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所有的土地几乎永世出租或至少是长期出租。
在我们研究中世纪的家庭经济时可以见到，那时为期９９年的租期比我们现在为期１２年的租期还要普遍。
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家庭是永存不灭的，人们的身分似乎是永远固定不变的，整个社会也好象固若磐石，以致人们认为决不会发生任何动乱。
但在平等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不难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没有什么事是永远不变的。事物无常的观念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情绪的支配下，地主以及佃户本人就对长期的义务产生一种本能的嫌恶感。他们双方都害怕自己被眼前对他们有利的租约长期束缚下去。他们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处境就发生骤变。他们感到自身难保，唯恐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旦728有变，就可能因放弃昔日习以为常的东西而感到心伤。他们的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民主的时代，在一切变化的事物中最容易变化的就是人心。729
第七章　民主对工资的影响
我在上面关于仆人和主人的叙述，大部分也可用于雇主和工人。
随着社会等级的界限日益模糊，原来的大人物不断没落，而原来的小人物不断上升，以及人们的贫富不再祖祖辈辈不变，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和观点上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工人对他们的权利、前途和本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产生了新的雄心和新的希望，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他们时时把贪婪的目光投向雇用他们的人的收益。为了能同雇主分享好处，他们努力争取提高劳动报酬，而且照例能够达到目的。
在民主国家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大部分实业是由在财富和教育上都高于所雇工人的一般水平的人经营的，而且都很赚钱。这种实业家为数甚多，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很难通力合作。
而在工人方面，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报酬不公平时，几乎总有把握拒绝给雇主服务。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的斗争中，工资一直是主要问题。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730
但是，可以断言，工人的利益将会愈来愈占上风，因为他们已经争得的高额工资将使他们一天比一天减少对雇主的依附，并随着他们的日益独立，他们将会更加容易争取工资继续提高。
现在，我以目前在我们法国和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还很兴盛的一种实业即种植业为例来说明。
在法国，为他人当雇工种地的人，大部分也自己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依靠这块土地，不去当雇工也可以勉强糊口。
这些人向大地主或附近农户提供劳动力时，如果对方出的工钱太低，他们就会留在家里种自己的那块地，并等待更好的受雇机会。
我认为，就农业工人的整个情况来看，可以说工资的缓慢递增是在民主社会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之一。人们的身分越来越平等，工资也越来越提高；而工资越来越提高，又反过来促使身分越来越平等。
但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却出现了一个十分不幸的例外。
我在以前的某一章已经指出，被挤出政治社会的贵族是怎样涉足到某些实业部门，并通过另一种形式在其中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地位的。
这个情况，对工资的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只有早就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创办我所说的大型实业，所以能够创办这种实业的人为数甚少。由于人数少，他们就可以容易彼此联合起来，随意规定工资。
反之，他们的工人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加。因为有时生意异常兴隆，在这个期间工资也会特别高，从而把附近的人吸收到工厂里来。但是，人们一旦进入工厂劳动，我们就将看到他们不能再摆脱这种劳动，因为他们在工厂里很快养成的心身方面的习惯，使他们不适于再从事其他劳动。一般说来，这些人文化低，手艺差，731积蓄少。因此，他们几乎全受雇主的摆布。当竞争和其他意外情况使雇主的利润减少时，雇主几乎可以任意降低工资，并且不费吹灰之力把财产上的损失从雇工的身上捞回来。
如果工人一致起来罢工，则雇主有钱，不致于破产，可以悠然等待，等着贫困迫使工人就范；而工人为了不致饿死，就得天天劳动，因为他们除了一双手之外，一无所有。雇主的压迫使他们长期匮乏，而且越穷越容易受压迫。这是一个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
因此，对于一个行业的工资有时突然上涨之后又长期跌落下去，而另一个行业的劳动报酬虽然一般只是缓慢地上升，但毕竟是不断增加的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我们这个时代的产业人口所处的可悲的从属地位，是一个例外现象，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任何其他情况都没有这个情况严重和更值得立法者特别注意，因为当整个社会都在变动的时候，很难有一个阶级保持不变，而当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开拓新的生财之路时，也很难让某些人安然自得地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欲望。732
第八章　民主对家庭的影响
以上，我考察了身分的平等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是怎样改变了公民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我想再进一步，深入到家庭的内部。我在这方面的目的不是寻找新的真理，而是阐明已知的事实与我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已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已经建立起新的关系，父子之间昔日存在的差距已经缩小，长辈的权威即使没有消失，至少也已经减弱。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美国，但它更使人注目。
在美国，始终就不存在罗马人和贵族就“家庭”这个词的含义所理解的那种家庭。美国人只是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才具有家庭意识。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父亲实行家庭专政，子女不得抗拒。子女的年幼无知，使这种专政成为必要；而子女们的利益，以及父亲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又使这种专政成为合理合法。
但是，美国人达到成年之后，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关系便日渐松弛。他们先是在思想上自己做主，不久便在行动上自主。严格说来，美国人没有青年时期。少年时代一结束，人便自己闯天下，开始走其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家庭内部斗争的结果，做儿子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违反道德的办法取得了父亲拒绝给予他的自由，那将是错733误的。促使做儿子的要求自己独立的那些习惯与原则，也在使做父亲的承认儿子享有独立是他的不可抗拒的权利。
因此，前者绝对不会有那种人们在摆脱压制他们的权势之后还将长期怀恨在心的愤懑感情，而后者也决不会产生那种在失去权势之后通常会随之而来的痛苦和气愤的遗憾感觉。这就是说，做父亲的早已看到他的权威总有一天期满，这个期限一旦到来，他便自愿放权；而做儿子的也已事先知道，他自主的日子必将到来，可以十拿九稳地获得自由，就象一份财产必归他所有，谁也不想来抢似的。
试述一下家庭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前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密切相关的，也许不无用处。
有一些重大的社会原则，或被一个国家到处推行，或不准它们在各地存在。
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国家，当局从不向其统治下的全体臣民直接呼吁或求援；因为人人彼此都是受一定的关系约束的，所以只要上层人物发号施令就可以了，其余的人一定追随。这种情况也见于家庭和由一个人领导的一切社团。在贵族制国家，社会实际上只734承认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存在，做子女的只是通过父亲而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管束做父亲的，做父亲的管束其子女。因此，做父亲的不仅有天赋的管教子女的权力，而且被赋予对子女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他既是家庭的创造者，又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而且也是家庭里的行政长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及于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法律直接地治理每一个人，不需要有父亲那样的中间人。在法律上看来，做父亲的不过是一个比子女年龄大和有钱的公民而已。
当大部分人的身分极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永久性的时候，关于首长的观念就在人们的想象中成长起来；即使法律不给予这个首长以特权，习惯和舆论也会让他享有之。反之，当人们彼此之间无大差别，而且不再永远有高低之分的时候，关于首长的一般观念就将日益淡薄和模糊；即使立法者硬凭自己的意志强把一个人安排在首长的位置上，叫他对一个下属发号施令，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民情在使这两个人彼此日益相近，逐渐走向同一水平。
因此，即使我从未见到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立法机构曾授予家长以独享的特权，我也不能不确信贵族制国家的家长的权力比民主国家的更受尊重和更为广泛，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法律有无规定，首长在贵族制国家总比在民主国家地位高，而下属则与此相反，即在前者低于在后者。
当人们在生活中主要是缅怀过去而不是重视现在，更多的是考虑祖先的想法而不是研究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做父亲的便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天然的和必然的桥梁，成为联系和连结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套环。因此，在贵族制度下，做父亲的不仅是家庭的政治首长，而且在家庭里是传统的继承人和传代人，是习惯的解释735人，是民情的仲裁人。他说话时，家庭的成员要洗耳恭听；对待他只能毕恭毕敬，并且要爱得始终诚惶诚恐。
当社会情况变得民主，人们以自己判断一切事物作为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和合理的，只把祖传的信念作为参考而不视为规范的时候，父亲的见解对于子女的影响力，正如他的合法权力一样，便将大为降低。
民主制度导致的分家，其最显著的后果或许是父子关系的改变。
当一家之主的父亲财产不多时，他和儿子将长期同住在一起，共同参加同样的劳动。习惯和需要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且不得不时时刻刻彼此交谈。因此，在他们之间不能不建立起一种不拘形式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使做父亲的权威减少绝对性，并且很少讲究尊敬的表面形式。
然而，在民主国家里，拥有这样少量财产的阶级，正是能够使思想产生力量和使民情发生转变的阶级。这个阶级使它的意见，同时还有它的意志，到处占据统治地位；甚至最想抗拒它的领导的人，最后也听任自己去仿效它的做法。我就看到一些激烈反对民主的人，曾容忍他的子女用“你”而不用“您”来称呼他们。
因此，随着贵族失去权势，父母的那种严肃的、约定俗成的、合法的权威也不见了，而在家庭之内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
总的来说，我不知道社会是否由于这种变化而受到了损失，但我确信个人却由此得到了好处。我认为，随着民情和法制日益民主，父子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和温和，而不象以前那样讲究规矩和仰仗权威；他们之间的信任和眷爱也往往是坚定的。看来，父子的天然联系是紧密了，但他们的社会联系却松弛了。
在民主的家庭里，做父亲的除了表示老人对子女的爱抚和向736他们传授经验之外，并没有任何权力。他的命令可能无人遵从，但他的忠告一般会发生作用。虽然子女们对他不是毕恭毕敬，但至少对他表示信任。子女同他交谈没有固定的礼节，而是随时可以同他谈话，经常向他请教。在这里，家长和长官的身分不见了，但父亲的身分依然存在。
为了判明两种社会情况在这方面的差异，只看一看贵族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家书就可以了。书信的文体经常是端庄、死板和生硬的，而且文字冰冷得使人心里感觉不到一点热乎气儿。
反之，在民主国家里，儿子写给父亲的信中，字里行间总有某些随便、亲密和依恋的表现，一看之下就知道家庭里建立了新的关系。
这样的变革也在改革兄弟姊妹的相互关系。
在贵族的家庭里，也象在贵族社会里一样，人人的地位是早已规定好了的。不只是父亲在家庭里另成一级，享有广泛的特权，就是子女之间也不平等。子女的年龄和性别，永远决定着他们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并使其享有一定的特权。
民主制度把这些壁垒大部分废除或减少了。
在贵族家庭里，长子继承大部分家产和几乎全部权利，所以他将来一定成为家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兄弟们的主人。他尊贵有权，而兄弟们则平庸和依附于他。但是，如果认为在贵族制国家，长子的特权只能给他自己带来好处，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引起兄弟们对他忌妒和怀恨。
长子一般都竭力帮助他的兄弟们发财致富和获得权势，因为一个家族的显赫必然反映在它的代表的身上。而且，做弟弟的也设法协助长兄进行一切事业，因为族长的显赫和权势使他更能去扶掖家族的各支。737
因此，贵族家庭的成员彼此联系得极为密切，他们的利益互相关联，他们的想法也颇为一致，但是他们的心却很少互通。
民主制度也使弟兄间互相依靠，但依靠的方式与贵族的不同。
根据民主的法制，一家的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从而也是自主的。没有任何东西强制他们彼此接近，也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们互相疏远。因为他们血统相同，在同一家庭里成长，受到同样的关怀，没有任何特权使他们各不相同和把他们分成等级，所以他们之间从小就容易产生亲密无间的手足情感。
成年之后形成的关系，也不会引起他们破裂不睦，因为兄弟的情义在使他们日益接近，而不会使他们反目。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使兄弟们互相接近的并不是利害关系，而是对往日的共同回忆，以及思想和爱好的自由共鸣。
民主制度虽然要使他们分家析产，但能使他们的心灵融洽。
这种民主的民情的魅力十分强大，以致拥护贵族制度的人也不再愿意遵守贵族制度了，并在体验若干时日之后，肯于放弃贵族家庭的那种毕恭毕敬的和刻板冷漠的规矩。只要他们能够放弃他们原来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他们随时都可以接受民主制度下的家庭习惯。但是，这项工作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不忍受民主的社会情况和法制，就享用不了民主的家庭习惯。
我对于父子之爱和手足情义所述的一切，从人性本身自发产生的一切情感来说，也应当说是合情合理的。
当一种思想和一种感情是由人所处的一种特殊情况产生出来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发生变化，它们便不复存在。因此，法律虽然可以把两个公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当这项法律废除后，他们便彼此分离了。再没有比封建社会把主仆联系起来的那种民情更具有紧密的联结作用了。但在如今，这两种人已各自东西，互不相识738了。往昔使他们结成主仆关系的那些畏惧、感激、敬爱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而且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但是，人类的天生感情却不能如此。即使法律要以某种方式驾驭这种感情，也很少能够制服；法律在想加剧这种感情时，也很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感情只是依靠本身的力量，就能永远强大。
民主制度使几乎所有的旧社会习惯失效或消迹，鼓励人们去接受新的社会习惯，从而使旧社会习惯所产生的感情大部分消失。但是，民主制度对于其余的习惯只是做了改进，而且往往是赋予它们以原来没有的活力和温和性。
我认为，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本章和以前各章所表述的思想，并非不可能。这句话是：民主制度松弛了社会联系，但紧密了天然联系；它在使亲族接近的同时，却使公民彼此疏远了。739
第九章　美国年轻女性的教育
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没有它的民情，而且正如我在本书上卷已经说过的，社会的民情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
在几乎所有的信奉新教的国家里，年轻女性的行动自主性都比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大得无比。在象英国那样的保有或获得自治权利的新教国家里，这种独立自主性更大。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便通过政治惯例和宗教信仰而进入每个家庭。
在美国，新教的教义正和非常自由的政治体制和非常民主的社会情况互为补充，而且没有一个地方的年轻女性能象美国的年轻女性那样完全自主。
美国的女青年早在达到结婚年龄以前，便已开始逐步不受母亲的监护；在她们还完全没有走出童年时期，就已经自己独立思考，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自己单独行动；人生的宏大场面不断地展现在她们的面前，父母不但不干预她们去看这个场面，而且让她们每天细致地去观察它，叫她们学会冷静正确地去正视它。因此，社会上的邪恶和危险很早就呈现在她们的面前；她们能够看清这些邪恶和危险，在作判断时不抱任何幻想，并且敢于面对它们，因为她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认为周围的人似乎也在这样想。
因此，几乎不可能指望在美国的女青年身上见到情窦初开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处女的稚气，更不可能见到欧洲女青年在从童740年过渡到青年时通常伴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风韵。
美国妇女，不管年龄大小，都很少表现出孩子气的怯懦和无知。同欧洲的女青年一样，她们也想取悦于人，但她们却清楚地知道应当付出什么代价。即使她们没有投身于邪恶，至少知道世间有邪恶。与其说她们有高尚的精神，不如说她们有纯洁的情操。
当我看到美国女青年在欢欢喜喜的交谈中发生争执时能够极其巧妙地和泰然自若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时，往往使我吃惊不已，几乎为之倾倒。一位哲学家在一条狭道上可能跌倒百次，可是美国女青年却能轻易地走过去而不发生意外。
其实，人们不难看到，美国妇女甚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便已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她们尽情享受一切被允许的享乐，但从不沉湎于任何一种享乐；尽管她们往往好象随随便便，但她们的理智决不会失去其控制作用。
在法国，我们还在自己的观点和爱好当中令人不可思议地掺有历代的残余，以致往往对妇女施以贵族时代那样的严加管束、隐居深闺、几乎可以说是修道院式的教育，而在民主社会建立以后，又立即把她们弃之于这个社会必然产生的混乱之中，不加指导和支援。
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做法是很满意的。
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是不可或缺的重大原则，青年人应当早熟，趣味不必持久，习惯可以改变，舆论通常应当是不定的和无力的，父权应予削弱，夫权应被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断定，压抑妇女发自内心的最强烈感情是无济于事的，而最稳妥的办法是教导她们以自己控制这种感情的技能。由于他们无法防止妇女的贞操常遭破坏的危险，所以他们希望妇女自己去保卫贞操，依靠妇女的自由意志力，而不依靠741那些已经摇摇欲坠或已被推翻的限制措施。他们不是让妇女怀疑自己无能，而是不断设法增强妇女的自信力。由于他们不可能而且也不希望女孩子长期处于完全无知状态，所以他们便及早授予女孩子以处理各种事务的初步知识。他们不向女孩子隐瞒世间的腐败情形，而且愿意叫女孩子一目了然，使其养成抵制腐败的能力。他们认为，与其特别重视女孩子的贞洁，莫如培养她的操行。
尽管美国人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但他们并不只是依靠宗教来使妇女保卫贞操，而且也设法武装妇女的理智。他们在这方面采用的方法，与在其他许多方面采用的相同。首先，他们积极努力，以使妇女在运用个人的独立自主时有所节制；其次，在用尽人为的力量之后，才求助于宗教。
我知道，这样的教育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也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可以发挥妇女的判断力而抑制她们的想象力，使妇女虽有德行但感情冷淡，而不能成为男人的婚妻和亲密伴侣。即使这样的社会比较安定和更有秩序，家庭生活也往往缺乏温暖。但是，这些还是等而次之的缺陷，而且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去计较。事情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步，使我们只能做一种选择：必须实行民主的教育，以使妇女免遭民主的制度和民情将会给妇女带来的危害。742
第十章　年轻女性怎样习得为妻之道
在美国，妇女结婚以后，便永远失去她的独立自主。年轻的未婚女性虽然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严格管束，但是成为人妻之后，就要承担沉重的义务。年轻的未婚女性，在出嫁前于父亲家里可以享受自由和乐趣，而出嫁后住在夫家就象进了修道院。
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或许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矛盾。其实，美国妇女从前一种情况过渡到后一种情况，是很自然的。
笃信宗教的人民和重视实业的民族，对于婚姻具有一种极其严肃认真的观点。前者认为妇女在生活户循规蹈矩是民情纯朴的最好保证和最明显标志，后者认为这是家庭安定和繁荣的最可靠保障。
美国人既是清教徒，又是商业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经商习惯，都使他们要求妇女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使自己的乐趣永远服从于事业，而在欧洲却是很少要求妇女这样做的。因此，在美国占有统治地位的严峻舆论，便把妇女牢牢地封闭在只顾家庭的利益和责任的窄小圈子里，不准她们越出雷池一步。
美国的女青年一进入社会，便发现这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看到从这些观念推衍出来的规矩，并很快确信自己一和当时通行的习惯背道而驰，她的安宁和声名，甚至她的社会存在，都有立即遭到破坏的危险。但是，由于她在理智上已有坚定的认识，她所受的教育又使她养成了刚毅的习惯，所以她有顺应社会的能力。
可以说正是由于她享有独立，她才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得以鼓743起勇气去忍受牺牲，而且毫不抵制和没有怨言。
此外，美国妇女结婚后受到束缚，决不是由于自己单纯和无知而落入预设的陷阱。她们婚前接受的教育，已使她们知道自己将来应当如何，而且结婚这个枷锁是她们在没有别人干预之下自己套在脖子上的。她们勇敢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条件，因为这是她们自己选择的。
在美国，父母的管束是不严的，而夫妇的约束则是很严的，所以一个青年女性只有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衡量才结婚。
在美国，决没有早婚现象。因此，美国妇女只有在她们的理智经过锻炼和达到成熟的时候，才决定结婚；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妇女，通常是在结婚之后才开始锻炼她们的理智和使其成熟的。
而且，我决不认为美国妇女结婚后在整个生活习惯方面随即发生的这个巨大变化必定是出于舆论的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承受这个变化的。
择偶的时期一到，自由的世界观所培养和加固的那个冷静而严肃的理智便告诉美国妇女：结婚后继续轻浮和自我作主只能造成无止无休的争吵，而决不会得到乐趣；未婚女青年的娱乐不能成为已婚妇女的消遣，已婚妇女的幸福源泉是她丈夫的家。由于她们事先就已看清，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其家庭得到最大幸福，所以她们一开始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头而不后退。
美国少妇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志力，在适应新的情况所带来的严格义务而不诉苦时，也在她们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重大考验上反映出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个人命运象美国人那样动荡不定。在美国，同一个人在人生的旅程中多次沉浮，即由富变穷，又由穷致富的现象，并不罕见。744
美国妇女总是以冷静而坚定的毅力来对待这种巨大变化的。可以说她们的欲望是随着她们的贫富变化而能伸能缩的。
正如我在本书上卷所说的，每年移居西部荒凉地区的冒险家，大部分是早年定居在北部的英裔美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在故乡本已享有舒适的生活，但仍大胆地冒险前来追逐财富。他们带着妻子同行，使她们同尝在干这种事业的初期总要遇到的无数艰险困苦。我甚至在西部荒漠的边缘地带，也常常遇到一些在大城市的舒适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少妇，她们几乎是结婚后刚刚离开父母的豪华住宅，就来到森林里的简陋茅屋的。疾病、孤独和沉闷，都没有使她们丧失勇气。她们的面容显得憔悴，但她们的神色却是坚毅的。她们既有忧郁的表情，又有果敢的气概。（Ｂ）我毫不怀疑，这些美国少妇在她们的初等教育中就已养成她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力量。
因此，美国的妇女早在年轻时期就已习得为妻之道。她们在生活中担当的角色改变了，日常的生活习惯也不同了，但她们的精神仍然照旧。745
第十一章　身分平等在美国怎样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民情
有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说过或对人当面讲过，妇女的情操是随她们的居住地离赤道远近而变化的，即离赤道越远就越端庄，离赤道越近就越不端庄。这种说法是回避难题的最好办法。按照这种说法的意见，只用一个地球仪和一个圆规，立刻就可解决人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不认为这个唯物主义理论是依据事实建立起来的。
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表现，一个时期重视贞洁，而另个时期显得淫荡。因此，一个国家的民情是否正派或放荡无羁，取决一些可变的原因，而决不只取决于该国的不变的地理位置。
我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气候下，性的相互吸引力激起的情欲是特别强烈的。但是，我认为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经常是能够激发或抑制这种天生的情欲的。
尽管访问过北美的旅游者们在若干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全都承认那里的民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端庄得无限。
显然，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的祖辈英国人优越得多。
只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初浅的观察，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英国，也象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人们总是怀着恶意评论妇女的弱点。人们经常听到哲学家和政治家叹惋民情不够正派，而文学家也每天在这样虚构他们的作品。746
在美国，所有的书刊，长篇小说也不例外，都把妇女构想为玉洁冰清，没有人在书中讲述男女的风流韵事。
美国的这种十分正派的民情，毫无疑问部分地来因于它的国土、种族和宗教。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的这一切原因，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求助于某一特殊的理由。
我认为，这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平等和由此而来的各项制度。（Ｃ）身分的平等，不是只依靠本身去使民情正派的，但毫无疑问它能使民情容易正派和加速正派。
在贵族制国家，出身和财势不同的一男一女，往往不能结婚。情欲可能使他们结合，但是，社会情况和由此产生的观念，却阻止他们结成白头偕老的正式夫妻。因此，必然出现许多露水夫妻和不公开夫妻。这是大自然在暗中报复法律加于它的限制。
当身分的平等把男女间的一切想象的和实际存在的隔障推倒之后，情形就不这样了。这时，任何一个少女都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喜欢她的男人的妻子，而婚前的伤风败俗行为也将难于实现，因为情欲虽然容易使人冲动和轻信，但你无法使一个女性在你完全可以自由结婚但你却不同她结婚的时候，相信你还在爱她。
这个原因对婚后生活也发生同样作用，只不过转为间接一些而已。
无论是在正搞不合理之爱的人看来，还是在许多想要搞这种爱的人看来，再没有比强迫婚姻或随机结合更能使不合理之爱合747理化了。
在女性永远可以自由选偶而且教育使她们能够做出最佳选择的国家里，舆论对她们的过错是决不宽容的。
美国人的严肃精神，也部分地来因于此。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负担很重的契约，但又必须严格执行其中的一切条款，因为他们事先就可以知道这一切条款，而且享有拒不缔约的完全自由。
使夫妇在婚后必须更加忠贞的约束，也在使他们更加容易忠贞。
在贵族制国家，结婚的目的与其说是使两个人结合，不如说是使双方的财产结合。因此，有时在订婚时男方已经上学读书，而女方还在被哺乳。以联合双方的财产为目的的夫妇关系会使双方心生异念，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契约的本质自然产生的结果。
反之，当任何人都能永远自己选偶，不受外来的干涉和指使时，使男女接近的，通常只能是爱好和思想的一致。这种一致又可以使他们相倚为命和巩固夫妇关系。
我们的父辈对婚姻有过一种古怪的看法。
由于他们见到当时刚刚流行的少数恋爱结婚几乎都造成了悲剧的结局，所以断言这类事情听其当事人的心意是极为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萍水相逢可能比精挑细选还好。
但是，指出他们所见到的事例什么也不能证明，并不十分困748难。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民主国家在赋予妇女以自由选偶的权利时，也要设法事先使妇女的头脑具备进行这种选择的知识，使她们的意志产生能够进行这种选择所需要的力量；而贵族制国家的少女，在不顾父母的权威而私奔，将自己委身于一个她们既无时间了解其情况，又无能力判断其好坏的男子时，就缺乏这一切保障。因此，她们初次运用自由意志时就失误，她们没有受过民主教育就在结婚方面仿效民主的习惯，结果犯了如此惨痛的错误，都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还不止于此。
当一男一女想要突破贵族的社会情况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而结合时，他们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在打破或削弱必须遵守父母之命的束缚之后，他们还要尽最后的努力去战胜习俗的势力和舆论的专横。最后，当他们费尽九牛之力达到心愿时，还将遭到亲友的白眼：被他们打破的偏见，使亲友同他们疏远了。这种情况不久便要挫伤他们的勇气，使他们感到心里难受。
因此，即使这样结婚的一对夫妻一开始就很不幸，而且后来还可能犯罪，那也不应归咎于他们的自由选择，而应当归因于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他们进行这种选择的社会里。
还不要忘记：粗暴地阻止一个人不犯一般的错误，几乎总要同时驱使他失去理智；合法地使一个人敢于向他的时代和国家通行的观念宣战，同时也要让他在精神上做好进行暴力的和冒险的斗争的一定准备，而凡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很少能够得到幸福和很少能够有善行。顺便提一下，在一些最必要的和最神圣的革命中之所以很少见到温和而稳健的革命家，其原749因就在于此。
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萍水相逢，一见钟情，除了个人的意见和爱好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不考虑，就仓促结为夫妻，而婚后不久就见异思迁而乱搞和出现悲剧，乃是无须惊奇的。但是，如果这种结合能按事物的常规和自然秩序进行，受到社会情况的支持，承认父母的权威，得到舆论的赞扬，则毫无疑问，家庭内部的和睦将更加增加，夫妻间的忠贞将更好地得到遵守。
在民主国家，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与政治生活，从事一种职业；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的财产不多，做妻子的就不得不终日留在家里，以便亲自主持家政，精心管理家务的一切细节。
男女双方的这种性质不同的必须承担的劳动，就象一道天然的屏障妨碍着性生活，使一方的性冲动日益稀少和不如以前兴奋，而另一方的抵制也便更加容易。
这并不是说身分的平等一定能使男人忠贞不已，但它能使男人的伤风败俗行为减少危险性。由于这时谁也没有余暇和机会去评论某人是否想保持贞操，所以就出现了既有大量的娼妇，又有众多的贞节妇女的现象。
这种情况虽然造成了个人的可悲不幸，但并不妨碍整个社会继续活跃和坚强。它既不会破坏家庭的纽带，又不会使民情颓靡。使整个社会陷入危险的并不是某几人的严重腐化，而是所有人的普遍堕落。在立法者看来，卖淫远远没有通奸可怕。
平等使人所过的这种忙乱的和到处奔波的生活，不但使人无暇沉湎于谈情说爱，而且还通过一个比较隐秘的、但是比较可靠的办法，使人避开谈情说爱。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工商阶级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头脑比较严谨，注重实际，爱用心计，可以随时不囿于理想750而追逐某一摆在眼前的目标，把这一目标视为自然的和必然的向往对象。因此，平等并没有破坏人们的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的活动，只准许它在地面上低空盘旋。
民主国家的公民最不愿意幻想，也决不喜欢悠然耽于通常是在事前发生的并可能使心潮起伏的孤独冥想。
不错，他们十分重视那种可以使生活美好与安定的深厚的、认真的和恬静的情感，但不愿意追求那些可以干扰生活并使生命缩短的强烈的并且难于控制的激情。
我知道，以上所述只适用于美国，目前还不能普遍地推广于欧洲。
５０多年以来，法律和习惯虽以空前的努力驱使许多欧洲国家走向民主，但仍不见这些国家的男女关系变得比较正派和纯真。在某些国家，情况还适得其反。有些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很严肃的，但从整个国家来说，这方面的道德是比较差的。我不怕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的心情主要是想美化我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想非难他们。
这个局面当然使人伤心，但也不必害怕。
民主的社会情况对习惯的正常化可能发生的良好影响，是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效果的现象之一。如果说身分的平等有利于良好的民情，那末，社会在生产这种平等时出现的阵痛，则有害于良好的民情。
在法国不断改变自己面貌的近５０年来，我们并没有获得很多自由，但动乱却是经常发生的。在思想发生这样的普遍混乱，舆论处于这样的摇摆不定的时候；在是非、真假、功过混淆得如此难辩时期，社会的公德遭到了怀疑，而个人的私德则处于崩溃状态。
但是，我国所发生的一切革命，不管其目的何在和由什么人进751行的，最初都产生了同样的后果。甚至那些以加强了道德而结束的革命，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松弛了道德的。
我不认为我们屡见不鲜的动乱将会长期继续下去，一些奇妙的征兆已在显示这一点。
最腐败透顶的，是失去了权力之后仍然保持着财富的贵族，因为他们享尽了庸俗的消遣之后，仍有大量的时间去花天酒地。他们失去了曾经使他们兴旺的热烈激情和伟大思想，而只剩下了一大堆看来很小但腐蚀性很大的恶习，象苍蝇集聚在尸体上一样，紧紧地附着在他们身上。
谁也不否认，上一个世纪的法国贵族是极其放荡的。但是，传统的习惯和古老的信仰，仍能使其他阶级尊重道德。
谁也不能不同意，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贵族的残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原则的严肃性，而社会的中下阶层反而日益破坏道德。结果，５０年前生活上最为放纵的家庭，今日却成了最守规矩的模范家庭，使人觉得民主好象只是通过贵族阶级才使道德向上了的。
法国大革命虽然分掉了贵族的财产，强其他们把精力集中于自己的私事和家庭，规定他们必须同子女住在一起，但却使他们的头脑比以前清晰和严肃了。因此，法国大革命使贵族在不知不觉之中学会了尊重宗教信仰、爱好秩序、爱好平凡的娱乐、爱好天伦之乐和家庭幸福，但本来持有这些爱好的其他阶层，却乘推翻法制和政治习惯所需的努力的余威，走上了破坏秩序的道路。
法国的旧贵族忍受了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他们并没有由此也产生革命激情，也萌生革命之前通常会有的无政府主义念头。不妨这样设想：他们预感这场革命将会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健康的影响，比从事革命的那些人还早。752
因此，尽管乍一听来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今天在民主理所当然造成的道德方面表现得最好的，反而是国内最反对民主的那些阶级。
我不能不认为，在我们已经享有民主革命的一切成果的时候，只要消除革命所造成的混乱，现在只被少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一些东西，就将逐渐为所有的人所接受。
　753
第十二章　美国人怎样理解男女平等
我已经叙述了民主是怎样消灭或改变社会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的。然而，是否仅止于此和民主最后能否对于至今似乎始终以人性为基础的重大的男女不平等发生影响呢？我认为，使父子和主仆，总的说来就是使尊卑处于平等地位的社会运动，也在提高妇女的地位，并且必将逐渐使妇女与男人平等。
但是，我向来没有象在这里这样感到有必要详细说明我的意见，因为没有一个题目比这个题目更可以使当代人信口雌黄了。
在欧洲，有些人抹杀男女的性别特点而力主男女不但是平等的人，而且是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赋予男女以同样的职责，给予男女以同样的义务，授予男女以同样的权利，也就是在劳动、娱乐和公务等一切方面抹杀男女的差别。我们可以不难想到：强制两性平等，反而会损害双方；硬叫男子去做本来应当由女子去做的工作或者相反，必然出现一些柔弱的男人和一些粗野的女人。
因此，这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可在男女之间建立的民主或平等。美国人认为，既然老天爷使男女在身心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那它显然是要让男女各自运用他们的不同特点。美国人确信，进步并不是使性别不同的人去做几乎相同的工作，而是让男女各尽所能。美国人把指导当今工业的伟大政治经济学原则应用到两性方面来了，即细分男女的职责，以使伟大的社会劳动产生最好754的效果。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意和最坚持在两性之间划清行动界线的国家。美国人希望两性同步前进，但所走的道路永远不同。
你决不会见到美国妇女去管家务以外的事情，去做买卖和进入政界；而且也决没人强迫妇女下田去干粗活，或做需要强壮劳力的重活。没有一个家庭穷到破例而为的地步。
另一方面，既然美国妇女无法走出宁静的家务活动小圈子，那也就从来没有人强把她们从其中拉出来过。
因此，经常表现出男子般的智力和刚强毅力的美国妇女，一般仍保持着极其娇柔的风度，而且尽管她们的头脑和心胸不让须眉，但她们在举止上却永远是巾帼。
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实施民主原则将导致推翻夫权和打倒家庭内部存在的权威的结果。他们一向认为，任何团体，要想有效地活动，必须有一个首领，而夫妻这个小团体的天然首领就是丈夫。因此，他们决不反对丈夫有权指挥自己的配偶，并且认为在夫妻的小家庭里，犹如在广大的政治界，民主的目的在于规定必要的权利并使它们合法，而不是破坏所有的权利。
这是一种并非男性所独有而为女性所反对的意见。
我从来没有见到美国妇女认为丈夫行使他的权利就是侵夺她们的权利，更没有见到美国妇女认为这是使她们屈辱服从。恰恰相反，我好象发现她们把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主见视为一种光荣，将她们的伟大表现在自动就范而不反抗方面。
这至少是妇德很好的美国妇女的意见，而其他美国妇女并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另外，在美国，你根本听不到一个淫乱的妻子在她践踏自己的最神圣义务时会大吵大闹，主张自己的女权。
常有人说：在欧洲，即使男人对女人极尽奉承之能事，也总带755有一定的轻视之意；尽管欧洲男人往往表现得象女人的奴隶，但你可以看出，他们从来没有真心认为女性与他们平等。
在美国，男人很少恭维女性，但他们的每天表现，却证明他们尊重女性。
美国男人经常使人们看到他们完全相信配偶的智力，十分尊重配偶的自由。他们断定配偶的头脑也能象男人那样去发现纯正的真理，配偶的心胸也坚定得足以追随这种真理。他们从来没有想从成见出发，用妇女愚昧无知和胆小怕事来说明自己的德行比配偶的高明。
然而，在男人那样容易受女人支配的欧洲，男人却似乎否认妇女具有人类的某些主要属性，认为妇女虽然迷人，但不是完全的人；尤其使人惊奇的是，妇女本人的看法也居然如此，她们向来认为表现自己无用、软弱和怯懦是她们的特权。美国妇女决不要求这种权利。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我们的民情实际上使男人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豁免权，以致好象有一套道德规范是专为男人规定的，而他的配偶则有另一套道德规范；而且按照舆论，同一种行为在妇女身上是犯罪，而在男人身上则是小小的过错。
美国男人决不会理解权利和义务的这种不公平分配，在他们看来，诱奸者和受害者是同样不光采的。
不错，美国男人很少象欧洲男人那样向女性百般地献殷勤，而是经常以行动表示他们设想妇女是贞洁和贤慧的。他们对妇女的精神自由十分尊重，以致在有妇女在场时，每个人在谈话中都很谨慎，害怕让她们听到使她们感到不快的言词。在美国，一个年轻姑娘可以只身长途旅行而不必害怕。
美国的立法者虽然减轻了刑法典中的几乎所有惩罚条款，但756仍对强奸罪定有死刑，而且舆论对这种罪也口诛笔伐得最为利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是妇女的贞节，最应该尊重的东西是妇女的自由，最应该严加罚处的人是强行使妇女失去贞节和自由的人。
在法国，对这种罪判得很轻，往往很难见到一个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这是轻视贞节还是轻视妇女呢？这不能不使我认为，这是两者兼有。
因此，美国人虽不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义务和权利去做同样的事，但对男女的作用却做同样的估价。他们认为男女的命运虽然不同，但作为人来说价值却是相等的。他们没有让女人的勇气也象男人那样坚毅，也没有让女人象男人那样去使用自己的勇气，但他们决不怀疑妇女具有勇气。他们虽然认为夫妇不应当永远同样地运用各自的理解力和理智，但至少承认女性的理智与男性的同样清晰，女性的理解力与男性的同样可靠。
因此，让妇女在社会上处于下层的美国人，却在智力活动和道德领域中竭力把妇女提高到与男人相同的水平，而且在这方面，他们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民主进步的真正含义有令人钦佩的理解。
至于我，我要毫不犹豫地声明：尽管妇女在美国还很少有人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很大的从属性，但她们的地位无处不使我觉得还是很高的。现在，在我即将写完这本讲了美国人做了那么多重大事情的时候，要是有人问我你以为这个国家的惊人繁荣和国力蒸蒸日上主要应当归功于什么，我将回答说：应当归功于它的妇女们优秀。757
第十三章　平等怎样自然而然地将美国人分成许多私人小团体
人们可能认为，民主制度的最终结果和必然效果，是使全体公民在私人生活方面也象在政治生活方面那样融合起来，并强制他们全都过同样的生活。
这样，将会对民主所产生的平等作出极其粗浅和极其蛮横的解释。
任何社会情况和任何法制，都不可能使人们相似得在教育、财产和爱好方面没有一点差别；即使不同的人有时候可能发现齐心协力去做同一件事对他们有利，但是你也得承认，他们决不会从其中发现乐趣。因此，他们无论如何要逃避立法者规定的限制，并在逃脱立法者试图限制他们的活动而为他们规定的某种范围时，就建立起一些因条件、习惯或品德相似而结成的私人小团体，与大的政治团体并存。
在美国，凡是公民，谁也不比谁高人一等；他们既不需要彼此服从，又不需要相互尊敬；他们共同执法，共同治国，总之，就是大家合在一起去处理对共同的命运发生影响的事务。但是，我从来没听说有人主张大家以同样方式去消遣，或使男女混杂在同一场所游乐。
在政治集会和司法审判的大厅里那样经常混在一起的美国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却审慎地将自己分成为许多很不同的小团体，758以便在那里享受私人生活方面的乐趣。每个公民都乐意承认全体同胞一律平等，但只认为其中的极少数人是他的朋友和客人。
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公共生活的圈子越大，私人关系的范围就要缩小。我不但想象不出新社会的公民最后会在生活上一模一样，反而觉得他们可能形成许多小圈子。
在贵族制国家，每个阶级都象一座大城市，本阶级的成员不得出来，其他阶级的成员不得进去。各个阶级之间不相往来，但在每个阶级内部，人们是一定要往来的。即使他们的天性并不相同，但身分的基本一致要使他们接近。
而当法律和习惯都没有规定在某些人之间建立频繁的和经常的关系时，则观点和思想倾向的偶然一致，可能对建立这种关系发生作用。因此，私人组成的团体各有各的特点。
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永远相差无几，自然感到互相接近得随时都可能融合为一体，所以便人为地和随意地制定出许多小圈子，而每个人则试图依靠这种小圈子拒他人而远之，唯恐身不由己地与众人合流。
这种情况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人们可以改变自己创造的制度，但不能改变自己本身。无论社会怎样竭尽全力去使公民平等和相同，个人的自傲心总要试图阻止人们走上同一水平，希望在某一方面造成对己有利的局面。
在贵族制度下，人们被不可逾越的高高壁垒所隔开；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被许许多多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所隔开，人们虽然随时都可以冲断这些线，但这些线也可以不断移动位置而重新连结起来。
因此，无论平等发展到多么高的地步，在民主国家里总要形成大量的私人小团体，让它们分布在大的政治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759。但是，这些小团体的成员没有一个在仪表上跟领导贵族国家的上等阶级相同。
　760
第十四章　对美国人的仪表的若干考察
乍一看来，似乎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行为的外表更不重要的了，然而人们之重视行为的外表却胜过一切东西。人们除非生活在一个不讲仪表的社会里，在待人接物时才没有一定的举止习惯。因此，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对仪表的影响，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
一般说来，仪表来自民情的基础本身；此外，它有时也是某些人之间的约定成俗的结果。仪表既是天生俱有的，又是后天获得的。
当一些人认为不费周折和不经努力自己就可出人头地，觉得自己每天都有等待他们去完成的重大工作摆在眼前而让别人去处理一些小事，感到自己生活在非由本身创造的财富之中也不怕失去财富的时候，你就可以设想他们对小小的利益和生活上的物质享受持有一种高傲的轻视感，他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流露于语言和仪表上的自然伟大感。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一般都不大威严，因为私人的生活没有高大之处。人们的仪表往往是不拘小节的，因为民主国家的人只忙于家务，很少有机会去讲究仪表。
仪表的真正尊严在于经常表现得适得其所，既不高亢又不低卑。这一点，农民和王公都能做到。在民主国家里，所有人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们的仪表往往是傲慢的，很少有尊严的761表现。此外，民主国家的人的仪表既没有严格的规范，又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过于好动，流动性很大，以致有些人很难养成彬彬有礼的仪表，即使养成也不能长期遵守。于是，每个人几乎都可以任意行动，在仪表上经常有一种互不连贯的表现，因为每个人的仪表主要是根据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形成的，而不是根据供所有的人模仿的理想典范形成的。
而且，这一点在贵族制度刚被推翻时，比在贵族制度已被推翻很久以后表现得明显。
结果，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民情，便把教育程度和生活习惯还有很大差异的一些人聚集在同一地点，并往往强其他们共同生活，从而使社会的斑驳景色随时可以看到。人们还依稀记得以前有过严格的礼仪典范，但已经忘却它的内容和出处。人们失去了共同的仪表准则，但还不想永远抛弃它，而是力图用旧规矩的残起来建立某种任意规定的和可以随时改变的仪表准则。结果，仪表既不象贵族制度时期人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彬彬有礼和威严尊重，又不象民主制度下人们有时表现的那样朴素和大方。仪表显得既受拘束又不受拘束。
这不是正常状态。
当平等实行得很全面和很持久，而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同的思想和做相同的工作，不需要经过互相商量和模仿而使彼此在行动和语言上一致时，人们便可以不断发现他们的仪表虽有很多细小的差别，但无重大的不同。仪表永远不会完全相同，因为它没有同一模式。仪表也永远不会有极大的差别，因为它有同一社会条件。初到美国时，可能觉得全体美国人的仪表完全一样。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762
英国人最爱嘲笑美国人的仪表，但很奇怪，向我们作如此可笑描述的作家本人，大部分属于也有如此可笑举止的英国中产阶级。
因此，这些笔下无情的挖苦者本人，通常都是他们挑剔于美国人的那些举止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没有感到这是自己嘲弄自己，从而使他们本国的贵族觉得可笑。
再没有比人们的举止的外表形式更有害于民主的了。许多人宁愿迁就民主的缺陷，而不肯采取民主时代应有的仪表。
但是，我并不认为民主国家的人的仪表一无可取。
在贵族制国家里，凡是生活接近上层阶级的人，一般都力图装得跟上层阶级一样，所以出现种种荒唐可笑的模仿行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既然没有可供学习的威严仪表做榜样，所以他们至少免去了每天履行讨厌的模仿的义务。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从来不象贵族制国家那样讲究文雅，但也永远不粗暴。既听不到下流人的那种粗野语言，又听不到上流人的那种出口成章的高雅谈吐。民主国家的习俗往往平淡无奇但决不粗野和低贱。
我曾经说过，民主国家不可能制定彬彬有礼的举止准则。这既有不便之处，又有它的好处。在贵族制国家里，一套一套的礼节规矩强使人人举止一致。这些规矩不顾个人的性格特点，硬把同一阶级的全体成员塑造成外表相同的人。它们文饰每个人的个性，把它的真面目隐藏起来。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既不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文质彬彬，又不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寸步离不开规矩，但往往是诚诚恳恳的。在这里，人们的仪表象一层织造得并不太好的薄纱，通过这层薄纱可以容易看到每个人的真正感情和763个性化思想。因此，人们行动的外表和内容往往极为一致，而它所反映的人的品质虽然不那样绚美，但却十分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民主的效果并不是完全要使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而是阻止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
有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可以见到贵族的观点、激情、美德和恶行，但你决不会看到贵族的仪表。当民主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贵族的仪表便不复存在和永远消失了。
乍一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再比贵族阶级的仪表更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因为这个阶级在丧失它的财产和权势之后，它的仪表还能存续一个时期；然而，又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再比贵族的仪表更为脆弱的了，因为在它消失之后便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以致很难说它曾经存在过。社会情况的变化，创造了这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奇迹。
贵族制度的主要特点，在贵族制度消亡之后还可以成为历史的遗迹；而贵族的高雅的规规矩矩的举止方式，则几乎随着贵族制度的崩溃而被人们遗忘。只要人们见不到贵族的举止方式，也就无从想其它了。它的消逝既没有被人看到，又没有被人感觉到，因为人们只有事先在习惯上和教育上有思想准备，才能体会到从区别和选择仪表当中获得的美好感觉，而且这种美好感觉将随着停止采用选定的仪表而容易消失。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但不会有贵族的仪表，而且不会想到和希望有贵族的仪表。他们想象不出贵族的仪表是什么样子。对于他们来说，好象那样的仪表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对于这样的损失不应当过于重视，但是值得表示遗憾。
我知道，往往会看到一个人举止十分高雅，但其情感却十分庸俗；在法庭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道貌岸然的外表往往可能隐藏着非764常卑鄙的心肠。贵族的仪表虽然算不上一种美德，但有时可以粉饰美德。一个人数众多和力量强大的阶级的通常表现并不是如此，而是时时刻刻都以其生活上的一切外在表现来显示其感情和思想好象生来就是高尚的，其爱好好象是高雅和合理的，其举止好象是文质彬彬的。
贵族的仪表使人对人性产生了美丽的错觉。尽管贵族的仪表往往是虚伪的，但会使人产生一种喜欢看它的高尚感觉。765
第十五章　论美国人的严谨精神和这种精神为什么未能防止美国人往往做出考虑欠周的事情
生活在民主国家里的人，决不喜欢贵族制度下的老百姓所热中的那些纯朴的、喧闹的和粗俗的消遣，认为这种消遣幼稚和无聊。他们对于贵族阶级的高雅的文化娱乐也不爱好。
他们要在享乐当中得到某些具有生产价值和实际补益的东西，希望一举两得：既得到享乐，又得到实益。
在贵族制社会里，老百姓容易沉湎于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气氛之中，以暂时忘却生活中的苦难。民主社会的居民不喜欢这样的放纵忘形，他们一旦自己失控，总是表示后悔。
他们不喜爱这种轻浮的狂欢，而喜爱那种同做工作相似和不会使他们把工作抛到九霄云外的严肃而安静的享乐。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人们在工余之暇一般都到公共场所去跳舞娱乐，而与这样的欧洲人职业相同的美国人却不会如此，他要把自己关在家里独酌。这个人把两种享乐结合在一起：一面在考虑自己的生意，一面在家里微醺于醉意。
我本以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严肃的民族，但我看到美国人以后便改变了看法。
我并不想说气质未对美国人的性格发生重大作用，但我认为政治制度对他们的性格的影响更大。
我相信美国人的严谨精神，还有一部分来因于他们的自尊心766理。在民主国家里，一个穷人也十分重视人格的价值。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而且一厢情愿地以为别人也会这样看待他。在这种心情支配之下，他一言一行都很谨慎，决不玩物忘形，以免暴露自己的缺点。他认为，要想使人看得起，就得自尊和严肃。
但我觉得，美国人之所以有这种使我感到吃惊的和似乎来自本能的严谨精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强大的原因。
在专制制度下，一般老百姓虽然有时忘乎所以，耽于狂欢。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郁郁不乐和沉默寡言的，因为他们害怕专制制度。
在王权受到习惯和民情节制的君主国家，一般老百姓往往心气平和，精神愉快，因为他们享有一定的自由和极大的安全，不必为生活过于担忧。但是，凡是享有自由的人民都是处事严谨的，因为他们始终不忘事业是不会一帆风顺而无艰险的。
对于建立了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的人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各个阶级都有很多人经常参与国家大事，而那些不想管理公有财产的人，则专心致力于增加个人的财富，因此，严谨精神在这样的国家里就不是为某些人所特有，而成为一种民族的习性。
人们经常谈到古代的一些小共和国，说它们的公民戴着玫瑰花环聚会于公共场所，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消磨在跳舞和观看戏剧上了。我之不相信这样的共和国甚于不相信柏拉图的共和国。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也敢于断言，他们所设想的共和国767的构成要素是与我们所说的共和国的构成要素大相径庭的，除了名称一样以外，两者毫无共同之处。
另外，我们也不要以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觉得终生辛苦和可悲。情况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象他们那样安于自己的处境。要是没有使他们操劳的事情，他们反而感到人生乏味了。他们乐于操劳甚于贵族乐于享受。
我不禁寻思，如此严谨的民主国家人民为什么有时候做事那样欠周。
几乎经常保持冷静态度和举止稳重的美国人，却往往不能自我克制，在心血来潮或轻率判断之下越出了理性的限界，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来，而且做得很认真。
对这种矛盾现象不应该吃惊。
有一种无知是由于知之过多而造成的。在专制国家里，人们之所以不知如何行事，是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任何指教；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之所以往往冒然行事，是因为有人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的东西过多了。前者是什么也不知道，后者是把知道的东西都忘了。双方的主要特点，都是象一幅画似的，只有轮廓而无景物的细腻描绘。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自由国家，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公职人员有时出语不逊或行为轻率，也不会危害他的地位；而在君主专制国家，公职人员只是随便说出的几句话，就足以使他丢掉官职，而永无挽回的办法。
以往的许多事件都在证明这一点。当你面对乱嘈嘈的一大群人讲话时，有许多话不会被人听见，而且即使听到了，也很快被人忘掉；但当你面对一群洗耳恭听你的话的人讲话时，那怕是讲得声音很低，也能被人听见。768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从来不死守在一个地方不动，有很多机会使他们不断迁居，他们的生活几乎总是被一种我不知道称呼的力量，或许可以称之为即兴的力量所支配。因此，他们往往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去做他们没有学会的事情，去说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的话，去从事他们没有经过长期学习的工作。
在贵族制度下，每个人只有一个终生追求的目的；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是极为复杂的，同一个人往往同时怀有几个目的，而且各个目的之间经常没有联系。因为他们不能对每个目的都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容易安于一知半解。
民主国家的居民即使不受贫困的逼迫，至少也要受欲望的逼迫，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财富或福利，没有一件不是他们伸手可及的。因此，他们急于去取得一切东西，去干一切事情，而且干得差不多就满意了，对他们的每个行动从不用一点时间去问其所以。
他们的好奇心既是永无止境，又是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所热望的是尽快地知道很多东西，而不是深刻地认识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时间，而且主要是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事物。
总之，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严谨持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不断地驱使他们去从事必须认真办理的工作；而他们之所以有时行为轻率，则是因为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中的每一项工作。
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应被视为民主精神的最大缺陷。769
十六章　美国人的民族自负心为什么比英国人的轻浮和喜欢沽名钓誉
所有的自由人民都是自豪的，但民族自豪感的表现形式并不一致。（Ｄ）
美国人在同外国人交谈时，一小点批评都忍受不了，而对赞美之词则总嫌不够。一句微不足道的褒语，他们都听得顺耳；无论把他们捧得怎么高，也很少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总是纠缠你，让你赞美他们几句；要是你置之不理，他们便会自我赞美一番。有人说过，由于他们自己都怀疑本身的优点，所以总想让别人在他们面前称赞他们几句。他们的自负心不但贪婪，而且轻浮并有嫉妒情绪。这种自负心喜进不喜出，既想沽名又想钓誉。
我曾对一个美国人说他的国家很好，他立即回答说：“不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得上它！”我又赞美美国人享有自由，他回答说：“自由是珍贵的礼品！但没有几个国家有资格享受它。”我指出美国的民情纯朴，他接着说，“我想象得出，一个曾在其他一切国家目睹贪污腐化现象的外国人，看到这种纯朴的民情会大吃一惊。”后来，我让他考虑一下自己做得怎么样；但他却叫我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非得让我把方才的话重复一遍决不罢休。这种执拗而令人讨厌的爱国精神，真是使人难于想象，连称赞这种精神的人也感到厌烦了。
英国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本国确有的优点或他们认为有的770优点并不宣扬，而只是在内心里自诩。他们既不称赞别的国家，又不要求别人称赞他们的国家。听到外国人的贬语，他们不会发火；而听到外国人的颂扬，他们也不会受宠若惊。
他们对待全世界保持着一种既傲慢又显得无知的态度。他们的自豪感不需要别人培养，而由自己提供养料。
两个族源基本相同的民族，在举止和言谈上却大相径庭，实在令人惊奇。
在贵族制国家里，达官显贵们自有其高傲感所赖以存在的莫大特权，不必依靠他们历数本国的优点去培养这种感情。
这些特权是他们由祖辈继承下来的，所以被他们视为本身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他们生而即有的天赋权利。
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优越性有一种坦然自若的感觉，决不想在人们面前显示他们的那些人所共知和没有人反对的特权。他们并不觉得这些特权有什么了不起，以致可以构成话题。他们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企图推翻他们。
在贵族处理国务的时候，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然要采取这种自恃甚高的旁若无人的形式，而国内的其余一切阶级也随之效仿。
反之，当身分的差别不大时，一小点优势也具有重大意义。人人一见到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具有与自己完全相同或类似的优势后，他们的自豪感就会变为贪婪的和嫉妒的；微不足道的利益，他们也要力争，而争到手之后，便抓住不放。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条件是经常变动的，所以他们拥有的优势几乎总是不断更新。这就使他们无止无休地显示自己的优势，以便叫别人看到和使自己相信自己确实拥有优势。但这种优势随时都有失去的可能，所以他们总是惶惶不安，并极力显示自己还有优势。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爱他们的国家有如爱他们自己，并771把他们个人的自负心转变成民族自负心。
民主国家人民的浮夸轻佻的自负心，来因于他们的身分平等和条件容易变动，以致一些最高尚的人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有所变动时，也准会显示出他们的爱憎。
贵族阶级由于特权的范围大和持续时间长，而与其他阶级大不相同。至于贵族成员之间有时出现的差异，则只是由于随时可以获得或失去的暂时小利益而造成的。
但是，一个强大的贵族阶级的成员们，有时为了争夺主子随心所欲赐予的一小点特权，而聚集到首都或宫廷互相争吵。这时，他们必定互相攻讦，彼此眼红得使民主制度下的人感到可笑，为得到一小点利益而互不相让，并用各种理由证明他们也需要享有这种利益。
一旦阿谀奉迎的人也有了民族自豪感，我毫不怀疑，他们也会象民主国家的这号人一样来显示这种自豪感。772
第十七章　美国的社会面貌为什么既千变万化又单调一致
大概，任何东西也不如美国的社会面貌适于激发和产生人们的不可思议感。在美国，人们的命运和思想，国家的法律，都在不断地改变。可以说由于人力每天都在改造自然，不动的自然本身也动起来了。
但是，一经长期观察，这个社会的如此千变万化的景象反而显得单调一致；而且，观察者对这个如此变动无常的景象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感到厌烦。
在贵族制国家，每个人几乎都永久固定于自己的活动领域，但人与人之间却有极大的差别，每个人的感情、思想、习惯和志趣均有本质的不同。看来什么都是一样，但样样又均有不同。
反之，在民主国家，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并做着基本上相同的工作。不错，他们要随着社会的巨大和不断的变化而沉浮，但成功和失败是经常反复的，所以只是演员的姓名改了，剧情并没有变化。美国的社会面貌是千变万化的，因为那里的人和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但它又是单调一致的，因为那里的一切变化都是千篇一律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充沛的热情，但大部分热情都归结于爱财或出于爱财。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意境不高，而是因为金钱的作用在他们那里实在太大。
当全体公民都是独立自主和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依靠金钱773才能得到他人的合作。这就使财富的作用无限扩大，使财富的价值增加。
以崇古守旧为基础的权威一旦不复存在，出身、地位和职业也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或者说它们已经不能使人有高低之分了，而只有金钱能使人与人之间有显著的差别，能使某些人比他人突出。建立在财富之上的差别，随着其他差别的消失和缩小而扩大。
在贵族制国家，金钱只能把人引到庞大的欲望圈的某几个点上；而在民主国家，金钱则好象能把人引到这个圈的所有点上。
因此，我们到处都可见到，爱财是美国人行动的主要动机或次要动机。这使美国人的一切热情都具有了爱财的色彩，以致在你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感到讨厌。
同样的热情如此相继出现，就使人感到单调了；而满足这种热情的每个具体过程，也同样是单调的。
在象美国这样的秩序安定的立宪民主国家里，人们不能依靠战争、假公济私或通过政治手段没收财产的办法而致富，所以爱财之心使人大都献身于工商业了。但是，由于工商业往往会导引严重的混乱和失败，所以如无训练有素的经营方法，如不通过划一的小型活动长期积累成功的经验，是无法使工商业繁荣的。经营工商业的热情越强，经营方法也越能训练有素，活动也越能划一。可以说使美国人能够如此有条不紊的，正是他们的强烈的事业心。这种事业心虽然扰乱了他们的心灵，但却安顿了他们的生活。
我关于美国所述的一切，也适用于当代的一切人。生活的多样性正从人类社会逐渐消失，同样的举止、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感情正在进入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不仅是各国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加和相互模仿日益准确所使然，而且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人逐渐放弃了本阶级，本行业，本家族所固有的思想和感情，一起变得更加接774近到处都是一样的人的本质。因此，他们不必相互模仿，也能变得一致。他们就象分散在一片大森林里的旅游者，森林里的所有道路都通向同一个地点。
如果他们一起确定了集中地点，并向这一地点走去，那末，即使他们不去互相寻找，不互相见面，彼此不认识，也会不知不觉地逐渐接近，而在同一地点相会之后会大吃一惊。不以特定的人而以人本身作为学习和模仿对象的一切国家，终将象汇合在林中广场的旅游者一样，达到民情上的一致。775
第十八章　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荣誉
人们在公断他人的行为时，似乎采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有时，按照普及全球的单一的是非观念去判断；有时，根据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是非观念去评价。这两种标准往往极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但是，它们永远不会互相混用，也永远不会互相抵消。
荣誉，在它最受人们重视的时候，比信仰还能支配人们的意志；而且，甚至在人们毫不迟疑和毫无怨言服从信仰的指挥时，也会基于一种虽很模糊但很强大的本能，感到有一个更为普遍、更为古老和更为神圣的行为规范存在。有些行为，既可被断定是体面的，又可被断定是不体面的。比如，拒绝决斗的行为，就是如此。
我认为，人们也可以用某些个人和某些国家的任性来解释这种现象，而且大家至今也是这样做的。
人类永远和普遍需要制定出一套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都不敢违反，害怕违反时会遭到斥责和耻笑的道德规范。违776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作恶；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为善。
人们还要在整个人类的大团体里建立范围比较小的团体，并把这种团体称为国家或民族；而在这个小团体之内，又要建立一些范围更小的团体，这种团体叫做阶级或等级。
每一个这样的团体，各自成为人类中的一个特殊种属；尽管它们与整个人类群体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一定范围内又是独立存在的，并各有其自身的需要。这些特殊的需要，又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对人的行为进行各自的观察，并根据这些观察进行各自的评价。
人类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利益，在于不应当互相残杀。然而，某个国家或阶级又可能有其特殊的和暂时的利益，从这个利益来说，杀人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值得原谅的，甚至是值得表扬的。
荣誉不外是根据一种特殊情况建立的，供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用来进行褒贬的特殊标准。
抽象的解释对于启迪人的思想没有多大用处，所以我要尽快求助于事实。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
我选择一种最奇特的荣誉来作例子。这就是世界上曾经流行过的而且为我们所熟知的封建社会主张的贵族荣誉。
我一方面要用我上述的观点来说明这个例子，另一面又要用这个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
我在这里不准备研究中世纪的贵族是在什么时候和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与民族的其余部分有了如此深邃的鸿沟，是谁确立和巩固了它的权力的。我把它看成既成事实，并试行说明它为什么777要用极为特殊的眼光去看人们的大部分行为。
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永远不是凭其固有的价值而受到褒贬的，而有时完全是根据行为的主体和客体来评定其好坏的，以致评定的结果与人类的共同良心抵触。因此，有些行为在老百姓看来是无所谓，对它们全不在乎，但会使一个贵族感到有失体面；而另一些行为，则会因为行为的受害者是不是贵族而改变其性质。
这种差别对待的观点一经产生，贵族阶级便成为与人民隔离的独特团体，稳坐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个特殊的地位就是贵族阶级的力量所在。贵族阶级为了保住这个地位，便不仅需要有政治特权，而且要按它的标准评断善恶。
有些行为出于贵族时是善，而出于老百姓时则是恶，反之亦然。当一种行为是以一个平民为对象时，虽然有罪也不会受到追究；而当它施于一个贵族时，即使无罪也要受到惩治，而且往往是随意惩治。但是，根据一个人的地位来断定其行为的荣辱，乃是贵族社会的内部组织所造成的结果。凡是有过贵族阶级的国家，实际上都曾经如此。只要贵族制度的残余依然存在，这种怪现象还会发生。例如，诱奸一个有色人种姑娘，不致使一个美国成年男人名誉扫地；而娶这个姑娘为妻，反而使他无脸见人。
在某些情况下，封建主义的荣誉主张复仇，轻视委曲求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严令人们自我克制，要求人们忘我。它不要求仁慈和温存，而颂扬宽宏大量。它重视仁政甚于重视布施。它允许人们凭赌博和战争致富，但不准许人们依靠劳动发家。它宁愿让人犯滔天大罪，而不叫他去追求微不足道的小利。它讨厌贪婪不如讨厌吝啬。它时常鼓励暴力，但始终鄙视奸诈和背叛。
这些离奇古怪的思想，并非来自拥有这些思想的人的异想天778开。
一个取得领导地位，高于其他一切阶级，并竭尽全力永远保持这个地位的阶级，必然特别敬重使它伟大和显赫，并能容易把它的高傲感与权势欲互相结合起来的德行。为了在其他阶级面前显示这种德行，它不怕违反天理良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它能随意颠倒是非，视厚颜无耻和臭名昭彰的恶行高于温和纯朴的德行。这个阶级一旦在社会上确立其地位，就差不多总要倒行逆施。
中世纪的贵族视武勇为最高美德，并认为它可以代替其他一切美德。
这也是一种必然来自社会情况的独特性的独特观点。
封建贵族是靠战争起家的，并且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它把自己的权势作为武器，并用武起来保持权势。因此，对于它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武勇。它自然要把武勇捧得最高，说它比什么都光荣。因此，凡是显明表现武勇的行动，甚至这种行动违反理性和人道，都是得到它的认可的，而且往往是出于它的命令。但是，人的离奇古怪的念头，只能作用于他的个别行动。
一个人把挨了一记耳光视为不可容忍的奇耻大辱，并与轻轻打了他一下的那个人格斗，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已，乃是出于他的自我判断；而一个贵族之不能忍受凌辱，并在挨了一拳之后不去还手即会名誉扫地，则是出于军事贵族的原则本身和需要。
因此，说荣誉具有任意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荣誉的任意性始终不能超过它的必要限界。在我看来，被我们祖先称为荣誉的那些特别行为决不是出于自我判断，所以我可以不难把封建社会的一些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离奇古怪的规定，同它的为数不多的固定不变的需要联系起来。
如果我从政治方面去考察封建社会的荣誉，我也不难解释它779的各种政治措施。
中世纪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国家政权从不直接治理公民。可以说公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国家政权，每个人只知道他必须服从某某人，并通过这个他并未谋面的人同其他所有的人发生联系。因此，在封建社会里，整个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属民对他们的领主本人的忠心上的。这种局面一旦消失，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
对政治首领的忠心，也是所有贵族成员每天使用的判断价值的标准，因为他们每个人既是领主又是家臣，既能发号施令又得听从主人的支使。
永远忠于领主，必要时为他牺牲，与他同甘共苦，无论他做什么都辅助他：这些就是封建主义的荣誉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准则。舆论对臣属的背叛行为口诛笔罚得极为严厉。人们为这种行为起了一个辱侮性极大的名字，叫做变节。
但是，作为古代社会的生命的一种激情，即我要说的爱国心，在中世纪已经只能看到它的痕迹了。爱国心这个名词本身，决不是我们的古老词汇。
封建制度使人看不到祖国，认为爱祖国没有多大的必要。
封建制度鼓励人们去爱一个人，从而使人们忘掉了国家。因此，封建主义的荣誉从来没有把对国家的忠诚视为必要的条件。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祖先心里不爱国，但他们对国家的爱只是一种微弱的和模糊的直觉。随着封建阶级没落，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对国家的爱才逐渐明确和加强。
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因评价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对它们的780一些史实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在波旁王朝时代的人看来，波旁王朝的元帅们的最可耻行为，是他们率领军队攻打国王；而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他们的最可耻行为，是他们同自己的国家作战。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虽然都鞭挞他们，但鞭挞的原因不同。
我之所以选择封建时代的荣誉来说明我的思想，是因为它的特点比其他时代的荣誉的特点明显和更能说明问题。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证，并且用其他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尽管我们对罗马人的了解不如对我们祖先的了解，但我们知道他们对于荣辱所持的特别观念，并非来自关于善恶的一般观念。他们的许多行为，由于行为的对象不同，即由于是公民或外国人和是自由人或奴隶，而被同时作出不同的评价。他们表扬某些恶行，把某些德行说得高于其他一切德行。
普卢塔克在《科里奥拉努斯传》中说过：“在那个时代，勇敢在罗马比其他一切美德都光荣和高尚。他们把勇敢称为美德，使美德这个普通名词具有专门的含义，就在证明这一点。于是，美德一同在拉丁文中也有勇敢的意思。”哪一个人不能从这里看出为征服世界而组成的那个奇怪的国家的特别需要呢？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人们一旦组成特殊的团体，立即会产生荣誉的观念，即产生他们对于应褒或应贬的事物所持的一套看法。这些特别的规定总是来源于他们所在的团体的特殊习惯和特殊利益。
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点对于民主社会和其他社会都是适用781的。我们现在就以美国人为例来说明。
在美国人的思想中，还可以零星地看到欧洲旧贵族关于荣誉的一些观念。这些传统的观念为数不多，在美国既扎根不深又无太大力量。它们就象庙还存在，但已无人们信仰的宗教。
在关于具有异国情调的荣誉的这些或明或晦的观念中，出现了一些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美国人的荣誉观的新思想。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美国人是怎样被不断地推上工商业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他们的社会情况，他们的政治制度，甚至他们的居住地区，都在使他们无法抗拒地朝这个方向走。就目前情况来说，可以认为他们正在一个广袤的新国土上建立一个几乎只搞工商业和以开发为主要目的的社会。这是现今使美国人与其他各国人之间出现最大差别的特点。
因此，凡是能够使社会正常发展和有助于工商业的安然稳妥的德行，都在这个国家受到特别尊重，忽略这些德行必将受到公众的鄙视。
而一切慷慨激昂的德行，虽然常常使人为之目眩，但又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所以反而被这个国家的人民视为是等而下之的。人们可以忽略这些德行而不致失去同胞对他们的尊重，而硬要表现这些德行，反而会得不偿失。
美国人也根据自己的判断区别对待丑行。
有些爱好，从人类的天理良心来看似乎可以非议，但却投合美国社会的特殊的和暂时的需要。美国人对这种爱好只是轻轻指责，有时还加以鼓励。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人对于爱财之心和随之而来的爱好的看法。为了开垦、耕耘和改造他们领有的这个782人烟稀少的广袤大陆，美国人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作为经常的支撑。这种精神只能是爱财之心。
因此，爱财在美国并不失体面，只要不超过国家机关为它规定的界限，还是光彩的。美国人把我们的中世纪先人称之为卑鄙可耻的贪欲的东西叫做值得赞美的高尚的雄心，而把经常驱使我们的中世纪先人投入新的战斗的征服热情和好战精神称为盲目的野蛮的酷嗜。
在美国，财产损失之后不难复得。它的国土无限辽阔，蕴藏着取之不竭和用之不尽的资源。它的人民有每个活着的人拥有的一切需求和欲望，有一股用不完的力量，而且周围到处都是他们还不能开发的财富。这样的人民所担心的并不是个别人的倾家荡产，而是全体人的游手好闲。在经营工业企上表现的大胆精神，是他们迅速发展、国力强大和国威四扬的主要原因。对于他们来说，创办工业就象买政府发行的彩票一样，少数人总是不断输钱，而国家却永远赚钱。因此，勇敢经营工业的精神，便受到这个国家人民的青睐和尊重。但是，所有冒险经营的企业，又会殃及热心于此道和相信它的人的财产。把冒险经商视为一种美德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不会瞧不起冒险的人。
因此，美国对破产倒闭的商人特别宽容，他们的荣誉不会由于这样的意外而受到损害。在这方面，美国人不但与欧洲各国人民不同，而且与当代的一切商业国家的人民不同，以致他们在地位和需要上也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毫无共同之处。
在美国，对待败坏民风的纯朴性和破坏婚姻的一切劣行严于其他一切国家。乍一看来，这与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的宽容似乎有令人不可理解的抵触。同一个民族，奉行既放纵又严肃的道德，也使你感到吃惊。
但是，这一切又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互无联系。在美国，舆783论对于有利于工业发展和国家繁荣的爱财之心只是轻轻地鞭挞，而对于涣散人们追求财富的精神和破坏事业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家庭内部秩序的伤风败俗行为却大加口诛笔伐。因此，美国人不得不服从他们的通行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可以认为他们把荣誉寄托于做一个纯洁无瑕的人上了。
美国人的荣誉观与欧洲的古荣誉观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勇敢是美德之首，是做人的最必要的美德，但两者并不是从同一角度来看待勇敢。
在美国，好战的勇气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和最值得称赞的勇敢，是敢于冲破海洋的惊涛早日抵达港口，毫无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艰苦和比所有的艰苦更难于忍受的孤寂。这种勇敢可使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在他们几乎不知不觉之中荡然无存，然后又能使他们以新的努力去积累新的财产。这种勇敢对于维持和繁荣美国社会是极其必要的，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特别尊重和推崇。个人一流露缺乏这种勇气，就必然被人看不起。
我现在来说最后一个特点，以突出本章的中心思想。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财产对生活的保证并不太大，而且不是可靠的保证。在美国，所有的人都劳动，劳动可使人得到一切。这使荣誉观发生了转变，而新的荣誉观则反对游手好闲。
我在美国有时见到一些有钱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从心里不愿干苦活，但也不得不操一种职业。他们的家庭出身和家产，本可以使他们清闲自在，但舆论坚决反对他们如此，他们也不得不服从舆论。在贵族仍同冲击他们的激流进行斗争的欧洲，我却经常见到一些日益穷困潦倒的人，为了不让与他们相同的人耻笑而游手好闲，他们宁愿清品受罪而不肯劳动。
哪一个人不能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劳动观中发现两种性质完784全不同但均来自荣誉观的行为规范呢？我们的先人所标榜的荣誉，实际上只是许多荣誉中的一种。他们使类概念具有了种概念的内涵。因此，尽管民主社会和贵族时代都有荣誉观，但不难发现它在民主时代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民主时代，不仅关于荣誉的规定与以前不同，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规定虽然为数不多和不够明确，但人们更能顺从它们。
等级在民族中始终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全世界没有一处例外，到处都有经常是由同一家族组成的小团体，比如中世纪的贵族。这种小团体的目的，就是把文化、财富和权势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永远垄断和世袭下去。
但是，一个团体的地位越高，它的特别需要也越大，适应它的需要的荣誉观点也越增加。
因此，关于荣誉的规定，在没有等级制度的国家总是少于其他国家。如果建成使任何阶级都难于存在的国家，则有关荣誉的规定便将减少到为数不多的几条公约，而且这几条公约也会逐渐接近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道德准则。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关荣誉的规定将不会象在贵族国家那样离奇和为数众多。
但是，它们要比较含混，这是上述的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由于荣誉的标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显著，所以必然往往难于区别。
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在中世纪的贵族制国家，人们只是一代一代地徒然相传，上一代没有给后一代留下什么新东西；每个家族就象一个不死而又一动不动的人；条件在变，而思想却永远未变。785
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眼里所见到的总是老一套，头脑里所想的总是从同一个观点出发；他们的眼光逐渐深入到最微小的细节，而他们的理解力，久而久之，也就不能不变得清晰明确。因此，封建时代的人不仅有其判断荣辱的独特观点，而且能把每个观点清晰准确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如此，因为那里的全体公民都在动，社会本身每天在改变面貌的同时也在改变它的观点和需要。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只能略知有关荣誉的规则，而很少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它。
即使社会是静止不动的，依然难于规定荣誉一词应有的含义。
在中世纪，由于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荣誉观，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同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荣誉观，这就使各个阶级的荣誉观得以具有稳定而明确的形式；而且由于具有同样荣誉观的阶级的成员立场完全相同和一致排外，自然愿意接受专为他们规定的法律的条款，所以一个阶级的荣誉观更能具有稳定而明确的形式。
因此，有关荣誉的规定就变成一部把一切细节都事先考虑到和安排好的完备而详尽的法典，成为衡量人的行为的固定的和条理分明的规范。在象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由于等级的界限已经消失，全社会已经形成统一的整体，社会成员虽不完全相同但很类似，所以不能事先明确规定哪些行为是荣誉和哪些行为是耻辱。
不错，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内部存在着的某些全国性的需要使他们对荣誉产生了共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并不是同时产生的，产生的方式也从来不同，对每个公民的思想的影响也不一样。他们也有关于荣誉的法律，但它往往没有注释。
在象我们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这方面的情况还要混乱得多。786这首先是因为在我们国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个阶级在还不具备混合的条件下就开始互相混合起来，彼此每天都把自己的荣誉观带进对方的成员中间，这些荣誉观不但各不相同，而且往往彼此抵触；其次是因为在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喜欢凭自己的所好随便丢弃祖先的一部分观点和保存另一部分观点；最后是因为在这样多的自我任意判断下，就无法建立起关于荣誉的共同规范。因此，要想事先规定哪些行为为荣或为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期，但为时不会太久。
在民主国家，荣誉是一个不够清楚的概念，其影响力也必然不强，因为对此难于准确而坚定地实施一项可以得到公认的规范。舆论虽然是荣誉规范的当然的和最有权威的解释者，但由于它不清楚根据什么去褒贬，所以在作判断时只有迟迟疑疑。有时舆论自相矛盾，而更多的时候是置之不理和听之任之。
在民主制度下荣誉的影响力之所以相对软弱，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在贵族制国家，只是某些少数人持有同样的荣誉观，而且这些人往往自成一个集团，永远同其他人隔离。因此，他们的荣誉观容易同他们所特有的思想混合并结为一体。在他们看来，荣誉是他们在人们面前显示身分的标志。他们积极地利用有关荣誉的各种规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且如果允许我说的话，我说他们还要使自己的激情服从这些规定的支配。
当我们看到中世纪的习惯法载有关于以决斗来断定是非的条款时，会感到我所说的这个情况更加真实。这项条款写道，贵族在他们发生纠纷时，以长矛和剑作决斗的武器；而平民之间只能用棍棒决斗。而且习惯法补充说：“鉴于平民没有荣誉”。它的意思不是说，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些人是卑贱的，而只是表示在判断贵族787的行为和平民的行为时不能使用同样的标准。
乍一看来令人吃惊的是：荣誉的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有关荣誉的规定一般说来也最离奇古怪，以致使人觉得这些规定越背离常理越容易被人遵守，有时甚至由此认定荣誉的影响力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有关荣誉的规定太荒谬。
事实上，强大和荒谬有共同的来源，而不是前者来因于后者。
需要越特殊和越为少数人所思慕，荣誉观也越离奇古怪，而荣誉的影响力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和为少数人所思慕的需要。因此，荣誉的影响力的强大并非来因于荣誉观的离奇古怪，而是离奇古怪和强大都来自同一原因。
我再作一点说明。
在贵族制国家里，所有的等级各不相同，而且固定不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住在他不能离开的地区，在那里他与同他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谁也不必担心或害怕生活不下去，不管地位怎么低都有饭吃，谁也不会因为聪明或愚昧而受到褒贬。
而在民主国家里，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混杂在一起，互相不断往来；舆论抓不住把柄，它所谴责的对象可以立即隐藏起来，躲避它的指控。因此，荣誉在民主国家不太使人值得自豪，也很少有人当众显示。因为荣誉只是给人看的，所以它与纯洁的德行不同，德行是依靠本身而存在，而且满足于自我作证。
如果读者完全了解了上述的一切，那就一定会发现身分平等和我们所说的荣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必然的关系。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种关系至今还没有人明确地指出过。因此，我要做最后的努力，使其昭然若揭。
即使一个民族与人类的其余部分隔绝，放弃人类固有的某些788一般需要，那它也会有自己特别利益和特别需要，并且很快会在内部形成自己的关于褒贬或被它的公民称为荣辱的一定观点。
如果在这个民族的内部形成了一个同周围的其他一切阶级隔绝并有自己的特别利益的阶级，那末，这些特别利益又会使它产生特别观点。这个阶级的荣誉观是由本民族的特别观点和本阶级的更加特别的观点混合而成的，与人类的单纯的和一般的观点相差得使人难于想象。我的论述即将结束，现在再回过头来进行总结。
各个阶级正在互相混合，特权已被取消。民族的全体成员又恢复为彼此相似和平等的人，所以他们的利益和观点正在融合，而被每个阶级用来评定荣辱的一切离奇古怪观点也行将消失。荣誉观只能来自民族本身的需要，而不能有其他来源。每个民族的荣誉观都有自己的个性。
最后，如果可以假定所有的种族将会融合为一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将会达到利益一致和需要一致，彼此之间不再在任何标志上有所区别，那就再也不用按所规定的不同标准评价人的行为了，而是要全按同样的标准彼此相待，用天良向每个人揭示的人类一般需要作为共同标准。这样，这个世界上就将出现自然和必然要寓有褒贬思想的简单的共同是非观。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的全部思想，那就是：人们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使人们产生了荣誉观，而随着差异和不平等的消逝，荣誉观也将逐渐冲淡，最后同它们一并消失。789
　
第十九章　为什么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
在美国，引起你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试图改进自己的原来条件的人多得不计其数；而引起你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则是在这个普遍的上进运动中以怀有大志而出类拔萃者甚少。
美国人没有自甘落后的，但壮志凌云者也极为少见。人人都想财富、名望和权势日增，但很少有志于伟大事业。乍一看来，这使人感到奇怪，因为美国的民情和法制没有任何地方限制人的欲望和阻止人向各方面发展。
似乎很难将这种奇怪现象归咎于身分的平等，因为在我们法国实现这种平等之后，它却立即使一些人产生了几乎是没有止境的野心。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到美国的民主社会情况和民主民情中去寻找上述情况的主要成因。
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譬如此。
使广大群众无法成名和掌权的陈规旧制一旦被革除，大家便被裹进一场争先恐后取得这种为他们垂涎已久的而且终于取得的名利和权势的普遍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初胜的鼓舞下，使人觉得好象没有什么事情是人办不到的。不但欲望没有止境，而且用来满足欲望的权力也几乎是无穷的。在习惯和法制的这场突然的大变动中，在使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制度都改变了的这场大混乱中，有的公民立即飞黄腾达，有的公民马上跌进深渊，权力象走马灯似地790由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以致人人都认为将会轮到自己掌权。
但也不要忘记，推翻贵族制度的那些人都曾经生活在贵族制度的法制之下，亲眼看见过它的盛况，并且不知不觉地沾染了贵族的情感和思想。因此，在贵族制度瓦解的时候，它的幽灵还漂浮在群众的头上，而在它被完全打倒以后，它的残余还会长期保存下去。
因此，民主革命持续多久，人们争名夺利的野心就会持续多久；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这种野心还会存在一个时期。
人们一进行回忆，他们所目睹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立即会涌上他们的心头。革命所激起的热情，并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消逝。对于秩序没有一种稳定感。成功来之容易的思想，在导致成功的动乱平息之后依然存在。欲望依然很大，但满足欲望的手段日益减少。发大财的欲望依然存在，但能够实现的却寥寥无几。结果，各式各样的野心膨胀得欲裂，而失败的痛苦却隐藏在怀有野心的人的心中。
但是，斗争的最后余威慢慢地消失了，贵族制度的残余也逐渐地不见了。人们忘记了已经自消自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平接替了战争，秩序重新建立起来，欲望符合了实现欲望的手段，需要、思想和感情互相联系起来，人们达到了彼此平等。这样，民主社会便被建立起来。
我们假定有一个民主国家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并能永远和正常维持下去，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与我方才所述的情景完全不同的状态；而且我们可以不难推断，如果人们的奋进之心很大而他们的身分日趋平等，则在实现平等以后，奋进之心也会失去这种趋大的性质。791
因为巨大的财产已经分散为许多人所有，科学已经普及，所以谁也不能独占知识和财产。一些阶级享有特权和一些阶级没有资格享有特权的现象消失，人们打破了曾使他们固定不变的约束，所以奋进的思想出现于每个人的脑际，而高升的念头也产生于人心，以致每个人都想从原有的地位爬上去。
奋进之心成了人人皆有的情感。
但是，如果身分的平等只能使每个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那末，这又会阻止每个公民拥有巨额的财产。这种情况必然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民主国家，奋进之心是热烈而持久的，但一般没有太高的目标；人们的一生一般只是热烈地追求可能达到的小目标。
使民主国家的人少怀大志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的财力微薄，而是使他们每天忙于致富的努力过于激烈。他们把精力都用到竭尽全力去做一些平凡的事情上了，这就不能不迅速地限制他们的视野和束缚他们的能力。他们可能变穷，但奋进之心不会削减。
民主国家的少数富裕公民，也不会是这个规律的例外。一个一步一步累积其财产和得到权势的人，在他们的长期辛苦中会养成办事谨慎和自知节制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不会丢掉这个习惯。人们不能象扩建房屋似地随心所欲依次扩大自己的胸怀。
对于这样人的儿子也可以这样说。不错，做儿子的生来时家境是富裕的，但他们的父母也曾过过贫困的日子。他们从小在父母的思想和感情的影响下长大，而且很久以后也难于摆脱这种影响。因此，我认为他们在继承父亲的财产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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