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
“他在那里会好些。”安娜倔强地重复说。“我知道，他在那里会好些。恳求您了。”
“怎么，他是您的亲戚吗？”
“不，但是…… 我需要这样。不然，我就不能…… 我很想同他在一起。”她不顾一切地说，决心在紧急关头说出任何话来，如果他逼着她说，她可以承认任何关系，甚至撒谎也在所不惜。
主任医生认为，他的护士和卫生员常同伤员或康复的人有一点浪漫的事情是很自然的，这不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用不着去追究，不过他经常针对这些小秘密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而像这样坦白、公开、毫无顾忌地来请求他，还是第一次。
突然，他想起了遥远的伊尔库茨克的家，想起了孩子以及他在大学时代就钟爱的妻子，——关于这一切，他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谈过。可是从这次谈话中，从这突如其来的请求中，从安娜的目光中，他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了，安娜用凶狠的、充满希望的目光盯着他，使他觉得自己仿佛站在手术台旁，正在施行复杂的手术。
很明显，现在他要来决定别人的生活命运。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说“让我看看，他自己感觉身体怎样”，或者说“按院规不能这样处置”，或者说“应该考虑考虑”，幸好，他没有打算说这样的话。在这里只需说：“可以”或是“不行”，他终于说道：
“可以，好吧。”
谈话出乎意外地短暂。其实主任医生也好，安娜也好，都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特别是准备来争辩的安娜。她茫然地，完全沉默地在主任面前站了半分钟，甚至没道谢一声，就悄悄地走出门去。
一小时后，沙布洛夫被医生用小汽车转送到村子的另一端，河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小屋下面，静静地流淌着碧蓝的河水。这是伏尔加河无数支流之一。从河边通往小屋子的小路两旁是排小柳树，潺潺的流水，光秃秃的村庄，低矮的茅舍，在沙布洛夫看来，这里几乎也同军医院里一样静寂。
房间被隔成两半，很干净，一半是昏暗的，也很幽静。晚秋的苍蝇，低声地嗡嗡叫着；在门口迎接他们的那个孩子，静静地站着；两个不年轻的女人，一个是房东，另一个是安娜的母亲，头上裹着黑头巾，在桌旁静静地坐着。在沙布洛夫寄居这里的整整十天内，军医院里那种静寂的感觉一点也没有变。
当他跟着安娜走进屋子时，房东慢慢对他弯下腰去，谦恭地说一声“请进”，而安娜的母亲开始双手一拍，说一声“主啊”，又说道“哎，您变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才说：“您好！”
卫生员们把沙布洛夫扶到桌旁一个农村的凳子上，他们犹豫了。
“不要紧。”沙布洛夫说，“我可以自己走到床边。你们回去吧。”
卫生员走后，房东也回到她那半间屋里去了。沙布洛夫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回到了早已熟悉的舒适的家里。他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的凳子上，窗外是清新的流水和腐烂叶子的气味。
“您不会受寒吧？”安娜问。“可以关上吗？”
“不，不会受寒的，你说哪里的话？”他说，特别强调这个心爱的“你”字。
安娜走到俄国式火炉边的大床跟前，火炉把房屋分成两半。她像在军医院日常做护士时那样，揭开毯子，把枕头抖蓬松，但沙布洛夫觉得，她的一举一动，特别富有滋味。他钟情地望着她，当她说“看，都铺好了”时，他竟有些惋惜。
“等等，我马上就过去。”他说。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从她的眼神看，他知道，她已同女儿谈到他了。安娜母亲此刻的外貌，完全与在爱尔屯时不一样。现在她默默地坐着，好像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但同时眼神又是那么宁静而豁亮，她一切都见到了，心里也盘算好了，现在只等待这一切的结局。
“这里比在爱尔屯要好些。”沙布洛夫沉默一会儿后说。
“是好些。”她附和道。“那时我简直晕头转向，连亲戚都忘了。直到找到爱尔屯来。这里是我丈夫妹妹的家。当然好啦。简直不能比。如果全家都住在这一个屋子里，才惬意咧。”
“您瘦了。”她补充说，同时向沙布洛夫脸上望了望。（沙布洛夫觉得，她是想说他“老了”）。“瘦了。”她重复地说，并转过头去，望着默默地坐在对面桌子旁的安娜。
沙布洛夫知道，母亲这时在想，他俩将怎样在一块生活：他这么苍老，安娜却这么年轻。这一天他第二次想说，他并没有这样苍老。可是他没有说。
“她总在渡河。”母亲向安娜摆一下头，说道。“总在渡河，总在渡，一天五次。也不知道哪一天是头？”
她站起来，把头巾扎好，向门口走去。
“妈妈，妈妈，等一等。”安娜跑到她跟前。“等一等。帮我把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放到床上。”
“我自己来。”他勇敢地试着，表示不同意。
他想站起来，但是安娜已从一边走过来，母亲从另一边走近，他两手搭在她们的肩上，挪到了床边。双脚还很痛，不过有一只脚已经能够走动了，另一只脚还痛得站不住。当他伸直腿躺在床上时，一连擦了几次额头上的汗。
母亲出去了。安娜移近一个小凳，坐在床边。
“怎么样？”他说。
“怎么样？”安娜反问道。
沙布洛夫向安娜伸出双手，她握住他的手，坐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轻轻摇着小凳，时而靠近他，时而离开他。忽然，她停住不动了。
“手完全不痛了吗？”
“完全不痛了。”
她又开始摇动起来，用火辣辣的眼神望着他的脸，仔细窥测他脸上的每一个皱纹。这是她的人，完全属于她了。看，他躺在这里，在她房子里，虽然这房子实际上不是她的，并且明天她又要渡河到斯大林格勒去，几天后他也要去。但此刻她抓住他的手，望着他的眼睛，这一切发生的那么意外，又是那么期待已久，她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眼泪竟夺眶而出。
“你怎么啦？”他问。
“没有什么。”她不放开他的手，在他的肩上擦去眼泪。‘没有什么。我是太高兴了。”
她移开小凳，坐到床上，靠近他身边，接着把脸埋在他胸前，哭泣起来。她哭了很久，然后抬起泪流满面的脸，微微一笑，又扑在他胸上。她哭，是因为她在追忆往事，她回忆起伏尔加河上的夜渡，回忆起她受伤时的情景，她怎样痛楚，他怎样亲吻她，她怎样兴奋起来，以后又怎样很久没看见他，当找到他的时候，他那样子又怎样可怕，此后六天内她又怎样不能赶到他那里去。
他瞧着她的头发，慢慢用指头抚摩，随后就双手紧紧地，默默地把她抱在自己胸前。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稍稍扭转头来，一看是母亲走进来，就不自然地动了一下，想让安娜离开一点，但安娜紧紧地拥抱着他，随后才抬起头来，望了望母亲，莞尔一笑，重新又抱着他，抱得更紧，这时他深切地感觉到（这种感觉以后再也没有消失过），这是他永远的伴侣了。
整天都像在梦里度过的。安娜的母亲出出进进地在准备饭食。她忙前忙后，一举一动都极力表示出，孩子们不会因为她在这里而感到受拘束。沙布洛夫正是从她的嘴唇上看到了“孩子”的字样 ；他很奇怪，除他的母亲外，居然旁的女人也能用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
虽然沙布洛夫总是想留住安娜，但她终于还是跑出去，到军医院找烧酒去了。她无论如何要让他在吃午饭时哪怕稍微喝点酒。她想把一切都办得像个样子。她从军医院里拿来一小瓶酒精，眯缝着眼睛，仔细地把酒精倒在酒瓶里，渗上水。她跑来跑去，给酒精对水，以及眯缝眼的样子，——所有这些细节，在沙布洛夫看来，都是非常可爱的。随后，把桌子移到他床铺跟前，安娜跑去请房东，让她也来。房东不肯坐下，礼貌地同沙布洛夫碰碰杯之后，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乡下女人那样从容地一饮而尽，随后就告辞走了。
吃饭时，安娜坐在母亲一边，匆忙向沙布洛夫讲述着各种事情，讲他们从前的生活，讲自己，父亲，弟兄，——总之，把有生以来的一切，都一股脑地对她唯一心爱的人讲了。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支撑着，半卧地躺着，欣赏着她的谈话。同时他想道，有朝一日，当她脱掉这双吱吱做响的皮靴，不再抬担架，也不用在伏尔加河上运送伤员时，他俩要一同走得远远的。到哪里去呢？难道他能知道到哪里去吗？他只知道，这样一定会很好。沙布洛夫想，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到斯大林格勒，他觉得，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也许还可以把安娜调到本营，同他一块工作，这一点只要同普罗琴科说就行。他又回忆起普罗琴科那副调皮的和蔼的面孔，想到，如果换个时间，普罗琴科大概还会来参加他的结婚典礼。“结婚”…… ——沙布洛夫微微笑了。
“你笑什么？”安娜问，她说到“你”字时总有点绕口，“为什么笑。”
“有件心事很好笑。”他说。
“什么心事？”
“以后再说。你不要生气，好吗？”
“好的。”
他一想到“结婚”，就想起了自己的掩蔽部，忽然间仿佛看见自己已经回到营部，他同安娜并肩坐在桌旁，身边是他们能够请来的客人：马斯林尼可夫，瓦宁，也许还有波塔波夫…… 可是他一想到他们的面孔，不由地又想到掩蔽部，掩蔽部是否完整，他离去后他们的情况如何。
吃罢午饭，母亲来收拾桌子，安娜又坐到床上沙布洛夫身边。房东送给他们一个安东诺夫品种的大苹果，于是他们像人们千百次做过的那样，两人共吃一个，轮流咬，每个人都想少咬点，多给对方留点。
后来，安娜忽然跳起来，大声叫道：
“妈妈，你来给算算命吧。”
母亲拒绝了。
“不，你给算一算吧。”
桌子本来已经从床边挪开，现在又拖近床边，母亲说了几句客套的话：她已好久没有算过了；反正他们都不相信迷信，用不着算，等等。虽然如此，她还是把扑克牌摊开了。
沙布洛夫始终不懂，为什么黑“6”指的是道路漫长，而黑“A”指官家房屋，又为什么黑桃“Q”同黑“10”在一块，乃是不祥之兆，而如果四张“J”同时出现，就是大吉大利，但是当占卜的人在解释摊开的扑克牌的意思时，他非常欣赏那种自信而庄重的神情。
安娜也在注视母亲洗牌的一举一动。由于这一天她和沙布洛夫都觉得他们的前途已经明朗，所以他们对母亲所说的一切，都找到了解释。他们解释道，道路漫长——就是渡伏尔加河，官家房屋——就是沙布洛夫的掩蔽部；当母亲抽出一张黑桃“Q”摆在很明显的位置上，黑桃“Q”恰巧与方块“K”结合时，这就是说，沙布洛夫有“十字”之喜，按理说，虽然安娜不是梅花“皇后”，但这无疑是指安娜；因为她是医务人员，——也带有十字符号，他们觉得这种解释很有趣，笑了很久，一直笑得母亲难为情。也许她不想再玩儿，没有再洗牌。
母亲按照战时乡下的习惯，用麻布袋罩上窗户后，就走出去了。
因为坐了很久，谈了很久，沙布洛夫感到有些累了，于是倒到枕头上，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安娜从褥子下抽出一件短皮袄，拿了一个枕头，替自己铺在墙边的宽凳子上。沙布洛夫默默地望着她的一举一动。母亲因为家务事，还进来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这时安娜走近沙布洛夫身旁，跪在床边，俯下头去听他的心脏，然后小声说道：“在跳动”，仿佛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其实特别之处就是周围的一片静寂。母亲已经出去，此地只剩下一对情侣，但最重要的是，今后他俩将长久共处——今天，明天，以至永远。
安娜跪着，连连吻他。现在她对他已经全然不害羞了，爱慕地缠着他，而他这时也感觉到，她这是初恋，此刻她全部的爱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且她的爱是奔放的，除了爱，其余的一切，比如：害怕，羞涩，惊悸等种种感觉全部都淹没到爱的海洋里了。她往前移了移，坐到他身边，然后拥抱着他，紧贴着他。他也是紧紧地抱着她，由于抱得很紧，他觉得手掌胸脯都有些酸痛，但是他非常愉快：因为痛，他感觉到她距离他更近。
“你知道吗？”安娜说，“我的心脏也跳得很厉害。来，你听听。”
于是她凑上前去，使他能听到她心脏的跳动。只有这样纯洁、爽直、天真的少女，才能不顾一切地说出：“你听听，我的心脏在怎样跳动”。她现在的确真心地想让他听她心脏的跳动。当其他的一切都过去之后，她凑在他耳旁，也是温柔地说出同样率真的话来，而他更加感觉到，他是多么爱她，他宁愿砍断自己的手，也不愿意让她受委屈。但是现在，无论他亲吻她，还是拥抱她，她都不会觉得受委屈。
第十五章
早晨，茶炉里水沸的声音把他闹醒。奇怪，他所看见的依然是这个房间，母亲依然在桌旁忙碌着，可他却觉得似乎不应该发生这种改变。
听到水沸的声音，安娜从外屋跑进来。
“你醒了？”她说，“我马上来。”她在拧自己湿漉漉的长发，把长发拿在手里卷着，那姿态完全同他在小火轮上第一次看见她时一样。
接着她又到外屋去了。沙布洛夫闭上眼睛开始回忆。从昨天早上起——早晨，白天，夜里——直到现在，这中间每一分钟的情节，都回忆到了。他觉得，除了已经对他讲过的爱情言语，除了证实这一爱情的举动外，还有一些事情足以让他此刻绝对相信她的爱。这是当她接触他伤痛的身体时的本能的感觉。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向她说明，但她却觉察到了，知道他身体里哪儿痛，哪儿不痛，怎样拥抱他才行，怎样拥抱他不行。她温柔的双手凝集着无限的柔情，竟使沙布洛夫深深地陶醉于这种回忆中，一时无法醒来。
下午四点钟，安娜该出去工作了。她穿上皮靴，穿上有三处被迫击炮弹打破、已经缝补得很好的军大衣，戴上军帽，急匆匆地一步走近床前，毅然而严肃地撅起嘴唇，重重地吻了吻沙布洛夫，然后同样毅然地走出门。
从现时起一直到明天，关于安娜的情形，他一点也不会知道。自战争以来，他似乎已经习惯于各种最骇人听闻的事，譬如一个很健康，刚才还在交谈，还在同他开玩笑的人，十分钟后就离开了人世。但此刻他所思考的决不是这种司空见惯的事。这一天，这天夜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惊恐，疑神疑鬼，他害怕在一切都这么美好的时刻她会突然遭遇不测。他回想着他平时没有觉察到的千百种危险情况。他想起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地轰炸渡口与河岸，想起交通壕非常窄浅，如果不弯腰走路，头部就会暴露在外面，而安娜在那里面走，大概是不会弯下身子的。他根据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推算，大概她何时到达岸边，何时驳船开走，要多少时候渡过河去，什么时候上岸，什么时候到达营里，需要多少分钟把伤员抬上担架，又需要多少分钟转回家来。但是这种无聊的推算（所以说“无聊”，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战争中是无法推测准确时间的），并不能安慰他。
从这里到斯大林格勒，大约十八公里。整夜，他都听见时远时近的炮声。炮声好像是计算时间的钟表声，不停地在响。虽然他知道，炮声有时响亮，有时因风向的关系 而变弱，但这丝毫不能消除他的惊恐。炮声愈大，他就愈不安，仿佛这种轰隆的炮声能够成为测量安娜危险的尺度。
当晚，安娜的母亲长时间在另外半间房子里，用缝纫机缝补衣服。后来她拿着一支蜡烛，走进这半边房里，把蜡烛放在桌上，向沙布洛夫望了一下。
“没睡着吗？”她问。
“没睡着。”
“开始的时候，她走后我也睡不着，现在我睡得着了。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在前线，如果为他们每个人担心，睡不着觉，那么一个星期就会死掉的。您家里有什么人呀？”
“有母亲。”
“她在哪里？”
“在那里。”
沙布洛夫也像很多人那样，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机械的手势，任何人都能立刻明白，所谓 “那里”，就是指德寇占据的地方。
“这里有什么人呢？”
“没有亲人。只有她一个…… 您在缝什么？”
“我吗？这家，我丈夫的妹妹送我一点花布，我为安娜做件衣服。她毕竟是个姑娘。她想穿连衣裙，哪怕一个月只穿一次。既然找到一块布，我就替她缝一件吧。她连一双皮鞋也没有，将来会打赤脚的。她如果要，就把我这双给她吧。”`
她坐在椅子上，脚交叉放着，沉思地望着自己穿旧的低跟皮鞋。然后抬头看着沙布洛夫，她想必记起了相逢的往事，便说道：
“这也不是我自己的皮鞋。是善良的人们送给我的。以前我的脚比她的小，后来烧坏了，双脚肿了，现在她一定穿得上。您看怎么样？”
她问这话的口气，似乎沙布洛夫比她当母亲的更了解她女儿，而这个小小的、可笑的问题却意味着对他所思考的一切问题的一种承认。
沙布洛夫没直接回答，他说：
“等我痊愈了，我们就结婚。”他说到这两个字时，自己也笑了。“我们在那里结婚，你老人家该不生气吧？”
“在对岸吗？”她简单地问。
“是的。”
“你们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办好了。”她调和地说。“在对岸”这几个字并不使她惊奇，因为对她说来，所谓“对岸” 就是斯大林格勒，就是她原来居住的城市。尽管现在关于它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她还是想象不出这座城市的真实情况。
“只要不是每天渡河就好了，一天三次。”她说。“她在那里同您在一块就行。”
她在沙布洛夫旁边坐了很久，讲了一些岳母通常喜欢同女婿说的话，谈到安娜怎样长大， 怎样患过猩红热和天花症，怎样剪掉辫子以及后来又怎样留起来，母亲怎样把她从小带到现在，因为她只有一个女儿，此外还兴致勃勃地谈到许多其他琐碎的事情。
沙布洛夫听她叙述时，心里既甜美又惋惜，甜美的是他了解了这么多甜蜜的事，惋惜的是这一切他都未曾亲眼见过，而他像所有的热恋的人一样，希望亲眼看到恋人以前生活中的一切。
在同母亲交谈的过程中，他觉得，坐在对面的这位年老的女人比他坚强。她善于更巧妙地期待女儿，比他冷静得多，甚至她和他谈话也是在安慰他。
她终于走出去了。沙布洛夫一夜没睡着，只是到上午11点钟，阳光已经照进窗户，金色的阳光映在床上时，他才出乎自己意料地朦胧入睡了。他醒来时，和上次在掩蔽部一样，也是被凝聚的目光注视着苏醒的。安娜坐在床边他的腿旁，盯着她。他睁开眼，一看见她，就从床上坐起来，向她伸出手去。她拥抱他后，又用力安置他再躺下去。
“躺下，我亲爱的，躺下吧。你睡得怎样？”
他没有等她回来就朦胧睡了15分钟，他为此感到惭愧，但是他不想说他一夜都不曾睡着，因为这样不会使她快乐，只会令她失望。
“挺好的，睡了。”他说。“那里怎么样？”
“很好。”安娜说。“很好。”
她兴奋地说着，但是他在她兴奋的脸色上发觉了她疲惫已极的痕迹。眼皮浮肿，好像一个很久没有睡眠，虽然不想睡，但随时能够入睡的人。他看一看表，已快十二点钟，而下午四点钟她又要出去。
‘你马上躺下睡吧。”他说。“立刻躺下吧！”
“不想谈谈吗？”她微微一笑。“我很想谈谈。我坐在渡船上还一直在想，还有什么事没有对你说。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她急忙喝了一碗茶，就躺在他身旁，圈起身子，一分钟后，她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躺在那里，胳膊枕在她的头下，思索着。他有时斜着眼睛看看她，他觉得，好像发生了不可能的事——时间竟停滞不前了。
这种时间停滞的感觉，从他住到这里直到返回斯大林格勒以前，持续了整整十天。他既没有为了留恋幸福而夸大或隐瞒病情，也不希望提前归队。他善于克服急躁情绪，总是抑制自己，不去想此刻他营里发生的事情。他记得这一切，但他不想折磨自己，——反正他现在不能到那里去；时刻去想能有什么好处，因为他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在他的潜意识中，斯大林格勒此刻战斗正酣。并且他离开的时间越久，这种感觉越强烈，越使他不安。他突然明白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名词，在人们的心中是多么惊心动魄啊！
各种消息无意之中经过安娜，经过房东，经过偶尔从军医院里来的伤员的口中，传到他耳朵里，而且都是不大好的消息。几乎每天他都听到有新的街道被德寇占领。敌人到伏尔加河的距离一天比一天近了。他总是克制自己，不向安娜详细追问各种消息。他不想从远处打听这些细节，一切都等到他亲自去现场再了解。但是每当安娜出现时，他根据她的眼色，举动，疲倦程度，都在默默地做总结，并深信自己的结论，即关于这几天外面形势的结论，是正确的。
有一次，大概是在第六七天的光景，安娜出门两三个小时后，他听见台阶上有人叫他的姓，接着，来人快步地走进屋子，原来是马斯林尼可夫。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亲爱的。”马斯林尼可夫还没走进屋，就急忙大叫一声，不是走，而是跑到他跟前，停了半晌，不顾一切地拥抱他，吻他，然后脱下军大衣，移近凳子，在他对面坐下，兴奋地掏出香烟，送一支给他，擦根火柴，把烟点燃，——这些全部过程，只用了半分钟，——最后用自己好奇的、温柔的黑色眸子，凝视着他。
“你怎么把一营人扔掉不管了，啊？”沙布洛夫微笑说道。
“是普罗琴科的命令。”马斯林尼可夫说，“他跑到团部，又来到营部命令我，让我夜里到你这儿看看。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您怎么样？”
“没有什么。”沙布洛夫说，并看着马斯林尼可夫凝视的目光问道：“我瘦得厉害吗？”
“瘦了。”
马斯林尼可夫站起身来，从他军大衣袋里，掏了一包饼干，一包白糖，三个美国罐头，急忙放在桌上，又坐下来。
“这是优待首长吗？”
“现在我们那里这些东西很多。供给很好。”
“路上升火取暖吗？”
“升火。一切都像您在那里时一样，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那么，我离开后，你有什么英勇的奇迹呢？”
“哪儿有什么新的。还不是同您在那里时一样。”马斯林尼可夫说。他想说，他和大家都在等他回去，但是他看一眼大尉瘦弱疲倦的脸，没有做声。
“怎么，你们在等着我？”
“我们都在等。”
“我过三天就回去。”
“不早吗？”
“不早，这样正好。”沙布洛夫安静地说道。“你们此刻在什么地方？还在那里吗？”
“还在那里。”马斯林尼可夫说，“不过在我们的左翼，敌人已经完全推进到河边，去团部的通道现在很窄，夜里才能通过。”
“那有什么办法，只好夜里到你们那里。那时我要检查检查。瓦宁作战怎么样？”
“很好。我同他已任命孔纽科夫当排长了。”
“他干得怎么样？”
“不错…… ”
“谁还活着，谁牺牲了呢？”
“差不多都活着。不过受伤的也很多。哥尔坚科受伤了。”
“送到这里来了没有？”
“没有，还留在那里。虽然是轻伤，但一次就有四处受伤。我一直没有受伤。”马斯林尼可夫兴奋地说。“”我有时甚至想，大概我始终不会受伤，或者一下子就被打死。”
“您不要这样想。”沙布洛夫说。“你只要想一次，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以后就不要每天想了。”
“我在努力这样做。”
关于营里的情况，他们谈了整整一小时，谈到谁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已经移动位置了，什么东西还在原地未动。
“掩蔽部怎样？”沙布洛夫问，“还是在原来地方吗？”
“还在原地。”马斯林尼可夫说。
沙布洛夫很高兴他的掩蔽部还在老地方。这一点很重要，此外，他想到了安娜，想到了自己说要在掩蔽部结婚的话。
“米沙。”他突然转向马斯林尼可夫：
“我不在军医院，却在这里，你不奇怪吗？”
“不，我听说过。”
“听到些什么？”
“所有的一切。”
“是的…… 我很幸福……”沙布洛夫沉默一会儿后说道。“非常幸福。那次她坐在驳船上扭湿头发，我对你说，替她披上一件大衣，您还记得吗？”
“记得。”
“后来我们下船时，她已经走了。”
“这我可不记得了。”
“但我却记得。一切我都记得…… 。我想向上级要求。”他停顿一会，又补充说，“把她弄到我们营里来当护士，不过说完后心里有点后悔。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害怕命运多劫。看，她每天这样渡来渡去，现在倒还无恙，可是在那里…… 我却不知道。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有什么变动。”
沙布洛夫很想无止境地继续谈安娜的事，但他克制住了，他撇开这个话头，问道：
“普罗琴科近来怎么样？”
“也不错。”马斯林尼可夫说。“他仍旧笑，甚至比以前笑得更多了。”
“这不妙。”沙布洛夫说。“说明他在发急。”
“为什么是发急呢？”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比平常笑得更多。啊，主要的事还没有问你。现在谁当团长？”
“是新来的波波夫少校。”
“他怎么样？”
“不错，看来很好。比巴柏琴科强。”
“也很勇敢吗？”
“也很勇敢。不仅勇敢，还很沉着。又活泼，不愁眉苦脸，同将军一样。他俩以前大概还在什么地方共过事。”
“大概是的。我们将军任何时候都不忘记他的部下。这很好。有时我们缺少这些。”
“什么。”
“记忆力。”
他们这样又继续了十来分钟。接着马斯林尼可夫忽然站起身来，沙布洛夫在他脸上看出成年人那种富于责任心的表情。马斯林尼可夫对自己很久不在营里感到不安。他很着急，好像他已离开了此地，人已在河对岸了。
“再过３天。”沙布洛夫说，“３天后的晚上回到营部。到时给我烧点茶喝。我想在这里弄一个茶炉。”他用头指着屋子角落里的茶炉。“我想把这个带到掩蔽部送给你们。但又怕人家不给。好，你走吧，走吧。代我问候大家。她今天到师部去了，也许会到你们那里。”
“要转告她些什么吗？”
“转告什么？给她点茶喝，她自己想不起来喝茶。去吧。不送了。”
马斯林尼可夫走后，过了一天，沙布洛夫第一次试着站起来走路。他感到双脚酸痛，软弱无力。他感到虚弱，头昏。他走出室外，在小门旁站了一会，听了听远处的炮声。
安娜每天回来得越来越晚，出去得越来越早。从她疲乏的面色上，他看出她是如何困难，但是他俩都未谈这一点。谈有什么用处？
安娜请来一个医生，他抽空从军医院来到沙布洛夫这里，并没有详细看他的病，只是以职业的动作摸摸他的膝盖和后踝，望着他问痛不痛。虽然实际上还痛，但沙布洛夫对此早有准备，回答说：“不痛”。接着他问医生，明天什么时候有卡车开往渡口。医生回答说，照例是下午５点钟。
“怎么，准备离开我们这里吗？”
“是的。”沙布洛夫说。
医生并不感到奇怪，没有同他争辩，也没有表示反对。医生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已经习惯这种现象了，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卡车５点钟出发，但您得记着，您的身体并没有完全养好。”
“我记得。”
“也罢，再见。”医生说，起身同沙布洛夫握手。
沙布洛夫忽然想调调皮：他握着医生的手，虽不是竭尽全力，但握得很紧。
“哎哟，您怎么啦！”医生说。“我不是讲过，让你走吗？为什么您还要这样？”他揉了揉指头，转身出门走了。
安娜一回到家来，沙布洛夫就对她说，他明天要回斯大林格勒。安娜不做声。她甚至没有同他争辩，没有说回去还太早，也没有要求他再住一天。因为这些话，在他俩看来，都是多余的。
“只是我们要在一块。”她说。“好吗？”
“我也是这样想。”
这一天，她很安静，很忧郁，虽然疲倦已极，但她不想睡。她默默地坐在他的身旁，抚摩着他的头发，聚精会神地望着他的脸，仿佛要努力把它牢记在心。
她最终也没有睡，而他大约朦胧地睡了半个钟头，她要走时，才叫醒了他，忧郁地再次抚摩他的头发，说道：“我该走了”。他起身把她送到门口，久久地望着她沿街匆匆走去。
早晨，沙布洛夫把东西收拾到自己的行囊里。安娜很久没回来。他几次到路上去望，看不见她的身影。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她还没回来；三点钟，四点钟…… 四点半他就该动身，否则就赶不上这趟医务卡车。他又到路上望了好久，然后才回到屋子里来，坐在桌旁，写了个小条子，说他等不到她，就走了。起初他本想署名为“沙布洛夫”，但这又太正式了，以后想写“阿列克塞”，但是又觉得不大习惯，于是只好写个字母“Ａ”后，写一个句号。
随后他同安娜的母亲告别。她对于他的离去，既不惊异，也不惋惜，态度上很安静。大概这种安静乃是她家的特点。
“不等她了？”
“不等了，该走了。”
“好吧，您走吧。”
她挨近他，向他面颊上吻了一吻。这个动作表示她在替他，替女儿担心和不安。
四点五十分，他望着每个迎面来的人，向军医院方向走去。前一天，小孩们替他砍了一根粗大的樱桃木手杖，他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着。
五点钟过后，卡车来了。人们劝他坐在司机棚里，可他却坐到后车厢里，希望在这里能看见安娜，如果她沿大路迎面走来的话。他躺在车厢里，从左面的板缝仔细望着所有迎面驶来的汽车。但是这些车里都没有安娜。傍晚了，一片凉气，他把军帽戴得更低，大衣也竖起来了。
经过三公里后，汽车走上了从爱尔屯通往渡口的大路。公路多次被炸坏，又多次修好了。路上坑坑洼洼，卡车颠得很厉害。脚在车厢底板上被碰得很痛。高空里，还在进行傍晚的最后空战。德寇飞机很多。我方飞机，偶尔才有一两架出现。这里的空战也像地面战一样，显然打得也很艰苦。沙布洛夫在路上，两次遇到德寇空袭车队。有很多卡车开往渡口去，满载着装有炮弹、牛肉的箱子和各种袋子。
沙布洛夫在渡口附近的村镇里，看到街上有德寇飞机的残片，还在冒烟。卡车绕过飞机
残骸向渡口开去。德寇用重迫击炮向村镇射击。这里的一切表面上同沙布洛夫第一次由此渡河时差不多，只是天气冷了一些。伏尔加河的水仍在流泻，不过河水好像凝固了，沉沉的，使人觉得最近一两天内就会结成薄冰。
卡车停下，大家下车向渡口走去，这时拖着驳船的小火轮靠近码头，沙布洛夫想，在这个岸边已经见不到安娜了。他坐在沙地上，也不看四周的情况，安然地吸起烟来。他总是觉得，抽烟会感到暖和些。
火轮靠近码头了。几个迫击炮弹在后面岸上百十来米远的地方爆炸。一列列的伤员担架，从轮船和驳船上抬下来。沙布洛夫默然地坐在那里等着。人们上船下船，忙个不停，但周围的喧嚷声，没有他第一次渡河时厉害。“大家都习惯了”——他想。四周人们的行动非常迅速，非常有序。他举目望去，岸上的城市也觉得很熟悉；他很奇怪，怎么离开这座城市这么久，——足足１８天。
他把文件给渡河指挥看过后，就沿着跳板向一半已被打毁的驳船走去。这时他听到安娜在叫他。
“我知道会在这里遇见你的。”她说道，“我知道你不会等我，反正５点钟时要动身的。对吗？”
“对。”
“我还是坐上一班驳船过来的，我把伤员安置好了，就在这里等你。现在我们一同渡河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