有限，而负担却增加了许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视此一时期为始战以来最为艰苦与黑暗的日子。象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而惹来了浙赣之役，日本人为了报复大肆轰炸，使20余万老百姓因之死于非命；象滇缅路之役，我们固然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补给线而战，但仍有一尽“既为盟友”之责的意味协助英军，不幸的是冒出个盟军“将领”史迪威来，最后，这条路不仅没保住，反而丢了3个精锐军。
老实说，我们不是怕打仗，事实上从“七七”开始我们天天都在打，光是“会战”在“中期战役”也就是“武汉会战”到珍珠港事变这段时间，除了节目中曾经提过的“南昌”、“随枣”、“长沙”、“桂南”昆仑关之役，以及“枣宜”、“晋南”中条山之役而外，（民国）30年元月有“豫南会战”，3月有“上高会战”，在“珍珠港”之后的“后期战役”中，则有民国32年的“鄂西会战”，都是动辄十数万人的大战役，事实上这些仗我们都达到了战略目的。换句话说，仗，本来是要打的，但要打得有意义，要清清楚楚为什么打，怎么打，它的胜算如何，而非胡打。但当我们成为同盟国一员的时候，在这个层面上乱了，因而增添了无尽的困扰与负担。
事实上，史迪威的麻烦还未了，此君自从滇缅路那一役“处女作”出师不利之后，便耿耿于怀，自忖有失出身维吉尼亚军校的面子，所以一心一意想“就地”捞回来，但中、美、英三国对他的“反攻缅甸”计划各有立场，可谓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很难交集，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发展我们留在以后再谈。但是当日军得知我国将南下远征的讯息时，便“先下手为强”，在常德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势以为牵制。
民国32年11月，这个时候武汉日本第11军的司令官已由横山勇接任，他率领澄田的藤兵团、赤鹿的镜兵团、山本的幸兵团、岩永的京兵团。佐久间的桧兵团，以及直属部队共6万余人，于11月2日从洞庭湖西北方长江南岸的华容与弥陀市之间全面发动攻势，向常德推进。
（桧兵团）原孝藏：“公元1943年的11月，常德作战的途中,以中国的军营为目标进行攻击，大炮一发都没有射击，随着天色渐亮，大家都能看得清楚，逼不得已只好乱糟糟地瞎打一通。”
常德属第六战区的防地，驻守国军有冯治安的两个军，王缵续、周碞、王敬久的各率两个军，以及吴奇伟江防军所属的三个军和直属部队，总共约等14个军的兵力。这一役由孙连仲代司令长官执行作战任务。
14日，日军在汉奸带路之下突破王敬久和王缵续两个集团军的防地，过暖水河南下。
16日，伞兵空降桃源，岩永的京兵团同时陷澧县进逼常德。
常德守城部队74军的57师，师长余程万仅以一个师的兵力和两个师团日军力拼苦斗，坚守城池血战了11昼夜，全师官兵伤亡殆尽，直到友军来援冲出重围时，只剩300余人，没有一个不挂彩的。
12月5日，常德陷落。
常德被围时，74军其余各师连同六战区的第18军、73军、79军、100军，以及九战区的第10军、99军和来自江西的58军纷纷赶到战场，对常德敌军形成了反包围。方先觉的第10军一马当先，于11月29日攻占德山，直扑常德公路南站和敌人展开猛烈战斗。日军炮弹与毒气弹齐发，战况惨烈。
（第10军190师）蒋志远：“两个师打（190师、预10师），头一天在观音铺啊打个胜仗，大家都高高兴兴哦，追击哦，一追追到像这个···我们荣家这个大坝子啊，两个师团在那里歇营，好，那给围的我们水泄不通。”
就这样，足足打了6昼夜。预10师师长孙明瑾于是役身中五弹，壮烈殉国。
好在此时各路援军都已各就攻击位置。12月11日，我军突入城内，和日军展开近身巷战。敌人补给线被我军后续部队节节切断，欲振乏力，终于13日撤离战场。临走，“731”的细菌战部队散播鼠疫，造成事后这个地区瘟疫蔓延。陆军则沿途烧杀以泄满腹恼羞之气。
（藤兵团）秋原隆：“要回去的时候，经过一个个的村庄。因为是夜间行军，所以一边放火一边行军。有一次在点火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突然起来要将火弄灭，我们两个人把她手脚抓着就把她丢进火里，她大叫着东洋鬼子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就死了。”
国军尾随残敌追杀了20多天，于民国33年元月5日双方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势。这一仗除了预10师师长孙明瑾而外，还有两位师级指挥官为国捐躯，一为44军150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于常德西北方太浮山防地，年37岁；一为73军暂编第5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殉国于桃源、石门一线，年38岁。
（18军11师）韩长生：“打常德也是打了一个多礼拜，把队伍集中起来就在前面攻啊，指挥部队，日本人来了跟他硬打，结果把他打退了。”
（58军新11师）陆国保：“常德30多里路都打平完了，我过河轻机枪架后面，你不过也不行，要过河打···唉呦！好多金子钞票丢，到处丢，满天丢，没有人要的。”
（27集团军）刘建忠：“整个都炸平了，那个常德都成了焦土了，两边炸，飞虎队的飞机来炸，那个日本就是那个打垮的嘛。”
（72军新13师）李西田：“炸惨了，他那个师团也可以说就是在那里全军覆没了，我们十来个军在常德跟他会战哩，那时候打得差不多了，可是我们也是伤亡很惨啊。”
常德会战可以说是中后期我国对日作战历程中的典型战例，国军坚守猛攻、前赴后继的英勇事迹令人感佩，而空军在这一役中也有了相当优异的表现，这是“武汉”以后我空军最为庞大的一次编队出击。
陈纳德的“飞虎队”于1942年7月归并于第10航空队23战斗大队，可以视为美国对华空援化“暗”为明的分水岭。当时史迪威开出支票说，这个新的大队将有100架飞机以代替志愿队的任务，但在23大队接手的当时，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而已，美国陆军部并没有把我们买的飞机以及通讯配备、维修器材等装备及时运到远东来，所以尽管23大队后来成为中国战区功勋彪炳的“空中杀手”，但在当时他们却只能靠“志愿队”留下的51架老飞机过日子。
至于我们自己的空军，虽然在“武汉”以后能打仗的飞机凑不足几架，但番号依然存在，后来向老俄买了100来架E-15III、E-16III型的战斗机，但性能远不如新出炉的日本零式机，上天等于送命，所以那段日子可谓我国空军史上“急死人”的灰暗时期。直到民国31年春透过美国租借法案，我们才零零星星的弄到一些P字号的机种，而飞行和地勤人员也有了出国接受训练的机会。
（空军14期留美学员）郭汝霖：“这也是很···相当突然的事情，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机会，因为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啊，已经是到了几乎是山穷水尽这种程度，飞机让日本人给差不多打光了，后来拼几架飞机出来给我们训练用，汽油呢，那都是一小桶一小桶的，5加仑的桶啊，现在大家都没见过5加仑的桶。”
（第三大队留美学员）刘绍尧：“在美国受训差不多两年的样子，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也是从头来起，开始在那里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然后这个OUT训练（实战训练）。”
郭汝霖：“他并不教你太深奥的东西，所以先把你基础打好，你该知道的东西他一定让你知道，让你学，让你学会，这是很重要的，很实用。”
刘绍尧：“那我们在那儿这个P-44训练完了之后就到印度，这个训练了个时期就回到昆明了。”
这便是我国空军在常德会战中能出动1700余架次的原因所在。空军虽然艰苦，但他们毕竟熬过了一段青黄不接的痛苦岁月。那么陆军呢？也许您还记得民国31年滇缅路那场“乌龙战役”，最后孙立人带着他新38师协械昂步开进印度的往事，这支队伍便是抗战期间我国陆军改头换面的种籽。
（新38师112团）杨一立：“我们从缅甸退到雷多，从雷多转到蓝加的时候，最初是我们38师。”
（新38师112团）李纯明：“蓝加整训的时候，开初这个美国人派了300多军官来，他准备军官是由他们来当，我们孙先生不同意，他说不管你讲哪样东西，我们不会比你差。”
杨一立：“接到说重庆方面委员长啊也派来一个指挥部过来，这个时候指挥部里面有一个处长，就是景云增，他到了印度就是一手把这个···组成驻印军，景云增将军把这个新1军就组成了，当时的新1军只有22师跟38师这两个师。”
蓝加训练营更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训练教官。
杨一立：“在国内的这些团长以上的官，带兵官都要调到印度去训练。”
李纯明：“一种新武器到那个地方他给我们教两个钟头，我们拿回来照样的教我们的部队。”
由于他们把在此地学到的新观念和新战技带回国内去，后来便成为云南新军训练的主要干部，而中国陆军也从此开展了另一新页。
1942年5月，虽然日军在“南进”途中一帆风顺凯歌四起，但东京大本营并未忽忘中国战场上无法自拔的困境，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战事不能结束，西太平洋的奏捷便有如无根之花。
5月10日，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次长田边专程飞抵南京与畑俊六商讨“解决”之道，这便是“五十号作战”和“五十一号作战”的开始。所谓“五十号作战”，预定当年9月以5个师团的兵力渡黄河“歼灭”我国胡宗南的主力，尔后南下进迫四川。“五十一号作战”则以鄂西为攻击出发点，并拟于（民国）32年春寒过后，从宜昌动用8个师团大军，配合500架飞机溯长江西上直杀重庆，其最终企图为两路夹击陪都，以置我于“死地”。
这个计划于6月份被中国派遣军参谋会议修正，因为这些人都有过与我军交锋的实战经验，他们认为只是如此规模想攻略四川是没有胜算的，所以他们将地面攻击部队增加到42个师团，其中15个师团外带14个独立旅负责治安并对付敌后游击战，另以18个师团的主力从宜昌全力仰攻，“直捣”重庆，同时将这个计划改称为“五号作战”。
9月，经裕仁批准，但到了10月份，日军在太平洋的战事开始逆转，大本营发现已无力支援如此庞大的攻击计划。
12月，此一开战来最“伟大”的“百万远征”被迫中止。“五号作战”就象泡泡一样还没吹呢就破了。
随着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节节反攻，日本的海上霸权在屡遭重创之下开始“家道中落”了，这个时候他们尝到了我们的同样痛苦——海上运补线被切，加上民国31年之后我国空军重生日益壮大，西南一带机场遍布，眼看着制空权就要易手了，怎么办？于是便产生另一个孤注一掷的自救的计划，那便是民国33年春发动的“一号作战”。
简而言之，所谓“一号作战”的目的，其一为打通我国包括平汉、粤汉等路的南北纵贯铁路线，企图与东北、朝鲜的铁路网衔接，以维持南洋资源陆上运输的畅通；二，控制我国西南要点，摧毁盟国空军基地，进而攻略四川。
对日军而言，“一号作战”是志在必得的存亡之战，而国军呢？此时则处于另一个青黄不接的当口，因为庞大的训练计划正在云南进行着，以致各线国军都面临着兵源短缺的严重问题。
在日军雷霆万钧的压迫之下，“一号作战”的头端许昌、洛阳纷纷陷落。粤汉线上首当其冲的长沙也遭到了空前的威胁。
（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战史编辑）吴相湘：“日本人把驻在东三省的所谓关东军的主力都调来的，把驻在日本国内的近卫师团都调来打长沙，因为长沙经过三次会战啊，这一回他采取另一个战略了，因为他每一次打长沙失败是因为岳麓山，湘江西岸岳麓山，高地在我们手上，我们的炮可以打他。他这一次先用海军把湘江水里的水雷扫光，然后先占领长沙西岸，这样一来呢，中国这个国军的炮啊不能打。”
显然横山远比阿南来得聪明，他完全汲取了前三次失败的经验，除了利用海军的优势之外，在陆路进攻方面也有别于前，他以华容、益阳、宁乡和崇阳、平江、浏阳这两条外线来包抄长沙，构成一个比天炉更大的炉子。在压倒性火力支援之下，这回，薛岳输了。
（72军新13师）李西田：“就绕路，过了长江以后，他转到岳麓山背后，这时间我们的炮兵呢，还正望着前头望着长沙呢，可是日本人在后头来了，这一次失败了。”
（第4军102师）刘才喜：“因为我们四面八方就都日本人围到的啦，我们整个一个师在城里头，还有一个90师也在城里头，我们过不了河，过不了长沙河，那时候涨大水，没有办法，结果部队在城里头匐到，匐到以后呢就到那个美国医院啊，长沙叫湘江医院，北门外突击，那时候就硬打硬用刺刀，拼刺刀拼出来的。”
（37军60师）萧年晶：“长沙一失守，就一直就到了株洲，株洲就到了茶山，茶山就到了衡山。”
刘才喜：“那一次死的人不少啊，我们一个师最后整个下来编制一个团。”
长沙失守令人惋惜，其间值得我们反省之处太多了，但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冲刺奔杀的勇士们则是永远令人景仰的，因为在第一线他们从不问自己是生是死，也不问这场仗是赢，是输，
张家山、肖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当年白天霖炮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预10师和日军68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
跨越湘江，是日军68师团先进部队进袭衡阳的途径，也是老鼠过江的地方。当年湘江大桥已经毁了，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桥墩还在呜咽的江水中矗立着。当局在原大桥南约一公里处另建了双层铁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走火车，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也许是人之可贵之处吧，因为，他们能创造。
一寸河山一寸血（35）
1944·民国33年6月18日，长沙沦敌。
横山勇的第11军马不停蹄乘胜南压，企图在6月份以内下衡阳、取桂林、直杀柳州，结束“一号作战”。没想到光是衡阳这一役，就杀得“大日本皇军”灰头土脸，颜面无存，使他们在“一号作战”中遭受到了空前的挫折与尴尬。
当时日军在西太平洋诸岛的战事节节失利，败象尽出，加上中国战区战情胶着，使权重一时的东条首相深感无力挽回颓势，而于7月18日宣布垮台。
1944年6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欧洲。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之后，此时正向柏林一步步进逼之中。在国际上，大家正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欧战胜利，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湖南的这一战役的，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一役却是后期战役甚至整个抗日战争中极为艰苦壮烈可歌可泣的一场殊死搏斗。
第三十五集 惊天泣鬼保衡阳
对日作战已跨进第八个年头了，但在国内战场国军经由美国租借法案得到的军援仍十分有限，而大批军需物资此时正羁留于印度被史迪威把着，作为他协助英军反攻缅甸的筹码，即连陈纳德的14航空队也面临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境。在长沙陷落衡阳受困的这段日子中，史迪威在国内战场上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在6月21日撤走了桂林的外侨，他罔顾中国人的民心士气，直认为“较早放弃桂林实属必要”，总算林赛准将还有点良心，在紧要关头给了衡阳几门炮，这几尊炮后来在守城防御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再说我们自己。事实上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即已呈现了至为严重的兵员缺额的问题，加上精锐师南调支持滇缅战场，所以当时长沙守军的实力是难以与二、三次会战时相比拟的，这至少是长沙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观日本，横山这次可是创下了中日开战以来的空前纪录，一共纠集了150个大队倾巢来犯，显然他们要的还不只是长沙。
当日军占领长沙兼程南下时，国军似已无力在渌水与衡山间做有效的抵抗，因为在长沙一役中，我军被绝对优势的来犯之敌“冲”散了，在一片混乱中，重建指挥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陵基和杨森的部队在茶陵和醴陵这两条线上和敌人都有过激烈的战斗，但仍然挡不住日军锐利的攻势，衡阳终于被围了，国军这些部队从此便被隔绝于日军的包围圈之外，一直未能向守城部队伸出援手，而使衡阳形同一座孤城。
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方平原地带，北屏南岳衡山之南麓，东临湘江，是粤汉与湘桂路的交汇点，称得上是湘省中南部的交通枢纽，也是大西南的门户，因此，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长沙既失，衡阳之战在所难免，守城司令方先觉为能放手一搏，于6月中旬下令撤退衡阳城30万居民。
（第10军预10师29团副营长）李文秀：“我在衡阳西站疏散老百姓，我们希望距离开战地30华里，就是战争范围内30华里，就···不管你怎么走法，老百姓一大群，在战争中真是可怜，看他们逃难，难民嘛，那大路小路都···车子火车上都趴得满满的，上下都是满满的，没有车辆，车辆很少。”
30万居民是为了避免可预期的惨烈兵燹而奉命撤离的，但另一个大迁徙则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
（第10军预10师迫炮连长）白天霖：“有一天外面人大伙儿的街上人都叫‘赶快来看，赶快来看’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啊，那个老鼠啊，所有的老鼠一下到江边集合了。”
有关老鼠过江的故事，衡阳居民罗先生证实说：
“这个老鼠过江由那个下面过去，就是那个下面的河边过去的，（那大概过了多久？）过了多久啊，过了差不多有个把小时，尾巴咬尾巴，接着前面一只后面一只咬着这一只尾巴，再后面再咬这一只尾巴，它咬着的等于一条线一样啦，（游泳过去的？）嗯，游过去了。”
白天霖：“一想啊，对，所有的轰炸都在江西岸，轰炸都炸掉了，想一想哎，老鼠一个也没有了，老早就搬了家了，这叫老鼠搬家。”
衡阳城横宽500公尺，南北纵深约1600余公尺，是个长方形的小城，除了东倚湘江外，城北还绕着一条草河，至于西边，不是鱼塘就是沼泽，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而言，这三方面都不是攻击的好途径，剩下来的就只有城南了。城南从江西会馆顺着铁路往西走，包括枫树山、张家山一直到汽车西站，这一路属丘陵地带，日军只要过湘江右旋便可以直扣衡阳了，所以双方都将南门外列为必争之地。
方先觉把最精锐的预10师葛先才的部队部署在这里，190师在右翼负责东起泉溪到湘江东岸五马归槽和橡皮塘一带阵地。第54师防区偏北，守耒河西岸冯家冲之线。第19师则管城西，他们的防区北起高家塘南迄汽车西站。军指挥所设在城内的中央银行。
第10军原编制辖三个师，其中190师为后调师，只有干部没有兵员，后来又把原来守城的部队第54师拨了过来，但这个师只有一个团的人。合着此时第10军虽然有4个师的番号，但实则只有7个团的人，连同直属部队统统加起来也不过1万7千余人。方先觉先觉到了自己的人员不足与弹药有限的弱点，所以把防卫圈缩得很小，他甚至放弃铁道以南原有的国防工事而退距城边，这种不留后路，向心凝聚的做法，可以说明他打一开始就下定了不准备活着走出衡阳的决心。
在工事设计方面，方先觉很聪明地在城南丘陵地带相接处的鞍部两侧配置机枪据点，而构成了严密的火网，他又把山坡的一侧挖成直角，就象座峭壁一样，逼使进攻的日军只有两种选择，一为用云梯攀登峭壁，一为匍匐前进靠运气过火网，显然此二者都将使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10军直属工兵营营长）陆伯皋：“47天前快20到25天就把这个工事啊，就是防御工事要做好，于是乎把肖家山、张家山、141高地这一面是最南边把它削成绝壁，削多高呢，6公尺，一个梯子爬不上去。湖南啊是一个池沼地带，把它想法子连系起来，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挖宽挖深，东边不讲了，南边和西边啊就是这样，南边就是削绝壁，北边就是连络水系。”
事先，横山勇并没有把衡阳看在眼里，他只用佐久间的68师团和岩永的116师团大约3万多人沿株洲南下进袭衡阳。6月23日，68师团从株洲过衡山，杀到了衡阳的东南郊区泉溪。6月26日黄昏，日军第68师团在湘江西岸与116师团会合，正式开始了衡阳的攻防战。
（68师团）北川升：“6月26日午后6点，我在衡阳打出的第一发子弹，衡阳会战就此展开。”
在猛烈的排炮轰击掩护之下，日军开始冲了，他们没想到守军能挨得起如此密集的炮击，直到潜进阵地才发现情况不妙，但还来不及会意就在我军火网之前纷纷倒下去了。
（68师团）山内礹：“进攻时日本军啪哒啪哒的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来，后来我们的小队长最先到达最前面的碉堡，后来我也到了，在我之后5公尺附近的士兵都不断啪哒啪哒地倒下去。回去后我们这个中队中队长以下几乎全灭，还活着的大约只有30多人。”
28日，师团长佐久间忍不住自己跑到高地上去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候突然飞来几发炮弹，佐久间和他几个参谋登时应声重伤倒地躺在血泊之中。这一排炮弹是从枫树山我军28团迫击炮阵地打过来的，当时迫炮连连长白天霖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他回忆说：
“就在正前方8、9百公尺7、8百公尺的地方，叫欧家町，起码7、8个人，30个人都有，我一看这是好目标，怎么会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向我们阵地侦察呢？这证明到这不是个团长喔，我看到以后马上下决心各发一发，结果一下8发炮弹打出去以后啊，一下就命中了这个人，那才过瘾呢看着。”
68师团不止师团长挂彩退下阵去，攻城的士兵显然也遇到了相当的麻烦。
（68师团）北川升：“当时我们要徒步走几百公里，弹药又很重，所以就没有把弹药带着一起走，以为支援部队会跟在后面过来，可是支援部队的物资在途中却被中国的军队夺走，所以说攻击衡阳时弹药也逐渐殆尽。”
至于国军这方面，虽然也有弹药不继的问题，但他们坚守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的三不主义，所以在守城之初还可以应付，但“看得见”、“瞄得准”、“打得死”则必然是近距离的搏斗，由此我们当可想象战况是何等惨烈。
（第10军直属搜索营连长）臧肖侠：“我就向后面申请这个迫击炮射击，等了很久很久，天都黄昏的时候啊，唉!一个迫击炮的排长来了，他打了7、8发停止了，喂！我说你迫击炮怎么这么打呢？他说‘报告连长，没炮弹了’。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这个···你要这个什么炮弹？我这个炮是81炮，81炮弹老早打完了，这是82炮还剩余的炮弹啊，由我们军部的幕僚人员把它用石头给它磨去了1厘米装上去打的。你说这个东西他们一天能够磨几发啊，这个军部幕僚人员手都磨破了。’”
从6月26日开始，日军等于是用68和116两个师团的兵力来打我们一个师的，血战了7天7夜，敌人除了在我阵地前留下遍地横尸之外未获任何战果。7月2日，横山只好鸣锣收兵。
自从日军攻城开始，日机即展开了密集炸射，小小的衡阳城未几就成了废墟了。
（第10军预10师司令部军医）汪恕涛：“每天晚上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轰炸就来烧啊，那么能跑的人，在外面能跑的，能可以走动的人，那么就可以走出来了，那不能走动的人统统就不能走了，就···就没有了，所以到以后，战到以后啊，所有的病人啊没有往野战医院送了，没有送病人了，伤的人没有了，为什么那么打仗没有伤的人呢？所有伤的人他就不要向后方跑了，自己也知道，我反正是死了，我死我也要跟日本人死在一起。”
在此期间，原先派驻城外的部队纷纷夺路退回城里，他们投身火窟共赴生死的袍泽之情使守城的部队斗志更加昂扬。
7月11日，日军又卷土重来，发起第二波攻击。守军的弹药本来只够10天的份，如今困守孤城已达半个月了，状况自然越来越恶化，因此，他们只有选择更近的距离用手榴弹和敌人拼搏。
（68师团）北川升：“敌人的数量很多，其中最可怕的是手榴弹，敌人的手榴弹是三个一捆地丢，我们日军只是偶尔丢一发，另一个更可怕的是火箭筒，这种武器在发射时不会超过100公尺，可是因为是近距离作战，只要能够投掷到50公尺就足够了。”
7月中，战况更形激烈，日军的攻击甚至已经不用云梯了，因为沿着峭壁的这一边尸体已堆积如山，他们只要踩在阵亡友军的身体上就可以逼近我方阵地。
臧肖侠：“那个时候我看只有那个堡垒啦，那我这个连长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人来补充，我只有跟这个堡垒共存亡了，我就拿一挺机枪就跳进去，跟那个···跟他一起打，他在那里在···在那里这个打，我一进去他说，他一面打一面说‘哎，连长，你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啊，你要在你的连指挥所，你要指挥全连。’我说：‘好啦，全连都没有啦，只剩你这个堡垒了，我跟你一起共存亡。’我们那两个射孔，他打一个我打一个，我看那个堡垒，到堡垒里面才看到啊，堡垒前面那个敌人的尸首真是堆积如山，他已经挡住射孔啊，已经妨碍射线没有办法了，要把敌人那个尸首给他打碎、打烂了以后才能看到前边。”
40年后，生还的68师团残员组成了一个“战友会”，他们根据记忆，集资聘请名家把当年衡阳城南的战斗用油画画了下来，这幅画存实了当时血拼的情景，也让后人通过具象的画面去感受一场惊天泣鬼的战斗。
7月18日，衡阳攻城已进入第25天了，而日军仍无法突破我城南阵地，在沉重的伤亡压力之下，横山勇不得不再度下令中止第二波攻击。
（68师团）山内礹：“在衡阳攻击的地方第一个是出入口的高地、学校的校地、高处的烟囱，结果在到出入口的高地前就被击退，共持续了40几个小时，每天就不停地进攻，然后又被击退。”
（68师团）北川升：“半夜的时候，因为没有可发射的子弹，就用拍手的方式，大家一起看手表，一到半夜1点时就几百人一起啪啪地拍击，敌人就更猛烈地回击。”
畑俊六为日军迟迟攻不下衡阳甚为光火，而长沙的横山勇更是一筹莫展，此时他不得不加派3个师团南下增援，以5个师团外带直属部队几达11万余众来对付1个军的中国部队，在中日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