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著名的
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中组部长），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
的人，史书上说：“一时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
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
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长兼国
务院副总理）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
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
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李东阳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
挽舟拉织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
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
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
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
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汇
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大家都说现在吃闲饭的太多，政府开支没有章法，差
役频繁，税费重叠。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尽钱光。到了部
队演习操练的时候，宁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权势人家，豪门巨族，土地已经多得跨
越郡县了，还在那里不断请求皇上的赏赐。亲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养竟要二三十
万两银子。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托名为皇亲国戚的仆从，经常在渡口关卡都市的市
场上征收商税。国家建都于北方，粮食等供应依赖东南，现在商人都被吓跑了，这
绝对不是小问题。更有那些织造内官，放纵众小人搜刮敲诈，运河沿线负责政府税
收的官吏也被吓跑了。小商贩和贫穷百姓被搅得骚动不安，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
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
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讳地反映情况。然
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
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
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
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赞了一回，又感叹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
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
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
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
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
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
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
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
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
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
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
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
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
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
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
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
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
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
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
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
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
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
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
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
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
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
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
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
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
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
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
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
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
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
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
们一并收拾了吧？
三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
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
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
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
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
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
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
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
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
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
轻重都杀了！”（5）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
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
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
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
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
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
不要伤害一个百姓。（6）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
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
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
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
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
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
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
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
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
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
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
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
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
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
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
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
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
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
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
对人说： “王公，大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7）由此看来，钱
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
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
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
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
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准
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性在百分之
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
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
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
第八篇 摆平违规者
一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
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
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
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
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注1）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
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
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
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
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
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
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
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
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
陋规"。 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
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
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
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
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
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
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
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
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
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
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
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
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
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
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
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
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
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
陋规"都要告发， 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
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
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二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
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
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
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
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
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
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
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
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
子双丰收， 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
以为东道缺然， 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
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
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
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
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
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
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
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
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
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
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
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
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
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
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
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
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
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
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
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
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
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
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
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
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
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
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
三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
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
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
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
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
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
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
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
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
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
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人情，绝对不会领他林县令
的人情，但是上级摊派下来，林县令并没有说二话。他买的是省市领导的面子。既
然林县令已经尽到了在陋规中的责任，并没有露出公事公办的脸色，省市领导也就
有义务替他担待遮掩，不能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的小
错误卖给御史呢？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又是张藩台的不对。
总之，尽管从表面看来林县令违规了，好像他不懂规矩，揭发了钦差大臣与山
西几位领导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质上，并不是林县令违规，相反，他的所作所为
正是维护潜规则的尊严，他要惩罚违规者。出卖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间接的连带，一
张惩罚违规者的王牌。
遭到林县令的重击，张藩台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
在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的同时，张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与林县令谈判，答
应赔他一笔巨款，补偿被"斥革"的损失，也请他认个错，撤回上诉。张藩台肯出的
巨款数目是一万两银子，虞知府激变责任最重，一个人掏三千两，其余七千两由张
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担。
以当时中央规定的粮价折算，一万两银子将近二百万人民币，数字不算小了。
我不清楚道光年间捐一个县令的官价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此事
发生的二三十年后， 买一个县令只要三千两银子（注2）。由此看来，林县令赚了
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几经周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林县令宣称介休财政亏空
巨万，张藩台和姜首道答应由后任承担这笔亏损。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规矩，林县令
的亏空要由他自己赔补，赔不起就要抄家。现在林县令不用赔了，等于又得了一万
两银子。对张藩台一方来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烦是需要找一
个肯顶着这笔巨额亏损接任介休县令的冤大头。姜首道找到了这样的大头，名字叫
多瑞，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于是，林县令认错撤诉，姜首道则出面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说事已查明，不
用入奏皇上了。杨巡抚看了汇报，对张集馨说：姜首道等人既然已经查办明白了，
我也不愿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张藩台恐怕不能不受连累。不过这摊派钦差费一项，
事关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杨巡抚委派张集馨和叶名琛专查这笔款子。
我以为杨巡抚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林县令凭着几封信，
把山西的省领导们折腾得焦头烂额，用两万两银子才算把事摆平，这分明树立了一
个危险榜样，想学习林县令的人还有多少？这种地雷一般的、一旦处分下级官员就
会爆炸的信件还有多少？花多少银子才能摆平？留着如此重大的隐患，省领导还怎
么当？
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
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
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
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
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
试想，林县令与领导翻脸时是什么处境？他已经被中央下令"斥革"，整个成了
无产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了。现在的各级领导又是什么处境？他们最要紧的是保官
和升官，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险，像绑票的土匪一样敲诈领导？果然，张集馨很
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
机摆平了。
四
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
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
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
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
全面描绘潜规则大楼内外及其悠久历史，远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们不妨随张
集馨在西北角的楼梯上转几层，看看其他楼层和房间的模样。因为楼层和房间太多，
我只能以静态描绘为主，迅速浏览一遍部分房间的门窗尺寸，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只
好简略或者由前边的事件代表了。但读者不难想象，每一间房子里，都可能演出过
精彩纷呈的戏剧。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四十五
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现在的
陕西省军区后勤部主任，勉强也可以叫省粮食局局长，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
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
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注3）
我得先声明一句：张集馨不是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要算
相当不错。这一点就连皇上也很赞赏。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张集馨拜见皇上，皇上
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前几年申启贤（山西一把手）年终密考，还称赞了你的操
守。此去陕西，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拜领皇帝的教导之后，张集馨开始按照潜规则处理分肥问题。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
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
"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
机制： 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前边提到的"钦
差费"就是这类交换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
敬"和冬天送的"炭敬"。 "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
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 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写道："今得
此缺， 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
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
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
没有路费了。
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我们知道这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万，可以
买上百处房产或五六百条人命。陕西粮道能有这么肥么？此外，用得着如此出血分
肥么？究竟粮道有多肥，我们一会就会看到。至于分肥，从情理推测，掏私人腰包
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张集馨也用了"不得不"这个词，想必是无可奈何，不敢
不遵守规矩。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
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
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类似政治局委员）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
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
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 帮助他办折子的， 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
（类似监察部长），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
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
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我们已经转完潜规则大楼的京官层，现在随着张集馨下一层楼梯继续转。
五
陕西粮道的日常工作是收发军粮。发放军粮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关系，
其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粮食质量。这方面的冲突，张集馨刚刚到任就领教了。
张集馨的前任叫方用仪，为人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场
上买了四千石麦壳搀入东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
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价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按说，规
模大了便难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后任不肯替前任背这么大的黑锅，
听到风声后通常会拒绝签字接手。但是与张集馨办理交接手续的不是方用仪本人，
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代理督粮道是公认的发财机会，如果刘源灏和方用仪办交
接手续的时候拒绝签字，显然会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他签了字，方用仪作弊得逞
了。我估计方用仪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正因为他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当时有
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
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张集馨到任后访知此事，便拒绝从刘源灏那里接手签字。刘源灏苦苦劝说，说
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
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细品刘源灏说服张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个暗
示：如果漏洞确实就这么几千两银子，为了等待方用仪回来重办交接，公文往来加
上路途花费的时间恐怕需要好几个月，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还要超
过这几千两银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损失，算上在官场中不肯通融的名誉损失呢？
换句话说，等待公事公办的代价太大，不值得，还是认账合算。张集馨果然被说服
了，认了账。由此反推回去，方用仪离任前决定掺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
也不是二百卡车，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规，满营八旗的官兵每个月分八天领粮。到了领粮的日子，张集馨叮嘱
部下说：我这是初次放粮，绝对不许像方用仪任上那样掺假，让众官兵轻视我，以
后的公事反而不好办。他指定用好粮仓放粮。
领粮的官兵们来了，他们早就知道方用仪掺麦壳的事，警惕性很高，断定仓吏
带他们去的仓是麦壳仓。仓吏极力辩解，官兵更加怀疑，"围仓大哗"，坚决不肯在
张集馨指定的粮仓领粮。于是粮道方面请官兵自己指定仓库，没想到官兵们指定的
仓库，恰好是掺了麦壳的仓库，开仓一看，官兵们脸色变了，开始互相抱怨。张集
馨下令打开刚才指定的仓库让他们看，里面装的果然是圆净好麦。最后张集馨下令
把这四千石麦壳筛了出去，铺在粮仓的路上，解除了众兵的怀疑。
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
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规定，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
这里说的将军是各省驻军的最高领导，省军级干部，粮道的伺候对象。他对粮食质
量的态度，对领取粮食的官兵影响极大，将军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
骄兵就能闹翻天。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
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
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
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
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
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
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
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
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
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
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
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到仓库领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实了。话又说
回来，他们并不老实，从来就不是省油灯，也需要粮道方面小心应酬。张集馨说，
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
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八旗，一连
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仓库方面的人员必须忍气吞声，闹大了还要请将军和
副都统推荐来的家人从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劝说，才能不闹出事来。
粮道在军队方面的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请将军、副都统的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