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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召开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讨论欧洲和地中海的作战计划，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我们在前往德黑兰以前，要考虑这两个战场的关系并互相交换意见。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他谈到了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问题，将对“霸王”作战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发言时说，“霸王”作战计划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战役不应当粗暴地否定了地中海的任何其他的活动，例如，在使用登陆艇方面，应该有一些灵活性。亚历山大将军曾经要求登陆艇前去参加“霸王”战役的日期，应当从12月中旬延迟到1月中旬。在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出了命令，要求额外建造八十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设法做得甚至比这更好。我们也许会发现美英两国参谋人员所争执的问题，只不过影响到两国人力、物力的十分之一（太平洋的力量未计在内）。无疑地，某种程度的伸缩余地是留得出来的。我仍然希望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们削弱了和冷淡了“霸王”，或企图退出这个战役。相反地，我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总起来说，我认为我所主张的方针是在1月份占领罗马，2月份占领罗得岛；恢复对南斯拉夫的物资供应，解决关于司令部的安排问题，并且根据我们和土耳其交涉的结果来打通爱琴海；在上述地中海的政策的范围内，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在德黑兰会议前夕所持的立场的一个忠实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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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飞返英国，这时，从英国前来和我们会合。他的到来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他和伊斯梅将军从莫斯科会议返回英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土耳其人士。在这些会谈中，艾登先生指出我们急需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空军基地。他解释说，由于德国的空中优势，我们在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的军事形势是危险的。后来，这两个岛都失陷了。艾登先生同时也详细说明土耳其参战将会带来什么有利的后果。首先，这将迫使保加利亚不得不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在边境，从而迫使德国必须以相当十个师的兵力，去代替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保加利亚军队。其次是可能进攻一个也许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普洛耶什蒂。第三，可以切断土耳其运往德国的铬的供应。最后一点则是道义上的利益。土耳其的参战可能会加速德国的和它的卫星国的崩溃过程。所有这些论点，都不能打动土耳其代表团。最后，他们说，如果提供安纳托利亚的基地，那就是等于对战争进行干预，如果他们干预战争，他们就无法防止德国对君士坦丁堡、安哥拉和士麦拿进行报复。我们曾经保证供给他们足够的战斗机来对抗德国人所能发动的任何空袭，同时也向他们保证，由于德军在各处的兵力都十分短绌，因此已无可用之兵来进攻土耳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放心不下。会谈的唯一结果是，土耳其代表团答应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土耳其人曾亲眼目睹爱琴海的事态发展，因此对于他们的小心谨慎，我们是无法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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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一直没有再听到关于“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的联合司令部的计划，我便设想英国的意见已经被接受了，但是，11月25日，当我们在开罗逗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用正式的备忘录，向我们提出关于成立一个最高统帅部的建议。由此可见，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最高司令部强烈地认为必须任命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两方面的对德作战行动。他们仍然希望有一个西北欧作战司令官和一个地中海盟军司令官，而在这两个司令官上面还有一个最高统帅，他不仅计划和指挥这两个战场的战争，而且他在认为妥善时可以把军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必须记住，我们当时不但在陆海空军各个兵种方面，已经拥有巨大的优势，以及在将来的许多个月中必然继续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由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突尼斯和非洲沙漠的胜利，我们的声誉很高。
美国的备忘录立即遭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和我都用书面写下了我们的意见。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回答如下：
关于英美对德作战的三军指挥问题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5日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仔细地研究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即“立即指派一名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一切对德作战行动”。这个建议牵涉到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显然是一个应由美英两国政府进行最认真的考虑的问题。尽管如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必须立即声明：从军事的观点来说，他们根本不同意这个建议。他们把理由列举在下列各节中。
总体战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力量的问题，即便按照“军事”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战争问题，都有政治、经济、工业和内政方面的含义。
因此，很明显，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必须和美英两国政府进行磋商。简单地说，事实上他只能在较小的和严格属于军事的问题上作出决定，而不必请示高级当局，诸如把一两个师，若干空军中队，或几十艘登陆艇从他的许多战线中的一个战线调往另一个战线，因此，他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将成为一个额外的和多余的环节。
福煦元帅在上次大战中享有的地位，同现在考虑准备给予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相同之处。福煦元帅仅负责指挥西方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他的职权没有涉及萨洛尼卡战场、巴勒斯坦战场和美索不达来亚战场。按照目前所拟议的安排，最高统帅不仅有权指挥“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场，而且也有权指挥巴尔干战场和土耳其战场（如果这个战场开辟的话）。盟国政府托付给一个军人的职责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目前拟议中的职权范围，看来似乎大大地超出了这些限制。
美国参谋长委员会提议，这位最高统帅作出的决定“可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撤销”。如果这种新的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迅速作出决定的话，看来上述的附带条件恰恰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将来势必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最高统帅发出了命令，而军队按照命令前进，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马上又撤除了原来的命令，这就引起了混乱。再说，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最高统帅的决定，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完全不同意。这样一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从军事观点来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然而却发现有关的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并不准备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办呢？
如果这位最高统帅要行使真正的指挥权，他需要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情报、计划和后勤等方面的一切人员集中起来，而这些人员会成为战区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一个庞大的缓冲队伍。……
如果现有的这个久经考验的、曾使我们安全度过了前两年时光的机构，在较小的问题上有所失灵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把它检查一下，找出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并加以调整的方法，而不要着手进行一个完全新颖的试验，这种试验只不过是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增加一个累赘的和毫无必要的环节，而且必然会导致幻灭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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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打动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意味着结束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权，因为这位最高统帅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从参谋人员讨论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由政府首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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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烈地赞同参谋长委员会的文件，并在第二天，写了一个备忘录，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论点。
关于对德全面作战最高统帅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6日
自从萨勒诺战役以来，我们在指挥作战方面的各种困难和缺点，都是由于两国参谋人员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我们看不出这些分歧怎能通过委派一个最高统帅而得到消除，因为这个统帅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他的决定可以被该委员会撤销。这些分歧，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它们势必仍然要通过现在的方法，即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间和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调整。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除了被颂扬为世界大战的英雄以外，事实上会发现自己的职权的活动余地很小：一方面受到仅能用现行方法来处理有关政策和战略等主要决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两个主要地区司令官的职权范围的约束。
2．上述情况当然不足以证明：由于宣布委派一个“击败德国的最高统帅”，就一定能产生一切希望，就一定要建立各种机构。
3．另一方面，如果最后决定权事实上授予这位最高统帅，那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也就被他取而代之，因此，两国政府和最高统帅之间将立即产生十分紧张的关系。姑且不论人选的问题，我十分怀疑是否能找到任何这样的将领，即他对于目前由两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助下所处理的非常繁杂的问题，能够做出决定。
4．在处于同等地位的盟国之间应当尽量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任何一个战场的指挥权，应该属于那个已经在该战场部署或将要部署最大兵力的盟国。根据这一原则，地中海的指挥权当然属于英国，而“霸王”战役的指挥权则属于美国。
5．如果将这两个司令部合并，而由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那么，到［1944年］5月，英国对德作战的兵力显然比美国要多。因此，最高统帅似乎应该由一个英国将领担任。作为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我很不乐意把这样一个惹人不快的职责委托给一个英国将领。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哪一方使用的兵力占有优势，竟把这个最高统帅的职务授予一个美国将领，同时他又宣布主张集中全力于“霸王”战役，而不顾我们地中海战役所受到的损害，那么英王陛下政府也碍难同意。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无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都将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发号施令的责任，而他的命令却又被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撤销，这样他除了辞职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将对我们两国政府迄今一直保持的和谐而愉快的关系，造成最严重的危机。
6．我看不出为什么现行的办法不应当继续下去，如果能根据建议对它进行一些次要的改进的话。在现行的安排下，一名美国司令官将指挥规模庞大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而一名英国司令官将指挥地中海战役，他们在行动上的互相配合，而兵力的分配，则由隶属于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处理。……同时，也应当作出安排，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更经常地举行会议，而各自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月用一星期的时间，轮流地访问伦敦和华盛顿。
在我们启程赴德黑兰以前，我把这个备忘录面交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不知道他将作出什么答复。我从私人方面听说，美国三军参谋长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联合参谋机构和新的最高统帅在权力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同时他们在权衡我们的论点以后，已不再坚持这个计划了。罗斯福总统以及和他接近的人们，在和我们接触时，不论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场合，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提起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一直互相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我便以为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回到华盛顿去接替他；
而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则有责任遴选地中海战场的司令官。
当时我无疑地认为，这个司令官应当是已经在意大利作战的亚历山大。于是，这个问题在我们重新回到开罗以前，便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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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适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在那天按说都要吃火鸡，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3年确实也吃到了。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的大批火鸡，是由罗斯福总统乘坐的军舰运来的。罗斯福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参加晚餐。他说，“让我们来举行一次家宴。”因此，萨拉也受到邀请，此外，还有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包括他的私人亲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女婿伯蒂格少校，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我们愉快而又安静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由人按照隆重的仪式送了进来。罗斯福总统高高地坐在椅子上，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毫不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因此，切鸡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而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替自己切上一份。我看到他把一盘盘堆得满满的鸡肉分给大家，担心他自己会一点也吃不到。但是，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到最后，当两付鸡骨架撤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一份，这才放了心。哈里看见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席间，大家致词表达了热诚而亲切的友谊。那两个小时，我们把一切忧虑都抛在一边。我从未看见过罗斯福总统那么高兴。晚餐以后，大家便到我们曾经举行过好多次会议的那个大厅去。跳舞音乐——用留声机唱片播送的——开始响起来了。萨拉是唯一在场的女人，她已被人抢先请走了，因此我和沃森“老爹”（罗斯福的亲信、旧友和副官）跳舞，他的首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欢乐的夜晚，以及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景象，是我在开罗停留期间所有最愉快的经历中最突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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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难题终于都得到了解决。美国宪法、罗斯福的健康、斯大林的顽固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前往巴士拉的旅程和横贯波斯的铁路的复杂问题，都已一扫而空，因为现在迫切需要举行三国会议，而且除了飞往德黑兰以外，其他一切代替方案都已失败了。于是，我们就在11月27日黎明乘飞机离开开罗，向那个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的会议地点飞去。沿途天气非常晴朗，我们从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我没有提到当时使我关注的一个国内问题，以免打断以上叙述。关于释放莫斯利夫妇的问题，请阅附录（6），第635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第十九章 德黑兰：会议开幕
保卫工作的安排——我反复阐明我的观点——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会谈——11月28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斯大林说明苏联前线的形势——我阐述英国的看法——土耳其的立场——“霸王”作战计划需要三十五个师——斯大林赞同进攻法国南部作为次要的目标——我坚持要占领罗马——罗斯福总统与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土耳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三哩的路程中，沿途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骑马的卫兵是在指示路线，却不能提供任何保卫措施。在我们前面一百码，有一辆警卫车开道，预告我们快到了。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不久，大批群众挤满了骑兵中间的空隙；而且，我极目四望，只看到几个徒步的警察。在接近德黑兰城的中心时，密集的人群有四五层。他们是友好的，但是却很拘谨。
他们挤到离我的汽车几尺远的地方。事前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以防止两三名携带手枪或炸弹的亡命徒在这里进行袭击。我们到达通往公使馆的拐角处时，路上已被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在那些拥挤的、张口呆看的波斯人群中，停留了三四分钟。如果事前本来就是打算要我们冒最大的危险，既不想让我们有突然秘密到达的安全，又不想给我们以有效的护送，那么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场面就是最完善的安排了。然而，沿途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们也都向我报以微笑。最后，我们到达了英国公使馆，使馆周围有英印部队的严密警戒线。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而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英印部队，同在苏联大使馆周围警戒的为数更多的俄国军队已有了直接的联系。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哩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街道两三次。这时，在我们之前二十四小时已经到达这里的莫洛托夫，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说苏联的秘密情报人员发觉了一个有人阴谋杀害“三巨头”（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中的一两个人物的阴谋。因此，他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不断地来往通过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发生了任何这类的事件，那就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总统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广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出色的菲律宾厨师，一同搬进俄国大使馆。
那里已为他准备了宽敞、舒适的住所。这样，我们都住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讨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不会受到任何打扰。我很舒适地住在英国公使馆里，只要步行二百码，就可以到达富丽堂皇的苏联大使馆，这里暂时称得上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体还是很不舒服，感冒和喉痛都非常厉害，以致一度不能说话，但是，莫兰勋爵用药水喷进我的嗓子，并且不断地医治，终于使我能够说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可不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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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充分同意），有着许多错误的说法。在美国，有一种传说，说我曾极力阻挠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展开攻势的“霸王”作战计划，同时又说我妄图引诱盟国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入侵，或者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样实际上等于砍掉“霸王”作战计划。这些荒谬的说法，多半已经在以上的各章中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但是，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实际上在追求什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什么，也许还是值得的。
目前正在仔细准备中的“霸王”作战计划，将于1944年5月或6月，至迟在7月初发动。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和输送这些部队的船舶仍然享有最优先的待遇。其次，英美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必须给予补充与给养，以便它们能够占领罗马，并进而占领这个都城北面的飞机场，从这些机场可以空袭德国的南部。在获得这些进展后，在意大利战场，就不越过比萨—里米尼线——也就是说，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半岛更宽广的地带。如果敌人对这些战役进行抵抗，那就会吸引和牵制很大数量的德国军队，会给意大利军队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而且可以使战火在敌人的前线不断地燃烧。
这时，我并不反对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一带进行登陆，以马赛和土伦为目标，然后英美军队沿罗纳河谷向北推进，以策应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主攻。但是我却宁愿采取另一种方案，即利用伊斯的利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山峡，从意大利北部展开右翼进攻，指向维也纳。当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一方案时，我很高兴，并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我企图使他着手进行这个计划。如果德国军队进行抵抗，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许多师团从俄国或英吉利海峡前线吸引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抵抗，我们就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解放大片重要的地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遭到抵抗，这样，就会给“霸王”作战计划以决定性的支援。
我的第三个要求是，只要不影响能够用于横渡海峡进攻的实力，我们就不应该忽视地中海东部战场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重大收获。在所有这些问题方面，我坚持自己在两个月前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比例——即把我们的兵力的五分之四用于意大利，十分之一用于科西嘉和亚得里亚海，另外十分之一用于地中海东部。我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主张——一年以来，我没有退让过一步。
英、俄、美三方都一致同意前面两个战役，这就需要使用我们现有实力的十分之九。而我必须极力要求的，只是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地利用我们十分之一的实力。只有傻子才会这样争辩说：“把兵力全部集中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而放弃只应看作是白白分散兵力的其他一切机会，这岂不是好得多么？”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些主导一切的事实。西半球现有的一切船舶，为了准备“霸王”战役和维持我们的意大利前线，连最后一个吨位也都安排了任务。即使还能发掘更多的船舶，也无法利用，因为登陆计划已把有关的港口和营地最大限度地填满了。至于地中海东部战场，它不需要任何可以用于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埃及而集结的空军，如果在更向前推进的前哨地带起飞，也一样能够有效地或更有效地执行任务。所有的军队（外地还有两三个师）都已经到达这个战场，除当地的船只外，也没有其他船只可以把他们运往较大的战场。如果积极地、大力地利用这些部队，那就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损伤，否则他们就只会成个瞧热闹的人。如果我们攻下了罗得岛，我们的空军就可以控制爱琴海，同时我们也能从海路与土耳其建立直接的联系。再一个办法是，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参战，或者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而把我们为它修建的机场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也同样能够控制爱琴海；那样也就没有必要去夺取罗得岛了。两个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我们所争取的目标是土耳其。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土耳其，我们不需要从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调用一兵一卒，一艘舰只或一架飞机，就可以用潜艇和轻型海军部队来控制黑海，大力援助俄国，并且通过一条比北冰洋或波斯湾航路所需的代价更小、航程更短、运输更加频繁的航线，将物资运给俄国的军队。
这是我每次向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力提出的三个主题，而且毫不踌躇地、毫不后悔地反复说明我的理由。我本来能够说服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受到他的军事顾问的偏见的严重影响，在这场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这些次要的但颇有希望的机会，全部束之高阁了。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于他们顽固的态度还自得其乐，他们认为，“我们总算没让丘吉尔把我们牵扯到巴尔干半岛去。”其实我心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那些在其他方面无法使用的部队，把土耳其拉入战争，并控制爱琴海，是在军事方针上犯了一个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不是用没有采取上述方案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所辩解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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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迁入苏联大使馆的新居不久，斯大林就去拜访他，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根据霍普金斯的传记，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大林，他已同蒋介石讲定要在缅甸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他提醒斯大林，不要向丘吉尔提起印度的问题。斯大林也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容易伤感情的问题。罗斯福说，印度的改革，应该从底层开始。斯大林回答说，从底层开始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那天早晨，我很坦然地呆在床上，一面治疗我的感冒，一面处理从伦敦发来的许多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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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四时，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在宽敞精致的会议室里，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同我一起来开会的有艾登、迪尔、三位参谋长和伊斯梅。随同罗斯福总统前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海军上将李海、海军上将金和两名其他军官。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没有出席。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他们弄错了会议的时间，已经出发到德黑兰郊外游览去了。”去年替我翻译的那位可钦佩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又同我在一起了。帕夫洛夫仍旧为苏联人翻译。波伦先生是位新人，担任美方的译员。陪同斯大林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斯大林同我几乎是面对面地坐着。我们事先取得协议，由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罗斯福也同意这样做。会议开始，他首先致词，讲话非常得体。根据我们的记录，他说：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事前并未为这次会议拟定任何固定的议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他想讨论的任何问题，同时也可以讨论他不愿讨论问题。在友好的基础上，每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内容却一概不予发表。
我在开场白中，也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我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会。缩短战争，也许已掌握在我们手中；稳操胜券，差不多肯定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人类的幸福及命运，无疑地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说，他很重视我们提到三大国的友谊。三大国确实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机会，他希望大家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罗斯福总统接着便开始了这次讨论，首先从美国的观点，简单地叙述了战争的形势。他先谈到对美国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太平洋战场，因为驻在那里的美国部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配合下担负着主要责任。美国把它大部分的海军和一百万士兵的绝大部分，都集结在太平洋战场。这个战场范围广阔，一艘供应船只，每年只能往返三次，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点。美国采用的是一个消耗敌人实力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日本的船只，不论是军舰或商船，都大量地被击沉，以致新建的船只来不及补充。罗斯福先生接着说明了重新收复缅甸北部的计划。英美军队将同中国军队合作，由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指挥。他谈到我们也讨论了从曼谷对日本的交通线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虽然我们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把为完成我们主要目标所必需的部队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但是所需兵力仍很可观。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能继续积极参加战争，打通滇缅公路，同时建立阵地，以便我们在德国崩溃以后，能够从这些阵地出发，以最快的速度打败日本。我们希望能在中国获得基地，以便明年袭击东京。
罗斯福总统然后谈到欧洲的形势。英美两国曾举行过多次的会议，也制定了很多的计划。一年半以前，就曾决定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远征，但由于运输和其他困难，还不可能决定进行战役的确定日期。必须在英国集结足够的兵力，不仅用于实际登陆，而且也要用于向内地推进。英吉利海峡是非常讨厌的一部分水域，要在1944年5月1日以前发动远征是不可能的。1944年5月1日是在魁北克会议上确定的日期。他解释说，在历次登陆中，登陆艇总是一个限制因素。如果我们决定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远征，我们就必须完全放弃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如果决定在地中海只进行规模较小的战役，那也要使上述战役耽误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因此，他和我都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听取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意见，看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对苏联最有帮助。许多计划都曾经提出来讨论过——增加我们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土耳其等地的进攻力量。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决定采取哪一个方案。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使英美军队能够尽量减轻苏联军队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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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斯大林发言，他欢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但是说目前苏联还不能参加对日战争，因为苏联的军队几乎全部都要用来对付德国。苏联在远东的军队，若用于防御还算够用，但是要发动攻势，那就至少需要超过现在三倍的兵力。
他们到太平洋战场上来同友军会师，必须要在德国崩溃的时候：到那时大家将会并肩作战。
至于欧洲的局势，斯大林说，他要先简单地说明一下苏联进行战争的经验。他们在7月间发动的攻势，德国人事先已经预料到了；但是苏联人在集结了充分的部队和装备以后，就发现发动进攻还是比较容易的。他坦率地承认，他们事先并未料到7月、8月和9月所获得的胜利。德国军队要比人们想象的软弱些。
然后，他详尽地说明了苏联前线最近的形势。在某些战区，战斗已经缓慢下来，在其他一些战区，战斗已经完全停顿了，而在乌克兰以及基辅的西面和南面的战区，在最近三个星期内，主动权已经转到德国人手中了。德国人重新占领了日托米尔，也许还会重新占领科罗斯油田。他们的目标是要重新占领基辅。但是总的说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苏联军队的手中。
他说，他要答复英美军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俄国的问题。苏联政府一向认为，意大利战役对于盟国的事业有重大价值，因为它打通了地中海。但是要进攻德国，意大利却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出发点。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两国之间。因此，为了进攻德国而把大量军队集中在意大利，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土耳其是一个比意大利更适于进入德国的地方；但是它离德国的心脏地区又太远了。他相信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是最适于英美军队进攻的地方，当然，德国军队在那里是会拼命抵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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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早些时候被邀请发言，但我一直没有说话。现在我阐述英国的立场。
我说，我们很早就同美国商定，我们将从英吉利海峡攻入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我们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和资源都集中于这个作战计划。我们必须有根据事实和数字写成的长篇论述，才能说明为什么在1943年不能进行这项战役，但是我们已决定在1944年采取这个行动。1943年，虽然我们没有横渡海峡展开攻势，但是我们在地中海方面，却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在进行这些战役时，我们充分认识到它们属于次要的性质，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实力和运输情况，我们认为这些战役是我们在1943年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英美两国政府现在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在1944年的春末或夏季执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届时所能集结的军队，大约有十六个英国师，十九个美国师——总计三十五个师。这些师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都比德国的师团强大。
斯大林这时评论说，他从来也没有认为地中海的战役属于次要的性质。它们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不过，这种重要性不是根据进攻德国本土的观点来说的。
我回答说，罗斯福总统和我仍然把这些战役看成是一个踏脚石，依靠这个踏脚石来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鉴于在地中海和印度作战的英国部队的情况，准备投入横渡英吉利海峡战役的十六个英国师，是一个拥有四千五百万总人口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大数量。这些师的作战实力可以维持，但是人数却不能增加。美国有大量的后备师，因此要扩大战场和维持战争的进行，那就必须依靠美国了。但是，1944年的春末或夏季，距离现在还有六个月，罗斯福总统和我经常考虑，我们利用地中海现有的人力物力，究竟在这六个月中做些什么，才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而同时又不会把“霸王”作战计划延迟一两个月以上。英美七个最精锐的师和一定数量的登陆艇，已经或正在从地中海开往英国。结果是削弱了我们意大利前线的力量。天气一直不好，直到现在，还不可能攻下罗马，但我们希望1月间能将它攻陷；
艾森豪威尔将军部下的亚历山大将军，正在指挥在意大利作战的第十五集团军群，目的不仅是攻占罗马，而且要消灭或俘获德国十个或十一个师。
我还说明，我们没有打算攻入意大利靴形本土的较宽地带，更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攻入德国境内。我们总的计划是首先夺取罗马，占领它北面的飞机场，从而使我们能够轰炸德国南部，然后，我们就能够在比萨—里米尼线附近建立一条战线。在那以后，就应当考虑开辟第三战场的可能性，以便配合，而不是替代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一个可能性是进入法国南部，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像罗斯福总统所建议的，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朝东北向多瑙河进军。
在未来六个月这一段时间中，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关于支援铁托的问题，我们要说的理由很多。他牵制了德国的许多师团，对于盟国的事业所作的贡献，要比米海洛维奇手下的“采特尼克斯”大得多。我们用物资和游击活动来支援他，显然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巴尔干战场是我们能够使敌人的力量拉得最远的地区之一。这就使我们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军事人员研究以后，必须作出决定，即如何促使土耳其参战，打通我们经过爱琴海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到达黑海的交通线。只要土耳其参战，我们能用上它的空军基地，那么，我们使用较少的兵力（大约两三个师）和已经驻在这个战场的空军，就能够占领爱琴海中的岛屿。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黑海的港口，运输船队就可以不断往返。目前我们在北方的航线上，只能保持四个运输船队，因为护航舰只必须用于“霸王”作战计划；但是一旦打通了达达尼尔海峡，目前已在地中海的运输船只，就可以川流不息地把供应物资运往苏联的黑海港口。
我们怎样才能说服土耳其参战？如果它参战，我们又希望它作些什么？它究竟是应该只限于向我们供给基地，还是应该进攻保加利亚，并向德国宣战？它究竟是应当向前推进，还是在色雷斯边界上按兵不动？由于保加利亚深切感激俄国以往曾把它从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如果土耳其参战，那么对于保加利亚会有什么影响？罗马尼亚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它们已经进行了真正的和平试探，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此外，还有匈牙利，它会走哪条路？在这些卫星国家中间，政治局势很可能急转直下，从而使希腊人起来造反，将德国军队逐出希腊。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苏联都有特殊的看法和特殊的理解。如果我们能了解苏联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是很重要的。对于地中海东部的这些计划，苏联政府是否很感兴趣，因而希望我们按照这些计划进行下去，即使原定于5月1日发动的“霸王”战役会延迟一两个月也在所不惜？英美两国政府在还不了解苏联政府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前，有意地暂不作出任何决定。
这时，罗斯福总统提醒我谈谈进一步的计划，即向亚得里亚海北部推进，然后再向东北进攻多瑙河一带的计划。我表示同意，于是继续说，我们一旦攻下罗马，并在亚平宁山脉之南的意大利的狭窄的地区歼灭了德国军队以后，英美军队就能够向纵深地区推进，以便同敌人周旋。然后，我们就能够用最少的兵力坚守我方战线，而以其余的部队或向法国南部进攻，或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想法，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东北推进。我们对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详细考虑，但是如果斯大林表示赞赏，那就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来研究有关的方式方法和事实数字，然后再向会议提出报告。
讨论至此已经接触到关键问题。当时的记录如下：
斯大林元帅向首相提出了下列问题：
问：“根据我的理解，进攻法国的任务，将由三十五个师来担任，是不是？”
答：“是的。它们是特别强大的师。”
问：“这次战役是否准备让现在驻在意大利的军队来进行呢？”
答：“不是这样。有七个师已经或正在从意大利和北非撤走，以便参加‘霸王’战役。这七个师是用来凑足你在第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那三十五个师的。它们撤走以后，地中海还留下大约二十二个师，可以使用于意大利战场或其他的目标。其中有些师可以用于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或者派它们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多瑙河推进。这两个战役，在时间上将同‘霸王’战役相配合。同时，留出两三个师来攻打爱琴海中的岛屿，这是不难做到的。”
接着，我说明，除了上面所说的七个师以外，再要从地中海调遣若干师前往联合王国，是决不可能的。航运也无法满足需要。在联合王国将集结三十五个师的英美部队，以便进行最初的袭击。嗣后，英国除了在法国北部保持十六个师以外，就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是美国将继续调进更多的部队，直到在法国北部的远征军总人数，达到五六十个师。英国和美国的师团，如果把通讯部队、军直属部队和高射炮队等一并计算在内的话，每个师大约有四万人。在联合王国境内，已经有许多英美空军部队，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六个月中，美国将把它的空军增加一倍或两倍。因此，在这个地区内将集中强大的空军力量，它从这个地区可以很容易地达到敌人境内的目标。所有的部队和装备正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部署，这个计划，如果苏联当局愿意的话，可以提供他们参考。
斯大林向我问起进攻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我说这个计划尚未经过详细的研究，但我们的意见是它可以配合“霸王”作战计划，或二者同时并举。进攻的部队将由目前驻在意大利的部队组成。我补充说，同时也有必要研究一下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东北进军的意见。
斯大林又问，如果土耳其参战，英美准备拨出多少军队。
鉴于我只代表我个人发表意见，因此，我说要攻取爱琴海中的岛屿，最多只需要两三个师就够了，除此以外，我们可能还要拨给土耳其大约二十个空军中队和若干高射炮团，使它能够自卫，但是，提供这些空军部队和高射炮队，不会影响其他的战役。
斯大林认为，把我们的部队，一部分派往土耳其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又派往法国南部，这是一个错误。最好是把“霸王”当作1944年的基本作战计划，而在罗马一旦被占领以后，就把驻在意大利的所有军队都调往法国南部。于是，这些部队，在“霸王”战役发动以后，就可以同进攻的部队会师。法国是德国战线上最弱的一个环节。他自己并不指望土耳其会同意参战。
我问道，是否苏联政府并不急于促使土耳其参战。我们曾经试过一次，但是失败了。现在是不是希望我们再作一次新的尝试？
“我完全赞成再尝试一次，”斯大林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当抓住它的脖子要它干。”
我接着说，斯大林元帅认为分散兵力是不适宜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提出的全部主张是，少数几个师——譬如说两三个师——能够很好地用来实现我们同土耳其的直接联系，至于需要参战的空军，则是那些用于保卫埃及的空军，它们只不过需要把战线向前推进一下而已。这样，就不会从意大利前线或“霸王”作战计划中抽调大批兵力了。
斯大林认为，如果只要用三四个师的兵力，就能够攻下这些岛屿，那是很值得的。
我说，我最担心的是，在攻入罗马与发动“霸王”战役之间的六个月期间，战争会处于停顿状态。我们应当毫不间断地打击敌人。我所提出的作战计划，虽然肯定地属于次要的性质，但却是应当仔细考虑的问题。
斯大林再一次指出，“霸王”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最好能通过对法国南部的进攻给予支援。他甚至主张目前在意大利采取守势和放弃攻取罗马，如果这样做，能够抽调大约十个师进攻法国南部的话。两个月以后，接着就进行“霸王”战役，从两个方向进攻的部队就可以会师。
我回答说，即便我们停止向罗马逼进，我们的力量也不会更为强大；但是我们一旦夺取了这个城市，我们就会由于消灭或沉重地打击了十个到十一个德国师而处于更加强大的地位。此外，我们还需要罗马北面的飞机场来轰炸德国。要我们放弃攻占罗马，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将被各方面看作是一场惨败，而英国议会一刻也不会容忍这种意见。
※ ※ ※
罗斯福总统现在建议，需要特别慎重地考虑一下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任何战役，都可能把“霸王”战役计划推迟到6月或7月。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本人是反对这种延搁的。因此，他建议军事专家应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时间——就是在发动“霸王”战役两个月以前——研究是否可能发动法国南部的战役，而其指导思想则是“霸王”战役计划必须按规定的日期进行。
斯大林说，苏联人从最近两年的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证明，大规模攻势，如果只从一个方向进行，是很少有结果的。
更好的办法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方向同时发动攻势。这会迫使敌军分散兵力，同时，如果进攻的部队彼此相隔不远，它们就有机会取得联系，从而增加整个进攻的力量。他建议这个原则可以很好地应用到目前讨论的问题。
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些意见。我说，我建议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给予少量的援助，这同上述的普遍想法并不发生任何抵触。同时我希望能够将我的下列意见记录在案，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能同意，仅仅为了要确切地遵守5月1日这个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就要牺牲驻在地中海的二十二个英国和由英国控制的师的军事行动。如果土耳其拒绝参战，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恳切地希望，不要叫我同意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各个战役在时间上严格配合的问题。会议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已经发表的意见，明天再继续讨论？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参谋长们应当在第二天早晨着手工作。
这时，斯大林说，他没有想到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因此他没有把他的军事专家们带来，虽然伏罗希洛夫元帅将作出最大的努力。
我问道，大家准备怎样讨论土耳其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既是政治性问题又是军事问题。会议应该讨论的问题如下：
（1）我们要求土耳其做些什么？（2）我们要它参战，准备给它什么代价？（3）付出这些代价的后果如何？
斯大林表示同意。土耳其是英国的盟国，也同美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应当由英美两国劝告它选择正确的道路。我说，如果土耳其拒绝俄国请它参加获胜的一方的邀请，同时又失去英国的同情，那真是糊涂已极。斯大林也说，许多人宁愿糊涂已极，所有的中立国家都把那些本可以置身事外而竟然进行战争的人看成是傻子哩。
我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虽然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硬说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也是空谈。时间和耐心是必要的。
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十章 谈话与会议
同斯大林谈德国问题——波兰及其边界——罗斯福关于“四个警察”的计划——我奉国王之命授予列宁格勒荣誉宝剑——第二次全体会议——斯大林询问谁将指挥“霸王”战役——我说明英国关于“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的意见——敌人三十个师被牵制在巴尔干半岛——如何劝导土耳其参战——保加利亚的地位——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日期的争论——不破坏意大利战役的重要性——土耳其问题——斯大林直接向我提出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我声明反对集体处决德国人。
在正式会议之间，穿插着罗斯福、斯大林和我在午餐和晚宴上进行的谈话，这些谈话甚至可以认为是更重要的。在这种场合下，大家兴致勃勃，无话不谈，什么事情都听得进去。28日，星期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设宴招待，我们共有十人或十一人参加，其中包括译员。谈话不久就变得全面而认真起来。
第一天晚上的聚餐后，当我们在室内漫步的时候，我把斯大林请到一张沙发旁边，提议我们谈谈战争胜利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坐了下来。艾登也来参加了。斯大林元帅说：“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吧。”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再发动一次新战争。他担心德国国家主义会死灰复燃。凡尔赛会议以后，和平好像已经有了保障，但是德国很快地就卷土重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防止德国发动新战争。他深信德国是会东山再起的。我问他：“时间要多久呢？”他答道：“在十五到二十年以内。”我说一定要使世界至少有五十年的安全。如果这种安全只能维持十五到二十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士兵了。
斯大林认为我们应当考虑限制德国的制造能力。德国人是一个能干的民族，非常勤劳而又富于智谋，他们会很快地复原。我答复说，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控制措施。我要禁止他们的一切民用和军用的航空事业，不准设置总参谋部制度。斯大林问道：“你是否还要禁止钟表工厂和家具工厂，以免他们制造炮弹零件呢？德国人曾经制造玩具步枪，教练过几十万人学会射击。”
我说：“凡事都不会一劳永逸的。世界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得世界至少能有五十年的安全，办法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禁止重新武装，监督德国工厂，禁止一切航空事业，进行有深远意义的领土方面的变更。这一切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是否能够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而维持密切的友谊，并且对德国进行监督。只要我们看到了危险，就不要害怕发布命令。”
“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管制，”斯大林说：“但结果却失败了。”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我答复说。“上次的战争还不是今天这样范围的民族战争，而俄国也没有参加和会。这次的情形就不同了。”我总觉得应该孤立并削弱普鲁士；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的而非侵略性的联邦。
我认为对待普鲁士应该比对待德国其他部分更为严厉，这样就会影响后者不敢再同前者一道孤注一掷。但不要忘记，这都是战时的心情。
“你说的都很好，不过还不够。”斯大林作了这种评论。
我继续说，俄国应该有它的陆军，英国和美国应该有它们的海军和空军。此外，三个国家还要拥有其他的手段。三个国家都得拥有强大的武装，绝不承担裁减军备的任何义务。
“我们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如果我们失败了，也许会引起一百年的混乱。如果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能实现捍卫者的任务。
当然，还不仅限于维持和平，”我接着说，“三国还要指导世界的前途。我绝不愿将任何制度强使别的国家接受。我要求自由以及各国按照各自的愿望发展的权利。我们三个国家必须始终不渝地维持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斯大林又问起怎样对待德国的问题。
我答复说，我不反对德国的劳动者，而只是反对它的领袖们和具有危险性的同盟。他说在德国各师部队中也有许多奉命作战的劳动者。他问那些来自劳动阶级（记录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许是指“共产党”）的德国战俘，为什么替希特勒作战。他们回答说他们是执行命令。他便把这些战俘都枪毙了。
※ ※ ※
我提议我们应该讨论波兰问题。他表示同意，并请我先发表意见。我说，我们曾经为了波兰而宣战，因此，波兰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俄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对疆界问题，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我想同俄国人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元帅如果肯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一问题并达成某种协议。而且斯大林元帅应该告诉我们，保卫俄国的西部边疆最必要的是什么。这次欧战可能在1944年结束，苏联在战后将会强大无比，而俄国在采取任何有关波兰的决定中都将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个人认为波兰可以向西发展，就像士兵“向左靠拢”两步一样。如果波兰踩了德国的脚趾，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波兰。波兰是欧洲这个管弦乐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乐器。
斯大林说，波兰人民有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这些都必须保存，而不应该消灭。
“我们是否要试划一下边界线呢？”我问。
“是的。”
“议会没有授权我划定边界线，并且我相信罗斯福总统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目前在德黑兰，倒可以研究一下，是否三国政府首脑在一致的努力下，能够确定某种政策，以便向波兰人提出建议，并劝告他们接受。”
我们同意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是否不必邀请波兰人参加。我说“是的”，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达成非正式的协议以后，再与波兰人进行接触。艾登先生这时插进来说，斯大林当天下午表示，波兰人可以向西发展，一直到达奥德河，使他深感意外。他从这种见解中看出前途颇有希望，因此很受鼓舞。斯大林问我们是否认为他会把波兰吞掉。艾登说，他不知道俄国人要吃掉多少，他们消化不了的有多少。斯大林说，俄国人不要求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会把德国咬掉一块。艾登说，波兰在东方失去的领土，可以从西方得到补偿。斯大林说，波兰也许可能从西方得到补偿，但他不知道其结果到底如何。后来我用三根火柴打比，说明我对波兰向西发展的主张。斯大林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这群人就在这种气氛中暂时告别了。
※ ※ ※
29日早晨，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军事首脑举行会议。我知道斯大林曾同罗斯福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当然正在同一个大使馆里，因此我建议在那天下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总统和我共进午餐。但是罗斯福却谢绝了，并且打发哈里曼到我这里来解释，说他不愿意斯大林知道他同我在私下会谈。
我对这点感觉奇怪，因为我认为我们三个人应当彼此同样地信任。午餐以后，罗斯福总统又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其中特别包括罗斯福先生关于建立战后世界政府的计划。这种计划应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这“四个警察”来执行。斯大林并不怎么赞成这个意见。他说这“四个警察”不会受到欧洲各小国的欢迎。他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
当时，斯大林提出另一项建议：就是设立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远东委员会，而欧洲委员会则由英国、俄国、美国以及可能是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共同组成。罗斯福总统答复说，这类似我建议的区域委员会，即分别设立欧洲、远东和美洲区域委员会。他似乎没有解释清楚，我还打算建立一个联合国家最高委员会，由这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因为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会谈经过，所以无法纠正这种错误的说法。
※ ※ ※
我们在四点钟开始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我奉国王之命，赠授陛下为纪念光荣的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而特别设计铸造的宝剑。外面大厅里挤满了俄国的官兵。我用几句话说明原委以后，就将这个光彩夺目的武器递交斯大林元帅，他以非常动人的姿态把宝剑举到唇边，轻吻剑鞘。然后，他把宝剑交给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再把宝剑放下来。宝剑在俄国仪仗队的护送下，极其庄严隆重地从房里捧了出去。当这个行列向外走去的时候，我看见罗斯福总统在房内坐在一边，显然为这次典礼所感动。接着，我们走进会议室，又围着圆桌而坐。这次，所有的参谋长都来参加了，他们现在前来报告上午辛勤讨论的结果。
帝国总参谋长说，他们已经研究了各项作战计划，并且认识到从现在开始直到发动“霸王”战役期间，如果不在地中海采取某种行动，德国人就可能把军队从意大利调往俄国或法国北部。他们曾考虑将前哨从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往上推进，加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使他们能够牵制德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国师团，并且促使土耳其参战。他们还讨论了在法国南部登陆，以配合“霸王”作战计划。波特尔已重新检查了我们的轰炸攻势，马歇尔检查了美国在英国集结的实力的情况。
马歇尔将军谈到，西方同盟国家在欧洲面临的问题，不是部队或物资的问题，而是船舶和登陆艇以及获得距离战场很近的战斗机的机场问题。登陆艇特别短缺，而最需要的还是每艘能载四十辆坦克的登陆艇。就“霸王”作战计划来说，军队和物资的运送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同盟国面临的每一问题中，变动不定和成为问题的因素，几乎总在登陆艇方面。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造舰计划都在加速进行，目的有二：第一，增加“霸王”作战计划初攻的规模；第二，使我们能够在地中海进行我们认为正确的战役。
※ ※ ※
然后，斯大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谁指挥‘霸王’作战计划？”罗斯福总统答复尚未作出决定。斯大林直率地说，如果不指定人选负责一切有关的准备，这个作战计划一定会毫无结果。罗斯福说，关于这点业已采取了措施。英国军官摩根将军已经领导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为这个战役筹划了相当长的时期。事实上，万事均已决定，只是最高司令的人选尚悬而未决而已。斯大林认为需要立即派定人选，不仅负责筹划，而且负责执行。否则，即使摩根将军声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一旦委派最高统帅以后，也许这位最高统帅的见解完全不同，而打算重砌炉灶。
我说摩根将军是经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同意，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委派为最高统帅（尚待指定）的总参谋长。英王陛下政府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统帅的指挥，因为美国要负责组织进攻部队，并且在兵力的数量方面占有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在地中海，几乎所有的海军都是英国的，同时我们在陆军方面也占有相当的优势。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战场的统帅，合情合理地应由英国人来担任。我建议由三国政府首脑来讨论最高统帅的任命问题，要比在较大的会议中讨论更加适宜。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对于任命问题不要求发言权。他们只想知道任命的人选是谁。最重要的是人选尽早地确定，而被选任的那位将军不仅要负责筹划作战计划，还要付诸实施。我也认为决定指挥“霸王”战役的人选是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说这个问题至迟将在最近两周内决定。
※ ※ ※
然后我陈述了英国的立场。我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多而复杂，使我有些不安。这次会议大约代表全人类中十二到十四亿的人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达成正确的结论。因此，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军事、政治和道义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以前，我们就不能结束会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准备只谈少数专门问题，由军事小组委员会去加以研究。
第一，已经聚集在地中海的大批部队，能对“霸王”作战计划提供何种援助？特别是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对法国南部发动的进攻将达到何种规模？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都提到这个计划，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行详尽的研究，因此谁也不能表示最后的意见。斯大林极其正确地强调了钳形攻势的重要性，但是使用少数兵力进攻显然是毫无成效，因为在主力部队到达以前，它就已被敌人歼灭了。我完全代表个人发表意见说，在地中海应当至少保留足够运输两师兵力的登陆艇。我们获得具有这种运输力量的登陆艇以后，就可以采用海上包围的战术，协助前哨部队由意大利的中部向上推进，从而避免采取迟缓而艰巨的正面攻击的战术。第二，这些登陆艇能使我们在土耳其参战的同时，夺取罗得岛和打通爱琴海。
这批登陆艇还可以使我们在五六个月以后，配合“霸王”战役，从海上袭击法国南部。
这些作战计划显然都需要极其仔细地进行研究，并选择时机，但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各点都能办到的话，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另一方面，倘若要把足够运输两师兵力的登陆艇留在地中海，那么显而易见，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势必要推迟六星期到八星期，或者采用另一种办法，势必要把派往东方、在对日作战中担任袭击任务的舰艇调回来，因此，我们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就需要权衡各个问题的轻重缓急。我说，我将以感激的心情倾听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战果鼓舞了他们的英国盟友，并且使他们非常钦佩和尊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南斯拉夫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问题。
游击队在巴尔干半岛至少牵制了德国二十一个师团。此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还驻有保加利亚的九个师团。这样算来，这些英勇的游击队牵制着敌军三十个师团。因此，巴尔干战场确实成为我们使敌人力量尽量分散的一个地方，并能为我们未来的艰苦战役减轻压力。我们本身对巴尔干并无任何野心。
我们总的目标只是要严密困住敌人的这三十个师。莫洛托夫先生、艾登先生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应举行会谈，并将未曾解决的政治问题向会议提出报告。举例来说，我们的苏联朋友和我们的盟邦，对于上述主张是否在政治方面感到困难？倘若如此，这些困难是什么？我们是决心同他们和衷共济地进行工作的。从军事观点来看，在这个地区无需使用大量军队，充其量，不过是需要以物资装备和突击性的战斗来帮助游击队而已。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土耳其的问题。英国是土耳其的盟邦，曾经接受了在圣诞节以前说服或劝诱土耳其参战的任务。如果罗斯福总统在目前情况下愿意过问此事，并领导进行，则英国政府极愿让他去处理此事。我说，我准备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保证：英国将竭尽全力促使土耳其参战。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土耳其参战最多不过占用同盟国两三个师的兵力。
然后我问苏联政府对于保加利亚有何看法。他们是否准备通知保加利亚，如果土耳其对德国宣战而保加利亚要进入土耳其的话，苏联立即就把保加利亚当作敌人？我建议莫洛托夫、艾登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进行商谈，然后就促使土耳其参战的最好方法这一点向会议提出建议。我们只要能够实现这点，就会给德国以沉重的打击。保加利亚将被削弱，罗马尼亚已经在千方百计地想要无条件投降，而且对于匈牙利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所考虑的地中海方面的各个战役，其目的都是为了减轻俄国所受到的压力，并使“霸王”作战计划能有最大的希望获得成功。
※ ※ ※
我谈了大约十分钟。会上一时无人发言。然后，斯大林说：“如果由于土耳其参战，而保加利亚威胁土耳其的话，苏联政府将认为它同保加利亚处于战争状态。”我感谢他的这种保证，并问我是否可以这样通知土耳其人。斯大林说完全同意。然后，他说明自己对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在意见方面并无分歧，并完全赞成对游击队进行援助。但是他又直率地补充说，土耳其参战，援助南斯拉夫以及夺取罗马，按照俄国人的思想方法，都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如果召开此次会议是为讨论军事问题的话，则首先必须考虑“霸王”作战计划。
如果根据建议来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显然要对委员会应当完成的任务给予明确的指示。俄国人在抵抗德军的伟大斗争中，需要援助，而且是紧急的援助。最好的援助办法就是早日大力地执行“霸王”作战计划。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决定：第一是日期。时间应该定在5月，不能再迟。第二，需要在法国南部登陆来支援这个战役。如果登陆能在进行“霸王”战役前两三个月实现，当然最好；否则便同时进行；如果不能同时进行，稍晚一点登陆也有好处。袭击法国南部作为一种支援性的战役，对于“霸王”战役肯定是有所帮助的。
夺取罗马以及在地中海进行其他战役，只能作为牵制性的行动。
第三个需要决定的问题就是任命“霸王”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斯大林说，他希望会议在结束以前就能作出这项决定，最迟也要在会后一星期内决定。如果没有最高统帅，“霸王”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是不能顺利地进行的。决定人选当然是英美两国政府的问题，但是苏联政府希望知道人选是谁。
※ ※ ※
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对“霸王”作战计划的重要性看法已经一致，但是对于日期问题意见还有不同。如果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势必至少要放弃一次地中海战役。倘若把登陆艇和其他装备都留在地中海，“霸王”战役就要延迟到6月或7月。“霸王”的延期显然会引起危险。如果我们即使仅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在地中海东部进行远征，那么这种远征，也非常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规模较大的战役，使我们欲罢不能，而且需要派遣更多的部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在7月开始“霸王”作战计划，也会受到影响。
罗斯福先生接着提到我所谈的有关德国和保加利亚的三十个师团被遏制在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应当用突击部队来加强围困他们的措施。重要的问题就是把他们牵制在这个地区以内，不让他们危害其他战场。大家显然一致同意应当支援铁托，但是提供这种支援却不应抽调“霸王”作战计划的力量。
斯大林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德国人在南斯拉夫有八个师，在希腊有五个师，在保加利亚有三个师，在法国有二十五个师。他不准备同意把“霸王”作战计划推迟到5月以后。
我说我不能同意作出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认为，就大家已经发表的意见来看，并没有什么基本的分歧。我愿意竭尽英王陛下政府的一切力量，尽早着手“霸王”战役，但是我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争取早一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霸王”战役，就忍痛牺牲并放弃我们在地中海方面的伟大前途，好像这种前途毫无价值似的。英国在地中海驻有强大的陆军，我不同意让他们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内停止作战。这支军队应当以最大的战斗力与美国盟友并肩对敌人作战。我非常希望，英美军队合力粉碎驻在意大利的大量德国部队，并且在向罗马北部推进以后，能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前线。在将近六个月的期间，在意大利按兵不动，毫无作为，就等于不适当地使用我们的军队，而且又会使我们受到这样的谴责，就是俄国人几乎承担了陆上战争的全部重担。
斯大林说，他根本没有要求在冬季停止在意大利的所有战役的意图。
我解释说，如果从地中海调走了登陆艇，那就意味着肯定要减少我们在那里的战役。我提醒斯大林“霸王”战役赖以成功的三个条件。第一，从现在直到发动进攻的时间为止，德国在欧洲西北部的战斗机队的实力必须充分加以削弱。第二，在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必须使德国驻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后备部队，不超过十二个最精锐的足额机动师。第三，在战争的最初六十天中，要使德国人不能从其他战场调回超过十五个最精锐的师的兵力。为了获得这些条件，我们应当尽量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牵制德国人。如果土耳其参战，这就更增强我们的力量，但也不是必要的条件。现在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多半都是从法国调来的。如果我们在意大利放松对德国施加压力，他们又会被调回法国。我们必须在目前能够同敌人作战的唯一战场上，继续与它周旋。如果我们在冬季在地中海尽量与它进行激烈的战斗，这对于创造顺利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条件，将会产生最理想的作用。
斯大林问道，如果德国有十三四个机动师在法国，并且能从其他战场调来的兵力又超过十五个师，情形又将如何？这样是否就不进行“霸王”战役了呢？
我说，“不，绝不是这样。”
※ ※ ※
然后，我把讨论又转到土耳其问题。我们已经同意敦促它在今年年底参战。如果它参战，我们需要采取的唯一军事行动，只是把我们的飞机安置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机场，并且攻占罗得岛。使用一个突击师，再加上一些卫戍部队也就足以应付局面了。我们一旦占有罗得岛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便能够随时使爱琴海的其他岛屿弹尽粮绝。这些军事行动不会为我们带来漫无止境的负担，却可以认为是一种极其有限的义务。如果我们努力使土耳其参战而不成功，则事情就此结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土耳其参战，对德国人来说，这就可以使他们松一口气。关于土耳其，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如果它参战，我们又攻占罗得岛，而且以后又把德国人从爱琴海的其他岛屿驱逐出去，则我们驻防在埃及的部队和空军全部可向北移动去参加战斗，而不是像目前这样采取守势。
土耳其问题不应当等闲视之。正如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说的，我们各项战役的规模、性质和时机，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获得登陆艇以及能否将部队输送过海。我说，我准备随时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去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所需的少数登陆艇不能留在地中海或从其他战场调来，则地中海区域不可能进行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不可能袭击法国南部。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些理由。我告诉斯大林，我同意他的意见，即给军事技术委员会明确的任务范围。我建议关于任务的各项内容，应该由三国政府首脑分别拟定。
斯大林说，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以后，觉得无需成立军事委员会。为了作出决定，也无需将各项枝节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几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总司令的任命，以及是否可能在法国南部进行配合性的战役。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由全体会议决定。同时他也认为，根本不需要设立外长委员会。委派这些委员会只会延迟结束大会的期限。而就他来说，他不能将在德黑兰的访问期限延迟到12月1日以后，最迟也不能超过12月2日。
罗斯福总统说，倘若决定要建立军事委员会进行工作，他已经用简单的方式为这个机构试行拟定了任务内容，内容共两句话，就是：“第一段：三国参谋长委员会认定‘霸王’战役是1944年的主要战役。第二段：委员会将作出建议，使辅助性战役得以试行，但事先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种战役是否延误‘霸王’作战计划。”大家对此均表示同意。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非常关心“霸王”战役的日期，特别因为需要和俄国战场方面的战役互相呼应。罗斯福总统表示，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确定了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只是因为从那时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才使我们要考虑某些变更。
在我们散会以前，斯大林从桌子的对面望着我说：“我想对首相直接提出一个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首相和英国官员是否真对‘霸王’战役抱有信心？”我答复说，“假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具备了上述进行‘霸王’战役的各种条件，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横渡海峡去猛攻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谈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 ※ ※
斯大林设晚宴招待我们。参加的人数是严格限制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哈里曼、克拉克·克尔、我和艾登以及我们的译员。在大会的辛劳之后，大家兴高采烈，一再干杯。不久，埃利奥特·罗斯福在门口出现了，他是乘飞机前来此地和他父亲相聚的。有人招呼他进来。于是，他在桌旁就座了。他甚至在我们的谈话中也多嘴多舌，以后还大肆渲染他所听到的一切，引起了极其严重的误解。据霍普金斯说，斯大林同我开了不少的玩笑，我丝毫都不介意，直到斯大林元帅以温和的语调谈起要对德国人进行惩罚这样一个严肃的、甚至是可怕的问题为止。他说一定要消灭德国的总参谋部。希特勒的强大陆军的全部实力都是依靠五万左右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如果在战争结束时，把这些人都抓来枪毙，德国的军事实力就会根除。我听了这话，就觉得应该这样回答：“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即使在战时的狂热下他们允许这样做，但是当这样的暴行初次发生以后，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那些负责人。苏联人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
但是，斯大林，也许只是出于戏谑，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枪毙五万人。”我听了非常生气。我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的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这时，罗斯福总统插嘴了。他提出一项调解的办法，说应该枪毙的，不是五万人，而是四万九千人。毫无疑问，他希望使整个问题让大家一笑了之。艾登也向我作出种种姿势和暗示，要我相信这都不过是笑话。可是，埃利奥特·罗斯福这时却从餐桌那头的座位上站起来讲话，说他如何诚挚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如何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种意见。
我受到这种打搅，就起身离开餐桌，走到隔壁那间灯光幽暗的房间里去。我刚到那里，就有人从后面用手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斯大林，他的旁边站着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恳切地说明他们只是开玩笑，根本就没想到什么严重问题。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拿出这种风度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表现出像当时那样吸引人的仪态。虽然在当时和现在，我都不完全相信这是开玩笑而背后没有隐藏着什么认真的意图。我同意回到原来的房间去。当晚的其余时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第二十一章 德黑兰：难题
我的六十九岁诞辰——我单独会见斯大林——我们认真地准备“霸王”战役——对地中海的影响——最高统帅问题——一切取决于登陆艇——为“霸王”战役集结的兵力——意大利大战迫在眉睫——斯大林强调“霸王”战役的必要性——斯大林提议俄国将在5月或6月发动攻势——罗斯福总统邀请“只有三人”的午餐——俄国要求不冻港——11月30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主要的军事决定——三国一致同意发表的公报——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宴会——一片祝贺声和许多讲话——布鲁克将军对斯大林的答辩。
1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的六十九岁诞辰，全部时间几乎完全用于处理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的事务。罗斯福总统同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而且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中；尽管总统和我以往过从很密，同时我们的重要问题又交织在一起，然而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来，他一直避免单独和我会见——这些情况使我想到要设法对斯大林作一次直接的私人访问。我认为，俄国的领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没有获得真实的印象。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错误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丘吉尔和英国参谋人员有意要尽量地停止执行‘霸王’作战计划，因为他们想以进攻巴尔干半岛代替这个计划。”我的责任就是要消除这种双重的误解。
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确切日期，决定于数量较少的登陆艇的调集。这些登陆艇对于在巴尔干半岛进行任何战役，都是不需要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要我们承担进行一次孟加拉湾的战役。如果取消这次战役，那么我所需要的登陆艇便可以够用，也就是说，我拥有的两栖登陆的能力，足以使得两师人在敌人的抗击下，能在意大利或法国南部的海岸一齐登陆，并且还能按照预定计划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我已经向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把日期定在5月，而罗斯福总统也已放弃了5月1日那个特定的日期，这样我就获得了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能说服罗斯福总统暂不履行他对蒋介石的诺言，并且放弃在德黑兰会上从未提到的孟加拉湾计划，那么，地中海战役以及按期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就都够用了。结果，这些重要的登陆都是在6月6日开始，但这个日期是在后来很晚才决定的，其根据不是我的需要，而是月光和天气的情况。正如我以后要讲到的，当我们回到开罗的时候，我顺利地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使他放弃了孟加拉湾计划。因此，我认为已经办妥了在我看来是必需处理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11月的早晨，在德黑兰的时候，我是毫无把握，因此我决心让斯大林了解主要的事实。我当时认为，我没有权利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和我已经同意在5月间进行“霸王”战役了。我知道在我同斯大林元帅会见后接着举行的午宴上，罗斯福要亲自把这点告诉他的。
下面叙述的情况，是根据我所信任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关于我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所作的记录写成的。
※ ※ ※
我首先提醒斯大林元帅，我是半个美国人，对于美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我要说的话不应该解释成为背后说美国人的坏话，我对他们是无比忠诚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坦率地交谈更好一些。
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同美国人相比，占有优势。那里的英国部队比美国部队多两三倍。我之所以急于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使地中海的军队不致陷于瘫痪状态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要不断地使用他们。在意大利约有十三四个师，其中有九个或十个师都是英国人。还有两个集团军，即：英美第五集团军，和全部都是英籍士兵的第八集团军。在遵守“霸王”战役的日期或大力展开地中海战役二者之间，存在着选择的余地，但是全部情况并不仅限于此。美国人要我3月在孟加拉湾对日本人进行两栖战役。我对这点并不热心。如果我们把孟加拉湾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调到地中海，那就足以使我们在当地进行一切所需要做的工作，并且还能提早进行“霸王”战役。可见这不是在地中海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孟加拉湾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有所取舍。但是，美国人硬要我们定下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因此近两个月来，地中海战役已经遭受了损失。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因为被调走七个师，士气有些沮丧。我们将三个师调回国去，美国人又调走四个师，都是为了准备进行“霸王”战役。我们所以没有充分利用意大利崩溃的机会，原因也在这里，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准备“霸王”战役是多么认真。
早日决定总司令人选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8月份以前，我们英国人可能会在“霸王”战役中担任最高统帅，但是在魁北克会议时，我曾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我们同意任命美国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应担任地中海的最高统帅。我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因为美国人虽然在登陆时人数同英国人相等，但是不久就会占有优势，在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他们的利害关系就会变得更大。另一方面，英国人在地中海方面占有优势，而我对于那里的战争也有我自己的主张，因此，我认为由我们担任那个战场的最高统帅是适宜的。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种安排，于是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的问题，现在就得由他负责了。罗斯福总统一旦任定人选，我立即可以任命地中海总司令和其他司令。总统由于与高级人员有关的国内原因，对于人选迟迟不决，但是我曾敦促他在我们离开德黑兰以前作出决定。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然后，我谈起登陆艇的问题，重新说明这个问题成为障碍的情况以及其原因。我们在地中海方面拥有很多部队，即使调走七个师以后，情形仍然如此，而在英国国内又将集结不少英美的远征军。一切问题决定于登陆艇。两天以前，斯大林元帅曾经发表重要的宣言，声明俄国在希特勒投降以后将对日本作战。我听了以后，立即向美国人建议，他们可以拨出更多的登陆艇来支援他们要求我们进行的印度洋战役，或者可以从太平洋派遣一些登陆艇，去支援“霸王”战役初期的运输任务。这样一来，各方面就都有足够的登陆艇可用了。但是美国人对太平洋问题是很敏感的。我曾向他们指出，如果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则会加速击败日本，因此他们就能给我们更多的援助。
我和美国人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个很小的问题。情况绝不是我对“霸王”战役冷淡。我要求获得为了进行地中海方面的战役所需要的一切，而同时又能按期进行“霸王”战役。
有关细节方面的安排应当由我们的参谋长筹划，而我原来希望在开罗就能把这类问题解决的。偏巧蒋介石当时在那里，而中国的一些问题几乎又占据了全部时间。但是我深信，结果还是能调拨足够的登陆艇来满足各方面需要的。
现在再谈“霸王”作战计划。英国方面，到了5月或6月间的规定日期，将使近十六个师的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再加上军直属部队、登陆艇部队、防空部队以及后勤人员，总数略微超出五十万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最精锐的部队，包括从地中海调来的经过战争锻炼的士兵。此外，英国还有需要皇家海军所提供的一切舰艇来担任运输与保护陆军的任务，另外，本土空军部队约有四千架英国第一线飞机，可以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美国现在正在开始运入部队。直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是运送空军部队和陆军物资，但在未来的四五个月中，我想每月将运来十五万人或者更多一些，到了5月，总数将达到七八十万人。我们在大西洋击败潜艇以后，已有可能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调遣。我主张大约在进行“霸王”战役的同时，或在其他任何适当的时间，在法国南部也发动战役。我们将牵制驻意大利的敌军，而我方驻在地中海的二十二或二十三个师当中，将尽可能地调到法国南部，其余部队则留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大战迫在眉睫。亚历山大将军部下约有五十万人。盟国有十三四个师对付德国的九十个师。气候恶劣，桥梁已被冲断，但是我们打算在12月间由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第八集团军向前推进。两栖登陆将在特韦雷河附近进行。同时第五集团军为了牵制敌军，也将进行猛烈的战斗。这场战争也许会变成小规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们并不打算推进到意大利宽广的内地，而只想坚守那狭窄的靴形地区。
斯大林说，他必须预先指出，红军指望的是我们进攻法国北部的胜利。如果在1944年5月间不进行战争，红军就会以为这一年中根本就不会再进行什么战争了。天气将会变坏，而运输方面将发生困难。如果战争不能进行，那么他不愿使红军失望。失望只能使情绪低落。如果在1944年欧洲的战局不能大大地改观，俄国人就很难维持下去。他们对于战争已经很厌倦了。他担心红军会产生一种孤军作战的情绪。他要弄清“霸王”战役是否会按照许诺的时期进行，原因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他就要采取措施去防止红军产生不良的情绪。
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说，只要敌人调往法国的部队不超过美国和英国集结在那里的军队，“霸王”战役当然是会进行的。如果德国人有三四十个师在法国，我认为我们准备渡过海峡的部队就不能坚持下去。我并不害怕登陆，但是担心到了三十天、四十天或五十天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假如红军能拖住敌人，我们在意大利又将敌人牵制住，再加上土耳其可能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斯大林说，进行“霸王”战役的最初步骤，对于红军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如果他知道这次战役将在5月或6月进行的话，他现在就能够着手作打击德国人的准备了。春天是最好的时机。3月和4月是战事稀疏的时候，在这段期间，他可以集中军队和物资，到5月和6月便能够进行袭击。德国将无力向法国增兵。德国师团仍在不断地调往东方。德国人对于他们的东方战线很担心，因为在这方面没有必须渡过的海峡，也没有必须通过的法国。德国人害怕红军前进。而红军如果看到盟国给以协助，就会向前推进。他问“霸王”战役将在什么时间开始。
我说，在我没有获得罗斯福总统同意以前，不能透露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但在午餐时，将会给他答复。我想他对此会感到满意的。
※ ※ ※
片刻以后，斯大林元帅和我分别前往罗斯福总统寓所，出席他邀请我们参加的“只有三人”的午宴，此外尚有我们的译员。罗斯福这时告诉斯大林，我们两人都同意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斯大林元帅对我们两人的这种庄严而直接的诺言，显然感到非常欣慰。谈话转到比较轻松的问题，对于这些谈话唯一记录下来的内容，就是有关俄国的海洋出口问题。
我一向认为，像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拥有将近两亿人口，竟然在严冬的几个月中不能有效地与一望无际的海洋沟通，这是一件错误的事，而且会引起严重的纠葛。
当斯大林元帅提出俄国不冻港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没有什么困难。他也问到达达尼尔海峡以及修改塞夫勒条约的问题。我说，我想促使土耳其参战，而现在提起这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斯大林回答说，将来会有适当的时机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说，我希望俄国海军和船队能在海洋上航行，并且对俄国船舶的来访表示欢迎。斯大林听到这里就说，寇松勋爵却另有一种想法。我说，那时我们同俄国的看法还不是一致的。
罗斯福总统说，波罗的海应当对各国商船开放。港口应有自由区，基尔运河应当交付托管，而达达尼尔海峡应当对世界贸易开放。斯大林问道，这点是否也适用于俄国的贸易，我们向他保证可以适用。
斯大林然后问道，在远东能给俄国进行何种安排。我答复说，俄国已有海参崴。他说这个港口也是被冰封锁着的，并且还要依靠对马海峡。目前俄国人唯一的海口就是摩尔曼斯克。我回答说，我希望解决俄国人的困难，因为世界的政治必须委托已经心满意足的国家去管理，这些国家除了本身已有的一切以外没有其他要求。如果世界的政府掌握在急于谋取本身利益的国家手中，则总会引起危险的。可是我们这几个国家却没有理由提出更多要求。和平将由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又毫无野心的各国人民来维持。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凌驾于其余各国之上。我们就像在自己家园里安居乐业的富翁一样。
※ ※ ※
经过短暂的间歇以后，下午四时，第三次全体会议又像以往一样，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全体出席，参加者约有三十人。
罗斯福总统说，他很高兴地通知会议，关于重大的军事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
阿兰·布鲁克爵士说，英美两国的三军参谋长经过联席会议以后，向我们建议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由在法国南部进行的支援性的战役与它配合，并且是在当时能够使用的登陆艇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的最大规模。”
然后，我强调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需要同苏联军事当局保持最密切联系，使东方和西方以及地中海等战场的战役都一齐配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三大国对这只野兽紧缩包围圈，使它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围攻。“霸王”战役是历来所筹划的一次最大的联合战役，为了进行这一战役，必须要有很仔细的参谋工作。
斯大林说，他了解参谋们作出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执行这项决定中所包含的困难。“霸王”战役的危险期，是在登陆以后兵力疏开的时候。在这个关头，德国人也许会从东方增调军队，目的是要给“霸王”战役制造最大的困难。为了防止任何实力雄厚的德国部队从东方调来，他负责在5月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俄国攻势。①
①俄国的主要攻势于6月23日开始。
罗斯福总统说明各个战场互相配合作战的时机的重要性。三国参谋人员既然已经一同工作，他就希望他们能保持下去。他已经通知斯大林元帅，下一步骤就是任命“霸王”战役的统帅。他在同自己的参谋人员和我磋商以后，在三四天以内，就可能作出决定。主要的军事问题既已决定，英美两国参谋人员理应尽速回到开罗去拟定各项细节，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和我都表示同意。
我补充说，既然已经通过重大的决议，就应当尽一切努力，千方百计地获得更多的登陆艇。因为进行“霸王”战役距离现在还有五个月时间，而美国和英国的一切资源又由我们处理，所以应该能够使这点得到实现。既然决定进行“霸王”战役，那就要以压倒的优势力量去进行，我希望参谋人员能够设法增加初攻的力量。
我向三国参谋人员问起配合掩护的计划是否存在着什么困难。斯大林解释说，俄国人依靠伪装的坦克、飞机和机场，充分地利用了欺骗敌人的策略。利用无线电欺骗敌人证明也是有效的。他完全同意参谋人员进行合作，以便拟定有关联合采取掩护和欺骗敌人的策略。我说，“在战争期间，真理是这样宝贵，因此必须经常用谎言来护卫。”这句话经过翻译以后，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非常欣赏，我们的正式会议就在这种气氛中尽欢而散。
当时，我建议参谋人员拟定一项有关军事会谈的简短的公报，交给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元帅和我本人。措辞应当简短、神秘，而且要预示德国即将灭亡。因此，拟定了下列公报，并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我们的军事参谋人员也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谈，我们已使彼此的计划互相配合，以便摧毁德国的力量。我们已就从东方、西方和南方将要进行的战役的规模及时机，达成了完满的协议。
在这以前，我们都是在苏联大使馆中开会或聚餐，但我要求第三次宴会由我作东，在英国公使馆举行。这是无需争论的问题。按照字母次序，英国和我本人的名字都列在前面，按照年龄，我又比罗斯福或斯大林年长四五岁。我们是三国政府中成立最久的一个政府，比其余两国要早几个世纪；我还可以说，我们参战的时间最长，但是我并没有提到这点；最后一点，11月30日是我的生日。这些理由，特别是最后一点理由，是毫无争论余地的。我们的公使主持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招待将近四十位客人，其中不仅有军政领导人，还有他们的某些高级官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治警察，坚持要在斯大林到达以前对英国公使馆进行彻底的搜查，对每扇门和每个坐垫都不放过；大约有五十个俄国武装警察，在他们自己的将军指挥下守在所有的门窗附近。美国的保安人员也到处都是，然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斯大林在卫队严密保护下来到公使馆，显得兴高采烈，坐着轮椅来的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笑逐颜开，表示愉快和亲切。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刻。在我的右边，坐着美国总统，在我的左边坐着俄国的主人。我们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海军和四分之三的空军，能够指挥将近两千万军队，而这些军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仅见的一次最可怕的战争。1940年夏天，我们是孤军作战，除了海军和空军以外，在抵抗德国和意大利那种攻无不克和势不可挡的威力时，简直是赤手空拳，因为它们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及其资源。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欣慰。罗斯福先生把一个美丽的波斯瓷瓶当作寿礼赠送给我。虽然这个瓶子在我归国途中被打得粉碎，但后来却精巧地修好了，成为我的一件珍藏。
在宴会中，我同我的两位尊敬的贵宾进行了极其愉快的谈话。斯大林重复他在会议上曾经提出的问题，“谁将指挥‘霸王’战役？”我说总统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但我几乎肯定说，这将会是坐在我们对面不远的马歇尔将军。直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如此。斯大林对于这点显然很高兴。后来他谈到布鲁克将军，认为布鲁克不喜欢俄国人。布鲁克在1942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对于俄国人是非常生硬和粗暴的。我向他保证说，军人在同他们的军人同僚讨论战争问题时是容易粗鲁和严厉的。斯大林说这样他就更喜欢他们。他注视着房间另一头的布鲁克。
到了适当的时间，我提议为我们的两位显赫的贵宾的健康干杯，总统提议为我的健康干杯，并祝我长寿。以后，斯大林也用同样的言词向我祝贺。
※ ※ ※
然后，又按照俄国的习俗，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祝酒，对于这种性质的宴会，这当然是很适当的。霍普金斯愉快地讲了话，其中谈到他“经过长期的彻底研究，了解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而战时内阁的权力和组织是没有具体规定的。”他说，由于研究的结果，“我认识到英国宪法的规定和战时内阁的权力，就是温斯顿·丘吉尔随时要它们怎样就是怎样的。”
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本书读者应当知道，这句开玩笑的话是多么毫无根据。诚然，我在指挥战争中，从国会和我的内阁同僚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忠诚支持，而且我也很少在什么重大问题上遇到否决。但是我不止一次以自豪的心情，提醒我的两位伟大的战友，在我们三人之中，只有我随时都可以被根据普选原则自由选举出来的下院解除职权，也只有我才要每天受到代表国内各政党的战时内阁的舆论的监督。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是有规定的，他不仅作为总统，而且作为总司令的职权，根据美国的宪法，几乎是绝对的。斯大林在俄国以前好像是，而现在肯定是总揽最高权力的。他们可以用命令行事，而我必须进行说服和劝导。我也乐意这样做。手续是费事的，但是我没有理由埋怨这样的工作方式。
※ ※ ※
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很多人致词，许多重要人物，包括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将军都讲了话。但是在我记忆中比较突出的，是布鲁克将军的讲话。我要引用我请他撰写的记录：
“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布鲁克写道，“罗斯福总统很客气地提议为我的健康干杯，谈到我的父亲当年到海德公园拜会他的父亲的情况。当他快说完，而我正在想着对于罗斯福总统这种亲切的言词致答词是多么轻松的时候，斯大林站了起来，说他要接着祝酒。于是，他就谈下去了，言外之意是说我没有对红军表示真挚的友好感情，我对于红军的优秀品质缺少真正的了解，他希望我以后对于红军的士兵表现出更深的战友感情！
”我听了这些指责感到惊讶，因为我想不出这些指责究竟有什么根据。但是当时我对斯大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如果我忍气吞声坐下来，那么，他可能对我有过的任何尊敬就会丧失殆尽，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对我攻击。
“因此我就站起身来，深深感谢总统非常亲切的言辞，然后转向斯大林，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斯大林元帅，请容许我谈谈你的祝酒词。你认为有必要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使我非常惊异。你会记得，今天早晨我们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过“在战争期间，真理必须用谎言来护卫”。你也会记得，你本人亲自告诉我们说，在你进行重大的攻势时，你总是对外界隐瞒你的真实意图的。你曾告诉我们说，你的一切伪装的坦克和伪装的飞机，总是集中在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战场上，而你真正的意图却总是讳莫如深的。
“’那么，斯大林元帅，你给伪装的坦克和伪装的飞机所蒙蔽了，你没有发现我对于红军真诚友好的感情，也没有看出我对于红军中所有成员的真诚的战友情谊。‘”当帕夫洛夫把布鲁克的上述谈话一句句地翻译给斯大林听的时候，我仔细地观察他的表情。他的表情是令人莫测高深的。但是布鲁克谈完以后，他显然颇感兴趣地对我说，“我喜欢这个人。他的话听起来是由衷之言。我打算以后找他谈谈。”
最后，我们都走到前厅去，我们在这里是随便找人边走边谈。我感到在这里有一种在我们伟大同盟中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团结和更亲切的战友情谊。我并没有叫伦道夫和萨拉来参加宴会，但是他们在客人为我祝寿敬酒的时候进来了。现在斯大林特地把他们从人群中找出来，向他们极其亲切地致意。罗斯福总统当然同他们是很熟的。
当我四处走动的时候，看见斯大林在一小圈人当中，同布鲁克（我称他为“布鲁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布鲁克将军的记录继续写道：
“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首相告诉我，当我谈到’真理‘和’谎言‘的时候，他觉到有点不安，不知道我下面还要讲些什么。但是他安慰我说，我在敬酒时的答复，对于斯大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到接待室去再谈谈这次对我的攻击。我走到斯大林面前告诉他，他感到有必要在祝酒的时候对我提出那样的指责，使我非常吃惊，也很难过。他立即通过帕夫洛夫答复说，’最好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误会上的友谊。‘接着就热烈地同我握手。”
我看现在好像是一切阴云都消散了，事实上，斯大林对于我这位朋友的信任是建筑在尊敬和善意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基础在我们一同进行工作时是始终没有动摇过的。
我们最后道别的时候，总在清晨二时以后了。斯大林元帅在警卫队护送下告辞，罗斯福总统也由人护送到他在苏联大使馆的寓所。我上床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但却心满意足，深感今天所做的事都很顺利。对我来说，这一天确是一个极其愉快的生日。
第二十二章 德黑兰：结论
12月1日午餐时的谈话——如何争取土耳其——俄国要求分得意大利舰只——波兰的疆界——“寇松线”与奥得河线——坦率的会谈——芬兰——“不割地，不赔款”——最后的和解——德国问题——分割德国？——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我说明个人的看法——斯大林元帅的观点——再谈波兰问题——关于军事政策的广泛协议——政治局面尚在未定之天——在战争达到高潮时深深担忧德国的力量——目前的分割：“这是不能持久的。”
在我们对战略问题作出重要决定的前后，有几个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仍然显著地存在着。12月1日，三国首脑又在苏联大使馆内罗斯福总统举行的午宴上一同进餐。这次参加午宴的，还有莫洛托夫、霍普金斯、艾登、克拉克·克尔和哈里曼。我们首先谈论的就是劝诱土耳其参战的问题。
霍普金斯问我们，如果土耳其参战，我们必须给予什么支持。罗斯福说，伊诺努一定会问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在尚未研究登陆艇的情况以前，必须慎重从事，不能轻率地作出诺言。我说我们在埃及有十七个不属于英美统帅部指挥的英国空军中队，而且空军上将特德还有三个富余的空军中队。它们主要是战斗机，可以用来保护土耳其。此外，我们还有三个高射炮团。我们已经答应土耳其的就是这些。我们没有向土耳其许下我们将派遣任何军队支援它的诺言。它已装备了五十个师，因此，不需要再派军队去了。
斯大林说土耳其如果参战，它应该把它的一部分领土提供给我们使用。我表示同意，并且说普洛耶什蒂将很容易受到攻击。我们英国人对土耳其所提供的一切，都不是慷他人之慨，我们只是从地中海中部抽调三个空军中队，以便把十七这个数目凑成二十。也许美国可以补充一些轰炸机中队。我们说过，我们只能提供空中保护。我们无法派遣陆军。3月间为攻打罗得岛所需的登陆艇，可以在意大利战役和“霸王”战役之间的时期用一下。罗斯福总统希望这一点能够办到，但是他又说登陆艇的损失非常严重，因此我们需要把我们可能获得的所有登陆艇全部用于“霸王”战役。我回答说，我看没有什么困难。我们没有对土耳其提出任何建议，而且我也不知道伊诺努是否会接受任何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前往开罗，可以了解他的参谋们会有什么意见。我们英国人只能提供我们的二十个空军中队。土耳其人并不需要陆军，他们只需要空中保护。此外，伊诺努也许不会到开罗去。
“他也许会生病。”斯大林插话说。
我说如果他不肯来，而罗斯福总统又要走的话，我提议乘一艘巡洋舰到阿达纳去和他见面。伊诺努会到那里去的。登陆艇是我们一切战役的关键问题。一部分也许可以从印度洋或太平洋调来，而更大一部分可以建造。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势必要放弃一部分计划，但是我们一致认为“霸王”战役不能受到影响。
接着，罗斯福指出，我提出的从太平洋调用登陆艇的建议行不通。因为距离太远，而且美军每天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向北推进，袭击日军的补给钱。他们需要使用目前手中所有的登陆艇。
霍普金斯又问，攻占罗得岛需要用多少登陆艇。我回答说，我们没有对土耳其承担攻击罗得岛或任何其他岛屿的义务，同时也没有承担供应登陆艇的义务。罗斯福说假如他是伊诺努，他会要求攻占克里特岛以及其他的岛屿。
我说，“我要的是士麦拿和巴德朗地区的空军基地。那些机场都是我们修建的。我们一旦获得这些基地，并且派驻空军中队，我们就可以从天空中肃清德国飞机。无论如何，即使击落一架德国飞机，我们自己也牺牲了一架飞机，那仍然是合算的。我们一定要使岛上的德国防守部队粮尽弹绝。如果土耳其积极地参战，这些岛屿都会不战而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对罗得岛也不必进攻了。这些岛屿必须由德国供给物资，如果我们能从土耳其进行空中掩护，我们的驱逐舰也就能够摧毁德国的护航队，但是，这一点目前还不能做到，因为德国仍有制空权。如果我们获得了土耳其的基地，我们就能够对德军不断地施加压力，这将成为进行’霸王‘战役的一个准备步骤。”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罗斯福总统也同意以二十个空军中队加上若干轰炸机作为基础进行谈判，但是不准备进行两牺作战。
然后，我归纳了大家的意见。我们只向土耳其提供有限的空中保护和高射炮。但是冬天已经到来，德国不会入侵土耳其。我们将继续向它提供武器。土耳其应当接受苏联的邀请，以便将来同我们一起出席和平会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还作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保加利亚因为土耳其向德国宣战而对它进攻的话，苏联将对保加利亚进行报复，这是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此外，我们还建议土耳其同战胜国合作，以及我们将给予大量的援助和友好的对待。
斯大林问道，“如果土耳其向德国宣战，结果引起保加利亚进攻土耳其，而苏联又向保加利亚宣战，那么丘吉尔先生期望苏联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说，我不要求任何具体的东西，但是，当苏联军队通过敖德萨向前推进时，它就会在保加利亚人民中造成巨大的影响。土耳其军队有步枪，有勇敢的步兵，有相当精锐的炮兵，但是没有高射炮，没有飞机，而且坦克也很少。我们设立了军事学校，但是土耳其人并不经常来上课。他们学习得不快。土耳其军队很勇敢，但不是现代化的。为了购买武器，主要是美国武器，他们已经花费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些武器都是由我们运输的。
斯大林说，土耳其很可能不参战。他们将会把他们的空军基地交给我们；事态的发展可能就是这样，不过这也很好。
罗斯福总统然后请艾登先生说明，土耳其人在开罗的谈话内容。艾登先生说，他曾要求土耳其外交部长把空军基地交给我们，并且告诉后者说，德国不会进攻土耳其。但土耳其外交部长拒绝了，他说德国看到土耳其的挑衅一定会作出反应。土耳其宁愿根据协定而参战，但不愿意由于采取上述建议的行动而间接地卷入战争。
我发现，每当我们要求土耳其人尽量利用他们的中立地位，把他们的空军基地交给我们使用时，他们答复说，“啊，不行，我们可不能扮演被动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要他们真的参战，他们又说，“啊，不能，我们还没有充分武装好哩。”
因此我建议说，如果必要的话，得采取其他方法。倘若土耳其拒绝参战，它就是放弃了参加和会的机会。它获得的待遇将和其他的中立国家一样。我们还要声明，英国对于土耳其的事务不再感到兴趣，并将停止供应武器。
艾登先生说，他想十分明确地知道，对于土耳其将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是否同意土耳其只对德国，而不对其他任何国家作战？如果德国因此使保加利亚参加德国对土耳其的战争，苏联政府是否会对保加利亚作战？斯大林对于上述两点，都表示同意。我说，根据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土耳其能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我将感到满意。这样，关于我要求采取有限的措施以赢得土耳其参战这一重大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决定邀请伊诺努前往开罗，同我和罗斯福总统商谈。虽然我了解土耳其人由于我们未能进攻罗得岛，丢了科斯岛和勒罗斯岛，从而使德国在爱琴海获得了制空权而感到痛心，但是我没有谈起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获得了我认为正是我所要求的东西，同时乐观地认为这些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
※ ※ ※
这时，莫洛托夫问道，关于意大利舰只，是否可以给苏联政府一个答复。罗斯福的答复非常简单。大多数的商船和少数的战舰，在战时可以由三个国家使用，等到战后再按权利分配。在战争结束以前，最好的办法是，谁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舰只，就让谁去利用。莫洛托夫说俄国能够很好地利用它们。我问道，苏联政府愿意在什么地方交接这些舰只。斯大林说可以在黑海办理交接手续，如果不行，就改在北海。倘若土耳其不参战，在黑海移交也就不可能了。但是，在北海仍然可以使用这些舰只。
我说，在苏联已经作出，或正在作出的各种努力以后，这只是一件小事。我们只要求能有一点时间，同意大利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说我愿意看到这些舰只驶往黑海，也许我同时还能派遣几艘英王陛下的军舰同行。罗斯福总统和我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便同意大利人安排这个问题。他们的一些小舰艇已用于帮助进行巡逻工作，有些潜艇也正在运输重要的物资。我们一定不能让意大利舰队发生哗变，也不能让他们凿沉船舰。我和罗斯福总统只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同意大利人作好安排。到那时，这些舰只经过改装以后，就可以交由俄国人支配了。我还补充说，我希望派遣四五艘英国的潜艇进入黑海。如果土耳其只接受关于“尽量利用中立地位”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可以向它提出的事情之一，但是，我们将遵照斯大林元帅的愿望。我们对黑海是没有任何野心的。
斯大林答复说，他对于任何帮助都是很感激的。
※ ※ ※
午餐以后，休息片刻，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在会议桌旁就座。我们继续讨论了一个下午。下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波兰。
罗斯福总统一开始就说，他希望波兰和苏联两国政府能够恢复邦交，以便我们作出的决定能为波兰政府所接受，但是，他承认困难是存在的。斯大林问道，他应当同什么政府商谈。波兰政府及其在波兰国内的朋友同德国人保持接触。他们残杀游击队员。罗斯福总统和我都无法了解目前在那里发生的情况。
我说，波兰问题对于我们联合王国的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曾经因为德国侵略波兰而对它宣战。虽然我们事先毫无准备，但是由于德国进攻波兰，我们就投入了战争。我又使用三根火柴来打比喻——德国、波兰和苏联。盟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苏联西方疆界的安全，从而防止德国将来发动进攻。谈到这里，我提醒斯大林，他曾提到西面的奥得河界线。
斯大林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以前没有提到过同波兰政府重新建立关系的问题，而只是提到要确定波兰的疆界。今天，这个问题的提法却大不相同。俄国比起其他各国来，甚至更迫切希望同波兰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对俄国来说，这是一个有关它的疆界安全的问题。俄国赞同主要依靠牺牲德国的利益，使波兰能够复兴、发展和壮大，但是他把波兰同波兰流亡政府分开。他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关系，不是因为一时的轻率行动，而是因为波兰流亡政府同希特勒一道，对俄国进行污蔑性的宣传。有什么保证足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呢？他希望取得这样一个保证，即波兰流亡政府不再杀害游击队员，相反地，却鼓舞波兰人同德国人作战，同时不参与任何阴谋。任何波兰政府，只要它采取这种积极的措施，他都表示欢迎，并且愿意同他们恢复关系，但是，波兰流亡政府是否可能变成这种理想的政府，他对这一点毫无把握。
这时我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会议桌上能够了解俄国人对于疆界的看法，这是非常有益的。这样，我就能够向波兰人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坦率地说明我是否认为这些条件是公道的。我只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发言，英王陛下政府希望能够告诉波兰人：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也是他们可能获得的最好条件，英王陛下政府在和平会议上是不准备表示异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谈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恢复关系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一个对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的波兰。
斯大林说，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允许波兰人占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那是不公道的。按照1939年的疆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已归还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了。苏俄坚持1939年的疆界，因为从人种学来说，这些疆界看来是正确的。
艾登问道，这是否指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
“你怎么叫它都行。”斯大林说。
莫洛托夫说，这条线一般都称为寇松线。
“不对，”艾登说，“这有重要的区别。”
莫洛托夫说，丝毫没有区别。
于是，我拿出一张地图来，指出寇松线和1939年的分界线，同时指出奥得河线。艾登说，寇松线的南端从来就没有明文规定。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大家都围在我的地图和美国人拿出来的地图四周观看着，译员很难作出笔录。
艾登提醒说，寇松线原来是打算延长到利沃夫东面的地区。
斯大林回答说，我的地图上的疆界线划得不正确。利沃夫应当留在俄国这一边，而疆界线应当向西划到普热米什尔附近。莫洛托夫将拿来一张寇松线的地图及其说明。斯大林说，他不要任何波兰人口，如果他发现任何地区是波兰人居住的地方，他非常愿意放弃。
我提醒说，德国土地的价值，要比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大得多。那是工业区，因此会有助于建成一个更好的波兰。我们希望能够对波兰人说，俄国人是正确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告诉波兰人，他们已经获得了公平的待遇。如果波兰人不肯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我在这里明确地指出，我只是代表英国人发言，而且补充说，罗斯福总统的美国有许多波兰人，他们都是他的同胞。
斯大林再一次说明，如果能够证明哪些地区是波兰人居住的，他就不会提出要求，这时他在地图上寇松线西面和维尔纳南面的地区上，用笔画了一些阴影，承认这些主要是波兰人居住的地区。
这时，大家又重新三三两两地对于地图上的奥得河线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研究结束时，我说，我欣赏这样的划分，而且将对波兰人说，如果他们不接受，那是非常愚蠢的。我还要提醒他们，如果不是由于苏联红军，他们已经被彻底地消灭了。我要向他们指出，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居住地区，纵横都在三百哩以上。
斯大林说，这片地区确实会成为一个工业的大国。
“而且它对俄国是友好的。”我插话说。
斯大林回答说，俄国希望有一个友好的波兰。
根据记载，这时我以相当强调的口气对艾登先生说，关于把德国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波兰以及利沃夫问题，我不想再伤脑筋了。艾登说，如果斯大林元帅以寇松线或奥得河线作为讨论的基础，那就可以提供一个开端。
这时，莫洛托夫拿出了俄国的寇松线地图，以及寇松勋爵的无线电报正文，上面附有全部地名。我问莫洛托夫是否反对波兰人获得沃波累地区。他说他没有这种意思。
我说，如果波兰人接受我们的忠告，那是非常明智的。我不准备为利沃夫问题而声嘶力竭地去争辩。我又转过来对斯大林说，我们在原则上没有很大的距离。罗斯福问斯大林，他是否认为可能根据自愿的原则来迁移人民。斯大林元帅回答说，这也许是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
※ ※ ※
罗斯福总统于是问斯大林，他是否准备讨论芬兰问题。美国政府是否能够采取任何行动，以帮助芬兰退出战争？
斯大林说，最近瑞典外交副大臣曾告诉科隆泰夫人（苏联大使），芬兰人担心俄国要把芬兰变成俄国的一个省。苏联政府答复说，他们不想把芬兰变成俄国的一个省，除非芬兰人迫使他们这样做。于是，科隆泰夫人奉命告诉芬兰人，苏联政府并不拒绝在莫斯科接待芬兰代表团，但是希望芬兰人说明他们关于退出战争的意见。斯大林在德黑兰时，刚刚收到芬兰人复文的要点，这个复文是由博希曼先生转给他的。复文根本没有提到芬兰打算同德国决裂，却提出了疆界问题。芬兰人建议，应当采用1939年的疆界线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提出了某些有利于苏联的修改。斯大林相信，芬兰人不是真正地急于要举行认真的谈判。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芬兰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芬兰人仍然希望德国人获胜；至少有一部分人坚决地相信，德国人将要获胜。
罗斯福问道，如果美国政府劝告芬兰人到莫斯科去，是否会有好处。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是准备到莫斯科去的，但是如果他们带着他们现有的计划前去，那也不会有多大的益处。
我说在俄芬战争期间，我曾经同情芬兰，但是当它参加了对苏战争时，我就转过头来反对它。俄国对于列宁格勒及其通道必须获得保障。苏联在波罗的海作为一个永久的海军和空军强国的地位，必需要有保证。但是如果芬兰人在违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并入苏联，联合王国的人民是会感到不快的。因此，我听到斯大林元帅所讲的话，感到很高兴。我认为要求赔款没有什么用处。芬兰人也许可以砍下一些树来，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多大益处。
斯大林说他不要钱，但是在大约五年到八年以内，芬兰人可以向俄国供应纸张、木材和许多其他东西，这样就足以弥补他们对俄国造成的损失。他认为应当使芬兰人受到一次教训，他决心要获得赔偿。
我说，据我推测，芬兰人的错误进攻对俄国所造成的损失，要大大地超过像芬兰这样一个穷国所能弥补的程度。我又补充说，“在我的耳边仍然响着这个著名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也许斯大林元帅不喜欢我这样说。”
斯大林笑嘻嘻地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已经成了一个保守党员了。”
然后，我问他究竟要求什么。我们即将进行“霸王”战役。我希望到了春季，瑞典会参加我们的战争，而芬兰会退出战争。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于是，会谈就转到领土的具体细节——维堡（斯大林说，“维堡肯定是不能谈判的。”）、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汉戈。斯大林说，“如果转让汉戈有困难，作为一种代替的办法，我愿意接受比特萨摩。”“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罗斯福说。
我说，英国人要求两件事：第一，应该使俄国对它的疆界感到满意；第二，芬兰人应该获得自由与独立，以及在那些极不舒适的地区内，尽可能地获得较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愿对俄国施加任何压力。斯大林说盟国偶尔还是可以互相挤压一下，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但是对于芬兰人，得让他们活下去。他们造成的损失，只要能够弥补一半，也就行了。罗斯福问道，如果芬兰人不带任何条件前往莫斯科，是否会有什么好处。斯大林说，如果没有关于达成协议的任何保证，那么派人长途跋涉前往莫斯科，只能给德国带来好处，因为它会从会谈的失败中捞取资本，而且芬兰国内的侵略分子也可以捞到好处，他们会说俄国人并不真正要求和平。
我说，这是一个谎言，我们大家都会大声指出这是一个谎言。
“好吧，”斯大林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么办，那就让他们来吧。”
罗斯福说，目前的芬兰领袖是亲德的；如果来人中还有其他人，我们就会有些进展。斯大林认为如果还有其他人，那就更好，但即便是赖蒂，他也不反对。任何人，甚至魔鬼，都可以来。他是不怕魔鬼的。
我说，我希望斯大林元帅处理芬兰问题时，能够适当地考虑到我们在5月发动总攻时瑞典及时参战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他不能放弃下列几个条件：
（1）恢复1940年的条约。（2）汉戈或比特萨摩（关于这点，他补充说，汉戈已经租借给苏联了，但是他提议要获得比特萨摩）。（3）对于苏联所受损失的百分之五十，应当用实物赔偿。数量以后再议。（4）对德绝交。（5）驱逐所有的德国人。
（6）军队复员。
关于赔偿问题，我说，造成损害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修补损害却很困难，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承担了赔偿的义务，都是不好受的。我说，“经验证明大量的赔款是行不通的。”斯大林提出，如果芬兰人不付赔款，俄国就要占领芬兰的一部分地区，但如果他们偿付的话，俄国人就会在当年以内撤走。
“我还没有被选为苏联人民委员，”我说，“但是如果我当选的话，我一定会劝告不要这样做。我们还有更重大的问题需要考虑哩。”我们是支持俄国人的，并且随时准备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5月间的战役。罗斯福总统说，他支持刚才已经所说的一切（指不同意大量的赔款）。
※ ※ ※
这时斯大林问道：“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罗斯福总统回答说，“还有德国问题。”斯大林说，他希望看到德国处于分裂的状态。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但是斯大林认为我会反对。
我说，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罗斯福说，为了便于进行讨论，他和他的顾问们大约在三个月以前，就曾经尝试地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准备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斯大林笑嘻嘻地说，我没有在听发言，因为我不愿使德国分裂。我说，我认为罪恶的根源在于普鲁士、普鲁士军队和总参谋部。
接着，罗斯福说明关于把德国分裂为五个部分的计划：
（1）普鲁士。
（2）汉诺威和德国的西北部。
（3）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
（4）黑森-达姆施塔特、黑森-卡塞尔以及莱茵河南面的地区。
（5）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
这五个地区都将实行自治，但是还有两个地区要由联合国家管辖：
（1）基尔及其运河与汉堡。
（2）鲁尔和萨尔。
这些地方都作为托管地，由联合国家管制。他只是把以上各节作为一个想法提出来，大家可以进行讨论。
我说，“如果我可以借用美国的成语，那么，我要说罗斯福总统’说得恰到好处‘。罗斯福先生的计划，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根据我的看法，事情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另一种是建设性的。我心里有两个明确的概念。第一是孤立普鲁士。至于将它孤立以后再怎么办，那只是次要的。然后，我希望把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蒂纳特、萨克森和巴登分离出来。虽然我要严厉地对待普鲁士，但对于这第二组地区，却准备给予比较温和的待遇，希望它们能参加我所说的多瑙河联邦。德国这些地区的人民还不是穷凶极恶的，我希望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经过二三十年以后，他们的想法就会大不相同。德国南部的人民是不会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我们应当使他们感到值得把普鲁士忘掉。至于究竟是有一组或两组地区，我是不大介意的。”
我问斯大林元帅他是否准备在这一方面采取行动。斯大林说他准备这样做，但是他宁愿采取分割德国的计划——就像罗斯福总统的计划那样，因为这种计划似乎更能削弱德国。
当我们要对付大批的德国军队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个个能拼命地战斗，关于这一点，英美军队不久就会了解的。奥地利军队本身却大不相同，斯大林叙述了他们投降的情况。所有的德国人都是一样的。而把他们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则是普鲁士的军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北部德国人和南部德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所有的德国人作战时都像猛兽一样。我们应当注意，不要把奥地利人列入任何这类组合中。
奥地利曾经独立地生存过，将来仍然可以重新独立生存下去。
匈牙利也必须这样获得独立的生存。把德国分裂以后，又创造新的组合，不论它叫多瑙河联邦或用任何其他名称，都是非常不明智的。
罗斯福总统热烈地表示赞同。德国人没有任何区别。巴伐利亚人没有军官阶层；否则，他们会跟普鲁士人完全一样，这一点美国军队已经发现了。
我说，如果德国像罗斯福总统建议的那样，被分成若干地区，而这些地区又不隶属于其他的组合，那它们还会重新统一。问题不仅在于分割德国，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些被分割出来的地区获得生命力，同时使它们满足于不再依靠大德意志帝国。即使我们需要五十年作到这一点，那也是很大的收获。
斯大林说，一个多瑙河联邦是存在不下去的，德国人会利用这一点，在骨骼上增添皮肉，这样就会创造一个新的大国。他问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否会成为任何这种联邦的成员。
然后，他又反复说明这种联邦将来对于德国的好处。最好还是把德国的各个部族割裂、分散开来。当然，不管他们被分裂到什么程度，他们一定会要求统一。他们永远会要求重新统一的。他从这一点上看出了巨大的危险，必须采用各种经济措施来减轻这种危险，最后，在必要时，还必须使用武力。
这是维持和平的唯一方法。但是我们如果让德国人建立一个大的联邦，那就一定要出事。我们必须注意把他们分割开来，而且匈牙利和德国不能结合在一起。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制止一个目的在于获得重新统一的运动。德国人始终想要重新统一，想要复仇。我们必须使自己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以便在他们发动另一次战争时能够击败他们。
我问斯大林，他是否考虑过一个由互不统属的小国组成的欧洲，而其中根本没有较大的国家。
他回答说，他说的是德国，不是欧洲。波兰和法国都是大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小国。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德国分裂，以致它无法再重新统一。罗斯福总统指出，他的计划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我说我必须明确地声明，目前我们对于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只是进行初步的研究。斯大林说，这种研究当然是非常初步的。
※ ※ ※
然后，我又把讨论引回到波兰问题。我说我不要求取得任何协议，而且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把握，但是我仍然希望把某些问题用书面记录下来。于是，我提出了下列方案：“在原则上认为波兰国家和民族的国土，应该在所谓寇松线和奥得河线①之间，同时还包括东普鲁士（按照规定）和沃波累；但是实际边界线的走向需要仔细研究，可能在某些地区需要解决人口问题。”这样一个方案没有什么不好的，它使我能够对波兰人这样说：“我不知道俄国人是否会同意，但是我想我可能为你们取得他们的同意。你们看，你们已获得了很好的待遇啦。”我还补充说，我们永远也不能使波兰人说他们感到满意了。什么也不能使波兰人心满意足。
①当时关于究竟是东尼斯河或西尼斯河的问题尚未发生。
接着，斯大林说，俄国人很想获得科尼希斯贝克①这个不冻港，他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可能的分界线。这就使俄国能控制德国。如果他能获得这个港口，他就非常乐于同意我提出的关于波兰的方案。我问利沃夫如何处理。斯大林说他将接受寇松线。
①现名加里宁格勒。——译者
※ ※ ※
当天晚上，罗斯福、斯大林和我草签了下列文件，这个文件说明了三国首脑会议关于军事方面的结论。
会议：
1．一致认为应在最大可能限度内以物资及装备以及突击队的作战行动，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员。
2．一致认为土耳其于本年年底以前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从军事观点看来，这是十分需要的。
3．注意到斯大林元帅的声明，如果土耳其对德作战而导致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或对它进行攻击，苏联将立即对保加利亚作战。会议又注意到，这一事实将在即将举行的使土耳其参战的谈判中明确提出。
4．注意到“霸王”作战计划将在1944年5月举行，并由对法国南部所进行的一个战役与之配合。后一战役将根据能够动用的登陆艇的情况全力进行。会议又注意到斯大林元帅的声明，苏联大约将在同时发动攻势，目的在于阻止德国军队由东线调往西线。
5．一致认为，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今后将就欧洲即将举行的战役，互相保持密切的接触。特别是，一致认为有关参谋人员应协作拟定一个掩护计划，使敌人摸不清上述战役的情况，或者作出错误的估计。
※ ※ ※
这样，我们在德黑兰举行的长时间的和艰巨的会谈就要结束了。关于军事方面的结论，大体上决定了战争的未来进程。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定于5月举行，当然这还要以潮汐和月光的情况为转移。俄国将以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来支援这次进攻。关于派遣盟国驻在意大利的一部分军队去袭击法国南部海岸的提议，我从一开始便很赞同。这个计划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但是由于美国人和俄国人都表示赞同，这就使我们比较容易地获得为保证意大利战役取得胜利以及攻陷罗马所必需的登陆艇，而如果没有这些登陆艇，上述战役是会失败的。我对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个提议当然更感兴趣，这就是从意大利经过伊斯的利亚半岛和里雅斯特向右推进，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到达维也纳。所有这一切都是五六个月以后的事。只要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的活动能力，不致由于将他们数量不多但是必不可少的登陆艇弄走而变得瘫痪，那么随着战争的总的形势发展，还是有充分的时间作出最后的选择的。许多两栖作战或半两栖作战的计划，都有实现的可能。我希望放弃在孟加拉湾的从海上展开攻势的计划，而正如下一章将要谈到的，这一点证明是正确的。我很高兴地看到，好几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案仍然保留着。我们将重新作出巨大的努力来促使土耳其参战，而在土耳其参战以后，爱琴海将发生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引起黑海的形势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希望后来却落空了。当我们在充满友谊和为当前的目标而团结的气氛中分别时，纵观整个军事形势，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 ※ ※
政治形势则比较模糊，难以料定。很明显，政局要以尚待进行的巨大战役的结局为转移，而在那以后，又要以每个盟国在获得胜利时的情绪为转移。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在德黑兰会议上，对俄国人在获得胜利和消除了它的一切危险后所持的态度有所疑惧，并根据这种疑惧来制订他们的计划，那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答允在推翻希特勒和打垮他的军队后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这是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情。未来的希望在于最迅速地结束战争，并建立一个旨在防止另一次战争的世界机构，这些是以三大国的联合力量作为基础，而这三大国的领袖们已经在会议桌旁频频握手，以示友谊了。
我们为芬兰减轻了赔款的负担，这个办法大体上至今还在执行。新波兰的东方和西方边界大致上已经划定。东面以寇松线（尚待解释）为界，而西面以奥得河线为界，看来这片地方将为受尽苦难的波兰民族提供一个真正的和永久性的国土。当时，东、西尼斯河（它们汇合为奥得河）的问题尚未发生。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以激烈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立即宣布英国只坚持东部的支流。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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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胜国如何处理德国这个首要问题，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只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给予初步研究”，而且正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当然是非常初步的”研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这时正在同强大的纳粹国家进行着一场可怕的战争。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战争的一切风险，而同盟国之间的战友情谊以及对于共同敌人的复仇情绪，支配了我们的全部思想。罗斯福总统关于把德国瓜分为五个自治的国家以及把两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地区交给联合国家托管的这一设想中计划，对于斯大林元帅来说，当然要比我提出的关于孤立普鲁士和成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或成立一个南部德国和一个多瑙河联邦的建议，容易接受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对自己在德黑兰时我们所处的那种环境下提出这一问题，一点也不后悔。
我们大家都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普鲁士有它自己的伟大历史。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同它签订一个严肃而体面的和约，同时，也可重新建立一个大致按照奥匈帝国轮廓的、具有现代形式的国家。关于奥匈帝国，人们说得好：“如果它不存在的话，也会把它创造出来。”这里将形成一个广大的地区，有了这个地区，要比通过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法，能更早地实现和平及友谊。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联合的欧洲，从而使所有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为它们饱经忧患的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我不认为我对于这一广大的领域的想法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在事实的领域中，我们已经遇到了重大的和灾难性的变化。波兰的疆界已经名存实亡，而波兰在俄国和共产党的紧紧控制下正惶惶不可终日。德国确是被分割了，但只是令人厌恶地被分成各个军事占领区。关于这个悲剧，我们只能说，·这·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十三章 重访开罗。最高统帅
英美两国在开罗的会谈——安达曼群岛作战计划——在12月4日我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罗斯福总统决定放弃上述计划——12月6日联名致电斯大林总理——蒙巴顿所需部队的数目的问题——参谋部关于对日战略的讨论——我们在开罗同土耳其人的会谈——援助土耳其的计划大纲——土耳其人不愿作出任何许诺——罗斯福总统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战役——罗斯福总统和我参观“狮身人面”古迹。
12月2日，我从德黑兰回到开罗，又被安置在靠近金字塔的别墅中。罗斯福总统也于当晚到达，于是我们就战争的全局以及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继续进行亲切的讨论。同时，联合参谋长们从德黑兰回到开罗途中，曾在耶路撒冷游览休息，使精力得到恢复，第二天就要对他们的重要任务继续讨论。蒙巴顿海军上将已经回到印度，他从印度交来了指定他拟定的关于对安达曼群岛进行两栖战役（“海盗”作战计划）的修订计划。这个计划会把我们已从地中海调去的那些迫切需要的登陆艇完全占用。我希望作最后的努力，使美国人同意进攻罗得岛的另一作战计划。
第二天晚上，我又同总统共进晚餐。艾登亦在座。我们直到半夜以后才散席，一直在讨论我们见解的分歧。我同意英国三军参谋长的意见，他们因为总统在德黑兰会议以前曾对蒋介石大元帅许下尽早从孟加拉湾发动进攻的诺言而非常担忧。由于这项诺言，我要夺取罗得岛的希望和计划都会化成泡影，而我认为土耳其的参战多半决定于是否能攻下罗得岛，但是罗斯福先生已经决心要进行孟加拉湾战役。我们参谋长们在军事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参谋人员断然拒绝讨论。他们说总统已经作出决定，他们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12月4日下午，我们举行了从德黑兰归来以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但是没有获得什么进展。总统一开始就宣布，他必须在12月6日离开这里，所有各项报告，都要在12月5日，即星期日晚上准备停当，以便双方取得最后协议。除了土耳其参战的问题以外，看来唯一悬而未决的似乎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即如何利用一二十艘登陆艇及其装备的问题。如果被这样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难倒，那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总统也感到他应该说，一切细微末节都应当解决。
我说，我愿意使会议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英国代表团对于我们早期那种分散实力的做法感到十分担忧，还有许多头等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哩。最近几天中发生了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第一，斯大林元帅自动宣布，一旦德国被击溃以后，苏联立即对日本宣战。这将会使我们获得比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更好的基地，因此我们集中精力使“霸王”战役成功，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参谋人员必须研究一下，这个新的事实对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役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二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决定在5月横渡海峡。我本人认为最好在7月间选择一个日期，但是我决心竭尽全力使已决定的5月的日期能够完全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最后要投入一百万美国军队，再加上五六十万英国军队。
我们预料会发生猛烈的战争，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使“霸王”战役能有最大的机会获得成功，我们认为必须对里维埃拉进行的登陆战（“铁砧”作战计划）尽量加强力量。我认为登陆部队将在第三十天左右遇到最大的危险，因此就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在别处开始行动以防止德国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我们的滩头堡。当参加“霸王”战役和“铁砧”战役的部队一旦进入同一地区，就由一个统帅指挥。
罗斯福总统对讨论作了总结以后，指出大家对下列各点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并问我们，他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这几点就是：（1）不得阻碍“霸王”作战计划的进行。（2）不得阻碍“铁砧”作战计划的进行。（3）如果土耳其参战，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凑集足够的登陆艇，以便在地中海东部作战。
（4）指示蒙巴顿海军上将利用已经调拨给他的一切物资［在孟加拉湾］以最大的努力执行计划。
关于最后一点，我提议也许有必要削减拨给蒙巴顿的一部分实力，以加强“霸王”和“铁砧”作战计划。罗斯福总统说他不能同意这点。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中国，如果没有极其充分而又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不准备放弃这个两牺战役。我回答说，我们在法国的巨大冒险，可能就构成这种“极其充分的理由”。目前我们准备进行的“霸王”战役，还是以一次登陆三师兵力作为基础的，而我们袭击西西里岛时，第一天就登陆了九个师。这项主要作战计划目前的伸缩余地留得太小了。
我重新谈到进攻里维埃拉的问题，表示制定这次进攻的计划应当至少以两师袭击部队作为基础。这就可能使足够的登陆艇在意大利进行两翼包围的战役，而且如果土耳其参战，还可以夺取罗得岛。然后，我指出，东南亚的战役必须根据它同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霸王”作战计划的关系来作判断。我说，蒙巴顿海军上将关于攻下安达曼群岛向我提出的要求使我惊讶。在斯大林元帅提出俄国将会参战的诺言的情况下，东南亚指挥部所指挥的战役已减少许多价值，而另一方面，这些战役所需付出的代价，却已达到令人不敢贸然从事的地步了。
讨论继续围绕着是否坚持安达曼战役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反对英国放弃这一计划的愿望。我们没有获得结论，只决定由两国参谋人员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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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我们又举行会议，罗斯福总统宣读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欧洲战场上各方面战役的报告，大家都表示同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只剩下远东战役了。罗得岛战役已经谈不上了，于是我就集中全力要获得“铁砧”战役和地中海战役所需的登陆艇。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东南亚指挥部提出关于猛攻安达曼群岛所需部队的数字是骇人听闻的。总统曾说有一万四千人就会够用了。建议却提出使用五万人，根据这次会议情况来看，这个建议显然会使得远征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无法实现。会议这时同意询问蒙巴顿，假设在未来几星期内，大半登陆艇和进行袭击的舰艇都从东南亚撤走以后，他在较小规模上能够进行何种两栖战役。我们就这样散会了，这次会议使罗斯福先生极不愉快。
在我们能够进一步采取行动以前，开罗的僵局得到了解决。下午，罗斯福总统在同他的顾问们磋商以后，决定放弃安达曼群岛战役计划。他给我一封简要的私人函件：“’海盗‘战役已取消了。”伊斯梅将军使我记起，当我秘密地用电话通知他，说总统已经改变主意并已将这个值得欢迎的决定通知了蒋介石时，我曾对伊斯梅说：“能自治其心的人，胜于能攻城略地的人。”第二天晚上七点半钟，我们全体又在柯克的别墅会面，研究会议的最后报告。袭击法国南部的战役获得正式批准，罗斯福总统宣读他给蒋介石大元帅的电报，通知他我们放弃安达曼计划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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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同罗斯福总统拟定有关我们决议的联合总结，以便送给斯大林。
首相和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总理1943年12月6日
在刚结束的开罗会议中，我们关于在1944年进行对德战争的问题，除我们三人以前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外，又取得了下列协议。
对德轰炸攻势在战略上将占最优先的地位，其目的在于摧毁德国空军作战能力、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系统，并为横渡海峡的战役铺平道路。
对于原定3月间在孟加拉湾进行的战役，我们已经缩小它的规模，以便增加对法国南部进行战争所需的两栖舰艇。
我们已下令竭尽一切力量在联合王国和美国增加登陆艇的生产，以便充实“霸王”战役的实力，而且为了同一目的已下令从太平洋调回某些登陆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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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把我们的决定通知东南亚指挥部时，我对蒙巴顿并未掩饰自己对他的顾问们提出的、并由他签署的估计所感到的震惊。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在德里）1943年12月9日
你想必已经看到罗斯福总统关于放弃“海盗”战役致蒋介石大元帅的电报，你知道我对这点是完全同意的。我们采取这种步骤，是因为在德黑兰已决定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霸王”战役，同时又袭击法国南部。
你请求使用包括三万三千七百名战斗员、总数达五万人的英国和帝国部队来同五千名日军作战，在此间人士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听到这种要求，也大吃一惊，因此怀疑你是否听取了可靠的军事参谋的意见。美国人夺取日军的岛屿所使用的兵力，在比例上是两个半对一，而你属下的将军们竟然要求六个半比一，因此造成了很坏的印象。甚至你向我提供的详细计算清单也无法消除这种印象。
我希望现在就着手在雨季以后进攻苏门答腊的准备工作。不过，假如你仍然坚持你所接受的关于攻取安达曼群岛的那种标准，那么，不论准备进行何种方式的两栖战役，都不会有多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