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作家在维妙维肖地刻画恰尔德哈罗德、勒内、若斯兰等人的形象时，并没有力求描绘个人的行为，而是试图光大依然深藏在人心中的某些方面。
这就是民主时代的诗。600
因此，平等并未破坏诗的所有题材，而只是减少了题材的数目，但却使题材的范围更广泛了。601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的作家和演说家总爱夸张
我经常看到，美国人平时说话时极为简单明了，不加任何修饰，而且率直到近乎粗俗，但他们一要发表富有诗意的言论时，立即夸大其词。因此，一篇讲稿从头到尾都是华丽的词藻，而当你听到他们如此渲染其一切想象时，你会以为他们说话从来不会是率直的。
英国人很少有这种毛病。
不用费力，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为与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视野，往远看，就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庞大形象或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不是非常特殊和非常明确，就是非常一般和非常模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则有空档。
当他们的视野扩大，离开一己的小圈子时，他们总是希望人们向他们提供某些奇异的事物供他们考察；也只是以此为代价，他们才同意暂时不考虑那些激励和鼓舞其生活的微小而琐碎的事物。
我认为，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一般说来只注意一己的小事的民主国家人民，为什么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进行那样广泛的观察和那样夸张的描写。
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家本身也有这种夸张的本性，所以自然乐于遵命。于是，作家们不断地使其想象力膨胀，甚至膨胀过度，以602致因为言过失实，夸饰伟大，而往往使伟大失真。
诗人们希望以这种方法立即吸引广大读者的视线，并顺利地使读者的视线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个希望往往能够实现，因为读者只要求诗能够写得海阔天空，既没有时间去精确研究诗中所写的是否符合实际，又无足够的欣赏能力去轻而易举地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实际。结果，作家害了读者，读者也害了作家。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民主国家的诗的源泉是很好的，只是不够丰沛。源泉不久即将被人吸干。诗人们由于不能再从真和实中找到塑造理想的素材，所以完全离开真和实，而创造出一些怪诞的东西。
我既不怕民主国家的诗羞于表现，又不怕它太近于人世。
我所担心的，是它每时每刻都有堕入五里雾中的危险，并会由于描写纯想象的国土而寿终正寝。我害怕民主国家诗人的作品满篇都是空洞的和互不相关的说教，充斥华丽的词藻和怪诞的描写。我也害怕这些诗人的奇谈怪论，有时会对不起现实世界。603
第十九章　略论民主国家的戏剧
当改变了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的革命开始及于文艺界的时候，首先受到影响的一般是戏剧，而且戏剧所受的影响总是显而易见的。
戏剧的观众，差不多都是情不自禁地随着演出而感情起伏。
他们在观剧的过程中既无时间仔细玩味剧情，又无时间同比自己高明的人讨论剧情。他们对自己身上开始产生的新的文学兴趣，根本不想加以压抑。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这种新兴趣之前，便先向它低头了。
作家们很快就会发现大众的爱好在暗暗地倾向于何方。
于是，他们也暗暗地使自己的作品转向那一方，而他们所写的剧本，在通过上演来预示革命行将来临之前，就已起了推动革命的作用。如果你想预测一个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文学发展，你就研究研究它的戏剧好了。
不仅如此，剧本也是贵族制国家文学中最富有民主精神的部分。在所有的文艺享乐中，观剧是最容易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享乐。不必经过准备或研究，人们就可以欣赏戏剧。不管你持有什么偏见，不管你如何无知，戏剧都可以把你紧紧抓住。当一种还是雅俗参半的精神享乐的爱好开始在一群公民中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会把他们推向剧院。经常进入贵族制国家剧院的观众，都不属于贵族阶级。在贵族制国家，能使上层阶级与中下层阶级接触，并觉得即使不听取中下层阶级的意见也得容许他们发表意见604的场所，只有剧院。而使博学之士和有教养的人总是难于防止群众的爱好追随自己的爱好，难于防止自己也被群众的爱好所吸引的地方，也正是剧院。因此，上层阶级往往在剧院里订包厢。
既然贵族阶级都无力阻止人民群众进入剧院，那末，我们就不难知道，一旦民主的原则被法律和民情所承认，所有的等级混为一体，大家在智力和财产上都互相接近，上层阶级连同它的世袭财产、权势、传统和安逸生活不复存在，人民群众就必然在剧院中占居统治地位。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文艺的爱好和从事文艺活动的本性，将首先表现在戏剧方面；而且我们可以预言，这种爱好和本性，将十分有力地浸入戏剧。贵族制度对于文艺写作订立的清规戒律，将逐步地、分阶段地改变，即可以说是通过合法的手续来改变，而它对于戏剧订立的清规戒律，则将由人民大张旗鼓地推翻。
戏剧可把民主文艺内在的大部分优点和几乎全部缺点明显地反映出来。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才学并不十分重视，根本没有把罗马和希腊的光辉过去放在眼里，只欢迎作家讲他们自己，即要求作家只描述现在。
因此，如果古代的英雄和故事经常出现于舞台，而人们又有十分忠实于古代传统的表现，就足以断言民主的阶级尚未对戏剧发生支配作用。
拉辛在其《布里塔尼居斯》的序言中，对他把儒尼叶作为侍奉女灶神维斯塔的一名贞女来进行艺术加工一事，进行了十分谦逊的辩解。他根据格利乌斯的记述说：“那里决不收不满６岁和超过１０岁的女孩。”我相信，如果他在今天写这个剧本，决不会为这样605的错误自咎和辩解。
这个事实不仅使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文艺的情况，而且能使我知道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民主戏剧的存在，决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已处于民主制度之下，因为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即使在贵族制度下，人民的民主爱好也会影响舞台。
但是，当贵族的精神完全控制戏剧时，则必然证明整个社会是贵族制度的；而且可以大胆断言，那个领导着作家的有学识和有教养的阶级，也对公民和政务发号施令。
当贵族控制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时，他们几乎总是从自己的文雅爱好和高傲气质出发去判断人的本性。他们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最感兴趣，并喜欢这样的人物出现于舞台。他们认为，一定的善最值得再现于戏剧，甚至一定的恶也值得如此。至于其余的一切，他们都觉得不屑一顾。他们进入剧院，也象到其他地方一样，只愿意同大领主们交谈，在演出当中看到王公们的悲欢离合才有所感动。对于剧文的体裁，他们也持这种态度。他们随意给剧作家规定某些台词，希望一切都合乎他们的腔调。
因此，戏剧经常是只描写人的一个侧面，有时甚至演出了人的本性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有些东西超越了人的本性和不符合人的本性。
在民主社会里，观众并没有这样的偏爱，也很少有贵族的那种不屑一顾其余的反感。他们喜欢舞台上再现耳闻目睹的人间百态：各种出身的人物，各式各样的感情和思想。因此，民主社会的606戏剧比以前更感动人、更通俗易懂和更真实了。
不错，民主社会的剧作家有时也会脱离人的本性，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由于他们过于希望惟妙惟肖地再现当代的小人物、小事和某些人的特点，而忽略了人类的一般特征的描写。
当民主的阶级控制戏剧的时候，无论是戏剧题材的选择，还是对题材的处理，都是任其剧作家自由决定的。
在民主国家的所有文艺爱好当中，戏剧的爱好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所以在民主国家，戏剧的作者和观众以及演出，都是与日俱增的。作者和观众如此之多，而且又分散在各地，所以要制定同样的办法，让他们服从同样的规则，将是不可能的。首先是评论戏剧的人太多，他们互不认识，各有自己的观点，要他们作出一致的评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民主制度的实施只是使文学方面的规则和章法普遍松弛了，那末在戏剧方面，可以说民主制度全把这些规则和章法废除，而听凭每个作家和每个观众去各行其事了。
我在前面的一个章里就民主文艺的体裁和技巧所作的论述，也特别适用于戏剧。我们在阅读路易十四时期剧评家对当时的戏剧作品所作的评论时，有些地方使我们感到惊奇。那就是：观众对于情节的真实性特别重视，要求剧中人的举止要合乎他本人的性格，不能作出使人难于理解和无法解释的动作。另外，下述的事实也使我们惊奇：当时人们对于语言的表达形式十分重视，台词上有一点小毛病，剧作家也得受到责难。
看来，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对于在舞台上表现不出来，而在书斋里细读剧本时可以玩味的细节，是过于重视了。要知道，戏剧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演出，而它的主要作用则在于感动观众。但在路易十四时期，戏剧的观众和剧本的读者都是同样一些人，他们607看完演出后，便把剧作者请到家里，当面加以评论。
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是到剧院去听戏，而不阅读剧本。坐在剧院里看戏的人，大部分不是去追求精神的享乐，而是去追求感情的刺激。他们不想在看戏的过程中听到美丽的戏词，而只希望戏演得热闹。只要剧作家能够正确地运用本国语言，使人人都能听懂，剧中人物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致和共鸣，观众就满足了。观众知道戏完全是虚构，看完戏后，他们马上又回到现实。因此，戏剧的文体并不太重要，因为在演出的过程中你发现不了它是否遵守了这方面的规定。
至于剧情的真实性问题，如果让剧情完全合乎事实，那就往往没有新奇、突然和急转直下可言了。因此，剧作家不以真实性为重，而观众也容许如此。只要你写出的戏能打动观众的心，他们是不会理睬你使用了什么方法的。即使你违背了戏剧的规则，但却感动了观众，观众也不会责难你。
美国人一进剧院，就会把我方才所述的种种特点清晰地表现出来。但是，应当指出，美国人到剧院去看戏的人，至今仍然不多。不错，４０多年来，美国的戏剧观众人数和演出次数均大有增加，但人民对于这种娱乐仍然持有审慎的欢迎态度。
造成这种情况的特殊原因，我在前面已向读者交待了。但为了引起读者的回忆，我要再补充几句。
创建美国最初几个州的清教徒，不仅反对各种娱乐，而且对戏剧有一种特殊的恐怖感。他们认为戏剧是一种可憎的消遣，所以只要是在清教徒的精神占有支配一切的地位的地方，就不会有608戏剧的演出。初期移民的这种观点，给他们后代的精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且，美国人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习惯和死板严肃的民情，至今还在对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动，而男女一谈上恋爱就会不经曲折而容易走上结婚道路的国度，是没有戏剧的题材的。从周一到周六天天忙于赚钱，而周日去礼拜上帝的人，是跟喜剧的女神没有缘的。
只举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戏剧在美国是不太受人欢迎的。
美国的法律承认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却对剧作家实行一种检查制度。不经市镇行政官员的许可，不得演出戏剧。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全体人民和个人对戏剧的态度是一致的。全体人民和个人对于他们的主要关心对象无不热心对待，而对于他们不爱好的对象则千方百计不让它们侵入。
在一切文艺当中，只有戏剧与社会的现实情况的关系最繁杂和最密切。
如果在两个时代之间有一场重大的革命使民情和法制发生了变化，则前一个时代的戏剧决不会适于后一个时代。
人们仍可以阅读前一个时代的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但不会观看为前一个时代观众所写的戏剧。过去的剧作家只能靠他们的著作而流芳后世。
某些人的传统爱好，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以及某某演员的天才，可能使贵族时代的戏剧在民主时代上演一段时间和复兴一个时期，但不久以后，便会自消自灭。这不是被人推翻，而是被人抛弃。609
　
第二十章　论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都把一切史实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联系起来，喜欢将重大的革命归因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们能以卓越的见识找出一些最小的原因，但往往忽略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
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与他们完全相反。
他们大部分人认为，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不发生影响，而少数公民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但是，他们却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实。这种对立的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纵观世界舞台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这几个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人。他们专心去研究这几个人的一言一行的隐秘动机，而忽略了其余的一切。由于他们重视某些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想夸大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自然而然要用某些个人的个别行动去说明群众的普遍运动。
反之，在公民们各自独立，每个公民都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民主社会，谁也不会对群众拥有非常强大的和极其持久的权力。乍一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好象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和自发的竞争中前进的。610
这种情况，自然会使人的精神去探索既能启发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同一方面的一般原理。
我坚信，在民主国家里，某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会推迟或加速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但这些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也是容易变化的，比较隐秘、复杂和力量不大的，从而在平等时代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也比在贵族时代困难。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从无数的一般事实中摘出某一单独的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这样地进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厌烦了。他们进入了迷宫，晕头转向，弄不清和无法满意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而只好否认这种影响力。我们主张从研究种族的特点、国家的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这可以事半功倍，而且能使读者满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的某处说过，过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也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这会使他们可以常用冠冕堂皇的大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掩盖其无能和懒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荣誉。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任何时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有一部分来因于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来因于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多于贵族时代，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则少于贵族时代。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特别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甚至很少承认身分不平等这个事实是准许某些个人压制其他一切人的天赋意愿的一般原因。611
因此，试图描述民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历史学家，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说明大部分问题，并将精力主要用于探索一般原因。但是，他们如果因为难于确定和查明个人的个别作用而否认这种作用，那也是错误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喜欢给每个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于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为它们定出一个系统。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个人的作用上，所以他们对事件之间的联系视而不见，或者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其间有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随时都有因为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的危险。
反之，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太重视演员，而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容易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
给我们留下了美丽史诗的古代文学，并没有绘出一个伟大的历史系统；而现代的十分简陋的文学，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系统。看来，古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利用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经常搬用的一般理论。
民主时代的历史著作家，还有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当个人对国家的影响消失时，往往会使人觉得世界虽在运动，但看不见隐藏的原动力。由于极难认识和分析那些对每个公民分别发生作用，而最终引起全民运动的原因，所以人们只好认为这个运动不是随意的，社会必然无形之中受到一个最高权力的支配。
甚至在终于发现世界上确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个人的意志的时候，这也拯救不了人类的自由。一个广泛得足以同时用于千百万人，而且强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的原因，大概是最难抗拒的。人们一旦服从这个原因，就只好认为不能再抗拒。
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拒绝承认某些公民有612能力支配全民的命运，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有时认为人民受刚直无私的天意的摆布，有时认为人民受盲目的宿命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性格，而与它完全无力改变的某种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逐次考察每一代人，再由一个年代考察到另一个年代，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上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出一条环环相接的大锁链，把整个人类的一切事件对号入座放进去，使它们联系起来。
他们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而且还喜欢叫人知道事件将来会如何发展。他们研究了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后，便论证这个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过来的路前进的。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导这个民族将来如何选择更好的道路。
我们在阅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特别是在阅读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将自己治理好，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则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如果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此醉心的这个有害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深入到全体公民和控制了舆论，那末，我们可以预言：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学说就将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指出，这样的学说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特别有危险。当代的人十分怀疑意志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仍然承认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613和自主的。应当发扬这个思想，因为现在需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应当压抑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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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关于美国的议会辩才
在贵族制国家，人人互相牵连和彼此依靠，有一种等级制度可使人人各得其所和使每个等级各安其份。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团体的内部。贵族制国家的政党，自然要有一些首脑来领导，而党员对首脑的服从，则出于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本性。他们把大社会里的习惯做法也搬到这个小社会里。
在民主国家，表面上看来是大多数公民朝着同一目标前进，但每个公民却是自行前进，或至少自认为是自行前进。由于他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采取行动，所以他们在行动时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对这种自主习惯的爱好，也被带进全国的会议里去。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联合起来去推行相同的计划，至少也要保留以他为主的地位，希望依照他的办法去取得共同的成果。
由此可见，民主国家的政党，除非国家遇到严重危机，是难于容忍受制于人和表示服从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脑虽然有权命令政党怎样行动和怎样发表意见，但国家首脑的权威还不能达到使政党闭口不言的地步。
在贵族制国家，各种政治性会议的代表都来自贵族，每个代表本身原来就有很高的和固定的官职。在他们看来，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显要。这就是使他们不肯在议会中积极讨论议案，也不愿意在议会中热烈争辩一般问题。
在美国，议员通常是依据他在议会中的地位，才能出面做某项615工作。因此，他要不断地拚命设法在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建议付诸实施。
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自己争光，而且也是为自己的选民争光，以及为必须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
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很少严格地依附于选民，往往被选民们视为是当然的代表，有时还会使选民们完全依附于自己。如果本区的选民不推选他们，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或者，不当议员而脱离公职，还可以照样享受清闲而舒适的生活。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议员几乎不可能长期左右选民的思想。不管一个选区有多么小，民主的不稳定性也会使它不断改变面貌。因此，议员必须时时刻刻讨好于选民。但要做到这一点，并无绝对的把握。如果选民不再选他，他就马上失去支持，因为他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高得无论远近人人皆知的地步。何况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条件下，他休想朋友和政府会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因此，他必须在其所代表的地区种下使他能够飞黄腾达的善因。他要想指日高升，对人民发号施令，进而影响世界的命运，也得从这个小小的角落开始。
因此，民主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在考虑问题时把选民置于其所在党派之上，而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这时则把他们的政党置于选民之上，乃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为讨好选民而发表的言论，未必就是对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有利的言论。
一个政党为了维护本党的最大利益，往往不让身为它的党员的议员谈论它本身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重大政治问题，让他们少谈可能影响大问题的小问题，而且更经常的是，干脆什么也不谈。缄616口不语，是一个平庸的议员能够对国家大事做出的最有益的贡献。
但是，选民们的看法并非如此。
一个地区的人民选出一名公民去参与国政，是因为他们对这位代表的长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因为人在周围的人越是庸庸碌碌的时候才越是显得高大，所以可以设想，要求于当选代表的能力越高，越是难于找到适任的天才，而如果选出一个庸才当上代表，又得要求他付出与他享有的荣誉地位相称的努力。
一个议员除了是国家的立法者外，还被他所代表的选民视为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每个投票支持他的人，不仅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衷心相信他会以不亚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热忱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选民们早就想好，他们所选的议员应当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能够一有机会就发言；在限制他的发言时间时，也要力争在简短的发言中就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在陈述当中加上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平；在他不能长篇大论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只有这样，他才能再次当选。
这就使那些有自知之明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厚道的人，不想向此道问津了。如果这样的人当上议员，他可以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侃侃而谈，而要他到全是演说家的议员当中去发言，必将把辩论搞得一塌糊涂，使与会人感到厌倦。
凡是使当选的人越来越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不但要象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改变他们当上议员后的行动，而且会改变他们的语言。这样的法律既影响国务工作，又影响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一个告退还乡的美国国会议员不事先备好一份讲稿，在国会上慷慨陈词，述说他为联邦的２４个州，特别是为他617所代表的地区，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因此，他向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不是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甚至不知所云的大道理，就是使人难于发现和不屑一顾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结果，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往往空空洞洞和杂乱无章，好象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去接近所指向的目的。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议会都有类似的现象。
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也许能把比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优秀的大批良才吸收到一个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里去，但你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到处招摇过市。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病已入膏肓，不可救药，因为这不仅来因于国会的组织，而且也来因于宪法，甚至还来因于国家的制度。
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看惯了他们的国会的活动，遇到拙劣的发言也不退席，而能耐心听下去。他们甘心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无法根除的。
我们以上讲的只是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来谈谈它的主要问题。
英国下院１５０多年以来的议事经过，从来没有轰动过国外，发言人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在最靠近不列颠这个自由大舞台的一些邻国，也向来没有引起过共鸣。但是，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期召开的几次小会议的最初辩论，却轰动了整个欧洲。
这不仅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且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议会里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最值得佩服和最有力量。因为没有可以派代表为本身利益而辩护的阶级，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这就增强了思想的作用，加重了发言的分量。618
在这里，前例没有太大的作用，特权已不再与一定的财产挂钩，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关连，所以人们必须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所办理的个别问题。因此，民主国家进行的政治辩论，不管其规模怎样小，都具有一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这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因为辩论涉及到人，而人在世界各处都是一样的。
反之，在一些大贵族制国家，某些重大的问题均根据一个时代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来处理。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只有有关的阶级，至多还有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有时引起全球的巨大反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然，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和其他国家的愿意倾听，也起了作用。
我国的演说家在向本国的公民发言时，往往也就是面对全世界的人发言。619
第二部分
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
620第一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
身分平等所造成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激情，用不着说，当然是对于这种平等本身的热爱。因此，我在这里先把它提出来讨论，自然顺理成章。
任何人都已经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法国，这种热爱平等的激情，日益在人们的心中每天都在扩大其地位。
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当代人对于平等的热爱炽烈于和强大于对于自由的热爱。但是，我还没有见到有人充分地探讨其原因所在。现在，我想对此试作探讨。
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会使自由和平等汇合并结成为一体。
我们现在假定，所有的公民都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而且人人在这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
这样，谁都与别人没有差别了，谁也都不能要求享有压制他人的专权了；因为人人都将完全平等，所以人人也将完全自由；反过来说，因为人人都将完全自由，所以人人也将完全平等。民主国家的人民所追求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理想的境地。
这是平等可以在地球上采取的最好形式，而其他的许许多多形式，虽不如这种形式完美，但亦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珍惜。
平等可以在市民社会里建立，但不能在政治界推行。人们虽621然不能在政府里享有同等的地位，但可以有权在社会上享用同样的享乐，参与同样的行业，到同样的地区居住。一句话，他们有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用同样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同等权利。
有一种平等可以在政治界建立，但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一个人，则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从所有的人中以同样的标准选拔他的权力的代理人。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些假设。比如，一种极为高度的平等，可能与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或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把两者区分开来。
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于补充一句：在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
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制约其他事实的独特事实。那个时代的基本思潮，或由此引起并将人人的感情和思想汇集起来的主要激情，几乎都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这就象一条大河把两岸的小溪汇纳起来一样。
自由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出现于人们的面前。它并不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才能产生，在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因此，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
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分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
我们不必追问什么特殊的魅力在促使民主时代的人愿意平等地生活，也不必深究那些特殊的原因在使他们宁可不要社会提供的其他福利也要抱着平等不放，因为平等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622基本特点。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喜爱平等甚于其他一切。
但是，除了这项理由以外，还有几项理由在各个时代使人们习惯于爱平等甚于爱自由。
即使一个民族能够亲自将他们内部享有的平等破坏或只是缩小，也要经过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为此，它要改变原有的社会情况，废除原有的法律，放弃原有的观念，改变原有的习惯，改造原有的民情。但是，要想废除政治自由，只要不实行它即可以了。这样，政治自由就可自消自灭。
因此，人们不但因为他们认为平等可贵而维护平等，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平等必定永远长存而依恋平等。
政治自由如果运用得过分，则可危害个人的安全、财产和生命，这是认识能力有限和浅肤得不能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会承认的。反之，对于平等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则只有头脑清晰和观察力强的人才能发现，但这些人一般总是避而不谈这种危险。他们知道这种危险只在遥远的将来才能造成灾难，说甚么这是以后几代人应当操心的事，现在的一代人不必杞忧。而自由偶而造成的灾难，则是直接的，谁都一目了然，而且人人都可能或多或少身受迫害。极端的平等造成的灾难，只能慢慢地显示出来，逐渐地侵害社会机体。人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现它，而在它将要为害十分严重的时候，由于习惯成自然，人们还会不以为然了。
自由带来的好处，只有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好处的来因，又经常不容易被人辩认出来。
平等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在感受到它的时候，立即知道它的来源。
政治自由可以使人享得最大的慰藉，但不是经常性的，而且只623能使某些公民享得。
平等可以每天向每个人提供大量的小小慰藉。平等的美好处时时刻刻都能使人感到，并及于每一个人：高贵的人不能无所感，普通老百姓皆大欢喜。因此，平等造成的激情既是强烈的，又是普遍的。
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人是享受不到政治自由的；而要获得政治自由，就得进行巨大的努力。但是，平等带来的快乐是自动产生的，在私生活的每一小节上都能感到，人只要活着就能尝到。
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任何时候都爱平等，但在某个时期，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地步。在这个时候，摇摇如坠的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经过一次内部的最后决斗，终将被推翻，而使公民隔离开来的障壁也将最后消失。于是，人们将会象获得战利品似地去争取平等，象怕被人抢走的宝物似地抱着平等不放。追求平等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人心，并在人心中扩展和弥漫。这时，你不能警告他们如此盲目地专门追求平等将会失去最宝贵的权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也不能向他们指明如此只顾平等而会使自由从手中丢掉，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说他们看到天地间最值得羡慕的东西只有平等。
上述的一切，是对所有的民主国家而言。下面我要专门谈谈法国。
在大部分现代国家，尤其是在欧洲的所有国家，对于自由的爱好和观念，只是在人们的身分开始趋于平等的时候，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作为这种平等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最致力于拉平自己的臣民等级的，正是那些专制的君主。在这样的国家里，平等先于自由而存在。因此，当自由还是新鲜事物的时候，平等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实。当前者刚刚出现，初见阳光的时候，后者624已经创造了自己固有的观念、习惯和法律。因此，当自由还只是人们的一种想法和爱好的时候，平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习惯，控制了民情，使生活的每一细小行动都具有了追求平等的倾向。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我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天生就爱好自由，你不用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去寻找自由，喜爱自由，一失去自由就会感到痛苦。但是，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为热烈，没有止境，更为持久，难以遏止。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他们可以容受贫困、隶属和野蛮，但不能忍受贵族制度。
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而在今天尤其是如此。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它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自由，而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它也难于统治下去。625
第二章　关于民主国家中的个人主义
我在前面讲过，在平等的时代，每个人是怎样依靠自己确定其信念的。现在，我要说明在这样的时代，每个人是怎样使其一切感情以自己为中心的。
个人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ｅ）是一种新的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利己主义（ＥｇｏｌCｓｍｅ）。
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和过分的爱，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甚于一切。
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
利己主义来自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个人主义与其说来自不良的感情，不如说来自错误的判断。个人主义的根源，既有理性缺欠的一面，又有心地不良的一面。
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是跟世界同样古老的一种恶习，它的出现与社会属于什么形态无涉。62
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分平等的扩大而发展。
在贵族制国家，家庭的情况数百年不变，而且往往一个家庭总在同一地方居住，数世同堂。这种情况，可以说代代相传没有变样。每个人几乎都知道祖先的身世，并对祖先表示尊崇。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亲眼看到曾孙的出世，并对这些后代极为亲爱。他们愿意彼此承担义务，而为已经死去的或为尚未出生的牺牲自己的安乐，也屡见不鲜。
贵族制度还可以产生把每个人同其他多数同胞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效果。
在贵族制国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属于那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并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国比他们的大国还值得亲近和爱护。
在贵族制社会，每个公民都有其固定不变的位置，等级层次分明，所以每个公民都经常意识到在自己之上有一个一定能够庇护他的人，在自己之下又有一个他有义务扶助的人。
因此，生活在贵族时代的人，几乎总是跟本身以外的某些事物有密切的联系，并往往为了这些事物而忘我牺牲。不错，在这样的时代，同胞这个一般观念是不明确的，也没有人想到为全人类的事业去献身。但是，为了某些个人而牺牲自己的事情，却是时常有的。
反之，在民主时代，每个人对全体的义务日益明确，而为某一个人尽忠的事情却比较少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护情谊虽然广泛了，但却稀薄了。
在民主国家，新的家庭不断出现，而另外一些家庭又不断绝户，所有的家庭都处于兴衰无定的状态；时代的联系随时都有断开的危险，前代的事迹逐渐湮没；对于前人，容易遗忘，对于后人，627根本就无人去想，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最亲近的人。
但在各个阶级互相接近而融为一体之后，大家便彼此漠不关心，互把对方视为外来人了。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打断了这条锁链，使其环环脱落。
随着身分日趋平等，大量的个人便出现了。这些人的财富和权力虽然不足以对其同胞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但他们拥有或保有的知识和财力，却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
因此，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628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为什么在民主革命完成后比在其他时期强烈
当民主社会在贵族制度的废墟上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的彼此孤立和随之而来的利己主义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民主社会不仅有大批早已独立的公民，而且每天还有一些昨天刚刚获得独立并陶醉于新得到的权力的人充实进来。这些新人自负，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今后无须求助别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不难证明他们只知有己。
贵族制度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肯屈服。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各个阶级之间闹得仇深似海。即使在民主获得胜利之后，这种仇恨也不会立即消失，仍可能在继之而来的民主混乱时期兴风作浪。
公民当中的那些原来高高在上的人，不会立刻忘记他们昔日的高贵。他们会长期把自己视为新社会的局外人。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使他们看到的所有的平等人，都是命运未卜而不值得同情的压迫者。他们不去看昔日同他们地位一样的人，也不想根据共同的利益而与这些人的命运挂起钩来。他们个个孤处一隅，认为除了自己以外，用不着去管别人。反之，过去社会地位卑微而现在由于革命而跟众人平等的人，虽然享受了新得来的独立，但内心里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一旦遇到某一位老上司，他们总是投以既表示胜利又表示害怕的目光，随后远远地躲开。
因此，在民主社会初建的时候，公民们往往愿意独善其身，不629与别人接触。
民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不是使同胞们彼此接近，而民主革命则使人们互相回避，并把原来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仇恨永久保存在新建立的平等的内部。
美国人所占的最大便宜，在于他们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们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
630
第四章　美国人是怎样以自由制度对抗个人主义的
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治者的，所以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在人心的所有恶之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他颠倒黑白，把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称为乱民歹徒，把自顾自己的人名为善良公民。
因此，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和平等这两个东西，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辅相成的。
平等使人们并立，不让他们有使他们结合起来的共同联系。专制在人们之间筑起壁垒，把他们隔离开来。平等使人们只顾自己，不去考虑别人。专制使人们把互不关心视为一种公德。
因此，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之物的专制，在民主时代尤其令人可怕。
我们不难看到，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自由。
当使公民们全都参加国家的治理工作时，他们必然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有时还会放弃自己的观点。一旦人们都去参加公共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象最初以为的那样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631
当国家由公众治理时，没有人不会感到公众的相互照顾的好处，谁都要致力于相互照顾，以博得也要同自己一起去治理国家的人们的尊敬和好评。
于是，一些可使人心冷淡和产生隔阂的感情，必然沉于心底而收敛起来。傲慢之心不再流露，轻蔑之意亦不敢现形。
利己主义本身也感到恐惧了。
在自由政体下，大部分公职是由选举产生的，所以那些自恃才高志大而将自己封闭于个人生活小圈子里的人，将会终日感到没有周围人的支援是没法生活下去的。
于是，这些人出于一种野心而开始想到他人，而且往往发现忘却自己反而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好处。我知道，有人可能向我提出反对意见，说什么选举是勾心斗角的，候选人经常使用卑鄙的手段和互相中伤。在选举当中确有敌对的情形，而且选举的次数越多，敌对的程度越强。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大的弊端，但不过是暂时的，而选举带来的好处却是永久的。
希望当选的迫切心情，有时会使某些人采取战斗的姿态，但这种心情也会逐渐使人采取互相支援的立场。即使在一次选举当中两位原来是友的人可能不幸反目，但选举制度本身却能使原来一直互不相识的众多公民长期地接近下去。自由制造个别的仇恨，而专制则产生普遍的冷漠。
美国人以自由抵制平等所造成的个人主人，并战胜了它。
美国的立法者们认为，只在全国实行代议制，还不足以治愈社会机体在民主时期自然产生的而且危害极大的疾患。他们还认为，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时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是恰632当的。
这个办法被他们明智地实施了。
全国的共同大事，只由一些主要公民操持。这些公民也只是隔一段时间同聚一堂开开会，而且往往是会后彼此便很少见面了，所以他们之间没有永久性的联系。但是，在地方上的事情由当地居民主管时，这些居民自然要经常接触，而且可以说他们不得不彼此认识和互相讨好。
很难使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不太理解国家的命运会对他个人的境遇发生影响。但是，如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他马上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必告诉他，他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因此，如果让公民们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
一个人可以因一次光明磊落的行动而争得人民的好感，但他要保证得到周围人的敬爱，就需长期不断地服点小务和做点不被人注意的好事，养成始终为善的习惯，经常被誉为廉洁奉公。
地方性自由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它会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助。
在美国，最富裕的公民也十分注意不脱离群众，而且不断地同他们接近，喜欢倾听他们的意见，经常与他们交谈。美国的最富裕公民知道，在民主制度下，富人经常需要穷人的协力，在民主时代，争取穷人之心的最有效手段并不是小恩小惠，而是对他们友好。施给的恩惠越大，越会显出贫富之间的差距，所以受惠者的心里会暗中反感。但是，和蔼待人，却具有难以抵抗的魅力，因为亲昵633足以动人，而粗暴无不伤人。
这个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富人领悟了的。在民主革命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一般都反对这个真理，甚至在这场革命完成之后，他们也没有马上接受。他们虽然愿意为人民做些好事，但又想继续同人民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这样就足够了，但他们想错了。即使他们荡尽家产，也不会重新温暖周围人的心。周围人要求于他们的，并不是让他们牺牲金钱，而是让他们放弃骄傲。
可以说，在美国，人们的全部想象力，都被用去发明致富之道和满足公众需要的良方上去了。每个地方的最有学识的居民，都不断用自己的知识去发掘适当的新秘诀，以促进本地方的繁荣；当他们一旦找到某种秘诀，就立即把它交付大家享用。
在仔细考察美国的为政者身上常见的缺点和弱点时，会使人对美国人民的日益繁荣感到吃惊。但是，由这样的对照而产生的吃惊是错误的，因为使美国的民主制度昌盛的，并不是被选举出来的行政和立法官员。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这些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如果认为美国人的爱国精神和他们每个人为其同胞的福利所表现的热心并非出自真诚，那未免有失公允。尽管在人的大部分行动受私人利益的支配这一点上，美国并不亚于其他国家，但在美国，私人利益不能支配人的全部行动。
应当指出，我曾一再看到美国人为公共事业做出巨大的和真诚的牺牲，并且多次发现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几乎都能忠实地互助。
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这种制度和权利，也使他们的头脑里经常想到，为同胞效力不但是人的义务，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同时，他们没有任何私人634的理由憎恨同胞，因为他们既非他人的主人，又非他人的奴隶，他们的心容易同情他人。他们为公益最初是出于必要，后来转为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习性，而为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则最后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
许多法国人认为身分平等是第一大恶，政治自由是第二大恶。当他们不得不容受前者时，至少要想方设法避免后者。
至于我，我认为同平等所产生的诸恶进行斗争，只有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政治自由。
635
第五章　关于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
我在这一章里，不想谈人们为了抵御多数的专制和反对王权的侵犯而进行的政治结社。关于政治结社的问题，我已经在另个地方讲过了。显而易见，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末，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在这一章，我只想讲一讲那些在市民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全无政治目的的结社。
美国存在的政治结社，不过是美国的五花八门的结社中的一种。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636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
在美国，我遇到过一些我坦白承认我向来一无所知的社团，并为它们能巧使美国居民动员大多数人的力量共赴一个目标和使人们自动前进的办法赞叹不已。
后来，我到英国去游历。尽管美国人的一些法律和许多习惯来自英国，但我觉得英国人在运用结社权上，远远不如美国人那样彻底和熟练。
美国人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而英国人则绝对不这样，他们往往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番大事业。显而易见，英国人只认为结社是强大的行动手段，而美国人则似乎把结社视为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
因此，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使全体人民最长于共赴一致希望的目标并把这种新方法用于最多数对象的国家。这是偶然的结果呢？还是结社与平等的必然联系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呢？在贵族制社会，大多数群众本身没有什么作为，而少数几个个人却非常强大和富有，他们每个人都能独自做出一番大事业。
贵族制社会里的人，不必为采取行动而联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来的。
在这个社会里，每个有钱有权的公民，都象是一个永恒存在和强制成立的社团的首脑，而这个社团的成员则是那些由他驱使去执行他的意图的大众。
反之，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637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
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没有权利和志趣为政治目的而结社，那末，他们的财富和知识虽然可以长期保全，但他们的独立却要遭到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成员丧失了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大事业的能力，而且又没养成共同去做大事业的习惯，那它不久就会回到野蛮状态。
不幸的是，促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必须结社的社会情况，同时又使他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难于结社。
在贵族当中，只要有几人打算结社，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由于他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他们的团体只有少数几个成员就可以了。而在成员的人数很少时，也容易彼此认识，互相了解，建立固定的规章制度。
在民主国家，就难于做到这一点，因为民主国家的社团要想拥有一定的势力，就必须使成员的人数特别多。
我知道，我们的许多当代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公民越是软弱无力，就越是应当叫政府能干和积极，以使政府能够举办个人不能创办的事业。他们相信并且声称一切困难都能解决。但我认为，他们想错了。
也许政府可以代替美国人的某些巨大的社团，而且在联邦内部已有几个州这样做了。但是，美国人日常依靠社团进行的那些数量甚大而规模却很小的事业，要由哪个政府当局去代替办理呢？
不难预见，人们越来越不能单由自己去生产生活上最常用和最需要的东西的时代，正在来临。因此，政府当局的任务将不断增638加，而政府当局的活动本身又将日益扩大这项任务。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这个原因和结果将不断循环下去。
这样下去，凡是一个公民不能独自经营的事业，最后不是全要由公共的行政当局来管理吗？再者，如果土地过度分散下去，分割得无法再分，以致只能由耕作者组织社团来经营时，那末，政府的首脑岂不要挂冠而去扶犁吗？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末，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险。
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样的相互作用，在民主国家几乎等于零。因此，民主国家要人为地创造这种作用，而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正是结社。
贵族集团的成员接受一种新思想和体会到一种新感情时，差不多都要把这种思想和感情放在自己活动的主要舞台去玩味，并让其余的成员看到自己在这样做，以使这种思想和感情顺利地进入周围人的心里和头脑里。
在民主国家，从属性上来说能够这样做的，只有政府当局。但是，不难看到，政府当局的这种作用经常是不充分的，而且往往是有危险的。
在一个大国，政府之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持和改进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正如它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管理一切实639业部门一样。一个政府，只要它试图走出政治活动的范畴而步入这条新道路，它会不知不觉地要实行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暴政，因为政府只会颁布严格的规章制度，只支持它所同意的感情和思想，而且人们总是很难辩别它的这种表示是忠告还是命令。
假如政府认为自己的真正利益在于禁止人们发表意见，那末，情况将会更糟。这时，政府将会一无作为，并由于喜欢酣睡而听任自己迟钝下去。
因此，必须使社会的活动不由政府包办。
在民主国家，应当代替被身分平等所消灭的个别能人的，正是结社。
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见，他就会立即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也会倾听它的意见。
我最初听到美国有１０万人公开宣誓不饮烈性酒时，还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而不是实在的。我对这些很有节制能力的公民为什么甘愿坐在家里喝白开水，起初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这１０万美国人是惊于他们周围的人酒鬼越来越多，才决心戒酒的。他们的行动宛如一个大人物穿上一身朴素的衣服，以引导一般公民戒除奢华。我相信，如果这１０万人是法国的居民，只要他们每个人分别向政府申请，要求政府向王国境内的所有酒馆下令禁酒，就可以了。
我认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莫过于美国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方面的结社。美国人的政治结社和实业结社，最容易被我们注意；而其他的结社，则常被我们放过。即使我们看到了其他的结社，我们640对它们也不甚理解，因为我国几乎没有类似的结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类结社对于美国人的必要性，并不亚于政治结社和实业结社，甚或过之。
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
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分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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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关于结社与报刊的关系
当人们之间不再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叫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与其他一切人的力量自愿地联合起来，是无法使许多人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的。
只有利用报纸，才能经常地和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只有报纸，才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
一份报纸就象一位不请自来的顾问，它每天可向你扼要地报道国家大事而又不致扰乱你的私事。
因此，随着人们日益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只在于维护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护文明。
我不否认，在民主国家，报刊往往引导公民去共同进行一些非常欠妥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报刊，就几乎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因此，报刊带来的害处远远小于它的战功。
报纸的功用不仅在于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而且还在于向他们提供所拟计划的共同执行办法。
贵族制国家的一些主要公民互相都很熟悉；他们如果想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只要吸引一批人追随他们，就能共同前进。642
反之，在民主国家，往往是大多数人希望联合和需要联合，但是办不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志同道合者。但是，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马上便会驱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
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了，但为了使结合不散，他们继续需要报纸。
在民主国家，一个社团要想有力量，就必须人多。而由于成员的人数太多，所以他们只能分散在广大的地区，每个人仍然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去过他们的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为成千上万的小事而操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个使他们不用见面就能彼此交谈，不用开会就能得出一致意见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报刊。因此，没有一个民主的社团是能够离开报刊的。
由此可见，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如果说社团的数目必将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而增加的说法是真理，那末，认为报刊的种数也将随着社团的数目增加而增加的意见，也不能说是不正确的。
因此，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社团和报刊都最多的国家。
报刊的种数与社团的数目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使我们发现期刊的发行情况与行政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并知道报刊的种数在民主国家是与行政集权的程度成反比的，即行政越集权报刊越少，越不集权报刊越多。这是因为在民主国家，人民不会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将地方权力委托给几个主要公民去执行。民主国家要取消这样的权力，而由当地的绝大多数人去行使。这些人可643依法组织一个握有实权的常设机构，以管理本地的行政事务。于是，他们就需要一份报纸，使他们每天都能知道本地发生的小事和了解全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地方权力机构越多，依法行使地方权力的人也就越多；而越是需要随时知道本地和全国的事情，就越需要更多的报刊。
美国报刊种数之所以多得惊人，来因于行政权的过于分散甚于政治的广泛自由和出版的绝对自由。假如美国的全体居民都是选民，而它又只实行由选民选举全国的立法机构的办法，那末，美国只要不多几份报纸就可以了，因为在这种条件下，选民们只能有少数几次非常重要的共同行动机会。但是在美国，除了全国性的大型集会以外，法律还规定在选举地方（州）、城镇、甚至乡村的行政官员时进行小型的集会。
立法者就是这样使每个美国公民不得不经常同其他同胞协力去进行共同事业的，而每个美国公民要想知道其他公民的所作所为，就得看报读杂志。
我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如无全国性的议会，而有许多地方性权力机关，它的报刊种数最后一定超过实行行政集权并经选举产生全国性立法机构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在我看来，美国每日出版的报刊所以种数甚多，是因为美国人既享有广泛的全国性自由，又享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性自由。
在法国和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取消目前对报刊的课税，报刊的种数就会无限增加。这未免把免税的效果夸大了。报刊种数的增加不仅与销路好坏有关，而且与绝大多数人是否需要互通信息和共同行动有关。644
我也同样认为，日报影响力之所以日益增加，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经常提到的原因，而是由于一些最普遍的原因。
一种报刊，只有反映某些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才能存在下去。因此，一种报刊经常是它的长期读户所在社团的代言人。
这个社团的宗旨可高可低，它的范围可宽可狭，它的人数可多可少。但是，只要有一种报纸在继续出版，就证明一个社团至少已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作最后一次反思，以结束本章。
身分越是平等，个人的力量就越要薄弱，人们就越容易随大溜和越难独自坚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
一种报刊就代表一个社团。可以说：报纸是以全体读者的名义向每一位读者发言，而且读者个人的能力越弱，它越容易吸引读者。
因此，报刊的影响力必随人们日益平等而逐渐增强。645
第七章　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使人们每天行使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在世界上，也只有这个国家能使公民们想到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行使结社权，并由此得到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
凡是不准政治结社的国家，一般结社也极少。
决不能轻言这是偶然的结果，而应当断言在这两种结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必然的关系。
由于偶然的原因，几个人可能在某一事业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比如，他们可能都要去办一种商业，或者都要去经营一种工业。于是，他们相会了和合作了，并逐渐认识到结社的好处。
共办这种小事情的次数越多，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越来越获得共办大事业的能力。
因此，一般结社有助于政治结社。但是，另一方面，政治结社又能使一般结社得到长足发展和惊人完善。
在私人生活中，严格说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但在政治生活中，他就不会这样认为。因此，当人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时候，任何一个公民每天都要在脑际浮现结社的思想和愿望：即使对采取共同行动本来有些反感，但为了党派的利益也得学会采取共同行动。
因此，政治生活把结社的爱好和习惯一般化了，也就是使一646些向来不过问政治而总是愿意单独行动的人，希望联合和学会结社的技巧了。
政治不但在创造大量的社团，而且在制造规模巨大的社团。
在私人生活中，一个共同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引起一大群人去采取共同行动的情况极少；只有掌握了共同行动的技巧，才能去进行这种行动。
在政治方面，结社的机会随时都可以从政治生活中找到。
但是，结社的重要作用只能在规模巨大的社团中表现出来。个人力量薄弱的市民，不会一开始就对联合起来可以产生力量有明确的概念；而要使他们明白这一点，就得向他们示范。但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结社时，人数越多才越容易启示范作用。比如说，一千人联合起来可能使他们看不到利益，而如果人数达到一万就可能看到。在政治方面，人们联合起来可以做大事，而重大事情方面的结社所带来的好处，又会经过实践使人们知道在小事情上互助也有益处。
政治结社可以同时将许多人拉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摆脱原来因年龄、思想、贫富而造成的隔离状态，进而发生相互往来和接触。他们只要相会过一次，就会设法再次相会。
在大部分的一般结社中，人们都是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去参加。比如，所有的工业公司和商业公司就是如此。当人们尚未充分了解结社的方法和不知道结社的基本原则时，叫他们开始以结社的方式进行合作，他们未免要为自己付出的重大代价而担心。因此，他们宁愿放弃可以导致成功的有力手段，而不肯甘冒合作将会带来的风险。但是，叫他们参加在他们看来没有危险的政治结社，他们就不会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没有拿金钱去冒险。但是，在参加这样的结社后不久，他们就会知道在这样一大群人中应当遵647守什么秩序和采取什么步骤，才能使他们步调一致地和首尾一贯地奔向共同的目标。他们要在这个政治社团里学会使自己的意志服从全体的意志，使个人的努力配合共同的行动。这些事情，无论是在一般结社，还是在政治结社，都是每个成员所必须知道的。
因此，可以把政治结社看作是开办一所免费的大学，每个公民都可以到那里去学习结社的一般原理。
虽然政治结社不能直接有助于一般结社的发展，但若前者被查禁，后者也会受害。
当公民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结社时，他们会把这种结社视为特殊的和例外的办法，所以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但是，在准许公民在一切事情上均可自由结社时，他们最终可以发现结社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的的通用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方式。只要出现一种新的需要，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结社。于是，结社的技巧就成为我在前面所说的基本知识。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它，而且都要应用它。
如果某些结社被查禁，而另些结社仍被允许存在，则很难预卜继续存在下来的结社何日不被查禁。在这种迟疑不决的情况下，人们将会对一切结社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同时社会上将会出现一种舆论，导致人们认为不管是什么结社，都是一种胡作非为和甚至是非法的活动。
因此，如果以为结社的精神只在某一点上受到限制后不会影响它在其他方面继续发展，或者以为只要准许人们在某些事情上648可以进行共同行动，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开始试图进行共同活动，那都是空想。当公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结社的能力和习惯时，他们无论在小事上，还是在大事上，都会自愿地结合起来。但是，只允许他们可以在小事上结社的时候，他们的结社热情和才干都会消失。你准许他们在商业上可以完全自由联合，你也不会达到目的；你让他们行使已经给予他们的权力，他们也会不屑一顾；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劝他们不要组织查禁的结社以后，你又会吃惊地发现你不能说服他们去成立法律准许的社团。
我并不是说一个禁止政治结社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般结社，因为人生活在社会里不能不委身于某些共同的事业。但是，我坚决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一般结社也总是为数不多，它们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熟练的运营能力。它们没有宏伟的计划或有而难以实现。
由此我自然想到，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并不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危险，甚至在使国家出现一段动荡时期之后，还能使国家巩固。
在民主国家，政治社团可以说是一些企图统治国家的强大个体。因此，现今的各国政府视政治社团犹如中世纪的国王视其国内的大诸侯，从本能上就对政治社团有一种恐怖感，一有机会就打击它们。
反之，各国政府却对一般社团持有天生的好感，因为它们不难发现，一般社团不是指导公民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649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定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但是，当今的各国政府并没有注意到，政治结社可以使一般结社发展和加强活动，所以它们在防止了一种危险的弊端的同时，却丧失了一种可以有效地矫正弊端的手段。当你看到美国人为了鼓吹一种政治见解，推捧一位政治家参加政府，或由另一位政治家手里夺取权力而每天都可以自由结社的时候，你会难于理解如此独立不羁的一群人怎么没有恣意妄为。
但是，另一方面，当你想到美国有不可胜数的实业在被人们共同经营，看到美国人到处都在孜孜不倦地推行某些宏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遇到一场小革命也会前功尽弃的时候，你又会不难理解如此多忙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给国家制造麻烦和没有破坏他们都受益的社会安定。
我们能够面对这些事实进行孤立观察，而不去寻找其间的内在联系吗？使美国人逐日形成不问地位、思想和年龄而结社的普遍爱好和养成利用结社的习惯的，正是政治结社。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可以多数人彼此相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共同去做各种事业。随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得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各个方面加以运用。因此，美国人正是由于享有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自由，才学会了可以尽量减轻自由所带来的危害的方法。
如果我们只选一个民族的某个历史时起来考察，则不难证明政治结社是使国家动乱和实业瘫痪的因素。但是，我们就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考察，或许容易证明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不但有利于公民的福祉，甚至有利于他们的安宁。
我在本书的上卷说过：“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尽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而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650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国家为使结社自由存在，有时也需要耍些手腕。”在隔了几段以后，我又说：“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因此，我认为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让公民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权利；我甚至怀疑，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不对结社自由加以限制是明智之举。
有人说，不把结社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国家就无法保持内部的安定，没有希望维护法律的尊严，建立不起持久的政府。毫无疑问，内部的安定，法律的尊严，持久的政府，都是极为珍贵的。而且我认为，一个民族为了得到和保持这些珍贵的东西，也得自愿给自己暂时带上沉重的枷锁。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清楚地知道它为获得这些珍贵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更好了。
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锯掉他一支胳臂，这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决不敢担保他在断臂之后仍会象以前那样灵活。651
第八章　美国人是怎样以“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同个人主义进行斗争的
当社会由少数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统治时，他们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的崇高思想，乐于主张忘我是光荣的，认为人应当象上帝本身那样为善而不图报。这就是当时的官方的道德原则。
我怀疑人在贵族时代会比在其他时代更有德，但我又确信人在那个时代会不断地讨论德行之美；至于德行的功用是什么，他们只能在私下议论。但是，随着人们的想象力日益衰竭，每个人便开始自顾自己，谈论道德的人也在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面前表示却步，不敢再向人们宣扬这种精神了。于是，他们只去研究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否在于为全体造福的问题；而当他们一旦发现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有符合和相通之处，便急于去阐明。后来，这样的发现与日俱增，而本来只是孤立的观察就变成了普遍的原理。最后，他们终于认为自己发现了人为他人服务也是在为自己服务，个人的利益在于为善。
我在本书的许多地方，已经讲过美国的居民是如何几乎经常将个人的幸福与同胞的幸福结合起来的。
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他们赖以做到这一点的一般原理。
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美国的道德家们决不劝他们652的同胞为了表现自己伟大而去牺牲自己。但他们却敢于宣称，这种牺牲精神对于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都是同样必要的。
他们知道，在他们的国家和在他们的时代，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驱使人们自己注意自己；而在他们无望制止人们如此以后，就只有设法去因势利导了。
因此，他们决不反对每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又极力证明个人的利益应当来自诚实。
我不想在这里赘述他们提出的理由的细节，因为这会使我离题。我只指出他们的同胞已经接受他们的理论就可以了。
很早以前，蒙坦就说过：“我走上一条捷径并不是由于它笔直，而是由于我从经验中获悉它是一条最便于我和最适于我达到所定目的的道路。”可见，“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但是，只有今天的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这个原则。在美国，这个原则还在推广，并深入到人们的一切活动，见于人们的一切言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张口不离这个原则。
在欧洲，“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没有在美国那样完善，而且应用的范围有限，特别是很少有人公开主张。在欧洲，人们仍然每天装出一副非常具有献身精神的样子，其实他们心中早已没有这种念头。
美国人与此相反，他们喜欢利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去解释他们的几乎一切行动，自鸣得意地说明他们的光明磊落的自爱是怎样使他们互相援助和为国家的利益而情愿牺牲自己的一部653分时间和财富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并不全对，因为在美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公民们也是有出于人的本性的义无返顾的无私激情的。
但是，美国人决不承认他们会被这种感情冲动所左右，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哲学生辉，而不愿让自己本身增光。
我可以就此止笔，不对我方才所述的一切进行评价了。问题之过于困难，也许可以作为我的托词。但是，我决不想以此为借口。我宁愿让读者看清我的目的后不跟我走，也不愿把读者悬在那里。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并不怎么高深，而是十分明确易懂。这个原则不以达到伟大的目的为主旨，而是要不费太大力气就能达到所追求的一切。它是任何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理解的，所以人人都容易学会和不难掌握。由于它切合人的弱点，所以不难对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影响的力量也容易保持下去，因为它以个人的利益来对抗个人本身，并在引导个人的激情时能产生刺激作用。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不要求人们发挥伟大的献身精神，只促使人们每天作出小小的牺牲。只靠这个原则还不足以养成有德的人，但它可使大批公民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它虽然不是直接让人依靠意志去修德，但能让人比较容易地依靠习惯走上修德的道路。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一旦完全支配道德世界，无疑不会出现太多的惊天动地的德行。但我也认为，到那时候，怙恶不悛的歹行也将极其稀少。“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可能妨碍某些人大大超出人的一般水平，但处于这个水平之下的数目众多的人，听到这个原则之后一定抓住不放。就某几个个人来说，这个原则使他654们下降了；但就整体来看，它却使整体向上了。
我直言不讳：在我看来，“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是一切哲学学说中最符合当代人的需要的理论；而且，我还从其中发现了当代人尚可用来抵制自己的最有力保证。因此，当代的道德家应当注意的，主要的是这个理论。即使他们认为这个理论还不够十全十美，但仍须把它视为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
我不认为我们全体法国人的利己主义大于美国人，我们和美国人在利己主义上只有一点不同，即美国人公开主张利己主义，而我们则口头上不说但实际上奉行。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可以保全其余部分。我们是要把全部利益都保住，而结果往往是全部丧失。
既然我看到周围的人好象天天都想以自己的言行教导当代人相信追求功利决不是不正派的；那末，我就永远不能从中发现有人教导当代人相信正派的行为也可能是追求功利的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日益发展的身分平等不去引导人们追求功利和不去使每个公民囿于自己的小天地。
因此，必须承认，个人利益即使不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至少也是现有的主要动力。但是，还要知道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个人利益是如何理解的。
如果公民在平等之后仍然处于无知和粗野的状态，则很难预料他们的利己主义不会使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过分愚蠢的行为；而如果他们舍不得牺牲自己的某些个人福利去造福他人，则很难说他们不会陷入什么样的可悲境地。
我不认为美国人所宣扬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已明明白白。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大多数真理都是清清楚楚的，只要对人进行启发教育，人人都可以理解。可见，只要不655遗余力地进行教育就可以了，因为盲目的献身和本能的为善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自由、公共安宁和社会秩序本身通过启蒙和教育可以实现的时代即将来临。
656
第九章　美国人怎样在宗教上应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
如果“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只考虑到现世，那还远远不够，因为有许多牺牲要到来世才能得到补偿。不管你付出多大精力去证明德的功用，你也始终难于使一个不想死的人去为善。
因此，必须知道“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是否可以容易与宗教信仰调和。
倡导这个原则的哲学家对世人说：要想生活得幸福，就得节制自己的激情，时时刻刻把它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要想获得持久的幸福，就只得放弃转瞬即逝的为数众多的享乐；为了更好地关心自己，就要永远克制自己。
几乎所有宗教的创始人，差不多都这样说教。他们并没有向世人指出什么新的向善方法，而只是把目标向后移了。也就是说，他们把人们做出的牺牲的报偿放在来世，而不是放在现世。
但是，我决不认为依靠宗教精神修德行善的人都是为了取得报偿。
我见到过一些虔敬的基督徒，他们终生忘我，热情地为所有的人造福；我也听到他们说，只要这样做，就能在来世得到善报。但是，我又不能不认为他们是在自弃。由于我十分尊敬他们，所以只好相信他们。
不错，基督教向世人宣称，为了升入天堂，就要屈己而就人。但是，基督教又向世人宣称，人是由于爱上帝而施惠于他人的。后一657种说法很好。这说明人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而体会上帝的意旨，认识上帝的目的在于一切有序，并慨然参加上帝的这一伟大计划的。而且，在为实现这个美好的万物有序的计划而牺牲个人利益时，除为自己能深信这一计划而感到愉快外，决不希求其他任何报偿。
因此，我不相信宗教人士的唯一动力是利益。但是，我认为利益是宗教本身用来指导人的行动的主要手段，并确信宗教之所以能够抓住人心和广为流传完全有赖于此。
因此，我认为没有可靠的根据说“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会使人远离宗教信仰。恰恰相反，我倒觉得有明确的理由说这个原则会使人接近宗教信仰。
假如有一个人，他为了得到现世的幸福，而能时时与自己的本能进行斗争，能从理智上冷静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不盲从一时出现的感情冲动，而有办法克制这种冲动，并养成了情愿牺牲暂时的利益以获得终生的长久利益的习惯。
这样的一个人一旦皈依了他所信奉的宗教，就不会为服从这一宗教的戒律而感到痛苦。理智本身会劝导他服从，而习惯也为他忍受戒律作好了准备。
即使他后来对所期望的目的表示怀疑，他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而会认为以现世的一些财富作赌注去赢得在来世继承巨额财产的权利是明智的。
帕斯卡尔说过：“误信基督教是真的，所失不大；而误信基督教是假的，则损失严重！”美国人既不装作对来世漠不关心，又不对他们想要躲避的危险采取天真的满不在乎的态度。658
因此，他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既不觉得可耻，又不觉得自己软弱。但是，通常在他们的虔诚当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坦然、按部就班和胸有成竹的表现，以致使人觉得引导他们走进教堂的不是信仰，而是理智。
美国人不仅是基于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往往是把他们从信奉宗教当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放在现世。在中世纪，神职人员张口就是来世，从来不为论证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现世也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操劳。
但是，美国的传教士却不断提醒信徒注意现世的幸福；他们只有经过一番巨大努力，才能使信徒的视线不看现世。他们为了打动听众，总是向听众说明宗教信仰如何有助于自由和公共秩序。在听他们布道的时候，使人经常难于辩别宗教的主旨是求来世的永远幸福还是求现世的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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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关于美国人对物质福利的爱好
在美国，对于物质福利的热爱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热爱，但至少人人都有这种热爱。在那里，满足身体的微不足道的需要，为生活创造小小的方便，也是人们普遍关心之所在。
某些类似的现象也见于欧洲，并且日益明显。
在导致两洲产生同样现象的许多原因当中，有几个原因与我讨论的问题接近，而且我应当加以阐述。
当财富为几个家族世代相传而所有时，虽然会有一大帮人享受物质福利，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只有他们在独享这种好处。
人心最容易激动的时刻，不是在他们顺顺利利得到一种贵重物品的时刻，而是在他们想要得到这种东西但未能完全如愿，而在部分地满足之后又时时害怕失去的时刻。
在贵族制社会，富人从来不知道尚有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不同的生活，根本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有变动，几乎想象不到还有另一种生活。因此，物质福利对他们来说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生活的方式。可以说，他们把物质福利视为人生之当然，身在福中而未意识是福。
由于他们对物质福利的天生的和本能的爱好可以这样无忧无虑地得到满足，所以他们便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别处，专心于某些更困难和更伟大的工作，并为这种工作所激励和所吸引。660
正因为如此，有些贵族虽然身在物质享乐之中，但又对这种享乐持有一种傲慢的轻视态度，并在不得不放弃享乐的时候能够表现出惊人的毅力。推翻或打倒贵族制度的历次革命都曾证明，过惯了舒适安逸生活的人可以容易忍受清苦；而经过千辛万苦过上好日子的人，在失去幸福的之后，反而难于生活下去。
当我们从上层阶级转而观察下层阶级的时候，亦可发现类似的现象，但其产生的原因不同。
在社会被贵族统治和保持安定的国家，一方面是一般老百姓惯于安贫，另一方面是富人惯于摆阔。富人之所以不必为物质享乐操心，是因为他们可以垂手而得；穷人之所以断了物质享乐的念头，是因为他们没有希望获得和享乐的欲望不强。
在这种社会里，穷人的想象力完全用于来世。现实生活的悲惨处境虽然限制着他们的想象力，但他们可以逃出这个限制，去想象远在天上的安乐。
反之，当等级的界限取消，特权不复存在，财产日益分散，教育和自由普及的时候，穷人的心里也会产生获得享乐的念头，而富人则唯恐失去享乐。结果，出现了许多小康之家。享有小康生活的人得到的物质享乐，虽能使他们体验到这种享乐的好处，但还不能使他们觉得这种爱好已经得到充分的满足。他们只有经过努力才能得到这种享乐，而且在尽情享用的时候还怀有战战兢兢的心情。
因此，他们始终是在热心追求或竭力保持一种十分心爱，但又无法充分满足和不能肯定得到的享乐。
如果问我人的哪种激情最受出身低下和家业不丰的影响和制约，我将认为是人对物质享乐的爱好。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它随这个阶级的发展而发展，随这个661阶级的强大而强大，并随这个阶级的占有优势而占有优势。这种激情正是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的。
我在美国遇到的贫穷公民，没有一个不对富人的享乐表示向往和羡慕，他们的想象力也从未离开命运使他们未能得到的财富。
另一方面，我在美国见到的富人，没有一个对物质享乐表示傲慢的轻视。而在最富裕和最放荡不羁的贵族身上，却时有这种表现。
美国的富人大部分曾是穷人。他们饱尝辛酸，长期同逆境搏斗，对贫困深有体会，而今刚刚取得胜利，所以原来的斗争热情仍然未减，好象还沉醉于４０多年来所追求的小小享乐之中。
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没有相当一部分富人是依靠继承遗产和毫不费力就过上富裕生活的。但是，即使是这些人，对于物质生活的享乐也兴趣不减。喜爱物质生活的享乐，正在变成全国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爱好。人心所向的这股巨流，正把所有的人卷进它的狂涛。
662
第十一章　物质生活享乐在民主时代产生的特殊效果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以为，对于物质生活享乐的热爱，会不断地把美国人引向破坏道德、扰乱家庭、最终危害社会本身的道路。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激情，不会产生它在贵族制国家中发生的那种效果。
有时，厌烦政务、贪财过度、失去信仰、国家衰败等情况，会逐渐使贵族的心完全倾向于物质生活的享乐。有时，王权的强大和人民的软弱，又会使贵族失去权力而只保有财产，堵死他们飞黄腾达的前进道路而使他们牢骚满腹。这时，他们便回到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寻找物质上的享乐，把过去的伟大置于脑后。
当一个贵族集体的成员都沉迷于物质生活享乐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要把因长期掌权而积蓄的能量全都用于享乐方面。
这样的一些人，决不会满足于追求享乐。他们还要奢侈荒淫，以致达到腐败透顶的地步。他们对物无上崇拜，好象在甘心争相比赛自我堕落之术。
一个贵族集体原来越是强大、越是光荣和越是自由，它现在就越要堕落到极点。尽管它的德行曾经光芒四射，但我敢预言这个光芒终将被它的恶行的魔光所压倒。
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决不会把民主国家推上这样的极端。在民主国家，对享乐的热爱虽然是一种强烈的、排他的和普遍的激情，但又是可以控制的。在那里，没有为了满足一个独夫的尽情欢663乐，而建筑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巧夺天工的花园，以及由此而耗尽天下财富的问题；人们所希望的，只是多购几亩良田，经营一个果园，建筑一所住宅，使生活更加舒服和安康，少惹事生非，并在不费力和少花钱的原则下满足微小的需要。这些都是小事情，但人人均梦寐以求。人们的心天天在想它们，时时刻刻在想它们，以致忘却了世界上的其余一切。有时，在人的心目中，它们成了仅次于上帝的存在。
有人会说，这种说法只适用于财产不多的小康之家，而富裕之家仍然要有贵族时代的那种爱好。我不同意这个意见。
在物质生活享乐方面，民主社会的最富裕公民的爱好跟一般公民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也来自一般公民，实际上跟公民的爱好一样，并认为自己应当服从一般公民的爱好。
在民主社会，公众的享受欲望，是以一种有节制的热而不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任何人都必须如此表示他们的愿望。
在那里，要想离开共同的准则去做坏事，跟想离开共同的准则去做好事同样困难。
因此，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富人的主要目标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细微需要，而不在于过度的享乐。他们只求无数的小小愿望得到满足，而决不放情纵欲。因此，他们主要是即时游乐，而不会纸醉金迷。
民主时代的人对物质生活享乐表现的这种特殊爱好，当然不会同秩序对立。恰恰相反，为了满足这种爱好，却经常需要秩序。它也不会成为整饬民情的敌人，因为良好的民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助于实业的发展。它甚至往往能同一种宗教的道德感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既希望在现世尽量得到满足，又不放弃到来世去寻找机会。
有些物质生活享乐是犯罪行为，人们必须时刻注意克制自己。664还有一些物质生活享乐是宗教和道德所允许的，人们对于这类享乐都毫无例外地去追求、梦想和促其实现，但他们在努力得到这种享乐的过程中，也会忽略那些可使人类光荣和伟大的最宝贵的享乐。
我对平等的责难，并不在于它诱引人们去追求查禁的享乐，而在于它使人们完全埋头于准许的享乐。
这样，世界上终有一天会出现温存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将不会腐蚀人们的灵魂，而要净化人们的灵魂，最后在不知不觉之中使一切的精神紧张得到缓和。665
第十二章　为什么有些美国人那样醉心于唯灵主义
尽管获得现世幸福的渴望是美国人的最主要激情，但也有暂时中止这个渴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灵好象一下子就粉碎了束缚心灵的物质枷锁而直奔天堂。
有时，你会在美国各地，特别是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各州，看到一些巡回教士到处向人们宣讲上帝的福音。
有些家庭，全家男女老幼，不惜跋山涉水，到远远的地方去听巡回教士的布道。他们见到巡回教士以后，一听就是几个日日夜夜，把正常工作都放下不管，甚至忘记了吃喝和睡眠。
你在美国的社会里，到处都会见到一些醉心于唯灵主义的人。他们对于唯灵主义的追求，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而这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一些标新立异的教派，试图开辟直通永久乐境的道路，并随时都可掀起这种狂热。宗教狂在美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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