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拿下来了，上校同志。”
“他们在往前进吗？”
“在往前进。”
“你到前面去。告诉他们，我要呆在这里。”
警卫室旁边有子弹呼嘲着，啪哒啪哒地落下。左边很近的地方可以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右边在继续射击，不过没有爆炸声：那边还没有进入手榴弹战。
“唉，坏蛋！唉，坏蛋！”列米佐夫发火了。“大伙都躺下了。既然手榴弹没有爆炸，可见，他们都躺着不动了。怎么，是指挥员被打死了吗？萨布罗夫，您到那边去。随您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发动起来。”
萨布罗夫爬出警卫室，向右面黑暗中爬去。指挥员果然被打死了。架在废墟中的一挺重机枪令人无法通过。但是停滞的原因不在于指挥员被打死，而是因为３个工兵带着炸药绕道爬过去要把炸药放到房屋的废墟底下，德方的那挺重机枪就在这所房子的二层。其余的人要等待爆炸了才能前进。有一个准尉在指挥一切，当萨布罗夫爬近他的时候，他向萨布罗夫说明了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实质：
“如果不把它炸掉，我们也要过去，大尉同志，可是牺牲人太可惜——我们就再等一会儿。”
萨布罗夫同意了，在准尉旁边躺了几分钟，等待着。四周进行着夜战，这夜战跟一切夜战一样，好像是一个含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
“此刻普罗岑科那里不知怎么样？”萨布罗夫想。在普罗岑科应该进攻的地方，有轰轰的爆炸声和曳光弹道的纵横交错的密网，根据这些情况看来，那边也在进行战斗。我方从左岸发射的炮弹还是不断在头顶飞过，不过现在是远远地在德军后方爆炸。爆炸声不断地每隔一两秒钟轰响一次，萨市罗夫有一霎间想象，假如这样的炮轰不是在打德国人，而是打他和他率领的人，周围不知会出什么事。事实上，这炮火是可怕的，他也像所有的步兵指挥员一样，发自衷心地感谢俄罗斯的炮兵。
当前面隐藏着德国机枪的地方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时，萨布罗夫和准尉就带领人们去进攻。
一夜之中，萨布罗夫两次被洒了满身土疙瘩。棉袄的一只袖子被自动枪点射打穿，左臂被轻微烧伤。跟他同去冲锋的人，有许多已经不再回答同志们的呼唤。许多人负了伤，护士和卫生兵把他们从战场拖下去。萨布罗夫在黑暗和仓促之中，也没有能仔细看看，卫生兵里面有没有阿尼娅。
不过，总的说来，战斗比预期的要容易。右翼的两个突击队是在战斗进程中萨布罗夫不得不负责指挥的，他们相当迅速地占领了应该由他们拿下的战壕。任务完成后萨布罗夫去肃清通到左面的堑壕时，在一条堑壕里碰到几个自动枪手迎面走来。这是左翼１个突击队的战士。所以，整个这一地段都被整个儿拿下来了。
“再左边一点情况怎么样？”萨布罗夫问。“和师团会合了吗？”
“好像是会合了，大尉同志，”他问的那个自动枪手说。“打得弗里茨们够呛。”
萨布罗夫想了想，主要的麻烦还在早上。即使德国人在夜里比较容易地被打退，这也不是什么好兆头。显然，他们没有把后备力量投入战斗，决定把它推到早上。
萨布罗夫在黑暗中检查了还活着的人。和准尉一同布置好机枪，命令把有的地方的战壕挖深，修复被手榴弹炸毁的炮眼。后来他写了字条派两个通信员送去——一个去列米佐夫那里，一个送给参谋长。他写道，估计破晓时德方会来反攻，他留在这里，请求赶紧增援反坦克枪。“如果可能，”他在两张字条的末尾都添上，“哪怕是一门反坦克炮也好。”
去列米佐夫那里的通信员没有回来。天已经朦胧亮了，从安年斯基那里推来两门橡皮轮的４５毫米口径的小炮，还来了５名带着长长的“杰格佳廖夫”式反坦克枪的炮手和十四五个自动枪手。安年斯基在通信员带来的字条上写道：“尽我的力量搜集了一切。坚守着吧。”
第二十章
从早上８点钟天亮，德方第一次进攻开始，到晚上７点钟天黑，一切都结束为止，经过了令人精疲力竭的１１个小时。
最近一个星期里，师团在这个地段被挤到紧挨河岸，这时普罗岑科就努力在这里特别仔细地加固防御。整个地段都挖了战壕和交通壕，残余的地基下面挖了许多洞穴和掩蔽部，前面伸延着一条虽然不宽，但却相当深的小谷，德国人要达到我方阵地，非设法穿过这个小谷不行。
假如把战场上声响的增长可以用曲线画出来，那么这一天的曲线就像虐疾患者的体温一样，３次急遽上升和下降。
早上德方用团的大炮射击。后来加上团的重迫击炮，然后是师的大炮，然后是重突击炮，后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轰轰声达到极点时，突然中止，敌人就在响个不停的机枪声中进攻。在这一分钟里，凡是在我们战壕里枯坐过、忍耐着、仍旧活了下来的人——全去靠近机枪、自动枪和步枪。仅仅在一星期前，在德军刚开始进攻的口子里使得到“死谷”之称的峡谷里，此刻又一次证实它是名不虚传。有些德国人离战壕不过相差１０—１５米。似乎再过一秒钟他们就可以跳过这个距离。可是他们没有跳过。死的恐怖在最后一秒钟控制住那些几乎要跑到的人们，迫使他们转回去，于是那个往前跑时没有被打死的人，在返回去的路上反而被打死了。
第一次进攻不成功，一切又重新开始。假如这地狱般的情景第一次持续了两小时，第二次它就持续了５个半小时。德国人下决心不让岸上留下一点完好的地方。整个河岸都是密密麻麻的弹穴，假如所有的炮弹、迫击炮弹和炸弹都同时爆炸，这里的确不会留下一个活人。但是炮弹是在不同的时候爆炸，一枚炮弹刚刚爆炸，弹穴里已经有人趴着射击，而在下一枚炮弹爆炸的地方，却没有人了。这场殊死的捉迷藏的游戏持续了５个半小时，直到第６个小时快完，德国人举行第二次进攻，那些耳朵被震聋，半身被土埋着，疲倦得脸色发黑的战士们从自己的战壕里站起来，猛烈直射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把这次进攻也击退，这时，这场游戏才告结束。
经过短暂的寂静，轰轰声的曲线又上升了。
飞机飞来５次、１０次、２０次，它们俯冲得很低，有时气浪竟把它们抛上去。它们不顾高射炮的炮火，低空冲击战壕，使周围扬起喷泉般的泥土，好像在下雨。
爆破弹和碎片弹，大大小小的炸弹，炸出弹穴深３米的炸弹，刚触着地面就爆炸的炸弹（弹片低低地掠过地面，使如地上有草，也会被它割掉），——这一切在头顶上几乎轰响了３小时。但是晚上６点钟德国人又发动第３次进攻时，他们也未能跳过“死谷”。
萨布罗夫是初次看到在这么小的面积上有如此大量的死人。
早上，援兵到来之后，萨布罗夫点过自己的人数，——这个数字他记得很牢、——他有８３人。此刻，晚上７点，他只剩下３５人，其中有２／３受了轻伤。大概，他左右两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战壕都被炸毁，交通壕有几十处被直接命中的炸弹和炮弹炸断，许多掩蔽部被打坏，盖板竖立起来，一切都已结束，可是耳朵里还是不断轰轰地响。
如果将来有人请他描述一下这一天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可以用几句话来叙述：德国人射击，我们躲在战壕里，后来他们停止射击，我们就站起来朝他们射击，后来他们后退，又开始射击，我们就又躲到战壕里，等他们停止射击、发动进攻时，我们重又朝他们射击。
实际上，这就是他和同他一起的人们所做的一切。然而，他在一生中大概还从未感到过如此顽强的求生的愿望。这既不是怕死，也不是害怕原来有着全部欢乐与忧伤的生活将要淬然停止，也不是嫉妒别人会有明天，而他萨布罗夫已经不在人世的想法。
不，整整这一天他心里只有一个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到这一分钟的到来：那时候寂静到来，德国人会站起来，他自己可以站起来朝他们射击。他和他周围的人们这一天三次等待这个时机。他们不知道今后如何，但每一次他们都希望无论如何要活到这一刻。到晚上７点钟最后的一次，第三次进攻被击退，来临了短暂的寂静时，人们在一天之中除了口令和向德国人射击时大声叫喊的那些可怕的、声嘶力竭的咒骂之外，第一次说了一些话，——这些话竟是轻得出人意外。人们感到，发生了一件异常重要的大事，他们今天不仅做了将要在情报局的战报上登载的：“某部消灭希特勒匪徒达７００（或８００）人之多”那件事，他们今天一般地是战胜了德国人，证明自己比敌人更强大。
７点半，天已经黑了，安年斯基来到萨布罗夫的战壕。萨布罗夫背靠着战壕的墙坐着，懒洋洋地用餐叉在肉罐头里挖，要使自己相信，他俄了，应该吃点东西，尽管他根本不想吃。
“他们被打退了，”安年斯基说。
他的脸跟大伙一样，又黑又疲倦，——安年斯基那边今天经过的情形一定也跟这里一样。
“这里是打退了，”萨布罗夫说。“不知总的情况怎样？”
“总的也打退了，”安年斯基回答说。“有一个中尉跟我来，他是来代替您的，——将军要您马上就去。”
“那边怎么样？”萨布罗夫问。
“也打退了。”
“列米佐夫在哪里？”
“他被抬到掩蔽部里去了。”
“又受伤啦？”
“不是，”安年斯基说。”半小时前，一切刚结束，他就昏倒了。受了这样的伤站了一天一夜，可真不容易！到将军那里去吧。他搬到新的指挥所——离这儿大约３００米，就在悬崖边上。”
萨布罗夫沿交通壕走去。有两三次他只得跨过身上盖着泥土、还没有抬走的我军战士的尸体。走了４００来步，萨布罗夫看见普罗岑科站在悬崖边上。他跟大伙一样，也穿着棉袄，不过头戴不久前从对岸给他送来的有红帽箍的将军帽。离他稍远，有两个战士在挖木料做掩蔽部的盖板。
“萨布罗夫，是你？”离开l１０步普罗岑科就叫道。
“将军同志，是我。”
普罗岑科迎着他走了３步，站下来，一反平时的习惯，非常郑重地说：
“萨布罗夫同志，我代表指挥部感谢您。”
萨布罗夫立正了。
“我呈请奖给您列宁勋章，”普罗岑科说，“您应该得到它。我也希望您知道这件事。”
“非常感谢，”萨布罗夫自己也没有料到竟没有按照规章回答说，还微笑了。
普罗岑科也笑了，他拥抱了萨布罗夫，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
“你活着？”
萨布罗夫没有回答。这话该怎么回答呢？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我将来还会回忆起这一天，”普罗岑科说。“记住我的话。或许有人会记起另一天，可我们正是要记住这一天。”
萨布罗夫默默地点点头。
“你看我换了指挥所，“普罗岑科说。“这儿以前是营部，我吩咐给我扩大。他们明天主要的打击是要冲着这儿。可是我们不会退却。今天大家都感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你、我、大家都感到了。我要留在这里来坚定人们的这种感觉。你明白吗?”
“我明白，”萨布罗夫说，“只是以前您那边比较方便。”
“那边是方便些，不过我在这里也要筑得很坚固。大胆归大胆，可是师长的头顶上反正要盖４层横木。有一件会叫你伤心：波波夫牺牲了……现在你跟列米佐夫可算是认识了吧？”
“认识了。”
“他要代替波波夫当你们的团长。”
“那他们那里呢？”
“我们把安年斯基留在那里。这是第一。第二，昨天为了组织突击队，从各团抽调了人。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有的地方被挤得后退了一些。你的营也被挤了。整个师又到了一起，可是把我们挤得更靠近河岸，还放弃了５所房屋。”
“我那里也是吗？”萨布罗夫怀着还不知道最不愉快的消息的人的惊慌的感觉问道。
“是啊。这怪我不该把你的人抽调得太多，不过要是不抽调，就不能跟列米佐夫联合。总之，从前是你的指挥所的地方，现在是前沿了。那座‘Г’字形的房子被德国人占了。”
普罗岑科说话的语气平静，不过可以觉察，他似乎感到有些对不起萨布罗夫，不该抽调他营里的人，还调了他本人，现在萨布罗夫可能以为，要是他在那边，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尽管即使他在，这情形也完全可能发生的。
“总之，你到营里去，守住现有的地方，这是主要的。别难受，”普罗岑科拍拍一直不开口的萨布罗夫的肩膀，“更重要的是，全师又到了一起，这比你的房子更宝贵。哦，顺便说说，你我是老同事了，我还不知道，你原来是个守口如瓶的人。”
“为什么是守口如瓶的人？”
“当然是守口如瓶。我到你营里去过。那边什么都对我说了。”
“说了什么？”萨布罗夫问，他仍旧还是莫名其妙。
“听说，你结婚了。”
“阿，原来是这事。”萨布罗夫直到现在才明白，普罗岑科所指的是什么，此刻他头脑里根本没想到这个。“是的，是结婚了。”
“听说，还要举行婚礼。连我都不请，就举行吗？”
“我是不会举行的，”萨布罗夫说，“不过说说而已。曾经想过这么办的。”
“为什么这样不行呢？我知道这位姑娘。还给过她勋章。你营里有医士吗？”
“最近没有。我住院的时候，他被打死了。”
“我可以派她到你营里去做医士。既然按规定可以有。”
“按规定我甚至可以有一名医生，”萨布罗夫说。
“管它什么规定不规定！你休营里按规定该有800人，可是你的人呢？医士我可以给，只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我参加婚礼。还有一条。对于你，她是妻子，可是在营里，她是医士，除了救护方面的事，她和营里的工作毫无关系，无权过问。否则做妻子的有时会开始出点主意……，这在战争中是不应有的。”
“我以为也是这样，”萨布罗夫说。“如果您怀疑，就让她留在原来的地方。”
“我并不怀疑。只是这么想了，就说了。你回去吧。你的马斯连尼科夫在那里已经望眼欲穿了。”
“上校同志，究竞是什么人把我个人的事情对您讲的？”
“按编制规定有的那个人讲的。是瓦宁讲的。”普罗岑科伸手给萨布罗夫。“我想，德国人明天还要来。不过如果他们今天不成功，明天就更不行。可是你要注意——如果伏尔加再过两天不冻住，这边岸上的炮弹和迫击炮弹就要完了。节省点用。口粮也要节省。”
第二十一章
夜是漆黑的。远远的有偶然的迫击炮弹扑通扑通地落下，正因为爆炸是稀疏和出人不意，萨布罗夫有几次竟哆嗦了。他好不容易到达自己的营，碰到这个战士认出了他。
“大尉同志，您好。”
“您好。”萨布罗夫说。“领我到指挥所去。现在它在哪儿，您知道吗？”
“就在原来的地方。”
当萨布罗夫走近掩蔽部，看到战壕里彼佳的熟悉的身形时，他觉得他到家了。
“大尉同志！”彼佳高兴地说。“我们早就在等您了……”
“你们就该少等待，好好地作战就好了，”萨布罗夫竭力掩住自己的感动，责备地说。
“这是真的，”彼佳同意说。“他们攻得实在太厉害，否则也不会放弃。没有人力。将军从我们营里调走了４０个人。”
“不单是抽调我们的人。”
“所以别人也被挤得后退了，”彼佳委屈地说。“是人力办不到的……可是政委和马斯连尼科夫已经等了您好久了，等了又等。”
“他们在哪里？”
“瓦宁同志在这儿。”
“马斯连尼科夫呢？”
“马斯连尼科夫嘛，天一黑就到那所房子里去了。现在白天过不去。”
“现在这儿离德国人有多远？”
“左面很远，跟从前一样，可是离这面，”彼佳指指右面，“６０米都不到。什么都听得到。”
“损失的人多吗？”萨布罗夫问。
“死了１１人，伤３２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也被打死了。”
“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被打死了。大家在一起。一个炸弹飞落在她们的地窖里。一个弹穴——四周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萨布罗夫想起来，很久以前，现在看来仿佛是整个世纪之前，这个女人用冷淡的声音对他说：“要是有炸弹，就让它来吧——大家都完蛋，跟孩子们一起。”
现在她的话竟成了 语。
“是啊，你告诉我的事太多。要是少些就好了。”萨布罗夫掀起雨布门帘，走进掩蔽部。
瓦宁在桌边打盹。他在写政治报告，写着写着就睡着了，头趴在纸上，两手放在桌上。“政治道德行动方面的不良现象是没有的，”这是政委在睡着之前来得及写完的最后一句话。
“瓦宁，”萨布罗夫低下头来叫他。“瓦宁！”
瓦宁跳了起来。
“瓦宁，”萨布罗夫又叫了一遍。“是我。”
瓦宁久久握着他的手，瞅着他好像瞅着一个幽灵。
“我们已经替你担心死了。”
“你们这里好像没有工夫来担心。”
“你看，我们竟找到了时间。鬼知道，你身上不知有点什么东西，你不在真寂寞。好像从房间把炉子搬出去了。”
“谢谢你的比喻。”萨布罗夫笑了。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所以你不该不高兴：火炉现在是取暖最必需的设备。”
“尤其是这个设备生着火的时候。”萨布罗夫在床上坐下，扯下皮靴和包脚布，把脚伸到火跟前。
“好，”他说，“很好。你在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是吗？”
瓦宁笑起来。
“是告了状。我不是政委吗？我看你心神不定，就告了状。”
“大伙都是心神不定，战争不结束，心是定不下来的……马斯连尼科夫怎么，到前面去啦？”
“是的。”
“早上回得来吗？”
“应该能回来。要是到早上回不来，那就要到明晚回来。白天不能去，也过不来。”
“那么那边有什么人留在房子里？”
“大约有十四五个人。科纽科夫当警卫队长。波塔波夫牺牲了。”
“是吗？”
“被打死了。在紧急关头我使用职权任命科纽科夫做连长。再没有别人，我们被击退的时候，他就和连里剩下的人守在那所房子里。”
“难道二连总共只剩下１５个人？”
“不，”瓦宁说。“还有１０来个人在这里。他们从两边退下来，他却留在房子里。如果准确地说——二连有２６人。”
“其余两连呢？”
“其余两连的人稍微多些。你看吧。”
在一张小纸上写着各连现有的人数。
“是啊，损失很多。现在前沿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请看，”瓦宁取出平面图。
图上标出营的驻地。营的位置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向前凸出，在失去Г字形房屋之后，而是沿着一条被毁的街道的右边，和其他各个营在一条线上，只有在团上用虚线画出来的７号房屋，像舌头似向前伸出。
“实际上，这座房子是被包围了。”瓦宁说。“德国人白天不让过去。我们只好夜里爬过去。”
“等整条线被夺回来的时候，这将是向前推进的好据点，”萨布罗夫说。“要守住它。”
“什么时候能夺回来……”瓦守拖长声音说。“恐怕离这一天还远着呐。但愿能守住现有的地方就好了。”
“当然，”萨布罗夫同意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但愿能守住。我们既然能守住，就能夺回来。”
“你回来怎么很快活，”瓦宁说。
“是啊，很快活。放弃了一所房子，这算不得什么。我是说，这当然不好，可是不要紧。今天我们守住了河岸，不让他们进到伏尔加，这是最主要的。以后也不放他们过来了。”
“你确实相信？”瓦宁问。
“确实相信。”
“为什么确实相信？”
“该怎么对你说呢？我可以举出几个逻辑上的理由，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相信会这样。今天我们所坚持的，是以前所不能坚持的。他们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你知道，就像一个带发条的玩具。一个劲儿地上弦，上弦，后来——喀嚓一声——就拧不动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可是我们在这里为了这座房子都要愁死了，昨天今天除了痛苦发愁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瓦宁站起身来，在掩蔽部一瘸一拐地走走。
“你的腿怎么瘸啦？”
“受了伤。没关系。到结婚那天会好的——当然是到我结婚的那天，听说，你结婚的日子不远了。”
“是谁说的？”
“普罗岑科。等马斯连尼科夫一回来，我们就来办少年伴侣告别宴（新郎在结婚前夕与平日游伴举行的酒会）。不举行告别宴会，我们反正不会让你结婚的。”
“我不反对，只是彼佳的存货大概不多了。是吗？彼佳？”
“大尉同志，我总尽量想办法，”彼佳打开军用小壶，在瓦宁和萨布罗夫面前的大杯子里倒上伏特加。
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杯子举到唇边，雨布门帘就掀了起来，马斯连尼科夫，快活的、热闹的、头发蓬乱的马斯连尼科夫就在掩蔽部门口出现了。
“慢着，”他举起一只手。“你们在干什么？不带我？”
马斯连尼科夫扑向萨布罗夫，抓住他，把他举起来，拥抱他，吻他，把他推开些，看了看他，又把他拉过来，吻他——一切都是在一分钟里做的。然后扑通一下在桌旁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下，用男低音叫道：
“彼佳，给我来伏特加！”
彼佳给他斟了伏特加。
“为萨布罗夫，”马斯连尼科夫说，“祝他快些当将军。”
但是瓦宁却举杯带他那忧愁的微笑反驳说：
“可是我祝他快些做历史教员。”
“就是说：非此即彼，”萨布罗夫微笑了。“我情愿今后一辈子做洒水工人，只要这能使战争哪怕能早一天线束。当然是胜利结束。那我们就为它干杯吧？”他一饮而尽，喘了口气，又说：“至于当教员嘛，——战后我们多多少少部要当历史教员……嗳，那座房子里怎么样啦?”他对着马斯连尼科夫说。
“房子由科纽科夫管，他宣称自已是卫戌司令，还戴上旧的‘格奥尔吉’奖章，说带着它是等待营部根据总指挥的命令，授予他应用的‘红星’勋章。彼佳，你在看什么？”马斯连尼科夫叫道，“杯子都空了。”
萨布罗夫斜过眼来看了看马斯连尼科夫，不过认为他反正已经累得要倒下，总需要睡一觉，便不去阻拦他。彼佳又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
“真有趣，彼佳永远不会弄错：倒起来总是１００克，不多不少，”瓦宁说。
“一点不错，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
‘我知道一点不错。即使容器不同。你能说说你的诀窍吗？”
“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我倒的时候不是靠眼睛看，而是凭耳朵听。我把军用水壶拿在一定角度上，听着声音来数：１、２、３、４、５——行啦！!”
“好像，战后你要在药房工作，”马斯连尼科夫开玩笑说。
“决不会，中尉同志，”彼佳说。“肯定不会！”他突然热烈地重复说。“中尉同志，您认为我这么喜欢计算每一滴酒，连战后也想干这个，那您可想错了！”
“彼佳，你别是喝了酒了吧？”萨布罗夫微笑了。
“是的，大尉同志，你们为胜利干杯的时候，我也喝了一点，”伏特加破例对彼佳起了作用，因为食物的贮存快完了，他把食物节省下来留给指挥员们吃，自己一天只吃了两块黑面包干。“战后我要做供应工作，像从前干的一样。但是我盼望有这么一天，那时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在人们看来是可笑的。那时候人家认为我是大王，因为我可以弄到５麻袋土豆或是３麻袋葱头。可是战后有一天要是有人对我说：‘彼佳，结工人食堂搞牡蜊来’。我就说：‘请吧’。到午餐时就有牡蛎。”
“你吃过这种牡蛎吗？”萨布罗夫问：“可能很难吃吧？”
“没吃过。我只是举个例子，想说出你们眼下最想不到的东西。还给你们斟酒吗？”
“不啦，”萨布罗夫拒绝了，“够了。”他把头垂到手上，沉思起来，他想有多少梦想过、希望过、思索过、后悔过的人，这一年半来埋在俄罗斯的土地里，他们再也不能实现他们想过的事。他觉得，这一切可以由已经死去的人们来执行而未完成，一切考虑过而未做成的事，都将全部重担放在活着的人们和他的肩上。他思考这一切在战后将是什么情况，这一点他想象不出，就像战前他无法想象他目前的情况一样。
“你干吗发愁？”瓦宁问
萨布罗夫抬起头来。
“我没有发愁，我只是在想。”他笑起来。“为什么有人在思考，我们就以为他在发愁呢？彼佳，拿上自动枪。我和你马上就走。”
“去哪儿？”马斯连尼科夫问。
“去巡视阵地。”
“你睡一会，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早上……”
“不行，早上去巡视……我的性命更宝贵，”萨布罗夫笑了一声。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马斯连尼科夫自告奋勇。
“不，我一个人去。”萨布罗夫便把手放在马斯连尼科夫的肩上。“行啦，米沙。指挥员回队，最初半小时可以把他当客人招待，以后他又是主人了。懂吗？去唾吧。你也该打一会儿盹。”萨布罗夫一边站起来，一边向瓦宁建议。
“我已经睡过，”瓦宁微笑了。“政治工作报告总也写不完，睡着了３次。”
“你写得太枯燥，”萨布罗夫挖苦说，“枯燥得连自己写的时候都睡着了，你想，别人读它，不知要怎么打磕睡呢？”
萨布罗夫和彼佳走出掩蔽部。马斯连尼科夫在床上伸直身子，像孩子似地小声打着呼噜，转眼就睡着了。瓦宁在桌房坐下，面前放着一张没有写完的政治工作报告，沉思起来。后来他钻到床底下，施出一只破漆布箱，从里面取出一本厚厚的普通的学生练习簿。第一页上写着《日记》。
他把日记本放在今天的政治工作报告旁边，想道，也许正是应该把他在这本宝贵的簿子里记下的东西写进政治工作报告。从意想不到的方面显示人们面目的谈话、思想、感情、事件，——因为使他感兴趣而记下的一切，——也许，正是这些会使一般人都感兴趣，而他每天在“好现象”“不良现象”栏里填写的东西，——对他并没有特别兴越，也许那些读报告的人也同样不感兴趣。
这时，雨布门帘掀起，阿尼娅走进掩蔽部。
“您好，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她说。
瓦宁迎着她站起来。
“萨布罗夫大尉在哪里？”阿尼娅问。
“他到连里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