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7年底，从腊戌启运的第一批军用物资是购自苏联的武器和弹药，这便是我国在战时借道仰光输入物资的开始。问题是在当时国内会开车的人不多，现学现卖要跑这么危险的路程无异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所以便委请南洋侨领陈嘉庚在海外招募了一批司机，这批爱国华侨计有3千零33人，便成了滇缅线上的第一梯次开路先锋，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罗杰：“就是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我们华侨青年有志的，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出力。我们是没有钱的。”
林英：“我们出去相当艰苦的，过那个功果桥，原来那个铁索桥，那个车子一下去啊一摇一摆的，你就这样过去，慢慢地过，不敢快，就刚刚好够一辆车过。惠通桥比较好过，但是过了桥以后往前面就要靠着那个山的???江边，靠山崖呢，岩上，那就要碰到那个???上面石头遮盖突出来的。”
谢川周：“那一段才惨呢，苦的惨，苦得很哪，日夜地运输啊，不分日夜天天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从畹町到昆明要跑7天。”
林广怀：“到晚上开车到部队去的话，真的啊，稍微志气不坚的话吃不了那个苦，晚上开车又怕飞机，没有押运兵，又看不到，自己开车不敢开大灯，就摸着走。唉呀，那个路呀，山高路不平，转弯假如开车不正的话，那下去肯定看不到尸首，看不到底，烟雾层层。”
杨保华：“那条路跑起来的时候，以前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不通，东西他不卖给你的，你有钱他也不卖给你。我第一次出差在芒市的时候，离芒市8公里的地方车子就过不来，那个也不是夸张的，整个路是软的，一下雨车子就不能过了，怕陷下去，只有等。当时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做事，伙食带三天的吃一个星期，粮食吃完了没有卖的，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们就挖那个竹笋来吃，挖来的时候就放点盐巴，没有油什么都没有，煮着吃了我们个个都得疟疾打摆子，那时候我们个个都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那就靠在车轮上烤太阳。”
事实上，战时交通的无奈还不仅于此，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一方面拼命修筑一方面又在努力破坏的循环之中，这里面的艰险、忙碌与混乱，岂止是“一言难尽”所能形容？但这项跟救火一样的工作却从头开始都未曾间断过，问题是任凭我们是多么的努力也赶不上战争所带来的庞大压力，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到了最原始驿运。
所谓驿运就是利用人力以及牛、马、骡子、骆驼的兽力来分担运输的工作。驿运的路面要求比较低，我国自古以来便有驿站与驿运通路的设置。丝绸南路从康定、拉萨到印度的2千5百多公里便是典型的古代对外贸易途径，没想到千年古道如今又派上了用场。
民国28年元月，交通部成立了驮运管理所，现代驿运便由此开展了新叶。总计战时以重庆为中心启用的旧道以及另辟新道所组成的驿运干线就有八条之多，由是，骡子、骆驼、板车、鸡公车不绝于途，在宽广的国土上交织而成一幅壮观的交通网，这些生命也为它们苦难的国家延续了行将窒息的生命。
民国31年是我国对外交通最为黑暗的一年。当时日军攻陷仰光直杀腊戌，滇缅公路自保山以下都不保了，这意味着对外的唯一管道已被截断，赖以运补的一线生机只剩下（民国）30年底甫经开辟成功的喜马拉雅山驼峰空运线了。
有关驼峰故事，由于国际背景因素十分复杂，我们以后再谈。但无论如何单靠空运一个月3、4千吨物资，对庞大的中国战场而言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所以又赶修了中印公路。
这条路从印度的雷多经目前缅甸的新平阳、密支那到我国云南境内的腾冲、保山便可以接上滇缅公路北段，但其重要穿通层层原始山岭森林，都是旷古以来人类足迹从未涉猎过的蛮荒之地，工程异常艰困，光是勘测的工作就够骇人听闻的了。参加滇缅开路的林则彬这回也来到了中印公路勘测队，他回忆说：
“我们在中国境内这边还有人、有乡村，一过了高黎贡山，它等于是山那边就是缅甸的境内，都是原始森林，在里边看不见太阳的，钻进去的！都是从古以来没人走过的，地下树叶都是很深，一踩踩下去看不见底，所以沿路我们找了这个土人，找了几十个人，一路就砍???砍树啊砍草啊砍树叶，跟着他开着一条路走，走到那里边蚂蟥很多，叮到这里就吃到肉里边，一拉出来就是一条。蛇，都爬来爬去。晚上呢，找个平地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那地下都是蚂蟥啊蛇的，我们就在树顶上，那树是大树，树上面在树桠桠里边就砍了竹子铺在上面，就在上面睡。到天亮的时候，树叶有阳光透进来，树林里鸟啊，各种叫都有，起来一看，我们衣服都没有了，都是猴子啊！满山都是猴子，猴子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当时，我国自行开采的石油非常有限，所以在中印路开辟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项任务，那便是铺设油管??????
林则彬：“油管它那边印度铺到密支那，再由密支那这边再铺到昆明，这一条路差不多2000多公里，所以这个工程也很大。”
中印公路的西端由美军先行开工，不久，我国工兵第10团也加入修筑的行列。
民国32年秋，雷多到密支那正式通车，至于保山经腾冲到密支那这一段的完工则为民国34年元月，距离胜利只差7个月的时间了。这条大半由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打造出来的通道便是名闻全球的“史迪威公路”。
一寸河山一寸血（25）
长江，这条汇聚了三千六百余条支流而成的大河，是我国横贯东西的水路主动脉，在抗战八年的艰苦过程中，它也是枪林弹雨血肉纷飞的主战场。民国27年10月武汉陷敌后，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似乎已失去了长江中下游这一片广大的菁华地区，但事实上日军并未能充分占领、控制这条长约1200多公里的水域以及两岸无尽延伸的土地，因为神出鬼没的游击部队随时都可能出其不备发动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疲于奔命······
记得白崇禧在衡山会议中曾经提到日军小、短、浅、虚的四大缺点，其中的“浅”是指他们不宜深入作战，当初冈村便是犯了深入武汉的忌，因此不得不在南昌打一战，以保住自己的脑袋。我方深知日军的缺点，因此，在（民国）28年底冬季攻势中，便令第三、第九两个战区合力猛捅沿着长江的敌军据点，搞得日本人顾了头却顾不了尾，伤透脑筋！不过，更让日军头疼的却是另一组见首不见尾的隐形部队，这支队伍才真正的在持续不断地破坏、截断、甚至瘫痪敌人，利用长江这一条滚滚大河作为主要运补线的功臣却是我国的海军。
海军，这个抗战以来接受过最完整的养成教育的军种，由于国家穷、船舰的残破落伍，先是失去了海洋，武汉之役又在洞庭湖毁掉了几乎所有可资作战的舰艇，因而使他们为国效命的舞台尽失！但，中国海军并没有在战争中从此缺席，后来他们有的编入了陆军、炮兵、装甲兵，有的转役空军，有的则潜入敌后成了游击队。虽然，在角色上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有了极大的转变，但出生入死奋勇杀敌的豪情并未稍减，在长江中游冒死布雷，吓阻敌军运输船舰的通行并给予致命打击的任务便是这些勇士们的杰作。
第二十五集 火并大江中游
海军布雷作战早在淞沪会战的同时便已开始，（民国）26年底南京失守的同时便正式成立了布雷队，以迟滞日本第三舰队的溯江长驱直入。武汉沦敌后，敌人倚赖长江进袭西南并为数十万挺进部队运补，生命线的重要性更形浮现于台面。
海军部于民国29年间先后规划了三个布雷作战游击区：由东向西第一区为芜湖江阴段；第二区为鄂城九江段；第三区为监利黄陵矶段。计有刘德浦6个中队；林祥光、周仲山4个挺进队；李向刚两个布雷游击队。在战时，就这些人以最为经济的人力与财力，发挥了难以估计的封锁效果。
雷，统称水雷，我们可以视之为漂在水上的炸弹。抗战军兴，欧阳格在电雷学校时代就开始研制了，当年潜入苏州河炸“出云号”的便是我们自制的水雷。后来制雷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但制造的环境却越来越简陋，因为他们多在紧邻沦陷区的荒山僻壤，甚至敌后秘密施工的。即使如此，从民国27年到31年五年间，还是凭着双手，靠人工打造出了2万多枚，其中经敷设施放的共有1万8千余具之多。
雷的形状有圆筒形和圆球形两种，敷设方式可以固定，也可以随波逐流。至于引发的过程，有“视发”，也就是看到有敌船过来才引发的意思。另一种为“触发”，只要一碰上就倒霉了······
海军军官，后来成了布雷游击队的池孟彬描述了水雷的样子，他说：
“一个雷这样子4个角，它漂浮，我们可以给它定位，定到在水面底下3尺或者2尺或者1尺看情况，它漂下去敌人看不见，晚上更看不见。假使他船溯江而上，他有任务的话，一碰到这个雷它就炸掉了，因为它碰到这个雷，它这个触角就破掉了，那个玻璃瓶的，这个硫酸就破掉了，破掉就流到电池里面，电池就发生电了，这个雷就炸了。”
雷，有小到只装15磅TNT炸药的，但也有大到270磅的，象这么大的水雷一旦引爆，其威力半径可达2、30尺，一般中型船只只要碰上就没命了。
根据军方统计，从（民国）29年布雷游击队成立开始到民国31年，3年间共炸毁炸沉敌舰140余艘，使他们在长江的交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日本恨透了布雷队，到处告贴悬赏，缉拿我方布雷队员，这便是当时伪政府的悬赏公告，在这张告示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奖金为50元以上”几个字。50元当时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薪资，可谓重赏了。
由于当时汪伪政府已经粉墨登场，并盗用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同时极力配合敌人从事“清乡”的工作，这张告示似可以用来证明了汪精卫的汉奸行径。
虽然昧着良心赚这种赏钱的中国人不多，但潜入敌后布雷还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任务，布雷的整个过程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一、先要抬着雷具通过俗称“鬼门关”的警戒线。
二、靠敌后的“线人”准备好船只，登船进行布雷工作。
三、再通过敌哨层层的鬼门关返回安全区。
池孟彬回忆他的布雷经验说：
“那么雷一个的话，通常总是要有100多公斤吧，要4个人抬，抬50华里到100华里不等，看这个警戒线是在后面还是在前面。通常的话你出了这个警戒线一定是在日落以后，我们开始走，走到江边一定要在午夜之前到达，为什么一定要午夜之前到达呢，假使午夜以后的话我们就来不及回来了，雷到了江边，谍报员的这个船就来应接我们，我们就把雷分批运到这个船上，划到有流水的江心中间把雷放下去，那雷就自然而然漂下去了。”
但是，布雷工作并非都像池孟彬这么顺利，象刘耀璇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回忆说：
“我们出发去布雷，布完雷以后回来，要游秋浦河（安徽境内），游过去了，日本人他等着你回头的时候，他在高的地方就用机关枪射，打我们，就没办法过去了，这个秋浦河里面死伤的很多。后来躲到哪里去呢，玉米田里，就钻到里面去，在里面呆了7天，我只吃两餐的饭。日本人是很残暴的，他把四个角落，四个方面放火烧，火点着以后你没地方走哪，非烧死不行的啊，但我们那时候也不想，你问我那时候怎么想也不晓得。那个兵冲冲冲到秋浦河的旁边了。”
在战时，想要保一条命，除了勇气，显然还要运气，象刘耀璇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再来听听池孟彬的惊险故事：
“30年10月18日，正好双十节以后的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们出去布雷，当时一到了江边，忽然间发现船没有了，掩护部队同担架队非常紧张，尤其是担架队非常紧张，因为没有船不能布他一定要抬回去啊，抬回去不可能回到警戒线，那一定会被敌人发现，担架队队长向我跪下来，他讲‘队长啊’，其实我不是队长，我是队员，他讲‘队长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个雷下下去，要不然的话，不但我们被抓，这个附近的老百姓都要被杀死。’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我就调这个士兵，我讲你们谁愿意跟我下水的举手，结果有四个水兵，11个雷恐怕总要在水里面泡上差不多快一个钟头，半个多钟头。我在工作的时候咬着牙齿不怕冷，那个时候还不感觉僵冷，后来这个雷一推完之后，唉呀，忽然间感觉到整个身体非常的僵冷，我咬着牙齿就游回来了，游到岸上人已经倒下了，已经没有知觉了。”
敌后布雷固然危险，但敌前布雷也不见得轻松，因为这项工作基本上必须在空无遮掩的水面上进行，倪行祺回忆他的布雷经验说：
“去布雷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师部沿江的部队，就说我今天要去布雷，因为江边都有机关枪的堡垒，防御敌人的，我们是从上游下来，可能因为这个通讯不好，结果我们给师部（电话）师部没有传达下面，士兵在里头···陆军士兵和这个比较少接触，（因为一般）上游下来全部都是敌船，我们一开始去布雷，他机关枪扫射，两个士兵一看就跳水了，我那时也没有办法，我就趴下来，那前面的小火轮的队长赶紧拿话筒来叫‘同志啊，自己人不要打了’，他机关枪才没有再打。换一句话说，去布雷的时候你要预防敌人打，还要预防自己部队打。”
在湘北战役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一连三次的长沙大捷，但却很少人知道在此水乡泽国地区作战，为什么日本强大的第三舰队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事实上，海军布雷队在湘阴一带水域冒着生命危险布下数以千计的固定雷，确实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吓阻力量，倪行祺还保留着50多年前被枪弹贯穿过的旧军服和一只遇险中弹的小铁盒，可以为当时布雷任务的艰险留下永恒的证物。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陆上战斗，时间已经是民国29年，日本陆相畑俊六于这年春暖花开的4月下令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率部向我第五战区进行攻击，11军在鄂北集结了第3、13、39三个师团和湘北调来的2个支队，约10万之众，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准备给李宗仁一次报复性的重击。这场仗始自鄂北枣阳，终于宜昌，因此战史中称之谓枣宜会战。
这个时候五战区的国军部队约有37个师之多，分左中右三线布防。左翼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中央军是黄琪翔的第11集团军，右翼总司令张自忠辖第33集团军和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此外还有郭忏的江防军沿长江以北地区设防。
4月初，军事委员会指令五战区：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以小股部队狙击迟滞，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灭敌人。
蒋委员长更严令郭忏：按兵不动，坚守江防，以防敌军突击汉宜公路线。
民国29年5月1日，日军第3师团突破我左翼防地，5日陷泌阳，7日下唐河，回旋转向枣阳。我军机动兵团自确山方面西奔驰援，收复唐河，跟着日军尾巴猛追。
日军13师团于6日从钟阳出发陷丰乐河，过田家集，8日到了张家集和第3师团会合。
5月4日，第39师团从随县向西打，84军174师首当其冲，在唐县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174师为了掩护友军主力撤退，边打边退，牺牲惨重，师长钟毅于是役阵亡。钟毅，广西人，在突围时遭敌军伏击，战至最后仅余30余人，弹尽援绝，举枪自杀，年39岁。枣阳于是日陷落，但日军没有捕捉到我军主力。
同日，日军集结于枣阳以西、唐白两河之畔的襄东平原的时候，原先撤离核心的国军部队此时已形成了反包围的态势。
5月10日，我军约4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从唐河、新野、光化等方面以左、中、右三路围攻日军主力，但这一路过来并未造成日军的严重损耗，战斗力还相当的顽强，所以，本是个主动的围歼作战，却演变成了一场殊死的大火并。
5月13日，日军终于在重重包围中向南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在黄龙垱和方家集却遇上我方右翼守军张自忠的部队。园部和一郎听说张自忠是带了5个师的部队东渡汉水进入战场的，一时心头有点发毛，于是他连忙把13、39两个师团以及池田支队主力全数集中向南压缩······
但事实上，张自忠于5月上旬奉命东渡襄河截击日军的时候留在河西的只剩下一个74师，换句话说，他这个时候渡江只带了74师和司令部的一个特务营而已。行前，他的副手冯治安曾力阻他亲自披挂上阵，但张自忠执意不依，并悄悄留下“遗书”逐波而去。这封给冯治安的信，大意是：
仰之（冯治安字）我弟：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奔着我们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都得请我弟负责，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率74师于5月8日与绝对优势的敌军在新街遭遇，恶战了一场。9日北进峪山，有展开一轮血战。11日，圆部得知了张自忠的行踪，于是倾其所部全力围攻，两军连战五昼夜，张部粮尽援绝，直到16日，张将军身中数弹，终于求仁得仁，随同他作战的少将高参张敬以及全体将士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长山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张自忠将军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午后殉国了。回想（民国）27年春，他一昼夜行军180里营救临沂，击溃板垣、武汉保卫战阻敌于潢川、随枣之役歼敌于田家集的英勇往事，就如同昨日一样，虽然今天我们所能取得的只剩下他殉国前三天所留下的战斗详报，但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他已是一个永恒的英雄！
1997年，湍湍而去的汉江流水依旧，只是夕阳下襄阳的身影却已是一幢幢高耸的现代建筑。襄阳，这座身经百战的历史名城，连个名字都已在岁月中渐渐淹没，新社区连接了汉江两岸的襄阳和樊城，取了个新的名字，叫襄樊市。唯一留存的一点历史痕迹，大概只剩下这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吧。
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城墙的建筑上花了不少功夫，这一点可以用来说明，她是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曾几何时，城墙在人类文明的精进中慢慢失去了它的价值，如今，只能伴着荒草供有心人凭吊了！
十里长山在襄阳南去一百多里地靠近宜城北边的一带山区，这里便是1940民国29年5月间张自忠率领33集团军74师将士们和日军恶战五昼夜的战场。在十里长山一座不知名山头的山脚下，留有一座同难官兵冢，算是当年在这个战场上捐躯的官兵们最后的归宿之处！
从山脚下遥望山顶，可以看到一座碑，据说那里就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处，由于没有路标，要爬上那座山头并不容易，所以这几十年来上去的人不多，幸好如此，而使这座山头保有了它自己的庄严与肃穆。
张自忠的纪念碑是民国30年建的，正是南瓜店之役的后一年，显然，后来国军又光复了这一块土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改变人间面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象这一座碑一样。
张自忠的殉国对我军的士气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个时候，日军第4师团已经接上了平汉路方面的防线，使他们有比较充裕的兵力南逼宜昌。6月初，日军纷纷西渡襄河向南进袭，荆门、当阳、沙市相继陷落。13师团一部又自白沙洋向西直捣，宜昌岌岌可危！
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终点，也是重庆的玄关，一旦陷落，不仅重庆的大门洞开，连五、九两个战区的呼应也被切断了。这个时候，陈诚临危受命驰援疆场，但由于襄枣吃紧的时候，李宗仁调走了郭忏的94军，来不及回防，因而削弱了防御能力。
14日，宜昌终告陷落。
15日，陈诚下令反攻，虽然尾随日军南下的国军连克襄阳、宜城，进至荆门、当阳，彭善的18军也曾一度杀进宜昌，但最后这个玄关重镇还是拿不下来。当年参加是役的官兵们回忆这场激战的情形说：
（94军55师见习官）杨书田：“我们守宜昌，守宜昌外围机场的上面，叫鸦雀岭啊。”
（77军132师）姜金生：“飞机轰炸他每一天一批一批地炸，后方也炸前方也炸。”
（18军军长）彭善：“飞机来了就让它来吧，我要打它，我要打敌人的，唉？我们的飞机来了，出发。到了终点休息的时候，我那个参谋长、副官问，他说‘刚刚出发的时候你为什么把敌人的的飞机说是我们的飞机啊？’我说我是说给司机听的嘛，这些家伙他说是日本飞机来了，他把车子给我开到田里去，我怎么办呢？”
（32军141师）石敦书：“我们一个师只下来了4个人，全部没有了，我也是负伤，我也是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啊，我以后住院很久啊，住院保养以后回到部队，我回去他们都不认识我了，人都换了嘛，还不要我去，不要我进去，那伙夫送开水看到了，他说‘这个小鬼是我们这里的，是我们连的’，这样子才让我进去的。”
民国29年7月，军事委员会在宜昌地区新辟了第六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他表示这里的仗还没打完。
一寸河山一寸血（26）
1937·民国26年11月，国府西迁重庆。这个月20日发布了一篇宣言，十分坚决地表示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这篇宣言的最后是这么写的：
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国家民族独立之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确实是洒着泪、淌着血的一番肺腑之言，因为，以当时而言，国际上并没有朋友同情我们，在国内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团结，所以，中国之“玉碎”是极有可能的。国府当时的这篇官方宣言所凭借的，说穿了只是一份精神力量，一股维护民族人格尊严高洁情操，以一种不可捉摸的无形力量去对抗无比残酷的现实，对后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但事后证明这一股无形的力量确实构成了当时中国人熬过最艰苦岁月并于最后获得胜利的基本动力。
国府迁都重庆三年间，整个国家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我们几乎失去了全国九成以上重要城市以及向外求援的所有补给管道，五百万人丧生于炮火之中，家园破碎、灾民遍野，几乎没有人有把握明天是否能活着，但他们还是努力活下去，支持他们活下去的力量是希望，而具象的希望便是重庆，因此，我们称这个战时的首都为希望之城。
我们曾多次提及日本对华的策略打从头开始就是摇摆不定的，早在战争伊始，他打的便是泰山压顶、速战速决的算盘，后来发现整件事情似乎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便改辕易辙，以战逼和，所以在淞沪战后，在攻下南京的同时，都有过类似的动作，但并没有达到目的，直到1938·民国27年拿下了武汉，想这下总可以了吧！由是，又找了意大利人、英国人等出面穿针引线，劝降促和，关于这些动作，国民政府的态度还是坚定不移，不予搭理，这一来搞得日本人有招耍到无招，困惑不已。其实，日本人最大的败笔在于不了解中国人的韧性和民族性，以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最后陷自己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劝和不成，他们的下一步棋便是分化。很不幸，汪精卫把不住了，于是便有了27年底媚敌出走的事件发生。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实说，当时作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一个，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我们是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何在？！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的存在着，古人有道“时穷节乃见”，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
第二十六集 重庆精神
1940·民国29年，宜昌沦敌后，军委会在这里新辟了第六战区，以拱卫首都的大门。重庆的玄关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尽头，在往里走便是三峡天险了。民国30年3月，日军曾企图溯江叩关，但被我国江防部队据险击溃，日本陆海军头一次尝到了中国西南高山峻岭险恶地形的苦头，从此不敢轻易造次。
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对俄国人来讲至少减轻了后顾之忧，因此对中国的军援也不那么积极了。
话说我国空军，在武汉一役之后，几乎已是无机可乘的停顿状态，在这一段时间里，只有靠苏联的援助弄到100多架性能远不如日本零式的战斗机支撑困局，苏联一撒手，连这些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从1939·民国28年开始，中国便陷入天空开放无以设防的危局。日本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展开了他们继速战速决、以战逼和以及内部分化后的第四套策略——滥炸攻势，企图以此瓦解中国军心。
民国28年，日机对我川、黔、甘、滇腹地各省乡进行密集轰炸。单以这一年来统计，日机空袭的次数即达2600余次，出动飞机14000余架次，投弹60000枚，我国各地平民被炸死的达28000余人，伤31000余人，全毁房屋有138000余幢之多！可谓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其中，尤以重庆被炸得最惨，因为日本人渐渐感受到原来南京并不重要，武汉也不足奇，只要军事委员会设在哪里，那个地方便成了对日作战的指挥中枢，只要蒋委员长存在一天，中国战场的战事就一天不能结束，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探寻委员长行踪，包括桂林行营、重庆军事委员会，甚至乐山都被炸得稀烂过。当时人在四川的知名女作家苏雪林回忆说：
“乐山是一个三等县，是介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一个三等县，敌机故意不来这个地方，没有目标可以炸嘛，它可以不来嘛，但是有个谣言，说是蒋主席蒋介石先生在这个地方开会，所以那一天就来了十几架飞机，把这个乐山城投了炸弹，也投了烧夷弹，把整个的城市都烧完了，炸掉了四分之三，人啊死了4千多人，那是非常之悲惨的一件事情。”
民国28年11月2日，日本人恼羞成怒，竟然猛炸委员长位于浙江溪口的故里，这里既无工厂矿山也非战略要地，只是个宁静秀美的山乡小镇而已，但是当天，在山崩地裂的轰炸之下，委员长长公子经国的生母毛夫人被活活炸死，教授经国夫人蒋方良华语的黄姓老师也被炸得血肉模糊，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溪口镇，一瞬间竟成了废墟！
在战时，凡是住过重庆的人，都难忘记民国28年5·3和5·4这两个惊心动魄的日子，那种经验是“非过来人”所不能想象的。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访问到了许多位亲身经历过大轰炸的人士，从他们口中，也许您可以感受到一些人间炼狱的景象：
（重庆市民医院）苏顾毅：“飞机象叶子似的一排，很远就看见那个天空小小的东西就冲着我们那个树林那个方向来了，等到近的时候看它一个一个黑的东西往下掉，就听见声音了，听见‘日···’的声音，等到快要到地下了，那声音就不是‘日’的声音了，就好像一筐子破铁在那里筛的样子，‘沙沙’响，‘轰’一声不见了，都钻到地底下去了，那火就冒起来，连那个楼房哪、地皮哪简直···那声音就好响啊。”
（重庆市民）刘治安：“炸弹啊就甩在我那个门口，把老子我在那个床铺上跳起来的丢好高。”
（军委会政三厅）陶涤亚：“那炸弹一下来呀，那一个风打得我的耳光啊，打得痛得不得了，又是风又是沙，就赶快进防空洞，在经过几个小时出来以后，那种···真是惨不忍睹啊，我看见一个路灯上面的电线上挂着很多尸体，有的是一块肉，有的是一个膀子，有的是一条腿，我看到还有女人穿的玻璃丝袜的一条腿，连高跟鞋都挂在上面。”
（重庆市民）张国方：“就拿那一种卡车来装到那个断的头断的脚的时候啊，那看见了惨不忍睹啊，那有的还看到，譬如说把母亲炸死了，那孩子还在那里活着的也有啊，那有时候把孩子炸死了过后啊那母亲还在旁边的还有啊，那看起来的话那一种哀号的样子啊，那你们没有看过哪一种情况。”
如此人间惨剧，活在太平世纪的后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再大动乱的时代里也有一些有趣的轶事，刘方圆说：
“那一年，就是炸合川，她那个男人就在合川办馆子，那个婆娘就在重庆帮人（帮佣），她说‘我那个男人啊炸死了’我就在看，那个死人炸得脑壳黑不隆冬的一身血又认不到，结果她拖到就搂起来哭，后来她的男人在她屁股后头一拍，他说：‘我还没死’。”
尽管空袭已经成为战时后方老百姓的最大灾难，但它并不能动摇重庆老百姓抗战到底的决心。
（民国）29年春，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企图将重庆贬为地方政府。
5月，纠众进袭枣阳宜昌。
6月，重庆的大门宜昌陷落。
7月，英国人凛于日本淫威封锁了滇缅公路。
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做出了坚决的回应：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
陪都一制始于周室，当时以“镐”为京，洛邑为东都，也就是国都之外另立一都的意思。国府在此时发表此一宣示，目的便是在正告世人：抗日的中国政府“现”在重庆！从此，重庆便成了“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了。
为了报复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日本飞机这一年更变本加厉，对重庆展开了疲劳轰炸。“疲劳轰炸”实战时待过重庆的人毕生难忘的痛苦经历，但是它也具体地呈现了无形的重庆精神：
（中央大学学生）王作荣：“他每天搞几架飞机来，他连续来，就是说一次来几架、一次来几架，从早来到晚。”
（战时中影厂演员）王珏：“那么有的是从柳州，有的是从武汉，有的是从河北，也就是说整个大西北（南）他没有拿去啦，他算好了时间，譬如这一批飞机到了以后，他算好时间，一走，这个就接过去，24小时给你轰炸。”
王作荣：“你就躲在防空洞里面，那当然是很疲劳，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疲劳轰炸’。”
张国方：“因为重庆是那种山城嘛，那重庆就像一个磨子一样的，那个防空洞不大，都是山边毂进去十几公尺二十公尺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个炸弹一丢的时候啊，他那个炸弹丢的非常的密集，到处丢的时候到处都死人嘛。我经过有这一种情况，好像有3天3夜都没解除警报。”
（重庆市民）余绍南：“有一年8月间，我生小孩子的时候，刚生完的第二天晚上，那个夜袭不解除，现在我背部都驼啦，我现在天天来公园来锻炼，我不锻炼我人已经死啦。”
（重庆市民）周模昌：“红灯笼一挂，那就是紧急警报，刚刚红灯笼插上去了，好，它一下来就休息，后来就是挂绿灯笼，刚刚才放下来，那里又搽红灯笼上去，就这样7天7夜啊，一直没解除警报。”
苏顾毅：“重庆市都看不清楚了，不认得路了，就到江边一看，重庆本来是个山，就像一个火山一样，就看江里面那个倒影完全是那个火苗。”
蒋委员长在黄山目睹劫后重庆，他在日记上写道：“中心市区自午至晚焚烧之区，大小火头有三、四十处，延烧至夜八时后尚未熄，使人灭寝忘食，坐立皆不能安······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之高度爆炸弹、炮弹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我们很难想象，当蒋中正写下这一段话的同时，心头，是何等的辛酸与沉重！
在这一年的5月，政府将重庆市的老弱妇孺疏散到乡间去，为数达25万人之多，而其他人仍留在满城的断垣残壁中。政府竭尽所能，一面赈济灾民、安定人心，一面挖筑防空洞，使重庆成为一座地下城市。在一个个花岗岩凿成的岩洞中，工厂照常生产，机关照常上班。重庆，不是不怕敌人轰炸，只是它深深知道，自己必须熬下去······
(战时作家)胡秋原：“到重庆的电线杆子上都是肠子，人的肠子跟肚子，也没有收尸的人，也没有人流泪。房子打垮了，房子烧光了，他们在旁边重建，我看见他们又重新把那个房子要搭起来，也没有人流泪，这就是中国人啊，无泪可流。”
（重庆驻军）梁绍文：“他来轰炸，房子炸掉了，今天炸掉走了，明天第二天就开始修。”
陶涤亚：“炸得自来水没有了，到河里面去挑水吃；炸得电灯没有了，点蜡烛、点油灯，每天大家就等日本飞机来，一大早，很多人家全家都是提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面装的是热水瓶、装着干粮，就是持久抗战。一听到警报一响，就到防空洞门口，等到这个紧急警报再一响，大家就进洞子。等到这个飞机走了，炸过了，大家就出来透空气，透了空气还是照样息作》”
刘方圆：“那个狗见到拉紧急警报啊，把尾巴一夹，脑壳也跟着直起，就要找躲挡，要跑，狗喔，我们在城墙边那儿一躲，那个紧急警报一拉，把那个家里喂的有个肥猪可真是大哦，起码有300多斤，拱进来哦，它又不叫又不啥子，人要进洞子它也要进洞子。”
在重庆大轰炸的历程中，最为不幸的一次惨案发生在民国30年。
王作荣：“那么在重庆街上,正街上面下面，就是那个底下啦开了很长一个大隧道，这个隧道里面可以容纳好几万的人躲在里面。民国30年的6月5号他这个飞机集中来炸嘛。”
苏顾毅：“那个时候做小生意的钱财都在身上，看电影的这些年轻人都往里挤。”
王作荣：“那一天大轰炸了，那个地下室就容纳几万人在里面，在里面时间久了，他从一早晨一直炸到晚上，这样就是空气没有了，空气没有了只有闷死啊，都拼命要找这个出路出来嘛。”
苏顾毅：“他们就拼命地挤啊，人都堵在那个洞口，把那个洞口都堵死了。”
王作荣：“当时真是不科学，它这个防空洞的开门，它这个门是向里面开的，那里面的人挤出来的时候，越挤那个门就越开不开。”
胡秋原：“结果两万人，一、二万人就在这个洞里面统统都窒息而死了。”
王作荣：“第二天那个附近的一条一条街啊，那个商店都没有开门的，连伙计带老板全家都闷死在里面嘛。”
苏顾毅：“卫生局上班的时候就派我们去了，这个洞口外边摆个桌子，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我是公共卫生护士，穿那个蓝的衣服，不是白的。那个医生就坐那儿，就看他们下去挖出第一个···拿出这些死人嘛，先都不肯有人下去拿，说那儿有鬼，好可怕，这马灯下去就熄掉了，那个碳气太重了，没有氧气。”
（重庆市民）刘延明：“挖出来那个人哪，那个脑袋都钻到土里去了，都这样子，那个难受啊。”
苏顾毅：“有的都自己把自己抓得血淋淋的，一条一条的，有的他肿的涨的已经好像吹的气似的，这个样子。”
这是6·5惨案发生当时所拍下的一张照片。近60多年后，我们又造访了这个当年叫人惊心动魄的地方，大隧道朝天门的这个洞口，深邃依旧，但昔日躲警报的防空洞如今已改成时髦的KTV了。人，虽然是一种容易“忘记”的动物，但这些搬不走的“洞子”却不容后人漠视、曲解，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似乎应该试着去了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挺着腰杆维护民族自尊的担子有何等之沉重？！
蒋纬国：“到了台湾以后啊，有一次，他来视察我们装甲兵的一个修造工厂，走到一个老的工人，年岁比较大的工人的旁边，父亲觉得：哎，这个年岁怎么还在军中啊？就问他：‘你是什么时候从军的？’他说：‘我是在汉阳兵工厂就参加的，我到了台湾以后，我也没得家了，所以工厂里头还缺少人手嘛，我就留下，只要我身体做得动一天，我还是在此地。’父亲说···鼓励他，鼓励了他几句。正预备回过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啊，这位老工人呢，他突然的，他没有叫‘总统’，他说：‘委员长，你这个几十年，太辛苦了，太委屈了，你要保重。’那一天晚上啊，我回到家里同父亲一起吃晚饭，父亲他说：‘今天厂里面这个老工人对我说的话，安慰我的话，鼓励我的话，只有你的祖母······’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啊，‘只有你祖母跟我讲过之外，我没有听见第二个人讲。’”
嘉陵江的水缓缓地流着，临江门前的石台阶依然如故，只是聚集在这里的熙攘人潮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回想五、六十年前，数以万计的各省同胞从水路逆江而上，便是沿着这一层层石台阶一步步投奔重庆的，所以，它不仅是战时重庆的地标，也具象了无以捉摸的重庆精神。
一寸河山一寸血（27）
没有走过生命，不知道生命的可贵，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同样的，没有吃过苦的人也无法去体会穷困的滋味。
在《山河岁月》这一系列节目中我们纪录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日战争的部分战史以及发生在当时的重要事件，其目的希望您能够从我们所提供的血淋淋的画面和活生生的证言中，去感受生命的意义与战争的本质。今天，我们要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看战时生活，以此为您构建一个“穷困滋味”的想象空间。
战争本来是经济社会的超级杀手，它摧毁了人们赖以维生的一切，吃的、穿得、住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过去，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是生、是死，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人只凭着一股子气和一股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熬过了八年。至于这八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实在不是后人所能想象的。
以下的访问便是出自亲身经历过战时生活过来人口中，这些话其实只是说出战时物质生活条件低劣的一小部分而已，先讲到穿，后来官拜行政院长的孙运璇回忆他当时所见说：
“我在大西北看到穷到连裤子都没有的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