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此无须惊讶。
人之爱好永生和喜欢不死，并不是后天的。这些崇高的本能决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随意制造的。它们的基础深深地扎在人性之中。它们不依人的努力而存在。人们可以阻止它们的发展和改变它们的形式，但消灭不了它们。心灵有其必须予以满足的需要。即使你设法分散心灵的注意力，它也会因感官活动的影响，而马上有烦恼、不安和激动的表现。666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去追求物质生活享乐，那末，一部分人的心灵也可能出现奇特的反应。这一部分人将驰骋于精神世界，唯恐自己再堕入肉体希望他们留在其中的陷阱受累。
因此，在只考虑尘世的社会里出现少数几个一心奔往天堂的人，实不足为奇。使我感到惊讶的，倒是神秘主义是如何在一个专顾自身福利的民族中很快就销声匿迹的。
有人说，这是迫害和大屠杀的结果，犹如罗马皇帝把他们的迫害和在大圆形剧场进行的大屠杀带到埃及的底比斯沙漠一般。但我认为，这勿宁说是类似罗马的奢华生活和希腊的伊壁鸠鲁哲学等因素所使然。
如果不是社会情况、地理位置和法制把美国人的精神紧紧地束缚起来，使他们只顾追求物质生活福利，则我们相信，一旦他们去从事非物质性的活动，他们将会日益积累知识和丰富经验，并且不难自我改进。然而，美国人现在已感到自己的精神受到束缚，可是他们又似乎不想随时冲破这些束缚。
因此，他们一旦摆脱这些束缚，就会不知如何自处，经常到处乱撞，以致干出一些违背常识的事情。
　667
第十三章　为什么美国人身在幸福之中还心神不安
今天，在旧大陆的某些偏僻地区，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在普遍动荡之中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小村镇。它们仍然保持原样不动，而它们的周围却在前进。这些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极其愚昧和贫困。他们不过问国家大事，但却经常受到政府的压迫。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怡然自得，而且总是心情舒畅。
我在美国见到了一些最自由和最文明的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在全世界也是最幸福的。但我总觉得他们的脸上经常布着一层乌云，即使在他们欢乐的时候，也会使人感到他们心事重重，似乎怀有隐忧。
造成上述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偏僻小村镇的居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处境是不幸的，而美国人则总是盘算如何把没有的东西弄到手。
看到美国人那种疯狂追求福利的样子，以及他们唯恐找不到致富的捷径而表现的愁眉苦脸，实在令人惊奇。
美国的居民希望得到现世的一切美好东西。他们有时好象觉得自己可以长生不老，有时又表现得十分焦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可以弄到手的东西弄到手，以致在外人看来，觉得他们好象唯恐此生短促，将无福分享受快乐。他们什么都想抓，但没有一件抓得牢。在抓到一件之后，很快就会把它丢掉，而去寻找新的。
在美国，一个人精心地盖看一座房子准备养老，但屋顶尚未封好，就把房子卖了；他又去开辟一个果园，但树还没有结果，就把果668园租出去了；他也许将丰收在望的庄稼，转给别人去收割。一个人本来有个很好的职业，可是他可能随时把它丢掉。一个人选了一个地方定居，可是不久以后因为他的志望改变，又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私事之余，一个人还可以涉足政界。假如辛勤了一年还有几天余暇，他一定受好奇心的驱使而游遍美国各地，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行程数千里而大饱眼福。
死亡终于来临，使他不得不在尚无倦意之前，眼望着追求十全十美幸福的这一未竟事业而离开人间。
乍一看到如此幸福的人们在如此富裕的环境中竟表现得如此好动不安，实在使人觉得奇怪。这种情况虽然自有人类以来就已存在，但整个民族都是如此却属首次。
应当把美国人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视为他们在行动上暴露出来的这种内心不安以及他们每天以实际行动使人看到的这种好动性的主要来因。
一心追求现世幸福的人永远是显得迫不及待的，因为他们寻求、抓取和享用幸福的时间是有限的。一想到光阴荏苒，人生短促，他们就快马加鞭。即使他们手里已经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要时时刻刻想望其他的数以千计的美好的东西，唯恐死神来临，使他们来不及享用。这种想法使他们焦急、恐惧和懊丧，使他们的精神永远处于不安状态，以致经常改变计划和住所。
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一旦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改变自己的地位而不受法律和习惯的限制的社会情况结合，则人心的这种不安状态将更加激烈。这时，人人都将经常改变他们的路线，唯恐找不到一定使他们获得幸福的最佳捷径。
也不难设想，如果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想望很高，则他必然容易产生失望。既然最终目的是享乐，所以达到目的的手段669要简易，否则，追求享乐所付的辛苦将超过享乐本身。因此，大部分人的心情这时是既狂烈而又委靡，既紧张而又消极。有时不怕死，但怕继续努力去奔赴想往的目标。
平等会通过更加直接的途径产生我以上所说的各项效果。
当出身和财产的特权一旦取消，各种职业对一切人平等开放，谁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本行的高峰时，则有雄心壮志的人都以为自己有无限光明的前程，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但这是一个依靠经验可以立刻矫正的错误观点。使每个公民都觉得自己前程远大的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使全体公民各自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个人。这种平等从各方面限制着人的力量，但同时又在扩大人的欲望。
他们不但本身软弱无力，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以前未曾料到的强大障碍。
他们虽然推翻了同胞中的某些人拥有的特权，但又遇到了要同所有的人进行竞争的局面。限制依然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当人们到了大家彼此几乎都一样和走着同样一条道路的时候，任何人都难于迅速前进，难于从彼此拥挤的密集人群中很快穿过去。
平等使人产生了追求享乐的欲念，但它没有向人提供满足欲念的方法，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永远相背，经常使人感到苦恼和受尽折磨。
可以想象，人能达到使他完全满意的一定自由的地步，从而无忧无虑地享用自己的独立自主。但是，人决不会获得使他感到满足的平等。
一个民族不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内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假如有一天真地出现了这样的绝对而完全的平等局面，智力的不平等仍将存在，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上帝直接所赐，人间的670任何法律对它总是无可奈何。
尽管一个民族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都是民主的，仍可认为它的每个公民几乎总是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受制于人，并可预见他们永远要将自己的视线盯在这方面。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时，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
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容易得到一定程度的平等。但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在人们将要抓住它的时候就跑掉了，但是跑得又不太远，使人们能够看见它。
结果是它一面跑，人们一面在后边追。人们总以为自己能够抓住它，可是它总叫人们抓不住。它就在人们的眼前，已经能够闻到它的香味，可是却无法弄到手，而当人们将要尝到它的甜头的时候，便离开了人间。
民主国家居民在富裕生活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奇异的忧郁感，以及他们在安逸宁静的生活中有时产生的厌世感，也应当归因于此。
人们在抱怨法国的自杀人数日益增加，而美国的自杀者却很少；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精神失常者却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法美两国患着同样病，但症状不同。
美国人不管心情如何不好，也不会自尽，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准许自杀。尽管美国人普遍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但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唯物主义思想。
美国人的意志坚强，但他们的理性往往薄弱。
在民主时代，享乐的机会多于贵族时代，而且爱好享乐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另一方面，在民主时代，人们的希望和欲望也更容易落空，精神更容易激动和不安，忧郁感更为深重。671
第十四章　美国人是怎样把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的
当一个民主国家变成专制君主国时，人们以前在公私两方面表现的积极性将立即集中于私的方面。这样，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将会出现巨大的物质繁荣，但不久以后，速度即将放慢，生产的发展也会停滞。
我不知道能否从都灵人到佛罗伦萨人和英国人那里找到一个例子证明凡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不是自由的民族。因此，在自由和实业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必然的关系。
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一般均是如此，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尤譬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永远要通过结社才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几乎一切福利。另一方面，我也曾指出，广大的政治自由可以完善和普及结社的技术。因此，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对于财富的生产特别有利。反之，你会看到专制对于财富的生产特别有害。
在民主时代，专制权力的特点并不是暴虐和凶狠，而是烦琐和干扰。这类专制虽不践踏人性，但却直接压制经商的天才和开办工厂的能力。
因此，民主时代的人必须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以来不断企672求的物质生活享乐。
但是，他们对于这种享乐的过分爱好，有时会使他们一遇到强权就表示屈服。于是，追求福利的激情便会消失，被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们忘却原来企求的目标。
实际上，民主国家的生活中有一个极为危险的转变过程。
当这样的国家的物质生活享乐爱好发展得快于其文化和自由习惯的发展时，就会出现一个人心激动而且似乎不能自制的时期，人们一看到新的物质生活享乐，就想把它弄到手。
由于他们一心一意要发财，所以再也不去理会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你用不着去剥夺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他们会自动地交出来。在他们看来，尽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讨厌的障碍，使他们无法专心于自己的实业活动。如果叫他们去选举代表，或请他们亲自帮助当局做些工作，或共同担负一些公共工作，则他们会说没有时间，不肯将他们的宝贵时间用去做没有收益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是认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不宜做的无聊勾当。这些人相信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但他们对于这个原则的认识还比较粗浅；而且由于他们过分注意自己所指的个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只顾自己工作，不愿意操心公共事务，而过去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用去操劳公共事务的阶级又不复存在，所以政府好象出现了空缺，无人管理。
如果在这个危机时期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想要执政，那末，他会发现，篡夺各项大权的道路是向他敞着的。
只要他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人们就容易听任他去做其他事情，而不管好坏。他的最主要事情，是确保良好的秩序。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通常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673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以前，往往是先发现自由的滥用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当公众的激情稍微影响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时，他们立刻会警惕起来，坐卧不安。而长期害怕无政府状态的心理，又使他们经常提心吊胆，一看到出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
我完全同意，社会的安宁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也不愿意忘记，所有的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也经过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当然，这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应当轻视社会安宁；但也不应说，一个国家只有社会安宁就足够了。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即已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现了。
这样的民族不但要提防个人的专制，而且要提防党派的专制。
当全体公民都只顾自己的私事时，一些小党也不会放弃其主宰公务的希望。
因此，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以及在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演出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在舞台上活动的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余的人都没有参加演出。他们任意规定一切事物，任意改变法律，恣意践踏民情。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竟会被一小撮无能卑鄙之徒所操纵，不能不为之震惊。
从古至今，只有美国人幸运，他们避开了我在上面指出的一切暗礁。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值得人们羡慕的。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象美国那样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在美国，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热火朝天般地去追求财富。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热情虽然非常强烈，但他们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
一个美国人在专顾私人利益的时候，就好象这个世界上只有674他自己；而在他热心为公务而活动的时候，又好象把私人利益全都忘了。他有时好象是在受强烈的利己主义私欲的驱使，有时又好象是在受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推动。照理说，人的心是不可能这样一分为二的。但是，美国人却能交替地将同样强烈的热情时而用去追求财富，时而用去追求自由，以致使人认为他们把用于两方面的热情合二为一了，使两方面的热情统一在心灵的某个地方了。实际上，美国人既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
他们既爱自由，又爱幸福。因此，他们从来不认为参加公务是分外的事。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自己的主要活动要有一个政府来保护：这个政府既能使他们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又不妨碍他们平平安安地享用得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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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宗教信仰是怎样时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的
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
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这里倾听他们似乎很少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
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
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的。
我在本书的上一卷里考察过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得以持久的原因，并认为宗教是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我要研究的是宗教对个人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对每个公民的作用，并不亚于它对整个国家的作用。676
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美国人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国家应当理解的真理。
我毫不怀疑，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必然使这个国家产生一定的信念和一定的爱好，而且在产生之后还会不断地加以充实。同时，这些因素还会使这个国家毫不费力地、甚至可以说不知不觉地放弃某些观念和某些倾向。
立法者的才能就在于他们能够事先正确识别人类社会的这些趋势，从而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公民的帮助，哪些地方最好减少公民的帮助。要知道，公民的这些义务是随时代而不同的。人类所要追求的目的并不是永远固定的，而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是不断变化的。
如果我生在贵族时代的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某些人的累世富贵荣华和另一些人的数辈一譬如洗，已使两者都放弃了改善自己处境的念头，把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并只寄希望于来世；那末，我真想自己能够挺身而出唤醒这些人认识自己的需要，我要设法寻找最迅速、最简捷的方法去满足他们因我的唤醒而产生的新欲望，我还要引导他们付出最大的精力去从事物理学研究，以鼓励他们去创造财富。
如果有一天某些人果真不顾一切地去热心追求财富，并对物质生活享受表现出过分的热爱，我也毫不表示不安，因为这是个别的例外，等到整个社会都去追求财富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是例外了。
民主国家的立法者有另外的注意点。
你让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教育和自由的权利以后，你就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一切。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这个世界取得它677可能提供的一切美好东西，不断完善每一项有用的技术，天天过着日益安逸和日益舒适的方便生活，而社会情况也自然会把他们推到这方面去。我不担心他们会停止不前。
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这种诚实而合法的办法过分追求幸福，最终会有使自己的非凡才能失去用武之地的危险；而如果他只是忙于改善自己身边的一切，最终又会使自己的人格下降。这才是危险的所在，而且再无其他危险。
因此，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和一切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凡是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人，都应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不断努力，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
如果民主国家的舆论界有人散布有害的理论，说一切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主张这种理论的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
唯物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使我反感。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他们的妄自尊大使我讨厌。如果说唯物主义的体系对人还有一点用处，那大概是它使人对自己有了一个朴素的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对自己却不这样认识。当他们自以为有充分根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却十分高傲，好象自己就是神明。
唯物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但在民主国家，唯物主义尤为可怕，因为它会与民主国家的人心常有的邪恶巧妙地结合起来。
民主主义鼓励人们爱好物质享受。这种爱好如果过分，则会很快使人相信一切只是物而已；而唯物主义便使人疯狂地追求这种享受。这就是民主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循环。如果它们能够看678到危险的所在，并加以自我节制，那就好了。
大部分宗教都是宣传灵魂不灭的通用的、简便的和实用的工具。一个民主国家之能够有信仰，主要应当归功于宗教；而且，民主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需要有信仰。
因此，不管什么宗教在一个民主国家深深扎根时，你都不要去干涉它，而要把它作为贵族时代的珍贵遗产加以保护；你也不要用一种新的宗教观点来取代人们的旧宗教观点，以免在由一种信仰皈依另一种信仰的过渡阶段，人们的心灵出现信仰空白时期，而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便乘虚而入，日益扩大范围，把整个心灵完全占领。
当然，轮回说也不比唯物主义强多少。但是，当一个民主国家必须从两者当中选择其一时，我毫不怀疑它一定选择前者，而且我认为，叫它的公民们想到自己的灵魂会脱生为猪，总比他们确信根本没有灵魂要少暴露出一些兽性。
信仰与物暂时结合的非物质的和永恒的原则，是使人高尚化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人们不相信因果报应的观点时，和只相信神赐予人的灵魂在死后将还给神或转到神所创造的其他物身上时，这种信仰还会发生良好的作用。
即使是这样的信仰，也把肉体视为我们人生的次要的和低级的部分。因此，它一方面承认肉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轻视肉体；一方面对人的非物质部分表示由衷的尊重和赞美，另一方面又有时拒绝服从非物质部分的命令。只靠这一点，就足以使它的观点和爱好具有某种高大的外貌，使它不是出于利害关系而是自动地去接近纯洁的情感和崇高的思想。
苏格拉底及其学派肯定人死后679有来世的思想，并不正确；而只有他们所立足的信念，即认为灵魂与肉体毫无共同之处和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的信念，才向柏拉图的哲学提供了使它得以具有自己特色的强大动力。
我们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时得知，在柏拉图以前和与他同时，有许多作家鼓吹唯物主义。这些作家的著作不是没有传世，就是只有一鳞半爪传流下来。几乎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得以传世的名著大部分都是主张唯心主义的。人类的本性和爱好维护这种学说，而且往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把它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使倡导它的人士得以名垂不朽。因此，千万不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实行什么政治体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和由此产生的观点都能够使全体人民满意。人心比人们所想象的宽得多，它可以同时容纳对现世幸福的爱好和对天国幸福的向往。它有时好象是疯狂地热中于其中之一，但不久以后它又去追求另一个。
指出民主时代特别需要使唯心主义观点占居统治地位是容易的，但要说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应当如何使这种观点占居统治地位就困难了。
我不相信官方的哲学能够繁荣和长存。至于国教，我一直认为即使它暂时有利于政权，迟早也要给教会带来损害。
有些人认为，为了提高宗教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使人民尊重宗教所提倡的唯心主义，最好是间接地赋予教士以法律所未给予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我对于这种观点不敢苟同。
我认为，宗教信仰的解说人一旦参与政治，信仰就将发生几乎不可避免的危机；我主张，现代的民主国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基督教。因此，我宁愿把神职人员关在教堂里，而不让他们走出教堂的大墙一步。
那么，政府又有什么办法使人民相信唯心主义观点或皈依宣传唯心主义观点的宗教呢？680
我的下述答案是政治家们所反对的。我认为，政府能使灵魂不灭论受到人民尊重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政府在行动上每天表明它也相信灵魂不灭论；我还认为，政府只有在大事情上认真遵守宗教道德，才能以身作则教导公民在小事情上承认、热爱和尊重宗教道德。
681
第十六章　过分热爱福利为什么可能损害福利
在心灵境界的提高和肉体享受的改善之间，存在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密切联系。人们可以随意处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和轮流地加以重视，但不能把两者完全分开，否则两者都做不好。
兽类的官能与我们人的一样，它们的贪欲也与我们人的接近。兽类的要求满足身体需要的激情，同我们人的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激情的萌芽在狗身上和我们人身上都可以找到。
但是，为什么动物只能满足它们的最基本的需要和最低级的需要，而我们人却能无限地改变和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需要呢？我们在这方面优于兽类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用心灵去探求物质福利的，而兽类只能依靠本能去探求。在人类社会，有能人教导笨人学习满足自己需要的技能。正因为人能够超越肉体享受，甚至轻视生命本身，而兽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所以人才能成倍地提高肉体享受，而提高的程度又是兽类无法想象的。
凡是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东西，都最能使心灵去完成与心灵本身本来无关的事情。
反之，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大小事情都做不成。因此，必须使心灵处于强大而有力的状态，并可能随时以这种状态去为682肉体服务。
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
683
第十七章　为什么在平等和怀疑盛行时期应当把人的行动目标放长远一些
在宗教信仰的影响强大时期，人们把人生的最终目标放在来世。
因此，这个时期的人自然而然地，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地习惯于一连许多年凝视着一个固定不动目标，并不停地奔向这个目标；他们在随心所欲的前进过程中，学会了抑制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小小欲望，而自我满足于心中的那个伟大的和永恒的志望。当这些人忙于现世的事情时，这种习惯也在指导他们的行动。他们愿意为自己在现世的一切行动定出一个明确的总目标，并尽自己的努力直奔这个目标。他们不会天天改换目标，以追求新的志趣；相反，他们有总的规划，并孜孜不断地终生去追求。
笃信宗教的人民所以能够经常完成目标长远的事业，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们追求来世的幸福时，也掌握了获得现世的幸福的重大秘密。
宗教使人养成待人处事都考虑来世的一般习惯。从这一点来说，宗教对于现世幸福的促进作用并不亚于其对来世幸福的这种作用。这也是宗教的主要政治作用之一。但是，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的眼光逐渐短浅，最后使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684
当人们一旦习惯于不再考虑死后将会如何的时候，很容易对未来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最适合人类的某些本性。只要人们不习惯于将自己的主要希望置于长远的目标，他们自然就想尽快实现眼前的一些小欲望；而对永生表示失望以后，他们急于追求现世幸福的那个样子，就好象他们只能活一天了似的。
因此，在怀疑盛行的时代，最可怕的是人们不断受日常的偶发欲念的驱使，抛弃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不肯去做伟大的、稳妥的和长期的事业。
如果处于这种状态的民族，有一天它的社会情况民主化了，则上述的危险将会更加严重。
当人人都在不断设法改变自己的地位，广泛的竞争为所有的人敞开大门，财富在民主的动乱当中一昼夜就可以积集或失散时，人们的头脑就要想到突然发财和容易发财，想到得失俱易的巨额财富，出现各式各样的幻想。社会情况的不稳定性，又在加剧人们欲望的易变性。在命运的这种变化莫测的条件下，人们就只顾眼前了。于是，现在把未来掩盖起来，人们也不再想明天了。
在由于不幸的巧合而使不信教的思想和民主制度同时风行于一个国家的时候，哲学家和执政者的大事，就是应当不断叫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的行动目标。
道德家们应当在潜心研究自己所处时代和国家的精神时学会保护这种精神。他们应当不断努力，向同时代人指出即使在动荡连绵的条件下，人也可以规划和实施长期的事业，而且不象想象的那样困难。他们应当叫同时代人明白，人类的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变，但人们可以用来促进现世繁荣的方法仍跟从前一样，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地方，人们只有抗拒眼前的许许多多的个别小欲望，才能使渴望幸福的共同激情得到满足。685
执政者的任务也是很明确的。
不管在什么时代，领导国家的人都应当高瞻远瞩；而在民主和怀疑盛行的时代，尤其应当如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做了以后，不仅会使国运昌盛，而且又会通过自身的实例使人们学会处理私事的方法。
最为重要的是，执政者必须尽一切力量在为政当中排除没有长远打算的侥幸心理。
在贵族制时代，传臣的突然得宠和无功受禄，只能在贵族国家里产生短暂的影响，因为整个制度和舆论已经使人积久成习，只会循规蹈矩，慢慢腾腾前进。
但是，在民主国家，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则将产生极大的恶果，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根本不关心这些事，而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去了。因此，在怀疑主义和平等同时盛行的时候，首先应当防止君主或人民的随心所欲，使人尽其才。应当使每一次晋升都是本人努力的结果，不能让那些野心家轻易地登上高位，使任何目标都必须经过长期奋斗才能达到。
政府要努力使人们恢复已经不能指望由宗教和社会情况来恢复的对未来的憧憬，不用说也要以实际行动来教导公民，使他们知道财富、名誉和权力是要以劳动为代价的，明白只有定出长远的追求目标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就，而凡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东西没有不是持久的。
当人们习惯于预见当先应做的事情的长远发展和仔细规划工作的时候，就永远不会使自己的思想受现实生活的束缚，而能随时冲突限制和往远处看。
因此，如果公民习惯于在现世就考虑未来，则不必指示他们，他们就会自动去接近宗教信仰。686
由此可见，使人不经由宗教而能达到指定目标的办法，也许就是我们今天仅有的这种通过漫长而弯曲的道路使人类建立信念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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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人认为一切正当的职业都是高尚的
在没有世袭财产的民主国家，每个人都依靠劳动生活，或依靠劳动的积蓄生活，或依靠也是劳动者的父母生活。劳动是人生的必要的、自然的和正常的条件，所以劳动的观点从四面八方进入人们的思想。
在这样的国家里，劳动不但不下贱，反而光荣。舆论不反对劳动，都赞成劳动。在美国，每个富人都认为，由于有舆论支持，他们才可用自己的余暇去尽某些公共义务。如果他只为自己而度过一生，死后将会声名狼藉。许多美国富人，就是为了逃避这种劳动义务，而逃到欧洲来了。在欧洲，他们找到了贵族社会的残余，这种残余仍把清闲自在视为光荣。
平等不仅恢复了劳动观点的名誉，而且提出了靠劳动牟利的观点。
在贵族社会，其实并不轻视一切劳动，而只轻视牟利的劳动。当劳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或只是为了修德时，劳动依然是光荣的。但在贵族制社会，为荣誉而劳动的人，也往往同时趋利，唯他们不向外表露，只把这两种愿望藏在内心而已。他们伪装得很好，使他人看不出两种愿望是相结合的。他们也容易隐瞒。在贵族制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是在要求为国家服务时而表示放弃利益的。他们的薪俸，在他们看来是小事一端。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此，而且经常摆出一副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样子。688
因此，牟利的观念仍然同劳动的观念有区别。这两个观念虽然事实上有时结合在一起，但在思想上还是把它们分开的。
反之，在民主时代，这两个观念总是昭然连结在一起的。
由于大家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每个人的财富都为数不多和时时在变，人人都需要增加自己的财富和为子女多积点财富，所以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之所以劳动，纵使不是全部为了牟利，至少也是部分为了牟利。甚至那些主要是为了追求名誉而工作的人，也不得不认为自己的作为并不只是为名，并且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总要把求生的愿望混进求名的愿望中去。
一旦全体公民都觉得劳动是人生光荣的必然条件，而贵族由于接受薪俸而承认劳动即使不是全部为利，至少也是部分为利，则贵族制社会存在的那种职业之间的鸿沟便将消失。
尽管各行各业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
这个相同点就是：没有一个行业不是为了赚钱而付出劳动的。每个人都领取的工资或薪金，使大家具有了相同的外貌。
这一点足以说明美国人对于各种职业的看法。
在美国，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决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劳动，而且看到周围的人无不劳动。他们不会由于想到自己领取工资而觉得下贱，因为美国总统也是为了领取薪俸而劳动的。总统为发号施令而得报酬，同他们为服从命令而得报酬完全一样。
在美国，各种职业都是比较辛苦的，也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但从无高低之别。所有的正当职业都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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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什么东西在使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喜欢从事实业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农业大概是进步得最慢的有用技术。甚至有人往往说，农业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因为其他一些行业好象是跑步前进。
但是，平等所带来的几乎一切爱好和习惯，却自然而然地在引导人们去从事工商业。
假设有一个能干、聪明、自由、小康而充满希望的人。从能够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来说，他还很穷；而从不必担心缺吃少穿来说，他又是够富裕的。他总在想法改善自己的命运。
这个人已经尝到物质享受的好处，而其他许多享受的好处又总是摆在他的眼前。他开始追求这些爱好，并努力增加用来满足这些爱好的手段。但是，人生短促，时间有限。他应当怎么办呢？种地，可以使他的努力肯定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是得来的太慢，而且只能逐渐地富裕起来，并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农业只适于已经家产万贯的富人或只求糊口的穷人。我们假设的那个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卖了土地，离开了家乡，另谋一种虽有风险但可赚钱的行业。
在民主社会，这样的人多得很，并随着身分平等的日益普及，其人数还在增加。
因此，民主制度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人数，而且还使人们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同时，民主制度也使人们不爱农业，把人们690引向工商业。
这种精神甚至也见于最富有的公民。
在民主国家，一个人不管看来如何富有，也几乎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财富，因为他觉得自己仍不如祖辈富，更怕子孙不如他富。因此，民主国家的大部分富人不断地想法发财，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工商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致富的最快和最有效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本能与一譬如洗的穷人的本能一样，说得更确切些，他们也受最迫切的需求的支配，当然这种需求不是穷人的那种希望温饱的需求。
在贵族制国家，富人同时也是统治者。他们一直专心于重大的公共事务，所以无暇去做工商业。即使他们当中有人想去经商，他们的阶级的意志也会马上挡住他们的道路，因为他们虽欲反对本阶级的多数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这个多数的限制，而在坚决不承认人民的多数的权利的贵族集团内部，就存在一个专门进行统治的多数。（Ａ）
在民主国家，金钱并不能导致有钱人掌权，甚至往往使他们远离政界，所以民主国家的富人都不知道怎样去消磨他们的余暇。他们的远大希望，他们的大量财产，以及某些不管用什么方法致富的691人常有的异常爱好，在激励他们行动。但是，只有经商这条路是向他们敞着的。在民主国家，没有比商业更伟大和更光辉的行业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成了群众向往的目标，使人们的最热烈激情都向它那里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富人去经商，即使他自己对经商有偏见，或他人对经商有偏见，也是阻挡不了。民主国家的富人，从不组织拥有自己的独特规章和制度的团体。他们这个阶级的特有观点，对他们并没有束缚力；而全国的一般观点，则对他们有推动作用。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巨富，几乎全靠经商而来，并要一代接着一代经营下去，直到财富的持有人完全失去了经商的习惯。
由于民主国家的富人不愿意从政，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商业。在商业方面，他们可以专心发展，并发挥自己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这应当归功于他们敢于创办实业的伟大精神，而如果他们生于贵族制社会，则很难想象他们有创办实业的机会。
但在民主社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却有如下的相同的表现。
生活在情况易变的民主社会的人，眼前总是浮现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的影子，所以都喜欢从事偶然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事业。
因此，他们都去经商，而经商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牟利，而且是因为爱好商业给他们带来的冲动。
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束缚下解放出来，迄今只有半个世纪之久，所以它的大富之家没有几个，而资本也很有限。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民族象美国人那样在工商业上获得过如此迅速的发展。今天，美国已是世界上第二海运国家，它的制造业尽管还要克692服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但仍能每天有新的发展。
在美国，经营大型工业企业没有困难，因为全国人民都参加工业活动，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愿意在工业方面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在你每天看到这个可以说并不富强的国家所举办的大型工程时，一定惊讶不已。美国人踏上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才刚刚不久，但他们已使自然界改观而为他们服务了。他们已将赫德森河和密西西比河沟通，并在陆上建设了５００多里约的道路使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接连起来。几条大铁路，已在美国建成。
但是，美国使我感到最惊讶的，并不是它的某些工业企业规模特大，而是它的企业多得无数。
美国的农业经营者，几乎都实行农业和商业联营。他们大部分是亦农亦商。
美国的种植业者，很少老守田园。在西部的一些新州，尤譬如此；那里的人开垦一块土地，并不是为了自己种下去，而是为了出售；他建设一个农场，是预见到居民增加以后，当地的形势将立即发生变化，从而可以将农场高价卖出去。
每年都有大批北方居民蜂拥到南方，在盛产棉花和甘蔗的地区定居下来。这些人来到南方种地，目的是用不了几年就使自己发财致富。他们来到这里后，就已预计总有一天会回老家享用在这里获得的财富。这样，美国人就把经商精神带进了农业，使他们经营实业的激情也在农业方面表露出来。
美国人使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因为他们全都在搞工业。
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经常成为突如起来和危害甚重的工业危机的袭击对象。
既然他们全都从事商业，所以他们的商业活动也就要受到许多复杂的因素的影响，以致无法预见可能遇到的障碍。既然他们693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参加工业活动，所以只要工商业受到冲击，不仅个人的财产要遭受损失，而且整个国家也要为之震撼。
我认为，周而复始的工业危机，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固有病症。民主国家只能减轻它的危险性，但无法根治，因为这种危险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民主国家的本性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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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实业为什么可能产生贵族制度
我已经指出民主制度为何有利于实业的发展和使实业家的人数无限增加。现在，我来研究一下实业通过什么迂回的道路可以使人走回贵族社会。
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工人每天只做同样的一个零件时，由零件组装起来的产品的生产便会更加方便、更加迅速和更加经济。
我们也已看到，一个工业企业办得越大，资本越多，信用越高，它的产品就越价廉。
这两项真理早就被人察觉，而把它们明确指出的，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早已把这两项真理应用于一些最重要工业部门，而一些小的工业部门，也将逐渐受它们的支配。
我认为，在政治方面，立法者最应当注意工业科学方面的这两项新原理。
当一个手艺人始终只制作一种产品时，他的手艺当然会十分熟练。但是，他同时会丧失用其精神全面指导工作的能力。他虽然越来越熟练，但也越来越不动脑筋。可以说，随A从这一章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法文版编者着他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他作为一个人在本质上却日益下降。
一个终生做了２０多年别针帽的人，你能期待他会有什么作为吗？人的智力往往能够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这个人除能用智695力去研究制造别针帽的最佳方法外，他今后能把智力应用到什么地方呢！一个工人这样使用毕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时，他的思想就永远离不开他每天所做的那种物品，而在他的身上也就养成了一些永远摆脱不了的习惯。一句话，他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所选择的职业。在这种条件下，法制和民情虽在想法拆除他周围的樊篱，为他另辟千百条致富的道路，但仍然徒劳；实业的原理比民情和法制更有力量，把他绑在一种行业之上，而且往往使他固定于一个地方而无法离开。实业的原理还规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一定地位，使他不能改换。虽然整个世界在运动，但实业的原理却使他静止不动。
随着分工原则的普遍应用，工人便日益软弱无力，日益缩小活动范围，日益处于从属地位。工艺是进步了，但手艺人的精神却退化了。另一方面，一种工业的产品随着该生产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资本增加而大量增长时，非常有钱和有知识的人，也去经营迄今只是由没有知识或生活不富裕的手艺人所从事的工业部门。巨大的需求量和无限的收益额，在吸引那些最有钱和最有知识的人。
因此，实业科学在不断贬低工人阶级的同时，抬高了老板阶级。
当工人越来越将自己的智力用去研究一些小事的时候，老板却每天注视全盘的工作。于是，老板的眼界日广，而工人的眼界日窄。不久以后，工人只用体力而不用脑力，而老板却需要科学和甚至天才去获得成功。老板越来越象一个大帝国的行政长官，而工人则越来越象牛马。
因此，老板和工人现已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每天都在加大差距。他们就象一条长链的两端的环，各自占居为他们所规定的位696置，谁也不能离开。一方对另一方处于必须永远严格从属的地位，好象一方是为了服从而生，而另一方则是为了发号施令而生似的。
这不是贵族制度又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平等以后，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将越来越普及和增加，而低价将产品送到一般人家庭，则是事业成功的最大因素。
因此，每天都可以看到，最富裕和最有知识的人在将自己的财富和学识用于经营工业，并通过开设大工厂和实行严密分工的办法去满足各方面的新需求。
这样，随着人民群众转向民主制度，专门经营工业的阶级便日益贵族化。人与人之间一方面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有差距。结果，在大多数人中间，不平等现象虽然减少了；但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加大了。
正因为这样，当你追溯到源头的时候，就会觉得一个贵族集团好象依靠一种自然的力量从民主社会中产生出来了。
但是，这批贵族跟从前的贵族完全不同。
你首先会看到，这批贵族只专心搞实业，或者说只从事某些实业部门，在整个社会里他们与众不同，是一批怪物。
一些实业界人士在现代的广大民主社会里建立的贵族小社会，象古代的贵族大社会一样，也包括两种人：少数非常富裕的人，和大量非常贫困的人。
这些穷人很少能够脱贫变富，但富人却可能随时变穷，或者致富之后而弃商。因此，贫穷阶级的成员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但富裕阶级的成员则不是如此。老实说，今天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因此，他们只是一伙人，而决不是一个团体。697
不仅富人本身之间没有坚强的团结，而且可以说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没有可靠的联系。
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永久的，每时每刻都在随利害关系而离合。工人通常是依靠老板的，但并不总是依靠一个老板。
工人和老板只是在工厂里相识，一离开工厂，大家就如同陌生人。他们只是在一个点上接触，而在其他点上，则分道扬镳。工厂主只要求工人给他做工，而工人只希望工厂主给他工钱。工人不需工厂主保护，工厂主也无须工人保卫。无论从惯例上来说，还是从权利义务上来说，他们之间都无永久的联系。
厂商所形成的贵族，几乎永远不会在它所指挥的实业大军中扎根；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统治这批人，而是要使用他们。
这样组织起来的贵族并不想大量控制一批雇佣者，即使有时雇用了大量的工人，不久以后也会解雇一批。他们没有这种想法，也不能这样做。
旧时代的地方贵族，都在法律上或自己认为在习俗上，对自己的下属负有救济和减轻他们的困苦的义务。但是，现代的实业贵族，把他们所使用的人变穷和变蠢以后，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便把他们推出工厂的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他们。
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人和老板虽然时时发生关系，但彼此之间并无真正的结合。
总之，我认为我们亲眼看到其成长的实业贵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但是，它同时又是最受限制和危险性最小的贵族。
然而，民主的朋友还是以不安的心情把视线转向这一方面，因为贵族制度和身分的永久不平等一旦再侵入这个世界，那末可以预言，它们一定是由这扇大门溜进来的。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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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民主对我所说的民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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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情怎样随着身分平等而日趋温和了
我们看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身分逐渐平等；同时我们还发现，民情亦日益温和。这两个现象只是同时发生的呢，还是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以致没有一个的发展另一个就不可能前进的呢？可使一个国家的民情由粗野而变得温和的原因很多，但在所有这些原因当中，我认为最强有力的原因是身分的平等。因此，在我看来，身分的平等化和民情的温和化不只是同时发生的现象，而且是相关的事实。
一些寓言作家想以动物的故事来开导我们的时候，便把人的思想和感情加于动物身上。诗人们在描述神鬼和天使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他们不用借喻的手法来再现我们人本身，就不会使我们产生可以触动我们的精神和抓住我们的心灵的那种深刻的痛苦感和纯净的幸福感。
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也完全适用。
在贵族制社会内部，所有的人都按照职业、财产和出身分属等级森严的阶级，而在每个阶级内部却把自己的成员视为同一家族的子女，成员之间经常怀有一种民主社会的同类公民所不能有的亲切同情。
但是，不同的阶级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同情。
在贵族制国家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观点、感情、权利、习尚和生活方式。因此，贵族的成员与其余公民毫不相同，他们之间701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很难相信他们是属于同一国家的人。
因此，贵族的成员既不能很好理解他人之所想和所感，又不能设身处地地去考虑他人。
然而，他们有时也愿意热情地帮助他人，这一点与上述并不矛盾。
这种贵族制度虽然使同一国家的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但又以十分紧密的政治纽带把这些等级联合起来。
尽管农奴天生就不关心贵族的命运，但他仍认为自己对使他沦为农奴的人有效忠的义务；而贵族虽然认为自己与农奴并非同类，但他的责任和荣誉又迫使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去保护住在他领地上的人。
显而易见，这种相互的义务并非来自天赋权利，而是来自政治权利，而且社会由此获得的好处远非个人所能获得的。
这种义务不是对自认为应当互助的人尽的，而是主人对家奴或家奴对主人尽的。封建制度只是对某些人，而不是对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封建制度给民情带来的风气主要是慷慨侠义，而不是温文尔雅；它主要是让人无限忠诚，而不是让人表现真诚的同情，因为只有彼此相同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同情，而在贵族时代，只有同一阶级的成员才认为彼此是相同的。
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按他们的出身和习惯，都属于贵族，所以在他们描写一个贵族的惨死情景时，都是写得极为哀伤。但是，他们对于老百姓的惨遭屠杀和拷打，却是轻描淡写，无动于衷。
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老百姓一贯仇恨和历来轻视。国内的不同阶级之间尚未宣战。促他们如此的，主要的是本能，而不是感情。由于他们对穷人的苦难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对穷人的命运也就不太关心。702
一旦封建的关系破除，普通老百姓也会如此。在一部分家奴对主人表现无限忠诚的时代，也偶而有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施加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现象。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互不关心的现象只来因于没有秩序和文化，因为在以后的几个秩序已经井然和文化已经发达的世纪，仍然有这种现象。
１６７５年，布列塔尼地方的下层阶级，曾聚众反对新税。这次骚动被当局残酷无比地镇压下去。请看，这一恐怖事件的目睹者塞文涅夫人在给她的女儿格里娘的信中是怎样说的：“我的亲爱的女儿：你从埃克斯寄来的信，写得太可笑了！在把信寄出之前，至少要再回看一遍。你会对你写的那么多赞美之词表示吃惊，但你又会因为喜欢这样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么多而感到自慰。可见，你已经吻遍了普罗旺斯地方的所有的人，是不是？不过，只要你不爱闻葡萄酒的香味，就是你吻遍了布列塔尼地方的所有的人，也不会令他们满意。
〔……〕你喜欢听雷恩地方的消息吗？那里下令征税１０万枚银币，如果不在２４小时内交出，就把税额翻一番，并派兵去征收。当局已把一条大街的所有居民撵出家屋，而且不准任何人收留，违者处死。因此，一大群倒霉的人，其中有孕妇、老人和小孩，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城市时号啕大哭；他们不知到何处去好，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栖身之处。前天，一个开舞厅的小提琴师，因偷印花税而被车裂。他被五马分尸〔……〕，并将他的四肢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已有６０名市民被捕，明天开始治罪。这个地方为其他地方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叫其他地方也尊重总督及其夫人〔……〕，不得往他们的花园里投石头。703
“〔……〕昨天，天气甚美，塔朗特夫人来到她的林园小憩。当然要为她准备下榻之处和饮食。她从柴扉走进来，又从原路回去。
１６７５年１０月３日，寄自罗歇”
在另一封信里，她又补充说：
“你总是喜欢向我谈论我们这里的悲惨事件。我们这里已经不再实行车裂了。为了维护正义，每周只杀一个人。不错，我现在认为判处绞刑已经算宽大了。自从到了这里以后，我对于正义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我看来，你的那些曳船奴隶，真是一伙不问世事而使生活安宁的好人。”如果以为写出这些话的塞文涅夫人是个利己主义者和残酷的人，那就错了。她热爱自己的子女，对朋友的不幸也十分同情。在你读她的信的时候，甚至会发觉她对家臣和奴仆还很仁慈宽大。但是，她对贵族圈子以外的人的苦难却一无所知。
而在今天，最残暴的人写信给最无情的人时，也不敢泰然自若地说出上述那样的话，即使他个人的气质促使他这样做，全国的民情也将禁止他如此。
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呢？是我们现在比我们的祖辈更有感情了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感情已扩展到更多的事物上去。
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感情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也就704是说，他只要省察一下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人的任何苦难他都不难发觉，一种内在的本能使他在苦难扩大的时候立即就可看到。在对待陌生人或敌人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使他不加歧视，因为他的省察马上会发生作用。
这种省察同他的怜悯心一结合，使他在同类受苦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身受贫苦。
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一部分人对另部分人尽忠的现象；但是，人人都有人类共通的同情心。谁也不会让他人受无谓的痛苦，而且在对自己没有大损害时，还会帮助他人减轻痛苦。
人人都喜欢如此。他们虽不慷慨，但很温和。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人已把利已主义化为社会和哲学理论，但他们并没有减少怜悯心。
没有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庭象美国那样从轻治罪。在英国人似乎还想在他们的刑事立法中珍惜地保存中世纪的残酷遗风时，美国人差不多已在他们的刑事法典中废除了死刑。
我想北美是５０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对政治犯判处死刑的国家。
美国人的这种特别温和的态度主要来因于他们的社会情况，这从他们对待奴隶的态度上即可证明。
总的说来，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没有一个地方的黑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好于美国。然而，美国的黑人仍然忍受着可怕的苦难，经常受到非常残酷的惩罚。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可怜人的命运，并没有感动他们的主人产生怜悯之心，他们的主人不仅认为蓄奴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而且觉得这算不了什么罪恶，不会危害自己。因此，同一个人对和他同时平等的同类极为人道，而当这些人不再与他平等时，他便会对他们的痛苦无关痛痒。由此可见，他的温和态度应当归因于这种平等，705而不应当归因于文明和教育。
我对于个人所述的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国家。
每个国家一旦有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信仰、法律和习惯，它便会以整个人类自居，只关心本国的疾苦，对于别的国家一概无动于衷。如果两个持有这种态度的国家交战，则战况一定十分残酷。
罗马人在他们的文化最灿烂时期，是先把被俘的敌人将领拖在战车后面以炫耀胜利，然后才把他们杀掉；这个时期的罗马人，还把囚犯投进斗兽场里，让犯人与野兽搏斗，以供群众娱乐。西塞罗一谈到一个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但他对罗马人胜利后对战俘的那种暴行，却缄口不言。显而易见，在他的眼目中，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罗马人不属于同一人类。
反之，随着各国人民日益接近，彼此逐渐相似，他们便将更加互相同情对方的不幸，国际公法也将愈加宽容。706
第二章　民主怎样使美国人之间的日常关系简易化了
民主并不使人们之间的关系紧密，但能使他们的日常关系简易化。
如果有两个英国人在西半球邂逅，他们将象两个语言不通和民情不同的外国人相遇。
首先，他们两人将以好奇的眼光相望，心里暗自不安；随后，便各自走开；而如果他们相遇之后交谈起来，也是表现得十分拘束，不够自然，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但是，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敌意，他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都认为对方是很正直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地彼此回避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就得转而谈谈英国。
当人只靠家庭出身而不靠财产来划分等级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地位。他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向下跌落。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之间很少往来；但是，当偶然的事件使他们接触时，他们却可以随意交谈，而不希望和不担心彼此会混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但也不是强制的。
当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贵族制度为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贵族制度所取代时，情况就不再这样了。
某些人的特权虽然还很大，但取得特权的可能性是人人都有707份儿的。因此，拥有特权的人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特权或被他人分享；而尚未取得特权的人，则想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之；当他得不到特权时，也要表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社会价值不再因血统而一定不变和永远固定，而是随着财产的增减而不断变化，所以等级虽然还照旧存在，但却看不清和一眼看不出谁属于哪个等级。
公民之间立刻展开了一场暗斗。一些人千方百计要进入或表面上看来似乎要进入比自己高的那些人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不断奋战，力图击退想要夺取他们的权力的人，或者勿宁说这是一个人在两面作战：一方面在设法爬到高级阶层，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防御底下的人往上钻。
英国当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认为，我在前面所述的一切，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一情况造成的。
在英国人那里，贵族的傲气还很强大，但贵族的界限已不分明，所以人人都时时提防别人，唯恐他人从自己的亲善待人当中得到好处。英国人由于不能一下子判断他们所遇到的人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所以总是谨慎小心，避免同那个人接触。他们害怕接受他人一点小惠而结成不当的友谊，并对别人的多礼生疑。他们既不受陌生人的恭维，又避免惹他人生怨。
许多人完全用个人的性格来解释英国人的这种洁身自好和冷漠寡言。我也承认英国人的气质有些作用，但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情况有更大的作用。美国人的例子就可证明这一点。
在美国，家庭出身向来不会制造特权，财富也不会使它的持有人享有任何独特的权利；互不相识的人可以随意在同一地点相聚，他们相互交换思想时既不是为了获得好处，又不怕由此带来危险。他们一旦在某处邂逅，既不主动攀谈，又不回避对话。因此，他们708的待人态度是自然的、坦率的和开朗的。我们还会发现，他们既不打算由对方得到什么好处，又不担心对方会加害于他们什么；他们既不想方去炫耀自己的地位，又不设法去掩饰自己的处境。虽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冷淡的和严肃的，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高傲的和拘谨的。当他们与人相见而一言不发时，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心情不好和不爱讲话，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保持沉默对他们有利。
两个美国人在异国相遇，马上就会成为朋友，而其原因只在于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没有使他们互相排斥的成见，他们的共同祖国把他们吸引在一起。对于两个英国人来说，只是同种同国还不够，因为必须是同一阶级才能使他们接近。
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都看到英国人之间的这种冷淡对人态度，而且当他们如此对待我们时也都不以为奇。但是，美国人在血统、宗教、语言和一部分习俗上是与英国人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社会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的审慎持重来因于他们的国家制度，而不是来因于公民的气质。
　709
第三章　美国人为什么在本国不太爱激动而在我们欧洲又表现得过于激动
美国人同一切严肃而自重的民族一样，也有记仇报复的心理。他们几乎不会忘记人们对他们的冒犯。但是，要冒犯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的怒火爆发得固然缓慢，而消失得也同样缓慢。
在贵族当政的社会里，一切事务都由少数几个人主管，人与人之间的公开往来有比较固定的常规。因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清楚地知道如何对人表示尊重和好意，并相信他人也会同样知礼。
上层阶级的这种习惯，后来便成为其他所有阶级的典范。
此外，其他阶级也各自定出使本阶级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矩。
因此，守礼的规矩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繁文缛节，一般人很难掌握，稍有违反，即可造成损失。结果，人们每天都有在无意之中残暴地侮辱他人或使自己受到这种侮辱的可能。
但是，随着阶级差别消失，教育和出身不同的人在同一场所相处和相混，便几乎不可能定出繁文缛节的处世之道。由于礼节未被明确规定，所以稍有违反也不算过失，就是那些知礼的人也认为如此。因此，人们重视行为的实质甚于行为的形式，并变得不太彬彬有礼，但也很少互相争执。
一个美国人决不为接连不断的小殷勤所打动。他认为自己不该得到这些小小殷勤，或者装作自己不知道应当享得它们。因此，他不会因为他人没有给他献殷勤而不满，或者更多的是原谅他人。710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不拘小节，他的性格是更为直爽而有男子气概。
美国人表现的这种相互宽容和他们彼此采取的这种大丈夫态度，也是一个最一般的和最深刻的原因之结果。
关于这个原因，我已在上一章讲过了。
在美国，市民社会里的等级差异很少，而政治界则根本没有等级差异。因此，一个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应当特别关心任何一位同胞，他也不要求其他同胞对他如此。因为他不认为他的利益在于跟某一同胞套近乎，所以他也坚信他与他人套近乎时不会受到欢迎。他一方面不以出身为理由而轻视任何一个人，另一方面也想不到任何人会以这种理由来轻视他。在没有确证别人对他侮辱以前，他决不认为人家存心如此。
美国的社会情况，自然而然地使美国人不容易为一点小事而动怒。另一方面，他们享有的民主自由，又把他们的这种宽容风气灌输到美国的民情之中。
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各阶级的公民不断接触，并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去进行伟大的事业。进行伟大事业的人，没有时间去考虑繁文缛节，并且由于过分重视和睦相处而不拘礼节。因此，他们习惯成自然，在待人接物时注重感情和思想，而不重视仪表；他们也决不会为一些琐事而大动肝火。
我在美国曾多次见到，叫一个人意识到人家讨厌他的讲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把这个人打发走，采取转弯抹角的客气办法，总是无济于事。
我曾对一个美国人的讲话一一做了反驳，以表示他的讲话使我厌烦。可是，每反驳一次之后，我就发现他又竭力以新的论点来说服我。后来，我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他却认为我在沉思他向711我讲的道理。最后，当他要接着说下去而我已经走开时，他反而认为我有要事去处理。除非我向他明说，我是无法使他明白我对他已经腻烦得要死。
如果这位美国人到了欧洲，他马上会变得十分机灵和容易发火，以致我经常感到要想在欧洲不得罪他，与在美国叫他生气是同样困难。乍一看来，这一点使人感到奇怪。其实，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表现，均来自同一原因。
民主制度通常使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和自己了不起。
一个美国人在出国的时候，都怀着高傲的心理。他到欧洲之后，立即发现我们对于美国和它的伟大人民的看法并不如他的想象。这使他开始气恼。
他早就听说，在我们这半球，人们的身分并不平等。现在他又亲眼看到，在欧洲各国，等级的痕迹尚未完全消失；财产和出身仍然拥有一些他既难于理解又难于界说的不定特权。这个情景使他惊异和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他的国家没有相似的现象可以帮助他去理解这个情景。因此，他完全不知道在这个行将垮台的等级制度中，在这些分明是互相仇恨和彼此轻视、但又互相接近以致随时准备混合的阶级中，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比较合适。他怕把自己摆得太高，尤其怕别人把他摆得过低。这两种危险经常萦绕于他的脑际，不断地干扰他的一言一行。
他知道欧洲的传统，并了解欧洲人的礼仪是因等级而有很大不同的。这些昔日的作风使他困惑不解，而且他更害怕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但他并不清楚什么是尊敬。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十分呆板，完全象一个套中人。对他来说，交际已非愉快的活动，而是一项吃力的工作。他琢磨你的一举一动，观察你的神色，仔细分析你的话语，唯恐里面含有侮辱他的隐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过712比他还拘泥于处世之道的乡绅。他力求一丝不苟地遵守繁文缛节，也不容忍别人对他稍有失礼。他既谨小慎微，又妄自尊大。他希望做得恰当，但又怕做得过分，而且由于他分不清两者的界限，所以他总是保持一种高傲而忸怩的神态。
这还不是全部。请看人心的另一种乔装。
一个美国人总要称赞美国实行的平等，为自己的国家而无限自豪。但是，他自己又有内疚，总想向人表示他做得不够，说他是他所吹嘘的那种正常情况的例外。
没有一个美国人不想把自己的家世同早期移到殖民地来的人拉上点关系。我觉得，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算做英国大家庭的后裔。
一个美国富翁到了欧洲之后，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奢侈来炫耀他的财富，唯恐别人把他视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普通公民，因而千方百计摆阔，叫你每天都看到他挥金的新花样。他照例要住在全城的最豪华的地区，总有许多仆人前拥后簇。
我曾听到一个美国人抱怨说，巴黎的一些大沙龙也不过是中流的交际场所。在他看来，人们在这些沙龙所行的雅兴并不高尚。他说服你相信，根据他的意见，人们在沙龙里的仪表也不够优雅。其实，他还没有习惯于我们的风气，看不到这种通俗的外表内藏的精华。
对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不要觉得奇怪。
要不是旧的贵族等级区分已在美国荡然无存，美国人就不会在国内表现得那样淳朴和那样宽容，也不会在我们欧洲表现得那样妄自尊大和那样矫揉造作。713
第四章　前三章的总结
当人们对彼此的不幸自然怀有恻隐之心，随便而频繁的交往使他们每天接触，任何冲动都不会使他们分离的时候，则不难理解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会立即互助；当一个美国人请他的同胞协助的时候，很少有人拒绝。我就屡次见到他们满怀热情地自发助人的义举。
如果公路上突然发生车祸事故，人们将从四面八方前来救护罹难的人。要是某个家庭横遭大难，素昧平生的人也会慷慨解囊；每个人的捐助虽少，但集腋成裘，便可使这一家人摆脱困难。
在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国家里，一个不幸的人往往在人群中孤立无援，就象一个野人在森林里的遭遇一样。而在美国，就几乎没有这种现象。美国人的态度虽然一向冷淡，而且往往粗野，但他们却几乎没有冷酷无情的表现。如果他们没有立即去帮助人，那也不表明他们拒绝助人。
这一切同我在前面论述个人主义时所讲的话并不抵触。
我甚至认为它们互相协调，而决不对立。
身分的平等在使人们觉得自己独立的同时，也使他们感到自己软弱。他们的确是自由了，但却面临着无数的意外威胁。经验很快使他们懂得，他们虽然不是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但一定有时候非要他人帮助不可。
我们在欧洲经常看到，职业相同的人都随时互助。他们所遇到的苦难相同，这就足以使他们互相寻求支持，而不管他们在其他714方面如何铁石心肠和如何自私。因此，在他们当中有人遇到困难，而别人只要暂时牺牲一下或格外努力一番就可以挽救时，他们便会奋力支援，而不会袖手旁观。这并不表明他们对那个人的命运十分关心，因为他们的努力一旦证明无效，他们马上就会把支援置于脑后，而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几乎是不由自主的默契。
根据这个默契，每个人都有暂时支援他人的义务，而在他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也有权要求他人支援。
如果把我就一个阶级所述的一切推而广之，用于一个民族，大家就会更加了解我的思想。
其实，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之间，也有一种与我方才所说的默契类似的契约。他们觉得大家有共同的弱点和危险。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同情心，使他们产生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互相援助的信念。
身分越是平等，人们也就越是明白这种互相支援的义务。
在民主国家里，没有人会广为施舍，但可以经常帮助别人。每个人很少有效忠精神，但大家都乐于助人。715
第五章　民主怎样改变着主仆关系
一位曾在欧洲旅游很长时间的美国人，有一次对我说：“英国人对待仆人时表现的高傲和专横态度，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是，法国人对待仆人有时又过于亲昵，或者说他们在仆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客气，使我们无法理解。这使人感到法国人好象害怕支使仆人似的，上级和下级之分有欠明确。”他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也曾多次这样说过。
我一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是世界上主仆关系最严谨的国家，而法国则是地球上主仆关系最松弛的国家。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主人地位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悬殊。
美国的情况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
以上所述，只是表面的和外在的事实。为了探明这个事实的产生原因，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古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身分平等得没有贫富之分，从而也没有主仆之分的社会。
民主制度并不妨碍主仆这两个阶级的存在；但是，它在改变两者的思想意识，并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贵族制国家，仆人形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阶级也跟主人阶级一样，向来没有变化。一种固定的秩序，不久便在这样的国家里建立起来。在仆人阶级那里，也象在主人阶级那里一样，很快便出现了等级、集团和显赫人物，而且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地位一直不变。主人和仆人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两个社会，永远保持716着差别，但却遵守着相同的原则。
这样的贵族制度对于仆人的思想和习尚的影响决不亚于对于主人的这种影响。虽然在各方产生的结果不同，但不难看出原因是相同的。
主人和仆人在一个大的国家中各自形成一个小的国家，从而对公正和不公各有其一定的固定看法。他们对人生的各种行为，亦各有其不变的独特观点。在仆人的社会里，也同在主人的社会里一样，人们彼此之间亦发生很大影响。他们承认固定的规范；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但是却有指导他们行为的舆论。长期形成的习惯，就象警察规定的制度在支配着他们。
命中注定受人支使的这些人，毫无疑问不会对名誉、美德、正直和光荣有与主人相同的理解。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仆人的名誉观、美德观和正直观；如果允许我用一句话来表现的话，可以说他们有一种身为仆人而自觉光荣的心理。
虽然这个阶级的地位是低卑的，但不要以为这个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是心无大志的。如果这样以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尽管这个阶级是低下的，但它的一些出类拔萃而且无意放弃高高在上地位的人物，却处于类似贵族的地位。这个地位使他们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妄自尊大，觉得自己也有大德，也能做出不亚于他人的作为。
在贵族制国家里，常有一些心地高尚和精明强干的小人物为大人物服务。他们身为仆人，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服从主717人的意志，但也不怕惹怒主人。
然而，在仆人阶级中的下层，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想而知，处于仆从阶层的最下层者，其地位是最低的。
法国人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来称呼为贵族服务的仆人，即称这些人为奴才（Ｌｅ　ｌａｑｕｉｓ）。
奴才一词是一个很不好听的词，当人们想骂一个最下贱的人，而又找不到其他词的时候，就用这个词来称呼他。在旧君主制度时代，人们要想骂一个最卑鄙无耻的人时，常说他有奴才的根性。只说这一句就足够了，人们可以完全理解它的含义。
身分的永远不平等不仅使仆人养成了独特的德行和恶习，而且使他们在主人面前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
在贵族制国家，穷人从小就驯服于受人指挥的思想。无论他们把目光投向哪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景象。
结果，在身分永远不平等的国家里，主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仆人的百依百顺和毕恭毕敬的服从，因为仆人之尊重主人不仅出于服从主人，而且出于服从整个主人阶级。主人阶级把贵族制度的全部压力都置于仆人的头上。
主人支配仆人的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他们的思想。
在贵族制度下，主人对于服从于自己的人的思想、习惯和情绪，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起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影响的广度还远远大于他们的权威的影响。
在贵族制社会，不仅有世袭的仆人家族和世袭的主人家族，而且同一仆人家族往往一连数代为同一主人家族服务（这就象两条既不相交，但又不分开的平行线）。这种情况使这两类人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718
在这样的贵族体制下，虽然主仆之间毫无天生的共同性，而且财产、教育、观点和权利又使他们的处境有天壤之别，但是日久天长，岁月终于使他们结为一体。对于往事的一连串共同回忆，使他们彼此眷恋。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能够相互融合。民主社会与此相反，那里的主仆虽然天生几乎没有差别，但总是互以陌生人相待。
因此，在贵族制国家里，主人总把自己的仆人视为自家人和下属，并在利己主义的推动下关心仆人的命运。
至于仆人，他们自己也有这种想法，有时认为自己属于主人的集团，因而他们自己也象主人那样认为自己是主人的附属物。
在贵族制度下，仆人处于他们自己无法摆脱的从属地位；而在他们之上，则是一些不会失去高高在上地位的人。一方面是愚昧、贫穷和终生听人支使；另一方面是荣华、富贵和一辈子支使他人。这两个阶级尽管永远迥异，但却经常接近，而把它们结合起来的联系，只要它们存在就将继续下去。
在这种处境悬殊的条件下，做仆人的终于不关心自己。他们逐渐忘却自己，也可以说放弃自己，或者勿宁说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交给了主人，并自以为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人格。他们以支使他们的人的财富来炫耀自己，以主人的荣誉来为自己增辉，以主人的高贵来抬高自己，并一直陶醉于这些仰仗他人而来的光荣。他们把这种光荣看得往往比其全权的实有者看得还重要。
两种不同的生活情景一旦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有使人感动的地方，又有使人觉得可笑的地方。
转移到仆人心里的主人情感，在仆人的身上自然要缩小或降低其原来的量度，即变得偏狭和低级。在主人身上原来是高尚的东西，转移到仆人身上后就变成了无聊的虚荣和令人生厌的矫饰。719大人物的仆人们通常摆出其主人应当具有的派头，并比主人还要计较一丝一毫的特权。
在我们法国人当中，现在还有时可以见到几个这样的贵族老仆。他们是这类人的孑遗，不久就将随着他们的消失而使这类人消失。
我在美国根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美国人不仅不知道我所说的这种人，而且让他们理解这样人的存在也很困难。让他们想象这种人的存在，与让我们想象古罗马的奴隶或中世纪的农奴的情景，几乎是同样困难。所有的仆人，尽管有高低之别，但他们都是同一原因的产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正从我们的视野中消逝，并随着产生他们的社会情况的变化，而结束其往日的苦难岁月。
身分的平等产生了新型的仆人和主人，并在他们之间建立国务卿新型的关系。
当身分几乎完全平等时，人们可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处境。
虽然尚有仆人阶级和主人阶级，但阶级的成员和成员的家系并不一定总是不变。这时，不管是发号施令的，还是听人支使的，都不能永远保持不变。
仆人并不是孤立于群众之外的人，所以他们没有自己固有的习惯、偏见和风尚。从他们身上，既看不到特定的精神面貌，又看不到独特的感情表达方式。他们不知道因地位而造成的善和恶为何物，但他们与同时代人拥有同样的知识、思想和感情，并且也有同时代人拥有的那些善和恶。他们同主人一样，既有正人君子，又有无赖小人。
在仆人之间，也同主人之间一样，并没有任何身分不平等现象。
在仆人阶级中既无高人一等的等级，又无永远不变的等级制度　所以你不可能从那里见到贵族制社会和其他社会所常见的尊720卑。
我在美国从未见到一个人可以使我想起欧洲人尚未忘记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忠仆；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使我想起的那些奴才。在美国，忠仆和奴才的痕迹都不见了。
在民主制度下，仆人们不但彼此平等，而且可以说他们同主人也是平等的。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还需要进行说明。
仆人随时都可能变成主人，并希望成为主人。因此，仆人与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主人为什么有权支配仆人，而仆人为什么不得不服从主人呢？因为双方出于自愿，暂时订立了可以随时解除的契约。当然，他们之间并无高低之分，只是根据契约暂时如此。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定约的一方是仆人，而另一方则为主人。在契约的范围之外，他们是两个公民，两个平等的人。
我希望读者特别留意的是，这不仅是仆人对于自己地位的看法。主人和被雇用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们的头脑里对于命令和服从的界限都是十分明确的。
当大部分公民长期以来都处于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而平等又久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时，不受任何特殊力量影响的公众意识，一般都对人的价值定出一定的限界，任何人要想长时期地超出这个界限或达不到这个限界，都是困难的。
贫穷和富贵，命令和服从，虽然偶然会在两个人之间造成巨大的差距，但这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以事物的常规为基础的舆论将会引导他们走向相同的水平，并不顾他们身分的实际不平等而在他们之间创造出一种假想的平等。
这种力量无比强大的舆论，最终甚至可触动那些从本身利益721出发反对它的人的思想。它在抑制他们的意志的同时，就改变了他们的判断。
主人和仆人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不再感到彼此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别。他们一旦结成主仆关系而出现差别时，做主人的也不会趾高气扬，做仆人的亦不必担心受侮。因此，主人不会轻视仆人，仆人也不会怀恨主人，在日常的接触中前者并不蛮横无理，后者亦不卑躬屈膝。
做主人的认为，他的权力的唯一根源只是那份契约；做仆人的也只是从那份契约去寻找他所以服从的唯一原因。他们之间决不会为契约所规定的彼此地位而发生争执，双方都清楚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并坚守自己的地位。
在法国的军队里，士兵的出身阶级差不多与军官相同，而且士兵也能升为军官。除了军衔之外，士兵认为自己与长官完全平等，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在军旗之下，士兵必须绝对服从长官，而且由于这种服从是自愿的和有明文规定的，所以在执行时非常迅速、确切和易行。
这个例子可以使我们联想民主社会中的主仆关系。
如果以为贵族的家臣有时对主人表现的那种深情热爱或肝胆相照的献身精神也能见于民主社会的主仆关系，那将是愚蠢的。
在贵族制度下，主仆只能偶而相见，有话也往往由第三者传达。但是，两者的关系通常是巩固的。
在民主国家，主仆容易接近，经常直接接触，但他们并不交流思想。他们的工作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利益决不一致。
在这样的国家里，仆人总认为自己是住在主人家里的过客。他们既不知主人的祖先是谁，也不过问主人的后代，并对主人不抱任何长期的希望。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使自己的生存依附于主722人呢？他们的那种忘我的服务精神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因为他们彼此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既然如此，他们的关系也当然要变化。
我认为美国人的实例可以支持我以上的论述。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不能不注意人物和地点的选定。
在联邦的南部，蓄奴制依然存在。因此，我所述的一切并不适用于那里。
在北部，现在做仆人的，大部分是已被解放的奴隶或他们的子女。在公众的眼目里，这些人的地位尚未确定。法律虽使他们上升到主人的水平，但习惯势力却顽固地加以抵制。
他们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本身的地位，所以他们的表现几乎总是粗鲁无礼或者过分自卑。
但是，同样在北部各州，特别是在新英格兰，也有相当多的白人为了糊口而暂时受雇于自己的同胞，听从他们的支使。我听说，这些白人仆人一般都恪守职责和工作认真，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生来就比雇主低下，并在听从雇主的支使时亦不觉得难堪。
这使我觉得，他们好象把独立和平等所造成的刚毅气概，或多或少地带进了仆役工作。他们一旦选择了这种辛苦的生活道路，就从不想方设法回避艰苦。他们都相当尊重自己的为人，从不拒绝对主人表示他们在契约中同意的服从。
做主人的，也只要求仆人忠实地恪守契约。他们不要求仆人对他们毕恭毕敬，不强迫仆人对他们忠心耿耿和关怀备至。做仆人的只要勤勤恳恳，他们就满足了。
因此，说民主制度下的主仆关系杂乱无章，那是不正确的。他们的关系是用另一种方式规定的。规章是有的，但与以前的不同。
我在这里并不想去研究我所说的这种新情况是否不如以前723的情况或者只是与以前的情况不同，我只想说这种情况是有规章可循和已经固定下来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东西不在于遵守特定的秩序，而在于有秩序可循。
但是，对于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奠基的平等所经历的，以及民主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建立之后仍要同偏见和世俗进行艰苦斗争的那个悲惨的动乱时代，我又该怎么说呢？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一部分舆论也主张，仆人和主人之间并不存在天生的和永恒的优劣之分。但是，这项新的思想尚未深入主人的头脑，或者勿宁说主人仍从心里反对。在主人的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属于特殊的人。但是，他们并不敢直说，而是情不自愿地平安于一般水平。他们在对仆人发号施令时，既有胆怯的表现，又有苛刻的余威。他们对于自己的仆人，已经不再有长期大权在握者经常产生的那种保护和施惠的感情，而且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不但他们自己变了，他们的仆人也变了。可以说他们对仆人没有过高的要求，只希望仆人有规规矩矩的和经常保持的工作习惯，对其早晚定将辞去的职务表示满意和称心，对一个既不能保护他又不能损害他的人尽力效劳。最后，通过长期的联系而对那些与自己相同、但处境并不比自己强的人表示关心。
在贵族制国家里，做仆人的往往并不因为受人支使而感到下贱，因为他们只知道做仆人，想不到还有其他工作可做，认为他们与主人之间存在的惊人不平等是上帝的某项神秘法律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民主制度下，做仆人的并不低三下四，因为这是他自由选择的临时职业；舆论也不轻视他，主仆之间没有任何恒久的不平等关系。
但是，当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时，人的思想几724乎总要经历一段动摇于贵族主义的臣服观念和民主主义的服从观念之间的时期。
于是，在服从者的眼里，服从逐渐失去其道德价值，他们不再认为服从是某种神圣的义务，并且仍然从自己没有过上纯人生活的观点去看待服从。在他们看来，服从既不是神圣的，又不符合正义。他们把服从看成是一种虽不光采，但可以获利的行为。
在这个时期，仆人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一种模糊而不完整的平等观念。最初，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权享受的平等是在处于仆人的地位当中就能获得，还是只有摆脱仆人的地位后才能获得，而且从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处的受人支使、但能获得收入的低卑地位表示反感。他们同意受雇于人，但在听人支使时又面带愧色。他们喜欢仆役工作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但对主人本人并不喜爱。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还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主人，而总是把支使他们的人视为非法剥夺他们的权利的人。
这时，在每个公民的家里便出现了与政治社会里呈现的可悲情景有些类似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公民的家庭里，一些互相怀疑的敌对力量之间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做主人的心怀敌意，但表面上和蔼可亲，做仆人的也持有敌意，但不隐瞒自己的反抗；一方企图通过种种不公正的限制来推脱其供养和付酬的义务，另一方则设法推脱其服从的义务。管理家务的权柄在两者之间漂浮，谁都想把它抢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分不清权威和专横、自由和任性、权利和本分的界线，谁都没有正确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这样的状态决不是民主状态，而是革命状态。725
第六章　民主的制度和民情为什么倾向于提高租金和缩短租期
我对仆人和主人所作的论述，在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地主和佃户。但是，关于这个题目，应在这里单独讨论。
在美国，严格说来没有佃户，人人都是自己所耕土地的持有者。
应当承认，民主的法制有一种促使地主的人数增加和佃户的人数减少的强大倾向。但是，美国当前发生的一切变化，主要还是应当归因于它的国土环境，而很少来因于它的制度。
在美国，土地的价格便宜，人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成为地主。土地的收益不大，产品只能勉强地抵住地主和佃户的投资。
因此，美国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都是比较特殊的，如拿土地方面的制度作为美国的典型制度，那将是错误的。
我认为，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贵族制国家，将来都还会有地主和佃户。但是，民主国家里的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在贵族制国家，租种土地不仅要支付租金，而且要对地主表示尊重和关怀，还要为地主服劳役。在民主国家，佃户只付租金就可以了。当一个家庭的地产被分给数个子女或出卖后，这个家庭与土地的永恒关系便随之消失；而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只是根据契约建立的暂时关系。他们为了议定契约的条款而定期相会，定726了契约之后便各自东西。他们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是利害关系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一起讨价还价做交易，其唯一的目的在于赚钱。
随着地产的日益向小划分和财富日益向全国各地分散，国内到处便出现了家道式微的破落户和欲壑难填的暴发户。
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任何一点收入都是一件大事，谁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一点点好处和使自己的收入受到些微损失。
由于各个等级逐渐交融，巨富和赤贫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在社会条件方面的差距也一天比一天缩小，地主不再天生就比佃户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两个地位平等和都想摆脱困难的人之间，除了金钱之外又有什么能够成为他们签定租赁契约的基础呢？一个拥有万顷良田和成百农场的人深深知道，他同时要赢得成千上万的人的心。在他看来，为此下一番功夫是值得的。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重大目的，他情愿作出一些牺牲。
只有几顷土地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他不必设法去争取佃户的好感。
贵族制度不能象一个人那样在一天之内便死掉；它的原则逐渐地不受人们欢迎之后，才能从法律上加以打击。因此，远在对贵族制度宣战以前，使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联结起来的那条锁链就已经开始断裂了。前者对后者漠不关心和表示轻视，后者对前者心怀忌妒和仇恨。穷人与富人的接触越来越少，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坏。地租日益提高。所有这一切还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只是它行将来临的明确预告。自行堕落并最终失去民心的贵族制度，就象一棵根部已经枯死的大树，它长得越高，越容易被风吹折。
近５０年来，地租的猛涨现象不仅见于法国，而且遍及欧洲的727大部分地区。据我看，工农业在此期间取得的惊人进展，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为了说明这个现象，必须求助于另一个更有说服力、但比较隐秘的原因。我认为，应当到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和正在以或大或小的力量激发其他各国民心的民主热情中去寻找这个原因。
我常常听到一些英国大地主自庆，说他们现在所收的地租比他们的父辈多得多了。
他们的自鸣得意也许有理，但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其所以然。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一笔纯收入，其实这只是一项交易。他们得到了现金，但是让出了权势；他们在财钱上得到了好处，可是不久就要在权利上有所损失。
还有一个迹象可以使人容易感到，一场民主大革命正在进行或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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