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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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①”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①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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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在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个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为止。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对剩下来的人也好办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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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经济风暴袭击到德国来了。美国各银行鉴于国内债务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极不合算的对德贷款。影响所及，弄得德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许多企业也突然破产，而这些工厂和企业都是德国和平复兴所依赖的基础。1930年冬季，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二百三十万人。与此同时，赔偿问题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作为协约国代表，曾接收协约国要求德国偿付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付给英国的赔款（当时经我之手自动转交到美国国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国委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拟、提议和要求商讨一个极其重要的减低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对赔款的偿付订出最后的限期，并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脱离协约国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销赔偿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以商业巨头胡根堡这个残暴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为代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为首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他们发动了一次徒劳的然而是野蛮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所提出的这个影响深远而宽大的通融办法。德国政府使尽了气力才勉强使德国国会仅仅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了“杨格计划”。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这时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使协约国答应远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之前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
但是德国的群众对战胜国的明显让步，大都反应冷淡。在早先，或者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让步或许会被认为是走向和解和实现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现在，德国广大群众正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阴暗可怕的失业恐怖。中产阶级因马克的贬值早已破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国际经济的压力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终于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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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一心想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来重建以前的德国。他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杀前所拟定的为战争作准备的工业计划。他还力图在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中维持财政的稳定。他的关于经济节约和裁减文官人数及俸给的方案，并不为人们所欢迎。怨恨的潮流更为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敌对的国会。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在国会中占多数。他现在就用最后一次明显的努力，号召旧德国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复活起来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国家主义派的骚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确保兴登堡再被选为总统。布吕宁总理希望有一个新的而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恢复帝制才能使德国获得和平、安全和光荣。如果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那他又是否能够劝动这位年迈的元帅，在他的最后任期中充任摄政，以便在他死时复辟帝制呢？这个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补目前希特勒显然正要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从全部情势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够把德国引导到这条路上去呢？正在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会因为看到德皇威廉复辟而回转头来；但是无论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内的势力，都绝对不允许老德皇或皇太子卷土重来。布吕宁的计划并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国，他是想建立一个英国方式的立宪君主政体。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儿子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成为立宪君主的适当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便把他的计划向决定一切的兴登堡密陈。这位年迈的元帅的反应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为惊讶并表示极端反对。他说，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托的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对他的军人尊严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体，与在皇子中挑选一人当皇帝的办法是不能协调的。皇位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同时，因为德国人既不愿德皇返国，那么在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他说到这里为止。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我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年老的将军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许长时间的争论。这位总理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除非兴登堡肯接受这个虽然不合正统的君主政体的解决办法，否则革命的纳粹独裁就一定会出现。可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是否能使兴登堡回心转意，再选兴登堡当总统之举却是非办不可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在顷刻之间有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的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实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兴登堡取得多数，击败了他的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而再度当选。可是现在又必须应付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了。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个喧闹的运动来反对凡尔赛条约所带给德国的耻辱。
布吕宁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一个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远大计划；并且在1932年4月到日内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优渥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颇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务均等”。不过这个原则可以有各种保留意见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个步骤——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把赔款取消。假使实行这种解决办法，那就一定会把布吕宁的个人地位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诺曼·戴维斯，曾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来。哪晓得布吕宁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经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这时施莱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刚巧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说是布吕宁马上就要倒台了。同时也可能是塔迪厄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亦于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吕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两手空空回到柏林，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应付在德国内部有巨大威胁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但布吕宁这个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经没有采取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吕宁在五月份足足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迪厄在变化无常的法国议会政治中，亦被赫里欧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国总理宣布他本人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国总理立即回日内瓦，不可有片刻拖迟。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这个电报，但在这时，施莱歇的努力已告成功。兴登堡听了他的话，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着希望但措词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已成定局；到中午时分，他便提出辞职，以免正式明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中，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并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假使没有施莱歇的阴谋和塔迪厄的延误，则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救了布吕宁。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
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
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①四年后，精通《圣经》的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圣经》上一个生动的说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凄凉的时期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第25节〕。（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上台，德国已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译者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
在新议会第一次集会时，政府要求对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动议：
该政策并不规定本院必须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规定来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期间，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损议会为了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担负的根本职责。
我这一次发言长达一个半钟头，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但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后来对于国防问题一样，不论人们怎么说，也不会有些微的变异。在这条次要的东方道路上，我们现在也走到了可怕的尽头：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本来只期望在和平与公正的情况下谋生，现在却陷于厮杀之中。我大胆向各党的不了解情况的议员们说：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我们在议会的休息室里，仅能召集四十多人与下院三个政党相对抗。这必须视为在这条下坡路上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德国全境在动荡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来。
在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下台后的一年之内，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歇，向来都一直企图凭机诈和阴谋来统治德国，但是现在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继布吕宁任总理的巴本，希望取得兴登堡周围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主义派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对手正在积极图谋夺取权力。按照施莱歇的盘算，夺取权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的后面，正在冲击着德国政治的那些阴暗和隐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运动成为德国陆军的驯服的仆人，并由此而使两者都归入他的掌握。施莱歇同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接触，开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发展为施莱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间的更为正式的关系了。这两个人要取得政权，其唯一的障碍看来就是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总统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的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他开口，想必有显赫的官职。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和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并没有理会最近的意大利历史；他有兴登堡的支持，并无辞职之意。高年的元帅接见了希特勒，但并没有产生好印象。“这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委他当个邮政局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希特勒在宫廷的圈子里，并不具有他的竞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势力。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浮躁不安，彷徨而无所适从。1932年11月，德国全境举行这一年内的第五次选举。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势，由二百三十席减到一百九十六席，共产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被削弱。也许施莱歇将军可以完全用不着他了。这位将军获得了兴登堡的谋士们的赞助。11月17日，巴本辞职，施莱歇继任总理，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共产党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纳粹党格斗，另一方面又用罢工同政府作斗争，这更使施莱歇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巴本运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的影响力量。为抚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负起责任，这岂不是最妙的办法吗？兴登堡最后勉强同意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尝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在全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褐衫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负责办理的。这是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的最厉害的敌人——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是戈培尔的工作。他当然是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对希特勒主义不愿接受，或坚决反对，甚至是积极反对的。选举的结果，共产党获得八十一席，有许多人在徬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党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与希特勒结成同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五十二席。为数较少的右派中心集团分得三十三席。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选举结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以操纵国会。希特勒不择手段，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能在德国选民中得到这一多数选票。按照通常文明国家议会政治的情况，这样庞大的少数，对国家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的。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现在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驻军教堂内召开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征德国威力绵续的陆军代表和复兴的德国的新显贵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3月24日，国会的多数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搞得兴奋热烈，欢欣鼓舞的国社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面前，行异教徒式的敬礼。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知战败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难以想象的残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来形成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以及如何使这种机构趋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的只是，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正当德国发生这些极其严重和不祥的变化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的政府迫于财政危机，却认为必须在若干时期内把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大大削减和限制。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的新的划分界线。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的受害者来使用。为了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说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个罪恶的范畴。但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重炮被称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设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质是属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战场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当然会被搬到战场去的——它就立刻变成恶劣的、罪恶的和黩武的了，而且必须被视为人类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比较正确的分类，我想，应该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漫无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导致远离战场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儿童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在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有希望获得谈判结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国空军预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于当前局势的演变完全缺乏认识。我不得不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
我听到次官说，我们只是居第五位的空军国家，十年计划要推迟到明年才实行。我深感遗憾。我听到他自豪地宣称空军部在本年内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这使我引以为忧。事态的发展使这些想法越来越显得荒唐。我们应该听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强我们的空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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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之下，英国的舆论显得越来越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毫无结果地在一个备忘录中正确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继德国单方面废除军备之后，各国将实行普遍裁减军备这个一般性的保证，并不构成一种条约义务，更不是不管时势和环境如何都必须强制履行的义务。然而，当1932年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的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说，应该准许七千万德国人重行武装，准备战争，而最近一次艰苦战争中的胜利者却不许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是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法国与比其几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国之间的平等！
英国的姿态给德国政府壮胆，他们把这种姿态看作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一个北欧种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软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颓废性。他们有希特勒的民族运动为其后盾，采取了一条傲慢的路线。七月间他们的代表团挟起公事包，退出了裁军会议。此后，用好话来劝请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目标。十一月，在英国的持续的重大压力之下，法国提出了名称有欠公允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防军改编为短期服役并在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的军队，承认各国地位平等，但并不一定要接受实力平等。不过既然承认了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和事实上结果也得接受实力平等。这使协约国政府可以给德国提供“在保障各国安全的体制之下的平等权利”。
法国在某些幻想性质的保证之下，勉强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公式。这样，德国就同意回到裁军会议上来。这件事被歌颂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和平胜利。
英国政府受流行的舆论的推动，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个以其发起和草拟者命名的“麦克唐纳计划”。它以接受法国的短期服役军队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进而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确定的人数。法国的陆军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减为二十万人，而德国则应扩充到与这个数字相等。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受过训练的大量后备队伍，因为这是只有靠逐年征召一定数额人员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国可能已经有了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半武装的热心的志愿兵，他们从改装的和部分改装的工厂里得到许多最新式的武器来装备。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也同英国一样，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国军队的大炮，事实上都已按照和约炸成碎片。麦克唐纳先生为了补救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提议把机动炮队大炮的口径限为一百零五公分或四点二时。现有口径六吋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后的补充替换必须以四点二时为限。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议举行新的海军会议时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准保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都得把空军裁减为每国只能有五百架飞机。
我对这种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成平等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说：
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得不引以为幸的是，是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个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没有给予规定。
在同年4月，我又说：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
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如果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由尊敬的先生们来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些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窝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难令人理解了。这好像蒙了一床鸭绒被，捂得令人窒息。记得当我在下院中说到“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时，我特别注意到各方面议员们脸上那种难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唇舌。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必须过四年之后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在即将签订的一项文件中明确规定销毁他们的大炮。法国答应了。1932年10月14日约翰·西蒙爵士对前几个星期德国改变态度一事埋怨一阵之后，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草案。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现在已任总理并成为德国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权力就发出了各项命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军事训练营或工厂，都大胆向前赶。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巩固。他甚至懒得理会向他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建议。他以轻蔑的态度命令德国政府一起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命运。
※ ※ ※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那种缺乏先见之明、对欧洲事态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影响。如果美国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就有可能激发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过去虽已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庄严的机构，它本来是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对付希特勒的新的战争威胁的。可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美国人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几年，他们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财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后，我在图尔目击法国的苦难时，所有这些仍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他们提出要单独媾和的提议时，我只说些安慰和保证的话。我现在引以为快的是，这种保证现在已经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国做一次范围广泛的演讲旅行，到了纽约。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几乎把命都送掉的严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先生，车子停了以后，我搞错了，在靠马路的一边下了车，我横过第五街时，根本没想到美国车行靠右的规则刚巧和欧洲相反，也没有注意到在那时英国尚未采用的红灯信号，结果被汽车猛烈碰撞。我变成残废达两个月。后来，我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养病，逐渐恢复，慢慢才可以缓步行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国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讲。整个白天在火车上睡觉，晚上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说。总之，我认为这是我毕生中所经历过的最辛苦的时期。在这一年中，我的身体相当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体力还是恢复了。
与此同时，在国内方面，国家的生活无声无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议会，鲍德温先生采纳和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并由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被置之不理，也没有让议会有辩论这个法案的机会。我和其他大约七十位保守党员，组织了一个叫作“印度保卫同盟”的团体，在此后的四年内，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员会的建议，就予以反对。我们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斗争到底，并得到人们相当大的支持，有时比数很接近，不过经常仍居少数地位。在野的工党，在印度问题上，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像在裁军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它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左右两方坐在前排的头头们之间的纽带。两党头头们的支持者构成了绝大多数，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团体，把我们斥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党支配了整个德国，德国武装力量之迅速的活跃的发展，使我同政府和国内各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从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中，我除了为大局焦虑之外，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写成的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而且当希特勒的阴影尚未降临之前，在十六个欧洲国家报纸上广泛刊载。我的生活确实是既动口又动手。在这时期内，我陆续写出《马尔巴罗传》一书的各卷。同时我不断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恰特韦尔庄园。生活过得很有趣。那里有两所小屋和宽阔的菜园的围墙，大部分是由我亲手砌成的。此外我还筑成各种假山、喷泉和一个可以把水过滤澄清的大游泳池，还可以加热以补充变化无常的阳光。因此，从早到晚，我没有一刻沉闷和懒散。我同我快乐的一家在家中度过平静的生活。
在这几年中，我时常见到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
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时初次与他相识，在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这些试验本来是胆子特大的驾驶员才能进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时由于“螺旋下降”几乎产生的致命危险。自1932年以来，我们的接触更密切了，他常常从牛津开汽车到恰特韦尔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多次谈到看来逐渐逼近的危险，一直谈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们称他为“教授”，后来成为我的现代战争科学顾问，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种涉及统计的问题上，成了我的主要顾问。这种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谊，在整个战争时期中仍然继续着。
我的另一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1917年当陆军元帅黑格挑选刚从战场调回来的青年军官来充实他自己的幕僚时，德斯蒙德作为炮兵的精选人选而被推荐给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战斗中，他曾指挥法国阿拉斯前线的前沿炮兵。他除了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荣誉，子弹穿过他的心脏，虽然子弹还留在他身体里，但他还活得很快乐。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时，我常以总司令的客人的身分访问前线，德斯蒙德·莫顿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偕行。我们参观了战线的许多部分。在这些有时很危险的旅行中，以及在总司令的房子里，我对这位卓越而勇敢的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和友谊。1919年，当我出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我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邻居，距恰特韦尔仅一哩之遥。他经麦克唐纳首相的允许，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谈话，使我知道许多事情。他在那时以及后来在战时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始终是我最接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是外交部的红人，是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达到了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负责意见的地位，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可以有范围很广的自由处理权。他是一个惹人欢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奥学识为基础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
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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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我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深进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分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给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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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没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赶到我处，告诉我，他为我说好会见希特勒的事不能实现了，因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馆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虽然我们在旅馆还住了几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以后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我都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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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美国仍然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急速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凝视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勃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越来越惶恐不安。法国因得到了关于希特勒活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就更为焦虑了。我听说，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精确的记录，但我问过我的法国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邀请——甚至召唤德国出席，要求它解释它的行动和具体说明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一定不会赞成这一个惊人的步骤。这样，在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国劝说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实力则可以飞跃增长，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里，有必要替保守党说几句公道话。自从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人士所提出的关于要求立即加强军备以应付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的议案，都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可是，这时在下院中的执政党议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又是那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以致国内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时局的征兆和情报机构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触动他们。这是我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不幸时期之一，在这样的时期中，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高位上跌下来，失去一切观念和目的，对外来危险的威胁畏缩不前，在敌人磨刀霍霍之时，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在一位叫作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真够丢脸的决议：“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俄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人们已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而且这种看法支配了他们的一些谋算。通过这个决议的傻孩子们绝没有想到，他们早已注定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不是取得胜利，就是光荣牺牲，要在战场上证明他们自己是英国迄今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由于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来自赎，恐怕就找不到什么宽恕的理由了。①
①我忍不住要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牛津大学俱乐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大会上，他们请我演说。我当时推辞了，但我表示愿意给他们一个小时，由他们向我提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德国是上次战争的罪魁吗？”我说：“当然是的。”有一位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的留学英国的德国青年站起来说：“对我的祖国如此侮辱，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说罢，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踏步走出会场。
我想他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两年后，在德国因为发现他的祖辈中有一个犹太人，他在德国的前途就此断送了。
※ ※ ※
1933年11月，我们在下院又有一次辩论。我回到我的主要论题：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①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①俄国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哩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
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漩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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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国的血腥清洗——裁军会议的结束——7月25日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11月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协定——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事，在罗马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对奥地利和东南欧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预见到意大利与新德国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利益将是不可协调的。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证实了。
德国要取得奥地利，这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奋斗》的头一页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因此，纳粹德国政府从1933年1月获得政权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着维也纳。那时，希特勒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而后者在奥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讳的了。德国作为一个军事上依然软弱的国家，甚至连进行渗透和地下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施加压力。接连不断地要求奥地利政府硬把听命于它的奥地利纳粹党员塞进内阁和政府要职中去。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奥地利兵团里受训的。他们无法无天地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扔炸弹，加上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上空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既遇到来自国内的社会党压力的对抗，又受到来自国外的企图破坏奥国独立的德国的阴谋反对。但这还不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危险。奥地利社会党人仿效德国这个邻国的恶劣榜样，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借此推翻投票箱的决定。在1933年，所有这些危险都逐渐呈现在多尔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并已得到支持的允诺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达成深切的谅解。多尔富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而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他的一个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顾问苏维奇访问维也纳，作为向德国提出警告的姿态。1月21日他发表如下的公开声明：
众所周知，由于奥地利位于中欧的心脏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远非它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所能比拟。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其地理形势所赋予的使命，那就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主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这就是意大利在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长期以来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
三个星期以后，多尔富斯政府对维也纳社会党组织采取行动。属于多尔富斯本人的政党并由费伊少校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奉命去把奥地利社会党所控制的势均力敌的、并且也同样是不合法的队伍解除武装。后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进行巷战。几小时之内，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被击溃。
这个事件不仅促使多尔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并且使他更坚定地在下一阶段同纳粹党的渗透和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失败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在愤恨中投向纳粹阵营。奥地利的情形同德国的一样，天主教与社会党之间的纷争，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
※ ※ ※
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对希特勒运动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样做本来是可以无须流血的，但是这个时机正在逐渐消逝。纳粹统治下的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说来难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西方这两个大国各自投入一方，使本来在东方就已够严重的战场，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有时甚至声明中立也无济于事。就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已授权它的大使，如果法国政府不对他们的俄国盟国履行义务，如果他们表示不愿卷入这一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那就要求已宣布中立的法国把图尔要塞和凡尔登要塞交给德国军队接管，作为以后不改变主意的保证。……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
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在战前，我常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现在，如果不幸发生了与我们愿望相违的灾难，那么，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过去的教训，毫不记取，也不运用，而所处的形势又比过去更为危险得多。那时我们有海军，又不存在空军的威胁。那时，海军是英国的“可靠盾牌”……现在我们不能那么说了。那个该死的、万恶的发明以及空中战争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一向过惯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不容有所延误。在陆军方面，像全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取得设计自由。我们应该废止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既妨碍我们建造我们所需要的舰只，也阻止美国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们又绝无理由反对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由于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已决定恢复建舰的自由，这将对我们进行这件事情有所帮助；第三，在空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政府在上下两院中都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他们只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满怀信心和决心提出他们的建议，全国人民是一定会给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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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出现了各国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威胁的一线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独立提出了联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议会发言：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是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罢。”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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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意大利在作最后的尝试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在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多尔富斯立刻把这些恐怖事件写了一个报告，送交苏维奇，另外还附了一个牒文，哀叹恐怖行为破坏了奥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墨索里尼拿着这个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会晤。德国总理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走进一队穿着闪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领这个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见他的贵宾后，向他的副官轻轻地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一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于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的美德互相赞扬一番之外，双方只是一般地交换了意见。墨索里尼对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过他确实取得了德国减轻对多尔富斯的压力的若干保证。会后，齐亚诺告诉记者说：“你们瞧，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议之后，德国的活动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是墨索里尼呼吁之功，而是由于希特勒自己要专心处理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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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权后，元首同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褐衫队在罗姆的领导下，越来越代表党内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党员中，例如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会被陆军、银行家和工业家等特权阶级收买过去。希特勒不会是第一个过河拆桥的革命领袖。在冲锋队（即“褐衫队”）的一般队员看来，1933年1月的胜利，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自由掠夺犹太人和发国难财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夺有钱人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阶级。
关于领袖背叛的谣言，很快就在党内一些人中间传开了。总参谋长罗姆，由于这种局势的推动，全力进行活动。1933年1月，褐衫队的人数有四十多万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组织了近三百万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对这个庞大机构的发展深感不安；这个机构，虽然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其中大部分人对他又确实深为爱戴，但事实上褐衫队却开始逐渐脱离他的个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现在他拥有国家的军队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个来替换另一个。他想二者兼而有之，并在必要时，使二者互相牵制，因此，他现在必须收拾罗姆。他对褐衫队的领袖们说：“我决心严厉镇压要推翻现存秩序的任何企图。我将以最严峻的力量来反对第二次革命的风潮，因为这势必导致混乱。任何人胆敢反抗已确立的国家权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希特勒虽然疑神疑鬼，但对于所传那位慕尼黑暴动的同志的不忠，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在过去七年中，这个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队的总参谋长。1933年11月，当宣布党国合一时，罗姆就成为内阁的一员。党国合一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褐衫队与德国陆军的合并。全国重行武装的迅速发展，使整个德国武装力量的地位和统率问题成了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934年2月，艾登先生访问柏林，在会谈中希特勒暂时同意对褐衫队的非军事性质作出某些保证。罗姆同陆军参谋长布洛姆堡将军本来就经常发生摩擦，这时他深恐他多年以来所建立的党军会遭到牺牲。他不管对他的行为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在4月18日公开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战：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要在“社会主义”一词之下加着重点。我们的冲锋队是目前对抗反动倾向的唯一堡垒，因为他们是革命观念的绝对化身。褐衫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次，他把褐衫队演说免不了的结尾“希特勒万岁”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断向希特勒诉说褐衫队的骄横跋扈。希特勒必须在对他心怀不满的将军们和那些曾为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褐衫队打手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要将军们。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罗姆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是对罗姆抚慰和妥协的最后努力，但是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心理变态的极端狂热分子，已无妥协的可能。在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大德意志，同罗姆所渴望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二者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褐衫队体制之内，有一群人数较少而受过高级训练的骨干分子。他们穿黑色制服，称为党卫队，后来又称为黑衫队。这个组织，用意在于保护元首个人和担任特殊的机密工作。他们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统率的。希姆莱是破落的家禽饲养场主出身。他预见到以希特勒和德国陆军为一方，而以罗姆和褐衫队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他想方设法把黑衫队投向希特勒的阵营。在另一方面，罗姆获得党内如像施特拉塞等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们看到他们的激烈的社会革命计划已被搁在一边。德国陆军也有它的叛逆者。前总理施莱歇对于1933年1月的耻辱和当时陆军将领没有推选他为兴登堡的继承人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希特勒和罗姆的冲突中，施莱歇以为机会到来了。他轻率地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的下台已为期不远。这是重演在布吕宁事件中他扮演过的角色，可是情况已变得更为危险了。
究竟是因为罗姆的政变阴谋已迫在眉睫才使希特勒不得不下手呢，还是因为希特勒和将军们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才在他们掌握权力之时决心来一次彻底的清洗呢？这将长期成为德国争论不已的问题。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胜利者一方的利益，当然要肯定这是个阴谋案件。事实上，罗姆和褐衫队不大可能走得那么远。他们只是一种有威胁性的运动，而还不是搞政变阴谋；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却是随时可以越过的。不过，那时他们正在组织力量，后来又受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倒是真的。
事情发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国陆军奉令不得离开军营，黑衫队被发给了弹药。而在对方，褐衫队奉令处于戒备状态。罗姆经希特勒的同意，定于6月30日召集全体褐衫队高级领袖在巴伐利亚湖的维塞举行会议。29日，希特勒得到局势严重的警告。他坐飞机到戈德斯贝格，在那里他会见了戈培尔。戈培尔向他汇报柏林即将发生变乱的惊人消息。根据戈培尔说，罗姆的副官恩斯特曾接到举行起义的命令。这件事看来不大像，因为事实上恩斯特那时在不来梅，正要动身离开这个港口作新婚蜜月旅行。
希特勒根据这一个似真似假的情报，立即作出决定。他命令戈林主持柏林的事。他乘飞机到慕尼黑，决定亲自逮捕他的主要敌人。在这个生死关头，希特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性格。在整个飞行中，他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全神贯注在狠毒的思索中。飞机在6月30日清晨四点钟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与他同行的除戈培尔外，还有十几个他的私人卫士。他乘车到慕尼黑褐色大厦，召见当地冲锋队领袖，并立即把他们逮捕起来。到六点钟，他带了戈培尔和少数卫士乘车到维塞。
1934年夏季，罗姆因病到维塞疗养。他选定为他治病的医生的私人小别墅作他的住所。选定这样一个地方作指挥部来策动马上就要举行的叛乱，可以说再糟糕没有了。这个别墅位于一条狭窄的死胡同的尽头，进出的人很容易被人看见。
别墅内没有一间可以供据说褐衫队领袖们即将举行的会议用的大房间。那里只有一架电话。这些事实都与暴动迫在眉睫的说法不符。如果罗姆和他的信徒们真的要进行叛变的话，那他们就的确太轻率了。
七点钟，元首的一列汽车开到罗姆的别墅门前。希特勒独自一个人，不带武器，径直地上了楼梯，走进罗姆的卧室。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成为永远的秘密。这完全出乎罗姆的意料之外，罗姆和他的私人僚属束手就擒，没有出什么乱子。希特勒一帮人带着他们的俘虏乘车回慕尼黑。在路上，他们遇到一队载着武装褐衫队员的卡车，这批人是奉命到维塞去出席中午的会议，为罗姆捧场的。希特勒从他的汽车下来，召见他们的指挥官，以充分自信的权威，命令他把这些人带回去。他立刻服从了。如果希特勒迟了一个小时，或者这批褐衫队早到一个小时，那么，整个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到了慕尼黑以后，罗姆和他的一伙人被囚禁于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被监禁的同一个监狱里。那一天下午，处决开始。
在罗姆的狱室中放了一枝手枪，但因为他不肯领情，于是狱门被打开了，几分钟内，他就被一排子弹打穿。在慕尼黑，整个下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枪决。行刑队八个人一班，时时轮换，使兵士的精神不致过度紧张。每隔十分钟光景，就可以听到一排枪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与此同时，在柏林方面，戈林接到了希特勒的指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在首都这里，被害的人超出了褐衫队的系统。施莱歇和他的以身体掩护丈夫的妻子，一起在家里被枪杀。施特拉塞被捕后遭处决。巴本的私人秘书和亲信都被枪杀，但他本人，由于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而得以幸免。恩斯特被从不来梅抓回来，在柏林的利希特费尔德军营结束了他的性命。在柏林，同在慕尼黑的情形一样，整天听到行刑的枪声。在二十四小时中，德国境内有许多与罗姆阴谋无关的人也失踪了，他们由于私人挟嫌报复，有的还是因很久的旧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镇压1923年暴动的巴伐利亚政府首长奥托·卡尔的尸体。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数，各方估计不一，约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间。
在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飞回柏林。屠杀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有些党卫队（黑衫队）员因为枪毙犯人过于热心而走过了头，自己也在被枪毙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枪声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出现，接受柏林群众的欢呼，群众中有许多人本来以为希特勒本人也给打死了。有些人说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说他露出胜利者的神气。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断、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保住了他的目标，无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个所谓“大刀相搏之夜”里，保持了国社党德国的团结，使它得以为害全世界。
两星期后，希特勒在对他忠诚爱戴的国会上致词。他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得头头是道。这篇演说表明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辩才。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
采取闪电般的快速行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几天以前，我还准备宽大处理，但在这个时刻，已无考虑宽大的余地了。叛乱总是按照铁的法律来加以镇压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法院对罪犯进行审判，那我只能对他说：在这个时刻，我肩负着德国人民命运的责任，因而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国家重蹈旧帝国的覆辙。我下令枪毙的那些人，都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罪犯。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不伦不类但还生动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疮烧光，剩下鲜肉。这些毒疮正毒害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源泉，还毒害外面的世界。
专横暴戾的恶势力所进行的这次大屠杀，不管怎样去解释，都足以表明，德国的新主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同时也表明德国的情况与文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制度，现在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反犹太运动是那么残暴和肆无忌惮。集中营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对付一切讨厌的或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这一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重整军备的全部过程，已有明显的迹象，在我看来，它带有一种冷酷无情、阴森可怕的色调；它闪烁着，射出刺目的火光。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转回到下院来。在1934年6月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无定期休会。7月13日我说：
裁军会议已成历史陈迹，这使我十分高兴。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如果各国不再像现在许多国家那样感到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欧洲就会获得安全，那时，军备的压力和负担将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长期的太平盛世所应有的情况一样；那时，根据普遍的同意来签署这类性质的提议，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确实希望，政府迫使爱好和平的、不实行军国主义的法国削弱武装力量的时期已告结束。我引以为幸的是，法国始终没有接受从各个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劝告，这些劝告，我们的反对党领袖〔兰斯伯里〕肯定会十分同意的。
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个德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三两个可以说是不顾死活的人掌握着那个强大的国家，掌握着那个有高度科学知识、有智慧、驯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达七千万；那里不同于君主制度，因为君主制度经常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利益，有许多顾虑，因而在决定政策时就比较稳重；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德国的政治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不能辞职去当反对派。你不能离开政府席位去找个普通议员席位来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钟之内离开你的高级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着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职还要严厉得多的判决。
在我看来，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做出军事独裁还不至于做的事情。因为军事独裁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是以对客观实际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而那种独裁则比军事独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可能轻易对外进行冒险，使整个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 ※ ※
做这种冒险的第一次诱惑，不久就出现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亚至奥地利的山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7月底，有一个德国信使，落入奥国边防警察的手中。他身边带有许多文件，包括秘密电码，由电码得知有一个即将举行的全面的暴动计划。政变的组织者是当时奥国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但多尔富斯及其阁员对于危机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显然可以看出的即将发生变乱的迹象却反应迟钝。那天早上，维也纳的纳粹党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点钟，一队武装的叛乱分子冲入总理府，多尔富斯身中两弹，流血不止，没有人去救护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队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宣布多尔富斯政府辞职，由林特伦继任。
但多尔富斯内阁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总统米克拉斯博士发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并由许施尼格博士掌政。奥国军警大多数人都拥护政府，他们围攻被少数叛乱分子占据的总理府，其时多尔富斯在一群叛乱分子手中，业已奄奄一息。当时奥国各省也发生叛乱，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的各个分队也越界入境。这时墨索里尼听到了奥国政变的消息，他就立即打电报给奥地利“保卫祖国协会”领袖斯塔亨堡亲王，答应意大利一定维护奥国的独立。他特地飞往威尼斯，接见多尔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问。与此同时，有三个意大利师奉命开到布伦纳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缩回去了。与暴动有牵连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和一些德国官员被奉命召回或解职，暴动就此失败了。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部署，于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幸存的巴本，就被任命为德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公使，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对奥地利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他负有双重任务，第一，鼓励在地下活动的奥地利纳粹党，此后每月发给津贴经费二十万马克；第二，推翻或收买奥国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么掩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轻率地对维也纳的美国公使泄漏秘密。美国公使向本国报告说：“巴本以最大胆和最无所谓的态度告诉我，全部东南欧到土耳其边界都是德国的天然腹地，他负有任务把这整个地区置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当地说，控制奥国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好天主教徒的声誉来取得因尼茨尔红衣主教等奥地利人的好感。德国政府决定要控制东南欧，这是阻止不了的。美国的政策，也同法国和英国的一样，都不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些悲剧和恐怖之中，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有好几个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为德国陆军的傀儡，现在与世长辞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同时保持德国总理的职务。现在他是德国的主权者。他同德国陆军的交易，已因血腥清党而得以成交和巩固下来。褐衫队员不得不服从。他们重申对元首效忠。褐衫队中所有的敌人和可能的对手已全部清除。此后，褐衫队大势已去，只是在典礼仪式时充当警卫队之类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队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权而又有严格的纪律，便日益强大起来。它已成为在希姆莱率领下的专门保卫元首的禁卫军，与陆军将领和军人特权阶级分庭抗礼。它还成为一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并从事日益扩大的秘密警察活动的政治部队。这些权力，只须经过一种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独裁达到绝对的和完备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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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事变促成法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多尔富斯被暗杀所引起的震动，使两国的参谋部有所接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促使法意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势，也涉及到奥国和意大利在中南欧相互关系的形势。但墨索里尼不仅急于保住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抵制德国的潜在威胁，还急于保证它的帝国向非洲扩张。同英法两国密切合作来对付德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与英法发生冲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对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会促使这两个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国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呢？无论如何，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个有希望的办法。
在法国方面，在斯达维斯基丑闻和二月暴动以后，杜梅尔格先生领导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达拉第先生继任总理，巴尔图先生任外交部长。自从洛迦诺公约签字以来，法国就急于在东欧安全措施上达成正式协议，但因为英国不愿接受莱茵河以外的义务，德国又拒绝同波兰和捷克订立有约束性的协定，小协约国对俄国的意图有戒心，俄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所怀疑，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使这个计划无从实现。
尽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尔图决定采取行动。他原来的计划，是想订立一个包括德国、俄国、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东欧公约，由法国保证俄国的欧洲边界，而由俄国保证德国的东部边界。德国和波兰对东欧公约都表示反对，但巴尔图终于使俄国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苏联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对外交事务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善于利用国际联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气发言，很快就成为一个显著人物。
新德国在别国默许之下壮大起来。法国为了寻求盟国来对付德国，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到俄国身上，希望能够重新建立战前的均势。但在十月里，却发生了一幕悲剧。法国为了推行它的巴尔干政策，邀请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访问。国王在马赛登岸，受到巴尔图的欢迎，他们和乔治将军一起乘车，一路上受到拿着两国国旗和鲜花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从克洛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社会底层的密室里，一个恶毒的暗杀阴谋又一次跳上欧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的情形一样，一群准备拼死的凶手已经准备好。法国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不严密，缺乏充分的准备。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欢呼的人群中冲出来，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自动手枪对准国王和其他同车的人连续发射。车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弹。
凶手企图从法国骑兵卫队的后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时秩序大乱。亚历山大国王当场毙命。乔治将军和巴尔图先生满身鲜血，从汽车里走出来。那位将军摇摇晃晃走不动，立刻被送去医院进行急救。而那位部长则混杂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钟后才有人去照顾他，但还让他自己上楼梯，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去接受医疗。医生在伤口下面作止血处理。但他流血过多，而且已七十二岁了，几小时后就死了。这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外交部长。
后来赖伐尔虽有极不光彩的历史和结局，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锐的眼光。他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进行交涉。本来他对德意两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成见。他不信赖苏俄。他对英国只是有时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喜欢，而且认为英国是一个不中用的盟国。那时，在法国，英国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赖伐尔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同意大利达成一定的谅解，而且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政府对德国的威胁始终不能放心，它准备为了争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让步。1935年1月，赖伐尔先生访问罗马，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的协定。两国一致认为，德国重整军备是非法的。他们同意，如果将来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双方即进行磋商。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答应对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给予行政上的让步，并把与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两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还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权让给意大利。这些谈判，目的在于为法、意、英三国举行更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以求成立共同阵线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
在其后几个月中，由于意大利突然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所有这一切全部落空了。
※ ※ ※
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两国军队在阿国和意属索马里兰边界的瓦尔·瓦尔水泉发生冲突。后来意大利就以此为借口并当着全世界公然对阿比西尼亚提出要求。从此之后，在欧洲，遏制德国的问题就由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而被扰乱，变得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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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原来属于德国的一小块领土，蕴藏丰富的煤矿和有着重要的钢铁工厂的萨尔盆地，应在十五年后举行公民投票，让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愿意重归德国。举行投票的日期定于1935年1月。投票结果本属确实无疑。居民中的多数肯定会投票赞成重新回到德意志祖国；而且萨尔地区名义上虽由国际联盟管辖，实际上却受当地纳粹党组织的控制，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加倍的保证。巴尔图虽然知道萨尔最终总要重归德国，但他还想坚持为那些也许会投票反对立即归并德国的人提出一些安全保证。他的遇害改变了法国政策的格调。1934年12月3日，赖伐尔在煤矿问题上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交易，三天以后，他在国际联盟上公开宣布，法国将不反对萨尔重归德国。
正式的投票于1935年1月13日在国际监督之下举行，英国曾派一个旅的军队参加监督；这一小片被别国领土包围的地方，除了唯一受国际联盟主权统辖的土地——但泽之外，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三的居民投票赞成重归德国。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和势所必至的结果，但国家社会主义这次在道义上的胜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大提高，并且似乎给他的权威戴上了德国人民意志的真诚典范这个桂冠。希特勒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公正或光明正大的作风而变得好商量，更谈不到有所感动。这只是证明他一向认为协约国都是颓废的笨蛋这一看法罢了。他开始集中全力来推行他的主要目标：扩充德国的军事力量。
第七章 空中均势的丧失
1934-1935年
德国的捷径——1933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选举——1934年2月7日的辩论——鲍德温先生对空中均势的保证——工党对扩充空军提议进行不信任投票——自由党的反对——1934年11月28日我提出正式警告——鲍德温先生的矛盾——1935年3月希特勒宣称德国已取得空中均势——麦克唐纳先生的惊慌——5月22日鲍德温先生承认错误——工党和自由党的态度——空军部的看法——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
德国参谋部不相信德国的陆军能在1943年以前重新建立起来，规模超过法国而又具备相应的兵工厂和武器配备。德国的海军，除了潜水艇以外，也不可能在十二年或十五年内恢复旧观，并且在重建海军时，不免与其他的战备计划发生剧烈的竞争。然而，由于未成熟的文明不幸发明了内燃机和飞行技术，一种可供各国进行战争之用的新武器突然出现了，它可以很快地改变各国战争实力的对比。一个头等大国，假使在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中和在科学的进步中有自己的一份，那么，它只需四五年的努力经营，就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也许是所向无敌的空军。这个期限当然还可以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和有所考虑而得以缩短。
德国空军的重建，和陆军的情形一样，经过了长期的和谨慎的秘密准备。早在1923年，赛克特就作出决定，未来的德国空军必须是德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当时，他暂时还满足于在“没有空军”的陆军内部建立一个外人不易察觉的、至少在最初几年内不被察觉的周详而完备的空军骨架。在各种军事力量中，空军的实力是最难估量的，或者甚至是最难以确切的语言来说明的。在任何时候，民用航空的工厂和训练场所的军事价值和重要性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容易加以判断的，更不用说加以精确说明了。掩饰、伪装和躲避条约的机会和办法是很多的。空军，也只有空军，才可以使希特勒有采取捷径的可能，使之在第一步获得均势，第二步在这一重要军备方面超过法英两国。但英国和法国该怎么办呢？
1933年秋，显而易见，英国在裁军方面所下的功夫，不论它怎么告诫，也不论自己如何以身作则，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并不因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个重大事件而有所改变。两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英国裁军，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看来他们的感情得到并不了解当前事态的人们的支持。在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九千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一万票以上，胜利的当选人威尔莫特先生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那时的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这次的选举，给鲍德温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三年后一篇值得注意的演说中还提起它。在11月，德国国会举行选举，竞选者非经希特勒认可一概不得参加，纳粹分子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票数。
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对情况不了解或有错误了解的大多数英国人，并且对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或政治家似乎具有很大的压力，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不能对英国当时的政策作出正确的评论，但这当然不能为那些没有负起责任的政治领袖们辩解。政党或政治家，与其祸国，还不如下野好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在要求议会和人民采取必要防务措施时遭到拒绝的记载。对胆小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施行威吓，使他们走入歧途的那些人，至少是不应该说话的。
1934年3月的军事预算，总数仅为两千万镑，包括成立四个新的空军中队，即把第一线的空军实力从八百五十架飞机增加到八百九十架飞机所需的费用。第一年的财政开支为十三万镑。
关于这一层，我说：
大家承认我们的空军实力仅占第五位——如果算得上个地位的话。与我们最邻近的法国比起来，实力仅及其一半。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在武装起来。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的一天，而且也许为期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在世界上起着我们所起的和我们希望要起的作用，就不应该处在任由别国讹诈的地位……
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怨恨，一点也没有消除。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主义精神，不论在欧洲和在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猖獗。洛迦诺会议的日子早已消逝，那时我们对欧洲大家庭的和解曾抱着热烈的希望……
我要求鲍德温先生采取行动，因为他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责任。鲍德温先生在答复中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如果在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上，不能取得这种平等地位，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这是一个极其庄严和明确的保证，当时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积极行动，那么可以肯定，这个保证现在就已经实现了。
※ ※ ※
虽然德国还没有公开破坏和约中禁止它成立空军的条款，但民用航空和滑翔运动的巨大发展，已使它可以很快就把早已成立的秘密和非法的空军加以扩充和加强。希特勒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喧嚷的指责，并不妨碍德国偷偷地把武器运给俄国。在另一方面，1927年以来，有不少德国航空驾驶员是由苏联按军事的目的给予训练的。两国间的关系有过许多波折，但根据1932年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报告，德国陆军与红军有着密切的技术联系。正像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上台就首先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一样，现在的纳粹德国同幅员广阔的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来也没有因为公开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有所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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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1934年7月20日，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还是提出过一些为时已晚而又不够充实的提案，要在五年内扩充四十一个中队或大约八百二十架飞机。可是在这个时候，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对这些提案提议进行不信任投票。
这个动议对扩充空军表示遗憾：
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
艾德礼先生为了支持反对党拒绝接受加强空军实力的措施，以反对党的名义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自由党拥护这个不信任的动议，虽然他们宁愿要他们自己的提案，动议内容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
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
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只要我们记住这是两个政党的负责人在深思熟虑之后所说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危险是何等严重了。这还是处在酝酿的时期，那时如果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也许还会保有将能保证我们独立行动的空军实力。如果英国和法国在数量上都和德国保持均势，则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其实力就比德国强一倍，而我们或者不损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希特勒的暴力事业铲除于其萌芽状态之中。时机错过了，一切都迟了。我们虽然不能怀疑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的诚意。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在历史面前担当他们所应负的责任。奇怪的是，工党在以后的几年中，竟然不断声称自己具有优越的预见性，而对他们的反对党，则责之以未能为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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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有了方便的条件，以政府辩护者的身分来敦促重整军备了。保守党以超乎寻常的友善态度来听我发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由于英王陛下政府的性质以及政府中主要阁员的一贯态度，定可使反对党以相当的信任和重视来考虑增强国防的要求。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心里成天想着和平的政府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首相，在大战时曾以极端的做法和极大的勇气来证明他的信念，证明他为了他所坚信的和平主义事业会作出多么大的牺牲。①在公众心里，一想起枢密院长就想起祈祷时常常说的“赐给我们时代以和平”这句话。
人们大概早就认为：如果这些大臣们站出来说，他们之所以要求把保证公众安全的现有军备作稍微的扩充，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是他们的职责，那就会说服反对党，也会被认为是时局危险的一个证明，而政府是想法保护我们，使我们免遭危难的。
①指麦克唐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反战被捕入狱。——译者
请看政府所提出的辩解吧！它所提出的提案，其措词之温和，恐怕没有别的人能够做到的。自从这个题目第一次提出讨论以来，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谦逊的特色。他们说，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出这个提案的要求是多么小。他们向我们保证：只要日内瓦裁军会议有成效，这个提案就可以随时停止。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保证：我们正在采取的步骤，虽然在一些浅见的人看来，只与国防的观念相联系，但实际上它只与集体安全的伟大原则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辩解与缓和的做法，反对党总是以极其轻率的态度给顶回去。他们对这些抚慰他们的努力的唯一答复，就是今晚就要表决的不信任议案。在我看来，在这个题目上，值得同某些舆论进行调和的时期已快结束了。我们面前出现一种建立舆论专政的企图，如果这种专政能够持久，就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然后，我进一步论证：德国已经获得接近同英国相等的空中均势。
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力已达现今我国国防空军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我向政府提出供其考虑的第一点说明。第二，德国正在迅速扩充那支空军，所用的经费不仅包括预算中列出的巨额数字，而且包括公众的捐款——往往是强迫性的捐款——这是在德国各地正在实行而且早些时候就已经实行的了。到1935年底，即使政府这个提案付诸实行，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效率上和我们的国防空军几乎相等。
第三点说明是：如果德国继续扩充空军，而我们继续实行我们的计划，那么，到1936年的某个时候，德国在空中的实力肯定而且扎实地会比英国强大。第四，这是令人焦虑的一点：他们一旦在这方面领先，我们也许就永远追不上他们。
如果我这些话是无可否认的话，那么，下院各方面人士的忧虑，就情有可原了；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空军的物质力量，而且我必须说，还因为现时德国独裁制度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在·今·后·几·年·中·的·某·一·天，·不·得·不·承·认·德·国·空·军·比·我·们·强·大，·那·时，·他·们·就·得·负·责，·我·认·为·理·应·负·责，·因·为·他·们·没·有·为·国·家·负·起·主·要·的·责·任。
我在结尾中说：
反对党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德国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都一向毫不客气地畅所欲言。但谁的批评都没有工党或坐在我对面的那一派自由党的批评来得严厉。他们的各大报纸，现在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就责难的严厉而论，是最突出的。德国的当权者对这些批评极其愤恨。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友国裁军，我们就会没有盟国了；我们要冒犯强大的国家，但我们又完全忽略自己的防务。这是一种悲惨的和危险的形势。事实上，他们是用他们一贯推行的方法，用要求我们投他们的票的办法，力图使我们置身于可怕而危险的境地。假使今晚我们投票反对他们，我们就有希望发现一条对国家的安全来说要比他们引导我们去遵循的更为美好的大道。
工党的不信任议案，当然因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我完全相信，如果把这些问题经适当的准备拿来向全国呼吁，则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措施也会获得全国的支持。
※ ※ ※
要讲这段时期的事情，就必须记述我们从安全到死亡边缘这段漫长的路途中的一些里程碑。回想起来，我们享有的时间之长，使我不胜惊讶。在1933年，或者在1934年，英国很可能建立起强大的空军实力，足以对希特勒的野心给予必要的约束，甚至可能使德国的军事将领对希特勒的狂暴行为有所抑制。在我们面临异乎寻常的考验之前，还有整整五年多的时间。即使在那时，如果我们以合理的审慎和饱满的精力来行事，这次异乎寻常的考验也许不至于来临。英国和法国，凭借优越的空军，可以稳妥地发动国际联盟出面干预，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也可能团结起来作他们的后盾。国际联盟本来可以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
1934年11月28日，英国议会举行冬季会议。我代表几个朋友，①提议在答辩词上作一些修正，说“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在议会里，座无虚席，大家都很想听我发言。我申述种种理由，以强调我们和全世界所遇到的严重危险，然后我进而讲到确切的事实。
①修正案署名者为丘吉尔先生、霍恩爵士、艾默里先生、格斯特上尉、温特顿勋爵和布思比先生。
第一，我断言现在德国已有了一支空军——这就是说，战斗飞机中队，具备必要的地勤部队，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和物资等必要储备，只要一声令下，便可集合而成为公开的、完整的空军中队，而且这支非法的空军很快就和我们的空军实力相等了。第二，在今后的一年内，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计划，不必加快步伐，而我们也按目前的基础，执行我们的计划，不减慢速度，并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到了明年今天，德国的空军至少就和我们相等，也许还要比我们强些。第三，以同样的基础，这就是说，双方都照目前的办法来推行现有的计划，则再有一年，即从现在起再过二年，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百分之五十，到1937年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所有这些，正如我刚才说的，都是在德国不加快速度，而我们也不减慢速度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
紧接着，鲍德温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根据他的空军部顾问所提供的资料，对我作直接的反驳：
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我曾指出德国的数字，是全部的而非第一线战斗力的数字，我也提出了我们第一线的数字，并说明只是第一线的数字，在其后面，我们可以使用的后备力量还要大得相当多；即使以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立即可以在欧洲使用的皇家空军实力相比，也是如此。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百分之五十。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百·分·之·五·十。我不能预料两年以后的情形。丘吉尔先生说到1937年可能发生的情形。我所能做到的调查研究，使我相信他的数字是相当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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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事实上的首相这番透彻的保证，使大部分惊惶的人大为安心，也使许多批评者哑口无言。听到我的确切说明已被无可非议的权威所否认，人人都感到很欣慰。但这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认为鲍德温先生的顾问们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不管怎样，他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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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几个月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详尽而明确地通知他。
丘吉尔先生致鲍德温先生 1935年3月17日
我建议在星期二讨论空军预算时，把去年11月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我将尽力之所及分析一下你所提出的关于在各个时期英国与德国的国防空军实力的数字，即当时的，现在的，以及日历年度和财政年度的1935年年底等等日期的数字。我认为，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同我们相等，也可能超过。
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实行所制定的新计划，到1935年底或1936年初，德国的实力将比我们超过百分之五十。你将看到，这同你在去年11月所说的话刚刚相反，你说那时我们将比德国超过百分之五十。当然我将提到你在1934年所作的保证，即“我国的地位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将根据我所能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个保证并没有兑现，而且很快就会得到事实的证明。
我想，如果我像上次那样，事先让你知道我将采取的大致的路线，这也许对你有所方便。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代表政府的发言人能够证明我的看法与事实相反，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
空军预算在3月19日提交下院。我再次申述去年11月我所说的话，再一次直接向鲍德温先生的保证提出挑战。空军部次官作了充满自信的答复。到3月底，外交大臣和艾登先生赴德国访问希特勒先生，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希特勒亲自告诉他们，德国空军的实力已经和英国相等。这次谈话已记录在案。政府于4月3日将事实公布。5月初，首相在自己的机关报《新闻通讯》刊登了一篇文章，强调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其措词和我在1932年以来所常常采用的极为相似。他用“埋伏”这一个发人深省的词，这必定是出于他内心的焦虑。我们的确已陷入伏兵之中。麦克唐纳先生亲自领导这次辩论。他提到德国宣布要建立一支超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海军并违背和约建造潜水艇，然后他谈到空中形势：
在去年11月的辩论中，曾根据当时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而提出预算，枢密院长曾代表政府提出保证，不管德国将来建立怎么样的空军，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处于劣势。如果不是如此，那我们就会置身于一种不能忍受的境地，这是本政府和空军部所充分了解的。下院在4月3日获知，在三月底外交大臣和掌玺大臣访问柏林时，德国总理说，德国空军已达到和英国实力相等的地位。这一句话，就空军实力而论，不管作何解释，无疑地表明了德国空军的发展早已远远超过我们上年在本院中所能提出的估计了。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政府和空军部已立即注意到这个事实。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
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政府已提议扩军。政府必须面对当前的风暴，必将遭到各种不公正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将被曲解；他们将被诽谤和被称为战争贩子；国内许多强有力的、人数众多和声音极端响亮的势力，将群起对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攻击。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骂的。为什么不能力争那些能给我们以安全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坚决主张空军的费用必须充足呢？这样，英王陛下政府不管将会受到如何严峻的谴责，如何叫嚣的滥骂，至少可以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他们可以感到他们已尽了应尽的主要责任。
虽然下院在座各人都极端注意倾听我的发言，但我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有着深信不疑的看法，但我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重视我的警告，我提出的证据又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我接着说：
我承认言语不能尽我之意。我想起1708年圣约翰大臣曾故意泄露政府机密。他向下院透露，阿尔曼扎战役的失败早在一年前的夏季就已成定局了，因为经下院投票通过派出作战的英国部队二万九千人，实际上开到西班牙的只有八千人。
一个月后，政府证实了这个消息。据记载，当时在下院有半小时之久没有一个议员想发言，或者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宣布有所评论。但那次事件与现在我们要应付的局势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它只是一次政策上的挫折。在那次战争中，在西班牙所能发生的事情并不至于对英国有致命的危险……
今晚本院在外交政策上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一致。我们必须同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渴望保持和平的大国和小国协同行动。一切明显符合这个要求的政府，只要它愿意接受国际联盟的权威和制裁，我觉得也不应该拒绝与之合作。这一种政策并不是打算关闭修订和约的大门，而在于取得一种安全感，并在研究那个问题〔修订和约〕之前，使一切通情达理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在这个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之中，我们必须建立起各种防卫力量，与我们的友邦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这时在我的记忆中，记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火车失事而写的几句诗。这是我从前在一本《笨拙》漫画杂志上读到的；我在八九岁在布赖顿上学时，很爱看这份画册。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不过我在发言中可没有念这几句诗。
直到5月22日，鲍德温先生才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此处我不得不援引原文：
首先谈一下去年11月我提出德国飞机数字这件事。自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使我怀疑这些数字有错误的任何情报。我相信在那时候这些数字是正确的。·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
在此我愿重申，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理由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但我要根据对局势的认识慎重声明，如果政府不采取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坚决步骤，我就不会再有片刻留在政府里。我认为在此应该说明的只是，目前对空军部的大量的报纸上和口头上的批评，说他们好像对建军计划的不完备，没有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以及其他等等都负有责任。我只想在这里复述一遍：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当时我希望这个耸人听闻的自我检讨会成为一件决定性的事件，至少会使议会成立一个由各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些事实和我们的安全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可是下院却作出不同的反应。至于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因为他们在九个月前对政府所采取的最温和的扩充空军的步骤曾提出或支持过一项不信任决议案，现在态度消极、不明朗。他们正在展望未来的大选，准备以反对“保守党扩军政策”为号召。工党或自由党的发言人对鲍德温先生的披露和承认错误都缺乏准备，他们也没有打算改动他们的演说词，以适应这件重大的插曲。艾德礼先生说：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并不支持单方面裁军……我们赞成通过国际联盟来谋求集体安全。我们反对用武力来推行政策。
我们赞成裁减军备和共同安全……我们已经说明，我国必须准备对集体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政策不是以扩充军备，而是以裁减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我们的目标是裁减军备，并由此而完全取消一切国家的军备，建立一支在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国际警察。
至少当这个宏伟的政策一时不能实现或者在实现以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却没有说明。他不同意国防问题白皮书中所说的，参照美国的情况，我国有扩充海军的必要，参照俄国、日本、美国的空军情况，我国有扩充空军的必要等语。
“那些都是过时的议论，与集体安全体制格格不入。”他承认德国重整军备已有咄咄逼人之势，但“要抵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是单靠我国或法国的力量，而是要靠国际联盟一切忠实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我们必须使侵略者明白，如果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他将遇到的，不是几个国家各自为政的军队，而是齐心合力的世界大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各国的空军集中在国际联盟的手中；各国的空军必须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实体。当时，他和他的政党投票反对政府所提出的措施。
辛克莱爵士代表自由党要求政府召集“一个新的经济会议，使德国不仅置身于国际政治友好的气氛之中，并且使它能够在文化事业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标准上同我们积极合作……请政府提出详尽而明确的议案，以废除空军和加强民航管理。如果提案被拒绝，则责任之所归就必须有明白而恰当的确定”。
不过（他说），虽然我们应大力进行裁军，这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但在另一方面，一个非国际联盟会员国的国家，具有最强大的陆军和也许是西欧最强大的空军，而且其扩张系数又比任何别国的空军都大，这种形势……也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有了明白的证据，证明有采取国防措施的必要时，自由党自必加以拥护……因此，增强国防势必与我们对集体安全体制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的说法，我是不能表示赞同的。
他进而详细谈到“借他人的死亡从中谋取私利的问题”，并引用了教育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新近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一句话：“英国人民总是认为战争武器的制造是一件极其严肃和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不向国家那么负责的人来办。”
辛克莱爵士认为空军军备的迅速扩充，应交给国家工厂进行；
至于扩充空军一事，他说确有此必要。
私营军火工厂的存在，长期以来就是自由党和工党人士心目中的令人厌恶的怪物，而且是一个很适合于用来进行哗众取宠的演说题目。在目前，认为单靠国营工厂就可以完成公认有其必要的空军扩充计划，那当然是荒谬的。国内大部分私营工厂，正迫切需要立刻改装，以加强我们现有的制造能力。在反对派领袖的演说中，没有片言只字谈到他们也承认的当前危局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为严重的、潜伏的事实。
政府的多数人看来已为鲍德温先生的坦率的发言所感动。他占有各种情报资料，却在他负有责任的重大问题上出错；但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由于这位大臣毫不含糊地承认错误，掀起了一种异常的热情浪潮。的确，许多保守党议员，由于我使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处于困境而迁怒于我。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 ※ ※
伦敦德里勋爵是我的亲戚，又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他是拿破仑时代著名的卡斯尔雷①的直系后裔，是一个有着无限忠诚和爱国心的人。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他就出任空军大臣。在这时期内，前面所提及的重大变化影响到我国的事务，而空军部也变成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紧缩和裁军的几年内，他和空军部曾竭力从一位严峻而专断的财政大臣那里争取到维持原有的、并争取尽可能多的经费。在1934年夏季，内阁采纳了增设四十一个空军中队的计划，他们为之欢欣鼓舞。但英国政治，却是一热一冷，瞬息更替。外交大臣从柏林返国，整个内阁因希特勒宣称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相等而不胜震惊和无限忧虑。根据普遍承认的新形势，鲍德温先生必须承当他去年11月反驳我当时所说的话。内阁完全没想到我们的空军已被超过，照例又反过来用查究的眼光来看待有关的部和该部的首长。
①即第二代伦敦德里伯爵，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及下院议长，曾参加全欧反抗拿破仑。——译者
空军部不知道有一笔新的财产留给他们。财政部的束缚已被打破了。他们只要开口要求，就可以得到较多的经费，但他们不这样做，却对希特勒之宣布空军均势大不以为然。空军部的发言人伦敦德里甚至相信这样的话：“当西蒙与艾登赴柏林时，德国只有一个可供作战的空军中队。从他们的训练编制中，得知他们希望在那个月底组成十五至二十个中队。”①
①伦敦德里：《命运的翅膀》，1943年，第128页。
所有这些都是专门用语的问题。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空军加以分类，自然就极为困难。什么叫“第一线的空军”，什么叫“可供作战的单位”，也解释不一。空军部现在要他们的首长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提出了精心推敲的辩护，结果同现在的确已警觉起来的政府和公众气味大不相投。空军部的专家和官员曾把数字和预测告诉了鲍德温先生，这就是他在11月用以答复我的根据。他们希望他为这些数字和预测进行辩护；但这在实际政治上已无必要。毫无疑问，当时空军部的这些专家和官员们自己被蒙骗了，因而也使他们的首长上了当。一支至少和我们旗鼓相当的、长期掩蔽起来的强大空军，终于在德国公开跳出来了。
伦敦德里几年来总是要求更多的经费，突然间一下子竟变成没有提出充分的要求，这对他来说，恰如他书中所说的，是一件奇特而痛苦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的政治观点也使他不能再担当部长的职位了，况且这时空军部又是我国事务的关键所在，甚至超乎一般问题之上。此外，人人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时势中，空军部长应为下院议员。因此在是年年底，在麦克唐纳先生辞去首相之职时，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便被任命为空军部长，作为大力扩充空军实力的新政策的一部分。伦敦德里勋爵勉强改任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院长；但在大选之后，鲍德温先生把他这两项职位都免去了。他在空军部任内的重大成就，就是主持了著名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这两种飞机的原型，分别在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试飞。
伦敦德里在他的辩解中没有提到这件事，其实他大可以提出来，况且他所受的责难，有许多还不是他的过错。新任空军大臣在有利的空气和新的潮流的鼓舞下，下令立即大量制造这两种战斗机，还储备了适当的数量。坎利夫-利斯特比起他的前任来，是一位权势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机会和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任务。他运用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空军政策，加强空军的管理组织，他亲自努力工作以补回1932年到1934年期间内阁所失去的时间。但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1935年11月离开下院，成为上院议员，这就使他改任空军大臣的一个理由给取消了。这个错误在几年后终于使他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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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大祸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希特勒已获得和英国空军实力平等的地位。此后他只要用全速来发展他的工厂和训练学校，就不仅可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不断改进。从此以后，未知的、威力莫测的空袭威胁笼罩着伦敦，并成为我们作出决定时的一个确切的和非考虑不可的因素。而且，我们绝对没有迎头赶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我们这个政府是绝不去赶上的。英国皇家空军效率之高，应归功于政府和空军部。然而，空中均势的保证，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泡影了。诚然，德国空军其后的发展也没有保持它在取得均势那个时期的速率。德国人为了一跃而取得这种优势，并在外交上支持和运用这种优势，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就为希特勒接二连三地进行侵略打下了基础。希特勒早已做好计划要进行一连串的侵略活动，现在就快要见诸行动了。在以后的四年中，英国政府曾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就空军的质量而言，我们无疑占有优先的地位，但就数量而言，我们从此就没有赶上去。战事爆发后，发现我们在数量上仅及德国的一半。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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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敦，带来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国现在已获得同英国的空军均势了。其后，艾登先生奉命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联系，在几年之后，这种联系又恢复，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归途中，他的飞机遇到猛烈而持续的风暴，经过惊险的飞行最后着陆时，他几乎不省人事。医生说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会议了，此后他病了好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便决定亲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参加，尽管这时他自己的健康、视力和智力都显然正在衰退。所以，在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英国的阵容是弱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法国代表佛朗丹和赖伐尔，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苏维奇。
当时一致认为，公开破坏牺牲了好几百万人才得以订立的庄严条约，是绝不能容许的，但英国代表们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纵令和约遭受破坏，他们也不会去考虑制裁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使会议只限于空谈。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由单方——意即一个方面——破坏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并将请国际联盟行政院公布已暴露出来的情况。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这一行动，直率地公开申明反对一国侵略他国。最后的宣言如下：
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的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这个目的采取密切真诚的共同行动。
意大利的独裁者在演说中着重“欧洲和平”这几个字，在说完“欧洲”一词之后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势停顿了一下。他如此强调欧洲，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他们竖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而另一方面，又为他日后可能要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远征留有余地。要不要把这一点在会议上提出来呢？当天晚上，英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讨论。每一个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对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亚的警告，因为这样做显然会使他大为恼火。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被提出来，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轻轻放过了；而墨索里尼则以为协约国已默认了他的声明，让他可以自由对付阿比西尼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种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国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会议就此结束。
跟着，在4月15日至17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对所传德国下令实行普遍征兵制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进行审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国家有：阿根廷共和国、澳大利亚、英国、智利、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不得以“单方面”行动破坏和约这一原则，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由于深切关注波罗的海的海军均势，也联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议的国家，总数有十九国之多，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准备甚至到最后关头使用武力，因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是空口说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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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伐尔原本无意以巴尔图那种坚决的精神和俄国接近，但如今法国对此有迫切的需要。在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三月间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两年兵役制还必须取得全国一致的支持。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左右对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国人。此外，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希望恢复1895年旧有的联盟，或与此类似的同盟。5月2日，法国政府签署了法苏条约。这个含糊其辞的文件，保证在五年之内一国遇到侵略时，两国互相援助。
为了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取得确实的成果，赖伐尔先生到莫斯科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他在那里受到斯大林的欢迎。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布过的事，不妨在这里说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于知道的，当然首先是法国军队在西线的实力：究竟有多少个师，服役期多长？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之后，赖伐尔说：“你能不能设法对俄国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给以一些鼓励？这将对于我和教皇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斯大林说：“啊哟！教皇！他有几个师？”至于赖伐尔怎么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当然很可能提到在游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个军团。赖伐尔始终无意使法国承担任何特定义务，而这正是苏联惯常要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发表公开声明，对法国为了保持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执行的国防政策，表示赞同。法国共产党得到了这个训令之后，立即转过头来，热烈支持国防计划和两年兵役制。法苏条约虽然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因素，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德国发动侵略时，对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所以其效力是极其有限的。法国并没有同俄国达成真正的联合。而且，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在归途中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停留，参加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在那里他与戈林会面，并进行极亲切的会谈。赖伐尔对苏联的猜疑和嫌恶，都通过德国的渠道及时地转告了莫斯科。
麦克唐纳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渐衰退，已使他无法继续担任首相的职务。他在保守党方面从来是不受欢迎的。由于他的政治上的和战时的言行以及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使保守党长期以来对他抱有成见，只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出于怜悯而略见缓和。他是工党最痛恨的人；他们之所以痛恨他，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工党基本上是由他创立起来的。但在1931年，由于他的“背叛”（这是工党指责他的话），使工党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数中，他只有七个工党追随者。他用尽了最大个人力量来推行的裁军政策，现已证明完全失败。大选已为期不远，而在大选中，他也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6月7日宣布他和鲍德温先生互调职位，鲍德温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职亦同时易人。霍尔爵士在印度事务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过而获得了荣誉，如今他要转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时期以来一直受到与政府密切联系的一些有势力的保守党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被调任他所熟悉的内政部。外交大臣一职则由霍尔爵士继任。
与此同时，鲍德温先生采用了一种新奇的权宜办法。艾登先生这时声誉日增，并已恢复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在外交部办公，地位与外交大臣相等，并有审阅文件和使用部员之权。鲍德温先生的目的，无非表示他重视国际联盟，重视我国在日内瓦的事务，以便同拥护国际联盟的强有力的舆论潮流相协调。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我有机会来评论我所说的“设两个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计划”时，我提醒议员们注意这种安排的缺点：
昨天首相说，这只是暂时的试验，我听到很高兴。我也觉得这恐怕不能持久下去，将来恐怕也不会实行。……我们所需要的是以独个人负责外交事务的整体思想，掌握全面，使每一个因素，每一件事情都为议会所同意的总目的服务。不管谁来当外交大臣，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必须在部里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这个重要的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听从他，并且只听从他一个人。我记得在战时我们曾讨论过统一指挥的问题，那时劳合·乔治先生说：“这不是某个将军比另一个将军好些的问题，而是一个将军比两个将军好些的问题。”在这困难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内阁没有理由不需要每天同外交大臣在一起，首相没有理由不随时召见他或他的属员。现在的问题如此复杂繁重，时局如此不断变动，我认为这种混乱局面会因双重领导和双重责任而弄得更加混乱。
所有这些话全都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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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人和事都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英国政府办了一件极其惊人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海军部。
让陆、海、空的军人来搞政治，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进入一个其标准同他们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当然，他们是遵循海军大臣和内阁的意向甚至指示来行事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负得起这个责任。不过海军部也吹来一股强烈的赞成之风。英德两国的海军部之间进行两国海军比例的谈判已有一些时日。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除准许有六艘不超过六千吨的轻型巡洋舰之外，排水量达一万吨的军舰，不得超过六艘。英国海军部最近发现德国新近正在建造的两艘袖珍战列舰，即“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其吨位都远远超过和约所准许的限度，其规格也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二万六千吨的轻型战列巡洋舰，或者可以称之为最高级的商船驱逐舰。
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诈性的破坏和约的行为，至少在两年之前（1933年）就有了周密的计划，而且已开始执行了，面对这种事实，海军部竟然还认为有订立英德海军协定的必要。
英国政府没有同它的法国盟友商量，也没有通知国际联盟，就这样进行了。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联盟呼吁，并要求会员国支持对希特勒破坏和约军事条款的抗议，与此同时他们却暗中进行协议，把凡尔赛和约中的海军条款抛到九霄云外。
英德海军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不得超过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一点对海军部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想起战前曾满足于两国的比例为十六比十。为了达到这个前景，同时又偏信德国在表面上的保证，于是他们就承认德国有权建造和约明文禁止它建造的潜水艇。按协议，德国可以建造的潜水艇，可达英国潜水艇实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国认为情势特殊，还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当然德国要保证他们的潜水艇永远不用来袭击商船。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潜水艇呢？因为，很明显，如果协定的其余部分被遵守，则仅就军舰而论，潜水艇是不能决定海战胜负的。
德国舰队可达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个规定，可以使德国实行建造新舰的计划，使德国的造船厂开足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所以，事实上这对于德国海军的扩充，等于没有什么限制或约束。他们可以尽最大可能加速建造。事实上，英国计划容许德国建造的军舰限额，已大大超过德国所打算建造的程度，这当然一部分是由于建造军舰和制造坦克之间对钢板需要的竞争。德国按规定可以建造的，有主力舰五艘、航空母舰二艘、巡洋舰二十一艘和驱逐舰六十四艘。但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已完成和接近完成的，只有主力舰两艘、巡洋舰十一艘和驱逐舰二十五艘，而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还不及我们慷慨答应的数额的一半。如果他们不造或少造战列舰，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于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制造，则他们在1939年或1940年和英国开战时，就可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对雷德尔海军上将说过，对英作战大概不至于在1944年和1945年以前开始。所以，德国海军的发展计划，是建筑在长远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潜水艇的建造才达到了协议所许可的程度。当他们能够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时，就立即援用准许他们建造百分之一百的规定，到战争开始时，事实上建造了五十七艘。
至于新战列舰的设计，因为德国不是华盛顿海军协定或伦敦会议的签署国，他们就有多一层便利。当英、法、美三国都受三万五千吨的限制时，他们就立即建造“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巨型军舰的设计，其排水量都超过四万五千吨，一旦完成，就肯定成为世界海面上最强大的军舰。
这个协定同时也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很大的便利来分裂协约国，使其中一个国家轻易地宽恕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破坏，他还可以由于与英国达成协定，在协定的核准下，获得重整军备的充分自由。协定的公布，给了国际联盟又一个打击。法国人有充分理由埋怨英国准许德国建造潜水艇，因为这将危及他们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则从这一件事中看出了英国对盟友并无信义：只要英国自己的海军利益有了保障，它显然愿意尽量迁就德国，而不考虑受到德国陆军扩充的威胁的友邦利益。英国这种看来不讲道义的自私态度，不啻是鼓励墨索里尼继续推行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计划。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只是在两星期以前，还勇敢地对希特勒在德国陆军实行征兵制提出抗议，现在却发现英国在幕后暗中同意德国建立海军，其实力虽仅及英国的三分之一，但就是在这个限度之内，也足够使它称雄于波罗的海了。
英国的大臣们对德国提出和我们合作废除潜水艇的建议，大大地卖了一番力气。其实德国人明知这个建议附有其他各国必须同时表示同意这一个条件，人人都知道，其他国家绝对不会表示同意的，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实在是最稳妥也没有的了。德国之所以同意对潜水艇的使用加以限制，不得对商船进行不人道的袭击，也是因为它明知别国不会同意之故。谁能相信德国人一旦有了庞大的潜水舰队之后，在看到他们的妇孺因英国的封锁而挨饿时，还会不去充分利用这种武器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十足受骗”。
这个协定不仅不可能把裁军推前一步，如果付诸实行，几年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建造新舰的热潮。法国的海军，除了它最新建造的舰只之外，都需要重新改装。而这又将影响意大利。至于我们，很明显，我们必须大规模重建英国舰队，以便在新式舰只方面维持三比一的优势。也许我们认为，德国海军既被允许有英国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海军部来说，就是英国的海军要三倍于德国。这也许使我们能够合理地，虽则为时已晚地重建我们的舰队。但那些政治家在哪里呢？
海军大臣博尔顿·艾尔斯-蒙塞尔爵士在1935年6月21日向议会宣布这个协定。我一有机会，即在7月11日，其后又在7月22日，就对这个协定进行抨击：
我不相信英国这种单独行动将会有利于和平事业。其直接的反应，就是使德国舰队的吨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够绝对控制波罗的海，并且不久以后，阻止欧洲发生战争的因素之一也就将逐渐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势而论，我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大。如果法国为了对抗德国而不得不把它的舰队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意大利又照此办理，那么各国一定会大量建造新舰，看到那种情形，我们亦将被迫重建我们的舰队，不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但最坏的情况则是影响我们在世界那一边的地位，就是说，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这对于日本真是意外的收获！看看后果吧。海军大臣说要“正视现实”。可是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完成，英国的舰队将大部分停驻北海。这就意味着远东的整个形势大大改变，不但对美国和英国不利，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我引以为憾的是，关于德国海军复活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同我们的欧洲盟国磋商，也没有同那些和我们一样因德国大事扩军而影响其命运并深为恐惧的许多国家协同处理。德国所扩充的究竟是什么军备，那是无从精确估计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可以建造远比我们预料更为强大的军舰，连我们的海军部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已看到他们在空军方面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确知德国在本财政年度开支的数额，那么，德国用于全面备战的巨额开支必定使本院和全国大为震惊。大量的经费用在全国各地进行战备建设，使这个强大的日耳曼民族和帝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而且确实快要动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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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爵士为了答复来自国内和欧洲的种种批评，1935年7月11日在受任外交大臣后的第一次演说中提出了相反的论证。在这里也应该提出来：
英德海军协定完全不是一项自私的协定。我们决不会订立在我们看来对其他海军国家不利的协定。而我们所订立的协定，我们认为它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一定会促进全面的协定，否则我们绝不会订立的。至于海军裁军问题，向来和陆军、空军的裁军问题分别处理。海军问题向来是单独处理的，并且就我所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向来是各海军国家的意图。
但除了法律的理由之外，在我们看来，为了和平的利益——这是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确实有充分理由缔结这个协定。根据我们的海军专家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个协定看作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协定。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来消除在大战前曾引起人们愤恨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国海军的军备竞赛。顺便提一提，在讨论中，德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说他们今后将消除使战争成为非常可怖的原因之一，即潜水艇对商船的无限制的袭击。第三，我们确实认为这是达成协议的好机会，这个协定从海军的角度看来，显然将有利于其他的海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由于现在的法国舰队同我们的舰队接近相等，因而这个协定可以使法国舰队比德国舰队永远占百分之四十三的优势，而在战前，它比德国大约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敢相信，当世界对这些结果作冷静的观察时，极大多数赞成和平、赞成限制军备的国家，都会说英国政府不但采取了明智的措施，并且采取了在当前状况下唯一可能的措施。
事实上，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准许德国在今后五六年中大力从事扩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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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陆军方面，德国在1935年3月16日正式实行征兵制度，这是对凡尔赛和约从根本上进行挑战的开端。现在德国陆军的扩充和改组，其采取的步骤并不限于技术方面。
国社党国家的陆军的全部职能，需要有明确的确定。1935年5月21日的法律，其目的就是把秘密训练的专门人材中的技术骨干分子加以扩充，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武装表征。德国陆军改称为国防军。军队归最高领导元首统辖。每一个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样对宪法宣誓，而是对希特勒个人宣誓。陆军部直接听命于元首。兵役是人民的主要义务。陆军的责任在于教育和永久地统一全国人民，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国防军是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事教育的学校。”
这实际上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的正式的和合法的体现。这段话是：
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重蹈以前的错误：使军队负有它所没有或不应有的任务。德国的军队不应成为保持民族特性的学校，而应该成为促使所有的德国人互相了解互相调节的学校。国家生活中不论有什么分裂的因素，应通过军队来加以统一。它还应把青年人的眼界从其狭小的乡土领域扩大到整个德国国家。他所必须尊重的，不应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是他祖国的疆界；因为这才是他所要保卫的。
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法律规定了新的军区编制。把陆军编为三个司令部辖区，分设司令部于柏林、卡塞尔和德累斯顿三地。再分成十个（后来改为十二个）军区。每一个军区有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此外还计划组织一种新部队——即装甲师，并且不久就成立了三个装甲师。
兵役的详细计划亦经拟定。新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组织起来。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起，德国少年到十八岁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两年。根据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参加劳动营成为每一个年满二十岁的德国男子的一种强迫义务。他必须为国家服务六个月，修筑道路，建造兵营，或填平沼泽，从而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适合于尽一个德国公民的最高义务即服兵役。在劳动营中，强调不分阶级，加强德国人民的社会团结；在军队中，则强调纪律和国家领土的统一。
根据赛克特的建军思想所拟定的训练新军和扩充干部的重大任务，现在开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恢复德国参谋学院，希特勒亲自出席正式的开学典礼，随同参加典礼的有三军将领。参谋学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础就是无数的劳动营。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万六千人，准备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因此，至少在纸面上，德国的陆军一下子就发展成为一支七十万人的精兵。
随着训练工作而来的问题，就是筹款重整军备和发展工业以适应国家新军需要的问题。根据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为事实上的德国经济独裁者。赛克特的先行工作，现在投入最高级的试验。其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扩充军官团；
第二，组织特种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个军团。一年以后，又增加两个军团，到1937年10月又增设第十三个军团。警察的组织也成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谁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以后，其后几年入伍新兵的数量将逐渐减少，这是由于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同样的情形。因为这个缘故，在1936年8月，德国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为两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约有四十六万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员，因而在1936年参加正式军事训练的德国男子的人数，达一百五十一万一千人，半军事性的纳粹党所属组织和劳动营还不包括在内。在同一年里，法国军队的兵力，不包括后备军，共有六十二万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万零七千人留驻法国。
即使是普通的会计师都可以相当精确地预算出来的下列数字，很可以说明问题：
法国和德国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应召入伍的男子人数比较表：
出生年 德国 法国
1914 596，000人 279，000人
1915 464，000人 184，000人
1916 351，000人 165，000人
1917 314，000人 171，000人
1918 326，000人 197，000人
1919 485，000人 218，000人
1920 636，000人 360，000人
合计 3，172，000人 1，574，000人
这些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一成为事实之前，它只是警告的阴影。直到1935年，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远远没有使法国的陆军及其庞大的后备军达到应有的兵力和威力，且不说它的为数不少而强有力的盟国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本来还可以利用我们不难取得的国际联盟的权威作出断然的决议，或许也可以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可以把德国传到日内瓦会议去，请它提出详细的解释，组织协约国联合调查团，调查它破坏和约、重整军备和建立军队的情形。如果德国拒绝，就立即重新占领莱茵河桥头堡，直至德国确实完全遵守和约为止。这还不至于引起有力的反抗，也许不至于流血。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可以无限期推迟爆发。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对许多事实及其一般趋势是很清楚的，两国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法国的政府，由于着迷地玩弄政党政治而频频更迭，英国政府则与此相反，一致同意保持现状，得过且过，也导致同样的弊端。两国都未能采取有力的或断然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完全合乎条约且也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政府并没有由于盟国的压力而全部接受裁军的要求，但法国政府和英国的一样，没有胆识，不能对赛克特在他那时所说的“德国军事力量的复活”进行有效的抵抗。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1935-1939年
有关技术问题的插曲——德国的讹诈力量——会见鲍德温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鲍德温先生的邀请——防空研究委员会——一些普遍原则——我们工作的进展——雷达的发展——沃森·瓦特教授和无线电回波——蒂泽德的报告——海岸雷达网——空军元帅道丁的电话通讯网——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临我国东岸——敌我识别器——1939年到马特累斯汉视察——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海军航空兵部队——建造新战列舰的问题——大炮的口径——舷炮齐射的后座力——炮塔的数量——我在1936年8月1日给霍尔爵士的信——海军部的主张——四联装炮塔——一个不幸的结果——访问波特兰港：“潜艇探测器”。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那些对我们未来安全有着极其重要后果的技术方面的决定。为便于叙述，这一章包括从现在起到战争爆发前四年的全部过程。
我们在失去了空中均势之后，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讹诈了。
如果我们曾及时采取步骤，建立一支比德国在破坏条约时所能建立的再强一半或一倍的空军，我们就有可能保有对未来的控制权。哪怕只是空军力量和德国相等（没有人会说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们在这些危急的岁月里，对我们的防务充满信心，并给我们提供一个宽广的基础，以便进行外交活动和进一步扩充我们的空军，但现在我们已失去空中均势了。我们为了恢复空中均势所作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上一次大战中，飞机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它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有魔力的武器，同时又是一种主要的军事力量。大臣们必须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同德国独裁者发生冲突，伦敦的毁灭和屠杀的情景将是多么的可怕。虽然并非只有英国才有这些考虑，但这些考虑确实对我们的政策，其结果也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的影响。
1934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获致决定性的科学成果。是年八月，我们不仅促使已在进行研究的空军部官员还促使政府主要官员注意这个问题。九月间，我们从夏纳到埃克斯累班，同鲍德温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看来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要求由高级负责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当我们回到伦敦时，因空军部发生财政困难，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了。在1935年初，空军部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奉命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们记得，鲍德温先生在1933年曾根据空军部的意见，发表了一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他声称空中是无法防御的。“轰炸机总是可以穿过防线的。”既然这样，我们对空军部所属的委员会，就都失去信心，而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由空军部转到帝国国防委员会处理；在这个委员会中，政府各位首长，即国内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将能监督和指导其活动，而必需的经费也有了保证，不致没有着落。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仍不时在这个问题上对大臣们进言。
2月间，麦克唐纳先生亲自接见我们，我们便把这件事向他当面提出。在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分歧。当我指出这个问题对和平的意义时，首相深表同意。我说，再没有比排除对平民进行突然空袭的想法更能减轻笼罩着全世界的恐惧和焦虑的了。当时，麦克唐纳先生的视力看来已经很坏了，他茫然凝视着窗外的皇宫广场，对我们保证说，他正打算硬起心肠来克服来自空军部的阻难。空军部又极不愿意部外的或上级的部门来干预他们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
因此我在1935年6月7日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我说：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范围，按其性质来说，它基本上是科学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我从经验中感到，在这些问题上，只要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人充分说明这种需要，则科学总是能够提供一些东西。以前人们说，搜捕潜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潜艇窒息于水面之下的方法却终于发明出来了。这个问题不一定比击落入侵飞机更为困难。许多以前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的东西，在上次大战中已被采用了。耐心、坚持不懈，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下的迫切需要，使人们的头脑更为灵活，而科学也就能适应人们的需要……
以屠杀妇孺、恐吓手无寸铁的平民，从而迫使敌国投降这种可恶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受到人们的接受和鼓励。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一旦发明了某种在地面的装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弹的飞机，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感到较为安全，也可以使各国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战争灾难的这种令人寝食不安的恐惧和疑虑……我们不但怕我们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袭击，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比世界别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损害；我们还怕我们的造船厂和其他设备受到袭击，因为这将使我们防务的主要力量，我们的舰队，陷于瘫痪甚至被毁灭。所以，这不但是为了在整个世界上消灭疑虑和战争的最坏原因，同时也是为了在英国恢复我们这个岛国的旧有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再三加以认真的思索和考虑，并且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天，发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内阁变动，鲍德温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后不久成为斯温登勋爵）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烟室时，鲍德温先生走进来。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对我说：“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参加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防空研究会，我也希望你能参加。”我说，我是批评我们的空军战备的人，我还得要保持我的行动自由。他说：“这是不用说的。除了你从委员会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当然有绝对的自由。”
我提出一个条件：林德曼教授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的成员，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几天以后，首相来函说：
1935年7月8日
你见过汉基，我很高兴。我认为你的信是表示你愿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相信你在这项极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会有真正的帮助。
当然，你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的正确表述），可以随时对政策、计划和一切有关空军的一般性问题提出辩论。
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于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参加了那些会议，因此对我们这个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较详细。几年以来，我经常同林德曼进行密切的讨论，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为委员会拟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包括的，不属于官方资料，而是从我和林德曼的交谈、研究以及我自己的军事概念所得出来的想法和知识。这个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于它对1935年7月的情况所提出的看法。那时，没有人想到可以利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导航。训练大量的飞行员显然是有困难的。当时一般人认为，大批的飞机在夜间飞行，必由几架轰炸机长机率领。在国家生命陷于危险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进步；同时，由于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战术上引起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我在那份备忘录上所写到的东西，已被更好的办法代替了，但有许多试验还是在我当权时进行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获得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极其谦恭的态度提出这份备忘录，因为开会在即，仓促写成，但仍希望它对我们的共同思想能够有所贡献。
一般的战术概念和技术上可行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须让科学家知道空军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飞机的设计必须符合一定的作战计划的要求，并能保证这一计划的实施。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战争假说：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结成联盟，并受到德国的进攻。
当这样一种战争爆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将是大陆盟国军队的动员。这至少需要两个星期，因为这会因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入侵而受到牵制和阻碍。法国和德国的参谋部将集中考虑军队的集结和部署问题。在第一次的主要战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有显著的落后。我们可以希望，德国在两三年之内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发动这种陆、海军都起重大作用的战争，目前德国的海军还是微不足道的；它还没有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而且它的重炮似乎还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军，制造重炮和训练人员，就得花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做到的。
德国的大部分军火生产都集中在鲁尔，而该地又很容易受到对方的轰炸。它一定认识到：许多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军用物资的供应（铜、钨、钴、钒、汽油、橡胶、羊毛等）将会断绝。并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么，甚至连铁的供应也将大大减少，因而它目前还没有达到能够发动长期战争的能力。当然，它正在大力克服这些困难，例如将一些工厂从边境迁到德国中部，进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胶的生产，并大量囤积储存物资。看来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国不大可能发动一次有取胜希望的海、陆、空三军同时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可能要打好几年，在战争中它又几乎不会有什么盟国。
在这种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空军的首要任务，似乎是炸毁敌方的交通，如铁路、公路、莱茵河的桥梁和公路铁路的桥梁，并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集结地带和军火库。其次是摧毁其最易于暴露的各种军工厂。几乎可以断定，从预定军事行动的时刻开始，如果我们集中攻击这些重要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迫·使·敌·人·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要不然法国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动员，并在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取得主动权。这样，德国准备用来对英法两国平民进行恐怖空袭的飞机，就会显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即使在海、陆、空三军的联合战争中，德国还会企图炸毁伦敦或其他容易袭击的城市，以考验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验中的抵抗意志。其次，伦敦港以及我们舰队生命攸关的造船厂，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
然而往往有这种不幸的可能性，德国当局也许会认为，用大规模的猛烈空袭也许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内使一个国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战术思想，对德国人的思想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德国政府认为，在盟国军队实行动员和发动进攻之前，它可以采用空军摧毁大城市和屠杀平民的办法来迫使一个国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单用空军来发动攻击。几乎不用说，如果能够把英国同法国分隔开来，则英国就会成为这种攻击的最合适的牺牲品。因为英国进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袭报复之外，无非是海军封锁，但封锁是要在相当时期之后才能见效的。
如果我们能够限制式阻止空袭城市的话，那么，以“恐怖”来摧毁我们士气的可能性（这恐怕只是一种虚构），就不复存在了，而战争的胜败终归还是要由陆军和海军来决定。我们对防空越重视，就越能遏制纯粹空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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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一些观点。不要忘记，那是在1935年，到正式使用雷达侦察飞机的方法，还有四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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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公布。我对政府的其他部门，仍然不断进行更为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英国，有经验的政治家对这一类事情并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见上的严重分歧，有时并不妨碍个人间的友谊一样，但科学家之间的嫉忌心要强得多。1937年，技术小组的科学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满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触，也不满意我把他的见解向委员会提出。他们认为，只有蒂泽德爵士（帝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才能向委员会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见。林德曼因此被请求退职。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实供讨论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他虽已离开，我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继续当委员；到1938年，我又使他复职，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国，有许多人想到利用从飞机和其他金属目标反射回来的电波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称为无线电测向器（R．D．F．），后来称为雷达。它的用处，就是靠反射回来的射电波，而不是靠人们的感官，眼睛或耳朵来侦察敌机的临近。在大约离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层反射电波的天幕（电离层），由于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无线电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并因此而使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成为可能。把短促的脉冲波发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它的回波，这是几年来我国科学家，尤其是阿普尔顿教授一直在积极进行研究的技术问题。
1935年2月，在政府担任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术小组说明，用射电回波来侦察飞机是可行的，并建议进行试验。该小组对此十分重视。当时人们认为，要研究出侦察五十哩内的飞机的技术，也得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会议，蒂泽德提出了关于无线电定位的报告。我们做了初步试验，证明有采取进一步实行措施的必要。军事各部门奉命制定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一系列的试验站。对于雷达侦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也进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带的各个站都已开始建造和装备，可望在秋季进行试验。在夏季，建筑上有所耽搁，并且出现了敌方电波干扰的问题。1937年7月，空军部提出计划，经防空研究委员会的同意，准备以一百万镑以上的费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设立一连二十个站。
这时，侦察已经飞入内地上空的敌机的试验，也在进行。到年底，我们可以跟踪在三十五哩范围以内一万英尺高空的敌机。对船只的侦察也有进展。业已证明，从空中确定九哩以内船只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舰队中有两艘已装备了侦察飞机的仪器，而飞机测距、高射炮射击指挥和探照灯定向等试验，也分别进行。工作有所进展。到1938年12月，计划中的二十个新站，已有十四个装上了临时的设备。从空中已能够测定三十哩以内的舰艇方位。
1939年，空军部用比较长的长波无线电（十米）建成了所谓海岸雷达网，使我们能够发现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临近的飞机。在战斗机司令部道丁空军中将的指挥下，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电话网，把所有这些雷达站联结起来，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设立中央指挥站，在那里，可以把观察到的飞机的行动，在大地图上一一标明，由此可以指挥我们自己飞机的战斗行动。还设计了所谓“敌我识别器”（I．F．F．），这使我们的海岸雷达网，可以把装有这种仪器的英国飞机同敌机区别开来。后来又发现这些长波无线电站不能侦察在海面低飞而来的飞机，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又建造了一组补充站，称为“低空侦察连锁站”，使用短得多的电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较短的距离。
敌机一旦进入内地，我们就只好依靠皇家观测兵来侦察了。观测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电话交换机连接起来，确实也极为有效，后来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它是我们的主要基础。但光是侦察由海上来的敌机，还是不够的，虽然这可以使我们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前发出警报。我们还得设法为我们的飞机导航以追踪来犯的敌机，并在我国领土上空加以截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挥截击站”（G．C．I．）。但所有这些，在战争爆发时，都只是略具雏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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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船飞临英国东岸上空。德国空军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预先在飞船上装有特殊的收听设备，以侦探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这个企图失败了，但如果它的收听设备效率很高，“齐柏林”号一定能够把我们有雷达这一情报带返德国，因为我们的雷达站在那时不但在工作，而且侦察出它的活动，推测到它的意图。德国人如果收听到我们的雷达脉冲波，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造出了一种技术上效能很高的雷达系统，在某些方面还比我们的先进。但可以使他们惊异的，就是我们实际运用新发明上所达到的规模，而且把这一切联合起来，构成总的防空体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英国的成就并不在于设备的新奇，而在于实际运用的功效。
防空研究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1939年7月11日举行。那时，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湾之间，就有二十个雷达站，能够侦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范围内飞行在一万呎上空的飞机。一种很满意的反干扰器和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已投产制造。我们还制造出装在飞机上的用信号引导飞机追踪敌机的试验装置，并进行了试飞。至于从空中侦察船只位置的试验装置，后来发现过于笨重，不适宜在飞机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给海军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够放在船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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