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来是坚决赞同他的外交观点的人，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悠久的亲密的关系，始于1922年，那是在劳合·乔治首相时代，他担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始终没有损害我们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虽则对他在印度总督任内的政策，我们之间曾发生过非常严重和持久的争论。我相信我很了解他，我深知在我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同时，我也感觉到，在他和艾登之间，也同样有这一条鸿沟或类似鸿沟的东西。总的来说，如果张伯伦先生在组阁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为外交大臣，也许还明智一些。如果让艾登担任陆军部或海军部的职务，可能更为适当，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个气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张伯伦合作期内，这种不祥的形势，逐渐不断恶化。
直到这时，和在许多令人焦虑不安的年份，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员。他和霍尔——赖伐尔条约的意外关系，影响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许多政界人士对他的看法。
首相这时越来越信赖他的主要工业顾问威尔逊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许多问题还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首相认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或预见到德国威胁的增长，没有人比他更愿意为了应付德国的威胁，使其他一切考虑都服从这个目标。外交大臣觉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较得心应手，卡多根也是一位声望很高和能力很强的外交官。因此到1937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经知道他要调职了，而到1938年1月1日他就被任为“政府首席外交顾问”这一特任职位。这个新名义，对外界说是一种升职，而且实在也很像升职的样子，但在实际上，管理外交部的整个责任，已不再归他掌握了。他仍旧保持原有的那一间办公室，但外交部的电文现在必须连同该部的详细意见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后才由他过目。范西塔特不愿意当驻巴黎大使，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处于这种超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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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季至该年年底，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分歧逐渐扩大。促成1938年2月艾登先生辞职的一连串事件，都是按照逻辑规律逐步出现的。
最初的分歧点，是因我国与德意两国的关系引起的。张伯伦先生决定向两个独裁者苦苦哀求。1937年7月他邀请意大利大使格兰迪伯爵到唐宁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们进行会谈，但他没有参加。在会谈中，张伯伦先生说他希望改善英意关系。格兰迪伯爵向他建议，作为初步行动，如果首相能写一封信给墨索里尼作个人的呼吁，对局势也许会有好处。张伯伦先生坐下来。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但没有把这封信通知这时正在离首相官邸只有几步远的外交部里的外交大臣就把它发出去了。这封信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两国的关系因为意大利扩大对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趋恶化。
张伯伦先生自认为他有一种个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两个独裁者取得友好的关系，而且也认为他确实能够建立这种关系。对于墨索里尼，张伯伦先生同意对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给予承认，作为全面解决两国纠纷的前提。
对于希特勒，他准备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示让步。而同时，他却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愿意考虑改善英国军备的状况，也不愿意考虑英法两国之间在参谋部级或政治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与意大利达成任何和解，那么它必须作为包括西班牙问题在内的全面解决地中海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国对这件事的深切谅解。在谈判这种全面解决方案时，我们是否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显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在外交大臣看来，还没进行谈判就把这个条件去掉，表现出急于要谈判的样子，实属不智之举。
到了1937年夏季，这种分歧更显得严重了。张伯伦先生认为外交部阻挠他同德意两国进行谈判的尝试，而艾登先生则认为他的首长在设法同独裁者接近的过程中，尤其在英国军备十分薄弱的这个时期，表现得过分迫切。说实在的，在这两个人的见解中，存在着一种实际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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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和政府有种种分歧，但我对外交大臣却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坚决和勇敢的人；虽然他在过去担任外交大臣政务秘书和后来担任次官时委曲迁就地做过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曾经攻击过而且至今还加以攻击的。但我确实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错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问题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举行宴会他必定邀请我出席，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这样做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外交大臣总是同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触，广泛地讨论各项国际问题的。艾登先生不过是按先例办事罢了。
1937年8月7日我写信给他说：
西班牙问题打断了我们的思路。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鲁姆同我们一样严守中立。即使德国继续支持叛军一方，苏联以金钱供给政府一方，我们仍然要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法国政府帮助一方反对叛军，那就会成为德国人和亲德分子的天赐良机了。如果你有余闲，请读读我在星期一《旗帜晚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只有在双方都有对有不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激烈的争执。在西班牙，一方是贫穷落后的无产阶级热情，要求推翻教会、国家和私有财产，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统治。另一方是爱国主义的、信宗教的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得到许多省份的农民的支持，在陆军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建立军事独裁来恢复秩序。双方都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对方施加残暴的和无情的屠杀；令人寒心的仇恨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势不两立。所有这些，使无论哪一方取胜，接着大有可能把失败一方的积极分子无情地加以全部杀光，从而开始一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对轴心国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个问题上，虽然通过不同途径，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采取坚决的行动，即使行动规模不大，我在下院中总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内阁里同他的一些高级同僚和首相之间发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没有受到制约，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动。八月底，我们在戛纳，有过多次的见面，有一天我在戛纳到尼斯之间半路的一家饭店请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吃饭。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问题——西班牙的冲突、墨索里尼一贯的背信弃义和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最后自然也谈到德国势力日益强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时想，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对他同他的首长和同僚的关系，自然是讳莫如深，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微妙的问题。他的态度可说是再正确不过了。不过，我可以断言，他在他这个重要岗位上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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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现了紧张形势。艾登以坚决而巧妙的手腕处理了这个危机，获得了解决。事件解决的经过可以说明我们所主张的路线是正确的。事情是，有一队商船给所谓西班牙的潜水艇击沉了。实际上这些潜水艇当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这是十足的海盗行为，立即激起知道这件事的人去采取行动。9月10日地中海各国在尼翁举行会议，外交大臣由范西塔特和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偕同出席。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9日
在你上一封信里，你说希望在去日内瓦之前来看我和劳合·乔治。今天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兹提出我们的见解，供你了解。
现在是督促意大利重行遵守它的国际义务的时候了。地中海区域出现潜水艇的海盗行为；它们丝毫不考虑船员的生命安全就击沉许多国家的商船。这些暴行必须加以制止。为了这个目的，地中海各国应该取得协议，把他们自己的潜水艇避开若干规定的商运航线。在这些航线内应由英法的海军负责搜索潜水艇，如果侦察器在这些航线上发现任何潜水艇，即应视为海盗，加以跟踪击沉。我们应以最客气的方式请意大利参加，不过如果它不参加，那我们就应该告诉它：“我们打算就这样办了。”
同时，由于取得意大利的友好合作也很重要，因而法国应该声明，如果意大利不参加协定，它就开放法西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边境，准许各种武器输入。这样一来，意大利就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地中海航线上干海盗行为的潜艇，无论如何将被肃清；另一方面，如果它拒不参加这个协议，它也没有好处，因为法国就会开放边界。我们认为这一点最关重要。这种敦促意大利加入地中海各国的行动的联合压力，再加上如果它固执己见就会冒很大危险而又毫无好处这个事实，这就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对墨索里尼发生作用，只要他知道英法两国确实是当真的。
看来本年内德国还不打算发动一次大战，如果希望要在将来一些事情上同意大利建立良好关系，那么现在就必须把问题加以解决。现在我们所遭遇的危险，就是墨索里尼认为可以凭敲诈和威吓来取得一切，他认为最后我们只会说几句空话，结果还是后退。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现在应该摆出一条坚强的阵线。如果你觉得能够作这样的努力，我们愿意向你保证，不管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全国和下院，我们都一定支持你的。
就我个人来说，在莱茵兰非军事化遭到破坏后，你坚持同法国举行参谋部级的会谈，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觉得你现在又到了同样重要的时刻了。勇敢的道路，也就是安全的道路。
只要你觉得有助于英国的利益与和平的利益，请你随便在私人的或公开的场合利用这封信。
又：这封信我曾读给劳合·乔治听，他对信内所述，完全同意。
尼翁会议是简短而成功的。会议同意成立英法联合巡逻舰队，防止潜水艇的骚扰。舰队奉有明确的命令。任何潜水艇只要遇上它们，肯定是要被击沉的。结果，意大利也勉强同意了这个规定，海上的暴行就立刻终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1937年9月14日
你现在也许已经看到我们在尼翁会议中所采取的方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你信中所提的建议相符合。我希望你会同意认为会议的结果是圆满的。在这里，看来似乎是这样。实际上，重要的政治事实是，我们在会议中强调英法两国的合作是有效的，西欧两个民主国家在欧洲事务中仍然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最后同意的计划，是我们同法国共同草拟的。我必须说，他们和我们合作得再好没有了。他们准备提供的海军合作的范围，使我们感到诧异。可以公平地说，如果把他们的空军支援也算在内，我们的力量就各占一半了。
我承认我们在会议中的成就，仅仅是西班牙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它大大提高了我们在各国中的威信，而这正是在我们迫切需要提高威信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各小国的态度，同样都是令人满意的。在土耳其的几乎是肝胆相见那样的友好领导之下，这些小国都表现得很好。查特菲尔德同每一个人接触，都得到极大的成功。我感觉到，尼翁会议正因为它开得很精简又取得了成功，对恢复我们在地图上的地位，有相当的贡献。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至少这次会议已经鼓励法国人和我们自己，要同心协力处理我们非常艰巨的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20日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写信给我。我的确应该向你道贺，因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就。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相信下院对会议的结果一定感到很满意。
我很高兴知道张伯伦一直支持你，而不是像流行报纸所说的那样，在背后牵制你。我希望，你一定要坚决保持你已经获得的有利条件。墨索里尼只懂得优势武力，就像他现在在地中海所遇到的那样。那里的整个海军形势，从我们可以利用法国根据地之日起，就已经完全改观。意大利绝不能抵抗英法两国的有力的联合行动。因此我希望能让墨索里尼自寻出路，以摆脱由于他自己犯了大错而陷入的外交窘境。地中海所出现的局面，是我们为了无懈可击的目的联合起来对付他才形成的，而这个局面，本来是他应该尽力避免发生的。
现在他自食其果。英法两国海军的合作，现在已经开始，我希望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两国的海军和空军继续互相利用彼此的设备。这种合作，将来在防止巴利阿里群岛发生纠纷时是会用得着的。意大利继续在地中海设防，反对我们，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重大危险，将来是要加以对付的。现在我们的部署越变得永久化，则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也就越少。
伯纳德·巴鲁克来电说，他正写出他同美国总统谈话的结果（在我们伦敦谈话之后）。我毫不怀疑，总统反对独裁国家的言论是受到我们谈话的影响的。我深信关于关税和通货方面的问题，一定也在探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7年9月25日
谢谢你9月20日的来信，你对尼翁会议所说的勉励的话，也使我十分感激。你对尼翁会议局势作了这样的结论：
“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认为这个结论对局势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墨索里尼失策地走过了头，他必须受到惩罚。八十艘英法两国的驱逐舰再加上强有力的大队飞机，在地中海上巡逻，这个壮景无疑使欧洲的舆论产生深刻的印象。
从我所获得的报告来看，德国自己也没有忽视这个事实。今年的秋季，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守势。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维护我们两国的地位，使我和德尔博斯①都松了一口气。在我们前面，困难还多得很，而且在军事上说，当然也还远没有达到我所希望那样的强大，但尼翁会议已使我们得以改善我们的地位，并由此可以取得较多的时间。
①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你对于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方面所形成的英法合作的局面给予重视，我衷心地同意。法国的态度，总的来说，当然与赖伐尔执政时期所表现的态度根本不同。法国海军参谋部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忙。他们对于联合舰队确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我们的海军部对此已有深刻的印象。此外，你提到两国间互相利用彼此的基地会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点，也是极有价值的。意大利参加了这个协议，不管其最后的形式如何，也是不能影响局势的实质的。
尼翁会议虽是一件偶然事件，但也证明英法的联合力量，如果表现得具有信心和准备不惜使用武力的话，对独裁者的心理和政策发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说这种政策一定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但至少可以使战争推延。事实是，各种形式的“绥靖政策”只是鼓励侵略和加强独裁者对他们本国人民的权力；而西方民主国家只要作出任何反击的断然表示，就可以使紧张局势立即缓和起来。这个规律在整个1937年都表现出来了。1937年以后，局面和条件又迥然不同了。
※ ※ ※
1937年10月初，我应邀参加外交部招待南斯拉夫总理斯托亚丁诺维奇的宴会。餐后，我们站起来到处走走交谈。当我和艾登闲谈的时候，哈利法克斯勋爵走过来，兴奋地说，他接到戈林的邀请，请他去德国打猎，他很有希望借此机会同希特勒见见面。他说他已经和首相谈过这件事了，首相也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所以已经接受了邀请。当时我有这样的印象：艾登听见之后，有点诧异和不快，但一切都在愉快的气氛中过去了。因此，哈利法克斯即以“老猎手”的资格访问德国。纳粹的报纸对他表示欢迎，称他为“哈拉里法克斯”勋爵。“哈拉里！”本来是欧洲大陆上人们打猎时的呼喊。经过几次打猎款待以后，他的确终于被邀请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同德国元首作非正式的和没有大事铺张的会晤。这次的会晤并不顺利，很难设想出有比他们这两个人更难互相了解的了。一个是约克郡高派教会出身的贵族和热爱和平的人，在英国旧式生活中彼此笑脸相迎、善意相处的环境中长大。他参加过战争，是个好军官。会晤的对方却是个出身于穷苦深渊的恶棍，由于受国家打败仗的刺激，充满着仇恨心和报复心，疯狂地要使日耳曼种族成为欧洲甚或全世界的主宰。这次会面除瞎说一通和手足无措之外，毫无所获。
在这里也许可以提一提，里宾特洛甫曾经两度邀请我去访问希特勒。很久以前，在1907年和1909年我曾两次分别以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和牛津郡义勇骑兵少校的身分，应德皇的邀请赴德参观演习，但现在的情况可完全不同了。剧烈的斗争正在进行，在斗争中我有我的地位。如果我得到英国国家授权，我就会很乐于同希特勒会晤。但如果以个人身分去同他见面，那就会使我自己以及我的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对我的独裁者东道主表示同意，那我就是欺骗他了；如果我对他表示异议，又一定会使他生气，我还会被指责为破坏英德关系。因此，我对两次邀请都谢绝了，或者让它自然地推诿过去了。在这些年中，所有曾访问过德国元首的人，不是弄得非常为难，就是自己害了自己。恐怕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受到更彻底的欺骗了。他把他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况描写得那么兴高采烈，使今日读到这段记述的人不免感到可笑。
希特勒无疑有一种迷惑人的魅力，容易使来客不恰当地对他得出力量和权威之感，除非以平等的地位相见，否则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在11月份的日子里，艾登对我们军备扩充的迟缓，越来越感到焦虑。11日，他和首相有过一次会晤，想表示他的担心。张伯伦先生听了一会儿后，不愿听他说下去，劝告他：
“回去吃一片阿斯匹林吧。”哈利法克斯由柏林返国后，他报告说，希特勒告诉他，殖民地是英德之间的唯一有待解决的悬案。他相信德国人并不着急，目前没有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希望。他的结论是消极的，他的态度是被动的。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自己感到在内阁中已几乎处于孤立的状况。首相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他和反对他的观点。一大批重要的阁员，都认为外交部的政策太危险，甚至有挑衅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些较年轻的阁员则极愿了解他的观点，其中有些人后来还表示不满，说艾登没有对他们推心置腹。不过艾登绝没有打算组织小集团来反对领袖。参谋长们也不能给他什么援助，实际上他们也劝告他慎重些，劝他多多考虑局势的危险性。他们不愿同法国人过分接近，以免承担超乎我们力量所能及的义务。他们认为俄国清党后的军事实力，已没有多大希望。他们认为，在处理我们的问题时，必须假定我们有三个敌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别国帮助。我们可能要求利用法国的空军基地，但在最初阶段我们都无力立刻派出军队。即使参谋部这种极其谨慎的建议，在内阁里也遭到强烈的抵抗。
※ ※ ※
但真正的决裂，是由于另一个新问题引起的。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访问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他带去罗斯福总统给张伯伦先生的一个密件。总统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不过，在他采取这一步骤之先，他愿意和英王陛下政府磋商，想知道一下他们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并且强调不要把这个建议的性质和事实通知任何其他政府。他请求英国政府至迟在1月17日前给他回信，而且说明他的建议只有在“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才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这是一个重大但难以预测的步骤。
英国大使林赛爵士把这个绝密文件送交伦敦。他附加意见说：按照他个人的看法，总统的计划确实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如果英王陛下政府不予支持，则过去两年来英美两国进行合作所作出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了。他十分恳切地促请英国接受这个提议。外交部在12日收到这个电文，当晚即抄录送达在乡间休息的首相。第二天早晨，首相回到伦敦，根据他的训令给美国总统发出了一个复电。这时艾登先生正在法国南部作短期的休假。张伯伦先生的复电大意是说，他很感激罗斯福总统的信任，用这种方式来和他商量总统所提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计划；但他愿意说明自己和德意两国努力达成协议的立场，特别是对意大利方面。他说，“英王陛下政府，就自己方面而论，如果觉得意大利确实愿意为恢复信任和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我们愿意对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一事在法律上给予承认，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将先取得国际联盟的同意。”电文又说，首相提出了这些事实，目的是使总统可以考虑他目前这个建议是否与英国的努力有所抵触。因此，暂缓提出美国的计划是否较为明智。
总统收到了这个答复，感到相当失望。他表示将在1月17日给张伯伦先生一封复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国。他的回国不是因为首相的催促，首相觉得他不在时照样可以办事。他是因为外交部里对他忠心的官员催促他返国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码头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长期的和艰苦的努力以求促进英美的关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个电报给林赛爵士，希望能够减轻张伯伦先生冷淡答复所产生的影响。总统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达伦敦。信里说，鉴于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直接谈判，他同意暂缓提出他的计划，但他说，英国政府打算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严重关切。他认为这种承认，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和对于美国的舆论，会发生最有害的影响。当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他更强调地说：“这种承认定将引起一种厌恶之感，而且会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愿替别人火中取栗的顾虑。这将被认为英国牺牲美国密切关心的在远东的利益而在欧洲进行性质恶劣的交易。”
总统的信件，在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多次会议中都被提出讨论。艾登先生取得了内阁对以前的态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阁员认为他已感到满意，但他并没有向他们明白表示事实上他并不满意。经过这些讨论，在1月21日晚，两封公函向华盛顿发出了。大意是说，首相热烈欢迎总统的建议，只不过如果美国的建议在各方面的反应不怎么好，英国政府就不愿分担失败的责任。张伯伦先生希望说明我们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总统所提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不但刺激欧洲的两个独裁者，同样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觉得总统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法律承认问题的立场。第二封信事实上是解释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愿意给予这种承认，只是把它作为对意大利谋求全面解决的一个部分罢了。
英国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国总统递交这些文件时同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所进行的谈话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
他说韦尔斯先生告诉他，“总统认为承认问题是一颗两国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药丸，他希望我们应该一起吞下。”
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的可能性进行磋商；这自然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参加进去，哪怕只是试验性质的。可是这个建议就这样地给张伯伦先生拒绝了。他这种态度很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仍限于内阁圈子之内，但这种裂痕是带根本性的。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对这一段插曲的评述，颇有些意思，他写道：“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的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但终于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可怜的英国！日复一日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它在议会那些滔滔不绝而又温文尔雅的空谈中彷徨地沿着下坡路走下去——向着它本来想避免的那个方向走去。最有势力的报纸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实可敬的例外，仍在继续抚慰人心；英国的行径，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样随便，没有谋算而且用心和善。
※ ※ ※
外交大臣当然不能以张伯伦先生拒绝美国总统建议这一事件而提出辞职。罗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国介入欧洲的阴暗舞台，这实在使他在国内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来往的电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泄露，国内所有的孤立主义势力就一定对总统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充满着仇恨和恐惧的欧洲场面上出现，那么，对延缓或者甚至防止战争的发生，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就英国而论，这几乎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在事后能估计出它对奥地利事势的演变以及对慕尼黑的局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必须认为，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己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取那样的外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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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在慕尼黑危机时对俄国的合作建议的处理经过。当时，我们不仅疏忽了自己的防务，又想方设法去削弱法国的防务，后来我们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搞得逐渐疏远，而这两个大国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们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当时英国人曾知道而且认识到这些事情，恐怕历史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但当时一天一天都好像过得很顺利。在十年以后的今日，就让过去的教训作今后的指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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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与法国进行磋商。这时他对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经减弱了。现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曾着重地加以说明。法国政府极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问题必须列为全面解决对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艾登无须多说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见格伦迪伯爵。当时格伦迪宣称意大利原则上准备开始谈判。
2月15日，消息传来说，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国的条件，任命纳粹主要人物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参加奥地利内阁。这一严重事件，并没有消除张伯伦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18日，他们再度和格伦迪伯爵会面。这是他们两人在公务上最后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绝讨论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立场，也拒绝考虑英国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愿军，或所谓志愿军（就是指意大利的五个师的正规军）的计划。格伦迪要求在罗马举行一般性的会谈。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此后就是冗长的磋商和内阁里的会议。关于这些，现在已经公布的唯一权威记述，就是《张伯伦先生传》这本书。据法伊林教授说，首相“让内阁知道，到现在，不是艾登辞职就是他自己辞职”。法伊林从获准利用的若干日记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说的话：“我认为必须把话说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义相反的决定。”法伊林写道：“内阁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保留。”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在冗长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最后，艾登先生终于很简单地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这个阶段中和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罗马会谈。他的同僚们对他提出辞职都感到十分诧异，法伊林先生说他们“大为震动”。他们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显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牵涉到艾登先生的辞职，那就将成为一个会引起更大和更广泛的争论的新问题。然而，他们专门讨论了这件引起争议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用来极力使外交大臣改变初衷。张伯伦先生对内阁的苦恼也很难过。“看到我的同僚这样地感到吃惊，我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举行。”但艾登认为再找什么表白的话也没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辞职最后决定下来。首相说，“依我看，他是很光荣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38页。
外面当然事先也知道内阁发生了严重分歧，虽则原因还不清楚。我早已听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没有告诉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确立他的理由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以便他在议会的许多朋友有机会把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时的政府是那么强大和高高在上，所以这场斗争只好在内阁密室中，主要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韦尔庄园我的那间老房间里（像我现在常常坐在那里一样）。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艾登已经辞职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多少盛衰荣辱。在不久就到来的战争期中，甚至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在1940年的危机中，那时我身负许多重任，以及在后来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极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还是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当然，要是有紧急的事情就叫我起来。我总是睡得很香，醒来神志清爽，没有什么感触，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来的早点盒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
但现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这一夜，我睡不着了。从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过又担忧。
眼前是一个坚强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顶住那股长长的、忧郁的、慢吞吞地流过来的潮流。那是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计错误、冲击微弱的潮流。如果让我来处理他的事，在许多方面一定会和他不同；但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而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曾对人类有过许多贡献，今后仍将有所贡献。现在这个人却离开他的职位了。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象。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1938年2月
“奥托计划”——希特勒取得最高统率权——奥总理奉召去贝希特斯加登——他面临严峻的考验——许施尼格的失败——2月2日希特勒的国会演说——关于艾登先生辞职事件的辩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奥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奥地利——希特勒受恩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维也纳和它的背景——欢送里宾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辩论——维也纳陷落的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张伯伦先生和苏联的提议——侧面打击——与德·瓦勒拉先生的谈判——放弃爱尔兰各港——英国的重大损失——爱尔兰的中立——我的无效抗议。
在现代，国家战败以后，往往仍保持国家的结构、国家的本体，以及他们的档案机密。在这一次，战争一直打到底，我们获得了许多材料，知道了敌人的内幕。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我们那时的情报和行动加以核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样下令德国参谋部草拟一旦时机成熟占领奥国的军事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经过一年之后，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发出一个特别的指令，把这个计划具体化。11月5日他向他的军事将领披露他的未来计划。德国必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最好能在东欧——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来取得。
为了取得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场大战，附带还要消灭现在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德国势必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是“不会容忍站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巨人”的。为了利用德国在军火生产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了利用由纳粹党鼓动起来并以纳粹党为代表的爱国热情，德国必须一遇可乘之机就发动战争，要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纽赖特、弗里奇，甚至布洛姆堡，这些受德国外交部、参谋部和军官团的观点影响的人，听到这个政策就大为震恐。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承认，由于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国在军备的任何方面都确实走在各协约国的前面。德国的陆军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素。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再过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战机构的时间；元首只须不时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说，就可以使无用的颓废堕落的民主国家饶舌一番了，但希特勒并不确信这一点。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历史学家和别的人，那些不必考虑每天怎样过和怎样去行动的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说，如果希特勒继续扩充实力两三年之后才动手，他或者早已掌握全世界的整个命运了。不过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生命或国家生活中，并不存在十拿九稳这回事。希特勒决定赶快进行，要在他的全盛时期发动战争。
布洛姆堡因为不相匹配的婚姻事件，使他在军官团的势力有所削弱，首先被免职了；然后，在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又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亲自掌握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元首不仅对国家的政策，也对军事机构掌握了直接支配权。因为一个人好歹是有天赋的和权力很大的，对别人又能施加那么可怕的惩罚，他总要尽可能在极其广大的领域内来充分发挥他个人的意志。他这时的权力与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争以后的权力颇为相似；当然他没有拿破仑驰骋战场亲自指挥，获得重大战役胜利的光荣。他的光荣是由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胜利而得来的；他周围的人和追随者们都知道，这种胜利完全出于他一人，出于他的判断能力和敢作敢为。
※ ※ ※
希特勒之渴望吞并奥地利共和国，除了在《我的奋斗》中明白说过他决心把所有条顿种族纳入帝国里面这个理由之外，他还有两个理由。如果奥地利归德国所有，就是既打开了捷克的门户，也获得了通往西南欧的更为宽广的道路。自从1934年7月多尔富斯总理被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以来，用金钱、阴谋、暴力来进行颠覆独立的奥地利政府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奥地利境内的纳粹运动，随着希特勒在别处取得的成功，无论在德国国内或对协约国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日益壮大起来，但它必须逐步前进。在名义上，巴本奉令同奥地利政府维持最友好的关系，促使奥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纳粹党为合法团体。在那个时候，墨索里尼的态度对于希特勒尚有约束的作用。多尔富斯遇害后，意大利这位独裁者乘飞机到威尼斯，接见和抚慰在那里政治避难的奥总理遗孀，那时意大利的大军在奥地利南部边界集中。但现在到了1938年初，欧洲各国的分合和价值标准已经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如果法国想突破它面前那条用钢筋水泥筑成的、日益坚固的齐格菲防线，恐怕非作大量牺牲不可。德国的西方大门已经紧闭。无效的制裁，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毫无损害，反而激怒了他，把他赶进德国的阵营。他很可能津津有味地想起马基亚维里的名言：“人所必报的是小仇，而非大仇。”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似乎一再被人看透了，只要暴力行为没有直接攻击到他们本身，他们是会向暴力低头的。这时巴本正在奥地利的政治结构中进行巧妙的活动。许多奥地利显要都在他的压力和阴谋之下屈服了。对维也纳非常重要的旅行业，因时局动荡不定而大受妨碍。恐怖分子的幕后活动和扔炸弹的暴行，使奥地利共和国的脆弱生命岌岌可危。
德国认为现在时机已到，可以促使最近取得合法地位的奥地利纳粹党的领导人参加维也纳的内阁，从而取得对奥地利政策的控制权。1938年2月12日，即希特勒取得最高军事统率权后的第八天，他传唤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先生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奥总理服从命令，同他的外交部长施米特一起去了。现在我们已见到许施尼格的记载，其中有下面一段的对话。①
①许施尼格：《奥地利安魂弥撒》，第37页以后。
希特勒曾经提到奥地利边境的防务。所有这些防御工事只不过是一些也许需要用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克服的东西，从而引起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
希特勒：我只要下一道命令，一夜之间你们边界上所有那些可笑的虚张声势的东西都将完蛋。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以上吗？谁知道——也许我将像一场春天的风暴似的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维也纳，那时你就会真正体验到点什么了。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人丧命。军队之后，褐衫队和“奥地利兵团”也要跟着来的！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报仇，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你要把奥地利变为第二个西班牙吗？所有这些，如果可能，我是愿意避免的。
许施尼格：我将取得必需的情报和停止在德国边界建筑防御工事。当然，我知道你是可以长驱直入奥地利的，但是总理先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如你这样做就会引起流血。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种行动可能意味着战争。
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安乐椅上自然很容易高谈阔论喽。但在这背后，有许多痛苦和流血的事实存在。许施尼格先生，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这头一次的谈话是在上午十一点举行的。经过一次正式的午餐后，那些奥地利人被叫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见到里宾特洛甫和巴本，一个书面的最后通牒提出来了。所有的条件是不容讨论的，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内阁保安部长，对所有在押的奥地利纳粹党人实行大赦，把奥地利纳粹党正式并入由政府创导的“保卫祖国协会”。
稍后，希特勒接见奥地利总理。“我再对你说一遍，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在三天之内实行这个协定。”在德国约德尔将军的日记中，有下面的记载：“许施尼格和施米特再一次受到了最严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压力。到晚上十一点，许施尼格签订了这个“协定草案”。①于是巴本陪同许施尼格一起坐着雪橇经过白雪皑皑的公路回到萨尔茨堡。在路上，巴本向他解释说：“是的，元首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你已经亲自体验过了。但你在下次来的时候就会舒服得多。元首可以说是真正的惹人喜欢的。”②
①《纽伦堡文件》（英国陛下政府出版局），第一编，第249页。
②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51-52页。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
我很高兴告诉诸位先生，在过去几天以内，我们和一个因为许多理由和我们特别密切的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谅解，德国和日耳曼的奥地利连结在一起了，这不仅因为两国都是同一民族，也因为两国共享一种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鉴于执行1936年7月11日协定所遇到的困难，形势迫使我们设法肃清在实现最后和解的路途上的种种误解和障碍。假使没有做到这一层，那么很明显，不论有意或无意，总有一天会造成一种不能忍受的局面，可能从而导致极为严重的灾难。
我很高兴能够向你们保证，我们这些想法同应我之邀请来访问我的那位奥地利总理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的想法和意图就是两国彼此设法使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其办法是，在现有的立法下，使抱有国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民能够享有在日耳曼的奥地利中别的公民所享有的同样法律权利。
与此有关的是，应该对和平作出切实的贡献，要颁布大赦，要通过在尽可能多的各个方面——政治的、个人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进行友好合作，使两国之间取得更深的了解，所有这些都是7月11日协定范围内的事及其补充。在这一方面，我愿在德国人民之前，向奥地利总理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他基于伟大的谅解和热情的诚意接受了我的邀请，和我一起工作，使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能满足两国最大利益的途径；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为了整个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无论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日耳曼的子孙。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第二卷，第1407-8页。
很难找得到比这个更地道的欺诈和伪善的样板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一定得益不少。我之所以在这里加以引述，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确有其独特之处。奇怪的是在任何自由国家里的有知识的男女，对希特勒这些话本来早就该嗤之以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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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时又得回到在前一章里讲过的在英国的严重局势。在第二天，2月21日，英国下院就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他的次官克兰伯恩勋爵的辞职，进行一场大辩论。克兰伯恩是一个“动于衷而不形于外”的人，他对艾登很忠诚和信任，愿意同进退。艾登自然不能公开提到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和这个建议所受到的挫折。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次要的。
艾登说：
我已经说到使我和我的同僚之间出现裂痕的直接分歧，但是，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那我就是不坦白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一·件·与·意·大·利·完·全·无·关·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十·分·重·要·的·决·定·才·是·根·本·的·分·歧。
他在结论中说：
我不相信，如果让外国有一个印象，相信我们屈服于不断的压力之下，就能够对欧洲的局势缓和有所推动。……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我确信进步首先有赖于民族的气质，而民族的气质又必须以坚决的精神表现出来。我深信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精神。如果不让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我认为对我国和对世界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艾德礼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艾登先生的辞职，在意大利正被宣布为“墨索里尼的又一次大胜利”。“我们在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件事，‘你看我们领袖的威力多么大，英国的外交大臣已经下台了。’”我到第二天才发言，在发言中我对辞职的两位大臣作了一番赞扬。我也支持艾德礼先生的指责，我说：
上周是独裁者们的一个美满的一周——是他们所未曾有过的最美满的一周。德国独裁者已经把他的铁掌伸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国身上，而意大利独裁者对艾登先生的仇恨也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终局。他们之间的冲突已为时甚久。墨索里尼已取得胜利，现在对此不能有所怀疑了。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尊严、力量和主权都不能使前外交大臣所肩负的任务获得成功，这些任务是由全国人民和议会的公意委托给他的。……
这就结束了这件事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受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委托，担任某种职务的那个英国人终于去职了，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则在为了国内的理由正迫切需要有所成就的时刻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全世界每一块地方，不管在那里，不管是实行什么制度的政府，凡是英国的朋友，都感到沮丧，而英国的敌人则兴高采烈。……
前外交大臣的辞职，也许很可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俗话说得好，大冲突通常由小事引起，但不会因为小的理由而发生。前外交大臣恪守我们久已置之脑后的传统的旧政策。首相和他的同僚却采取另一种新政策。旧政策的内容就是极力在欧洲建立法律秩序，通过国际联盟建立有效的防止侵略者的力量。新政策是否以为不只是在感情上和自尊心上，而且也在物质上作出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屈服来和极权国家妥协，就可以保持和平呢？
有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说，欧洲是混乱的。欧洲发生混乱的部分，是受议会政府统治的那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在大独裁者方面有什么纷乱。他们知道需要什么，而且谁也不能否认，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每一步都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世界安全最严重的、并且大部分是无可挽回的损害，都是在1932到1935年间造成的。……对我们来说第二个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是在1936年初德国重占莱茵兰的时候。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现在我们处于他的第三次行动的时候，但是这次机会，并不像以前那么有利了。奥地利现在已受奴役，·我·们·也·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遭·到·同·样·的·攻·击。
欧洲大陆的形势继续演变着。墨索里尼派人传了一个口讯给许施尼格，说他认为奥地利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态度是正确而又巧妙的。他保证意大利对奥地利问题的态度绝不会改变，明确表示他个人的友谊。2月24日，奥地利总理自己向议会致词，欢迎同德国解决纠纷，但又相当尖锐地强调，如果有越出协定具体规定的情形，奥地利决不接受。3月3日，他经奥地利驻罗马的武官交给墨索里尼一封密函，通知意大利领袖，说他打算举行公民投票，以加强奥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二十四小时后，他接到驻罗马的奥地利武官叙述他与墨索里尼会面情形的回电。在谈话中，领袖谈得很乐观，他说局势将会改善。罗马和伦敦间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可以缓和，这肯定会减轻当前的压力。……至于公民投票问题，墨索里尼提出警告说，“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投票有满意的结果，人们会说是伪造的。如果结果不好，政府的地位即将受不了；如果结果是没有决定性的，则投票毫无用处。”但许施尼格已决定进行。3月9日他正式宣布：在3月13日星期日，奥地利全国各地将举行公民投票。
最初风平浪静，赛斯-英夸特似乎没有说什么话就接受了这个主张。但到11日晨五点半，许施尼格被电话铃闹醒了。
维也纳警察局在电话里告诉他：“一小时前，德国萨尔茨堡边界实行封锁，德国税务人员已经撤退。铁道交通已经切断。”
奥地利收到的第二个报告，就是他派驻慕尼黑的总领事发出的电报，告诉他该地德军已经动员；假定目的地——奥地利！
上午晚些时候，赛斯-英夸特跑来，说他刚接到戈林的电话，通知说公民投票必须在一小时内宣布取消。如果在限定时间内没有答复，戈林将认为赛斯-英夸特已不能自由通电话，因而他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许施尼格获得了负责官吏的报告，知道军警不尽可靠，于是就通知赛斯-英夸特说，公民投票将予以延期。一刻钟后，赛斯-英夸特回来见许施尼格，手里拿着戈林的答复，这是在一张电文纸上记下来的：
只有奥总理立即辞职，两小时内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这才能挽救局势。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实行，德军即将开进奥地利。①
①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66、72页。
许施尼格当即进谒米克拉斯总统，提出辞职。他在总统室时，收到了意大利政府打来的密码电，电文说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高年的总统态度很坚决，他说：“这样到了最后决定的关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坚决拒绝任命一个纳粹党人为总理。他决定迫使德国人做出可耻的暴力行动，这正是德国人早已准备好的。
关于德国的反应，在约德尔将军3月10日的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许施尼格没有同他的阁员商量就突然命令在3月13日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这是·在·没·有·计·划·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使执政党取得巨大多数的办法。元首决定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当晚，3月9日到10日的夜间，他召见戈林，又把赖歇瑙将军从开罗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召回来。舒伯特将军和格莱斯-霍斯顿诺部长也奉命前来，后者本来和区领导人（伯克尔）同在莱茵兰选帝候领地。凯特尔将军在一点十五分把情况通报有关方面。十点钟，他乘车到总理府。十点十五分，我跟着去总理府把原有的“奥托计划”草案交给他。十三时凯特尔将军通知作战参谋总长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里宾特洛甫因事留在伦敦。纽赖特暂管外交部事务。元首要把最后通牒送交奥地利内阁。他给墨索里尼发出一封私函，说明迫使元首采取行动的理由。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1页。
第二天，即3月11日，希特勒下令德国武装部队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经过长期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奥托计划”开始实行了。在紧张的整个一天内，米克拉斯总统始终以坚决的态度拒绝赛斯-英夸特和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的要求。在战后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希特勒和他派到意大利领袖那里的特使黑森的菲利普亲王的电话谈话记录曾被用作证据。这段对话很有趣：
黑森：我刚从威尼斯宫回来。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您问好。他已从奥地利方面获悉了，因为许施尼格把消息告诉了他。那时他曾说过，这（指意大利出兵干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可能只是一种恐吓；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因此告诉他（许施尼格）事势既不幸达到这个地步，也就无法改变了。然后墨索里尼接着说，奥地利对他是无关轻重的。
希特勒：请你转告墨索里尼，在这件事情上，我决不会忘记他。
黑森：是的。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现在仍然准备同他订立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协定。
黑森：是，这一点我也已经告诉他了。
希特勒：一待奥地利问题解决，我甘愿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不论发生任何情况。
黑森：是，我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我愿意订任何协议——万一我们卷入战争，我不再害怕在军事上陷于可怕的形势了。你可以告诉他，我的确是非常感谢他，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什么援助，或发生什么危险，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和他为敌，我将坚决同他站在一起。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①
①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102-3页，及《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8-259页。
1943年，希特勒把墨索里尼从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他的确遵守了他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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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维也纳胜利进军向来是这位奥地利下士的梦想。3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奥地利首都的纳粹党曾计划举行火炬游行，以欢迎这位英雄征服者，但到时却不见大军驾临。只有三名巴伐利亚的军需官乘火车到达维也纳，为入侵的德军布置营房。这时这三个不知所措的军官被大众抬起来游行，以资点缀。后来，误时的原因慢慢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摇摇晃晃，声音隆隆地越过了边界，快到林茨时却走不动了。虽然气候和道路的情况都很好，但大部分的坦克车坏了，摩托化的重炮兵出了毛病。从林茨到维也纳的路上，挤满了重型军用车辆，把交通堵住了。希特勒特别宠爱的第四军团司令赖歇瑙将军被认为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这件事也暴露出德国陆军在其重建的现阶段中尚未成熟的情形。
希特勒自己乘汽车经过林茨时，看到车辆拥塞的情形，大为震怒。轻坦克在拥挤混乱的道路上设法开了出来，七零八落地在星期日清晨开进维也纳。装甲车和摩托化重炮只好用火车运到维也纳，用了这种办法才算及时赶到参加仪式。希特勒在兴高采烈或惊惶失措的群众之中乘车进入维也纳的照片，是大家都看过的。但这个神秘性的光荣时刻却有一个令人不安的背景。事实上，德国元首对他的军事机器的明显缺点大动肝火。他申斥他的将领，而将领们也反唇相讥。他们提醒希特勒，说他不听弗里奇的警告，说德国的军事地位尚不能冒大战风险。后来，表面上的样子还是保持住了，正式的庆祝和游行也举行了。星期日那天，在大批德军和奥地利纳粹党人占领维也纳之后，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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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先生这时正要离开伦敦，返国就任外交部长。
张伯伦先生特别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欢送，我和我的妻子应首相邀请出席作陪。席上一共约有十六个人。我的妻子坐在桌子的一端，在卡多根爵士的旁边。正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外交部信差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他把信封打开，全神贯注地看。接着他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到首相的坐处，把信交给首相。虽然卡多根的举动没有表现出发生了什么乱子，但我不由得注意到首相显然有点心神不定。不一会儿，卡多根把信收回重新入座。后来我听说信的内容是说希特勒已向奥地利进军，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正在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宴会仍顺利进行，没有半点停顿。但不久张伯伦夫人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了若干暗示，便站起来说：“让我们大家到客厅里喝点咖啡吧！”我们陆续走进客厅，在我或者在一些其他人看来，张伯伦夫妇显然希望快点把这个宴会结束。大家都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闲散地站着只等同贵宾说再会。
但里宾特洛甫先生夫妇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气氛。
相反，他们拉着主人夫妇喋喋不休地谈了约半小时之久。有一阵，我同里宾特洛甫夫人谈起来，我以临别赠词的口气说：
“我希望英国和德国将保持友好。”她庄重地回答说：“请你当心不要损害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当然他们都完全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认为把首相拖住，使他不能去办理公事和接听电话，是一个好策略。最后张伯伦先生对大使说：
“对不起，我得去处理急事。”说完立即走出房间。里宾特洛甫夫妇还是不走，因此我们大部分人都托词脱身回家。我想他们终于也走了。这是里宾特洛甫被绞死前我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
侵略奥地利的暴行和征服这个美丽的维也纳连同它的声誉、文化及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使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次日，即3月14日，我在下院说：
3月12日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欧洲现在遭遇到一个侵略的计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在时间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开的。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而且也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只剩下一个选择：或者像奥地利那样屈服，或者趁我们还来得及采取有力措施把危险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办法对付……如果我们坐待事势的演变，那我们对目前可供保卫我们安全与和平之用的资源还要放弃多少呢？
多少个朋友将因而离开我们呢？我们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多少个可能的盟国先后被推进那可怕的深渊呢？虚张声势的恐吓还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吓的背后不断积聚力量，变为真正的实力呢？……·比·如·说，·两·年·以·后，·那·时·德·国·陆·军·肯·定·将·比·法·国·强·大·得·多，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尽可能为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又说：
维也纳是组成旧日奥匈帝国各国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欧各国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现在已落入德国的掌握。
纳粹德国在控制了维也纳之后就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这对于欧洲的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国际均势，对于所谓小协约国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小协约国这个国家集团，我必须说明一下。把小协约国的三个国家分别来看，可以说是三个二等的国家，但它们是很有力量和精力充沛的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它们就成为一个大强国。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根据最密切的军事协定联合在一起。它们联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罗马尼亚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矿藏和原料。两国都有庞大的军队；而它们的军火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在英国人的耳朵里听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称似有些怪异。它无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主国家。它的陆军无疑只比我们大两三倍。它无疑只有比意大利大三倍的军火供应。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有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他们有一条要塞防线；而且他们有着表现强烈的生存意志，有着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意志。
捷克斯洛伐克此刻不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处在孤立状态之中。根据和约，汉堡虽然是它的对外贸易的通道，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封锁。现在它和开往南欧以及经南欧而到西南欧的铁路与水路的交通随时可能被切断。它的贸易可能被迫缴纳毁灭性的过境税，就是说，一种完全可以制其对外贸易于死命的过境税。这个国家是以前的奥匈帝国境内的最大工业区。除非在势必举行的谈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交通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否则它同外界的交通就要被切断，或者马上就要被切断。从南斯拉夫来的原料供应以及它在那里建立的自然市场的联系也许会立即被切断。上星期五晚上的暴行，结果也许会使这个小国的经济生活大大受到窒息。在所谓小协约国的中心，已经打进一个楔子了。这几个小国，在欧洲有过不受侵扰的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任何人在我们乡土上有不受侵扰地生活的权利一样。
现在俄国人发出警报了。3月18日，他们建议举行会议以讨论时局。他们希望讨论一下，如遇德国对和平有重大威胁时，要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在国际联盟行动体制内履行法苏协定，哪怕是商量一个纲要也好。这个建议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应都很冷淡。法国政府由于别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他们国内的飞机工厂发生严重的罢工。佛朗哥的军队正在深入到共产党统治的西班牙地区。张伯伦表示怀疑，态度消沉。他非常不同意我所提出的关于前途危险的看法和为了抵抗这些危险所主张的方法。我一直竭力主张，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
法伊林先生告诉我们，首相曾在3月20日写信给他的姐姐，流露了他当时的心情：
温斯顿所说的“大联盟”，其实在他提到之前我早就考虑到了。……我同哈利法克斯谈过，并把这个想法提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研究过。这是一个有极大吸引力的设想；而且直到你进而考虑它是否切实可行之前，会觉得这一设想几乎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但一到具体考虑时，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德国如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法国或我们都毫无办法来救它。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并且由于法国对它有条约义务我们对法国也不能给予任何保证。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47-348页。
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一个决定了。这个决定是根据错误的推理得来的。在现代大国或联盟之间的战争中，要保卫某个区域，并不单靠同一地区的努力。这涉及到整个战线的力量对比。这种情况，在战争尚未开始和战争还可避免的时候，尤其是如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当然无需思索就可以报告首相，英国的海军和法国的陆军不可能部署在波希米亚山头阵地上而置身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希特勒入侵的军队之间。的确，这是打开地图一看就知道的。但德国如果肯定地知道越过波希米亚边境一定会引起全欧洲的大战，那么，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许还很可能阻止或延缓希特勒进行下一次的进攻。不到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价值已给丢光了，希特勒的权力和威望差不多又增加了一倍，这时他却贸贸然向波兰提出保证，试想张伯伦先生这种在私下说的出自内心的推理竟错误到何种程度！
1938年3月24日，首相在下院提出他对俄国动议的看法：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建议采取的那种行动，其间接的，但势所必致的后果，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不过，首相也不能躲避所面对的残酷事实：当时存在着“国际信任的重大妨碍”，政府对英国在欧洲的义务迟早必须作明确的解释。我们在中欧将负什么义务呢？“如果战争爆发，参战国家大概不会只限于那些承担法律义务的国家。战争将打到哪里为止？哪些国家会被卷入？这都是无法预测的。”此外必须注意“排他性国家集团”固然有其弊害，但不这样做就只有让侵略者逐一消灭，各个击破，这样，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而且，这种想法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是非问题。事实上毕竟还有国际联盟及其宪章哩。
首相的路线现在是很明白地规定了：“同时向柏林和布拉格施加外交压力，对意大利采取姑息态度，对法国的义务则作严格限制的解释。为了执行前两点，对最后一点必须作慎重和精确的解释。”
※ ※ ※
现在须请读者向西移到“绿岛”①去。“到提珀勒里去要走很远的路”②，但有时还是禁不住要去那里看看。由希特勒占领奥地利起，到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暴露止这个期间，我们必须转过来说说我们遭到的另一种性质大不相同的不幸。
自1938年初起，英国政府一直与南爱尔兰的德·瓦勒拉先生进行谈判，到4月25日双方签订了一个协定，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英国放弃占有南爱尔兰的昆斯敦和贝雷黑文这两个港口作海军用途的权利，并放弃在拉夫·斯威利的基地。这两个南部的港口，在我们海军防卫和粮食供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22年我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处理过内阁当时所作的“爱尔兰方案”的细节问题。当时我把海军大将贝蒂请到殖民部，由他向迈克尔·科林斯③说明这两个港口在英国取得供应的整个系统中的重要性。他立刻获得了科林斯的信服。科林斯说：“你们当然必须占有这些港口，它们是你们生命所必需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其后十六年中，一切都很顺利。昆斯敦和贝雷黑文为我们安全所必不可少这个理由，是容易了解的。它们是加油站，我们的驱逐舰队就是从那里向西开入大西洋搜索潜水艇和保护将开进英国而到达狭窄海口处的船队的。拉夫·斯威利也是保护船只开到克莱德湾和默尔西河口所必需的。放弃这些地方，则我们的舰队，此后向北开就须从拉姆拉希出发；向南就要由彭布洛克码头或法尔默思开出。这样就会把我们海军的行动半径和保护范围在内海和境外都缩小了四百多哩。
①爱尔兰的别称。——译者
②提珀勒里是爱尔兰的一个地方，所引这句话出自一首英国军歌。——译者
③爱尔兰代表。——译者
参谋长委员会竟然同意放弃这一个极其重要的安全保障，确实使我难以置信。直到最后一刻，我还以为至少已保证在战时我们还有占用这几个爱尔兰港口的权利，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议会上宣布，英国放弃这些港口并不附有任何条件。后来我得到确实消息，英国政府这样爽快答应德·瓦勒拉先生的要求使他也感到十分诧异。他之所以把这一条列入要求之中，原来只是为了讨价还价，只要其他各条能有满意的解决，这一条原是可以放弃的。
查特菲尔德勋爵在他最后写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说明他和其他参谋长们所采取的方针。①凡是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个人仍然深信，这样毫无理由放弃我们在战时可以使用这些爱尔兰港口的权利，是对英国国家生活和安全的一个重大损失。很难设想有比这更不动脑筋的事情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不错，没有这些港口，我们最后也把难关度过了。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港口就无法度过难关，我们也会用武力重行占领，而不致因此活活饿死。不过这些都不能作为辩解的理由。这种缺乏深谋远虑的迁就妥协的例证很快就使我们丧失许多船只和生命了。
①查特菲尔德勋爵：《前车可鉴》，第18章。
整个保守党，除了代表北爱尔兰的几个议员外，全都支持首相。像这样的一种步骤，自然使身为反对派的工党和自由党也感到很高兴。因此，5月5日我站起来提出我的抗议时，我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大家带着怀疑的心情耐心地听我发言。有些人甚至以一种同情的态度来看待，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竟然提出这种毫无希望的抗议呢？我从没看到下院有比这更完全的错误。这时距宣战只有十五个月了。等到我们的生存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胜败的时候，议员先生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因为我的演说词已经在《进入战斗》一书中全部引录，所以在这里就不再引了——除了这一点：没有正视战时南爱尔兰的中立问题。
〔我问道〕如果我们同某个强国发生战争，我们能够保证南爱尔兰或他们自称的爱尔兰共和国不会宣布中立吗？这个敌国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肯定是在一切方面对南爱尔兰给予全部豁免，如果南爱尔兰保持中立的话……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中立的可能性。这样的中立，也许我们不久就会体验到的。很可能当我们有迫切需要的时候，却不能使用那些港口；
当我们需要保护英国居民使之免于匮乏甚或饥饿时，我们很可能要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谁愿意自己伸着头往绞索里套呢？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竟然会考虑这种做法呢？我们一旦撤出这些港口，都柏林政府想拒绝我们使用这些港口，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里有的是大炮，也可以布设水雷。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们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了。我们过去对这些港口曾享有权利；我们把这些权利放弃了；我们希望由此而取得他们的友好亲善，亲善到足以能为我们忍受艰苦。可是，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友善态度，“那么我们就重占这些港口”，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会有这样做的权利了。在一场大战争中，我们如被宣布破坏爱尔兰的中立，我们就为世界舆论所不齿，我们参战的目的也得被玷污……我们为了空虚的幻想和贪图安逸，正在抛弃切实的和重要的安全手段。
《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关于防务的协定……使联合王国政府解除了1921年英爱条约的条款。这些条款，曾使政府负起在战时保卫科克、贝雷黑文和拉夫·斯威利等设防军港的沉重而微妙的任务。
如果把直布罗陀交给西班牙，把马耳他交给意大利，一定还可以解除得更彻底哩，而且两个地方对于我们居民的实际生存的关系还没有像南爱尔兰那些港口那么直接。
关于这个可悲的而又可惊的插曲，我就说到这里。
第十六章 捷克斯洛伐克
一个不至于成为历史争论的问题——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勃鲁姆先生的保证——1938年3月我访问巴黎——达拉第先生继勃鲁姆先生任总理——英意协定——同苏台德领袖谈话——德国将领的疑惧和抗争——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斯大林与贝奈斯——俄国国内的阴谋和清洗——达拉第6月12日的声明——希特勒对凯尔特的诺言——维德曼上尉赴伦敦的使命——8月27日我在塞顿·布瓦向选民发表演说——8月31日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苏联大使到恰特韦尔庄园来访问我——我给外交部的报告——9月7日《泰晤士报》社论——博内先生的问题和英国的答复——希特勒在纽伦堡的危机演说。
有几年，关于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事件中的做法究竟明智还是愚蠢，似乎要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问题，然而，根据战后从德国方面得来的资料，尤其是从纽伦堡审判中得到的材料，却显出未必是这样。争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如果英法采取坚决行动，是否能使希特勒让步，或引起推翻希特勒的军事政变？第二，从慕尼黑事件到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大国的地位与德国比起来，是否比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有所改善还是更坏？
关于在慕尼黑危机中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结束的事件，已经有过许多的著作，而且今后还会有人加以论述。这里只想提出几个主要事件，并说明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因为希特勒决心要把所有的日耳曼人结合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并向东扩张，而他又深信法英两国的领导人因酷爱和平和未能重整军备所以都不想打仗。
他对捷克斯洛伐克采用惯用的伎俩。苏台德的日耳曼人确有不满情绪，但被他尽量加以扩大和利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有一千万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我们边境相邻的两个国家里”，德国有责任去保护这些日耳曼同胞，应该为他们争取“一般的自由，包括人身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自由”。
德国政府公开表示关心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地位，这同德国在欧洲展开政治攻势的秘密计划是密切相关的。纳粹德国的政府公开宣布的目的有二：把所有在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并入德国版图之内，然后向东方扩张其生存空间。至于德国政策中比较不那么公开的目的，则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不至于在打起仗时成为苏联的空军基地，也不能成为英法两国在军事上的补充力量。德国参谋部早在1937年6月即已奉希特勒的命令忙于草拟入侵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了。
有一个草案这样写道：
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的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开始和战争期间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军在西线作战的后方所存在的威胁，并且使俄国空军不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空军基地。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4页
西方民主国家竟然接受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这就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事实上，在军事上控制奥地利领土，是进攻波希米亚堡垒所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当侵略奥地利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坐在汽车里对哈尔德将军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哈尔德立即明白了希特勒这句话的意思。这使他看到了前景。这也向他表明了希特勒的意图，但同时也表明如所看到的，希特勒对军事的无知。他说：“德国军队要从南面向捷克进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经过林茨的那条单轨铁道，会完全暴露出来，因而进行突然袭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战略观念是对的。德国本土的“西墙”正在加强，虽距完工为时尚远，但已足使法国军队引起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恐怖回忆。希特勒确信无论法国和英国都是不愿意打仗的。
在德国军队向奥地利进军的那一天，柏林的法国大使向巴黎报告，说戈林曾对驻柏林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保证，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3月14日，法国总理勃鲁姆先生对驻巴黎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声明，说法国将毫无保留地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这些外交上的保证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大陆上整个战略形势已经改变了。德国人的议论话题和大军现在已可以直接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了。在这些边区里，居民属于日耳曼种族，他们有一个爱借故生端的、活跃的日耳曼国家主义党，一发生纠纷，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3月底，我去巴黎同法国领导人进行探索性的谈话。政府对我恢复同法国的接触表示赞同。我住在我们的大使馆里，先后会晤许多法国重要人物，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甘默林将军，保罗·雷诺、皮埃尔·科特、赫里欧、路易·马兰和其他一些人。有一次，我对勃鲁姆说：“德国的野战榴弹炮，在射程方面，当然也在打击力方面，据说都比你们法国改装过的七十五公分口径的重炮好。”他答道：“关于法国的炮兵的情况，难道我要你来告诉我吗？”我说：“当然不是，但请你问问你们的技术专科学校，最近给他们举行过一次关于新式七十五公分炮的火力比较的展览，但完全没有使他们信服。”他立即改变了态度，显得温和而友好。雷诺对我说：
“我们很了解，英国是不会实行征兵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支机械化军队呢？如果你们有六个装甲师，你们就会有一支强大的大陆性军队了。”或是意思是如此的话。当时好像有一位名叫戴高乐的上校曾写过一本受到许多批评的书，书中说明现代装甲车辆的攻击力。
大使和我同弗朗丹三人共进午餐，吃了很久。我在1936年曾见过他，现在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那时他负有责任，态度激动；现在他没有担任官职，就比较冷静和稳定了。他深信法国除了和德国妥协之外，就没有别的希望了。我们争论了两个小时之久。甘默林也来看我，他对当时法国陆军的力量很有信心，但当我问到他们的炮兵时，他就不大愉快了，因为他对这一方面非常内行。他在法国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总是尽力而为。但是当时法国国内政治不断动荡不安，勃鲁姆内阁不久也将倒台，这就分散了法国政府对欧洲舞台出现的危险的注意力。因此更有必要对于一旦出现全面危机时两国所应共同承担的和相互承担的义务加以明确的规定，以免产生误会。4月10日，法国政府改组，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这两个人将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中担负法国政策的责任。
为了阻止德国进一步发动侵略，英国政府根据张伯伦先生的决定，在地中海方面谋求同意大利取得和解。这样做就会加强法国的地位，并且使英法两国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中欧的事情。由于艾登下台，墨索里尼已得到一定的满足，他觉得自己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比以前更为有利了，所以他不拒绝英国这种登门认错的表示。1938年4月16日，英意两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实质上是英国让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以此来回报意大利对中欧表示难以估计的善意。外交部对这一项交易表示怀疑。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你真该看看外交部给我的草案；这真是使北极熊也得冻死的。”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50页。
我同外交部一样，对这种做法也有所怀疑：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8年4月18日
意大利协定当然是墨索里尼的彻底胜利。他在地中海设防来对付我们，他征服阿比西尼亚，他在西班牙横行霸道，现在却获得我们的真诚接受。条约中规定我们非经“事前磋商”不得在塞浦路斯设防，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至于其余部分，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拼凑几句补白罢了。
然而我又认为，要直率地反对这个协定，那还得慎重考虑。这已是既成事实了，并已被称为走向和平的一步。这个协定无疑地可以使地中海的火星不至于燃点起欧洲大火灾。
法国为了不致和英国各行其事，自必如法炮制，以求自卫。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可能：墨索里尼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德国干预多瑙河盆地。
在我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先知道你的看法和意图。我以为英意协定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企图同德国搞一个类乎更冠冕堂皇的协定，一方面用以抚慰英国人民，同时又让德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使德国的东欧计划日趋完备。
上星期，张伯伦曾秘密向（保守党协会）全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说，他“没有放弃同德国达成同样协议的希望”。他们对此表示冷淡。
与此同时，我们在空军方面的进展越来越使人失望……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4月28日
……关于意大利协定，我同意你信中的意见。墨索里尼所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以前曾经答应过而又被他自己破坏的东西。除此之外，只有把军队从利比亚撒出这一点是新的，他派到该地的军队，其原来的目的，也许纯属扰乱性质。现在显然正像我以前所预料的一样，墨索里尼在罗马会谈开始以后，仍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干预。如果这种干预是使佛朗哥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话，那么，要是还有人竟然相信墨索里尼肯停止干预，他可真是个乐观主义者。
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说，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内容，实行起来恐怕也困难重重。它要等到意大利离开西班牙之后才能生效。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必须要多少个月之后才能办到，而且重要的并不在于意大利步兵是否留在西班牙，而是在于他们的专家和德国人都坚持有权呆在那里，这就使将来要确定是否已经撤退十分困难了，但也许有人对这一点并不在乎。
其次是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问题。据我所知，那里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趋势。我担心在这个时候承认意大利的地位，就会大大地损害我们在阿皇几百万有色臣民中的威信。
我对于你之认为必须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协定这一层，是完全赞同的。毕竟现在它还不是一个正式协定。如果我发表什么言论可以被认为更有碍于协定的实现的话，那当然是我的过错了。这也是我在辞职演说和在利明顿的演说中答应不这样做的。
据我看来，国际局势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却在于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因为这也许会被人用来作为松懈国防努力的借口。鉴于时局的严重，这种努力实在做得太不够了……
希特勒正警觉地注视着局势。对他来说，使意大利在欧洲危机中最后同他站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4月底，他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时，就考虑要加紧进行了。墨索里尼希望他可以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在这一冒险行动中，他虽然已获得英国政府的默许，但也许最终还需要德国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接受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要采取的行动作为交换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以便在解决捷克问题时意大利能参加德国的一边。柏林方面当然要研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的公开言论的。西方两个大国劝捷克人为了欧洲的和平要有理性，他们这种意图曾使柏林方面感到满意。亨莱因领导下的苏台德纳粹党，现在又提出在这个与德国相邻的地区实行自治的要求。他们的步骤已在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的演说中加以宣布了。接着，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见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5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紧进行煽动。
5月12日，亨莱因访问伦敦，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更详细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他表示希望见见我。于是我安排第二天在莫佩思大厦和他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由林德曼教授担任翻译。
亨莱因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可以概述如下：
在布拉格应该有一个中央议会，主管外交、国防、经济和交通等事宜。各政党在议会内均得自由发表意见，政府应按多数决议施政。边界要塞可以由捷克军队驻防，当然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开到边区。苏台德日耳曼人区，可能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地区，均应实行地方自治；这就是说，他们应有其自己的城乡参议会和一个区议会；在区议会中，对于在业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地区中的有关地方性的事务，都可能提出辩论。关于事实问题，例如边界的划定，他愿意提交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甚或是由国际联盟委任的法庭给予解决。各个政党应自由组织，自由竞选；在自治区内，应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语区域中的官吏，如邮政、铁路和警官，当然应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在税收的总数中，应以适当比例拨给这些地区作为行政费用。
捷克驻伦敦公使马萨利克在事后获悉这次会谈，他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既不妨碍捷克共和国的独立，又能和平解决公认的种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德国心怀善意而又守信用的话。但对这个条件，我并不抱什么幻想。
5月17日，亨莱因同捷克政府就苏台德问题进行谈判。
亨莱因从英国返捷克的途中曾访问希特勒。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选举即将举行，德国政府为了这次选举作准备，进行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关于德国军队向捷克边境推进的谣言四起。5月20日，英政府要求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在柏林探问这件事。德国的否认并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们在5月20至21日晚，下令军队作局部动员。
※ ※ ※
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德国的企图是很有必要的。在若干时候以来，希特勒一直深信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5月28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顾问举行会议，下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后来他在1939年1月30日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宣布这个决定。他说：
看到这个不可容忍的挑衅……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5月28日，我命令：
（1）在10月2日以前做好对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2）立即加速扩大我们在西线的防御工事。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第二卷，第1571页。
但他的军事顾问们并不全都和他一样信心十足。德国的将军们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对元首的挑战表示屈服，因为他们考虑到协约国的实力除空军外仍然比德国强大得多。要击败捷克军队，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亚防线，就必须出动整整三十五个师。德国参谋部的将领告诉希特勒，要考虑到捷克军队是有效率的，而且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装备。“西墙”或称“齐格菲防线”的防务构筑虽然已经筑好了野战工事，但距全部完成还很远。而在进攻捷克时，德国只能抽出五个正规师和八个后备师来保护西线以防可能动员一百个师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将领们听到要冒这个危险，不禁大吃一惊。而如果能再等几年，德国军队是可以重占优势的。虽然由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软弱性，使德国在实行征兵、进占莱茵兰和强夺奥地利这几个事件中，证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断非常正确，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却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会获得第四次成功。那些胜利的大国，在军事上显然还占着优势，如果他们再一次放弃他们的责任和荣誉，对于他们来说也即是常识和审慎的途径，那就太不合乎情理了。此外还存在着俄国，它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属斯拉夫种族。在这个时候，它对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威胁性的。
苏俄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关系以及与贝奈斯总统个人的关系，都保持着亲密团结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种族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关于这几件事，这里有必要略加说明。这是在1944年1月贝奈斯总统到马拉喀什来看我时告诉我的。1935年，希特勒向他建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保证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就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当贝奈斯说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同法国一致行动的条约义务时，德国大使回答说，不必宣布废除条约，只要在战争发生时不实行动员或不出动军队就可以把条约破坏无遗了。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类的建议也无法表示愤怒。他们对德国害怕到了极点，尤其是考虑到德国随时可以提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些日耳曼人加以煽动，就可以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和日益严重的危险。
于是他们对这个建议不加批评，也不置可否，搁起不谈就是了。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到1936年秋，德国高级军事方面送交贝奈斯总统一个信件，大意说，要是他愿意利用元首的建议，就应迅速行动，因为俄国马上就会发生重大事情，那时将使他给德国的任何帮忙都变成无足轻重了。
当贝奈斯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暗示沉思默想的时候，他发觉苏联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正在频繁地传递俄德两国政府重要人物之间的信件。这就是所谓军人和共产党老赤卫队的叛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推翻斯大林而建立一个以亲德政策为基础的新政权。贝奈斯总统立即把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通知了斯大林。①
①有一些事实证明，贝奈斯的情报先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通知捷克警方，因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想把这个情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再转告斯大林，但这并不因此就勾销了贝奈斯对斯大林的帮助，所以这事关系不大。
接着，苏俄就进行了无情的、但也许并非不必要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清洗。在1937年1月进行了一连串的审判。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些审判中大显身手。
虽然共产党老赤卫队不大可能同军事将领携手合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但他们肯定都极其嫉忌斯大林，因为他们是被斯大林撵出的。因此，按照极权国家的标准，自然最好是同时把他们加以清除。革命时期的老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还有派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大典的苏联代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不少陆军高级军官，都被枪毙了。
文官和上尉以上的军官，被“清算”者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俄国军队以牺牲其军事效率为代价肃清了亲德分子。苏俄政府显著地转向反德倾向。斯大林个人对贝奈斯总统深为感激；
苏俄政府极其愿意帮助他个人和他的受威胁的国家来抵抗纳粹危险。希特勒当然对这些事情知之甚详。但我不知道，英、法两国的政府是否都很明了。在张伯伦先生和英、法两国的参谋部看来，苏俄1937年的清党，主要是俄国军队内部的分裂，是由于残忍的仇恨和报复，把苏联弄得四分五裂罢了。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一个以恐怖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用无情的手段来确保政权，是很可以巩固政府的地位的。在这一段叙述中所要表明的显著事实，就是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斯大林与贝奈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外界对德国内部的紧张状态和贝奈斯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全都不知道。英、法两国的驻捷克公使也茫无所知。齐格菲防线虽然尚未完成，但仍不失为一个可怕的障碍。
德国陆军是新建立的，其确实人数和战斗力尚难加以精确估计，而且显然有所夸大。此外还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的危险。最关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心中痛恨战争。
尽管如此，达拉第在6月12日重申他的前任在3月14日所作的保证，宣称法国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是神圣的、不可规避的”。过去有人认为，十三年前的洛迦诺公约意味着在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得以签订以前东欧一切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空谈；现在由于达拉第发表了这个重要声明，这种议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历史的前面，法国和捷克在1924年所订的条约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毫无疑问地具有完全的效力；
即在多事的1938年时，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曾一再重申这一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在6月18日宣布了向捷克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在这中间，他曾经一再向那些感到焦虑的将领们保证。
希特勒致凯特尔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一定正像我们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进占奥地利时那样不会进军，因而英国也不至于进行干预，我才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号。
希特勒为了混淆视听，派他的随从副官维德曼上尉到伦敦。哈利法克斯勋爵在7月8日接见这位特使，外表上装成好像德国大使馆也不知其事。他表示：元首因为英国对他的提议没有作出反应而感到不快。英国政府是否可以让戈林到伦敦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某种情况下，德国是会把进攻捷克的行动延缓一年的。几天以后，张伯伦同德国大使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此之前，为了澄清布拉格的局势，英国首相曾向捷克建议，派遣一个视察员到捷克斯洛伐克，以便促成友好的妥协。英王7月20日巴黎之行，使哈利法克斯有机会和法国政府讨论这个建议，经过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两国政府同意进行调解。
1938年7月26日，张伯伦在议会上宣布派朗西曼勋爵到布拉格，为的是就地促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次日，捷克政府发表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法案草案，作为谈判的根据。同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议会上说：“我不相信目前欧洲各国的负责人都想打仗。”8月3日，朗西曼勋爵抵达布拉格，同有关各方进行一系列冗长的和错综复杂的谈判。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谈判终于破裂了，从此局势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8月27日，这时已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报告说，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曾去拜会他，大使说他“又接到墨索里尼的书面训令，请德国及时告诉他可能对捷克采取行动的日期”。墨索里尼要求得到通知，使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法国边境采取必要的措施”。
※ ※ ※
8月间，令人忧虑的情况日益严重。27日我向我的选区选民说：
我们在这个赛顿·布瓦的古森林里，光是这个名字就使我们回想起诺曼时代——在此地，以和平守法的英国人的心，实在很难理解在欧洲盛行的凶暴情绪。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里，你们一定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报导，一个星期好，一个星期坏，一个星期好一些，一个星期坏一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欧洲和世界的整个局势，正在不断地走向一个绝不会再拖延下去的顶点。
战争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德国家庭中征召入伍的庞大军队还没有解散之前，和平的威胁就无法解除。一个并不受别国威胁也不害怕别国的国家，却将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战时编制，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在我看来，我也必须坦白告诉你们，把这一大批力量实行战时编制，就是存心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某种结果……
政府已派了朗西曼勋爵赴布拉格，我们表示完全赞同。我们希望——真的，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调解使命获得成功。现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在竭尽全力来调整他们的国内情况，对于任何要求，只要不致使他们的国家陷于分裂，都准备加以接受……可是，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和文明世界就势必面对纳粹德国的要求，或者要遇到德国纳粹党方面某种突然的狂暴行为，对一个个国发动进攻并加以征服。这样一种事件，恐怕就不仅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破坏全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的暴行……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各国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让他们知道——英国和英帝国，必定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尽他们的责任，就像他们在历史还没有忘记的那些重大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大臣们有一些接触。我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关系，由于我同政府之间在国防和外交上有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自然不免受到影响。我同艾登的想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我对于他的继任者却不能这样说了。尽管如此，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朋友，并且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有时我也给他写信。偶尔，他也请我去看他。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 1938年8月31日
如果贝奈斯作了让步，而朗西曼也认为这个建议公平合理，但仍然被对方拒绝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为了加强制止希特勒暴行的阻力，在本星期之内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不至于使你为了可怕的保证承担责任。
第一，是否可以由英法俄三国提出联合照会，说明：
（1）他们对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2）他们对德国的军事部署深感焦虑；（3）他们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4）德国如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所有这三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拟好这个照会之后，应由三国驻美大使把它交给罗斯福过目。我们还应竭力促使罗斯福对这个问题尽可能加以支持。我认为可能他会给希特勒送一封信，强调指出时局的严重性，说他认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因而殷切希望事情得到友好的解决。
依我看来，这种办法会使德国官方的和平分子有坚持立场的好机会，而希特勒也许可以同罗斯福进行会谈而找到下台阶。固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难预言，只能当作一些希望罢了。·重·要·的·事·情·是·提·出·一·个·联·合·照·会。
有可能挽救局势的第二步，就是调动舰队，并把后备小舰队和巡洋舰队编入现役舰队。我的意思并不是召集皇家后备舰队或实行动员，但我认为，可以把五六个小舰队提高到第一舰队的规模，还可以利用大约二百艘拖网船作反潜艇之用。采取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就可以在海军港口造成声势，作为阻止德国发动战争的威慑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这也是一种及时的戒备，反正只会对我们有利。
我冒昧地希望你对一个以前曾亲身经历这类日子的人提出的这些建议不要见怪。很明显，行动迅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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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下午，我接到苏俄大使一封信，说是有一个紧急问题想马上到恰特韦尔来看我。我同麦斯基大使的私人交谊已有多时了。他也时常同我的儿子伦道夫会面。我接见了这位大使，在略为寒暄之后，他严谨详细地告诉我下面的事。他还没有说多久，我就感到他之所以和我私人作这次谈话，是因为苏联政府宁愿通过我而不愿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议，以免可能遭到拒绝。他们显然希望我把听到的一切向政府报告。
大使虽没有这样说，但他并没有请我保守秘密，这就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就感到事关重要，在转告政府时得非常小心，避免参加上自己的意见，而且也不能使用可能使我们相互之间引起争论的语言，以免在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进行考虑时有偏颇的影响。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 1938年9月3日
我个人从绝对可靠方面得到如下情报。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汇报，虽然不是别人要求我这样做的。
昨天，即9月2日，法国驻莫斯科代办（大使正在休假）往访李维诺夫，以法国政府的名义，问他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袭击时俄国将给予什么援助，特别是考虑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保持中立所造成的困难。李维诺夫反问法国打算怎样，他指出法国负有直接的义务，而俄国的义务则是以法国的行动来决定的。法国代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李维诺夫还是对他说：第一，苏联决意履行他们的义务。他认识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但他认为罗马尼亚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几个月来，罗马尼亚政府的政策对俄国显然很友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大为改善。李维诺夫认为，为了克服罗马尼亚的勉强情绪，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联盟。例如，如果国际联盟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被侵略国，德国是侵略国，这就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决定让俄国的陆军和空军过境。
法国代办指出，国联行政院或许不能达成一致的决议。李维诺夫答称，多数票的决议就够了，同时罗马尼亚可能在行政院表决时加入多数的一方。李维诺夫因此建议，以出现战争危险作为理由，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召集国联行政院开会，国联各会员国可在一起进行磋商。他认为时间也许已十分短促，要做就越早越好。后来他又告诉法国代办说，俄国、法国和捷充斯洛伐克的参谋部应立即举行会谈，研究援助的方法和措施，苏联准备参加这种会谈。
第四，李维诺夫提起他在3月17日的谈话，外交部当然有这次谈话的副本。在那次谈话中，他主张应由爱好和平的各国就维护和平的最妥善办法进行商谈，也许最好能发表一个包括法、俄、英三大国在内的联合声明。他相信美国对这一声明会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这些话，都是以俄国政府的名义说的，是俄国政府认为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我要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明希特勒的态度比较温和些，所以我认为除非亨莱因与贝奈斯的谈判出现新的破裂（如果出现破裂则过错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方），英国政府不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希特勒确实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就不要激怒他。
你当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悉这些消息，但我认为李维诺夫的话是极端重要的，我不应该置之不理，不向你报告。
我把报告口授写好以后，立即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9月5日以谨慎的口吻答复说，他认为现在如根据第十一条规定采取行动，对时局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认为在现在，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根据亨莱因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回来的报告重新检讨整个局势。”
他又说，局势仍然使人十分忧虑。
《泰晤士报》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
捷克政府已表示愿意接受苏台德人最近的建议，如果现在他们又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德国的目的不仅在于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排除为某些方面所赞成的计划，即割让某些异族居民居住的并与其同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
这当然是意味着把波希米亚要塞防线的全部地带交出来。虽然英国政府立即声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但国外的舆论，尤其是法国的舆论并不因此安心。就在同一天——9月7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往访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法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阐明英国将采取的立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先生宣称，他在1938年9月10日曾向我们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提出如下的问题：“明天希特勒也许就要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就立即动员。法国会回头问问你，‘我们要进军了；你们是不是和我们一同进军？’英国将如何答复呢？”
下面是经过内阁同意的答复。这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2日交菲普斯爵士转交法国的：
我当然知道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明白答复对法国政府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正如你向博内指出的，这个问题的本身虽然简单明白，但决不能同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时的情况分隔开来，而在现阶段，这样的情况显然纯属假定。
此外，在这种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处境，因为不论它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都使各自治领承担同样的义务。各自治领政府当然不愿意在情况尚未发生之前由别人代它们作出决定，它们希望自己来作出判断。
所以，在现阶段，我对博内先生的问题所能提出的答复只是：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①
①乔治·博内：《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360-361页。
法国政府针对“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提出问题：如果法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英国什么援助。根据博内的记载，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内将派出一百五十架飞机。如果博内先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捷克人大肆攻击。第二天，捷克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作为回答。9月14日，他们同亨莱因的谈判完全破裂了。15日，这个苏台德领袖就逃往德国了。
现在已到了危机的顶点。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张伯伦掌握大权——他访问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会谈——朗西曼使命的结束——英法对捷克的压力——贝奈斯总统的屈服——福歇将军放弃法国国籍——我在9月21日的声明——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的强硬声明——苏联实力的被漠视——兀鹰齐集在厄运注定的国家的周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英法内阁的拒绝——威尔逊赴柏林的任务——我在9月26日往访唐宁街——哈利法克斯的公报——英国海军动员——在德国前线的后面——贝克将军的免职——希特勒与德国陆军参谋部的斗争——哈尔德将军的阴谋——9月14日阴谋失败的所传原因——9月26日德国陆军参谋部给希特勒的意见书——雷德尔海军上将的进谏——希特勒的动摇——张伯伦9月27日的广播——他第三次建议访问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吁——9月28日下院的好戏——慕尼黑会议——一张废纸——张伯伦凯旋归来——“光荣的和平”——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的判断再度证实——道德和行为的一些普通原则——法国和英国走上致命的道路。
张伯伦先生控制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则是他的主要亲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来越疑惑不解，但还是跟着首相走。内阁深切不安，但还听从张伯伦。下院中的政府多数党被党的议会领袖所操纵。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执掌着我们的国家大事。这个人不论对他所应负的责任或他应尽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会畏缩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地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去访问他。第二天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于是，在9月15日早晨，这位英国首相就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从各方面来看，选择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合适。当这个消息传到捷克首都时，捷克领导人简直不能相信真有这回事。他们感到很奇怪：正当他们刚刚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内部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去访问希特勒。他们感到这会削弱他们同德国打交道的地位。因为，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的演说，以及随后德国鼓动亨莱因的党徒叛变，都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因失去领导显然已不同意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政府在其所谓“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的领袖们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过了今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中所提出的意见，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说中的声明。但甚至朗西曼勋爵也看出，苏台德的领袖们和捷克政府之间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正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的事。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党有了一个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该党的极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提出归并德国的要求。
※ ※ ※
首相的飞机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然后他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关于归并这个问题，不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现在已经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到张伯伦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67页。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下了决心并且做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些。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这个办法至少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住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聊以自慰，甚至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像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像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提早，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请你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 ※ ※
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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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一件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问我们：一旦捷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如下极其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将同法国一起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我国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只是在两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则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以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明确的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条件的声明，竟然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对于这次危机的处理丝毫不起作用。我听到有人说，在地理上俄国不可能把军队开到捷克去，而发生战争时，俄国的援助也只能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当然，这需要取得罗马尼亚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对我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就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从俄国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的一条是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的一条是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相当距离的铁路，就可以转运三十个师的俄国军队到捷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更远大的后果。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此，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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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墨索里尼在特雷维佐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演说，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觉得它今日所处的地位可以称为一种‘微妙的形势’，它曾是——我们也许已经可以用‘曾是’这两个字了，其理由我马上就告诉你们——不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包括‘捷克、日耳曼、波兰、马扎尔、露西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那我要郑重声明，它有必要用一个通盘的办法来加以解决。”①
①见里普卡：《慕尼黑及其后》，第117页。
捷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赛洛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茵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这两个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他所说的“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回来后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贝希特斯加登时，我听说如果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先生就会同我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再来并表明已接受这个原则。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但对我来说，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候来考虑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退场了。对于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满着不祥的预感。但在退场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答应延长他以前提出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在谈判未获结果之前不调动他的军队。在我这方面，我则答应请求捷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事件的行动。
讨论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整个早晨，张伯伦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它们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他们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那天晚上十时三十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十时半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者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这时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说，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会发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责备德国总理对我谋求和平的努力没有作出任何响应。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是一个不会引起战争的问题。”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讨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斯贝格所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消息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之高确实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次日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在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时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人必须在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他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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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处在类似的情况时一样，危机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在这关键的一天，下午三时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俄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一致情绪和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大约八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现在的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就立即发表了。
在早一些时候我回到我的莫佩思大厦寓所时，我发现已有十五位先生齐集在那里。他们都是保守党党员：塞西尔勋爵、劳埃德勋爵、爱德华·格里格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布思比先生、布雷肯先生、劳先生。大家的情绪极为热烈。各人的意见集中于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使俄国参加。”保守党内的意见如此热烈，表明了他们已完全抛开阶级、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利害关系等想法，表明了他们的情绪之高，这使我深深感动，惊叹不已。我把唐宁街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说明公报的性质。大家听了都大为安心。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
他对几个议员说，他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感觉到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他当然是不难传达这种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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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高度组织和高度效率的工业机械把他们装备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还准备履行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国海军部向我国舰队发出了警戒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十一时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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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两国政府展示的坚硬的正面背后的情形。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对希特勒的计划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还准备加以阻止。在三月间，在德国进犯奥地利之后，他曾送给希特勒一个备忘录，列举详尽的事实来证明：连续不断的征服计划势必招致世界性的灾祸，使新近复兴的德国再度陷于崩溃。希特勒对此不作答复。停了一段时期。贝克不愿分担元首决意进行战争的历史责任。到七月间，他们二人之间出现对立。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实现时，贝克要求希特勒保证不再进行战争冒险。于是他们二人就决裂了。希特勒对贝克说，军队是国家的工具，他是国家的元首，所以陆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都要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贝克因此就请求辞职。他的辞呈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位将军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自此之后，他就不到陆军部办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职，并委派哈尔德来继任他的职位。贝克后来还有一个悲剧性的但光荣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内人才知道的。现在元首和他的专家顾问之间也开始了一场持续的严重斗争。贝克是陆军参谋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们之间不但在职业意见上一致，而且对非军人的、政党方面的命令同样都有反感。看来九月危机已造成了使德国将领感到担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对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随着所有这些形势的发展，人们的情绪上升到狂热的地步。
首先，我们得到了哈尔德将军所作的关于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的报告。这件事的证据还不限于哈尔德的详细叙述。计划肯定是有的，只是当时的决心究竟有多大，那我们就不能精确判断了。将军们曾一再计划造反，但到最后关头总是由于种种原因而给打消了。他们被盟军俘虏之后，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厌其详地说明他们曾经如何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无疑问，那时有过这种阴谋计划，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也采取过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尔德说），我们就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使德国能够摆脱这个疯子。那时，大部分的德国人对战争的前景充满恐惧。我们并不想把纳粹领导人杀死，只是想把他们抓起来，成立一个军政府，向人民宣布：我们之所以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我们深信我国人民正在被引到确实无疑的灾难中去。
参加这个阴谋的有：哈尔德将军、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柏林卫戍司令）、托马斯将军（装备署署长）、布罗克多尔夫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他们还秘密告诉了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他也表示赞同。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和正常军队的调动的一部分，他们顺利地把一个装甲师调到靠近柏林的地区，只需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开到柏林。证据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慕尼黑危机时，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驻在柏林之南。赫普纳将军的秘密任务就是在接到信号时立即占领首都、总理府和重要的纳粹部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师后来被拨归维茨累本将军指挥。椐据哈尔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当时对于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等，曾作过极其周密的布置。“当时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则政变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条件就全部具备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贝希特斯加登到达柏林。哈尔德在中午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去见维茨累本把计划订好。当即决定在当天晚上八时执行。到下午四时据哈尔德说，维茨累本的办公室接到张伯伦要飞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元首会晤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在会议中哈尔德告诉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他作为总参谋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就决定暂缓行动，等待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所说的柏林内部危机的故事，是否属实，历史家将会进行调查。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如果这件事终于被认为属历史事实，那么，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
除此之外，参谋部方面还有其他虽不那么激烈但还热心的努力，以谋求抑制希特勒，这是毫无疑问的。9月26日，由汉内肯将军、勒布将军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组成的代表团，到总理府请求晋谒希特勒，但被打发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将领在陆军部开会。他们一致同意拟订了一份意见书，送到总理府。这个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国发表。①意见书分五章，另有三个附录，一共十八页。第一章的重点是叙述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说明德国人民士气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欧洲战争。又说，如果发生战争，就必须把非常权力授予军事当局。第二章叙述国防军的恶劣情况，并说“军事当局只好对许多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不加过问”。第三章列举德国军备的各种缺点，尤其着重说明匆促完成的齐格菲防线的缺点，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地区，又缺少防御工事。意见书又说，集中在纪韦的法国军队恐有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最后强调军官太少，说是要使陆军能达到作战力量，至少要有四万八千个军官和十万个军士，如果现在就进行全部动员，至少有十八个师缺乏有训练的下级指挥官。
①由拉韦尔涅教授发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国和外国政治年刊》上。见里普卡，前引书，第212页及其后。
这一个文件还提出种种理由，证明为什么除了严格限于局部战争之外，失败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陆军军官中，相信德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人，还不到五分之一。在附录中，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上的评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即使没有同盟国的援助也能打三个月，而德国在波兰边界和法国边界方面，在波罗的海和北海，都需要足以掩护的军队防守。在奥地利，至少需要二十五万的兵力来防止人民暴动和捷克可能发动的进攻。最后，参谋部认为，在三个月的期间内，很不可能使冲突只限于局部地区。
陆军方面所提出的警告，最后又由德国海军部长雷德尔海军上将再加以强调。9月27日晚上十时，元首接见雷德尔。
雷德尔提出了措词激烈的呼吁。几小时后，传来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希特勒动摇了。上午二时，德国电台正式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同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德国官方通讯社给英国新闻界一个文告，再一次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在这时候，这个人和他的惊人的意志力所受到的紧张压力，一定是极其猛烈的。显然他已经走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他面临着不利的舆论，又受到陆、海、空三军将领的严重警告，他能毅然改变方针吗？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长期以来依靠威望来维持他的统治，现在又能否经得起退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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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元首和他的将领之间进行搏斗的时候，张伯伦自己又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说：
现在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在这里挖掘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真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疑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
我这个人，从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恶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我就认为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上次让威尔逊爵士转交的信的答复。这封信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的联合保证，他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的下午二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于是写了一封个人的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2页。
与此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告诉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个最后呼吁。电文是：“我希望阁下通知德国总理，说你愿意派代表出席。我还希望你尽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议，使我们的人民不致陷于战争。”
这次危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伦敦和巴黎之间似乎没有进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虽然双方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说没有什么个人接触。当张伯伦未经同法国政府和他自己内阁的同僚商议就写出这两封信的时候，法国内阁正沿着与此相平行的路线采取他们自己的措施。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新闻界是极力反对同德国较量的；我们也知道，经法国外交部授意的巴黎报纸又如何影射那个曾提到苏联的英国强硬公报，说它是伪造的东西。法国驻柏林大使在27日晚奉命提出一项进一步的建议，准备把立即移交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加以扩大。当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正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的来电，劝告希特勒应该接受张伯伦的举行会议的意见，并说意大利也愿意参加。
9月28日下午三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这时张伯伦正在向下院演说，报告最近事件的一般情况。在他的演说快要结束时，坐在楼上贵族席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希特勒邀请他去慕尼黑的电报传下来交给了首相。张伯伦那时正在叙述他给墨索里尼去信以及他采取的这一步骤所得的结果：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发出通知……说意大利虽然准备完全履行支持德国的保证，但他考虑到英国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设法把他通知威尔逊爵士本来要在今天下午二时采取的行动至少延迟二十四小时。我看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对当前形势重行考虑，设法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说，他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二十四小时……这还没有完。我还有些事要报告下院。我现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会晤。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请。我可以断定，达拉第先生也是会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说了……我深信下院会同意我现在就立即动身，看看我在这最后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么。
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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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在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俄国参加，捷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词率直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二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晨二时签字。它在基本各点上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苏台德区由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准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6页。
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汽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①
①都是爱国的人，他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
现在我们又有了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位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签订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①
①引自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一卷，第561页注释。
法伊林，前引书，第381页。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的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打开了。
阴谋反叛的人已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被他们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所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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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某些事实在当时也许尚未为人们所知，因而对事情的估计，基本上只能是猜测，还可能受到试图作出判断的人的一般情绪和意向的影响。那些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而困难的问题寻求斩钉截铁的解决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国的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而忠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妥协办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坚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是由于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因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而且结成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①，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是以这种教义为根据。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避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并避免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不论其目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而正确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况证明确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来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劣势，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道的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
①教友派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译者
但是，有一个有助于作出评判的准则，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同基督教的教义不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又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的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已指出了责任之所在的时候，而当时对于事实又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不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精神、道义感，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是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是一定会起而战斗的。但无论如何它已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波兰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国生活的紧张——库珀先生的辞职演说——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说——英内阁左右为难：重整军备或和平——大选问题——与库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权力和责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访问巴黎——博内先生对德国表明态度——慕尼黑的后果——在实际上和预计上英法联合力量对比的衰退——英国空军情况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国和德国的空军实力——1938年德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