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华西坝居民）严济于：“衣服有时候洗干净就好了，难免是补来补去的啦，这个事实是嘛，大家你也不笑我，我也不笑你，没有哪个说，喔，你今天穿得不好干什么的，没有，没有的。”
至于吃呢，那就更简陋了。战时在太行山打游击，后来当上立法委员的吴延环回忆说：
“根本没有油啊，吃饭不说香不香，没有油怎么香呢，就酸不酸，我们几年没吃过油啊。现在我都是，因为岁数大了，说是脂肪别太多了，我碰着油我都把它倒出来，那时候还得了，哈，碰着了油我得喝两瓢才过瘾呢。”
李国鼎，这位后来曾任经济部和财政部长的内阁大员也提到了缺油的故事，他说：
“有一个同事啊叫陈志仁，好久没休息到路上看到他，他说‘我觉得干得很，肠子也不那个，所以就买了一瓶麻油带回去，尽量吃那个麻油’，就这样度过这个生活。”
（空军高炮部队）梁绍文：“米啊，发的米啊，你也不能不碾，不碾的话不打一道过后实在是不能吃，你打多了过后又不够吃，因为没有油啊，那个士兵吃的饭呢吃的特别多，他本来吃两碗他要吃三碗，吃三碗的要吃四碗，这油水不够嘛他饭就吃得多嘛。”
（冀鲁山区游击队）翟醒宇：“我们的士兵饿了以后没办法，又听见狗叫，就派了三个队员去打狗去，拿着枪去把狗射杀了，那狗除了皮以后一点肉都没得，皮都不剥就煮一煮，大家就是喝那个汤。”
孙运璇：“就在那样对政府打日本大家还是一直拥护，不要投降，要干到底。”
战时，民众支持政府抗战到底的情操是可感的，但政府是否有能力照顾老百姓获得最低程度的生活条件却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老实说，日本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时候就起步了，而我们直到北伐之后才开始急起直追，其间足足落后了60个年头，所以在当时我们即使不打仗，日子都很难过下去了，更何况战争呢？
先就粮食一项来讲，也许您难以置信，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时至1933也就是民国22年，还得对外进口粮食达260余万公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地有一部分用来种植烟草、鸦片等高“经济”效益的作物，大部分又是所谓的“靠天田”，一旦碰上旱灾、水灾，大家就只好饿肚子了。
民国23年，可以视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开始，政府在艰困的“建国十年”中大力投注水利灌溉工程、开发耕地面积，中央农业研究所象孙恩麐、沈宗瀚更努力着改良土壤、培养新优良作物品种以及防治植物病虫害等的研究工作。当这些新思维、新方法注入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的同时，立竿见影，确实有了显着的改善，可惜，眼见自足有望的时机将要来临的时候，战争却爆发了。还好政府在建国十年间做了许多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苦工在抗战时期产生了难以估计的效用，使一个苦难国家不绝于缕的命脉得以延续。
假如我们把农业视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中的传统部分的话，那么象征现代化的工业状况就更凄惨了。虽然“九一八”以后我国每年的工业生产成长率都高过9%，但它占全国生产毛额也不过13%而已，可见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社会。更糟糕的是这些现代化的生产“机器”都属外人投资，而且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一带，开战不久，这些港埠便纷纷失守，换句话说，我国刚刚萌芽的现代化工业幼苗也跟着夭折了！
现在，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看当时的工业生产状况：
民国29年国民政府可以充分或部分掌握的大约为1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工厂数目在战前仅占全国的13%，以民生必需品布料为例，这14个省所有织布厂织出来的布事实上只占全国总产量的5%，可谓少得可怜，但据估计，到了民国29年，从战区、沦陷区涌入后方的老百姓、军人已达5千万之多，使后方人口从战前的1亿8千万骤增到2亿3千万，约当全国总人口的50%。换句话说，5%的民生工业生产能力要提供50%民众的民生需求，由此看来，没有裤子穿便不足为奇了！
还有个数据也颇令人吃惊，那便是汽车运输的状况。以公路公里数而言，这14个省虽然占全国42%，但行驶车辆的总数却只占全国的8%，由此，您大概可以想象路上车马寥落的景象了。
以如此原始简陋的物质条件去从事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但中国人往往能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作出别的民族办不到的事，常言道：“穷则变，变则通”，但怎么变却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一集节目中我们搜集到的部分资料便是中国人如何在极端艰困中变通的故事。
第二十七集 资源开发
民国27年，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扛下了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沉重担子。在海运无门、孤军作战的岁月中，他们就地取材，无中生有，从民生必需品到军事物资样样自己来。
早在淞沪战役中，日军就罔顾国际道义，对屡攻不下的国军阵地施放毒气。当时，中国军队面对化学武器除了捂鼻子之外，简直无计可施，因此，丧生、重伤于毒气之下的国军无以计数。后来，当我们从事制造防毒面具的时候，又陷入了没有原料的困境。当时任职中工所的工程师顾毓瑔回忆陈立夫支援他制造活性炭的一段故事，他说：
“陈立夫先生他是工程界的老前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教育部部长呢，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常到我中央工业实验所来，我们俩个人谈得非常投机，他喜欢新的事件。他看见我们中工所有一个空房子里厢（里面）堆了一大堆这个椰子壳，他就问‘这许多椰子壳是哪里来的？’我说这个是九一八以后许多中国（在）海外的华侨，特别是南洋的，东南亚的许多华侨，每人都说没有什么东西捐，我们这儿有得是椰子壳，椰子壳是做活性炭最好的原料，活性炭防毒面具嘛，我说就是没有钱啊，要不然就可以做成功活性炭了。他说‘中央党部来出钱。’那个时候出多少钱啊？两千快钱！我们造一个炉子，就把这一大堆，一个屋子的这个椰子壳都做成活性炭，经过工兵处（组）来验收合格，好了，我们第一件啊，就是对防毒面具的这个···活性炭啊解决了。”
在民生物资中，食盐是十分基本而重要的一项，在海盐线尽被封锁，海盐无从取得的窘境之下，2亿多军民的食盐问题如何解决呢？
顾毓瑔：“四川天府之国啦，四川成都啦，重庆新中国，但是盐呢都是土法做的，3000尺以下的卤水，把那个白铁皮做成空的桶，到底下去把这个盐卤水把它吊上来，怎么吊上来呢？牛车转圈子把这个水吊上来，顶顶简单用一个锅炉，不是很好吗，有27个重要的盐井，我们把它机械化，每一个盐井我们给它一个锅炉，锅炉的这个钢板怎么讲，我们没有转扳机怎么办呢？我们人工转。山西有班工人，机械工人，他懂得怎么样把一块钢板在没有转扳机的情形下做成功一个简单···顶顶简单的一个锅炉的，这个燃烧加压式的这种锅炉，做了27个，这个人工的伟大呢，我们老百姓真有智慧。27个锅炉一来的话，盐产量加了两倍。”
糖，也是个问题。战前，制糖可以慢工出细活，用土法炮制，但是一下涌进了5千多万人口，供需便产生问题了。中工所在红糖变白糖的制程中也做了贡献。
顾毓瑔：“糖的做法是土法得不得了的，这个甘蔗大家都知道的，甘蔗榨成功糖水，糖水熬···熬成功黄糖、红糖，红糖变成白糖这个事，这一个过程非常之···时间非常之长，要差不多···要7、8个8、9个月，它把一块泥巴，一滴一滴一滴通过一个泥巴把这个红糖变成红白糖。我们机械厂，中工所有一个机械厂，制造一个手摇的离心机，离心机是顶顶普通的，15分钟可以代替它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对后人而言，洗洁剂应属生活中最为普通的日用品，但是在当时由于没有碱，所以连肥皂都做不出来。
顾毓瑔：“内地没有碱，肥皂没办法做，所以洗衣服用稻草灰，稻草灰中间有一点点泥沙。后来我们在内蒙古找到一个碱湖，我把这个内蒙古的碱湖里头的碱水，冬天结成冰以后把它切成个快，用毛驴把它驮到石嘴山，把它炼成功精···纯碱，那个时候才有肥皂可以做。”
当年，中工所在物质至为艰困的条件下，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成就显然不仅于此，但我们从这些普通的例子中已足够去想象那段困苦的战时生活了。今天，在重庆北碚还留有当年工研所的旧址，这个地方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全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也是一群科学家日以继夜从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研究基地。如今这座西式楼房虽已改作“自然博物馆”，但打着补钉的水泥碑仍然留给后人许多激荡与怀想。
在许多民生物资之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14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65%，照讲战时应该够吃才对，但民国29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两倍多，这一部分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于是“囤积应变”，使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为了挽救此一危机，国民政府于（民国）30年底颁布国家总动员纲领，次年5月成立了总动员会议。这个动员会议主要的作用便在于打击经济犯罪，稳定民生。严灵峰——这位蒋经国留俄时期的同学，回国后就在这个组织中任职，他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
“那个时候委员长就组织了国家总动员会议，他当主席。国家总动员会议下面又有几个组，譬如说经济组啊、军事组啊、经济检查组啊，我是经济检查组，他们就是几十个人办公而已，我们有几千人，我们粮查，我们下面有几个经济检查队，专门处理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我们可以抓人，也可以查封他们。粮食部就是30万石的粮食存在江津，我们把它查封了，因为它最红嘛。他要我们放，我们不放。”
民国29年，政府采纳沈宗瀚的意见，实施“田赋征实”办法，由严家淦在福建先行试办，（民国）30年全国全面实施，同时并对有余粮的人实行“给价征购”，为了怕引起通货膨胀，政府印行了像这样的“粮食库券”搭发，在多管齐下的措施中，才勉强遏阻了投机风气。
我国号称地大物博，但是由于疏于开发，所以很多东西有等于没有，象战时最重要的自给油源“甘肃玉门油矿”的原油还是战前一年才正式开发的。玉门钻探可以说是我国石油史上最光彩也是最艰辛的一页。当年参与玉门油井开掘工作的金开英回忆说：
“到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从前有人去过，盖过一个老君庙。2400公尺高，到冬天有的时候零下40度。”
民国28年，由于设备陈旧，玉门的原油年产量仅有400多吨，为了争取更新机具，我国石油界先驱孙越崎直接去找了孔祥熙，在外汇奇缺的窘境之下，孔祥熙还是拨了500万美元向美国采购新的钻凿器材。没想到当这批货运到仰光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一箱箱器材竟被日机炸得七零八落！
金开英：“炸掉怎么办，就缺零件嘛，所以20几部的机器只有几部凑齐的，就靠这几部啊。现在180万加仑不算什么，那个时候180万加仑是个大号召。重庆到我们矿场2400公里，这个汽油运到重庆去用，三桶油去，留一桶在那里，一桶沿途烧掉，回来就再拿一桶去开回来。”
为了开发辅助能源，中国人在战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弥补燃油的不足。李国鼎回忆说：
“第一个方法，贵州生产的酒很多，这个酒的浓度···贵州很出名的酒酒精的成分有百分之七十几，经过一个蒸馏之后，就可以变成了燃料。”
金开英：“到四川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做植物油提炼轻油。”
李国鼎：“还有一个呢，刚好那时有一家工厂用那个木炭做原料来产生煤气，这个煤气也可以做燃料，这个车子上要装一个（炭炉），就可以拿去给引擎就可以开动。”
这就是木炭车，车厢外的黑桶便是炭炉子。这型车目前可能在任何汽车博物馆都找不到，但它却是战时民间交通的重要工具。在这张照片的右下方是一只轮胎，虽然破旧但不能丢，只好塞上一坨坨棉花凑合着跑吧！八年的仗还是打下来了。
在一场战争中，战场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也是呈现结果的舞台，所以军队便成了耀眼的明星角色，但我们也别忽略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放枪、打仗，后面需要10个老百姓来供养，所以，仗，对全民而言是休戚与共的。民国29年到30年，国军兵员从250万一下子扩充到了450万，老百姓等于增加了一倍的负担。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共识之下，民间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劣似乎是必然的事。在此一恶性循环中，政府的角色最为痛苦，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开发资源，改善整个经济环境便成了十万火急的要务，但“改善经济环境”和“十万火急”之间本来就具有其冲突性，于是士兵在未获得较好装备之前牺牲了，民众在未获得足够粮食和安全保障之前死亡了。在远水和近火之间，大家好像只能靠着不确定的机运存活下来。八年抗战，也就在这么恶劣艰险的环境中撑过来的。
我们很难想象，假如当初没有这些人赤手空拳无中生有，为战时经济开拓一线生机，其结果将会如何？所以，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的军人那么响亮，甚至我们连究竟有多少“战士”在经济战线上奋斗都无法统计，但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却将永志于抗日战争的青史之中。
一寸河山一寸血（28）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敌后进行无间无断、没完没了的游击战争，包括正规军、地方部队甚至老百姓，人数之多几乎难以计数，分布区域之广更难尽数，但游击战对日军所造成的困扰、打击与牵制则是一致的。游击队员在对日作战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处境和作战条件则又是所有国军部队中最为窳陋的。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就这一方面搜集素材，整理出一个轮廓来，让后人有机会领略一下在非常时期中一群从是非常任务的英雄们和他们的非常生活。
第二十八集 游击战
游击战，被解释为：非正规部队，以小规模的局部行动，袭击正规军的一种作战形式。
《中国大百科全书》
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使是正规部队同样可以以游击战法获得制敌致胜的战争目的。
游击，从字面上看有游移不定之意，击，则为攻击，所以比较接近兵法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奇袭，不过游击战基本上是以小吃大、以弱制强的一种有效战法，所以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就是避开正面冲突，不跟你硬碰硬，专挑你松懈、疲惫、落单的时候在狠狠地咬上一口！
德国军事学者克洛塞维茨更进一步认为：
“劣势的一方不定要以消灭敌军为胜，而宜以拖垮其进行战争的意志为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定义似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中，以神出鬼没的行踪、以变化无穷的手段、以疾风迅雷的方式，咬一口是一口，一旦目的达到，瞬间便消失于无形，如此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继而动弹不得。
在对日抗战的过程中，敌我之间的实力正处于人强我弱的态势。开打不久，日军虽然攻下了许多重要的点和线，但我军并没有在整个面上完全退却，如此，便已形成了进行游击战的良好条件。
民国27年，日本孤军深入，占领了武汉。11月，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便明白宣示：“以三分之一的国军，配备于敌军后方担任游击。”
事实上，当战事一开始，华北形势逐渐恶化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令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八等战区分别在绥远、山西、豫北、鄂、皖等地据险建立基地，展开游击战。后来又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战区，更加强了敌后游击的战力。
在对日抗战中，最先投入游击队伍的应该是东北老乡，因为他们家园早在民国20年就沦陷了。同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从此展开了赓续不断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民国21年到30年10年间，这些抗日义勇军先后发起了13600多次攻击行动，给予日本关东军以及伪满部队莫大的威胁与困扰，日本人莫不视为眼中钉。这些义勇军一旦不幸就逮便以“土匪”治罪，其手段之狠毒教人不忍卒睹，但即使是如此，也未能完全吓阻民间抗日的游击行动。
“七七”之后，他们几经演变而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继续作战，直到战争结束还保有10——15万人之多，其中以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等人实力较为雄厚。可惜赵尚志和杨靖宇都在作战中壮烈殉国，只有他们英勇的故事还留存于白山黑水之间。
从事游击作战虽然来去如风，但仍然需要一个隐秘安全的处所以为补给和歇脚的基地。我国绵亘千里的山脉象五台、太行、太岳、中条、吕梁、恒山以及大别山脉等高山峻岭便成了游击健儿出没的庇护所，但是，这些鸟不生蛋的地方虽然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却无法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所以他们必须以战斗来换取生存，天天都过着拼命保命的日子。
六十年后，我们分别访问了战时曾在山区作战的前游击战士们，他们回忆当时的生活状况说：
（浙东四明山游击区）赵如林：“中央已经退得远远啦，我们浙江那个地方，换句话说，没有国军部队，这都是叫地方部队，县政府嘛，县政府哪有军队啊，没有的，只有警察。”
（察哈尔五台山游击区）李仁修：“因为我们那个没有薪水拿，没有钱嘛，就是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贴个条子给这个村的村长，给我送500斤稻子或500斤面粉，有武器，那时候在山西···有鸦片，那时候日本人种鸦片，要500斤烟土，···就这样生活。”
（苏鲁游击区）林卿瑞：“我们那会儿游击队不要化妆，本身就是化妆的。”
（海南五指山游击区）钟天作：“多数都是向敌人拿的啦，所以要打敌人那个仓库，那个穿衣服那个布啊都是从他那个仓库抢出来的，都是靠敌人的，你靠自己呀，自己补给啊补给不来的。”
（苏鲁游击区）史洁民：“我们就是偷，专门偷他们的武器，专门偷他们的，晚上我们出来就去摸他嘛，游击队这是常有的事情啦。”
（苏鲁崂山游击区）仇肇先：“那时候很苦啊，那时候我们饭都没得吃啊，我们都是吃老百姓的饭，都是老百姓剩几样就送几样，弄到就吃，弄不到就不吃，跟日本作战那时候我们的武器没什么好武器。都是突击啊，晚上突击去摸哨。”
钟天作：“上面发30发子弹，打一仗不能够超过10发子弹啊。”
（苏北游击区）张耀先：“那我们的部队他要大批的来我们就没有批条了，那支持不住啦，我们是游击队嘛，就是有机会就打嘛，没有机会就跑了嘛。”
李仁修：“钻来钻去啊，神出鬼没的啊就这样。”
仇肇先：“不敢正面冲啊，正面冲打不过他，他们的武器很强大，武力也很强大，他们来了我们就让一边。”
打游击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斗志，尤其在沦陷区里，一般老百姓都经历过家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战火荼毒，他们对日军的怨恨一时间化作了复仇的怒火奔腾起伏，因此，只要锣声一响，农夫可以放下锄头握紧枪把，妇女也可以丢下家务不让须眉，于是，人人拼命，全国皆兵！
但对日本人而言，游击队的行径跟打家劫舍的土匪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怕的是土匪要的只是财货，而游击队却要他们的命。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游击队放的正是暗箭，暗箭虽然难防，但并非不能防，一般而言，日军对付游击战的方法是“扫荡”，所谓“扫荡”便是地毯式的“赶尽杀绝”的意思，这一点，日本军队心狠手辣，做的十分彻底。
（苏鲁战区日军59师团）小岛隆男：“国民党的军队会把军服脱掉换上便服，就像平常老百姓所穿的衣服一样，因此到了战区根本分不清到底是军人还是老百姓，所以，只要一到作战地区战区，只要是男的就全部都杀，从军司令部下了一道这样的命令。”
（苏鲁战区日军59师团）金子安次：“在那个时候也发射瓦斯弹，因为瓦斯扩散开来大家都会感到极为痛苦难受，结果就会从村庄里跑了出来，那时，我们是机枪部队，跑出来的不管是小孩、女人、老人，尤其是八路军，都把他们扫得精光，那一次大约死了一百多人吧！”
小岛隆男：“当时我在···在河川的堤防附近有一栋房子，里面住了一位老先生和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一个10岁、一个6岁的兄弟两人，是个五口之家，当时和我一起进去的士兵就问我：‘队长，该怎么办？这些人该怎么处置他们呢？’我就命令说：‘杀了他们！’那些士兵回答：‘遵命！’一下子就把他们全给杀死了。”
日军对付游击队“连坐”手段之凶残可以从这两位日本老兵的回忆中看得出来，但是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妥协、气馁，相反的，在刀光血影中他们把自己训练得更壮大、更机灵，他们学会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掩护逃生，哪怕是一口锅灶也可以成为逃出生天的孔道。他们也许不识字，但却深谙“避其锐气”之精髓，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活着，就是本钱，慢慢的，他们也学会了制造武器。
史洁民：“我们就是自己那时候有个小型的兵工厂，就是造那个土枪，打个两、三发就打不开了。”
苏鲁游击区：“有时候枪都爆炸了，在里面在后面都爆炸了，有的时候。”
仇肇先：“地雷我们自己做，自己用炸药自己做地雷，我们有专门人才，有专门会做地雷的，就···土药，铁渣子掺进去，有专门做地雷的，我们有专门人才。”
（豫北游击区）张德林：“4个人拽6个地雷，一下子就爆炸了，这时候一炸，敌人炸得满街走，往北跑了、往南跑了一大部分，往回跑的也有。”
地雷虽然是使用最原始方式来制成的，但埋雷、置雷的方式却巧费心思，您看，就这么一来，看起来便了无痕迹了。自制的土雷也许并不怎么好看，但杀伤力却依然惊人，日军为此吃了不少亏，这可以从日军的证词中得到证实，但是他们却想出了更毒的方式来对付，今田说：
（豫北战区日军39师团）今田实夫：“埋地雷的面积相当的可观，怎样都没有办法前进，日军只有调动工兵队使用探测仪器甚至也用狗，一边搜查一边前进，但有的时候来不及了，就使用被逮捕来的俘虏，没有的时候就强拉当地的住民，让他们先行2、30公尺，而这些人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踩着了，‘怦’的一声，然后又派新的一位往前走。”
游击队的战法正如克娄塞维茨所说，他们有时并不以射杀敌人为念，象破坏交通、切断补给线、制造混乱不安的局面，让敌人心神不宁、伤透脑筋、了无斗志也是个目的，其他诸如刺探军情搜集情报等等，对我方正规部队而言就帮上大忙了。
（豫北游击区）张德明：“我就是军队的耳目，军队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作战，我们就先走，最好是贴近他那个···日本人的营区附近，调查他的状况。”
史洁民：“天天都要到敌后去，每天要看，要到城里去、要到镇上去看日本人的动作，这个什么时候他要出来，我们就再赶紧往后跑去报告。”
李仁修：“岗哨上面有机关枪哪，有卫兵哪，我们有一种办法，游击队也有女孩子哪，就专门训练她，训练她就化妆，日本人好色啊，这个女孩子专门来搞这个···来搞他们的卫兵啊，就是假装哪卖弄风骚啦，日本人一看，哎，这个女生还不错，以后专门利用女孩子到这个碉堡上去啊，在碉堡上面看，他在站卫兵，这个女孩子在后边，就是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把这个岗哨摸掉了以后他们就没有眼睛了嘛。“
游击战只问目的，不讲章法，也许没有章法正是他们的章法。在恶劣的环境中，在生死一线的危机意识之下，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达成任务，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
（第九战区99军）金志桂：“把那个稻草同那个棉花放在那个火车道上，人都趴在两边，部队都趴在两边啊，那个火车一来了，它有那个稻草棉花，火车就开不动了，然后我们就两边人就冲上去啦，有枪好多我们就吃好多，抢他的武器啊，抢他的粮食啊，这样子啦。“
赵如林：“日本人经过燕山那个时候，那是非常危险的，假使我们这个草里面有一动啊，他那边也看得见，他马上机关枪就会扫啊，所以坐在那里从早到晚都不敢动啊，甚至于···说的不好听，大小便就在那个地方解决。“
显然，日军对我方游击队的死缠活砍是恨之入骨的，因此便展开了报复行动，其对象不仅游击队员，即连无辜的老百姓也不放过，日军对付游击队和平民的手段残暴狠毒可谓罄竹难书，那些丧尽天良的行径假如由中国人说出来，您甚至会不相信，那么，就听听身历其事的日本人怎么说吧：
（苏鲁战区日军59师团）新井宗太郎：“有3名中国的农民被反绑在树上，小队长就下命令：‘伍长！拿这个被绑在树上的中国人当靶子做刺枪模范表演吧！’我应声回答：‘遵命！’之后就开始进行示范，接着我又对自己的部下们喊口令：‘拿着步枪，快跑！向前！刺！’然后就射杀过去，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喊着同样的口令13次。那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就连续被刺了13次。“
金子安次：“有一次我和我的战友两个人走进一个村庄，碰到了一个女的，我的同伴想骚扰她，可是虽然想强暴她，那个女人却拼了命地在反抗，他非常生气，‘喂，金子君，过来帮一下忙，将她的手绑起来。’我们俩个人就合力把她丢进井里去，就在这时，女人的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妈妈，妈妈！’地叫着跑了过来，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处理那个小孩，结果，就干脆把小孩子也丢到井里去，接着，再扔了个手榴弹，手榴弹一爆炸就一起炸死了。”
游击队的处境、生活和战斗的实情是很难尽言的，前立委吴延环于民国28年起在太行山区打了4年游击，在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中，我们截取了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故事：
吴延环：“挑水啊要爬过3个那种···这个石头很什么的难爬的那个，爬那么3个山才能过去，过去才能挑一挑的水，那个水就那么困难，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所以容易守的缘故啊，就是因为那儿水困难。他那儿包围着我们了，我们没水他也没水啊，没水他怎么办呢，他就往下投水，那空气飘的啊飘到我们阵地里头去了，哈，那简直皆大欢喜，哈···那简直是欢声雷动啊，哎，我们就足喝一顿啊，那真是···，那么他那儿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命令他也不敢退，可是以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只好退了。有一个兵（指日军）我现在印象里十分深刻，他就这么一个大字形的在那儿躺在那儿，一点伤没有，这只手拿着枪，不对，这只手拿着一个笔，这只手拿着笔记本，他就在那笔记本上写‘水’，他日本字跟中国字一样啊，写了那么2、30个‘水’啊，最后那个水刚写了一半，这一半还没写完呢，他就死了。”
战时，陕西的延安是最大的游击基地之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部队从江西井冈山开始便以游击起家。战前，他们的游击对象是国民党，战时的对象虽然转向日本人，但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攻击，当年在第三战区担任宣传工作的马树礼回忆国军和中共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往事说：
“新四军是当年国共合作抗日嘛，政府让留在赣南和其他各地的共军的残部，编组啊成为一个军，由军事委员会正式给他‘新四军’的番号，以叶挺为军长，项英做副军长。那么指定他驻在皖南的泾县和繁昌作为他们的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后来不到两年，在第三战区皖南一带已经扩展到三万人以上了，为着扩充实力不断地与国军摩擦，甚至于武装冲突。在（民国）29年10月初，就同我们驻在苏北的89军冲突起来，89军军长李守为阵亡。到了12月呢，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要新四军限于···限在12月30号以前全部撤退到长江的···江苏省的长江以北。新四军在1月6号的夜里，趁我们第40师调防的时候向第40师发动进攻啊发动战争，上官云相就下令他部署的军队支援40师，同时呢把那个山区啊对外的要道统统啊封锁起来，正好那时候天天阴雨，锁起来一个礼拜，他们因为啊补给断绝，已经没有···失去作战能力了，所以自然就败了，那这个时候呢，到了···1月15日，项英···阵亡，副军长项英阵亡。叶挺呢，他只带一个副官，他就想到108师去投降，结果呢···就把他送到32集团军上官云相总司令部，那叶挺呢，见了上官云相总司令，第一句话是说‘总司令，我今天是阶下囚了。’因为他们很熟啦······。”
显然，国军游击部队的任务是单纯的，他们的目的只是拖垮日军，而中共游击队的终极目标却要扳倒国民党，但无论如何游击战总归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战法，也是弱者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壮烈行为。在抗战期间，游击战士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整个战争所做的贡献可以从这张表上看得出来：根据民国30年的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配置的兵力，“治安”地区比作战部队多出了3个师团又20个独立旅。这便是游击部队在敌后发挥牵制作用的具体实证。
在此时此地，我们仅以至诚向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致以无上的敬意！
寸河山一寸血（29）
中国幅员广阔，山系绵亘交错，这些地理因素形成了天然的国防屏障，也为游击部队提供了生存与落脚的基地。在八年抗战期间，出没在山区的这一股武装力量牵制了日军120万正规部队，使之动弹不得，这是日本军阀侵华之初始料未及的事，然而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些条件在八年间成长茁壮，最后终于扳倒了国民政府，这也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应该是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最大赢家！
我们承认，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是凡游击战士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与其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单靠打游击企图去赢取整个战争则属不可能，因为游击战的属性本来是消极的骚扰、消耗与牵制，所以，两国交战，最后的胜利仍然决定于主战场硬碰硬的阵地决战，这个道理应该是十分显现的。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宣传对日抗战是八路军打游击赢来的，刻意模糊了国民政府在每一个主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实！更断章取义声指民国24、25年间蒋中正的“不能打”为“不肯打”、“不抗日”，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事隔60多年，多少往事都已过去，许多变化也已成定局，今天的中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的实力去面对历史，亦当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相长白千秋，否则，我们将永远惭疚与不安。
第二十九集 历史的血迹
也许您还记得，“七七事变”后中共曾发表一篇“共赴国难宣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联名上电蒋委员长，表达共同抗日的意愿，他们在电文中说：
“红军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8月22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与彭德怀为正副指挥，下辖3个师分别为：林彪115师、贺龙120师以及刘伯承的129师，总兵力约45000人左右。
从表面上看，国共好像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但10月4日中共“人民抗日军政治部”却在他们编的“几个问题的解答”中把自己的立场交代的十分清楚，那本小册子说：
“红军的名义虽然改变，那是为了全国抗日的统一指挥，虽然在名义上是改变了，但实际上还是照红军一样的办法······，通俗地说，外面虽是白的，内面还是红的。我们改了名义，要他们发给我们军需粮饷，我们处处占着便宜，丝毫不曾变成国民党的军队，”
就这样，他们和国军不断地周旋着。
无可讳言，中共从清党之后便以打游击起家，在经验的不断累积中也确实发展出许多游击战法，毛泽东说：“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疾风一样，迅速转移其位置，兵力转移时，要秘密、取巧、欺骗、诱惑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显然，这些招数都是典型的游击战术，毛泽东利用这一套战法从1927年开始和绝对优势的国民政府部队周旋达10年之久，直到1936年才溃退逃到延安，由此可见游击战法难缠之处。
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对于这些地方他们多以重兵镇守，加上外围汪伪部队的把风，老实说，可游之机是蛮有限的，但是对于同在边区山区打游击的国民政府部队就不一样了，因为“蚕食”自己人要比打日本容易得多，所以在敌后国共之间的冲突不断，因而抵销了不少对日作战的功能。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提到了皖南中共的新四军和上官云相部队冲突的故事，在华北，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现在，我们来看看民国28年发生在冀察战区的一段往事：这个战区包括河北、察哈尔和部分山西地带，一共分为五个游击区，在这里面第一和第五是刘伯承部队的地盘，第二游击区是地方部队张荫梧的地盘，第三游击区是石友三的地盘，第四则是朱怀冰的地盘。石和朱原属西北军，以当时而言算是亲中央的地方军，但仍不脱划地为王的草莽本色，所以这三种背景不同的部队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而实质上则各怀鬼胎，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算计自己人，象这年秋天，刘伯承就把朱怀冰的部队给吃掉了，石友三深感唇亡齿寒，于是发动了对刘伯承的猛烈攻击，当年服役于石友三部队的李振武回忆他亲眼目睹的一段闹剧，他说：
（60军特务连连长）李振武：“石友三一火，你知道这一火可不要紧喔，这一火可死的人可是太多了，冤枉死的人也不少哦，整个这么大河北的南半部包围了，缩小包围圈，一家伙缴枪了，缴谁枪呢，缴刘伯承。我们下了命令，光要枪、子弹，除了这以外什么都不准拿，身上不准搜身子，什么都不准拿，如果拿，回来就枪毙。这时候你知道谁来了？刘伯承，国共合作嘛。刘伯承喊口号了，说：‘石友三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贴了满地都是标语，一边走一边喊，一路喊道石友三这个···住的地方，一个大门，就在那儿上，石友三拉他进屋哩，进院哩，他一回头还说‘石总司令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他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得清楚得很嘛，刘伯承什么样我没大很看清楚，这是刘伯承，说是一个眼睛，就这样，没看清他是左眼还是右眼，没看清楚就这样子，真的，这是真的。进去以后，交涉，好，枪给他，兵给他，还了，走了，这可还他了，还他以后不要紧，标语就换了，‘石友三是汉奸’、‘打倒石友三’。”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当时中共打国民党的样板脚本，能屈能伸的多变本质使中共在天高皇帝远的华北有机会一步又一步地发展了起来。
是凡当年在敌后打过游击战的人都有过三面受敌的惨痛经验，他们必须在日本正规军、汪伪所谓的和平军以及中共游击部队的夹缝中求生存······
(四明山区游击指挥部特务长)赵如林：“那个时候是没有政府的军队，没有警察，没有什么人，三不管，有叫和平军的，和平军就是大概伪政府一类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匪，要嘛就是共产党。”
（29军161师）钱宝山：“我们那个打日本人啊，那时共产党啊他不打日本人，他反过来打国民党，你们不晓得。”
（暂编12师）乐永湖：“我们两边跑，北边我们跟共产党打，南边我们就打日本，不一定。”
（32军12师）陈扬庭：“合作，合作个屁合作，合作他要打你呢，他合作？”
国军以正规部队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便不断在进行着。民国28年的冬季攻势便是一次典型的全面游击攻势。严格说起来，在这个时候除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由于地处敌前，多为正面冲突之外，全国其他八个战区约当150个正规师的兵力都在敌后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游击战，由此可见，国军不仅在各主战场担当守土保国的重责大任，在敌后还投注了十分可观的兵力从事游击战与敌人斡旋，中共为了政治因素而扭曲了整个战争的模样，令人遗憾。
民国29年8月22日，重庆，蒋委员长接到了来自冀察战区的一份电文，上款写的是：委员长蒋 钧鉴：，内容大意为：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友军作战，保卫西北······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攻击战······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申明······。接着这份电文又将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作了扼要的叙述，最后提到：“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仅电奉闻。”下款署名为：职 朱德 彭德怀 养（22日）。
军事委员会当局收下这份电文，确实有点讶异，一、动员百团作战，少说也要聚众50余万人，换句话说，中共部队在三年间竟然成长了十倍，其速度相当惊人。二、中央对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做大自己的行径早有所闻，这回居然自动请缨上阵杀敌，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但为了民族生存的共同目标，蒋中正仍然下令各战区留意日军动态并牵制其转兵北上，并电令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派兵协助18集团军这次的百团攻击。
百团大战是中共军队在抗战期间所发动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斗。这场仗以突袭揭开序幕，一开始，“八路军”发挥了奇袭战术，打得日本人昏头转向不知其所以，但最后还是惹来了无尽的灾难，由国军与无辜的老百姓承担。有关百团大战的详细过程及其结果在国军战史上未见披载，中共战史则恐多失实之处，因此，连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发起这一次攻击都很难得到一个确实的数字，但由战后委员长对18集团军的嘉奖显示，中共这次是真的打了！
百团之战对正太、同蒲铁路沿线以及井陉矿区等所造成的破坏，可以由日本军方的事后处置看的出一些端倪出来，为了承担这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袭击的责任，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被“体面”卸职，参谋长笠原幸雄降职回关东军，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也因此退出了现役。但整个事件并未从此了结，冬天过后，日军纠集大军开始报复性的“扫荡”，这场天罗地网的强力扫荡战逼使中共部队纷纷向西撤退并造成了十分可观的伤亡。事实上打从开始毛泽东便不赞成如此“大干”的，但是为了一扫游而不击的不良形象，做点事给老百姓看看，才勉强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孤注一掷。大战初期，中共突袭成功，老毛确实也曾乐歪过，但等到日本人聚众前来报复，彭老总还咬住不放，并准备“反扫荡”，这下子可惹火了老毛了，他一直记恨心头，把损失20%“革命武力”的帐一股脑都算在彭德怀头上，这笔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没算完。
“百团”过后紧跟着受打击的是卫立煌的晋南中条山游击基地，这个基地早在1937年太原会战之后便建立的，也是国军留在华北的最后基地。前此，日军曾经七度来犯都没有得逞，这次为了扫荡“八路军”，从上海调来了第37师团、武汉调来第33师团，实力大增，于是便结合了华北的部队，共7个半师团，展开了第八度进攻中条山的“中原会战”。
中条山脉位于山西南部，打横平躺约170公里长、50公里宽，东接太行山，西连吕梁山脉，南枕黄河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此日军称之为“华北盲肠”。国军计有16个师据险固守这块防地，由西到东分别为：孔令徇的80军、唐淮源的第3军、高桂滋的17军，然后是43军、武士敏的98军、武庭麟的15军以及裴昌会靠东边的第9军。
民国30年5月7日，日军分北、东、西三个方向由8个集结点向我中条山基地发动攻击，攻击一开始日军就夹着优势火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猛轰我军阵地，不久，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间隘道突破，直杀到了垣曲，中条山被切成两段了。西路日军第37师团、16旅团也穿越了80军和第3军在张店这一带的防区向东推进，21师团则由东向西打，当日，济源不守，这个时候垣曲的41师团左右开弓，分别于10日和12日与东西两军会师于五福涧和邵源，中条山守不住了。
从太原战后，国军在这个条件至为恶劣的山区已经苦守了4个年头了，由于运补不易、给养难求，日子本来就很艰苦，战斗一开始，四出通路包括黄河渡口又被封锁得死死的，所以这场仗过程十分惨酷，身经是役的国军袍泽回忆当时的作战状况说：
（40军）臧金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中条山呢，大部分都是在山里头、山上边打，山上边打他战车上不去啦，都是炮，上边飞机下边炮。”
（17军84师）严忠发：“中条山有个山名字叫天台山，为了争夺这一个山头啊，双方拼刺刀拼得很厉害，那个时间我们的部队啊，就是···凡是到了拼刺刀之前啊，每一个兵都有一个‘飞刺刀’，什么叫‘飞刺刀’呢，就是一定有一颗子弹在枪膛里面，结果的时候啊，我都只顾着前边哪，左边来了一个人哪，他想刺我，我那个兵呢看到了，就一枪把他给打死了，那是最激烈的时候。”
（47军178师）廖兴如：“日本人包围着我们在中条山，补给不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呀，没有办法啦。”
（9军24师）王常延：“（你说吃那个骡马肉啊？）嗯，（是吃死的骡马还是活的把它杀死吃的？）活的啊，没有办法，吃了，哪有吃的，40天没有吃饭嘛你看看，那新兵啊都是，连这个坡都上不去啊。”
（15军64师）王子健：“那时候我们上那个山攻击那个山嘛，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就···打不过日本人啊，讲实在话，那时候日本人凶得很那时候。”
（196师）张福昌：“整个一个步兵师整个都没有了，所以说我那个···我当了一辈子兵啊，这个地方实在我···最终的我···我的挂念是在这个地方，一生忘不掉的这个地方。”
就这样，我军还是在他们的防地里苦苦地支撑了8天，直到弹尽援绝，大部分只好化整为零，分别向太岳、吕梁以及南边的黄河夺路突围，少部分国军不愿意离开，又熬了4个月，最后捐躯于阵地之中。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我军有两位军长以及六位旅长以上的将级军官为国牺牲，他们分别是：
第3军上将军长唐淮源，于13日自杀殉国，年57岁。
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坚守阵地中弹殉国，年39岁。
12师少将师长寸性奇，云南人，三度负伤自戕殉国，年38岁。
70师中将师长石作衡，在重围中被炮弹击中，临终高呼‘亲爱团结，保卫国家，吾死而无憾！’年34岁。
27师中将师长王俊及少将参谋长陈文杞以下全师官兵全部战死，陈文杞年仅29岁。
205旅少将旅长徐积障，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年33岁。
215旅中将旅长赵锡章，负伤累累，裹伤再战，直至气绝，年3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