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经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
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为590克的说法，l石白米为94.4公斤。写
这篇文章的时候， 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价在2.6元人民币左右。本文的计算就是
根据这些一概从优的假设。
（3）实际上，当时每月只发给1石大米，每年发12石，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
是这么点。其余部分要折银、折钞、折布发放，这叫折色。按照常规，这位正七品
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
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
真来， 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
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按照明朝的规矩，官越大，
折色所占的比重越大，吃亏越多。
第六篇 恶政是一面筛子
一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 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
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
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
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
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
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
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
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
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
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
在公元188年之前， 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
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2000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
上2000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
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1300 0枚。（1）皇上要的300万，相当于司
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2000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
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
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
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
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
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2）当
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
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
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
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
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
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
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
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
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
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
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
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
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
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二
转眼又过了l400多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
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
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
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
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
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么？这要看怎么
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
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工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
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
同看法。皇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
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
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
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天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
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
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
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
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
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
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
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
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
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
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
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
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
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
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
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
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
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
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
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
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
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3）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
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
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
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
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
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
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
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
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
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
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
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
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
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
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
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
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
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
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
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
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
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
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
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
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
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
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
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三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
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
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大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
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
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5）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
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
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
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
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
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
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
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
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
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
灭良心， 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
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
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
选择恶棍。
四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
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
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
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
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
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
（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
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
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
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
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
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
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
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
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
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
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
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
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
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
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
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
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
这样。（6）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
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
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
世界都是。
五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
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
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
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
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
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
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
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
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
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
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
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
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
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7）
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
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到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他似乎是一个很懒惰也很缺乏自
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懒惰和缺乏自制力没办法，结果就是恶棍横行。
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
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恶筛子的不过五六个，
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
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
基时还是个小孩子，似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
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
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六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
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
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
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
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
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
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
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
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
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
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
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
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
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
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
宣称的政策。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
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
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
只剩下四年。
注：
（1）参见《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结尾处，荀绰的《晋百官表注》。
（2）《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列传。
（3）《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宦官列传。
（4）《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列传。（注：原书无此标注）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一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65页。
（6）《袁中郎随笔》，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4、94页
（7）《明史》卷二百十八，沈一贯列传。
第七篇 皇上也是冤大头
一
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
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
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
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应该承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
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
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
上。所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这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博弈的
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再不派他还能派谁？
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
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问题在于，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更要命的是，镇守太监们权
力极大，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
当时云南有个富翁，不幸长了癞。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为
父亲的病痛担心。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宣布说：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
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再说他又老了。现在，经研究决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
子吓坏了，立刻就想到了收买。他费了许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反复求情，最后
总算取得了钱能的谅解，撤消了这个决定。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
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
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我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
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
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
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钱能的贪虐，古来无有。后来，在镇守云南的官员
中，贪求无厌的人也不少，但是听说钱能做的这两件事，没有不失笑的。《万历野
获编·补遗》完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兴人，与钱能
的精彩演出相隔150余年，相距约2000公里。可见此事流传之久远。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
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
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
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
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
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
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
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
就更显得要命了。
性质如此要命，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
有互相监督的义务。 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1）给皇上写报
告，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
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
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
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
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们乎并没有出什么事，
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
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
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
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
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
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将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
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
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
“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
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
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即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
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
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
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
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2）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
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
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
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以上说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见深。这位皇上身材粗壮，说话有些结巴，反应也
有些迟钝，但是心眼并不坏。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30多岁的皇上迷上了春药
和房中术，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个善于影响他的贵妃及其亲信太监汪直的控
制。辅佐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当时京城内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之说，可见那几位总理副总理和政府部长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这样的皇上
不说也罢。
成化皇上的儿子弘治皇上，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据说长
着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飘逸的胡须。这位年轻人满怀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生意
义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可惜17岁即位，35
岁就去世，只当了18年皇上。在这样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钱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 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
周时从上疏，请求依法惩办先朝遗奸汪直、钱能等辈，同时考核两京和各地的镇守
太监。面对共同威胁，宦官集团迅速反击。他们仔细研究周时从的奏书，挑出了一
个书写格式方面的错误。本来，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类尊贵词的时候，
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顶着天书写，就好像“文革”中报纸上引用最高指示
一定要用黑体字印刷一样。而周时从奏中的宗社就没有越格。这不是蔑视宗社吗？
于是将周时从逮捕，交司法部门处治。钱能又平安无事了。（3）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
似乎得了善终。《万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
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
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当时的人们显然不肯接受这种现实，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钱能的养子钱宁负责
掌管他的钥匙，为了得到他的遗产，在他生病的时候下了毒药，把钱能毒死了。沈
德符说，如果是这样，钱能也就不算漏网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
故事编得显然不合情理。除了钱宁这么一个养子，钱能在中国再不认得别的亲戚，
遗产不给他又给谁？连钥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无须亲自端屎端尿，何必给一个垂
死的老人下毒呢？顺便交代一句，钱宁确实不是好鸟。后来他当了正德皇上的干儿
子，皇上赐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写着：“皇庶子朱宁”。朱宁掌管特务机构，在
政界的实际地位排在最前边的三五位里，比养父还有出息。
二
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
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
夏。当时皇上34岁，已经登基17年。刘大夏年近70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
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
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
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
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
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
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
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
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
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
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4）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17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
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
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
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
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