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
⑤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
⑥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
六、唐中后期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关、函谷关以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代宗初即位，郭子仪上疏，称：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②。就连没有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③。
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又返回故里，回到土地上，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④，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北方社会经济一般恢复比较缓慢，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发生战乱，总有大量百姓南徙避难。自汉末至南北朝，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安史之乱时也是如此。叛乱平息下去之后，唐政府掌握的户籍数字大为下降，如开元时，总户数为7417185，元和（公元806-820 年）时则仅为2368775 户。其中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元和时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20，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30，鄜州（今陕西鄜县）的户数甚至仅及开元时的1／40。而南方一些主要州郡的户数却大为增加。如苏州增加了48％，鄂州增加了100％，洪州增加了64％，饶州增加了228％，吉州增加了19％，襄州增加了194％，郢州增加了93％，唐州增加了89％，衡州增加了33％，广州增加了15％①。其中有不少是从北方迁来的人户，如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1／3。人口增长表明劳动力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朝后期，在江南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在东西道采访使辖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50 余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鄮州（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②。其他还有，如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为了防止海潮，曾在今江苏淮安至南通一带筑堤，长142 里，起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至于中小型陂塘更是广泛修凿，如宪宗（公元805-820 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陂塘598 所，得田12000 顷①；穆宗（公元821-824 年在位）时，浙东观
① 《旧唐书·郭子仪传》。
②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
③ 《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
④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听壁记》。
①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96- 104 页。
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
① 《韩昌黎集》卷二十五，《韦公墓志铭》。
察使元稹"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②。这些兴修的水利，大大地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江南农民还修建了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了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③，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④。因此权德舆说："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⑤唐朝后期，南方很多地方都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公元806-820年）时每年茶税达15 余万贯⑥，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⑦。
② 《白香山集》卷六十一，《河南元公墓志铭》。
③ 《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
④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⑤ 《新唐书·权德舆传》。
⑥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桥县》。
⑦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雅州严道县》。
（二）手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唐朝后期，丝织业、造船业、制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等，都继续在发展。
丝织业方面，河北定州一带，本是丝织品产量和贡品最多的地方。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①。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②。贞元以后，越州贡品有各种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③。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④。蜀锦的制作，也愈益精丽。造船业方面，刘晏曾于扬子县设10 个造船工场，造出的船每只可载一千石，这是官府所经营的大规模的手工作坊造船业。民间造船业也非常发达，载重可达八、九千石，甚至万石以上。长江一带大船极多，据《唐国史补》载："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架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大船如此之多，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广州有一种商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⑤。这种商船很大，便于航海。值得一提的是，这时还发明了脚踏的轮船。《旧唐书·李皋》载："（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风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纸张文具制造业方面，这时更为发达。《唐国史补》载：当时的名纸，"有越（州）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州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与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另外剡溪的玉叶纸，蜀的十色笺，也都非常有名。蜀纸有一种加工的纸笺，名薛涛笺，高似孙认为：蜀纸"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①。这时出现了不少大规模的造纸作坊。如《三水小牍》载："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晒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可见这个纸坊不小，纸的产量相当多。此时，这个时期端州（今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②。
瓷器业方面，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数量多而合用，销售范围很广，天下通用③。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
① 《吕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韦府君神道碑》。
② 参见《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行状》。亳州治谯。
③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越州》；白居易：《新乐府·缭绫》。④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宣州》；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⑤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① 高似孙：《剡录·纸》；参见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
② 《唐国史补》。
③ 《唐国史补》。
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可知唐代已应用釉下彩的技法了④。这时白瓷、青瓷的制造技艺都有了很大进步，杜甫赞美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⑤。陆龟蒙赞美青瓷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⑥。陆羽嗜茶，尤其偏爱青瓷，他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⑦。据现代考古发掘，唐代瓷窑遍布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烧造的器皿有碗、杯、盘、壶、瓶、罐、尊、钵、唾盂、水盂、砚台、瓷枕、瓷俑等等。除白瓷、青瓷两大瓷系外，还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瓷器。
制茶业方面，唐朝后期茶叶产地极广，几乎遍于南方。唐代茶分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茶砖）四种。据《唐国史补》纪，当时茶有20 多个品名，"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州有鸠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南方从事制茶业的人数相当多，如安徽的祁山，"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①。这里的种茶、制茶已经专业化。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公元785-805 年）以后，每岁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②，这里每年产茶18408 斤，建中（公元780-783 年）以来，每年进贡3600 串③。福建的武夷茶，唐末也逐渐发展起来。
制盐业方面，唐中叶以后中央设盐铁使，专管盐的制造和买卖，各地则设巡院、场、监等。当时，蒲州的解县、安邑盐池，通称为两池盐，年产盐万斛。安北都护所属的胡落地，年产盐1.4 万斛，这是较大的盐池。其余盐池，年产数千斛不等。全国共有盐池18 处。唐时有盐井640 口，其中剑南东川就有460 口。泸州（今四川泸州市）的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①，其年产量可达4 万石以上。唐时海盐产量更大。唐王朝在涟水、湖州、越州及杭州设有4 场，又在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设有10 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②。《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吴、越、扬、楚监廪至数千，④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 页。
⑤ 《全唐诗》卷二二六，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⑥ 《全唐诗》卷六二九，陆龟蒙：《秘色越器》。
⑦ 陆羽：《茶经》。
① 《全唐文》卷八○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
③ 参见《南部新书》戊卷。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
② 《新唐书·食货志四》。
积盐二万余石。"从事食盐生产的叫做亭户、池户或灶户。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第五琦将他们编为特殊户籍，专负制盐差徭，免除其他杂役，但身份极不自由，不得随意脱籍。
矿冶业方面，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得到了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5 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产银最多，每年出银10 万余两，唐政府在这里所收银税，每年就有7 千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子银，别处莫及"③。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县）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
此外，像襄阳的漆器，宣州的笔，扬州的蔗糖，以及许多地方的酿酒业等手工业都有发展。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郴州》。
（三）商业进一步繁荣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于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①，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②之说。杭州则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③。成都被形容为"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州）不足以侔其其半"④，骎骎乎驾于扬州之上了。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⑤。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在沿海地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广州更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⑥。北方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商业也繁盛起来，如山西解县，因有盐池之利，也是"官帑委输，商徒繁会，云连里闬，山峙资财"⑦，成为商贾辐凑之地。
不但地商业大都市更多更繁荣了，州县设市也日益普遍。另外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更多的草市。这些草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①，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
适应商业发展的形势，大中五年（公元851 年），唐政府下令规定：大都督府设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设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还有佐一人，史一人，师一人。另外，"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设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②。
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中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在前代称"里"，唐代有时仍沿袭古称，但多数称"坊"，是居民住宅区。"市"是商业区。"坊"和"市"的周围，都围以围墙或篱笆。居民住宅严禁向街开门。《隋书·令狐熙传》载，汴州商业繁盛，"民有向街开门者"，官府为"禁游食，抑工商"而"杜之"。唐时"坊"和"市"仍分开设置，如前所述长安城、洛阳城的布局。官府规定：出入"坊"、"市"，必须通过坊门或市门。《唐律疏义》载："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③。唐政府还规定，城门、坊门、市门必须日没关闭，俟天明而启。城市里普遍实行夜禁，连燃烛张灯也
① 《旧唐书·秦彦传》。
②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③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④ 《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
⑤ 《旧唐书·地理志》。
⑥ 《韩昌黎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⑦ 《全唐文》卷八○九，司空图：《解县新城碑》。
①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赋书》。
② 《唐会要·市》。
③ 《唐律疏义》卷八，《越州镇戍等垣城》。
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处罚。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又行钲鼓制度，规定城门、坊门、市门的启闭要依钲鼓的号令。关于市的开闭规定，"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④。这种坊市制，对整顿市场，发展正常商业，保持物价稳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商业管控过死，也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逐渐突破了市制的约束，在坊间出现了商店。如扬州的"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①。《王居士神丹》记：京师延春坊有卖金银珠玉者②。《北里志·王团儿》记：宣阳坊有彩缬铺；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铺③。《资治通鉴》也载，长安两市及要闹坊曲皆有商铺买卖④。住宅区的坊曲开店列肆，从事商业经营，说明交易场所已越出市外。
随着城乡交换的日趋频繁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夜市，尤其是南方，更为突出，长安早就有夜市，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⑤。估计无法禁断。扬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⑥苏州也有夜市，杜荀鹤诗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⑦。张籍说广州"蛮声喧夜市"⑧。大都会之外，中小城市也有夜市。闾丘晓诗曰："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⑨。张籍诗曰："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⑩。另外从白居易诗"灯光穿村市，笙歌上驿楼"（11），以及李商隐"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①的描写来看，乡村市集也有夜间进行贸易的。
市制的突破，是唐后期商业发展，城乡市场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日益活跃的结果，它密切了广大农民和市场的联系，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后两宋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后期豪商富贾更形活跃人数众多。如扬州是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②，大商人的财产也是多得不可数计。如江陵的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③。唐末，长安的王酒胡不仅纳钱30 万贯，助修雀门，而且又以10 万贯修缮④ 《唐会要·市》。
① 《旧唐书·杜亚传》。
② 参见《唐阙文》卷下，《王居士神丹》。
③ 参见《唐阙文》卷下，《北里志·王团儿》。
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一年》。
⑤ 《唐会要·市》。
⑥ 王建：《王建诗集》卷九，《夜看扬州市》。
⑦ 杜荀鹤：《唐风集》卷上，《送人游吴》。
⑧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
⑨ 《全唐诗》卷一五八，闾丘晓：《夜渡江》。
⑩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南客》。（11）《全唐诗》卷四四七，白居易：《望亭驿酬别周判官》。
① 《全唐诗》卷五四一，李商隐：《河阳诗》。
② 《太平广记》卷二九○，《吕用之》。
③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
安国寺④，足见富商大贾的活跃。
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如王酒胡曾与僖宗君臣在安国寺中斋食。郭七郎曾输钱数百万，买到横州刺史之职。这个时期，许多商人都用钱买官，如《资治通鉴》载：穆宗时（公元821-824 年在位），"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⑤。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活动。如许多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等，以获取丰利。以致玄宗时就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⑥。但无法禁止，后来唐政府只好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同百姓一样交税，如宣宗时的敕令："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⑦。地方上的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做生意，《唐会要》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①。由于官僚经商极为普遍，因此武宗在赦文中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②。
唐朝市场上还活跃着许多少数族商人和外国商人。《资治通鉴》载：长安的回纥和西域商人经常以千数，他们在这里"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③。回纥商人常"驱马市茶"④。扬州和广州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刘展之乱时，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进军扬州时，曾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广州的外商更多，据载，黄巢破广州时，杀死外国商人12 万至20 万人⑥。此说法虽夸大荒诞，但却反映广州的外国商人确实很多。此外，新罗、日本商人活动于明州、扬州、楚州等处的，数量也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很多都是做珠宝生意。如《太平广记·宝珠》引《广异记》载："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又同书《守船者》引《原化记》载："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至扬州胡店卖人，获数千缗。"同书《鬻饼胡》载："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同书《萧旷》引《传记》曰："龙女出轻绡一匹，赠（萧）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外国商人来华之众和他们的富有。唐朝诗人在诗中常提到卖酒的"胡姬"可见外国女子在华做经商买卖的也很多。
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唐后期，各大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柜坊也叫僦柜或寄附铺。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柜坊的出现时间，当在德宗以前。德宗初年，曾向僦柜借1／4 的钱以供军用。初时柜坊代客保管钱物，以后还可收买贵重物品，甚至连奴婢、牲畜都可以寄放。商④ 参见尉迟偓《中朝故事》。
⑤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
⑥ 《旧唐书·玄宗纪下》。
⑦ 《唐全文》卷八十一，宣宗：《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
① 《唐会要·市》。
② 《全唐文》卷七十八，武宗：《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
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④ 《新唐书·陆羽传》。
⑤ 《旧唐书·邓景山传》。
⑥ 参见《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人取钱取物，既可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如《太平广记·张老》述："（张老对妻兄韦义方说）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韦）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目验。'令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从这个故事可得知，柜坊也可由其他商店兼营。扬州是豪商富贾云集之处，柜坊相当多。长安也是商业大都会，且为官僚■集荟萃处所，柜坊更多。如大商人窦乂，在长安西市就开设了许多柜坊，《太平广记·窦乂》述："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有不少官僚都存钱于柜坊，当时柜坊存官僚钱者不下50 万贯，多则数百万贯。柜坊的出现，使商人既可避免收受大量钱币的烦劳，又比较安全，因而有利于商品交易活动的发展。
唐后期，币材（铜）缺乏，货币流通不足，加之实行两税后，大量税收需纳钱，同时一部分钱币流出境外，及民间出现销钱铸器等现象，更加剧了钱币的不足，因此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商人创立了飞钱制度，以解决货币流通中出现的难题。当时各道在长安都有进奏院，商人们在长安售出商品后，便将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发给票据。商人回到本道，合券取钱。这种办法，一方面解除了商人携带钱币的不便或可能遭遇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运钱到京供给进奏院的需要，因双方都感方便，所以飞钱又称便换。除进奏院经营飞钱业务外，诸军、诸使、富商也都参与经营。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盐铁使王播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①。于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也经营飞钱业务。飞钱制度的产生，是商业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又使京城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对解除通货紧缩，繁荣市场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唐朝后期的商业，继续发展，并且更趋活跃，为以后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四）高利贷剥削的盛行随着封建商业的发展，唐代高利贷业颇为盛行。其时，高利贷的形式，大体分为三种：（一）质库，亦称收质、纳质，与后世的当铺差不多。贷者先以物送交质柜，质钱以归，以后付息还本，再取回质物。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胡三省注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由此可知，柜坊很多就是经营这种高利贷的。许多贵族官僚也都经营质库，放高利贷。（二）质举，这是一种须提供担保物品押拈的高利贷，它与质库不同，抵押品不需交给放债人保管，而是借债人指定以某物作抵押，将来不能偿还借款时，由放债人没收该抵押品作偿。如《唐阙史·赵江阴政事》载：楚州淮阴东邻，"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这是以田契作为抵押品，此种抵押贷款颇为流行，民间田地、宅舍、牛羊以及其他物品等都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三）举贷，亦称举放、出举，这是一种不用抵押品的高利贷。当时也颇为流行。
唐时，富商大贾多凭借手中雄厚的商业资本，积极从事高利贷活动。他们苛剥百姓，利息奇重。如现存的一纸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的"举钱"契券：举钱一千，每月纳二百文，计六个月本利并还。有的高利贷者甚至得到"钥匙"的绰号。《太平广记·刘钥匙》述："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这种高利贷者，比强盗不差。富商大贾们不仅"举债"剥削穷人，而且也向达官贵人们放债。尤其唐后期，一般官吏多向商人借利贷，贿赂买官，到任后苛剥农民还债。"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①。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债帅"，他们的借债实际上是由百姓偿还的。
此外，外国商人也大肆放债。如《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中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②。再如穆宗时（公元821-824 年），"贬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为宣州别驾，甚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故贬甚"①。可见"蕃商"不仅广泛放债，而且还受到唐政府的支持。
寺院僧侣承前代习惯，依旧经营高利贷业。如《两京新记》卷三载："化度寺，。。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迦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任至期还送而已。"又如近代在新疆发现的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健儿马令痣举钱契》："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英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口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还有剩不追。恐人无口（信），故立私契，两共平
①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
② 《全唐文》卷七十二，《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章，画指为记"②。
唐代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以及各级官吏也是重要的高利贷者，《高季辅传》说："公主之家，。。贵勋之家，。。放贷出举，追求什一。"《唐会要·县令》载天宝九年（公元750 年）十二月敕也说："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再如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颁布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说："如闻朝列衣冠，或代（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③。为了避免贵族、官僚"与人争利"，缓和阶级矛盾，唐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放债，如《唐令拾遗》载："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开元十五年，玄宗也下令："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①。但是这些禁令实际上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
除了私人举放的高利贷外，唐政府也经营高利贷。唐初就专设有捉钱令史，从事高利贷业经营活动。据《唐会要》载："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②。唐政府经营的这种高利贷，利率极高，年利率达48000，几乎是100％。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率逐渐降低。如开元时，收赢6／10，会昌时（公元841-846 年），四分收利。利率虽降，但放贷本钱也增加了。如元和（公元806-820 年）后期，秘书省等22 个机构，放高利贷的本钱，就有53952 贯955 文。而对农民的贷款，所收利息可达本钱的四倍五倍，最高甚至达到10 倍以上，农民无法偿还，只好逃亡，官府便令保人或借债人子孙亲友代偿。借债人死亡，也要由子孙偿还，"子孙又尽，移征亲戚旁支；无支族，散诸保人；保人逃死，或所由代纳"③。可见官府高利贷之苛刻。
唐政府积极参予高利贷业，更带动了高利贷活动的发展。广大农民在官府、私人的高利贷剥削之下，日趋贫困，难以自拔。如《旧唐书·杜亚传》说："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高利贷加在农民身上的痛苦，更加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总之，唐后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工商业的发展更为显著，为宋代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土地益趋集中，庄园经济过分发达，造成农民大量破产逃亡；加之两税法的剥削日益沉重，其他苛捐杂税又纷至沓来，高利贷剥削严重，农民无法生存下去，终于导致僖宗乾符元年（公元784 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② 《敦煌资料》第一辑，《契约、文书》部分。
③ 《唐全文》卷七十八，《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① 《唐会要·杂录》。
②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
③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
七、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和漕运事业的衰落（一）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唐代中后期的封建赋役剥削是十分严重的，除了正常的赋役之外，还有许多花样翻新的诸多名目的苛捐杂税，税目多得惊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盐税。唐代盐税之征始于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肃宗时开始实行榷盐制度，从此食盐价格猛涨。后经第五琦和刘晏的改革，稳定住了盐价，并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刘晏死后，盐法逐渐败坏，盐价急遽上涨，人民买不起盐，怨声载道。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用刘晏旧法，革除积弊，把盐利皆归度支。天下榷盐税茶，共赢665 万缗。初岁收入已达到刘晏的最高水平，以后增加额竟三倍于刘晏时，因而国用充足。但不过两年时间，元和四年（公元809 年），李巽死，此后盐法又乱，直至唐亡。
茶税。茶税之征始于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当时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①，"茶之有税，肇于此矣"②。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张滂奏立税茶法，于产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在地税吏将茶叶定三等估价，每值10 钱的货收1 钱的税，税率也是1／10，"是岁得缗四十一万"③。穆宗时，盐铁使王播又将茶税提高了50％，并规定"量斤计税"，即按重量计算应税数额。同时，为了减少政府的损失，王播还规定1 斤茶要先加至20 两，其中4 两作"加耗"。从此，唐政府大获其利，举天下山泽之利不过7 万余缗，不能当一县的茶税，可见茶税收入在财政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 年），茶税先付州县，而后入于户部，复又定茶法，茶税渐入税收的正规。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天下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均征重税。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 年），盐铁使于悰在每斤茶叶上增税钱5钱，谓之"剩茶钱"。自此以后，斤两又复旧，即1 斤加至20 两。由于茶税愈来愈重，茶价上涨，因此私贩也愈来愈多。为保护政府的财政收入，唐王朝尽力搜捕私贩的茶商，对私贩的处罚规定极严。如宣宗时规定，私鬻三犯皆300 斤者，运茶三犯至500 斤者，茶店主人四犯至4000 斤者，皆处死刑。但仍不能禁绝。大中六年（公元852 年），盐铁转运使裴休为整顿茶税，抑制私贩，曾上奏道："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恤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欲寻究根本，须举纲条"①。宣宗准奏，依照实行。此后，"天下税茶增倍贞元"②，每年获利近百万贯。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③ 《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新唐书·食贷志四》。
酒税。唐初无酒税。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③，但第二年又遇饥荒，于是"复禁酤"④，并规定："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⑤至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⑥，开始实行税酒政策。大历六年（公元771 年），又将酤户分为三等，分等纳税。同时允许地方用酒税钱抵充应进奉的布绢之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罢酒税。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⑦"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⑧。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⑨。元和六年（公元811 年），宪宗从京兆府的建议，"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⑩。从此，榷酒钱成为两税的附加税。而有的地方既将榷酒钱分配于两税上征收，又别置洒店酤酒，使人民遭受双重剥削。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 年），根据宰相王涯的建议，又"罢京师榷酤"（11）。此后各地仍有榷酒钱。唐王朝的榷酒收入很大，大和八年（公元834 年），"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六十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①，其纯利超过百万缗，较茶税之初多一倍半，仅次于榷盐收入。
矿税。唐初不对矿冶业征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初税伊阳（今河南汝阳县）五重山银、锡"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③，于是由盐铁使掌管矿冶业。宪宗元和（公元806 年-820 年）初，"天下银冶废（设置、放置）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④，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持其事。但全国矿税收入，不过7万余缗，还不及一县所收的茶税。到宣宗时（公元847-859 年），因收复河湟，须增戎兵衣绢52 万余匹，于是盐铁转运使裴休将山泽之利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并要求"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⑤。当时"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⑥。总之，唐代矿税不大，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少。
关市税。唐前期无关税。到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 年），东京留守李区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因有吞没，遭人反感。德宗时，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⑧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⑨ 同上。
⑩ 同上。（11）同上。食货志四》。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户部侍郎赵赞请诸道要津置吏税商贾钱，每贯税20 文，税率为2％。唐后期，内地关卡林立，官府肆意征税，情况极为严重。如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今江苏盱眙县境），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①，对于这种情况，唐王朝也曾诏令禁止，如天复元年（公元901 年），昭宗发布《改元天复敕》，称："途路所先，通商是切。关畿之地，横赋非宜，致物价之益高，自商徒之难济，令盐铁使及两神策军，先有两市杂税，并令停罢。自今以后，畿内军镇，不得擅于要路及市井津渡，妄置率税杂物及牛马猪羊之类，其有违状者，有人纠告，以枉法论之。"②尽管如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唐代的市税，即对市内商贾直接征收的商税，在安史之乱，由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自行征收，以充军资杂用。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1000 者有税。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 年），唐王朝派御史负责向商贾征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经赵赞奏请，始正式规定商税的税率。二年，增商税为什一。三年，初税商钱，对茶、漆、竹、木等征税。
除上述税赋以外，其他杂税也不少，如：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德宗时，因对诸道用兵，政府财政不敷，欲谋得五百万贯以济用。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及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于是"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③。但只得200 万贯。于是又根据赵赞的建议，实行间架税及算除陌。所谓间架税，就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一种财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并规定"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①。除陌钱为对交易所得及公私给付钱物所课的税。原为每一贯的交易额，抽税20 文，现增加为50 文。如果以物易物，要将物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不仅扰民极大，增大了百姓的负担，怨愤满天下，而且多为主持者侵吞，公家所得不及其半。后泾原军至京师，发生叛乱，于丹凤阙下提出：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②，以鼓动百姓响应。可见恶税为害百姓之甚。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德宗不得已宣布停罢间架、除陌两税。
另外还有青苗钱。青苗钱始征于肃宗时，实际上是田赋的附加税。《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一》载："乾元（公元758-760 年）以来，属天下用兵，京师百官俸钱减耗，帝即位推恩庶僚，下议公卿，或以税亩有苗者，公私减济，乃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以充百司课料，至是得钱四百九十万贯"。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② 《唐大诏令集》五，《改元天复敕》。
③ 《旧唐书·卢杞传》。
① 《旧唐书·卢杞传》。
② 同上。
文"③。青苗钱是额外课征的，本来应征田有青苗者，后来无青苗者也征。有的地方青苗钱赋额相当大，如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虢州（今河南灵宝西）青苗钱竟高至每亩出70 文。后在刺州崔衍的坚持下，德宗才下诏减虢州青苗钱。
其余还有：埭程，官府在水流湍急，船路险阻地段设埭（土堤），用牛或人力助船过渡而向客商征收的税；贯率及口算，对商品交易征收的交易税；邸直，政府所设邸店对客商所征收的住宿费；竹綀场税，地方官自行设场，对某些产品征收的过路税等等。
唐代还有各种名目的杂项收入，如：进奉。唐代各级地方官吏，特别是节度使、观察史、刺史等经常利用各种名义向皇帝进献财物，以邀宠幸，这就叫做"进奉"，或称"羡余"。如玄宗时，户口色役使王鉷岁进钱百余万，供皇帝私用。德宗兴元（公元784年）以后，进奉之风更加盛行，剑南四川观察史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等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①。宪宗时，同样接纳进奉。进奉者及皇帝都认为进奉是额外之财，不会加重百姓负担。但正如李翱所说："今节度观察使之进献，必曰'军府羡余，不取于百姓'。且供军及留州钱各有定额，若非兵士阙数不填及减刻所给，则钱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于百姓，将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其他杂率，巧设名号，是皆夺百姓之利"②。德、宪两朝，节度使及观察使进奉之风，达到高潮。比较突出的人物是宣武节度使韩弘，他初入朝时，就曾"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③。其后进献数字愈来愈大，而且带动下面官吏，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各地官吏以种种名目进奉，"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④等等。
率贷。率贷之征始于肃宗时。肃宗即位后（公元756 年），面对两京陷没，民物耗弊的残破局面，"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①，所收以巨万计。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按率征税商贾，以充军费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1000 以上，均须按率征取，致使商旅无利。
和籴。唐初，为了平仰物价，保持物价的稳定，以及供应边疆的军需，政府以相当于时价或略高时价收购农民的剩余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称为和籴。和籴本为出于农民自愿，不带强制性。但是安史之乱后，和籴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变相的赋税，往往根据各户土地面积分派和籴数额，而且它甚于一般赋税。如《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③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② 《李文公集》卷九，《疏绝进献》。
③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
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
① 《通典·食货典》。
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白居易在《论和籴状》疏中也说："比来和籴事，。。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平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②和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白著。安史之乱后，人户大量逃亡，唐政府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租庸使元载根据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至上元二年（公元761 年）8 年来农民的拖欠及逃亡户的租调，约计其大数，派豪吏为县令在未遭战火严重破坏的江淮一带督征。结果，不管是否拖欠租赋，凡民家有粟帛者一律迫索，少则夺取一半，多则十取八九，这就叫"白著"。对不从者以严刑威逼。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州县也无法控制。
折税市草。德宗时，京兆府每年征地税时，附带以秋税折草，每年300万束，以后加征至1000 万束，令百姓自雇车输送入城。然一束之草，连同搬费，约为35 文上下，而度支只给折钱25 文。农民不仅影响春耕，还白白受官府剥削。
总之，自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广大农村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局面。加之州县多为藩镇所据，唐政府控制的户口大量减少，府库空竭，于是便利用多种形式对百姓进行残酷压榨，正如《新唐书·食货志一》所说："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这种种苛捐杂税的聚敛，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不胜剥削压榨之苦。他们是主要的赋税征课对象，经济力量薄弱，又无权势可以逃避转嫁，倍受税吏催责、勒索、凌辱，不堪忍受，往往"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①。大量农民被迫逃亡，统冶者又实行"摊逃"，即将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户身上，结果引起更多的逃亡，使未逃户负担愈来愈重，形成恶性循环。李渤曾指出："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率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①。杜荀鹤的《山中寡妇》诗真实地反映了唐末苛刻的赋役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诗说："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②这样的苛敛重征，结果导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当是必然的了。
②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
① 《新唐书·食货志二》。
① 《旧唐书·李渤传》。
② 《全唐诗》卷六九二，杜荀鹤：《山中寡妇》。
（二）唐朝后期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1。唐后期对漕运干流的疏浚和整理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资匮乏，人口减少，此后唐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主要仰给于江淮，因而漕运江淮粮食和物资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为此唐后期对漕运干流实行了进一步的疏浚和整理。主要工程有：（1）重通汴渠安史之乱使汴渠的疏浚工作中断，结果河、汴之渠，"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③，航行极其艰难。为了漕运江淮物资，代宗时转运使刘晏受命疏浚河渠。刘晏"乃自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①。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刘晏发动民工，组织兵丁，淘挖以汴渠为重点的渠中淤泥。在修河过程中，他焦心若形，"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②。终于重新疏浚了汴水，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以济关中"③。"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④。
（2）三浚山阳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齐澣开凿新河，改换漕运道路，疏浚山阳渎后，仅22 年的时光，到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伊娄河便淤塞，不能通航了。从此江南漕船驶过长江后，须卸货装车，通过陆运将物资运至扬子，再装船北运，极为不便。于是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 年），淮南节度使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印，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⑤，终于再次沟通了江北漕路。贞元四年（公元788 年），杜亚又"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来陂田"⑥，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⑦的现象。此为第一次。
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湖筑堤为塘，灌田数千顷，又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力的充足，又增灌溉万顷之田。此为第二次。
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 年）因"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①，盐铁转运使王播"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③ 《新唐书·刘晏传》。
① 《新唐书·刘晏传》。
② 《旧唐书·刘晏传》。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新唐书·杜亚传》。
⑥ 《新唐书·地理志五》。
⑦ 同上。
① 《旧唐书·王播传》。
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方圆自备，而漕运不阻。后政赖之"②。此为第三次。
（3）三治江南运河江南运河是东南运河系统中水源最为丰富的一段。它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800 余里。唐后期曾经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治理：第一次，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 年），引西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入于运河，以丰富水力。在此之前，为防水流走失，已在江南运河南端的钱塘江口建立了一个水闸--长安闸。
第二次，代宗永泰时（公元765-766 年）到大历（公元766-779 年）
初年浚治练湖，丰富漕河水力。江南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的水源主要依靠练湖湖水，而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极窄的地段，涸水季节水深仅4 尺，根本无法通过漕船。为了保证漕运畅通，代宗时不仅浚治练湖，提高漕河水，而且禁止引湖水灌溉农田。
第三次，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常州刺史孟简于武进（今江苏常州）西40 里开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漕"③；又于无锡南5 里开泰伯渎，"东连蠡湖"④，以济漕运。
（4）别开丹灞水道中宗时，崔湜开凿的勾通丹灞二水的挽道，后来"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①了。于是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 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今河南陕县），七百余里，。。役功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人不留滞，行者为便"②。
（5）两修褒斜道唐后期，藩镇割据，时有阻断大运河的事情发生，江淮物资无法北运，于是唐王朝愈加依重褒斜道输物于关中，同时也更加注重修治褒斜道。较大规模的修治有两次：第一次，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泾原兵变。为了镇压叛军，为官军调集物资，殿中侍御史万俟著受命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最后终于平息了这场叛乱。
第二次，宣宗大中（公元847-859 年）中，兴元节度使郑涯、封敖，分别"开新路"，"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③。
（6）治理灵渠秦始皇时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条水系。唐后期，为了加强对岭南和安南地区的统治，曾多次治理灵渠。如敬宗宝历（公元825-827年）初年，"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渠漕"④，同时"酾浚旧道，鄣泄有② 同上。
③ 《新唐书·地理志五》。
④ 同上。
① 《新唐书·崔湜传》。
② 《唐会要·道路》。
③ 参见《新唐书·封敖传》。
④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
宣，舟楫利焉"⑤，"自是累加修浚，或谓之埭江"⑥。灵渠的斗门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以后，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桂州刺史鱼孟威又"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⑦，在李渤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治。
总之，唐后期，尤其到了晚唐，由于藩镇割据，自擅兵赋，大运河日益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丹灞水道、褒斜道等连接江淮、汉中、巴蜀和关中的水道成为代替东南系统运河的重要运道。
2。刘晏对漕运的改革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日益加剧，北方税源减少，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粮食供给愈来愈倚赖南方的接济。如何把江淮物资运往关中，是唐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代宗广德年间（公元763-764 年），身兼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等数职的刘晏，接漕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1）改"船头"督运为官府自运以前的漕运办法，是由州县富户充"船头"，征民夫当漕役，无偿强迫劳动。这种办法，不仅效率低，而且往往造成大量民夫逃亡。刘晏改为由官府直接管理，力夫也由征役改为招雇，并抽调一些士兵参加运输，实行有偿劳动。这种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的转运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实行分段接力运输原先的直达运输法，南船直接驶入黄河、渭水，船体和船工都不适应北河水情，是翻船的重要原因，弊病很多。玄宗时，裴耀卿用分段运输法革除了一些弊端。刘晏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他根据江、汴、河、渭的不同水情，分别造船，分段接运，南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建立交接制度。这样，在不同河道行驶相宜的船只，各段的船工熟悉本段河情，便于正确操作，有利于减少翻船损失，提高运行速度。
（3）改散装为袋装以前漕运粮食均散装载运，沿途损失较大。刘晏实行分段运送，沿途更须经过多次装卸手续，不但会增加损耗，而且也会加大装卸费用。于是他指令"囊米而载以舟"①，把原来散运的粮米，一律改用麻袋或蒲包盛装。如此，不仅便于装卸交接和检点登记，减少运送成本和损失，而且一旦翻船也便于打捞。
（4）改善运输工具和"教漕卒"
刘晏根据江、汴、河、渭水势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建立了10 个造船场，制造大小不同、能适应各种不同水力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各类漕船。如以前"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⑤ 《新唐书·李渤传》。
⑥ 《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一》。
⑦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②。可见漕船的改进可以大大降低运费。另外，刘晏还"调巴、蜀、襄、汉麻■竹筱为绹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③。避免了以往时常断索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的发生。为了保证安全运输，刘晏还大力训练各种熟习水势和操船技能的船工水手，取得了很大效果，"未十年，人人习河险"④。提高了漕运效率。（5）沿运河设置警卫，以及武装押送漕运为了保障航运安全，代宗曾下《缘汴河置防援诏》，云："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①。另外，刘晏还把漕船及人员组织起来，并派"部将"负责护航和押送。
（6）创立奖励制度如规定："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②。
经过上述改革，运河恢复了它联系南北的作用，此后每年至少运粮40万石，多时达110 万石；原来一次漕运需八、九个月时间，现在缩短为40天；费用也大为节省，不但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运费"减钱九十"，由润州（今江苏镇江）至扬州，"斗米费钱十九"，也"减钱十五"③。其余各段运费也都较大幅度地下降。同时还能"不发丁男，不劳郡县"④，减轻了人民负担，史称"盖古未之有也"⑤。改革后，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保证了京师和关中地区的供给，也大大改善了财政。刘晏的改革创造了封建漕运史上的奇迹，"人以为神"⑥。
3。唐末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刘晏对漕运的改革，虽然恢复了运河的漕运作用，但是无论是唐中央政府也好，还是刘晏本人也好，都不能解决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称雄的局面。藩镇枭雄经常阻塞运河交通。如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李正己、田悦、梁崇义、李惟岳等藩镇势力反叛，以重兵集于徐州，并派兵驻屯运河的咽喉之地甬桥（今安徽宿县北）和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北上。情急之中，德宗争派威望极高的张万福为濠州刺史。张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舡，淄青兵马（李正己踞有淄、青等15 州）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舡维进"①。以后直到李正己死，其部将李洧以徐州归顺朝廷，漕运才重新畅通。但是，这也只能是暂时的，以后运河交通还常被藩镇枭雄切断，致使江淮物资不能大量地输入关中，从而削弱了唐中央政权的经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全唐文》卷四十六，《缘汴河置防援诏》。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
④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⑤ 《旧唐书·食货志上》。
⑥ 《新唐书·刘晏传》。
① 《旧唐书·张万富传》。
济基础。这种局面，到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才有所改变。
宪宗即位后，任用裴度、李愬等贤才，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整顿改善漕运。其改善漕运的具体措施有：委派朝廷亲信将领，率重兵驻守运河要冲，保证漕运畅通。徐州南的甬桥及汴州是运河漕运的两个咽喉之地。德宗时，李泌曾建议道："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李正己之子），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封建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②。于是德宗令张封建代替徐州刺史高明应，任徐、泗、濠节度使，保障甬桥的畅通。同时派刘玄佐镇守汴州。但是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刘玄佐死，汴州发生兵乱，漕运受阻。直到贞元十六年（公元800 年），韩弘为汴州刺史，杀阻挠漕运的郎将刘锷及其党羽300 人，漕运才通。宪宗即位后，继续命令张封建、韩弘分别镇守徐州和汴，以保证漕运安全。宪宗曾下诏给韩弘，云："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众方悦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长城，舍一曰而不可"①。可见韩弘镇守汴州保证漕运安全，对唐中央政权的重要作用。另外，元和四年（公元809 年），宪宗又令在通济渠要冲，新置宿州（今安徽宿县）城，加强对运河险要地段的管理。
选派干练官员充任转运使。宪宗时，李巽、李鄘、卢坦、王播、柳公绰等都曾主持过漕粮任务。尤以李巽漕粮的年运量最高。《旧唐书·食货志下》云："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刘晏）殁，久不登其数，惟（李）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由于有一班干练之臣主持漕运，因而不仅能保证漕运基本畅通，而且使江淮物资源源输入关中地区，巩固了唐中央的经济基础。如元和十二年（公元817 年），唐中央政府对淮西割据势力用兵，宪宗派盐铁转运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②。程异"尤通万货盈虚，使驰传江淮，裒财用以给军兴，兵得无乏"③。《旧唐书·李翛传》也说："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李）翛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
宪宗在改善漕运的同时，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如注意纳谏，改革两税，实行削藩等等，取得了暂短的全国统一的局面，史称"元和中兴"。但是宪宗死后，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汴州发生兵变。不久，徐州也发生兵变，乱兵"至甬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①，使漕运至关中的物资大为减少。不仅如此，负责漕运的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严重，也使漕运事业遭至极大破坏，因此文宗大和（公元827～835 年）时，漕运事业走向衰落。其时，"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支。缘河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①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韩弘诏》。
② 《册府元龟·济军》。
③ 《新唐书·王播传》。
① 《旧唐书·王智兴传》。
奸吏，大紊刘晏之法"②。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戍守桂林的徐州兵因数年不得更替，在庞勋领导下，发动起义，自湘水入长江，经淮南，返回徐州，控制了徐州，并派兵攻陷了南北要冲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③。使江淮物资不能由运河北运关中，"自淮汴至于河潼之交，百敖皆刳，人无所仰视之者"④。唐中央政府财政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
僖宗时，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唐王朝统治的根基。随后，藩镇割据之势更加严重。藩镇之间"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⑤。随着唐王朝政治统治的崩溃，漕运事业彻底弛坏，运河也因失修、失漕而变为污泽。如《资治通鉴》云："汴水自唐末溃决，自甬桥东南，悉为污泽"⑥。《十国春秋》亦云："运路久梗，葭苇埂塞"⑦。《宋史·武行德传》亦载："先是，唐末杨氏据淮甸，自甬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可见唐末东南系统运河已完全破坏。
总之，唐后期政治上的藩镇割据，造成了漕运事业的衰落和崩溃。漕运事业的破坏、运河的断流，阻绝了唐王朝与东南地区的联系，使江淮物资无法北运关中地区，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统治的经济力量，这是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906 年，唐末农民起义军降将朱温，废哀帝自立，唐王朝统治终于宣告结束。
② 《旧唐书·裴休传》。
③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七》。
④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
⑤ 《旧唐书·僖宗纪》。
⑥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⑦ 《十国春秋）卷一，《吴太祖世家》。
八、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一）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分裂公元907 年，朱全忠（即朱温）灭唐，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这个大分裂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它的分裂又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盛唐，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当时国际贸易达到空前程度，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遭到破坏，庄园制经济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都起了变化，因而导致了社会的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形成了五代十国分立的形势。
首先，我们来说说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变化和矛盾是如何激化的。唐末农民起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农民起义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农民起义又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唐代的地主有三大势力，一为掌握大量土地的皇室贵族；一为士族地主；一为庶族地主。这三种势力在唐末起了根本性变化，庶族势力增长，贵族、士族势力削弱。庶族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得势在政治上也要求有一席之地，进而争取更大的权力。唐代的朋党之争，王叔文短暂的改革即反映了庶族势力与士族官僚之间的争权。因为庶族出身下层，能反映平民百姓的愿望，所以他们反抗暴政和腐朽的贵族，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不是士族地主。比如后梁朱全忠（朱温）出身私塾老师，祖父朱信，父亲朱诚都是塾师。朱温父死后他无以为生，曾为萧县刘家地主作佣工放猪。而后唐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后汉的刘知远都是西夷沙陀人。沙陀是西北少数民族，他们迁居中原，逐渐汉化，当然也不是士族阶层。后周的郭威则是个茶商，其他如十国的南唐徐温是个私盐贩子，吴越国钱镠原是地道的农民。可见，五代十国分裂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力量起了变化的结果。新兴势力兴起，旧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双方必然要斗争、分化、分裂、重新改组、重新结合，然后又走向统一，这就是五代十国所以形成的原因。
其次，我们说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关系也起了变化。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唐初全国统一，国力强盛，对外关系取得巨大成就。中唐以后，国内动乱，外族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朝廷无力恢复，甚至借外族兵力从事内战，以求取胜自保苟安。如沙陀李克用，黄巢起义时被召入关镇压起义军，起义军战败后，他即据有河东，积极参加割据战争。唐初外族以娶唐公主为荣，不惜竭尽财力充聘礼。中唐以后，以公主屈嫁外族，称"和藩"，需要送礼五百万缗才能嫁出去，汉夷力量对比，由此可边疆少数民族势力增长和入侵是造成分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五代的统治者们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异族相勾结，或者本身就是异族，无所谓民族气节可言。如后晋、后汉统治者争相割地给契丹族，自称儿皇帝，把今北京、河北、山西一带燕云16 州拱手送给契丹（辽），自此以后，塞外金、元相继以北京（燕京）为首都直到明朝才收回，前后达400 年。在异族支持下，中原自然统一不起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五代十国局面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适当的人力、财力、物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了若干分割独立的小国。唐末北方人避难，多是关中人逃到四川，两淮人逃亡江南，因为那里战祸轻微，所以吸引了大批北方人。除了吴越国钱镠是用乡兵（本乡人）之外，其余各国都招募外乡人当兵，他们之中有些人掌权后又大量吸引原来家乡人投奔他，造成南方人口猛增，生产也很快发展起来，如盐、茶、手工业、纺织业都相应发展，十个小国相对比较稳定。分裂便成定局。
上述经济发展的情况只是造成暂时分裂的原因，它同时也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因为经济发展最终必然要求更大的统一的市场，进而要求政治上的统一。统一是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只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页。
（二）北方地区经济的破坏五代时，在北方地区战争不断，加之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大军阀，既无治国之才，又无治国之策，所以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少有发展。被破坏的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产力的直接破坏由于五代时统治者都是方镇军阀，他们为了互争地盘，抢夺政权，就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但军士都是农民，他们要求的是安居乐业，绝不愿意成为战争的工具，所以军士的逃亡成为重要问题。军阀们为了保持足够数量的军队，就想尽办法，限制兵士逃亡。如梁太祖朱全忠采用黥面，即在士兵脸上刻字的办法，使兵士不敢逃亡，逃亡后也容易被认出。用这办法把大批农民束缚于军中。这个办法各地军阀都先后采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征集北方15 岁到70 岁男子当兵"并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结果当时北京地区农民除少数逃亡者外，都为征用，搞得"闾里为之一空"。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在襄阳拦劫商旅，皆黥面，以充军，逼得农民大批逃亡，脱离生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脸上刻字的军士不能返乡，他们便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为寇，成为破坏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
生产力的破坏，还表现在人民遭到大屠杀。五代时，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野蛮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屠杀、抡掠、搜括，其余一概不知。每次战争军民死伤无算。朱全忠在黄河南北作战30 年，李存勖与梁相争10 年，大小战百余次，军民死伤严重。契丹入寇仅相州城就被屠杀死10 余万人。公元948 年后汉派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风翔三镇，这次战争在五代并不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但打扫战场时已有僧人埋了20 万尸体，还有不少未埋的。按此推算，每次战争都要死伤几十万人。军阀们还以杀人为乐。公元893 年，朱全忠在巨野击败米瑄部，俘虏士兵3000 余人。恰巧这时狂风大作，朱全忠兽性大发，竟说这是杀人不足的原因，下令将3000 士兵全部杀死。朱全忠之侄朱友宁攻博昌县不下，俘民众10 余万，合人畜木石筑工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后来城攻破尽屠邑人，清河为之不流，真是惨绝人寰的大凶杀。生产力被破坏的程度可见一斑。战争不但杀人而且毁坏田产，使生产无法进行。朱全忠进攻东方四镇，"人丧十六七"，"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
除了战争凶杀外，还有残酷的刑罚。石敬瑭是五代最凶恶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偷盗一钱以上，一律处死；盗本家及四邻一概处死；男女不论强奸通奸一概处死。官吏杀人愈多奖赏愈厚。山东郓城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17 个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恰巧十几个村民协助捕盗，也被捉去斩断脚筋，陈列示众。中书侍郎苏蓬吉，奉石敬瑭之令清理囚犯，苏逢吉不问是非一律问斩。有一次太白星白天出现，人民仰观，都指挥使史宏肇对观看的人，一律腰斩。以上例子说明五代时统治者杀害人民破坏生产力之罪恶是多么深重。
2。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加重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出身流氓兵痞，一旦掌权，横征暴敛，不一而足。后唐庄宗和其妻刘皇后是最大的两个搜刮民财的民贼。为了搜刮民财，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六亲不认。皇后刘氏本魏州成安人，出身甚微，五、六岁时为李克用所得，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长成后，"姿色绝众，声伎其所长"，赐于庄宗为侍妾，后庄宗为帝，她为皇后，其父曾来认亲，她耻为穷人女，把亲生父亲在宫门前痛打一顿，赶了出去。进洛阳后，却硬认洛阳首富张全义为父。张全义为保住富贵，献了大批财富认了女儿，以后又时常贡献，保住了荣华富贵。这位皇后可说是"有钱便是父"。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她贪婪极甚，早在魏州时就令人"设法稗贩"，作生意，所得以皇后为名。正位后凡贡奉先入后宫。皇后皇帝争相。。财，听信宦官主意，分天下财富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府（库），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一部分为内府，方镇贡献者入内府专供皇帝、皇后作为游乐之用，于是"外府常虚竭而无余，而内府山积。"庄宗荒淫而荒唐，他用人只用两部分人，一是庄宗喜欢唱戏，用大批唱戏艺人为大臣，如艺人杨婆儿为郡守刺史，伶人周迎恃宠怙势能依势推荐人任郡守。一是庄宗喜欢贪官，贪官能为其敛财，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税目繁多。公元929 年，户部奏疏中列举的税项有粮食（大小麦、■麦、豌豆等）、正税匹帛钱、鞋钱、地头钱、榷曲钱、蚕盐钱，诸色折科①。除此外还加征秆草每束一文，绢、絁、布、绫、罗、每疋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线、麻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称为雀鼠耗）。除了加征以外，中央库还分列加征现钱每贯二文，丝棉等每百两加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一束，后汉时改为雀鼠耗再加二斗。甚至牛皮也是一种税，周太祖规定每十顷田税为一张牛皮。周以前，牛皮要全数卖给官府，后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苛捐杂税扰民最厉害的要算盐、曲两项。生产盐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盐要官卖，按户配食，按田多少纳盐税，一亩五文，民间交纳盐税却往往分不到盐，即使分配到盐，也往往质量恶劣，内含土质，不能食用，于是贩私盐的日多（十国皇帝中不少是私盐贩子出身）。朝廷为了禁止私自贩盐，就施严刑峻法，滥行杀戮。后梁、后唐规定私贩盐一两至一斤者，买卖双方各打60 杖；一斤至三斤者，各杖70；10 斤以上处死。曲就是酒，酒也是专卖。后唐孔循因为人报洛阳一家私造酒，而枉杀其全家。五代时，政策多变，忽而这个专卖，忽而那个民间不许买，更易无常，扰民极甚。农民纳税本来极重，而纳税又有"折纳"、"■配"等名目，即以实物折钱，而辗转相折，实际征收就多出数倍。再加上货币混乱，好钱多被富豪之家贮存，钱币流通量减少，形成钱贵物贱的畸形现象。农民贱卖所有来纳税，其结果是凶年固不免死亡，丰年亦难免流离失所。户口流亡，田园荒芜，日甚一日。
为了敛财，各级官吏层层剥削，大小官职都要对皇帝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40 千，太傅、太保纳30 千，司徒、司空纳20 千，仆射、尚书纳15 千，员外、郎中纳10 千。藩镇见皇帝要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除送礼外，官员还要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出钱为300 千，潘镇带平章事号者纳500 千），御史出光台钱，国子监生也要出束修钱2 千，及第后再出1 千。这是交给皇帝的。此外，小官还要送给大官，最后当然都要百姓出。五代时对下级官不重视，县官多是由大官府中最无用、昏庸不堪的杂役充当。县官被作为玩笑的材料。这些人来管理百姓，百姓多么悲惨，可
① 参见《五代会要》卷二十五《租税》。
想而知。
3。人为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本是常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灾害后果可以减轻一些。五代时，政治最黑暗，自然灾害就更加重了人民痛苦。但更有甚者就是人造自然灾害。据《通鉴纲目》记载，黄河决口历史上有16次，五代竟占九次。据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公元910 年至953年，43 年中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24 次，其中有的竟是统治者故意制造的，如梁、唐对垒，朱全忠为了用黄河水阻止李存勖进攻，前后掘黄河三次决口。公元896 年，黄河水涨，河南滑县危机，朱全忠命人决河堤，分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里，"为害弥甚"。
公元918 年，后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勖进攻，在杨柳城决黄河堤，大水弥漫，山东、河南曹、濮两州被大水淹没，损失惨重。
公元923 年，（后唐同光元年）后梁灭亡前夕，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堤，曹、濮两州之间及汶阳大水弥漫。后梁企图用黄河灭敌，结果敌未灭而把自己灭掉了。《资治通鉴》记载，黄河自杨柳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成二支，汇成大泽，涨数百里，又向东北决右堤而出，淹齐、捸、淄诸州一直到海，漂没民田庐不可数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自给食。
公元924 年（后唐同光二年），发、汴、渭兵士修酸枣堤，修而复坏。
公元932 年（后唐长兴三年）诸州大水，宋、亳、颖诸州尤甚。
公元941 年（后晋天福六年）黄河决堤于滑、邢，兖州、濮州皆为水淹，河水宽七十里，水势又南流入沓河及扬州河。
公元943、944 年（后晋开运三年四年）黄河多次决口，流入营州、单州、濮州、郓州等地，环梁山合于汶、济，由此形成梁山泊（泺）。黄河不断在人为破坏下决口，使山东、河南、安徽、两淮等地广大地区被淹没，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除了水灾以外还有其他灾害，如旱灾、虫灾、风灾等。公元943 年（晋出帝天福18 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还有蝗灾。遇蝗灾时，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反而因国用不足下令搜括民间谷物，逼民献谷，百姓饿死数十万人，流亡更不可数计。恒、定等州灾情尤其严重，朝廷知道搜括也无用，下令停止。但顺国节度使（治恒州）杜威却奏请照样搜括，结果他搜括了100 万斛谷物，送给朝廷30 万斛，其余70 万斛全部为杜威私自占有。他又加征30 万斛凑够100 万斛，第二年春高价卖给老百姓，得钱200 万缗。他个人横征暴敛得钱200 万缗，老百姓却饿死者不计其数。
4。钱滥税苛，商旅困扰，正常贸易停顿，生产严重停滞处于大分裂、大割据下的中国，各地关卡林立，任意截掠商旅，贸易无法正常进行。而货币滥恶，商税苛繁，则尤为商旅之患。
钱币之滥表现在经济严重萧条，钱币数量少而质量差，唐末以来，官定以80 文为一"陌"（百），不用足陌（100 文为足陌），因为钱币缺。五代时，80 文也顶不了一陌。造成钱币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富户奸商屯积铜钱，销熔以铸器物，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二是南方各地铅、锡钱、铁钱源源不断流入中原，无法扼制。三是偷铸货币有利可图，人们趋之若鹜，禁止不了。真货币越来越少，假货币越来越多，禁令等于空文。农民手中无钱，备受盘剥，受害最深，因为国家收税要现钱，用粮折钱要打折扣。经济萎缩造成货币短缺，质量恶滥，而货币少，质量劣又加重了经济萎缩。
钱币滥恶，固然影响商业发展，而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杂，甚至掠夺货物，杀害商旅，为患更甚。梁建国前，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派人押茶计万斤到河南汴京贸易，朱全忠尽夺其茶。割剧一方的藩镇的茶叶尚被掠夺，何况平民百姓？后梁、后唐为了多敛商人钱财，不仅多设关卡，而且故意阻塞道路。后唐同光年间，孔谦（租庸使）奏称，现在商人为了逃避商税，多不走大路而走小路，一方面要严加捉拿，另一方面要阻塞小路、山谷，让他不能通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阻碍商业发展，而且阻挡过往百姓。公元926 年（天成之年）皇帝的诏书中也承认，自湖南至汴京茶叶要纳六、七次税，以至商旅不通。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皇室贵族却乘机发财。后唐李嗣昭妻杨氏"善积聚"，设法贩卖，家财百万。庄宗的刘皇后"好兴利聚财"尤其著名。她们不仅不纳税，而且凭特权强买强卖，使买卖成为一种强制掠夺的手段。
五代时期北方经济的破坏后果是很严重的。它使北方各国没有实力对抗异族侵入。自五代以后，中国北方门户大开，先是辽、金、元，后又有清长期统治近千年，其中只有明是汉族统治，但也常被外族欺扰，甚至皇帝也被俘去。经过长期共同生息，汉族与少数民族反而融和成一体，造成今后永久统一的基础。
（三）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从八世纪开始，经济中心即逐渐南移。隋、唐时，朝廷的财政已经主要依靠南方，所以才有隋炀帝修运河之举。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之乱，波及南方，也曾出现短期混乱局面，但很快即被少数政治集团割据成九个小国，造成地区性局部统一。这些小国建立后，大多推行保境安民之策，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而使南方能在北方战乱频仍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1。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概况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的增长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加上异族入侵，北方人民大批南迁，有隋黄巢起义军南下留居各地的，有避秦宗权等游寇杀掠而逃亡南方的，有避契丹入侵铁骑蹂躏而逃亡南方的，他们分别迁到江浙、闽粤、蜀、楚等地，而闽、粤增加劳动力最多，那时起南方人口一直高过北方。据《旧五代史》不完全记载，南方人口远远多于北方。情况如下：年代（公元） 地 区州县数户 数958 年南唐淮南地区洲14 县60 226574963 年荆 南州3 县17 142300963 年湖 南州14 县66 97388965 年后 蜀州46 县240 534039971 年南 汉州60 县214 170263975 年南 唐州17 县108 655065978 年漳 泉州2 县14 151918978 年吴 越州14 县86 550680合 计2528145 户宋人记载，宋初南方诸国未入宋时，宋户数只有967，353，宋太祖平定南方后户数增加到3，574，257。就是说南方户数占全国户数的70％，南方户口增加当然不全是北方移民，更主要的还是南方经济发展，生活稳定，人口才能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也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养活较多的人口。
（2）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即水肥等；一是内部条件，即人的积极性。是否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南方诸国建国后，都重视水利建设，吴和南唐曾于楚州境内修筑白水塘溉田，又修寿州安丰塘，可灌田万顷。楚于潭州东20 里筑堤储水，号称龟塘，可溉田万顷。又在衡州西修百亩大堰，于辰州西北凿莲花塘以灌农田。闽王王审知在位时，"大浚侯官（福州）西湖，广至40 里，灌溉农田无数"。"又于长乐县建海堤，置斗门十，以御海潮，旱则积水，涝则排水，堤旁尽成良田，连江县东湖方园20 里，溉田43 余顷"①。前蜀邛州节度使张琳，在盾州修通
① 《福建通志》卷三十三。
济堰，灌田一万五千顷。后蜀山南节度使武漳，修水利灌田千顷，人受其利。就是地处一隅的荆南小国，也在监利县南修堤防水患，又自安运镇北禄麻山南至汶步渊，筑130 里堤，以障襄汉之水。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最为有名的是修钱塘江堰的吴越王钱镠，钱镠对水利有创造性的发明，他用铁幢、竹笼等建成坚固的塘基，然后再筑成海塘。这项工程至今仍然使用，成为我国工程学上的优秀遗产。钱镠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设置长年专职维修水利的队伍名叫撩浅军。《十国春秋》载，"置都水营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他还兴修绍兴鉴湖、杭州西湖、武义县长安堰、鄞县东钱湖等。对江南农田水利建功甚巨。水利事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是苏州人，他曾对当时水利情况作过如下描写："江南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有利。"可见，当时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除了兴修水利外，要发展农业生产就须推行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确的政策主要是减少农民负担。南方诸国都很重视这一点。吴国占据江淮地区，杨行密既定江淮，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租税，"其田上上者，每顷税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顷税一贯八百；下等田一顷税一贯五百文。且可折合交绢、绵、。当时绢、、绵便宜，有人说这样不合算，皇帝却认为这是弃小利而致大利，排除众议，毅然推行，推动了江淮之间的农桑发展。吴国农业发展，政府仓库"金帛委积"。杨行密大将秦裴，在武昌推行便民政策，七年当中"积军储20 万"。陶雅在池州推行这个政策，老百姓拥戴他，生儿子多起名叫陶。
南唐继承吴国事业，南唐主李升（原名徐知诰，称帝后改姓李）"御众以宽，约身以俭"，减轻农民负担，取消逋租，并且接受谋士宋齐丘建议，租税不收钱改收谷帛，于是江淮间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还实行屯田政策，军队、政府都召徕农民为其佃作。南唐初年，十分富足，所以才有可能东灭福建闽国，西攻湖南楚国，占地30 余州，广数千里，在分裂的诸小国中最富强。
吴越国，钱镠子孙嗣位者都按照钱镠的政策，减免赋税，奖励开荒种田，荒地开垦免征，"由是境内无弃田"。为了取信于民，对诸加税的人"命杖之国门，民皆大悦"。《十国春秋》称吴越时开垦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过数十文。
闽、楚两国政治最为腐败，所以最后为南唐所灭。但这两国最初一段时期中，农业仍有很大发展。闽（福建）在唐亡之际，收容了大批北方逃亡的劳动力。王潮"甫得泉州，便招怀流散，均赋缮兵"①。既定全闽又"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王审知继兄位后，也执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因为"轻徭薄敛，与民休息"形成了"三十年间，一境宴然"，"公私富实，境内以安"的局面。
楚国据湖南，国王马殷用高郁为谋主。因为湖南人不善耘桑养蚕，就采用以帛代钱的办法"未几，民间机杼大盛"，养蚕织帛成风。楚大宗生产是
① 《十国春秋》。
茶叶，马殷奖励种茶，种甘蔗，后来楚的旧将周行逢代马姓为王统治湖南之地，他也能"躬履俭约，以率群工"。他的女婿来见他求官作，周给以耒耜（种地工具）叫他回去种地，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前蜀、后蜀占有四川富庶之地，农业生产很发达。王建称帝时即下诏劝农，所以史书上说"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前视刘备，可以无愧"②。因为农业发展，所以蜀国财政收入增加，"仓禀充溢"。后蜀孟昶即位后，仍然采用劝农政策，奖励农业生产，"国内富安，百姓富庶，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史载当时成都城市繁荣"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颂，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成都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如锦绣，昶（孟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四川经济繁荣可见一斑。
（3）手工业的发展五代十国时南方的纺织、制茶、制盐、冶炼、陶瓷手工业都有很大进步。纺织业。吴国素来以丝织品著名，吴国为奖励发展丝织业，又规定以丝织品代钱币纳税，这一措施大大刺激了丝织业的发展。当时南唐宫人创造了一种号称"天水碧"的绿色染色技术，建康（南京）城内染肆之榜多题为"天水碧"，于是"天水碧"成了盛行一时的招牌。可见随着丝织业的发展，染织业也发展了起来。丝织和染织业的发展，都和官方政策鼓励分不开。南唐李升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50 匹，丁垦田八十■者赐钱二万，皆五年不收租税"。
吴越也是绫罗绸缎的产区，吴越丝织品质量精美，有许多著名产品。吴越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纺织品有"越绫"、"吴绫"、盘龙凤锦织成红罗殻■、袄衫缎，"锦绮五百连"，吴越异纹绫，金条纱等名目。当时，杭州城内丝织工人很多，有一次徐绾发动叛乱，因徐绾是润州人，当时丝织工人也多是润州人。钱镠长子钱元瑛，怕工人响应徐绾，便宣布工人放假一天不上工，可见当时工人之多及其力量的强大。
蜀中自古是织锦盛地，成都素称锦官城。每年三月蜀中有蚕市，市面极为繁荣。前蜀后主王衍，结彩楼山，用缯彩数万段。又作锦障，从宫内伸至街市。每年秋天，成都四十里尽铺锦绣，这也反映了蜀锦的生产繁荣。
湖南的丝麻也很出名，如潭州产丝布、葛布、纻布，道州彬州产白纻布，永州产细葛，沣州产龟甲绫、五纹绫、纻练纱、光明纱等。楚国王马希范造宫殿，"地上铺角簟（春夏用）（竹制），秋冬用木棉（绵布）。当时，棉布是一种奢侈品。
闽国的丝、棉、麻织品也很发展。从其贡品中即可见一斑。
制茶业，是南方主要产品。唐代时茶叶即大量出口日本、朝鲜、大食等国。五代时产茶和制茶技术都有很大发展。
江淮素为主要产茶区。杨行密建吴国，以用度不足而作茶叶生意，换取民间布帛。而杨行密与朱全忠交恶，导火线也是因为杨行密派人到汴京贩卖茶万斤，被朱全忠抢夺。江淮茶以阳羡茶为珍品。公元946 年（南唐保大四年）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廷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这种茶用茶的乳汁作片，也可以作妇女化妆修饰之用。据史记载"南唐进建阳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宫嫔缕金于面，皆淡妆以花饼施额上，时号北苑妆"。其花色、② 《蜀梼抚》卷上。
香味可以想见。建州属福建，反映了福建茶在质量上超过了江淮。当时茶叶制造规模宏大，南唐境内官焙（茶）38 处，官私制茶场共1336 处之多。其规模之大和产量之多可想而知。
吴越国（今浙江）也是产茶区，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中，有"茶27，000 斤"，"大茶，脂沅茶24，000 斤"，"茶25，000 斤，脂沅茶34，000斤"等记载。而通过贸易销于中原的茶当十倍数十倍于此数。
前后蜀也盛产茶叶。公元903 年，唐昭宗从风翔回长安，唐廷财力困难，占据四川的王建就曾贡茶布等10 万以解其急，可见茶叶在四川已是财富的重要部份。蜀中当时茶园甚多，规模也很大。
湖南的楚国茶的产量也很大，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就有25 万斤。"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
钢铁金属冶炼加工。南方九国矿藏开发也有发展，吴国（后南唐）有铜、铁、铅矿，宣州盛产铜铁，所开采的大冶矿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大冶矿开采于公元955 年，到现在已开采一千多年，此外，兴国的铜、铁、银，潭州的丹砂（水银）都有一定产量。楚国马希范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丹砂就是"汞"，水银的原料，衡州、邵州、永州、彬州皆产朱砂（丹砂），衡州，永州皆产水银。邵州还产银，辰州则产铜。南汉国也产金银。国王刘建昭阳殿，"用金为仰阳，银为地面"。刘鋹建万政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以银为殿衣"。说明这些国王的奢侈，也说明当时的金银已有相当的产量。南方诸国献出的贡品中，也有金银，如吴越贡品有"金器500 两"、"白金一万两、铤银5000 两"。闽国的贡品中有白金4000 两，等记载。制盐业。吴国据江淮，以盐茶为主要财源。吴定民田赋，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给盐一升，谓之"盐米"。蜀国四川的井盐也是重要财政来源。陵州（今四川仁寿）"岁炼八十万斤"是产量较多的。后周曾一度报废，后又恢复。
制瓷业。以越窑（绍兴）、西山窑（温州）、岳州窑（湖南湘阴）、潮州窑（广东潮州埠韩山）、琉璃厂窑（四川华阳）五处和江西景德镇胜梅窑为最。
造纸和印刷业。杭州、衡州、宣州、益州等地，从唐以来就是造纸业发达的地方。当时广州特别生产一种谷纸，北方人称为谷桑，是用桑皮造的桑皮纸（今叫牛皮纸）。造纸业引起了印刷业发展，五代时，冯道印九经就是用木板印刷。
造船方面。吴越、南唐、南汉都很发达。只要看当时打仗用的战舰之多，就可证明造船技术已发展。南唐与后周作战，用军舰数百艘。南汉与楚国交战，俘虏战舰百艘。史籍记载，当时钱塘江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可见船舶之多。当时广州能生产一种不用铁钉的船，非常结实。
其他手工艺如漆器、刺绣等，也有很大发展。
（4）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南方手工业发达，所以商业也随之发展。由于商业获利巨大，有些官僚便自己经商。吴国徐知谔为润州团练使，"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吴越都城杭州，当时"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东南的大都会。吴越不但由海路通青州（今山东）与中原贸易，而且东至新罗（朝鲜）、日本，西至占城、大食（今印度伊朗一带），都有商船往来。
闽国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王氏占据福建后，修福州城，为了发展海上贸易，又修复甘棠港。唐代已成海外贸易主要港口的泉州，这时更为繁荣。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在泉州50 年，以善于招徕海南商贾，智取宝货，时人称为"招宝郎"。商业发达，商人就要掌权，商人察仲兴官为牙将，并向周世宗提出"设邸"通商。
广东南汉国商业更发达。南汉国王刘隐的祖父就是商人，"因商贾南海"才家住广州。所以，他鼓励经商，而且各地商人到广东后，都受到南汉皇室礼遇。岭北商人至南海者，也"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宝之富"①。楚国在湖南，主要是经营茶叶，派人于襄、唐、郢等州直到开封等地，设专门机构经营茶业买卖，获利十倍。又从高郁建议铸铅钱，以十个当铜钱一个，流行境内，商人出境即不能使用，只好换成货物带走。这样，以境内货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马氏朝廷重视商人，"富商大贾，位在列位"，成为大官。可见商人的地位很高。
荆南小国，财政收入大部分靠商业税。从东边的吴国到西边蜀国，对来往商旅一方面要收税，一方面还要进行抢掠。他们对周围国家都称臣，靠赏赐；同时也打劫各国过境使节，故人称国王为"高赖子"。五代最后一个皇帝周世宗柴荣，就曾在荆南经商。可见当时商业之盛。
前后蜀的商业当时也很发达。王建在成都建三月蚕市，当时人称"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盐也是商业的大宗商品。孟知祥在汉州设置场院，重征盐税，每年可得7 万缗。蜀国的皇室贵族也经商，如徐太后、徐太妃都在通都大邑起店以夺民利。
当是，南方贸易比北方发达。而发达的商贸活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废除封建割据对商品贸易的阻碍。所以，当宋朝统一全国的行动开始后，南方诸国基本上并未抵抗（南唐例外），这也是顺应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2。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方诸国统治者都经历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洗礼，他们都体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如闽国的王审知原来就是农民，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吴国的杨行密也是农民，后曾"以盗见获"。蜀国王建"世为饼师"，卖大饼出身。南唐李升"世本微贱，又流落而死"；死在何处都不知道。楚国与殷则"少为木工"。这些人出身下层，"知人疾苦"，一旦掌权，自然会减少一些剥削，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另外，这些人掌权还得到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要求建立安定的地方环境和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南方统治者能执行安民、便民、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
其次，五代时南中国战乱比较少，战争破坏就相对少。当时，北方和中原一带连年战争，无日不战。除了战争还有人为灾害，如后梁挖黄河三次，使北方人民大量向南逃亡，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南方统治者也深知战争之危害，如南唐李升"少长军旅"，当士兵出身，深知打仗的危害。他说"兵之为民害深矣"①，这是切身体会之言。所以，南汉约他出兵灭楚，他就不干。因此，他的大臣冯延巳笑他是"田舍翁"，就是说他是乡巴
①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三》。
佬，没有大志。这些情况，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南方经济的发展，是在隋唐时为南方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白居易在杭州修浚西湖，溉田千顷。王昕在升州句容县修复绛岩湖，溉田万顷。孟简在常州修浚孟渎，溉田四千顷等。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于修江南运河便利交通，发展城市，利于贸易等，也都有利南方经济发展。所以，五代十国经济的发展和前一代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3。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和向统一发展的必然性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有些发展，但并不证明像有些人认为的，分割有利于竞争，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由于分割成小块区域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才盼望全国统一，而且很快地就出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
南方经济当时虽然有发展，但分裂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却随处可见。一是分割局面造成关卡林立，工商税收苛繁。如前所述，有的为了收商旅税不惜堵塞道路，甚至官方派兵抢劫客商，如朱全忠因为扣押吴国的茶叶引起两国交战。荆南"高赖子"（无赖汉之谓）更是靠抢掠为业，对建立正常经济秩序起着破坏作用。
二是南方诸小国都自立为王，其后继者，多是荒淫昏君，只知横征暴敛，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如前蜀王衍荒淫昏騃，喜欢踢球，天天踢球为戏，四周设活动绵幛，一路踢去，从官中踢到街市，他在绵幛中也不知道。后蜀孟昶更荒唐，尿壶都装上珠宝。南汉皇帝非常残忍，以杀人为戏，每见杀人，喜不自胜，颐（两颊）抖动，口流涎，作食肉状。这些祸国殃民的统治者，怎能有利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在他们的横征暴敛、残酷的剥削下，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据史载当时吴越人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①。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好好生产，所以五代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只是相对北方而言。总起来说还是限制、阻碍了生产发展的。因此，分割的状态从政治上加强了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状态，妨碍了经济交流。同时，剥削严重也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产，这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是在客观上促使人民要求统一，争取统一的根本原因。全国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四》。
（四）契丹南侵对中原经济的影响及后周二主恢复经济的措施契丹（辽）本是在我国东北辽河流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当时，尚处在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契丹分八部，每部有酋长（大人），每三年选一"大人"为八部领导。唐末，耶律（姓）阿保机被选为八部长。当时，中原战乱，汉人多逃亡契丹。阿保机乘机寇边，攻陷城邑，抢夺财物，俘虏汉民，势力渐强。阿保机为长九年，恃强不肯接受新的选举后受七部大人责难，被迫交权，不久后又用计尽杀诸部大人，从此不再受代，逐步向建立统一的政权过渡。阿保机俘虏汉民后，曾建了不少汉城（今河北承德即其一），这些汉城产盐、铁，土地宜耕作，阿保机用幽州安次人（河北安次县）韩延徽为谋主（参谋），兴农垦，定配偶，通商贾，铸钱币，筑城郭街市，造契丹文字，用汉人治汉人，势力日盛。终于由氏族社会一下子飞跃到封建社会。阿保机杀尽其它契丹部落大人，并吞其部落后，北攻女真（金），西取突厥；力强土广，有兵三十万，滋长了南侵中原的野心。公元917 年他发兵围攻幽州（今北京），被李存勖击败。公元926 年（辽天显元年）阿保机死，二子耶律德光即位。此后，契丹贵族集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越来越猖狂。公元926年，李存勖死，其子即位，是为明宗。明宗曾向契丹求和，阿保机留后唐使者，要挟说"若与我大河（黄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遭拒绝后又说，"得真定、幽州亦可"。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想篡夺后唐政权，勾结契丹，许割燕云16 州于契丹，并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契丹允诺，立石敬瑭为"儿皇帝"，得今河北、山西等广大地区和石敬瑭的大批贡物，但其侵略野心并不满足，仍以北京为中心不断南侵，妄图统治整个中国。
契丹南侵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对中国北方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据《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北方的经济情况是：公元942 年（天福七年）七月，十七个州郡有蝗虫；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虫为灾。
公元943 年（天福八年）河南府上言，逃户凡5387 户，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逃亡，饿死者千万计；河中逃户凡7759 户，时天下饥，人多饿殍；四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旱蝗；五月，贝州奏逃户3700 户；开封府奏，飞蝗大下，遍满山野，草苗木叶，食之皆尽，人多饿死；六月，陕州奏蝗飞入界，伤食五稼及竹木之叶，逃户凡8100 户；六月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分往诸道借粟麦。。民间碓硙泯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九月，州邵27 皆有蝗虫之灾，饿死103；冬，河南大饥，饿死26000 余口；从这些不完全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十室九空，军粮无着落。造成这样悲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契丹族的频繁入侵。
后晋、后汉时，中原经济的破坏达到极点。五代十国时期也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北方是契丹入侵，南方是闽楚战乱。但是，物极必反，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北方的社会经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公元950 年，郭威建立后周，年号广顺，仍都汴梁。郭威出身下层，家境贫寒，自幼当兵，是我国历史第一个黥面（脸上刻字）的天子。他当政后，力图恢复经济，积极改革。其继位者柴荣是茶商出身，善于计算，懂得经济。继续坚持改革，实行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果。1。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后周太祖即位后，为了恢复生产，他首先奉行节约政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他把宫内珠宝玉器以及金银缕装床几，饮食之具等数十体，当众砸碎于廷殿，下诏凡过去进贡之宫中衣服、用具、酒，海味、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等百余种，禁止再贡。
其次，整顿庄田，奖励耕种，平均赋役。公元953 年（广顺三年），下诏将天下官田万计，全部分给佃户，永远归其私有。并将牛犊等牲畜分给农民，永不收回。还免去租税。佃户拿到官方发给的田产证后"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一年余竟增加新户口三万余。
五代时，扰民弊病之一是耕牛收牛租。后周免去牛租，使农民养牛有了积极性，而耕牛增多，才利于耕种。
后周世宗柴荣，也是政治头脑清晰的皇帝。他大力招集流亡农民，奖励开荒。当时因为契丹南侵，农民逃亡甚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世宗奖励耕种，田主不在，便招人耕种，三年内户主回来，交还产量的一半；五年内交1／3，过五年后再不回归，土地就归耕种者所有。北方农民被契丹俘虏去者，其田地五年内交还2／3，十年交还1／2，15 年内还1／3。这些政策对被契丹俘去的农民予优待，正符合人民愿望，也鼓励了他们抗拒契丹入侵的意志。对人民收取赋税的办法，采取均定赋的政策，即针对当时社会上豪富之家不纳税或少纳税的现象制定的。世宗在诏书中盛赞唐元稹"均田图"，派艾颖等34 人至诸州检查民租，总计检到2309813 户，定垦田1085834 顷（淮南郡县不在此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后周均田赋，打击了豪门大户，如后汉宰相窦贞固，入周任司徒，致仕洛阳，"府县以民视之，课税皆不免"，曲阜孔子后代亦不假借"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周世宗还采取了其它几项便民措施：一是规定纳税有固定时间，不能随便随时征收，规定每年夏税6 月1 日起征，秋税10 月1 日起征。二是贩卖牲畜所经过的路上不可设关卡收税，只收一次税。三是限制寺院，因为寺院僧尼都不事生产，当然也不交税，所以"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他下令减少寺院，仅保留寺院2694 所，僧尼61300 人，废寺院30336 座。化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对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提倡植林，规定上户每年种树百株，依户等递减。这些措施对农民生产起了很好作用。2。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后周建国不足10 年，而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却成绩斐然。
当时，黄河决口是一大患。后梁朱全忠为防御李存勖的进攻，挖开黄河大堤三次，致使河南、山东水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左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淹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一》。
捕鱼以给食"①。后唐以来屡治屡坏，水患日烈。后周二个皇帝都重视治河。世宗派宰相李谷亲自赴澶、浑、齐等州观察现场，督察治河，主持工程，"役丁夫六万人，三十日而罢"。这次治河"自山东阳谷至张秋口，筑长堤以御洪水"。但是，这次治河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复故道，离而为赤河"②。公元959 年，黄河又在原武决口，发动二万民工进行治理。经过两次治理，黄河水灾稍弭。虽然到北宋还有决口事，但比以前有所改善。
后周世宗又修河北胡芦河，收到御敌（契丹兵）、通漕运、灌溉农田三种效果。辽（契丹）兵自此被阻在胡芦河北。在堤上筑堡垒以为防御工事，把国防与生产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创造。公元958 年，周世宗遣使赴关西（今关中），于雍、耀之间疏泾水以溉稻田。
后周世宗还着手修浚已诸塞的运河漕运路线，使大运河重新通航。公元957 年，把汴水打通入五丈河，又东北到达济河，使齐鲁之舟楫可以直通京师（开封）。又在公元958 年南征，发楚州丁壮开灌河以通航运，把江淮水运沟通，数百艘战舰也通过淮河到达长江，使南唐使者陈觉"睹楼船战棹已泊江岸，以为自天而降，愕然大骇"①。公元959 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壮数万浚汴河"，"发渭、毫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使东流于定陶，入于齐，以通青，浑水路"②。"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于是汴梁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各地商旅货物集散之地。显示北宋繁荣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汴河水运情况，就有后周世宗柴荣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之功劳。3。免去苛捐杂税，以苏民困当时，国家施行的两税法，弊端很多，各地道、州、府、县都于正税外巧立名目，多征财物。以"羡余"为名，将额外多收之百分之十供朝廷，余皆中饱。"羡余"是公开的合法剥削，后周规定原来所进贡的"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这是很得民心的举措。
当时国家除收田赋外，实行盐、酒专卖，对人民私自贩运者"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①。到后汉时，"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税收之重可见一般。后周减少盐税，青盐一石，减为抽钱八百；白盐一石（担），抽钱五百；对于酒，后周以前是私造私运"涓滴皆死"，一点一滴都不行。后周放开，虽有处罚也不如过去之酷。
五代苛税之烈，无如对牛皮之严。五代时，牛皮专卖。后汉规定私卖牛皮一寸处死。因连年作战，牛皮作为战衣、战马不可缺少之物。所需多，生产少，故强迫交纳。后周世宗减少征要，减免三分之二。所有牛与驴皮可以自相买卖，只要不供给敌人即可。这也是一大改革。
后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占领一地即首先减免苛税，以安民心。如收复南唐、后蜀后，先废除其苛税，"取秦、风、成、阶四州，诏四州之民，二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② 《宋史·河渠志一》。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五》。
② 《旧五代史，后宗世宗纪》。
① 《旧五代史·食货志》。
税征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条，悉罢亡"②。过去这些州规定茶、盐配给，令每户交缣、帛、稻换茶、盐，后周世宗下令全免除。这些都是很得民心的事，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4。整顿货币，发展工商当时钱币滥恶，货币混乱，私铸黑钱很多。后周禁止私铸，不许个人藏铜，藏5 斤以上者处死。当时个人私藏铜币，致使钱币短缺。严禁的措施，有利于货币流通。
为了发展工商业，后周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整顿。当时，战争频繁，战争中所用的盔甲、武器、刀枪等军用品，都是手工业产品。过去，是经过各道、州、府逐级交纳办法获得这些物品，于是各州府集结了大量手工业者，生产这些物品，然后把生产的劣质品送京师，交给国家；优质品则留在地方。这样，实际上削弱了中央，侵吞了国家收入。后周改革了这个办法，选精工巧匠到京城开设作坊（手工工厂），发展了官营手工业。
对私家丝织品则确定规格，禁止滥造。当时规定絁、、绢、布、绫、罗、绵、绮、纱，每幅必须宽2.5 尺，每匹必须重12 两，纳官、绢必须42 尺长。这对防止粗制滥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瓷器生产也作了整顿。当时，郑州柴窑生产一种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后来诸窑之冠"①。相传当时主管官员请瓷器式，后周世宗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要求以此为标准生产瓷器。
5。扩建城市，发展市场后周世宗是商人出身，很重视商业发展。发展商业就必须发展市场，发展城市经济，所以后周很重视城市建设。大梁（今开封）是首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要扩建首都又要增加人民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便采取冬闲施工，分期完成的办法。先令主管部门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供搬迁户住），立标志，待到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春忙停工。规划整齐，街道宽50步，两旁每5 步植一树，并挖井修盖凉棚。街道宽30 步的，则每三步植一树。这样，有利于城市绿化和清洁卫生。城市发展了，市场贸易也会相应发展。当时，浙淮（江浙）巨商大贾都到汴梁作生意，店铺林立，百货山积，岁入以万计。
除了经济改革外，后周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以保证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污，澄清吏治。如"方城县令陈守愚尅留民户蚕盐1500 斤处斩"①。"供奉官武怀赞盗马价入己，处斩"②。"莱州刺史叶仁鲁贪浊暴虐，滥杀无辜，为民所讼，赐死"③。特别是对大臣、内侍处理特别严。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监纳厚取耗余，赐死。有司奏不当死，世宗说"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内供奉官（太监）在重修永福殿时，尅扣工人伙食，"立斩之"。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
① 《陶录》卷上。
①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
② 同上。
③ 同上。
由于皇帝自己励行节俭，以身作则，又严惩贪污官吏，所以政治比较清明。后周还在改革机构，提拔青年方面进行了尝试。如重用李谷、范质、王涛等。后周太祖郭威临终时说，"我有王涛为相，吾无恨矣！"因为善于用人所以能够做到与宰相范质、李谷等君臣合力，革除弊政，发展经济，推动历史前进。
后周两个皇帝时间很短，但对中原统一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周存在的十年，是五代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关键时期。后周太祖和世宗作了很多统一全国的工作。几次亲自率兵北伐，三次亲自南征江南，使南唐乞和，又攻西蜀、南汉，可惜世宗死得早，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却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为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宋朝奠定了基础。
（五）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和外国的经济交流秦汉以来，中外、中原和周边各族经济交流逐步发展。秦人、汉人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唐代更盛，两条丝绸之路（一是西北旱路，一是海路）的开通，便利交流和贸易，使商旅云集，交往频繁。一时"唐人"名扬海外，直到现在还是中国人的代称。五代时，国内和周边民族、海外关系处于低潮时期。由于各地割据，道路阻塞，交往困难。但有些地区仍然有一定发展。如西南阻于西蜀不能通于中原，但却加速了海上贸易，通过南汉、闽国向中原交流。
1。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的经济交流居于我国周边的各民族，在五代时主要是东北的契丹族（现辽宁一带），靺鞨（现黑龙江一带）、室韦、奚，契丹最强，其余臣服。靺鞨曾建勃海国。后来也被契丹灭亡。东北各氏族与内地的贸易交往，主要是毛皮、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因为这些民族还处在游猎畜牧阶段，交易多是兽皮和药材。只有室韦人多工巧，钢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用这些物品和内地贸易。
西北的党项诸部，主要交易是马匹等。后唐明宗时，党项人来卖马除按正常马价付给外，还有赏赐。皇帝还亲自接见，因此，"番部羊马，不绝于路"。党项族各部落不统一，因此常互相掠夺。回鹘族分布最广，由河西走廊到天山，再过葱岭，都有他们的活动。有一部分回鹘人，西迁形成维吾尔族。居于河西走廊的回鹘称河西回鹘，汉回杂居，自称是中原皇帝的外甥。与中原贸易，主要是葡萄、西瓜、马匹、香料、药品、衣饰、毛皮、玉石等。史料记载最多的有白毡布1329 段，白貂皮2633 张，玉石最多，"玉价由此倍贱"。
西南主要是吐番（现在藏族）族最强，南诏次之，还有云南大理的白族，以及彝、瑶、傣等族。他们和内地交易也很多。五代时前后蜀割断了他们与中原的贸易，他们便向南通过南汉、闽等南方诸国与中原贸易。
2。五代时中外经济交流情况五代时，由于割据与战乱，与外国的交往和贸易不如唐朝。但相互之间的交易仍然不断。
东北与高丽、新罗（今朝鲜）、日本仍然来往不断。从公元925 年至959年，高丽使者经常来洛阳、汴梁，携来物品有"银香狮子银炉、金装钑镂云星刀剑、马匹、金银鹰绦■、白纻、白毡、头发、人参、香油、银镂剪刀、钳钹、松子等，还有铜50000 斤，紫白水晶各二千颗。后周时铸币需铜，用绢帛数千匹易铜。
新罗除与中原交易外，还通过海上与南方诸国来往频繁。公元938 年，高丽、新罗使者到南唐的金陵（南京）。南唐烈祖宴使臣于崇英殿，演奏龟兹乐。高丽新罗与内地交易甚盛。
日本曾两次派使者入辽（契丹），又与中原诸国通商。
海南诸国（东南亚）通过南汉、闽向内地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当时，南汉国王的兄弟人称"招宝侍郎"，就是靠善于与南海诸国通商而致富。"招来蛮商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越通过大食国（哈利发帝国，据今中亚，北非）输入猛火油，也就是石油。南唐输入海外的香料、珠宝。有一次，南唐主招待群臣，设"内香宴"，以待诸将。"凡国外名香以至合燕饮，佩带粉囊凡92 种，皆江南所无也"。还从南海进口龙涎香，吴和南唐还把"猛火油"（石油）从占城转输入到契丹。
当时，香料是大宗货物。公元958 年，占城王因德曼派使者甫阿散等来汴梁贡地方产物，有洒衣蔷薇水15 瓶，言出自西域（泛指西方诸国），凡水沾衣，香面不踠，又猛火油84 琉璃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客商多来自大食、波斯、印度，所带的货物也很多。
海外贸易交流的同时，也传播交流了我国与外国的文化，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很多工艺品如铜、银器制造、地毡、毛皮以及农产品西瓜、葡萄等，都成了中国人也能生产的产品。同样，中国的丝绸、茶、瓷器等生产技术也传到了海外诸国。中外交流促进了各界经济发展。
总之，五代十国仅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大分裂大分割的一个时期，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他的分裂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必然的产物，是走向大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阶段。
2）五代十国其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最短的一次分裂，应该很好的总结。当时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今天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3）后周二帝短短十年取得的成就，所采取的政策，是我国文明史上一个光彩的篇章，也值得好好的借鉴。
九、结语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
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24 食货志）。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
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
我们把隋、唐、五代经济作了简略的介绍，虽简略，但使我们对祖国古代经济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有个了解，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不断前进的国家。
隋唐五代经济的研究过去著述不多，我们参考了前辈先生如韩国磐等的著作以及最近国人研究的新成果，加上我们自己的多年搜集的资料写出以上心得，供大家参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教育的参考。不足之处，容以后改正。
◆◆◆
《中国全史》 043/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隋唐五代的战争：隋的统一战争（南下灭陈），隋与周边民族突厥、高丽的战争，隋末民众暴动，唐初统一战争，唐朝廷与藩镇的战争，唐末民众暴动，五代末的统一战争，唐与周边民族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南诏的战争，并围绕这些战争讲述了双方的战略、战术及其对战争的影响。同时，还简略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一、隋唐五代军事概述隋代经过长期征战，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隋代的统一战争主要是南平陈朝；同时，为了阻遏突厥的侵扰，也用离间之计，乘其内部纷争，发兵北讨，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南下。
隋朝末年，炀帝大兴土木，建宫殿、修运河，屡屡南巡，并连连用兵高丽。如此沉重的劳役和兵役使民众无法忍受，社会陷入危机之中，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其中，河北窦建德，中原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是对隋打击最大的几支武装力量，特别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消灭了隋军的有生力量，为唐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镇守晋阳的李渊、李世民父子见天下大乱，积极谋划起兵。见隋已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时，便在晋阳举兵，趁隋军主力与瓦岗军决战于中原之机，挥兵西进，占据关中。平河西、陇右，经营巴蜀、江淮，巩固了关中根据地后，便倾全力出关，逐鹿中原，先后消灭了窦建德、王世充，平定了刘黑闼，完全控制了黄河流域。同时，在南方，打败了萧铣、辅公祏，招抚了岭南，结束了隋末战乱，重新统一了中国。
唐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经过8 年征战，朝廷把叛军压回到了河朔地区。但为此也不得不在河北周围设置藩镇，这些藩镇都拥有重兵，逐渐对朝廷产生了离心力。朝廷为控制藩镇，发动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是德宗平藩，宪宗平藩和武宗平藩。同时，唐朝与周边民族，如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南诏进行了战争。
唐末，农民的负担日重一日，加之灾荒频仍，使民众无法生存，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民众大暴动。他们转战南北，攻陷了长安，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此后，各地藩镇纷纷独立，互相吞并，历史又进入到一个割据时代。后周世宗积极致力于统一事业，西攻后蜀、北击北汉、南伐南唐，当统一大业初具规模之时，英年早逝。北宋太祖赵匡胤仍旧执行后周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终于完成了后周世宗的未竟事业。
二、隋初的战争（一）文帝时期的军事形势隋文帝杨坚（公元541～604 年）是北周的外戚。北周静帝即位时年仅6岁。杨坚在御史大夫刘昉等人的支持下，假借皇帝诏书入宫辅政，并都督内外诸军事。他掌握北周政权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那些手握重兵、驻守于外地的皇室诸王及大将，于是他借千金公主出嫁突厥一事，命令外地诸王回京。诸王遵命回京，但手握重兵的北周大将尉迟迥（驻守于相州）、李慧（驻守于恭州）、尉迟勤（驻守于青州）、司马消难（驻守于郑州）、王谦（驻守于益州）等人却先后起兵反对。
尉迟迥是北周的柱国大将军，有平蜀之功，出镇相州，其威望与杨坚不相上下。杨坚也担心他发难，就派其子尉迟惇带着皇帝的诏书去相州命他回京一起处理宣帝丧葬事宜，同时又任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以代之。当尉迟迥得知杨坚当上丞相，控制了北周朝廷后，心中非常不服，同时，也看出了杨坚的司马昭之心，所以也在秘密策划，准备起兵讨伐杨坚。韦孝宽走到半道，就得到尉迟迥将要起兵的确切消息，他赶忙返回长安向杨坚报告。杨坚随后派破六韩裒到相州进行劝导，并秘密拉拢相州总管府的长史晋昶，让他纠集力量，对付尉迟迥。但此事被尉迟知悉，他杀死晋昶和破六韩裒后，集合相州的文武士民，誓师起兵。杨坚在长安得知此战报后，马上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领关中的部队讨伐尉迟迥。青州总管尉迟勤起兵响应其伯父，兵力共有10 万之众。恭州、申州、徐州、东楚州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当时北周的领土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的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的西部，而尉迟迥等人的起兵，使陕西以东的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出现了骚乱和不稳的苗头，连派去镇压的军将也有受尉迟迥贿赂之嫌。居于长安的北周宗室赵王哲也曾欲设计除掉杨坚，朝廷大臣也在犹豫观望，北方突厥也不断发兵扰边，杨坚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1。平定关东起兵杨坚首先集中力量平定东方的起兵。并州（今太原）是军事要冲，士健马多，驻守于此地的李穆既可入关中击杨坚，又可南下攻打关东的起兵，所以杨坚与尉迟迥都派人到并州竭力争取李穆，李穆决定支持杨坚。其侄子怀州刺史李崇本欲支持尉迟迥，但当他听到李穆支持杨坚的消息后，也依附了杨坚。同时，杨坚又派高颎到前线督战，稳定军心。八月，高颎、韦孝宽在邺中与尉迟迥展开决战，大败尉迟迥。尉迟迥退回邺城，韦孝宽挥军围攻，城破后，尉迟迥自杀。随后，韦孝宽各个击破，平定了关东的起兵。杨坚将邺城拆毁，将其余众从邺城迁到安阳，又从相州辖区中分出两州，以削弱其势力。
这次大规模的起兵所以很快就被平定下去，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没有建立一种有机的统一指挥的关系，当势力最大的尉迟迥一战而败后，关东整个起事力量也就土崩瓦解了。力量仅次于尉迟迥的司马消难在尉迟氏与韦孝宽决战前夕，投降了陈朝。
平定关东后，杨坚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但对内则向北周宗室开刀，杀害了陈王和赵王。年底，他"总百揆"，总揽了一切政务，并进爵为王。第二年（公元581 年）二月，就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
2。对南方陈朝的经营公元577 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武帝于第二年死去时，北齐境内乘机起而叛乱，但很快就被北周驻兵所击溃，到杨坚代北周而建隋，几年间，北方形势已逐渐稳定。当时，隋朝主要的问题是消灭南方的陈以统一中国和阻遏北方突厥的南下侵扰。陈曾在北周灭北齐的过程中，举兵北上，欲复中原。北齐在将亡时曾打算逃入突厥，北周武帝亦曾带兵北上，欲袭突厥，但因其病故而未果。杨坚辅政的几年间，主要是巩固其地位，积极经营篡夺北周帝位之事，对陈和突厥都无暇顾及。当他除掉政治异己，登上皇帝宝座后，陈和突厥的问题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于是派晋王杨广出镇并州，并一度派高颎镇守北方，阻遏突厥南下，并不断派人修建长城。同时，又派贺若弼任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以和州刺史韩擒虎任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有并吞江南之志"，3但在对陈的战略上非常谨慎，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九月，陈将周罗。。攻陷了隋的胡墅（在长江以北，与南京相对的一处小镇），萧摩诃也向江北发动进攻，隋派长孙览、元景山、高颎率军应战。次年二月，隋趁陈朝皇帝死亡之机，进行反击。元景山出江口，郑孝儒率兵4000 攻甑山，陈派陆纶率水军救援，被孝儒击败，陈朝涢口、甑山、沌阳的守军都弃城而逃。陈派人向隋求和，归还了胡墅，隋也撤兵北归。当时长孙览欲趁势灭陈，高颖不同意，虽然口头上说是"礼不伐丧"，不能乘其举丧而进攻，实际上，陈精兵主力皆沿江部署，隋其实根本无力再南下渡江。这有两个证据，第一，陈宣帝死，始兴王叔陵作为顾命大臣图谋反叛，刺伤太子，拥兵占领皇城，而太子叔宝和长沙王叔坚因陈主力都在长江一线防守，朝内军队甚少，惊恐万分，可见，陈在长江防线上部署的兵力十分强大，并有主动出击隋朝的意向；第二，隋文帝对陈也表现出和好恭敬的态度；第三，隋积极准备了六、七年之后，在出兵灭陈前，广泛征求意见，大臣们都积极出谋划策，高颎虽然向隋文帝献平陈之策，但在隋军出发之前，还问薛道衡："今兹大举，江东必克乎？"①可见隋并未把陈看成蕞尔小邦，而是在战略上十分慎重，是在经过长期备战后才决定大举发兵的。
有人认为隋未及时举兵灭陈是由于突厥强大，隋的战略是先灭突厥再平江东。事实上，隋的战略要点是平江南，统一中国，对突厥仅是防守，阻遏其南下。隋并未想主动大举出击突厥，只是在突厥内部分裂，彼此相攻时，才乘势北上，打击了突厥的嚣张气焰；突厥也并未因遭到此次打击而臣服于隋。所以隋对突厥和对陈在战略上不存在前后问题，隋并未把出击突厥放到战略考虑中去。
3 ①《资治通鉴》卷175 太建十三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176 祯明二年十二月。
（二）统一战争1。北破突厥（1）对突厥的战略北魏末年，突厥崛起，先后打败了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①北齐、北周都争相与之结好，倾府藏以事之，以至于突厥可汗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统一北方以后，对突厥的态度自然就不比从前，突厥可汗常常兴兵南下侵扰，隋朝以防为主，屡次大规模地修建长城，派兵于北方屯防②，同时，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还联络奚、霫、契丹等少数民族，对付突厥。
突厥沙钵略可汗的从父玷厥达头可汗拥强兵却受沙钵略可汗的控制，对此，他心中非常不满，沙钵略可汗也因其兵强而对之十分猜忌；沙钵略之弟处罗侯虽然势力较弱，但却多方收买人心，各部落的人都很拥戴他，这使沙钵略对他也很忌恨，为此处罗侯惊恐不已，时时防范；阿波可汗本应当大可汗，结果却被沙钵略可汗恃势夺取，心中也很不满，但因势弱而无可奈何。曾出使过突厥的长孙晟对这些情况都了如指掌，公元581 年他向隋文帝上书提出了利用其矛盾，离间分化的策略：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宜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蹻，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釁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所谓"兴师致讨，未宜其时"，说明隋王朝还没有力量北上消灭突厥，只能利用其间矛盾"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可见，隋并未把消灭突厥列入其战略计划中。杨坚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元晖出使伊吾（今新疆哈密）结好达头，派长孙晟出使和龙（今辽宁辽阳）、联系奚、霫、契丹等部落，并通过他们作向导，到处罗侯处陈说利害，劝之与隋结好。这样就孤立了沙钵略，削弱了他的力量。
（2）北攻突厥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五月，突厥发兵40 万在西起乙弗泊，东至幽州一线上同时南下，除在马邑、兰州受到阻击外，屯守于乙弗泊、临洮、幽州的隋朝防军均被突厥击溃，武威、天水、金城、弘化、延安等地均被洗劫一空。在沙钵略还要进一步南下时，达头可汗率自己所属部落北归，长孙晟游说沙钵略之子梁干，让他骗沙钵略说："铁勒等反，欲袭其牙（突厥王庭）"，沙钵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才率兵返回。
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看到其内部矛盾重重，就乘机组织力量，
① 《隋书》卷84《北狄传》。
② 参见《隋书》卷1《高祖本纪》。
① 《资治通鉴》卷175 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先后派兵分道出塞，进行反击：--四月，命杨爽、李充等4 将经马邑出朔州道（两地均在今山西朔县）。十一日，与沙钵略可汗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李充建议利用突厥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加以突袭。于是他率5000 精骑袭击突厥，结果大败突厥，沙钵脱去金甲，从草中逃去。
--河间王杨弘率兵出灵州（今宁夏灵武），击破沙钵略的另一部，歼敌数千人。
--命夏州总管豆卢勣出夏州（今陕西横山）。
--幽州总管阴寿率领步兵、骑兵共10 万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一带），攻打投靠突厥的原北齐将领营州刺史高宝宁。宝宁向突厥求救，但突厥正在抵御隋军，无法救援。宝宁无奈，只得弃城逃入沙碛，隋平定了卢龙各县。宝宁在逃到契丹后为其部下所杀。
--五月，泰州总管窦荣定指挥9 总管，率步兵、骑兵3 万多人出凉州（今甘肃武威），与阿波可汗对峙于高越原（今甘肃民勒西北，与内蒙交界一带）。几次交战，阿波都不利。这时被发配在敦煌当戍卒的大将军史万岁到荣定军中请求参战。与阿波再次交战时，荣定派人去对突厥说"士卒何罪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阿波派了1 名骑士挑战，荣定派史万岁应战，结果万岁取对方人头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再战，与隋军盟誓而去。长孙晟当时在荣定军中任偏将，他派人离间阿波说："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罪归阿波，成其宿计，灭北牙矣（阿波营帐在摄图之北），愿自量度，能御之乎？"①他又对阿波使者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②阿波遂遣使者入朝，与隋讲和。
沙钵略平素就很忌惮阿波，他从白道败归后，听说阿波与隋有往来，就急忙率军北上，袭击了阿波的大本营，并杀死了阿波的母亲。阿波北归后，无处可归，只好向西投奔了达头可汗。达头可汗得知沙钵略袭击了阿波的本营，非常气愤，就派阿波率10 万骑兵，回攻沙钵略，连战连捷，恢复了被沙钵略强占的故地，兵势再次大振。贪汗可汗也因与阿波可汗关系要好而被沙钵略剥夺兵权，逃到达头可汗处。沙钵略的从兄单独领有部落，因与沙钵略有矛盾而率众归阿波。他们之间彼此争战不已，都派人到长安与隋请和以求援，隋一概不应。
--六月，突厥进犯幽州、总管李崇率3000 人拒战，全军覆没。七月，任命周摇为幽州总管，八月，派尚书仆射高颎出宁州道（今甘肃宁县），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今宁夏固县），攻打突厥。
这次出兵，主要是以打击沙钵略为主，同时也攻打东边的高宝宁和西边的阿波。长孙晟成功地运用了既定策略，离间了阿波与沙钵略的关系。沙钵略在白道虽遭到打击，并不致命；致命的是在与阿波达头的争斗中受到的重创。隋这次出兵的主要意义也正在这一点，而高颎、虞庆则的出兵主要是为阻击突厥的南下幽州，与前面几路出兵并非同一次有计划的整体行动，可见
① 《资治通鉴》卷175 至德元年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5 至德元年五月。
隋对突厥的策略自始至终是以防御为主；攻也是为了守；离间分化也是为了使其内部纷争，无暇南下。不能对此作过高的战略评估。
开皇四年（公元584 年）二月，突厥达头可汗向隋请降，沙钵略也在屡屡失败后与隋求和。但突厥并未受到致命打击。他在给隋文帝的求和信中，与文帝分庭抗礼，且说"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皆此国之物。"①阿波在达头可汗的支持下东讨沙钵略得胜后，力量渐渐强大起来，其势力西边到达金山、龟兹、铁勒、伊吾，西域诸国都望风归附，阿波自号其属地为西突厥，隋朝也派使节与之通好。此时的沙钵略西受到西突厥的威胁，东受到契丹的威胁，不得不向南面的隋王朝求和，请求寄居于白道川。隋答应了他的请求，派晋王杨广率兵前去接应。在隋的支持下，他又西击阿波，大败之，但阿拔国却乘沙钵略内部空虚，劫掠其妻子儿女，隋军击溃了阿拔国，将战利品全部给了沙钵略，沙钵略很高兴，与隋订立盟约，以沙碛为界，"永为藩附"②并派其子库合真到隋作人质。后来沙钵略之子又西讨突厥，擒阿波可汗。直到隋末，突厥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攻击，隋一方面利用其矛盾，施行反间之计，拉一打一，使其无暇大规模南下扰边，另一方面也修筑长城，加强防守，积极阻遏其南下。
2。南下灭陈（1）平陈策略自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后，灭陈统一中国就成为当时首要的战略目标。但陈以长江为天险，在北方统一后，更是沿江布兵，加强防御。同时，还不断挥兵北上，攻打隋朝。隋对陈的战略格外慎重，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高颎率军南下，初试兵锋。此后，陈将领张子讥欲归附隋朝，但隋以和好为名不予接纳。《资治通鉴》在追述隋初对陈的政策时也说隋"与陈邻好甚笃，每获陈牒（打探消息的人），皆给衣马礼遣之，而高宗（陈宣帝）犹不禁侵掠。"①这一方面说明陈恃长江天堑且力量不容低估，另一方面隋也是以和平为幌子，在暗暗作灭陈的准备。
高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平陈策略。他认为"江南地寒，回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音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②这一策略大体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骚扰陈朝，削弱其力量；在骚扰的同时，又要在战略上迷惑敌人，使隋军可以顺利渡江，克服长江天堑，解决难以渡江的战略难点。贺若弼、韩擒虎就是具体运用这一策略原则、顺利渡江的。同时，隋也着手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用兵计划，崔仲方建议在武昌以下的蕲（今湖北蕲春）、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方（今江苏六合）、吴（今江苏扬州）、海（今江苏连云港市）等州加派精
① 《资治通鉴》卷176 至德二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