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同时间，顾祝同的三战区，李宗仁的五战区都发动了牵制攻势，尤其是陈诚的六战区，更集结了25个师的兵力猛扑宜昌。战报纷纷传来，一时间阿南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不得不抽兵回援，藤冈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本来要开往长沙作战，但因为后方遭中国军队包围，只好回过头来反击。”
岳麓山这方面，冷静沉着的薛岳看出敌人阵脚不稳，正表示“天炉”盖顶的时机到了，由是一声令下，外围的国军将士便排山倒海的缩紧包围圈，接下来头捶、脚剁、腰斩，把日军的“尾巴”越切越短、越零碎。
（37军95师）萧佩芝：“那个时间，敌人一近，我们部队朝两边撤了，日本人认为我们又跑了又···不打了呢，日本人一进来，进来我们在后头一捉，将日本人捉到里头了，捉到里头那一下子就消灭它4万多人，我们团长死···都死了好几个团长。”
藤冈：“这时在我旁边的中队长正打算用望眼镜看看前方，只微微起个身，‘呜···’就弯下腰来，‘队长！你怎么了？’从腹部到后背血就啪的一声喷出来。”
阿南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匆忙间下令全军后撤拔腿开溜，日军于9月30日起开始突围北窜。此时，我军乘胜追击，连砍了9天，日军才过新墙河逃回湖北的老窝，长沙第二次会战我军以全胜收场。
长沙这一役到底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少影响我们姑且不提，但至少它让美国重新评估了这个穷“朋友”的份量，起码也不止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薄与脆弱，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美日会谈还在华盛顿进行着。当然，这种结果对日本而言肯定是始料未及的，他们本来想拿长沙加注，没想到却在这里栽了个筋斗。
这一年的7月，日本获得法国维琪政府贝当的“同意”，进驻了法属越南。这对美国而言是极难接受的。显然，此一事件更窒抑了野村与美国谈判的斡旋空间，面对罗斯福一步又一步的对日制裁措施，日本外相松冈仍然一意孤行，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应。
为了缓和美日关系，近卫首相不惜以内阁总辞的手段来摆平桀骜不驯的松冈洋右，但三度组阁的近卫已经无法掌握全局，只好于10月16日总辞。
18日，关东军出身的陆相东条英机出任阁揆。
11月1日，日本大本营进行了一次长达1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其结果经裕仁裁决。
12月8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险棋——奇袭珍珠港。
苦撑了四年又六个月，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正式宣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32）
第三十二集 悲情·豪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他们南进策略的前哨战，彻底摧毁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目的在于能够充分掌握西太平洋的海上军事优势，所以，早已做好了席卷东南亚美、英、荷各国属地的攻击准备。
同一天，酒井隆23军第38师团佐野的部队衔命从深圳南下，由九龙渡海直取香港。在这个战场，英国佬靠中国老百姓象陈策这种抗日志士的协同作战，总算撑了18天。徐亨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13号我们就听到这个···日本军队已经要占领九龙了，25号因为水也没有了，电灯也发生问题了，所以港督以为啊他非投降不可了，所以就准备从这个···20···25号下午就坐着小船啊，竖一个白旗子啊就过九龙，到这个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
那一天正是1941年的圣诞节，而沙捞越的首府古晋也同时成了日军的圣诞“礼物”。
10日，日本空军击沉了停泊在马来半岛外海两艘远东地区盟军仅有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清光了从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这一线上的英国海上武力。
1942年元旦，从高雄南下的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元月18日，日军在婆罗洲东南端峇里巴板登陆，日本海军顺便收拾了现在的印尼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的舰队，一路势如破竹，就象切豆腐一样把英美荷在远东苦苦经营的“基业”一片片地吃掉。
到2月15日，日军攻下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前后仅仅65天。当英军总司令卜锡弗率7万多部队投降的时候，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可谓踌躇满志，因为拿下新加坡比他预计得手的日期早了1个月。这个时候，日本梦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版图”眼看着即将形成了。
在这一轮海陆空联合猛攻之下，日军偶有遇到的抵抗除了香港之外，大概要算菲律宾了。在马尼拉南方巴丹半岛地区，指挥抵抗日军的美国将领正是后来被誉为大战英雄的麦克阿瑟。他在回忆录中曾经夸大地描述道：“巴丹半岛和克里几多岛，已成为全球抗日的象征······”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中国战场的存在一样，而事实上他在那里也只不过打了3个月就奉召离开了战场。当麦克阿瑟到了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时，虽然讲过一句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言：“我将回去！”但当时留在巴丹的7万多美国部队不久之后便悉数投降。5月，菲律宾全域沦陷。
在太平洋早期战役中，英美将领都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国家“重欧轻亚”的政策，由于此一政策，而使在亚洲的军队补给不继，物资缺乏，最后演成了失败的命运。其实，麦克阿瑟和卜锡弗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补给不继”，什么叫做“物资缺乏”，因为当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时候掳获的英军步枪就达6万支之多，山炮300余门，高射炮100门，要塞炮50门和军用汽车1万余辆，这个数目比当时全中国的汽车总数要多出一倍有余。
珍珠港事变同日，日本向英美正式宣战，而一向担心美国过早“进场”的德国这个时候也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于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了。
12月下旬，丘吉尔访美，双方军事首长在华盛顿取得了共识，他们一致认定：德国是轴心国家的龙头，擒贼要先擒王，所以打倒德国才是胜利的关键，从此“重欧轻亚”便成为同盟国的战略方针，虽然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发表了“共同宣言”：“决心一致对轴心国作战，直到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但就当时而言，同盟国的重点仍然摆在欧洲，至于亚洲的仗，一时还帮不上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要硬着头皮自己撑着。事实上还不单如此，因为当时中国已身为同盟国之一份子，所以总得善尽国际责任帮亚洲盟军其他战场打仗，这个担子对穷困疲惫的中国而言，无异雪上加霜。
可见，我们虽然走进了国际组织，却走不出国际间冷暖的悲情，因为，从嗣后的发展显示，他们轻亚实在是轻过了头，但是中国战场上拼命的国军此时却依然豪气干云，在节骨眼上风风光光地在湖南赢得了一场胜仗，那便是扬名国际的长沙三度大捷。
1941年12月13日，东京，一个酷寒的下午。陆军总长杉山元很得意地向裕仁报告日军攻略香港一路顺风的捷报，裕仁问道：你们有没有顾虑到中国军队从广东反攻的威胁？这句话正是长沙第三次会战的由来。
事实上，两个月前长沙战后国军的部署是做了一番调整，王耀武的74军确实正往广西移动，而欧震的第4军也来到了广东。日军大本营警觉到这个动向，旋即下令阿南的第11军向我第九战区发动牵制性的攻击，同时从华北调来第9旅团归阿南指挥，加上11军原来的第3、第6和40师团以及直属部队，总共也不过6万余人，比起前两次的规模要小得多，因为在当时不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好，阿南惟几也好，都没有打算攻取长沙城，其目的只是牵制国军而已，但后来由于阿南求功心切抗令冒进，最后才掉入了薛岳设下的陷阱，一步步被诱入天炉之中而成了挂炉烤鸭。
1941·民国30年12月14日，阿南命34师团在江西向南浔一线佯攻，24日“平安夜”，在风雪交加的天候中，日军徒步冰冷的新墙河向南推进，一过河就碰上老冤家杨森的部队挡住了去路。25日，阿南令第3师团投入战斗，守将杨汉域第20军的弟兄们和敌军杀得难解难分。其实，阿南大可不必打这场仗的，因为他动作太慢，已经延误了发动攻击的时机，到他过新墙河的时候香港那边的战斗已成定局，所谓的牵制任务事实上也失去了意义。同样，由于香港已经沦陷，原先驰援的国军部队很快的又奉命回防加入作战，因而增加了不少实力。不过，这个时候阿南心想好不容易才过了河，不打到汨罗江实在有失“皇军”的面子，于是便决定继续南行。
12月30日，蒋委员长电令薛岳：
“我第二线兵团应位置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主动地位把握战机，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集举各方全力齐向残敌攻击！”
这次长沙之役便是忠于这个“脚本”确实执行的。事实上，薛岳对后退决战的战法已经运用的十分娴熟，所谓艺高人胆大。这次除了新墙河之外，往南直到浏河北，几乎没有什么“第一线”，原先在这一带驻防的37军陈沛部队只见日军一到，纷纷让路，消失无踪。日军过汨水，高奎元的99师和梁汉明的92师也只是稍一接触就闪开，等于让出一条路给日军通过，而把长沙城“孤零零”地呈现于敌前。拿长沙做“铒”着实有点大胆，但薛老总却有他的打法，原来他早把王陵基的30集团军从江西调到平江一带，罗卓英的19集团军也从上高调来浏阳，这两支队伍在长沙东方形成南北长达100余公里的侧击大包围圈。彭位仁的73军从益阳推到了湘江西岸的宁乡据高策应。奉命开闪的杨森和傅仲芳部队则等待日军主力南下过后再行集结，伺机从北往下压，这便是薛岳的“天炉”布局。外围各线并奉命于民国31年元月4日子夜前抵达第一波攻击线，至于炉中心，镇守长沙的大责重任则落在第10军李玉堂的肩膀上。
1941·民国30年最后一天，阿南和两年多前的冈村一样，顺顺当当地来到了捞刀河畔，可是，他远不如冈村那么聪明，因而未能正确判断自己的处境，加上擅自越汨水南下已经触犯了军令，很想拿下长沙戴罪立功，没想到这正是薛岳求之不得的事。
民国31年元旦早上11点，阿南在浓雾中发出第一颗攻势信号弹，丰嶋的第3师团分三路向长沙城的东南方直扑而来。守长沙的第10军计有三个师，分别为周庆祥的第3师，宋岳的190师和方先觉的预10师。在这三个师里方先觉的部队装备较佳，但在二次会战中伤亡严重，至今未获充分补充，因此兵员最缺，象葛先才的30团只有500多人，约当一个营左右的兵力，而他守的正是长沙南门主阵地，日军突破长沙东南角时对他的前哨据点修械所冲杀了11次之多，从元旦到4日这4天，30团弟兄大部分阵亡战死，只剩下58人，但30团还是拼死把住了南门。亲历这一役的预10师作战参谋臧肖侠描述了当时的作战情形，他说：
“那个仗打得是最激烈，最后，由于这个他的部队伤亡完了，师部里把这个担架兵，担架兵你知道卫生部队啦，还有输送兵，光是挑扁担的，那个时候没有部队运输靠人力运输啊，输送兵都给他补充上去。他这个号长在吹冲锋号的时候，大概给敌人把号都给打穿了，打穿了马上把他绑腿拿下来把打穿的那个孔又裹起来，再吹，那其他的部队看团部的号长在吹冲锋号，大家一起都跟着吹，可以说以这个冲锋号的威力啊，把敌人这个···抵住了。”
1月3日，神田的第6师团兵临长沙城下，当他从北边向城里突进的同时，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炮兵再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时炮声四起，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第10军预10师）王文汉：“那个时候他为什么退呢？那长沙岳麓山那个炮啊，那个野炮啊太厉害很了，他死了两个师团来牺牲了。”
（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战史编辑）吴相湘：“我们在岳麓山湘江西岸啊有个炮兵阵地，是用德国制的45公分的榴弹炮，这个炮筒啊有一个菜盘子这样大，那时候我们发射500多发，等我们4天之后回到长沙的时候，那房子已经毁成平地了。那个时候日本人之野蛮粗鄙啊，他占领我们北门外这个···YALE IN CHINA 所谓雅礼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钢琴，他们居然就在钢琴···把那钢琴盖子打开啊在上面大便。”
这个时候外围各路国军已如预期抵攻势到达线，于是万枪齐鸣众炮齐发，朝着长沙向心围剿。
元月5日，阿南终于搞懂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连忙下令在金井的40师团接应，协助第3与第6师团突出重围，但为时已晚，因为优势的国军已从四面八方涌进，一时多向夹杀，超越追击，造成日军极为惨重的伤亡。当时由于两军已混作一团，使日机搞不清该不该投弹，因而失去了“空优”。就这样，从浏河到新墙河，阿南前后被捆着砍了10天，最后，在19旅团营救之下才灰头土脸地于元月15日逃过新墙河。
自从开战以来，日军的惯例都要把战死沙场的袍泽尸体拖走焚化送回本土的，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们办不到了，因为，死得太多，逃得太狼狈！
（第10军190师）禹琪：“他撤退了以后很快他就···留下来尸首啊很多，尸首还是全的不是残缺的。”
（26军32师）汪中泉：“他的人和马没有一个存活的，都填在那个山沟里头，跟山差不多都平起来了。他来不及啊，他本来日本人要烧尸体，来不及烧啊，都是割一个耳朵拿走了，其他都没有。”
臧肖侠：“他另外有个习惯呢，万一尸首拖不回去要把左手剁回去，烧成骨灰带回去，就是连左手剁下来，我们看到他那个尸首里面左手给剁了二、三刀，没有剁下来他就跑掉了。”
（40师团）藤冈明义：“没有办法去将尸体扛回来，只有将他们小指切下，这小指就是遗物，只能取这部分。”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那么多的尸体啊，这清扫很难的，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所以过后啊，好像挖了个很大的坑啊，过后把那个尸体啊都把他埋下去，好像过后称呼这个‘万人冢’，冢就是坟墓啦。”
长沙这一役是中日开战以来我军最彻底、最丰硕的一次胜仗，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所向披靡，甚至欧战开始以来，反侵略、反轴心的同盟国家第一次扎扎实实的胜利，当时全球各大媒体争先报道此一捷讯以鼓舞人心，其中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最为传神，他说：
“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英美军事首长此时也都纷纷来电道贺，美国海军部长更发表一篇告中国人民书，指出此役是：
“所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
锦上添花可谓如雪片般飞来，可惜雪中送炭的人却音讯渺渺。
1997年，我们重返这一座当年的抗日名城。从北面南望去，湍湍湘水的右边就是长沙，赫赫有名的岳麓山坐落在城西，环绕于山南的建筑现在叫湖南师大，而远处的电视塔正是岳麓山巅。山上的景象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人事早已全非了。象这座古老的建筑，据说就是当年的薛岳指挥部，而现在却改作疗养院了。
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座73军阵亡将士碑。73军是彭位仁的部队，属王陵基30集团军的劲旅。这个部队前后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伤亡惨重。阵亡将士有一部分骨灰收藏在一个叫做忠义观的灵骨塔中。在幽暗的塔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单位名称，而那些骨灰罐子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捣毁而荡然无存，所以这空荡荡、阴森森的忠义观被临近湖南师大的学生称鬼门关。
今天，岳麓山已是长沙近郊的一处新兴游乐区，不过，游客们的聚点在山头的电视塔，那山后丛树杂草间被埋葬了的故事却依然相伴着万古寂寞与冷清。
1942·民国31年元月3日，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蒋委员长出任战区统帅。从此一刻开始，我国对日抗战也进入了决定性的第三阶段了。
委员长出任统帅后，电新上任不久的外长宋子文，请华府派一个战区参谋长来，以示合作的诚意与尊重。起先，他们找的是段澜中将，段澜建议从缅甸发动反攻，东进泰国，再下越南打通我国对外运输线，然后协助我国建立强大空军对日作战。这显然是一个攻击性的作战策略，史汀生表示赞成，但马歇尔却反对，因为他认为此时还没有大量援华的准备。这么一来，段澜不干了，后来，才找到史迪威。
根据史汀生的说帖，这个“参谋长”的角色与蒋委员长的原意有了很大的差距，其中出入最大的在“实施计划”部分四条中的第二条，其原文为：
“在委员长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以及华方拨给的部分中国军队，这些军队若在缅甸作战，则需听命英军统帅之指示，但由美军官指挥。”
假如，我国同意，那么：美国将协助我国扩建华南地区空军军力，并提供我方拨给该一美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军队全部装备······。
换句话说，他们派来的不是个参谋长而是个指挥官，而且军援也变成有条件的了，那意思是“你要东西，就得听我使唤”，姿态之高已完全失去了“租借法案”和“麦格鲁承诺”的基本精神。当蒋委员长收到这份说帖的时，立即去电宋子文，强调“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而行”的立场，并请美方澄清史汀生的说法，但宋子文竟然没有把此一重要指示转告陆军部，而史迪威却于2月12日就飞来了，此时他身兼六项重职：
一、美军驻华代表
二、在缅中、美司令官
三、对华租界总管
四、滇缅路监督人
五、在华美空军指挥官
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但是当他于3月3日在腊戌晋见统帅时，只提了前五项，直到委员长追问才补充说：“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接受钧座之指挥。”状颇委屈。
我国与美军部对“参谋长”一职的角色与职权之解释不同，以及史迪威个人性格的倨傲，后来造成了彼此之间极大的困扰。蒋纬国就委员长与史迪威之间矛盾一事想起了一段往事，他说：
“那个时候是史迪威，有一天，他提出来说，‘我们每一次出去到战区去视察啊，都是坐着委员长你的飞机，这一次我们换换口味啊，坐我的飞机吧。’其实呢，是他们有一个暗算，上面准备了降落伞，那么那一次他们准备了一人一顶降落伞，唯有给父亲用的那一顶啊，是拉不开的。那说起来，你中国的高级将领连拉个降落伞都不会，摔死的是自己负责。没想到啊，等到从官邸出来预备上史迪威的汽车的时候，后面有一位参谋来请，说‘报告委员长，有一个紧急的电话’。”
据说，接过电话，委员长就改变了行程了。到底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甚至整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我们也难以求证，但此一传闻当时在重庆却甚嚣尘上，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恶劣了。
一寸河山一寸血（33）
第三十三集 一狼·二虎·“四强”
1942年元月，中国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发表了对侵略者德、意、日三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使中华民国国号破天换地与美、英、苏列强平起平坐，并号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四强”。这对当时我国的民心士气是一大鼓舞，大家以为我们熬出头了。其实，所谓“四强”的组合，说穿了只是一匹狼、两只老虎和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相处在一起而已。在那段与狼共舞伴虎入眠的岁月中，中国人所遭受的辛酸、委屈、挫折、但又不能说的苦楚，在当时甚至过后都是鲜为人知的。
蒋中正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日记里写道：
“今而复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牺牲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狼二虎是如何对待他的“盟友”的。我们先说苏联这匹狼吧。
苏联本为我国北方大敌，他们觊觎华夏疆土已非一日，远的不提，单就1942年并列“四强”后来说，就够“朋友”的。当时我国对外运补线尽绝，美国建议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西伯利亚到新疆的航线，但是被苏方拒绝了。后来改提从伊朗经中亚俄境到新疆的陆路运输线，苏联说这还可以考虑，不过条件是“你们运多少吨物资，重庆就要付多少吨农产品”以为“过路费”。这一招等于戳穿了他们当初援华的假面具，因为在苏联眼里，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即已造成了必败的命运，既然他的后门太平了，还要你重庆干什么？从此，苏联便全力扶持延安，而造成国共之间冲突的白热化。
再说英国，本来就是一个至为现实的帝国主义者，打从鸦片战争开始他就从未对中国友善过。此时由于自己正处于泥菩萨过江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亟力说服美国把全副精力用于欧洲，挽救英国的危亡。以当时世局而言，英美“重欧轻亚”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欧”要“重”到什么程度呢？
陈香梅引用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说：
“英国的丘吉尔，大家觉得他是英雄啊什么的，可是他一直不主张帮忙中国，所以他说：‘欧洲第一、欧洲第二、欧洲第三’。”
好吧，就算欧洲第一、欧洲第二，连第三也是欧洲，那么亚洲总可以排上第四吧？假如亚洲排第四的话，那么她的份量有多重呢？据统计，在1941年这一年当中，美国援欧与援华的比例为100：1·7，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数据足以表示英美在全球战略上对亚洲战场的轻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那便是日本人在武攻席卷东南亚的同时，也利用南洋诸国殖民地人民的心态发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英美”等心战攻势，象当时的印度就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谓“不合作运动”，英印关系可谓空前恶劣，假如这种态势任其发展，日本有可能很快拿下印度直取中东，进而与德意在南欧东进的军队会师，如此一来，麻烦就大了。
为此，蒋委员长于1942年2月便有了印度之行。这位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希望以其自身的抗日经验和宏观世局的视野来影响印度朝野使其合作，共御敌寇。虽然此行未能挽救英印关系决裂的命运，但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诚意。
英国当局轻视亚洲的另一恶果是造成远东英军士气低落、无心恋战，但是当时中国战场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正在此地区，他们不打，我们不得不打。为了维护这条补给线的安全，为了一尽身为“同盟国”的一份心力，我国早在年前，也就是长沙之役正酣的同时，即已建议国军入缅协助作战，但是当时英军总司令胡敦认为让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是英国人的“耻辱”，因而不同意。
到了元月20日，日本大军果然从泰国杀过来了，这个时候英国人才慌了手脚，允许国军第6军甘丽初的93师入缅护路，不过他们撂下了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也就是说，是你们自己要来的，便当自立吧！
等到2月6日仰光失守时，他们才真的急了，于是便主动申请我军入缅作战，可惜这个时候已经延误了足足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参与入缅作战的远征军战士回忆这段往事说：
（第6军49师）黄宪：“那仰光还没失守嘛，仰光没有失守他不叫我们进去嘛，叫我们驻在那个···边界，驻在那个营房子里头，等到仰光已经失守了，才叫我们进去。进去的时候，一个55师，我们是49师，热死啦，我们进去的时候是穿着棉衣，到了把棉衣整个棉花给它搞掉，穿着只是那个···，那里也没有东西吃，吃什么？木瓜打汤、树叶，吃那些东西。”
严格说起来，英国人要求国军入缅其实是个陷阱，因为英国驻印缅最高长官魏菲尔明白地说：“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目的。”所以当日军自仰光汹汹北上的时候，英军都往西边闪，而留下空旷的主战线给中国军队去守。象罗城以东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就分给了甘丽初，可怜的第6军，一个士兵要管250公尺正面。国军更大的不幸是来自于他们的司令官——身兼六职的大红人史迪威，原来此君根本就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而且还跋扈刚愎、自命不凡，因而把缅甸战场搞得一团乱。
话说1942年入缅的我国“远征军”，共有三个军，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丽初的第6军，张轸的66军，以及约当两个师的直属部队。假如您还记得的话，其中杜聿明的第5军便是（民国）28年底在桂南打下昆仑关的部队，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军实为当时国军中的精锐之师。
当第5军和第6军开进缅甸时，蒋委员长即明告史迪威，这两个军是国军精锐部队，宜以防守曼德勒为要务，因为曼德勒是滇缅路的重要据点。但史迪威的想法却要用第5军的3个师去协助英国佬反攻，所以打一开始戴安澜的200师就奉命直开东古以南的最前线。这个时候盟军的部署是这样的：右翼是英军，他们坐拥150辆坦克守普罗美，中路也是主战线由戴安澜守东古，再往东去就是左翼的第6军了。
200师只有9000多人，刚一到防就和迎面而来拥有2万多兵力的日军第55师团打了起来，这一仗整整打了14天，才奉命由廖耀湘掩护后撤到平满纳。至于右翼的英军，还没开打就纷纷北撤，没想到4月17日还是被日军第33师团包围于平河以南的仁安羌。史迪威不顾委员长禁令，急调驻守曼德勒的孙立人新38师驰援。
4月19日，孙部渡平河击破33师团日军防线，救出英军7千余人以及传教士、新闻记者和英美平民等500余人。
（新38师112团）杨一立：“那么113团就有命令，要去支援英军，英军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了。”
（新38师112团）李纯明：“记载上面是有1000···1112个人，但是在我知道的，他们那个113团真正上战场的只有700多个人。那么敌人那时···剩7000多，被围的英军也是7000多人，他们有战车、有大炮、有坦克，为什么让人围在那地方出不来，我们38师草鞋部队最大的炮就是···那个时候就是82迫击炮。”
杨一立：“以少胜多啊，这个战争（斗）实际上非常之奇迹，完全功劳在指挥官一个人这个···掌握之中啊。”
李纯明：“那个英国人一看到我们把大拇指举起来，有好多人就在流泪，有好多人来抱着我们那个兵啊，大家就是···在那里跳了。”
杨一立：“后来呢，为什么不能继续狙击敌人呢，因为友军的阵地啊，有第5军啊、第6军啊，还有这个···美支队啊、英印军哪，这些单位啊阵地都受到···不利了。”
4月20日，史迪威又把平满纳的200师调去乔克巴当支援英军，因而形成了主战线平满纳和曼德勒的兵力不足，让日军有机可乘终至全线溃败。
当重庆的统帅部得知前方吃紧的同时，立即电告史迪威将国军3个军的主力即速向密支那、片马方向移动，但史迪威置之不理而任由大军徘徊于曼德勒与西保之间。等日军56师团迂回切断后通密支那的铁路时，史迪威才发现大势不妙。
面对如此局面，他“玩”不下去了，于是便甩下中国人托付他的3个军精锐部队，自己一个人溜到印度去。直到6月3日史迪威在重庆露面的时候，我们这位司令官竟然两个月未曾给他的上司盟军统帅一份报告、一个电话。
5月，正是缅甸丛林山区多雨的季节，象孤儿一样被抛弃了的国军只有冒着恶劣的环境和强悍的追兵各寻生路了。200师师长戴安澜不幸在西保北撤的战役中受伤阵亡，使国军痛失一员悍将。当年流落中印缅边界的国军弟兄回忆那段艰辛的往事说：
（第5军200师）吴振泉：“远征军那个时候我们师长还是戴安澜啦，就是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跟日本人抗，在那什么叫高黎贡山，在高黎贡山上，那个山高的，上山要一天一夜，下山要一天，师长都阵亡了。”
（独立工兵营）何自如：“撤退还没撤退完，我们那个总司令哦，那时候是马总司令就堵到我们营长，就是要炸那个惠通桥，后头的都丢掉一部分人。”
（第5军装甲兵团）张国华：“好在我们的命大在前面走过去了，那在后···跑到后来的，惠通桥那个桥啊等于就是这头也有车，这头也有车，炸桥的时候就不管啦，没有办法啦，都下到河里面去了···在底下去了。”
在3个军里，第5军的命运最为坎坷，他们被打散了之后，有一部在淫雨浓雾中迷途而误入了野人山。
（新38师112团）杨一立：“22师第5军呢他们就苦了，向西走呢就可以到达印度，同时他们走的方向啊太苦，路线太苦，真的是那些野人山啊···一言难尽啊，那苦头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吃草根吃蚂蚁蛋，煮香蕉树，那一段实在是没有补给那一段实在是···”
66军新38师孙立人的部队状况比较好一点，他选择直线西行进入印度的路线，但是当他带着两个团过印度过境的时候，英国军队竟然忘了仁安羌的救命之恩，要缴孙立人的械，李纯明当时就在国军的这个行列之中，他回忆说：
“就到那个英国人···第1军在守着印度边境，印度缅甸的边防，他要缴械。”
（新38师122团）杨一立：“孙立人将军的智慧非常之高，重要的兵力摆两边，不给他们缴械。”
（新38师122团）李纯明：“我们这个草鞋部队还是草鞋穿着啦，但是装备好好的，一班一排的行进得整整齐齐的。”
杨一立：“你来看，我们的部队撤到这里来了，我们是这样礼貌我们还非常之整齐，因为我们不像他们英军。”
李纯明：“到了印度啊，没有一个班是完整的，有好多是把皮鞋拿到枪上扛着，有好多是打着光脚就跑回去了。”
杨一立：“孙师长就跟他讲了，请你派车给我们运输到后方去吧。”
李纯明：“老百姓如果丢掉一根稻草我陪你一根金条。”
杨一立：“马上他就拨了汽车啊把我们整个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啊就从英法尔运到迪布路加。”
总而言之，滇缅路这一役我们输得很窝囊，假如让我们自己来打，最起码也不致如此的狼狈，但是两个“盟邦”将领，一个不肯打，一个不会打，我们还能怎样！
在一狼二虎中平心而论，罗斯福还算是睿智的，至少他的视野比较宽阔。
1941年元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美国要作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表示美国将供应武器与战略物资给盟国。
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明文该法案适用于中华民国。根据此一法案，外长宋子文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建立一支拥有一千架飞机的现代化中国空军。
二、协助装备训练30个陆军师。
三、巩固滇缅补给线。
罗斯福是批准了，但后来由于史汀生、马歇尔这些人从中作梗，使这个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加上英国的把持，在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CCS）中并没有我国的席次。CCS属下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也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以致当时罗斯福的承诺都成了虚言。
1942年，美国空军派个毕赛尔上校到重庆来担任史迪威的空军司令。毕赛尔新官上任就悄悄地进行一个空袭日本本土的伟大计划，意图表现一下。4月18日派空军中校杜立特率16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日本，原计划回航时降落浙江衢州机场，但由于事先并未知会我国军方，临头又联系不周，因而造成了十分悲惨的结果。前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回忆说：
“就是他们军事上的机密守得太过了，他们本来是要在重庆午夜12点钟告诉衢州飞机场开灯的啊，所以呢他们10点钟就到了，提早两点钟，这飞机场不晓得，三战区也不晓得，三战区长官部也不晓得，有美国飞机来降落他也不知道，让这飞机在天上转了，转了没有办法了一个个飞机就掉了嘛。”
由于史迪威、毕赛尔的狭隘而造成16架美军飞机焚毁和部分飞行人员伤亡固属遗憾，但更倒霉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国老百姓，因为日本人当时还咽不下本土被炸的“耻辱”，于是便于4月下旬由日军第13军泽田中将纠集了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向我第三战区进行报复。
第三战区在全国战略上本属次要地位，民国27年后的作战多以游击为主，但面对此次日军大举来犯。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仍率其所属竭力抵抗。在金华、兰溪都有激烈的战斗。5月底，日军已进抵龙游。
6月3日，蒋委员长下令放弃衢州。在近3个月的战斗中，日机先后空袭此一地区达600次之多，军民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这便是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日本本土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在战时真心诚意帮中国人忙的美国人也并非没有，像陈纳德就是个例子。
陈纳德早在1931·民国20年就应聘来华协助国军建立空中武力，可是中日开战不久他就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被调回了美国，直到1940年才应委员长之邀再度东来。后来他和毛邦初一起到华盛顿去，极力促成“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协助作战的计划。
1941年4月，罗斯福“秘密”的批示了陈纳德的计划，准许后备空军官兵加入此志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