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泽德爵士遵照空军大臣的愿望，邀我乘坐一架相当简陋的飞机，视察在东海岸建成的各种设施。我们整整飞了一天。我将我的视察印象送给空军大臣，现在印在下面，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开始进行的雷达工程的一般情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我在蒂泽德的带领下，到马特累斯汉和波德塞视察了一次，这次视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也许会有所帮助。
这些重要的无线电测向站，有立即加以掩护的必要。我们起先认为，可以用较少的费用来建立两倍至三倍的伪装站；
后来我考虑一下，觉得似乎可以使用烟幕……
这个巧妙的新装置的一个弱点，当然就是敌机在越过海岸之后就脱离无线电测向站所及的领域，那时我们只好靠观测兵了。这好像是从二十世纪中叶退回到早期石器时代似的。
虽然我听说观测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们必须认为，应用无线电测向器来跟踪已侵入内陆的敌机，是迫切需要的。要使无线电测向站能转过身来侦察内陆上空，还得有一段时间，并且也仅在空中战场拥挤而混乱时才有可能……
无线电测向器的进步，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肯定对海军有很大的用处。这将使海军不论能见度如何，也能和敌人交战。在1914年，当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轰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如果我们的视力能够穿过大雾，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两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对这项试验还不热心。蒂泽德也指出，不分昼夜，不管能见度如何，都可以准确发射鱼雷，这对驱逐舰和潜水艇都有极大的价值。我原先还以为这是久已进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
辨别敌我的方法，对海军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应该用它来完全取代有危险的识别信号的方法。我想海军部对此是知道的。
最后，我为业已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使我们这个岛国获得无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经走了，可惜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步，而时间是短促的。
我将在下卷说明如何凭借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一些设施，挫败了1940年秋冬两季德国对大不列颠的攻击。毫无疑问，在斯温登勋爵及其继任人的领导下，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在使我们的作战飞机获得这种极其可贵的加强措施方面，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当主要的责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国的生存又有赖于空军的胜利时，由于我曾根据最详尽的官方的和技术的资料，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这就有利于我作为一个非军人也能透彻了解空战的各项问题。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弄通技术上的问题，但这门学问对我极有帮助。我认识在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知道它们是怎么走的，别人和我谈起这一套时，我也能够完全了解。
※ ※ ※
在这几年里，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是经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尔爵士出任海军大臣，他准许他的官员可以同我自由讨论海军部的事务；我既然对海军极感兴趣，自然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了。我从1914年在贝蒂时就认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我和他在海军问题上的书信往来，则始于1936年。我同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军需署署长亨德森海军上将亦有多年的交谊，他专管军舰的建造和设计。他在1912年时是我们海军中最好的火炮专家，当时我是海军大臣，常常去看战列舰在从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试炮，我对他的工作有极高的评价。这两位官员在他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对我都极其信任，虽然我同他们有意见分歧，并曾多次严厉批评过他们已做的或没有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因工作上的不满或指责而有碍于我们的交往。
海军航空兵究竟应属海军部还是应属空军部的问题，在这两个部和两个军种之间发生剧烈的争论。我赞成海军的意见，我曾把我的主张在议会上提出来，使我收到第一海务大臣写给我的一封恳切的感谢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军政策的全部问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看我时，问我对这个似乎双方都有道理的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为他拟出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几乎逐字逐句都为英王陛下政府所采纳。①
①见附录（2）。
※ ※ ※
当政府终于决定又开始建造战列舰时，我对战列舰的设计非常关心。直到这时为止，皇家海军所有的主力舰，实际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军部的期间内建造或设计的。只有“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详述我第一次任海军大臣时重建海军的全部过程，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级快速战列舰的设计经过。那时我能充分发挥费希尔勋爵的才能和妙想。对于军舰的建造，我常常能运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这些思想又是从许多海军专家那里得来的，至今我仍持有坚定的见解。
我一听到内阁已同意一个建造战列舰的规划方案时，我就立即断定，我们的新舰应继续装备十六吋口径炮，而且用三座装有三门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这样是可以达到在排水量三万五千吨的限度之内的，这个条约上的限制，只有我们才严格遵守。我和霍尔爵士有过几次商谈和通讯。我听到一些议论，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在下院提出把装十四吋口径炮和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时的后座力相比较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下列数字，供我个人参考：
装有九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六点三八吨。
装有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九点五五吨。
十六吋口径炮的数字，并不是根据“纳尔逊”号现有的十六吋口径炮，而是根据美国人预备装在他们的新主力舰上的一种假设的十六吋口径炮算出来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齐射后座力确有其优越性。
于是，我写信给霍尔爵士：
爵士：1936年8月1日
蒙你对我的意见给予重视，至感荣幸。乍看起来，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复关于延搁如此之久的问题的争论。这一次又是只有我国受条约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们可以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军舰，装三座十六吋口径炮的三联装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径炮的办法来，火力一定要强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较好的军舰，而且肯定被列为较好的军舰。每一个人，包括在舰上服役的人在内，都会认为它是海军力量更加强大的标志。不要忘记，德国人在他们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径中都取得了比我们好得多的实效。他们发射的炮弹比我们的重，打得更远、更准确，结果有巨大的打击力，不仅是舷炮齐射后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径炮弹的爆炸力当然比十四吋口径炮弹大得多。如果能穿过装甲，则在炮弹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炮塔的数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击力，那么，装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吨）是多么大的浪费！如果用三座炮塔，则可以使装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鱼雷，舰面甲板上也可以腾出较多的地方来安装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军舰的图解说明，我深信他们会给你说明十六吋炮舰一定比十四吋炮舰有更好的布局。当然，关于射击控制、炮弹播散等问题，还会有所争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发和五发轮番齐射，也许能收到较好的射击效果。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怎样也不会接受十四吋的计划。
如果海军部决定建造两艘十四吋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日本和美国却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军舰，那么，我们的海军部就显得够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后些日子，还可以省去六个月的建造时间。以每艘七百万镑的代价来特意建造并非世界上最强的战列舰，那是不堪设想的！老费希尔常说：
“英国的海军，在海上总是第一流的。”
不过，这些都只是预言而已！对于所有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过多次，否则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陈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议和查特菲尔德谈谈。
海军大臣对我的意见绝无反感，我们之间此后时有函件往返，我并且同他和第一海务大臣有过几次谈话。霍尔爵士在1937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前，他交给我两份海军参谋部所拟的备忘录：一份是关于战列舰问题；另一份是关于巡洋舰问题。海军部对战列舰设计的理由是：自从华盛顿条约以来，英国为了经济的原因仍然主张减低排水量和缩小炮的口径，所以在1936年，当政府终于批准建造新战列舰时，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径炮或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条约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设计，在确知其他国家在最近的将来是否继续接受条约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开始进行。事实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军舰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开始定造。如果海军部把设计的决定推迟到1937年4月以后进行的话，则到1941年，可用的军舰就只有两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国到时超过华盛顿条约的限制，那时，1938年计划开始建造而将于1942年完成的军舰的设计，就可以采用较大的吨位和口径。
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建造前后对称的十六吋口径炮舰，而同时又不牺牲“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在结构上的坚固性和其他特性，则其排水量就得大为增加。结果造成的军舰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除了增加每一艘军舰的造价外，我们还得扩充我们的船坞。海军部同意我的主张，即认为设三座炮塔共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优于四座炮塔共十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他们后来设计的战列舰，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军舰。
在把这份篇幅很长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后，我认识到我们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战列舰中安置较大口径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决定已不能更改。但我还是提出，作为准备措施，应早日把较大口径的炮和炮塔设计好，现在还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以便炮厂能够改制较大口径的炮，即便要花相当的费用也在所不惜。
我和海军部讨论战列舰的设计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设计，并做出了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即总共十二门炮的图样。如果那时我知道这一点，我就得重新考虑我的意见了。所谓“多管炮塔”的用语，使我发生误会。三座四联装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设有四座炮塔的军舰上所看到的许多缺点。十二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威力，虽不能同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相等，但在金属的重量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改进。
然而，海军部的这种方针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设计这种全新的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拖延了很多时间。工作开始不久，海军部就决定将重叠于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为双联装炮塔。于是，二三千件复杂的机械配件都得重新设计。
这次计划的变更又使“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的完工延迟了至少一年之久。还有，我们的新舰现在已减为十门炮，于是，我以前认为它的舷炮齐射时后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径炮好的那种看法，又更站得住脚了。在这个时候，美国人解决了把三座有三联装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装置在三万五千吨的船身上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采用了十五吋口径炮，法国人在两座四联装炮塔上装八门炮，德国人在四座双联装炮塔上装炮八门。德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无意接受条约的限制，“俾斯麦”号的排水量便超过了四万五千吨，因而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只有我们，在这许多年之后才决定建造五艘与我们海军生命和保持我们制海权息息相关的战列舰，但结果还是从十六吋口径回到十四吋口径，而别的国家则加大了口径。因此，我们建造的几艘军舰，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更大的火力。
※ ※ ※
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务大臣领我到波特兰，让我参观“潜艇探测器”。这是侦察在水下的潜水艇的仪器，其方法是发射声波进入水中，当声波遇到钢铁结构时，便反射回声。
根据这种回声来测定潜水艇的方位，可以相当准确。我们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这种新事物刚刚开始。
我们在旗舰上过夜，同海军总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长谈。次日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反潜艇学校度过，他们给我讲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我得到极其详尽的报告。于是我们乘驱逐舰出海，当天下午和晚上，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极有趣味的演习。几艘潜艇分布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这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的舰桥上，另一艘驱逐舰约在半哩外，二者始终保持联络，我看到并听到了全部过程。这是海军部的神圣的宝贝，是他们专心致志、埋头搞了一代的时间所获得的成绩。以前我曾常常批评他们的政策。但在这次，我无疑地同他们一样，对他们的成就作了过高的评价，我一时忘了海洋是多么地辽阔广大。虽然如此，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没有花大量资金，雇用和训练数以千计的技术熟练的官兵来进行研究，并且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虽然是微不足道——那么，我们在对付德国潜艇的问题上（后来事实证明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也许除了吃败仗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给查特菲尔德的信中写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让我参观的那些情况，我深信国家要感谢海军部和掌管海军部的人，我深信，他们多年以来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们能够避免最大的危险之一。
使我惊奇的是，“潜艇探测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象中，原以为它的指示是隐约的、模糊不清的。我绝没有想到我竟会听到潜水艇那种东西会自投罗网。这是一种惊人的方法和成就。
“潜艇探测器”本身没有征服潜水艇，但是，如果没有它，则潜水艇就征服不了
第十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1935年
第二次重大打击——阿杜瓦之战的记忆——审慎时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谈话——和平投票——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霍尔爵士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和英国海军的调动——我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发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亚——在英国的强烈反应——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假制裁——鲍德温先生的和平决定——保守党会议——鲍德温先生对选举所采取的行动——他的巨大多数——霍尔-赖伐尔协定——议会的动乱——我在国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对欧洲的影响。
世界和平现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击。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接着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国方面。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着他早已决定的狠毒的路线前进了。
我们看到墨索里尼对维护奥国的独立有过不少帮助，这对中欧与东南欧有重大意义。现在他却要走到相反的阵营中去了。
纳粹德国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携手合作。安全的天平发生这种一头沉的转变，我心里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纪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野心是属于黑暗时期的行为，那时白种人认为他们有征服黄种、棕种、黑种或红种人的权利，用优越的实力和武器来征服他们。在我们现在的文明时代，人们所犯的罪恶和残暴行为是以前野蛮人所畏缩不敢犯，或至少没有能力去犯的，像这样的行为，非但古老陈旧，而且不可恕宥。
况且，阿比西尼亚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说来奇怪，1932年坚持要使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对的，乃是英国。那时英国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以及这块野蛮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经常进行部落战争等等，都与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这样做，于是阿比西尼亚便成了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享有国际联盟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它所能赋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确是测验这个世界政府机构是否能够满足一切善良的人对它所抱的希望的一个问题。
意大利的独裁者并非只是为扩张领土的欲望所驱使。他的统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来维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时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头。他们曾经看见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此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和卑劣的，但是，想了解别国的观点，总不失为明智的事，所以或许可以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
当我感到反抗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的进攻没受到非难，就将最后破坏国联作为集合各国力量的因素，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足以控制复兴起来的德国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胁。从国联尊严受到维护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给予、保留、或让与的为多。所以，假使国际联盟准备用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来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真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从各方面看来，英国似乎没有带头的义务。面对着德国的重整军备，英国必须考虑到自己因为丧失空中均势所导致的弱点，而且更须考虑到法国的军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显而确定的：
如果英国充当领导，他就不能姑息，因为姑息手段，于国际联盟毫无用处，而对英国则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决裂对欧洲的法律和安宁来说是正当而必需的，我们就必须把他打倒。打倒了这个较小的独裁者，或许可以把所有的力量——这些力量现在仍然具有压倒优势——连结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遏制那个较大的独裁者，以防止德国掀起第二次战争。
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记述的序曲。
※ ※ ※
自从斯特雷扎会议以来，墨索里尼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的部署就日趋明显。对意大利这种侵略行为，英国的舆论显然是会加以反对的。在我们当中，那些认为希特勒的德国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类生存的人，都对当时被认为是一等强国的意大利竟然从我们这边倒向那边而感到焦虑。我记得有一次宴会，在座的有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达夫·库珀先生，那时库珀先生还只是一位次官，在这次宴会中，人们已明显地预见到欧洲均势上这种不幸的转变。大家提出一个计划，在我们当中请几位去见墨索里尼，对他说明，如果他发动侵略，在英国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什么结果。这件事情没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样，以为英国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劳埃德勋爵曾注意到，当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发表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乔德决议时，曾给他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 ※ ※
7月11日，我在议会里表达了我的忧虑：
我们似乎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自己像一只挂上铃子的羊或一位向导一样，正在向前走，领导着欧洲舆论，去反对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议我们采取单独行动。我听到外交大臣说，此说并无根据，才使我放心。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必须只根据其他各国都承认的义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发言人的地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们的责任的事情……
在现在，确实有一团乌云笼罩着英意两国的深交旧谊；这一团乌云，我看是不易消散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确都希望它会消散。我们两国之间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实，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当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的时候，它特别地要在条约上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不得导致它同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 ※ ※
八月间，外交大臣请我和反对党领袖分别到外交部看他。
关于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布了。霍尔爵士对我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虑，并且问我，应该准备怎么样来反对它。我在答复之前，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在两位大臣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内部的和个人的立场观点，便问到艾登的见解如何。霍尔说：“我去叫他来。”于是，几分钟后，艾登笑容可掬地来了，态度十分和气。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我说，我认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够·带·动·法·国·那·样·的·程·度·同·国·际·联·盟·一·起·来·反·对·意·大·利。但是我又说，他不应该给法国施加压力，因为法国同意大利订有军事条约，而且它还有对付德国的心事；所以在这种情势下，我并不认为法国会走得太远。于是我又谈到在勃伦纳山口的意大利军队，谈到没有防卫的法国南部防线以及其他军事形势。
一般地说，我坚决劝告各大臣不要使英国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走在前面。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
※ ※ ※
在1935年的头几个月中，有人为了拥护集体安全和支持国际联盟盟约而组织了一次和平投票。这个计划受到国际联盟协会的赞许，但发起的人则基本上是由工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一个组织。所提的问题如下：和平投票
一、英国是否应该仍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
二、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裁军？
三、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
四、国际协定是否应该禁止为私人谋利的军火制造及其贩卖？
五、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联合起来采用（一）经济的及非军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来强迫他停止进攻？
6月27日宣布投票结果：一千一百多万人具名作肯定的答复。在起初，各部大臣对和平投票似乎有点误会。它的名称掩盖了它的目的。它显然是把裁减军备和抵抗侵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联在一起。有许多人认为它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其实恰恰相反，第五个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勇敢的政策，如果在这个时候加以实行，定可获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塞西尔勋爵和国际联盟协会的其他领袖，在这个问题提出之时，正如不久事实所表明的，都愿意而且决心为正义事业而战，如果一切必要行动都是国际联盟所倡导的话。在以后几个月中，他们对事实的估计有了很大的变化。的确，在整整一年中，我极力使他们在我称之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上同我取得一致。
※ ※ ※
经过整个夏季，意大利的运兵船不断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军队和军需供应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亚东部边境一带。我在外交部谈话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8月24日，内阁作出决定，并宣布英国要遵守条约和国联盟约的义务。这就使地中海立刻出现危机；因为外交大臣最近才征询过我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应该请他把海军形势给我说清楚。
丘吉尔先生致霍尔爵士 1935年8月25日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谨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我们在1914年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情况很好吧？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它们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们是否安全？它们事先曾否接到戒备警告？不要忘记，你正在对一个可能不顾死活蛮干一切的独裁者施加极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后两星期内某个时候，认为你有什么图谋，超过目前内阁所能预料的。当你正在谈论精确规定的明智的信条时，说不定他就会采取暴力行动；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诱惑物。
我在报纸上看到，地中海舰队正在离开马耳他开往勒旺岛。〔为舰队着想〕离开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马耳他完全没有防空设备。以亚历山大港等处为基地的地中海舰队，按统计的数字（这是我们所能依据的一切），比意大利海军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查一下大战以来两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建造情况。我觉得以现代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论，我们的实力还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潜水艇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必须向海军部问清楚的问题，就是在勒旺岛的英国舰队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遭到惨败。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卫吗？要用大西洋舰队和本土舰队去支援，还得航行三千哩以上。在这些舰队开去与之会合之前，恐怕已经发生许多事情了。我并不怀疑，的确也不敢怀疑，海军部对这种部署是否用心研究过。我希望你将获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使你感到满意。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的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如果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那时要是我们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乔治·劳埃德现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鉴于形势危急，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送交给你。我并不是要求你给予详细答复；我只希望海军部的部署确实使你感到满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复：
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已经并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请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种种危险，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尽力注意，决不疏忽。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议或警告，请你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像这样的一种危险形势，你和任何人一样都很了解，对于目前我国防务的情况，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别人一样很了解。
※ ※ ※
艾登先生是国际联盟事务大臣，与外交大臣地位几乎相等。他去日内瓦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在日内瓦召集了一次国联大会，商讨一项“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进犯阿比西尼亚的话。给艾登先生指派这个职务以及这一职务的性质，使他把注意的重点偏重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视了。所谓“制裁”，指的是断绝对意大利的一切财政援助和经济供应，而把这种援助给予阿比西尼亚。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旦打起仗来，许多必要物资都得仰赖国外源源进口，因此这种制裁对它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艾登的热忱和他的发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则，支配着这个会议。9月11日，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到达日内瓦，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对国际联盟的支持以及英国人民对集体安全的关切。国联盟约所包含的观念，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法治的迫切愿望，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国已经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别的什么特殊表示，而是国际联盟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那就不但低估我们的信义，而且污损我们的真诚。国际联盟为了恪守它的明确的和鲜明的义务，对于集体维护盟约的完整，特别是对一切无故寻衅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集体反对，都给予大力支持。而我们英国是始终不渝地和国际联盟站在一起的。
虽然德国的事情使我十分焦虑，我国对事情的处理又使我不满意，但是，我却忘不了我在里维埃拉的阳光下读到这篇演说时所受到的感动。这篇演说激发了每一个人，轰动了全美国。它也使在英国那些大胆提倡正义与实力并重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这至少是一种政策。如果演说者在那时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释放出来会多么巨大，恐怕他在当时就领导整个世界了。
这个声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于它有英国海军作为后盾；在过去，凡是对人类的进步和自由确实具有重大作用的许多事业，也是如此。国际联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操有一种永久性的武器。这就是国际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权威，实施外交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或进行劝说。9月12日，即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胡德”号和“声威”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还有第二巡洋舰队和一支驱逐舰队随同开到直布罗陀去。各方面都以为英国要用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在国内，这种政策和行动立即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英国海军部对于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军舰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的，否则就不会发表这个声明，也不会调动舰队了。
在9月底，我在一个有影响的正统派组织卡尔顿俱乐部发表演说。我想给墨索里尼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会读到我的演说词的。我说：
违反整个世界的善良愿望，又没有制海权，就把一支由二十五万意大利优秀子弟组成的军队开到二千哩外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去，然后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战役，攻击一个民族，而那块地区，又是四千年以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认为值得去征服的，这确实是千古以来所未有的以国家前途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①
①参看我同格兰迪伯爵的谈话，附录（1）。
奥斯汀·张伯伦写信给我，对我的演说表示赞同。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赞同我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这使我很高兴；但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年以来，我们请求法国同意大利和解，而现在我们又迫使法国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激烈的方法来领导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确有这么强烈的反感，那我们在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对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初夏的时候就逐渐增强地中海舰队的实力，让他知道问题严重。现在他会采取什么步骤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我预料人们的情绪会大大高涨起来。
※ ※ ※
10月间，墨索里尼并不因为英国海军为时已晚的调动而有所佩服，竟调动意大利军队去进攻阿比西尼亚。10日那天，在国际联盟的大会上，各主权国家以五十对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对意大利采取集体措施，并成立一个十八人委员会，为和平解决作进一步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发表了一项显得十分尖锐的明确的声明，他不说“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却说，“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然而他同时暗示说，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这就是在英国解散议会并根据宪法举行大选的几个星期之前的形势。
※ ※ ※
阿比西尼亚的流血，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国际联盟提出制裁，所有这些使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动乱。工会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气质上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坚强的工资劳动者一致表达了对意大利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强烈愿望，要求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制裁，必要时要出动英国舰队。他们在激愤的集会上发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说。有一次，贝文先生埋怨说：“用马车装载着兰斯伯里的良心，从会议到会议搬来搬去，实在使我厌烦极了。”议会许多工党党员都抱有职工大会的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国际联盟协会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必须维护国际联盟的宗旨。
问题已涉及他们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条。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服从这些原则，即使终身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也得准备赴死沙场，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场，也就得去杀人。10月8日，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曾屡立战功的艾德礼少校继任。
※ ※ ※
可是，这次全国的觉醒同鲍德温先生的看法和意向并不相符。大选后几个月，我方才开始对“制裁”所根据的原则有所了解。首相曾宣称，制裁意味着战争；其次，他决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决定采用制裁的办法。把这三个条件调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的指导和赖伐尔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制裁方案的国际联盟委员会，把可能引起战争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军用物资，都不准运进意大利，一个洋洋大观的禁运项目已草拟出来。但是，维持在阿比西尼亚作战所必需的汽油却源源不绝、毫无阻难地运入意大利，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运汽油，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却是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国，它的态度虽然和善，但不明确。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运输汽油就势必停止向德国运输汽油。向意大意运输铝矿是严格禁止的；可是铝矿在意大利的矿产中几乎是唯一的、产量超过自己需要的金属。至于向意大利输入废铁和铁矿一事，则为了公众正义而坚决予以否决，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冶金工业只能利用少量的废铁和铁矿，而钢板和生铁又不受限制，因此这个规定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妨碍。这样一来，这种声势浩大的措施，并不是一种足以使侵略国陷于瘫痪的真正制裁，而仅仅是侵略国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名目繁杂，而事实上却适足以激发意大利的战争精神。所以，国际联盟对阿比西尼亚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碍于意大利侵略军队为原则的。在英国大选时，公众并不知道这些事实。
他们真诚地支持制裁政策，认为这是结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可靠办法。
英王陛下政府更没有考虑过要运用舰队。种种流言盛行一时，说什么意大利的决死俯冲轰炸机队会向着我们的军舰甲板直冲下来，把军舰炸成碎片。驻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现已得到加强。它只须摆开架势，就可以使意大利的运输船从苏伊士运河退回去，其结果恐怕就不得不向意大利海军提出挑战。听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应付这个敌人。我在一开始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叫我放心。我们的战列舰固然都很旧，而且现在看来我们也没有飞机掩护，高射炮弹药也很不足。可是，有消息透露，海军司令因为有人说他的舰队不足以进行海战而使他大为恼火。看来，英王陛下政府在第一次作出反对意大利侵略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对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作过周密的研究，而且也下了决心了。
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说，那时如果我们采取断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着发生的海战中，我们也一定能够取胜。我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几乎整个世界都反对他，如果他单独同英国作战，这不啻是把它的统治作孤注的一掷，因为地中海的海战恐怕在一开始就成为决定性的考验。意大利怎么能够打这场战争呢？它除了在现代化轻巡洋舰方面略占优势之外，它的海军在规模上只及英国的四分之一。它那支数目庞大的新征入伍的军队，号称百万人，都是不能作战的。它的空军，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甚至比我们编制不大的空军还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会被封锁。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陆军，有缺乏给养和弹药之虑。德国这时也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险给予对方以致命的打击，世上如有这种机会，机会就在此时此地了。英国政府的胆力还跟不上当时的局势，这个事实就只能以他们对和平的热爱来为自己开脱了。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局势之向更可怕得多的战争方向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希特勒早就下定决心要用战争的办法为德国开疆拓土。现在他断定大不列颠已经衰落了，后来英国虽图奋发，可是对于和平以及对于防止希特勒侵略来说，都嫌来得太迟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观者。
※ ※ ※
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逐渐团结起来以应付当前的迫切问题，而另一方面，正在举行的大选又使各个政党之间发生冲突，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同时并进。这种情况对鲍德温先生及其支持者大为有利。政府在大选中提出的宣言写道：“一如既往，国际联盟仍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防止战争和建立世界和平永远是英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国际联盟就是人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工具，我们也指望它来达到上述目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国际联盟，保持和提高国联的效能。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不幸发生争端，我们一贯采取的政策不会因此有所动摇。”
在另一方面，在工党内部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和平主义者，但由于贝文先生的积极活动，使他在工党群众中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因此，工党正式领导人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于是同时提出两条互相对立的路线：一方面他们要求对意大利独裁者采用断然的行动；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谴责重整军备的政策。就这样，10月22日，艾德礼先生在下院发言时说：“我们需要有效的制裁，而且要有效地加以执行。我们拥护经济制裁。我们拥护国际联盟体制。”可是，在同一次发言中，其后他又说：“我们并不认为积累大批武器就可以走向安全。我们不相信在这〔时候〕有所谓国防这一类东西。我们认为，你们必须继续裁减军备，而不是积累武器。”在选举期间，双方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首相本人当然意识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日益强大的力量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他已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卷入战争。我以一个局外人来观察，觉得他所急于要获得的，是尽可能多的支持，并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上开始重整军备。
※ ※ ※
正是在墨索里尼开始进攻阿比西尼亚和轰炸阿杜瓦的那一天，英国保守党大会在伯恩默思举行。看到这种形势，又是处在大选前夕，我们所有的人，作为同一个政党的党员，都团结起来了。
我拥护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这就是：
（1）改正帝国国防力量所存在的严重缺点，特别是首先要改造我们的工业，使之能够在必要时迅速转变为国防工业。
（2）为使我国空军实力取得同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最强大的外国空军相等的地位而作出新的努力。
（3）重建英国舰队，加强皇家海军，以确保我们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维护大不列颠帝国的完整。
这几年来，我一直不想做官，我做官也做够了，而且我又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为这个要在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的印度法案已经通过了，不愿做官的障碍也就排除了。德国威胁的日渐加甚，使我很想抓我国军事机构的工作。我现在很锐敏地感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惶惑不宁的法国和怯懦而又爱好和平的英国，很快就会受到欧洲独裁者的挑战。我对工党的改变态度，深表同情。这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机会。大家都知道海军部有空缺，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我很想担任海军部的职务。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鲍德温先生的几个主要同僚，并不希望我参加政府。我代表一种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会努力以求贯彻的。
如果他们可以不要我，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这事件，多少还得看他们能否保持多数而定。
※ ※ ※
在大选中，首相强调说明重整军备的必要，而他的主要发言，都特别提到我国海军状况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不过，他既然在制裁和重整军备的纲领上已达到了眼前的一切目标，他就急于想去抚慰国内那些职业的热爱和平分子，借以解除他们由于他谈到海军的需要时可能产生的恐怖。在10月1日，即投票前两个星期，他在伦敦市政厅会堂向和平协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向你们保证，将来不会有庞大的军备。”政府掌握了关于德国大力备战的情报，他还能说出这句话来，这确实是一项奇特的诺言。于是，首相既获得了希望国家有所准备以抵御未来危险的一派人的选票，同时也获得了认为赞美和平美德就可以保持和平的另一派人的选票。
※ ※ ※
在埃平选区中，我针对重整军备的必要和实行严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这两个问题，进行论战。一般说来，我是拥护政府的，虽然我对政府的做法不断提出批评，使我在保守党内的许多朋友很不高兴，可是投票结果，我以巨大的多数获选。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我认为保持我自己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我说：“鉴于我所发表的各次演说，我从你们的投票中感到，你们希望我以一个议员的身分来运用我的独立判断，而且希望我依照英国议会最高贵的传统，自由地、毫无畏惧地提出从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看法。”大选的结果是鲍德温先生的胜利。他所得的票数比其他政党合起来的票数还多出二百四十七票，而且在任职五年之后，他获得了大战结束以来任何首相所不能比拟的个人权力。他凭着熟练而幸运的谋略来应付国内政治，而由于他的声望又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这就使他又一次取得信任投票的胜利，使那些在印度问题上或防务的疏忽上反对过他的人都显得愚蠢可笑。
这一个在我国有史以来最不祥的、有着种种错误和缺点的政府，却受到全国的欢呼。但这一笔帐是要偿还的，新的下院几乎用了十年的工夫才把它偿还。
※ ※ ※
当时人们盛传我将参加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当鲍德温先生的胜利公布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部宣布他无意要我参加政府。他用这个办法来偿付他欠和平主义者代表的债务，这笔债是他在大选前几天向他们举借的。当时的报纸对我没有被邀参加政府一事，大大讥笑一番。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是多么的走运。在我头顶上有几个肉眼看不见的有翅膀的天使保佑着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慰藉。我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我的画盒到温暖的地方旅行去了。
※ ※ ※
鲍德温先生取得胜利之后，发生了一件使他很为难的事情。为了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暂时不管时间的顺序。
他的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在一次很难得的溜冰假日中，路经巴黎到瑞士去，在巴黎他曾和那位仍然当法国外交部长的赖伐尔先生进行会谈，结果在12月9日订立了霍尔-赖伐尔协定。现在来看看这一著名事件的背景，也是很值得的。
认为英国正领导着国际联盟反抗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法西斯侵略这一想法，使全国情绪大为高涨。但是，选举一旦结束，大臣们觉得他们已拥有多数，可能执政五年，不由得想到许多麻烦事。其根源就在于鲍德温先生所说的“一定不会有战争”和“一定不会有大量的军备”。这位出色的党务经理人曾以领导世界反抗侵略的名义，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后来又极力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和平。
不但如此，现又有一个来自外交部的、力量巨大的冲击。
范西塔特勋爵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祸害。在这一点上，他和我彼此一条心。而现在英国的政策，已迫使墨索里尼站到对面去了。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从前是三对一，现在却变成二对二了。我国事务的这种显著恶化，使法国更为焦虑。法国政府早在1月间就订立了法意协定，跟着又同意大利订立军事条约。据估计，这个军事条约，可以使法国抽出驻在法意边界上的十八个师调到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去。赖伐尔先生在他同意大利的谈判中，肯定向墨索里尼表示，而不是暗示，说法国决不会自找麻烦去干预在阿比西尼亚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法国人很有理由同英国大臣们争论。第一，几年来我们一直要他们裁减他们生存所系的陆军；
第二，英国领导国际联盟反对墨索里尼而大受欢迎，并因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而在民主国家中，选举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我们曾缔结一个被认为对我们自己十分有利的海军协定，据说可以使我们除了潜艇战以外，在海上已十分安全，可以大为放心。
但是法国的战线又怎样呢？它应该怎样进行部署来抵抗日益增长的德国军力呢？如果打起仗来，在最初六个月内，英国所能派出的军队只有两个师，而且还有许多保留条件，所以他们的确不应多说话。现在，英国政府出于战斗的、道德的和对于世界的热烈情绪，“由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正在同意大利结不共戴天之仇。法国有许多令它担忧的事情，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种情形置之不顾，而在每一个国家里这种人是很多的，假使英国已运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封锁苏伊士运河，并在一次全面战争中击败意大利的海军，那么，它也许就有权利在欧洲发号施令了。但是，恰恰相反，它竟明确宣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决不为阿比西尼亚而战。正直的鲍德温先生：在选区中获得胜利的投票；有可靠的保守党多数，使他能再执政五年；作出义愤填膺的种种表现，可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所以，法国人强烈地感到，他们不能因为英国突然爆发了反对墨索里尼的强烈情绪就永远同意大利疏远。何况，他们还记得英国在地中海曾向意大利海军的挑战屈服，而且法国如果一旦遭受德国的侵犯，英国在开始时所能派出的军队，充其量只有两个师。赖伐尔先生在这个时候的观点，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到12月份，出现了一套新的议论。有人私下议论，说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压力，又在“由一个国家领导的五十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之下，会愿意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妥协。毒气战争虽然对付落后的阿比西尼亚极为有效，但肯定不会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声誉。阿比西尼亚人正在被击败。
据说他们并不准备作重大的让步和割让大片的土地。如果满足意大利的侵略所要求的东西，让阿比西尼亚保持其帝国的五分之四的领土，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和平呢？外交大臣路过巴黎的时候，范西塔特刚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参预这件事。但不要对范西塔特作错误的判断；他对德国的威胁始终念念不忘。他希望英法两国为了对付这个主要危险而成立最有力的联盟，同时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但是英国民族不时出现圣战热情的高潮。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少为了某种宗旨或某种主义而进行战斗的了。
因为它在内心深处深信决不能从这种冲突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鲍德温先生和他的大臣们由于在日内瓦反对墨索里尼，已把英国的地位抬得很高。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只有继续干下去才能够在历史的面前获得拯救。除非他们准备用行动来支持他们的言论和姿态，否则倒不如像美国一样，什么也不管，听其自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议论的计划，但不是他们所采取的计划。他们已经向千百万人民呼吁，而这些一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没有武装的千百万民众的答复，却是压倒一切的呼声，他们大声呼喊：“是的，我们必须为了反对邪恶而进军，我们现在就要进军，给我们武器！”
新的下院朝气蓬勃。鉴于此后十年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它也必须是如此。因此，正当他们因大选结果而兴奋的时候，他们接到了霍尔爵士和赖伐尔先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消息，大为震惊。这个危机几乎牺牲了鲍德温先生的政治生命。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议会和整个国家。一夜之间，鲍德温先生几乎从公认的全国领袖这个高峰上跌下来，跌到被人讥笑和鄙视的深渊。在这些日子里，他在议会里的处境实在可怜。他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人民竟然为了这些讨厌的外交事务而操心。他们已经有一个拥有多数的保守党，又没有战争。他们还想要什么呢？可是有经验的领航员却已感到和计算出这个风暴的全部力量了。
12月9日，内阁批准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是让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亚的领土。13日，霍尔-赖伐尔建议的全文提交国际联盟。18日，内阁放弃了霍尔-赖伐尔建议，接着霍尔爵士就提出辞职。在19日的辩论中，鲍德温先生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走得太远了。人们在这方面所表示出的感情，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没有料到的是，我国各地人民对于我可以称之为良心和荣誉的基础却有着更深厚的感情。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知道激发我国国民感情最深处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回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重新检查我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这些建议不可能获得我国人民的支持，即使作为谈判的条件也是不成的。现在，非常明显，这些建议已经绝对地、彻底地寿终正寝了。本政府肯定不准备使它复活。如果出了什么风暴，而我又认为我自己是正确的，我就宁可让它来冲击我，我或者安然无恙，或者被冲倒。如果我经过自我检查，发觉在那个风暴中有什么东西足以表明我曾经做过不明智或不正确的事情，我就会向它低头。
下院接受了这个申辩。危机过去了。艾登先生从日内瓦回来，首相召他到唐宁街10号，讨论霍尔辞职后的局势。艾登先生当即建议邀请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任外交大臣，还表示如有必要，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效劳。鲍德温先生回答说，他已经考虑过这一点，并且已经通知奥斯汀爵士本人，说他认为不宜委他掌管外交部。这也许是因为奥斯汀爵士健康状况不佳。12月22日，艾登先生出任外交大臣。
※ ※ ※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星期的。当时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曾劝我不要回国。他们说，如果我介入这个激烈的冲突，那就是自找苦吃了。我们住的那所舒适的巴塞罗那旅馆，是西班牙左派聚会的地方。
在我们吃午饭和晚餐的那个讲究的餐厅，经常有一群群身穿黑色衣服、神情热烈的青年在那里聚会，他们目光炯炯，谈论着不久就要使千百万西班牙人陷于死亡的西班牙政治情况。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但是，我的朋友却嚷着说：“最好站开点，如果你回来，人们就会认为你个人要向政府提出挑战。”这个劝告虽然不是奉承话，我也不喜欢听，但说我不能对事情有所帮助，我倒是承认的。于是，我就继续呆在巴塞罗那，在阳光之下随便画点油画。后来林德曼来找我，和我在一起。我们同乘一艘很漂亮的汽船，沿着西班牙东岸游弋，然后在丹吉尔登岸。在丹吉尔，我遇到罗瑟米尔勋爵和一群快活的人。他告诉我，劳合·乔治先生在马拉喀什，那边的气候很好。我们就坐汽车到那里去。我在那讨人喜欢的摩洛哥绘画作乐，留连忘返，直到1月20日，英王乔治五世突然逝世时才返国。
※ ※ ※
阿比西尼亚的抗战失败，意大利把这整个国家吞并了，这在德国的舆论中产生了无法挽救的后果。甚至那些本来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动的人，也对意大利进行战争时那种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无情的方式惊叹不已。在德国，一般人都认为大不列颠已彻底衰败。它受到意大利不可消释的仇恨；它把斯特雷扎阵线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世界上丧失了威信，这正好同新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声誉成对比。我国在巴伐利亚的一位代表写道：“这里各方面的人谈到英国时的轻蔑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担心的是，今后德国在西欧问题上以及在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更为普遍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谈判时，将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慕尼黑新闻》（1936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发人深省的几段是：
英国人喜欢过一种比我们德国人的标准更为舒适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能进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说，只要不损及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安全，他们总是极力避免进行这种努力的。他们掌握了生产手段和财富，使他们和我们大大不同，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间多少是自动积累起他们的资本。
……在大战中，它只是在开始时有些犹豫，但终于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战之后，在世界各地英国先生们却认为他们应该休息一下了。他们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陆军和海军中来得更为彻底。它甘心情愿放弃相当于两大国〔海军〕加起来的水平，接受同美国相等的地位……陆军怎样呢？空军又怎样呢？……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卫力量，英国所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最必需的是人，以及为了帝国国防所要付出的英国公民的生命。它的新的空军计划，共需要一万一千人，但实际上还缺七千人。还有，小规模的正规军也大量缺额，大约缺少一整个师。它的地方军（为业余军人而设的像安息日圣经学校一类）远远没有达到所规定的名额，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有效的战斗力量。不久以前，鲍德温先生自己就说过，他无意把募兵制改为征兵制。
旋风正在震撼欧洲，而且的确也震撼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以因循不决来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难望顶住这个旋风。在英国，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够从国家的立场而不是政党的立场对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暧昧的态度表示愤慨，要求它对帝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陷入的危险负起责任。英国群众对于政府所谓局势可以逐步改善，所谓用小规模的调整和审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复均势，似乎都深表赞同……。
今天，整个阿比西尼亚已不可改变地、全部地和最后地只属于意大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日内瓦和伦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赶出阿比西尼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权力和勇气。
所有这些话，都说得太正确了。英王陛下政府曾轻率地提出要维护伟大的世界事业。他们曾大言不惭地要领导五十个国家前进。可是，鲍德温先生遇到残酷的事实就退回来。长期以来，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与其说是考虑欧洲形势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在国内舆论上有势力的分子。由于同意大利疏远，他们已打乱了欧洲的均势，而对阿比西尼亚却毫无帮助。他们使国际联盟遭到惨败，就算还没有使这个机构的生命力遭受致命打击的话，也至少使它大受摧残。
第十一章 希特勒动手了
1936年
英国的新气氛——希特勒可以随意动手了——法苏协定的批准——莱茵兰与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3月7日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法国的犹豫——弗朗丹访问伦敦——英国的和平主义——弗朗丹与鲍德温——威格拉姆的忧虑——希特勒得到证实和胜利——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选择——焉知非福——我对国联的希望——艾登主张与法国举行两国参谋会谈——德国在莱茵兰设防——我在议会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战后的揭露——7月11日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保证。
1936年1月底我回到本国，那时我觉得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亚和他所采用的野蛮方法，霍尔-赖伐尔谈判的冲击，国际联盟的失败，“集体安全”的明显崩溃，凡此种种，不但使工党和自由党改变了态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个月以前还参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万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舆论也改变了态度。所有这些势力，现在都准备好好地考虑进行反法西斯和纳粹暴政的战争的问题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万酷爱和平的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义者自豪的许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原则，只能在国际联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两个反对党虽然继续反对重整军备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开了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门。如果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恐怕它已经能够领导一个团结的民族，以共同赴难的精神，推进整个战备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们的中庸政策，只是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只求平安无事。他们还不去利用目前国内彼此日益协调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大大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扩充国家实力的权力。鲍德温先生却并无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多数，保守党又安静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无忧了。
※ ※ ※
一旦让希特勒的德国重整军备，又没有受协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干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了。实力决斗的日期越拖延，则我们在第一阶段要不经艰苦的战争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阶段，经过可怕的考验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都将越来越少。1935年夏季，德国破坏和约恢复征兵。英国对此已表示默许，而且还根据另外一个协定，准许德国重建海军，如果高兴的话，它还可以按英国的规模来建造潜水艇。纳粹德国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军，到1935年春季，还公开宣布其空中实力与英国相等。它在长期暗中准备之后，就积极制造军械，到现在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以及当时觉得遥远的美国，已面对着欧洲最有效率的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这种有组织的武力和战斗意志；这个民族正盼望着重新恢复他们的民族光荣，当他们稍有踌躇时，一个军事的、社会的和政党的残暴政权就驱赶他们向前进。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他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并未遇到欧洲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国方面，除了高瞻远瞩的总统以外，也只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罢了。在1935年，有获胜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现在却几乎完全失败了。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亚获胜，他公然对抗国际联盟，尤其是对抗英国，结果获得成功。他现在痛恨我们，和我们疏远，而与希特勒携手。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现在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防止战争，或者用类似战争的实力试探来延缓战争，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现在除了等待挑战到来之外，只有尽可能作好准备。
也许还有时间来建立一种“集体安全”，这种集体安全的基础应该是有关各国准备使用武力来执行国际联盟决议的明显决心。各民主国家及其附属国，无论就其目前的实力或潜力而论，都比独裁国家强得多，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敌人相比，已比十二个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敌不过武装的和坚决的邪恶。对和平的真诚热爱，绝不能为糊里糊涂使千百万平民卷入全面战争进行辩解。在善意但软弱的大会中的欢呼，不久就寂然无声，他们的票数不久也要作废。大难日益逼临。
※ ※ ※
德国曾在1935年拒绝和破坏西方国家商讨东欧洛迦诺公约的努力。现在新德国说它自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
他们说，他们绝不可能同苏联合作。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对波兰大使说，“他坚决反对西方与俄国合作。”在这种情绪下，他力图阻碍和破坏法国与莫斯科达成直接协议的努力。
法苏条约是在五月签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条约的批准，就成为德国的主要目标。赖伐尔从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说如果法国批准条约，以后就不必希望法德作进一步的接近。后来赖伐尔表示不愿坚持批准条约已很明显，但这对事实并无影响。
1936年1月，新任法国外长弗朗丹来到伦敦，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在他抵达的当晚，他在唐宁街与鲍德温先生和艾登先生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如德国破坏洛迦诺条约英法两国将采取的态度。这时法国政府正准备批准法苏条约，所以希特勒很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弗朗丹就征询法国内阁和参谋部的正式意见。据他的记载，他2月间在日内瓦通知艾登先生说，如德国破坏条约，法国的武装部队即将听受国联的指挥。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国将遵照洛迦诺公约的条款给予援助。
2月28日，法国国会批准《法苏条约》，次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拜会德国政府，询问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举行法德谅解的一般谈判。希特勒答称要有几天的考虑。3月7日上午十点，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先生邀请英、法、比、意各国大使到威廉街，向他们宣布德国的建议：订立二十五年公约，莱茵河边界两边设非军事地带，订立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同东西方邻国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 ※ ※
莱茵兰的“非军事地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42、43、44各条成立的。这些条文，宣布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在这些条文之上的，则是曾由双方自由谈判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在这个条约中，缔约国个别地和集体地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的永久性。公约第二条，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保证不越过这些边界进行侵犯或攻击。如果凡尔赛和约第42或43条被侵犯，则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就构成了“无故的侵略行为”，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种破坏行为应该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而国联在确定破坏行为属实之后，必须向缔约国建议：它们必须对受侵国提供军事援助。
※ ※ ※
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约后两小时，他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区所有的德国重要城镇。他们到处受到欢迎，但他们也深恐协约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为了迷惑英美舆论，希特勒宣布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递交艾登先生一项建议，其内容与纽赖特当天早上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各缔约国大使的建议相同。这个建议使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对德国大使给予一个严肃的答复。自然，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当时这种和解性的提议，不过是他阴谋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违约行为罢了。这种违约行为的成功，对于他的威望从而对他计划的第二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破坏了在战争中用武力给德国规定的条约义务，并违反了在和平时期双方完全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而且还利用了协约国友好地在规定日期之前提早几年撤出莱茵兰的行动。消息传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并向它所有的盟国和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这时候，法国博得“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效忠。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同法国的体系联结起来。鉴于英国曾经提出过保障法国边界和抵抗德国侵略的保证，而且曾对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提前撤出莱茵兰，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这么一回事，那么，德国的行为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也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因而各缔约国同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 ※ ※
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冲击。萨罗和弗朗丹马上想实行全国总动员。如果他们能做得到的话，他们就动员了，这样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们走不可。这对法国是一个生死关头，但他们似乎非有英国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动。这只是一种解释，但不能使人原谅。这是有关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国政府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信赖条约义务。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年头，人选不断变动的法国政府，它的各个部长不止一次借口英国搞和平主义来为他们自己也搞和平主义辩护。情形也许确是如此，英国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抵抗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行动踌躇，他们的英国盟友却毫不踌躇地对他们加以种种劝阻。在整个星期日中，伦敦和巴黎之间频繁地通电话，对话时十分激动。英国政府劝告法国人暂时等待，以便两国在充分考虑后才采取共同行动。好一个退却的挡箭牌！
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 ※ ※
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强大的实力显然仍在我们的一边。我当时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实在无能为力，但我仍祝愿我的贵宾在使事情发展到摊牌上完全成功，我还答应在我力量所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忙。那天晚上，我邀请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饭，来听听弗朗丹的建议。
张伯伦先生这时当财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员。
他的传记作者、能干的基思·法伊林先生从他的日记中引述了一段话：“3月12日，和弗朗丹谈话，我们强调舆论不会支持我们进行任何性质的制裁。他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坚强的阵线，德国就会不战而屈服。我们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作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后来，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实行经济抵制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提议在谈判时成立一支国际军队，他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而且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获致永久和平的话，他愿意给予考虑。①
①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
同时，英国大部分的报纸，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奥斯汀·张伯伦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却提出了相反见解。威格拉姆认为他的职责是让英国的财政界、新闻界、政府人员以及洛西恩勋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触。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里，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提出下面的话：“今日整个世界，尤其是小国的目光都看着英国。
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它可以领导欧洲。你们应该有一个政策，这样世界都将追随你们，因而你们就可以防止战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一切就完了。法国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在地理上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你们不维护洛迦诺公约，那么你们就只好眼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对这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国，即使你们和德国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友谊；两国关系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之中。不过，如果你们放弃洛迦诺公约，我就将改变我的政策，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是勇敢的话；如果付之以行动，一定会表现得更为响亮。
洛西恩勋爵提出一个见解：“他们毕竟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这是一种可以代表英国人的见解。
※ ※ ※
当我听到情况不妙的消息并和威格拉姆谈了一次话以后，我劝弗朗丹先生在返国前要求同鲍德温先生会晤。这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了。首相十分客气和有礼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鲍德温先生说，他虽然不大懂外国的事务，却能很准确地估计英国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书中说，他当时回答鲍德温先生说，保障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趁现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国并不愿意把英国拖入战争，它并不要求实质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执行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警察行动，因为根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在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当时强调说，法国向它的盟国所要求的，只是让它能自由行动。这段话当然是假的，法国根据洛迦诺公约有权采取的合法行动，英国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英国首相再三说，英国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他又问法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白的答复。据弗朗丹说，①这时鲍德温先生就说道：“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战争，我也没有使英国参战的权力。”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英国并不处于参战的状态中。”这话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国时，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内部分裂的国家就很难团结一致；第二，英国绝对不会有所行动，连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也不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错误地得到一个可悲的结论，认为法国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现得日益厉害的德国谋求妥协。
①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页。
尽管如此，鉴于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态度，我觉得无论他后来的过失如何，我有责任在后来的几年中，尽我所能来帮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尔把他逮捕时，我曾运用我的权力来保护他。关于这件事，我曾请求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战争结束后，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审判。我的儿子伦道夫在非洲战争中与弗朗丹曾见面多次，因而被传作证。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替他辩护的一封信，对于后来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有一定的影响。软弱虽然一样可以造成灾祸，但究竟不是叛国。不过，法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责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让鲍德温先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 ※ ※
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屈服，使希特勒占据了莱茵兰，这对威格拉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夫人后来写信给我说：“法国代表团走了以后，威格拉姆就回来了。他坐在房间里他从来没坐过的角落里，他对我说：‘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战争。我想我是看不见的了，但是你一定会看见的。等着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①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继续说：‘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毫无用处，我是失败了。我没有法子使英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是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温斯顿·丘吉尔总是向来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定会继续奋斗到底的。’”
①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受了这个打击之后，似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如果认定了他职责之所在，他总可以继续奋斗，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死而后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对他敏感的天性发生了过度的反应。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对外交部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影响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终于陷入悲惨的境地。
※ ※ ※
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莱茵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法国现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害怕战争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战争而松一口气之感，都非常浓厚。思想简单的英国报纸以下面的话来安慰思想简单的英国人：“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没有人多想一下，今后德国的军队如果进犯法国，他们的下车地点已经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没有人担忧这件事等于向欧洲各国的“小协约国”证明，法国是不愿打仗的，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拉住。这一幕戏加强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将领们的爱国心受到很不光彩的伤害，而使他们显得愚蠢可笑。
※ ※ ※
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紧张时期中，那些高级人士已经讨论我的个人命运了。首相不断受到压力，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新部——不是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作者对此事作过一些记述。对政府有极大影响力的奥斯汀·张伯伦曾经这样想，而且说过，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霍尔爵士这时已病愈回来。鉴于他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危机中接受免职的恭顺态度，让他复职的呼声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这个新职，而使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回来担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看准他不久就要继鲍德温就任首相，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法伊林先生写道：“保守党恐怕不愿霍尔马上复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①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我们听说，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估量。
①这和当时的事实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签名者对于武装的集体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在3月9日的辩论中，我很注意不要丝毫减弱我对政府政策的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大家认为我那一次演说很成功。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及其权力并不满意，但我将乐于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这可以发挥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据法伊林说），3月7日德国人的进兵莱茵兰，对我的任命发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希特勒显然不会喜欢我担任这个职务。9日这天，鲍德温先生选定了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这个新职。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有利的条件是他不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军事问题。首相的选择使报纸和公众大为惊讶。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必须很小心，我必须在这种纷至沓来的重大讨论和辩论中保持平心静气，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我经常是居显著地位的。我必须控制我的感情，要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在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中，时时想到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原则。为了安定自己的情绪和贯注我的精神，我把从凡尔赛和约起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其间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个大纲。我甚至已经写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无须修改地移入本书。不过，后来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维持在恰特韦尔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写作，使我的计划进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专心写我那部《英语民族史》，这本书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以前写完，将于日后出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伴侣在身边，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欢乐。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现一个新奇广大的兴趣领域，因而也更觉得引人入胜。
当然鲍德温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来用尽他的一切权力，以对付一个曾经不断无情揭露他的错误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机警的党务领导人，念念不忘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他能够在两届选举之间过安定的日子。他并不需要我这种搅扰得人人不安的帮助。他无疑地认为在政治上他已经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也觉得他或许真的成功了。行动的后果，不论是聪明的或愚蠢的行动的后果，也不论是善良的或恶意的行动的后果，是多么难以预料的啊！然而，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我当时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结果却对我有利的事情，这并不是第一次——也许还不是最后一次哩。
※ ※ ※
我仍旧希望，法国向国联的申诉能够结成一种对德国的国际压力，实施国联的决议。
法国（我在1936年3月13日写道）已向国际法庭提出控诉，请求法庭主持正义。如果国际法庭认为法国胜诉，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满意的措施的话，那就证明国联盟约是骗人的，集体安全是假的。如果对于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纠正办法，那么，未来的希望所系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整个理论，就要很丢脸地归于无效。它立刻就会被一种各国结盟和国家集团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么保证，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国际联盟能够对这个现在已成为侵略国的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话，那么，国联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后，它将成为人们公认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和约束各民族的争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一下子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但是，这是冒险啊！谁都不应加以忽视。怎样能使危险减少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一个道义上及实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势力来支持国际法律。如果两方面的实力都差不多的话，战争就可能在几星期内爆发，而且没人能估计到战争会怎样打下去，谁会卷进漩涡去，或者怎样收场。但是，假使国际联盟所能支配的实力，比侵略者现有势力大四五倍，那么，和平友好方式的解决就有了极好的机会。
所以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与小国，都应该依照国际联盟盟约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际联盟所能依赖的是什么力量呢？它有执法官或警官来执行它的判决吗？还是孤立无能，成为那些毫无决心、或好冷嘲热讽的信徒们在唱高调时的一个没有内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运而论，说来奇怪，国际联盟从不曾有过能运用这种足以压制一切的力量的时候。现在，世界警察即在手边。在日内瓦集会的各个大国都在武装待命。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责任，都使它们非但要出来维护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时还要加以贯彻执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是进入新的时代呢，还是回到旧时代呢？何去何从，现在应该当机立断了。
所有这些话对于这时同我和我的几个保守党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党和工党人士来说，颇为中听。它使那些为国家安全担忧的保守党人能够同工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以及一年前参加和平投票的热爱和平的男女联合起来。假使英王陛下政府能够通过国际联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则他们一定能够领导一个统一的英国民族，勇往直前地为避免战争而作最后的探索。
※ ※ ※
关于德国重占莱茵兰的辩论，直到3月26日才开始举行。中间的时间，一部分被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占去了。会议结果是请德国把希特勒所指责的法苏协定一案提到海牙国际法庭，但在谈判进行中，不得在莱茵兰增兵。
如果德国对后一节表示拒绝，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将根据他们在洛迦诺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必要的步骤。但是意大利的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触。而德国也已经觉得足够强大，尽可以拒绝会限制它在莱茵兰的兵力的任何条件。所以，艾登先生坚决主张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举行参谋会谈，以便对将来必要时根据洛迦诺公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加以研究和准备。
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胆识的演说，获得议院的热烈喝彩。奥斯汀·张伯伦勋爵和我都发表了长篇演说来支持他。可是内阁却不甚热心，因此甚至连艾登要求批准举行参谋会谈一事，也不容易办到。通常这类会谈是不起外交筹码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举行。现在经过了三个星期的谈判和抗议，唯一的实际结果就是举行参谋会谈，而这就是协约国对希特勒破坏条约和确实占领莱茵兰的唯一答复。
我在演说中说：
在回顾我们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大愉快的。这五年肯定是多灾多难的年份。我绝对不是要把这时期内世界发生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推到我国政府身上，……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觉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对和平满怀希望，瞩望将来有朝一日，和平与正义盛行于世，那时人类就可以享受科学为一切阶层所能提供的宝贵成果。五年以前，如果谈到战争，不但被人看作傻子，看作罪人，而且几乎被看作是发疯了……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英美两国对德国在莱茵兰设防的严重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时，我就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至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筋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经过三个月、四个月或六个月，一定可以看到一道十分强固的壁垒。这在外交上和战略上会发生些什么后果呢？……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现在我们来看看东线，莱茵兰设防的后果，在东线可能来得更为直接。它对于我们固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危险，但却是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我这篇警告，一言一语，都已陆续地和迅速地得到证实。
德国在占领莱茵兰和建立对法的防御工事以后，第二步显然是把奥地利并入德帝国了。以1934年7月暗杀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为开端的这一段事情，即将在下面的一章里写到。
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在1936年5月18日，曾经非常坦白地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说，德国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莱茵兰消化了以后，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积极的活动。他解释说：在德国把接着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国防线建设好以前，德国政府不但不会鼓励，而且会阻止奥地利境内纳粹党人的暴动。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平静无事的方针。他说：“一旦我国的防御工事建成，中欧各国就会认识到法国已不能进入德国领土。这时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新的集团就会兴起。”纽赖特又对布利特先生说，奥地利的青年已逐渐转向纳粹，纳粹党统治奥地利已不可避免，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关键在于完成接邻法国边境的防线，不然的话，如果德国和意大利发生争端，就会引起法国进攻德国。
1936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说中宣称：“德国并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或吞并奥地利，或造成一个德奥合并的局面。”1936年7月11日，他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不采用任何方法来影响奥地利内政，特别是对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给予任何积极支持。这个诺言发表后不到五天，德国就有秘密训令传达到奥地利境内的国社党，叫他们扩大并加强他们的活动。同时，德国的参谋部也奉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占领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准备时机一到就立刻动手。
第十二章 用于重整军备的间歇期。西班牙
1936——1937年
英国的对外政策——新霸主——国际联盟——两年的间隔——1936年6月6日我对供应机构问题的备忘录——西班牙内战——不干涉政策——反共产国际公约——鲍德温先生的“坦白”发言——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艾伯特会堂的集会——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鲍德温先生的智慧——英王乔治六世登基——英王来信——鲍德温先生退休——张伯伦先生任首相——内阁的变动——鲍德温与张伯伦——与里宾特洛甫的一次谈话。
我不妨在这一章里说明一下我多年以来所遵循的并仍将继续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请我做一次秘密演说，这是我对这些政策原则的最好的表述。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来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世，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是不但轻而易举，而且有极大的引诱力的。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蓬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经过这四次极其重要的战争之后，我国就以日益增高的声誉和日益扩大的帝国而出现于世界，而低地国家的独立也受到保护，安然无恙。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秀传统。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不知道有过什么事情曾改变或减弱我们祖先所遵循的正义、智慧、勇气和审慎。我不知道在人性中出现过什么事情使他们的结论的可靠性有丝毫减损。在军事、政治、经济或科学上，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使我感到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他们。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我们不会或不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迈进。我之所以向你们冒昧提出这个具有极大普遍意义的命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这个命题，则其他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而明确了。
①指荷兰和比利时。——译者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这是我们正在遵循的国际政策规律；它不是根据偶然的情况，或因为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或者以某种别的什么感情来决定的权宜之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在今天，在这一年中，或者到1937年的前半部，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大家都知道法国只希望没有人去打扰它，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而且对邻国感到恐惧。他们勇敢、坚决，也爱好和平，但对自己的处境焦虑不安。他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实行自由的议会制度。
“另一方面，德国并不害怕别国。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着。在这种专制统治之下，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其唯一的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我认为过去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再度出现了，而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又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因为，请相信我，假使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曾得我们的帮助而成为欧洲的最高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后也会掠夺我们，使我们陷于微贱和贫穷的境地。我们应该以维护不列颠帝国的生存和绵续，以及这个岛国的伟大作为最崇高的责任，而不要被理想世界的幻想引入歧途，其实这只不过是让别国的更坏的统治进入我们的国土，让他们来支配我们的命运罢了。
“在这个阶段中，国际联盟这个广泛的概念和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的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法治，是各国之间和各国之内的自由，而在以往，我们的荣誉、伟大和文明的缔造者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进行战斗，并历尽艰难来赢得胜利的。英国人民的极其宝贵的理想，就是国际法的法治以及以法律和正义为根据进行耐心讨论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我们不要低估这些理想对现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人们还不知道几世纪以来这些种子已经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播下。它们牢牢地扎根在劳动人民的心中，就像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一样牢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想，因为它们是这个岛国的素质的精华。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个命题是：第一，我们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集合起来，使我们国内的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我以最尊敬的态度冒昧提出这几个主要论题供你们参考。其他问题将由此推演出来。
“发现和提出某些普遍原则总比运用这些原则容易。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同法国之间的有力联盟。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对德国抱有不必要的敌对情绪。缓和这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的责任，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就法国而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法国和我们一样，是议会民主国家，非常反对战争，而且也像我们那样，在进行防务工作时有着不少障碍。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在防务上同法国建立联盟一事看作一件具有根本性的事情。在形势变得那么严重和危险的今天，别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在从属的地位。
具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并对此有深刻的信念的人，在处理瞬息万变和难以预料的事情时，总比那些鼠目寸光、凭日常见闻而冲动行事的人居于更有利的地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决定行动的方向。就我个人来说，我主张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国。让我们竭尽全力来建立这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吧！如果这件工作非我们力量所能及，或者由于别国的软弱或错误而终于失败，那么，我们至少要确保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幸存的欧洲自由国家能够同舟共济，有充分而切实的希望度过任何风暴的袭击，再一次安全回港。”
如果在英法这一方再加上美国；如果把潜在的侵略国换个名称；如果把国际联盟改为联合国，把不列颠海峡改为大西洋，把欧洲改为世界，那么，我的这个议论在今天不一定就不适用。
希特勒在1936年3月强占莱茵兰到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其间相隔整整两年。这段间隔时间比我所预料的要长些。事情完全按照我所预见到和我指出过的顺序进行，只是在连续的两次灾祸之间相隔的时间长了一些罢了。在这个期间内，德国并没有浪费时间。莱茵兰的设防，或“西墙”的建设在迅速进行，一道巨大的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不停顿地建筑起来。德国的陆军已建立在完备的征兵制基础上，还有情绪热烈的志愿兵充当生力军。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组织的成熟和素质上，每月都有所提高。德国的空军不但保持对英国空军的优势，而且越来越超过英国。德国的兵工厂极其紧张地进行生产。在德国机轮日夜转动，铁锤日夜敲打，使整个工业成为一个兵工厂，把全部人口熔合成为一部有纪律的战争机器。在国内，希特勒在1936年秋开始实行一个四年计划，改组德国的经济，以便打起仗来有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在国外，他建立了在《我的奋斗》一书提到的为德国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联盟”。他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
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时，并不是凭它的实力，而是凭借英法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以及美国的孤立状态。他初次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无不是孤注一掷，他知道他是经不起对方认真反抗的。强占莱茵兰和在莱茵兰设防是最大的赌博。结果都非常成功。他的对手太优柔寡断，不敢接受挑战。当他在1938年采取第二个步骤时，他的恐吓就不再是虚张声势的了。这时他的侵略行为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且很可能是优势的武力。当法英两国政府发现这种可怕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
※ ※ ※
我继续密切注视我们的战备工作。我同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关系是很友好的，我在私下尽力协助他。根据他的请求，我给他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这时是1936年6月6日。参看附录（3）。但直到1939年春，将近过了三年，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供应部，也不准备对我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 ※ ※
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议会政府日益衰败，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结果导致了蓄谋已久的军事叛变。根据列宁亲自制订的共产主义教义和课本，共产党人应协助一切左派运动，并帮助力量薄弱的宪政派、激进派或社会主义派的政府执政，然后从中加以破坏，并从他们的逐渐失势的手中把政权夺过来，从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俄国克伦斯基时代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实力并没有因对外战争而大伤元气。军队保持着相当的团结。除了共产党的阴谋之外，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策划的军事叛变阴谋。这两种势力都不是光明正大地采取合法行动的。西班牙各个阶级不得不考虑西班牙的前途。
共产党对这个衰败的议会政府进行渗透，使文明社会的一般保证都荡然无存了。双方都开始进行暗杀活动。共产主义的瘟疫异常猖獗，以致可以在大街上或床上把他们的政敌抓起来加以处决。在马德里及其四周，到处发生许多这类的暗杀事件，而以索特洛的被杀而达到高峰。他是保守派的领袖，有点像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政治中的卡森爵士这一类人物。这一罪行成为陆军将领采取行动的信号。佛朗哥将军在一个月之前曾写信给西班牙陆军部长，明白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正常的法律保障，陆军就会进行干预。在过去，西班牙的军事首长们曾发表过许多宣言。在圣胡尔霍将军因飞机失事遇难后，佛朗哥将军就举起叛乱的大旗。他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包括普通士兵在内。在教会方面，除了黑袍教派这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之外，几乎所有的右派和中间派都支持他。他立刻就成为好几个重要省份的首领。有些西班牙水兵把他们的长官杀死而加入了很快就属于共产党一方的组织。共产党在文明的政府垮台时夺取了政权，并且按照他们的教义采取行动。残酷的内战开始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惨无人道地大量屠杀他们的政敌和富人。佛朗哥手下的人以更大的规模来回报。西班牙人以惊人的精神从容就义。双方都有许多人被枪毙。军校学生极其顽强地保卫在托莱多的阿尔卡扎的军事学院，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时佛朗哥的军队由南向北挺进，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复仇的痕迹，终于赶到那里给他们解围。这是值得历史家们注意的一段插曲。
我在这一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如果那时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就会杀害我和我的一家以及我的朋友了，我又怎么会赞成共产党呢？但是，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自然不宜过问西班牙的事情。
法国提出不干涉方案，让双方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打下去。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国政府都赞成这个方案。结果，现在已归极端革命派掌握的西班牙政府，手里虽有黄金，却不能以正当手续买到军火。本来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认双方处在交战状态，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所做的那样。所有的大国都采取或正式同意不干涉政策。英国是严格遵守协议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都违背了他们的诺言，他们不断地给这场厮杀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国，它用空军轰炸不设防的小城镇格尔尼卡，进行试验性的恐怖空袭。
在法国，勃鲁姆先生在六月间接替萨罗内阁而组成新政府。这个政府受到议院中共产党支持者的压力，以军用物资援助西班牙政府。空军部长科特先生本来对法国空军的实力不大关心；这时法国空军已日渐衰落；他却以飞机和军事设备秘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我为了这些发生的情况大为焦虑不安，于是在1936年7月31日给法国大使科尔宾写了一封信：
我力图保持旧日的主张，但我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这就是德国提出了由各反共国家联合起来的建议。如果法国把飞机等武器运给现时的马德里政府，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参加另一方，那么，我可以肯定，此间占优势的力量就一定会同德意两国亲近，而与法国疏远。我给你说这些话，请你不要介意，这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这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确信，严格遵守中立，强烈抗议破坏中立的行为，这就是目前唯一正确和安全的办法。如果内战陷于僵局，也许有一天国际联盟可能为了结束恐怖行为而出面干预。但是，尽管这样，我想也不见得就行得通。
还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记录下来。1936年11月25日，各国驻柏林大使被邀请到德国外交部，纽赖特先生向他们宣布德国和日本政府商定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细节。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共产国际在缔约国境内或境外的国际活动。
※ ※ ※
在整个1936年，全国和议会都日益焦虑，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防空。在11月12日对首相在议会的答辩进行辩论时，我对鲍德温先生未能实现他的保证进行了严厉的责难。这个保证就是：“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鲍德温先生在一次很精彩的发言中回答我说：
我想以最坦率的态度向本院说……我和丘吉尔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从1933年开始的。1931-1932年我们处在财政危机时期，尽管反对党不接受这种提法。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要提醒本院，我在多次的发言中，并且在不同的场合，都竭尽所能提出和维护民主的原则，我说过，·民·主·制·度·总·得·比·独·裁·制·度·落·后·两·年。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以惊人的坦白向本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你们会记得，那时正在日内瓦举行裁军会议。你们会记得，那时全国正流行着一种也许比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你们会记得，·在1933·年·秋·的·富·勒·姆·选·举·中，·联·合·政·府·的·一·个·议·席·约·以·七·千·票·之·差·而·失·掉·了，·原·因·不·是·别·的，·恰·恰·在·于·和·平·主·义·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大党的领袖，我的处境完全不是很好过的。当时，富勒姆选举中所表现的那种情绪正在全国流行，那时我曾自问，在今后一两年之内，有什么机会能使这种情绪转变，而认为国家应授权政府重整军备呢？假使那时我到人民中间去，说德国已在重整军备，因此我们也得重整军备，谁能设想在那个时候，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会立刻在那个召唤下联合起来呢？·依·我·的·观·点·来·看，·我·不·可·能·设·想·还·有·别·的·任·何·事·情·会·比·这·更·肯·定·地·使·我·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了。
这的确是惊人的坦白。这里面暴露了他的赤裸裸的动机，竟达到有失体统的地步。一位首相竟然公开说他因为怕选举失败就不为国家的安全尽责，这确实是我国议会历史中闻所未闻的事情。鲍德温先生当然不是出于想继续做官这个卑劣的动机。他在1936年的确很想退休。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工党一旦当权则所做的事情甚至会比他的政府所要做的还要少。工党反对防务措施的一切声明和投票，都有记录可查，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鲍德温先生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对英国人民的精神来说尤欠公允。去年他对空中均势的错误估计作了天真的认错而大获成功，这次可不行了。全议院大为震动。的确，这使人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要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插进来，很可能使当时身体日趋衰弱的鲍德温先生遭受致命的打击。
当时英国各个政党都有人看到未来的危险，一致要求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我国的安全和自由；而我国的安全和自由已受到极权主义冲击和我国政府的满足现状这两方面的威胁。我们的方案是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行武装起来，同时完全承认和运用国际联盟的权威。我把这个政策称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我们对鲍德温先生在下院的表演都十分鄙视。这个运动的高潮就是在艾伯特会堂的一次集会。
12月3日，各个政党的许多领导人物齐集在那里，其中有：深信国家处在危急关头中的强大的保守党右翼；国际联盟和平投票的领导人；许多大工会的代表们，其中包括在大罢工时我的老对手工会主席沃尔特·西特林爵士；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当时我们已感觉到，不仅我们的观点开始被人重视，而且已开始取得优势。正在这个时候，英王要跟他所钟爱的女人结婚；这件事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后面去了，立即发生了逊位危机。
当我为感谢的表决致答词时，有人高呼：“国王万岁”，接着激发起长时间的欢呼。我当即表明我个人的立场：
今天晚上有另一件重大事情笼罩在我们的心头。几分钟后我们就要歌唱“上帝保佑国王”。我将以我一生中唱这首歌时最衷心的热情来歌唱。我希望和祈求不至于匆促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而让时间和舆论来表示他们的意志，使人们所珍爱的独一无二的人格不至于和他所深爱的人民永远隔开。
我希望议会对这些重大的宪法问题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深信我们的国王一定会接受英国和英帝国现在第一次表示出来的意见，英国人民也不致对王位占有者不给予宽容的考虑。
随后发生了为时甚短但十分激烈的争论，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在爱德华八世童年时我就认识他了，在1910年我以内政大臣的身分在一次盛大集会上宣读立他为卡那封城的威尔斯亲王的诏书。我觉得我有义务对他效以最高的个人忠诚。
在那年夏季，我虽然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已心中有数，但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他，也没有和他通信，现在他在苦恼中请首相允许和我商量。鲍德温先生正式表示同意；我一接到通知就到贝尔维德堡进谒国王。直到他逊位，我始终同他保持接触，我尽力请求国王和公众保持忍耐和不作仓促决定。我对此绝无后悔——真的，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首相证明他自己确实是英国人民感情的一个眼光敏锐的裁判。他显然看出了并且表达了全国的强烈意志。他对逊位问题处理得很机巧，使他在两个星期内从深渊上升到宝塔的尖顶。有好几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反对盛怒的下院。我在行动上并没有不适当地为敌对情绪所左右；但不止一次我几乎无法使人听到我说的话。我曾经在“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的号召下聚集了各种力量，并把自己视作这些力量的发端者，如今却分崩离析了。而我自己在舆论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大家几乎普遍认为我的政治生命终于完结了。可是曾经对我如此敌视的这同一个下议院，竟然能在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一直接受我的引导，给我以大力的支持，直到战胜所有的敌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这就证明，经常遵循自己良心的决定行事，就是唯一明智和安全的办法。
一个君王逊位，另一个君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在国内以及在整个帝国，充满人们心中的事就是到处举行盛大而庄严的对新君王的效忠仪式和圣奠。国外的事情和我们的国防已失去了对公众心理的吸引力。我们的岛国好像远离欧洲万哩之外似的。1937年5月18日，即新君王登基的次日，我接到新王陛下一封亲笔信，现在我得到允许把它记录在这里。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你给我一封很亲切的信，我在此表示感谢。我知道你向来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忠于我亲爱的哥哥的。你对在他12月份离开我们以来所出现的种种困难问题表示了同情和谅解，我受感动之深，绝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充分认识到我作为君王所负的重大责任和所分担的操劳。我收到你的祝福信，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你是我国的伟大政治家之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的人，但愿国内和帝国现有的善意和希望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好榜样。
请相信我，
你的真诚的
乔治（国王、皇帝）
1937年5月18日
于伯克郡，温莎，大花园，皇宫。
我在那时的地位影响已降到零，得到这样宽厚的表示，使我终生难忘。
乔治六世登基后，在1937年5月28日，鲍德温先生退休了。他长期担任官职，使他理所当然地获封伯爵阶位和获得嘉德勋章。他放下了他所积聚的和小心保存的、但却很少加以利用的大权。他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离开了。谁将继任他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过去五年里不但担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个最能干最有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又是历史上的望族。一年以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他是“担负国家大事的驮马”，当时他接受了，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他的恭维。
我并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这个时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对待当前的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让一个有生气、有才干的行政人材当权，我也是很高兴的。当他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了征收少量的国防捐税的财政上的建议，但不为保守党所接受，当然更受到反对党的抨击，招了麻烦。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说，目的是使他从不堪忍受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又不损害他的尊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终保持冷淡、随便和客气。
张伯伦先生对内阁只作很小的变动。过去在陆军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库珀先生有意见分歧，而这次他却提升库珀先生担任海军大臣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使库珀先生大为惊异。
库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显然不知道他的这位新任海军大臣对欧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霍尔爵士刚刚获得为实行海军计划所需的大笔经费，竟然愿意离开海军部改任内政大臣。看来霍尔认为在广泛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改革监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时行的题目。他的家庭与著名的伊丽莎白·弗赖①有关系，因而他对改革监狱有着强烈的感情。
①十九世纪英国的监狱改良者。——译者
我不妨在这里把鲍德温和张伯伦这两位首相作一番比较的评价。我很早就认识他们，而且在他们之下工作过或即将担任工作。鲍德温是一个比较聪明、理解力又比较强的人，但缺乏细致的行政才能。他对国外的事情和军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对欧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并不使他感兴趣。但他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却有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着我们这个岛国民族的一些长处和许多短处。
他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他善于等待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够在不利的批评下保持冷静。他的特别巧妙之处就是使事态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并且有当机立断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那种印象，当然现在没有十八世纪的腐败情况；他们二人主宰英国政治的时间几乎都那么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则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内的精细而锋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顽固的直觉。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
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不顾实际情况而继续奋斗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国家冒极大的危险。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我想，和鲍德温共事，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论，恐怕比和张伯伦共事要顺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从来不愿意和我共事。
※ ※ ※
在1937年的一天里，我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有过一次会晤。当时我每隔两周发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说被人误解。我当然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现在他问我愿否去看他，和他谈谈话。他在德国大使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接待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纵谈欧洲大局，包括军备和政策问题。他对我所说的话，主要是德国谋求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人们还是经常把我们叫做“英格兰”）的友谊。他说他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的领土。他们可能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这显然是无关重要的。德国所需要的只是英国不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它必须为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它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于不列颠联邦和帝国者，只是不干预而已。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大使几次引我到地图前面来说明他的计划。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立即说，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确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国，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图前面，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身走开。然后他说：“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了。元首已下了决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于是我们回到椅子旁坐下来，那时我不过是个普通议员，只是有些名望罢了。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对德国大使说——事实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说：“你讲到战争，当然这将是全面的战争喽。你不要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外国人很少能够了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态度来评判它。一旦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呈现在英国人民之前，这个政府和不列颠民族就会采取意料不到的行动。”我重复说：“不要低估英国。它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们使我们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战，英国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说到这里，大使激动地站起来，说道：“啊！英格兰可能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一次它不会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的。”我们把话题转到轻松的事情上，随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可记录的事情了。这一次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当时我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后来当里宾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对他一生的审判时，他竟肆意歪曲这次谈话，还要求传我去作证。如果我真的被传去作证的话，那么我说的就只是现在所写的这些话了
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1936-1938年
“全面战略目标”——德国的军备开支——独自进行的调查——1936年7月28日保守党代表团晋见首相——我对这件事的声明——普遍的结论——我的担忧——1936年11月23日我们的第二次集会——1938年5月12日斯温登勋爵离开空军部——议院的辩论——林德曼再次参加防空研究委员会——我同达拉第先生的通信——1938年法国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1938年6月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达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计——法国空军的衰落——漫不经心的岛民。
在战争中和在对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样，如果从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许多选择办法中抓住起决定作用的重点，一定大有好处。美国的军事思想家创造了“全面战略目标”这个名称。当我们的军官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时，只觉得好笑；但后来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智慧越来越明显，并为人们所接受了。显然这是一条规律，别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从属的地位。如果不遵守这个简单原则，就会导致混乱的和徒劳无功的行动，甚至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就我个人而论，早在听到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之前，我就毫不困难地按照这个规律行事了。我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国，现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军事力量了，而勉强取得胜利的各协约国，却只知张着口呆看，手足无措，我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断用一切方法，一有机会就运用我对下院和个别大臣的影响来敦促我们的战备工作，并且为了不久会再度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的事业而寻求盟国和伙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担任绝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韦尔庄园看我，在我的游泳池里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阳光灿烂，池水温暖。我们只谈到未来的战争，但他还不有全相信战争必然会到来。当我送他出门时，他突然激动地转过身来对我说：
“德国人一年就花十亿镑来扩充军备。”我那时想，应该让议会和英国公众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我就着手研究德国的财政情况。那时德国每年都做预算而且还加以公布。不过单从他们的一大堆数字来看，是很难知道真实情况的。1936年4月，我自己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条途径是依靠两个在英国政治避难的德国人，他们不但极其能干，而且有着坚定不移的目的。他们懂得德国预算数字所表示的详细情况和马克的价值等等。同时我又请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问他能否查清真实情况。斯特拉科斯契是“联合公司”这家商行的主持人，这家公司资金雄厚，还有一批极其干练和忠心的工作人员。这家在伦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专门搞这个问题。不久他们提出了精确而详尽的报告，说德国每年军事开支肯定在十亿镑左右。与此同时，那两位德国避难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独立地得出相同的结论。按1936年的币值，每年十亿镑！
这样，我就有了两套资料，可以据此提出我的主张。在辩论的前一天，在议院的休息室里，我同当时仍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先生谈起来。我对他说：“明天我就要问你，德国每年在战备上花十亿镑，究竟是不是事实，我将要求你给予明确的答复，或者加以证实或者加以否认。”张伯伦说：
“我不能否认，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将加以证实。”我必须把我说的话写下来：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亿马克；
1934年接近八十亿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亿马克——总共二百四十亿马克，大约二十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五、八、十一。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我特别地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
他是否知道，德国直接和间接用于战备的开支，包括建造战略性的公路在内，在1935日历年度也许已达到八亿镑，而这个开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张伯伦先生答：政府未获德国官方数字，但是根据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我看没有理由认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问时所提出的数字不论适用于哪一年都必定说得过分，虽然他自己也会同意，在这里面不免含有猜测的成分。
我把十亿镑改为八亿镑，目的是为了给我的秘密情报作掩护，而且也为了说得稳当一些。
※ ※ ※
我用几种方法力图将英德两国军备情况的对比弄出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进行辩论，但是被拒绝了。说是“会引起一场虚惊”。没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会议都是不受报界欢迎的。后来，在1936年7月20日，我问首相是否愿意接见由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几个将向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的人所组成的代表团。索尔兹伯里勋爵请求上院也组织类似的代表团一同去见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亲自向艾德礼先生和辛克莱爵士提出请求，但工党和自由党都不愿派出代表参加。于是，在7月28日，鲍德温先生、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接见我们。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几位保守党议员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奥斯汀·张伯伦给我们作介绍。
代表团
下院上院
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索尔兹伯里侯爵
丘吉尔先生菲查伦子爵
罗伯特·霍恩爵士特伦查德子爵
艾默里先生劳埃德勋爵
约翰·吉尔摩爵士米尔恩勋爵
格斯特上尉
罗杰·凯斯海军上将
温特顿伯爵
亨利·克罗夫特爵士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沃尔默子爵
穆尔——布拉巴宗中校
休·奥尼尔爵士
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群杰出的人，没有私心，终身致力于国家大事；他们代表着不可忽视的来自保守党的有分量的意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的领导人也和我们一起参加，恐怕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政治形势，以迫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晋见首相连续两天，每天三四个小时，我经意说鲍德温先生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的确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来倾听。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参谋人员。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时十五分进行发言，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其中有几段放在附录（4）中。
我在结尾中说：
第一，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第二，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起来，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如果英国舰队和法国陆军联合起来，加上两国的联合空军在靠近法比边界后面的地方进行飞行活动，还加上英法两国所显示的一切力量，这就可以形成使我们获得拯救的威慑力量。这无论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详细地说，我们必须排除一切障碍来增强我们的实力。要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须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别的事情上吃点亏……说到更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我们的空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的优秀青年培养为飞行员。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用各种办法来鼓励他们，不管采用什么诱导方法。我们必须简化和加速飞机的制造，以最大的规模来进行，并且毫不犹豫地同美国或别的国家订立合同，尽量购买各种飞机原料和设备。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这个危险是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在潜艇战的高潮时（1917年）也没有遇到过。
我忧心忡忡地想：·光·阴·似·箭。·如·果·我·们·长·久·不·去·整·顿·我·们·的·防·务，·我·们·就·可·能·受·强·敌·阻·止，·不·许·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了。
※ ※ ※
财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们大失所望。鲍德温先生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不好，谁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谁是他的继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数。真不巧，内维尔·张伯伦正享受他所应得的休假而没有出席，因而没有机会直接听取保守党议员所提供的事实。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许多可贵的朋友。
大臣们对我们提出的重要意见，看来是加以认真考虑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议会休会之后，鲍德温先生才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听取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报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个坦率而又漂亮的报告；他对我国所遇到的严重形势并不加以掩饰。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估计，特别是我所说的话，对前途未免过于悲观；说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们的确如此）来补救，但是目前情况还没有使政府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势必打乱我国工业，造成普遍恐慌，显露所存在的缺点；
而在这些限度之内，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进行了。对于他这番话，奥斯汀·张伯伦提出我们的普遍想法：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我们不能表示满意。于是我们就告辞了。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即在1936年底，形势能得到补救。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奋斗，无论如何可以而且应该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这些努力的表现和事实，即使不会对希特勒有所影响，也将对德国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德国在空军实力方面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在整个军火生产领域内也超过我们，即使考虑到我们在陆军上的需要比较少，考虑到我们可以依靠法国和法国的陆军和空军，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已无力使我们的空军超过希特勒或重获空中均势。现在谁都无法阻止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了。我们可以通过超乎寻常的、打破常规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处境。但我们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这些令人忧虑的结论，政府对此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反驳；
这无疑对他们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如果我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受任首相后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和危机当中所作出的决定给予正确的评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结论。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负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要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些。我强调我们落后了两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决战，这很可能被认为前后矛盾。但我仍然认为，我用尽一切方法来敦促政府还是应该的，而在1938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较详尽的叙述。
※ ※ ※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内维尔·张伯伦不久就继鲍德温就任首相，而我们的叙述也必须进入1938年。斯温登勋爵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空军大臣，长期以来，他在内阁有很大的势力，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便利。人们对我国防空的忧虑不断增长，到五月份达到了高潮。斯温登勋爵虽然对空军的扩充和改进做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工作，但并不能够很快就见功效，而且，政府的整个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紧急措施。我仍然忙于研究我国空军建军计划的情况。支持我的人与日俱增。那时斯温登做错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为上院议员。这样他就不能在下院为他自己和他的空军部进行辩护了。从前排的政府席所选出来的发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惊恐和不满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辩论之后，空军大臣必须是下院议员已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中，我们所有的人——科学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忙于研究各项技术问题，那时空军大臣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到唐宁街去。他要我们继续讨论，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回来了。张伯伦先生把他免职了。
跟着在25日举行的激烈辩论中，我力图把这位去职的大臣所具备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区别开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已影响到政府历次声明的信誉。关于我国空军的形势问题，下院被蒙骗了，首相本人也被蒙骗了。他显然是一直上当到底的。请看他在三月份发表的声明，那时他说到我们的军备：
“看到英国正在建立的这种巨大的、几乎是惊人的实力，就对世界舆论产生一种镇静的和稳定的作用。”
我时常对下院提出警告，我们的空军计划已落在别国的后面了，但我从来没有攻击斯温登勋爵。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该受责备的人——当然更不是唯一该受责备的人。批评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辞职的大臣身上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许可以引用我在三个月以前所说的话：“把我们的缺点归咎任何一个大臣，或者归咎斯温登勋爵，那是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个极其能干并且全心全意为扩充我们的空军实力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时间表的限制，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情况对比，那么他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很辉煌的了……”
政府未能实现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个严峻的责任应该由最近五年以来，即从德国公然热烈重整军备之日起，统治和领导着这个岛国的那些人来负。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对斯温登勋爵穷诘极究。今天我高兴地听到首相称赞他。他理应获得我们的同情。他曾获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谊，他曾获得议会巨大多数的支持；但现在他却在我认为扩充空军过程中最不幸的时期中被迫离职。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生产出相当多的飞机，但还要他对他在这段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时期的记录负责。几天前我读到伟大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里写道：“战斗正酣易主，这将是致命的打击。”
我把话题转到我们的防务上：
现在我们正处在公开声言扩军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缺点呢？例如，为什么警卫队在操练时不用机关枪而用手旗呢？为什么我们小小的本土防卫队还那么不健全呢？所有这些是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呢？考虑到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小，为什么我们的本土防卫队不能跟正规军同时装备起来呢？这对于英国的工业来说，恐怕不算一件难办的事。英国的工业，除了军火生产之外，在任何领域里都比德国工业灵活，产量也较多。
前些日子有人向陆军大臣问及高射炮的情况，陆军大臣说，第一次大战时三吋口径的旧式炮已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们的新式炮还不止一种）正在“超过预定计划”制造出来。但我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如果计划规定每月制造出六门、十门、十二门、二十门炮或别的可能数字，则这个计划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很容易超过的，但这样的计划又是否适应我们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国公布的高射炮发展情况——光是机动炮兵就有三十个团，每一个团有十二个炮兵中队，总共约一千二三百门炮，此外还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门。所有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后制造出来的炮。
难道这还不能使下院对德国这些进展规模之大有一个概念吗？我们虽然不需要拥有大陆国家那么庞大的陆军，但在防空方面，我们的需要和它们完全相同。我们同样易受攻击，也许更容易受攻击。我们的政府想到高射炮总是以百数来计算，而德国现在所拥有的高射炮已经是论千计算的了。……
我们对陆、海、空三军的生产总是分别开来考虑，但事实上，各个军种的军械供应，已成为对技工、原料、厂房、机器和技术设备的供应和分配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加以全面协调和合乎经济的方法来处理。
但现在我们却显得效率低，机构重叠，自然就造成许多浪费。
为什么英国熟练的飞机制造业需要九万人，但生产数量只及德国的十一万工人的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吗？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出更多的飞机，确实难以置信。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块空地，有钱和有劳动力，我们就应该在十八个月之内得到许多飞机，可是，自鲍德温勋爵作出决定把空军扩充三倍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四个月了。
新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请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现在天空已变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对一些技术问题给予解释，需要他提供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需要他的协助，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经过我在下面力争之后，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员会里，我们的合作又恢复了。
※ ※ ※
直到1940年6月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为止，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不论我以个人的身分还是作为政府首脑，我一向同那些时常变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和主要的部长有彼此信任的关系。我非常急于知道德国的扩军情况，想把法国方面的估计和我自己的估计核对一下。于是我写信给达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识的人。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鲁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给我提供关于德国空军实力，特别是近年来的空军实力的估计，十分感谢。如果你能够让我知道你们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谢不尽了。我有一些资料，一直证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互相核对。
你到我国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兴。我希望两国参谋协商将会举行。我已向我们的大臣们力陈召开这种会议的必要。
达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给我一份十七页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经过法国空军参谋部深刻研究过的”。我把这份重要文件交给英国有关部门的朋友看，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说：“这同英国空军参谋部根据它们自己的情报所得出的独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国对德国空军规模的估计，比英国的估计稍为高些。在六月初，我获悉了相当多的权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达拉第先生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6月6日
我从法国大使馆武官那里收到你的宝贵情报，至为感谢。
我一定极其慎重并且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来利用这份情报，请安心。
对目前德国空军的一般估计同我个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德国飞机制造厂所出产的飞机比所估计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数字只是供应德国空军的军用飞机的数字，而出口的以及给弗朗哥将军的飞机并不包括在内。到1939年4月1日，德国空军可能有三百个空军中队，到1940年4月1日，可能有四百个空军中队。
我也很想把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和我从英国资料所能得出的估计互相核证一下。因此我又说：
我冒昧附上一份很短的摘要。这是我从各方面收集的关于德国陆军现在和将来的实力的情报。如果我知道这份材料同你们的估计大致相符，则对我就有不少方便。如你认为我有什么错误，只需用铅笔把数字写明就行。
摘要
德国陆军截至这个日子，即6月1日，共有三十六个正规师，四个装甲师，全部是按战时编制满员的。非装甲师正在迅速扩充，使其力量扩大三倍，现在可能已达两倍。现有的七十多个炮兵师显然还没有装备齐全。全部陆军都欠缺军官。但到1938年10月1日，我们估计不会少于五十六个师，加上四个装甲师，即六十个全部装备的师级编制。在它后面还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数约相当于三十六个师，并且已经配备骨干人员编制，如果使之成为现役军队中标准较低的一部分，则只需配备军械、轻武器和少量的大炮即可。这还不包括奥地利的兵力在内。按最高估计，奥地利可以提供没有武装的十二个师的兵员，但他们随时可以由德国军火工业的总库中得到武器。此外还有许多编外兵员和组织，如边防军、民防队等等，相对来说，这都是没有武器装备的。
1938年6月18日 达拉第先生给我回信：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我在6月16日的信中所附的材料与你的材料相符。
你6月6日信中附加的摘要提到德国陆军情况，与我所知的也相符合。但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可供作战的三十六个正规师中，有四个师已完全摩托化，还有两个师很快也全部摩托化。
事实上，根据我们在战后从德国资料中得到的材料，我们在1938年夏季所得到的这份德国陆军情况的摘要是非常准确的。这份摘要是由私人收集得来，其准确的程度实属惊人。这表明，在我为英国扩军所作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我绝不是没有充分的情报作为根据的。
※ ※ ※
这本书有几处提到法国的空军。有一个时期，法国的空军比我们多一倍，而那时德国则根本不许有空军。直到1933年，法国空军在欧洲占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就在希特勒取得政权的那一年，法国开始对空军很不感兴趣，也不给予支持。他们不舍得花钱；任由工厂生产能力减缩；不设计现代化新式飞机。法国实行一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其产量当然不能同德国以战时状态的紧张工作相比。所有这些情况大约同上面曾加以详细说明的英国空中均势的丧失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西方各协约国有权建立它们认为对其安全所必需的空军，但它们都忽视这种重要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德国虽按条约规定不得建立空军，但它却使它的空军成为外交工作乃至最终发动进攻的锋利的矛头。
1936年及其后几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使法国的陆军和海军完成作战准备。可是在空军方面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努力。本书附录（5）有一个使人感到难堪的图解，明确表明法国空军下降和德国空军不断上升，而这两条线的交叉正好在1935年。直到1938年2月居伊·拉尚布尔先生任空军部长时才采取有力的步骤来复兴法国空军。
但这时距战争爆发只有十八个月。法国固然无法阻止德国陆军逐年增长和成熟，从而赶上它自己的陆军。奇怪的是他们任由自己的空军继续下降，无人过问。我当然不能为友国和盟国的阁员分担责任或对他们加以责难，但当法国追查“罪人”时，很可以在这个方面追究一下。
※ ※ ※
英国全国和新选出的议会因感到德国的威胁，紧接着是德、意联合的威胁的逐渐降临而精神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变得很愿意甚至盼望采取一切步骤，而这些步骤，如果早两年就采取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那些困难了。虽然他们的情绪有了改变，但他们的反对者的权力和他们任务的艰巨性却也不断增加。许多人都说，在我们任由德国夺取莱茵兰之后，除战争之外已没有别的方法来阻止希特勒了。这也许是后世各代人的判断。但我们本来可以做许多工作来使自己准备得好一些，从而减轻我们的危险。对于未能发生的事情，谁能说得定呢？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张伯伦——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问题和外交大臣的接触——尼翁会议——我们的通信——英国的成功——首相与外交大臣的意见分歧——哈利法克斯勋爵赴德国访问希特勒——我谢绝邀请——艾登自感孤立——罗斯福总统的建议——首相的答复——美国总统遭到拒绝，深表失望——张伯伦先生的严重责任——因罗马谈判问题艾登与张伯伦最后决裂——恰特韦尔的不眠之夜。
在英国的内阁中，外交大臣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职责使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但在他执行事务时，他通常是要受整个内阁，或至少受内阁中主要人物的审察的。他有责任使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按照习惯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电报、驻外使节人员的报告以及他与外国使节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在阁僚中传阅。至少，我在内阁的时候总是如此。特别是首相，他保持着这种审核权，他有权亲自或通过内阁来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至少不能对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没有首相经常支持，他就无法进行工作。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不但在根本原则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当范围内，在脾气上，也应该非常调和。如果首相本人对外交问题特别关心，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艾登是鲍德温任内的外交大臣。鲍德温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静的生活著称之外，并不积极干预外交政策。张伯伦却正相反，他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想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他对外交问题抱有坚定的见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与外国使节讨论外交问题的当然权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后，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觉到的变化。
除此之外，两人在精神上和观点上又有一种深切的、虽然起先没有表现出来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欧洲那两个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们妥协，避免发生会得罪他们的事情。而艾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号召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其中一个独裁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那时如果能让他自己决定的话，他可能合用战争边缘的手段，甚至还不只是边缘的手段来制裁独裁者。他是英法协约的忠实信徒。
他刚刚坚决主张英法两国举行参谋会谈。他很希望同苏联确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他认识到希特勒的危险和威胁。他对我国军备以及我国在外交上的反应的弱点感到不安。也许还可以说，我和他之间，自然除了他是一个负责官员这一点之外，在看法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多大出入。因此一开头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为恶化，内阁里面这两个重要人物之间就很可能发生意见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