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作者：[英] 温斯顿·丘吉尔
中译本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 薛鸿时
一
瑞典文学院于1953年作出一项很不寻常的决定：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在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尽管丘吉尔著作等身，早年确实发表过长篇小说，但是，瑞典文学院授奖给他绝不是基于纯文学的理由，而是为了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朽功勋。授奖时间的选择也很耐人寻味，因为那一年丘吉尔恰好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丘吉尔的名字是与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及胜利紧密相连的。战前，他就以其远见卓识无情揭露希特勒的种种阴谋诡计，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他担任战时内阁首相兼国防大臣期间（1940——1945），尤其是在英国单独作战的危急关头，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英国顶住了纳粹德国的狂轰滥炸，挫败了德军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1941年6月22日，当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与德国订有友好条约的苏联时，丘吉尔当天就发表广播演说，全力支持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他是英、美与苏联结成伟大同盟的主要设计师；丘吉尔当时已年届古稀，仍以钢铁般的决心、不知疲倦的精神日理万机，亲自部署从欧洲、地中海到北非、中东、远东等广阔战场上的大小战役，他甚至还深入地研究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种种技术的细节，为战胜法西斯贡献出全部力量和智慧。他冒着德国飞机、潜艇截击的巨大风险，频频在英、美、苏联之间奔波，协调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他魁梧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战壕里、弹坑边，以刚毅不屈的神情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象征最后胜利的"V"字手势；他经常发表激动人心的广播演说，鼓舞人们的斗志，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一定要迫使德、意、日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正如瑞典文学院院士G．利列斯特兰德在颁奖仪式上对代表丘吉尔前来领奖的丘吉尔夫人所说的：“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们心中的信念和希望。”该院士还借用丘吉尔著作中的一句话来描述丘吉尔本人：“在人类冲突的领域里，以前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如此众多的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一个人。”
在每年仅有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中，丘吉尔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文学院院士S．齐凡尔茨在颁奖词中说：
“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既是崇高的，又是中肯的。
二
早在丘吉尔担任战时内阁首脑以前，他就是一位活跃在英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丘吉尔战前的全部历史只是为他在战时取得辉煌业绩做准备而已。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Churchill，SirWinston，1874-1965）于1874年11月30日生于英格兰牛津郡布伦海姆宫。
他的家庭是英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英国安妮女王时代的名将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嫡派子孙。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之子，曾任财政大臣和下院保守党领袖。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金融家列昂纳德·杰罗姆之女，性格开朗，善于交际。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日后走上政坛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他那一半美国血统促使他终生致力于加强两大英语民族的团结。
丘吉尔幼年时代并没有从他那热衷功名、忙于社交的父母那里得到多少照料，但慈爱的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却让他充分享受到人间的温情。七岁时，他住进圣乔治寄宿学校。他十分淘气，常受老师的责打，是出名的“难管教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尤其是拉丁文。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小喜欢用一套玩具士兵玩调兵遣将的游戏，以及他特别爱好历史、地理这两门功课。
丘吉尔十三岁时进哈罗公学，但入学考试时拉丁文交了白卷。两年后转入军事专修班，这个班被功课好的同学们嘲讽为“笨蛋们的乐园”。十八岁时，他投考英国皇家军校（桑赫斯特军校的前身），考了三次才勉强被录取，但因分数不高，只能进骑兵专业。父亲写信骂他“丢人现眼”，但他并不气馁，回信表示他会以实际行动来回答父亲的责难。二十一岁时，他从军校毕业。这几年他刻苦努力，学业大进，在一百三十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已升至第二十名。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任中尉。同一年，伦道夫勋爵和爱维莉丝特太太都病逝了。
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爆友，丘吉尔利用假期访问古巴，随西班牙殖民军的一支分遣队深入原始丛林作战。回国后，他写的战地报道在英国《每日记事报》上发表。1896年，丘吉尔随团调往印度，驻扎在班加罗尔，他暇时刻苦自学以弥补以前所受教育的不足。他最感兴趣的书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历代政治史。第二年，他以《加尔各达先驱报》记者身分参与镇压北部山区游牧部落起义的军事行动。
1898年，丘吉尔被调往埃及，亲身参加了镇压苏丹起义的恩图曼战役。他的印度战地报道文集《马拉次德野战部队记实》出版，受到舆论界的注意；翌年，他的苏丹战地报道文集《河上的战争》以出色的描写技巧赢得了评论界高度的赞扬。
1899年，丘吉尔在南非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瞩目的名人。那年十月，他辞去军职，以《晨邮报》记者身分赴南非报道布尔战争①。他乘坐的一列军车遭到伏击，他挺身而出指挥作战，使其他人得以乘机车逃走，但他自己却当了俘虏。后来，他奇迹般地从俘虏营中只身翻墙逃出，在当地唯一一家英国人开的煤矿的井下躲避了好几天。在这期间，英国报纸早就报道了他的事迹，人们都在关心他的命运。因此，当他于十二月安全到达英属领土德班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翌年，二十六岁的丘吉尔就当选为下院议员，从此步入政界。
1900年，他又出了两本通讯文集：《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同年，他的长篇小说《萨伏罗拉》也出了单行本。这是丘吉尔唯一的纯文学作品，写的是一个虚构的国家“劳拉尼亚”内战中的故事。男主人公萨伏罗拉是一位青年政治家，他英勇机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具有一切令人羡慕的优秀品质。他憎恶暴政，决心推翻军事独裁统治。军事独裁者派自己美丽的妻子露西尔去探听萨伏罗拉的密谋，但是，她却转而同情他的事业并且爱上了他。书中的战争场面非常生动，起义者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占领了独裁者的官邸。萨伏罗拉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显然寄托着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和追求。从萨伏罗拉的老保姆贝蒂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维莉丝特太太的影子。小说出版后颇受好评，然而一心从政的作者却无意于继续在纯文学领域里耕耘，从此，他的写作才华便体现在数量巨大、气势恢宏的演说、政论、历史和传记著作中了。
①布尔战争：1899-1902年，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曾建立三个奴役黑人的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及纳塔尔共和国。战争旷日持久，布尔人战败后还对英军展开游击活动。直至1910年，他们控制的地区才正式并入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
丘吉尔最初与他父亲一样，是以保守党政治家的身分进入下院的，但是，丘吉尔对英国的内外政策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一贯观点鲜明，直言不讳。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不惜退党、转党；后来当了大臣，还曾因与主政者意见不一而不惜下台。1905年初，他因主张自由贸易而离开保守党，五月正式转入自由党，与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关系密切。同年十二月自由党政府成立，丘吉尔被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是他担任的第一个高级政府职务。他在自由党内活动了二十年之久，1924年，他又因与自由党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党，并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选举。第二年，他又回到保守党内，在以后四十年中再也没有转过党。
从丘吉尔1908年出任商务大臣到他出任首相之前，共担任过九种大臣职务（依次为：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不管部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干得有声有色，颇有建树。如：在商务大臣任上完成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设立劳资协商会和劳动交易所，以解决失业问题。在海军大臣任上加速海军建设。在军需大臣任上，积极推动研制新式武器——坦克，这一切都为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做出了贡献。
丘吉尔的一些作为曾遭到非议，如1915年，他积极主张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结果失利，被免去海军大臣职务，改任没有实权的不管部大臣。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以后，丘吉尔积极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从而被苏俄和全世界左翼人士公认为赤裸裸反苏反共的反动人物。他的仕途也远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1922年，他抱病参加丹迪市选举，结果遭到惨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夜之间，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公职，失去了议席，失去了党派归属，甚至还失去了阑尾。”
从1929年-1939这长长的十年间，丘吉尔由于与相继执政的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和保守党领袖鲍德温政见不合，一直处于在野的位置。他和他那位贤内助、终生伴侣克莱门蒂娜·霍齐尔一起在恰特韦尔庄园闲居，每天著书、绘画、砌墙、养猪，每件事都干得大有成绩：一幅风景画被拍卖掉了，拿到的钱用来资助丹迪市的失业者；他培养的猪在伊登布里哥肥猪展览会上不止一次获奖。表面看来，他似乎活得悠闲自在，其实他是“身居江湖，心在魏阙”，他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关于这些情况，将留在下一节再谈。
丘吉尔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出任首相以前出版的著作，除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主要的还有：他父亲的传记《伦道夫·丘吉尔传》（1906）、《我的非洲之行》（1908）、《自由主义和社会问题》（1909）、《人民的权利》（1910）、宏篇巨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1923-1931）、《我的早年生活》（1930）、《印度》（1931）、《随想和奇遇》（1932）、《当代伟人》（1937）以及他的祖先的传记《马尔巴罗传》（1933-1938）。战后，他的主要著作除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外，还有《英语民族史》（1956-1958）。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丘吉尔根据他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全书约合中文三百六十万字，共分六大部分，于1948-1954年间陆续出版。作为盟军三巨头之一，丘吉尔得以站在最高点上俯瞰二十余年的全球局势，分析展现战争的起因和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战争进程的各个阶段，牵涉到各国、各民族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众多方面。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所掌握的材料广泛、全面而具有权威性。书中大量引用了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通电以及他个人保存的档案材料，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以下拟按原书叙述的时间顺序，简略分析二战期间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丘吉尔本人的思想言行，以供读者诸君研读全书时参考。
第一卷 风云紧急
上部 从战争到战争
（１９１９——１９３９年）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谈起，应该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个名称，丘吉尔应声便说：“·不·需·要·的·战·争！”（TheUnnecessaryWar）他认为“战争主要是人们行事失策的记录”，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决策者们处置不当，致使德、意、日侵略势力迅速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打的。
丘吉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要德国缴付巨额赔款。现代战争费用之巨是任何战败国都付不起的，因此赔偿是做不到的。事实正是如此，战胜国虽然没收了十亿镑的德国资产，却又给了德国十亿五千万镑以上的贷款，使德国经济迅速复兴。英、法的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敢向人民说清楚事实真相，仍使劲宣传要“压榨德国”，逼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以示自己有多么爱国。这种做法只会煽起德国民众的民族仇恨，英、美的贷款再多，他们也毫不感激。德国人把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看作是敌人强加给他们的。这种刻毒的民族主义仇恨集中体现在希特勒的身上，形成他那丧心病狂的反犹太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他决心要把德国人民引向一场复仇战争。
丘吉尔认为，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
“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他说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就是这么干的。
丘吉尔认为，战胜国做的第二件蠢事就是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东南欧迅速分裂为许多小国，结果使德国相对地扩大了。战后英、美两国还很热心地凿沉自己的军舰，拆毁自己的军事设备，并且强烈反对法国维持一支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与此同时，英、美却在华盛顿会议上允许日本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立即秘密地加速重整军备。他干得实在出色，以致两年后就有足够的力量提出公开挑战了。
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公然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抗议，而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决心使用武力来制止德国的扩军备战。
希特勒摸清了英、法政坛上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的短视和软弱，就抓紧时机大胆出击了。1936年，他派军队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起初，他还有所顾虑，为了迷惑对手，便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虚情假意地提出要与东西方邻国订立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各国的当政者们竟会因此而感到心安理得，面对希特勒的挑衅不加理睬。这时，德国的空军力量已逐渐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逐渐超过法国。1938年3月，德国悍然吞并奥地利，并把下一个攻击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这时，苏联发出了警报，它建议与英、法等国举行会议，商讨对付德国威胁的办法，但是，英、法主政者们对苏联建议的反应都很冷淡。尽管丘吉尔一贯反苏反共，但他却认准纳粹德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强烈主张与苏联结盟，但英国首相张伯伦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一心推行“绥靖”政策，紧接着就是张伯伦的德国之行。
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用出卖捷克的可耻代价，换取希特勒表示和平意愿的一纸空文。当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还是很有市场的，回英国时，他不断向对他欢呼的人群挥动有希特勒签字的那份联合声明，并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英国下院就张伯伦与希特勒的协定展开辩论。丘吉尔发表演说：“他（希特勒）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为了说明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吞并会对欧洲力量对比产生什么影响，丘吉尔欲擒故纵，先说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很小，陆军也不大，“只比英国的大两三倍”，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也不大，只比意大利的“多两三倍”，听众这时才大吃一惊，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未来战争天平上的重要分量。这是丘吉尔在长期议会政治中磨练出来的高超的演说技巧的一个典型范例。尽管他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投票表决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仍以多数票通过了。
苏联对纳粹的战争威胁并没有坐视不管，9月21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以鲜明的态度谴责德国，并表示愿同法国一起全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这种正义的呼声竟然对英、法政府的对德政策丝毫不起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英、法以及东欧诸国领导人顽固的反共偏见在起作用。在希特勒完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政府于4月16日又一次提出与英、法及波兰等东欧国家结成反德同盟的建议，但是，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领导人不愿与苏联结盟。他们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他们，这样就势必把他们的国家“并入共产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感到进退两难，它们既怕德国的侵略，又怕苏联的援助。另一个原因是短视的、偏狭的民族利己主义。例如：捷克即将被吞并时，波兰等国理应感到唇亡齿寒而全力支持捷克，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波兰当局居然还有心趁火打劫，对捷克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割让特申边区。此外，匈牙利也想分得一杯羹。
苏联既然未能与英、法结成同盟，斯大林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在与英、法继续谈判的同时，开始秘密地与纳粹德国举行谈判。5月3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突然被免职一事是苏联外交政策向德国靠拢的征兆，因为李维诺夫一贯主张与英、法结盟，再加上他是个犹太人。就这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条款终于在1939年8月23日深夜签订，仅仅过了一星期，9月1日，德军就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下部 晦暗不明的战争
（１９３９年９月３日——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０日）
9月3日，即德军入侵波兰后的第三天，英、法对德国宣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了，张伯伦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延请丘吉尔入阁，担任海军大臣。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给丘吉尔来了一封信，祝贺他重返海军部。这是两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开始，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直接引向日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英、法对德宣战只是履行它们对波兰的诺言，只具有道义上的价值，其实它们都没有实力挽救波兰。9月19日，波兰在经过英勇抵抗以后，全军覆没了。从9月17日开始，苏联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第二天占领维尔纽斯，并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德军会师。一般的政治家只看到苏德合作的一面，而丘吉尔却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深刻的见解。10月1日，他在广播演说中明确指出：
苏联军队之所以要驻守在大大西移的战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他断言：“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他预见到德、苏必战，他正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以便能和苏联结成反德同盟。这样深刻的思想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远见卓识了。
宣战后最初的十个月里，双方都在调整各自的战线，一时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陆战。法国在沿德国边境设有马奇诺防线，十分牢固，全线都有防坦克战壕，德军是难以从那里突破的，但是，法国北部边界却十分虚弱，由于比利时害怕得罪德国，表示要严守中立，拒绝英、法军队开进它的领土构筑坚固的屏障。这就为德军日后从那里突破、实行迂回包抄留下了隐患。
英国保卫挪威的战役失败了。英国舰队在成群结队的德国飞机的轰炸下损失惨重，英军只得撤回本国，把挪威的全部港口都丢失了。
1939年11月，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翌年3月，芬兰战败投降，全部满足了苏联对它的领土要求。
挪威战役的失败在英国下院引起强烈的不满，大多数议员都对张伯伦及其政府表示不信任。老牌政治家劳合·乔治的话最尖刻，他说：张伯伦曾一再吁请国人要为战争作出牺牲，这很好，请首相先来带个头，“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张伯伦尽管恋栈，至此也只得下台了，但是，他仍想让执行“绥靖”政策时的主要助手哈利法克斯勋爵来继承他的位置。哈利法克斯倒有自知之明，关键时刻，他推辞了。这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丘吉尔。过去六年来，他一贯大声疾呼要警惕德国的战争威胁，要加强战备，要结成反德联盟，他的话已不幸言中。只有他的崇高威信才能使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保持团结，只有他的经验和智慧才能领导英国取得最后胜利。5月10日，在研究新首相人选的会议上，平时开会总是滔滔不绝的丘吉尔却缄默不语，此时无声胜有声，战时各党联合政府首相的重任就这样自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他自信对战争的全局有丰富的认识，有资格也有能力领导英国打赢这场战争。那一夜他睡得特别香，指挥全局的大权落在他身上，他倒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
第二卷 最光辉的时刻
上部 法国的沦陷
（１９４０年５——６月）
法军在三周内土崩瓦解，英国远征军被赶下大海。接着，贝当元帅在德国侵略者的卵翼下成立傀儡政府。英国顿时成了孤军，并且几乎已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意法西斯把英国逼进了死角。在远东，日本军国主义还在对英国的属地虎视眈眈。大洋另一边的美国，除罗斯福总统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外，总的舆论仍倾向于孤立主义，想使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
５月１３日，丘吉尔在演说中说：我们要“用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法国停战后，这个决心丝毫也没有动摇。
从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４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意义非常重大。英国远征军虽然丢掉了全部装备，但成功地撤回了三十余万官兵（包括一部分法国官兵），这是日后在英国重建一支军队的骨干。
下部 单独作战
（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２月底）
７月１日贝当伪政权迁往维希，７月５日与英国断交。伪政权属下还留有一支数量可观的舰队，随时有落入德国之手的危险。丘吉尔下令采取果断措施对停泊在奥兰等地的法国舰队突然袭击，“夺取、控制或击毁之”。这项命令被坚决地贯彻执行。尽管打击昨天的亲密战友是非常痛苦的事，然而这一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奥兰事件向全世界表明：英国决心战斗到底，绝不会投降。
保卫本土的“不列颠之战”是英国人民的光荣。希特勒已征服了法国，现在他集中整个欧洲的力量，决心登上英伦三岛。从７月１０日开始，遮天蔽日的飞机轮番轰炸英国的港口、机场和战略设施，许多机场跑道都被炸得弹坑累累无法使用。从８月底开始，德国改为对伦敦、伯明翰、考文垂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狂轰滥炸。英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但顶住了敌人的疯狂攻击，并且还派飞机远航德国，对柏林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这一举措是战时内阁决定的，意在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英国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普通工人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生产军火，下班后又从事消防工作；许多优秀的上层人士也勇于自我牺牲，有一位萨福克伯爵志愿从事清除未爆炸炸弹的危险工作，他和两名助手在挖掘第三十五颗炸弹时，都被炸死了。有一次，丘吉尔视察被炸成一片废墟的一个工人住宅区，只见人们爱国情绪高昂，在瓦砾堆中插起许多面小小的英国旗，高声喊道：“我们要还击！”丘吉尔感动得流下热泪。一位老妇人见了喊道：“看啊，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哭了！”具有这样的精神状态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１０月１２日，希特勒不得不正式放弃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
英国要想打下去就得大量补充军备。丘吉尔与罗斯福协商后决定：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的领地租给美国使用九十九年，以换取五十艘美国驱逐舰。为了抵偿英国向美国定购的武器货款，美国还派船到南非，运走了英国仅有的黄金储备。这对英国说来既是势在必行的，又是十分痛苦的事。丘吉尔认为，罗斯福这么做完全出于好意，他用心良苦，想引起美国各界认识到英国的牺牲和困难，从而改变孤立主义的立场。
后来，罗斯福决定以“租借”的方式为英国提供军火，他在说服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邻居家失火了，我们应该立即把水龙带借给他，等火熄灭后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１２月３０日，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告诫美国人民：“危险就在眼前……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这次谈话标志着美国对英国的公然支持和孤立主义的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正在和德、意、日商谈签订《四国公约》。苏联要求：德国从芬兰撤军并同意苏联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德国认为苏联的要价太高，结果这个公约未能缔结。其实，希特勒早已制订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不久就要付诸实施了。
第三卷 伟大的同盟
上部 德国东进
（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月）
１９４１年上半年，英国仍在北非、地中海、中东和广阔的大西洋上孤军奋战。形势十分危急，上半年军舰和商船就损失三百万吨之巨。５月间，罗斯福决定在冰岛设立基地，由美国海军参与护航。
４月１３日，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双方在有争议的萨哈林岛问题上都作了让步。在以后的岁月里，双方都基本遵守这个条约，直至１９４５年８月苏联对日宣战时才失效。
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之间就全面解决太平洋问题的谈判则毫无进展，主要障碍在于：美国坚持要求日本先从中国大陆撤兵。
６月２２日，苏联遭到德国的突然袭击，顷刻之间西部边界被全线突破，苏联损失极为惨重。当天，丘吉尔就发表广播演说，他承认自己二十五年来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现在苏联人民已经在对纳粹德国作战，那么意识形态上的分岐已变得不重要了。他向全世界明确宣告：“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可能给与的一切援助。苏联人民的英勇奋战根本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地位，现在它再也不必孤军作战了。”
英国开始通过危险的北海航线向苏联摩尔曼斯克港运送军火、物资。由丘吉尔夫人带头，英国红十字会展开为苏联募捐活动，在其后四年里，共募集了将近八百万英镑和大批医疗物品。
下部 战争临到美国
（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２月）
美国大力增加军火生产以供应英、苏两国之需。罗斯福答应：从１９４２年７月１日起，供给苏联作战飞机三千六百架，供给英、苏两国的坦克，各自从每月一千二百辆增加到每月两千辆。
８月，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军舰赴纽芬兰与罗斯福会晤。英、美两国通过了《大西洋宪章》，宣布：“在最后摧毁纳粹暴政以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使一切民族得以在自己的疆界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居民都可以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这就是日后建立联合国的思想基础。
１２月７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二天，希特勒命令德国海军对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到的美国船只施行袭击。三天后，德国正式向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参战。丘吉尔早就设想的英、美、苏三国的伟大同盟终于实现了。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上部 日本的猛攻
（１９４２年１月——７月）
德国占领了苏联西部广大地区，日本又暂时成了太平洋的主人，它们的攻势还没有越过顶峰，同盟国还需历尽重重的困难和挫折：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的辽阔海域都沦入敌手；在北非，“沙漠之狐”隆美尔又大败英军并连续追击三百英里，使英军苦心经营所积累的武器辎重丧失殆尽。
美国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中的巨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上的局势。
下部 挽回非洲局势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９４３年５月）
８月，丘吉尔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要求英美早日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派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开始向北非运送军队。
苏联和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破裂，因为波兰政府要求调查“卡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１９３９年９月，当苏军与德军东西夹击波兰时，许多波兰军人宁愿向苏军投降，这批战俘有１４５００名之多，其中８０００名是军官，他们被囚禁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三个集中营里。１９４０年４月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德军进攻苏联，占领这一地区后，在卡廷森林发现一个掩埋着一万多人的大坟坑，便指责苏联杀害了这批波兰战俘，而苏联则反控德国，说这桩罪行是纳粹干的。丘吉尔写道：“究竟相信哪一种说法，似乎得看信仰什么了。”①
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单人驾机飞到英国的事件使斯大林怀疑英国可能在和德国进行着幕后交易，但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盟军经过苦战终于又赢得了两次胜利：１９４２年１１月英、美军队在北非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丘吉尔称之为“战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因为，在此役之前，英军战无不败，在此役之后，英军战无不胜。１９４３年２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也大败德军，成为苏德战场上的转折点。
①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３日，苏联塔斯社声明：根据苏联内务部档案，卡廷大屠杀系苏联所为。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
上部 战胜意大利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０月）
轴心国势力在北非被彻底肃清后，英、美军队就能跨过地中海向希特勒在欧洲的下腹部进攻了。７月，英、美军队在西西里登陆，９月８日意大利投降，希特勒失去了一个主要的盟友。
为在法国登陆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必须准备数量巨大的军火、物资和装备，这就要以海、空军的联合兵力，控制横跨大西洋的生命线。１９４２年，盟军方面被德军击沉的舰船几达八百万吨之巨。由于美国造船能力的成倍增长，到１９４３年年底，英、美新增舰船吨位数已经超过了海上损失数。同时，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量也超过了它的补充能力。盟军越战越强、敌军越战越弱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下部 从德黑兰到罗马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９４４年６月）
在即将对敌人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前夕，同盟国方面举行了两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英、美、中三国首脑的“开罗会议”和英、美、苏三国首脑的“德黑兰会议”。
丘吉尔对于中国这个盟国在战争中的作用从来是不很重视的。１９４３年５月，他在美国访问时，曾傲慢地拒绝罗斯福总统要他主动拜会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她同时也在美国访问）的建议。宋美龄也以一位世界大国第一夫人的尊严拒绝主动拜会丘吉尔。这绝非单纯的礼仪之争，鉴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同年１月１１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约，英国永远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中国比西方低一等的时代从此结束了。”（艾登语）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就未曾会晤，直到开罗会议上才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仍不愿讨论中国的所谓“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并埋怨罗斯福对中国和它的领袖评价太高。
对比起来，罗斯福对中国就重视得多了，他认为中国在战后将成为世界第四个大国，而蒋介石则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他答应蒋介石：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进行大规模两栖作战行动。如果这一战役能按计划进行，将会大量歼灭日寇并打通滇缅公路，保证中国军队的供应，从而大大改善中国的处境，但是，丘吉尔不赞成这一计划。他想把原定用于这一作战计划的军备、物资都用于意大利战役，所以，从德黑兰回来后，他就说服罗斯福收回了上述对蒋介石的诺言。这一改变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发展将会造成深刻的影响。
丘吉尔的资产阶级觉悟高于罗斯福，他想和罗斯福就重要的问题先取得共识后，再一起拿到德黑兰会议上去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罗斯福却担心这样做会给斯大林留下美、英联手“两吃一”的不良印象，于是他一离开开罗后就一直避免和丘吉尔单独接触，但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单独接触却很多，而且他接受了莫洛托夫的建议，就在苏联驻德黑兰使馆下榻。对此，丘吉尔充满怨意，认为罗斯福不听他的话，结果让斯大林占了便宜。
德黑兰会议决定于１９４４年５—７月间执行“霸王”作战计划（诺曼底登陆战役）。丘吉尔还建议用一部分兵力从意大利北部山口攻入奥地利；另外，用潜艇和轻型舰艇攻入土耳其，把黑海控制起来，打通一条向苏联运送物资的捷径。他的建议被认为是分散“霸王”计划的力量而未被采纳。
１９４４年上半年，英美集中力量准备人类历史上这一空前规模的两栖战役。要解决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在登陆点附近迅速建造人工港和防波堤，铺设海底输油管以及想出迅速通过布雷区的办法。丘吉尔对登陆作战的技术细节很感兴趣，并亲自过问其事。
第六卷 胜利与悲剧
上部 胜利的浪潮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２月底）
经过艰巨的准备，１９４４年６月６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终于打响了。仅仅举一个数字就可想见其如何壮观：战争的第一天，英、美共出动作战飞机一万四千六百架次之多。美军第五军在奥马哈海滩遇到顽强抵抗，损失了几千兵力才得以向纵深挺进。两万名空降兵在德军战线两翼后方空降成功。到了第二天，二十五万大军全部渡过大海，登上了欧洲大陆。８月，盟军解放巴黎，２６日，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举行正式入城式。
在东线，苏军的进攻也节节胜利，夏天时已开进了东欧和中欧。
从诺曼底战役开始之时起，德国就用他们研制的新式武器（Ｖ１、Ｖ２飞弹）对英国展开大规模轰击以示报复。那是一种自动控制的远程火箭，飞行速度快、航程远、落点距离准确。飞弹对伦敦的损伤甚至远远超过了“不列颠之战”时的空袭。伦敦所有的城、郊地区无一幸免。一支警卫部队的二百名官兵正在作礼拜时，飞弹击中了教堂，他们全部遇难。盟军派空军将设在法国的九十六个发射场全部摧毁后，顽强的纳粹分子又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点设立新的发射场，直到盟军全部占领了法国并把德国境内的研究中心和工厂、供应仓库统统炸光，飞弹的威胁才得以解除。
８月，英、美、苏、中四大国代表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开会，决定成立新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上述四国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薬
随着胜利曙光的呈现，盟友之间意识形态的根本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了。７月２２日，苏军渡过维斯杜拉河，攻至华沙附近。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授权波军司令博尔·科马罗夫斯基将军发动起义，可是，苏联不支持这个亲英政府，它另找了几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一个以贝鲁特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当华沙起义开始后，苏军突然停止了进攻，使德军得以集中力量镇压起义。丘吉尔请求斯大林允许英、美盟军的飞机利用苏军控制的机场向浴血奋战、处境十分危急的起义者们空投军火、物资，但是，他遭到冷酷的拒绝。８月１６日，维辛斯基正式召见美国大使，声明苏联政府绝不与“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经过六十多天的拚死战斗，华沙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一共牺牲一万五千名战士和二十万市民。三个月后，苏军才进入到处都是未掩埋的尸体的华沙。丘吉尔说：“这就是他们对波兰的解放……但这不会是故事的终结。”
由于要战胜共同的敌人，英、美才和苏联结成了伟大的同盟，随着希特勒的末日临近，盟国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必须及时加以协调。为了这个目的，丘吉尔于１０月９日访问了莫斯科。在与斯大林会谈时，丘吉尔趁译员在为斯大林翻译的间隙，随手拿起一张纸片，在上面写下他建议的盟国各自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分配：
罗马尼亚：苏联占９０％，英美占１０％
希 腊：苏联占１０％，英美占９０％
保加利亚：苏联占７５％，英美占２５％
南斯拉夫：苏联和英美各占５０％
匈牙利：苏联和英美各占５０％
丘吉尔把纸片递给斯大林，斯大林看了看，就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勾，又递还给丘吉尔。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比写下来还要快。以后，双方都是守信用的：当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建立共产党政权时，丘吉尔没有阻止；当希腊共产党的起义遭到丘吉尔镇压时，斯大林也没有干涉。
他们对如何处置德国也取得了某种共识。苏联并保证在战胜德国后，稍作准备即开始对日本作战。
然而，在波兰问题上双方形成僵局，英、苏各自支持的那个政权如水火不能相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贝鲁特说：“我们在这里代表波兰提出要求，利沃夫必须属于俄国。这是波兰人民的意志。”而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莱契克则宣称：谁要是同意苏联提出的这条边界，谁“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
下部 铁幕
（１９４５年１月—７月底）
１９４５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盟国一致同意对德国进行肢解和占领。会议还讨论了联合国问题和波兰问题。
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那就是，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保证苏联在大连、旅顺的优越权益和苏联对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的权益。这些条件都意味着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了促使苏联答应出兵进攻中国东北，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由他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这一决定将会对中国历史的演变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丘吉尔在书中声明，英国没有参加拟订这个协定，这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两个人干的。
４月１２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接任总统。丘吉尔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位能与之推心置腹交换意见的盟友。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西方国家与苏联的摩擦不断增长，正是需要英、美两国协调关系并采取一致的战略的时刻。这位老牌的反共分子指的是“苏俄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一种致命的危险”。杜鲁门作为副总统，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以前并不直接参与重大战略的决策，因此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丘吉尔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
３月间，波兰流亡政府的十六名领导人应苏联邀请赴莫斯科参加谈判，但在过境时被诱捕。５月１８日，斯大林公开否认有邀请他们去谈判的事。６月１８日，这些领导人以间谍罪受审，并被判刑。
４月２９日，希特勒自杀。５月７日，德国代表在兰斯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全欧洲一片欢腾，而丘吉尔则忧心忡忡。他看到美国军队正准备复员回国而苏联军队则迅速席卷东欧和中欧，在他看来，一道共产主义的“铁幕”正在欧洲垂下来。５月１２日，丘吉尔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第一次用了“铁幕”这一名词。他建议由他们两人向斯大林发言，安排一次盟国首脑会议，以便研究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
７月，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举行波茨坦会议。他们商讨了波兰问题以及其他复杂、尖锐的问题。７月２５日上午，丘吉尔参加了他在波茨坦的最后一次会议。当天下午，他就飞回英国，等待英国大选的结果。第二天，结果出来了，保守党遭到惨败，下届政府由工党组成。当天丘吉尔向英王递交辞呈，并请英王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由艾德礼负责组成工党政府，并接替丘吉尔赴波茨坦继续与杜鲁门和斯大林会谈。欧洲还留着许多复杂未决的问题，日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但是，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力已不属于他丘吉尔所有。当天，丘吉尔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支持他工作的英国人民表达谢忱。对于他在领导英国取得胜利时被人民抛弃一事，他没有表示怨意，但是，在本书第一卷中，我们找到了他引用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这样一句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二战”结束后，丘吉尔仍领导保守党看守内阁活跃在政坛上，他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反对苏联的“扩张”。
１９４６年，他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说中公开使用“铁幕”一词，这个名词已作为“冷战”开始的标志而载入史册。
１９５１年，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七十七岁高龄的丘吉尔再次出任首相。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后，丘吉尔立即建议伙同美国与苏联新领导举行最高级会议，以寻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办法，但是，当时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是国务卿杜勒斯，他强烈反对与苏联举行首脑会议的想法。
１９５５年４月５日，丘吉尔因年事已高而辞去首相职务，由艾登接任。
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４日晨８时，丘吉尔在伦敦病逝，终年九十一岁。
四
对于丘吉尔，西方绝大多数评论家都毫无保留地给予高度褒赞。1950年，《时代周刊》把他选为“本世纪的伟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对此，我们无意于随声附和。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丘吉尔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概莫能外。我们不可能全面地肯定他，我们只能肯定他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异功绩，关于这一方面，前文中已经充分表述过了。
但是，丘吉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反共。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分析、鉴别。丘吉尔对于自己反共的政治立场从来直言不讳。1941年6月22日，他在声援苏联的那次著名的广播演说中是这样说的：“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1942年，他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提起当年英国对苏联武装干涉的事来，他为了对丘吉尔表示友好起见，说：这不是丘吉尔的责任，而是劳合·乔治的责任。丘吉尔却坦率地说：“我是干涉得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
在撰写本书时，丘吉尔尽管在主观上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如：他对卡廷屠杀事件的描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断定，甚至也没有暗示这桩罪行是哪一方干的），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未能做到。他的鲜明的立场、深刻的偏见处处流露出来。在书中，他不但攻击斯大林，把他和希特勒划等号，而且进一步攻击“两者的政府制度也颇类似”。这不仅十分谬误，而且违反了起码的常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不但有本质区别，并且是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主张民族平等，提倡国际主义，而纳粹主义则是一种以仇恨犹太民族为特征的丧心病狂的民族沙文主义。纵观全书，我们可发现约有二三十处的意义明确的“反共言论”，那些充满仇视、敌意等感情色彩的文字如：匪徒、暴君、魔鬼、阴谋、刽子手……等等，在本书中显得十分刺目和不谐调。应当承认，斯大林的某些作为，如先后与纳粹德国及日本法西斯订约是值得争议的，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伙同罗斯福订立损害中国盟友主权的协定更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决不能以此为由对伟大的共产主义进行诬蔑和攻击。对于上述几方面的错误，相信读者必定会作出应有的评判。
丘吉尔在本书中还有许多错误观点。如：“李顿调查报告”明明是英国向日本妥协的产物，实质上是偏袒日本侵略者的，而丘吉尔却把它说成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
丘吉尔年轻时曾是英帝国殖民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是轻视的，即使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位平等的同盟者，在丘吉尔的眼中仍是不能和英、美、苏平起平坐的“二等公民”。本书中他以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肆渲染英国“单独作战”如何光荣，对此，我们并不想反对，但是，若是说到“单独作战”的话，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至少比英国要早开始两年零两个月（且不说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算起也有八年有零）！无论是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有令世人肃然起敬的光荣业绩：台儿庄、昆仑关、百团大战、平型关……都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左权、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王铭章、谢晋元等无数志士仁人都是我们巍巍中华的民族英雄。但是，丘吉尔在本书中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未作应有的评价。对于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的中国英雄儿女，他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5月10日，四个中国师在昆弄及其上方越过萨尔温江，从而困扰了日军的侧翼。”这种极不公正的偏见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他早年殖民主义心态的潜在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有可能对历史问题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如：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条约”以及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条约”应如何正确评价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掌握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我们是能够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真实的。对于诸如“卡廷”事件等以前研究工作中的“禁区”，我们应该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新材料来修正以前在认识上的局限。在这类问题上，我们似乎不必采用“凡是老丘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老丘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办法。
总之，本书尽管提供了丰富独到的史实和思想材料，尽管拥有非常重大的军事、史学和文学价值，但它并不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而是作者以其独特的身分、立场和观察角度写出的一部有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忆录。为遵循版权法的有关规定和给读者以“完整的本来面目”的原则，我们对原文未加删削和改动。我们深信广大读者能够以正确的目光阅读这部巨著，并且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只有这样，才可望得到更多的收获。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初稿
（丘吉尔诞辰120周年）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修订
本书的铭言
战争时：坚决刚毅
失败时：顽强不屈
胜利时：宽容敦厚
和平时：友好亲善
志谢
在写作本书中，我在军事方面得到亨利·波纳尔爵士中将很大的帮助；在海军问题上得到艾伦准将的帮助；在欧洲和一般问题上得到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迪金上校的帮助，他在我写作《马尔巴罗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也给了我帮助。爱德华·马什爵士在措辞用字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也曾给我很珍贵的帮助，他以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还将在以后继续给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致谢。
序言一
我曾在《世界危机》、《东战线》和《战后》三书中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我必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各卷乃为承前之作。如果本书全部完成，与以上各书合起来，将成为又一次“三十年战争”的记载。
同前面各书一样，我尽力之所及，仿效了迪福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的撰述方法，在那本书中，作者以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为线索，记述和议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我也许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有历史记载以来两次最大劫难的人。不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虽担任负责的、但毕竟还是次要的职位，而在第二次对德战争中，有五年多我是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因此这本书是我以不同的立场和非以前各书所能有的更大的权威来写的。
我的全部公务工作几乎都是我口授秘书办理的。在我任首相的时期内，我发布的备忘录、训令、私人电报和节略，总数几达一百万字。那时每天都得处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所根据的又是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因此，当时逐日逐日写出来的这些文件自然难免有许多缺点。但综合在一起，这就是由一个在不列颠帝国和联邦的战争和政策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在当时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实记载。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或过去曾有过这种关于战争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记录。我并不把它称为历史，因为编写历史是属于后代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称，它是对历史的一个贡献，将对后世有所裨益。
这三十年来的行动和主张，包含和表现了我的毕生努力，我愿人们据此而对我作出评断。我恪守我的一个原则：对于在战争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开或正式发表过意见，或提出过警告，我决不作事后的批评。实际上，我在事后的回顾中，已将当时争论中的许多严峻之词改得温和些了。我记述了那么多我所爱戴和尊敬的人同我的分歧，使我十分难过，但是，如果不把过去的教训提出于未来之前，那就不对了。本书记下了那些诚实而善良的人的行为，但愿不至于有人因此而轻视他们，却不去扪心自问，不检讨自己履行公职的情形，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作为他自己的未来行为的借镜。
不要认为我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说的一切，更不要认为我只写些迎合公众的东西。我是依照我所持的见解提出论证的。我已竭尽所能极其谨慎地核实材料，但是由于缴获敌方文件而有所披露，或有其他新的发现，不断有许多史实公布于世，这就有可能对我所下的结论提供新的东西。在全部情况尚未明了之前，应以当时的确实可靠的记录和用文字写下的意见作为根据。这样做之所以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称。我立即说：“不需要的战争。”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战给世界以重大的破坏，留剩下来的东西，在这次大战中又给毁光了。现在，在亿万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并取得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在比我们曾终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险更为严重的危险之中，这可以说是人类悲剧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
1948年3月
序言二
为新版写几句
趁这次重印的机会，我有可能改正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我感谢那些曾注意到这些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人。同时我必须表示，我十分珍视本书所受到的普遍欢迎。许多人曾给我写信谈及本书，我谨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这次出新版，使出版社得以用较大的字体重新排版，希望这一变动会使所有的读者感到满意。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恰特韦尔庄园
1949年6月14日
本卷的主题
英语民族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
第一卷 风云紧急
上部 从战争到战争
（1919-1939年）
第一章 胜利者的蠢事
1919-1929年
为消灭战争而战——血流干了的法国——莱茵河国界——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对赔偿的无知——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消灭了奥匈帝国——魏玛共和——美国拒绝英美对法保证——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进占鲁尔——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终止——英美裁减海军——共产主义的儿子：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如何容易避免——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胜利者忘记了——战败者牢记于心——第二次大战的道德沦落——原因在于未能使德国废除军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创巨痛深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拼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是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时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是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
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免者。
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
“绝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维莱-布雷顿诺战役的光荣的澳洲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会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啊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
“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将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将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度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的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
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像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
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像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
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澎湃。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量陷于徬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竭的法国。
自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
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①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①古希腊作家（约公元46年-120年）。——译者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者，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
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影子或丑陋的儿子。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共产主义，而纳粹主义则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
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
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①
①引自西格弗里德·萨松。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的登场——劳合·乔治的下台——保护关税政策的恢复——英国第一个社会党人的政府——鲍德温先生的胜利——我出任财政大臣——战债与赔款——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不断改善——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和平的鼎盛时期——平静的欧洲——德国恢复繁荣——1929年的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印度——经济风暴——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失业——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开始被赶出政治舞台——英国的金融动乱——1931年的大选。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分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把这封信考虑了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牺牲，并说我们必须共同进退。这种侠义的精神未能得到党内其他党员的支持，这时保守党觉得自己十分强大，足以独掌国家权力。
保守党以压倒的票数决定和劳合·乔治破裂而结束了联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辞职。早上他们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经和我们一起作战的杰出的保守党人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勋爵，都随劳合·乔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能干的人物：阿瑟·鲍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勋爵。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因患阑尾炎而施行手术，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复知觉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阑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差使。我自认为，我在担任该职时，不论在议会和行政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经因严重的健康原因离开我们的那位博纳·劳先生，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之职。
他所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人物鲍德温先生任财政大臣。首相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而人民也想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在旁协助，再加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很有希望能执政五年。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辞去首相职位而退休，后来病发去世。鲍德温先生继任为首相，寇松勋爵只好在新政府里当外交大臣了。
这样就开始了从1923年起的十四年时期，这也许可以称为“鲍德温-麦克唐纳的统治时期”。这两位政治家，最初轮流迭替，到后来在政治上结成兄弟之谊，共同统治着英国。在名义上，他们代表互相反对的两个政党，代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互相敌对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气味相投，见解一致，方法相同，这确实是我国宪法自有首相一职以来任何两个首相之间从未有过的。奇怪得很，两个人彼此极为投机。拉姆齐·麦克唐纳抱有古老的托利党的许多看法，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拥护保护关税这一点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党内的许多人来，却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更为真诚的代表。
※ ※ ※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显位而目眩心迷。在别人向他道贺时，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劳合·乔治将以保护关税为号召，联合许多与战时内阁同时离职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领导人来分裂政府的多数，甚或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决定先发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说，其结果只是使新选出的议会还没有到期就寿终正寝。他极力表白自己并没有这种图谋；
但若信以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对英国政党政治的深刻认识了。根据他的建议，议会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组阁。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在下院中仅占五分之二稍多的议席，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生才成为大不列颠的第一任社会党人的首相，并且靠了历史较长的两个政党的默许和相互争吵，总算任职一年。英国处在占少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极不安定，政治气氛对自由、保守两个反对党极其有利，以致它们挑选了一个时机，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一举击败了工党政府。于是又举行另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选举结果，保守党所得席数比各党加起来还多出二百二十二席。①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又当上了首相。
这时我颇得保守党的爱戴。在大选后六个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补缺选举中，证明我确实掌握了保守党的力量。我虽以一个独立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竞选，但有许多保守党人为我效劳，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党议员主持其事，他们这样做是违抗党的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机构的本意的。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总数的两万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败。在大选中，我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以一万票的多数重新当选为埃平选区的代表。那时我是不会用“保守党”的名义的。在两次选举之间，我和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接触，但我不认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现在当他获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当他邀请我出任我父亲一度担任过的财政大臣时，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党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后，我个人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只是以我的选民的赞同，重新正式加入离开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和卡尔顿俱乐部。
①保守党四百一十三席，自由党四十席，工党一百五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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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财政部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性问题，便是我们对美国的债务。在战争结束时，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四十亿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主要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把战债一律取消。这样一来，英国至少在纸面上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由于自那个时候以来，币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实上的数字可能还要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办法。1922年8月1日，在劳合·乔治执政时期的鲍尔福照会宣布，美国如不向英国索债，英国也将不向它的债务国索债，不管是盟国或以前的敌国。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声明。1922年12月博纳·劳政府派遣了一个由财政大臣鲍德温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结果英国同意：不论它从它的债务国收回多少债款，英国应付还对美国的全部战债，利息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定引起了熟悉情况的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对首相本人。英国在战争中，也同这次战争一样，自始至终进行战斗，已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个协定，又使英国在今后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须支付出三干五百万镑。不单在英国，就是许多并无利害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也认为这个协定的根据，无论对债务者和债权者来说都是一种严厉的、缺乏先见之明的条件。柯立芝总统说：“他们借了我们的钱，不是吗？”
这句简洁的话虽属真实，但亦未尽然。各国之间的偿付，如果采取运交货物或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偿付的方式只是独断地、人为地要把战时财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项加以兑付，那就势必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这种偿付方式，无论是向一个共享胜利但战创深巨的盟国索取，或者向一个战败的敌国索取，同样都会产生这种情况。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其后不久使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的一个明显因素。
美国新近把关税提高，并且几乎把所有已经采掘的黄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库里去，这使对美国债务的偿还付息更为困难。它强加给欧洲其他协约国的决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较轻而已。这种做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各国向德国加紧勒索。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之辩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又加以重申，并为此而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而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也成为替美国索债的人的话，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债之举实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国并没有产生这种反应，事实上却对这种议论大为不满。美国继续坚持英国必须每年偿还债务，只是减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除了要德国偿付已经削减的赔款之外，又必须和其他协约国商讨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取得每年须向美国国库缴纳的三千五百万镑。于是，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英国三次如数付款，而这笔款又是英国根据修订过的道威斯计划的比例向德国勒索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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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或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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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
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家园，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
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
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①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①引自特奥多尔·勒辛（1933年9月被纳粹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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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当时法国总理赫里欧提出一个建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则德国愿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国也可以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疆界现状的公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法国政府着手同它的盟国磋商。在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这项消息。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行，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提出一个正式的照会。照会宣称，除非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得提出修改和约条件的任何提议。比利时应列入订约国之内；最后，应订立一个法德仲裁条约，作为莱茵兰公约的当然补充。
6月24日，英国下院就英国应采取什么态度举行辩论。
张伯伦先生说明，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也许要确定它同波兰和捷克的特殊关系，但英国将不承担在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各自治领对西欧公约并不热心。史末资将军希望避免区域性协定，加拿大态度冷淡，只有新西兰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在我看来，解决法、德两国千年来的冲突，似乎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把高卢及条顿两大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团结，以防止发生新的纠纷，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赖，使过去的对立消失，则欧洲即可再度兴旺起来。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的。直至今日，我的见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了为各党所尊重的见解，内阁一致对他给予支持。德国在七月间对法国的照会提出答复，接受把西欧公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两件事结合起来，但说明关于普遍裁减军备的问题有先行成立协议的必要。
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八月间，法国取得英国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复德国。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
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就是说，和约的规定，除非或直到经过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将继续有效；德国也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此外，德国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要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暂不解决，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国政府都没有十分坚持，但即使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在光坦如镜的湖水旁边，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
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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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
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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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
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六月七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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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我和鲍德温的分歧从此开始。自此以后，五年前他挑选我为财政大臣而产生的那种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触，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在帝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就像在迪斯累里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已经早就过去了；他并且认为，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再相机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舆论的强烈情绪和大部分选民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他在这上面当然是极为成功的。他是保守党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党务经理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对于这些一般性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作出评判。
我们之间发生断然的决裂，是由印度问题而起的。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以及其后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刚从宽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释放出来的甘地先生，竟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的详细情形，就没有必要在这部书里一一叙述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的关系就破裂了。他对于事态的演变似乎颇为满意，他同首相和总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断然把作为反对派的保守党引导到这条道路上去。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因此不久我便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931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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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尤其是在美国。极端乐观主义纵容了疯狂的投机事业。有人著书证明，经济危机这个阶段已被不断扩大的企业组织和科学所克服了。九月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任还说：
“我们显然已经把我们所知道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结束了。”
但在十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虽然力量最为雄厚的机构进行了干预，也不能遏止恐慌抛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银行筹出了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求维持和稳定市场。
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积累得来的表现为票面价值的全部财富，一旦化为乌有。美国几百万个家庭的繁荣是在信贷膨胀这个庞大建筑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突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银行也用低息鼓励人们从事全国性的股票投机，此外还兴办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家俱、汽车、各式各样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办法等庞大商业系统。所有这些，现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只是在一天以前，成千成万的技师和工人已开始坐小汽车上班，使停车场也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整个社会一直进行着极其活跃的生产活动，制造各种各式的优良产品，供亿万人享受，但在今天，这个社会却陷于工资猛降、失业增加的悲惨境地。美国的银行系统远没有英国那样集中，也没有那么牢固的基础。有两万家地方银行停止付款。人与人之间在货物和服务上的交换方式已被打得粉碎。华尔街的崩溃波及每一个家庭，不论是贫的还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这是曾使美国人民神魂颠倒的美丽憧憬，但不要认为这纯粹是妄想狂和市场狂。任何一个社会从来不曾生产、共享和交换过为数如此巨大、种类如此繁多的货物。如果人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勤劳和技巧，则彼此之间所能增进的利益，确实是无可限量的。然而，虚荣、幻想和贪得无厌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取得的成就，终于把瑰丽的外貌毁坏殆尽。在1929年到1932年期间，紧接着股票市场的崩溃，就是物价惨跌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减缩，从而引起了大规模失业。
经济生活的紊乱产生了世界性的后果。失业和生产的下降又使贸易普遍紧缩。各国纷纷实行关税的限制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这次总危机又带来了尖锐的金融危机，使国内信贷陷于瘫痪。破产和失业遍及全球。麦克唐纳政府曾提出过种种的诺言，但到1930年至1931年，面对着一百万到将近三百万人的失业，弄得他头昏脑胀。据说在美国，失业的人数达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共和国的整个银行业，已陷于混乱并顷刻崩溃。其造成的灾祸，波及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不过在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
一个以攻击资本为其基础的政府或政党，总是难以保持对于像英国那样岛国的高度人为的经济所至关重要的信心和信用的。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完全无法应付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甚至不能运用党的纪律或采取必要的有力行动来使预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已处于少数地位而又丧失了一切财政信心的政府，是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
工党政府之不能应付这次风潮，英国财政信用的突然崩溃，自由党及其有害的平衡力量的瓦解，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联合政府的产生。看来只有由各党组成的政府才能应付这次危机。麦克唐纳先生和他的财政大臣，本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力图引导工党群众拥护联合政府。鲍德温先生一向认为，只要他保持他的权力，别人尽可以担任官职。现在他愿意在麦克唐纳之下服务。他这种态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劳合·乔治先生做手术后还在休养（以他的年龄来说，情况是严重的），于是由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率领大多数自由党人参加了各党联合政府。
我没有被邀参加联合政府。在印度问题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鲍德温发生分裂。我又是一个反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别人一样，也感到有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这个政府之外，既不使我惊讶，也不使我感到不快。
事实上，在政府改组的时候，我还在戛纳绘画。如果那时我被邀参加，我会做出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讨论事实上从来不存在的令人怀疑的诱惑纯属多余。在这年夏季，我曾经同麦克唐纳谈过联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兴趣。但那时我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很为难的地位。我担任内阁官职已有十五年之久，现在正忙于写我的《马尔巴罗传》。对于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漩涡中的人来说，当时的政治戏剧的确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只是有所不便。从1905年以来，在下院开会时我总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来发言，比较方便。我可以把发言稿放在讲桌上，多少给人以即席发言的印象。现在我必须有点困难地在政府席那边的过道后面找个座位，在发言时必须把稿子拿在手里；同其他著名的前内阁大臣们进行辩论时，就只好碰运气了。不过我还是常常得到发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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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选民作出了无愧于英国民族的决定。联合政府在工党的缔造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领导下宣告成立。他们向人民提出了一个厉行节约和要求付出牺牲的纲领。这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当时还不存在战争和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带来的刺激或要求罢了。最严峻的经济政策必须实行。每个人的工资、薪俸或收入必须削减。人民大众被要求投票拥护一个厉行紧缩节约的政府。人民响应了，就像往常当他们激发起英雄气概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政策背弃以前的声明，废除金本位；尽管鲍德温先生不得不停止偿付而且永远也不再偿付美国战债（这些美国战债是鲍德温迫使1923年的博纳·劳内阁向美国偿付的），自信心和信用还是恢复了。新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出来组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而仅仅有五十个他的党内反对派和他以前的追随者当选为议员。他的健康状况和精力迅速衰退；在决定命运的将近四年的时期内，他在越来越衰老的情况下在英国政体的最高地位执政。就在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来了
第三章 潜伏的危险
我在1928年的感想——对未来的战争的毁灭性恐怖——若干战争技术的预言——协约国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憎恨——“安逸的局面是会改变的”——德国的陆军——十万志愿兵的限制——赛克特将军的工作和主张——“第二个沙恩霍斯特”——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撤销——德国的航空事业——违约与伪装——德国的海军——拉特瑙的军备计划——可以改装的工厂——“十年无大战”的规定。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我对于自欧战停战到1922年底英国政府更迭这四年中的情况，写下了一些感想。该书是1928年写的，当时我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
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分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战的头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准备进行的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恐怕1919年的战役会看到杀伤力量的大大增强。假使德国军队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在1919年的夏季，他们恐怕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城市。好几万门大炮将夷平他们的阵线。当时协约国正在进行种种部署，准备在同一时期内把二三十万配有一切必要装备的军队，用每日行驶十到十五哩的机械化车辆，源源不绝地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的防毒面具（这是德国人还没有及时造出的）才能确实防御的狠毒到难以置信的毒气，将使遭受攻击的敌方阵线的全部抵抗陷于窒息，使全部生命陷于瘫痪。当然，德国人当时也有他们的计划。但愤怒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齑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十八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战争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下，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能幸存下来。恐怕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第二次大战更容易防止。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家，是以通常处事那种贯彻始终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惯常具有的常理来处理它们的事情的话，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实力，而不见得要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而又公正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他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令局势逐步发展，终于达到他们最害怕的那个顶端。
现在，我们又面临极其相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国家还再用那种善意的、但目光短浅的做法来对付，那就不免要导致第三次大动乱，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讲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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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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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备，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尊重被迫服从的条约。
……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是暴力所迫的，是无效的。
所以，强行使一个战败的敌人继续处在解除武装的状态，乃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他们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又必须以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原来的敌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第二，他们必须采取旨在使战败国繁荣昌盛的宽大措施，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创造一个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使诉诸武力的诱因逐渐消除。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下面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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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把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来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胜利的协约国，依照劳合·乔治的建议，把德国军队限定为十万人，禁止征兵，但这一点兵力，却成为一个核心，成为一个熔炉，在可能的时候，百万大军便会从那里产生出来。这十万人就是十万个骨干，一旦决定扩充，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尽管如此，劳合·乔治的防止德国重建陆军的计划，不能说是考虑不周到。在和平的时期中，任何外国的监督都不能控制德国奉准设立的十万兵员的素质。问题不在这一方面。德国仅仅为了防守国境，就得需要三四百万有训练的士兵。而要建立一个能够同法国陆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法国的全国规模的军队，不但需要培植骨干，恢复旧日的联队和编制，还要实行国民征兵制度，每年征集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志愿兵、青年运动、警察的扩编、老战友会，以及一切非官方的和非法的组织，都可以在过渡时期中起作用。但如果没有实行普遍的国民兵役，则骨架虽全，总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国实行了几年的征兵，它就不可能建成一支足以同法国军队相抗衡的军队。这里有一条非把凡尔赛和约加以明目张胆的破坏就无法越过的界线。在此之前，可以进行隐蔽的、巧妙的和精细的准备，但总有一天会下最大的决心越过界限，公然抗拒征服者。这样看来，劳合·乔治的原则是对的。假使那时曾运用权力并以审慎的态度来贯彻这个原则，那么德国的战争机器就不可能重新铸造出来。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论在入伍前受过如何良好的教育，也必须在联队或其他单位中至少呆上两年，只有经过了这一个训练时期，才可以把现代陆军所必不可缺的后备军逐渐组成和扩充起来。虽然，法国的人力在上次战争中有大得可怕的损耗，可是它能够有条不紊地、连续地训练每年入伍的士兵，并把受训过的士兵编入后备军籍而成为国家整个战斗人员的一部分。有十五年，德国都没有被允许建立这样的后备军。在这些年中，法国的军事体制却能顺利地训练和聚集起有组织的力量，这支力量是长期不断地武装和训练的结果。德国陆军或许可以培养和发扬它的军事精神和传统，但是它如果要同法国这支力量相抗衡，即使是在梦中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未来德国陆军的机构和核心的缔造者是赛克特将军。早在1921年，赛克特就秘密地在纸上忙于设计一支完备的德国陆军，并且谦恭地为他的种种活动同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辩解。他的传记作者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德军节节胜利时写道，“假使从1920年到1934年间，领导核心只是适合于小规模军队的需要，那就很难进行1935年到1939年的工作了。”例如，凡尔赛条约规定要把军官团的人数由三万四千人减到四千人。德国人用了种种计策来突破这个致命的界线，而且尽管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种种努力，德国还是一步步地推行重建陆军的计划。赛克特的传记作者写道：“敌人曾经竭力要消灭参谋部，并得到国内各政党的支持。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根据它的立场，曾有好几年正确地企图把高级参谋的训练搞得非常落后，使之根本不能建立参谋部。他们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来了解参谋部的军官究竟是怎样训练的，但是我们成功地保守秘密，不论关于体制或讲授的课程，一点也没有泄露。赛克特始终不让步；因为假使参谋部被破坏，那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虽然参谋部的形式已经被破坏了，但它的内容依然保留住……”实际上，有好几千个穿便衣的参谋部军官和他们的助手，以建设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员的名义，集中在柏林，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还有一段透彻的说明：“没有赛克特，今天（1940年）就没有在德国的意义上的参谋部，因为这个组织是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无论军官们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建立起来。概念的连续是为了保证在现实的严重考验中掌握领导权所必需的。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有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多数人的能力是必要的。这种集体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培植成功……在一个小型的十万人组成的军队中，如果将军们不是也变成了小气派的人，就必须建立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还得提倡大规模的体操锻练和军事体育……这倒不是为了训练参谋部，而是要训练一批高级军官。”这些人将能按正规的军事要求来考虑问题。
赛克特认为，必须避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经验中引申出错误的理论。那次战争中的一切教训，都经过透彻的和有系统的研究。拟出了新的训练原则和编订了各种新教程。
一切现有的操典都重新编写，而且不是为那十万兵员的军队而是为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来编写的。为了使协约国查不出来，这些操典的全部项目是用特别的字体印刷的，而且是公开的。但是供内部专用的操典，却是秘密的。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主要原则就是：所有的重要兵种必须密切配合。不但主要的兵种——如步兵部队、摩托化部队和炮兵部队——必须在战术上密切配合；而且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冲锋枪部队、反坦克武器部队、陆军航空兵部队以及其他种种，亦应互相配合。1939年和1940年的战争中，德国各军事将领都认为他们战术上的成功，全仗这种理论。到了1924年，赛克特已能感觉到德国陆军已在慢慢地增加，超过了十万人的限制。他的传记作者说：“不到十年就收到效果了。”1925年，年迈的陆军元帅马肯森为赛克特建成德国陆军而向他致贺，而且并非不恰当地把赛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这个沙恩霍斯特在法国于耶拿之役后占领德国的那几年内，曾秘密组织普鲁士军队来反击拿破仑。“多年的火焰一直在燃烧着，协约国的管制也没有摧毁德国军力中任何持久性要素。”
1926年夏季，赛克特率领各路指挥官带着参谋人员和通信部队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演习。那时没有军队，但实际上所有的将军、指挥官和参谋部的军官，由此学到了许多战争艺术以及指挥一支正规德国陆军的技术问题。一旦时机成熟，这支军队就能够把德国提升到先前的地位。
对在正式编制之外的士兵进行小规模的短期训练，已有好几年了。这些人被称为“黑兵”，即不合法的兵。从1925年起，这些“黑兵”全部由国防部来领导，由国家经费来维持。
参谋部的1925年计划，企图超出条约限制把军队加以扩充和改进，把现有的合法的七个步兵师增加两倍，然后到三倍，但是赛克特的最终目标，是至少要成立六十三个师。从1926年起，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就是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反对。193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翻。直到1933年4月才正式超过了十万兵员军队的编制。虽然它的实力，在早些时候就已经稳步地超过这个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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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迦诺会议后，人们都抱着善意和希望，在这种情绪下，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个虽非无法补救但颇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撤销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而代之以一个由国际联盟主持并经各方面同意的调查方案，只要有一国要求，就可以进行调查。据说这种部署可以作为洛迦诺条约的补充。但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福煦元帅的报告虽然指出：德国业已有效地解除武装；但是必须承认，一个拥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可能永远废除军备的。必须要有若干的预防措施。尽管如此，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还是从德国撤退了。当时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用许多隐蔽的、不显著的方式来破坏凡尔赛和约，而他们无疑地正在制订使德国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书面计划。他们有童子军，有士官团，以及由青年和退伍军人所组成的许多没有武装的志愿队组织。但是不论陆军或海军，任何事情总不能大规模进行而不被发觉。至于实行国民征兵制度，建立空军，或超过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来建造战舰，那就是公然违背德国应守的义务，在任何时候都会在德国业已参加的国际联盟中被提出来。
至于空军，那是更难作明确的规定。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设立空军，所以在1920年5月，德国空军正式解散。赛克特在他的告别命令中说，他希望空军将再度建立起来，空军的精神亦将依然存在。他极力鼓励这样做。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一个由以前的有经验的空军军官所组成的特殊团体。这是瞒着协约国委员会暗中成立的，而且连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让知道。这个团体以后逐渐扩大，直到国防部中各个办事机构或监察机构都有所谓“空军细胞”，而空军人员也逐渐被引进陆军各个单位，成为陆军的干部。民用航空部的部长是一位有经验的战时军官，是赛克特所指派的人；他使民用航空的管理和发展能够配合军事上的需要。这个民用航空部，加上德国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在陆军或海军中加以伪装的空军单位，大部分是由以前的空军军官担任其职务，他们根本没有商务航空的知识。
即使在1924年以前，德国全境就已经有了飞机场和民用飞机制造厂的系统，已有训练飞行员和进行消极防空的教练。
那时已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建立了全国性的滑翔小组网，以鼓励为数众多的德国男女养成“航空精神”。至于准许飞行的民用航空人员在数额上的严格限制，在纸面上还是遵守的，但是这些规则，同许多其他规则一样，都被赛克特蒙混过去了。他得到德国运输部的暗中帮助，为一个有效率的航空工业和未来的空军建立了坚固的基础。在1926年的情绪支配下，协约国还以为过分抑制德国的这些违约行为，未免太伤害德国的民族自豪感。胜利者满以为有了禁止德国成立空军这一条原则界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条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界限。
在海军方面，德国人也是实行同样的掩饰手段。依照凡尔赛和约，德国只准保留小规模的海军，最高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德国就假借种种借口增加人数，超过了限额。各种海军组织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机关之中。赫尔戈兰沿海要塞，虽然按照条约已加以拆毁，但不久又重新修筑起来。潜水艇也私自建造，并在别的国家里训练潜艇的官兵。为了使德皇时代的海军继续存在，为了准备将来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也有重大的进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当他任建设部部长时，就着手大规模地重建德国的军事工业。事实上他曾对将军们说：“他们固然已经毁掉了你们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在下一次战争以前无论如何已成为废物。下一次的战争将用簇新的武器来打，而且，最不为陈旧武器所束缚的军队，将占最大的便宜。”
尽管如此，德国的参谋人员，在协约国管制下的几年中，总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于销毁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用尽一切欺瞒和阻挠的手段来避开协约国委员会的耳目。偷偷进行的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德国的警察，起先对这种行为还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协同国防部积集武器。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作掩饰，成立了一个保管武器和设备的组织。从1926年起，这个组织在德国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种军器的仓库遍布全德国。还有，为了制造供将来生产军用品的机器也采用了极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军用或可以改作军用的车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产之用，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通常商业上的需要。为战争而建立的国家兵工厂，并没有依照凡尔赛条约予以封闭。
一个全面的规划就这样地付诸实行了。根据这个规划，所有用英、美两国建设贷款来开办的新工厂和许多旧工厂，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使之能迅速变为军工厂。他们计划之彻底和周密，可以写成好几部书。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惨遭反犹太的新生的纳粹秘密社团所暗杀。他们切齿痛恨这个犹太人——德国的忠实仆人。1929年取得政权的布吕宁，曾热心而又审慎地继续推行这项工作，所以，当胜利者还因为有一大堆陈旧的军事设备而高枕无忧的时候，在德国，生产新武器的巨大潜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来。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曾经作出决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1924年，我出任财政大臣，曾提请帝国国防委员会将这个规定重新加以审查，但是没有人提议修改。1927年，陆军部建议，1919年的决议，单就陆军方面而论，应该延长为“从现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内。这个建议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认可。1928年7月5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那时我就以接受的态度提议：“各军事部门的预算，应以十年内没有大战这句话为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这个假定，应该每年由帝国国防委员会予以复核。”
我这个提议为各军事部门或自治政府留了后路，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可以由他们按情况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接受这个原则就会使军事部门陷入错误的安全感而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研究工作就会被忽视，鼠目寸光的见解就会流行起来，而牵涉到财政支出的部门尤其如此。不过，一直等到1929年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感到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世界和平看来可以维持，我觉得没有理由作出新的决定，这并不是在事实上证明我有什么错误。直到1939年秋季，战争还没有爆发。在这个局势不稳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阴是够长的。“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麦克唐纳政府才正确地作出决定：可以认为这个假定业已取消了。
在这段时期中，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的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当我们重温1930年到1938年这八年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曾有过那么多的时间。
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不损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我们所缺少了的，绝不是时间。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双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领袖——1923年的慕尼黑暴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问题——希特勒和德军陆军——施莱歇的阴谋——经济风暴的袭击——布吕宁总理——一个立宪的君主政体——军备均等——施莱歇的干扰——布吕宁的下台。
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的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像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作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部下们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愿意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①。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花钱买了一个经营欠佳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
①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译者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这位“领袖”在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分，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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