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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巴顿答复说，美国在最近的登陆中使用优势兵力，其比率大约从三对一到六对一以上。在不能获得从海岸起飞的飞机进行掩护时，就应根据后面那种较大的比例使用军队。为了攻取安达曼群岛，他要利用以航空母舰而不是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来掩护，而这些飞机的战斗力大约在四天以后就耗费殆尽了，因此，必须在这四天以内夺取安达曼机场。已经调拨给他的物资，可以使他供应前所建议的五万人作战。但是其中只有九千人能在最初的两批中登陆。因此，他并不认为他是要求过分的优势兵力以保证迅速的成功。他举出美国人在芒达登陆的经过情形为例，他们在那里的兵力优势比率更高，但进展却非常缓慢。
我依然是半信半疑。但是国防部在战后提出的评论应当在这里发表，以便将争议之点公正地介绍出来：
为了袭击安达曼群岛而进行的“海盗”战役，需要将我们的部队从最近的基地输送到一千哩外，这些部队中包括有关提供军事便利、建筑机场和跑道以及在码头上工作的各种士兵。估计一万六千人是非战斗部队，列入“战斗”部队的还有总部人员、工程人员和防空人员。敌人在这个区域中被认为占有空中优势。我们的主力部队估计超出日本人的卫戍力量，比率大约是四对一，但是这个比率，同当时一般公认的突击登陆的理想优势相比，并不算太大。不容忽视的是，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我们对日本作战一向未曾获得胜利。毫无疑问，蒙巴顿勋爵希望能够旗开得胜，仅仅从战场上的士气考虑，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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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讨论了英国在对日作战的战略中所应承当的责任，他们在开罗会议最后报告中，向罗斯福总统和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概括说来，他们建议东南亚指挥部作战的主力应当放在缅甸。在德国被击溃以后，应当派遣陆军和空军先遣队，加上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的空军的人力物力，同麦克阿瑟将军合作。英国在海上的力量，应当主要集中在太平洋而不在孟加拉湾。英国的参谋长们同我一样，对于在缅甸北部进行费力而无实效的战役不感兴趣，这个战役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筑一条通往中国的、其价值令人怀疑的公路。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蒙巴顿海军上将只有在德国崩溃的六个月以后，才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充实太平洋战场的计划，可以大大提前开始，因此，他们同意美方意见。两国参谋人员在他们的最后报告中说，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以打败日本的全面计划“作为进一步调查和准备的基础”。这个计划考虑派遣一支英国的分遣舰队，并且暂时规定这支分遣舰队在1944年6月在太平洋作战。罗斯福总统和我都草签了这项文件，但是由于还有更迫切的问题亟待处理，罗斯福总统又必须返回美国，因此对于长期计划，我们就没有机会同顾问们或者在我们二人之间进行讨论，但是我们深信，将来还有时间研究整个局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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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开罗开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恢复同土耳其领导人的会谈。12月1日，我从德黑兰致电伊诺努总统，建议他到开罗同罗斯福总统和我会晤。我们安排也让维辛斯基参加。11月初，艾登先生由莫斯科返国途中，在开罗同土耳其外交部长交换意见后，促成了这些会谈。于是土耳其人于12月4日重又到达开罗，次日晚间，我设宴招待土耳其总统。我的客人的态度极端谨慎，而以后的一些会谈更显示出他的顾问们对于德国军事力量有着怎样深刻的印象。我竭力敦促土耳其参战。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后，土耳其参战的利益已显著增加，而其冒险成分却已减少了。
12月6日，我拟好一份备忘录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详细规定如果土耳其终于参加我方作战，我们必须采取的政策和行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12月6日
“土星”作战计划开罗会议以后，土耳其政府将会声明他们的政策依然不变，并将采用一切预防措施以减少敌人的怀疑。
2．但是对土耳其机场的筹备和保护工作应该尽速进行，不得稍有迟延，而一切穿着便衣的必要军事人员和物资也应运送前去。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最多大约需要六七个星期的时间。2月1日以后，英国空军中队随时都准备飞往那里的机场，确切日期将根据敌人的动向，并与土耳其政府磋商后再行规定。这个期限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伸缩余地，在此期间还可以把更多的物资和人员尽速运去。
3．罗马可望于1月攻下，在此后的军事间歇期内，希望将三个大队的中型轰炸机置于中东空军总指挥官之下，使它驻扎在昔兰尼加，以便对敌人的机场和航运进行“削弱其力量”的轰炸，并且掩护英国战斗机大队的调入。轰炸机的战斗可以随时开始，不必考虑关于调入的任何决定。但是如果敌人按兵不动，那就最好暂勿出动轰炸机，以便掩护调入以及接着发生的事变。关于这部分空军部队究竟如何使用，以及调动的时间如何配合的种种细节，应由总司令拟定。
4．在2月15日以前，应当完成调入行动，从那时以后，应当使土耳其在防止空袭方面获得相当程度的保障。
5．英国空军中队一经在机场安顿完毕，并经过同土耳其政府磋商后，便开始在爱琴海活动，同时由昔兰尼加的中型轰炸机大队支援。在空军这种掩护之下，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海军经过必要的加强以后，可以攻击运输物资供应各岛屿的敌方船只和护航队。
6．与此同时，应该为攻陷罗得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用一个最精锐的英国师团进行袭击，另以一个较次等级的师团准备卫戍这个岛屿，以便使上述英国师团得以抽身前往意大利继续进行战斗。罗得岛能否攻陷，当然要看我们可能获得的登陆艇的情况。这一战役应在2月底以前进行，在这个日期以后所有登陆艇都要准备用于进行“铁砧”战役。
7．预计敌人会采取何种行动？为了盟国的利益，显然应当尽量推迟敌人的行动。因此，土耳其政府应尽量维持同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关系，直到最后的时刻为止，并且在继续进行准备期间以外交辞令答复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抗议。保加利亚对土耳其采取威胁态度时，俄国人将会通知保加利亚：如果它根据德国人的命令发动进攻，苏联将立即对保加利亚宣战。可以考虑是否应当通知保加利亚：如果德国或保加利亚对君士坦丁堡或士麦拿投下了一吨炸弹，我们就要对索非亚投下两吨或三吨炸弹。如果俄国军队在俄国南部继续胜利前进，如果英美军队在罗马战役中有顺利的进展，看来保加利亚是很可能不打算侵犯土耳其的，但是它也许要从希腊和南斯拉夫撤回它的九个师，集结在色雷斯，同土耳其的战线相对峙。
8．同时，在局势变化、压力日增的情况下，保加利亚也可能设法同三大同盟国单独签订和约。建议土耳其在任何阶段中都不要宣战；它应继续进行保护性的更新军备工作，静待敌人采取行动。
9．同时，在英国打通埃及到土耳其的航道，并且对于爱琴海有了制海权以后，就立即竭尽一切可能将物资和支援部队运往士麦拿。如果可能，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使进一步装备土耳其军队和供应君士坦丁堡食粮的工作尽快进行。
10．英国空军中队的“调入”工作完成以后，土耳其政府应即协助使六艘或八艘英国潜艇及其必要的军需品秘密进入黑海。由于无法供应母舰，如果可能，就应该在伊斯梅特安排基地设备。这些潜艇要足以对撤离克里米亚的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造成重大伤亡，并且协助俄国人进袭罗马尼亚的海岸，这种行动也许由于罗马尼亚人的政治态度而成为可能。
但是这样的行动应以俄国人的愿望为转移。
土耳其人回国向他们国会报告，国会同意在这期间集中英国专家来完成“土星”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工作。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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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开罗的多次会谈中，罗斯福总统从来没有提到“霸王”战役的统帅这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因此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认为我们原定的安排和协议仍然有效。但是在他离开开罗的前一天，他把他的最后决定告诉了我。我们乘着他的汽车正从开罗驶往金字塔的途中。当时他几乎很随便地说，他不能让马歇尔将军离开，因为他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之下，作为有关军事和指挥作战的首长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很有价值的，并且对于成功地进行战争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他建议任命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战役，并且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应该由他决定，但是我们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是热烈欢迎的，并且衷心地将我们的命运寄托于他的指挥。
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艾森豪威尔将回华盛顿任陆军参谋长，而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也曾听到这个消息，并且因为即将离开地中海前往华盛顿而闷闷不乐。
现在一切都决定了：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战役，马歇尔仍然留在华盛顿，一位英国指挥官调往地中海。
为霍普金斯撰写传记的人，在提到罗斯福总统经过长期拖延和踌躇而作出最后决定的全部始末时说，罗斯福是在12月5日（星期日）作出决定的，当时“不顾霍普金斯和史汀生几乎是非常激动的劝告，不顾人所共知的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的偏爱，不顾他自己业已宣布的意图”。后来舍伍德先生又引用了他在战后得到的马歇尔将军写的一份记录中的下列摘要：马歇尔说，“回忆起来，罗斯福总统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我感到你离开华盛顿以后，我夜间就不能安眠。‘”①毫无疑问，罗斯福总统认为仅仅为了指挥“霸王”战役，还不足成为马歇尔将军离开华盛顿的理由。
①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2——8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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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在别墅中设宴招待三军参谋长们、艾登先生、凯西先生，还有一两个其他人士。我记得高级军官中流行的乐观气氛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大家纷纷谈起这样的看法：希特勒将没有力量应付我们的春季攻势，也许在夏季我们发动“霸王”战役以前就崩溃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使我有动于衷，因此我请围桌而坐的人依次发表他的意见。
所有的军事负责人员都倾向于认为德国的崩溃已近在眼前了。在场的三位政治家，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当然，在这种牵涉许许多多人生命的重大问题上，总是有许多揣测的。不可预料和不能估计的事情太多了。谁能知道，隐藏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和厚颜无耻的面具后面的敌人，究竟脆弱到什么程度？他的意志力量到什么时候才会瓦解？他到什么时候才会被我们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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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一直没有时间游览当地风光，但是我不能让他在离开以前不看一看“狮身人面”古迹。一天下午，喝过茶以后，我说，“现在你一定要来。”我们立即乘汽车前去，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奇观。在暮色降临中，总统和我有好几分钟默默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它。它没有对我们说什么，脸上依然挂着那种不可思议的微笑。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12月7日，当我的伟大的朋友从金字塔边的机场起飞时，我曾前往送行。
第二十四章 在波太基古城遗址。安齐奥
我们前往突尼斯的航空旅行——身患肺炎——选定“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区的一些司令官——罗斯福总统同意我提出的任命——我的妻子由英国到达——战争的高潮——如何打破意大利战役的僵局——安齐奥战役的由来——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同意这次战役！！登陆艇的问题——我们在圣诞节的会议——国内的忧虑——我向罗斯福总统提出报告。
在这次旅行和会议期间，我感觉身体不怎么舒服，启程不久，就发起烧来了。过了几天以后，接着又患感冒和喉痛，这就使我在马耳他岛时，多半都睡在床上，而在到达德黑兰时，嗓子已经嘶哑了。但是这样的时间并不很长，因此我还是能够支持下去。等我回到开罗，这些症状都已消失。但是会议结束时，我又感觉非常疲倦。举例来说，我发现自己在洗澡以后懒得擦干身子，而是用毛巾裹着身体躺在床上，让它自动地干燥。
12月11日半夜以后不久，我和随行人员乘我们的“约克”式飞机前往突尼斯。我原来准备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当地的别墅中过夜，第二天再飞往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的总部和蒙哥马利的总部，据说意大利的天气非常恶劣，所有飞行都是断断续续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已经到达突尼斯机场上空了。信号指示我们不要在原定的这个地点降落，于是又转到大约四十哩以外的另一机场降落。我们都从机舱里出来，人们开始把行李卸下来。汽车还要过一个小时才能到来，然后还要乘车行驶很长的时间。当我坐在飞机旁边公文箱上的时候，我确实感觉精疲力尽了。但是这时，在第一个机场等候我们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打来一个电话，通知我们他们把降落地点指示错了，在第一个机场仍然可以降落。因此，我们又匆匆忙忙地登上“约克”式飞机，十分钟以后，就同他见面了，这个地方离他的别墅很近。艾克总是那么殷勤好客，他沉着而愉快地在那里等了我们两个小时。我登上他的汽车，车行片刻以后，我就说，“我担心我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要比原来计划长久一些。我的精神和体力都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在我恢复一点体力以前，我不能继续到前线去了。”
那一整天我都躺在床上，第二天就发烧了，据诊断，肺叶下端有肺炎的症状。这样一来，正在这一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我却在古代迦太基的废墟中间卧床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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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照片表明我的一个肺叶上有阴影，我发现莫兰勋爵事前的诊断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地中海战场的贝德福德医生和其他高级医务负责人员以及优秀的护士都好像变魔术似的从四面八方到来。我在患病的初期，就使用了M和B这种特效药，而使用的时候，并无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发烧一星期以后，就退了烧。虽然莫兰勋爵曾有记录，据他判断，病症一度难以确定，但我没有同意他的看法。我这次患病，并不像2月间那样厉害。M和B有效地发挥了它们的医疗作用。M和B是两种药物，我也用它来称呼莫兰和贝德福德。①毫无疑问，今天肺炎这种疾病，与这种神效的药物发现以前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从来没有放弃我指挥国事的责任，对于应由我作出的决定，也丝毫未曾延误。
①莫兰（Moran）和贝德福德（Bedford）二人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分别是M和B，作者在这里一语双关。——译者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12月13日
我在这个古城的遗址忽然病了，有点发烧，在恢复正常以前，必须留在这里。今后的行踪尚无法肯定。
必须使安哥拉对下列两点不会产生任何错觉：即如果不能满足我们在2月15日提出的要求，事实上就等于我们的联盟宣告结束；他们如果对我们提出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也就等于变相的拒绝。
请要求参谋长委员会就德国人是否能集中足够的力量分兵侵犯土耳其一事，提出报告。我相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2月15日
我在你曾逗留过的迦太基古城的遗址，因患感冒而耽搁下来了，现在病已转为肺炎。你方所有人士都尽了一切力量，但是就我来说，还谈不上过得很舒服。我希望不久就能将有关新的司令官人选的建议送给你。祝你旅途愉快，身体健康。
请代向哈里①致意。
①指哈里·霍普金斯。——译者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2月17日
听说你身患肺炎，令人焦急，哈里和我都望你保重身体，早日痊愈。我刚离开“依阿华”号军舰，正沿着波托马克河向上游航行。圣经说，你必须遵守莫兰的命令，但是目前我还不能指出圣经中的有关章节。……目前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急要的事了，因此你得听萨拉的话，请代我向她致意。望安心养病。
作为对战时内阁负责的英国国防大臣，我有责任提请任命英国在地中海战场的最高统帅。我们把这个职位委任给威尔逊将军，同时决定要亚历山大将军指挥意大利的全部战役，就像他曾经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进行指挥一样。我们又决定美军的德弗斯将军在地中海战场担任威尔逊将军的副手，而以空军上将特德任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战役的副手，同时，在将来的最高统帅把总部移往法国直接担任指挥作战事务以前，由蒙哥马利元帅实际指挥横渡海峡的进攻部队。这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罗斯福总统和我都完全同意，并经内阁批准，而有关各方面也以合作和友谊的精神进行工作。
我要补充一点：在1944年12月，亚历山大将军继威尔逊将军担任地中海最高统帅时，我本人曾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提议，委任美国马克·克拉克将军在他的麾下指挥在意大利的全部军队，其中约有四分之三是英国、帝国或由英国统率的部队。他卓越而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有关各项布置的电文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12月18日
接获来电，甚为感谢。我对莫兰是唯命是从，因此健康情况进展甚速，但仍需在此再停留一星期。
2．自我们上次对于重新改编统帅机构一事交换意见后，我对这一问题曾再三考虑，并同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和特德进行了讨论。我也同国内同僚们进行了磋商，今天又趁帝国总参谋长视察意大利后，路过此地回国的机会，同他长谈了一次。经过一再磋商以后，我终于能向你提出下列建议。这些建议，如果你能同意，我深信是能被大家接受的。
3．我总认为亚历山大应当接替艾森豪威尔，但是帝国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提出的理由，使我相信亚历山大或蒙哥马利如果担任最高统帅，则不可能同时指挥攻陷罗马后在意大利进行的战役。亚历山大本人确也看到这点。
4．因此，我建议威尔逊将军接替艾森豪威尔为最高统帅。
在他下面将有：（1）一名美国将军，指挥阿尔及尔战役。据说你将德弗斯将军调离现职，还是很方便的。（2）驻意大利各集团军总司令亚历山大。（3）“铁砧”作战计划的负责将军克拉克。据了解，这是你和马歇尔将军所属意的人物。倘若属实，我们同意。（4）一名英国陆军少将，负责处理有关援助南斯拉夫的措施、铁托以及希腊人等问题。（5）中东总司令佩吉特，负责地中海战区作战事宜，并主持土耳其战役（目前在指挥英国本土部队）。
5．空军总司令应由你指派一名美国人担任。阿诺德路过此地时，曾提到布里尔顿和埃克。这两个人我们都同意，但是如果选择埃克，他就不能顾到有关轰炸和筹备“霸王”作战计划的任务了。肖尔托·道格拉斯将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地中海战区皇家空军总司令。
6．最高统帅的政治顾问将包括下列三方面人士：（1）墨菲先生和麦克米伦先生，他们彼此合作；（2）有关法国方面事务，有达夫·库珀及威尔逊；（3）在中东战区方面，则有国务大臣或其继任者。
7．比德尔·史密斯将在数周以后随同艾森豪威尔出任驻英部队的参谋长，遗缺由另一英国参谋长接任。我们让你决定是否愿意任命一名最高副统帅，当然也由美方人士担任。
8．你会了解到，我经过极其慎重的考虑才任命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我感到满意的是，他具备一切条件和必要的精力来进行指派给他的重大的配合作战任务。帝国总谋长的意见也是如此。我在开罗对你提起这一意见时，似乎你也感到满意。
9．关于“霸王”战场，我向你建议任命特德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最高统帅，因为在这一战役中，空军将起很大作用，而艾森豪威尔对此也非常同意。战时内阁有意让蒙哥马利指挥第一批远征部队。我认为内阁的意见正确，因为蒙哥马利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英雄，这样做会增加英国人民的信心，美国人民必然也有同感。
10．对于这些问题，至少对于某些关键问题，我诚恳希望能迅速得到你的答复，因为我们希望“霸王”作战计划的司令官早日就职，我将设法使威尔逊尽早地接替艾森豪威尔，甚至提前到任，以便处理许多因调职而引起的细节问题。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3年12月20日
我同意在1月1日公布选任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战役，特德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最高统帅，威尔逊接替艾森豪威尔为地中海最高统帅（俟艾森豪威尔报告意大利情况许可时再进行这项变动），埃克指挥地中海战区联合空军。
2．拟暂缓宣布次要指挥人员的变动，直至明年1月以后，因为我希望能有机会同马歇尔讨论这一问题。他数日以内即将到达华盛顿。
3．我很高兴你的病确已大为好转，希望能在马拉喀什同你会晤。但愿你已经向人索取你的画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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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过得很不舒服。时而发烧，时而退烧。我用考虑战争计划来消磨时间，好像将病已忘怀了。医生们设法不让我在病榻上工作，但是我不理睬。他们都说，“不要工作，不必着急。”喋喋不休，因此我决定看一本小说。我早就看过简·奥斯汀①的《理智与情操》，现在我想读读《傲慢与偏见》。萨拉在我的脚头榻旁，朗诵得优美极了。我总认为本书比上述它的姊妹篇写得更为出色。书中那些人物过的生活是多么宁静啊！他们不用担心什么法国革命，什么拿破仑战争中的激烈斗争。他们感兴趣的只在于尽量克制自然感情的那种风度，以及对于不幸遭遇所作的那种高雅的安慰。所有这一切同M和B配合起来，似乎是相得益彰。
①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著名女小说家。——译者
有一天早晨，萨拉没有到我病榻旁边来。我正想在这禁止工作的时间内，叫人把我的电报盒拿来，忽然她同她的母亲走进房间来了。我没有想到我的妻子会从英国飞到这里来看我。她匆匆忙忙地赶到飞机场，要乘坐两引擎的“达科他”式飞机。天气不好，但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很谨慎的。他先赶到机场，阻止她启程，直到调来一架四引擎的飞机才让她出发（我一向认为在渡海的长途飞行时最好是用四引擎的飞机）。她在仲冬季节，乘坐一架没有暖气设备的飞机，经过一段非常颠簸的飞行，现在到了这里。乔克·科尔维尔护送她，他来了以后就充实了我目前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很多事务是通过他们处理的），这是值得欢迎的。罗斯福总统来电说，“请向克莱米致意。她能够同你在一起作为你的上级长官，我也就很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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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病榻上想到，我们正处在战争的高潮中。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事件和义务。我们国家的海外主力都在意大利，难道就必须放弃我们在那里所能进行的一切么？我们曾在那里捕得了我们所要的各种鱼类，难道现在就让它成为一潭死水么？根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英国的、英国控制的和盟国的一百多万大军所进行的意大利战役，对于横渡海峡的主要战役来说，是一个断然不可缺少的相辅相成的部分。在这里，美国人的那种条理分明、合乎逻辑、规模庞大和大量生产式的思想方法，是很了不起的。在生活中，人们首先要学到“把力量集中在主要方面”。这无疑是摆脱混乱与愚昧的第一步，但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战争的第二阶段，就是要把一切都配合起来，使各种不同的战争努力都能协调一致，同时又使一点一滴的战争力量随时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一切思想和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个渡海的重要战役。我确信，1944年上半年在意大利进行的猛烈战役，对上述重要战役将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使参谋人员一致认为意大利战役是“必要的”或“重要的”项目（容我使用这些陈词滥调）都要费尽口舌才能得到，似乎我们主要目标的成败就取决于这个项目一样。连一二十艘装载车辆的登陆艇，都要力争以后才能获得，就好像主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登陆艇一样。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极其简单的。我们所有的船只，都将用于把美国可能提供的一切军火和兵力运到英国来。因此，我们自然是不能经海道从意大利战场调走大批部队，他们还要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哩。他们或是轻易攻下意大利，并且迅速攻入德国内线；或是牵制大批德国部队，使他们无法到我们横渡海峡后将进攻的那个战场。那个战场，我们将在5月底或6月初，视月色与潮水的情况决定发动进攻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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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由于德国人在东海岸至西海岸之间的八十哩长的前线上进行顽强抵抗而陷于胶着的状态，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早就想发动两栖的侧翼进攻。他曾计划以一师兵力在特韦雷河南面登陆，向罗马突进，同时以主力部队的进攻与之配合。鉴于主力军受到阻击，而距离登陆地点又太远，大家认为需要比一个师更多的兵力。当然我是赞同美国人所谓“侧击”（endrun）、我自己称之为“包抄”（“cat-claw”）的。我从来没有把拥有制海权的国家所能实行的这种策略，成功地运用在我们历次的沙漠进军中，但是巴顿将军在西西里沿着这个岛屿的北岸前进时，曾两度使用海上包抄的主动权而获得极大的效果。在迦太基和马拉喀什时，我离火线很近，因而能召集所有重要司令长官开会。
军事人员中也有很多人支持这种方案。艾森豪威尔已经在原则上同意这样作，但是由于他新近奉命指挥“霸王”战役，而有了不同的权衡重轻的准则和新的看法。担任副最高统帅并指挥意大利军队的亚历山大，认为这一战役是正确而必要的；比德尔·史密斯在各方面都非常热情，并且乐于协助。掌握海军一切实力的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空军上将特德也都抱着同样的态度，因此，我有一批实力雄厚的有关地中海问题的专家。此外，我相信英国参谋长们也会赞同这个计划，获得他们赞同后也就能获得战时内阁的核准。当一个人不能用发号施令推动工作时，就得准备进行艰巨而长期的努力呵。
5月间的“霸王”战役是绝对不能轻易变动的。仅仅在一个月以前，我们曾在德黑兰提出过保证。凡是阻碍我们履行最高义务的一切问题都不应给予考虑。在这方面，陆军、空军与海军的力量，都不会成为障碍。一切关键在于坦克登陆艇。这里也包括“车辆登陆艇”，因为将坦克送上陆地，只是它们不可或缺的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我和英国政府及华盛顿之间，用密码往返交换了长篇函电。研究军事问题的人将来可能会有兴趣去阅读这种紧张而扼要的辩论的细节，此处仅将其中梗概加以发表。为了进行“霸王”作战计划，坦克登陆艇必须在指定日期以前到达英国。这些日期都经过极其精确的推算。当然在军事计划的各个阶段，也都留有应付意外事故的伸缩余地，但这种伸缩余地如果不从上而下地加以控制，则几乎所有战役都不能进行了。如果在各个阶段中，人人都要求伸缩余地，则其总和也就常常变成“凡事不办”了。
12月19日，我开始工作。这一天，帝国总参谋长从蒙哥马利在意大利的总部回国，路过迦太基时特地来看我。我们原准备同行，但是我因病未能离此。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发现布鲁克将军的思路虽与我不同，但所获得的结论却同我完全一致。我们对于政策取得一致意见，并且决定我同各司令长官就地进行研究，而他则竭力克服国内的一切困难。布鲁克于是乘飞机前去伦敦。我发出电报说：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1943年12月19日
我焦急地等待有关目前驻在地中海的所有各种类型的登陆艇的全部清单，这份清单需要说明它们的目前状况和用途，特别要说明据传大批登陆艇是专门用于供应工作而不能执行两栖任务一节是否属实。毫无疑问，意大利前线的全部战役都陷于胶着状态，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耻笑。帝国总参谋长到此访问，证实了我预见中的最坏的情况。在亚得里亚海岸方面，完全忽视了进行两栖战役，而在西线，也没有给敌人以同样的打击，这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地中海战区的登陆艇，三个月来根本就没有利用（进行突击），既没有回国准备“霸王”战役，也没有准备参加进攻爱琴海中的岛屿，同时也没有参加意大利战役。这样值得宝贵的部队竟被完全闲置不用，即使在这次战役中也很少这种实例。
三军参谋长们显然也根据同样思路来考虑问题，因此在听取了布鲁克将军的报告以后，于22日作出答复：
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应当让目前的停滞状态继续下去。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必须设法加紧进行工作。正如你所指出的，解决办法显然在于我们利用两栖作战的力量以打击敌人的侧翼，为迅速向罗马进军开辟道路。
在1月15日为准备“霸王”战役撤回一些登陆艇以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手中仍拥有足够运送一师多兵力的两栖登陆的运输能力，他并已拟定计划要在罗马正南敌后登陆。这一计划的缺点是，在第五集团军到达可以支援登陆部队的距离内之前，不能使用上述一师多的兵力对海岸进行袭击。但是，登陆的运输能力如果可以增加的话，那么无须等待主力军到达可以支援的距离以内，便可以使一支更强大的部队登陆。此外，这样的登陆对于整个战役的进行，将有更为深远的影响，更有可能为迅速进军开辟道路。我们认为目标应当是，最少要替两师人准备能够登陆的运输工具。
我们已电请地中海总司令提供你所需要的关于登陆艇的情报。我们极其希望在这方面可能进行某些节约，但是要使艾森豪威尔将军能有输送两师人的登陆运输工具，那就必须另行设法。
可能供应的来源之一是，正由东南亚回到地中海的登陆艇。……少数登陆艇仍然留在东南亚。
他们解释要实行这一计划，势必要放弃夺取罗得岛和夺取缅甸若干海岸上一个小型的两栖战役。他们最后说：
如果你同意我们上述那些想法，我们建议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便根据这些意见立即采取行动。
※ ※ ※
这就引起我们对于自己的一切资源进行严格的调查。有些登陆艇原是为进攻安达曼群岛使用的，现在因为这一作战计划取消，于是经印度洋正返回地中海。有些即将回国参加“霸王”战役。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我们曾同伊诺努总统谈到对罗得岛的进攻，我是不愿意放弃这次进攻的。我们一定要对土耳其人作出更大的努力，同时要大力地加速进行这次战役，以及在战役后调回登陆艇，以准备“铁砧”作战计划（袭击法国南部的战役）。然而，到了12月23日，我已准备听任土耳其采取中立态度。我从迦太基答复说：
你们会看到，当你们正在考虑对意大利战场作出决定时，艾克却在期待着“铁砧”作战计划，这一战役现在已占据他的主要注意力了。我已认识到，如果土耳其人不能参战，我们也许非放弃爱琴海政策不可，尤其是因为这项政策需要很大的代价，而且执行起来又费时间，但是我却希望在充分研究全面局势以后，再作出这种决定。我准备今天会见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正在这里看我。以后我还将邀请“琼博”［即威尔逊将军］在返国途中前来此地看我。我打算在此后三四天内将所有问题都摊出来讨论。如果土耳其迟疑不决，而罗得岛也无法打开，我们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罗马两栖战役，并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特别是在阿戈斯托利和科孚岛两地，进行一些扫荡活动。我们绝不能为了里维埃拉战役而放弃进攻罗马。我们必须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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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与亚历山大已进行了长谈。他对人们议论他不太关心安齐奥登陆战，表示异议。他要求登陆两师部队，问题是如何得到登陆的运输工具。比德尔·史密斯这时也到了这里，他认为如果把空降部队也计算在内，他就差不多可以凑齐登陆的两师兵力。如果能获得这种运输工具，而且在明后天就作出决定，亚历山大就可以在1月的最后一周发动进攻。问题在于如何获得登陆艇。我问比德尔·史密斯，为什么不把有关“霸王”战役的登陆艇等问题延迟到2月15日以后再解决，他答复说，他不愿再请求第三次延期。但我倒没有这种顾虑。
在地中海，共有一百零四艘坦克登陆艇，但其中大多数将调遣回国参加“霸王”作战计划。到了1月中旬，我们就只有三十六艘，大约到那时候，另外还有十五艘将从印度洋调来。据说如果运载两师部队，就需要登陆艇八十八艘。4月份以前，再也没有登陆艇可以调来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大部分的地中海登陆艇再留用三星期。我们很有希望做到这点而又不会影响“霸王”作战计划或在里维埃拉的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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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三军参谋长送来一份详尽的报告，说明他们的意见，并附有草稿一份，建议送交他们的美国同僚。他们赞成这一计划，但是担心我们绝对不能获得美方同意。
他们的结论是：
我们要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1）对于进攻安达曼群岛所余下的船只和舰艇，应下令调回地中海。（2）凡能按时到达地中海中部的一切登陆艇，应由地中海地区盟国最高统帅用来发动一次拥有两师兵力的两栖战役，其目的在于夺取罗马，并使部队能向比萨-里米尼一线前进。有关上述各点的指示应立即发出。以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将这些登陆艇调回来支援对法国南部的进攻。（3）在目前基础上，继续与土耳其谈判，但放弃爱琴海的两栖战役。（4）将上述决定通知蒙巴顿海军上将，并指令他根据现有登陆艇拟定在该战区中进行战役的最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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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紧张时期，在我身边只有国防部的霍利斯将军，然而，他却表现出充沛的精力。我也得到英国皇家海军中的鲍尔舰长的很大帮助，他是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副参谋长（掌管计划工作）。他把许多阻碍我们作出决定的争论都一一解决了。他所拟的那份出色的报告，曾经获得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完全同意，其中这样说：
目前驻在地中海的坦克登陆艇，都受过充分的训练。它们至少都参加过两次突击性的战役，并且曾经担任过许多额外任务，例如往来运输，在海岸、船坞或码头上进行装卸工作。这些舰艇都配备了适当的人员，他们对于以密集的队形航行或演习，都是训练有素的。在进行“霸王”作战计划以前，他们除了对于潮汐问题以及在涨潮时在海滩装卸的技术问题尚不熟练外，不再需要任何海军训练了。但是，他们都是出色的海员，因此，如果他们要掌握新问题，只需要给予短期的教育和训练就行了。……我们在地中海上的经验证明，直到实际进行战役的前十一天才需要把登陆艇和有关的部队配合起来——初步装载需要三天，演习六天，再行装载两天。
……
我估计额外留出七天来作为潮汐训练，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舰艇来说，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全部训练的时间大约为三星期。……他们在进行“霸王”战役以前能有充分的时间，只是不能全部立即重新装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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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同聚集在一起的司令官们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结果在24日半夜以后，向国内发出下列建议：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12月25日（于午夜十二时半）
今晚曾同威尔逊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和特德空军元帅以及他们的部下，谈到安齐奥问题。
我们一致认为，进行这一战役所采取的规模，一定要保证胜利，就是说，至少有两个师参加袭击。发动袭击的日期大约在1月20日。我们设想罗得岛不致发生战斗。我们深信，现在唯一的正确办法，就是原定在1月间和2月1日离开地中海的一切英国坦克登陆艇（共计五十六艘），暂缓调走，延期不超过一个月。从孟加拉湾调来的十五艘登陆艇已经来不及参加安齐奥战役了，但是以后不久仍有机会在“霸王”战役中一显身手。……
我希望三军参谋长们尽早研究鲍尔舰长在我的要求下所拟定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节约时间的办法，这个办法在准备登陆艇从事“霸王”战役方面，是可以实行的。今晚参加会谈的人们都认为鲍尔写的报告表明他对形势有深切的了解，他的建议应该是能够付诸实施的。……
…………
三军参谋长们在开始时，对这一点还不信服。他们提到了各种细微末节，而细微末节是有决定意义的。他们还“热诚地希望”我会同意他们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的说明局势的文稿。我认为我们自己首先必须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1943年12月26日
我曾同海军上将和盖尔将军以及他们的部下，极其仔细地研究了种种实际情况。除非将所有的五十六艘登陆艇再留用三星期——即到2月5日止，否则要使用两师兵力来发动安齐奥战役，那是毫无希望的。这些登陆艇已经在地中海受过关于突击登陆的许多训练。请让我了解留用三星期和留用一个月的利弊何在，并使我确切地了解调回的舰艇每天的用途。……并且希望你们能够安排好船坞，以便每月改装二十五艘登陆艇。
安齐奥战役能否旗开得胜，完全要看最初登陆的实力。如果登陆的是两个足额师，再加上伞兵部队，那就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们能切断面对第五集团军的全部敌军的交通线。因此，敌军必须从第五集团军的前线撤走，以便消灭登陆部队，否则就必须立即败退。没有两师部队，是不能获得成功的。由于天气变化莫测，因此，就有必要使登陆部队至少要携带四天的给养。我们不打算使这些师团在海滩上维持很久，而是要使战争在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以内达到顶点。……
你们致电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毫无用处的，除非我们对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三个星期调回。意大利战役的胜败全系于此。
三军参谋长们在他们12月27日的答复中，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他们所以感到焦虑的许多理由，并且补充说，“我们觉得不应当向你隐瞒这一点：如果把我们看到的真实情况坦率地告诉美国三军参谋长们，我们就会在他们那里遇到不少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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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的整个早晨，我们在迦太基的会议继续举行下去。
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比德尔·史密斯、威尔逊将军、特德、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和其他高级将领都出席了。唯一没有参加会议的是第五集团军的马克·克拉克将军。这是我引为遗憾的一个疏忽，因为最后负责进行战役的，还是他的集团军，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应当掌握这种背景。我们一致认为，没有两师人登陆是不够的。这时，我是考虑由第八集团军的两个英国师进行突击，该集团军的蒙哥马利即将由利斯将军接替。我认为两栖作战对于登陆部队可能造成伤亡，我宁愿由英国部队去承担这种风险，因为我是对英国负责的。此外，在这种情况下，突击力量将成为清一色，而不是英美各占一半了。
一切都以登陆艇为转移，好几个星期以来，它一直使我们的全部战略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一方面由于对“霸王”作战计划规定了一个严格的日期，而另一方面又由于不满一百艘的这类小型舰艇需要调遣、修理和重新装配，因此，所有的计划就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来往的电文表明我们如何摆脱了这一困境，尽管我们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因为我集中全力为原则而斗争，所以没有成功地获得（实际上还不敢要求）“包抄”所需要的足够的实力。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登陆艇，可以按照计划来进行战役，而且按照我的看法，如果将军事机构漫无节制的要求削减一些，我们就能够在不影响其他义务或诺言的情况下，在特韦雷河南面，使更大数量的兵力一举登陆，并且还可以有充分的机动性。但是，这个问题当时是按照军队的常规要求，以及按期关于腾出登陆艇来参加“霸王”战役等条件来解决的，尽管我们当然已考虑过它们在比斯开湾冬季气候条件下回国的问题，以及重新装配这些舰艇最多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如果我曾经要求得到一次运送三师兵力的运输工具，我必然会一无所获。人们总想使自己能到手的东西得到满足，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真是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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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艘登陆艇延期三星期返回英国——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无情的事实。而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5月。读者在下列电文中，将看到6月6日这一日期的初次出现。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1943年12月26日
我是完全根据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这一基础进行工作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一点可以做到，而且问题也可以解决，但是，我也可以非常秘密地告诉你们，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人，对于他们听到的有关“霸王”的现行计划，表示非常不满，而且据我了解，他们要求的第一批渡海进攻的兵力要多得多。我认为，他们研究了这一计划后，很可能会建议延期。我们谈妥的日期是“在5月间”，但是，如果负责的将领要求在6月6日前后的6月的月光下发动战役，并且能够说明那时的机会要好得多，那么我就不知道对于这样延期一星期，是否可以让步。空军的预备性轰炸，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间开始。
因此，应当注意不要牺牲我们在意大利的重大任务，来迁就无论如何可能由于其他更大的理由而必须延迟的日期。
艾森豪威尔甚至说，在他一旦获得了实际的指挥权并且可以主管这一问题时，立即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适当延期。
我本人丝毫没有赞助这种做法，因为我是根据德黑兰［协议］的精神为这个问题进行斗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不过此事只限于你们自己以及在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中工作的三位大臣，艾德礼先生、艾登先生和利特尔顿先生知道。
在迦太基举行的这次有决定意义的圣诞节会议结束时，我向罗斯福总统发去下列电报，同时，又向国内发出同样的电报。我很慎重地、坦率地介绍了基本事实。
1943年12月25日
我今天曾同艾森豪威尔和他所有的高级将领举行了会议。报告如下：
亚历山大将军拟于1月20日左右在安齐奥举行登陆，如果他能有运输工具运送两师人登陆的话。这次登陆将决定罗马战役，可能达到歼灭很大一部分敌军的目的。如果使用不到两师的兵力进行突击，将导致一场灾难，因为我们已经考虑了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到那一天可能到达的阵地。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八十八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获得这些登陆艇，惟一办法是将定于1月15日以后驶离地中海的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遣返，并从2月5日起，再用护航队将它们护送回国。登陆艇如果少于这个数量，绝不够用。从印度调来的十五艘坦克登陆艇不能按时到达，尽管它们在补充受伤的舰艇和组织“铁砧”作战计划这两方面，都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使用这种种权宜办法以后，相信所损失的三个星期还是可以挽回的，而目前为“霸王”作战计划规定的兵力也可以维持不变。
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么久的时期内，把这五十六艘登陆艇留在地中海，而现在到了它们能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的这一星期，却要把它们调走，看来是不合理的。如果让意大利战役再继续三个月停滞不前，而且情况愈来愈糟，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呢？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前进，而另一方面却留下一个仅仅完成了一半的巨大任务。因此参加会议的人们都认为，应当尽一切努力，在1月20日前后，以两师兵力发动安齐奥战役，并且已对亚历山大将军发出指令，要他按此计划进行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等着1944年的地中海战役的彻底失败了。因此，我恳切地希望你能同意让这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回国，并训令所有的负责人员注意绝不能因此而影响5月间的“霸王”作战计划。
我遗憾地认识到，为了照顾这些更大的利益起见，关于罗得岛和爱琴海的政策必须暂缓实行，而且很可能，为了集结三师兵力在法国南部登陆，势必要把“猎野猪”计划［即对缅甸西部的若干海岸的袭击］修改为“不猎野猪”计划。这使我很痛心，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意大利战局就会陷于停顿，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祸患，而这是我不愿面临的一种局面。
就是在这个一切问题都悬而未决的时刻，我忧心忡忡地从迦太基飞往马拉喀什。
第二十五章 在马拉喀什。疗养时期
乘飞机前往马拉喀什——可喜的消息：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的来电——开始“霸王”战役的日期：5月5日与6月3日的比较——美国伞兵团——蒙哥马利来访——新年同罗斯福总统通信——1月7日及8日在马拉喀什开会讨论远征安齐奥事宜——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位将军倾向于6月3日月圆期间发动“霸王”战役——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再谈波兰问题——贝奈斯总统来访——对贝奈斯的赞扬——同戴高乐将军的友好接触——俄国要求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只——一个妥协方案——在安齐奥战役开始之前归国。
莫兰勋爵认为，我在圣诞节后就可以离开迦太基，但是坚持我必须到一个地方去疗养三个星期。一年以前，罗斯福总统和我在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后，曾在马拉喀什的一座可爱的别墅里住过，现在除了这座别墅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呢？前几天，各项计划都安排就绪了。我到马拉喀什时，将在美国军部作客。人们还认为，我在迦太基逗留过久，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小型舰艇在别墅前面的海湾中不断地巡逻，以防潜艇突然前来进行奇袭。同时敌人也可能进行远程的空袭。我个人的安全由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个营负责保卫。
由于我病得非常厉害，或者过分忙碌，因此这些事情，就没有和我研究；但是，我认为可爱的马拉喀什是一个休养胜地，在这里，我能够恢复体力。特德非常周密地安排了这次飞行。
医生们不让我在六千呎以上的高空飞行，因此他就根据这点来安排我们越过阿特拉斯山脉的航线。12月27日清晨，我第一次重新穿上军服时很高兴。我正要走出大门时，一封电报送到我手里来了。它报告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消息：“沙恩霍斯特”号已被击沉。①我便暂停出发，口授致斯大林的下列电报：
①参阅本卷第244——245页。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12月27日
驶往俄国的北极运输船队给我们带来了幸运。昨天，敌人企图用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进行截击，但是，舰队总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指挥“约克公爵”号（三万五千吨的战列舰）切断了它的退路，经过一场战斗，将它击沉了。
2．病情较前大有进步，拟赴南方疗养。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一封非常热情的复电，最后说，“我和你紧紧地握手。”
在别墅外面，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队非常神气的卫兵正在站岗。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场病已经使我的体力衰弱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从卫队旁边走过去登上汽车感到很困难。根据天气预报，这天的天气晴朗，所以就决定在六千呎的高空飞行。但是，当我们向前飞去，突尼斯的高原开始在我们周围浮现时，我看见许多大片的羊毛似的云朵向我们聚拢过来，不久云朵稍呈黑色，而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常常在云雾中而很少在阳光下飞行了。我一向非常厌恶所谓“实心的云层”！！也就是说，云层内隐藏着高山；为了保持不超过六千呎的高度，而沿着一条复杂的航线飞过我们前面的各个山谷，在我看来，对于同乘这架飞机的其他乘客是一个不公道的做法。因此我把驾驶员唤来，嘱咐他如果在一百哩的航程以内遇到山峰时，飞行高度至少要比其中最高的山峰超过两千呎。莫兰勋爵表示同意。一个熟练的管理人员把特别为这次旅行准备的氧气也拿来了。①于是我们就向上面晴朗的天空飞去。我一路上都感到非常舒适，四时左右，我们在马拉喀什机场安全降落。另一架飞机由于严格遵照指示，非常艰难而危险地飞过各个峡谷和山口，而在穿过许多峡谷和山口时，刹那间瞥见了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在这样低的高度，天气却很恶劣。这架飞机在我们到达后一小时才安全着陆。它的一扇门已被风刮走，几乎每个乘客都病得很厉害。我很遗憾，他们因为我的关系，竟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和危险。他们本来可以在一万二千呎，或一万一千呎高空，在晴朗的蓝天下，自始至终非常舒适地飞行。
①驻在北非的英国皇家空军首席医官凯利空军准将，为了这个目的，坚持随机同行，他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我的新居非常舒适，甚至可以说，非常富丽堂皇，有关人员又都非常和蔼，这一切都是好极了，但是，在我的心中，却特别惦念着一件事——就是罗斯福总统将如何答复我的电报。在有关地中海的一切计划方面，我遇到的都是呆板僵硬的抵制，根本不顾时机的配合和事情的轻重缓急，因此一想到这些，我便以一种极端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我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意大利海岸进行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以及可能把横渡海峡的进攻日期从5月1日起推迟三个星期——如果考虑到月亮的盈亏状态，也许要推迟四个星期。我已经获得在现场指挥的司令官的同意。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原则上一向都是同意的，而且，现在对于一切细节也感到满意了。
而美国人对于“霸王”作战计划需要延期四个星期的问题，会有什么说法呢？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感到精疲力尽时，他往往是会享受睡眠的幸福的。
※ ※ ※
第二天，我接到下列电报时，感到很高兴，但我承认，在我的愉快的心情中也掺杂着惊讶：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3年12月28日
同意将原定用于“霸王”战役的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遣返，以便在1月20日发动安齐奥战役，但“霸王”作战计划仍然应当是首要的战役，并将按照前在开罗及德黑兰商定的日期进行。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权宜手段，来消除对“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了这个目的，原来准备参加“霸王”战役的其他十二艘坦克登陆艇应按照现行规定出发，而预定在1月14日由安达曼群岛到达地中海的十五艘坦克登陆艇，应直接驶往联合王国。同意暂时放弃罗得岛和爱琴海计划，而且在进行“铁砧”战役［里维埃拉］以前不再考虑发动罗得岛战役。鉴于苏英美三国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在没有获得斯大林同意以前，我不赞同将兵力和装备用于其他地区，以免延迟或阻碍“霸王”战役或“铁砧”战役的胜利。
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12月28日
对于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我要感谢上帝，它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同心协力地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
据我从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了解，如果登陆艇按照已经商定的数目，从安齐奥计划中抽调的话，海军部可以遵守这些条件。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今天将把全部情况电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此期间，我们这里的口号是“全速前进”。
我在一万三千呎的高空旅行，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昨天已到达我们的别墅。由于美国方面无微不至的殷勤款待，我真是非常舒适。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刚从伦敦飞来。我打算继续呆下去，享受一下这里的阳光，等到我非常健康时再走。
参谋长们，尤其是海军部，在国内确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实现“包抄”，我急忙地向他们道贺。亚历山大将军曾要求八十八艘登陆艇；他们答允给他八十七艘。罗斯福总统的来电令人感到惊奇。我深信这不仅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善意，而且也是由于马歇尔的沉着，艾森豪威尔对他即将离开的事业所表示的忠诚，以及比德尔·史密斯的积极的、善于权衡轻重和根据事实出发的外交手腕。
同一天，亚历山大将他的计划送给了我们。他同马克·克拉克将军和军需长布赖思·罗伯逊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总参谋长的儿子）磋商以后，决定使用一个美国师和一个英国师。装甲部队、伞兵和突击队，都各占一半，而整个部队将由一个美国军长指挥。这次进攻大约在1月20日进行。在进攻的十天以前，他将对卡西诺展开一次大规模攻势，以便牵制德国的援军，然后主力军的先遣部队将跟踪前进。我感到很满意。直到现在为止，事态的发展都很顺利。
但是，我还有一点另外的伸缩余地哩。我发电给三军参谋长：
我正在以德黑兰会议决定为依据，在这个问题［即“霸王”战役的日期问题］上进行斗争。按照这个决定，我们假定的日期是5月20日而不是5月5日，而5月5日却完全是一个新日期。只要日期确定在5月31日以前的任何一天，我们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就算是履行了。在我看来，根据我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听说的情形，6月3日的月光情况与5月5日一样，这个日期是完全可行的；尤其是如果我们现在所内定的指挥这个战役的司令官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日期更是完全可行的。现在没有必要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改变计划的伸缩余地的。
请让我了解，5月5日同6月3日比较起来，集结兵力的情况究竟有何不同。我重复一下，这些想法绝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关于延期的决定，同时不要向局外人透露。
三军参谋长答复说：
如果要满足现任司令官制定的计划的条件，“霸王”计划的突击行动应在5月5日前后付诸实施。然而，这个日期也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即使调回登陆艇的日期有所延误，或者改装计划未能按期完成，以致不是全部的登陆艇都能在4月13日参加突击部队，但这也不应当否定在5月间选定一个日期来执行“霸王”突击计划。
你所建议的办法，当然不会排斥在5月实现突击的可能性，然而，计划还是非常紧迫的。不过，这并不涉及我们违反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没有必要同俄国人磋商。
我对于这些意见的评论如下：
1943年12月30日
只要日期决定在5月31日以前，我们的协议就算履行了。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确定在月亮的盈亏状态与5月5日相同的6月3日发动实际的突击，那也算是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协议，然而，最好还是争取5月5日，这样就可以多出一个月的时间。
※ ※ ※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新问题。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1944年1月3日
亚历山大来电如下：克拉克正在计划安齐奥战役，通常的一些困难正在显示出来。举例来说，看来我们将无法把美国第五○四伞兵旅留下来，而艾森豪威尔也不愿积极要求他们留下不走。英国伞兵旅正在前线作战。我目前没有可以调遣的部队去接替他们，同时又不能耽误时间，而不把他们调出来，派往那不勒斯地区。此外，他们没有作战经验，迫切地需要进行训练。
（2）艾森豪威尔现在正同马歇尔会面。你是否可以向他们呼吁，要求让美国第五○四旅在调往英国参加“霸王”战役以前，承担这个不寻常的、艰巨的任务？伞兵部队参加具有决定意义的空中行动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而在他们可能作出模范的和卓越的贡献时，却将他们从具有决定意义的场合调走，看来似乎是缺乏远见的。他们事后可以立即调回英国，及时地参加“霸王”战役，因为我们注意到，为了进行“霸王”战役，我们［在国内］已有的伞兵和空运部队，大约为运输飞机所能运载的人数的一倍。请让我了解具体的情况。
马歇尔同意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次所作的牺牲，后来结果是怎样被浪费掉的。
※ ※ ※
我曾要求蒙哥马利在从意大利回国去担任“霸王”战役的新的指挥职务路过这里时，前来看我。我已委任他担任这个充满风险的艰巨任务。当然，一个将军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就必须接受国家委托给他的任何职责。但是，不成文法也绝不强求人们必须表示热情。在我曾荣幸地参加过的近卫步兵第一团中，接受一切命令，都只说一个“是”字。但是说出这一个字，却有各种不同的声调。我看到蒙哥马利对于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不可避免的、然而却是可怕的任务，愉快而热情地接受，这使我很满意，同时也感到松了一口气。在他到达马拉喀什以后，我们一同乘汽车驶行两小时，前往阿特拉斯山麓举行野餐。我在清晨，就把摩根将军和在伦敦的英美联合参谋人员好几个月以来所拟定的计划交给他。他大致阅读了以后，马上说，“这不行，我在最初的突击阶段必须有更多的兵力。”我们经过了充分的辩论以后，根据他的意见，拟定了一整套的办法，这些办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他对这次战役显然有着坚定的信念，这一点使我很为高兴。
这时，夫人们都来了，我们坐在一条闪闪发光的小溪旁共进便餐。山间空气清新，阳光灿烂。同我们正在艰苦地参与人类冲突的情景对照起来，这里简直是茫茫沙漠中的一个绿洲。不久，我就驱车向山中驶去，我们的汽车沿着公路，拐弯抹角地、缓慢地驶往我知道的一个观赏风景的地点，但是蒙哥马利不愿这样做。他从汽车里走出来，直接步行上山，按照他的说法，是要“锻炼自己”。我考虑到未来的情况，提醒他不要浪费精力。我强调这些真理：充沛的脑力并不决定于充沛的体力；精力应当运用而不应当耗尽；体育运动是一回事，而战略却是另一回事。这些谆谆的劝告都毫无效果。这位将军兴致勃勃；他在岩石间跳来跳去，就像一只羚羊似的，因此我深深感到有一种保证：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 ※ ※
新年来临时，我正在同罗斯福总统愉快地互相通信。
首相（在马拉喀什）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12月30日
现在我已接到了我的兄弟杰克的来信。他详尽地叙述了在契克斯种上的那棵圣诞树的情形。①我的孙子全都在那里，还有许多别的孩子，大家都玩得非常愉快。怀南特也参加了，他答应写信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我很感谢你送给我这个节日礼品。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那么可爱的地图匣子，匣子已经到达，我急于想看一看。我们住在这座美丽的别墅中，确实非常舒适，我的病情也大有好转。今天阳光灿烂，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你的电报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因为它表明我们对于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一些特别琐细的问题，总是容易取得一致看法的。亚历山大报告说，他已经同克拉克为安齐奥战役拟定了令人满意的计划。他使用了英国第一师和美国第三师，再加上伞兵和装甲部队。我对此很为满意。我们彼此平均负担痛苦、危险和荣誉，这是很适当的。
①罗斯福先生在海德公园种植了圣诞树，并且引以自豪。他曾送了一棵给我。
同一天，我也收到了佛朗哥和铁托的电报，祝贺我恢复了健康。你想这会怎么样呢？
萨拉感谢你的问候，并向你致意。
罗斯福总统自己不幸因患感冒而卧床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3年12月31日
我因患感冒已经躺了两三天，但病情却不严重。这种轻度的流感病已经在全国蔓延起来了。
你在别墅中非常平安，使我感到高兴。我建议你在元旦那一天，把那两位祝贺你恢复健康的先生们请来，然后，把他们锁在我们曾在那里观看晚霞的那个塔顶上，告诉他们说，你要在下面看着，究竟是黑方还是红方把他的对手从塔顶的垛墙上推下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1日
得知你患了感冒，我很不安。我诚恳地希望你遵照麦金太尔医生的劝告，并且要对医务人员表示服从的态度，就像你曾经谆谆劝告我的那样。
这座别墅是非常理想的。医生要我在这里再住三个星期。
天气虽然凉爽，却很晴朗。厨师确实非常高明。我们常到山中野餐。昨晚，艾森豪威尔在回国去见你的途中经过这里，同我们会见了，我曾同他进行了长谈。蒙哥马利目前也在这里，他是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路过此地的。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班子，他们当然是愿意全力合作的。
我还不能安排塔上的角力赛。红方的训练要比黑方强些。
请接受我对于新年的一切良好的祝愿，这一年不但标志着胜利，并且为我们未来一道进行工作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克莱米和萨拉也向你致意。
※ ※ ※
虽然关于安齐奥战役所需的登陆艇这一主要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但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登陆艇的许多细节问题，却引起了认真的讨论。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1944年1月4日
我从突尼斯归来时，曾同克拉克将军会晤，现在刚刚回到这里。目前已经发现了某些因素，使我感到严重的不安，因此，我必须请求你给予协助。事实是这样的：在最初登陆以后，只留下六艘坦克登陆艇，而把其余的坦克登陆艇全部送走，这就使我们无法把两师人和他们必要的全部作战装备运上岸去。……我对于联合作战的经验是，为了实现登陆而进行的最初的突击是可以完成的，但是战役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远征军的全部战斗力是否能及时地集中，以抵抗不可避免的反攻。就安齐奥战役来说，为了应付德军可能进行的抵抗，进行登陆的最低数量的兵力，是两个师，然而，我们还是愿意接受这个数字，只要这两师人能够及时地全部在岸上集中。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宁愿承担一切危险，但是如果这两师人受到德军的包围，我们也显然不能抛弃他们而不给予支援，尤其是当我们在地中海一带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可以给予支援的时候。……克拉克和我深信，我们非常可能获得巨大的胜利，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的话。我们所需的工具是十四艘登陆艇。在安齐奥登陆部队和第五集团军会师以前，这些舰艇将用于维持交通运输。此外，在登陆后的十五天以内，还额外需要十艘登陆艇，以便为这两个师运送大炮、坦克和其他支援武器，从而使它们有充分的实力，在相等的条件下与德军作战。即使这种做法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铁砧”战役的准备工作，但是从它的胜利成果来看，确实还是很值得的。
因此我召集有关的负责人员前来马拉喀什，在1月7日和8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尔逊将军、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将军、德弗斯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等。鲍尔海军上校刚从伦敦归来，他在伦敦时，曾同三军参谋长澄清了有关登陆艇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现在由于他获得了他的上级将领的充分支持，所以，对我们也给予同样的支持。我在8日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
经过我们举行的两次会议，我们两国的负责官员和三军将领对于建议采取的行动，一致达成了协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很振奋，而且看来，人力和物资也足够使用。小组委员会在两次会议之间对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彻底地进行了讨论。
……我们打算把由两师兵力组成的一支军队送上岸去进行突击，接着派遣一支以另一个师的基本力量为基础的机动的袭击部队，去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这一点应当可以做到，而且不会同“霸王”或“铁砧”战役的要求发生冲突，同时还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来维持这些部队，直到2月底。但愿上天保佑我们，天气良好。
今天正式担任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的威尔逊将军，已经训令他的下级将领执行上述各项决定。而且他也通知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所有这些打算，都是以照旧维持5月份那个日期（即X日）进行“霸王”战役为基础的，但是我自己总认为，在6月3日（Y日）这个日期，月亮的盈亏状态也许是最适合的。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路过马拉喀什的时候，我很高兴地获悉，他倾向于这个解决办法，因为这样可使他和蒙哥马利有更充分的时间，按照现在的建议来部署准备用于初攻的那支更庞大的兵力。我已致电罗斯福总统，陈述全部问题，并且提请他注意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谈和协议。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6日
5日早晨，比德尔·史密斯和德弗斯路过这里。比德尔告诉我，他和蒙哥马利都认为，在进行“霸王”战役时，最好投入更多的兵力和采取更大的规模，而不要使我们在里维埃拉的登陆的规模，比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以前的想法更为扩大。
他说他准备把这个意见通知艾森豪威尔和你们的三军参谋长们。我一向估计，当司令官们自己亲手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们对于计划是会进行修改的，但是这些修改，作为将来的决定的基础，还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我一直希望，在发动“霸王”战役的最初进攻时所用的兵力，能够比我们以往所谈的兵力更强大些。
根据我所听到的情况，我认为6月的月圆期很可能是实际可行的最早日期。如果司令官们认为那时更有把握，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三军参谋长们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是6月1日或者再早一天，而你和我都同意把它更委婉地说成是“在5月间”。我们同约大叔谈话时，从来也没有提到过5月5日，甚至5月8日这样一个日期，而总是对他说大约在20日左右。同时，我们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谈到应当在某个特定的日期将战役进行到某个具体的阶段。如果我们现在接受6月的日期，将它作为最后的定论，我认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们都没有对他失去信用。无论如何，战役将在5月间开始，最初采取佯攻并进行猛烈轰炸，我不相信约大叔会那么不讲道理，以致斤斤计较四十八小时的时间。
另一方面，到了6月，约大叔要发动伟大的战役，也将会有更好的基础。我们将展开更猛烈的攻势，而获得胜利的机会也会更大一些。我正通过莱瑟斯向你建议，再派遣一次北极运输船队，如果你们能提供船只和货物，我们可以提供护航的舰只，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定额。
我认为目前还不必同约大叔联系，但是再过几个星期，等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最后结论送给我们以后，我们当然要把整个问题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其中包括我们对于“铁砧”作战计划的任何修改方案，附以有关的负责将领对于我们的意见的支持。
一星期以后，罗斯福总统对这封重要的电报作了答复，关于电报中涉及的事实，在我们之间没有引起争论。这时他也收到了全面的报告，获悉我们关于安齐奥战役的会议所作出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根据这样一个基础，即在必要的情况下，为“霸王”战役所规定的那个较早的日期是可以维持不变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1月14日
根据我的理解，我们在德黑兰时，曾同约大叔约定，“霸王”战役将在5月间进行，并且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法国南部以实际上可能集结的最强大的兵力进行登陆，作为支援，而他则答允准备让俄国军队同时在东线发动进攻。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当作出关于推迟这一战役的任何决定，在负责的将领，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还没有充分的机会来研究一切的可能性和作出以事实为根据的报告以前，我们当然不应当这样作，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也绝不应当告诉约大叔。
我认为目前讨论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三人对于在德黑兰发表的声明曾经表示同意，从那时到现在，时间才不过一个多月。
我在16日答复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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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迦太基患病以后，到了马拉喀什，身体仍然非常虚弱，感到无精打采。我的绘画用具全都送来了，但是我却无法使用，而且我几乎不能步行。即使天气非常晴朗，在阿特拉斯山脚下，从汽车中出来，蹒跚地走到举行野餐的地方，步行的距离也只限于八十至一百码。每天二十四小时中，我有十八个小时躺在床上。我想不起在任何时候，我的身体像现在这样极度疲乏和虚弱。另一方面，要我躺在床上休息的一切诱惑、劝导、告诫，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强制的办法，都通过最吸引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泰勒的别墅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休息所；人们为了舒适，或是为了奢华的享受，所能提出的一切要求，在这里是应有尽有了。我已经精疲力竭，然而，这里却有最诱人的休养条件，这不仅是和蔼可亲的主人所提供的，而且也是莫兰勋爵、罗斯福总统和战时内阁嘱咐我享受的。尽管如此，事态的发展仍然不可抗拒地继续使我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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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会议上曾占有重要地位的波兰问题，促使我从迦太基致电艾登。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12月20日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同波兰人商谈波兰的疆界问题，说明这是根据我本人的愿望，而且如果我不是因为暂时不能参加会谈的话，我一定会亲自同他们商谈的。你应当把我们所拟的方式和地图上在东部大致划定的界线，以及西部包括沃波累区在内的奥得河界线，都告诉他们。这将使他们获得非常可观的一片国土，纵横都有三四百哩，而且海岸线也在一百五十哩以上，即使这条海岸线只从科尼希斯贝克西面开始。波兰人当然应当理解，这些都只是非常笼统的试探性的建议，但是如果他们使这些建议不能实现，那是极不明智的。即使他们不能获得利沃夫，我还是要劝告他们接受这些建议，同时，要他们应当完全信任他们的英美朋友去实现这个计划。你应当对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接收和固守奥得河以东的德国现在的领土，他们就为对俄国采取友好政策和对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这样他们将对整个欧洲作出贡献。同时这也将使波兰民族有机会获得新生，而其前途将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光明灿烂。
我们一旦了解到他们接受并同意这些建议以后，就可以同俄国人举行谈判，并设法使这些问题明确肯定下来。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把这个问题完全抛在一边，我就不知道英王陛下政府还能用什么办法为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俄国军队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要越过波兰战前的疆界，因此，使波兰政府获得俄国的友好承认，而且在这以前，就商定的关于战后疆界的解决办法，取得大致的谅解，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假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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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奈斯总统现在正从莫斯科前往伦敦途中。正像本书各卷所表明的，我同他曾经有过长期的接触。我们应该记得，在1936年，他曾经警告斯大林，苏联的亲德分子正在进行反斯大林的阴谋活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①参阅第一卷，第258页。
无论如何，他同苏联人的关系是非常友好和亲密的。
我邀请他在归国途中，顺道前来马拉喀什看我。他对东欧的政局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关于波兰以及俄国人将对波兰采取什么行动等问题，他的见解是十分重要的。二十多年以来，贝奈斯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的外长和总统期间，一向是法国的忠实的同盟者和西方国家的朋友，而另一方面，又同斯大林保持着独特的联系。当英法两国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在大战爆发的前夕，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缔结了协定时，贝奈斯成了一个非常孤寂的人，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间歇期，希特勒发动了对俄国的进攻，贝奈斯同苏联人休戚相关的命运又重新获得充分的承认。俄国在1938年本来完全可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无论如何，这两个国家现在都遭受了同样残酷的打击。
我在灿烂的阳光下和马拉喀什寓所的花丛中，同这位相识很久的政治同僚和成熟的欧洲政治家谈话，感到非常愉快。
我在1918年第一次见到贝奈斯时，他正同伟大的马萨里克在一起。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他的儿子为了忠于自己国家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贝奈斯现在当然是很乐观的。
我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了我们的谈话经过，内容如下：
1944年1月6日
贝奈斯到这里了，他对于俄国的局势非常乐观。为了设法使波兰人能够通情达理并且同俄国人实现和解，他也许能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俄国人的信任。他带来了一幅新地图，上面有约大叔用铅笔划的分界线，表明东部的边界从科尼希斯贝克开始，直到寇松线；在北面，让波兰人获得沃姆惹和比亚威斯托克，但在南面的尖端，却没有伦贝格（利沃夫）。至于他们的西部边界，约大叔提出采取奥得河线，包括沃波累的绝大部分。这就使得波兰人得到一个很好的可住的地方，面积在三百平方哩以上，而沿着波罗的海，则有二百五十哩的海岸线。等到我一回国，我就要竭尽全力使波兰政府同意这个方案或类似的方案。如果他们同意这样办，他们就必须宣布，他们准备接受这样一个义务，即保卫奥得河的外围，以防止德国人再对俄国进行侵略，而且，他们也必须尽一切力量来支持这一解决办法。这是他们对于欧洲各大国的义务，因为这些国家两度拯救过它。
如果我能在2月初办妥这件事，那么，他们再派人去访问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俄国人对贝奈斯是非常照顾的，让他恢复了慕尼黑以前的边界，只是在北面的山脉的一些山顶，由于军事原因，稍加调整，另外在东面有一小块领土是同俄国相连的。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贝奈斯总统，我要表示我对他的敬意。他的思想和目标，一贯都在支持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主要原则，并且始终忠于他的祖国的事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首脑已经二十多年。他是行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个杰出人物。他知道如何以耐心和毅力来长期忍受困难的处境。他的失败在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采取断然的决定，因而使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的外交经验过于丰富，同时逐年积累起来的政治机敏性过于强烈，结果反而使他不能看准时机，对胜利或灭亡进行孤注一掷。如果在慕尼黑时期，他曾下令开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也许会在对希特勒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因为希特勒当时还需要费许多时间部署他的军队和装甲车辆。
※ ※ ※
12月间，“自由法国”的负责人逮捕了佩卢东、布瓦松和弗朗丹，我们虽然因为此事同戴高乐将军闹得关系紧张，但我仍然决定设法在回国以前，恢复同他的友好关系。我在元旦邀请他在1月3日到我的别墅来晚餐，并在这里住宿。我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来举行很久以来就感到需要的会谈了。我的妻子也在这里，如果戴高乐夫人愿意陪你同来，我和我的妻子会感到非常高兴。”戴高乐将军显然认为时间过分仓促。我本来应当知道，他在北非期间，除法国的官邸外，是不愿在其他地方住宿的。他推托说，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约会。
因此我就把事情搁下了。但是后来我又听说，他将在1月12日到达马拉喀什，于是我邀请他在那一天来午餐，他接受了。
我们的客人还有达夫·库珀先生和黛安娜夫人、比弗布鲁克勋爵、我国驻当地的领事奈恩先生夫妇。戴高乐将军兴高采烈地来了，用英语同我的妻子寒暄，并且在餐桌上一直说英语。礼尚往来，所以我就说法语了。
午餐后，夫人们出去逛市场，戴高乐和我以及其他的先生们都留在花园里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同他交涉，我认为如果我说法语，那就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一些。奈恩先生事后曾作了一些追记，他在记载中说，“我听见丘吉尔先生用一种令别人完全能听得清楚的声调，操英语和达夫·库珀先生打耳语说，’我的法语讲得不错吧，是不是？戴高乐将军的英语说得那么流畅，因此他是完全能够听懂我的法语的。‘大家听了这些话，由戴高乐将军带头哄笑起来了。首相继续用法语谈话，而非常敏感的戴高乐将军的一切戒心也都消除了，主动地以一种友好合作的态度接受丘吉尔先生的评论。”
评论的范围既广泛而又严肃。为什么他对落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的法国著名人士要进行报复？难道他不了解，他为自己在美国制造了多少困难？罗斯福总统对他是多么气愤？我们大家是多么依赖美国的援助以及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和其他各种不必要的摩擦，使他自己的任务变得那么复杂？他没有这些大国政府的援助，是无法生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却又总是有意去触怒这些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了使事情容易处理起见，我特意把乔治将军从法国请来，为什么他要把乔治将军赶出委员会去？这时，戴高乐说，他已邀请乔治将军担任荣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我问他得到了什么答复。他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说这也并不奇怪。戴高乐究竟有没有这种职位让人去担任呢？
但是，一切都很愉快地结束了，最后，戴高乐将军提议，请我参加第二天早晨专为我举行的阅兵式，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于是第二天，戴高乐和我就站在一个小型检阅台上，检阅从我们面前通过的大批法国和摩洛哥的部队。这次阅兵式在马拉喀什这个绿洲上的居民的欢呼声中，持续了一小时之久。
※ ※ ※
由于德黑兰会议而产生的另一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曾经怎样要求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队。而大家对罗斯福总统有这样的印象：他本人在谈话中曾经提到三分之一的数字。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不满意这种提法，他们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们会谈时常常是用另外的依据。
罗斯福总统因为他个人谈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而感到不安，因此非常坦率地向我说明了整个情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1月9日
我曾经告诉过你，哈里曼要求了解，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履行我们关于在2月1日将意大利舰只移交苏联的诺言，这样，如果他被问到这件事，就可以同莫洛托夫进行讨论。我告诉他说，我的意图是把俘获的意大利舰只，分配三分之一给苏联，以充实它的作战能力，并且从2月1日起，将可能分配的舰只尽快地移交。
哈里曼后来提醒我说，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只是重申苏联最初在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即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准备在俄国北部沿海使用，商船四万吨，将在黑海使用］，不论在莫斯科或德黑兰，都没有提到俄国人要求获得额外的船只，使总数达到被俘获的舰只的三分之一。因此，哈里曼认为，我12月21日给他的电报只是为了向他提供情况，所以，他没有和莫洛托夫讨论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
哈里曼也强调，履行我们关于移交这些舰只的诺言是极端重要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履行诺言，或者采取拖延办法，只能引起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的猜疑，即我们是否会坚决地执行我们在德黑兰承担的其他义务。
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对于这种移交却提出了许多的反对意见，其根据是，这一行动对于准备进行的战役可能发生的影响。他们担心，这种做法会失去意大利海军和陆军同我们的合作，同时他们会把我们需要用于“铁砧”和“霸王”战役的许多重要的舰只凿沉或者进行破坏活动。他们预见到，这种做法目前对于俄国的作战能力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利益，因为这些军舰目前非常不适于在北方的海洋航行，而黑海又不对商船开放。
经过修改的协定［由海军上将坎宁安负责谈判］中的一些规定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些规定使联合国家有权在它们认为合宜的情况下，处理任何一部分或全部的意大利舰只。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获得并保持我们盟国的信任，而且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出一切实际的努力，以便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使苏联要求的意大利舰只，从2月1日左右开始能够移交给他们。
如果我们对约大叔说明，我们的参谋长们认为这件事对于“霸王”和“铁砧”战役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提议延期到发动“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后再把意大利舰只移交给他，你认为这样做是否明智？鉴于英国目前指挥地中海战场，同时为了使我们在准备采取的行动方面，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我特别渴望听取你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任何一方要采取单独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你会同意这一点，即我们不应当推翻我们对约大叔讲过的话。
这封电报的含意不十分清楚。我同意我们在10月的协定中所提到的舰只，但是不同意“三分之一”这种比较笼统的措辞，因此，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9日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是关于舰只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对斯大林失去信用。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同艾登就这个问题交换信件，并且希望在一两天内，能向你提出一项建议，以便你我二人联名发出电报。
我本人完全同意大西洋两岸的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我认为立即移交这些意大利舰只，对于意大利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会产生非常有害的结果，因为这些舰只曾经坚决地驶往马耳他岛，主动地听候我们处理。在整个1943年中，我的目的不仅要使意大利投降，而且要使它在战争的进行方面以及将来解决欧洲问题方面，都能参加我们这一边。因此，我准备敦促战时内阁和海军部让英国作出重大的牺牲，把若干艘英国舰只提供给俄国，而不要在目前这个时刻刺伤意大利人的心，因为根据我的看法，现在刺伤意大利人将会给未来造成不良后果。我和国内函电往来频繁，我确实非常高兴地了解到，我在国内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们对于我的意见完全同意。由于美国承担了太平洋战争的全部重担，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作出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这时无论在地中海，或者由于击沉了“沙恩霍斯特”号而在国内和北极的海域，都有充分的海军力量。我和国内的朋友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立即将下列建议送达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16日
我记得很清楚，在德黑兰时，丝毫没有提到“三分之一”，而只是答允接受俄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将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和商船四万吨移交给他们。
2．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提到的主要困难，也是确凿的，我想斯大林一旦相信了我们的意图和诚意以后，就很可能让我们以最圆满和最迅速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3．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联名对他说明下列事实。
“（1）……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如果目前要实际执行移交，或者对意大利人透露此事，那将危及我们三国的利益。但是，倘若你经过充分的考虑以后仍然希望我们继续进行，我们将同巴多格利奥进行秘密交涉，以便完成必要的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根据这样的原则，即选定的意大利舰只，应当驶往适当的盟国港口，然后由俄国的船员接收，驶往俄国北方的港口，因为现在只有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而且只有在那里才能进行任何必要的装备。
”（2）然而，我们深刻了解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决定提出下列变通办法：
“英国战列舰’皇家君主‘号，最近已在美国重新装备完毕。它装有可供各种大炮使用的雷达。英国还有一艘巡洋舰可供使用。英王陛下政府方面同意苏联船员于2月间在英国港口接收这些舰只，驶往俄国北部港口。然后，你们可以进行必要的改装以适应北极的情况。这些舰只暂时作为租借而移交给苏联政府，并且悬挂苏联旗帜，直到在不影响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能够安排意大利舰只的移交事宜时为止。
“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好转，而且达达尼尔海峡能够开放，这些舰只，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黑海驶行。我们希望你们能很仔细地考虑这个变通办法，我们认为这个办法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第一个建议要优越得多。”
4．如果你们能提供巡洋舰而不要我们做法，那么我们就感到轻松了。关于八艘驱逐舰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个需要。否则，我们只好说，在进行“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前，我们绝对无法供应。至于四万吨商船，我认为由于你们有大量的储备，而且船舶沉没的情况又大为好转，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我们愿意承担一半的负担。
5．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并且让我了解你的意见。据我看，斯大林会因为这种慷慨的建议而留下良好的印象。无论如何，这表示我们的信用和善意。我怀疑在我们向他提出这个变通办法以后，他还会坚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提出意大利舰只的问题，但是我们总算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 ※ ※
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个变通办法。美国人负责提供一艘巡洋舰，于是，我们就按照我所建议的方式，在1月23日，由罗斯福总统和我联名发出电报，将整个问题基本上按照我的建议提交斯大林。我们后来收到了斯大林的复电，内容如下：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29日
由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签署的、关于移交意大利舰只以便苏联使用的联合电文，已于1月23日收到。
我必须说明，自从我在德黑兰提出将意大利舰只于1944年1月底移交苏联的这一问题，获得你们共同的肯定答复以后，我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并且从来没有想到事后还要重新考虑我们三人共同作出、并已同意的决定。同时因为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只需同意大利人谈定，我就更以为毫无问题了。现在我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甚至根本没有向意大利人提到这一问题。
为了不把这个问题弄得复杂化（在我们反对德国人的共同斗争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苏联政府准备接受你们的建议：
在英国的港口派遣战列舰”皇家君主“号及巡洋舰一艘前往苏联；由苏联海军最高指挥部暂时使用这些舰只，直到适当的意大利舰只能够移交给苏联时为止。同样，我们也准备从美英两国接收四万吨的商船，供我们使用，直到相等吨位的意大利船只移交给我们时为止。此事不应再有拖延，所有上述舰只都应在2月份移交给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你们的复文中，并没有提到将意大利的驱逐舰八艘和潜艇四艘于1月底移交苏联的问题，而这项移交是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在德黑兰同意了的。现在对于苏联来说，驱逐舰和潜艇的问题极端重要，没有驱逐舰和潜艇，移交战列舰一艘和巡洋舰一艘就没有什么意义。你们自己都很了解，没有驱逐舰护送，巡洋舰和战列舰都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意大利的全部舰队既然都在你们控制之下，要执行德黑兰所采取的决定，从舰队中选出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供苏联使用，应该是没有困难的。我也同意用同样数目的英美驱逐舰和潜艇代替意大利的驱逐舰和潜艇，移交苏联使用。还有，移交驱逐舰和潜艇的问题也不能拖延，而必须与移交战列舰和巡洋舰同时一并解决，这是我们在德黑兰已经具体决定了的。
最后，这个问题还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尽管我们和我们的苏联盟国交换了不少函电，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令人不甚愉快的。”皇家君主“号和美国巡洋舰按照原来的建议移交给苏联了。关于驱逐舰，不可避免地必须延期到“霸王”战役完成后才能移交。为了使俄国人容易接受这种安排，海军部从我们现代化的潜艇中拨出四艘借给他们使用。正如人们所了解的，苏联人在战后很守信用，把这些舰只归还了我们，然后我们又作好安排，按照有关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式，将意大利舰队的一部分舰只移交给苏联。
※ ※ ※
虽然我很希望在这个愉快的休养所中再休息两个星期，而且大家也极力劝说，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在对安齐奥展开突击以前赶回国内。我于1月14日，在十分理想的气候条件下，飞到直布罗陀，”英王乔治五世“号正在那里等着我。当天下午，我很早就到了，再度前往女修道院。①已经就任地中海最高统帅的威尔逊将军和海军总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都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那里。我们对于大家共同为之努力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了焦急的然而却很乐观的谈话。15日，我就同我们一行中的其他人士会合，他们已经登上了”英王乔治五世“号。这艘军舰驶出阿尔赫西拉斯湾，进入辽阔的大西洋，然后前往普利茅斯。这次安适的航行结束后，我们受到了战时内阁阁员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见我归来，确实十分高兴。我离开英国两个多月了，他们为了我的病和我的活动，经常担心着急。现在真的到家了。我对于所有这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都非常感激。
①参阅第四卷，第728页。
第二十六章 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
米海洛维奇和铁托——巴尔干半岛斗争的重要性——迪金和麦克莱恩的代表团——意大利投降后游击队力量的发展——1943年10月23日我给罗斯福的电文——米海洛维奇和铁托之间的激烈争执——我们政策的三个因素——伦道夫参加麦克莱恩的代表团——彼得国王的困难处境——1944年1月8日我给铁托的信——他的复信——继续保持通信——我们从米海洛维奇方面撤出联络人员——1944年2月22日我向议会报告——彼得国王解散普里奇政府。
现在得请读者回顾一下，本书以前的主要叙述中未曾谈到的一个激烈而阴暗的故事。南斯拉夫从1941年4月被希特勒侵入和征服以后，成了一个发生可怕事件的场所。精力旺盛的南斯拉夫幼王，带着曾经公然反抗德国进攻的保罗亲王的大臣们以及其他的政府成员，前来英国避难。在南斯拉夫山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游击战，几个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就是用这种游击战抵抗土耳其人的。米海洛维奇将军是游击战的首要战士，集合在他周围的是南斯拉夫幸存的社会名流。但在世界事务的漩涡中，他们的斗争几乎没有引人注目。
他们的境遇是”人类的极大苦难“之一。米海洛维奇的许多部属都是知名人士，他们在塞尔维亚有亲友，而在别处又有财产和可以认出的关系，这种种情况使得游击队的领袖米海洛维奇受到不少损失。德军采取了一种残忍的恫吓政策。它对游击队的活动，采取了报复手段，在贝尔格莱德曾分批地枪杀优秀人士，每批达到四五百名之多。在这种压力下，米海洛维奇逐渐改变了态度；他的一些指挥官同德、意军队进行妥协，约定他们留在某些山区，不受袭击，而他们作为一种报答手段，则很少进行、甚至不进行反抗敌人的活动。那些成功地经受了严峻考验的人们或许会污辱米海洛维奇的名声，但历史却更能明辨是非，因此是不会从塞尔维亚爱国者的名单中抹去他的名字的。到了1941年秋季，塞尔维亚人对于德国恐怖行为的抵抗，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一民族斗争只能靠普通人民的固有的英勇精神支撑下去，然而，这样的精神是并不缺乏的。
为了民族生存和反抗德国人，一场狂暴猛烈的战争，像火焰似的在游击队员中间燃烧起来了。在游击队员中，铁托站在最前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不久便取得了统治地位。
铁托（这是他的自称）是一个曾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主义者；
他在希特勒侵犯俄国以前和南斯拉夫遭受袭击以后这段期间，按照共产国际的总政策，一直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一带煽动政治性的罢工。但是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和他为了拯救陷于苦难中的祖国而激发出来的炽烈热情，一旦在他的胸中和头脑中融为一体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领袖；而拥护他的则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除了生命以外，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他们随时准备牺牲生命，如果要牺牲生命，也就要杀死敌人。这就使德军遇到了一个不能依靠大批屠杀名流或重要人士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对手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对于这些人只有剿灭才能奏效。在铁托的指挥下，这些游击队员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武器。他们迅速地扩大了队伍。无论德军对于人质或村庄采取多么残暴的报复手段，也不能制止他们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牺牲生命，就是获得自由。不久，他们开始给德军以重大的损害，并且控制了广大的地区。
游击运动同那些半心半意地抵抗敌人，或与敌人勾结以换取豁免待遇的南斯拉夫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激烈的争执。游击队故意破坏”采特尼克斯“（Cetniks）——人们对米海洛维奇的部属的称呼——同敌人订立的任何协定。德军于是枪决”采特尼克斯“的人质，而”采特尼克斯“为了进行报复，便向德军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所有这些情况，在荒野的山区中不时发生，而且无法控制。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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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专心从事其他事务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注意这些事变。我们除了空投一些接济物资以外，不能再提供其他的援助。我们在中东的总部负责这个战场的一切军事行动，并建立一个情报员和联络官的组织，来同米海洛维奇的部属保持联系。1943年夏季，当我们攻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时，我对巴尔干半岛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也从未忘怀。直到这时，我们派去的人员只同米海洛维奇所属的部队联系，它们代表着抵抗德军的正式组织和在开罗的南斯拉夫政府。1943年5月，我们采取了新政策，决定派遣少数英国军官和军士去同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尽管在游击队和”采特尼克斯“之间正发生着残酷的斗争，而铁托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抵抗德国侵略军，而且也反对塞尔维亚王朝和米海洛维奇。5月底，曾任牛津大学特别研究员并在战前帮助我从事著述达五年之久的迪金上尉，经空运跳伞降落到目的地后，建立了一个与铁托联系的代表团。其他的英国派出人员接踵而至，到了6月，已收集到很多证据。三军参谋长于6月6日报告说：“根据陆军部所获得的情报看来，显然，’采特尼克斯‘已同黑塞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的轴心军队有了不可救药的妥协关系。最近，在后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中，打垮轴心国军队的不是’采特尼克斯‘，而是有良好组织的游击队。”
将近月底的时候，我注意到如何通过在南斯拉夫对轴心军队进行的地方抗战获得最好的结果。我收集了全部情报以后，于6月23日在唐宁街主持了一次三军参谋长会议。在讨论中，我强调竭尽一切可能支援南斯拉夫反轴心军队运动的极端重要意义，因为这个运动正在该地区牵制着大约三十三个轴心师。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此我指示：对南斯拉夫必须增加援助，其中包括追加少量的飞机，如果必要的话，宁可减少对德国的轰炸，以及反潜艇战争。
7月7日，我们在西西里岛登陆的前夜，我要求亚历山大将军注意这些可能性。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7月7日
我估计你已获悉最近在南斯拉夫进行的激烈战斗以及希腊开始展开的普遍怠工和游击战争。阿尔巴尼亚也应该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场所。所有这些行动，仅仅是在英国空投少量接济品给予支援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能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只要能使几艘船只驶进达尔马提亚或希腊的港口，那么巴尔干半岛的整个西部就有可能燃起斗争的火焰，并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些也都是我们在其他地区正在寻求的目标。
两星期以后，我在下列重要的电报中，表达了我对于意大利和巴尔干两个战场之间的重要关系的想法：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7月22日
我将率领参谋人员在8月15日以前前往加拿大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因此，当西西里岛的敌人很可能被肃清的时候，我们大家恰好聚在一起。……
我将一份报告交给一个军官转给你。这份报告经我整理出来，它详细地叙述了所谓铁托的游击队部属在波斯尼亚进行的非凡的抗战，以及米海洛维奇在塞尔维亚进行的有力的、冷酷的活动。此外，在阿尔巴尼亚，最近还在希腊，也有游击队的抗战活动。德军不但派遣师团前去增援巴尔干半岛，而且继续提高那些师团的素质和机动性，同时正在加强当地的意大利军队。敌人不能腾出这些军队用于其他方面；假如意大利崩溃，甚至连德军本身也无力承担这种压力。在巴尔干半岛方面，将会获得巨大的战果。
任何目标都不能与占领罗马这个目标相提并论，而罗马的攻克，又会使以后的阶段获得预期从解放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中获得的各种利益。……意大利的崩溃，意大利崩溃在德国的其他卫星国家中所引起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德国陷于完全孤立——所有这些，不难想象会在欧洲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尤其是考虑到俄国军队所表现的巨大力量。
这一电文向你表达了我的全部思想，我相信，这是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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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启程前往魁北克以前，我决定为进一步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铺平道路，我委派一位高级军官，由他率领一个较大的代表团与战地的游击队进行接触，并授权他就我们未来对游击队采取的行动，直接向我提出建议。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7月28日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先生（下院议员）是一个具有勇敢性格的人，他既有议员地位，又受过外交部的训练。他将去南斯拉夫，和铁托一道工作。我们的计划是，将来应该派一名准将去担任指挥官。我认为应该大力支持麦克莱恩，使他担任现在拟议中的任何代表团团长，并派一名优秀的陆军参谋归他调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具备大使和领袖才能的勇敢人物，去同这些顽强的、不断遭到追击的游击队员进行合作。
这个代表团于1943年9月在南斯拉夫跳伞着陆后，发现当地的局势已完全改观。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只是通过官方电台的广播才传到了南斯拉夫。尽管我们事先完全没有发出任何通知，但铁托却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在几周以内，六个意大利师已被游击队缴械，另外两个师投降过来，同游击队一起进攻德军。南斯拉夫人现在能够利用意大利的装备武装八万多人，并且目前能占领亚得里亚海岸线的大部分地区。
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来加强我们在亚得里亚海方面与意大利前线有关联的一般阵地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现在共计二十万人，虽然主要进行游击战，然而现时却采取广泛的战斗来抗击那些采取日益凶恶的报复手段的德军。
在南斯拉夫，这种日益加强的战斗所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铁托和米海洛维奇之间的冲突变得恶化了。由于铁托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发展，南斯拉夫君主政体和流亡政府的最后地位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了。在战争结束以前，在伦敦以及南斯拉夫国内曾进行过真诚而持久的努力，企图在双方之间达成一项可能实行的妥协。我曾希望俄国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斡旋。1943年10月，艾登先生前往莫斯科时，南斯拉夫问题曾列入会议议程。在10月23日的会议中，他就我们的态度，作了坦率而公正的说明，希望达成一项盟国对南斯拉夫的共同政策，但俄国既无意交换情报，也不愿讨论行动计划。
即使在很多星期以后，我看出，要在南斯拉夫敌对党派之间达成任何可能实行的协定，希望是很少的。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23日
尽管在南斯拉夫的铁托和米海洛维奇两派之间，以及希腊游击队两派之间，产生了使人苦恼的纠葛，但巴尔干半岛的形势仍然使敌人不好受。……我们英国大约有八十个独立的派出单位，在威尔逊将军指挥下，分散在九百哩长、大约三百哩宽的辽阔的山区，同游击队和爱国的部队进行合作。我们派驻当地的一些具有准将军阶的军官十分干练，许多人在那里已经两年了。……
战斗具有最残酷最血腥的性质，而德国鬼子又在残忍地进行报复并枪杀人质，但敌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目前在北战区所用的兵力，不下二十五个德国师和八个保加利亚师，但还不能控制主要城市以外的地区，而且维持铁路交通的畅通也日益困难。我们希望不久能调停希腊方面的争执，但铁托的游击队和米海洛维奇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不和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我预测前途暗淡，经证明并非虚言。11月底，铁托在波斯尼亚的亚伊策召开了关于他所领导的运动的政治代表大会，不但成立了一个”具有代表南斯拉夫民族的唯一权力“的临时政府，而且公然剥夺了在开罗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一切权利。在国家获得解放以前，南斯拉夫国王不准回国。游击队已经无疑地使自己成为南斯拉夫抗战的主要分子，自从意大利投降以来更是如此。但是处在一种被占领、发生内战和政府流亡国外的情况下，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南斯拉夫的未来政权不应采取任何无法挽回的政治决定。米海洛维奇这个悲剧人物已成为主要的障碍。我们必须同游击队保持密切的军事联系，因此就劝说南斯拉夫国王解除米海洛维奇的陆军大臣职务。12月初，我们撤销了对米海洛维奇的正式支援，并召回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进行活动的英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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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对南斯拉夫问题便是根据上述这种背景考虑的。三个盟国虽然决定对游击队给予最大的支援，但斯大林却认为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只是次要的，俄国人甚至对我们统计的驻扎在巴尔干半岛的轴心师的数目也表示异议，然而，在艾登先生的动议下，苏联政府同意派遣代表团到铁托那里去。他们也愿同米海洛维奇保持接触。
我从德黑兰返抵开罗后，会见了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告诉他游击运动的力量和重要性，并说，他也许需要免除米海洛维奇在内阁的职务。南斯拉夫国王返回祖国的唯一希望，在于经过我们的调解，能够迅速地并且要在游击队进一步控制国家以前同铁托达成某种临时协议。俄国人也声称他们愿意为取得某种妥协而努力。12月21日，苏联大使把下列函件交给艾登先生：
苏联政府了解，目前在以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一方，与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及其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张的关系。双方的互相攻击和严厉谴责，尤其是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引起了公然的敌对行为，从而妨碍了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事业。苏联政府赞同英国政府的意见，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侵略者进行抗战的利益，必须努力寻求双方合作的基础。苏联政府了解到在实现这一任务中将遇到巨大的困难，但准备尽一切力量，寻求双方的妥协，其目的在于：联合所有南斯拉夫人民的力量，为了盟国的共同斗争的利益。
在这种不利形势下，究竟采取何种方针，我获得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建议。曾同铁托一道工作过的军官，以及派驻米海洛维奇那里的代表团负责军官，谈的看法都差不多。英国派驻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大使史蒂文森先生也抱有同样的认识。12月25日，他电告外交部说：“我们的政策必须根据三个新因素：游击队员将成为南斯拉夫的统治者。他们在军事上对我们有重要价值，所以我们必须以政治来服从军事，给他们以全力支持。我们是否能够再将这个君主政权当作在南斯拉夫起统一作用的因素，是令人极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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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拉喀什卧病时，南斯拉夫事件的危机使我十分忧虑。在开罗时与我曾在一起的麦克莱恩，这时正准备回到南斯拉夫去。他渴望我的儿子与他同去，因此商妥伦道夫将跳伞前去参加代表团。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12月29日
伦道夫现正等待机会跳伞前去南斯拉夫。他曾于本月25日给我下列备忘录。我看意见可行，大体上代表了你我的见解。他将在日内启程。
“1．三星期以前在开罗时，史蒂文森并未打算反驳麦克莱恩和迪金的下列议论：在南斯拉夫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是撤销米海洛维奇将军的职务。尽管双方曾大肆争辩，但今天采取这种步骤和三星期前同样正确，虽然也许由于南斯拉夫国王的延误，我们只能得到军事上而非政治上的利益。
“2．麦克莱恩在开罗时强调说，南斯拉夫国王将米海洛维奇免职，并不能由此取得任何报酬，但这种姿态也许能创造一种有利于国王前途的气氛。这种见解虽已受到影响，但在一定限度内，今天却仍然是正确的。
“3．因此，确实需要做到下列两点：（1）立即由英王陛下政府拒绝承认米海洛维奇，如果可能，由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将他免职。（2）麦克莱恩立即回到铁托总部，力求做到下列两点：一点是，从这种局面中，获得最大的军事利益；另一点是，调查由于黜免米海洛维奇而造成的新局势，将会为南斯拉夫国王带来何种利益。”
我附加个人意见以及给铁托的复信草稿。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2月30日
现在不可能要求铁托承认彼得国王来作为黜免米海洛维奇的交换条件。米海洛维奇一旦去职，国王的机会将大为好转，而我们也能在铁托的总部为他进行辩护。我回想在开罗的时候，大家都一致同意劝告彼得在今年年底以前撤除米海洛维奇的职务。迪金和麦克莱恩所述的各种情况以及我所接到的一切报告，都证明他曾积极地勾结德军。不仅我们，而且南斯拉夫国王都得与他断绝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把有关双方拉到一起。
我是否应当发出下列电文，或者是否仅仅表示友谊上的谢意，请将你的意见告我；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我担心会失去同这个重要人物建立个人关系的好机会。
我不愿这份私人电文惊动美国和斯大林，而且那样也不免耽搁时间。如果你不表示异议，我拟把它当作一封函件经空邮送给在巴里的麦克莱恩转交。他和伦道夫将在日内跳伞前去南斯拉夫。你将采取何种方式去断绝与米海洛维奇的关系，同时请国王也采取同样步骤，并望告知。我认为，这是彼得的唯一机会。
我在1月2日给外交大臣的电报中又说：
我已确信我所认识和信任的人的议论：米海洛维奇是系在幼王颈间的一块磨石，除非幼王将他驱逐，否则是没有机会的。
外交大臣表示同意，于是，我写信给铁托。他曾来信对我恢复健康表示祝贺。
非洲：1944年1月8日
承你本人以及南斯拉夫英勇的爱国游击队亲切地问候我的健康，我十分感谢。我从我的朋友迪金少校方面，了解到你们的一切英勇努力。我最恳切的愿望就是通过海路供应、空中支援，以及派遣帮助你们在岛上作战的远征队等措施，来给你们一切人力所能实现的援助。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并且是下院中的一个同僚。我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少校不久也会同他一齐在你们的总部工作。他也是一个议员。
我们当前最崇高的目标就是肃清纳粹-法西斯在欧洲土地上留下的遗毒。你可以相信，我们英国人绝不愿对南斯拉夫的未来政府问题作出专断的主张。同时，我们希望，为了击败共同的敌人，一切力量都应尽量地团结起来，在实现这点以后，再依照人民的愿望决定政府的形式。
我决心使英国政府不再给予米海洛维奇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你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撤销他在各委员会中的职务，我们将感到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在少年时代逃脱了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魔掌，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和受难的年轻王子来到我们这里。倘若把他抛弃不顾，则对大不列颠来说，这不是一种侠义的或荣誉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同他的祖国断绝一切现存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你会谅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与他保持正式关系，而同时却给你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我还希望双方的争执能够结束，因为争执只会对德军有利。
你可以相信，我在工作中将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保持最密切的接触；我热烈地希望，苏联政府目前派往你的总部的军事代表团，将同麦克莱恩准将所指挥的英美代表团同样协调地进行工作。你来信给我，请交麦克莱恩准将转达。凡是你认为我能办到而对你有帮助的事情，都请告我，我一定竭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你们的苦难结束，整个欧洲从独裁的压迫下获得解放。……
大约在一个月以后，我才收到复信：
铁托元帅致首相［1944年2月3日收到］阁下：
你的来信已由麦克莱恩准将转到。这是一个值得珍视的例证，因为它表明，当我国人民为自由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时候，我们的身旁有一位深切了解我们的需要和愿望的真实朋友和同盟者。对我个人来说，你的来信是一种荣誉，因为它表明你高度赞扬我们的斗争和我们民族解放军的战斗。我衷心感谢你将自己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照片，附以题词赠送给我。阁下可以相信，我们当努力保持你在我们民族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所给予我们的那种极其宝贵的友谊。由于我们国家遭到了破坏，而且人民饱经忧患，困顿已极，因此我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将来在和平时期，都需要我们伟大盟国的援助，以便医治无耻的法西斯侵略者给我们的严重创伤。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共同军事努力中的同盟者，我们当竭力尽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盟国给予我们的援助对于缓和我们的战争局势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我们还希望能依靠你的帮助而获得重武器（坦克和飞机）；对于我们来说，在战争的现阶段，由于我们民族解放军目前的实力情况，这些武器都是不可少的。
2．我十分了解你对于国王彼得二世及其政府的义务。在我们民族利益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我当设法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不替我们的盟国带来不便。然而，阁下，我确切地对你说，在这个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所产生的国内政治局势，不仅是某些个人或某些政治集团进行斗争的工具，而且是所有爱国者、所有从事战斗的并且和这一斗争有悠久关系的人们不可抗拒的愿望，而这些人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占最大多数，因此，人民［为自己］安排了艰巨的任务，我们有责任来完成这些任务。
3．现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集中于一个方面，那就是：
（1）集合所有爱国的和正直的人士，使我们能尽量有效地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2）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友爱，战前并不存在这种团结友爱，因而造成了国家的灾难；（3）创造条件来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使南斯拉夫所有民族在这个国家里都感到幸福，也就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南斯拉夫，一个联邦制的南斯拉夫。我深信，你了解我们，而且在我们人民斗争中，我们将得到你的宝贵援助。
南斯拉夫元帅铁托谨启
我立刻复信：
首相致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 1944年2月5日
前函已平安地送到你处，深感欣幸；接到复信，非常快慰。我能理解你对国王彼得所采取的保留态度。我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赞成劝他将米海洛维奇免职，并且正视所有的现任顾问人员因此而辞职的问题。我在行动时有所踌躇，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做法等于劝告他抛弃身边仅有的追随者。
你会理解，我感到对他有一种个人的责任。他将米海洛维奇撤职，是否就可以促成他同你及你们运动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将来使他能参加你们的运动，关于这点，如能将你的意见告知，我将非常感激。有关未来的君主政体问题，自当留待南斯拉夫完全解放后再行商讨。在你和国王之间建立一种可能实行的协定，无疑会团结许多力量，特别是现在已被疏远的塞尔维亚分子的力量，这就会使你们的政府和运动提高权威并获得许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才能用一致的声音，在这种变化多端的草创时期，在盟国的会议上发表意见。我很希望，你能给予你认为是我所要求的答复。
2．英王陛下政府希望你们集合所有爱国的和正直的人士，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尽量有效地进行下去；其次，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第三，为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和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创造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你肯定会获得英王陛下政府的支持。
3．我已要求地中海最高盟军司令立即组织一支能进行两栖战斗的突击队，在空军和小型舰队的支援以及你们的协助下，进攻达尔马提亚海岸一带德国占领的岛屿上的守军。如果使用不久即能调来的军队，则没有理由不能将这些守军消灭。其次，我们必须努力从海上建立一条直达你们那里的交通线，虽然我们不得不随时改变其路线。单凭这条交通线，就能将坦克、反坦克炮、其他的重武器以及其他必需的给养，依照你们军队所需要的数量运给你们。有关这一切问题，你可以同麦克莱恩准将进行商洽。他是我充分信任的人，并可直接同我和最高司令联系。
铁托的复信：1944年2月9日
我必须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讨论你来信中提出的各点。经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
1．如你所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在1943年11月29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中，确认他们坚决支持南斯拉夫民族联盟。然而，只要有两个政府存在，一个在南斯拉夫，另一个在开罗，就不可能完全团结。因此，必须取缔在开罗的政府并制止德拉扎·米海洛维奇的活动。该政府必须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府呈报它所浪费的国家巨额公款。
2．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当由盟国承认为南斯拉夫的唯一政府；国王彼得二世如果拥护它，则应服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法律。
3．如果国王彼得接受所有这些条件，而且同意南斯拉夫的君主政体问题将在南斯拉夫解放后，由人民的自由意志予以决定，则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将不拒绝和他合作。
4．国王彼得二世应发表公告，声明他只关心祖国的利益，希望祖国获得自由，并由人民自己在战后依照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其组织形式；在实现这点以前，将竭尽一切力量支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艰苦的斗争。……
首相致铁托元帅1944年2月25日
我充分了解你的困难，并且欢迎你处理这些困难的精神。
我感谢你了解我的困难。我方第一个步骤是从米海洛维奇那里安全地撤回我们的联络官。此项命令已经发出，但可能要有几个星期才能实现。目前你能否对我保证，假如国王彼得脱离了米海洛维奇和其他奸恶的顾问，而且假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战后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宪法这点永不变更的话，他是否能获得你的邀请前去参加他的祖国人民的战斗？如果我对这个青年判断不错的话，他最恳切的愿望其过于站在所有的抵抗共同敌人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一边。但你会了解，在我尚未知道他能否依靠你的支持和合作以前，我不能迫使他罢免米海洛维奇，放弃他的政府，以及断绝同塞尔维亚人的所有接触。
我已向国王彼得建议，他应返回伦敦，同我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希望你在反复考虑后，能对你的要求进行修改，这样使我们双方能努力实现南斯拉夫的统一，来抵抗共同的敌人。请向我提出肯定明确的要求而不要有所犹豫。如果目前我不能完全满足你的愿望，请相信，这不是由于对你和你的国家缺乏善意。
※ ※ ※
1944年2月，我向国会说明了一切情况，所述各节如下：
”游击队是按照游击战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极其巧妙的指挥下，既能来去无踪，又能致敌于死命。他们忽南忽北，遍处皆有。德军曾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游击队即使四面被围，每一次都能在重创并困扰敌人后安然遁去。不久，游击队的人数便超过了米海洛维奇将军的部队。投奔铁托元帅的，不仅有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而且还有大批塞尔维亚族人，目前铁托拥有二十五万人以及从敌人或意大利军队方面夺来的大批武器，这些人现已组成许多个师和军。
“整个运动已经形成并且组织起来，但它仍保留了游击队的特色；倘若没有这种特色，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以这些英勇的部队作为中心和基础，一个民族的、产生统一作用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分子荣幸地成为创始者，但当运动在实力和数量方面增强后，便产生了一种调整和统一的过程，并且增加了民族观念。游击队认为铁托元帅是一个杰出的领袖，而他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获得了显赫的声誉。不幸的是，而且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些部队同米海洛维奇将军所指挥的部队发生了冲突。米海洛维奇的士兵的活动打乱了他部下的指挥官们同敌人的妥协。他企图镇压他们，于是在同种、同国的人们中间，引起了许多悲惨的斗争和深仇大恨；而他们之所以不幸，则完全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
”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我特别注意铁托元帅的运动，并且曾经努力和正在努力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给他援助。我的一个年轻朋友、牛津大学特别研究员迪金上尉，即现已获有功勋勋章的迪金中校，约在一年以前已经跳伞进入南斯拉夫国境，在铁托元帅的总部工作了八个月。某次，他们两人为同一枚炸弹所炸伤，于是成了朋友。当然，这是人民之间的一种友谊关系，但我相信，这种友谊关系在我们自己的私人交往中是建立不起来的。迪金中校的报告使我们对整个斗争及其人物，获得一幅生动的图画。”
※ ※ ※
关于南斯拉夫事件的政治争执，在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人士中间，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双方获得平等利益的和解的机会，也日益减少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4月1日
我认为应该极力促使南斯拉夫国王摆脱他现在的那些顾问人员，因为他们已成了他的累赘，并使他遭受不幸。你知道，我曾料想，这事早在去年年底以前就应办妥。我不知道像现在这样的拖延下去有什么好处。……我始终认为，国王应该同米海洛维奇脱离关系，接受普里奇政府的辞呈，或者将他们撤职；而且他在数星期中没有政府的话，也不会有多大害处。……我同意彼得国王应该颁布适当的公告。我想我们暂时只能做到这一步。
……我在某处得悉德军已有三个师团奉命撤出南斯拉夫，调去镇压匈牙利；当然，对于铁托的部队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同匈牙利游击队进行联系，并充分利用现在在它北面所发生的局势。
所有这些发展对我们，对铁托都有利，只是对于南斯拉夫国王及其声名狼藉的政府，当然毫无裨益。他若不迅速采取行动，我看他将失去恢复王位的机会，你在备忘录中也已表明了这种见解。自从我们在开罗讨论这些问题以来，我们已看到俄国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被派往铁托总部，毫无疑问，俄国人将直截了当地组成一个由铁托所统治的共产党南斯拉夫，并将攻击与它背道而驰的一切措施都是”不民主的“。
因此，我希望你现在十分迅速地行动起来，为南斯拉夫国王草拟一份妥善的宣言，使他驱除普里奇及其党羽，断绝同米海洛维奇的一切联系，并使国王成立一个权宜的而又不使铁托厌恶的政府。这样，我们在未来的五六个星期中在沟通他们之间的关系方面，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塞尔维亚政治情况复杂，就压制那些愿意或可能被发动起来与游击队并肩作战的军事力量。
差不多到了5月底，米海洛维奇才被撤职。舒巴西奇博士，一位稳健的政治家，被邀组织新政府，他曾任克罗地亚总督，是马切克博士的农民党党员。
首相致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1944年5月17日
由于英方劝告的结果，国王彼得二世于今晨解散了包括米海洛维奇将军在其中担任陆军大臣的普里奇内阁。他现正准备以克罗地亚总督（伊凡·舒巴西奇博士）为首，组织一个内阁或成立一个国务会议。这当然会获得英王陛下政府的热烈赞同。
我们不知道这将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地区产生何种反响。米海洛维奇以总司令的身份，在当地肯定是居于有力的地位。他并不会由于被免去陆军大臣的职务而丧失他的势力。
我们不能预言他的动向。那里还有一大群塞尔维亚有产农民，共约二十万人；他们反对德国人，但具有强烈的塞尔维亚民族情绪；而且很自然地拥有和卡尔·马克思理论相反的农民有产社会的观念。我的目标在于促使这些力量同你合作，以实现一个统一而独立的南斯拉夫，以便将邪恶的希特勒的刽子手和侵略者，从南斯拉夫的土地上驱逐净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