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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由于怀着从1870年以来历代相传的复仇怒火，而富于激烈的进攻精神。他们的理论认为，数量上较弱的国家，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必须处处展开反攻，才能抵抗敌人的侵入。战争刚一开始时，穿着蓝衣红裤的法军，随着军乐队演奏的马赛曲，勇往直前。
德国人虽然正在侵入，但不论在何处遇到这种情况，便停下来对法军开枪射击，使它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主张采取攻势最力的首创者格朗梅松上校，就在战场的最前线为他的国家和他的信条而牺牲。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说明为什么防御炮火在1914至1916年或1917年这段期间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亲自看到在南非战争中，少数波尔人使用自动来福枪，产生了很大的效力；这种火力，对于穿过旷野前进的军队，即便不能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可以造成重大的伤亡。除此以外，当时还有日益增多的机关枪。
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的炮战。几百门，后来增到几千门的大炮，能把一个地区轰成粉碎；但是，英法军队在英勇牺牲以后，如果再要并肩前进去攻打凭壕固守的德国军队，他们会面临着绵连相接的坚强工事；而他们压制第一线敌人的排炮，已把他们前面的土地，轰得弹坑累累，纵使他们进攻获胜，这些弹坑亦将成为他们再向前进的巨大障碍。从这些艰苦的经验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采取守势，必胜无疑。此外，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武器的火力已经大大增强。不过守势固有其利，同时亦有其弊，这在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时的法国，和1914年8月间同它的世代仇敌决一死战的法国，却完全不同了。报仇雪耻的精神，自从战争胜利、任务完成以后，已经烟消云散了，而培养这种精神的领袖们也都早已去世了。在上次大战中，成年的法国人惨遭杀害的达一百五十万。在绝大多数的法国人的心目中，一想起攻势行动，便联想起1914年法国进攻时最初的失败、1917年尼韦尔将军的溃退、松姆河和帕森达勒的长期苦战，尤其是现代化武器的火力对于进攻部队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在法国和在英国，都没有人能彻底了解一种新事物所引起的后果，即装甲车辆能够抵御炮轰，并且能够每天向前推进一百哩。关于这个专题，几年以前，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指挥官发表了一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年老的贝当元帅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的权威，对于法国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它闭塞了吸收新思想的途径，尤其是不赞成那些被古怪地称为“进攻武器”的东西。
在事过境迁以后，关于依赖马奇诺防线的政策，时常受到人们的指摘。这种政策确实造成了一种防御心理。但是，在保卫长达几百哩的边界时，明智的防御措施，往往是用防御工事尽可能地同敌人隔离，因而可以在军队驻守不动的条件下，节省兵力，同时还可以控制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如果马奇诺防线在法国的作战计划中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则它可能对于法国作出巨大的贡献。它应该被看作是一长列互相连接的宝贵的出击口，尤其是能够被用来隔断大部分的前线，以便在它的后面集中一般后备队，或进行“大规模的调遣”。
如果考虑到法国和德国在人口方面的差别，我们应该承认马奇诺防线是一个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实际上，非常古怪的是，这条防线并没有至少沿着默兹河一直向前延伸。如果能够一直延伸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屏障，使法国得以自由使用手上坚固锋利的宝剑向敌人冲锋陷阵。但是贝当元帅却反对延长防线。他竭力主张，阿登地区由于地形关系，绝不可能成为入侵的通道。因此，延长防线的计划被否决了。我在1937年视察梅斯时，吉罗将军曾对我说明马奇诺防线的攻势意义。但后来攻势的观念并没有付诸实行，而这条防线不仅吸收了大量有训练的正规军的士兵和技术人员，而且对于军事战略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反而产生了削弱的效果。
新的空中力量被恰当地看成是各种作战中的一个革命性的因素。鉴于当时双方可以使用的飞机的数量较少，它的效力不免被人们所夸大，并且一般认为空军可以在敌军发动进攻时阻碍大量军队的集中和运输，因此有利于守势方面。法国最高司令部，甚至认为法国的动员时期，都有极大的危险，因为铁道中心可能遭到空袭的破坏，虽然当时德国飞机像盟国一样，数量极少，不足以担任这样重大的任务。空军首脑人物所表示的这些思想，当然是正确的，到了战争的后期，当空军力量增加了十倍或二十倍时，并且得到了完全证实。但在战争开始时，这种看法则未免过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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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有人开玩笑说，陆军部总是在准备着上次的战争。但在其他各部或其他国家，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而就法国军队来说，确实如此。我也认为只要积极地采取防守措施，守势具有极大的力量。但我这时既不肩负任何责任，同时又无法获得连贯的情报来作出新的评价。我了解上次大战中的屠杀情形，使法国人民痛彻心腑，难以忘怀。德国已经获得了建造齐格菲防线的时间。如果将剩下的法国壮丁，派去攻打这座由炮火和混凝土合成的铜墙铁壁，这是多么可怕啊！在附录（15）中，我发表一种长期的方法（密码代号为“耕种者第六号”），当时我认为可以用来制服采取守势的敌军的火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中，根据我心中的想法，我觉得我和一般人对于守势的见解，并无不同，并且我相信反坦克的障碍物和野战炮，如有巧妙的布置，并备有足够的弹药，除了在黑夜或天然的和人造的雾中以外，都能将坦克加以击退或毁坏。
在万能的上帝对他的卑贱的仆人所确定的问题中，没有一件事是会同样发生两次的，即使有一件事看起来像是曾经发生过的，但其中总有变化出入，使它不能一概而论。一般人是在具有固定结论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他们的心理，除了受非凡的天才的引导外，绝不能超越固有的结论。但我们不久将要看到，在双方处于静止状态八个月以后，希特勒突然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大量防弹的或重型装甲的战车作前导，冲破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并且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甚至也许是在发明火药以来的第一次，使大炮在战场上暂时几乎完全失去了效力。我们必将看到，火力的增强使少数部队就能够防守必需的阵地，因此缩小了人体的目标，大大地减少了实际战争中的流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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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个边界，曾经像一直伸展过低地国家的法德边界那样，在战略上受到重视并被当作实验的题材。几个世纪以来，西欧所有的军事将领和军事学院，往往根据他们当时的最后一次战役的经验，对这片土地的每个方面，对它的山地和水道，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在目前这个时期内，如果比利时遭到德国的入侵，而盟国决定给予援助时，它们能够派兵驰往的，或者，如果比利时提出邀请时，它们能够根据一个妥善安排的计划秘密而突然地加以占据的，有两条防线：其中第一条防线是所谓斯凯尔特河线。这条线靠近法国边境，不需要长途行军，而且不冒重大的危险。在最坏的情况下，不过是守住了一条“错误的防线”，这也并无害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以按照局势的发展而被建成一道防线。第二条防线是更加伟大的。它沿着默兹河，经过纪韦、迪南和那慕尔，再经卢万而至安特卫普。如果盟国能够占领，并在苦战中守住这条富于冒险性的防线，则德国入侵时采取右翼包抄将受到重大的阻碍；如果事实证明它的军队处于劣势，那么这就可以成为进入并控制鲁尔地区德国军火生产重要中心的一个值得歌颂的序幕。
由于国际道义准则的原因，不能在未获得比利时同意的情况下，穿过比利时的国境而向前推进，因此，只有从法德之间的边界前进，如果在斯特拉斯堡的北面和南面横过莱茵河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么，军队主要将进入黑森林区，这个地区也正像阿登山区一样，在当时被认为是不适于进攻的地区。但是当时还有从斯特拉斯堡——梅斯前线向东北进入帕拉廷奈特的可能。这种推进，以莱茵河为其右翼，可能控制该河，直到北面的科布伦茨或科隆。从这里可以进入良好的作战地区；而这些可能性以及许多变化，很多年以来，已经成为西欧各参谋学院关于战争研究的部分内容。然而，在这部分地区，却有齐格菲防线，许多建筑坚固的混凝土碉堡互为犄角，大量的铁丝网构成了纵深阵地，到了1939年9月，这道防线已经是坚不可摧的了。法国人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最早日期，也许是9月第三个星期的最后几天。但到那时，波兰战役已告结束。到十月中旬，德国在西线的军队已有七十个师。法国在西线数量上的暂时优势，便迅速消失。法国如果从它的东部边境发动攻势，则必然会削弱他们在更为重要的北方防线的兵力。法国军队即使在开始时能够获得初步的胜利，但在一个月之内，他们要想保持在东方所得的战果，就将感到极大的困难，而且无法抵御德国对它的北方防线展开的全力反攻。
这就是对于“为什么一直采取消极防御，直至波兰被摧毁？”这样一个问题的解答。但是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已经输掉了。战争如果发生在1938年，那时捷克仍旧存在，可能有很好的胜利机会。在1936年，可能不会引起强大的反抗。在1933年，日内瓦一份决议书，可能不经过流血而获得服从。在1939年，甘默林将军不敢冒险进攻，也不能只怪他一人，因为自从历次危机发生以来，已经使这种危险大大地增加，而法国和英国政府对待危机也一直畏缩不前。
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估计，德国到9月18日止，动员的各种军队至少有一百十六个师，其分布如下：西线四十二个师；德国中部十六个师；东线五十八个师。我们现在从敌人的记录中，了解到这个估计几乎完全正确。德国全部军力，共有一百零八个师到一百十七个师。进攻波兰的五十八个师，是最成熟的部队。剩下的五十或六十个师，素质参差不齐。其中由埃克斯-拉-夏佩勒到瑞士边境沿西线一带，派驻了四十二个德国师（十四个现役师；二十五个后备师，和三个后备军）。德国的装甲师团或已派往波兰作战，或是尚未建立，而工厂还未开始大量生产坦克。英国远征军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支持。它在10月第一个星期，只能派出两个师，到了第二个星期，又增加了两个师。自从慕尼黑危机以来，德国的相对力量虽然已有巨大的增加，但在波兰未被征服以前，德国最高司令部对于他们在西线的局势，仍然非常焦虑，只是由于希特勒的专制权力和坚决意志以及他认为法国和英国不愿作战的政治判断先后五次得到了证实，这才能够劝诱或迫使他们去接受他们认为不应该冒的风险。
希特勒确信法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腐败不堪，而法国军队也受到了沾染。他了解法国共产党的力量，认为只要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一旦妥协，而莫斯科抨击法国和英国政府发动一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就可以利用法国共产党的力量使法国的军事行动遭到削弱，或陷于瘫痪。他深知英国信奉和平主义，而且日益衰败。按照他的看法，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是由于英国少数好战分子的驱使而达到了宣战的地步，他们必然会尽可能地避免作战，而且在波兰一旦被击溃以后，愿意接受既成事实，正像一年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前说明的屡次事件中，希特勒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他的将领们的论点和惧怕却是错误的。但他并不理解只要战争信号一旦发出，在大不列颠和英帝国将要发生的强烈的变化；他也不理解那些为争取和平不遗余力的人们，如何会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为了赢得胜利而不顾疲劳地努力奋斗。他无法懂得我们岛国人民心灵上或精神上的力量，我们岛国人民不管怎样竭力反对战争或军事准备，但世世代代以来，却始终认为胜利是他们天生的权利。但是，无论如何，英国军队在开始时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同时他也断定法国并不全心全意地作战。事实上这也确是真实的情况。结果他如愿以偿，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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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官认为在德国完全战败波兰军队以后，它将在波兰境内留驻大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分可能是质量较低的军队。如果它对于同俄国订立的条约有所疑虑，它在东线军队的总数，可能会增加到三十个师。所以根据最不利的假设，德国将会从东线抽调四十个师，使西线共有一百个师的实力。但到那时，法国可能已经动员了七十二个师，此外还有相当于十二个或者十四个师兵力的要塞守备部队，和四师英国远征军。除了在意大利边界应有法军十二个师驻守外，可以用来对付德国的兵力共有七十六个师。所以敌人和盟国相比较，占有四比三的优势；而且预计敌人可能组成额外的后备师团，使部队的总数在最近的将来，提高到一百三十个师。对付这种局面，法国在北非还有十四个师，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抽调回来，再加上英国以后可能逐渐增加的军队。
在空军方面，我们参谋长委员会估计，德国在摧毁波兰以后，可能在西线集中二千架以上的轰炸机，而当时法英两国的合在一起的轰炸机数共计九百五十架。①因此，德国在解决波兰以后，不论在陆地上或空中，它的实力显然远比英法两国联合的实力强大。所以，根本不必考虑法国对德国展开攻势，然而德国是否可能向法国进攻呢？
①当时德国轰炸机的确数是一千五百四十六架。
当然，德国可能采取的办法有三个：第一，经过瑞士前来侵犯。这可以迂回地绕过马奇诺防线的南翼，但在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有许多困难。第二，通过法德之间的边界侵犯法国。这似乎也不可能，因为大家相信德国军队还不具备对马奇诺防线作正面攻坚战的充分装备和武装。第三，通过荷兰和比利时侵犯法国。这种进攻也会绕过马奇诺防线，并且可以避免对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正面进攻可能遭受的损失。参谋长委员会估计，为实行这种进攻，德国在发动战争时必须从东线抽调二十九个师，另外再调动十四个师在后方列成梯形阵线，以便增援已经驻在西线的军队。在三个星期以内，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调动，同时也无法使进攻部队得到充分的炮火支持。而且这种准备活动，在进攻开始以前的两个星期中，必然将被我们发觉。德国要想发动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则势必在今年晚些时候，但这种可能性却不能加以排除。
我们当然应该用空袭交通线和部队集中区的办法，来阻挠德国军队由东线向西线移动。因此，可以预料，德国在战争初期将会发动空战，目的是想通过空袭我们的飞机场和飞机工厂来削弱或消灭盟国方面的空军。但就英国而论，对于这种空战，并不是不欢迎的。我们下一个步骤，将是对付经过低地国家前来侵犯的德军。我们不能向前推进到荷兰，给它们以迎头痛击，但为了盟国的利益，应该尽可能在比利时境内加以阻止。“我们知道，”参谋长委员会写道，“法国的意见认为，比利时如果仍旧能够在默兹河一带守住，法英军队应该占领纪韦-那慕尔一线，而英国远征军则在左翼作战。我们认为除非能在德国进攻以前的充分时间内，同比利时商妥，计划先行占领这一防线，否则这个计划便不宜采用……除非比利时目前的态度能有转变，我们能制定提前占领纪韦-那慕尔（亦称默兹-安特卫普）防线的计划，否则我们竭力主张，应该在法国边境已作好准备的阵地上，抵抗德国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被德军利用或占领的比利时和荷兰的城镇和铁道，当然都必须加以轰炸。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后来的变化经过，应该加以记录。9月20日，这个问题提交给战时内阁，经过简单的讨论以后，又提交给最高军事会议。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惯常的程序，依次征求甘默林将军的意见。甘默林将军在答复中，仅仅说明，关于D计划（即推进到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的问题，法国代表团在它的报告中已经有所安排。在这个报告中有关作战的一节是：“如果比利时及时提出请求，英法军队将进入比利时，但不准备进行遭遇战。在公认的防线中，有斯凯尔特河防线和默兹河-那慕尔-安特卫普防线。”在考虑法国的答复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又向内阁提出了另一个意见书，讨论了关于推进到斯凯尔特河防线的代替方案，但对于推进到默兹河-那慕尔-安特卫普防线这个更重大的任务，则只字未提。10月4日，这第二个报告由参谋长委员会提交内阁时，他们并没有提到关于D计划的这个极其重要的代替方案。因此，战时内阁认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已经得到满足，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或另作决议。这两次内阁会议，我都参加了，并没有感到尚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悬而未决。在10月间，我们和比利时没有作任何有效的部署，所以便假定我们向前推进当以斯凯尔特河防线为限。
在这个时期，甘默林将军正在同比利时进行秘密的谈判，确定：第一，比利时军队应保持充分的实力；第二，比利时应在更前面的那慕尔到卢万的防线上准备驻防。到11月初，法国和比利时在这几点上取得了协议，从11月5日到14日，在万森和拉费尔特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英方艾恩赛德、纽沃尔和戈特曾出席参加了全部的或部分的会议。11月15日，甘默林发表了第八号训令，证实了14日订定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情形许可下”，应推进到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以支援比利时。盟国最高军事会议11月17日在巴黎开会，张伯伦先生带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查特菲尔德勋爵和金斯利·伍德爵士前往出席。我在当时还没有达到被邀请陪同首相出席这类会议的地位。当时的决议是：“既然承认有必要尽量把德国军队阻截在最远的东部防线上，所以如果德国侵犯比利时，应该竭力坚守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在这次会议上，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都一再强调这个决议的重要性，所以此后的行动，便受了这个决议的支配。事实上，这是一个赞成D计划的决议，于是，它便代替了以前议定的关于只推进到斯凯尔特河防线的那个比较谨慎的协议。
D计划不久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即关于法国第七集团军的任务。派遣这支军队在盟国军队的侧翼沿海岸推进的想法，最初是在1939年11月初被提出来的。吉罗将军率领一个后备军，驻在兰斯附近，本已感到烦躁不安，这时他被任为司令官。扩充D计划的目的，是要派军队经过安特卫普进入荷兰，以便援助荷兰人；第二，企图占领荷兰的伐耳赫伦岛和贝弗兰岛的某些地区。如果德国军队已被阻截在艾伯特运河而不能前进，所有这些计划当然是很好的。甘默林将军希望实行这个计划。但乔治将军则认为这不在我们的范围以内；他宁愿将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驻在战线中央的后方，作为后备军。关于他们的这些意见分歧，我们当时完全不了解。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度过了严冬，等待着来春。
从现在到德国发动攻势的六个月期间，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和他们的政府，对于战略原则未再作出任何新的决定。
第二十七章 战斗加剧
关于和平的提议——英法加以拒绝——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我关于英国军事准备的意见——在地中海方面对意大利的关系可能改善——国内战线——“皇家橡树”号的沉没——10月31日我第二次访问斯卡帕湾——关于舰队主要根据地的决定——张伯伦夫妇在海军部晚餐——“拉瓦尔品第”号被击沉——一个假警报
希特勒利用他的成功，向盟国提出了他的和平方案。我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我国对于他起来掌权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曾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他深信，我国与法国都是不堪一战的。9月3日英国和法国的宣战，是一个使他感到不快的意外事件，但他坚决相信，波兰迅速土崩瓦解的景象，一定可以使衰败的民主国家认识到，它们能够影响东欧及中欧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对俄国十分放心，尽管俄国正在狼吞虎咽地并吞波兰的领土和波罗的海国家。实际上，就在这个10月中，他竟能把俘获的美国商船“燧石城”号，在德国捕获船押送员的监视下，开入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他不愿在这个阶段和法英两国继续作战。
他坚决认为，英王陛下政府一定非常乐意接受他在波兰所作的决定，如果他提出媾和的建议，一定可以使张伯伦先生及其旧同僚，在通过宣战而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守信以后，能够从议会中的好战分子迫使他们面临的困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他始终一刻也不曾想到，张伯伦先生以及英帝国与联邦的其他成员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是叫他灭亡，便是他们本身在这种努力中遭到灭亡。
俄国和德国瓜分波兰以后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订立了三个“互助协定”。这些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在1918年和1920年的解放战争中，摆脱了苏联政府的羁绊而获得了自由。这些小国完成了严厉的土地改革，主要是牺牲了以前俄国地主的利益，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反共色彩的民族主义的农民生活方式。
它们一贯畏惧强大的邻邦——苏联，并且非常迫切地希望维持中立地位，因此设法避免一切挑衅。但是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它们的艰巨的任务很难实现。例如里加变成了一个搜集俄国方面情报的窃听站和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中心。但是德国在和苏联进行的交易中，却乐于把它们加以放弃，现在苏联政府抱着积蓄已久的仇恨和急切的贪婪心理向它的牺牲品扑去。这三个国家过去曾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和彼得大帝旧日的征服地。它们立即遭到苏联强大的军队的占领，因为对于这样的大军，它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苏联使用了惯常的方法，对于所有反共反苏分子，实行了残酷的清算。二十年来一直在他们本土过着自由生活、并且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许多人士，现在都失踪了。其中一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余的人们被送到了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互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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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方面，我们忙于扩充陆军和空军，并且采取一切措施，加强我们的海军实力。我继续向首相提供我的意见，并竭力把这种意见向其他同僚游说，以供采纳。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10月1日
在这个周末，我不揣冒昧，向你提出我对于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
（1）在敌方对我们展开和平攻势的时候，我们对法国必须支持。虽然我们有接近一百万人的备战部队，但我们的贡献目前是，而且在今后许多个月中一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正在作极大的战时努力，虽然形式不同，但规模与我们1918年所作的努力相同；我们除了重视在空军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外，正在建立一支包括五十五个师的庞大军队，在能够尽快地加以训练和装备以后，将立即派往任何需要的地点参加作战。
目前我们拥有的正规军，其中有四个或五个师的战斗力也许比任何其他部队要强大。但不要设想只受过六个月左右训练的本土防卫队，就能够参加作战而和至少已服役两年并具有更好装备的德国正规军正面对垒，而不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不良的结果；也不能设想它们能够和法国的军队并肩作战，因为大部分法军已有服役三年的经验。要迅速扩充我们在法国的部队，唯一的方法便是调回驻在印度的职业军队，把它们作为骨干，对本土防卫队和征召入伍的人加以训练并组成新军。我现在不打算作详细的说明，但原则上我们应该派遣本土防卫队六万人到印度，维持境内的治安和完成他们的训练，同样地，把驻在印度的四万或四万五千名正规军调回欧洲。这些部队应调到法国南部的营地，该地的冬季气候，对于训练部队来说，要比在这里适宜，而且当地还有许多的军事设备；它们就可以成为组成八个或十个优秀的战地师的核心和基础。这些部队的质量，到了明年春季晚期，就可以同与它们正面对垒或并肩作战的部队实力相等。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在法国培植这样一支实力，这个事实对法国人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鼓励，并使他们感到满意。
（2）我对于空军部提出的关于他们战斗力的数字，非常关注。在战争爆发时，他们共有一百二十个中队，但这个数字，实际上，已缩减到只有九十六个能参加作战的中队。人们往往希望，在动员令一旦发出以后，就会有巨大的扩充。但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缩减的情况。在这方面发生的实际情形是为了要建立一支作战力量，却把许多中队中受过训练的空勤人员、技工或零件等等抽调走了，而这些残缺不全的中队，就被并在一起，成为一支庞大的所谓后备力量。如果冬季几个月安然度过，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空袭，则又可能有大批新的飞机和大量受过训练的驾驶员，加入这个后备力量中去。即便把这个总数扣除种种合理的数额以后，我们每个月应该至少能够组成六个中队。如果能够组成中队，作为后备力量，待命出发，也比仅仅把大量剩余的驾驶员、剩余的飞机和零件合并在一起，要高明得多。目前我们与德国的差距，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我敢断言，如果你发出命令，这种扩充是能够完成的。
（3）关于空袭预备警报计划的防御措施和经费支出，系按照计划所包括的全国各地遭受危险程度而定，但目前对于这种危险程度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于敌机空袭的目标地区，以及经过的飞行路线，应该列成表册，以便作为依据，对计划进行研究。在这些地区内，必须有大量全日工作人员。伦敦当然是主要的［目标］，其他城市很快也会变成类似的情况。在这些目标地区内，关于路灯制度，应该设法使防空人员在空袭警报发出以后能够加以控制；同时一方面应该日夜赶紧建筑和加强防空壕，但另一方面，剧场与电影院应该继续开放，直至空袭实际开始时止，以保持人民的情绪。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应该立即准许恢复有限制的灯光照明，并开放娱乐场所。在这些地区内，不得有给予报酬的防空人员。一切都应该以自愿服务为基础，中央政府仅限于提出意见，其余统由地方当局处理。在这些包括联合王国至少八分之七面积的区域内，防毒面具可以留置家中，只有在目标地区内才须按照计划随身携带。现在实在没有理由，为什么不应该在下个星期中就发出具有这种内容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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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方面所发生的灾难，使我更加迫切地设法防止意大利卷入战争，并用种种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建立某种共同的利益。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我忙于一些行政事务。
海军大臣致内政大臣 1939年10月7日
尽管我在这里往往整天忙于工作，但我对于国内战线，却不得不感到焦虑。关于不必要的严厉的灯火管制和限制娱乐等等，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已经推行到超乎情理以外的程度。我对于这些问题的见解，你是知道的。①但关于汽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是否海军没有输入充分的供应？正由海面运来、或者也许已经运到的供应数量，难道不比和平没有遭到破坏时的定货数量更大吗？我听说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和一大部分的企业，受到了这种限制的妨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适当的办法，当然是实行按标准价格的定量配给，和准许外加重税的自由购买。这样，人民将为了交通而付款，国家将因税收而得补益，车辆加多而登记费用亦可增加，全国的商业亦可以向前发展。
①参阅附录（12）
现在来看看粮食部为了赢取战争而筹划的种种定量配给。当然定量配给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但我听说，以肉类的定量配给比例，并不比德国的情况好多少。现在海路已经打开，是否还有任何需要来采取这种作法呢？
如果我们由于空袭或海上袭击而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挫折，也许就有必要来实施这种严峻的办法。不过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海军对于负责输入供应的工作已告失败，或将归于失败。
此外，我们究竟怎样对待所有下列这些中年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在上次大战中服过兵役，他们充满着活力而且富有经验，现在却对他们中间的好几万人说，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除了在当地劳工介绍所登记以外，没有其他出路。目前的这种办法当然是很愚蠢的。我们为什么不把五十万四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自动参加），组成国民自卫军，再把我们所有上了年纪的大人物作为他们的领袖，并且加入这种新组织的结构？让这五十万人出来，推动年轻有为分子离开家园共赴国难。如果缺乏制服，一个臂章也可以应付，我敢断言，无论如何我们有充分的来福枪，从你前次同我的谈话中，我认为你是赞成这种想法的。如果是这样，让我们加以实行。
我从各方面听到关于国内战线缺乏组织的怨言。我们能不能设法予以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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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处理所有这些紧急事务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它触及了海军部的疼处。
我曾经提到过，由于一份关于德国潜艇进入斯卡帕湾的情报而引起的警报，曾经使英国的大舰队在1914年10月17日仓皇驶出到海上。那次警报，结果证明是一场虚惊。现在，刚巧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几乎恰恰就在同一天，警报却成为事实。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点半钟，一艘德国潜艇乘风破浪，突破了我们的防御工事，把停泊在湾内的“皇家橡树”号击沉了。最初，在一连串齐发的鱼雷中，只有一个击中了舰首，引起了低沉的爆炸声。舰上的海军上将和舰长认为停泊在斯卡帕湾内，非常安全，无法相信他们的军舰已经中了一枚鱼雷，因此，他们认为爆炸的声音，是由于军舰本身出了毛病。经过二十分钟以后，确实就是那艘潜艇，重新装好射管，发射第二批鱼雷。于是，有三四枚鱼雷迅速地连续击中军舰，把舰底炸开了。十分钟内，舰身便倾覆下沉。舰上大部分人员都正在作战岗位上，但因为舰身倾覆非常迅速，以致舱下的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根据德国人当时对于此事的报告所作的记载，现可以转录如下。
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点三十分，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被第四十七号潜艇（艇长普里恩上尉）用鱼雷击沉。这次作战，由潜艇司令官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作了周密的计划。普里恩在天气晴朗的10月8日通过基尔运河，朝着西北北方向，驶往斯卡帕湾。10月13日清晨四点钟，潜艇停在奥克尼群岛外海。到下午七点钟，升到海面，海上吹着清新的微风，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远处的海岸线朦胧可见；北极光的狭长流光，闪射出蓝色的光芒，横过夜空。潜艇向西前进。它悄悄地逐渐驶近斯卡帕湾东边入口处霍尔姆海峡。不幸的是，峡口的航道没有完全被阻塞住。在两艘沉船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普里恩以极高明的技巧，驶过翻腾打旋的海水。海岸已靠近了。
现在已经看得见岸上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沿岸边道路回家。
突然整个海湾豁然开朗。柯克海峡已经过去了。他们已进入了湾内。在靠北岸的地方可以看到一艘战列舰的影子映在水面上，它矗起的巨大帆柱，好像一幅黑布上的饰物。向它驶近，更近一些——所有的鱼雷射管已经准备就绪——没有警报，除了轻微的浪潮拍岸声，嘶嘶的气压声和发射导管杠杆的尖锐拔动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声响。发射鱼雷！五秒——十秒——二十秒钟。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在黑暗中激起了巨大的水柱。普里恩稍等几分钟后，再作第二次发射。发射导管预备好了。发射！鱼雷击中了船腹，引起了一阵隆隆的爆炸声。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连同七百八十六名官兵，包括布莱格罗夫海军少将（第二作战舰队司令），一起沉没。第四十七号潜艇悄悄地从缺口处退了出来。二十四小时以后，一艘阻截船开到了。
这一个插曲，应该看成是德国潜艇指挥官的光辉战绩，但它却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大为震动。这对于任何负责战前警备事务的大臣，在政治上也许很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打击。我是新上台的人物，在这最初的几个月内可以免受这类的指责，而且反对党也没有利用这个不幸的事件，捞取资本。相反地，A·V·亚历山大先生①保持克制和同情的态度。我答应作最严格的调查。
①工党代表。——译者
在这一次，首相对于10月16日德国空袭福思湾的情形，在下院也作了报告。这是德国人第一次企图用空军来打击我们的舰队。德国飞机约有十二架左右，每批两三架，前来袭击停在福思湾内的我方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爱丁堡”号两艘巡洋舰和“莫霍克”号驱逐舰受到了轻度的损坏。
军官和海员死伤二十五人；但敌方轰炸机四架被击落，其中三架是由战斗机中队击落的，一架是用高射炮打下的。也许只有一半轰炸机能够安全返回德国。这是一个使它们不敢再轻易尝试的有效办法。
第二天，17日早晨，敌机又空袭了斯卡帕湾。已经解除武装并卸去铁甲、仅当作母舰使用的一艘旧军舰“艾恩公爵”号，因炸弹在近处爆炸而受伤。它搁浅在浅海的海底，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这次又有一架敌机被击落焚毁。所幸本土舰队当时不在湾内。这些事件表明，如果再要使用斯卡帕湾，那就多么需要把斯卡帕湾防止各种袭击的工事加以改善。经过大约六个月以后，我们才能享受该湾的主要便利。
※ ※ ※
斯卡帕湾遭到袭击和“皇家橡树”号的沉没，立即激起了海军部方面的反应。10月31日，我由第一海务大臣陪同，前往斯卡帕湾，在海军上将福布斯的旗舰上，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关于保卫斯卡帕湾，我们现在一致同意的防御措施，包括在没有设防的东部航道中，加强水栅和增添额外的障碍船，以及建立控制的水雷区和其他设施。在这些强大的障碍工事以外，还要再增加巡逻艇，和设置足以控制各处入口的大炮阵地。为了抵御空中袭击，计划装设八十八门重型的和四十门轻型的高射炮，再加上许多探照灯，同时增加防御汽球网。此外陆地上在奥克尼群岛和威克两处，组成强大的战斗机防卫力量。我们希望到1940年3月，所有这些部署能够完成，或者至少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使舰队能够重返旧地。在这期间，斯卡帕湾可以作为驱逐舰的加油基地，但对于重型舰只的安置，则需要另找场所。
关于可能的代替基地，各方所提的理由不同，专家的意见亦不一致。海军部的意见赞成克莱德湾，但海军上将福布斯表示异议，他的理由是如果采用这个地点，则舰队到它的主要作战区，往返都要增加一天航程。而这样又使它必须增加驱逐舰队的实力，并将使重型的舰只在活动时必须分为两个分舰队。另一个代替基地是罗赛斯，在上次大战的后期，它曾经是我们的主要基地。就地理位置而言，它是更为适宜，不过，却更容易遭到空中的袭击。这次会议所作出的最后决定，在我回到伦敦以后草拟的节略中，曾加以总结。①
①参阅附录（10）。
我和张伯伦先生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11月13日星期五，他和他的夫人，到海军部大厦同我们共进晚餐。在大厦的顶楼，我们夫妇占有一套舒适的房间。这天我们一桌四人。
我和张伯伦先生虽在鲍尔温先生内阁时曾同事五年之久，但在这以前，我和我的妻子与张伯伦夫妇从未有过这类的交际。
我凑巧偶然把话题转到他过去在巴哈马群岛的生活，我很高兴地发觉，我的客人深深地陷于他个人的回忆中，这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他把他在靠近拿骚的一个西印度荒岛上种植剑麻的六年奋斗史，源源本本地讲给我听。对于这个故事，我原来只知道一个最简单的轮廓。他的父亲，伟大的约瑟夫·张伯伦，坚决相信这是一个机会，一方面可以为帝国发展一种新工业，同时也可以增加一家的财产。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在1890年把他从伯明翰召到加拿大，此后他们对于种植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加勒比海湾中，距拿骚岛约有四十哩左右，有一个小荒岛，岛上罕有人迹，但据说土壤适宜于种植剑麻。经过他的两个儿子详细勘察以后，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在安德罗斯群岛上买了一块土地，投下了一笔为开发土地所必须的资金。一切都已齐备，只等种植剑麻了。奥斯汀决心献身于下院的政治生涯，所以这个艰巨的工作就落在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肩上。
他不单因为孝顺，而且也抱着信念和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他的生活就消磨在这个荒岛上，尝试种植剑麻。荒岛时常遭受大风暴的袭击，他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同时必须同缺乏劳工而引起的困难及其他种种的障碍进行不断的斗争，只有拿骚城，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征。他告诉我们说，他坚决要求每年在英国休假三个月。他建造了一个小港口和趸船，以及短短的一段铁路或电车轨道。
他采用了一切被认为与土壤相宜的施肥方法；大体上过着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但是剑麻却没有生长出来！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供应市场的剑麻。经过了五年以后，他深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回到了家去见他的严肃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对于这种结果是绝不满意的。据我所知，当时他的家庭感到，虽然他们很宠爱他，但对于五万镑巨款付之东流，也感到痛心。
张伯伦娓娓谈来，神情异常兴奋，加以故事本身表现了一种英勇的努力，使我不胜神往。我不禁想道：“可惜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会见这位随身携带雨伞、态度沉着的英国政治家时，却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在英帝国边远地方开拓荒野的顽强人物。”我和内维尔·张伯伦一同共事大约二十年，但这样亲密的社交谈话，就我记忆所及，真是唯一的一次。
当我们进晚餐的时候，战事仍在进行，事件也继续发生。
在喝汤时，有一个军官从下面作战室跑上来报告，说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了。等到吃甜品时，他又上来报告说，我们击沉了第二艘德国潜艇；等到夫人们正要离开餐室时，他第三次上来报告说又击沉第三艘德国潜艇。一天之内接连三次捷报，这是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而且以后过了一年多，才再有同样的纪录。当夫人们快要离开我们时，张伯伦夫人以天真而又美丽的眼光看着我说：“这是不是你故意布置好的？”我向她保证，如果下次她再光临，我们一定会作出同样的结果。①
①根据战后的分析，可惜这种充满希望的报告没有得到证实。
※ ※ ※
我们在奥克尼群岛以北的漫长而薄弱的封锁线，大部分由商船改装和巡洋舰建成，有时再加上辅助的战列舰。这样的封锁线，当然很容易受到德国主力舰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德国的两艘快速的和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我们无法阻止敌方进行这样的袭击，我们希望把专门偷袭的敌舰，引来作一次决战。
11月23日薄暮，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之间巡逻的由商船改装的巡洋舰“拉瓦尔品第”号，发现一艘敌舰，正在迅速地向它逼近。它相信这艘不知名的敌舰是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便据此作了报告。它的司令官肯尼迪舰长，对于这种遭遇战的结局，丝毫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军舰原由远洋客轮改装而成，舷侧只有四门六吋口径的旧炮，而他的假想敌人，除了有一套强大的辅助武装外，装有六门十一吋口径的大炮，然而他却接受了这种强弱悬殊的逆势，决意用他的军舰奋战到底。敌舰在相距一万码处首先开火，“拉瓦尔品第”号立即加以反击。这种一面倒的作战，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但战斗仍继续下去，直到“拉瓦尔品第”号的大炮全部被毁，舰身成为一团烈焰冲天的火堆为止。天黑后不久全舰沉没，随舰殉职的有舰长和二百七十名英勇的官兵。只有三十八人幸免于难，其中二十七人被德国人俘虏，其余十一人在冰冷的海水中飘浮了三十六小时，才被另一艘英国船救起。
实际上作战的对方，却不是“德意志”号，而是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这两艘军舰在两天以前，离开德国，原想袭击我们的大西洋商船队，但航行中却遭遇并击沉了“拉瓦尔品第”号。它们因为深恐暴露踪迹，所以放弃了它们其他的任务，立即返回德国。因此，“拉瓦尔品第”号的英勇战斗，并非全无结果。在附近巡逻的巡洋舰“纽卡斯尔”号看到炮火的闪光，立即响应“拉瓦尔品第”号的第一次报告，它和巡洋舰“德里”号驶到作战地点时，“拉瓦尔品第”号还正在燃烧，尚未沉没。它紧追敌人，在下午六点十五分，在苍茫的暮霭和滂沱大雨中发现了两艘敌舰。它认出其中一艘是战斗巡洋舰，但在幽暗的夜色中失去了接触，而敌舰终于安然逸去。
这时有关方面的主导思想就是希望把这两艘重要的德国军舰，引出来作一决战。海军总司令立即把他的整个舰队开往海洋。在最后被发现的时候，敌舰正在向东方退去，因此，我们迅速地组成强大的舰队，包括潜艇在内，预备在北海内加以阻截。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可能性，即敌人摆脱了我们的追击以后，可能重新折回，向西方驶去，进入大西洋。我们为我们的商船队提心吊胆，而局势又迫使我们使用全部可用的力量。为了监视北海的各个出口，我们组成了海上和空中的巡逻，此外一组强大的巡洋舰，把这种警戒扩展到挪威的沿海一带，在大西洋的战列舰“沃斯派特”号离开了它的护航队，前往丹麦海峡进行搜索，在未能发现任何踪迹以后，继续绕过冰岛的北部前进，与在北海担任监视的舰只会合。“胡德”号、法国的战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以及另外两艘法国巡洋舰，奉命开往冰岛海面，而“却敌”号与“狂暴”号亦从哈利法克斯港向同一目的地出发。到了25日，共有十四艘英国巡洋舰，带同与之配合的驱逐舰和潜艇，在战列舰的护卫下，仔细搜索北海的海面。但时运不佳，竟毫无发现，而且敌舰也没有任何向西方活动的迹象。虽然气候十分凛冽，这种辛苦的搜索，持续了七天之久。
第五天，我们正在海军部焦急地等待，并且仍然希望我们一定能够捕获这些辉煌的战利品时，我们的无线电测向站听到了一艘德国潜艇发报的声音。我们根据这个事实，断定我们在北海的战舰之一，受到了敌人的袭击。不久德国电台广播，据称以前击沉“皇家橡树”号的普里恩舰长，在谢特兰群岛以东击沉了一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消息传来时，我正和庞德海军上将在一起。英国的公众舆论对于英国船舰的沉没，非常敏感；“拉瓦尔品第”号在英勇战斗以后被击沉以及所造成的重大的生命损失，如果继续没有予以报告，舆论对于海军部一定会有严重的反响。人们也许会质问：
“实力这样薄弱的一艘军舰，为什么不给它强大的支援就让它暴露？是不是德国的巡洋舰能够任意活动，甚至闯入了我们主力舰队防守的封锁区？是不是袭击的敌舰已经安然无恙地遁去？”
我们立即发出一个电讯进行查询，以解释这个疑团。一个小时以后，我们重新聚在一起，但仍无回音。这时我们真是如坐针毡。我所以回想起这一件事，因为它表示了我和庞德海军上将之间，以及我们和同时在场的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之间的强烈的同志感情。我本于自己的责任感，说：
“我负全部的责任。”庞德说：“不，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在非常烦恼中，互相紧紧地握手。我们两人在战争中虽然都已磨炼成为铁石心肠的人，但在遭受这种打击时，也不能不感到最难忍受的痛苦。
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八小时以后，事实表明被袭击的军舰是“诺福克”号，而它没有受到损坏。它没有遇到任何潜艇，只是敌机在靠近船尾的地方投了一枚炸弹。不过，普里恩舰长却不是一个夸大其辞的人。①“诺福克”号认为从乌云密布的天空投下的一枚炸弹，实际上却是德国的一枚鱼雷，差一点而没有击中目标，在船尾后面爆炸。普里恩从潜望镜中探望，看见水波涌起，但水波却把前面的舰只遮住了。他为了躲避预料中的炮击，立即潜入海底。半小时以后，他浮起潜艇作第二次的瞭望时，视线不大清楚，也不再有巡洋舰的踪迹。于是他便作了上述那样的报告。我们深受痛苦之余，这个消息使我们如释重负，同时关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已经安然重返波罗的海的消息所造成的失望，也因此而稍稍减轻。现在我们知道，德国这两艘军舰，是在11月26日早晨，穿过我们在靠近挪威海岸巡逻的巡洋舰封锁线的。当时因为重雾，双方都没有互相发现。如果有现代化的雷达，则一定可以发生接触，不过那时还没有这种雷达。人们的一般印象对海军都颇为不利。关于海洋是非常广阔的，或者海军在许多区域内正在作出非常大的努力，所有这些情形，我们都不能使外界人士理解。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和受了若干严重的损失以后，我们在另一方面却毫无可以表现的地方，而且我们仍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海军在干些什么？”
①参阅附录（14）
第二十八章 磁性水雷
（1939年11月和12月）
和达尔朗海军上将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海军情况——康平契先生——北方的水雷封锁线——磁性水雷——一个忠诚的行为——技术方面——扫雷方法——“消磁设备”——磁性水雷的袭击被克服并受到控制——报复方法——莱茵河中的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11月的最初几天，我前往法国和法国海军当局举行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庞德海军上将和我驱车前往距巴黎约四十哩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诺阿耶公爵的古老别墅周围的花园里。开会以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对我解释法国处理海军部事务的方法。我们讨论作战问题时，他不准许海军部长康平契先生出席。这些问题纯粹属于专业的范围。
我说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动的。达尔朗说他了解这一点，但在法国情形则不同了。“但是，”他说，“部长先生将和我们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广泛地研究海军事务，达两小时之久，大部分意见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时，康平契先生来了。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这时殷勤地招待我们进餐。
我的女婿邓肯·桑兹以我的随员身分，坐在达尔朗旁边。席间大部分时间，达尔朗向他说明，在法国制度下，文官部长所受的限制。临行以前，我到别墅去拜访公爵。他和他的家属似乎非常忧郁，但仍然引导我们参观他们异常宏丽的房屋和珍贵的艺术品。
晚上，我在里茨饭店一间私人餐室里，举行小型宴会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爱国主义、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令人深深感动，使我非常钦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来和海军上将相比，后者对自己的地位采取小心维护的态度，正在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庞德的见解和我相同，虽然我们都了解达尔朗为法国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人们不应该低估达尔朗，同时也不应该不知道推动着他前进的动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国海军，而法国海军也拥护他为他们的首领和复兴者。他担任现职，已有七年之久，而海军部长一职，则由时常更换的有职无权的人物来担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设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议会中高谈阔论而已。庞德和我同康平契相处，关系十分融洽。这个刚毅的科西嘉人从来没有任何畏缩或沮丧。将近1941年初，他在维希政府的斥责下，郁郁寡欢地逝世，临终遗言，对我寄以厚望。这些话，我将终身引以为荣。
下面的声明，是我在会议中就当时我们海军情形所作的总结：
海军大臣致法国海军部的声明
现在只有海战已在激烈的进行中。潜艇对于贸易的袭击，在1917年曾经几乎致我们于死命，但现在已被英法反潜艇舰只所控制。我们应该预计德国的潜艇，会有大量的增加（俄国可能借给他们一部分潜艇）。但只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反措施，这也不必引起我们忧虑。英国海军部的代表将就我们庞大的造舰计划，作详细的说明，但这个计划必须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实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潜艇舰只必须完成，并立即投入服役。
（2）毫无疑问，我们的潜艇探测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战中已知的任何仪器要好。它使两艘鱼雷艇能够承担1917至1918年间必须由十艘鱼雷艇来承担的任务，但这仅限于搜索。对于商船队，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队必须有装备潜艇探测器的舰只护送，才能获得安全。这既适用于商船队，也同样适用于战舰。只有在潜艇对于法国或英国的船舰进行袭击后，立即遭到潜艇探测器的反击时，才能把潜艇战败。
英国海军部准备以潜艇探测器，供给和装备每一艘法国反潜艇舰只。所费很少，帐目可以在以后结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国进行装备的法国舰只，应立即着手准备；我们也要对每艘舰只准备传授方法，并加以训练。这件工作，在潜艇探测器的发祥地波特兰港进行最为方便，因为该港具有一切现成的设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计划提供设备来装备五十艘法国船舰。
（3）但我们殷切希望法国海军能增加它们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内参加服役的舰只。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布置就绪后，我们可以在六个月以后来考虑1941年的情况。目前让我们着眼于1940年，尤其是春夏两季。1936年和1937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驱逐舰，极需在1940年潜艇战达到顶峰以前，用来进行海洋护航。
此外，在1939年开始建造或现正在计划中的，还有十四艘小型驱逐舰，这些都将发挥可贵的作用而不致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总数是二十艘，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这些舰只在装备了潜艇探测器以后，在粉碎1940年的潜艇攻势中，可以成为极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单桅扫雷艇，以及1938年造舰计划中的十六艘猎潜舰，我们也大胆地认为是非常需要的舰只。对于所有这些舰只，我们愿意提供潜艇探测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们将在它们完成以后加以装备，好像一个作战行动一样。可是，我们认为，这些较小的舰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大小驱逐舰相比。
（4）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旦我们战败了潜艇，盟国舰队就会获得对全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可能促使强大的中立国来援助我们，同时还可以从法英两个帝国的各个地区吸取资源，维持贸易，从而收集为继续作战所需的财富。
（5）英国海军部对于能在1940年内完成的和在较晚时期完成的大型舰只加以明确的划分。特别是我们竭尽一切努力，设法在1940年内建成“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如果可能的话，并使它们在秋季完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在这两艘战舰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麦”号忽然出现在海洋上，必将造成极大的不幸后果，我们既不能把它捕获，又不能把它摧毁，它必将在海洋上通行无阻，并破坏所有的航运。但是法国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即“黎歇留”号，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较早的时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两艘新舰只可以在1940年规定期限如期完成，则这艘舰只当然更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这三艘主力舰参加作战，那将成为海军战略上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并将引起不但是海军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极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黎歇留”号尽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关于英法海军以后的主力舰，最好应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出战争的趋向和性质。
（6）英国海军部对于法国同僚和同志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共同事业而给予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帮助，愿趁此机会表示谢意。这种帮助。已远远超过了战前所作的一切允诺或协议。在护送从塞拉利昂返国的商船队方面，法国巡洋舰和驱逐舰所作的贡献，绝非任何其他办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盟国商船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法国的巡洋舰和扫雷艇与法国战舰“敦刻尔克”号相配合，保护商船队到达我国西部海岸入口处，而且在当时也是击退德国袭击舰的唯一力量。法国潜艇留驻特立尼达附近，也是最受欢迎的帮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断护送往来于直布罗陀和布雷斯特之间的商船队的两艘驱逐舰，它们对于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一个重大的支援，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虽然巨大而且不断地增长，但仍然是非常紧张。
最后，对于法国给予“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的种种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气候中训练英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我们非常感谢。
（7）对于比较一般的战争形势的考察：因为敌人海军没有作战的界限，这就要求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海军力量广泛分布在各大海洋上；我们现有七个或八个英国的搜索舰队，另增加了两个法国的搜索舰队，每一个舰队都有能力捕获或摧毁一艘类如“德意志”号的敌舰。我们现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实行巡逻。结果使袭击舰不敢对商船队加以损害，而在战前我们以为它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运线上，几星期以来一定有过一艘、甚至两艘像“德意志”号的袭击舰的出没，但鉴于它们的毫无成就，使我们对于这类以前认为是极端危险的袭击，觉得稍为放心。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它今后一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英国海军部毫不反对将大型舰只编成适合的舰队，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袭的海洋中广泛游弋，并为盟国在广阔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显的控制。
（8）我们不久即将着手将加拿大和澳洲军队的先头部队输送到法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我们所有的搜索舰队广为分布，比较方便。许多横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队，也有必要派遣战列舰加以护送。虽然气候酷寒，但我们仍要继续维持从格陵兰到苏格兰的北方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共有商船改装的巡洋舰二十五艘轮流值勤，由四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作为后援，在这后面，我们始终保持着英国海军的主要战斗力，即最新式的战列舰“胡德”号或另一艘巨舰，所有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企图突破封锁出来时，也能够应战或追击。鉴于波罗的海的形势，我们认为敌人不大可能这样使用这两艘战舰。
虽然如此，我们始终保持为应付它们所必需的力量。
我们希望由于两个盟国的海军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意大利不致被诱惑来参加对我们的战争，而德国的敌对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灭。
法国海军部在答复中，说明他们事实上正在积极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种舰只，并且欣然接受我们关于安装潜艇探测器的提议。不但“黎歇留”号将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让·巴尔”号也将在同年秋季建成。
※ ※ ※
11月中旬，庞德海军上将向我提出建议，准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重设水雷封锁线。在1917年至1918年间，英美两国海军部曾在这里敷设水雷封锁线。我不喜欢这种作战方法，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企图以消耗大量的物资来代替决定性的行动。然而我逐渐地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将计划提交战时内阁。
北方水雷封锁线
海军大臣备忘录
经过反复的考虑以后，我向我的同僚们推荐这个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完成以后，对于德国的潜艇和海面袭击舰的外出和返回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它似乎是预防潜艇战日趋剧烈的一种谨慎的措施，同时也是防止俄国参加我们的敌人一方这种危险的有力保证。依靠这一措施，我们将封锁住所有的敌舰，并且对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口取得完全的控制。这种进攻性的布雷区的要点是使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不断警戒，使敌人无法扫除水雷，打通航道。在布雷区成立以后，我们会感到在外海的行动，将远比现在自由。布雷区逐渐地但却无情地扩展，这将为敌人所了解。但是对于敌人的士气，它将产生一种沮丧作用。它所需的费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项已经由财政部拨出，而北方水雷封锁线，是应用这种作战手段（即布雷）中的最好方法。
这代表了最高级的专家意见，当然也正是在一个严肃而明智的内阁中容易获得通过的方案。可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它被抛在一边；但到那时，大量的金钱已被用掉。为这个封锁线制造的水雷，在以后完成其他的任务方面却很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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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种新的可怕的危险又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间，有将近十二艘商船在我们海港的入口处触雷沉没，而这些地方是曾经进行了适当的扫雷工作的。海军部立即怀疑敌人使用了一种磁性水雷。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战结束时，我们也曾小规模地使用过。在1936年，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曾经研究过对抗磁性导炸装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使用船只或飞机，把很大的地雷，敷设在相当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损害。如果没有一个这种水雷的样品，就不可能想出补救的办法。9月10月期间被水雷炸沉的，大部分属于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数达到了五万六千吨。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形，阴险地暗示说，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韦尔，庞德海军上将焦急异常地来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处被击沉了。英国的港口，每天有几百艘船只进出，而我们的生存就依靠它们的往来航行。希特勒的专家们一定告诉了他，这种袭击方法可以置我们于死地。所幸的是，他开始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行动，而且储存数量和制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约五百码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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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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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十九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海面的袭击舰——德国袖珍战列舰——德国海军部的命令——英国搜索舰队——美洲的三百哩界限——我们向美国的提议——国内的忧虑——“德意志”号的慎重——“施佩伯爵”号的大胆——舰长朗斯多夫的策略——普拉特河口外哈伍德海军准将的舰队——他的远见与幸运——12月13日的遭遇战——朗斯多夫的错误——“埃克塞特”号失去战斗力——德国袖珍战列舰的退却——“埃阿斯”号与“阿溪里”号的追击——“施佩”号逃入蒙得维的亚港——12月17日我给首相的信——英舰集中蒙得维的亚——朗斯多夫接到德国元首命令——“施佩”号的凿沉——朗斯多夫自杀——对英国商船最初的海上袭击结束——“阿尔特马克”号——“埃克塞特”号——普拉特河口外战争的影响——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
虽然潜艇的威胁，使我们受到最大的损害和承担最大的风险，但是海面袭击舰对我们的海洋贸易的袭击，如果让它持续下去，甚至更为可怕。凡尔赛和约准许建造的三艘德国袖珍战列舰，在设计时，德国人就有深谋远虑，准备将它们作为袭击商船的战舰。它们的六门十一吋口径的大炮，二十六浬的速度，以及装备的铁甲，通过巧妙的技术，都压缩在一万吨排水量的限度以内。任何一艘单独的英国巡洋舰，都不是它们的敌手。德国装备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比我们的巡洋舰更加现代化，所以，如果用来袭击商船，恐怕也是一个可怕的威胁。
此外，敌人也许还使用装备着重型武器的伪装商船。1914年“埃姆登”号和“克尼希堡”号的劫掠事件，以及我们被迫聚集了三十多艘战舰和武装商船来消灭它们的情景，在我们的记忆中，至今仍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在这场新的战争爆发前，就有许多谣传，说有一两艘袖珍战列舰已经从德国驶出。我们本土舰队曾经进行搜索，但毫无结果。我们现在知道，“德意志”号和“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两艘军舰，都是在8月21日和24日之间从德国出发的，并在我们组织封锁线及北方巡逻舰队以前，已穿过危险区而在海洋中任意航行。9月3日，“德意志”号通过丹麦海峡后，就潜伏在格陵兰附近一带。“施佩伯爵”号穿过了北大西洋的贸易航线而未被发现，已经到达亚速尔群岛以南很远的地方。这两艘军舰，各有一艘补助舰结伴驶行，以供应燃料及其他物品。它们最初都毫无活动，隐没在辽阔的海洋之中。除非它们从事袭击活动，否则就不会获得战利品。同时，只要它们不进行袭击，它们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8月4日德国海军部发布命令，其见解是很高明的：
战时任务用一切可能做到的手段，来阻挠并摧毁敌人的贸易航运……如果遇到敌人的海军，即使它们处于劣势，也只有在有利于完成主要任务的情况下，才可以和它们交锋……
在作战区域，应时常变更所在的地点，这样就可以使敌人捉摸不定，而且即便没有获得明显的结果，至少也可以限制敌人商船的行动。此外，暂时离开当地，前往遥远的区域，也可以使敌人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假使敌人竟然使用优势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航运，而使我们不能获得直接的结果，那么，仅就敌人的航运受到这种限制来说，也足以表明我们已经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补给状况。
假如袖珍战列舰继续留在敌人的护航区，我们也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结果。
英国海军部，对于所有这些充满智慧的见解，也不得不痛心地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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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英国一艘五千吨的邮船“克莱门特”号在单独航行中，在伯南布哥海面为“施佩伯爵”号击沉。这个消息，使英国海军部大为震动。这正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信号。
于是，许多搜索舰队立刻组成，包括我们一切可利用的航空母舰，另有战列舰、战斗巡洋舰和巡洋舰加以协助。根据一般判断，由两艘或更多的军舰组成的搜索舰队能够截获和击毁一艘袖珍战列舰。
总计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为了搜索两艘袭击舰，需要组成九个搜索舰队，包括二十三艘强大的军舰。我们为了保护重要的北大西洋商船队，又被迫加派了三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担任额外的护卫。这些需要，对我们本土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的实力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削弱，因为我们必须从这些舰队中抽出十二艘最强大的军舰，其中包括三艘航空母舰。
各个搜索舰队从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分布很广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能够遍及我们的船舶所经过的各主要焦点区域。敌人要袭击我们的贸易航运，就不免置身在至少一个搜索舰队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为了使人们对于这些搜索活动的规模，获得一个概念，我把搜索活动达到高潮时期的各个搜索舰队，列成一个完备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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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战争尽可能地远离他们的海岸。10月3日，二十一个美洲共和国的代表在巴拿马集会，决议宣布一个美洲安全区域，主张确定一个距离他们海岸三百到六百哩的区域，在这区域内，不得发生战争行动。我们也非常希望使得战争不扩展到美洲的水域——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对我们有利。因此，我迅速通知罗斯福总统，假如美国要求各交战国都尊重这个安全区域，那么，我们将立即宣布愿意接受他们的愿望——当然，其条件是我们按国际法应享有的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假如这个安全区能够有效地加以维持，我们并不计较这个区域的范围向南延伸到什么地方。这个安全区如果仅仅由几个弱小的中立国家来担任戒备，则我们对于接受这个建议，就不免感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假如是由美国海军来担任戒备，我们便十分安心。在南美沿海一带巡弋的美国军舰愈多，我们也就愈加感到满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正在搜索的德国袭击舰，或许宁愿离开美洲国家的领海，而转往南非的贸易航线，在那里我们准备对付它们。但是，假如有一艘海面袭击舰，竟然从美洲安全区出发展开活动，或逃入这个安全区避难，我们希望应该有所保障，或者允许我们实行自卫，以免遭到袭击舰的危害。搜索舰队组织表——1939年10月31日
北大西洋商船队增加的护航舰：
战列舰：“复仇”号、“坚决”号、“沃斯派特”号。
巡洋舰：“绿宝石”号、“企业”号。
在这段时期，我们对于在10月5日与10日间，好望角航路上发生的三艘船舶被击沉的事件，还没有获得确实的消息。所有这三艘船，都是单独作归国航行的。我们没有接到它们求援的信号，但因它们逾期很久犹未到达，这才引起了疑虑。过了若干天，我们才能断定它们已成为袭击舰的牺牲品了。
我们的海军力量必须分散，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主要舰队，隐蔽在英国的西部沿海一带，这就使我和其他人感到焦虑。
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1939年10月21日
敌舰“舍尔”号最初在伯南布哥附近海面出现，以后它的行踪诡秘，不知去向，以及为什么它不袭击贸易航运，这就使人不得不发生疑问：德国人是否要挑动我们把剩余的船舰，作广泛的分散，假使如此，究竟为了什么目的？正如第一海务大臣所说的，论理他们当然应该希望我们把船舰集中在国内水域，以便成为他们空袭的目标。不但如此，他们怎样预料我们对于“舍尔”号出现在南大西洋的传说，将作出什么程度的反应？敌人的所有这些行动，看起来好像都是漫无目标的；然而德国人却不是一个无缘无故采取行动的民族。
你能确定这就是“舍尔”号，而不是一个诡计或假消息吗？
我听到德国无线电吹嘘，他们正在把我们的舰队驱出北海。在目前，这种说法却并不像他们以往胡诌的许多谎言那么虚假。因此，东部沿海或许会遭到海面军舰袭击的危险。我们是否能够调派我们自己的潜艇队驶出海外，部署在敌人进犯的可能路线附近活动？它们或许需要一艘保护它们的驱逐舰，来替它们侦察敌情。它们活动的地点，应该在远离我们拖网船的监视线以外。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某种变故，因为我们为了争取时间，现在已经作了相当距离的后退。
我是最不愿意煽起“侵略恐怖”的人。我在1914年到1915年的最初时期，曾不断地同这种思想斗争。尽管如此，参谋长委员会应该很好地考虑，譬如说有两万人渡海而来，在沿岸附近有深水的哈里奇或韦伯恩湾登陆，试问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两万人的入侵可能使霍尔·贝利沙先生对其大军的训练具有远比现在预期的更为现实的意义。现在黑夜漫长，对于敌人的这种企图，颇为有利。陆军部对于预防这种非常事变，是否有任何布置？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在北海处于什么地位。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真的就要发生，但实质上是很有可能的。
“德意志”号原来企图侵扰我们横渡西北大西洋的生命线，但是它对自己奉到的指令，作了透彻慎重的解释。在它进行两个半月的巡弋期间，始终没有接近过我们的护航队。由于它决心竭力避开英国的舰队，因此它只击沉了两艘船，其中一艘是挪威的小船。第三艘船，是美国的“燧石城”号，在载货前往英国途中，被它俘获，但后来却在挪威的一个海港被德国人释放。11月初，“德意志”号重新驶过北极的海洋，潜返德国。然而，这艘强大的军舰出现在我们主要的贸易航运线上，仅仅这个事实，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样，已经对我们在北大西洋的护航舰艇和搜索舰队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事实上，我们宁愿它出来活动，而不愿受它含有的那种隐晦的威胁。
“施佩伯爵”号却比较大胆而富于想象力，因此它不久便成为南大西洋中的注意中心。10月中旬，盟国的强大海军，就在这个广阔海域，展开了活动。一支舰队包括以弗里敦为根据地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和战斗巡洋舰“声威”号，会同法国一支由两艘重巡洋舰组成的分舰队，以及以达喀尔为根据地的英国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在好望角还有“苏塞克斯”号及“希罗普郡”号两艘重巡洋舰；同时在南美东部沿海一带，为了保护至普拉特河与里约热内卢的重要的航运起见，则有哈伍德海军准将的舰队，包括“坎伯兰”号、“埃克塞特”号、“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阿溪里”号是一艘新西兰军舰，舰上官兵主要是新西兰人。
“施佩”号的作法是，在某一地点短暂地出现，找到了一个牺牲品以后，重又隐没在苍茫无边的大海中。从它在好望角航线以南较远的地方第二次出现，仅仅击沉了一艘商船以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发现它的踪迹。在这一个月期间，我们各搜索舰队，便在所有各个区域内，四处搜索，并且指示印度洋方面的舰队，保持特别警戒。其实，印度洋就是它的目的地。11月15日，它在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击沉了一艘英国小油船。这样，作为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它在印度洋出现，以便把搜索舰队引到那个方向，然后，它的舰长——富有才智的朗斯多夫——便迅速折回，并且取道好望角南面较远的航线，重又进入大西洋。我们事先并不是没有料到这种行动，但是因为它迅速撤退，使我们要想拦截它的计划归于失败。海军部根本弄不清究竟事实上是一艘，还是两艘袭击舰，在进行诡秘的活动。于是，我们便要同时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两处竭力搜索。这时我们还以为“施佩”号就是它的姊妹舰“舍尔”号。由于敌人的力量和我们被迫采取的对付手段很不相称，确实使我们烦恼。这就使我回想起1914年12月间，先在科罗内尔，后来在福克兰群岛作战以前令人焦虑的几个星期，那时，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南大西洋七八个地点，同时做好准备，等待冯·施佩海军上将率领以前的“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前来作战。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而令人困惑的难题仍是一样。
因此，当“施佩”号在好望角与弗里敦之间的航路上重新出现，在12月2日击沉两艘船只，并在7日又击沉了一艘，这个消息使我们确实感到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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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开始后，哈伍德海军准将的特别使命和职务，就是保护普拉特河口外及里约热内卢海面的英国航运，他深信“施佩”号迟早要向普拉特河驶来，因为在这一带，它可以掠取极其丰富的捕获品。他已经周密地考虑了在发生遭遇战时将要采取的战术。他所指挥的八吋口径大炮巡洋舰“坎伯兰”号及“埃克塞特”号，六吋口径大炮巡洋舰“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联合起来，不但能够截获，而且可以击毁敌舰。但是，由于燃料和修整方面的需要，这四艘军舰似不大可能在“预期的那一天”同时应战。假如情况果然如此，那就很难有把握了。哈伍德一听到“多里斯明星”号在12月2日被击沉的消息，便作出了正确的预测。虽然“施佩”号还在三千哩外，但他断定它将要向普拉特河驶来。他非常幸运而又明智地估计“施佩”号可能在13日这天到达。他命令所有可以作战的舰艇，在12月12日在该处集中。可惜“坎伯兰”号这时正在福克兰群岛修理；但是，到了13日早晨，“埃克塞特”号、“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已集合在普拉特河口外航路的中心。到了上午六点十四分钟，果然看见东方升起了黑烟。望眼欲穿的遭遇战，已经来临了。
哈伍德驻在“埃阿斯”舰上，从事调度他的舰只，使各舰从彼此相隔很远的方向来炮轰这艘袖珍战列舰，使敌舰的炮火顾此失彼。他以最高的速度，率领他的小型舰队向前进逼。“施佩”号舰长朗斯多夫最初瞥见小舰队时，以为只需要对付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所以也以最高速度向前驶去；但是，片刻以后，他认出了他的敌手的实际情况，就知道一场生死决斗已经临头了。双方的舰只现在以每小时将近五十哩的速度迅速接近。朗斯多夫这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作出决定了。他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是立刻掉头驶去，在尽可能的长时间内，使他的敌手处在他那十一吋口径大炮的射程和威力的优势之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舰只最初无法发炮还击。这样，由于他能够毫无阻碍地进行炮击，这就可以使他一方面加快自己的速度，另一方面迫使对方减低速度，从而扩大双方的距离。他也很可能不等到任何一艘敌舰向他发炮轰击以前，就给它以沉重的打击。可是相反地，他却决定继续向前逼近“埃克塞特”号。因此，双方几乎同时开始作战。
哈伍德海军准将的战术，证明是有利的。“埃克塞特”号舰上所有的八吋口径大炮，一齐发射，在战斗刚一开始就击中了“施佩”号。同时两艘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亦进行了猛烈而有效的炮击。不久“埃克塞特”号被一枚炮弹击中，除将B号炮塔击毁外，并将所有的舰桥交通毁坏，而所有在舰桥上的人员几乎非死即伤，同时该舰也暂时失去了控制。但这时，两艘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攻势猛烈，敌舰不能再予忽视，因此“施佩”号便把它的主要炮火移向它们，这样就使“埃克塞特”号在危急之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艘德国战舰处在三面夹攻之中，感到英国战舰的攻势过于猛烈，不久以后，便放出一道烟幕，转身离开，显然是企图驶向普拉特河。朗斯多夫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施佩”号掉头驶去以后，又重新炮轰已被十一吋口径炮弹击伤的“埃克塞特”号。该舰所有的前炮都被毁坏，腹部发生猛烈的燃烧，舰身严重倾斜。舰桥发生爆炸时，舰长贝尔未曾受伤；他便和两三名军官集合在后面的操纵台，使用一座硕果仅存的炮塔，使该舰继续战斗，直到七点三十分，由于压力不足，最后一个炮塔也失去了战斗力。这时他已无能为力了。到了七点四十分，“埃克塞特”号就转身驶去修理，不再参加作战了。
“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这时已经开始追击敌舰，它们以极度奋发的精神，继续作战。“施佩”号用舰上所有的重炮向它们轰击。七点二十五分，“埃阿斯”号两座后炮塔被击毁，“阿溪里”号亦遭到损伤。这两艘轻巡洋舰的炮火威力，不能同敌舰相匹敌，而驻在“埃阿斯”舰上的哈伍德，发觉他的炮弹逐渐短少，决定终止战斗，以待夜晚，因为到了晚上，他将有较好的机会来有效地使用轻便武器，或许可以使用鱼雷。因此，他便在一阵烟幕的掩护下，转身驶去，而敌人亦未追赶。这次猛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在这天剩下的时间内“施佩”号向蒙得维的亚进发，英国巡洋舰紧随其后，彼此仅只偶而炮击。午夜过后不久，“施佩”号进入蒙得维的亚港，停泊在该处修理舰上被损坏的部分，装载必需品，将伤员送到岸上，把舰上人员换乘一艘德国商船，并将情形报告德国元首。“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则停泊在港外，决定如果德舰敢于驶出港外，就紧追不放直到将它摧毁为止。其间，在14日夜晚，“坎伯兰”号已经从福克兰群岛以最高的速度驶来，接替了严重损坏的“埃克塞特”号。
这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的来到，使一种不定的局势，又勉强地恢复了平衡。
13日，我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海军部的作战室，以异常兴奋的心情，密切注视着这场动人心魄的海战的戏剧性发展。那一天，我们的忧虑并没有终止，张伯伦先生这时正在法国访问我们的远征军。17日，我写信给他说：
1939年12月17日
如果“施佩”号今天晚上万一突围而出，我们希望以装备八门八吋口径大炮的“坎伯兰”号来代替六门大炮的“埃克塞特”号继续进行13日那天的战斗。“施佩”号现在知道，我们的“声望”号及“皇家方舟”号正在里约热内卢加油，因此，这是它的最好的机会。“多塞特郡”号及“希罗普郡”号正从好望角驶来，分别需要三天和四天才能到达此间。在“坎克塞特”号遭受严重创伤时，幸而“坎伯兰”号就在福克兰群岛，可以准备使用。“埃克塞特”号受到一百多次的炮轰，一座炮塔被击碎，三座炮失去作用，官兵死亡六十人，受伤二十人。“埃克塞特”号和敌方优势射程炮力相搏斗，确实进行了一次最英勇、最果敢的战斗。现在已经采取一切可能想象的戒备，防止“施佩”号的乘机潜逃，并且我已通知哈伍德（他现在是海军准将和荣誉爵士司令），在三百哩以外的任何地点，他可以自由对该舰进行袭击。但我们宁愿让它拘留起来，因为拘留比在战斗中沉没，更有损于德国海军的威望。
不但如此，像这一类的战斗，是富于危险性的，而我们绝不应该造成无谓的流血。
加拿大军队全部人员，在主要舰队的保护下，已经在今天早晨平安到达，受到了安东尼及梅西的欢迎，而且我相信格里诺克及格拉斯哥的大多数人也会同样欢迎。我们准备给予热诚的接待。他们将要开往奥尔德肖特，我想不久你一定会亲自去看他们的。
今日东部沿海一带，从威克到多佛有过十次空袭，袭击单独航行的船舶，其中有些商船，由于敌人泄愤而受到机枪扫射。有一些人在甲板上中弹。
我确信你在前线的时候，一定过得非常愉快，而且我希望你会觉得，变换环境是最好的一种休息。
当我们一听到海战发生时，我们就立即命令一些强大的舰队集中在蒙得维的亚海面，但是我们的搜索舰队，当然广布分散各处，没有一个舰队是在距离战区二千哩以内。在北方，包括“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的K搜索舰队，十天前从开普敦开始，正在完成一项扫荡的任务，现在已经到达伯南布哥以东六百哩及距蒙得维的亚二千五百哩的地点。在北面更远的地方，巡洋舰“海神”号和三艘驱逐舰刚和法国的X搜索舰队分开，向南驶去，以便同K搜索舰队会合。所有这些舰队，都奉命驶往蒙得维的亚；它们必须先得到里约热内卢加添燃料，但是我们设法造成一种印象，使外界认为它们已经离开里约热内卢，正以三十9304的时速驶往蒙得维的亚。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H搜索舰队在非洲沿海从事扩大的扫荡后，正在返回好望角途中，准备在该处增添燃料。只有“多塞特郡”号是在开普敦，可以立即调用，于是，它便立刻奉命去增援哈伍德海军准将，但相距尚有四千多哩的航程。后来又有“希罗普郡”号跟着出发。此外，为了防范“施佩”号可能向东南逃逸起见，此时正在德班的Ⅰ搜索舰队，现在包括“康沃尔”号、“格罗斯特”号以及来自东印度群岛基地的航空母舰“鹰”号在内，都由南大西洋方面的舰队总司令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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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施佩”号舰长朗斯多夫在12月16日发给德国海军部的电报如下：
蒙得维的亚港外的战略形势，除巡洋舰及驱逐舰以外，尚有“皇家方舟”号及“声威”号，晚间封锁严密，要想逃往公海，突围返回祖国领海，已经绝望了。……是否可以不顾普拉特河口的海水深度不足，将船凿沉，还是宁可遭到拘禁，请予裁决。
在一次由德国元首主持，并有雷德尔和约德尔参加的会议上，决定复电如下：
尽一切努力，设法延长停泊在中立国水域的时间。……
如果可能，突破包围，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绝不可在乌拉圭被拘留。如果必须将船凿沉，要彻底加以破坏。
德国驻蒙得维的亚公使后来报告，关于企图延长七十二小时限期的交涉，毫无结果，于是，这些命令由德国最高司令部予以批准。
因此，在17日下午，“施佩”号将舰上七百多个海员以及行李和供应品转移到港内的德国商船上。嗣后不久，哈伍德海军上将获悉“施佩”号在起锚了。下午六时十五分，在广大群众的注视下，它离开海港，徐徐地向大海驶去，英国的巡洋舰正在贪婪地等待着。下午八时五十四分，在日落时，“埃阿斯”号舰上的飞机报告：“‘施佩伯爵’号已经自行炸毁。”这时“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还在一千哩之外。
朗斯多夫因为丧失了他的军舰，十分伤心。虽然他曾接到政府让他全权处理的命令，但在12月19日，却这样写道：
我现在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第三帝国的战斗人员是准备为国旗的荣誉而牺牲的。凿沉袖珍战列舰“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的行动，应该由我一个人负责。我非常愉快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洗刷任何可能玷污我们国旗的荣誉的耻辱。我对我的国家与元首的事业和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念，我将以这样的心情，面对我的命运。
那天晚上，他就开枪自杀了。
这样，在海洋上最初对英国贸易航运进行的海面袭击便告结束。在这以后，就没有其他袭击舰出现，直到1940年春季，敌人才开始一个新的战役，利用伪装的商船进行袭击。这种船只，比较容易避免被人发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必使用像摧毁一艘袖珍战列舰那样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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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施佩”号自行凿沉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所有分布在各处的搜索舰队调回本国。然而，“施佩”号的补助舰“阿尔特马克”号仍在海上游弋，并且一般相信，这艘军舰载有九艘被袭击舰击沉的船舶的船员。
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2月17日
既然南大西洋上除了“阿尔特马克”号以外，实际上已经没有敌踪，所以将“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连同至少一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调回本国，似乎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可以使我们在护航工作方面较为便利，并使各舰的修理工作及人员休假能够完成。我赞成你提的关于将两艘小型舰只在明天停泊在蒙得维的亚内港的计划，但我以为把K搜索舰队派往这样远的南方，是不妥的。而且，这么多的军舰，恐怕未必获准同时驶进港内。假如像你所提议的，一等到胜利进入蒙得维的亚港的仪式结束以后，“海神”号立即接替“埃阿斯”号，那就非常便利；并且，假如所有返回国内的舰只在归国途中能够竭力在南大西洋仔细搜索“阿尔特马克”号，那就很好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并不是绝对需要的舰只调回国内。只要我们坚持在北方巡逻，我们就经常需要从克莱德湾派遣两艘或最好三艘舰只去增援北方巡逻舰队。坦南特舰长认为德国海军部一定急于有所表现，以图恢复他们的名誉，对此，我表示同意。
也许你会让我知道你对这些想法的意见。
同时，我对“埃克塞特”号非常焦虑。有人向我建议，就让该舰留在福克兰群岛直到战争结束，而不必加以修理，但我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39年12月17日
关于“埃克塞特”号所受损害的最初报告，表明了它所遭到的猛烈炮火以及敌人同它战斗的决心。同时，由于它能够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猛烈炮轰，因而对于海军部建造司来说也是莫大的光荣。这个故事应该尽快地加以宣传，但要删去一切不相宜的事实（即不应该让敌人知道的事实）。
关于修理方面，有什么建议？在福克兰群岛能够做些什么？我想该舰一定可以得到初步的修理，以便它能驶回本国进行彻底的修理。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副参谋长及军需暑长：1939年12月23日
我们不应该立即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暂不修理“埃克塞特”号的建议。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强它的内部结构，用支柱加以支撑，并且将它所载的军火或其中大部分移到一些商船或供应船上。或许它可以装上一部分木桶或空油桶，再把舰上人员大大地减少，然后在护卫舰只的保护下返航，或者驶到地中海，或者驶到我们的任何一所修船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无法将它修理，那就应该将它一切有用的大炮及设备拆卸，以便移装到新建的舰只上。
以上只不过是我的一般意见，也许你们会让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加以实行。
军需署长及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2月29日
关于在南美洲的海军少将来电声称“埃克塞特”号已不值得修理一节，我还没有看到复电。关于此点，我曾在备忘录中提出我的相反的意思。这件事现在究竟办得怎样了？我从你们的谈话中获悉，我们大家都赞同将该舰驶回国来彻底修理，而且修理所需的时间，也不如海军少将所设想的那么久。
关于“埃克塞特”号的问题，现在究竟预备怎样办？我们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在什么时候把它弄回来？
我们不能让它留在福克兰群岛，因为在该地，如果不是它会遭受危险，就是要有某些重要的军舰羁留在那里护卫着它。我将乐于听取你们的提议。
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埃克塞特”号平安地回到了本国。
我很荣幸地在普利茅斯港站在该舰支离破碎的甲板上，向它的勇敢的官兵们致敬。“埃克塞特”号以后被保留下来，又服役了两年多的时间，建立了特殊的功绩，直到1942年巽他海峡的决死战中，被日本人的大炮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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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特河口外海战的结果，使英国全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并且大大地增加了英国在全世界的威望。三艘较小的英国军舰，居然毫不犹豫地袭击一艘大炮远较它们为多、装甲远较它们为厚的敌舰，而且迫使敌舰逃遁，这种情景，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赏。关于这次海战，有人将它同1914年8月德舰“戈本”号在奥特朗托海峡逃脱的不幸事件相比。但是，为了公平地评价当时的那位海军上将起见，我们应该记住，哈伍德海军准将率领的所有舰只，其航行速度，都比“施佩”号要快；相反地，在1914年，特罗布里奇海军上将所率领的舰队中除了一艘军舰以外，其余军舰的速度都比“戈本”号要慢。然而，这次海战的情景，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而且使我们正在度过的灰暗和艰苦的冬天，比较轻松多了。
这时苏联政府对我们抱着不满的态度，他们在1939年12月31日在《红海军报》刊物上登载的评论，就是他们报导事实的一个例子：
没有人敢说德国丧失一艘战列舰，就是英国舰队的辉煌胜利。相反地，这正是英国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衰弱无能的表现。12月13日早晨，德国战列舰开始和“埃克塞特”号发生炮战，在几分钟以内，就迫使那艘巡洋舰退出战斗。据最近消息，“埃克塞特”号在驶往福克兰群岛途中，已在阿根廷沿海附近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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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美洲各共和国就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向英、法、德三国提出了正式抗议，认为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侵犯了他们的安全区域。大约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艘德国商船在美国沿海附近被我国巡洋舰阻截的事件。其中一艘是三万二千吨的邮船“哥伦布”号，它自行凿沉；船上人员由一艘美国巡洋舰救去。另一艘便逃入佛罗里达州境内的领海中。罗斯福总统对于西半球沿海附近发生这些可恼的事件，亦不得不表示不满，因此我在答复中，乘机强调说明我们在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对于南美各共和国的利益。南美各国的贸易，曾因德国袭击舰的活动而受到阻挠，而南美各国的海港，亦被德国袭击舰当作它的补给船及情报中心。按照战争法，德国袭击舰有权俘获一切在南大西洋中和我们贸易的商船，或者在安置船员以后将船击沉；这些情况，对美洲的贸易利益，尤其是阿根廷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将这些烦恼一扫而光，南美各共和国应该表示欢迎。整个南大西洋，现在已经没有，或许永远没有作战行动了。南美各国，对于这种解除战争忧虑的事实，应该珍视，因为它们现在实际上可以长期享受一个三千哩范围的安全区域的利益，而不仅限于三百哩了。
我不得不再补充一点，即皇家海军，为了尊重海上国际法，已经肩负起一个很重大的负担。只要在北大西洋发现了仅仅一艘袭击舰，我们就需要出动整个战斗舰队的一半力量，以确保世界贸易的安全。敌人无限制地投放磁性水雷，增加了我们的驱逐舰队和小型舰艇的繁重工作。假如我们由于不胜负担而垮台，恐怕南美各共和国立刻就要遇到比听见一天遥远的海外炮声更为严重的许多忧虑，而且美国亦将在转瞬间，遭遇到更多的要它自己直接操心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有权利请求美洲各国，对于我们在这个关键时期所承担的重任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对于为了使战争在合理的时间内和在正当的方式下能够结束而必需采取的行动，给予善意的解释。
第三十章 斯堪的纳维亚。芬兰
挪威半岛——瑞典的铁矿石——中立与挪威走廊水域——纠正了一个错误——德国的幕后情形——冯·雷德尔海军上将与罗森堡先生——维德孔·吉斯林——1939年12月14日希特勒的决定——苏联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活动——斯大林对芬兰的要求——1939年11月28日苏联对芬兰宣战——芬兰的英勇抗战——苏联的失败和挫折——世界各国感到满意——援助芬兰与挪威和瑞典的中立——“在挪威水道”布雷的论点——道义上的争端
从波罗的海海口至北极圈的这个半岛，延续一千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挪威的山脉趋向海洋，形成了一个由岛屿组成的连绵不断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岛屿与大陆之间，有一个走廊形状的领海，德国可以通过这个领海，维持与外海的交通，因此，对我们的封锁，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德国的战争工业，主要是依靠瑞典供应的铁矿石。在夏季，矿石由瑞典在波的尼亚湾上部的吕勒欧港输出，到了冬季，港口冻结，便由挪威西海岸的纳尔维克港输出。如果尊重这个走廊水域，就将听任整个这种贸易在中立国的掩护下自由进行。我们虽有优势的制海权，对它也无可奈何。海军参谋部对于德国享有这种重要的便利，深为不安，因此，我尽早地抓住机会，在内阁中提出这个问题。
我回想起在上次大战中，英、美政府对于在“水道”，即在这片受掩护的水域内布雷，并没有任何顾虑。1917至1918年间，从苏格兰直至挪威，横越北海，曾经敷设大范围的水雷封锁钱。但只要德国的商船和潜艇绕着这个封锁线的边缘驶行，安然无恙地悄悄过去，则这个水雷封锁线就不能发挥充分的效力。但我发现两个协约国的舰队，却没有在挪威的领海内布设任何水雷区。它们的海军将领埋怨说，除非把走廊水域同时封锁，否则花费了大量人力和金钱所完成的水雷封锁线，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因此，所有的协约国的政府，便对挪威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使它自行将走廊水域加以封锁。敷设一个广大的水雷封锁线，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到它完成时，人们对于战争的结局，以及德国已经无力侵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事实，已经没有多大的怀疑了。然而，挪威政府直到1918年9月底，才被说服采取了行动。在他们实际完成布雷计划以前，战争已告结束。
1940年4月，当我最后把这个问题提交下院时，我说：
在上次的大战中，当我们和美国并肩作战时，德国的潜艇就特别利用这条被掩护的航道，出发去进行它们在海上劫掠的冒险活动，使协约国觉得深受其害。于是，英、法、美三国政府联合向挪威人提出劝告，请他们（着手）在自己的领海内，横断这条被掩护的航道。因此，从这次战争开始以来，海军部很自然地要提请英王陛下政府注意这个先例，今昔的情形尽管不是完全相同，而确有一些差别，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现代的极可尊重的先例；同样自然的，海军部也竭力主张，应该准许我们在挪威的领海内，敷设我们自己的布雷区，以迫使在这条航道上往来的德国贸易航运不得不移往公海。这样，它就必须冒险，很有可能接受我们大小封锁舰队所施加的关于战时禁运品的管制，或者被当作敌国战利品，直接被捕获。英王陛下政府长期踌躇不决，不愿受到即使是在技术上违反国际法的谴责，这也是很自然而恰当的。
他们确实长期迟延而不能作出一个决定。
最初，大家对我提出的理由，反应很好。我的所有同僚，对于上述流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严格尊重小国的中立，是我们一致遵守的行为准则。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19日
今天早上，我提请内阁注意停止瑞典铁矿石由挪威的纳尔维克港启运的重要性，说明只要波的尼亚湾一封冻，纳尔维克的运输即将开始。我指出在1918年，我们曾获得美国的同意与合作，在横越挪威领海三哩的限度以内，布设了一个水雷区。我提议我们应该在短时期内，重行采取这种措施。
〔这点正如上面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说明，而且我不久就接到了关于实际情况的通知。〕内阁，包括外交大臣在内，似乎非常赞成采取这种行动。
因此，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来进行准备。
（1）首先必须认真地同挪威人谈判，租用他们的所有商船。
（2）因为我们绝对不希望同瑞典人发生纠纷，贸易部应该同瑞典进行协商，由我们承购有关的矿石。
（3）应该使外交部完全了解我们的提议；1918年英、美两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全部事实，连同合理的解释，应该慎重地提出来。
（4）布雷计划的本身，应该由海军参谋部有关人员加以研究，并且在必要时通知经济作战司。
请随时告我关于计划的进展情况，这种计划在打击敌人战争工业方面，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还需要内阁作出决定。
29日，我应同僚的要求，并且在海军部详尽地研究了整个问题以后，就这个主题，以及有关的租用中立国商船事，起草了一个报告提交内阁讨论。
瑞典与挪威海军大臣的备忘录
·租·用·挪·威·的·商·船1939年9月29日
（1）挪威代表团即将到达，贸易大臣希望在几天内和他们进行谈判，准备租用他们所有的剩余商船，其中大部分是油船。
海军部认为租用这些商船极为重要，查特菲尔德勋爵曾提出书面意见，竭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
·从·纳·尔·维·克·起·运·供·给·德·国·的·矿·石
（2）到11月底，波的尼亚湾通常就要冻结，因此，瑞典的铁矿石只有通过波罗的海的奥克塞洛森德港，或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港才能运往德国。奥克塞洛森德港只能运输德国所需瑞典矿石量的大约五分之一。到冬季，主要的贸易通常都从纳尔维克港进行。从该港，商船可以顺挪威西部海岸而下，直到斯卡格拉克海峡以内，前往德国的整个航程，始终都在挪威的领海以内。
应该理解，瑞典铁矿石的充分供应，对德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能在从10月至4月的冬季期间，截断或阻止这种从纳尔维克起运的供应，可以大大削弱它的抵抗能力。在战争初起的三个星期内，由于船员不愿航行以及其他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原因，没有任何运输铁矿石的船离开纳尔维克。如果这种令人满意的状态能够继续下去，海军部就不必要求采取特殊的行动。此外，与瑞典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谈判本身也许可以大大削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德国的矿石供应。
然而，如果由纳尔维克起运的对德国的供应，重新开始进行，我们就需要采取更严峻的行动。
·对·瑞·典·的·关·系
（3）我们和瑞典的关系，需要慎重地考虑。德国对瑞典采取威胁的行动。我们的制海权，也使我们获得了强大的武器，在必要时，我们必须用来对瑞典实行直接控制。然而，我们应该提议尽可能帮助瑞典人去解决他们的矿石问题，由我们以煤与他们进行交换，作为第（2）节中所述的政策的一部分内容；如果交换的煤尚嫌不足，至少一部分可以用其他方法给予赔偿。这是第二个步骤。
·关·于·所·有·可·用·的·中·立·国·船·舶·的·租·用·和·保·险
（4）以上的各种考虑，引起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提议。我们是否应该用租用或其他的方式，保证控制我们所能得到的所有中立国家的剩余船只，包括挪威在内，从而使盟国能够管制世界上大部分的海上运输，并且能用有利的条件，再转租给那些照我们意见行事的国家？
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护航制度的有利条件，推广到不受我们直接管制的中立国家的船舶？
皇家海军截至目前为止，在抵御潜艇袭击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按照海军部的观点，似乎足以证明应该采用后一途径。
这将意味着，我们对于在我们航线上航行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船舶，都应该提供安全的护航，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我们管制禁运品的规则，并以外币偿付必要的酬金。因此，他们可以由于订定合同而免除战争的风险，而随着我们反潜艇战的成功，我们可以希望获得利润，以补偿反潜艇战的浩大费用。
这样，不仅我们拥有的，或受我们管制的船舶，而且还有独立的中立国船舶，在公海上都将受到英国的保护，如遇意外事故，同样可以获得赔偿，海军部并不认为这是超乎我们力量所及的事。如果在上一次大战开始时，对于中立国船舶的租用和保险，实行了某种类似的计划，那么无疑地早已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交易。在这次战争中，它很可能被证明是构成一个“自由航海国家联盟”的基础，而参加这个联盟则是很有利的。
（5）因此就要提出要求：如果内阁原则上赞同上述四个主要目标，就应该将问题重新交给各个有关部门，以便拟定详细的计划，采取迅速的行动。
在把这个报告在内阁中传阅并提出讨论以前，我要求海军参谋部对整个局势，再作一次彻底的探讨。
海军大臣致海军助理参谋长 1939年9月29日
请在明天早晨内阁举行会议时，重新召开我们在星期四曾经举行过的矿石会议，以便研究我提出的报告草案。除非其结果具有头等重要性，否则，我不便向内阁请求，对一个中立国家采取我所建议的严峻的行动。
我听说，目前并没有任何德国或瑞典船只，准备载运矿石由纳尔维克南运。又听说德国为预防冬季港口冻结，已由海道在奥克塞洛森德积聚矿石，以待在冬季中源源起运，由波罗的海通过基尔运河到达鲁尔区。这两种说法是否真实？如果我在挪威的领海内采取了布雷行动，而结果却无成效可言，那是很不妙的。
同时，假定挪威西海岸的矿石运输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因素，值得努力加以阻截，你准备在什么地点进行阻截？
请你详细勘查海岸的情形，让我知道具体的地点。显然这个阻截地点无论如何应该在卑尔根以北。这样，挪威西海岸的南部，仍可自由航行，从挪威起运或由波罗的海来的贸易航运，仍可参加挪威商船队前来我国。所有这些，在我能把我的主张提交内阁以前，都要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要等到下星期一或星期二，才打算提出来。
等到海军部对这一切表示同意并解决了以后，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交内阁。同以前一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需要都有同感，至于采取行动，我却不能获得他们的同意。外交部所提出的关于尊重中立的理由，很有份量，使我的意见不能通过。正如以后可以看到的，我使用种种方法，并在各种场合，坚持我的论点。然而，直到1940年4月，才决定采取我在1939年9月所提出的要求，但到那时，时间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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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的注意力也移到同一个方向来了。10月3日海军参谋长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题为“在挪威取得基地”的建议。他要求：“把海军作战参谋部关于扩展作战基地至北欧的可能性的意见，尽快地通知元首。现在必须确定，在俄、德两国的联合压力下，是否可能在挪威取得基地。以便改善我们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地位。”因此，他草拟了一系列的报告，在10月10日提交希特勒审阅。在这些报告中他写道，“我竭力说明，如果英国占领挪威，我们必将遭到的不利：英国将控制波罗的海的入口，对我们的海军作战及空袭英国形成包围形势，以及终止我们对瑞典施加压力。同时，我也强调占领挪威海岸对我们的好处：获得通往北大西洋的出口，英国不能再像1917-18年那样布置水雷封锁……元首立即看出挪威问题的重要性；他要我把报告留下，说明他希望亲自加以考虑。”
纳粹党的外交事务专家、主管国外宣传活动的一个专门机构的罗森堡，他的见解与雷德尔海军上将相同。他梦想“感化斯堪的纳维亚人，使他们接受一个北欧集团的观念，其中包括所有的北欧民族，处在德国的天然的领导之下”。他在1939年初期，便认为他已经发现，挪威的极端的国家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这个党是由挪威前陆军部长维德孔·吉斯林所领导的。双方不久就发生了接触。吉斯林的活动，通过罗森堡的组织以及德国驻在奥斯陆的海军武官，和德国海军参谋部的计划联系起来了。
12月14日，吉斯林和他的助手哈格林到了柏林，由雷德尔引见希特勒，讨论在挪威进行政治上的策动。吉斯林带来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希特勒为了保守秘密起见，假装不愿增加他承担的义务，说它宁愿保持一个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过，根据雷德尔所说，就在这同一天，他下令给德国最高指挥部，要求准备一个在挪威作战的计划。
当然，关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当时毫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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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突的场面。
这次冲突，在英法两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也大大地影响了关于挪威的讨论。苏俄从德国一卷入对英法两国的战争以后，就根据对德条约的精神，进行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通道。第一条路线是从东普鲁士经过波罗的海国家而进入苏联；第二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湾的水域；第三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本土，横过卡累利阿地峡而至芬苏边境，距离列宁格勒近郊仅有二十哩的一个地方。苏联人没有忘记1919年列宁格勒所面临的危险。甚至高尔察克的白俄罗斯政府也曾通知巴黎和会，在波罗的海国家内的基地和芬兰，都是保护俄国首都所必需的地方。在1939年夏季，斯大林对英法两国的代表团也曾经说过措词相同的话；我们在以前的有关各章中，已经看到，这些小国的自然的恐惧心理，如何成为阻碍英法两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障碍，以及如何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的协定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没有浪费时间；9月24日，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奉召访问莫斯科，四天以后，他的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条约给予俄国在爱沙尼亚境内重要基地驻防的权利。10月21日，苏联红军与空军就去驻守。同时，对拉脱维亚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而且苏联的驻军也在立陶宛出现了。这样，通往列宁格勒的南路以及半个芬兰湾，已由苏联的武装部队很快地加以阻断，以防止德国可能入侵的野心。现在只剩下通过芬兰本土的一条路线了。
10月初，芬兰的政治家、曾经签订1921年苏芬和约的帕西基维先生到了莫斯科。苏联的要求范围很广，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边界线，必须后移相当的距离，使列宁格勒脱离敌方炮火的威胁。苏联的其他要求包括：芬兰割让芬兰湾内的若干岛屿；将雷贝锡半岛，连同芬兰在北极海内唯一的不冻港比特萨摩，一并租借给苏联；而最重要的是，将位于芬兰湾入口处的汉戈港，租借给俄国作为海军及空军基地。芬兰人对以上要求，除最后一条外，都准备让步。在他们看来，如果芬兰湾的要害地点被俄国掌握以后，芬兰在战略上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就将荡然无存。谈判在11月13日宣告破裂，芬兰政府开始动员，并加强他们在卡累利阿边境的军队。11月28日，莫洛托夫宣布《苏芬互不侵犯条约》作废；两天以后，苏联军队就沿着长达千哩的芬兰边境，从八处进攻，同日早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受到苏联空军的轰炸。
苏联进攻的主力，最先是集中在卡累利阿地峡芬兰的边境防御工事。这种工事包括一个设防地带，从南至北纵深约达二十哩，穿过积雪甚厚的森林区。它被称为曼纳海姆防线，曼纳海姆是芬兰的总司令，同时是在1917年使芬兰免于被布尔什维克党征服的救星。苏联以它巨大的力量，无缘无故地进攻一个高度文明的生气蓬勃的小国，在英国、法国，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人们极端的愤慨，但不久，人们又感到惊讶和如释重负。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战争中，苏联军队毫无进展，进攻的军队在开始时，几乎全是从列宁格勒的驻军中抽调来的。而芬兰军队的全部战斗力量仅有将近二十万人，却表现了良好的战绩。他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和一种不久被人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新式手榴弹，对付俄国的坦克。
苏联政府也许预计可以长驱直入。他们初期对赫尔辛基及其他地方进行空袭，虽然规模不大，但希望借此可以造成人们的恐怖心理。他们最初使用的军队，虽然数量上比芬兰军队强大得多，但是素质较劣，训练不佳。空袭以及敌军侵入芬兰国土，结果使芬兰人斗志昂扬，万众一心，共同抵抗侵略者，并以绝对的决心和最高明的战术，进行战斗。担任进攻比特萨摩的俄国师团，诚然毫不费力地驱退了当地的七百名芬兰士兵，但对芬兰“腰部地带”的进攻，证明对侵略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一片地带几乎全是松林，地势稍有起伏，此时积雪冻结有一呎深厚。气候是非常的寒冷。芬兰人在雪屐和御寒衣服方面，都有良好的配备，相反地，俄国人两者都感缺乏。而且，芬兰人证明了他们每个人都是富于进攻精神的战士，在侦察及森林战争方面，都受过高度的训练。俄国人依赖他们庞大的人数和重型的武器，结果却毫无成效。在整个战线上，芬兰边界的哨兵缓慢地撤离公路，俄国的纵队在他们的后面追踪。等到他们深入大约三十哩，他们就受到芬兰军队的袭击。苏联的军队，前面遇到芬兰在森林中筑成的防线，无法前进，左右两翼受到日夜不断的猛攻。
他们后面的交通线又遭到切断，于是，纵队被切得支离破碎。
如果侥幸的话，在损失惨重以后，重新退到开始进攻的地点。
到了12月底，俄国准备经过“腰部地带”而向前推进的整个计划已经破产了。
同时，对卡累利阿地峡曼纳海姆防线的进攻，结果也并不更妙。约有两师的苏联军队，准备在拉多加湖的北部进行一个包抄运动，但他们遇到了与更北面的地段的战争相同的命运。对曼纳海姆防线本身，苏联在12月初调遣了大约十二个师的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集团攻击，在整个12月中，攻势持续不断。俄军大炮的轰击，不够充分；他们的坦克，大部分是轻型的；连续的正面进攻都被击退了，损失重大而毫无所获。到了这年年底，全线的失败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必须对付的敌人，与他们过去意料中的敌人大不相同。他们决定作出一次较大的努力。他们认清在北部的森林战争中，单凭数量的压力，是不能战胜芬兰人的优越战术和训练的，所以，他们决定用攻坚战的方法，集中全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
在这种攻坚战中，大量集中使用的大炮和重型坦克可以充分发挥威力。这种战争需要大规模的准备，所以从年底起，全线战争趋于沉寂，使芬兰人截至这时为止，战胜了他们的强大敌人。这一个出乎意外的事件，使全世界各国，无论是中立国或交战国，都同样地感到满意。这也是使苏联军队声誉扫地的一个广告。在英国方面，有许多人士庆幸我们不曾超出常轨把苏联拉到我们这边，同时，以他们能有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他们过于草率地作出了结论，以为清党行动已经破坏了俄国的军队，同时俄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本身的腐败和衰退，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持有这种见解的，不仅限于英国。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无疑都曾把芬兰战争所暴露的情形作了深刻的考虑，而且也无疑地在影响德国元首的思想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定的条约，大家对于苏联政府本来已经非常愤慨，而最近所表现的这种残暴的强国欺凌弱国的侵略行为，更如火上浇油。此外，又掺杂着蔑视苏联军队所表现的无能，和同情英勇的芬兰人的激奋心情。尽管英法两国本身已经宣战，但人们却迫切希望从英国、美国，尤其是法国，以飞机和其他宝贵的战争物资，以及派遣志愿军等办法，来援助芬兰。不过，无论是军火供给和志愿军，只有一条可能通往芬兰的路线。于是，起运铁矿石的纳尔维克港以及越过山地通往瑞典铁矿的铁路，产生了一个新的感情上的，即便不是战略上的重要性。利用纳尔维克港及其铁路，作为供应芬兰军队的通道，影响到挪威和瑞典的中立。这两个国家，对于德国和俄国抱着同样的恐惧心理，它们只有一个目标，即置身于战争之外，因为战争已把它们包围起来，而且可能会把它们卷入漩涡。在它们看来，中立是保障它们继续生存的唯一机会。但是英国政府虽然很自然地不愿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打击德国，而在挪威的水道布雷因而即便是在技术上造成了对挪威领海的侵犯，然而另一方面，它却根据与我们战时问题仅有间接关系的一种慷慨的情绪，向挪威、瑞典两国提出了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要求，即要求它们准许人员和供应品假道前往芬兰。
我对芬兰人抱着热烈的同情，支持关于援助他们的一切提议，而且也欢迎这种新的和有利的气氛，因为这样就可以切断对德国的重要的铁矿石供应，完成我们主要的战略利益。
如果纳尔维克变成了一个向芬兰人提供补给的盟国根据地，那就当然很容易阻止德国的船只在港口装载矿石，和安然通过挪威水道到达德国。不论根据什么理由，只要挪威和瑞典的抗议一旦被压制下去，较大的措施将包含较小的措施。这时海军部的目光也注视着俄国一艘巨型高效能的破冰船的动向，这艘船由摩尔曼斯克出发驶往德国，表面上是为了修理，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为德国装运矿石的船只打开现在已经封冻的波罗的海海岸的吕勒欧港。因此，我重新作出努力，争取大家的同意，实行在前次大战中已有某种先例的简单而不流血的办法，即在挪威水道实行布雷。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道义上的争端，我觉得应该把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提出来。挪威——矿石运输
海军大臣提出的报告1939年12月16日
（1）有效地阻止挪威对德国的矿石供应，应该列为战争中一项主要的攻势行动。在今后的许多月中，没有其他的措施会使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机会来减少战争中的浪费和破坏，或许防止伴随主力部队的交战而产生的大规模的屠杀。
（2）如果认为所得的利益，超过了遭受明显的和严重的反对，则这种阻止敌方供应的整个步骤必须执行。从吕勒欧起运的矿石，由于冬季冰冻已经停止，如果苏联的破冰船企图破冰解冻，我们绝不允许它进行。对于由纳尔维克起运的矿石，我们必须在沿岸两三个适当的地点，在挪威的领海内，陆续布下一系列的小规模布雷区加以阻止；这样，就可以迫使运载矿石前往德国的船只，不得不离开领海而驶入公海。在公海上，如果遇到了德国的船只，我们将它当作战利品予以捕获；如果是中立国的船只，则应受我们关于战争禁运品的管制。关于从波罗的海主要不冻港奥克塞洛森德起运的矿石，亦应该用既非外交的亦非军事的方法加以阻止。对于所有这三个港口，我们都应该尽快地采用不同的适当方式加以处理。
（3）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使德国从现在起直至5月，无法获得一百万吨的矿石，而且切断了德国整个冬季的供应，虽然它仍然能够从耶夫勒或波罗的海其他次要的不冻港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供应。但是到了波的尼亚湾冰冻融解时，吕勒欧的充足的供应即将重新开放，而德国无疑正在计划不仅在冬季取得尽可能多的供应，而且在筹划它在1940年5月1日至12月15日所需的整个九百五十万吨，甚至更多的数量。
在这以后，它可能希望组织苏联方面的供应，从而可以进行一次长期的战争。
（4）假如到了明年5月，德国在工业及军火方面深感缺乏铁矿石，则阻止吕勒欧港的重开，将成为〔我们〕一个主要的海军目标。一个方法是，由英国潜艇在吕勒欧港外布下一个公开的布雷区，包括磁性水雷。此外，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从现在至1940年底，切断德国从瑞典取得的一切矿石供应，那么，对于德国作战能力的打击，将等于在战场上或在天空中，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而且还不会招致严重的生命牺牲。实际上，这还可能立刻发生决定作用。
（5）在战争中每施加一个打击，就会有一个反打击。如果你向敌人打枪，他一定也会开枪还击。所以，我们绝对必须认真地面对德国可能采取的，或者在它的压迫下挪威或瑞典可能采取的反措施。就挪威而言，有三组正反相关的事连在一起。第一：以残酷的及违法的方式作战的德国人，曾经侵犯挪威的领海，而且未提警告便击沉了许多英国的和中立国的船只，事后又不加以援救。对付这种行为，我们的反应便是前面已经提及的布设布雷区。第二：有人说，挪威为了表示抗议起见，也许会取消我们和它订立的关于租用它的油船及其他船舶的重要协定，但这样一来，它就将丧失曾和我们订立的极其有利的交易，而且鉴于我们对战时禁运品实行控制，这类船只对它将变为毫无用处。它的船只就将空闲无用，船主也将陷于贫困境地。挪威政府如果采取这种步骤，则将违反挪威的利益；而利益问题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第三：
挪威可以把我们空军部和供应部所需要的铝及其他战争物资停止输出，作为报复。但在这方面，它的利益又要受到不利的影响。它不仅将损失这种贸易给予它的宝贵的利益，而且，如果英国对它停止供应铁矾土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原料，就可以使以奥斯陆及卑尔根为中心的整个挪威工业，完全陷于停顿。简单地说，挪威如对我们进行报复，它将陷入经济的和工业的崩溃境地。
（6）挪威的同情倾向我们方面，它在未来摆脱德国的控制而获得独立，有赖于盟国的胜利。所以合理的假定是，除非德国对它施加暴力，迫使它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它不至于采取上述的两项措施，尽管它可能以此来进行威胁。
（7）如果德国认为以武力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合乎它利益的，那么，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它对挪威总会施加武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将蔓延到挪威和瑞典，但由于我们拥有制海权，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法、英两国的军队为什么不应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和德国侵略者作战。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可以自由选择挪威沿海的任何岛屿或适当地点，加以占领和驻守。这样，我们在北方对德国的封锁，就可变成绝对的封锁。例如，我们可以占领纳尔维克和卑尔根，一方面对我们的贸易保持开放，同时对德国则完全断绝来往。英国控制挪威海岸线，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战略目标，这点应该竭力加以强调。因此，我们采取了现在所提议的行动，即使引起德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报复，那也看不出如何会使我们的地位变为不利。相反地，德国如果攻击挪威或瑞典，对我们来说，则是所获超过所失。关于这一点，可以作更详细的说明，但在此不必细述。
现在没有理由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设法通过纳尔维克从瑞典取得大量的和长期不断的矿石供应，同时转移所有对德国的矿石供应。我们必须以此作为目标。
我的结论如下：
（8）我们对挪威采取的行动，对于世界舆论以及对我们自己的名誉，将会发生什么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我们为了要帮助遭到德国侵略的受害者，已经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的原则，奋起作战了。在技术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只要不是同时引起任何不人道的行为，是绝不能使中立国家丧失对我们的善意的。对于中立国家中最大的美国，也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以最能帮助我们的巧妙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是非常足智多谋的。
（9）最后的裁判是我们自己的良知。我们从事战争，是为了要重新建立法治和保护小国的自由。如果我们遭到失败，那就意味着世界将面临一个野蛮暴行的时代，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欧洲每一个小国的独立生存，都有致命的威胁。我们以国联盟约的名义，而且作为国联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代理人，对于设法要加强和重新肯定的法律中的若干惯例，有权利而且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短暂的时期内加以摒弃。当我们为小国的权利与自由而战的时候，它们不应该束住我们的手脚。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法律的条文，不应该用来妨碍保护和执行法律者的行动。如果侵略者一方面可以自由撕毁一切法律，从而享受一种利益，而另一方面，却凭借它们对方对法律的内心尊重，以资掩护，从而又享受另一种利益，那是既非正当，同时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以是否合法，而应该以是否合乎人道，作为我们的指针。
对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将会作出判断。现在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局势。
12月22日，内阁讨论了我的备忘录，我竭力为我的理由进行辩护。但我不能获得关于采取行动的任何决议。关于德国滥用挪威的领海，可以向挪威提出外交上的抗议，参谋长委员会奉命研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承担义务，在军事方面所引起的后果。他们被授权制订关于派遣部队在纳尔维克登陆以援助芬兰的计划，同时考虑德国可能占领挪威南部的问题。但对于海军部却不能发出执行的命令。在12月24日，我所分发的一个文件中，我把情报机关的报告，扼要地加以叙述，表明俄国对挪威可能施展阴谋。据说，苏联在摩尔曼斯克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准备从海上进行远征。我最后说：“也许这个场所，将变成展开早期活动的舞台。”这些话证明一点也没有错：但活动却来自一个不同的方面。
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昏睡状态的继续——“凯瑟琳”计划的最后阶段——同俄国的紧张关系——墨索里尼的疑惑——霍尔·贝利沙先生离开陆军部——行动的种种障碍——工厂处于暧昧不明状态——5月中的结果——截获德国进攻比利时的计划——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与发展——没有装甲师——法国陆军的衰退——共产党的阴谋——德国侵犯挪威的计划——2月5日的最高军事会议——我第一次参加最高军事会议——“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舰长菲利普·维安——救出英国俘虏——张伯伦的有效辩护——希特勒任命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统率德军进攻挪威——先攻挪威，后攻法国——德国空袭我国东部沿海航运——对付空袭的措施——最初六个月海战令人满意的结果——1940年2月27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说。
1939年底，战争仍处在不祥的昏睡状态。只有偶然的炮击和侦察的巡逻机声，打破了西线的沉寂。双方的军队，从它们日益巩固的防御工事后面，隔着一个公认的“无人区”彼此遥遥相望。
现在的情势，同1914年底比较，很有几分相似（我在圣诞节写信给庞德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了。在外洋上，敌人的海面船只至少暂时已经肃清。法国境内的防线，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此外，我们在海上已经击退了最初的潜艇袭击，而在上次的大战中，直到1915年2月，潜艇战才开始发动；同时，对于新奇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而且，在法国，沿着边界设有防线，而不像在上次大战中，法国有六七个省以及比利时都已经陷于敌人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和1914年比较，也许要好得多。并且我还觉得德皇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顽强的对手（不过，这种观感可以随时修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当作圣诞节的贺片了。
这时我更加确信，在1940年不可能执行“凯瑟琳”计划。
“派遣一支最优秀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我写信给庞德说（1月6日），“虽然非常合乎理想，却不是夺取并占有铁矿区的必要手段。因此，虽然派遣舰队开入波罗的海的一切准备工作，仍旧应当继续进行，并且应当作出坚强的努力，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设法在空袭下保全舰队，否则，轻加尝试必然会造成错误；如果要依赖派遣海面上的舰队来占领铁矿区，那就更加错误了。让我们满怀着信心前进，随着时事的展开，看看海军方面将如何发展。”
于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5日
（1）承你送来为答复我关于“凯瑟琳计划”各项草案所作的各种报告，我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不得不勉强而又十分明确地断定，我们在秋季所计划的作战行动，在今年将不可能实行。我们对于潜艇、水雷及袭击舰，还不能够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够派遣许多必需的较小船舰，去担负它们的特别任务。如何使我们的船舰在防御空袭方面能够比较安全，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俯冲轰炸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至于火箭〔为保密起见，又称“U．P．武器”，就是“不旋转的投射弹”〕，虽然迅速地趋向生产阶段，但是，即使一切进行顺利，在今后的许多个月内，仍不能有充分的数量可供利用。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我们较大的船舰以更多的装甲保护。波罗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势，总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9月间，“俾斯麦”号的到达会使我们将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强。
（2）但战争很可能在1941年猛烈进行，而且谁都不能说那时会有什么机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标明“有利”字样的各种船舰及辅助舰的准备工作，只要时机允许，应该继续进行；并且希望船舰在入坞修理或重行装配的时候，应当为它们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误它们回队服役。
还有一点，鉴于俄国的态度，要继续使我们的驱逐舰为在冬季海面上展开活动作好准备。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对此都意见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 ※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盟国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时期更为冷淡。我一直坚持和美国总统通信，但是很少有反应。财政大臣为我们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而叫苦。
我们和土耳其已经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正在考虑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财源中，能给它一些什么援助。芬兰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使我们和苏联间早已不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援助芬兰，都可能引起对俄国的战争。苏联政府和纳粹德国间根本的敌对，并没有妨碍克里姆林宫以种种的供给和便利条件，积极帮助希特勒发展其威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存在于英国的这一类共产主义者，都谴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尽他们所能来阻挠军需工厂的工作。他们在由于久不作战而早已变得生气索然的法国陆军的内部，确实产生了一种打击士气和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用礼让的态度和有利的条件，来笼络意大利，但我们并不能够有任何安全感，或获得任何博得友谊的进展。齐亚诺伯爵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国大使。墨索里尼则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忧虑的。1月3日，他写了一封透露隐衷的信给希特勒，表明他对德苏成立协定的厌恶：
我曾经有四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一个政策——尤其是一个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战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1924年承认苏联的。1934年，我和他们签订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关·于·英·国·和·法·国·不·会·采·取·干·涉·政·策·的·预·言，·结·果·并·未·实·现，你不得不设法避免造成第二战场。你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已经在波兰及波罗的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革命气质，并且始终未曾改变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并且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告诉你，如果你和莫斯科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那就会在意大利引起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应。在意大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绝对一致的，和花岗石一样坚实，并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要解决你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到俄国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们能够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于双方的革命，完成了心愿。然后便要轮到各大民主国家了，因为这些民主国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无法幸存的。……
※ ※ ※
1月6日，我再访法国，向法国最高统帅部说明我那“耕种者第六号”和“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两个军械设计①。那天早晨，在我动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诉我说，他已决定更换陆军部长人选，要使霍尔·贝里沙先生让位于奥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尔·贝里沙先生打电话到巴黎英国大使馆找我，把我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职位中择一担任，但没有成功。这时，政府本身颇不景气，全国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个极有作为而又活跃的人物。霍尔·贝利沙在各报一致赞扬声中离开了陆军部。议会是不接受报纸的意见的，实际上，报纸的议论往往使它采取相反的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下院开会时，霍尔·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几个拥护者，他自己也没有作任何发言。我写信给他如下：
①见附录（15）与（17）
1940年1月10日
我们共事不久，便告分离，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战中，我也经受过和你相同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任何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都会感到多么的伤心与痛苦。这次提出的人事变动，事先我并未参加商议。我只是在事情决定以后才获得通知。同时，假使我不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是能担任贸易部或新闻部的职务，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遗憾，你对于这些重要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竟然也不愿接受。
你在陆军部任职期间的显著成绩，就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征兵法。你对这点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们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这次暂时的挫折，对于你将来获得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来说，绝不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我虽想实现这个希望，始终未能成为事实；直等到联合政府解散以后，1945年5月，我组织所谓“看守政府”时，才邀请贝里沙担任国民保险部大臣。在他赋闲的这段期间，他曾经是严厉抨击我们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对于能够罗致这样一个干才，重新参加政府，确实感到非常愉快。
※ ※ ※
在整个1月份中，芬兰人坚守阵地，到了月底，人数逐步增多的俄国军队，仍然被遏制在它们原有的阵地。红军的空军连续轰炸赫尔辛基和维伊普里，芬兰政府要求飞机和军用物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北极的夜晚的缩短，苏联的空中攻势即将逐渐加强，不但芬兰的城镇，并且芬兰军队的交通线，都将成为袭击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只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量军用物资和几千名志愿军到达了芬兰。在1月中，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招慕新兵的机构，并有几十架英国飞机运往芬兰，其中有若干架直接由空中飞去。实际上，这些都无济于事。
关于纳尔维克部署的迟延，仍然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内阁虽然准备考虑对挪威和瑞典施加压力，以便使援助物品得以通过两国国境到达芬兰，但它们对于在水道布雷这个比较微小的行动却始终反对。在这两个行动中，第一个是高尚的举动，而第二个只是战略上的措施。此外，大家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对于提供条件以便进行援助的事，一定会加以拒绝，因此，这个计划终究毫无结果。
在某次内阁会议后，我在烦恼中，写信给一位同僚说：
1940年1月15日
我心中的烦躁不安，主要是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对于积极行动所造成的对种巨大的困难。我看到阻挠我们的势力，已经或正在筑成一道道的高大的围墙，因而使我怀疑任何计划是否会有机会越过它去。只要看看七个星期中，我们在讨论纳尔维克部署问题方面必须克服的种种议论，就可以知道了。第一，是各个经济部门，如供应部、贸易部等的反对论调。第二，是联合计划委员会。第三，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第四，是所谓“不要为了小事而损害大的计划”这种别有用心的论调，其实，当时很少有机会坚决地尝试大的计划。第五，是法律上、道义上的反对论调，这派论调，后来逐渐地被压下去了。第六，是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态度，但是请看美国对我们的“行动”的反应是多么的良好啊！第七，是内阁本身，议论纷纭，意见分歧。第八，是等到所有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以后，又要去和法国商量。最后，是必须使各个自治领以及它们的正义观念和我们协调一致，因为它们事先并没有参与我们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整个过程。所有这些情形使我感到，在现在的安排下，我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坐待敌人进行可怕的袭击。对于这种袭击，我们无法使各方面的步骤一致，同时加以预防，而避免使国家的力量受到致命的消耗。
我已有两三个正在进行的计划，但我引以为忧的是，所有这些计划，会在消极论调和消极力量形成的巨大堡垒前面，化成泡影。因此，如果我流露出烦恼，则请你原谅。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即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是绝不会获得胜利的。
不过，关于纳尔维克的全部故事，现在由于低地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已经暂时被搁在一边。假使这个威胁成为事实，则必须根据崭新的事变，对形势加以研究了。……假使低地国家发生大战，对于挪威和瑞典，或许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即使战争结果陷于相持不下的僵局，它们也许会感到远比以前更加自由，而对我们来说，则甚至可能更加需要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事变。
※ ※ ※
另外，还有使人不安的原因。在改造我们的工业，使它投入战时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没有达到所需要的速度。
1月27日，我在曼彻斯特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竭力阐述扩大我们劳动力来源，招收大量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以代替被征调入伍的男子并增强我们国家力量等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我接着说：
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扩展，尤其要吸收那些能够从事熟练或半熟练生产的技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期待我们的工党同僚和工会领袖的援助与指导。我在前军需部极盛时代担任过该部大臣，所以能够以懂得一些内情者的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需要数百万新工人，而且必须有百万以上的妇女勇敢地来参加我们的军事工业——进入炮弹工厂、军火工厂以及飞机工厂。假如不扩大这种劳动力的来源，假如不让英国妇女像她们所希望的那样参加战斗，我们就根本不能负起英法两国共同担负的责任中我们应该承担的一部分。
然而，关于这件事，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似乎缺乏一种局势变得极其紧急的感觉。在工人和管理生产的人员中以及在军事行动中，都存在着“暧昧不明”的态度。直到5月初，才有了一个关于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提交内阁，透露了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报告，由我管辖的统计部门，在林德曼教授的主持下，加以彻底研究。虽然这时因挪威问题的喧嚣使我分心和激动，但我仍有时间把下面的备忘录，送给我的各位同僚：
海军大臣的备忘录1940年5月4日
本报告提出，我们在这个基本的工业集团方面，至少还几乎没有开始把人力组织起来，进行军火生产。
据〔以前的文件的〕估计，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将需要在从事金属工业生产人员方面进行很大的扩充，其数量将达到71．5％。而实际上，本报告中所讨论的这个占整个金属工业人数五分之三的机械、动力和飞机集团，在1939年6月到1940年4月期间，只扩充了11．1％（十二万二千人）。这个比率少于上述所需要的扩充数的六分之一。在1936年至1937年间，政府并未进行任何干涉，仅仅因为贸易的改善，人数的增长就和这次的增加同样快。
虽然每年有三十五万青年离开学校，可是在这个集团中，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的就业男子数，只增加了二万五千人。不但如此，妇女与年轻人的比率，也不过从26．6％增加剧27．6％。在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中，我们现在所有的女工人数仅占男工人数的十二分之一。在上次大战中，金属工业中的女工与男工的比率，曾由一比十增加到一比三。在上次大战中的第一年，从1914年7月至1915年7月，金属工业所吸收的新工人，达到原有工人的20％。在现在调查的这个足以代表整个金属工业的集团中，在过去十个月中，增加的人数仅占11％。
在海军部所属各部门中，就业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27％，因为缺乏工人的分类数字，这里没有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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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我们对于西线的忧虑，得到了证实。德国第七空军师的一名少校参谋奉命携带若干文件前往科隆的总司令部。他错过了火车，决定飞行。但他的飞机掠过了目的地，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比利时部队将他逮捕，并没收了他的文件；当时他曾拚命企图销毁文件，结果未遂。这些文件，包括希特勒所决定的侵略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全部实际计划。不久，这个德国少校便被释放，让他自己去向上级报告事实经过。当时我听到了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很难设想比利时不拟定一个计划，邀请英、法两国派兵开入它们的国家。但是比利时对这一点没做任何事。英、法、比利时三个有关的国家，都议论这件事，认为这或许是敌人的一个狡计，但这是不可能符合事实的。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德国人企图使比利时相信，他们准备在最近的将来要向它发动进攻。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比利时做出德国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它和法英两国军队制订计划，让英法军队在某个天气晴朗的夜晚，秘密而又迅速地进军。因此，我相信德国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了。
1月13日，凯斯海军上将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我们同意作出某种影响深远的保证，则比利时国王或许能够说服他的大臣们邀请英法两国军队“立刻”开进比利时去。按照我们的理解，“立刻”意味着现在“立刻”，而不是在德国侵入以后“立刻”。战时内阁决定答复说，除了已经包含在军事同盟条约中的保证以外，我们不能再给予任何其他保证，而且，如果要求盟国军队开入比利时，则必须尽早地发出邀请，以便使盟国军队能够预先制止德国的侵略，因为比利时政府显然认为德国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1月15日，凯斯海军上将发来电报说，比利时国王认为，如果他将英国的答复转达给他的政府，则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如果盟国的军队“立刻”开来，比利时和荷兰马上就会卷入战争，最好还是让德国承担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责任。比利时政府给达拉第先生一个类似的答复。法国驻伦敦大使也告诉我们，比利时政府认为，如果让德国作出侵略行动，英法两国的援助将“取得道义的性质”，这就会增加“获得胜利的机会”。
于是，比利时国王和他的陆军参谋们仅仅等待着，希望一切都会好转，尽管有了德国少校的文件，盟国和受威胁的国家都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希特勒却召见了戈林，在他获悉所有被截获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全部进攻计划以后，大发雷霆，然后下令准备新的修改方案。
由此显然易见，在1940年初，希特勒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备把比利时与荷兰卷入漩涡，以便进攻法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种侵略行动开始，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就会立刻实行，其中包括法国第七集团军和英国军队的出动。“D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只须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它付诸行动。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战争开始时，虽然曾经非难过这个方案，但在1939年11月17日，巴黎会议却明确地、正式地加以批准。两个盟国在这个基础上，等待着逼近的突然袭击，而希特勒则正在等待用兵的季节，因为过了4月以后，就可能有适宜的气候了。
在冬季和春季中，英国远征军极度忙于自己的整顿工作，加强它们防线的防御工事，并准备从事不论进攻或防御的战争。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兵，都一律艰苦地努力工作；他们到最后作出的良好表现，大部分由于充分利用了冬季所提供的机会。到“晦暗不明的战争”终结的时候，英国军队已经比以前高明多了，而且也壮大得多了。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于3月中开到法国，在1940年4月下半月中，继续推进至边境防线。同月内，第十二师、第二十三师和第四十六师也到达了。这些部队奉调开进法国境内，以便完成他们的训练，并且增强正在进行手头工作的劳动力量。他们甚至缺乏通常部队应有的武器和配备，同时也没有大炮。虽然如此，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终于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出色地尽了自己的责任。
今天回顾我们战前的部署，当时最可怕的缺陷，就是英国远征军中，甚至连一个装甲师也没有。英国本来是生产各种形式的坦克的发源地，可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对于这种不久将要支配战场的武器的发展竟大大地疏忽了，以致宣战以后的八个月中，我们这支小而优良的陆军，在严重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只有一个第一坦克旅，包括十七辆轻型坦克和一百辆“步兵”坦克。这一百辆“步兵”坦克中，只有二十三辆总算装了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大炮，其余各辆只装有机关枪。
此外，还有七个骑兵和义勇骑兵团，配有运送车辆及轻坦克，这批部队，正在改编为两个轻装甲旅。英国远征军除了缺少装甲配备以外，它的效能有了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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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前线的发展情形，就没有这样令人满意了。在一个实行全国征兵制的大军中，民众的情绪密切地反映到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驻扎在国内，与民众接触密切的时候，更加如此。我们不能说法国在1939年到1940年间，对于战争怀着高昂的情绪或甚至抱有很大的信心。过去十年来国内政治的动荡不安，造成了分裂和不满的现象。重要人士为了反对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势力，转向法西斯主义，轻信戈培尔的巧妙宣传，并在闲谈及谣传中传播开来。因此，在陆军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具有的那种制造分裂的影响也在发生作用；而在漫长的冬季的几个月，由于等待，却给这种毒害势力以巩固的时间与机会。
要造成军队良好的士气，有许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使官兵全力从事有益的和有趣的工作。懒散无事是一个富有危险性的温床。在整个冬季中，有许多需要进行的工作；训练一事，需要继续注意；防御工事距离令人满意和完备的程度，还差得很远，甚至马奇诺防线，也缺少许多辅助性的野外堡垒；士兵体格方面的强壮，还需要锻炼。可是参观法国前线的人，看到前线普遍存在的那种超然冷漠气氛，正在进行的工作显得质量低劣，以及缺乏任何可见的活动，往往感到惊讶。在法国防线后面的公路上，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同英国驻守的一段防线背后，公路上车辆往来频繁，络绎不绝地延伸到数里以外的情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毫无疑问，在这个冬季中，法国军队的素质，由于放任自流而变得退化；如果它在秋天而不是在第二年春天作战，则它一定会有更英勇的表现。不久，它将被德国迅疾猛烈的攻击所吓倒。直到这个短暂的战役的最后阶段，法国士兵的真正的战斗特质才有充分的发挥，奋起保卫他们的祖国，抵抗世代深仇的敌人，但到那时，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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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企图直接进攻挪威并且以闪电战方式占领丹麦的计划，亦正在进行中，凯特尔将军在1940年1月27日关于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个备忘录：
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望"N"计划应当直接在我亲自指导下继续研究，并且同一般的战争政策作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元首已经指令我接管有关进一步准备工作的指导事宜。
这个战役的详细计划，则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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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首相要到巴黎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他第一次邀我和他同行。我提议我们乘船前去，这事可以由我安排。于是，我们全体人员乘着一艘驱逐舰由多佛启航，及时到达巴黎，参加当晚的会议。在渡海途中，张伯伦先生给我看他对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收集的和平建议所作的答复。这个答复给我很好的印象。当我在他面前阅读完毕，我对他说：“我以能够在你的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他听了，似乎感到高兴。
2月5日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援助芬兰”，并且核准了各种计划，预备派三个或四个师，同时说服挪威和瑞典，让我们运送供给物资和增援部队前往芬兰，并附带取得对耶利瓦勒铁矿的控制权。但瑞典人，正如我们所料，对此表示不同意，因此虽然已作了大规模的准备，但整个计划，却完全失败。张伯伦先生代表我国，亲自主持会议，而出席的英国各部大臣，只发表了很少的意见。照会议记录，我始终不曾发言。
第二天，当我们重渡海峡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漂浮的水雷。于是我对舰长说：“让我们用炮弹炸掉它。”这个水雷随着砰然一声巨响便炸开了。一大块碎片向我们打过来，刹那时，好像就要打在舰桥上，而这时所有的政治家和若干其他名流，都聚集在舰桥上。但很幸运，这个大碎片，落到了空荡荡的前甲板上，一个人也不曾受伤。于是一切都高高兴兴地过去了。从此以后，首相总是邀我和其他人员，陪着他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但是我却不能每一次都提供这样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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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援救芬兰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芬兰不能获得三万至四万受过训练的援军，它绝不能支持到春季以后；目前源源开到芬兰的成分混杂的志愿军，是不够的；
而如果芬兰遭到毁灭，这就是盟国的一个大失败。所以必须派遣盟国军队，经由比特萨摩或纳尔维克和（或）其它挪威海港。通过纳尔维克的作战更为可取，因为这可以使盟国“一箭双雕”（即：既可援助芬兰，又可切断铁矿运输）。英国的两个师，原定在2月中开往法国，应该暂时留在英国，准备在挪威作战。同时，我们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取得挪威人和瑞典人的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取得他们的合作。至于挪威和瑞典如果拒绝（看来很有可能拒绝），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对于这个问题，却始终未作正面的处理。
这时发生了一个很生动的插曲，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切，都趋于尖锐化。读者可以回想起，我对于要捕获“施佩伯爵”号的辅助舰——“阿尔特马克”号一事所表示的关切。这只军舰，也是监禁我国被击沉的商船船员的一个浮动监狱。经“施佩伯爵”号舰长朗斯多夫按照国际法在蒙得维的亚港释放的英国俘虏告诉我们说，在“阿尔特马克”号舰上，大约有三百名英国商船海员。这只军舰隐匿在南大西洋将近两个月，后来，该舰舰长指望我方的搜索已经中止，便企图潜回德国。
由于幸运和适宜的气候，直到2月14日在它经过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驶入挪威领海后，才被我们的飞机发现。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