掣签法一出，请托无处容身了，那些权贵，包括孙丕扬的那些花大钱钻营进来
的部下，都断了一条财路。没有过人的胆量，或者头上有许多小辫子被人家攥在手
里，谁还敢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断了自己的财路，谁又肯做这种吃力不讨
好的事情？
此外，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
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
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
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
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
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
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
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
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
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
事实上权贵们也犯不上去招惹众怒，因为请托的道路并没有被孙丕扬彻底堵死，
他只是在自己领导的吏部堵住了这条路，而吏部的考选只是官员升迁的途径之一。
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叫做保举。为了弥补吏部考选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县正官
以上，都有权保举官员。被保举者的升迁调用不论年头和资格，也不用抽签。崇祯
年间的刑科给事中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曾有一个人求他保举，开口就要送
他三千两银子，由此可以想见保举的行情。在保举的道路上，权贵们的乡里亲旧僚
属门下络绎不绝，从来就没有断过。这条溢洪道虽然不那么干净，但也起到了稳固
大堤的作用--权贵们可以绕开抽签制度，无须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后几年，崇祯皇上觉得抽签选上来的官员实在不好用，又提倡保
举。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果然不错，但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经皇上的倡导，保举
的口子越开越大，请托方式也逐渐取代了抽签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为主
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挤入捞一把的行列，于是形势大坏。忧国忧民的人又呼吁
恢复抽签制度，却发现这东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李自成破陕西，京都大震，
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时吏部仍然在选官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崇
祯听到了报告，就把祖宗牌位摆在朝廷上，让官员们在神圣的气氛中抽签定岗。当
时许多地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有的地方危机四伏，险地和肥缺全在一个箱子里装
着。崇祯规定，不管是什么地方，一旦抽签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
的官员规避不出， 就令排在他前边的人替他抽签，不能让他溜了。（注4）这就是
说，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抽签制度再获新生，而主持恢复这个制度的竟是励
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皇上有权，
但是找不准打击或提拔的对象，分不清敌我友，贪官污吏用信息战打败了他。
抽签当然不好，但考虑到这许多复杂情况，《明史》的作者最后还是说了许多
体谅孙丕扬的话。这位史官前辈说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转述如下：孙丕
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
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注5）
五
说了半天，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大家都没牢骚了，老百姓又如何呢？
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养了千千万万的文武官员，自然期望上边派来一个贤能的领
导，否则很应该大发牢骚。不过发牢骚也白发，他们的嗓门不够大，掌权者听不见。
这个比喻是嘉靖和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的， 原话是："百姓口小，有公议不
能自致于上。"（注6）海瑞这句话说得异常简洁精确，后人很难超越。但是这话的
背后隐藏了一个可疑的前提：上边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满一定会替他们作主么？事实
上，大量的官办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官员的服务对象对
他们的工作不满意。这条信息通道并没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户部的官吏很少因
此丢官，除非他们在官场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显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老
百姓的嗓门确实有问题，但是加害于人或者造福于人的实际能力更成问题。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
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
一盘散沙。那时候又没有"海选"的手段，难道某粒沙子还能跑到吏部去为你争肥缺
或者砸饭碗么？如果不能，考虑他们岂不是多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 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所谓"水可载舟，亦
可覆舟"， 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
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感到十分幸福，
当牛作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的三宫六院和伺候他们的万千宦官也要好好养活着
伺候着，但身边毕竟有了一个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替天子放牧，
屠宰的季节和数量掌握得比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暂时做稳了奴隶。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
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
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
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按照鲁迅的比喻，这就进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
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
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
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有觉悟有勇气的好干部，运筹帷幄，建立各种同盟，
巧妙地动员官场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努力才给牛羊们争取到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
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代总能够维持
二百多年，最后却终于难免灭亡的道理之一。
注1：（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
注2：（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停年格
注3：《万历野获编》卷十二
注4：《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注5：《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丕扬传赞
注6：《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
第十篇 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
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
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
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
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
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
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
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
用钱，能到手吗? 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
无益处。(1)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
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浪接
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
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
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
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
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2）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
“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
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
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
律，背后大有道理。
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
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
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
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很。《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
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做那个
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啰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下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
地名门望族子弟薛蟠，打死了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
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
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派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
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
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
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
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
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
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
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
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
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
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
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赴吉避凶者为君子’。依
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
子的建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 与朱元璋相隔约400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
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
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
就犯了赃贪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
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
劝说和引诱。 （3）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
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4) 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
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账，同样
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
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
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
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
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
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
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
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
秘书长。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赂拉拢腐蚀，最后
也总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徐均刚到阳春，一个吏便向他提
建议，说他应该主动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个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
还是不吃这一套。他问：难道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吗？他不来，我杀了他。说着
还拿出了自己的双剑给那位吏看。
莫大老听了那位吏的通风报信，害怕了，就主动去拜谒徐均。徐均调查了解了
一番，掌握了他的违法勾当，将其逮捕下狱。莫大老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敲诈手段，
就很知趣地送给徐均两个瓜，数枚安石榴，里边塞满了黄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
给他带上刑具，径直押送至府。没想到府里的官员也被买通，将莫大老放回家了。
面对强权，莫大老的脾气很好，再一次给徐均送上那些装满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
大怒，打算再将其逮捕法办。在这关键时刻，府里来函将徐均调离，到阳江县任职
去了。（5）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声不响地收下瓜果，难道真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
进劳改工场吗？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判断，他的前任都被拉拢腐蚀了，结果并没什么
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拢腐蚀了，并且动静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结果还是没
事。收几个瓜果又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烦。可见门子算的账
很正确：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而朱元璋算的账显然有问题，下狱和苦
役云云，多半是吓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道同（蒙古族）出任广东省番禹县知县。知县号称一
县父母，为当地最高行政首脑，但是还有他管辖之外的权力系统，这就是军队和贵
族。
坐镇番禹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
《明史》上说，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办事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
执法甚严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土豪数十人，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巧取豪夺的勾当，以低价强买珍贵的
货物。稍不如意，就变着法地栽赃陷害。道同严格执法，打击这些市霸，将他们当
中的头头逮捕，押在街头戴枷示众。于是斗法开始。
这些土豪明白，道同这家伙不好教育，便争相贿赂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
应该说，土豪的这样做是很合理的。贿赂既是必要的买命钱，同时也是一种投资。
有了永嘉侯撑腰，将来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永
远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们勾引教坏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在席间点了几句，
为土豪头子说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
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
他厉声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压不服他。朱亮祖也不
再跟他废话，干脆就派人把枷毁了，将街头示众的土豪头子放了。这还不算完，随
后又寻了个差错，抽了道同一顿鞭子。
有一位姓罗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结朱亮祖，把女儿送给了他。这姑
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惩治，朱亮祖又
将人夺走。
道同实在气不过，便将朱亮祖的这些事一条条地写下来，上奏朱元璋。朱亮祖
恶人先告状，劾奏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禹杀道
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道同这么
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人梗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
者同一天到达番禹，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于是，门子的预言再
一次应验：“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
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纪守法的
却如同凤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当，擅自将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给道同安上适
当的罪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开国之君朱元璋，这事就不能算完。
朱元璋吏治之严，堪称空前绝后。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道同的下
场中看到了。此外还爱发脾气，激烈且毫无宽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
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亲自为他写了墓志，以侯礼下葬。
两种规则的斗法至此告一段落。（6）
我没有仔细计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贪赃枉法者被揭发处罚的概率有多少。在阅
读时得到的印象是：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处罚的概率越高。而不归朱元璋直接管
的小官，被揭发处罚的概率则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这一层，朱元璋
算的账比较有说服力。而到了县处级，门子算的账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
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剜膝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惩办了大
量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不过即使在
最干净的时候，仍有大批高级官员不认朱元璋的账，例如朱亮祖。我估计，在这批
靠造反起家的高级官员之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后，管账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
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发不对路了。不过，他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却越发
灵验了。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
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
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
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
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
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都可以省去
了。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
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
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注；
（1）朱元璋：《大诰·论官之任第五》。
（2） 参见《明朝小史》卷二。原文是；“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
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
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3）朱元璋《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
（4）朱元璋：《大诰·论官之任第五》。
（5）参见《明史》卷一百四十。
（6）参见《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四十。
第十一篇 晏式转型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
公元前500年） 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年龄大概相当于孔子的父辈。他生活
的那个时代，正是为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他的故事也蕴涵了这
类规则问题。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
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
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
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
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
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
鱼都造福穷人了。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
阿，大走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您
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鱼，也都入于权贵之家。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
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
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下来道歉说：“请
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
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
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
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
史，这类制度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似乎生怕大家不认识它。为了识别
方便，我们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晏氏转型。
在晏氏转型的前型中，老百姓也要纳税，但是还不至于被剥夺到挨饿的程度。
在晏氏转型的后型中，老百姓的赋税大大加重了，一半的人在挨饿，继续下去，恐
怕纳税人口将锐减。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想象为那条传说中的食物链：“大鱼吃小
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
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
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
度，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于人者
食（音饲，喂养之意）人，治人者食于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领导当然是应该
吃虾米的，但是要有规矩。例如皇上一顿可以吃多少，皇后一天可以吃多少，县太
爷一个月可以吃多少，都有一个规定，不能过分，不能竭泽而渔，不能让人家拼命
生长繁殖还供不上你吃。如果吃的分量恰当，就是仁政，譬如晏子前型。如果吃得
过分，像晏子后型那样，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苛政越过了
界限，虾米的种群被吃得急剧缩小，大大小小的鱼们没了食物，最后谁都活不下去。
所以，苛政是公认的坏政，仁政是公认的好政。难题在于，仁政总是面临着巨大的
压力，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按捺不住地转变为苛政。
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先后讲述了两遍，上面引用的那
个版本是在“外篇”里讲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内篇”里讲的。在内篇的版本里，
晏子刮穷了百姓，喂足了权贵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回嘉奖，同时还让晏子介绍一
下经验——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于是晏子向齐景公分析了前后两种政
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及其利害关系。听听这位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仁政堕落
为苛政的压力来源，领会晏氏转型的动力机制。
晏子对齐景公说：过去我治理东阿，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
奖励勤俭孝悌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
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
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
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
晏子说，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
励勤俭孝悌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
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
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也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
就灌满了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
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大利
益集团：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
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渠道，他
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信息渠道中传上去的
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作为信息通道的
把关人，二谗在晏子面前碰壁，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预期中的利益未能实现，积攒
了满腔怨恨，自然不肯传达有利于晏子的好话，也不肯拦截诋毁晏子的坏话。如果
实在听不到什么坏话，我想，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也愿意编造出一些谣言。更何
况民间还有三邪存在，不愁听不到坏话。
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搭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
二谗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在
政界的嗓门格外大，就好像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
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游说攻击的目标。
那么，从正式规则中受益，在潜规则中受损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自然是支持
晏子的，可惜，他们的力量太弱，声音太小。他们的赞赏不能使晏子升官，而三邪
二谗却可以。他们挨饿并不能让晏子丢官，而三邪二谗却能够。这些老百姓，按照
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而缺乏组织的土豆，一麻袋也好，
一火车也好，在土豆们进行利害计算的时候，损益得失无异于一个土豆，并不像通
常想象的那样是所有的土豆之和。零散的土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
的皇帝代表他们，赐予他们雨露阳光。
按照马基雅维里的分析，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热情也不够。在晏子建立的
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无精打采的支持者。他们怕三邪二谗，也不相
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
进攻。当然，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说他们胆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转型
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个人
确实摊不上多少。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而分摊到三邪二谗
的头上，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足以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总之，老百姓
不如三邪二谗的政治热情高昂，这是有数学计算上的根据的。
双方的热情和影响力的差距如此巨大，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员何去何
从已经命中注定了。
我还要再补充一句：晏子在分析中忽略了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的物质利益。难
道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就不爱吃鱼虾么？难道只有三邪二谗的嘴馋么？当然晏子本人
很廉洁，而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比较早，中华帝国尚未建立，大量官吏衙役的职位
还没有发育成熟，食物链还比较简单。不过，二千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我们就必须
补充上这一点：包括晏子本人在内的官僚集团也是可以从晏氏转型中获益的。他们
可以参与分肥，可以多吃几口虾米。在三邪二谗之上再加上这块砝码，理想秩序向
潜规则坠落的速度将愈发势不可挡。
让我们在想象中变成这块砝码，从个人在官场中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的角度，设
身处地验证一下这个说法。
最开始，我们遵守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
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
的清官。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
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诱导我
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
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出乎意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虾
群中的积极分子会主动协助我们欺负，把他们的邻居加工好，送货上门，并不用我
们太费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后，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
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
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领导
和群众对着干呢？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着
沾点光。但是从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毕竟有点不对劲。怎么办？这是每个
官员都躲不开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显现原形的问题。如果碰上
思想不那么纯洁，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人，恐怕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对抗领导，
然后丢掉饭碗，真能起到什么好作用么？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
定一点良心也没有，欺压老百姓更加残酷，还不如我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
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们糊弄平
整了，我们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这种官场生存策略的转变正好与晏氏转型
相对应。
晏子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聪明过人，路子也过人。晏子拒绝正面回答问题，
避开了尖锐的选择及其政治风险和良心负担。他利用最高领导亲自听取汇报的机会，
把不同的选择方案及其后果摆到了领导本人面前，请领导替他做主。最高领导倾听
之后，亲笔批示：特准晏子在官场上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钦此。
第十二篇 崇祯死弯
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
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蒋德璟
和皇上顶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
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
内加派730万两白银， 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
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中
原一带的农民造反还没有平息，满洲又闹翻了天。就在决定加税的一个多月前，清
兵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蹂躏2000里，掳掠人口牲畜50余万，还在济南杀了一个德王。
人家大摇大摆地杀了进来，又大摇大摆地满载而归，明朝的官军竟然缩作一团不敢
跟人家交手。这样的兵岂能不练？练兵又怎能不花钱？不过皇上也觉得心虚，税费
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
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
手里。 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100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
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皇上还听过另外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崇祯十一年考试选拔御史，一位来自基
层的名叫曾就义的知县也说可以加税。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他
们都廉洁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皇上觉得这种观点很对心思，便将他的考试
名次定为第一， 又升了他的官。（1）据说曾知县为政廉洁，他的见解想必是有感
而发，在逻辑上也绝对正确。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腐败等于一笔额外的重税。假
设真能减去这笔“腐败税”，多派一些军饷当然无妨。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
成加税。 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2）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
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
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们的佃户负担如何？
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