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安迪生史蒂芬司谷德（SirWalterscott）这三个人在幼年时都梦想过。这种奇妙的梦想，结出了最优美最瑰丽的果。但是较平庸的孩子也会多少有过这些梦想。他们梦想中的幻象或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感觉到的快乐是一样的。每个小孩子，都有一颗思慕的心切望的灵魂，怀着一种热望去睡觉，希望在早晨醒过来时发现他的梦想已成为事实。他并不把这些梦想告诉人家，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是他正在生长的自我的一部份。小孩子的梦想当中，有些较为清晰，有些较模糊，清晰者产生了迫促这梦想实现的力量；而那些较不明晰的便在长成的时候逐渐消失。我们一生中，总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但是“有时还没有找到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已经死了。”
讲到国家也是这样，她也有其梦想，这种梦想可以经过许多的年代和世纪，依然存在着。有些梦想是高尚的，有些却是歹恶的。征服人家，和那些独霸世界一类的梦想，都可说是恶梦；这种国家比之那些较有和平梦想的国家不安得多。不过另外也还有较好的梦想，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梦想着和平，梦想着各国和睦共处，梦想着减少残酷减少不公平，减少贫穷和痛苦。
恶梦常想破坏好梦，因之二者之间不断地搏郁苦战。人们为梦想而斗争，正如为财产而斗争一样。于是梦想即由幻象的世界，走进了现实的世界，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真实力量。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所以梦想是真实的。我们有时也会有混乱的梦想和不符现实的梦想，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梦想也是逃避的方法之一：一个做梦者常常梦想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要逃避到那里去。知更鸟常常引动浪漫主义者的幻想。人类有一种热烈的欲望，想把今日的我们变成另一种人，脱离现在的常轨；只要是可以促成变迁的事物，一般人便趋之若鹜。战争总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城市里的事务员有机会可以穿起军服，扎起绑腿布，可以有机会免费旅行；同时在战壕里已经渡过三四年生活的兵士，而觉得厌倦了的时候，休战也是情愿的，因为这又使他们有机会回家再穿起平民的衣服，打上一根红领带子。人类显然需要这种刺激；假如世界真要避免战争的话，最好各国政府行一种制度，每隔十年募集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人，送他们到欧洲大陆去作一次旅行，去参观博览会一类的盛会。现在英国政府正在动用五十万英镑去重整军备，我想这笔款子尽够送每个英国人民到利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地中海边名胜区）去旅行一次了。他们以为战争的费用是必需的，而旅行是奢侈。我觉得不很同意！旅行是必需的，而战争才是奢侈哩。
此外还有其他的梦想，如乌托邦的梦想和想长生不老的梦想，虽则也像其他的梦想一样地模糊，但是十分近于人情，而是极其普遍。不过人类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死，到了那时恐怕他们也要不知所为。长生不死的欲望，跟站在另一极端的自杀心理属于同类。二者都厌恶这世界。以为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如果问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呢？我们只要在春天到乡间去游览一次，就能知道这句问话是不应该问而觉得惊异了。
乌托邦的梦想情形也是如此。理想仅是一种信仰另一世态的心境，不管它是什么一种世态，总之只要和现代人类的世态不同就是了。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往往相信本国是国家中最坏的国家。他所生活的社会是最坏不过的社会。他依然是那个在餐馆里照单点菜的家伙，相信邻桌所点的菜总比他自己所点的好吃。纽约时报“论坛”的作者说：在那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只有俄国的聂泊水闸是一个真正的水闸，而民主国家永没有建筑过水闸，当然也只有苏联才造过地底车道。在另一方面，法西斯报纸告诉他们人民说，只有在他们的国度里，人类才找到世界上唯一台理的，正确的，可行的政体。
乌托邦的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的宣传主任，他们的危险便在这里。为纠正起见，他们必须有一种幽默感。
谈梦想
谈德牲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
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建树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道，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借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表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若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他把“大学之道”学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作者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我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养，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嬉。
我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扬；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他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而不是年青的活跃与浪漫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青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想”、故从没有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苍老，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己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早就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的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傻头傻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
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以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青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几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份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
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我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不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倘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自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
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苦，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咀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瓷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我们的顺从暴君之苛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我们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我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我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我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过有之乎？
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丈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之睦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嫌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当书写于殊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以何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
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我们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BrownTom）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
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的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权利一些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于理会。
据我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深思熟虑所磨练出来的。泰纳（Taine）说过：罪过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一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25岁至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我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慧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亏，学了一回乖。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值得。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存在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我们的二位最有胆识之新闻记者——1926年被北洋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哄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我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换句话说，无可无不可本非高价值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忘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我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逐渐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促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渐进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以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季世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166至169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假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一盘散沙”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希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言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来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举一个比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倒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青小伙子，兴冲冲的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味，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得自深奥文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我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会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三思而行”，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阻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捣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他讥诮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男女，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尖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
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mielzola）之流的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
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个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青的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骗子，无论怎样，我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
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生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再加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青，我们称之为“不朽”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是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火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展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我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咖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玻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在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和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因教育而接近孔子思想。我们忝属人民一份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我们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愎旧有之政体。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顽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我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以见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我们无所用之，因为我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我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人文主义者”，而基督教必定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的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心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我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认它的虚在。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一切计划纲领须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要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我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这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气，连喊“来了来了”以应。而身体并不动弹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谈德牲
谈和平
前面我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性，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的并非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爱，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的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奢望，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享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谂；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我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我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荆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然已紧密地连系起来，就少不了相互的容忍，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
骑了青牛走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宏见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我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末我们倘要想快快乐乐的过活，只要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已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淫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只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术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练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
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倘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做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和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道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颈。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锋芒太露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失败之预兆。英国有句流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公公正正之竞争”的心理。
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欺人太甚”，乃纯粹为修养关系，我们叫他为“涵养工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工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浸染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的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u）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还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我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我们应有之程度，虽然我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过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靖，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我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我们还没有奋斗很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
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奋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致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大洋钿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的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钿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原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著者曾耳闻过二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朵，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吓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时期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传统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钿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工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的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因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谈和平
谈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若是之底，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分，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传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居住于高温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的，那末一八五○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
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种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wsay和Montmartre巴黎的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符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符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
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有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粗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粗饭，吃了下肚不致担甚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硃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义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晚将有佳月，别具画妨，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寻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和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我想就感觉到茫无头绪，我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戴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使我们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兴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常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戴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哄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的心情。
中国人籍知足哲学消极的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戴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与戴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想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的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地方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合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稀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坛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一大碗了。他又想过暇的闲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倘他能：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迂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响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扑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头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月元，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谈知足
谈宏大
大自然本身是一疗养院。他即使不能治愈别的病患，但至少能治愈人类的自大狂症。人类应被安置于“适当的尺寸”中，并必须安置在用大自然作背景的地位上，这就是中国画家在所画的山水中总将人物画得极其渺小的理由。在中国的“雪后观山”画幅中，那个观望雪山中雪景的人是被画成小到粗看竟寻不到尺寸，必须要仔细寻找，方能觅到。这个人蹲身在一颗大松树之下而在这十五寸高的画面中，他身体的高度不过一寸而已。而且全身不过聊聊数笔。又有一幅宋画，上边画着四个高人游于山野之间，举头观看头顶上如伞盖般的大材。一个人能偶尔觉得自己是十分渺小时，于他很有益处。
有一次我在牯岭避暑，躺在山顶上，远望见百里外的南京城中有两个渺小如蚂蚁一般的人，正在那里拼命地争夺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但从远处望过去时，其情状便觉得是很滑稽的。所以许多我国人都以为游山玩水有一种化积效验，能使人清心净虑，扫除不少的妄想。
人类往往易于忘却他实在是何等的渺小无能。一个人看见一所百层大厦时，往往便会自负。治疗这种自负症的，对症方法就是：将这所摩天大厦，在想象中搬置到一座渺小的土丘上去，而习成一种分辨何者是伟大，何者不是伟大的更真见解。我们之所以重海洋者，在它的广浩无边，重山岭者，在它的高大绵延。黄山有许多高峰，都是成千尺的整块花岗石，从地面生成，连绵不绝的表达半哩多路。这就是使中国画家的心灵，受到感动的地方。它的幽静，它的不平伏的宏大，和它那显然的永在，都可说是使中国人，爱好画石的理由。一个人没有到过黄山，决定不会相信世上有这么样的大石。十七世纪中，有一个黄山画派，即因爱好这种奇石，而得名。
在另一方面，常和大自然的伟大为伍，当真可以使人的心境渐渐也成为伟大。我们把天然景色当作活动影片看的法子，而得到不亚于看活动影戏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天边的乌云当作戏台后面的布景看，而得到不亚于看布景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山野丛林当作私有的花园看，而得到不亚于游览私有的花园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奔腾澎湃的巨浪声响当作音乐听，而得到不亚于听音乐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山风当作冷气设备，而得到不亚于冷气设备的满足。
我们随着天地之大而并大，如中国第一个浪漫派才子阮藉所谓“大丈夫”之“以天地为庐”。
我生平所遇到的一幅最好的景物是某晚在印度洋面上所见。这景物的场面长有百哩，高有三哩。大自然在上面表现了半小时的佳剧，有巨龙，雄狮等接连的在天边行过。——狮子昂首而摇，狮毛四面飘拂；巨龙宛转翻身，奋鳞舞爪。——有穿着灰白色军服的兵士，带着金色肩章的军官、排着队来往不绝，倏而合队，倏而退去。在这军队彼此追逐争战之时，场面上的灯光忽而变换，白衣服的兵士忽而变为蓝衣服，灰色衣服者忽而变为紫衣服。至于背后的布景，则一忽儿已变为耀眼的金黄色。再过一刻，这大自然剧台的管理技师渐渐将灯光低暗下去，紫衣服的兵士吞没了黄衣服的而渐渐变为深紫和灰色，在灯光完全熄灭之前的五分钟，又显阅出一幅令人咋舌的惨怖黑暗景像。我看这够生平所仅见的伟大的戏剧，并没有花费分文。这星球上面还有幽静的山，都是近乎治疗式的幽静。如幽静的峰，幽静的石，幽静的树，一切都是幽静而伟大的。凡是环抱形的山都是一所疗养院，人居其中即好似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我虽不信基督教科学，但我确信伟大年久的树木和山居，实具有精神上的治疗功效。并不是治疗一块断骨或一方受着传染病的皮肤之场所，而是治疗一切俗念和灵魂病患的场所如：窃盗狂，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狂，奴隶他人狂，讨债狂，统治狂，战争狂，诗狂恶意仇恨狂，好于人前显耀狂，一般的头脑不清，和种种的不道德脾气。
谈宏大
谈自我
人间世发刊词，用了一大堆字，虽然系偶尔写出，却寄托个人一些意见，如“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闲时很想说说。今晨重读一遍，将可讲之字而点出，发觉颇不少作文题目，如：“说自我”，“说闲适”，“说清新”，“说个人笔调”，“说现代散文之技巧”，“说冶情感义论于一炉”，“说苍蝇”，“说玩物丧志”，“说小品”，“说劄作小说多由小品训练而来”，“说偶有佳意”，“说劄记”，“说尺牍”，“说日记”，“说之”，“说也”，“说清俊议论儿”，“说掩卷有味”。..本刊所登两篇，“说小品之半月刊”及“论小品文笔调”，及“新语林”中之一篇“说个人笔调”，大约与以上所举可成系统。此刻先将关于“自我”的些须意见谈谈，能否继续下去，则看人事如何耳。
考“我”字之用甚古。诗“时日易丧，予及汝皆亡”，“人涉印否？”
“印须我友”，“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予”“颖“我”触目皆是。
后来文化渐进，人类渐虚伪，“我”字在廊庙文学遂不大见，今日社论加入一句“余意不然”，已似觉不甚得体。若有车马，亦必不曰“我车”“我马”，甚至个人喜怒爱憎，亦全然抹杀，而仅言天下国家社会民生，此个人笔调与非个人笔调之别也。若吴稚晖“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做”之革命定义，易以正宗文笔，必曰“政府不良，即推翻之”，其意味之亲切能疏淡，相去为何如也！拔依醋觥保坏难阅岩耄冶卣渖救ィ晕灰巳宋囊印?
第因行文，个人思感总难悉数避免，于是梁任公之“吾人”，及章行严之“愚”。
余以为“愚”字虽太严肃，到底可以表出个人思感，比“吾人”亲切，用比不用好也。而与“我”相对之“汝”字，（庄子“我胜若，若不吾胜”，）则梁章皆未之见。余前在论语：“论文”篇曾作一句：“是汝下台而汝文与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与汝死”，亦自觉古怪。然现代小品文终须从此条路开放去。英文以“吾人”代“我”者有二例。一为“社论的吾人”（Editiona1），一为“君王用的吾人”（Royaiwe），盖社论代表一报之立场，君王代表一皇室。有团体责任在焉。此二例外，虽亦常用“吾人”，与白话文之“我们”同，然愈近个人笔调，则用“我”字处多。若幽默文，则处处用“我”与“汝”。
萧伯纳说理之到处用“汝”代“普通人。其用法与上引吴稚晖话“你不好”相同：“你”即普通人”，盖幽默小品，作者与读者如在客室谈话，用“汝”“我”适如熟友闲谈，不如此不能达到亲切自由地步。若易以“吾人”，便又似在讲官话，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矣。此虽是小事，却与整个文体有关，一言“吾人”，文章则典雅，而失闲适意味。VirginiaWO-olf在“现在小品序”文中，谈及“我”与“吾人”（我们）之处，表示在不满于Clut-tonBrock之“吾人”有一段曰：我们已不见Max与Lamb即（MaxBeerBohm与CharlesLamb）之“我”，而只见到公众团体及其他高雅爱人的“我们”..但是“我们”虽然满意了，“我”，——那个人群中的不羁份子——却已陷入绝境。这个“我”须自己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感觉他自己的感觉。叫他同其他的雅人高士善男信女共享这些清淡化的思感，倒是一种极端的若痛；所以别人正在洗耳恭听获教聆之时，那个“我”却溜到林野去赏识一叶草片或一孤独的白薯。
本文原言“自我”，现在只说到“我”字，然一人行文肯用“我”字，个人笔调即随之俱来，而大喜大怒，私见衷情，爱惜好恶，皆可呈笔墨中矣。
至“以自我为中心”，乃个人笔调乃性灵文学之命脉，亦整个现代文学与狭义的古典文学亦大区别。闲时当在其他文中表出此意。
谈自我
谈直觉
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秘奥，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译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亦必相异——这个演译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他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断论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淋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程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
非此，几天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其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虾蟆）因为生有皱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疾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科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正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音“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瞪着你，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真有介事还是呒介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
谈直觉
谈拟想
质朴这个意思该先明白，因为它是引导我们走进中国之拟想的，与宗教的世界之前导。关于宗教，乃指一个极乐的天堂与一个惨酷的地狱，并实体而生活的鬼神，非为波士顿一神论者（BostonUnitarians）所谓“国天..存于汝身”之说，亦非如亚诺德（MatthewArnold）所信之“不可拟人的，无定形的，存在于吾身，围绕于吾身，主张正义之权力。”之说。
所谓拟想的世界，并不限于目不识丁之辈有此信仰，圣哲如孔子，亦曾表现某种程度的质朴的拟想，发他论及鬼神，他这样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可见其说到鬼神，于心甚安，真几天真可爱，故又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至他的对待鬼神的态度则宁愿彼此互不相涉。
韩愈之为唐代一大文豪，亦为拥护孔教的一大健将，他继承着孔子这种天真的态度。当他谪居现在的汕头附近的时候，适有鳄鱼为患，他遂写了一篇声调挣挣的“祭鳄鱼文”，一说鳄鱼竞受了他这篇优美雄健的文章所感动（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章能手之一）照他自己的证述，鳄鱼从此不复出现于此县。韩愈之到底诚意的信仰此事与否，殊无益以考究。倘欲发问这个问题，即是误解了实况，因为他的回答十之八九将为：“吾何以能知其真，然足下却何以知其非真？”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论的论调，既承认解决等此问题，非吾人智力所能胜任，倒不如漠视而过之。韩愈之为具有伟大胆识者，而且不是一个迷信人物，因为他是著名的“贬佛骨表”的著者，在这篇文章里，他劝皇帝勿遣代表去迎佛骨。我想当他执笔写祭鳄鱼文时，一定在暗暗好笑。另有几位胆识伟大的人物，具有较强的辨理力，像后来的司马光，他力辟佛教地狱之说，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中国未闻佛教学说以前从不梦及地狱之事，但是这样的辩证方法便不是中国精神的典型。
对于我印象最深之中国幻想的特型人物，是像“聊斋志异”等中国文人从幻像抽绎出来的女鬼故事，尤其那些被遗弃而悒郁以死和屈死的女子的幽灵。她们附着于婢女的身体而申述其怨望于生人；或有已死的情人，复来缱绻，且为之产子。这种故事，充溢着人类的情感，最为中国人所爱读。因为中国的幽灵，奇妙地酷肖生人，而女性的幽灵更为可爱：她们也有多情善妒的，或至享受着一部分平常人类的生活。
据此等笔记所描写，倘有书生孤斋夜读，遇此等幽灵鬼怪出现，倒不甚可怕。盖当灯火黯淡欲灭，有生朦胧而入睡，忽闻绸衣悉索声，亟睁眼视之，则一丽妹，年十六七，慧秀姣媚，光华照人，方睨之而书笑。她们往往为多情热烈之少女，我盖深信此等故事而为孤寂书生引以自慰之愿望。她也能用种种狡黠手段罗致财帛以助情人之贫乏；也能体贴护侍他的疾病，其温润慈和远过于现代之新式看护。更奇者，她有时还能替他蓄聚金钱，当他作客他方，她复能耐心地为他守候。所以她也能保持贞洁的节操。如此同居恋爱的时期，少者三五日、数星期，至可延长及一世之久，直等她替他生了小孩，孩子又长大成人，应试及第，及荣归乡里，则忽失故居所在，但见古墓荒冢，有一穴穿于地下，其中躺已死之母狐。因为此当年所谓丽妹，即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狐仙之一。有则她忽然隐逸，临去却还留一短笺，叙叙明她实为一狐狸，但欲享受人生幸福，因来缠绻。今见彼等已能发达，伊深为欣慰，但愿彼等恕伊之孟浪，未复致其恋恋不舍之情云云。
这是中国人拟想的典型，其幻像非若高翔九天之上，而将心上的幻影被以奥妙，予以人类之情感与忧郁。它具有一种蛊惑性的美点，使人信以为真，不求完全合理，亦不可明确的解释。中国人之幻想的美质一向未为人所注意，我将于此多译一段故事，叫做倩娘“离魂记”（见“太常广记”），系出于唐人手笔。著者固不能确断此故事之准确性如何，但知此事迹约当纪元六九○年前后，适值武后当政时代。我国之小说，戏剧，和其他文人著作，往往多有类此典型的故事，其内容乃将神异的事迹写成可信，因其逼肖人类之性质。
天授三年，清河涨溢，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貌，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察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抑郁，宙正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
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
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大惊曰：“倩娘疾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舟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
家人异之，疾赴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唯亲戚间有潜知之者。
后四十年间，夫妻偕老，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
大概宇宙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充分解释清楚，致颇有余地以容纳这样的幻想之存在。拟想的正当用途，乃以“美”妆饰这个世界。比方像在道德的领域内，人类智力乃用以转变这个世界使成为满足人生的场所；而在艺术的领域内，是用拟想的天才在这个劳苦乏味的世界上撒布一层美的薄幕，使它生动而适合我们的审美的享受。在中国，生活的艺术，与绘画、诗合而为一。
十七世纪末期，大文学家李笠翁在他的戏曲“意中缘”里有这么两句：已观山上画更看画中山。
拟想引用其潜思冥索，将贫愁化入美境，我们读杜甫诗，此旨最能明显。
美可以存在于茅舍中，亦可以存在于蚱蜢，存在于蝉翼中；最稀希处，美亦可以存在于岩石中。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会孤零零画一幅峋嶙残罅的怪破图，悬诸壁上，欣赏终日而不厌，此等怪破非为威尼斯或浮罗伦斯的雕像，而是不加修饰的白描的艺术，存留着自然形态的粗鲁的韵律。我们的审美享受即出自此等艺术中。的确，中国人的心是极端的精细的，几可以从一颗小小的破卵探索其美质，因为他们总是兴奋地从这个悲愁惨苦的世界上摄取最后一分的快乐。一幅孤零峥嵘的怪石，或一头猫儿密视草虫的绘画真是最配中国人胃口的艺术，它们可以让一般人闲情欣赏，优游卒岁，虽战争爆发于户外而不顾。从平凡生活中寻求美，是中国的拟想之价值，真和华滋华斯（WOrdsworth）一样。华滋华斯为英国一切诗人中最富于中国精神者。明末学者萧士玮，在雨点中也感到了美，他在笔记中说：人倘在雨点中久立而不去，可以体味出一种美的感觉来。这样的说法即为一脱通行之笔记体裁。但这不仅是文学的要旨，亦为人生的要旨。
谈拟想
谈土气
前几天因为看了半天书，到傍晚的时候觉得疲倦。出来在街上闲步，那时天色正好，凉风徐来，越走越有趣，由是乎直走过东单牌楼，而东交民巷东口，而哈德门外，竟使我于此无意间得关于本国思想界的重大发明，使我三数年来脑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临时得一最正当圆满的解决，如心上去了一个重负，其乐自非可言喻。固然，我这个发明之重要程度，一时甚难决定。凡一发明之重要非过多少时候，很不容易预先测料。譬如哥伦布之发见美洲，（哥氏实未尝发见美洲，听说只是发见加勒比（？）海之某某荒岛），他绝不想到他会与英国文学发生什么关系，然而倘非有哥伦布美洲之发现，决不会有西班牙及英国的海贼在美洲劫掠之行为，亦将无所谓“依利沙白时代”“依利沙白文学”，那末莎士比亚之能否成为莎士比亚尚属疑问。我很久要找一个字来代表中国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饨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来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观念压死思想的人使他们归成一类，而百求千思苦不能得，终于没有法子想只得暂将他搁在脑后。虽然有时也会骂人为“杀风景的非利士第恩”而总觉得不明畅。“非利士第恩”一字为英文Philistine’之译音，其实英文原亦未尝有恰恰相合之字以代表这种人。Philistine及Philistinism乃亚诺德所特创的，因亚氏文字之势力乃成为今日通行之字，然而英国人实不大常用这个字，因为自己是“非利士第恩”的人没有甚么用这名目的必要。这或者也是在土气盛行的中国没人讲到土气的缘故。在亚氏所谓“非利士第恩”就是一种凡与开化维新势力相抵抗者。尤其是一些有家有产觉得这世上样样都是安全，社会是没有毛病，不必改革的人。大概他们的宗教是惟一的正教，含有天经地义，他们的种族是神明帝胄，他们的国家是惟一的礼义之邦，凡有人要改革此社会习惯，此传统制度，此道德观念，此腐败政治者，他们必是不解，非笑、恐慌、嗅怒。非利士第恩原系亚氏由德文Philister译来的，德国大学学生称城中平民为Phifister；即乡顽之意。此外英文实无其字，如所用bourgeois亦系由法文借用。beurgeois即原市民有小产业者之通称，因为平常社会之习惯及传统观念平常都是靠这些人维持。（个人观察在作者本乡传统观念是靠无学问的妇人而尤其是寡妇维持，社会上之“非笑”都是由他们来的）。实在英文既可惜用bourgeois，我们也可借用bourgeois，只是读音上很不便当。亚氏于论海涅论文又说法文中有epicier这个字表示同样意思实在也是好。epicier意就是“开杂货铺的”，大概开杂货铺的人很老实很守己；人家不解新的观念，他也跟人家不解，倘是有人要攻击他的宗教，他也一定可拼命为道而争，甚至于为道而死，我觉得在中文真是无法满意的表示此种人之心理与精神。前天在哈德门外想到的就是“土气”两字，虽然这两字也不十分的妥洽，然自有他的好处。
“土气”二字在吾乡本是表明乡顽之动作与神气，略与phik-istine之义不同，未知在他方言之用法如何。但是大概在北京的人都能够感觉得此“土”字之亲切意味，古人以“土”与“金木水火”并列为五行，或者也是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之故，没有到过黄河流域这些北省的人家不足与语“土”之为何物。他们绝不明白“土”与人生之重要，关系之密切，他们不知道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食于斯，寝于斯，呼吸于斯，思想感慨尽系为焉，诚有不可与须臾离之情景。所以小时读书翻字典，“霾”字解为“风而雨土”，完全想象不起来如何“雨土”法子，直至北上才知道古人之言可信，然而因此我也觉得中国古代情形必略与今日北京相同，故有此“霾”字之必要，又有五行哲学。记得西洋哲学史中，希腊哲学家谓此物质世界之原质或以为水，或以为火，然总没有以“土”包括在内，（关于此点很希望哲学史家更正，我的哲学史知识不大靠得祝）希伯来思想就不同。希伯来教以为人是上帝由“土”抟造的，然希怕来之文化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幼发拉底河流域，所以不足怪的，你看今日亚拉伯沙漠的沙就明白。那稣教信人为“土”造的并且是“死后归土”，这就是希伯来思想之影响，——北京人，尤其是住哈德门外的人，应该很容易相信这个道理。记得小时在礼拜堂听道，有一位教士给我们极妙的“人是土造，死后返土”的凭据。他说你不信，到你家里你睡的凉席下翻开看看，是不是都是灰土（大概由人气变成的？）。
以上说“土气”这名词在北京之异常切当，复次说我那天在哈德门外的感想，及所以发明“土气”二字之原因。这是很小的故事，但是也是值得说的。我觉得凡留美留欧新回国的人，特别那些有高尚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门外走一走，领略领略此土气之意味及其势力之雄大，使他对于他在中国时想到的一切理想计划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国做事看得太容易。人家常说留美学生每每受北京恶空气之软化，为恶社会所渐次吸收，卒使一切原有的理想如朝雾见日之化归为乌有，最后为“他们之一个”。然此所谓“旧社会之恶势力”，所谓“老大帝国沉晦阴森之气象”，是不大方便证明的，还不如讲北京的“土气”好。这个土气是很容易领略的。我那天未过哈德门之先还是走过东交民巷之一段，也在法国面包房外头站了一些时候，一过了哈德门，觉得立刻退化一千年，什么法国面包房的点心，东交民巷洁亮的街道，精致的楼房都如与隔我万里之遥。环顾左右，也有做煤球的人，也有卖大缸的，也有剃头担，（这是今日南方不易见的东西，但是在堂堂的首善都邑，在民国十三年，竟还是一件常事，不禁使我感觉旧势力之雄厚可怕）。再往前路旁左右两个坡上摆摊的甚么都有，相命、卜卦、卖曲本的、卖旧鞋、破烂古董、铁货、铁圈的（与天桥所卖的略同），也有卖牛筋的，（两个子就买得很大一块的牛筋）。同时羊肉铺的羊肉味，烧饼的味，加以街中灰土所带之驴屎马尿之味，夹杂的扑我鼻孔使我感觉一种特别可爱的真正北京土味。在这个时候我已昏昏地觉得如与环境完全同化，若用玄学的名词，也可以说是与宇宙和谐，与自然合一。正在那个时候，忽来了一阵微风，将一切卖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团灰土中，其上中所夹带驴屎马尿之气味布满空中，猛烈的袭人鼻孔。于是乎我顿生一种的觉悟，所谓老大帝国阴森沉晦之气，实不过此土气而已。我想无论是何国的博士回来卷在这土气之中决不会再什么理想，尤其是我们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车的中等阶级以上的人遇见此种土气，决没有再想做什么革命事业的梦想，这一点觉悟就是从那阵微风及被卷在那香气袭人的灰土中得来。（因此我可证明凡人类之觉悟一种道理都是因为一种小事，由一种直接经验，非由学理得来的。保罗之归依耶稣教是由于他在大马色路上中暑gotasunstroke，卢骚对于社会起源之觉悟亦在某某路上一树荫底下，倘非中暑便是伤寒，阴阳失和，寒热不调所致。所谓保罗卢骚看见“异像”visions是骗人的话。但这与本题无关）。
本篇并不是要讨论此土气与中国思想界之关系，不过要叙述我所感觉此土气在思想界之重要及其不可轻忽而已。一来因为本篇是要讲道理的；而二来，这土气与思想界关系之范围太大，若是一定要讲他，恐怕是永远讲不完。
故不如在此告个结束。
谈土气
谈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拟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孝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于，波斯之奥马·伽亚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理斯多芬尼斯，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芬尼斯，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按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橘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息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謦欬之音却被庄子抓祝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我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顽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不可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知，其语意之奇异，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撤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砂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我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末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做“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要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这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者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如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雅歌”（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雅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
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澹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不愿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囚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本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辑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栏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如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料。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调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国民党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宣言。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迎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的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的言论，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禁止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辈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先生了。
此种幽默先生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足以傲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式就富于滑稽材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而目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其间再杂以新式乐队，大奏其”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式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表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式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人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办别送葬和婚娶的仪式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式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失。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的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鸿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贯器店之专备婚丧仪式，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苦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的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性的人生观，和分办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都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
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顽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我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伯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我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模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譬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我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我们的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我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拟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谈幽默
谈饮食
我们所吃的是什么？时常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将回答说，凡必地球上可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爱好，我们也吃蟹，出于必要，我们也吃树皮草根。经济上的必要乃为我们的新食品发明之母，我们的人口太紧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我们不得不吃几手指能夹持的任何东西。这当然很合理，我们即积极的体验一切可吃的东西，自可不期而获得新的发现，一如多郭科学上和医药上的偶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们见了一种奇异的人参的滋补效力，它的效力作者愿以自身作证，证明它的确为人类所知的最能滋益精力的补剂，而它的刺戟的性能尤为温和。但是除开了这种医药上的或烹调上的偶然发现，我们实在为地球上唯一无所不食的动物，只要我们的牙齿健在，我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也许有一天牙医学者会发觉我们具有最优良的齿。
我们有这样天赋的健全牙齿，而受着饥荒的驱迫、我们为什么不会在我们的民族生命中某种特殊时期发明盐炒甲虫和油炸蜂蛹的美味精品。其唯一食品为我们所未发见抑且不喜吃的为基斯（Cheese）。蒙古人无法劝我们吃基斯，欧洲人也未见较大功效。
我们的食品无益于应用逻辑的理论的，那完全是由偏私来决定的。大西洋的两岸，两种介类是很普遍的，一种是软壳蛤类Myaaroneria，另一种是淡菜类Mytliusedulis。这两种软体动物的种类在大西洋两岸是一样的。在欧洲吃淡菜很通行，但不通行吃蛤子，在美洲其情形恰恰相反，这是汤林德博士（Townsend）在科学杂志中所发表的著作里告诉我们的。汤森德又告诉我们，鲽鱼在英格兰和波士顿是以昂价出售的，可是在纽芬乡村间，被视为不配吃的东西。我们吃着淡菜像欧洲人，吃着蛤子像美国人，但是我们不生吃牡蛎像法国的吃法。你不必相信我说蛇肉之鲜不亚于嫩鸡。我居住中国四十年，未曾一尝此异味，亦未见亲友中吃蛇肉者。谈讲吃蛇肉的故事，传播比谈吃鸡来得迅速。其实我们吃鸡还较白人为多而且美，而吃蛇肉这种事情，跟西洋人一样是很稀罕的。
惟我们所可为诸君告者，我们对于滋味，全国有同嗜焉，而任何明理之论，苟从中国人食桌上取肴馔而食之，可无庸内疚于心。命运制于饥荒，非我们人类所能自决。当其为饥饿所严重压迫，尚有何物不可食者。非至明悉饥荒所加于人类之作用，应不配施人以非难。大饥荒之际，我们中间有烹婴孩而食者——虽如此情形，为仁慈所罕有——不过感谢上帝，我们尚未将他生吃，像英国人吃牛肉者。
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我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这个态度的问题颇关重要，因为我们倘非竭诚注重食事，我们将永不能把“吃”和烹调演成艺术。关于食物问题的态度，在欧洲可以英法两国为代表。法国人的吃是热烈地吃；而英国人的吃，是歉厌地吃。中国人就其自谋口福而论，是天禀的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的。
不把饮食郑重将事而有退化为随便琐事的危险，可从英人的民族生活研习之。假令他们知道怎样辨别食品的风味，他们的语言文字会表现这个意思。
英国语言中没有“烹任”一语，但干脆地叫它“烧”。他们没有适当称呼厨师的名称，但老实叫他“火夫”。他们从不讲起菜单，只是知道一般所称的“盘碟”。他们没有美味品评家的名称，就用催眠曲里的字眼叫他“贪吃星”。
实际上英国人不大理会“肚皮”，除非胃部有了病痛，寻常谈话中不提起“肚皮”。其结果当法国人谈论着他的厨师的烹调——从英国人的眼光看来——甲着不知谦逊的态度，而英国人谈到他的火夫的食品总觉得难免损及其辞令的藻饰。当其受着法国主人紧紧逼迫，他将吞吞吐吐透出一句“这布丁是非常的好”，没有旁的话可说。至于倘布丁好，那一定有好的理由，但英国人殊不愿于此多费脑筋，英国人所最注意者，为怎样保持其身体的结实，以抵抗感冒的侵袭，仰节省医药费。
然而除非你好好的加以辨味，或改变对于食品的意见，殊不易发展一种烹调艺术。学习怎样吃法的第一个条件先谈论它。只有在一个社会里的文雅人士，首先考察厨子的卫生，而非寒喧天气，始克发展烹调的艺术。未吃之前，应先热切切盼望着，东西端到面前，先蘸一些尝尝滋味，然后细细咀嚼，即食之后，大家批评着烹调的手法，非如此，不足以充分享受食物。宜教师应可在讲台上大无畏的斥责滋味恶劣的肉排，而学者应可著述专谈烹调术的论文。我们在得到某种食品之前，老早就在想念着它，心上不住地回转着，盼望着，暗中有一种内心的愉快，怀着我们将与一二知友分享的乐趣，因是写三张邀客便条如下：“舍侄自镇江来，以上等清酒为馈，并老尤家之真正南京板鸭一只，想其风味必佳。”或则写这样一张：“转瞬六月将尽，及今而不来，将非俟明年五月，不获复尝鲱鱼美味矣。”每岁末及秋月成钩，风雅之士如李笠翁者，照他自己的所述，即将储钱以待购蟹，选择一古迹名胜地点招二三友人在中秋月下持蟹对酌，或在菊丛中与知友谈论怎样取端方窖藏之酒，潜思冥想，有如英国人之潜思行摈票奖码者。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饮馔口福达到艺术之水准。
我们毫无愧色于饕餮。我们有所谓“苏东坡肉”，又有“江公豆腐”。
在英国，“华兹华斯肉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将为不可思议。华兹华斯高唱简朴生活与高尚思想，但他竟疏忽了精美食品，特别像新鲜竹笋和香蕈不失为简朴乡村生活的一乐事。中国诗人，具有较重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曾坦直地歌咏本乡的“鲈脍羹”。这种思想被认为富于诗意，故官吏上表乞退时常引“思吴中羹”一语以为最优雅之辞令。确实，我们的爱恋乡土大半为儿童时代乐趣之回溯。许多美国人，当其远客异国，常追慕故乡的熏腿和甜番薯，但是他不承认这些使他兴依恋乡井之思，也不会把感想写入诗中。
我们对于吃的郑重，可从许多方面显现出来。任何人翻开红楼梦或其他中国小说，将深深感动于话细的列叙菜单，何者为黛玉之早餐，何者为宝玉的夜点。郑板桥致其介弟的家书中，有赞扬糊粥之语：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医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暖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礁，缩颈而喂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呼，嗟呼，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中国人的优容食品一如他们的优容女色与生命。没有英国大诗人或著作家肯折节自卑，写一本烹调书，这种著作他们视为文学境域以外的东西，没有著作的价值。但是中国的伟大戏曲家李笠翁并不以为有损身分以写菰蕈烹调方法以及其他蔬菜肉食的调治艺术，另一大诗人袁枚写了一本专书论述烹调术，此外另有许多短篇散文谈论及此，他的谈论烹调术有如享到，詹姆士（HenryJames）的讲英国皇家膳司，用一种专业的智识与庄严态度而著述之。
但是威尔斯（H.G.wells）此人在英国人心目中最见有写作饮食文章的倾向，可是实际到底不能写，至于傅学多识不逮威尔斯氏者，将更无望了。法曼士（AnatoleFrance）那样的作家，应该是可望其写一些优美的烹饪文字的人物了，例如炸牛肝炒冬菰的妙法，可在他致亲密友人的私函中的发现之；我却很怀疑他是否曾遗留给我们可认为是文学作品的著作。
中国烹饪别于欧洲式者有二个原则。其一、我们吃东西在吃它的组织肌理，它所给予我们牙齿上的松脆或弹性的感觉，并其味香色。李笠翁自称他是蟹奴，因为蟹其味香色三者之至极。组织肌理的意思，不大容易懂得，可是竹笋一物所以如此流行即为其嫩笋所给予我们牙齿一种精美的抵抗力。一般人之爱好竹笋可为我们善辨滋味的典型的例证，它既不油腻，却有一种无法以言辞形容的肥美之质。不过，其最重要者，为它倘与肉类共烹能增进肉类（尤其是猪肉）的滋味，而其本身又能摄取肉类的鲜味。这是第二个原则，即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手法。虽中国人也认为有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甚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与鸡或肉类共烹才有好的滋味，那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像芹菜，可以单独生吃。但当中国人在西餐中看见了菠菜萝卜分列烹煮都与猪肉或烧鹅放入同一盘碟而食之，未免发笑，觉得这吃法太野蛮了。
中国人，他们的恰到好处的感觉在绘画与建筑方面是那样锐敏，可是在饮食方面却好像完全丧失了它。中国人的对于饮食，当其围桌而坐，无不尽量饱餐。凡属重大菜肴，像全鸭，往往在上了十二三道别样的菜以后，始栅栅上席，其实光是全部这一道莱，也就够任何人吃个饱畅。这样过丰盛的茶肴，是出于敬客的虚伪形式，也因为当一道一道上菜之际是假定客人乘着酒兴要玩种种余兴或行酒令，或吟诗句，这当然需要时间的延长，仍容许胃肠以较充分的时间来消化。
虽说中国人在安排宴会时，食料的适量方面应该学学西式才好，但是他们也有许多擅长而出色的烹调法来教导教导西洋人。烹调普通的菜肴像青菜和鸡肉，中国人有很丰富的秘诀可以教教西洋人，而西洋人也很可以服服帖帖学习一下。不过实际上这样的情形不会实现，直要等我们建造了强大炮舰而国力足以吞噬欧美，那时西洋人毫无问题将认识中国人为较优良的烹饪家。不过到了那时期，不用再谈烹调那样的琐事了。上海租界里不知有几千几万英国人，从未踏进中国的菜馆子而中国人又是低能的宣教师。我们从未勉强那样非自动来求教的人，况且我们也没有炮舰，就是有了也不致驶入泰晤士河或密西西比河施行炮舰政策以强制英美人的意志。
在饮料方面，我们天生是很节省的，只有茶是例外。因为比较的缺乏酒精类饮料，我们在街道上是很少瞧见醉汉的。至于饮茶一道，其本身亦为一种艺术。有些人竟至有崇拜的神情。我们有专门谈论品茗的著作，有如专事谈论薰香、酿酒、假山石的著作。饮茶的通行，比之其他人类生活型态为甚，致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特色之一。于是各处茶馆林立，相仿于欧美的酒吧间以适应一般人民。我们在家庭中喝茶，又上茶馆去喝茶，或则独个儿，或则结伴而去，也有同业集会，也有吃茶以解决纷争的。未进晨餐也喝茶，午夜三更也喝茶。捧了一把茶壶，中国人很快活的随处走动，那是到处一样的习惯。且喝茶不致有毒害的后果，除掉少数的例外，像作者的家乡。有喝茶喝破了产的。不过喝茶喝破产只因为他们喝那十分昂贵的茶叶，至于普通的茶是很低廉的，而且中国的普通茶就给王公饮饮也不至太蹩脚。最好的茶是醇厚又和顺，喝过了一二分钟，当其发生化学作用而刺戟唾腺，会有一种回味上升上来。这样优美的茶，人人喝了都感愉快。我敢说茶之为物即助消化，又有使人心气平和，所以它实延长了中国人的寿命。
茶叶和泉水的选择即为一种艺术。这里我引一段十七世纪初期的文人张贷的话以证我说。他写他评选茶叶和泉水的艺术。在当时，他实为一位罕有敌手的鉴赏家。
周墨农向余道闵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娑一老。方叙语，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坟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喜，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牕净几，荆溪壶，咸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花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
余叫绝。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苍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山介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风则勿行，敌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容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余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谈饮食
谈游览
旅行在过去是一种快事，现在却变成一种实业。今日的旅行工具无疑地比一百年前更为完美，各国政府及其所设的旅行社已经在发展旅行业，结果现代人大抵比他的祖父旅行得更多。虽然如此，旅行似乎已经变成一种湮没了的艺术。为求了解旅行的艺术起见，我们第一步应该提防各种不成为旅行的假旅行。
第一种的假旅行是改进心智的旅行。这种所谓改进心智的旅行无疑地是做得过度了。我不相信一个人的心智能够这么容易改进。在俱乐部里和演讲中，改进心智的证据实在很少。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改进心智，我们至少应该让心智在假期的时候休息一下。这种假旅行的观念造成了所谓旅行向导，这种向导是世界上最难令人容忍的饶舌的好管闲事者。一个人走过一个方场或一座铜象，便得由向导提醒某某人生于1792年4月23日，而死于1852年12月2日。我看见过修道院的修女带学生到一个公墓去参观，当学生们停在一个墓碑之前的时候，修女便拿出一本书，把死者的生死年月，结婚年岁，妻子姓名之类，读给他们听，我敢说这种无聊的学问一定把孩子旅行的乐趣破坏净荆成年人们在向导喧嚣的演讲之下，也变成了一群小学生，比较勤学的旅行者甚至于忙于笔记，跟好学生一般无二。中国的旅行者和美国无线电城的旅行者一样受苦，不同的地方是在中国的向导不是以向导为业者，而是水果小贩、驴夫、和农家的童子，他们的个性也许比较活泼，可是所说的事实却比较不正确。有一天我游苏州虎邱山回来，对于历史上的日期和事实的顺序，竟乱得一塌糊涂；在剑池上有一个高悬四十尺的巍然的桥，桥边石块上有两个圆洞，据传说有一口剑飞过化成龙的；可是在那个卖橘童子的口中，这个地方变成古美人西施晨妆之所！（西施“梳妆台”事实上是在距此十多英哩远的地方。）他只想卖一些橘子给我。可是这么一来，我倒有机会研究民间传说怎样在改变，怎样在“变形”了。
第二种的假旅行是为获得谈话资料而旅行，以便事后有话可说。在杭州虎邱，一个以茶及泉水闻名的地方，我曾看见游客表演举杯喝茶的姿势，摄影以为纪念。拿一帧在虎邱喝茶的照片给朋友们看，当然是一种非常风雅的事。在这里，一个人怕会不大留心茶的味道，而反比较注意照相的本身：这是危险的地方。这一类的事情有时会使一个人着魔，尤其是备有照相机的游客，如我们常常在巴黎伦敦的游览车上所看见的那样。游客因为忙于摄影，结果弄得没有工夫可以观览那些名胜。他们回家之后当然有权利可以看那些照片，可是那些特拉法加方场（Trafa1garSquare）或香舍利榭大街（ChampsElysees）的照片显然是可以在纽约或北平买到的。当这些历史上的名胜变成可谈而不是可游的地方时，一个人到过的地方越多，他所记忆的东西自然越加丰富，可谈的地方自然也越多。因此，这种博学多识的冲动驱使着旅行者说一日的工夫去游览许多地方。他的手中拿着一张游览地方的次序单，到了一个地方，便用铅笔在次序单上划一下。我疑心这种旅行家甚至在过假期的时候，也想讲究工作的效率啦。
这种愚蠢的旅行必然产生了第三种的旅行家，他们照时间表去旅行，预先知道他们要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度过几个钟头。这种旅行者在启程之前，替自己制定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时间表，谨慎遵行。他在家里已经被时钟所束缚，被日历所支配了，到他出门的时候，他依然是被时钟所束缚，被日历所支配。
我觉得旅行的真正动机不是这样，或者不应该是这样。第一、旅行的真正动机应该是旅行到销声匿迹，使人不知去向才对。以更风雅的话讲起来，我们可以称这种旅行为“忘怀一切的旅行”。每个人在他的故乡都是很高尚的，不管上流社会对他的印象如何。他被一些传统、条规习惯和义务所束缚。
一个银行家在家乡觉得不易给人家当做平常的人看待，不易使人家忘记他是银行家；据我看来，旅行的真理由就是：他可以跑到一个集群生活中做一个平常的人。介绍信对于那些为商务而旅行的人很有用处，可是商务银行依定义是不在纯粹旅行的范围之内的。一个人如果带了一些介绍信去旅行，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发见自己是人类的，而且除偶然人造的社会地位之外，也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确知上帝怎样把他造成一个人。一个人在外旅行的时候，固然可以得到朋友的招待，在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里活动着，过着舒适的生活；可是在另一方面，像一个童子军在树林里靠着一己的才能那样去活动，是可以得到更大的兴奋的。他有机会可以证明他能够以手示意，而叫到一盘炸鸡，或由一个东京巡警的指示，而在城中来往自如。这么一个旅行者，至少在回家的时候可以减少对车夫和仆人的倚赖性。
真正的旅行者始终是个放浪者，具有放浪者的欢乐、诱惑、和冒险的意义。旅行如果不是逍遥游，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素是没有责任，没有一定的时刻，没有信件，没有好事的邻人，没欢迎的代表团，也没有目的地。
好的旅行家不知他要到甚么地方去，十全十美的旅行家不知他从甚么地方来。他甚至不知自己的姓名。屠隆在他的理想化的游记“冥寥子游”中，曾经着重这一点。也许他在异乡一个朋友也没有，可是依一个中国尼姑的说法：“不爱甚么人，便是爱世人。”没有特殊的朋友，便是与人人为友。他怀着爱全人类的心情，和一般人来往，到处浪游，采风问俗。这种益处是那些坐在游览车上的旅客所得不到的，他们住在旅馆里，跟由故乡同来的旅客谈话，许多游巴黎的美国人，甚至一定要到美国游客所聚的餐馆去进餐，以便和他们在船上会过的游客再见，同时可以吃吃那些味道和家乡完全一样的美国炸团饼。英国游客在上海一定要住在英国旅馆，以便早餐时可以吃到火腿蛋、烘面包和果酱，同时可以在鸡尾酒的休息室逍遥一下；有人劝他们去坐坐黄包车，则避之如恐不及。他们当然是极为卫生的，可是干吗要到上海来？这种旅行者永不会使自己有时间和闲情去和异乡的人们接触一下，因此错过了旅行的一种最大的益处。
放浪的精神使那些度着假期的人们可以亲近大自然。所以，这种旅行者一定要到人迹最稀的避暑胜地去游览，过着真正幽静的生活，和大自然交通。
因此，这种旅行者在准备行装的时候，不必跑到百货商店，费了许多工夫去选择一件淡红或蓝色的游泳衣。口红还是可以带在身边的，因为旅行者都是牢骚的信徒，要有自然的表现，而女人如果没有一支上等的口红，是不能十分自然的。可是其原因是：一个人到人人都去的避暑胜地或海滩，结果完全失掉了或忘掉了接近大自然的益处，一个人跑到一个著名的山泉，对自己说：“我如今是单个儿在这里了。”可是在旅馆晚餐之后，他在休息室拿起报纸来看，晓得B太太已于星期一到这里来了。第二天早上，他“独自”散步的时候，遇到昨夜乘火车抵此的杜得勒全家。在星期四晚上，他发现S太太和她的丈夫也到这个极为幽静的山谷里来渡假期，不禁大喜。于是5太太请杜得勒氏家人吃茶，杜得勒氏家人又请S先生和夫人去玩纸牌；你听见S太太嚷道：“这不是很难得吗？跟在纽约一样，对吗？”
让我提出一种不同的旅行，旅行时不去看甚么东西，也不去看甚么人，只看见松鼠、麝鼠、土拨鼠、云、和树木。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美国女人，我们说她怎样和一些中国朋友到杭州附近一座山上去游览，以便看不见甚么东西。那是一个多雾的早晨，当他们上山的时候，雾气越来越重。一个人听得见露水滴在草叶上的微声。除了雾之外，甚么都看不见。那个美国女人感到失望了。一个中国朋友对她说：“可是你得上来；山上有奇景呢。”她便跟他上山，过了一个会，看见远远一块被云掩蔽着的怪样的石头，是大家认为奇景的“那是甚么？”她问道。“那是垂莲。”她的朋友们答道。她觉得有点不快活，打算转头下山。“可是山上还有更妙的奇景呢！”他们说。她的衣服给水气弄得半湿，可是她已经不再提出异议，而继续和他们前进了。
后来他们到达山顶了。他们的四周只是茫茫的云雾，遥远的山丘的输廓隐约可见。“可是在这里甚么东西都看不见，”我的美国朋友抗议说。“一点也不错。我们上山来就是要甚么东西都看不见的。”她的中国朋友们答道。
看见东西和看不见东西是绝对不相同的。许多看见东西的旅行者，事实上是看不见东西的，而看不见东西的旅行者倒看见很多东西。我听见作家要到外国去”搜集新著的材料”，好像本乡本国的人类已经研究完了似的，好像人类这个题材有研究完了的一天似的；我听见这种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很好笑。“特朗斯”（“Thrums”）是平凡的，革因塞岛（IslandofGuernsey）是太无味了，不值得写一部伟大的小说！于是我们有一种以观览事物为能事的旅行哲学，认为远地的旅行和在田园漫游一个下午有甚么分别。
金圣叹坚决主张这两种旅行是一样的。据这位中国戏剧批评家在他的西厢记著名评语里说，一个旅行者带在身边的最必要的东西是“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问题是一个人有没有心胸可以感受，有没有眼睛可以观察。如果他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他在山上的游览不过是徒费时间和金钱而已，在另一方面，如果他有“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那么纵使不到山上去，纵使住在家乡，在田野里看着一片浮云、一犬、一篱、或一独树，也能够得到旅行的最大乐趣。让我在这里译出金圣叹的一篇论旅行的真艺术的文章。
吾读世间游记，而知世真无善游人也。夫善游之人也者，其于天下之一切海山方岳、洞天福地，固不辞千里万里，而必一至以尽探其奇也。然而其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则方且不必直到于海山方岳，洞天福地，而后乃今始曰：我且探其奇也。夫昨之日而至一洞天，凡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既毕业其事；明之日又将至一福地，又将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于以从事。彼从旁之，不能心知其故，则不免曰：“连日之游快哉！始毕一洞天，乃又造一福地。”殊不知先生且正不然，其离前之洞天而来到后之福地，中间不多，虽所隔止于三、二十里，又少而或止八、七、六、五、四、三、二里，又少而或止于一里半里。此先生则于是一里半里之中间，其胸中之所谓一副别才，眉下这一双别眼，即何尝不以待洞天福地之法而待之哉？
今夫以造化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忽然结撰而成一洞天一福地，是真骇目惊心之事，不必又道之。然吾每每谛视天地之间随分之一鸟、一鱼、一花、一草，乃至鸟之一毛、鱼之一鳞、花之一瓣、草之一叶，则初未有不费彼造化者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后结撰而得成者也。谚言：“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彼造化者则真然矣。生洞天福地用全力，生随分之一鸟、一鱼、一花、一草，以至一毛、一鳞、一瓣、一叶，殆无不用尽全力。由是言之，然则世间之所谓骇目惊心之事，固不必定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有此，亦为信然也。
抑即所谓洞天福地也者，亦尝计其云，如之何结撰也哉？庄生有言：“指马之百体非马，而马系子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此于大泽，百材大泽；观乎大山，木石同坛。夫人诚知百材万木杂然同坛之为大泽大山，而其于游也，斯庶几矣。其层峦绝..，则积石而成为穹窿也。其飞流悬瀑，则积泉而成是灌输也。果石石而察之，殆初无导于一拳者也；诚泉泉而寻之，殆初无异于细流者也。且不直此也，老氏之言曰：“三十辐共一毅，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然而一洞天之福地中间所有之回看为峰，延看为岭，仰看为壁，俯看为溪，以至正者坪，侧者坡，跨者梁，夹者..，虽其奇奇妙妙至于不可方物，而吾有以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则固必在于所谓当其无之处也矣。盖当其无，则是无峰、无岭、无壁、无溪，无坪坡梁.之地也。然而当其所斯，则真吾胸中一副别才之所翱翔，眉下一双别眼之所排荡也。
夫吾胸中有其别才，眉下有其别眼，而皆必于当其无处而后翱翔，而后排荡，然则我真胡为必至于洞天福地！正如顷所云，离于前来到于后之中间三二十里，即少止于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谓当其无之处那？一略彴小桥，一槎彴独树，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荡焉。此其于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诚未能知为在彼而为在此也。
且人亦都不必胸中之真有别才，眉下之真有别眼也。必曰先有别才而后翱翔，先有别眼而后排荡，则是善游之人必至旷世而不得一遇也。如圣叹意者，天下亦何别才别眼之与；有但肯翱翔焉，斯即别才矣；果能排荡焉，斯即别眼矣。米老之相石也，曰：“要秀、要皱、要透、要瘦。”今此一里半里之一水、一村、一桥、一树、一篱、一犬，则皆极秀、极皱、极透、极瘦者也。我亦定不能如米老之相石故耳。诚亲见秀处、皱处、透处、瘦处乃在于此，斯虽欲不于是焉翱翔，不于是焉排荡，亦岂可得哉！且彼洞天福地之为峰、为岭、为壁、为溪、为坪坡梁..，是亦岂能多有其奇奇妙妙者乎？亦都不过能秀、能皱、能透、能瘦焉耳。由斯一言。然则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不游之处盖已多多也。且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于洞天福地亦终于不游已也。何也？彼不能知一篱一犬之奇妙者，必彼所见之洞天福地，皆适得其不奇不妙者也。
斫山云：“千载以来，独有宣圣是第一善游人，其次则数王羲之。”或有征其说者。斫山云：“宣圣吾深感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二言。王羲之吾见其若干帖，所有字画，皆非献之所能窥也。”圣叹曰：“先生此言，疑杀天下人去也。”又所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杂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斫山云：“吾知之。”盖斫山之奇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所山一倾倒其风流也。
谈游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