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这个国家就根据协定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边区割让给它。这时捷克已无法抵抗这种苛刻的要求。
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经受许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后，终于在1919年由于西方协约国的胜利而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在1938年，它为了无关重要的特申问题，竟然与曾经把它扶起来使之重获民族团结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国家疏远，其实不久它又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们看到，正当强大的德国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从那个已被掠夺和破坏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当着英法大使把大门关起来，英法两国大使求见波兰外长一面而不可得。这个民族，就一些个人而言，具有种种英雄的品质，天赋很高，豪迈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再三表现出积习难改的错误，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难解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今天，波兰人民又处在新的奴役之下，我们同他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缺乏那种不断奋起抗击暴政的力量，他们也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对待他们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展望着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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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也几乎参加了慕尼黑的讨论。1938年8月底，霍尔蒂访问德国，但希特勒对他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虽然同那位匈牙利摄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没有透露他准备在哪一天进攻捷克。“他自己并不知道时间。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但是吃饭的时间并没有宣布。不过在现在，匈牙利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却是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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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们经过了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岁月之后，确实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国国内当时由于慕尼黑协定的问题所爆发的愤怒。在保守党中，本来彼此有亲密接触的各个家庭和朋友之间，其意见分歧之大，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由于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现在见面却彼此带着轻蔑的情绪怒目相视。
这一个问题，绝不是张伯伦从飞机场入城时向他夹道欢呼或堵塞唐宁街及其通道热烈欢呼的群众所能解决的，甚至执政党议会领袖或党员的拚命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属少数派，对于政府的支持者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一概不予理睬。内阁从根本上动摇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他们也只好仍保持团结。只有一位阁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辞去了他的重要职位；他曾作出动员舰队的决定，使海军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当张伯伦能够绝对控制公众舆论的时候，他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赞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一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库珀先生发表了辞职演说。这是我们议会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态安详，不用讲稿；在他讲话的四十分钟内，党内与他相对立的多数派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在这个时候，要博得激烈反对政府的自由党和工党的欢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党内，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争论。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这里记录下来：
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着，张伯伦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后呼吁。在四星期的谈判中，从头到尾，希特勒先生总算第一次准备退让一吋，也许退让一呎，无论如何总算对英国的提议准备作若干让步。但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并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时，他已经获悉英国舰队实行动员的消息。人的动机是无法知道的；在这两个消息之中，究竟哪一个对他影响最大，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这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他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而现在却让步了。我多日以来就催促实行舰队动员。我曾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面有保留的辞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我曾经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贝希特斯加登以前，采取类似这次动员的步骤。我曾建议，这种步骤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赴德同时进行。我记得首相说，这样做肯定会破坏威尔逊爵士的使命，而我则认为这将使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这就是首相和我之间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用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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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之激动和问题之严重。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发言中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我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继续发言。张伯伦先生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尽了他个人的力量，使大家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不能不叙述他对人对事所作出的一连串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并据此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至于他的动机，那是无可非议的；他所采取的路线，也需要最高度的精神勇气来执行。关于这一点，两年后我在他逝世后的演说中曾大加赞扬。在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间，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互相不尊重，而且以大多数的情况而论，私人关系最多也只是暂时受到影响。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现在激烈要求采取行动的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曾经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反对和抨击政府所采取的哪怕是温和折衷的国防措施，希望以此来争取民心。
此外，政府还可以提出一个严重的实际理由，虽然说出来也不能为他们争光。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严重缺乏战争准备。有谁比我和我的朋友更积极地证明这一点呢？英国让自己的空军实力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我们所有的薄弱环节仍没有设防。用来防卫世界最大城市和人口中心的，不过是一百来门高射炮，而且大部分炮手还缺乏训练。如果希特勒是诚实的，持久和平果真得到实现，那么张伯伦先生就是对的了。如果不幸他受了骗，那么，我们至少得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弥补由于疏忽所造成的最恶劣的状况。这些考虑，以及一般人由于暂时避免了可怕的战争而产生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感，使政府的支持者表示了衷心的赞同。下院以三百六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四票通过了英王陛下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三四十名保守党员，除了以弃权来表明他们的反对之外，别无他法。我们一致正式地这样做了。
我在演说中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从来没有人比首相更坚决和更不妥协地追求和平的了。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虽然如此，我却不怎么明白，如果英国和法国确实向来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英法两国在这一次又怎么会有卷入对德战争的很大危险呢？关于首相带回来的条件，我相信在夏季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很容易地达成协议的。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如果让捷克人自己去对付，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援助，那么，他们或者早就能够取得比经过这番波折所得到的较好的条件，他们总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条件。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亏……
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为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费心机。
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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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国人真诚地以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为庆幸的心情，却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张伯伦极力要求接受的那个相互友好宣言上签字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说时说道：
我们对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使他们丢掉官职而由另一些并不热衷于和平的人来代替。这种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英国，只要不是张伯伦先生当政，而是库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尔先生当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而是公然承认。此外，我们还知道，现在同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后面还潜伏着犹太国际那个威胁性的敌对角色，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里已立定脚跟和具有体制了。我们还知道有某一个专靠谎言和诽谤过活的国际新闻社的势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卫我们的国家。时刻维护和平，但不容片刻松懈，准备自己。
因此，我决定照我在纽伦堡演说所宣布的，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加紧建筑我们的西部防御工事。现在我要把至今还在我们防御工事前面的两个地区，即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防御工事之内。
他又说：
如果英国人民逐渐丢弃他们自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而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国政客要过问德国境内德国人的命运，或过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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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们又进行一次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听说因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兴，至感遗憾。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过是说，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时，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在军事动员之后，不管怎样检查总可以发现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所以我认为你对他的指责，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我本来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我只是认为，在辩论中引用别人过去说过的话作为自己发言的根据，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星期四那天，我的处境并不怎么简单。你那篇使我大为欣赏和钦佩的伟大的猛烈攻击的演说，是对政府三年以来的政绩的攻击。
在这三年的时期里，除了最后六个星期之外我始终是政府中的一员。因此，你很难希望我会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以致投票赞同。不过，不管你觉得受到我冒犯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我对于冒犯了你这一件事，总是感到很抱歉的，请你多多原谅。
因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你的忠告，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
丘吉尔先生致库珀先生 1938年11月22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小群朋友，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互相指责，实在是个大错误。唯一的原则是尽可能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伤害——不要让渔翁得利。你擅于词令，应该很容易说明你的立场，无须表明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是恪守这一条规则的。你的发言固然无可非议，但你离开正题来答复我，这就使我的一些朋友不免怀疑你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用意，例如，是不是有意尽量把我从反对政府的其他保守党人中孤立起来。我自己并没有这样想。你的委婉的来信，使我完全释然。我们人数那么少，我们的政敌又那么多，目标又那么重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彼此削弱。
我认为我所听到的你的演说的有些部分，尤其是你列举了最近三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灾难，确实讲得十分出色。我真不知道你不用讲稿怎么就能讲得那么全无遗漏。
我对这次辩论，感到非常遗憾。张伯伦现在已毫无牵挂，安然无事。慕尼黑已成过去；防务不足的情况，已被置诸脑后。直到现在，在国防军备上还未见作出认真的努力。以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喘息时间，也将白白浪费掉。我为这些国事而担忧，使我在你提出同我一道吃晚饭时，我的态度显得很没有礼貌，那时我并不知道你发言开头一段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信赖你的真诚的朋友。
11月1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哈查博士当选补上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统的空缺。一个新政府在布拉格就职。
这个茕茕无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长说：“欧洲和世界的一般情况，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期。”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德国在11月初把抢来的赃物进行正式的分摊。波兰心安理得地占领了特申。曾被德国用来作棋盘上的卒子的斯洛伐克人，获得了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为牺牲，也分得一块肉。英国下议院提出慕尼黑的这些后果时，张伯伦先生解释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协定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国际保证，只是在这个国家受到无故侵略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并不涉及该国现有疆界。“我们现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的态度说，“是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的重行调整作证。我不知道当时划定这些边界的人是否认为一经划定就永远不变。我不大相信他们会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许会想到这些边界难免时常有所调整。把这些人当作非凡的超人，认为他们的眼力可以确定永久性的正确边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边界是否应该时常调整，而是调整的方式，是通过谈判和讨论还是通过战争。调整正在进行中，关于匈牙利边界的情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接受德意两国的仲裁来最后决定捷匈两国之间的边界线。我想，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但不久以后还有得说哩。
※ ※ ※
1938年11月17日我写道：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首相正在执行的政策是最具有决定性和极其重要的。他对于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着坚定的看法。他有他的价值标准；他有他的见解。他相信与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达成妥协就可以使欧洲和不列颠帝国很好地安定下来。没有人反对他的动机。
没有人怀疑他的信心和勇气。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享有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力。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上，或者在我国必须对付的事实和可能的事情上，凡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去阻止他，使他不去利用他所能运用的手段和方法走他所坚信的道路。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有承担责任的权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计划对我们会产生什么结果了。
首相相信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方面不再作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因为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征服和并吞，已经满足了德国纳粹政府的胃口。他也许希望说服保守党，同意把现归英国所有的托管地，或被认为与托管地情况完全相同的地方，通通归还给德国。他相信让德国收复国土就可以导致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稳定的关系。他还相信，形成这种友好关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削弱我们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以自卫为目的的根本团结；这种团结是我们双方一致同意的，是必须加以保护的。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
他也许不得不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再说，对方在这次困难的谈判中，也许并不抱有激发首相的那种好意和信义。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我们被迫要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也许还不够哩。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最多也只能拖延几个月。·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首·相·对·希·特·勒·先·生·和·德·国·纳·粹·党·的·看·法·究·竟·对·不·对。·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绥·靖·政·策·是·否·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
在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加强我们的抵抗力量和国防力量，以防万一首相不幸而错了或受骗上当时，我们还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苟延残喘。
※ ※ ※
不管对“我们时代的和平”作何感想，张伯伦先生总认为必须把意大利和德国拆开来。他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他充满希望地相信，他已获得了希特勒的友谊；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还必须争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作为代价高昂的同德国和解的平衡砝码。在他同意大利独裁者重温旧好的过程中，他必须拉着法国和他一起干。大家来一个普天同爱。我们在下一章里，将研究这个建议结果。
11月底，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巴黎。法国政府对首相访问罗马的建议虽表同意，但并不热烈。然而，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却高兴地知道法国正准备搞个声明，仿效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签字的关于英德未来关系的英国声明的榜样。1938年11月27日，在博内先生发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中，叙述法国政府的这个意思。信中说：“昨天在巴黎进行讨论时，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们认为在性质上与英德声明相同的那个声明，明白表示满意，这个声明对国际缓和工作将是一个直接的贡献。”①为了进行这种讨论，里宾特洛甫带着沙赫特博士到巴黎。德国人不仅希望发表一个友好的一般性的声明，而且还希望签定一项具体的经济协定。对于前者，他们有了收获，于12月6日在巴黎签字了，至于后者，甚至博内先生也不愿接受，虽然他也很想充当法德谅解的缔造者。
①《法国黄皮书》第35、37页。
里宾特洛甫访问巴黎的使命，内中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动机。正像张伯伦希望离间罗马和柏林一样，希特勒也认为他可以离间巴黎和伦敦。关于这件事，博内先生所叙述的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是有点意思的：
关于英国，我对里宾特洛甫申明，英德关系的改善对缓和欧洲局势的政策的任何发展一定大有帮助，而欧洲局势缓和的政策也是德法之间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德国外交部长力图把目前局势的责任推到英国政府身上。他说，英国政府，尤其是英国的报纸，在慕尼黑事件结束时似乎曾一度表示过某种理解，但其后却对柏林政府采取最令人失望的态度。……
库珀、丘吉尔、艾登和莫里森等人在议会发表政见日见增多，以及某些报纸的评论，使德国极为愤慨；而在德国，是没有人能够限制报纸对此不作出反应的。我再一次强调英法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明白指出，从长远来说，德法关系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时存在与此相平行的英德关系的改善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①
①《法国黄皮书》第43-44页。
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一年内，人们对于究竟是希特勒还是协约国的实力增加得快些这个问题曾有过争论。在英国，许多知道我们防务空虚的人，看到我们的空军月月扩充，“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也快要大量出厂，因而有如释重负之感。虽然，空军中队不断有所扩编，高射炮增加了，转入战时工业的部署也不断加快进行，这些改进似乎难能可贵，可是若与德国军备的巨大增长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正如在前面所说的，全国范围的军需品生产计划，需要四年完成：
第一年全无生产，第二年只能有少量产品，第三年有成批的产品，第四年是大量生产，源源不绝。但目前希特勒德国的战备工作，几乎与战时的情形一样紧张而突飞猛进地进行着，它早已达到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阶段了。而英国则只是在非紧急状态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而且规模也小得多。1938年到1939年，英国全部军事开支的总数是三亿零四百万镑，①而德国的军事开支至少有十五亿镑。在战争爆发前的这一年里，德国的军火生产的总产量可能比英法两国合起来的产量最少超过一倍，或可能超过两倍，而它的一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工厂也已开足马力，全部投入生产。因此他们不断得到比我们多得多的武器。
①1937至1938年为二亿三千四百万镑；1938至1939年为三亿零四百万镑；1939至1940年为三亿六千七百万镑。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协约国丧失了捷克军的二十一个正规师和已经动员的十五到十六个后备师，还失去了他们的山地防御工事；这条防线在慕尼黑危机中曾使德国不得不部署三十个师的兵力，或者说，德国的受过完备训练的机动部队主力。根据哈尔德和约德尔两将军在战后受审时的供词，在慕尼黑事件的部署中，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只剩十三个师，其中只有五个师是第一线的正规军。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我们无疑地等于损失了相当于三十五个师的兵力。
此外，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这个中欧第二个最重要的兵工厂也让给了对方。这个工厂在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之间的生产量，与同期内英国各兵工厂的实际产量几乎相等。在全德国正在紧张地、几乎像在战时状态那样努力工作的时候，法国的劳工却早在1936年就已争得渴望已久的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了。
更不幸的是，法德陆军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1938年起，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和编制上以及后备队伍的积聚上每月都有所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及其纯熟程度上也是月月有所提高。随着装备的不断扩充，对官兵的训练和一般官兵在技术上的熟练程度也日益取得进展。而法国陆军却没有同样的进展和扩充。它在各方面都被德国超过了。在1935年，法国即使没有前协约国家的援助，可能不必经重大战斗就可以攻入和重行占领德国。到1936年，法国的压倒优势的实力还不至于成为疑问。我们现在根据德国方面的透露，这种情况到1938年仍然存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因为知道了它们自己的弱点，所以才曾极力阻挠希特勒采取各种行动，但正是这些成功的行动使希特勒声望增高。到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慕尼黑事件后的这一年内，德国陆军虽然在有训练的后备队这个方面仍较法国为弱，但它的效率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由于军队的基础在于人口，而德国的人口又比法国多一倍，所以德国军队不论按照任何标准都将胜过法国，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以军队的士气来说，德国人也是占上风的。抛弃盟国，尤其是害怕战争，就会使任何一支军队的士气被削弱。
被迫屈服之感使官兵精神沮丧。在德国方面，信心、成功和力量日益增强之感，都激发了这个民族的战斗本能，而法国却自认虚弱，使法国各级官兵大为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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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开始赶上德国，使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善。在1938年，用“旋风”式和后来以“喷火”式等新式战斗机替换如“斗士”式一类旧式双翼战斗机的过程还刚刚开始。1938年9月，我们只有五个中队配备了“旋风”式战斗机。而且，旧式飞机的储存和零件，因为此后不能使用，只好抛弃。在新式战斗机的装备上，德国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已有为数甚多的“米式”109飞机，这是我们的旧式飞机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939年整整一年中，由于我们有更多的配备新式飞机的中队，我们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那年的7月份，我们一共有二十六个新式战斗机中队，每架飞机装配八挺机关枪；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储存和替换零件。到1940年7月不列颠空战时，我们可以用来作战的新式战斗机一般有四十七个中队。
在德国方面，其实力增加的数字如下：
1938年 轰炸机1，466架 战斗机920架
1939年 轰炸机1，553架 战斗机1，090架
1940年 轰炸机1，558架 战斗机1，290架
德国空军的扩充，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努力，比起他们迟了差不多两年。在1939年到1940年间，他们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而我们在现代战斗机方面增加百分之八十。1938年，我们在质量上差得太远，到了1939年，虽然对于这种不均衡的状况，我们曾努力补上了一些，但在1940年正式同德国较量时我们还是不行。
在1938年，伦敦是有可能遭受空袭的，我们对此竟毫无准备，实属可悲。不过，除非德国占领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低地国家，取得了迫近我国海岸的必要基地，否则，决定性的不列颠空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这些基地，他们就不能使用在当时航程尚短的战斗机来为他们的轰炸机护航。而在1938年或1939年，德军要击败法军还是不可能的。
德国用来突破法国阵线的大规模坦克的生产，是直到1940年起才开始的；法军在西线仍占优势，而东线的波兰又尚未征服以前，德国当然不能像后来在法国被迫投降后的情形那样，集中全部空军力量来对付英国。这还没有把俄国的态度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实行的抵抗估计在内。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时期空军实力的对比的数字提出来，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我所写的结论。
据说我们因慕尼黑事件“获得”了一年的喘息时间，但根据以上所有的理由，英法两国同希特勒德国的对比，却远较慕尼黑危机时恶劣得多。
※ ※ ※
最后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在1938年一年内，希特勒把六百七十五万奥地利人，三百五十万苏台德人，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居民、劳苦大众和士兵并入德国，置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毫无疑问，这个可怕的力量对比是转而有利于他的。
第十九章 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1939年1-4月
张伯伦访问罗马——德军向捷克斯洛伐克集结——内阁的乐观主义——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政策上的彻底改变——3月31日我给首相的信——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同贝克上校的谈话——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登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错误部署——4月13日我在下院的演说——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戈林、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军事计划会议——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德国的战略优势——英国政府实行征兵——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的软弱态度——组织英国联合政府的宣传鼓动——克里普斯爵士的呼吁——斯坦利先生表示愿意辞职。
张伯伦先生仍然相信，只要他亲自和两个独裁者面商，就可以使世界形势大为改善。他不知道这两个独裁者已经下定决心了。他满怀希望地建议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一月份访问意大利。拖延了一些时候，意大利才提出邀请。会谈就在1月11日举行。可是现在当我们读到《齐亚诺日记》中提到意大利在背地里对我国和我国代表的评论时，不免使人面红耳赤。齐亚诺写道：“实质上这次访问的调子是低的……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我们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么远！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饭后向领袖说到这些事。墨索里尼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长和其他伟大冒险家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富贵世家的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齐亚诺又写道：
“英国人不想打仗。他们想尽可能退得慢一点，但并不想打仗……我们同英国人的会谈已告结束了，但毫无结果。我打电话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这是一个大失败，但没有什么害处……
当张伯伦坐的火车开动时，他的侨胞们唱着‘他是一个顶呱呱的好人’，这时他热泪盈眶。墨索里尼问道：‘这是个什么歌子？’”两星期后，日记又写道：“珀思勋爵把张伯伦准备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提纲交给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是我们如认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领袖对这个演说提纲表示赞同，还说：‘我认为英国政府首脑把自己的演说提纲送请外国政府核准，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①不过，最后走上灭亡的道路的却是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自己。
①《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第9、10页。
与此同时，1月18日，里宾特洛甫抵达华沙，对波兰展开外交攻势。吞并捷克，继而包围波兰。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就是声言德国在但泽拥有主权，并把德国在波罗的海区域的控制权伸展到立陶宛的重要海港梅默尔，以此来截断波兰出海的通道。波兰政府对这种压迫表示强烈的反对。希特勒只好密切注视着，等候发动战争的时机。
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出现种种谣言，说德奥境内，特别是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之间地区，军队调动频繁。据说德国已按战时编制动员了四十个师。斯洛伐克人自信有了德国的支持，正在准备把他们的地方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贝克上校看见条顿民族的烈风已经吹向另一个方向，就松了一口气。他在华沙公开宣布，他的政府对斯洛伐克人的愿望深表同情。希特勒以对待国家总理的礼节在柏林接待斯洛伐克的领袖蒂索神甫。12日，有人在议会上向张伯伦先生问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问题，当时张伯伦提醒下院说，这个建议是为了反对无故的侵略，而现在并未发生这种侵略。但是他不用等待多久，这种侵略就发生了。
※ ※ ※
在三月份，英国政治舞台充满一种颠倒反常的乐观主义情绪。拥护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各大臣和各个报纸，无视捷克斯洛伐克里里外外都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形势日益紧张，却仍对于这个使捷克万劫不复的政策依然信心十足。举一个例子来说，3月10日，内政大臣在他选区发表演说时就说到他希望有一个五年和平计划，说是有了这个计划，不久就会出现“黄金时代”云云。当时，他们还在满怀希望地讨论同德国订立贸易协定的问题。著名的《笨拙》漫画杂志登出了一幅讽刺画，画着约翰牛正从一个恶梦中醒来，刚喘过一口气，在夜间打扰他的一切恶毒谣言、幻觉和疑虑，都飞出窗外了。
就在这张讽刺画发表的那一天，希特勒向那个因慕尼黑决议而被夺去边界防线的危危欲堕的捷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向布拉格进军的德国军队绝对控制了这个毫无抵抗的国家。
我记得，当报导这件大事的晚报送来的时候，我正同艾登一起坐在下院的休息室里。即使像我们那样对前途不抱幻想、并且一直在竭力证明这种局势的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强暴行为，也不免大吃一惊。掌握一切秘密情报的英国政府，竟然也如此茫然失措，确实令人难以置信。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瓦解和征服。斯洛伐克人正式宣布独立。暗中有波兰支持的匈牙利军队便开进了他们所要求的捷克东部省份喀尔巴阡——乌克兰。希特勒到了布拉格，宣布捷克受德国保护，就这样便把它并入德意志帝国。
3月15日，张伯伦先生不得不向下院说：“德国军队在今晨六时开始占领波希米亚。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于是，他接着说，他认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已不再生效了。五个月以前，当慕尼黑会议之后，殖民地事务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这项保证时说：“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这个保证在技术上已生效似的）……所以，假使发生无故侵略行为，英国政府当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到现在，首相却说：
“这项保证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自从斯洛伐克国会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以后，形势改变了。由于斯洛伐克发表了这个宣言，结果使我们要保证其边界完整的这个国家，因内部分裂而归于消灭了，所以，英国政府就不受这个义务的约束了。”
这似乎已成定局。首相在末尾说道：“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张伯伦先生预定在两天后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我以为他一定会用最委婉的辞令来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这样就可以同他在议会的演说在调子上相一致了。我甚至设想：他或许会说，亏得政府在慕尼黑有先见之明，使英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实际就是中欧的命运，断然脱离关系。他或许会说：
“去年9月，我们决定不卷入大陆纷争的漩涡，这是何等幸运啊！我们现在可以任由这些与我们无关的国家以不流血、不费财力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既然在慕尼黑会议上一致同意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大多数英国人在他们了解局势的范围内又表示赞同，因此得出这些想法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这也是一些最积极拥护慕尼黑协定的人所采取的见解。所以我起先以藐视的态度来等待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
首相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他向来认为他自己特别了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够精确估计德国行动的限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慕尼黑会议是一个真心相见的会议，他和希特勒、墨索黑尼一起已把世界从战争的无限恐怖中解救出来。现在好像一个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动和言论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对事实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不但欺骗了他自己，而且还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唯命是听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国舆论，这对他来说，当然是责无旁贷的，然而，在这一夜之间，他突然从过去的错误中转变过来了。如果说张伯伦未能了解希特勒，那么希特勒也完全低估了英国首相的性格。希特勒错误地认为首相温良恭谦的外表和祈求和平的热情完全可以说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雨伞就是他的象征。
他不知道内维尔·张伯伦有一颗坚强的心，不愿受人欺骗。
他在伯明翰的演说，调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口气和以前很不一样……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讲稿抛到一边，勇敢地站起来与困难搏斗。”他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破坏慕尼黑协定。他援引希特勒所提出的一切保证：“这是我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我可以保证，我对捷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我决不会再要一个捷克人了。”首相在演说中说：
“我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大多数英国人民都和我一样衷心希望这种政策将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国人民都感到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愤怒，觉得那些希望被对方肆无忌惮地破坏了。本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和我刚才给你们宣读的那些保证，怎么能够说是一致的呢？”
“对于这个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对于这个被剥夺了自由、失去了国家独立的民族，谁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现在，我们听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所以才不得不侵占它的领土……如果那里发生骚乱，难道不是外国煽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最后一次进攻一个小国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接着来呢？事实上，这岂不是企图用武力来称霸世界的一步吗？”
这番话和他前两天在下院的声明所抱的态度和政策比较起来迥然不同，令人难以想象。他必定经过了极度紧张的思想斗争。15日那天，他还说：“让我们不要离开正轨。”但是现在却突然来个彻底转变。
不但如此，张伯伦之改变主意，并不限于口头上说说了事。在希特勒的名册中的第二十“小国”就是波兰。由于首相作出了重大的决定，由于他必须与许多人士进行磋商，他在这个期间当然是极其忙碌的。过了两个星期（3月31日）首相向议会说：
我现在要向议会报告……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抵抗，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立刻认为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提出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了。
我还要申明，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它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同样立场，〔其后又说〕各自治领已获得详细的通知。
这时，已经不是彼此追究往事的时候了。议院里各党各派的领导人都一致支持对波兰的保证。“上帝保佑，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关头，这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凡了解当时局势的人，都毫不怀疑，这多半意味着一场我们不免要卷入的大战。
※ ※ ※
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惨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使我们大家都陷于困境这一事实，说明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光明正大，都应受到历史的谴责。请回头看看我们过去曾接连接受的或者放弃的东西：根据庄严的条约把德国解除了武装；德国破坏庄严的条约重整军备；我们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莱茵兰，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同化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显然愿意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来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三十五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这个波兰，只是在六个月之前，还像一只饿狼一样参与掠夺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如果我们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德国军队还不一定能够派出五六个有训练的师到西线驻防，那时候，法国以其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尽可以风驰电掣地越过莱茵河，进入鲁尔。但是在那时，只要提到这种战争，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鲁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像这种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向随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显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条件远较以前恶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里好好地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样的事例来。
此外，我们又怎么能够保护波兰，并履行我们的保证呢？
那只有对德国宣战，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们吓退的而现在更坚强的“西墙”和更为强大的德国陆军发动攻击。这是走向灾祸的一连串的里程碑。这是向日益强大的德国威力接连地屈服的记录，只是在开始时我们还有力量轻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先是把所有的资产和有利条件肆意挥霍殆尽，然后用颠倒过来的精心刻划的词藻，宣称决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你可以在无须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为正义而战，或者在稳操胜券并且代价不大的时候不战，那就会有一天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被迫进行战斗了。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
可能在全无取胜希望时还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好些。
※ ※ ※
伯明翰演说使我同张伯伦先生大大接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议院会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议，即今后应在防空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做不会被认为属于侵略性的，却可以加强英国政府在大陆所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把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效率就会逐日增长。这在国内的影响，只会加强人们的信心而不会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这个时候一定是精神极度紧张的。他知道我们正在组织一种联合力量来制止他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可能企图对伦敦或者对使我更忧虑的航空工业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一切早有准备，则这种诱惑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了，因此，必须消除采取极端暴行的诱因，以便进行更为审慎的计议。
1914年8月间，我曾向阿斯奎斯先生建议，让我把舰队调到北方去，以便在外交形势尚未绝望·之·前，使舰队能够通过多佛海峡和爱尔兰海峡。在我看来，现在充实空防人员，就有相类似的情形。我向你提醒这件事，请勿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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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波兰人以可耻的行径占取了特申，可是他们很快就得交纳他们的罚款了。3月21日，里宾特洛甫接见波兰驻帕林大使利普斯基先生。他说话的声调比起以前进行讨论时的声调变得严厉得多了。由于德国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成立了斯洛伐克卫星国，德国军队就开到波兰的南部边界。利普斯基对里宾特洛甫说，波兰一般民众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要对斯洛伐克采取保护制度，认为这种保护是直接针对波兰的。他还询问里宾特洛甫和立陶宛外交部长最近进行会谈的情况，问及这次会谈是否对梅默尔有所影响。两天后（3月23日），利普斯基就得到回答了。德军占领了梅默尔。
在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经投入德国的阵营。波兰起先对捷克人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现在又不愿意同罗马尼亚密切合作。
不论波兰或罗马尼亚都不让俄国军队越过它们的领土去干涉德国。“大同盟”的关键就是同俄国达成谅解。3月19日，深受当时局势影响的俄国政府，虽然在慕尼黑危机时被摈于大门之外，这时提出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张伯伦先生也有他的既定见解。他在3月26日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即使它愿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维持一次强大的攻势。而且对于它的动机，我也不予信赖；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同我们的自由观念毫无关系。它只是挑拨是非，惟恐天下不乱。不但如此，许多小国都恨它，怀疑它，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①因此，苏联的六国会议的建议就这样地受到冷淡的看待并且给打消了。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3页。
英国官方的算计对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也逐渐消失了。3月26日，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来提出它对地中海的要求。他暗中正在计划扩大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势力，以便使他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均衡。他侵犯阿尔巴尼亚的计划已准备就绪了。
3月29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宣布，他计划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包括纸面上增加的二十一万人（没有装备的）。
4月3日，希特勒的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至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暗号叫“白色方案”。元首在这个命令上批示：“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 ※ ※
4月4日，政府邀请我参加在萨伏伊饭店宴请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的午宴。这位波兰外交部长是来伦敦作正式的重要访问的。去年我曾在里维埃拉认识他，当时我们两个人曾在一起吃过饭。现在我问他：“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的专车能否平安无事地经德国回到波兰吗？”他答道：“我想我们还来得及平安回去。”
※ ※ ※
一个新的危机现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1939年4月7日黎明，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登陆，经过很短的战斗，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将要成为德国侵略波兰的基地一样，阿尔巴尼亚也会成为意大利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国政府早已对东北欧的和平利益承担义务。对东南欧的威胁又怎么办呢？这艘和平的大船已处处出现漏洞了。
4月9日，我写信给首相道：
我希望最迟在星期二再召集议会。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就是要说明，我是多么希望你将在议会发表的声明也能够像对待波兰协定那样，提出联合战线的建议。
在我看来，现在时间毕竟是很重要的。恢复外交主动权已属刻不容缓。这已经不是仅仅发表声明，或废弃英意协定，或撤回大使等方法所能济事的了。
星期天各报纸都直率地提到我们正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保证。我还注意到有几份报纸谈到英国海军已占领科孚。假使我们真的采取了这个步骤，那就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步骤，这当然要经希腊的同意，那么，在我看来，既然报纸已把这种想法宣布出来，而且显然是形势的需要，科孚很快就会被意大利先行占领的。那时，要想重新把它夺回来恐怕就不大可能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假使我们先行占领科孚，那时只要有少数几只英国军舰遭受袭击，那就会使墨索里尼面临着开始一场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其直接结果将使意大利国内一切反对同英国进行大战的力量获得最好的机会。这不但不会加重目前出现的严重危机，而且反而使危险减少，但必须在今晚就采取行动。现在巴尔干半岛十分危险。如果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压力之下，而我们又显出如同他们的估计一样不能有所行动，那么，他们就只好同柏林和罗马妥协，以求取得最好的条件。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会变成何等绝望！我们将要对波兰承担责任，这就会使我们卷入东欧的纠纷中，而在这同时又放弃建立一个一旦建成即可获救的大同盟的一切希望。
我在写上面的话时，还不知道我国地中海舰队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地中海舰队当然应该集中，应该·在·海·上，摆开适当的、但不太接近而又能相互支援的阵势。
事实上，这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正分散在各处。我们的五艘主力舰，一艘在直布罗陀，另一艘在东地中海，其余三艘停靠在相隔很远的意大利各海港内外，而且其中两艘还没有小舰队护航。驱逐舰队则散布在欧洲和非洲沿海一带。另外一大队巡洋舰则集中在马耳他港，没有战列舰的强有力的高射炮炮廓的掩护。正当我们的舰队因这样分散而实力受到损害的时候，就听说意大利舰队集中在奥特朗托海峡，而意大利军队也正在集合登上军舰，准备进行某种性质严重的图谋。
4月13日，我在下院对这种疏忽的部署加以抨击：
外国已研究起英国人过周末的习惯和英国人对适逢教会节日的假期的重视。耶稣受难日，正好是在解散议会后的第一天。听说在那一天里，英国舰队仍按照惯常旧例执行早经宣布的计划。因此，舰队就会散开于四方各处……我很相信，如果那时我们的舰队已经集中起来，在爱奥尼亚海的南部各处巡弋，则意大利就不会冒险进犯阿尔巴尼亚了……
经历二十五年的和平与战争的经验，我相信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亚的被征服和阿尔巴尼亚的被侵犯这两件事情中，听说英帝国各部大臣对于将发生的事好像毫无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得不十分确切。我不相信这是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过失。
在德国进行侵犯波希米亚暴行的前夕，为什么英国各部的大臣们还沉湎于所谓“温暖的会谈”，还预言“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呢？当显然即将发生一件性质异乎寻常的、后果难以预测的事件时，为什么上星期假日的旧规定竟还照常实行呢？……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所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就其影响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选、粉饰和缩小，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只是重视与他们认为世界和平应该继续维持的真诚而可敬的愿望相符合的情报，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时刻发动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事情一直在一齐向前发展。等到我们想到某种形势时，事实上，人家已经在实际上达到某种形势了。现在危机已在逼临，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进行大规模动员。千千万万人正在准备战争。各国边界都以重兵防守，各处都感到新的攻击迫在眼前。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将卷入漩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我们现在所过的，已经不是两三个月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们在各方面，已承担了义务。我看，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有必要逐一列举我们曾直接和间接给予保证或正在给予保证的国家。在一年以前，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力量强大的，我们在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个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正在进行了。当然，如果我们很想把整个欧洲从危险的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引导到法治与和平的高原上，我们就必须作出最崇高的榜样。我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在家里过着舒服安闲的生活，甚至连“强制”一词也不愿意说出口，甚至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补充和装备我们所答应的军队呢？乌黑的苦水到处迅速泛滥。我们又怎么能够继续——让我特别坦率和真诚地说吧——还不把全国国民兵力编入军队编制呢？
几天后，我在一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信中，又再一次表示对我国舰队的部署的不满：
我国舰队的部署确实令人莫名其妙。第一，4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海军大臣报告本土舰队进行戒备的情况，说紧张到连高射炮手想离开炮位走到下面来一下都不成。这是由于一份令人震惊的电报所引起的结果。照我看来，这就超过戒备的要求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地中海舰队却像我在下院所说的那样，散布在地中海各处，处于极易遭受攻击的混乱状态；而且，根据报纸所登的照片，“巴勒姆”号竟停驻在那不勒斯的码头。现在，地中海舰队已经集中，而且已经在它应该在的海面上了。因此，在地中海方面，无疑的一切已经妥善。但是，缺乏戒备的情形又移到本国海面上了。大西洋舰队除了少数几门高射炮之外，几天以来，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休假，所以实际上是失去了战斗力。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想到休假至少可以错开一下。所有的扫雷艇还在重新装备，还不能活动。这种情形又怎么能够与所说的星期二那天的紧张情况相吻合呢？看来这是严重违背连续的合理的戒备的规定的。毕竟现在所处的情形与上星期的情形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海务大臣现在患着重病，所以我预料有许多事情要落在斯坦诺普的身上。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专为了告诉你个人的，以便你可以亲自去查明事实。所以，我请你对这封信严守秘密，因为我不想拿这件事情去麻烦首相，但我认为你是应当知道这些事情的。
※ ※ ※
1939年4月15日，在德国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给予保护之后，戈林与墨索里尼、齐亚诺举行会谈，目的是要对意大利人说明德国战备进行的情况。这次会谈的记录已被发现，其中有戈林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怎么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假使发生严重冲突，情况会是多么的危险啊！由于德国的行动，使两个轴心国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产力转归德国，结果使轴心国的经济潜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大大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还有，德国现在即使进行大规模战争，连一个师也不必用来防备这个国家。归根到底，这也是两个轴心国家可以享有好处的有利条件……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行动，应该认为是为了轴心国的利益的。德国现在可以从两翼侧面进攻这个国家（波兰），而且距波兰新工业中心只需二十五分钟的飞行即可达到。波兰这个新工业中心，因为接近边区，现在已经迁到内地，比较靠近波兰的其他工业区了。”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6页。
几年后，约德尔将军在一篇演说中说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们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捷克的冲突和兼并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领土的恢复，使德国现在有可能根据战略上多少较为有利这个前提来考虑波兰的问题。”①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十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将来要受到更厉害得多的折磨。
①同上书，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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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过去一再保证不实行征兵，可是到了4月27日，他断然决定实行征兵了。大力促成这种姗姗来迟的觉醒的，应该归功于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他的确是准备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首相进行了几次性质十分严重的谈话。在这种严重考验中，我看到他的某些特点。在这段时期，他没有一天敢说这一天上班不是最后一次上班。
当然，在这个阶段实行征兵，还不能立刻组成一支军队。
当时只征召二十岁的男子；他们还得接受训练；在训练之后，还得给予武装配备。不过，对于法国、波兰和其他获得我国慷慨保证的国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象征表示。在辩论中，反对党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自由党和工党在英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反对征兵的偏见面前退缩下来了。工党领袖提出如下动议：
在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时候，本院对于政府违背诺言废弃志愿入伍的原则深表遗憾；从来志愿原则不曾使国防所需要的人力有所缺乏。本院认为现在所提出的措施，实有考虑不周之处。非但不能显著增强国防实力，反而会招致分裂，并且使全国的努力受到挫折。这进一步证明政府在这紧急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取得全国人民和本院的信任。
自由党领袖也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个步骤。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对于他们根据党的立场而不得不采取的这种态度，颇为苦恼。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这种立场，并且提出了一大堆理由。在表决时，他们各自根据自己政党的路线投票。投票结果，保守党以三百八十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了他们的政策。我在发言中曾尽力劝告反对党要拥护这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是我的努力没有产生效果。我完全了解他们的困难，尤其是在对付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件事使自由党和工党以后再也没有权利来批评当时的政府了。他们极其明白地表明他们对当前局势所采取的手段。不久他们就表明采取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手段。
※ ※ ※
虽然张伯伦先生仍然希望避免战争，可是一旦爆发战争，他显然是不害怕战争的。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说，首相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可能性越大，丘吉尔〔参加政府〕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①这句话不免带点蔑视的口气。我除了想再度入阁当大臣之外，我心里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可是，我还是很了解首相的见解。他很明白，如果爆发战争，他就会找我帮忙，而且他也准确地相信我一定会答应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见我参加政府就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表示，因而会使仅存的和平机会也消失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然而是错误的看法。虽然如此，张伯伦先生不愿因为下院某一议员加入政府致使那么严重而微妙的局面更恶化，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6页。
三月间，我曾联合艾登先生和三十个保守党议员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在夏季，国内掀起一阵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有的主张至少要我和艾登先生入阁。站在独立的立场的克里普斯爵士对这次国内危机非常担忧。他曾访问我和各位大臣，极力主张组织他所说的“举国一致政府”。我是无能为力的。但贸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却十分赞同。他写信给首相说，如果他的去职有助于政府的改组，他就愿意辞职。
斯坦利先生致首相 1939年6月30日
在这个时候，当你不胜焦思烦虑之际写信给你，我很犹豫，但鉴于事情紧急，请你原谅。我想我们都认为，唯一可能避免今秋爆发战争的机会，就是让希特勒确实知道我们必定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而他的侵略就势必引起大战。至于我们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思索：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一方面不会具有引起对方报复的威胁性，但却具有引人注意的戏剧性。除了现在就成立一个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成立的那种政府之外，我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别的更有效的办法来。组织这样的政府，就是举国一致、协力同心的戏剧性证明。我设想，这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美国，都会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在最后的时刻，还有可能获致满意的解决的话，那么，由这样一个政府来进行和解，也会容易得多。
你一定考虑过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对于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一定比我知道得多。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写信给你，使你知道我的想法，并且向你保证，如果你确实曾考虑成立这种政府的可能性，我——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僚和我一样——一定很乐意担任任何职位，不管职位怎么小，不管是在政府之内或在政府之外。
首相只表示正式收到这封信。
过了几个星期，差不多所有的报纸，由《每日电讯报》（7月3日）开头，《曼彻斯特卫报》加以强调，纷纷响应这个意见。我看到这种舆论的日日提出和一再表达，至为惊讶。写着“要丘吉尔回到政府去”的海报多得不得了，贴在首都招贴板上，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许多自愿参加的青年男女，在身前身后挂着贴有同样标语的广告板，在下议院门前走来走去。这种宣传鼓动的方法与我无关，但是，如果政府向我提出邀请，我当然是会加入政府的。这次我个人又走运了。其他一切事情都按照逻辑的、自然的而又可怕的顺序演变下去。
第二十章 苏联之谜
希特勒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希特勒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建议成立三国同盟——边境国家左右为难——苏德接触增加了——李维诺夫的免职——莫洛托夫——英苏谈判——5月19日的辩论——劳合·乔治先生的发言——我对欧洲局势的发言——联俄的必要——太迟了——德意“钢铁公约”——苏联的外交策略。
英国和德国之间所有的关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英德两国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友好关系。希特勒所希望的，只是对英国进行劝说或加以恐吓，要英国任由他在东欧自由行动。张伯伦先生则满心想安抚他，感化他，教他温文知礼。可是现在，已到了英国政府的最后幻想破灭的时候了。内阁终于相信纳粹德国是要打仗的。于是，首相向四面八方的国家，只要不予拒绝的，都提供保证和订立盟约，也不管我们对这些国家能否给予有效的援助。除了向波兰提供保证之外，还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接着又同土耳其结盟。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提到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获得希特勒签名并在赫斯顿下飞机时拿在手里得意洋洋地向群众挥舞的那张倒霉的纸片。在这张纸上，他曾求得了他认为存在于他与希特勒之间、在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两个保证，即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条约。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已把前一个保证破坏无遗了；希特勒现在又要刷掉第二个保证了。
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道：
今天，既然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官方都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反对德国不可这样的观点，为证实这个观点还推行我们所知道的包围德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条约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决定在今天给英国政府一个牒文，说明这项决定。对我们来说，这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因为我还希望我们与英国之间能够避免军备竞赛——这只是一种出于自尊心的行动。不过如果英国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同德国再度进行谈判，要是还有可能在我们之间达成明白而坦率的谅解的话，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①
①《希特勒讲演集》，第二卷，第1626页。
在希特勒推行他的政策的重要的关键时刻，英德海军协定显然使他获得很大的好处；而现在他却把这个条约说成是对英国的一种恩惠，为表示德国的不悦，就可以撤回这种恩典。希特勒向英国政府表示，他愿意同英国政府进一步讨论海军问题，也许他甚至希望以前上过他的当的人还会坚持绥靖政策。现在这个海军条约对他已是无关重要的了。他有意大利同他合作，他有空中优势；他还占有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一切。他已经有了“西墙”。仅就海军方面来说，他早就把任何协定置诸不理，尽可能地加快速度来建造潜水艇了。他形式上早就援用条约规定的权利，建造与英国数目相等的潜艇了，但这丝毫不曾限制德国建造潜艇的计划。至于较大的舰只，海军协定对他虽给予慷慨的许诺，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全部消受。因此，他就厚颜无耻地巧妙表演，把条约向着制造这个条约的傻瓜，劈头盖脑地扔回去。
在同一篇演说中，希特勒也宣布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他把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作为直接的理由。他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德国与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使英国卷入战争的话，这个保证将使波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条约义务与我在不久之前同毕苏德斯基元帅所订立的协定是不相容的……所以，我认为波兰已单方面违反了这个协定，因此这个协定已不复存在了。我已经给波兰政府发出一个说明这种意见的牒文……
当时我对这篇演说词加以研究之后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现在纳粹德国的目光非常可能转到波兰身上。希特勒先生的演说，不管能不能说明他内心的用意，但上星期五那一幕戏的主要目标，显然在于孤立波兰。他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对波兰展开猛烈的攻击，对它施加强大的压力。德国的独裁者似乎认为，只要他所提出的要求是限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就可以使英波协定不能实行。他显然希望英国那些过去惯常叫喊“谁会为捷克斯洛伐克打仗？”的人现在也会叫喊“谁会为但泽和走廊地带打仗？”看来他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对慕尼黑协定的背信弃义，已经使英国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他的暴行，已经使英国政府尤其是首相在政策上完全改变了。
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废除，是一个极其严重和具有极大威胁性的步骤。直到本年1月当里宾特洛甫访问华沙时，他还对这个条约一再加以肯定。这个条约和英德海军条约一样，是按照希特勒的愿望经谈判订立的。它也和海军条约一样，对德国显然是有利的。这两个协定都曾在德国还是弱国的时候使德国地位好转。海军协定事实上等于英国宽恕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因而使斯特雷扎阵线的决定和国联行政院的决定都归于无效。德波协定则使德国的注意力得以集中于奥地利，其后集中于捷克斯洛伐克，使这两个不幸的国家惨遭蹂躏毁灭。德波协定在一定时期内削弱了波兰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东欧各国之间不能发展利益休戚相关的团结。现在，当这个协定已为德国效过劳之后，就被单方面的行动所抛弃了。波兰得到了暗示，使它知道它现在正处在可能遭受侵略的范围之内。
※ ※ ※
英国政府对于它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究竟牵涉到什么实际问题，急须加以考虑。这两个保证除非纳入英国同他国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体制之内，否则无一具有军事上的价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驻苏大使和李维诺夫终于在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由于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受到那种对待，现在就不能对他们抱有多大的期望了。然而，他们还是在4月16日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法、苏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这个建议的全文没有公开。苏联的建议还主张这三个国家，如果可能的话还加上波兰，要对中欧和东欧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国家提出保证。成立这个协定的障碍，就是这些和苏联同一边界的国家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它们和抵抗德的侵略，这样一来，苏联就会顺手把它们并入它们所深恶痛绝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不知道自己所最害怕的究竟是被德国侵略还是接受苏联的援助。正是这种可怕的抉择，使英法两国的政策陷于瘫痪。
不管怎样，即使在事后看来，英法两国无疑地应该早就接受苏联的建议，宣布成立“三国同盟”；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如何进行援助的方法问题，则可留待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盟国之间加以解决。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情绪就大不相同了。
战时的盟国，相互之间总会倾向于听从对方的愿望；前线上一打响，战斗激烈，在和平时所不能接受的权宜之计，也将大受欢迎。在这种本来可能已建立的大联盟之中，一个盟国如果没有得到邀请，要把军队开进另一个盟国境内，这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张伯伦先生和外交部却被这个难解的难题弄得茫然失措了。在这种紧要关头，时局以这样的速度和这样大的规模急剧地发展的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随机应变，走一步是一步。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一定会使1939年的德国大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肯定战争就一定不能避免。同盟国方面还可以运用优势的力量采取第二个步骤。它们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动权夺回来。希特勒一方面经不起发动他曾极力反对的东西两线同时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时我们没有使他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实在可惜。这种境地很可能送掉他的生命的。政治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的。只是当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像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才会出现为挽救世界作出决定的机会。
我们既然已使自己置身于1939年的可怕困境，那我们就要抓住较好的希望，这是最关重要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确定斯大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决定放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念头而考虑同希特勒妥协。事实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根据俘获的德国外交部大宗档案，编辑并且出版了一本名叫《1939年到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的书，书中倒是告诉我们若干向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实事。看来早在1939年2月初，两国之间就有过一些接触；
但这些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属于贸易和商务的问题，这是因为受到慕尼黑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所影响，德苏两国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在3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这类问题又更加多了。俄国曾向捷克政府订购斯科达兵工厂的产品，现在斯科达工厂已成为德国的兵工厂，这些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记载说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递国书的苏联大使，在4月17日那一天曾对他作第一次的拜访。当时他问起斯科达厂的合同，魏茨泽克说：“由于外传俄英法三国成立空军协定和类似的事情，在目前把战争物资运给苏联的有利条件尚待开创。”说到这里，苏联大使立刻把话题由贸易转到政治，他问这位国务秘书对德苏关系有什么想法。魏茨泽克答：“在我看来，最近苏联报纸并不完全同美国报纸和若干英国报纸那样唱一样的反德调子。”关于这一点，苏联大使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然并不影响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种障碍。苏联从来没有利用目前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德国，它也不想这么做。在俄国，并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中就会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为这次谈话是极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大使正在这时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以及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这是俄国脚踏两条船的初次明显举动。从此以后，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运行俄德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为建立反对德国侵略的“三国同盟”进行谈判。
如果，比方说，张伯伦先生在接到俄国的建议就答复说：
“是的，让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或者说出类似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就会加以通过，斯大林就会有所领会，而历史的发展就会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进行了。
这条道路无论如何总不会更坏一些。
5月4日我以下列的话来评论当时的局势：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自从俄国提出建议以来，已过了十天或十二天了。英国人民现在既已牺牲了向来遵守而又很难改变的习惯，接受了征兵制的原则，他们有权和法国一起要求波兰不要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这三个善战的民族，合起来大概有二十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个友好的俄国给它们提供军火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阴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这条阵线，如果以坚定的信念建立起来，进行坚决果断而有效率的军事部署，再同西欧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就足以对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及其同伙，其力量还可以使德国人民不愿随便挑战。
※ ※ ※
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当一方面正准备采取权宜措施和作明智的妥协时，而另一方面却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这种拖延，对李维诺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为了同西方国家一起把问题加以明白了当地解决而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现在终于失败了。我们的声望已大大低落。俄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须找一个新政策的代表。5月3日，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李维诺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人民外交委员的职务，该职将由总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在5月4日向柏林报告：“直到5月2日，李维诺夫还接见英国大使，在昨天的报纸上，在检阅游行的贵宾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看来他的免职是斯大林临时决定的……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要小心谨慎，以免苏联被卷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保证今后对外政策仍将继续严格遵照斯大林的思想。”
苏维埃的驻外代表奉命通知驻在国的政府，说明这次人选的变动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改变对外政策。5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莫洛托夫将继续推行多年以来李维诺夫努力寻求的西方安全政策。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不让他为自己申辩，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世界舞台，过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给度日，还受到警方的监视。在国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为外交人民委员，与斯大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可以不受以前所作的各种声明的牵累，不受国际联盟的意见的约束，只要是俄国自卫之所需，什么路子都可以走。但事实上，他现在可能只走一条路。他一向赞成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从慕尼黑和其他许多事件中，使苏维埃政府深信，无论英国或法国，除非它们自己受到攻击，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乌云密布，风暴逼临。现在俄国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了。
李维诺夫的免职，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同西方国家订立安全条约，对于组织一条抵抗德国的东欧阵线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德国报纸的评述，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很有意思。5月4日，德国报纸登载了一篇华沙通讯，说李维诺夫在辞职之前曾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胆大妄为的俄国人在疏忽时称他为“党的伙计”）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伏罗希洛夫无疑是根据明确的训令，宣称红军没有准备为波兰而战，并以俄国总参谋部的名义指责“过于庞大的军事义务”。5月7日，获得充分情报的《法兰克福报》评述说，李维诺夫的辞职使英法的“包围”政策的前途受到严重的挫折；辞职的可能涵义，也许是在俄国国内关心这种政策所引起的军事负担的人，把李维诺夫喝住了。所有这些话都是真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对这种重大的转变，必须加上一些掩饰，而且即使到了最后一刻，苏联的态度仍然保持捉摸不定的样子。而且，俄国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要不然，它又怎么能够同它一向又恨又怕的希特勒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呢？
※ ※ ※
犹太人李维诺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强烈的偏见有所缓和。从此德国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对外政策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转而攻击谩骂“财阀的民主主义”。报纸的文章向俄国人保证说，德国的生存空间不会扩张到俄国的领土；它在各方面的确只到俄国边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苏联不同英法订立“包围”协定，俄国和德国之间就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理由。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奉召返回柏林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项对苏联有利的长期货物信用贷款。
双方的动向都趋向于订立盟约。
俄国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转变，这样摇身一变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做到的。仅仅两年以前，俄国陆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好几千个最有成就的军官，正是因为倾向于这种政策而惨遭杀身之祸。可是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少数焦虑不安的主人，又觉得这种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时，亲德主义是异端邪说，是阴谋叛国。而现在，一夜之间，它却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敢于提出异议者，当然就活该倒霉了，而那些转变得不够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样的命运。
为了完成立刻就要进行的工作，当然没有别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员更为合适或条件更好的了。
※ ※ ※
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苏联对外政策讲坛上的人物，值得略加叙述，这是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经常有遭清洗的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起来的。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相。
他比谁都更适合充当一个在变化莫测的国家机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时带点幽默风趣的会议上，或者当他殷勤地提议来一连串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干杯时，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见过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看来是讲道理而又讲究修饰的外交家。至于他对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立即进攻日本。从此之后，莫洛托夫对日本大使的态度如何，可以从他的谈话记录中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地举行微妙的、试探式的、十分尴尬的会谈中，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谈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的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同他通信讨论，总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谎言或侮辱之词来收场。在这本书里，不久就有这类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应。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从美国返国途中，飞机在英国降落。那时我们已签订了英苏条约，他将要冒着危险飞回本国去。在唐宁街我们用来开秘密会议的花园的大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臂，两人面对面互相凝视着。突然间，他好像深受感动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内的真实的人显现出来了。他用同样的力量来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为回答。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只是互相紧紧握手。那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的。在他一生中，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暴乱和破坏，他或者自己受到威胁，或者把别人投入其中。
苏维埃的机器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确是有了一个干练的、在各方面都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永远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我能直至生命结束时都不必经受他所遭受的那种紧张生活，那真是叫我高兴。要是过他那样的生活，倒不如不生下来才好。假如人死之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又愿意去的话，那么，马扎兰、塔莱朗、梅特涅都一定会欢迎他和他们一起搞外交了。
※ ※ ※
从莫洛托夫当上外交人民委员那天起，他就推行牺牲波兰来同德国达成协议的政策。没有多久，法国就知道这种情形。法国《黄皮书》中曾载有5月7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电文，说是根据他秘密得到的情报，他断定第四次瓜分波兰将成为德俄和解的基础。1946年4月，达拉第先生写道：“自5月份以来，苏联进行了两种谈判，其一是同法国的谈判，另一是同德国的谈判。他似乎愿意瓜分波兰而不愿意保卫波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①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①雷诺书中所引，前引书，第一卷，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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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英国政府对4月16日的苏联照会终于作了答复。英国的复文内容没有公布，但塔斯社在5月9日发出了一项消息，列出了英国建议的要点。5月10日，官方机关报《消息报》刊登一项公报，大意说：路透社报导英国提出了反建议，即“苏联对每一个邻国都必须分别作出保证；如苏联因为提供了这些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则英国必须保证援助苏联”，但这项报导是不符合事实的。公报说，苏联政府已收到5月8日英国的反建议，其中并未提到苏联向每一个邻国分别提供保证的义务；相反，英国的反建议说，如果英法两国为履行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苏联有立即援助英法的义务。然而，英国的反建议并没有提到苏联若因履行对东欧任何国家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英法对苏联的援助。
同日晚些时候，张伯伦先生说，政府已承担了对东欧的新义务，但因种种困难没有邀请苏联直接参加。英国政府曾经提议，苏联自己应该发表同样的声明，表示愿意援助可能成为侵略对象的国家，并准备保护它们的独立，如果它们愿意接受的话。
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在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更为严格的方案。英国政府认为，尽管这个方案可能有别的一些优点，但它势必引起英国政府所提建议要避免的那些困难。他们因此向苏联政府指出困难之所在。同时，他们把他们的原提议作了某些修改。他们（英国政府）特别明白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希·望·他·们·之·是·否·进·行·干·预·要·视·英·法·是·否·进·行·干·预·而·定，·则·英·国·政·府·也·不·会·表·示·反·对。
可惜这一番话未曾在两个星期之前明白宣布。
这里应该提一提，5月12日土耳其议会正式批准英土协定。我们希望，由于承担了这个新的义务就可以在出现危机时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这是我们对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的答复。正如我们同德国进行谈判的时期已告结束一样，现在我们在实际上同意大利的关系也进入了同样的僵局。
我们同俄国人的谈判仍然毫无进展。5月19日，全部问题在下院提出来了。辩论是简短而严肃的，发言的人几乎只限于各党领袖和曾任内阁大臣的重要人物。劳合·乔治先生、艾登先生和我都力促政府必须立即根据平等的条件同俄国订立最广泛的协定。劳合·乔治先生首先发言，他以惨淡的色调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和危险的图画：
目前这种局势使我深深地回想起在1918年初春时普遍流传的感觉。那时我们获悉德国快要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但谁都不知道它向哪里攻击。我记得当时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前线将首当其冲；而我国的将军们则认为它将攻击我们。法国的将军们甚至对他们前线的哪个部分将首先受到攻击，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而我们的将军们也同样意见分歧。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反正有一个地方就要受到极为强大的攻击罢了。整个气氛虽不能说是恐惧，至少也是心神不安。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阵线后面极其活跃，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准备。我看，这些都同目前的局势多少有点相像……我们都十分焦虑；
整个世界都感到侵略者正在准备发动另一次进攻。谁都不很清楚这次进攻将在什么地方爆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正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来扩充军备，尤其是扩充进攻性的武器——坦克、轰炸机、潜水艇。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占领和构筑新的阵地，这些阵地在他们对法国和我国作战时会使他们在战略上占优势地位……他们正在观察和调查自利比亚到北海一带作战时可能十分重要的一切形势。战线后方的活动有一种极端不吉之兆的秘密。
在1918年也有这样的秘密，为的是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为防御作准备……他们不是为了抵抗来自法国、英国或俄国的进攻而进行准备。他们从来未受到威胁。
无论从私人方面或公开得来的消息，我也没有听过有任何暗示或提议，说我们正在考虑对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地点发动进攻；这一点他们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因此，所有这些准备，都不是为了防御的。这是为了执行某种既定的进攻计划，攻击与我们有利害关系的某个国家。
※ ※ ※
劳合·乔治先生接着又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
两个独裁者的主要军事目的和计划，就是力求速战速决，避免长期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对独裁者来说总是不合适的。像伊比利亚半岛战争①的长期战争是会把他们拖垮的。俄国的坚强防御，虽然没有打过什么大胜仗，但终于打垮了拿破仑。
德国的理想，现在是，而且一向就是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1866年的对奥地利的战争，不过打了几个星期；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实际上打了一两个月就告结束了。1914年的作战计划，本来也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几乎获得成功；要是没有俄国，他们或者就获得成功了。但是，只要他们不能迅速取胜，一切就完了。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德国的伟大军事思想家一直在研究这样的问题：1914年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缺少的是什么呢？在下一次大战中，他们又如何能补救这些缺陷，如何纠正或避免这些严重错误呢？
①指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独立战争。——译者
劳合·乔治先生从事实推进到想象，接着又说德国人已经有“两万辆坦克”和“几千架轰炸机”。这些话远远超过事实，而且不恰当地引起人们的恐惧心。这些年来，我们一小群人，奔走呼号，反复强调要重整军备，为什么他不和我们一起努力呢？他的话使全院为之寒心。两年以前，或者不如说三年以前，这一类的话和演说中所有的悲观主义，一定会受到讥讽和嘲笑。但在那时有的是时间，而现在，不管这些数字是否确切，说这些话就已经太晚了。
首相在回答中第一次向我们透露他对苏联建议的看法。
他对这个建议的态度当然是冷淡的，而且的确又是轻蔑的。他说：
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取得苏联的合作和协助以建立和平阵线，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也需要它，重视它。说我们轻视苏联的协助，纯属无稽之谈。至于如何精确估计俄军实力，或如何使俄军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有接受任何未经证实的见解，谁也不致愚蠢到认为这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和资源丰富的大国，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局势中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这番话所表现出的缺乏分寸，和我们在一年前见到的他拒绝罗斯福总统建议的话是一样的。
我于是就这个问题接下去讲：
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首相自称他很希望这样做，还说要按照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广泛而简单的形式进行。
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其他国家如果或希望要从这个联盟得益的话，这个联盟也可以扩大它的互相救助的范围。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抵抗将来发生的侵略行为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
我看不出苏联建议有什么不好。这个简单的建议有什么不好的呢？有人说：“你能信任苏联政府吗？”我想他们在莫斯科也会说：“我们能信任张伯伦吗？”我希望我们能够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竭诚希望如此……
这个受到普遍接受的土耳其建议，对整个黑海和东地中海地区，都是一种促成团结和安定的巨大力量。同我们订立这个协定的土耳其，与俄国保持最密切的友好关系。它和罗马尼亚也很密切和友好。这些国家合起来正在互相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
英国和南欧各联合的国家之间有极为一致的利益，但在北欧不是也有同样的一致利益吗？以波罗的海各国来说，彼得大帝就曾经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战。现在，不让这些国家落入纳粹德国之手，是俄国至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北欧的重大利益。我也不必细说关于〔德国进攻〕乌克兰的议论，因为这意味着向俄国本土的进攻。你们可以看到，沿着整个东线，确实和俄国的主要利益都有关连，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他们是会把他们的利益与受到同样影响的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准备在战争中和俄国结盟（这是最大的考验和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你准备在保卫我们曾给予保证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时与俄国结盟，那么，你为什么又害怕现在就同俄国结盟呢？在这时候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我不懂得所有这些外交上的谨言慎行和迟延不决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幸发生最恶劣的形势，我们和他们一起卷入这种局面之中，还必须尽最大努力和他们一起奋斗。如果困难不至于发生，那很好，我们也可以在最初阶段获得安全。……
英国政府对波兰提出过保证。我听到政府提出这个保证时，我感到震惊。我现在还拥护这个保证，但我在听到时确实震惊。因为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使人感到将会采取这一步骤。我请求委员会注意，劳合·乔治先生在十天前和今天一再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个问题是：在保证提出之前有没有同参谋部商量过，诸如提出这种保证是否妥当，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实现这项保证的方法。全国都知道问题已经提出了，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真使人惶惑不安。
显然，俄国除非得到平等的待遇，其实不只是平等待遇，而且还能使他相信盟国——和平阵线——所采用的办法很有成功的希望，否则俄国是不准备参加协定的。谁都不愿意同犹疑不决的领导人和摇摆不定的政策合作的。政府也须认清，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除非背后有一个与西方各国联合起来的友好的俄国给予他们以巨大而坚强的支持，它们是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大约一年的战争的。我基本上同意劳合·乔治先生这个意见：如果要建立一条强有力的东线——一条东部的和平阵线，或者，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则变为作战的战线——那么，只有获得在东欧国家背后的友好的苏联的强大支持才有可能。
除非建立东线，否则在西线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像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这些国家，即使我们还没有对他们提出保证，一般也认为我们有义务援助他们，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1917年的经验吧。在1917年，俄国的战线已被击溃，士气涣散。革命和兵变使那支有纪律的庞大的军队逐渐丧失了斗志，前线上的情况乱得难以形容；然而，尽管如此，直至和约订立和把战线结束时为止，即使它在毫无战斗力和极其不幸的情况下，还吸住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德国军队。后来那条战线一旦结束，德国的一百万大军和五千门大炮就立即调到西线来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这几乎扭转了战争的发展形势，并要迫使我们接受一个灾难性的和平。
东线的问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现在没有人更多关注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诧异。当然我不是说要讨好苏联。
现在不是向什么国家讨好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建议，公平的建议，而且照我看来，这个建议的条件，比政府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好些；这是一个更为简单、更为直截了当和更为有力的建议。让我们不要把它扔在一旁，不了了之。我请求政府在脑子里记住这些无情的真理。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政府既曾长期忽略了我们的国防，又已经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全部军事力量所包含的一切，现在对技术问题不加考虑就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又拒绝和丢掉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之中，那么他们就辜负了国民的信任，而且，我还要加上一句，也辜负了国民对他们的宽容。
所有这一切现在无疑已嫌太迟了。艾德礼、辛克莱和艾登的发言，概括地说明危险迫在眉睫和与俄国结盟的必要。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在几星期以前还领导他们的党员投票反对全国征兵制度，使他们的地位大受削弱。他们所经常提出的辩解，是因为对外交政策不满，但他们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为后盾；如果全国人民不准备为了产生这种实力而接受必要的牺牲，那么，不管什么外交政策都不能有什么效果。
※ ※ ※
当西方国家为了建立抵抗德国的防御阵线而作出种种努力的时候，对方也在进行同样的活动。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于五月初在科莫举行会谈，获得了所谓“钢铁盟约”的正式的和公开的结果，并在5月22日由两国外交部长在柏林签字。这是对英国给东欧各国提供脆弱的保证的挑战性的答复。
在齐亚诺的日记中，记录了在签订这个盟约时和希特勒的一段谈话：
希特勒说他对这个盟约非常满意，而且确认地中海政策将由意大利主持。他对阿尔巴尼亚很感兴趣，对我们要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控制巴尔干的坚强要塞的计划，表示热烈的赞成。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90页。
在签订“钢铁盟约”的第二天，即5月23日，希特勒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他在会上更明显地表露出洋洋自得的情绪。这次谈话的秘密纪要记录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处于爱国主义的热潮之中，另外有两个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意大利和日本。我们对自己过去那段时期的确是很好地加以利用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都是按照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波兰不是一个“候补敌人”。波兰将总是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的。虽然订立过友好协定，但波兰却总是暗中存心想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害我们。但泽根本不是争论的主题。这是一个我们在东方扩大生存空间和保障粮食供应的问题。因此，毫无问题我们绝对不能饶了波兰，我们不得不决定，一遇适当的机会就进攻波兰。我们不能期望捷克事件的重演。仗是一定要打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成功地孤立波兰将是决定性的一着。
如果不能断定德波冲突不至于引起西线的战争，那么战争将主要是对付法国和英国。如果法国、英国、俄国成立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盟，那我就不得不对英法两国给予几次歼灭性的打击。我对于同英国达成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们必须准备打仗。英国把我们的发展看成是将会削弱它的地位的一种霸权的基础，所以英国是我们的敌人。
和英国的冲突，将是生死存亡的战争。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必须由武装部队加以占领。对他们的中立宣言，可以不予理会。
如果英国有干涉波兰战争的意向，我们就必须以闪电的速度来占领荷兰。我们必须致力于夺取从荷兰到须德海的新防线。以为我们可以顺顺当当取得成功，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现在已不是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而是八千万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或政府，都必须以速战速决为目标。不过政府也必须准备打十年或十五年的战争。
英国知道，战争的失败就是它的世界霸权的结束。英国是反对德国的推动力量。
英国人是骄傲的、勇敢的、顽强的，有坚强的抵抗力和具有组织才能。他们知道怎么去利用每一个新的进展。他们具有爱好冒险和北欧种族的勇敢精神，但一般德国人比他们高出一筹。我们在第一次大战中，如果我们拥有多两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又如果日德兰的海战在早上开始，英国舰队就会被击败，①而英国也就屈膝投降了。我们除了准备进行突然袭击之外，也必须作长期战争的准备。同时，我们必须排除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机会。陆军必须坚守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所必需的基地。如果成功地占领并守住了荷兰和比利时，如果击败了法国，那么打败英国的基本条件也就具备了。②5月30日，德国外交部发给驻莫斯科大使如下训令：“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在轴心国家的军队集结和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西方国家和苏联的重要联系已经完结了。5月30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对张伯伦先生5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给予答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两方见解的根本分歧。
〔他说〕远在四月中旬，苏维埃政府与英法政府进行谈判，讨论要采取的必要措施。那时开始的谈判，至今尚未结束。事情早就很清楚，如果对成立一条由和平国家组成的强有力的反侵略阵线具有任何真诚的愿望，则下列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必需的：
①《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167-168页。希特勒显然对日德兰海战的事实一无所知。在这次海战中，英国舰队从头到尾都想把德国舰队引出来进行大决战而未成，如果进行了大决战，则英国舰队的压倒优势的火力，一定会很快就发生决定性作用。
②《纳粹-苏联的关系》，第15页。
由英法苏三国缔结一个纯粹是防御性的、强有力的反侵略互助公约。
由英法苏方面，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毫无例外地包括苏联近邻的一切欧洲国家提出保证，抵抗侵略者的进攻。
英法苏三国缔结明确的协定，规定一旦侵略者发动进攻，三国彼此之间互相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支援以及规定对被保证国家提供直接的和有力的援助的方式和范围。
谈判到了一个看来已无法打开的僵局。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虽然接受英国的保证，却不打算接受俄国政府同样方式的保证。在另一个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波罗的海各国，也抱有同样的态度。苏联政府明白表示，苏联所主张的互助公约，必须是把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包括在全面保证之内。现在这四个国家都拒绝了这个条件，也许它们由于害怕早就会拒绝这个条件的。芬兰和爱沙尼亚甚至声明，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而向它们提出保证，它们将把它看作侵略行为。6月7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希特勒就轻易地把那条反对他的迟延不决的联盟的最后防线突破了。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战争边缘
对但泽的威胁——甘默林将军邀我参观莱茵河战线——和乔治将军同行——一些印象——法国采取守势——原子能研究的情况——我关于防空工作的信——为了同苏联达成协议所作的新努力——波兰的阻挠——莫斯科军事谈判——1942年斯大林对我的说明——欺诈行为的记录——里宾特洛甫应邀前往莫斯科——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轰动世界的消息——希特勒的军令——“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英国的预防措施——首相给希特勒的信——傲慢的答复——希特勒推迟进攻日期——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信——意大利领袖的答复——最后的几天。
夏季一天天过去，全欧洲都不停地进行备战，外交家的态度、政治家的演说、人类的意愿越来越不被重视。德国的军事调动，似乎预示着它要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它同波兰在但泽问题上的纠纷，以此作为进犯波兰的第一步。6月10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表示他对时局感到焦虑，并且一再表明，如果波兰独立受到威胁，英国一定给予援助。基本上在国王影响下的比利时政府，以超然的精神，在6月23日宣布他们反对同英法举行参谋会议，并表示比利时决意保持严格的中立。
事态的发展趋势使英法两国的军队以及两国内部日益靠紧。
在整个7月份里，巴黎和伦敦之间往返频繁。7月14日法国国庆节，是一个显示英法团结的大好机会。我应法国政府邀请参加了这次盛典。
在游行后，我正要离开布尔歇时，甘默林将军建议我应该去参观法国前线。他说：“你从来没看过莱茵河扇形战区，8月里请你再来，我们什么都让你参观。”于是，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8月15日斯皮尔斯将军和我受到了他的密友乔治将军的欢迎。乔治将军是法国东北战线陆军总司令，也是最高统帅的可能的继承人。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和蔼可亲而又极其能干的军官。我们在十天里一直在一起，互相研讨军事问题。我和甘默林随时有接触，这时他也正在考察这一部分前线的另外几个地方。
从劳特堡附近莱茵河的拐角那里起，我们遍历全部防区，直达瑞士的边境。在英国，像在1914年的情形一样，无忧无虑的人们这时正在享受他们的假期，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沙滩上玩乐。可是在这里，沿着莱茵河一带，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所有的临时桥梁都移到了河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永久的桥梁都有重兵驻守，而且都埋有地雷。忠实可靠的军官日夜驻守着，一有信号，即可按动电钮把桥梁炸毁。这条巨大的河流，由于阿尔卑斯山积雪溶化，河水高涨，汹涌向前流去。
法军前哨中队蹲伏在丛林中的哨兵坑里。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三三两两地走到河边，但不能成群结队，以免露出目标。在河那一边约三百码之外，可以看到德国人在丛林之间悠闲地用大镐和铁铣构筑防御工事。在斯特拉斯堡所有河边住宅区里的居民，早就全部撤退了。我在桥上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两辆汽车开过。在桥的两端，双方都详细验查护照，盘诘身分。在这里，德国哨所距离法国哨所约有一百米左右。他们之间没有往来。然而当时欧洲还是平静的，德法之间也没有发生纠纷。莱茵河不断以每小时六七哩的速度，滔滔滚流，波涛起伏。一两只载着孩子们的小游船在水面上掠过。在这次以后，一直过了五年多，我才再次看到莱茵河。1945年3月，我和蒙哥马利元帅乘小船横渡莱茵河，但那时是远在北部靠近韦塞尔的地方。
我回国后，我把我收集的札记送给陆军大臣，也许还送给同我有往来的其他大臣。我写道：
奇袭法国的前线是不可能的。不论在任何一点，都无法加以突破，除非付出极大的生命代价，花费许多时间，而在战斗进行的时间内，整个局势就会发生变化。在德国方面，情形也是如此，虽然程度略差一些。
但这一防线的两翼，是以两个中立的小国为依托的。比利时的态度，一般认为非常令人不满意。现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没有任何军事的关系。
在我能详细参观的防线的另一端，法国已竭尽全力进行准备，防范经由瑞士而来的侵袭。如果德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它将沿阿勒河前进，并以一部分兵力开入或开向贝尔福山峡，以保护进攻主力的右翼。我个人认为，在战争开始时，德国对法国前线或对在其两翼的两个小国，绝不至于有任何重大的企图。
德国在攻击波兰之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他们按战时编制的现有的军队，已足够供东线作战之用了。即使在开始猛攻波兰的同时才开始动员，仍可有充分的时间来增援齐格菲防线。所以，如果认为德国的动员才是警告的信号，这在战争爆发之前是不会出现的。另一方面，法国在现在处在这种极端紧张的时期，似乎有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
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10月底或11月初的泥泞时期，会使德国发动攻势有所妨碍，但在这时期来临之前，希特勒仍然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对波兰加以沉重的打击。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现在德国准备在纽伦堡实行的示威行动——宣传之类——似乎和上述的结论相吻合。
※ ※ ※
在我这次访问所看到的事情，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多数负有重大责任的我的法国东道主，都一致认为必须采取守势，并不容反驳地向我灌输。同这些非常有能力的法国军官们谈话时，不禁使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认为德国比他们强，而法国又已不复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的生气勃勃的魄力了。法国将为其自身生存而战——只此而已！对面就是坚强的齐格菲防线，配备着增强了火力的新式武器。我想起上次大战时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攻势还有余悸哩。现在德国当然比慕尼黑事件时要强大得多。我们也不知道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所感到的深切焦虑。我们在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都已落到如此地步，以致没有一个负起责任的人（到这时为止，我还是在野的人，无责可负）敢于根据符合实际的推测来采取行动。这个推测就是，德国在从北海到瑞士的漫长防线上，只有配备不全、训练不够的四十二个师。而在慕尼黑时期，德国在这条防线上则只有十三个师罢了。
※ ※ ※
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最担心的是英国政府也许会不顾我们的保证，在德国攻击波兰时畏缩不前，不敢对德开战。这时的张伯伦先生无疑已毅然改变了方针，虽然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当时对他的认识，并没有像一年以后那样深刻。我怕希特勒也许会再来一次虚张声势的恫吓，说什么他有什么新的行动或什么秘密武器之类，把我们这个已负担过重的内阁吓倒，或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林德曼教授以前曾不时和我谈起原子能的事。我于是请他告诉我这一方面的现状如何。我和他谈话之后，写了下面的信给金斯利·伍德。以前已提到，我和伍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 ※ ※
丘吉尔先生致空军大臣： 1939年8月5日
几星期以前，有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登有一篇文章谈到，根据最近的发现，一种名叫铀的特殊的原子，被中子击裂时会发生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乍看起来，这可能预示着将会发明一种破坏力极大的新爆炸物。·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不·论·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引·起·多·大·的·注·意，·并·且·将·来·也·许·终·于·具·有·实·用·上·的·重·要·性，·但·在·几·年·以·内，·这·种·发·现·决·不·会·导·致·可·以·在·作·战·中·大·规·模·使·用·的·危·险。
根据种种迹象，在国际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有人会故意散播谣言，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制造出可怕的新的秘密爆炸武器，一下子把整个伦敦夷平。第五纵队当然也将设法用这种威胁的话来诱使我们接受另一次的屈服，因此，我们必须把真实情况说清楚。
第一，最有权威的学者认为，在铀里面，只有极少的成分能在这种作用中发生效力。如果要得到大规模的效果，就得先把这种成分提炼出来。这就得好几年才能成功；第二，只有把大量的铀集中在一起才能发生连锁反应。而一旦释放出能量，在还没有真正产生出猛烈的效果以前，一经轻微的引发就会引起爆炸。①
①这个困难后来当然终于被克服了，但这只是经过几年的研究用了极精密的方法才解决的。
它也许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各种爆炸物一样有效力，但不至于会产生更危险得多的效果；第三，这些试验不可能以小规模进行。如果他们已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试验（即取得了真正足以威胁我们的结果，而不是虚张声势的恫吓），那么要保持秘密就不大可能了；第四，在从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归柏林控制的领土内，只有少量的铀。
有人觉得这种新发现可以使纳粹有了某种足以毁灭其敌人的凶恶的、秘密的新爆炸物而大为恐惧。从上述所有的理由来看，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今后一定还会有各种不祥的流言蜚语、吓唬人的传闻。我希望没有人会听信这一套。
我的预测竟然如此正确，真是一件怪事。在原子能方面，摸到门路的倒不是德国人。他们实际上走错了路，正当罗斯福总统和我决定并获致值得纪念的协议来从事大规模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德国人却放弃了原子弹的研究而从事火箭或无人驾驶飞机的研究。关于我们这个协议，我们在后面适当的地方还要谈到。
我提交防空研究委员会的最后一个意见书中，也说：
1939年8月10日
英国对空袭的主要防御，是对来袭者抽取过境税。如果在每一次空袭中，能击落五分之一的敌机，那就可以使空袭停止。……我们可以设想，开始的攻击必然是大规模的，在好几个小时之内接连不断地分批渡海进行空袭。但头次空袭的结果，并不能决定空战的胜负。空袭英国并不是一桩儿戏。
重大的死伤数字将迫使敌人不得不慎重考虑其得失。到了日间空袭不久就证明代价太大时，我们所要对付的就只限于对建筑物多的地区的盲目夜袭了。
墨索里尼在7月7日向英国大使说：“告诉张伯伦，如果英国准备为保卫波兰而战，意大利一定和我们的盟国德国并肩作战。”但在幕后，他的态度恰巧相反。他在这个时候所企求的目的，无非是巩固他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摘取他在西班牙进行干涉的果实，消化他在阿尔巴尼亚所夺取的东西。
他并不愿意因为德国要征服波兰而卷入欧洲战争。他虽然屡次公开自吹自擂，但是对于意大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脆弱，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在1942年时，如果德国供给他军火，他是愿意主张作战的，但在1939年的时候就绝非如此！
在夏季，波兰所受到的压力日益猛烈，这时墨索里尼又想再作慕尼黑事件时代那样的和事佬了。他建议召开一个世界和平会议，但这个念头被希特勒敷衍了事地打消了。8月11日，齐亚诺在萨尔茨堡和里宾特洛甫会晤。齐亚诺的日记写道：
领袖非常希望我能用书面证据清楚地说明，在这个时候发动战争实为不智……要想把战争限于波兰是不可能的，而全面的战争又会使每一个国家都受到损害。领袖从来没有这样毫无保留地和这样热烈地希望和平……里宾特洛甫一味托辞规避。我问起他关于德国政策的详细情形时，他说话躲躲闪闪。关于德国对波兰的企图，他说谎的次数太多了，因此现在他对于他必须对我说的事情，以及他们实际上计划要做的事，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德国要打仗的决心是无可更改的了。即使他们取得的利益比他们所要求的还多，他们还是要进攻的。因为毁灭的魔鬼已经使他们着迷了……有时，我们的谈话极为紧张。我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意见坦白说出来，但他却无动于衷。慢慢我就发觉我们在德国人的眼里是多么的渺小。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123页。
第二天，齐亚诺去见希特勒。我们现在得到了德国方面对这一次会见的记录。希特勒明白表示，他要和波兰彻底解决。他说他不惜被迫和英法一战，他要意大利参加进来。他说，“如果英国在国内要保持必要的兵力，则派赴法国的兵力最多只能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此外，还可以提供几个轰炸机中队，但决不能派出战斗机。因为德国的空军将立即袭击英国，英国需要战斗机来防卫本土。”关于法国，他说在消灭波兰之后——这不需要多少时间——德国就可以在西墙集中几百个师的兵力，这时法国就必须把它在殖民地和意大利边境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兵力集中于马奇诺防线来进行殊死战斗。齐亚诺在答复中，对他所听到的这番话的严重性表示诧异。他抱怨说，德国方面以前从未有过任何表示，让他们知道波兰争端已到了如此严重和迫切的地步。相反，里宾特洛甫说过，但泽问题可以留待将来解决。意大利的领袖虽然深信和西方各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应该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制定此事的计划。
在这次会谈之后，齐亚诺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意大利，向他的主人汇报。他发现墨索里尼这时已更加相信民主国家会不惜一战，因而更加希望自己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
※ ※ ※
英国和法国政府为了同苏联达成协议又再度进行努力。
英国决定派一位特使去莫斯科。艾登先生在早几年前和斯大林有过成功的接触，自请前往，但这个慷慨的建议没有为首相所接受。6月12日，他派斯特朗先生担任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斯特朗先生固然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但在外交部以外并没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另一个错误，派遣这样一位次要的人物，实在是对别人侮辱不敬。他是否能通过苏联机构的外围也很成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已太迟了。自从1938年8月麦斯基被派到恰特韦尔来看我到现在，其间已发生了很多事情。慕尼黑事件已经发生了。希特勒的军队的发展又已多了一年的时间。他的兵工厂得到了斯科达工厂的补充，都在日夜开工。苏联政府十分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完了。贝奈斯已流亡在外。一个德国的总督在布拉格统治着。
另一方面，在俄国看来，波兰是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年深日久的政治的和战略的问题。两国最后一次的主要冲突是1920年的华沙之战。那时加米涅夫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军队攻入波兰，毕苏斯基得到法国的魏刚将军以及达伯农勋爵领导的英国代表团的建议，把红军击退，接着加以追击，报之以血腥屠杀。在此后的几年中，波兰一直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它用左手联合并支持了反苏的波罗的海各国，又用它的右手在慕尼黑时期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劫掠。苏联政府明知波兰憎恨他们，也知道波兰无力抵抗德国的进攻。不过他们也深知他们自己的危险，深知他们需要时间来整顿他们最高统帅部内部所受到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斯特朗先生的任务的前景是不美妙的。
谈判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不愿意让苏联把他们从德国手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点上，谈判始终没有进展。6月13日《真理报》的社论中表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有效中立，对苏联的安全极关重要。社论还说，这类国家的安全对英国和法国都是极端重要的。这是“连丘吉尔先生这样一个政治家”也承认的。这个问题，在6月15日在莫斯科提出讨论。第二天，俄国报纸宣称“苏联外交部方面认为初次会谈的结果并不完全顺利”。在整个7月份，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同法英两国代表从军事角度上继续谈判。英国政府于是派了德拉克斯海军上将率领代表团于8月10日前往莫斯科。这些军官并没有得到进行谈判的书面授权。法国代表由杜芒克将军率领。在俄国方面，则由伏罗希洛夫元帅出席主持。我们现在知道，当时苏联政府同时也同意德国派遣一个谈判代表到莫斯科。英法苏三国的军事会谈不久因波兰和罗马尼亚拒绝俄军过境而终归失败。波兰人的态度是，“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①
①雷诺，前引书，第一卷，第587页。
※ ※ ※
后来，在1942年8月间，有一天早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把苏联那时的一些情况告诉我。斯大林说：“我们当时的印象是：如果波兰受侵略，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下决心打仗，他们只希望英法和俄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希特勒。我们肯定这是阻止不了的。”当时斯大林曾问：“法国在动员时可以派出多少师兵力去对抗德国？”回答是：“大约一百个师。”于是他问：“英国可以派多少？”回答是：“两个师，以后可以再派两个师。”斯大林重复着说：“啊，两个师，以后可以再派两个师。”他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对德作战，我们在俄国前线要派出多少个师？”这时停顿了片刻。“三百个师以上。”他没有告诉我这是他和谁的谈话，是在什么时候谈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话都说得很有道理。但这对我们外交部的斯特朗先生却颇为不利。
为了便于讨价还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必须把真正的意图掩藏起来，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摊牌。莫洛托夫及其下属在和英、德双方接触时，显出他们两面应付的惊人本领。直到8月4日，德国大使舒伦堡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还只能这样说：“从莫洛托夫的整个态度看来，显然，苏联政府实际上更倾向于改善德苏关系，但他们以前对德国的不信任还是根深蒂固的。我的总印象是：如果英国和法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苏联政府现在是决心要和他们订约的。当然，谈判也许还要拖很久，尤其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不信任英国。……在我们方面，如果要使苏联政府转换方向，就必须作相当的努力。①”其实他不必担忧，大局已定了。
①《纳粹-苏联关系》，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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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夜，斯大林向政治局宣布他准备同德国签订条约。8月22日，同盟国代表团直到晚上才找到伏罗希洛夫元帅。他对法国代表团团长说：“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去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时，我们等待法国的音信，但始终没有消息。我们的军队是准备着的……法国和英国政府现在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谈判都一味拖延，而且已经拖延太久了。既然如此，出现某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加以排除的。”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就抵达莫斯科。①
我们现在从纽伦堡文件和美国最近发表所缴获的文件中，完全知道了这一件永不应该忘记的交易。椐据同里宾特洛甫一起飞到莫斯科去的他的主要助手高斯的话，“8月23日下午，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德国外交部长在长时间会谈之后回来，显得极为满意……”即在这一天晚些时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正文，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没有什么困难。高斯说，“里宾特洛甫在前言中亲手加进一句有关德苏两国友好关系的形成的重要意义的话。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苏联政府在被纳粹政府劈头盖脑地倾倒了六年大粪之后，不能突然之间把友好的宣言拿到群众面前来。因此，前言中的这一句话就被删去了。”在一个秘密的协定中，德国声明它在政治上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都不感兴趣，但认为立陶宛应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瓜分波兰的分界线已经划定。对波罗的海各国，德国只要求经济利益。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直到8月23日深夜才签订。②
①雷诺，前引书，第一卷，第588页。
②《纽伦堡文件》，第十编，第210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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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我心平气和地记录了一切。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对于这类违背常理的行为所引起的非难和反感，只有两国的专制极权主义者才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知道希特勒还是斯大林这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最厌恶这个条约。双方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在这两个帝国和两种制度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斯大林无疑地知道，在希特勒和西方国家作战一年之后，德国就不再成为俄国的劲敌了。希特勒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则是”各个击破“。这一类的协定竟然能够成立，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在苏联方面，我们必须说明的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使德国军队部署的阵地越往西越好。这可以使俄国有时间从其广大帝国的各部分把军队集中起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俄国军队在1914年的不幸状况。当时他们在仅仅部分动员的情况下就向德军进攻。现在他们的边界，较上次大战时要偏东得多。因此，他们必须在受到攻击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武力也好，欺骗也好，都得首先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的一大部分。他们的政策固然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却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
这个不幸的消息，好像一个炸弹一样在全世界爆炸。苏联塔斯社说，8月21日到22日，里宾特洛甫正飞往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国政府当时所感到的情绪不论究竟如何，但他们当时没有恐惧的成分在内。他们立即宣称，“这件事绝不影响他们所决心要履行的义务。”现在已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避免或延缓大战的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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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有必要把“条约”的条件记录下来：
缔约国双方约定相互之间不进行单独的或和其他国家联合的任何暴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和任何攻击。
这个条约的有效期间为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没有一方提出废除则自动延长五年。在会议桌的周围，欢呼庆贺，祝酒干杯。斯大林还主动提议为德国元首干杯，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我为祝他身体健康干杯。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平凡而简单的教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在本书中还要谈到几个同样的例子。奸诈的人和政治家，虽然费尽心机，总是害了自己。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过了二十二个月，斯大林和俄国的成千成万的生命，就得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一个在道德上毫无顾忌的政府，似乎总是大占便宜，为所欲为，但“一天结束时，一切都得算清楚，全部时间结束时，更得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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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从秘密谈判中知道同俄国谈判的条约一定会在8月22日签字，所以，甚至在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或在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之前，他就给他的总司令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决定同西方国家开战……与波兰的冲突是迟早要来的，我在春季即已有这样的决定，但我认为我应先打西方，而后再转向打东方……我们不用怕封锁。东方会给我们粮食、家畜、煤……我只怕在最后关头有某个下流痞会建议调解……政治上的目的已进了一步。摧毁英国霸权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在我把政治布置完成之后，军人就要开始这同一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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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苏条约的消息一公布，英国政府就立即采取预防措施。
发出各项命令要海岸的重要地点的防卫部队以及防空部队集合待命，保卫易受攻击的各个据点。政府发电报给各自治领和殖民地，警告他们可能在短期间内要进入警戒阶段。掌玺大臣奉命把地方机构一律改为战时编制。8月23日，海军部得到内阁授权，征用商船二十五艘，把它们改成武装商船巡洋舰，另外征用拖网渔船三十五艘，装配潜艇探测器。为海外驻军征召了六千人的预备役。各雷达站的防空部署和防空部队的全面部署，已获批准。空军预备役二万四千人和所有的空军辅助部队，包括各气球中队在内，都应召服役。所有的服军役人员一律不准请假。海军部也向商船航运发出警告，此外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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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决定把英国这些准备措施告诉希特勒。这一封信并没有记载在法伊林先生写的传记内，但在别的地方发表过。为了对张伯伦先生公正起见，这当然应该让大家知道：
阁下也许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措施，这些行动在今晚的报纸上和无线电广播中已加以发表了。
英国政府认为，这些步骤是必要的，因为据报告，德国方面已进行军事调动。同时，德苏条约公布后，柏林某些人士显然认为英国将不会为了波兰而进行干预，认为这种万一的可能性已不必加以考虑。这实在是最大的错误。不论德苏协定的性质如何，都绝不能改变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这是英国政府一再公开明白说明的，也是他们决心要履行的。
有人说，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在1914年时把它的立场更清楚地加以说明，也许可以避免那一场大灾祸。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这一次英王陛下政府决意不再让人有这种悲剧性的误解。如有必要，他们决心并准备立即运用他们的全部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开始，其结果是无法预料的。如果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也会很快结束，这种想法，即使在战争各条战线上某一方面能取得一些胜利，也是极端危险的幻想。
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承认我确实想不出什么方法来避免这一场使欧洲卷入战祸的灾难。鉴于统治者的行动对人类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我希望阁下对我在上面所提出的种种，会加以最慎重的考虑。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57-158页。
希特勒在其答复中，在详述德国准备用“无可比拟的宽容大度”来解决但泽和走廓问题以后，跟着说了下面一段无耻谎话：
英国对波兰提供无条件的保证，不管可能引起冲突的原因如何，英国将在任何情况下都援助波兰。这种保证，只能被解释为对那个国家的一种鼓励，今后他们在这张特许证的掩护下，可以放手对波兰国内的一百五十万日耳曼居民施加惊人的恐怖行为。①
①同上书，第二编，第158页。
8月25日，英国政府公布同波兰订立的正式条约，确认以前所提供的保证。当时采取这个步骤是希望可以为德波直接谈判提供最好的机会，因为这个条约表明，如果直接谈判解决失败，英国就会站在波兰的一边。战后戈林在纽伦堡审讯中说：
英国向波兰正式提出保证的那一天，元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停止原订计划对波兰的进攻。我于是问他，这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停止。他说：“不，我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预。”①实际上希特勒将进攻日期从8月25日推迟到9月1日，而且像张伯伦所希望的那样，同波兰进行了直接谈判。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想同波兰达成协议，而是想给英王陛下政府种种机会，使之可以逃避保证。至于英国政府的思想，像议会和全国一样，根本不是这样。英国岛民的性格有点古怪，他们讨厌军事训练，近千年以来从来没有敌人入侵，但在危险日益临近和日益扩大时，他们反而越来越镇定，在危险到了迫在眉睫时，他们反而更为凶猛，在危险发展到了性命攸关的关头，他们反而无所畏惧。这些习性，曾使他们能够在多次危难中转危为安。
①同上书，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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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给墨索里尼。这封信最近在意大利发表了：
领袖：
若干时候以来，德国和俄国都在考虑有无可能使他们双方的政治关系能够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最近根据下述种种理由，更有在这方面获得具体结果的需要。
1．世界政治的总形势。
2．日本内阁还是迟迟不采取明确的立场。日本虽然准备参加一个反俄联盟，德国（据我看来，意大利也一样）根据目前的情况认为这只属次要的考虑。日本不愿针对英国而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而这在德国方面，我认为也在意大利方面，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3．从今春以来，德国和波兰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在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这不是由于德国的过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英国的行为……这些理由促使我迫切需要在德俄谈判中得出结果。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形告诉你。但最最近几星期，克里姆林宫显然改变对德关系的意向——这种意向从李维诺夫去职的时候起就有了——越来越明显了，使我现在能在局势得到初步澄清以后，派我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拟订世界上现有的性质最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其全文不久即将公布。这个条约是无条件的，此外还规定凡有关德俄利益的一切问题，均应互相磋商。我也可以告诉你，领袖，有了这些规定，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实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任·何·攻·击·的·可·能·了。①
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集》，第7页。
墨索里尼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回答说：
马肯森大使刚刚转来你给我的信，兹敬复如下：
1．就与俄国达成协议一事而论，我完全赞同。
2．我觉得应避免同日本发生破裂或对它冷淡，以免它同民主国家集团日趋接近。……
3．莫斯科条约封锁了罗马尼亚，也可能改变土耳其的立场。土耳其接受过一笔英国借款，但它并没有签订盟约。土耳其方面采取新的态度会破坏法国和英国在东地中海方面的战略部署。
4．关于波兰，我完全理解德国的立场，我们深知这种紧张局势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
5．关于在军事行动发生后意大利的实际态度，我的见解有如下述：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能只限于局部时，意大利将向德国提供所需要的各种政治经济援助。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发动反攻时，我必须郑重提出，以目前意大利军事准备的情况来看，我不能在军事上采取主动的行动，这一点我已屡次并且及时地向你，元首和里宾特洛甫先生提过的。
但是，如果德国能立即以军火和原料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对付法国和英国可能对我们的攻击，那么，我们自可立即参战。在我们前几次会晤时，我们预料战争将在1942年后发生。到那个时候，我的陆海空军就会按照我们约定的计划准备好了。①
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集》，第10页。
如果希特勒以前没有料到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他就知道战争爆发时不能指望意大利进行武装干预。墨索里尼想在最后一分钟重演慕尼黑时的角色的任何企图，已被置之不理了。
意大利领袖关于德国的最后行动的消息，似乎不是由德国方面而是由英国方面得来的。齐亚诺在他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把德国向伦敦提出的建议全文通知我们，我们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①墨索里尼现在唯一的需要是希特勒默许意大利保守中立。关于这一点，希特勒答应了他。
①《齐亚诺日记》，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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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
（一）现在东部边界的形势已达到使德国无法容忍的地步，要用和平方式从政治上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我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只有一点改变，就是陆军方面军事部署几乎全部完成的各方面，可以不在此限。至于任务和作战目标的分配都维持不变。
进攻日期——1939年9月1日。进攻时间——四时四十五分〔用红铅笔注上〕。
（三）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始敌对行动的责任明明白白地由英法方面来负。开始时，对于对方的不重要的越境侵犯行为，只应采取纯粹局部行动来予以还击。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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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莱茵河回来后，在巴尔桑夫人那里过了几天晴朗的日子。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笑容可掬但心里却焦虑不安的人。
我们住在纳瓦尔的亨利王在伊夫里战役前住过一夜的那个古堡里。华莱士夫人和她的几个儿子也和我们一起住在那里。她的丈夫是内阁部长。她正在等他到这里来。不久她接到他的来电，说他不能来了，至于何以不能来，以后再告诉她云云。
别的危险征兆也不断传来。人们都深感不安。甚至可爱的厄尔山谷的阳光，也失去了柔和的光线。在这种不安的气氛中，我要作画也是一件难事。我决定在8月26日回国，因为在国内我至少可以知道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告诉我的妻子，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她。我路过巴黎时，请乔治将军同进午餐。
席间他把法德军队的数字全部都提出来，并按质量把这些师分为几等加以比较。这使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忍不住说：“那你们占优势啊！”他回答道：“德国军队很强，我们决不能先发制人。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们两个国家将联合起来履行自己的责任。”
回到英国后，当晚我住在恰特韦尔家里。第二天我请艾恩赛德将军来和我呆在一起。他刚从波兰回来，他提供了有关波兰军队极有利的报导。他看过一师人在炮兵实弹射击配合下进行攻击演习，结果略有死伤。波兰的士气极高。他和我一起住了三天。我们力图估量这个不可知的局势。就在这个时候，我砌完了我的住宅的厨房的砖墙，这座住宅在去年就开始盖起来，准备在以后几年我全家居住在这里。我的妻子在接到了我的电报后，于8月30日经敦刻尔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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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英国的有组织的德国纳粹党员，已知的有二万人。
按照他们在别的友好国家中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总是首先进行破坏和暗杀。我在当时并没有官方的保护，我也无意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我觉得我相当受人注目，必须防备万一。我有许多情报使我深信希特勒认为我是一个敌人。以前当过伦敦警察厅侦探的汤普森巡官现在已经退休。我请他带着手枪来我这里住。我也找出了我自己的武器，倒还是好好的。于是，一个人睡觉，另一个人就警戒。这样就不会有人可以乘虚而入。在这时候，我知道如果战争一旦发生——谁还会怀疑这个呢？——一个重大的担子，必然会落到我的身上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