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必须有戏班子唱戏，叫做"戏筵"。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满营和绿营（汉族军队）的
中级军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请一次。这些联络感情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在张集
馨之前，一个叫豫泰的官员曾当了半年督粮道代理，代理期间专收坏粮，希图民间
踊跃交粮，以便得到过手的好处。这位官员收下的坏粮最后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属
的肚子里，却又没见到张集馨关于军队方面为此闹事的记载，想必粮道把军官们糊
弄得不错。
与军界有关的陋规大体如此。下边我们再换一层楼，看看粮道与地方官员的关
系。
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一把手）
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我们知道，林则徐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陋规？据张集馨记载，那一
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陕西粮道深感困难。所
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
陋规。我并没有贬低林则徐的意思，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我想强
调的是，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
么宽广。
粮道给林则徐送的陋规比给任何领导的都要多。这是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向
皇上密报下属官员的操守才干和各方面的表现，这叫年终密考，对官员的前程影响
巨大。粮道给巡抚的陋规按季节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此外
还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这是上百万人民币的巨款。
陕甘总督的官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点，但是隔了层，不算直接领导，人也不住
在西安，所以陋规的数量反倒略低于巡抚。总督的陋规按三节送，每节一千两，此
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所有这些东西，都由督粮道派家人送到总督驻
节的兰州。
陕西粮道有"财神庙"之称，省领导们自然不容庙里的和尚独吞好处，他们把粮
道当成小金库来用，来往客人一概由粮道出钱招待，这也是长期形成的规矩。下边
我们来仔细看看清朝官场如何请客吃饭。张集馨在这方面的记载极为详尽，语言也
比较明白，我将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过客， 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
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引者注：即陕西巡抚）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
回署后（引者注：即各位领导回到本衙门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引者
注：即张集馨请的师爷）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
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
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
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
总在子末丑初（引者注：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引者注：即送客登
轿），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
纯粹是给本省的军政领导作脸），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
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对象）。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
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
"每次宴会， 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两
银子，折人民币四万上下），程仪在外。
"其他如副都统， 总兵，非与院（引者注：即巡抚）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
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
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 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
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领导，藩司负责全省的钱粮，臬司负责全省的
刑狱）、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县，以及外道府县
之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 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盐道
（引者注：负责全省盐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是历代王朝的利税大户）
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别看张集馨那么忙，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人家还不领情。因为这是规矩，是应
该的，你做得也许还很不到位呢。即使领情，外客主要也领省领导的情，省领导满
意就算张集馨没有白忙。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
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
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
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
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
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
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
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
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
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不遵守这些陋规又会怎么样呢？张集馨只简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请客时
不上白鳝和鹿尾之类的贵重难得之物，别人就会说你"悭吝"。显然，一个被大家看
做吝啬、别扭、不懂规矩、吃独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么乐观：说你坏话，挑
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圣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某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张
集馨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找到生动的
补充。
《官场现形记》 第四十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
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
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
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
尺寸。至于门敬、跟敬（引者注：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
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
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
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
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
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
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
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
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七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
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
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注4）。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
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
压级压价"不相上下。 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
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
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
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
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
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
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
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
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
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
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
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注5）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
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
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
来。 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
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
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
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
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罗，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
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
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注6） 。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
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 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
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
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
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
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
望落空了。
八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
莫非"洪桐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
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
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
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
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行话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一般都是讨论利益如何分
配的问题。这是常规，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
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的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
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
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张王牌：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
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
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新官，一心要当个清官，不熟悉这些官场黑幕，当即严词拒
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这样一来，不仅贪官王伸汉和包祥骂他是书呆子，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也骂
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着这么好的买卖不做，这长随还有什么
干头？包祥看出了对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就许以重利，让他们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册
偷出来烧毁。李毓昌复命的时间要到了，一旦烧了，没有时间从头查。以后再查，
就有时间做手脚了。李祥等同意。没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长随难以得手。王伸
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
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想来合算，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
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
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按说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
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
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了。万事大吉之后，王伸汉通
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
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偏偏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 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
昌， 毓昌不敢受"等语。家人顿生疑心。但是这案子连总督都核准了，没有特别过
硬的证据很难翻案，只好先运棺柩回乡。
灵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
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
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
案。
后来，李毓昌被树为官员的榜样，皇上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皇上还为
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
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到了严厉处分。（注7）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
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
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
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
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
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
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注1： 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
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
张集馨（1800年-1878年） ，江苏仪征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入翰林，历任知
府、道员、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他的自编年谱。
注2： 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七，第30页，转引自鲁子建编：《清代四川
财政史料》上，第521页。
注3：全部描述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五年。
注4：据《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三十年记载，甘肃一带粮食"部价每石一两"，
清代每石稻谷的重量为71.6公斤。本文通过粮价进行的银子与人民币比价的折算，
大体以此"部价"为根据。在平常年头，西北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这么高，稻谷的
比重也不如圆净小麦。所以本文对银子的购买力的估计偏低，读者不妨把我提到的
人民币的数字看做很保守的估计。
注5： 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05、647页，转引自洪焕椿：
《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68、571页。
注6：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藏《巴档抄件》，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
第580页。
注7：引自完颜邵元：《封建衙门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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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学苑
第九篇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一
孙丕扬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时年62岁。他的职责是
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孙丕扬的职务类似
现在的组织部长，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
六部尚书之首在名义上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上说，"丕扬挺劲不挠，百
僚无敢以私干者"。 遥想当年，这个陕西籍的倔老头整天板着脸端坐办公，成千上
万善于钻营的官迷，居然没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们这些五百年后的晚生肃然起
敬。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
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
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据不同的
职务要求选择人才，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然是不错的，当时的人完全明
白。于慎行比孙丕扬年轻十来岁，当过礼部尚书，他就在《谷山笔尘》卷五中批评
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
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
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秤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
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而且他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
这个时代特点很强的问题。顺便提一句，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
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
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
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
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从孔圣人的教导的高度出发，
径直联系到天下兴亡，真是堂堂正正，义正词严。
顾炎武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
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
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选出来的官员赴任之
后，人与地不相宜，于是吏治就要变坏，吏治变坏则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则大动刀
兵。（注1）
总之，孙丕扬创建的抽签法很危险--甄别使用人才的重任怎么能转交给没头没
脑的竹签呢？这位正人君子既违反圣人的教导，又违背职责的规定，用现代的说法
就是"违宪"地另搞一套，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二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
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
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孙丕扬
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义上当然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头子，
也就是担任太监的宦官，不过是个四品官，与孙丕扬差着四档。而且宦官是不许干
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同样，明朝也是没有宰相的，
开国初期的三个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杀掉他们，然后就废除了宰
相制度，并且在《皇明祖训》中写下一句严厉之极的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
灭九族。如此说来，孙丕扬只需直接向皇上负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么
人。但是实际情形不然。
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必须由所有者
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大国。这是
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更善于管理而
且乐于管理的专家人才。
这种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显然，生长在深
宫内院的皇太子，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必定是肤浅的，中国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
笔法的隐恶扬善教育，告诉学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说这是理想
的等等。教的那一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一个满脑子教条和理想的书
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领导者。这不过是一个有德无能的最高管理者，
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个无德又无能的管理者，一个既缺乏理想又没有头脑的败家
子。这两种皇上都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协助他处理六部首脑提出
的复杂问题。
在实际情形中，皇上批阅的章奏，譬如孙丕扬的什么奏疏，首先要由内阁大学
士--皇上的秘书--看一遍，替皇上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奏疏的前面，
这叫拟票。现在的官场用语譬如"拟同意"之类，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票拟过的章
奏呈到皇上手里，皇上便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秉笔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
批红。无论名义上如何规定，呈送章奏的人，总不如阅读章奏并提出处理建议的人
权力大；提建议的拟票人，总不如拿着红笔写批示的人权力大--特别是在皇上又懒
又好糊弄的条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贪玩，太监刘谨便把章奏拿回家与亲戚和哥们商
量着批，首辅李东阳也难以辨别真假。于是，就在这个并不违背常识和情理的过程
中，行政权力的重心悄然转移。
《明史·职官志》总结明朝的行政权归属，说：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
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自己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
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的老师的资格，威望
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的地位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
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严嵩用事，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不过，内阁
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
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许干政云云，早
就成了一纸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八讲了一个宦官对这种权势变化的亲身体会。
嘉靖年间的一位宦官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张先生（引者注：
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张璁）进朝，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
们只平着眼看望。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
这套体现在鞠躬拱手上的礼节变迁，实际上标出了明朝行政权力的变迁。名义
上权力在皇帝手里，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
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权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
的规矩，却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究竟
是公开代理的宰相制度好，还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开代理好歹还有个公开推
选宰相的过程，悄悄代理则全凭个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刘谨那种引导皇上玩鹰玩狗
讨皇上欢心的手段。
话扯远了。简单地说，就是明朝必定出现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一个在典章制
度中找不到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孙丕扬
不愿意让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
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
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
决定。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
公正无私。在这种盛赞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
弊的严重程度。
三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考察了论资排辈的由来。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
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
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得上你抽签。有意
思的是：在论资排辈制度的源头，顾炎武看到了我们在抽签制度的源头看到的景象。
顾炎武说，如今谈到论资排辈制度，都说起源于北魏的崔亮。读读崔亮的本传，
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注2）。
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
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
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
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
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
能干。
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
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
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
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
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厉名行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
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
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选拔
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
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
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
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
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边当面争执，说不
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
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
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
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现在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
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
让步。我们也从孙丕扬的故事中看到，顾炎武所说的"现在"--明朝末年，也同样面
对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等等也是不得已。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
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
多。 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真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
昔，悲夫"。
四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 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
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规矩，名字叫"
飞过海"。 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满，考满的吏
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吏"是不入流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官。用当代语言打
个比方说，他们没有干部身份，只能算国家正式职工。如果想工转干，就要苦熬九
年，通过三次考察，这才有了"工转干"的资格，可以混个三把手四把手干干。但是
有了资格并不一定能当上干部，人多位置少，什么时候能上岗是很难说的。于是就
有人发明了一种抢先的办法，这便是"飞过海"。
《醒世恒言》 中说："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都到京
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
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
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
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
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
当然这也不能怨绍兴人。绍兴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总要谋一条出路。（明）
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连一半
的人口也供养不起，于是聪明敏捷的人，就进京当了都办，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
到处都是这一带的人。--全中国的大小衙门里充满了绍兴人，原来是生存环境逼的。
而从绍兴人的角度看，"飞过海"不过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一种手段。民间的生存压
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绍兴人在北京托人走后门花的钱，只是推动请托方式运行的一小部分费用，因
为它只涉及到吏员"工转干"这一条途径，不过是明朝选官的数条途径之一，并且还
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径。至于推动整个"请托制"运行的费用总额有多大，当时没有
正式统计，我现在也很难估计。但我们知道，在孙丕扬上任前的嘉靖年间，也就是
《醒世恒言》中写到的"飞过海"的流行年代，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
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的厚礼，经常点
着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另外，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
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年头全够，这笔推荐费也
要五六百两银子（注3） ，大概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上边这两个例子
不过是群豹身上的两块斑点，明朝文职官员的"岗"在两万个以上，吏员超过五万五，
武职更超过十万，这两块斑点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和推测请托费用的整体规
模。
这笔官场上的巨额投资，最终自然要从老百姓身上一钱一两地捞本取利，《醒
世恒言》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请托盛行，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
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的道理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因为明朝的官员工资甚低，
不应该有很多银子，银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
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当然也可以像《醒世恒言》中
说的那样，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
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可能当官。这显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门里充满了贪官污
吏和结伙打劫的强盗，动辄敲诈一二两银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见穷
山恶水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孙丕扬想一想，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