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战争
张伯伦先生邀请我入阁——9月2日的犹豫——9月3日的宣战——第一次空袭警报——重新主管海军部——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我关于海军事务的知识——1914年和1939年的对照——海军的战略形势——波罗的海——基尔运河——意大利的态度——我们地中海的战略——潜艇的威胁——空袭的威胁——日本的态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战时内阁的组织——张伯伦先生的最初选择——一个老一辈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早晨，我们的所有部队奉命动员。首相请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认为避免与德国作战的希望已经幻灭，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组成的战时内阁来指挥作战。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将会参加。他邀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未加任何评论，便接受了他的提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人选和措施，进行了长谈。
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组成指挥作战的最高执行机构的阁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必然会使人感到太高了。为此，我在午夜以后写信给张伯伦先生：
1939年9月26我们岂不是成了一个老人队了吗？我发觉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个人的年龄总数，竟达三百八十六岁或平均六十四岁以上！仅比领取养老金规定的年龄差一岁！不过，如果你把辛克莱（四十九岁）和艾登（四十二岁）延揽入阁，平均年龄就可以降到五十七岁半。
如果《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不拟参加政府的说法是真实的，我们今后一定会遇到经常不断的批评，以及战争中往往出现的令人沮丧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邀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坚决地参加我们的队伍。艾登对于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党人，以及温和的自由党分子，都有相当的影响。在我看来，利用这种影响也是增加实力的一个极其必要的办法。
波兰人遭受猛烈的进攻，现在已有三十小时了。我听到巴黎方面还有再提照会的说法，深为不安。我相信你最迟在今天下午议会举行会议时，就能够提出联合宣战的声明。
除非海军部采取特别的措施，并在今天发出信号，否则，德国军舰“不来梅”号即将驶出阻截区。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烦。
我在此听候你的指示。①
①见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0页。
9月2日是非常紧张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没有听到张伯伦先生的动静。我想他也许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事实证明确是如此。然而，到了会议开会时，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但很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首相模棱两可的声明，引起了整个下院的不满。当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党反对党发言时，保守党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声喊道：“要为英国说话。”这句话博得了大声喝采。下院的情绪无疑是主张作战的。我甚至认为比我也曾亲自参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样场面，更显得坚决和团结。那天晚上，各党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面我的寓所来拜访我，表示深切的忧虑，唯恐不能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下院准备在第二天下午重新开会，当天晚上，我写给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们的谈话中，据我了解，我将成为你的僚属，而且你对我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这个紧张骚动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虽然，在我看来，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你对我说“大局已经决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为了应付这种非常重要的欧洲局势，方法的变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在中午辩论开始以前，让我知道不论为公还是为私，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我看来，如果工党态度疏远，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很难组成一个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战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努力，以争取自由党参加，而且对于你曾和我讨论过的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议会里有一种观感，即认为我们决心的显然削弱，已经使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我并不低估你应付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我们现在将要自作决定，从而给我们的法国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地组成最强大、最完整的联合政府。因此，我请你在我们再进行一次谈话以前，不要宣布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
正如我昨天早晨写给你信中所说的，我完全听候驱使，并衷心希望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
后来我了解，英国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时30分递交德国，接着在9月3日上午9时，又递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广播，宣布首相将在11时15分发表广播演说。因为这时看来，英国和法国肯定会立刻宣战，我便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我们一生中以及历史上的这个庄严伟大的时刻来说，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广播演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他的话刚说完，我们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陌生的、持久的、凄厉的声响，这种声响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我的妻子跑进房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危急而显得神情紧张，但她对于德国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动，却给予好评。我们俩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顶，看一看外面发生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在晴朗凉爽的9月的阳光下，四面八方的伦敦的屋顶和尖塔，历历在望。
在这些屋顶和尖塔上面，已经有三十或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冉冉上升。我们对于政府这种显然有所准备的迹象，表示满意。我们预料应该有一刻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将要结束时，我们便带了一瓶白兰地酒和其他适用的药品，配备齐全地走到指定给我们的防空洞去。
我们的掩护所，就在顺着大街走过去约有一百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个敞开的地下室，外边甚至没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内。每个人都抱着高兴而又诙谐的态度。这是英国人面临凶吉未卜的前途时所表现的本色。当我站在门口凝视着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拥挤的地下室时，在我的想象中呈现出了这种景象：毁灭与屠杀的场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声；高楼大厦坍塌成为瓦砾土堆；消防队和救护车在隆隆的敌机声下，在浓烟中穿梭往来。我们不是早已听说空袭将是如何的可怕么？空军部当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夸张了空袭的威力。和平主义者曾经设法利用公众的这种恐惧心理，而我们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积极准备，建立一支优势的空军，虽然不承认那种最可怕的预测，但也赞成将它作为对当局的一个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战事初起的几天内，曾预备了两万五千张病床，以供空袭中受伤者应用。至少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估计过低的情况。现在应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形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以后，凄厉声又响起来了。我自己不敢断定这次是否是重复一次警报，但有一个人一路奔来，高声喊道“警报解除了”。我们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们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时开会，不慌不忙地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并作了简短而庄严的祈祷。在议会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辩论结束后，立即到他的房间去。经过最近几天极度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当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议员们演说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觉得内心安详，并体会到一种凌驾于人间事务与个人问题之上的超然感。英国虽然爱好和平和缺乏准备，但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下，瞬刻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旧时英国的这种光荣传统，使我整个身心异常激动，而且似乎把我们的命运，提升到一个远离尘世现实和肉体感受的境界。
我发言时，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心情转达给下院，结果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考虑了我的信；他说自由党拒绝参加政府；他准备让负有行政职务的海陆空三个部的大臣参加战时内阁，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关于平均年龄的见解，并且可以将平均年龄减低到六十岁以下。他说，这样就可以使他邀请我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阁员。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虽然我从来没有提出这点，但我当然愿意主管确定的任务，而不愿高高在上，出谋划策，督促别人工作。一个部长，不论势力多大，如果不主管专部，结果往往如此，颁发训令要比提出建议容易，而有权采取行动，即便范围有限，也比有权参加泛泛的讨论更为适宜。如果一开始首相就要我在参加战时内阁与主管海军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我当然一定会选择海军部。而现在我却二者兼有了。
关于我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正式由国王授职，张伯伦先生只字未提。实际上，直到5日我才就职如仪。但战争初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海军也许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我通知海军部，告诉他们我立即就任，准备在六时到部视事。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①
①1915年丘吉尔主张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进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国。这次战役持续八个月，英法军队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费希尔第一海务大臣引咎辞职，不久，丘吉尔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职务。——译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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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一海务大臣来看我。我在以前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与达德利·庞德相识，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他曾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当时我在议会中对于地中海舰队的部署，作过激烈的抨击。现在我们以同僚的身份相见，而庞大的海军部整个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这就要依靠我们能否保持亲密关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见解了。我们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却友好的眼光看待对方。但从最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便逐渐增长和成熟起来。我对庞德海军上将在业务上的专长和个人的伟大品质，给予适当的估价并加以尊重。在变幻无常、胜负莫测的战争中，我们一同受过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成为更加忠实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当对意大利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时，他竟与世长辞，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军和全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接见海军部各海务大臣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从4日早晨起，我着手处理海军事务。正如1914年一样，在总动员以前，海军已经采取了预防突然袭击的戒备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后备军官与士兵，被征服役。后备舰队，已经人员齐全，从事演习，在8月9日曾由国王检阅过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级的后备人员，也被征入伍。24日议会通过了《国防紧急授权法案》，同时下令舰队开往战时据点；事实上，我们的海军主力在斯卡帕湾已有几个星期了。在舰队奉命实行总动员以后，海军部的作战计划逐步顺利展开；当时虽有某种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舰和反潜艇的舰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样，在面临挑战时，舰队完全能够承担当前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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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了解，我对海军部和皇家海军，有很丰富的知识。从1911到1915这四年期间，在最初局势严重的十个月内，我负责准备舰队的作战事宜，并主持海军部的工作。这四年时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我对舰队以及海上作战，积累了大量详细的资料，并且获得许多的教训。在以后的时期内，我曾对海军问题有过许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这些问题发言。我和海军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触，在这些年中，虽然我是他们的主要批评者，但我暗中参与他们的许多机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工作过四年，因而使我了解关于雷达的最新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已对海军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前面已经提过，1938年6月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曾亲自陪我参观波特兰港的反潜艇学校，以及乘驱逐舰开到海上，参加用“潜艇探测器”侦察潜艇活动的演习。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担任海军部军需署长的已故亨德森海军上将有亲密的友谊，而且当时的海军大臣鼓励我和查特菲尔德勋爵讨论新战舰与巡洋舰的设计，因此，使我对于海军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个全盘的了解。此外，根据已经发表的记载，我对于我国舰队实际的和潜在的实力、组织和结构，以及关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海军的类似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开演说，为了要收到批评和刺激的效果，当然不免着重指出我国海军的弱点和缺陷；就这些演说的本身而言，它们绝没有表达出皇家海军的巨大的实力，也没有表达出我自己对它的信心。如果说海军对于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和意大利作战，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这种说法对张伯伦政府及其海军顾问，不免有失公道。至于如何对澳大利亚和印度作有效的保卫，以防日本同时的进攻，这个问题引起的严重困难较多，但在此时，这种进攻大概不会发生，同时，这种进攻大概一定会把美国卷入漩涡。因此，在我就职时，我感到我所指挥的，无疑是世界海军作战中一支最精锐的舰队；
而且我可以断言，我们会有时间来弥补和平时期的疏忽，并应付战争中同样肯定会发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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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势，绝不是1914年的海军非常局面的重演。当时在我们参战时，主力舰方面，我们与敌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舰的比率是二比一。当时我们动员了八个作战分舰队，包括战列舰八艘，每一分舰队各有一个巡洋舰队及一个小舰队，另外还有重要的独立的巡洋舰队。我高兴地等待同敌人实力较逊、但仍不失为强大的舰队进行全面的战斗。现在德国的海军刚刚开始重建，甚至还没有组成一个战斗阵势的实力。虽然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的两艘巨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吨位方面已经违反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但距离完成日期至少还要一年。他们的轻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经德国人用欺诈的手段从一万吨增加到二万六千吨，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国还有一万吨的“袖珍战列舰”三艘：即“施佩伯爵”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德意志”号，以及装有八呎口径大炮的一万吨快速巡洋舰二艘，轻巡洋舰六艘，以及驱逐舰和较小的舰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舰只方面，敌人绝不能向我们的制海权挑战。在实力和数量上，英国海军同德国相比，无疑占有压倒的优势，而且在科学训练或技术方面，也绝无理由认为它有任何的缺点。舰队除了缺乏巡洋舰和驱逐舰外，始终维持了它惯有的高水平。今后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倒不是如何与敌人作战致胜，而是如何来担负起无数繁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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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海军战略形势的见解，在我到海军部时，已经大体形成了。对于敌人来说，控制波罗的海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取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供应、瑞典的铁矿石，尤其是为了保卫没有设防的德国北部海岸（其中有一处与柏林相距不过一百余哩）以防俄国的进攻，德国的海军必须设法控制波罗的海。所以，我坚信，在战争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德国一定不愿有损它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因此，它可能出动潜艇和袭击商船的巡洋舰，或者派一艘袖珍战列舰，来搔扰我们的航运，但绝不愿冒险牺牲任何为控制波罗的海所必需的舰只。按德国舰队这时的发展来看，它必须以控制波罗的海为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目标。我们为了维护制海权这个主要目标，并坚持我们主要的海军攻势——封锁，在北海方面，当然必须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但是为了监视波罗的海的以及赫尔戈兰湾的出口，似乎无需特别强大的英国海军力量。
基尔运河是沟通波罗的海的侧门，如果对它进行空袭，即便是在短暂的时间内使它不能使用，那也会显著地增强英国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给英斯基普爵士一个节略，讨论这种特殊的作战行动：
1938年10月29日
在对德国的战争中，切断基尔运河，将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就。对这一点，我不准备作详细的说明，因为我认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应该由一个专门技术委员会拟订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并且，在需要时，拟定计划变动的各项细节。基尔运河因为水闸很少而且运河两端的海面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弹加以破坏，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弹，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复。不过如果能在运河内投掷许多附有定时雷管的中型炸弹，有些在一天内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内爆炸，有些在一月内爆炸，因为它们爆炸的时间与地点不可捉摸，这就可以把运河封锁起来，使军舰和重要船只不得通行，直到整个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应的特殊雷管，也应当予以考虑。
鉴于我们不久就要遇到的情况，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词是很值得注意的。不过，当时并没有采取特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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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事爆发时，英国的商船队，总计超过二千一百万吨，数量与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体积较前增大，因此数量较少。然而这个总吨位，并不是全部供给商用的。海军需要各种类型的辅助船舰，大部分必须从最大的定期远洋商轮中征调。所有国防部门都需要供特种用途的船只：陆军和皇家空军需要船只装运军队和装备前往海外；海军需要船只担任舰队根据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种工作，特别是载运油类燃料，供应遍布全世界的各个战略据点。为完成所有这些目标而需要的吨位，总计大约三百万吨，此外，还要加上海外帝国的航运需要。至1939年底，将所得与损失加以平衡以后，英国全部可供商用的船只总吨位，大约有一千五百五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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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并没有宣战。事实已经很明显，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势的变化。在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我们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以前，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认为还是把我们的航运绕道好望角为妙。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实力对德国和意大利海军的联合力量占有压倒的优势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法国舰队为助。法国舰队由于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卓越才能和长期主管，已经取得了最大的实力和效能，这是法国海军从帝政时代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为敌国，则我们的第一战场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以外，我完全反对所有关于放弃地中海、仅仅封锁这个大内海两端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实力，即使没有法国海军及其设防港口的协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舰逐出地中海，并在两个月以内，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海军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国控制了地中海，对于处在敌对地位的意大利，必定会带来严重的损害，这对它继续作战的力量，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它在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将变成折下来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样。法国和我们在埃及的部队，可以随意获得增援，而它的部队即便不致活活饿死，亦将不胜负担，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与苏伊士运河以及法国的属地，就将陷于暴露状态，而招致由德国主持的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如果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在这个战场上能够获得一连串迅速的重大的胜利，则对于对德国的主要战争，一定会产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响。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碍我们在海军和陆军方面取得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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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复职以前，我就十分轻易地接受海军部关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战胜潜艇的看法。虽然在最初许多次对潜艇的遭遇战中，已经证明了“潜艇探测器”的技术效能，但我们反潜艇的办法，毕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我当时曾发表意见说：“在外海，对潜艇应当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则绝对可以控制。今后不免会遭到损失，但它绝不会影响到形势的演变。”这种意见不是不正确的。在潜艇战的第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战还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战前海军部流行的见解那样，我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空袭对于英国战舰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国战舰的阻挠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中，我曾经写道：
“按照我很谦虚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很难判断），英国的战舰，按其现有的武装装备和保护来说，空袭将不能阻止它们充分发挥优势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袭的阻挠作用，虽然过分夸张，但不久便对我们舰队的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空袭几乎立即证明它是可怕的威胁，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几乎全无空防的马尔他岛，成为一个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没有任何英国主力舰由于空袭而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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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敌对行动或企图。日本最关切的，当然是美国。在我看来，美国人自己这时即便尚未卷入战争的漩涡，但要他们消极地坐视日本全面侵占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全部权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变为敌国，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国参加战争，并且可能的话，也许只对日本一国作战，则两者比较，对我们来说，所得多于所失。无论如何，不论远东方面发生任何危险，我们绝不可因而转移对欧洲主要目标的关注。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须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舰队被肃清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驻军并储备着至少能维持六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则在战争爆发时，我并不害怕日本将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远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远离纽约一样。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陆并展开围攻，就得派遣它的舰队的主力，护卫装载至少六万人的运输舰，经过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一旦遭到切断，这种围攻必将以惨败而告终。但只要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越过暹罗湾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实力非常雄厚的空军以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再适用了。不过，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发生的。
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按照战争的先后次序，采取这种行动。看来，日本一旦成为敌国，在它踌躇满志地控制了黄海以后，不大可能从海上派遣一支长征部队去征服澳大利亚并实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能使澳大利亚部队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6）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
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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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
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然而，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起见，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总是尽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时，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够立即酣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天赋。我用这种方法，能够把一天半的工作压缩在一天内办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间暂时愉快地摆脱一切，稍事休息；这种暂时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钟也已经足够使人的精力重新焕发。我对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样上床睡觉，感到遗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报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有时甚至还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遵守这个日常规矩，而且向别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长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时，不妨采取这个办法。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实行，不过，事实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这种办法，甚至更进一步，往往在内阁会议上也入睡了。不过，只要有人提到海军一个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头脑反应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第二十三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只有海战——海军部的作战计划——潜艇的袭击——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对商船的管制——护航制度——封锁——我主持第一次会议的记录——对南爱尔兰港口的需要——主力舰队的根据地——警戒措施不够充分——“捉迷藏”——我访问斯卡帕湾——在尤湾的回忆——“勇敢”号被击沉——巡洋舰政策——第一个月的潜艇战——收获很多的9月——更广泛的海战行动——波兰海军的锐气——罗斯福总统的来信
在希特勒对波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以后，紧接着却出现了一个漫长而沉闷的间歇期。这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惊讶。张伯伦先生在一封由他的传记作者发表的私人信中，把这个阶段称作“晦暗不明的战争”。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4页。
我觉得这个用语非常贴切而又达意传神，所以就用作本书下部的题目。法国的军队并没有对德国展开进攻。它们的动员已经完成，他们在整个前线虽保持接触，却按兵不动。德国人除了空中侦察以外，没有对英国采取任何其他空中行动；同时，对法国也没有空袭。法国政府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空袭德国，认为这会引起德国对他们尚未设防的军火工厂进行报复。
我们只是空投了一些小册子，希望唤起德国人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这种离奇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争局面，使人们惊异不止。法国和英国始终没有行动，同时，在几个星期内，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实力，已经把波兰摧毁或征服了。希特勒对于这种局面，当然没有不满的理由。
另一方面，海上的战斗从战争一开始，便激烈地进行着，因此，海军部便成为事变中最活跃的中心。9月3日，所有我们的船只仍在世界各地航行，执行他们的正常业务。突然间，它们遭到事先妥为分布的德国潜艇的袭击，特别是在英国西面海洋的入口处。当天晚上九时，开往外国的一万三千五百吨客轮“雅典娜”号被鱼雷击中沉没，有一百二十人丧命，其中二十八名是美国公民。这件暴行在几个小时内便传遍了全世界。德国政府为避免引起美国方面的任何误会起见，立即发表一项声明，说我曾亲自下令将一个炸弹放在船上，以炸毁这艘客轮来破坏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在不友好的方面，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谎言。①
①见《纽伦堡文件》，第4编，第267页及以后——“潜艇艇长的供词”。
9月5日和6日，“波斯尼亚”号、“皇笏”号和“里奥·克拉罗”号先后在西班牙沿海被击沉。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船只。
我给海军部的第一个节略，就是关于潜艇的威胁在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规模：
海军情报局局长：1939年9月4日
请给我一份报告，说明今后几个月中德国现有的和将建成的潜艇的实力。请把航行远洋的和小型的潜艇加以区别。对于每种潜艇续航能力的日数和哩数，请分别加以估计。
我立即获悉敌人共有潜艇六十艘，到1940年初可以有一百艘。5日，他们提出了更详尽的答复，这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有长距离续航能力的潜艇，数量极多，可以看出敌人实在有意使其潜艇尽早地在极远的海洋中展开活动。
海军部对于增加我们反潜艇舰只数量的问题，已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尤其是已经做好准备，要征用八十六艘最大的和最快的拖网船，并在船上装备潜艇探测器；拖网船的改装工作已经进行到相当阶段。关于建造大小驱逐舰、巡洋舰以及许多辅助船只的战时造舰计划，也已详细拟定，自从宣战以后，即已自动实行。上一次的大战，已经证明护航制度有极大的优点。海军部好几天来管制着一切商船的行动。要求船长遵守关于航线以及参加护航队的命令。但是因为我们的护航舰只数量不多，所以在敌人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①以前，海军部不得不设法在海洋上采取躲避航行的政策，而且，最初不得不将其护航队限于英国的东部沿海一带，但“雅典娜”号的沉没，推翻了这些计划，此后，我们在北大西洋也采用了护航办法。
①德国的潜艇：
型式
吨位
1939年8月在役潜艇的数量
预期在1939年12月服役的潜艇数量
预期在1940年初服役的潜艇数量
估计的续航能力
里程
日 期
沿海
250
30
32
32
4，000
33，每小
时5浬
远洋
500
10
10
23
7，200
30，每小
时10浬
远洋
517
9
15
17
远洋
712
2
2
—
8，400
35，每小
时10浬
远洋
740
8
13
16
远洋
1，060
—
2
11
10，000
42，每小
时10浬
远洋
1，028
1
（为土耳其建造而未交货的）
8，000
33，每小
时10浬
总计
60
74
99
护航队的组织早已完全准备就绪，并曾召集船主们，就有关他们的防御事项进行经常的磋商。此外，对于各船长已发出训令，指导他们如何应付在战时必然要遇到的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同时，向他们提供了特殊的信号和其他设备，使他们能够参加护航队。商船船员面对着不可预测的前途，抱着果敢的决心。他们不满足于担任消极的任务，却要求武装。
商船使用大炮进行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一向被认为合法的。
武装远洋商船和训练水手，使他们能够自卫，便成为海军部立即付诸实行的计划中的重要部分。迫使潜艇潜入海面下袭击，而不在海面上以炮火袭击，这不但使船只有较大的逃避机会，而且使袭击的潜艇浪费其宝贵的鱼雷，往往徒然消耗鱼雷而毫无所获。由于远大的预见，上次大战中用来对付潜艇的大炮被保存了下来，但防空的武器仍感到极端的缺乏。直到许多个月以后，才给商船提供了充分的防御空袭的装备，但在这段时期中，它们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在最初这段时间就计划在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以内，使一千艘船只至少各有一门反潜艇大炮。这个目的，事实上是达到了。
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航运以外，我们还必须将德国的贸易往来从海上驱逐出去，同时阻止德国的一切输入。我们极其严格地执行封锁政策。一个经济作战部已告成立，负有指导政策的责任，而海军部则主管执行的工作。敌人的航运，正如在1914年一样，几乎立即在公海上绝迹。德国的船只大部分躲避在中立国的港口内，或者在中途被阻截时，自行凿沉。
尽管如此，在1939年底以前，仍有敌人船只十五艘，共计七万五千吨，为盟国所俘获，并由我们加以使用。德国的大邮船“不来梅”号最初躲避在苏联摩尔曼斯克海港内，后来所以能回到德国，还是因为英国潜艇“萨蒙鱼”号完全正确地、一丝不苟地遵守了国际法惯例而放过了它的缘故。①
①这艘潜艇由比克福德少校指挥。他因屡建奇功而被特殊晋级，但其后不久，即随该艇一同沉没，以身殉职。
※ ※ ※
我在9月4日晚上举行了海军部第一次会议。由于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我在下半夜上床睡觉以前，用我自己的措词记下了会议的结论，以便传阅并遵照执行：
1939年9月5日
（1）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当日本毫无动静，意大利虽然态度犹豫不决但仍保持中立时，从大西洋前来英国的海洋入口处，似乎将成为敌人主要的袭击目标。
（2）护航制度正在建立。所谓护航制度，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所有关于对抗在海上从事袭击的巡洋舰或重型军舰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以内。
（3）第一海务大臣正在考虑，将东方和地中海战区所能抽调的一切驱逐舰和护送舰只，派往英国西面的海洋入口处，其目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使护送的舰只增加到十二艘。这些舰只应在一个月的期限内提供使用，直到大量的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开始服役时为止。关于这类拖网船只在10月中可能交货的数量，应当准备报告。至少在最初的交货中，最好不要等待在船上安装大炮，而仅仅依靠使用深水炸弹。等到压力稍微减轻以后，可以重新考虑装炮问题。
（4）贸易司司长应该能够每天就驶近英伦三岛的一切英国船只的内向航行作出报告。为达到这个目的，如有必要，可以增加一间办公室和增添办事人员。应该准备一张尺寸很大的航线图，每天早晨注明距离我国海岸两天——最好是三天——航程以内的一切船只，对每一艘船的指导或管理，必须事先有预见，并加以规定，以便任何一条船，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得到个别处理。这个措施在二十四小时内即将实行，请提出建议以便补充，并在将来改进。同时应当和贸易部或其他有关部门保持必要的联系，并提出报告。
（5）贸易司明天也应当准备计划，规定由大西洋（包括比斯开湾在内）驶来的商船的每个船长或船主，在到达后应由一个有资格的海军人员前往访问。他应以贸易司司长的名义审查航程的纪录，包括曲折航行在内。如有违背或不合海军部训令的情况，海军部人员均应指出；如有严重违背训令的情况，应当给以处分，最重的予以撤职，以便惩一儆百。海军部承担责任，商船船长必须服从命令。关于这个计划的人事和规则，以及适当的处罚条例，均应详细制定。
（6）在目前，商船的航线似乎最好仍由地中海移往好望角航线。但运输军队的船队，不在此限。任何商船，如果就便的话，当然可以参加护航队。但是，这些护航队只能偶尔航行一次，即每一个月或三个星期不得超过一次，而且对于这些护航队，不应当视为保护贸易，而应当视为海军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7）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这个时期内，即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内，除海军作战或驶往埃及沿岸的航行以外，同时要禁止任何船只出入红海。
（8）这种不愉快的局势，在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交货后，将会逐渐缓和。其次，则要看意大利态度的决定。我们不能肯定意大利犹豫不决的态度，在今后的六个星期中便一定会明朗化，虽然我们应当加紧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尽快地促成对我们有利的结果。同时，我们在地中海的重型舰只应采取守势，因此，便可以不再需要它们在逼近意大利沿海一带时所必需的某种驱逐舰保护。
（9）关于德国五艘（或七艘）重型军舰中的任何一艘突然出来袭击，这个问题将成为海军特别严重的事件，需要特别的计划。海军部无法为商船护航队提供护送舰只，以抵抗严重的海上袭击。这些袭击如果发生，只能由主力舰队出动对付，进行海战，主力舰队并将组织必要的搜索舰队向敌人进攻，在未获结果以前，商船应当尽量远离现场为妙。
海军大臣以上述各节提交其海军同僚，请予考虑、批评和纠正，并希望能收到根据上述原则而提出的关于如何行动的建议。
开往国外的商船护航队的组织，几乎立即付诸实行。到9月8日，三条主要航线已开始通航，即由利物浦及泰晤士河驶往西方的海洋，以及在泰晤士河与福思河之间的沿海护航队。在这些港口和在国内外许多其他港口管理护航队的人员，都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并已开始派遣。同时，所有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驶往外国的一切船只，凡未编入护航队的，都奉命驶往普利茅斯和米尔福德两个港口，所有单独的出口航行，全部取消。在海外，组织返国护航队的具体步骤正加速进行。其中最早的一批在9月14日由弗里敦和16日由诺瓦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分别出发。在月底以前，正常的远洋护航队已经开航，出航的船队由泰晤士河和利物浦出发，而驶回的则从哈利法克斯、直布罗陀和弗里敦出发。
我们迫切需要为我们这个岛国提供食粮并发展我们的作战力量，而这时却因为突然不准我们再使用南爱尔兰各港口，而严重地影响了这种需要。我们的驱逐舰数量本嫌不足，而由于这个原因，更严重地削弱了它们的续航能力。
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人员1939年9月5日有关部门的首脑，应该就所谓爱尔兰自由邦的所谓中立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拟出一个特别报告，由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部提交海军大臣。各种考虑都因此而产生：（1）西爱尔兰各港口的爱尔兰不满分子是否可能接济德国的潜艇，情报局的意见如何？如果他们能在伦敦投弹①，难道他们不会以燃料供应德国的潜艇？我们必须保持最大的警惕。
①这是与战争无关的一次犯罪行为（按指爱尔兰独立党人在伦敦投掷炸弹一案——译者）。
（2）因为不能利用贝雷黑文港或其他南爱尔兰的反潜艇根据地，以致增加了我们驱逐舰的航程，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同时也应指出如有这些便利条件我们所能获得的利益。
海军部应该认识到，我们也许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因为爱尔兰的中立问题，引起了政治争端，这是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而海军大臣也不能肯定他能否解决。但应当提出全部情况，以便考虑。
※ ※ ※
在护航制度建立以后，海军第二个重大需要，就是为舰队物色一个安全的根据地。9月5日下午10时，我为这个问题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这唤起了我的许多旧的回忆。在对德国的战争中，斯卡帕湾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据点，英国海军从那里可以控制北海的出口，并执行封锁。在上次大战中，直到最后二年，我国的大舰队才被认为具有足够的优势力量，可以向南移到罗塞斯湾，因为在当地，舰队可以利用一个头等的造船厂。但斯卡帕湾因为与德国的空军基地距离较远，现在显然处于最好的位置，海军部在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选定它作为海军的基地。
1914年秋天，我国的大舰队中突然发生了一种惶惶不安的情绪。大家纷纷传说：“德国潜艇已跟着他们进入了港口。”
当时海军部人士，谁都不信一艘潜在水中的潜艇能穿过进入斯卡帕大湖的错综复杂而且水流湍急的唯一航道。彭特兰海口的潮流湍急，时速约在八或十浬，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有力的阻碍。那时组成大舰队的舰只约有一百艘，在这巨大的阵列中，忽然蔓延着一种疑惧情绪。当时曾有两三次，尤其是在1914年10月17日，警报传出，说在停泊所内发现了一艘潜艇。于是群炮齐放，驱逐舰搜索海面，整个庞大舰队慌忙而又愤怒地驶出海外。最后的结果，证明海军部是正确的。在那次大战中，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克服这条航道的危险。直到1918年，就在战争结束时，曾有一艘德国潜艇企图闯入，但终于在这孤注一掷的尝试中遭到毁灭。尽管如此，关于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我们为了封闭所有的入口并使舰队安心而作出的最大的努力，我却留下了非常鲜明的但并不愉快的回忆。
现在，1939年，有两种危险应该加以考虑：（1）原有的危险，即潜艇的侵入；（2）新发生的危险，即空袭。在会议上，我发现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来防御现代化的袭击方式。这使我感到惊讶。在三个主要的入口处，已装有新型的反潜艇水栅，但这些只是一道铁丝网而已。在斯卡帕湾东面狭窄而弯曲的入口处，所设的防御工事，只有上次大战中放在那里的几艘封港船的残骸，现在增加了二三艘封港船，虽然防御有所增加，但情况仍然使人担忧。鉴于现代潜艇的体积大、速度快、马力强，以前认为波涛汹涌的急流足以阻止潜艇通过这些航道入口的想法，现在已不能使负责方面人士再信服了。我在海军部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的结果是，下了许多命令，要求增加铁丝网的设置和堵塞入口的船只。
从空中来的新危险，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除了在霍伊岛的海军油库和驱逐舰停泊处有两个高射炮中队加以保护外，在斯卡帕湾可以说没有防空设备。在舰队留驻时，在柯克沃尔的附近，有一个机场可以供海军飞机使用，但是没有为皇家空军直接参加防御所需的设备；至于沿海岸的雷达站虽然可以使用，却不完全有效。关于在威克驻扎两个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的计划虽经核准。但这个措施在1940年以前不能实现。我要求一个立即行动的计划，但是我们的防空力量非常紧张，我们的办法极其有限，而我们的容易遭受空袭的地方——包括整个庞大的伦敦在内——又非常之多，因此提出要求太多也是徒然的。另一方面，现在只有五六艘巨舰需要空中的保护，而这些舰只本身也都装有强大的防空设备。为使事情顺利进行起见，海军部准备在舰队留驻斯卡帕湾期间，派遣两个海军战斗机中队驻在当地，以资保护。
最重要的一点，似乎是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将炮队布置完竣，同时，除了照旧采用1914年秋季我们被迫采用的“捉迷藏”政策外，别无他法。苏格兰的西海岸，有许多为陆地所包围的停泊处，只要装好指示铁丝网，加上不断的巡逻，就很容易防止潜艇的袭击。在上次大战中，我们曾经发现一个有效的安全措施，就是躲藏起来；但即便在那时，一架可能由叛徒接济燃料的飞机，在漫无目标的飞行中，由于好奇而进行窥探，也曾经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怖。现在飞机的航程使整个英伦三岛在任何时候都暴露在摄影侦察机之下，所以对于大规模的潜艇袭击或空中袭击，现在都没有可靠的隐蔽方法。不过，要保护的舰只，数量不多，而他们可以经常往来移动，所以，我们在没有其他办法以前，也只能欣然承担这种风险了。
※ ※ ※
我觉得我有责任尽早地去视察斯卡帕湾。自从1938年6月查特菲尔德勋爵陪我到波特兰港反潜艇学校去参观以后，我一直没有和总司令福布斯爵士见面。于是我请假不参加每天召开的内阁会议，带了几个随员，在9月14日晚上，前往威克。以后的两天，我用大部分的时间视察港口入口处以及水栅和铁丝网。我确信这些设备和上次大战时同样完好，并且对它们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重要的增添和改进。我和总司令一同呆在“纳尔逊”号旗舰上，同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不但讨论了斯卡帕湾，而且讨论了整个海军问题。舰队的其余舰只正隐蔽在尤湾。17日，海军上将和我乘“纳尔逊”号到了那里。在我们通过出入口进入大海以后，我发现这艘巨舰并没有驱逐舰护送，大为惊讶。我说：“我以为，即便是一艘战列舰，也至少要有两艘驱逐舰护送，才能驶入大海。”但是海军上将答复说：“当然，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的驱逐舰数量不足，无法实行这种规则。周围的巡逻艇很多，我们不要几个小时就能进入明奇海峡了。”
这一天，像其他的日子一样，非常可爱。一切都很顺利。
到了晚上，我们停泊在尤湾内，那里聚集了我们本土舰队的巨舰四五艘。进入海湾的狭口有好几重指示铁丝网封锁着，而无数备有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的巡逻艇和哨船，正穿梭般地往来。苏格兰壮丽的紫色山峰在四周耸立着，我的思想回到了二十五年前另一个9月，当时我就在这个海湾内访问了约翰·杰利科爵士和他的舰长们，发现他们的战舰排成长列，停泊在港内，正像我们现在一样，听任不可预测的命运的摆布。当时的舰长和海军上将们，大部分都已逝世，或久已退休。现在当我分头访问各舰时，介绍给我的负责高级军官，在很久以前都只是一些年轻的海军上尉或甚至准尉。在上次大战以前，我曾有三年的准备，因而能够同大部分的高级军官相识，并核准他们的任命，但现在，这些都是新的人物和新的面孔了。完善的纪律、风度和举止以及惯常的海军仪式——一切都没有改变，但穿军服的和任职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了。只有舰船，大部分是在我任职期间开始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这真是一个离奇的经验，好像突然回到了前世一样。在我多少年前所保持的地位中，现在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仍幸存至今。但是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危险也仍然继续存在。从海波下面来的危险，因为有了更强大的潜艇而变得更为严重；从空中来的危险，不但能发现你的隐藏地点，并且能做更严重或更有毁灭性的袭击！
18日早晨，我又视察了两艘军舰，由于我在访问中对于总司令建立了绝对信任，我便从尤湾乘汽车前往因弗内斯，再转乘在那里等候我们的火车。途中，我们在炎热的阳光下，在一条闪闪发亮的清溪旁边，共进野餐。许多往事在我的脑海中起伏，使我觉得难以排遣。
“看在上帝面上，让我们坐在地上，
叙述帝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
没有一个人曾在这样一个间隔期内，两度经历同样可怕的路程。没有一个人曾像我们那样感到身在顶峰时所面临的危险与责任，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曾像我那样体会到，当个人威信低落时，如果重要的军舰沉没和事情发生差错，海军大臣会遭受何等的待遇。如果我们真要把往事重新经历一次，我是否还要忍受一次被撤职的痛苦？费希尔、威尔逊、巴登伯格、杰利科、贝蒂、帕克南、斯特迪，①他们都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孤独失群的人，
在空寂的宴会厅里徘徊，
灯火已经熄灭，
花环已经凋谢，
人们已经散去，只他一人还在！”
①以上诸人均系英国著名海军将领。——译者
我们重又不可挽回地被投入最大的、无限的苦难之中，这究竟是怎样的光景呢？波兰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往日的战争热情，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下去；俄国巨人已不再是同盟者，甚至不是中立者，而很可能变成一个敌人。意大利不是朋友。日本也不是盟国。美国会再参加我们这方面吗？英帝国虽然完整，光荣地团结一致，但准备不足，缺乏应战的充分条件。我们仍然掌握着制海权，但在飞机这个新的决定性的武器方面，我们在数量上却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整个前景似乎相当黯淡。
我们在因弗内斯搭上火车，消磨整个下午和夜晚，前往伦敦。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尤斯顿下车时，我看到第一海务大臣在月台上，感到大为惊讶。庞德海军上将的神情极其严肃。
“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大臣。‘勇敢’号昨天晚上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中被击沉了。”“勇敢”号是我们最老的航空母舰之一，但在当时是一艘非常需要的舰只。我感谢他亲自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在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中，这种事是难免要时常发生的。我以前见得多了。”这样，我就回去洗澡，准备另一天的辛勤工作。
从战事爆发，到我们反潜艇辅助小舰队完成，其间有二三个星期的空隙，为弥补这个缺陷起见，我们决定比较放手地利用航空母舰，使它们帮助护送当时驶近我们海岸的大批没有武装、没有组织和没有护航的船只进入港口。这是必须采取的一种冒险作法。“勇敢”号由四艘驱逐舰保护，就是担任这种任务的。在17日傍晚的时候，其中有两艘驱逐舰前去搜索一艘正在袭击一条商船的潜艇。在薄暮时，“勇敢”号转过船身，迎着风以便自己的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它在事先未曾预料的这种航行中，由于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竟恰巧同一艘德国潜艇相遇。在全部一千二百六十名海员中，有五百名被淹死，包括以身殉船的马凯格·琼斯舰长在内。三天前，我们另有一艘航空母舰，即后来变成很有名的英王陛下军舰“皇家方舟”号，亦在同样情形下，受到了潜艇的袭击。所幸鱼雷没有击中目标，而潜艇本身却立即为护卫它的驱逐舰所击沉。
※ ※ ※
在我们海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对付海面上的袭击舰，这种袭击舰不可避免地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正如1914年一样。
9月12日我发出了下列节略：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9月12日
巡洋舰政策
在过去，我们曾企图使用巡洋舰来防止我们的贸易遭到突然的袭击；鉴于必须加以控制的海洋范围如是之大，原则是巡洋舰“愈多愈炒”。在搜索敌人的袭击舰或巡洋舰时，即使是小型巡洋舰亦能发挥作用，就“埃姆登”号一例来说，我们不得不集中了二十多艘军舰，才能将它捕获。然而，如果对巡洋舰政策采取长远的看法，我们似乎有规定新的搜索舰队的必要。假定一个由四艘军舰组成的巡洋舰分队可以搜索八十哩的海面，则一艘巡洋舰在一艘航空母舰的的护送下，就可以搜索到三百哩，如果再将舰只的移动计算在内，应当可以涉及四百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将来的袭击舰是强大的军舰，如果有机会的话，它们深愿同单独的军舰作战。仅仅增加力量薄弱的小型巡洋舰的的数量，绝不是肃清海面上强大的袭击舰的办法。事实上，它们只能听任敌舰的摆布。袭击舰即便最后被它们团团围住，它也会摧毁其中一艘较弱的巡洋舰，突围而出。
每一个搜索舰队，必须具有搜索、捕获和击毁敌舰的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许多优于万吨级的巡洋舰，或把我们自己的万吨级巡洋舰两艘合为一组。这些舰队必须由载有大约十二架或二十四架飞机的小型航空母舰护卫，而它们的排水量则愈小愈好。一个理想的搜索舰队应该包括一艘能制敌死命的巡洋舰或两艘制敌力量不够充实的巡洋舰，加上一艘航空母舰，四艘远洋驱逐舰，再加上二三艘精制的快速油船。组成这种队形的舰队，在海上巡逻时，可以防止潜艇的袭击，能够搜索广大的海域，并能击毁任何发现的单独航行的袭击舰。
在这个节略中所讨论的组织搜索舰队的政策，即创立一种能够扫荡广大海域，并能在搜索范围内制服任何袭击舰的均衡实力，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一章中，还要讨论。后来美国人所采用的特遣舰队制度，就是将这种办法更进一步的扩大，因而对于海战技术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 ※
将近月底时，我认为我最好使下院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4日
关于反潜艇战和一般海军形势，是否应当由我向下院提出较你在演说中所谈的情况更为详细的报告？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作二十五或三十分钟的发言。我以为这是会有好处的。
无论如何，那天我私下接见六十名记者时，他们听了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显然感到很大的安慰。如果你认为这个意见不错，我不妨在演说中声明，我将在以后的讨论中作更详细的报告。我想报告当在星期四提出，因为预算案定在星期三讨论。
张伯伦先生欣然同意。因此，他在二十六日发表的演说中告诉下院，在他演说完毕后，我将就海上战争提出报告。这是我入阁以后，除了回答质问之外，第一次向议会发言。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在宣战后最初的七天中，我们在吨位方面的损失等于1917年（即上次大战中潜艇袭击达到顶点的一年）4月中一个星期所损失的吨位的半数。我们在以下各方面取得了进展：首先，实行了护航制度；其次，加紧武装我们所有的商船；第三，对德国潜艇展开了反攻。“在第一个星期中，被潜艇击沉的船舰共达六万五千吨；在第二个星期中，是四万六千吨；而在第三个星期中，是二万一千吨。在过去的六天中，我们只损失了九千吨。”①我在发言中始终遵守宁可唱低调并避免一切乐观预测的习惯，这是过去沉痛的经验所给我的教训。我说：“人们不应过分重视这些使人安心的数字，因为战争中充满了不愉快的意外。但我们当然可以说，就这些数字而论，我们确实不必有任何过分的失望或惊慌。”
①下面是正确的数字：
英国商船因敌人的行动而受到的损失，1939年9月（括弧中的数字表明船数。）
潜艇 其他原因
（总吨位） （总吨位）
第一个星期（9月3-9日） 64，595（11）
第二个星期（9月10-16日）53，561（11） 11，437（2）（水雷）
第三个星期（9月17-23日）12，750（3）
第四个星期（9月24-30日） 4，646（1） 5，051（1）（海上袭击舰）
总计 135，552（26） 16，488（3）
152，040（29）
此外，中立国和盟国的船只损失共计15艘。33，527吨。
同时（我继续说），我们遍及世界各地的整个庞大的贸易仍在继续着，没有受到阻碍，或发生显著的减少。大批的运输军队的船队，在护送下安全到达目的地。敌人的船舶与贸易从海上被肃清。现在躲藏在德国港口内或被扣留在中立国港内的德国船舶，已超过二百万吨……在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星期中，我们实际截获、占有和改归我们自用的德国商船，比在我们自己商船中所损失的要多六万七千吨。……我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不要得出过分乐观的结论。但事实上，我们在今天下午，获得的国内供应品，确实比没有宣战和没有潜艇活动以前我们所应有的更多。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可以毫不冒昧地说，要把我们饿到屈服，那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
德国潜艇艇长时常竭力使其行为符合人道。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通知我们，并努力设法帮助海员前去港口。一个德国艇长亲自向我发来电讯，通知他刚才击沉的英国船只的位置，并要求派船去营救。他在电报上署名“德国潜艇”。当时我对于如何投送复电，感到有些踌躇，但他现在已经落到我们的手中，受到了一切的优待。
在战争开始头两个星期内所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字，即便以六艘或七艘为最稳妥的估计，①这也是宣战时敌人所有全部潜艇中的十分之一，同时也许是在积极活动中的所有潜艇中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英国对于潜艇的攻势只刚刚开始。我们搜索舰队的实力正日益强大。到十月底时，我们希望搜索舰队的实力能达到战争开始时的三倍。
①我们现在知道，1939年9月中，只有两艘德国潜艇被击沉。
这次费时仅二十五分钟的发言，受到了下院的热烈欢迎。
事实上，它纪录了德国潜艇最初对我们贸易进行袭击的失败。
我所担忧的是将来，但是我们为1941年所作的准备，现在在我们的巨大资源所许可的范围以内，正按照最大的规模尽快地进行着。
※ ※ ※
到了9月底，我们对于海战最初的交锋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满。我感到我已经胜任愉快地接管了这个我所熟悉的而又偏爱的重要部门。我现在了解海军部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以及将来会有什么任务。我知道一切事务的头绪。我访问了所有的主要军港，并会见了所有的总司令。按照创设海军部的特准状，海军大臣“就海军部的一切事务对英王和议会负责”。我确实感到自己应该准备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履行这种责任。
大体上说，9月份对于海军是顺利而又有收获的。我们完成了由和平时期转入战时的这个重大的、微妙的和危险的过渡阶段。一个遍及世界的贸易，突然受到违背正式国际协定的无限制潜艇战的打击，在最初几个星期中是没有办法不受损失的；但护航制度现在已顺利进行，几十艘商船每天离开港口，各自在船尾上安装一门大炮，有时使炮位适于高角射击，同时，派有少数有训练的炮手。装备着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和带有深水炸弹的其他小艇，都由海军部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妥为准备。他们现在参加服役的数量每天也不断增加，并都有经过训练的水手。我们都确信潜艇对于英国贸易的第一次攻势，已经被粉碎，而其威胁亦受到了彻底的和坚强的控制。显然，德国将大量建造潜艇，其数目当以百计，而且，毫无疑问，无数的潜艇也正在造船架上，在各种不同的完成阶段中。我们预料，在十二个月或最多在十八个月中，主要的潜艇战必然会发生。但到那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优先制造的大批新的小舰队和反潜艇船只，当能准备就绪，以相称的和有效的优势给潜艇以迎头痛击。不幸的是高射炮，特别是3．7吋口径的和双筒自动式的，仍感非常的缺乏，只能在几个月后才能改善；但在我们资源所能及的限度内，我们已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保卫我们的海军军港；同时，我们的舰队虽然能够控制海洋，但仍然必须继续采取“捉迷藏”办法。
※ ※ ※
就更广泛的海军作战而论，敌人对于我们的地位还没有做断然的挑战。在地中海的交通经过短期的中断后，我们的船只不久重新通过这个宝贵的走廊来往。同时，输送远征军前往法国的工作亦顺利进行着。“在北方某处”的本土舰队本身，随时准备阻截敌人少数重型军舰的突击。对德国实行封锁的方法，与上次大战中所采取的方法相类似。北方的巡逻线设在苏格兰和冰岛之间，到第一月结束时，运往德国的货物被截获的，共计将近三十万吨，而我们在海上因敌人的行动而损失的有十四万吨。在海外，我们的巡洋舰正在搜捕德国船只，同时保护我们的船只，使它们不受袭击舰的袭击。因此德国的航运完全停顿。到9月底，德国停留在外国港口内不能活动的船只，达到三百二十五艘，将近七十五万吨。因此，落到我们手中的实在不多。
我们的盟国亦有贡献。在控制地中海方面，法国负担了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在本国领海和比斯开湾中，它们也帮助我们进行反潜艇战。而在中大西洋，以达喀尔作为基地的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成为盟国对付海上袭击舰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年轻的波兰海军大显身手。在战争的初期，三艘新式的驱逐舰和两艘潜艇“威尔克”号和“奥泽尔”号由波兰逃出，抗拒了德国在波罗的海的海军，终于到达了英国。潜艇“奥泽尔”号的逃亡真是一首史诗。它在德国侵入波兰时由格丁尼亚港出发，最初在波罗的海驶行，9月15日进入中立港口塔林，把患病的艇长送到岸上。爱沙尼亚当局决定把潜艇扣留，派了一个卫兵守在艇上，并拿走了它的航海图和大炮的尾栓。但它的指挥官毫不沮丧，在制服了看守的卫兵以后，把潜艇驶出港口。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这条潜艇继续受着海面和空中巡逻队的追捕，但是即便没有航海图的帮助，最后仍由波罗的海逃入北海。在北海中，它以微弱的无线电讯，将其假定的位置通知了英国的电台，在10月14日，它被一艘英国驱逐舰找到，并护送到达安全地带。
※ ※ ※
在9月中，我收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感到很高兴。我在上次大战中，同他仅有一面之缘。那是在格雷饭店的一次晚宴上。他年富力强，仪表堂堂，给我的印象颇深，但当时没有机会攀谈，仅略一招呼而已。
罗斯福总统致丘吉尔先生 1939年9月11日
因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深知你的问题由于新的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本质却没有多大的差别。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和我联系。你可以经常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
你在当前这些事情发生以前能将《马尔巴罗传》全书完成，使我感到愉快——这书我已阅读过，深感津津有味。
我迅速地给了他回信，信末署名“海军人员”。这样，我们便开始长期而值得纪念的通信——双方都有近一千封之多，直到五年多以后他去世时为止。
第二十四章 波兰的覆灭
德国的侵略计划——波兰不完善的部署——炮队与坦克的劣势——波兰空军的毁灭——第一星期——第二星期——波兰英勇的反攻——歼灭战——苏联的出兵——华沙电台沉默了——现代的闪电战——我在9月21日提出的备忘录——我们当前的危险——我在10月1日的广播演说
这时候，我们围坐在内阁的会议桌旁，眼见一个弱国，按照希特勒的方法和蓄谋已久的计划，几乎就像由机械操作那样迅速地遭到了毁灭。波兰三面遭受德国的进攻。侵犯的军队，共计五十六个师，其中包括所有它的九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第三集团军（八个师）从东普鲁士向南进攻华沙和比亚威斯托克。第四集团军（十二个师）奉命从波美拉尼亚出发，消灭但泽走廊的波兰军队，然后再沿维斯杜拉河两岸向东南行动，进攻华沙。面对波森凸出点的边境，由德国后备部队防守，但在他们的右翼一直向南，则是第八集团军（七个师），该军的任务是掩护主攻部队的左翼。担任主力进攻的是第十集团军（十七个师），奉命直攻华沙。再向南一点，是负有双重任务的第十四集团军（十四个师），第一个任务是占领克拉科夫以西的重要工业区；第二个任务是如果主攻前线顺利进展，它就直攻波兰东南部的伦贝格（即利沃夫）。
所以，德军对于边境的波兰军队准备首先予以突破，于是再以两个钳形攻势，把它们压服包围起来；第一个钳形攻势是从北方和西南进攻华沙；第二个钳形攻势，也就是范围更大的，是由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前进的第三集团军与攻占伦贝格以后的第十四集团军会师所组成的。这样，从对华沙钳形合围中逃出的波兰军队，进入罗马尼亚的退路就被切断。德国出动了一千五百多架新式飞机，在波兰上空进行狂轰滥炸。它们的第一任务，是要压倒波兰空军，第二步再协助战场上的陆军，此外，再袭击军事设置以及所有的公路与铁路交通。同时，它们也要把战争恐怖散布到四面八方。
波兰军队在人数与装备方面，都远非入侵部队的敌手，而且它们的部署也不明智。它们把所有的部队都散布在它们本国的边境一带。同时它们也没有集中的后备部队。它们既采取自大和傲慢的方式反抗德国的野心，却又害怕人们责备它们挑衅，不敢在适当的时机动员，来对付向它们周围大量集中的敌军。当时波兰军队已经做好或将要做好作战准备以应付最初的突然袭击的，共有三十个师，只占现役军队的三分之二。形势变化的迅速，和德国空军的猛烈阻挠，使波兰其余的军队无法在整个前线阵地被突破以前赶到增援，而只是卷入了最后的崩溃。因此，三十师波兰部队，面临着比它们数量几乎多一倍的半圆形大包围，而在它们自己后面，却毫无支援。而且，它们还不仅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它们的大炮远不如敌人。它们只有一个装甲旅，却要应付当时被称为德国装甲部队的九个师。它们共有十二个骑兵旅，英勇地抗击成群结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可是它们的大刀和长矛，却不能损害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它们所有的九百架第一线飞机，其中或许有半数是新式的，遭到了敌人的出其不备的袭击，多数还没有飞上天空，就已经被摧毁了。
德国军队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在9月1日出动，它的空军首先出动袭击波兰飞机场上的波兰空军中队。在两天之内，波兰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歼灭。在一个星期内，德国军队已深入波兰。波兰军队在各处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归无效。所有边境上的波兰军队，除了在波森两翼已深深陷于包围中的兵团外，都被驱向后退。在罗兹的兵团，被德国第十集团军的主力截成两段，一部向东退到拉多姆，另一部被迫而向西北撤退；德国的两个装甲师，就穿过这个突破口，直扑华沙。
在更北面一点，是德国第四集团军，它到达而且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折而沿着河流扑向华沙。只有波兰北部的兵团，能够阻止德国第三集团军的进攻。可是不久，他们就被包抄，不得不退到纳雷夫河，防守河岸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相当坚强的防线。这就是闪电战第一个星期的结果。
第二个星期的特点，是剧烈的战斗，结果名义上约有二百万人的波兰军队，溃不成军，不再成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在南方德国第十四集团军继续推进到桑河。曾经退到拉多姆的四个波兰师，就在这支军队的北面被包围歼灭。第十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师冲到了华沙郊外，但是因为没有步兵跟随着，遭到华沙市民组织起来的殊死抵抗，不能有所进展。华沙的东北是德国第三集团军，从东面包围华沙，其左翼纵队到达了距离战争前线有一百哩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波兰军队，就是在对华沙的钳形攻势的合围下进行搏斗而牺牲的。在波森的波兰兵团，和由于德国军队猛攻而自索恩和罗兹撤退的几师人会合，现在总数共有十二个师。德国第十集团军由比较薄弱的第八集团军作掩护，突过这支波兰部队的南翼，涌向华沙。虽然实际已被包围，波兰的波森兵团司令库特尔齐亚将军，决定向南进攻德军主力的侧翼。这次英勇果敢的波兰反攻，即所谓“布祖腊河之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不仅吸住了德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一部分第十集团军，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华沙的目标，甚至从北方吸引来第四集团军的一个兵团。波森兵团，在所有这些强大的军队的进攻下，在毫无抵抗的空中轰炸的强大压力下，维持它们的永垂不朽的光荣战斗达十天之久；最后，在9月19日这天全军覆没。
同时，外圈钳形围攻的部队已经会师合围。第十四集团军在9月12日到达伦贝格的外围，向北进击，在17日和越过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第三集团军部队会师。现在已经团团合围，没有一线之路可供离散的及敢于冒险的人逃脱了。20日，德国人宣布，维斯杜拉河之战，“是自古至今最大的歼灭战之一。”
现在轮到苏联来采取行动了。他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就要具体地表现出来了。9月17日俄国军队蜂拥地越过了几乎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在一个广阔的前线地带，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猛进。18日，它们占领了维尔纳（维尔纽斯），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它们的合作者德国军队相会。在上次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违背他们和西方协约国所订的庄严协定，就在此地单独和德皇时代的德国媾和，并且屈辱地接受了德国严酷的媾和条件。而现在俄国共产党人，竟和希特勒的德国，就在这个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方，握手言欢。波兰的覆灭以及它全部被征服的过程，进行得很快。
可是华沙和莫德林尚未被征服。华沙的抵抗，主要是由于民众激昂的爱国情绪，真是伟大悲壮，但却毫无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猛烈的空中轰炸，以及许多从平静的西线，通过东西向的主要公路，迅速调来的重炮队的疯狂的炮击，华沙电台终于停止播送波兰国歌，而希特勒便进入了这个一片废墟的城市。莫德林是维斯杜拉河下游二十哩的一个要塞，曾经收容了索恩的兵团残部，继续苦战，直到28日为止。于是，在一个月中，一切都告结束。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就这样陷于残酷的桎梏之中，而对它施加这种桎梏的人们不仅要征服，而且要奴役，甚至要消灭它的广大人口。
我们已经看见了现代闪电战的一个完整的标本；看见了陆军与空军在战场上的密切配合；看见了对于一切交通线及任何可以成为目标的城镇所进行的猛烈轰炸；看见了活跃的第五纵队的身手；看见了间谍和伞兵队的任意使用。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批装甲部队势不可挡地向前冲锋陷阵，然而，波兰人却不是忍受这种苦难的最后一个民族。
※ ※ ※
苏联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它们和希特勒商妥的界线为止，到了29日，苏德两国瓜分波兰的和约正式签字。我仍然确信苏德之间有深仇大恨，并相信这种仇恨绝难消释，而且我始终希望，苏联一定会由于局势的逼迫而倒向我们方面。
因此，对于苏联这种无情残暴的政策，我虽然感觉十分愤慨，而且在内阁中，在我周围的人们虽然情绪激动，但我仍保持冷静。我对苏联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他们不承认任何道德准则，只顾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至少他们对于我们并没有承担任何义务。此外，在有关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我们的愤怒，必须服从于击败当前的主要敌人这一目标。我决心对他们可憎的行为，进行最好的解释。因此，我在9月25日致战时内阁一文中，用冷静的口气说：
虽然俄国人由于在最近的谈判中表现出最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应该受到谴责，但伏罗希洛夫元帅曾经提出，如果俄国作为波兰的盟国，俄国军队应该占领维尔纳（维尔纽斯）和伦贝格，这个要求，是一个完全正当的军事要求。但它却被波兰拒绝，拒绝的理由，虽是很自然的，但现在看来，却不够充分。结果，俄国以波兰的敌人的地位所占领的界线和阵地，正是它当初作为一个极不可靠的和被猜忌的朋友可能占领的那些地方。事实上的差别，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俄国人动员了极大的军队，而且已经显示出他们自己能够从他们战前的阵地迅速地向无数方推进。他们现在已和德国在边界相对峙，而德国要想不防守这个东部战线，是绝不可能的。它必须留驻一支庞大的德国军队加以防守。据我了解，甘默林将军估计这支军队至少有二十个师，但很可能它有二十五个师，甚至更多，因此，一个东部战线是可能存在的。
但是，很可能，一个对于俄国、英国和法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东南战线也会建立起来。这只北极熊的左掌已经堵住了由波兰到罗马尼亚的通道。俄国对于巴尔干国家的斯拉夫民族有着传统的利害关系。德国人到达黑海地区，将成为对于俄国的一个极大的威胁，而对于土耳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这两个国家当然要共同努力来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这正直接地满足了我们的愿望，而且也绝不会同我们对土耳其的政策发生抵触。俄国很可能要强占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
但这并不一定就会同我们的主要利益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的主要利益是要制止德国向东南欧发展。罗马尼亚在上次大战期间，获得了重大的利益，因为协约国的胜利使它免于彻底的失败；如果在这次战争结束时，它仅仅丧失了比萨拉比亚及多布鲁加的南部地区，它就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为了巴尔干集团的利益，它应该乐意地将多布鲁加让与保加利亚。就现在所能作出的判断来说，俄国的行动所产生的反应，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南斯拉夫，是有利的。因此，除了一个可能的东部战线外，一个可能的东南战线也会建立。它将形成一个新月形，由里加湾直到亚得里亚海之滨（也许从那里继续延伸，越过勃伦纳到达阿尔卑斯山脉）。
我们当然非常愿意所有这些国家一同攻打这个唯一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随着时间的转移，这种可能性不应该加以排除。如果德国经过匈牙利攻打罗马尼亚，或退一步说，如果它攻打南斯拉夫，上述的可能性很快就要实现。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建立这个战线，增强这个战线，而且在这个战线的任何部分遭到袭击时，努力使它同时行动起来。看来，这种政策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政策意味着要同俄国重新建立关系，正如外交大臣已经很快地预见的那样。同时，这种政策也要求我们必须遵循首相宣布的下列政策；我们自己不要承诺对任何特殊领土问题的解决，而集中英法两国的全部努力以粉碎希特勒主义，同时要保证“德国的恐怖”在将来很长的时期内，不会再重新落在西方民主国家身上。最后一点，对法国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非常确切地体现在首相的这段话中：“我们的总目标……就是要把欧洲从它对于德国侵略所抱的那种永久而反复出现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并使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保持他们的自由与独立。”这种说法应当经常而普遍地加以宣传。
根据这些总的估计，我们如何处理同土耳其的谈判，就比较容易考虑。我不认为，处理这个问题就像当初传说希特勒将用二十八个师等等去侵犯罗马尼亚的时候那么急迫。现在看来，那个家伙由于受到警告而不去从事他在东线的事业了；不过，他当然会随时重新使用他的威胁，而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利害问题，即使得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和东部战线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因此，缔结土耳其条约，似乎是最重要的。①
①见附录（11）
倘若最后局势的变化是希特勒在东线受到阻碍（当然，这点在现在还不能确定），在他面前有三种抉择：
（1）对西线发动主力进攻，这个进攻可能取道比利时，而且顺道占领荷兰；
（2）对英国工厂和海军军港等，或许对于法国飞机制造厂，展开猛烈的空袭。
（3）首相所说的那种“和平攻势”。
按我个人意见，我相信只有在德国在比利时和卢森堡边界对面集中了至少三十个师，上述第（1）点，才可能发生。
至于第（2）点，那个家伙似乎很可能采取这种做法；不过，他也可能不这样做，或许他的那些现在看来更有威权的将军们不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害怕空袭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大屠杀，因而同英国结下了血海深仇，也许将美国也卷入漩涡。至于第（3）点，如果他没有尝试第（2）点，那么，看来，我们的责任和政策应该是：拒绝一切能使他摆脱困境的方案而让他在冬季自作自受。与此同时，我们加速武装自己并组成我们的同盟。因此，总的前景似乎远比1914年的秋天有利，因为当时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已被占领，而俄国在坦嫩堡又一败涂地。
但是上述第（2）点始终未被排除。这是当前令人不安之处。
10月1日我在广播中又说：
波兰再一次遭到了两个大国的侵略。这两个大国曾经同其他大国一起奴役波兰达一百五十年之久，但却不能摧毁波兰民族的精神。华沙的英勇抵抗，表明波兰的灵魂是不可毁灭的，表明它正和一块岩石一样，暂时间固然可以被浪潮淹没，但终究会显露出来，仍旧是一块岩石。
俄国实行了一个冷酷的利己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军队以波兰的友邦和盟国的地位，而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驻守他们现在的阵线，但俄国军队所以要驻守在这个阵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里有了一道防线，而且是纳粹德国不敢贸然进攻的一个东部防线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谜中之谜，但是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如果这样做，则将违背俄国历史性的生存利益。
首相对我的言论，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写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刚才正在听温斯顿发表一篇非常出色的广播演说。我的见解和他完全相同。我们相信俄国永远会按照它自认为是本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行动。绝不能相信，它会认为德国的胜利以及接踵而至的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是对它有利的。”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5页。
第二十五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我们每天的例会——为英国建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我们的重炮——我9月10日致首相的信——9月10日给军需大臣的信及其复信——需要一个海运部——我9月15日致首相的信——他9月16日的复信——关于军火与人力的其他信件——我9月24日给财政大臣的信——节约运动——探求一个海军攻势——波罗的海——“凯瑟琳女皇”计划——强行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航道的计划——技术和战术的各个方面——战利品——第一海务大臣的意见——科克勋爵的任命——计划的进展——空军的否决——新的造舰计划——巡洋舰——驱逐舰——数量与体积——长期与短期的政策——加速计划的实施——需要防空战斗舰分队——“皇家君主”号级的军舰的浪费——我设立我自己的统计处
战时内阁及其额外的阁员，会同海陆空三军参谋长和若干秘书，于9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后我们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我想不起任何时期有过这样热的天气——我做了一件黑色羊驼毛上衣，里面只穿一件亚麻布衬衫。这真正是希特勒侵犯波兰时所需要的气候。波兰人在防御计划中指望依靠的几条大河，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涉水而过，而且地面坚硬结实，坦克和各种车辆都可以往来。每天早晨，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都站在地图面前，提出长篇的报告和评价，不久，我们心中都明白波兰的抵抗必将迅速地被粉碎。我每天就海军部方面的情况向内阁提出报告，内容通常是关于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英国商船清单。拥有四个师兵力的英国远征军开始向法国移动，空军部因为不准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而感到遗憾。在其他方面，所处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关于国内防务的，当然，在外交方面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和意大利的态度以及在巴尔干半岛应采取的政策。
最重要的步骤，是设立地面部队委员会，由当时的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任主席，其任务是，就我们应该建立的军队的规模和组织，向战时内阁提供意见。我是这个小型机构的委员，这个机构在内政部开会。仅仅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听取了将领们的意见以后，我们就一致同意应该立即开始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同时并应立即设立各种军火制造厂，各种工厂，以及为支持军队作战所必需的各种军需供应。当时希望到第十八个月时，上述计划的三分之二，即一个相当庞大的军队，已经派往法国，或者至少亦要能够适于作战。在这方面，塞缪尔·霍尔爵士很有眼光，并积极进行一切活动，我始终支持着他。另一方面，空军部担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及其供应，会过多地占用我们的技术工人和人力，以致影响他们执行为在两三年内建立一支强大无比的、占绝对优势的空军而制定的庞大计划。首相深受金斯利·伍德爵士论证的影响，对于要同意建立如此庞大的军队，以及因此而必需的种种条件，感到踌躇不决。战时内阁为了这个问题，意见发生分歧，直到一个多星期以后，才作出决定，同意采纳地面部队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的意见，或者不如说是同意了这个目标。
我觉得我既然是战时内阁的一员，就必须采取全局观点，因此始终把我自己主管部门的需要放在服从主要计划的位置。我热切希望建立一个能和首相取得一致立场的广泛基础，并且也渴望能将我在以前曾经身历其境的这个领域中所积累的知识提供他利用；在他的善意的鼓励下，我在各种问题发生时，先后写了不少信给他。我不愿在内阁会议中和他发生争执，而一直宁愿以书面提出意见。差不多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见都能一致，虽然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颇具戒心，但我很高兴地说，随着时光月复一月地过去，他对我的信任和善意似乎日益增加。他的传记作者，曾对这一点加以证明。此外，我也写信给战时内阁的其他阁员，以及在部务或其他事务方面与我有交往的其他大臣。战时内阁很少单独开会，往往总有秘书或军事专家列席，因而它的工作不免受到妨碍。战时内阁是一个认真而有效的机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紧密地团结一致，彼此间自由讨论，不拘形式，也不作记录。这方面的好处确实很大。这类会议，对于正式会议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正式会议上，一切事务得到处理，决议予以记录，作为行动的准绳。这两种程序，在处理极其困难的事务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上次大战期间担任军需大臣时，曾造了大量的重炮，我对于它们的下落，极为关切。这类武器，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制成，但不论为了防守或进攻，一支军队如有大量的重炮可以利用，则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劳合·乔治先生在1915年和陆军部发生的争执，而且也记得，由于要建立一个能占优势的极重炮队的问题而引起的种种政治骚动，以及嗣后发生的事件如何证明了他的见解的正确。陆地战争的性质，在八个月以后，即在1940年间终于显示出来时，事实证明是和1914至1918年间的陆地战争截然不同的。但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大炮在本土防务方面，却满足了重大的需要。我在这时，想起了这个埋藏着的宝库。如果我们把它忘却了，那真是太蠢了。
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事务，我写信给首相：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有几点意见，想私下向你提出，希望不要介意。
（1）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首先发动轰炸，但法国军队作战的临近战区不在此限，因为我们对于法国军队的作战区当然要给予援助。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我们进行战争时，应该使它符合比较人道的战争观念；在加强严酷的和激烈的战争手段方面，尽管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难于避免的，但我们绝不能先德国而实行，必须等它做了以后，我们再做。时间每过一天，就会使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得到更多的隐蔽所，再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拥有的比较安全的避难所，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得多。
（2）你应该知道人们向我们提出的关于我们小型远征军现况的批评，说他们缺少坦克，缺少有训练的堑壕炮支队，尤其是重炮队。如果证明我们真是缺乏重炮队，那么，这种批评确是公正的……在1919年战争停止后，我任陆军大臣时，我曾下令将大量的重炮贮存起来，涂上油并妥为保管；我也记得在1918年，曾应总司令部的请求，为了支援军队在1919年进入德国，建造了两尊十二吋口径的榴弹炮。这两尊炮并未用过，但在当时确实是最优良的武器。它们不是轻易可以失掉的东西……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第一，应看一看我们家里还有些什么；第二，应立即加以修理，并制造新式炮弹。
就这种笨重的武器来说，我在海军部也许能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对于一切笨重的东西，当然是最能胜任愉快的……。
（3）你也许愿意知道我改订海军新造舰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我建议除了最初的三艘或许四艘新战列舰外，所有的造舰工作全部停止，现在对于在1942年以前不能参加作战的舰只应暂时放弃。这个决定，应在六个月后重行加以考虑。由于这种变更，我才有余力来帮助陆军。另一方面，我应该竭力促进关于建造较小的反潜艇舰队的工作。这一类的舰只，数量极其重要。有许多舰艇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但如果一想到我们在1940年夏季就可能遭遇二百到三百艘潜艇的袭击，那么，这些数量可是绝对不够用的……。
（4）关于军队的供给以及它和空军的关系，请原谅我将我曾经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而非老师传授的经验和知识提供给你参考。军需大臣现在根据五十五个师的基础来制定计划，这个计划不会使空军部或海军部蒙受不利，因为（1）关于确定地基和建筑工厂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不需要技术工人去干好多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挖掘地基、铺上混凝土、砌砖墙、抹泥灰、敷设阴沟等工作，只要普通的建筑工人即可；
（2）即便你为了其他的要求而不能在二十四个月以内成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你可以将时间变更为三十六个月或甚至更长，而不会改变原有的规模。另一方面，军需大臣如果在开始时，没有制定庞大的计划，那么，到了现有的工厂不得不扩大时，必将发生令人烦恼的耽搁。最好是让他制定大规模的计划，同时用变更时间因素的方法，来保证空军和陆军的需要。一个工厂造好了，在不需要时，可以不加利用，但如果工厂并不存在，那么，到了需要你作进一步的努力时，便将束手无策了。只有在这些大工厂开工以后，你才能获得充分的效果。
（5）直到现在（中午）为止，没有接到关于船舶被潜艇击沉的新报告，换言之，我们在最近三十六小时内并无损失。
也许潜艇都去度周末了！但我却把时间消磨在准备挨打之中。
然而，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转的。
我也写信给伯金博士：
海军大臣致军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在陆军部时，我曾发过详细的指示，要求将大量的重炮上好油，贮存起来。现在似乎这些重炮已经被发现了。据我看来，你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握住这些物资，尽量优先加以修理，并制造重炮弹。在重炮弹方面，海军部或许能够帮忙。如需要帮助时，请直接提出。
他给我的复信，使我非常满意：
军需大臣致海军大臣 1939年9月11日
自从1938年9月的危机以来，陆军部一直关心你来信中所提到的超级重炮，并准备加以利用。九点二吋口径大炮和十二吋口径榴弹炮的炮身和炮座，实际上在1月份即已开始修理。
这些重炮在1919年贮存时，工作作得很仔细，结果证明，它们在大体上情况良好。但其中有一部分配件已经损坏，必须更换新的，这种工作在本年度内已在继续进行。在本月中，我们必定可以使一部分重炮修理完毕，我对于这项工作，当然给予最高的优先处理……
我对于你的来信非常感激。当你知道根据你的建议，已有许多工作完成，你一定会很高兴。
※ ※ ※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每个人都说应该有一个海运部。今天我们和船主们举行会议时，船舶商会会长竭力向我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部门。贸易大臣要求我和他联名提出申请，这样，当然就会削减他自己的任务。我可以断定议会中也会有这种强烈的要求。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极有价值的。它的作用有三方面：
（1）使海运按照内阁的战时政策和局势的迫切性，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和节约。
（2）规定并组织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在1940年夏季，也许将发生潜艇的袭击，我们预计会损失大量的吨位，因此，大规模造船计划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这当然应该包括关于建造混凝土船只的研究，以便在缺乏钢铁期间，可以减少我们对钢铁的需求量。
（3）照顾、慰问和鼓励商船船员。他们在被鱼雷袭击而获救以后，仍须不断地出海工作。在这种战争中，这些商船船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力的因素。
贸易大臣已告诉过你，如果要将他主管的部中有关机构分离出来另建立海运部，那就需要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我认为允许有这种过渡时期，是很明智的。在新的大臣人选决定和公布以后，他亦必须罗致必要的僚属，并逐渐接管贸易部的有关机构。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也很重要，即政府应该在受到议会或航运界方面的压力，和听到人们振振有词地反对现行的制度以前，就先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立海运部。
※ ※ ※
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后，这个部成立了，并在10月13日予以公布。张伯伦先生选定吉尔摩爵士为首任部长。一般的批评认为，这个选择很不恰当。吉尔摩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苏格兰人，并且是一个著名的议员。他在鲍尔温先生和张伯伦先生的政府中，都曾任过阁员。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任职没有几个月便去世了，后来由罗纳德·克罗斯先生继任。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因事外出，要到下星期一才回来。我想把我现在对于主要形势的看法，提供给你参考。
我认为在这个季节的晚些时候，德国人绝不会企图在西线发动一个攻势……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计划，显然是继续向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推进，以至黑海为止，他也许已和俄国取得某种谅解，从而俄国可以取得波兰的一部分并收复比萨拉比亚……。
在这冬季的几个月中，希特勒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和东邻结好，取得可靠的给养，从而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断获胜的奇观，并深信已经削弱了我们的封锁。所以，我认为在他还没有把东线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加以搜刮以前，他不会在西线发动进攻。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主张我们应在西线准备一切，以资自卫。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比利时能会同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采取必要的警戒。同时，在比利时后面的法国边境上，应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日夜修建防御工事。在这个纵深的防御体系中，尤其应注意防御坦克的障碍物，例如：
竖立铁轨，挖掘深壕，树立混凝土桩，有的地方并应埋设地雷和准备可以立即淹没敌人的洪水等等。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三四个德国装甲师，可以发挥极大的进攻力量，对于这类攻势，必须要有障碍物，加上沉着应战的部队和强大的炮队防卫，才能加以阻止……如果没有障碍物，对于装甲车辆的进攻，必将无法作有效的抵抗。
我在1919年曾把大量在战时制造的大炮贮存了起来。它们现在都可以利用，使我极其欣慰。其中有三十二门十二吋口径的、一百四十五门九吋口径的、大量的八吋口径的、将近二百门六吋口径的榴弹炮，还有数量极大的军火；事实上，这些重炮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小小的远征军，而且可供一支庞大的军队之用。这些重炮的一部分，应该尽快地运往前线，这样，不管我们的军队还缺少什么，至少在重炮方面不会有什么缺少的了……。
我希望你能对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加以慎重考虑。我这样做，只是想帮助你履行你的责任，同时也尽到我自己的责任。
首相在16日给我的复信中说：
所有来信，我都曾仔细阅读，并且慎重考虑。我所以一直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们每日见面，而且根据我的见解，你和我的意见非常吻合。……在我看来，从波兰战役中所得到的教训，是关于空军的力量，在空军取得全部制空权以后，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我认为，关于迅速增加我们空军力量的计划，应该得到绝对优先的考虑，而我们在陆地上所应努力的程度，应该根据我们在满足空军扩充以后所剩余的资源来决定。当然我必须等到地面部队委员会的报告交来以后，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最后的决定。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认为空军是我们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实上，我有时还认为，这可能是获得胜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军部的报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无当，现在没有必要加以实现，而且假如给予绝对优先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必要的作战努力。我正准备对这个报告提出一个意见书，现在只要提出一个使我感到惊奇的数字便够了。
如果航空工业现有三十六万人，每月能生产近一千架飞机，而为了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就需要一百零五万人，似乎是违反常情。我们认为“增加产量以后必能大大减少人力”，尤其是在实行大量生产以后。我不相信德国每月会使用一百万人来生产两千架飞机。我虽然大体上接受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应该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我目前却不能相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这个报告所提示的那样，要对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出这样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们应该按照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规模来建立我们的军队，其理由是因为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同意分工的办法，即让我们担任海空两方面的作战，而陆地作战所造成的流血牺牲几乎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样一种安排，我们当然欢迎；但我对于我们仅仅在海空方面作战的设想却不能表示赞赏。
对任何一个部门，给予绝对的优先权，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在上次大战期间，尤其是在海军部的力量极其雄厚而美国海军已经参战的最后一年，海军部却专横而又自私地滥用了这种优先权。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这种倾向。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说过，关于建设制造炮弹、枪炮和充填火药等工厂的计划以及炸药和钢铁的供应，在上述各种工厂的建筑过程中，不会同飞机工业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发生直接的竞争。这是一个如何巧妙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机械车辆的供应则有直接竞争的性质，所以必须妥为调整。最好应使陆军军火工厂先大规模地造好，然后在我们资源许可和战争性质需要的范围内，让它们开工。你可以根据局势的变化，调节时间因素。但如果现在不开始建设工厂，那你便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了。
我认为我们最好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有意建立一支拥有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需要二十四个月或三十甚至四十个月，当然应该保留其伸缩性。
在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在各战场上，约有九十个师的军队，我们每月生产飞机达两千架，同时我们保持的海军，其规模大大超过我们当时的需要，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计划的规定。因此，我不认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个师与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两个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时并进的，虽然现代化的师和现代化的飞机在工业方面的要求，当然远比以前要高——现在一切都变得十分复杂了。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1日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考虑，让战时内阁的阁员们偶尔单独开会，在没有秘书和军事专家参加的条件下，彼此商谈。在我们的正式会议中，重大的问题正在彻底地讨论，但我对这点还不能感到满意。我们被任命为负责处理作战事务的阁员，我深信，如果我们时常作为一个整体举行会议，则必定会符合公众的利益。许多不属于三军参谋长职务范围以内的事务现在被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富于启发性的报告，我们已经加以利用。但我大胆地向你建议，我们有时应该单独来讨论一般的局势。在许多方面，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我尚未和任何其他同僚提过，亦不知道他们的意见如何。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 ※ ※
9月24日，我写信给财政大臣：
我经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在财政部时，亦曾饱尝辛酸。我预期今后的预算，将以广大的富有阶级作为基础，具有严峻的性质。但我认为你应该同时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反浪费运动，与之配合。鉴于我们现在支出庞大而所得效果极小，我认为“·金·钱·的·价·值”从来没有像现在变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们为了避免浪费，曾实行过许多不愉快的限制，但这些限制终究对于战争的胜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于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对于这一点，应该特别加以强调。你应该竭力告诉人民，有哪些事，他们应该避免去做。这并不是禁止支出的办法。·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制·造·出·来·以·前，一切都应该节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试以文具为例——这在各个部门都应该立即限制。用过的信封应重新粘过，可以重复使用。虽然这似乎是小事，是却能使每个官员——而我们现在有着几百万官员——都想到节约一事。
1918年，我们曾反复叮咛在前线的人们，实行积极的“节约运动”，人民也开始以实行节约为荣，并视为战时努力的部分内容。为什么不在开始时就向实际尚未作战的各地区内的英国远征军，灌输这些思想呢？
我正在设法删掉海军部一些庞大的海军改革计划，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实行的计划，一律删除。请你注意，不要让这些负责防御的人们和其他本位主义者把我们的能力消耗在长期的发展计划上，因为这种计划必须等到决定我们命运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才能够成熟。
我发现各个部门在经济上受到了极严厉的控制以后，仍充满了松弛浪费的现象。为你设想，最好带着你的僚属，用·批·评·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些浪费现象，而不应采用拖延的方式。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候，不要妨碍各部门的行动；把责任交给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能节约，必须立即对他们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问题写信给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
我重视财力的节省，正如我重视为战争所作的努力一样，因为节省财力确实是战时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你可以信赖我的支持，同时，我是一个花钱部门的首脑，你如有需要审查的地方，我一定会服从听命的。
※ ※ ※
在每次战争中，只要皇家海军获得了制海权，它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要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庞大目标。私掠船、实行海上袭击的巡洋舰，尤其是潜艇，使用各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对于我们的贸易和粮食供应的生命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我们经常被迫以防御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由于这个事实，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被迫实行，或退而采取防御性的海军战略和思想习惯。现代的种种发展，更加强了这种倾向。在两次大战中，在我主管海军部的时期内，我经常设法寻找各种反攻的方式，以杜绝迷恋于一味防御的思想。只要使敌人无法猜测下一次他将在什么地方受到袭击，就可以大大便利于引导几百个商船队和几千艘商船安全驶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先是希望通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后来希望通过进攻博尔库姆和其他弗里希恩岛屿，重新获得主动，并迫使海军软弱的敌国，专心研究它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过问我们的问题。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军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处理、危险加以防止以后，我立即感到不能满足于“护航和封锁”政策。我竭力寻求以海军进攻德国的方法。
波罗的海首先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国舰队如能控制波罗的海，则必然带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收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旦被解除了德国入侵的威胁以后，它即便实际上不变成一个加入我们一方的交战国，也会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纳入我们的作战系统。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获得制海权以后，会伸手援助俄国，这样，就可能对于整个苏联政策与战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负责的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间，对于这些事实并无异议。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显然不仅是皇家海军的，而且也是整个英国的最大战利品。我们能不能获得这个战利品呢？在这场新战争中，德国的海军并不成为一个障碍。我们在重型军舰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使我们迫切希望一有机会，不论在何地，亦不论在何时，就和他们交战。水雷区可以被较强的海军国家所肃清。而潜艇对于有高效能的驱逐舰队保护的舰队，也无能为力。但现在，德国虽然没有1914和1915年的强大的海军，却有了一支强大的无法估量的空军，并且它的重要性正在与月俱增。
如果在两三年前，我们能够同苏俄建立联盟，现在我们派一个英国战斗分舰队和俄国舰队联合，并以克琅斯塔德作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罗的海。当时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间鼓吹这个方案。至于这样一种建议办法究竟是否达到行动的程度，则不得而知了。这当然是抑制德国的一种方法；但此外，还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却没有被采用。现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国成为一个敌对的中立国，正处在敌对与实际作战两者之间。瑞典有几个可以供英国舰队作基地的良港。但我们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国的侵犯。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波罗的海，我们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没有瑞典的港口，我们就无法控制波罗的海。这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有没有办法能打破呢？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总是正确的。以后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我曾迫使参谋部对于各种不同的作战计划作长时间的研究，结果往往使我深信这些计划最好还是暂时作罢，否则无法同整个的战局相配合。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就是关于取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
※ ※ ※
我到海军部以后的第四天，就要求海军参谋部拟定一个关于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的计划。计划处很快地答复说，如果要使计划成功，则必须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袭的威胁似乎使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但除此以外，这个作战计划应该详细地加以研究，并且如果认为可行的话，应在1940年3月或以前执行。与此同时，我和我在1911-1912年间相识的老朋友、海军建设局长斯坦利·古多尔爵士就这个计划进行了长谈，他立即对这种想法着了迷。我把这个计划称为“凯瑟琳计划”，采取俄国伟大的女皇凯瑟琳的名字，因为在我的想法后面，隐藏着俄国。在9月12日，我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备忘录，送给有关的各方面。①
①见附录（7）。
庞德海军上将在20日答复我，他认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要看俄国是否参加德国那一方面，同时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证合作；他还认为不论派遣什么力量进入波罗的海，我们必须能够对抗任何几个国家可能联合的力量而仍能获得胜利。他对于这个冒险行动，完全赞成。9月21日，他同意海军元帅科克-奥里伯爵，一个极有造诣和名望的将领，到海军部工作，并为他准备了办公室和少数精选的参谋人员以及所有为探讨和策划波罗的海进攻计划所必需的情报。这样的做法，在上次大战中，恰好是有先例的，当时我曾得到费希尔勋爵的完全同意，而将外号“拖船”的著名的威尔逊海军上将调回海军部，以担任这一类的特殊任务；而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即通过毫无拘束的友好方式，对这类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丝毫没有引起有关的参谋长们的反感。
科克勋爵和我两人的想法，都赞成建造特别适合抵御飞机和鱼雷袭击的主力舰。正如载在附录中的备忘录所表明的，我希望将“皇家君主”号级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们安装着抵御鱼雷的超级舰胴和抵御炸弹的坚固铁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峡中作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准备牺牲一个或甚至两个炮塔和七八浬的速度。这种舰只，不仅可以用于波罗的海，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以便在敌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开攻势。但即便关于海军建造工程和船坞方面的最早估计能够如期实现，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们便根据这种情形进行工作。
26日，科克勋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根据对于问题所作的纯军事研究。他认为这个将来必然由他来指挥的作战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但并不是没有危险性。他认为在打开通路时，难免要遭受损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过德国舰队30％的富裕舰只。如果我们预备在1940年中采取行动，则舰队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训练应在2月中旬完成。
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号级舰只的甲板上加装铁甲板和船舷加装护壳的计划，为时间所不许。这又是一个僵局。不过，这类的工作如果继续进行，我们也许在一年以后可能按照计划规定采取行动。但在战争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发展。如果能有一二年的时间，镇定沉着地进行安排，则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194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没时遇难）和海军部军需署长兼第三海务大臣弗雷泽海军上将都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后者建议以格伦轮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进攻的舰队之内，这些船只后来在其他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 ※ ※
我在海军部最初处理的任务之一，是审查现有的新舰建造计划和在战争发生时实行的战时扩充计划。
在任何时候，海军部至少有四个连续的每年造舰计划在同时进行。在1936和1937年间，有五艘战列舰已经着手建造，预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间，议会又核准建造四艘战列舰，但从定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还有十九艘巡洋舰正处在不同的建造阶段。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条约的限制，皇家海军在设计方面的建筑天才和令人钦佩的名誉受到了歪曲和束缚。我们所有的巡洋舰，都是为了要遵照这些条约限制和“君子协定”而取得的结果。在和平时期，舰只便按照这种标准在困难的政治局面下年复一年地建造，用以维持海军的力量。在战时，一切舰只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确的战术目标作为标准。我极希望建造若干艘一万四千吨的巡洋舰，装有九点二吋口径的大炮，和足以抵御八吋口径的炮弹的坚固装甲板，而且它必须有很远的续航能力，和超过任何现有的“德意志”号或其他德国巡洋舰的速度。在这以前，条约的限制阻止了我们采用这样的政策。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受它们的拘束，但战时许多事务迫切地需要优先处理，因而使这种长期计划同样无法实行。
驱逐舰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舰只，也是我们最弱的一个环节。1938年的造舰计划中完全没有驱逐舰，但在1939年中定造了十六艘。当时在造船坞中，这种不可缺少的舰只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货的只有九艘。因为要使每个新建的驱逐舰队能比上次建造的舰队更好，这种难以抗拒的倾向，便将建造的时间由二年延长到将近三年。海军方面当然希望有能够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的舰只，并要使舰身大小，足以容纳在炮击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现代化设备。显而易见，按照这种言之成理的论点而建造的舰只，很快就会变成小型巡洋舰，而不再是驱逐舰了。这些没有装甲的舰只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过了二千吨，并载有二百名海军在海上行驶，它们本身便轻易地成了任何正规的巡洋舰的牺牲品了。驱逐舰原是防御潜艇的主要武器，但随着舰身的增大，它自己却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已逾越了猎人的界线而成为被猪者了。我们需要的驱逐舰愈多愈好，但它们不断地改进和扩大，使造船厂所能容纳的数量，大受限制，并且大大延迟了完成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往往超过了二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们国内港口进出的远洋轮船达几百艘，沿海商船达几千艘之多。为了实行护航制度，为了在英吉利海峡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峡进行巡逻，为了保卫英伦三岛的几百个海口，为了供应我们遍布全世界的基地，为了保护扫雷艇来履行它们连续不断的任务，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必须大大增加小型武装舰只的数量。数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极重要的两个条件。
我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造舰计划，使它配合当时的需要，并尽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的反潜艇舰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确定了两个原则：第一，长期的造舰计划应该完全停止，或者严格推迟，这样就可以将劳动力和原料集中于我们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够建成的舰只；第二，必须设计出新式的反潜艇舰只，只要它们能够在临近我们岛国的海面活动，以便使我们较大的驱逐舰能抽出来，派到较远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务。
关于这些问题，我连续写了几个节略给我的海军部同僚：①
①参阅附录（8）
·鉴·于·潜·艇·的·威·胁·在·接·近1940·年·底·时·一·定·会·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我们需要建造的驱逐舰，必须注意数量和建造速度，而不应着重其大小和威力。我们应该可以设计出在一年以内能够完成的驱逐舰，按照这种情况，至少有五十艘应该立即开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小舰队领队舰只，和能在远洋服役的大型驱逐舰，但如果我们的舰队获得了我所计划的五十艘中型紧急式驱逐舰，则可以使所有较大的舰只移往海洋活动或作战。
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间往往发生的冲突，在战时变得尤其剧烈。我规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舰只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舰计划相竞争的应该停止。此外我们必须以能够在十二个月以内或者可能的话，在八个月以内建成的新型舰艇，来增加我们反潜艇舰队的数量。对于这类舰只的第一种型式，我们恢复了驱潜快艇的旧称。在战事爆发以前不久，这类舰只已经定造了五十八艘，但还没有一艘开始建造。后来一种经过改进的类似舰只，在1940年定造的，则称为快速巡洋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型式的小舰艇，尤其是拖网船，必须在最短期间内迅速改装，增加大炮、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等配备；海军部新设计的汽艇，亦必须大量制造，以便担任沿海一带的任务。发出的定单，达到了我们造舰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内。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完成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耽搁，使造船厂的交货，同我们的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①
①参阅附录（9）
※ ※ ※
我对于波罗的海战略以及战列舰的改造方面的见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终于占了优势。设计完成了，定单也发出了。但是，人们陆续提出各种理由，不主张进行这项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据的。据说如果德国的袖珍战列舰或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冲破了封锁线，我们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号级的舰只来护航。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对于其他的重要工作，将产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碍作用，而关于把我们的劳动力与装甲优先用于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分舰队，其舰只甲板上装着极厚的铁甲，速度不超过十五浬，拥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舰只所不及的抵御空中和水下袭击的能力，但我这个希望始终未能实现，使我深以为憾。到了1941和1942年，当时马尔他岛的保卫和援救变得非常迫切时，当我们极需轰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时，其他人和我都同样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舰只，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君主”号级舰只始终是一种浪费和隐忧。它们不像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号一级那样，经过了重新改装；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舰队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让它们参加作战时，驻在当地的海军上将，以及庞德海军上将和国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它们和敌人间的距离，能够相隔几千哩，而且愈远愈好。
※ ※ ※
我接任海军大臣和成为战时内阁阁员以后，最初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统计处。为了这个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亲信。我们相处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们对于整个战局的见解和估计。我现在把他安置在海军部内，和六个统计专家和经济学家一道工作，我们相信这些专家都是专注意现实而不管其他的人。这一批能干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导下，利用一切官方情报，能够不断地向我提供图表和图解，并就我们所了解的全部战局加以解说。他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和分析各部门送给战时内阁的一切文件，并且对于我自己希望进行的各种调查，亦都加以研究。
这时，并没有一个全面性的政府统计机构。每个部门根据它自己的数字和论据而提出它的见解。空军部这样统计，而陆军部又那样统计。供应部和贸易部虽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当某些问题在内阁发生分歧时，有时引起了误解并浪费了时间。然而，我从开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稳定的情报来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个连系着。虽然最初，这只包括整个情报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却大大地帮助我对于向我们不断涌来的无数事实和数字，形成一个正确和综合的见解。
第二十六章 法国前线
英国远征军开往法国——在比利时边境增强防御——侵略者的有利地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与攻势——马奇诺防线——公认守势具有的威力——不受欢迎的法国代替方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估计——希特勒的错误——西方的相对军事力量——德国可能进攻的路线——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及其在1939年9月18日提出的意见书——甘默林制定D计划——第八号训令——盟国最高军事会议9月17日在巴黎开会——D计划获得通过——D计划扩展至荷兰
战争刚一爆发，我们的远行军就立即开往法国。在上次大战以前，为了进行准备工作，至少消磨了三年的时间，而在这一次，直到1938年的春天，陆军部才专为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这时又出现了两个严重的新因素：第一，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和组织，远没有1914年那样简单。每一个师，都有机械化的运输，组织比较庞大，并且非战斗人员的数量更多。第二，由于过分畏惧敌人空袭运输军队的船只和军队登陆的港口，陆军部不得不只用法国南部的港口，而以圣纳泽尔为主要的基地。这样，陆军的交通线便大大地延长，结果延迟了英国部队的到达、部署和给养，并在沿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奇怪的是，我们的军队究竟应该在前线的哪一部分布防，在战争爆发前，竟然没有决定，但根据当时有力的推测，它应当在利尔以南；9月22日，这个推测得到了证实。到了10月中旬，由英国四个师组成的两个正规军军团，驻扎在沿法比边界的防地。它们都从专供军队登陆的遥远的港口，经过二百五十哩公路与铁路运输，才开抵目的地的。10月和11月间先后到达的三个步兵旅，在1939年12月间，编成第五师。
1940年1月，第四十八师由国内出发，接着，在二月间，第五十和第五十一师，3月间，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相继开来，共计到达的军队有十个师。我们的数量逐渐增加，于是，我们便接管了更多的防线。当然，我们在任何一个据点都没有和敌人发生接触。
在英国远征军①到达它们的指定阵地后，它们发现沿前线一带，已经筑好一条相当完整的人工防坦克战壕，并且每隔大约一千码的地点，有一个很大而又很显著的碉堡，可以使机关枪和反坦克炮沿着战壕进行纵射。此外，还有一个连绵不断的铁丝网带。在这个不寻常的秋冬两季中，我们军队的主要工作，是改善法国人建筑的防御工事，组成了一条与齐格菲防线相类似的防线。虽然气候严寒，但工作进展很快。根据空中摄影，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齐格菲防线由摩泽尔河向北方延伸的速度。尽管他们在取得国内资源和强迫征调劳工方面，享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我们的工作似乎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到了1940年5月德军进攻时，我们的军队已经完成了四百个新碉堡。长达四十哩并设有护墙的防坦克战壕已经掘好，大量的铁丝网亦已装妥。由于交通线一直向后伸展到南特，因此，各种需要变得非常巨大。庞大的基地设施已经建立，公路已经加以改良，长达一百哩的宽轨铁路已经铺设，一个庞大的地下电报线系统已经埋好，几个供军团和军的司令官使用的地下总指挥部也接近完成。大约有五十个新机场和卫星机场都已经加以扩建或改进了跑道，使用了五万多吨的混凝土。
①英国远征军先头部队于9月4日在法国开始登陆。第一军团于9月19日，第二军团于10月3日先后登岸。总司令部最初在9月15日设在勒芒。军队的移动主要是经过瑟堡，车辆和给养经过布雷斯特和南特，而以勒芒和拉瓦尔为集合地点。
对于所有这些任务，英国军队都努力地工作着，并且为了丰富它们的经验起见，各个旅轮流被派到靠近梅斯一段的法国前线，那里正同敌人对峙，至少有一些巡逻活动。其余的时间，我们的部队都从事训练。这确是必要的。在战争爆发时，军队具有的准备程度远不及二十五年前约翰·弗伦奇爵士①的军队所达到的水准。在国内，军队已有好几年没有受到相当规模的操练。正规军校编制短少二万人，其中包括军官五千名，而根据以正规军保卫印度的“卡德韦尔计划”，其责任便大部分落在本土部队的身上，结果使本土部队的质量几乎和军队学员相等。1939年3月本土防卫队扩充一倍，其用意虽然很好，但很欠考虑，而同年5月又建立了民团，结果这两方面都从正规军中调用了大量的教官。在法国冬季驻防的几个月时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各种的训练计划都并入加紧设防的主要工作之内。我们的军队在这个难得的喘息期间，在效率方面确有显著的增进，工作虽然艰苦，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行为，但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都在焕发增进。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总司令。——译者
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沿交通线的军需库中，堆积着大量的给养和弹药。在塞纳河和松姆河之间，储存着十天的供应物资，在松姆河以北，还有七天的额外供应品。后一项给养，在德国人突破前线后，使英国军队渡过了难关。鉴于当时局势平静，勒阿弗尔以北的其他港口亦逐渐地陆续加以利用。迪埃普成为一个医院基地；费康专供运输军火；最后，我们利用的法国港口，共有十三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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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受任何法律或条约约束的政府，同那些必须在犯罪国家开始进攻后才能产生战争情绪和进行计划的国家相比，它所具备的优越条件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便宜。相反地，除非侵略者的胜利是绝对的和决定性的，否则，将来总有清算的日子。希特勒除了遇到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外，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任意决定他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但是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它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准备在比利时向它们求援时，立刻前往援救，但等到它要求援救的时候，可能时间已嫌太晚了。当然，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的五年中，英法两国在条约认可和国联赞同的范围内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政策，比利时也许可能恪守旧有的同盟，并允许组成一个共同的阵线。这样也许可能导致巨大的安全，并且也许可能避免了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种同盟，如有适当的组织，可能沿着比利时边境直到海边，筑成一道屏障，以防御在1914年几乎使我们完全覆灭而在1940年将使法国一败涂地的那种可怕的迂回战术。同时，这种同盟也可以使我们能够从比利时迅速攻入鲁尔的德国工业心脏地区，因而对于德国的侵略增加一种强大的阻力。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比利时也不会遭受比以后实际遭受的更为悲惨的命运。当我们回想起美国当时置身局外；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提倡法国裁军；我们由于德国屡次破坏“和约”关于裁减军备的条款而一再受到的挫折和屈辱；我们对于德国侵犯莱茵兰所表示的屈服；我们默认奥地利遭到兼并；
我们在慕尼黑签订的条约以及承认德国占领布拉格——当我们回想起所有上述情况时，凡是在以往的那些岁月中，在英国或法国负责国家大事的人们都没有责备比利时的权利。在一个动摇和妥协的时期中，比利时只能严守中立，并且也只能希望它能在其设防的前线挡住德国的入侵，以待英法军队前来援助，借此聊以自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