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原子科学家期刊》（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这是
一份专门刊登关于原子武器这种新形式的战争力量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的讨
论的杂志。还出现了考温也参加的原子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Atomic Scientists），现在改称为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American Scientists）这样的政治运动组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去
华盛顿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很认真的对待。”考温说。“在四十年代，
当原子弹出现以后，物理学家被当成了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与麦克马洪议案
（McMahon bill）的起草，与由此而创立的原子能源委员会（the AtomicEnergy Commission）、以及将原子能源置于民间控制之下的思想有很大关
系。”
要求政府在无人居住的岛屿上试爆原子弹，不要往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后
来，在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致使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许多
参与核武器研制计划的科学家开始形成了各种政治运动组织，游说政府对核
武器的使用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控制——民间控制，而不是军事控制。那些年
出现了《原子科学家期刊》（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这是
一份专门刊登关于原子武器这种新形式的战争力量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的讨
论的杂志。还出现了考温也参加的原子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Atomic Scientists），现在改称为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American Scientists）这样的政治运动组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去
华盛顿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很认真的对待。”考温说。“在四十年代，
当原子弹出现以后，物理学家被当成了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与麦克马洪议案
（McMahon bill）的起草，与由此而创立的原子能源委员会（the AtomicEnergy Commission）、以及将原子能源置于民间控制之下的思想有很大关
系。”
考温并没有为自己返回实验室的做法开脱，尽管实际上他比大多数人都
更多地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比如.. 1954年，在麦卡锡（McCarthy）的反共政
治迫害闹得最猖獗的时候，他成为罗沙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的主席，并与原子
能源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频繁见面。当时麦卡锡这位来自威斯康星
的议员正在尽力让每一个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分
子。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则抗议以反共为名的政治迫害，呼吁更大的信息自由，
减少实验室的信息保密。他们还尽力为曼哈顿计划的前主任罗伯特·奥本海
默（J.Robert Oppenheimer）辩护——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罗伯特·奥
本海默甚至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理由是，他也许和曾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共
产党会议的一些人有牵连。
随着考温在贝瑟小组的工作（他在那儿工作了差不多三十年），他开始
认识到，华盛顿是怎样的一个头脑简单的地方，头脑简单到让人心烦。他说，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日子里，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中脱颖而出，清醒
地认识到军事力量之至关重要。但在接受这一教训之后，所有的官员都除了
发展军事力量之外就不再顾及其他事情了。他们的观点是，你必须抓住关键。
“可我当时却觉得权力就像一个交响乐团，而我们有太多的人却只会拉大提
琴。”
事实上，考温当时很沮丧地意识到，苏联人远比华盛顿懂得权力的复杂
和声。“苏联人好像非常重视权力的知识感召力、以及权力在情感和思想意
识层面上的内容。当时我认为他们很重视权力的科学性。事实证明，我们以
为他们只有十英尺高，但其实他们并不止十英尺高。当然我是从俄国人的视
角和我们的视角的比较来看问题的。他们玩权力就好像是在下一盘大淇，下
出多着棋，而我们玩权力好像是在做某种只有单一衡量标准的游戏。”
角和我们的视角的比较来看问题的。他们玩权力就好像是在下一盘大淇，下
出多着棋，而我们玩权力好像是在做某种只有单一衡量标准的游戏。”
最重要的是，考温在罗沙拉莫斯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管理上的责任。工作
的繁重，使他没有太多时间从事科学工作。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从事科
学实验的时间减少到只能利用周末。“所以我在科学工作上没有太大的成
就。”他不无感伤地说。
但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1982年，当考温从罗沙拉莫斯研究
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并接受了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White Housescience Council）的顾问一职以后，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就完全占领了他的脑
海，他甚至预见到科学家获得第二次机会的可能。
如果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说明的话，那么，考温参加的白宫科学顾问委员
的会议让考温生动地回忆起为什么.. 1949年那些研究人员们会如此渴望逃回
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他和他的同僚们正襟危坐于会议室：一群威严的科学
家围坐在华盛顿新行政办公大楼的会议桌前，由总统科学顾问乔治（杰伊）·凯
华兹［George （Jay） Keyworth II］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征求各位的评述。
乔治不前一年被提升到总统科学顾问这个位置上的。在这之前，他是罗沙拉
莫斯的年轻的部门主持人，在考温手下工作。考温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对
所提出的问题无从评述。
考温说：“那时对艾滋病的议论还不多，但大家已经感觉到一种突然而
至的警觉。艾滋病是每次会议的一个议题。便坦白地说，对如何面对这个问
题我感到非常困惑。”艾滋病是关于公众健康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道德的
问题？它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当时对此的解释还不是很明确。
“另一个议题是关于有人操纵的太空飞行与无人操纵的太空探险的争
论。他们听说议会不打算投票通过无人操纵太空探险的方案。但我不知道这
是否是真的。这与其说是个科学问题，还不如说更是个政治问题。”
然后就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务提案。这是一个用基于太空
的盾，来保护美国免受大规模核导弹袭击的设想。但这在技术上可行吗？实
施起来会不会导致美国经济走向崩溃呢？即使星球大战计划能够被实施，但
这样做明智吗？这样做难道不会动摇权力均衡的现状，而导致世界进入新的
一轮毁灭性的军备竞赛？
还有核电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核反应堆熔化的危险和处理核垃
圾的困难，与确凿无疑是由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之间，你又该如
何平衡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没完没了。考温发现这段时间的经历令人非常诅丧。他
说：“这些在科学、政策、经济、环境，甚至宗教和道德方面有着相互关联
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具挑战意味的教训。”然而他发现自己无能提出具有参
考价值的建议来。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其他学者型顾问好像也提不出太好
的意见来。他们又怎么能提得出来呢？这些问题只有具有很广泛知识的专家
才能回答。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作为科学家和行政官员，都是以毕生精
力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的人。科学工作需要合作，这不科学的文化，这一
文化要求他们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说：“这些在科学、政策、经济、环境，甚至宗教和道德方面有着相互关联
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具挑战意味的教训。”然而他发现自己无能提出具有参
考价值的建议来。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其他学者型顾问好像也提不出太好
的意见来。他们又怎么能提得出来呢？这些问题只有具有很广泛知识的专家
才能回答。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作为科学家和行政官员，都是以毕生精
力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的人。科学工作需要合作，这不科学的文化，这一
文化要求他们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更令他沮丧的是，他感觉到，到了年轻一代科学家那里，事情变得越发
糟糕了。就往来于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科学家来说，他们既聪明绝顶又生机勃
勃，但他们在延续科学的文化，这种文化一直在强行把科学智慧分割成越来
越多的互不相干的碎片。
从科研机构来看（与政治正好相对立），大学保守得令人无法相信。年
轻的博士们不敢打破传统。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最好的时光耗费在拼命追求在
系里谋到一个终身教职。这意味着，他们最好从事那些会得到终身教授委员
会认可的研究。否则，他们将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与生化系的学者们干得
很努力，但你怎么表明你是物理学这儿的学术带头人呢？”而年岁大一些的
研究人员不得不一睁开眼睛就拼命去争取研究经费。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
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归整到让基金会可以认同的范畴。否则，他们就会听到这
样的话：“乔，你的主意非常好，但糟糕的是，你的研究计划不属于我们这
个部门管。”每个人都必须争取使自己的论文被权威的学术刊物接受和发表，
而这些权威的学术刊物几乎只登载属于被认可的领域的论文。
考温说，就这样几年折腾下来，强制性的狭隘视野变成了一种不再被人
们所意识的本能。他的经验告诉他，罗沙拉莫斯的研究人员越是沉湎于学术
世界，就越是难以让他们参与团队工作。“我已经与这种状况抗争了三十年
了。”他叹道。
然而，当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感到，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碎
裂的过程对科学整体的侵害。传统学科已经顽固和相互孤立得好像要自己窒
息自己。你视野所及，到处都有太多的科学良机，但太多的科学工作者似乎
对这些漠然无视。
考温想，如果需要例子的活，只需要看看现在正敞开着的机会——唔，
他现在还真无法给这件事想出一个好的名称来。但如果他在罗沙拉莫斯的所
见所闻有任何启示的话，那么，有某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在过去的十年中，
他越来越感到，传统的简化论的思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甚至就连一些核心
物理学家也开始对忽视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数学式的抽象感到厌烦。他们好像
正在有意无意地探索某种新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以他们过去这
些年，甚至这几个世纪都从未有过的方式跨越传统的界线。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灵感似乎不来自于分子生物学。这不大多
数人都不会认为一个武器实验室会感兴趣的领域。但考温说，物理学家从一
开始就深深地卷入了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许多开拓者其实刚开
始都是物理学家。他们转入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很大的驱使力来自于一本薄薄
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该书出版于1944
年，在这本集子中，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发明人之一欧文·斯克若
丁戈（Erwin Schrodinger）对生命的物理和化学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
意味的思索。（斯克若丁戈逃出希特勒的魔掌以后，二次大战期间一直安全
地隐藏在都柏林。）深受这本书的影响的人之一是弗朗克斯·科里克（FrancisCrick）。他在.. 1953年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起，利用从.. X光
结晶中提取出来的数据推演出.. DNA分子结构。X光结晶是早在几十年前物理
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亚微观的想象技术。事实上，科里克起初是学实验物理
学出身的。五十年代初，匈牙利理论物理学家、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的最初
提出者之一乔治·加莫（George Gamow）也开始被基因密码结构所深深吸引
了，他鼓动了更多的物理学家投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考温说：“我听到的
第一堂关于生物化学的真正有见解的课就是加莫上的。”
开始就深深地卷入了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许多开拓者其实刚开
始都是物理学家。他们转入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很大的驱使力来自于一本薄薄
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该书出版于1944
年，在这本集子中，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发明人之一欧文·斯克若
丁戈（Erwin Schrodinger）对生命的物理和化学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
意味的思索。（斯克若丁戈逃出希特勒的魔掌以后，二次大战期间一直安全
地隐藏在都柏林。）深受这本书的影响的人之一是弗朗克斯·科里克（FrancisCrick）。他在.. 1953年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起，利用从.. X光
结晶中提取出来的数据推演出.. DNA分子结构。X光结晶是早在几十年前物理
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亚微观的想象技术。事实上，科里克起初是学实验物理
学出身的。五十年代初，匈牙利理论物理学家、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的最初
提出者之一乔治·加莫（George Gamow）也开始被基因密码结构所深深吸引
了，他鼓动了更多的物理学家投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考温说：“我听到的
第一堂关于生物化学的真正有见解的课就是加莫上的。”
考温说：“从定义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物理科学是一门以概念的
优雅和分析的简单为特点的学科。所以你就会以此为优点而看不到其它方
面。”确实，物理学家对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致力于探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的“软科学”的轻蔑是众所周知的。但分子生物学出现了，它是对复杂到不
可思议的活系统的描述。这些有生命的系统受着深层规律的支配。考温说：
“一旦你和生物学交上了手，你就放弃了优雅，放弃了简单，你被搅得乱七
八糟。但从这开始，渗入经济学和社会问题就变得容易得多了。一旦你已经
沉入了一半，你也许就此开始游泳。”
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复杂系统进行思考，因为他们现
在已经能够做这种思考了。当你用笔和纸来解答数学方程式时，你能够对付
多少变量，同时又不至于陷进去出不来？三个？或四个？但当你具有了足够
的计算机能力，你可以爱对付多少变量就对付多少变量。到八十年代初，计
算机已经非常普及了。个人电脑大量出现，科学家们纷纷安装上了台式高效
绘图工作站，大企业的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突然
间、含有无数变量的无数个方程式看起来没有那么繁杂了。比如，从救火皮
带般长的数据中提取信息不显得那么不可能了，数行数行的数字和几英里长
的数据带可以被转化成以颜色来表示的农作物收成图、或埋在数英里深的石
头下的蕴藏石油的底层带。“计算机是非常好的记帐机器。”考温用很轻描
淡写的低调说。
但计算机能做的远远不止记帐。也许经过编程以后，计算机可以变成完
全独立的世界。科学家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做各种方式的探索，从而大大开阔
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事实上，到了八十年代，计算机的模拟功能就已经
变得非常强大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谈论计算机是介于理论与实验之间的
“第三种形式的科学”。比如，计算机模拟的雷暴雨可以像是一种理论，因
为除了描述闪电、风声和水蒸汽声的方程式以外，计算机里不存在任何别的
东西。但这种模拟同时也像是一种实验，因为这些方程式太复杂了，根本不
可能靠人力来解，所以科学家们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观察模拟雷暴雨时，可以
看见他们的方程式以他们也许根本不可能预测到的方式展开。有时，甚至最
简单的方程式也能产生令人吃惊的行为效果。雷暴雨的数学实际上描述了一
阵阵空气如何相互推挤、每一滴水蒸汽如何凝结、又如何蒸发，以及其他类
似的小规模发生的事。这里没有清晰明确的论述，诸如“一柱上升的气流和
雨水冻结成冰雹”，或“一股寒冷而潮湿的下降气流突然突破了云层底部，
降落到地面。”但当计算机用几英里长的空间和数小时的时间整合了这些方
程式，便产生了计算机所想得到的效果。更有甚者，正是这一事实使科学家
能够用他们的计算机模式来进行实验，而这种实验在真实世界里是无法进行
的。究竟是什么导致气流上升或下降？当气温和湿度改变时，它们又会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是真正影响雷暴雨的动力的因素？什么不是？在另外的
雷暴雨中，相同的因素会同样重要吗？
全独立的世界。科学家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做各种方式的探索，从而大大开阔
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事实上，到了八十年代，计算机的模拟功能就已经
变得非常强大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谈论计算机是介于理论与实验之间的
“第三种形式的科学”。比如，计算机模拟的雷暴雨可以像是一种理论，因
为除了描述闪电、风声和水蒸汽声的方程式以外，计算机里不存在任何别的
东西。但这种模拟同时也像是一种实验，因为这些方程式太复杂了，根本不
可能靠人力来解，所以科学家们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观察模拟雷暴雨时，可以
看见他们的方程式以他们也许根本不可能预测到的方式展开。有时，甚至最
简单的方程式也能产生令人吃惊的行为效果。雷暴雨的数学实际上描述了一
阵阵空气如何相互推挤、每一滴水蒸汽如何凝结、又如何蒸发，以及其他类
似的小规模发生的事。这里没有清晰明确的论述，诸如“一柱上升的气流和
雨水冻结成冰雹”，或“一股寒冷而潮湿的下降气流突然突破了云层底部，
降落到地面。”但当计算机用几英里长的空间和数小时的时间整合了这些方
程式，便产生了计算机所想得到的效果。更有甚者，正是这一事实使科学家
能够用他们的计算机模式来进行实验，而这种实验在真实世界里是无法进行
的。究竟是什么导致气流上升或下降？当气温和湿度改变时，它们又会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是真正影响雷暴雨的动力的因素？什么不是？在另外的
雷暴雨中，相同的因素会同样重要吗？
但是，复杂的魅力比这还要来得深刻。部分是因为复杂系统可以被计算
机模拟，部分是因为新的数学认识。到八十年代初，科学家开始认识到，许
多混乱而复杂的系统可以被一种强大的理论描述成“非线性动力学”
（nonlinear dynamics）。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被迫面对一个令他们窘
困的事实：整体真的可以大于部分相加的总和。
对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事实已是显而易见了，但对当时的物理学
家们来说却是非常令他们窘困的，因为物理学家们花费了三百年时间来热爱
线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整体正好等于所有部分的相加。公平地说，他们
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如果在一个系统中，整体正好等于所有部分的相加，
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而不用去管别处发生了什么。这样
相对比较容易做数学分析。（“线性”这个词指的不，如果你把方程式在图
表纸上画出来，绘制出来的会是一条直线。）另外，大自然中的许多事情都
是线性运作的。声音是一个线性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双簧管和弦乐器合奏，
你却可以将它们单独地分辨出来。因为音波相互混合，但仍然能保持各自的
特点。光线也是一个线性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大太阳天也可以看到马路
对面通行/禁止通行的指示灯，因为从指示灯射出来的光线进入你的眼帘不会
被从高处照射下来的阳光粉碎于地面。各种光线独立运作、相互穿越，仿佛
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连经济也是一个线性系统，比方小经
济单位可以独立运作。又比如，某人在街头杂货店买了一张报纸，这对你去
超级市场买一管牙膏的决定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大自然中的许多事情确实不是线性的，这包括使这个世界感兴趣
的大多数事情。我们的大脑肯定不是线性的系统：虽然双簧管的声音和弦乐
的声音浊立地进入你的耳朵，但这两种乐器的和声在你情感上产生的影响却
远远大于这两种乐器的单独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交响乐团的原因。）
经济也并非真是线性系统。数百万的个人做出的买或不买的决定可以相互影
响，从而导致经济繁荣或萧条。而经济气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导致这种气候
的购买力。确实，除了非常简单的物理系统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所
有的人都被裹罩在一张充满刺激、限制和相互关系的巨大的非线性大网之
中。一个地方小小的变化会导致其它所有地方的震荡，就像.. T.S.艾略特所说
的那样，我们无法不扰乱宇宙。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用数
学来表示这个特征——假如这样的系统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话——则这就是
个非线性的方程式：画出来的图线是弯曲的。
的声音浊立地进入你的耳朵，但这两种乐器的和声在你情感上产生的影响却
远远大于这两种乐器的单独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交响乐团的原因。）
经济也并非真是线性系统。数百万的个人做出的买或不买的决定可以相互影
响，从而导致经济繁荣或萧条。而经济气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导致这种气候
的购买力。确实，除了非常简单的物理系统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所
有的人都被裹罩在一张充满刺激、限制和相互关系的巨大的非线性大网之
中。一个地方小小的变化会导致其它所有地方的震荡，就像.. T.S.艾略特所说
的那样，我们无法不扰乱宇宙。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用数
学来表示这个特征——假如这样的系统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话——则这就是
个非线性的方程式：画出来的图线是弯曲的。
物理学家伊尔亚·普里戈金声大张旗鼓地宣扬的自组系统也是被非线性
动力支配的系统。确实，致使一锅汤沸腾的自组运动的动力被证实与其它非
线性形态非常相似，比如像斑马身上的斑条，或蝴蝶翅膀上的斑点。但最令
人吃惊的是被称为混沌的非线性现象。在人类的日常活动中，没有人会因为
听说这儿发生的一件小事会对那儿发生巨大影响而吃惊。但是，当物理学家
开始在他们的学科领域对非线性系统给予高度重视时，他们才开始认识到，
支配非线性系统的规律有多么深奥。产生风流和潮气的方程式看上去极其简
单。比如，研究人员现在才认识到，德克萨斯州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一个
星期以后会影响到海地的一场雷暴雨的走向。或者，蝴蝶翅膀扇动朝左一毫
米也许会整个改变雷暴雨的方向。这一个又一个的例子都表明了一个相同的
意思：即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样的关联敏感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微
小的不可测性不会总是很微小。在适当的条件下，最小的不确定性可以发展
到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完全不可预测——或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混沌。
反而言之，研究人员也开始认识到，即使是一些很简单的系统也会产生
丰富到令人震惊的行为模式。所有这些只需要有一点点非线性因素。比如说，
从一个漏水的水龙头滴下来的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可能会像节奏器发出的节
拍一样规律得让人发疯。但如果你不去理会它，让水滴的流速稍稍加快一点
儿，水滴立刻就会变得大一滴、小一滴、大一滴、小一滴地往下滴。如果你
还是不去理会，让水滴流速再加快一点儿，水流速度很快就会成倍增加，先
是四滴一个序列，然后是八滴、十六滴一个序列，一直这样下去。最终，水
滴的序列变得极为复杂，以致于水滴似乎是随机地滴下来——混沌再次出现
了。这种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在果蝇繁殖的数目变化中、在汹涌澎湃的水流
中、或在任何领域中都可以看到。
物理学家感到难堪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当然知道在量子力学、黑洞这类
理论里有些古怪的现象。自牛顿时代以来的三百年间，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们
已经习惯了把日常世界看作是一个受着他们非常能够理解的规律的支配。这
个世界是一个本质上很紧凑的、可以预测的地方。而现在看来，仿佛这三百
年来他们一直是住在一个被废弃的小孤岛上，对周围的世界漠然无视。考温
说：“当你一旦离开线性近似法，你就开始航行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海洋上了。”
理论里有些古怪的现象。自牛顿时代以来的三百年间，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们
已经习惯了把日常世界看作是一个受着他们非常能够理解的规律的支配。这
个世界是一个本质上很紧凑的、可以预测的地方。而现在看来，仿佛这三百
年来他们一直是住在一个被废弃的小孤岛上，对周围的世界漠然无视。考温
说：“当你一旦离开线性近似法，你就开始航行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海洋上了。”
然而，虽然分子生物学、计算机模拟和非线性科学作为单个领域都非常
引人入胜，但考温总怀疑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他觉得在这些领域之下有一个
统一的规律，这一统一性规律最终不仅囊括物理化学，也囊括生物学、信息
处理、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他的脑海里，这
一统一性规律的概念是一个近乎中世纪式的学术。他想，如果这种统一性真
的存在，则我们将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在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之间只有微
小区别的世界，或像考温曾经说的那样，在科学和历史或哲学之间“整个知
识的结构天衣无缝”。也许知识会重新变成这样。
对考温来说，现在似乎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所以为什么大学里的科学家
不扑向这个方向呢？当然，在有些大学里，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们已经这样
做了。但他所寻找的真正宽广的思维却似乎掉入了裂缝。就这种宏观思维的
本质而言，任何一个大学科系都力所不及。确实，大学不乏“交叉学科研究
所”，但就考温所见而言，这些研究所无非是一群偶尔过来共用一个办公室
的人们。教授和学生仍然要效忠于他们自己的科系，因为他们自己的科系有
权授予学位、终身教职和决定升迁。考温认为，如果由大学自由发展，那至
少再过三十年大学也不会开始对复杂系统的研究。
不幸的是，罗沙拉莫斯似乎也不是个理想的研究复杂系统的地方。这很
糟糕。通常，武器研究所是一个比大学要理想得多的从事多学科研究的地方。
这是一个使访问学者们常常感到非常吃惊的事实。但罗沙拉莫斯实验室缺乏
经费。曼哈顿计划始于一个特殊的挑战——制造原子弹——这个计划把科学
家从每一个相关领域召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团队，共同来应付这个挑战。这
里有一支被公认的出类拔萃的队伍：罗伯特·奥本海默、尹利柯·弗米、尼
尔斯·波尔（Niels Bohr）、约翰·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汉斯·贝
瑟、里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
曾有一位观察家把这支队伍称为自古希腊以来最伟大的智者的集结。自从把
这些优秀人才集结在一起后，实验室就以发展核武器为研究领域。实验室管
理的重要工作就是要确保让恰当的专家们能够相互交流。“我有时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个媒人。”考温说。
唯一的问题是，考温宏大的学科整合方案正好不是实验室的基本任务。
确实，考温的想法与核武器的发展根本就挨不上边。而如果研究不属于实验
室的使命之内的课题，几乎没有可能获得项目资金。当然，实验室还是会做
一点复杂理论的研究，就像他们一直在做的那样。但这样做进展不会太大。
室的使命之内的课题，几乎没有可能获得项目资金。当然，实验室还是会做
一点复杂理论的研究，就像他们一直在做的那样。但这样做进展不会太大。
总之，这个机构应该是一个培养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非常少见的一种
科学家的地方：“培养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们从科学出发，但
却能够面对混沌无序的现实世界，面对一个并不优雅，科学尚未真正研究到
的世界。”
天真吗？当然，但考温觉得，如果他能把这个惊人的科学挑战的前景描
述出来，说服其他人，这个想法也许能够实现。他自忖自问：“应该向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优秀的科学家灌输什么样的一种科学呢？”
而且，谁会愿意听他说呢？谁有这样的神通能将这个想法付诸实现呢？
有一天在华盛顿，他尝试着对科学顾问杰伊·凯华兹和他的同僚，科学顾问
委员会委员，惠普公司创办人之一，戴维·派卡德（David Packard）讲了他
的想法。令他吃惊的是，他们没有笑话他。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很支持他。
所以在.. 1983年春天，考温决定把这个议题带上罗沙拉莫斯的每周中餐讨论会
上交由资深研究员们讨论。
结果他们都喜欢他的这个主意。
罗沙拉莫斯的资深研究员们
在外人看来，应该很容易做出解聘这些资深研究员的决定。他们是一帮
老家伙，过着悠闲的日子，薪水却高到荒唐的地步。从表面上，情况正如人
们看上去的那样。这个资深研究员小组由六名像考温这样长期在罗沙拉莫斯
效力的成员组成。这些人对罗沙拉莫斯实验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被聘
为实验室的资深研究员。他们不用负责任何具体的行政事务，也不用忙忙碌
碌地周旋于官场。他们作为一个小组的唯一工作就是每周一次在咖啡馆聚
头，偶尔就各种政策问题给实验室主任提出些参考意见。
但事实上，这些资深研究员都是些十分活跃的人物，这些人往往会在获
得一个新职位说：“感谢上帝，我终于能够真正干点什么了。”而且，由于
他们都在某一段时期担当过罗沙拉莫斯实验室的重要行政职务，所以不管试
验室的现任主任爱不爱听，他们都不会怯于告诉他应该怎么干。所以当考温
对他们说出自己想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的想法，想从他们这儿得到建议和支持
时，他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应。
比如像彼特·卡罗瑟斯（Pete Carruthers），立刻就与考温的想法一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