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隋唐五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本书分五大阶段--隋朝兴亡、唐朝兴盛、极盛转衰、由衰而亡以及五代十国--叙述了此间380 年的治乱演变之迹，考察了当时政治制度的设置与变革、施政方略的确定与实行。在此基础上，对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记述或分析，力求将人物、事变与制度、施政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叙述中，对于学术界长期探讨、争论的某些问题，还作了一点新的解释，或提出新的疑问，以期加深研讨，形成共识。边疆的和战、海外的交往，都分阶段辟有专节叙述，表现出隋唐五代时期的华夏民族在当时人类发展史中的影响与地位。
一、隋唐五代政治概述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发展大致呈现为五个阶段。隋朝兴亡，是一个独立阶段。唐朝历时290 年，明显地表现为三个阶段，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由衰至亡。五代十国时期，又为另外一个阶段。隋朝在北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设官确立三省六部制、建立郡县两级制，刑法制定《开皇律》以及选官创建科举制、军事完善府兵制和推行各项经济措施，加之营建东京、开通大运河，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给唐朝的强盛打下基础。
隋炀帝的暴政造成隋亡唐兴，更为唐太宗君臣提供了取鉴求治的经验教训。在重新调整了君臣、君民关系，确定了政治基本方针之后，唐将隋朝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切实贯彻和推行，出现了"贞观之治"。最高统治集团内新旧势力又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较量，经过武周改制，唐代社会进入了"开元全盛"时期。
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终于导致了长达8 年的"安史之乱"。随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
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政权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中原相继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后晋又引来辽兵南下。后周世宗思求致治，功志未就而逝。环绕中原另有前蜀、吴、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先后割据。除相互吞灭外，最终都归于北宋政权。
二、隋朝兴亡（一）文帝兴隋公元581 年，北周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隋王杨坚废掉周静帝，登上皇位，改国号为隋，年号为开皇，仍以长安为都，建立了隋朝。史书多称隋朝的第一个皇帝为文帝，又称为高祖。
1。杨坚代周杨坚（公元541-604 年），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父亲杨忠曾辅助宇文泰建立政权，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后升柱国，晋爵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又将女儿许配周宣帝为皇后，因而地位显赫。可惜周宣帝无道，"刑政苛酷，群心崩骇"1。恰好宣帝早亡，年仅8 岁的儿子即位为周静帝。杨坚趁机"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革除周宣帝所行苛政。为避免北周宗室诸王"生变"，杨坚找借口将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等宇文氏宗亲都召到京城，以便控制。然而，一些手握重兵的北周地方军政长官，眼见杨坚要取代北周政权，便起兵发难。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青州（今山东益都）总管尉迟勤伯侄二人统兵数十万，北结突厥，南联陈国，与杨坚对抗。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相继起兵。赵王等"五王"也"阴谋滋甚"，"伏甲以宴"，使杨坚几乎遭"刺杀"。杨坚一面分兵三路，出击地方起兵；一面陆续灭除北周宗室诸王。几个月后，反对派的势力被消灭，年幼的周静帝只能完全听任其外祖父的摆布了。大象二年（公元580 年），杨坚自称隋王，准备演出"禅让"的把戏。第二年二月，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所写的那种情景。
2。改革制度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制度方面多所厘定，为后代沿袭。
（1）重定官制文帝代周之后，立即废弃北周推行的六官之制，转而初步确立起三省六部制的格局。
中央设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主管全国政令的核心机构。尚书省置令1 人，左、右仆射（yè ，音叶）各1 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1 人，六曹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以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刑、民、工三部事。
五省之外，有御史台、都水台以及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还有国子、将作二寺（监）。
职事官之外，又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共11 等勋1 ①《隋书》卷1《高祖纪上》。
官；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共7 等散官，作为荣誉称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
地方设官，最初沿袭北齐、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制，开皇三年废除郡这一级，实行州、县两级制。州分上上至下下，共9 等。以刺史为一州之长，以长史、司马为辅佐。县亦分9 等，以令为长，另有丞、尉、正为辅佐官。汉、魏以来，州郡县等地方长官都是自选僚佐、属官，北魏、北齐开始改由吏部选派。隋文帝定制：所有"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①。
武官设置，由军事卷叙述。
（2）初兴科举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旧弊，在北周时逐渐被认识，开始注重"才干"。隋文帝即位后，彻底废弃旧制。开皇七年定制，每州每岁贡士3 人。州、县保举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特别优美者州可保举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开皇十八年下诏，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②。这是"正史"上明确记载的以科举士，显示出科举制度的形成。史书记载，大都称隋炀帝始建进士科。但《旧唐书·房玄龄传》却写着房玄龄18 岁"本州举进士"，以此推算，以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 年）已开进士科。
（3）修订刑律隋朝代周之后，文帝即命高颎、杨素等主持修定新律。裴政是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允。新律废除历代枭首、轘裂（车裂）等酷刑，除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之刑。死刑，分绞、斩2等。流刑，分1000 里、1500 里、2000 里3 等。徒刑，分1 年至3 年共5 等。杖刑，分50 至100 共5 等。笞刑，分10 至50 共5 等。废除前代审讯酷法，责打不得超过200，枷杖大小也都有规定。民有枉屈，可依次上告，直至朝廷。开皇三年，因刑部所奏每岁断狱数多达上万件，文帝认为刑律还是太严，又命苏威、牛弘等再次修订，删去死罪81 条、流罪154 条、徒杖等罪1000多条，仅留500 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廐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 卷。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开皇律》。实施3 年后，下令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官员，"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同时，废除妻、儿连坐之法。开皇十二年下诏，各州死罪囚，"悉移大理（寺）案覆"，十五年又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后决。"①新定刑律，较之秦汉刑律有很大改进。
然而，在以权代法的社会里，法律条文与法律使用有很大出入。文帝本人在朝廷上就曾律外杀戮官员，还允许长官对下属"于律外斟酌决杖"。结果，造成"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②的混乱局面。
3。统一南北
①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②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① 《隋书》卷25《刑法志》。
② 《隋书》卷25《刑法志》。
文帝代周建隋，控制的仅仅是大半个中国。当时，江陵尚有后梁，江南更有南朝的陈国。陈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统治着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域，西达两湖、两广，与隋对峙。
后梁是南朝梁武帝嫡长孙萧詧投靠北周后，在江陵建立的一个附庸政权。萧詧死后，传位萧岿。开皇二年，文帝纳萧岿之女为晋王杨广妃，即后来炀帝萧后。萧岿死，萧综立。七年，萧综入长安朝见，萧岩趁机驱后梁文武官及10 余万百姓投奔江南，文帝立即废掉后梁。紧接着，就准备渡江灭陈。南朝更替，到了陈后主陈叔宝时，已经腐朽不堪，君昏臣乱，民吏共愤，注定要灭亡！文帝一登基，便有灭陈的打算。开皇元年三月，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以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合肥）。九月，以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兴兵伐陈，命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恰逢陈宣帝死，陈遣使求和，隋以"礼不伐丧"为借口班师。实际是灭陈时机不成熟，北方突厥大举南侵，形成对隋的更大威胁。文帝很快便确定了先破突厥、再灭陈国的战略方针。
在对付突厥的同时，采纳了高颎的献策，对陈乃不断小股骚扰，因以"废其农时，焚其粮储"，同时麻痹其军心，最终造成"财力俱尽，陈人益敝"①的状况。崔仲方提出"声东击西"的军事部署方案：长江上游"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下游各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陈必然在上游"令精兵赴援"，隋军在下游"即须择便横渡"②。
经数年准备，在击破突厥南侵之后，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文帝的诏书列举了陈后主20 条罪状，抄录成30 万份散发江南，造成舆论攻势。十月，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成灭陈之政令。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总共八路兵马，统兵总管90 员，军兵51 万多人，皆受晋王杨广节度。左、右仆射高颎、王韶分别为晋王元帅长史、司马，参决军中一切事务。
面对如此攻势，陈后主君臣仍以"王气在此"，"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不加防备，还是"奏伎、纵酒、诗赋不辍"①。开皇九年大年初一，陈后主君臣尚在睡梦中，贺若弼、韩擒虎已趁守军酒醉偷渡过江。20 天后，隋军攻入建康皇宫，陈后主与贵妃张丽华等藏在景阳殿外的枯井中，被隋军兵士用绳子拉上来投降了。长江中、下游的陈军，听说建康城破、后主投降，纷纷解甲归顺。至此，对峙了近300 年的南北政局，归于一统。
陈亡以后，江南旧习依然。隋委派地方官的制度，遭到顽固抵制。一时间，自长江南岸至泉州，再到岭南，士族和土豪相继起兵。有的称天子，置官署；有的称大都督，领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②文帝派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兵征讨。先平江南，再定闽越，最后会同高凉冼夫人安抚岭南。大约两个月，到开皇十年年底，陈旧境全部平定，隋的制度才渐次得以推行，统一形势日趋稳定。
① 《隋书》卷41《高颎传》。
② 《隋书》卷60《崔仲方传》。
① 《资治通鉴》卷176 长城公祯明二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177 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4。勤劳思政唐朝初年，对隋文帝的评价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勤劳思政"的"励精之主"③。史书这样记载：文帝"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④（1）躬勤节俭在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以勤于政事、务存节俭著称的。
勤于政事，除了坐朝处理军政大事，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之外，文帝更经常下到社会当中，路遇上书奏事之人，即驻马"亲自临问"。有时派人到各地暗中采听民情，了解吏治得失。史称："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引起饥荒。文帝派左右之人出宫，看视百姓所食。带回来的都是些豆渣、杂糠，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决定亲自带领关中饥民"就食于洛阳"，取消御膳中的酒肉之设。第二年东拜泰山，路上与就食洛阳的饥民相遇，命左右随行不准驱赶，饥民与文帝的侍卫"参厕"而行。遇有扶老携幼者，文帝还给让路，"引马避之，慰勉而去"。在道路艰险处，见有负重者，则"令左右扶助之"。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文帝仍以民情为念，立即"亲问疾苦"①。
与勤政并行，文帝一生都十分简朴。早在北周辅政时，便提倡节俭，积久成习。"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huàn
huó，洗过）之衣。"②一次，文帝配止痢药需用胡粉1 两，找遍整个后宫竟没找到。还有一次，要找一件织成的衣领，后宫也没有。上行下效，文帝在位的24 年间，整个社会形成了节俭的风尚。一般士人，便装多用布帛，饰带不过铜铁骨角之类，很少有人穿绫罗绸缎，更没有佩金带玉的了。独孤皇后尚简，但性尤妒忌，这也促成文帝"傍无私宠"。独孤皇后卒，文帝也仅宣华、容华二贵妃而已。
（2）奖惩严明文帝本人躬勤节俭，使其在吏治方面尤其注重奖良惩贪。
岐州刺史梁彦光多年有惠政，"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开皇二年，文帝驾临岐州（今陕西凤翔），知其能干，下诏褒奖。梁彦光后来调任数州，都能够"以德化人"，使得"吏民感悦"①。
县令之中，房恭懿为政在京畿各县称"最"，文帝召至卧榻前，"访以理人之术"，认为很有才干，便破格提拔为州司马。所到之处，"有异绩"，"政为天下之最"，文帝又破格提升他为州刺史。同时，对各州官员表彰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Xiào，受启发）也。"②直至 文帝后期，仍然很注意县令的政绩。临颍令刘旷，史书记载称其为"不知何许人也"，但其"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文帝闻知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① 上引均见《隋书》卷21《高祖纪下》。
② 《资治通鉴》卷180 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① 《隋文》卷73《梁彦光传》。
② 《隋文》卷73《房恭懿传》。
则召见他，认为"若不殊奖，何以为劝"③，下优诏破格提拔为莒州刺史。另一方面，对于贪残不法的官吏，惩处尤其严厉，甚而过于杀戮。一次，文帝命身边侍臣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此人所到之处，都接受地方官馈赠的"小物"或鹦鹉、麖皮、马鞭之类，文帝"闻而大怒"，"亲自临决"。后来，他甚至暗中派人给地方官送贿赂，一有受贿，立即处死，决不宽容。就是亲生儿子，也因贪残被文帝惩处了好几个。秦王杨俊，文帝第三子，官至并州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初有政绩，大加奖励。后来渐渐奢侈，违犯规定，"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再后更加放肆，"盛治宫室，穷极侈丽"。文帝发现后，免其官，勒令"就第"，即禁闭起来。太子杨勇，也因自身好色奢侈才被文帝疏远，加之独孤后、杨素、杨广等串通一气，最后遭废黜。5。周边关系文帝在位期间，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主要是抗击突厥，进攻高丽，以保证境内安定。
（1）抗击突厥北周末，突厥沙钵略可汗（hán ，音寒）立，兵力最强。另有菴罗为第二可汗，与阿波可汗、达头可汗、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不得可汗名号，与沙钵略不睦。
文帝即位后，不再像北周那样重赂突厥。沙钵略妻是北周赵王之女千金公主，要沙钵略为宇文家族报仇。沙钵略与前北齐营州（今辽宁朝阳）刺史高宝宁合兵攻陷临榆镇（今山海关）。开皇二年五月，高宝宁引突厥入犯平州（今河北卢龙），沙钵略联合四可汗尽起突厥兵40 万进犯长城。年底，纵兵深入，武威、天水、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郡，人畜被掠一空。
昔日，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时，与处罗侯秘密结盟，并察看了山川地形，了解到突厥各部强弱实情。这时，长孙晟向文帝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①的策略。具体做法是：西面联络达头、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其右部；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使沙钵略分兵防其左部。突厥可汗之间，彼此猜疑，趁衅出击，定可一举而功成。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分派使臣往东、西两处"远交"势力较弱的达头、阿波、处罗侯以及奚、契丹，使其内附，造成沙钵略与各可汗间的猜疑。开皇三年四月，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路出塞抗击突厥。杨爽大破沙钵略军，窦荣定击败阿波军。长孙晟劝阿波归附，沙钵略袭取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与达头合兵攻沙钵略。贪汗与河波友善，被沙钵略夺其众而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部相互攻杀，都派使入隋请和求援。文帝仍然施行"离强合弱"之策，一概拒绝，任其自然残杀。
沙钵略屡为隋军所败，开皇四年九月遣使求和，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文帝义女。文帝封千金为大义公主，遣使致书沙钵略允其以"翁婿"之亲相认。此后，阿波势力渐强，东与沙钵略接境，西有龟兹、铁勒、疏勒等地，因号西突厥，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五年七月，沙钵略为达头、阿波所困，③ 《隋文》卷73《刘旷传》。
① 《隋书》卷51《长孙览附晟传》。
又怕契丹夹击，向隋求援。文帝已然掌握突厥内部力量的消长，命晋王杨广出兵相援，击败阿波。沙钵略归顺隋室，称"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表示"永为藩附"①。
沙钵略死后，其弟处罗侯立，称莫何可汗。文帝命长孙晟赐其旗鼓，西击阿波，阿波被擒。莫何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沙钵略另一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文帝依然"远交"，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为妻，故意赐予优厚，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被激怒，与达头合兵袭突利。长孙晟设计挟持突利到长安归降，文帝封其为启民可汗，命高颎、杨素率兵大败达头、都蓝。启民招收旧部，居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都蓝被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屡为隋军所败。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部归附启民。步迦逃奔吐谷（yù，音玉）浑，启民成为东突厥可汗，完全依附隋朝，北部边疆基本安宁。
（2）进攻高丽文帝即位，高丽王高汤遣使朝贡，授为大将军，辽东郡公。开皇二年正月、十一月，两次遣使贡方物。三年正月、四月、五月，不断遣使来朝。平陈之后，高汤担心隋攻高丽，便"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文帝以其"专怀不信，恒自猜疑"，赐玺书责其"诚节未尽"①。不久，高汤病卒，其子高元继立，文帝准其请，特封为高丽王。十八年春，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犯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将其击退。文帝大为恼怒，命汉王杨谅、宜阳公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带领水陆军兵30 万，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遇大水，粮草不继，军中发生疾病；水路遇大风，船舰飘没。史称，死亡兵士十之八九。此间，正值隋与突厥达头、都蓝决胜之际，文帝趁高丽王遣使谢罪，宣布罢兵。百济王闻知隋军将征高丽，急忙遣使请为隋军向导。文帝既已罢兵，告其使者，高丽"服罪"，不可再伐。高丽王知道此事后，兴兵侵扰百济。隋在辽东一带，则基本安定无事。
① 《资治通鉴》卷176 长城公至德三年七月。
① 《隋书》卷81《高丽传》。
（二）隋之强盛仁寿四年（公元604 年）七月，文帝逝于岐州（今陕西凤翔北）的仁寿宫大宝殿，次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大业，隋朝进入一个新的统治年代。
1。杨广夺位杨广（公元569-618 年），又名英，文帝次子，生母独孤皇后。自幼敏慧，深受父母宠爱。开皇元年，立为晋王。20 岁时，节度八路兵马，指挥灭陈。不久，转为扬州总管，每年一次入朝觐见父皇、母后。
杨广长兄杨勇为皇太子，参决军国大政。可惜杨勇多内宠，昭训云氏专擅东宫内政，深为独孤后不满。杨广每次入觐，都在母后面前"弥自矫饰"，独孤后越发称赞杨广。当其"知皇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派心腹暗示越国公杨素，转述皇后的意思。"皇后遂遗（杨）素金，始有废立之意。"①开皇二十年，突厥犯塞，晋王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杨广趁机"卑躬以交"。在独孤皇后和重臣杨素的支持下，文帝终于废黜杨勇，立杨广为皇太子。此时，反对废长立幼的元勋高颎已被文帝罢免，正由杨素接替其尚书左仆射之职。文帝改年号为仁寿，每年避暑仁寿宫，朝政遂为杨广、杨素等把持。
杨广为皇太子不到4 年，文帝就一病不起，"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仁寿四年七月，文帝已经"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了，杨广与杨素却在传递宫内外的消息。所写字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手中，文帝开始懊悔。随即又见宠妃宣华夫人陈氏神色慌乱，忙问其故，说"太子无礼"相逼。文帝悔恨交加，说"畜生何足付大事"！急命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拟诏召回杨勇，杨素立即与杨广合谋，"矫诏执（柳）述、（元）岩，系大理狱"，派东宫兵士把守宫门，妃嫔及宫人都"出就别室"。不久，文帝即亡，宫内外"颇有异论"②。
文帝死后8 天才发丧，太子杨广宣布即皇帝位。同时，矫诏赐故太子杨勇死，追封房陵王。接着，汉王杨谅以其父、兄死得不明不白，起兵问罪。杨广派杨素讨平，杨谅除名为民，幽禁而死。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杨广开始了他的统治。
2。公共工程炀帝即位后，倾全国之力兴办了两大公共工程，一是营建东京，二是开凿运河，给中华文明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营建东京文帝开皇二年，曾命高颎等在长安旧城东南建造新都，取名大兴城。第二年春初具规模，即迁都入大兴城，成为唐代长安城的前身。
炀帝大业元年三月，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
① 《隋书》卷45《房陵王勇传》。
②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180 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建东京（今河南洛阳）。上年平息汉王杨谅起兵后，炀帝就宣布了准备新建洛阳的意图："洛邑自古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地理位置重要；而长安地处关中，与大河以东相距"悬远"，遇有战事，"兵不赴急"，更何况"南服（指南朝故地）遐远，东夏（指北齐旧土）殷大"，如今平息了汉王，"因机顺动，今也其时"①，正是时机。从大业元年三月始，每月役使民工约200 万人，营建洛阳新城。同时，建造新城内的显仁宫和西苑。新城在旧城以西约18 里。
经过1 年左右的艰苦施工，到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新城竣工。最北为宫城，是皇宫所在。宫城以南为皇城，是官衙所在的行政区。皇城之外为外郭城，即大城或称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住处，其间洛水横贯，北有36 坊，南有96 坊，另有东、南、北3 市。宫城、皇城、大城都有城墙，俨然3 个相联系的建筑群。营建之初，即迁来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随后，又陆续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都京户，六千余家"；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①。这种迁徙，既削弱了当地的豪族势力，又增进了洛阳的繁荣。
东京的营建，不如西京大兴城，只有炀帝君臣来此小住时，才似"国都"。然而，洛阳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却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大业五年，改东京为东都。
（2）开通运河为了便于联系和控制关东与江南广大地区，炀帝尽快地建成了全国的水路交通系统。
文帝开皇四年开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到潼关入河，主要解决的是关中运输。炀帝开通大运河，成为联络全国的水系。大运河的开凿，分三期工程，前后6 个年头，但实际用工时间仅6 个月左右。
下诏营建东京的同时，开始一期工程，征调河南诸郡民工上百万，开凿通济渠。自洛阳新城西苑，引榖、洛二水达于黄河；又自板渚引黄河水，疏通荣泽至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的旧有水道，经泗水入淮，到达山阳（今江苏淮安）。又征淮南民工10 余万疏通邗沟故道，从山阳引淮经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达于长江。整个一期工程，自大业元年三月下诏动工，至八月炀帝下江都（今江苏扬州），仅仅费时4 个月。开通之后，水面宽40 步，渠旁皆修有御道，种上柳树。自东京至江都，沿渠2000 余里，建离宫40 余所。
二期工程为永济渠，大业四年正月动工，征河北诸郡男女民工上百万，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至涿郡（今河北涿州），约2000 里，可通龙舟，后称"御河"。
三期工程为江南河，大业六年年底开通，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余杭），长800 余里，宽10 余丈，可通龙舟，沿途有驿宫、草顿。三期工程完成之后，南自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达涿郡，南北联成一气。再加上文帝时开通的广通渠，水路运输可达关中。大运河的开通，很长时期都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岸的不少城市，后来都发展为繁荣的都会或人文、物资荟萃的地方。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历来的史书多指责炀帝"虐用民力"，以至"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如果仅就某一单项工程集中动用民工多达百万之数，似乎过分。但以文帝时所定丁男"每岁二十日役"计算炀帝建东京、开运河，包括挖长堑、筑长城、造宫苑等等，全部用工数并不为过。
3。复兴文教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仁寿元年（601 年）夏，借口设学多而未精，"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①针对上述情况，大业元年秋，炀帝下诏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即恢复文帝前期的"儒雅之盛"。不论在家、在学，只要"学行优敏，堪膺时务"者，"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②。州、县之学，相继恢复。数年间，"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①三年改官制，以国子学为国子监，主管全国教学之政令，统国子学、太学等。先前以国子祭酒为长官，而今又增置国子司业为副长官。同时，增置国子丞3 人，主持日常教学事务。大业八年以后，炀帝渐渐步文帝后尘，戎马不息，空有建学之名了。
比起文帝，炀帝更较重视艺文。早年间，炀帝即喜好读书著述。开皇十年为扬州总管后，置王府学士达百人，命其修撰。称帝后，修撰一直未停。前后长达20 余年，"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②这些著述虽已失传，但炀帝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与贡献却应引起注意。
由于喜好读书，因而重视图书的管理和整理。大业三年改官制时，对于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不断充实力量，到十一年增至117 人，以先前王府学士补充。当时，在西京嘉则殿有书37 万卷，炀帝命秘书省认真整理，得"正御本"37000 余卷，藏于东都修文殿。又命秘书省抄写50 份副本，分上、中、下三品，分别收藏在西京、东都的宫、省、官府。这部分图书，后来成为唐初整理全国藏书的基础。
4。改定制度大业三年（607 年）四月，炀帝对隋朝建立20 多年来的政治制度，又进行了一番改定。
（1）重定官制这次改动，废除三师、特进官，分割门下省、太仆寺的部分职掌，另外成立殿内省。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与秘书、殿内，共称五省。增置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分太府寺部分职掌，成立少府监，改原先的内侍省为长秋监，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连同已改的将作监、都水监，总为五监。尚书省六曹，各增侍郎1 人，为尚书副职。诸曹侍郎改郎，员外郎（又
① 《隋书》卷75《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隋书》卷75《褚辉传》。
② 《资治通鉴》卷182 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
称曹郎、承务郎）改定为2 人。这一结构，一直沿袭至清。
殿内省统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6 局的格局，也为唐、宋因袭。
文帝时的11 等勋官、7 等散官，都罢掉。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左光禄、右光禄、金紫光禄、银青光禄、正议、通议、朝请、朝散等9 大夫，建节、奋武、宣惠、绥德、怀仁、守义、奉诚、立信等8 尉，作为散职。先前的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的九等爵，仅保留王、公、侯三等。
地方建制，改州为郡，为郡、县两级。郡置太守，京兆（西京所在）、河南（东京所在）则置尹。郡分上、中、下3 等，罢长史、司马，以赞务1人为郡守的副职。县仍置令，以所管政务是否繁忙和地处冲要情况，分为数等。
（2）推进科举在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的诏命中，炀帝已经提到"课试"生徒以"进士者"。改官制的同时，又下诏"选贤与能"，认为"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命五品以上文武职事官"宜依令十科举人"。所谓"十科"，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擢升。"①五年六月，又下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4 科举人。这都是要求地方贡举，称乡贡。
隋朝时间短促，国子学、州县学又兴废不断，因而由生徒考试入选者颇少，大都由乡贡而入仕。秀才科，在当时等为最高。《隋书·文学传》中，刘臻、崔儦是隋以前"举秀才"的，文帝时"举秀才"的有王贞、杜正玄、杜正藏，炀帝时"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者有杜正伦。整个隋朝，"举秀才止十余人"①。明经科，起于隋。文帝时，有韦云起"明经举，授符玺直长"②。炀帝时，孔颖达"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③。进士科，《北史·杜铨传》叙其族孙之孙，称杜正藏兄弟大业中"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这是炀帝时开进士科的最早记载。
（3）改修刑律文帝晚年，用法益峻，喜怒无常。炀帝针对文帝"禁网深刻"的情况，又敕令改修律令。
大业二年十月，下诏改修《开皇律》。牛弘、刘炫等于第二年四月改成，共500 条，分为18 篇：名例、卫宫、违制、请求、户、婚、擅兴、告劾、贼、盗、斗、捕亡、仓库、厩牧、关市、杂、诈伪、断狱。颁行全国，称为《大业律》。比较《开皇律》，五刑之内，降从轻者约200 余条；枷杖决罚讯囚之制，也轻于旧律。文帝时规定，官吏犯罪，子弟不得为宿卫近侍之官；有叛逆罪者，家口籍没。炀帝"诏革前制"，强调"罪不及嗣"，"犯罪被戮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① 《旧唐书》卷70《杜正伦传》。
② 《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
③ 《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
之门，期以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①"久厌严刻"的百姓，一时间颇"喜于宽政"。
炀帝晚年，也走文帝的老路，更立严刑，甚至恢复轘裂、枭首等酷刑，终至"天下大溃"。
5。经略四方炀帝即位后就打算"通西域，经略四方"，因而命裴矩主持西域与隋沿边商贸之事。裴矩深知炀帝"方勤远略"，便在与西域商贾交往中了解"其国俗山川险易"，撰写了《西域图记》3 卷，记述西域44 国概貌。序文末尾写道："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②"混一戎夏"，"表威化之远"两句，可谓正中炀帝下怀，炀帝便将经略四方、打通西域之事"咸以委之"。（1）打通西域东突厥启民可汗已然臣服隋朝，炀帝趁机宣扬声威，使远近畏服。大业三年（607 年），"出塞耀兵"，启民奉诏召集所部及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到炀帝大帐朝见。炀帝为"夸示"，先命宇文恺作大帐，帐下可坐数千人。启民等见状，进一步表示愿为"臣民"，并请求"变改衣服，一如华夏"。炀帝心中暗喜，但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要其"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③。启民病死后，其子始毕可汗继立，与隋仍然保持这种关系。十一年八月，中原动乱，始毕入犯，围炀帝于雁门郡（今山西代县）。九月解围，但不再朝隋。
西突厥阿波之后为泥利，泥利可汗被铁勒击败死，泥撅处罗可汗继立。
炀帝即位时，处罗正与铁勒屡相攻战，势力衰减。七年炀帝西巡，召处罗不至，其酋长射匮遣使求婚。裴矩建议用计离间，以分裂其国。炀帝许以射匮为大可汗，发兵攻处罗，然后允婚。射匮立即兴兵，大败处罗。炀帝又以"殊礼"接纳处罗。处罗、射匮相互牵制，西突厥不复为隋之边患。
自文帝开皇三年大败吐谷浑以来，朝贡不止。文帝晚年，吐谷浑内乱。
大业四年，裴矩暗示铁勒出兵攻击吐谷浑，大败之。吐谷浑主伏允遣使请降求救，炀帝派出两路兵马追击，伏允遁逃。次年三月，炀帝亲临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四面围击吐谷浑。隋军伤亡颇重，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左光禄大夫梁默等战死。至六月，攻破吐谷浑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伏允率残部数千骑投奔党项。
攻破吐谷浑，炀帝进驻张掖，命裴矩引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与西域27 国来张掖朝会，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至此，炀帝得到西域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4000里，南北2000 里的大片疆土，设置了西海（治所在今青海湖西岸）、河源（治所在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治所在今新疆若羌）、且末（治所在今新疆且末）4 郡。郡下设县、镇、戍，迁徙轻罪犯来充实这些郡、县。在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防御吐谷浑残部，保障通西域之路。
① 《隋书》卷25《刑法志》。
② 《隋书》卷67《裴矩传》。
③ 《资治通鉴》卷180 炀帝大业三年七月。
裴矩《西域图记》序文中特别提到，自敦煌至于西海（今地中海），共有三条通路。北路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铁勒、西突厥可汗庭向西，为天山北路。中路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经焉耆、龟兹（qiūCí，音丘词，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疏勒），越葱岭而西北，为天山南路的北道。南路从鄯善（今新疆若羌），经于阗（今新疆和田南）、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葱岭而西南，为天山南路的南道。中路与南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炀帝对西域的经略，确立了华夏大地自公元7 世纪起，以敦煌为咽喉之地，伊吾、高昌、鄯善为三大门户，沟通欧亚大陆交通的基本格局，这是应予足够评价的。
（2）经略东南大业三年三月，因海师何蛮等人每年春秋二季"天清风静，东望依希"，炀帝便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同行，到达流求（今台湾岛）。由于语言不通，带了1 人回来。第二年，又命朱宽前往"慰抚"，"流求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还"。当炀帝完全开通西域之后，六年正月便派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又作张镇周）率兵从义安（今广东潮州）渡海出击。二月到达，流求人初以为商旅，纷纷来贸易。当其发现是来征战的军伍，流求国王渴剌兜立即派兵迎战，多次被张镇州击败。渴剌兜亲自迎战，终被陈稜战败斩杀。隋军"虎男女数千而归"，献于朝堂①。
对东南亚地区，炀帝一面"志求珍异"，一面"威振殊俗"。大业元年正月，群臣多言"林邑多奇宝"，刘方又新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炀帝便命刘方为行军总管，经略林邑（今越南南部）。大军水陆并进，林邑国王梵志据险死守，又用象军抵御，终为隋军击败。四月，梵志弃城入海，隋军刻石纪功而还。四年三月，"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应募请出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南部），炀帝命其带丝绸等5000 段，以赐其王。十月，常骏等到达，受到热烈欢迎。赤土国王表示："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①随后，赤土王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入朝贡方物。六年，常骏带那邪迦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谒见炀帝，炀帝赐以官位及物品。（3）疆域之盛炀帝经略四方，至大业五年，共置郡190、县1255，民户为890 余万，疆域西至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且末），北到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东达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沈阳北），南抵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荣市一带）。史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②十一年正月初一，大宴群臣，"遣使朝贡"者有：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20 余国③。终隋之世，以此最为盛况空前了。
① 详见《隋书》卷81《流求国传》、卷64《陈稜传》。
① 《隋书》卷82 卷《赤土传》。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炀帝大业五年六月。
③ 《隋书》卷4《炀帝纪下》。疑断句有误，姑从之。
（三）隋室乱亡隋朝到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可谓鼎盛。持续不到二、三年，社会积弊便陆续暴露出来。
1。逞欲无厌炀帝执政14 年，第一大弊政是"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④。他凭借着社会安定积累起来的民力和财富，穷极侈靡，主要表现在游玩和夸示上。
大业元年开通济渠的同时，命人往江南采伐木材，建造龙舟、楼船等。
八月，下江都（今江苏扬州）。炀帝乘4 层龙舟，最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的两层有房室120 间，下面一层为内侍们住处。皇后乘翔螭舟，规模较龙舟小些，仍为4 层，金玉装饰。另有"水殿"9 艘，皆高3 层，设浮景。以朱鸟、白虎等命名的大船数千艘，为后宫妃嫔、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外邦使者等分乘。挽船的民工多至8 万人。又有平乘、青龙等名号的船数千艘，乘载十二卫甲士及兵器帐幕。整个船队，前后200 余里，两岸还有骑兵护卫。所过州、县，500 里以内"皆令献食，极水陆珍奇"。吃不完，"将发之际，多弃埋之"①。
大业三年二次出游。五月发河北10 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六月猎于连谷，至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御北楼观鱼于河套，宴群臣。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河套一段，八月入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境内），至太原。又上太行山，开直路90 里。九月游济源（今河南济源），返回洛阳。
四年第三次出游，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四月置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起汾阳宫。七月发丁男20 万筑长城。八月赴北岳恒山祭祠。第四次出游向西，时在大业五年。四月猎于陇西，继而渡河至西平郡（今青海乐都），陈兵讲武。五月猎于拔延山，围场2000 里。六月至张掖，亲临观风行殿，盛陈文物，设鱼龙鳗宴，招待高昌王、伊吾吐屯设。
第五次出游为二下江都，时在大业六年三、四月，住至第二年年初。
七年二月第六次巡游，自江都乘龙舟入通济渠，达于涿郡（今河北涿州），准备用兵高丽。以后的3 年，主要在督促对高丽的征战上。
十一年五月第七次巡游，至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30 多天，整天抱着幼子啼哭，不知所为。
一年以后第八次出游，三下江都，就再也没能够生还。
巡游的种种耗费，已经无法统计。下面，仅举几件"夸示"的实例，以见其侈靡之费。
大业三年北巡，命宇文恺造观风行殿，由"六合板"组合而成，上面可容侍卫数百人，下面有轮轴，能够移动。又作行城，周围2000 步，以"六合板"等木板为骨架，以布帛等为外面的装饰。巡幸五原时，"行宫设六合板城"，高36 尺，上加女墙，总计42 尺，开南北门。这种"观风行殿"、"行④ 《隋书》卷4《炀帝纪下》"史臣曰"。
① 《资治通鉴》卷180 炀帝大业元年八月。
城"、"行宫"，在西游张掖时，也曾带去，或另行制作。此外，还有"六合殿、千人帐，载以枪车"。用兵高丽时，也曾"夜中设六合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高丽旦忽见，谓之为神焉。"①六年正月初一，已有自称"弥勒佛"的数十人冲入东都皇城，夺取卫士兵仗。正月十五，仍然尽集各国酋长及使者，在皇城外端门街盛陈百戏。演奏乐舞者多达18000 人，声响传于数十里之外。灯光照耀如白昼，从黄昏到天明。整个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正月底。各国商贾都希望到东都的东市进行贸易，炀帝下令东市家家整饰店面，广积珍货，商人要衣饰华美，卖菜也得用龙须席铺地，再摆菜蔬。外邦商客经过酒食店，店主须得盛情邀入，醉饱出门，不取分文，并要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外商中也有明白人，指着用绸帛缠饰的树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①一句话，问得国人无颜对答。
2。用兵高丽炀帝的第二大弊政，是三次对高丽用兵。其结果，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隋浪潮。
文帝开皇十八年用兵高丽，失利退回。著名学者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警世，可惜"莫有悟者"②。
大业三年，炀帝北巡，在启民可汗处见到有高丽使者，便命其带话给高丽王高元，要其效法启民"举国从化"，如若不朝贡，将率兵东巡。随即，课天下富人买军马，一匹贵至10 万钱。又派员检查兵器，务求精新，检查不认真的，立即斩首。到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郡，下诏征高丽，调集天下兵员，在涿郡集中。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 艘，官吏监工严急，民工昼夜泡在水里，腰身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5 万辆，送高阳以供军士载衣甲帐幕。运送军需及粮食的民工，经常有数十万人往返于路途，昼夜不断。山东负担最重，民工死亡过半，田地荒芜，米价腾贵。加之官吏贪残，百姓多无生路，于是纷纷聚众起义。
八年正月，各路应调兵士全部聚集涿郡。炀帝分左、右各十二军，向平壤进发。总计军士113 万多人，号称200 万，运送军需的民工更多出一倍。炀帝规定，"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结果多次贻误战机，陆路一城未能攻下。其中，有九路兵马渡过鸭绿水，距平壤30 余里，却被击退。30 万之众，仅一路兵马未败，退回辽东时只剩2700 人。海路到达平壤附近，也被击败而回。
初次用兵高丽，遭此惨败，炀帝不仅不醒悟，反而下诏再征天下兵员，并招募勇士号为骁果。第二年四月，再踏征途。大军渡辽进攻辽东（今辽宁辽阳）时，改事事奏闻待命为"听以便宜从事"，领兵官有了一定的主动权。但高丽守军拼死拒守，双方死伤惨重。正当此时，隋朝后院起火，礼部尚书
① 《隋书》卷12《礼仪志七》。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② 《隋书》卷75《刘炫传》。
杨玄感在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南）督运军粮，倒戈指向东都洛阳。炀帝闻讯后，连夜退兵。军用物质，全部遗弃。杨玄感虽然很快就兵败自杀了，但在达官中却开了起兵反隋的先例。炀帝因此大开杀戒，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①株连被杀者多达3 万人，流放6000 余人。杨玄感开仓赈济，凡领取粮米者尽行活埋于洛阳城南。从此，官、民纷纷相聚起义，政府军已经征讨不过来了，直至隋室彻底灭亡。
平息了杨玄感起兵，炀帝仍不悔悟，以为经过屠戮，又可以为所欲为地第三次用兵高丽了。大业十年二月，诏百官议东征，一连好几天都没人敢说话。当时形势已乱，再征天下兵员，各郡都留而不发，或是兵丁在路途中不断逃亡，因而兵力不似前两次强盛。七月，炀帝到达辽西怀远镇，却未敢渡辽东进。海路经毕奢城（今辽宁金州），直取平壤。高丽久战，困惫不堪，高元遣使求和。炀帝心理得以平衡，下令撤军，回到东都。当要求高元来长安朝见时，高元不来，炀帝又命将整装，打算第四次东征，可时局已经不允许他为所欲为了。后来，魏征评论炀帝用兵高丽，成为千古定论："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①3。除谏掩过炀帝的两大弊政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又是与他"恃才矜己，傲恨明德"，"除谏官以掩其过"②的政治品德紧紧扣在一起的。
炀帝拒谏饰非，在历代帝王中是很有名的。他曾经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③这就是说，炀帝企图通过虞世南让群臣知道，位望已经显达的人还想用谏诤来沽名钓誉，更加不能容忍；至于地位低下的人，虽然可以宽恕，但终不让其有出头之日！炀帝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大业三年北巡启民可汗部，为向突厥"夸示"，命宇文恺造大帐外，又调集天下散乐演奏。开国元勋高颎此时正主管太常寺，认为散乐"久废"，重加征集是"弃本逐末"，炀帝很不高兴。同时，高颎以炀帝待启民"恩礼过厚"，担心突厥"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先后同几位大臣议起此事，包括渡江灭陈的名将贺若弼。炀帝知道后，立即以"谤讪朝政"为名，"下诏诛之，诸子徙边"④。贺若弼亦被诛，另一大臣苏威"坐与相连，免官"。高颎、苏威、贺若弼等，是隋朝历史上仅见的几位名臣，竟因谏止炀帝"夸示"突厥而遭杀戮或罢免，谁还敢再议论朝政，只能任凭炀帝为所欲为了。
十二年三下江都之前，右候卫大将军赵才以"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
① 《隋书》卷67《裴蕴传》。
① 《隋书》卷81《东夷传》"史臣曰"。
② 《隋书》卷4《炀帝纪下》"史臣曰"。
③ 《资治通鉴》卷182 炀帝大业九年八月。
④ 《隋书》卷41《高颎传》。
贼蜂起，禁令不行"，劝谏炀帝"还京师，安兆庶"①。炀帝大怒，将其拘禁起来。朝臣多不愿南下，却都不敢再说什么。一个六品散官上疏"极谏"，炀帝也不因其官卑而宽恕了，当场杖杀于朝堂。启程那天，又一个九品散官在洛阳城正南的建国门上表谏止南行，炀帝更加怒气冲天，就地斩首。
到了江都，面对动乱的时局，炀帝更有两样忌讳：一是"恶闻贼盗"，二是"讳人言反"。因此，各地告急求救的文书，无人敢据实以奏。"故出师攻讨，多不克捷。"②炀帝被杀前夕，已有宫人发现禁军策反，报信给萧后，萧后令其"奏之"，炀帝听罢不信，反而大发雷霆，认为这不是宫人"所宜言"，将其斩首。其他宫人回禀萧后，萧后无可奈何地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③从此，再无人说什么了，炀帝的死期也就到了。4。普天共讨自用兵高丽，开始动荡的社会渐渐形成两大反隋阵营，一是以民众为主的聚义，一是以官宦为主的割据。
（1）民众聚义大业七年，炀帝大举用兵高丽的前夕，山东百姓不堪其苦，首先打出反隋义旗。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聚众起义，避役民众纷纷投奔。刘霸道、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等陆续聚众举义。窦建德注意招贤纳士，远近来归附者尤多。
第二次用兵高丽，民众厌战，聚义规模越来越大，起义地域不断扩展。
山东的平原、济北、济阴、北海诸郡，西北的灵武，江南的余杭、吴郡等，聚众多者达10 余万，少者亦数万。
杨玄感起兵后，民众举义遍及大河南北，直至江淮、岭南、关中。局部地区起义，转向全国范围的起义。大业十三年初，各地义军已汇合成三支骨干队伍，一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中原抵御着隋朝的主力；二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打击了隋朝在河北的主力；三是杜伏威、辅公祐领导的江淮义军，牵制着隋朝在江淮的力量，打破炀帝保据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迷梦。
（2）官军割据自大业十二年起，各地官宦也趁机起兵反隋，各霸一方，试图夺取天下。最先，罗艺据有涿郡及附近各郡，自称幽州总管。
大业十三年，称兵割据者有：梁师都据朔方，北连突厥，称梁帝；刘武周据代北，北连突厥，称帝设官；薛举据陇西，自称秦帝；李轨据河西五郡，自称河西大凉王；萧铣据巴陵，都江陵，南至岭表，拥兵40 万，称梁帝；李渊据太原，攻占西京长安，坐镇关中，另立炀帝长孙杨侑为帝，以炀帝为太上皇，改年号为义宁，史称杨侑为隋恭帝。
① 《资治通鉴》卷183 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
② 《隋书》卷41《苏威传》。
③ 《隋书》卷36《炀帝萧皇后传》。
（3）丧身灭国大业十三年，即义宁元年（公元617 年），炀帝的势力只剩江都、东都两个据点。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禁军将领，煽动骁果卫士入宫。前面已经叙及，消息报知炀帝，炀帝竟然不信。
其实，他也知道大势将去，对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因而，"引满沈醉"，"荒淫益甚"。当其被禁军兵士看押起来时，竟问道："我何罪至此？"回答是："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炀帝无奈，承认"我实负百姓"。但又不甘心，说："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回答说："溥天同怨，何止一人！"①这段对话，可谓炀帝后半生的总结。随即，被军士缢杀。东都留守、越王杨侗闻讯后，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皇泰。
隋朝早已是名存而实亡了，炀帝的"丧身"正是其"国灭"的标志。接下来，便是李渊兴唐的兼并战争了。
① 《资治通鉴》卷185 高祖武德元年三月。
三、唐朝兴盛经过短暂的隋朝，新建起的唐帝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少有的繁荣昌盛、灿烂辉煌的朝代。唐朝从兴起到灭亡，历时290 年，明显地表现为由兴而盛（公元618-741 年）、极盛转衰（公元742-859 年）、衰而至亡（公元860-907 年）三个阶段。自本章始，依次分三章叙述。
（一）李渊兴唐公元618 年，隋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相国、唐王李渊在长安新城太极殿（隋大兴殿）即皇帝位，国号唐，年号武德，宣布唐朝开国，是为唐高祖。早在7 日前，隋恭帝即已下诏退位，"改事唐朝"。
唐朝的兴建，表面形式与隋相似，但在实际上却经历了相当艰难的征战旅程。
1。晋阳起兵唐之兴起，始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李渊（公元566-635 年），祖父李虎是西魏最高军事长官"八柱国"之一，官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北周追封唐国公。父李晒，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继承唐国公封爵。李渊7 岁时，继承了唐国公封爵。隋文帝独孤皇后，是李渊的从祖母。李渊在隋朝，历任谯、陇、岐等州刺史，荥阳、楼烦等郡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李渊为卫尉少卿，正逢第二次用兵高丽，奉命督运于怀远镇。途经涿郡，曾与宇文士及"夜中密论时事"①，即取天下之事。杨玄感起兵反隋后，李渊调任弘化郡（今甘肃庆阳）留守，兼知关右十三郡军事。十一年四月，改任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大使（亦作抚慰大使），副使夏侯端劝其起兵，李渊"深然其言"。十二年底，李渊以右骁卫将军为太原留守。太原乃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草可支10 年，因此李渊"私喜此行"。一面留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一面带次子世民到太原，"密招豪友"。兄弟二人"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②。晋阳地方官吏、豪绅，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以及崔善为、唐俭、武士彟等，都以李渊有"四方之志"，纷纷劝其起兵。
如果说此前李渊只有反隋的意向而无实际行动，那么自大业十三年五月便由暗集力量转为公开起兵。
这一年三、四月，刘武周起兵反隋，并引突厥进逼太原。李渊借机命次子李世民、晋阳令刘文静及亲信长孙顺德、刘弘基分头募集兵员，10 多天内便募得1 万人。负责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发现李渊"有异志"，便打算诱骗李渊到晋祠祈雨，暗下毒手。晋阳乡长刘世龙探知消息，密报李渊。李渊与世民、刘文静决定先发制人，使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高君雅暗中引突厥犯境，将其二人囚禁。过了两天，突厥数万人马果然骚扰晋
① 《旧唐书》卷63《宇文士及传》。
②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阳，李渊一面"勒兵为备"，一面"开诸城门"，突厥不敢贸然进攻。李渊便名正言顺地将王威、高君雅斩首，公开打出反隋的义旗。
2。攻取长安晋阳起兵之后，李渊、世民父子的目标十分明确：乘虚入关，攻取长安，号令天下，新建皇朝。
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传檄文于河东各郡，号称"义兵"。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从，李渊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众攻取，往返9 日，首战告捷。当天，即定入关之策。随后，建置大将军府，分左、右三军。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军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军统军，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大将军府司马，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七月，以四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李渊亲率建成、世民并甲士3 万誓师后，挥兵南下，指向关中。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今山西霍县），以精兵2 万阻挡。时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李渊下令退兵，李世民"切谏乃止"。八月，建成、世民以骑兵力挫隋军，宋老生被斩杀，攻占霍邑。数日之内，连下临汾郡、绛郡，进抵龙门。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断绝津梁，阻隔关中。裴寂主张"先克河东，然后西上"，世民则认为兵贵神速，宜早入关。李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而西。"①李渊父子带领主力渡过黄河，命建成、刘文静等以数万人屯守永丰仓和潼关，以防东来之隋军；命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定渭北诸县。李渊之女平阳公主，此时也带领精兵1 万多人与世民"会于渭北"，并与其夫柴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①世民在渭北"收纳英俊，以备僚列"。
刘弘基等南渡渭水，屯兵长安故城之后，世民引兵向西，驻扎在秦阿房宫旧址，拥兵13 万。李渊命建成率精兵进驻长乐宫。
此刻，隋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升、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丞骨仪正尊奉代王杨侑据城坚守。李渊来到长安城东，集20 万大军合围，多次遣使到城下照会卫文升等人，表示"尊隋之意"，都无回答。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建成所部首先登上城头，长安城迅速被攻占。李渊"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数日后，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年号为义宁。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城，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改武德殿为丞相府，独揽军国机务。半年之后，也即晋阳起兵整整一年，隋恭帝退位，李渊登基，宣告唐朝建立，时为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五月甲子日。六月，以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数日后，立建成为皇太子，以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3。削平割据
① 《资治通鉴》卷184 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58《柴绍附平阳公主传》。
刚刚建起的唐朝，仅据关中一隅，面对的是各路义军和割据势力。李渊父子以关中为依托，确定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总方针。自攻取长安，至讨平山东，经过7 年的征战，定陇右、复代北、围洛阳、战虎牢、决洛水、下荆襄、战江淮、平山东，才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巩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李渊父子攻占长安后，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称秦帝的薛举便以10 万之众进逼渭水，直接威胁着李渊势力的发展，世民率兵将其击退。李渊称帝后，薛举立即亲自带兵直逼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刚刚受封秦王的世民，奉命率八总管迎战。薛举又以其子薛仁杲进围宁州（今甘肃宁县），打算直取长安。薛举突然病死，薛仁杲继立，屯兵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秦王采取"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①的策略，与薛仁杲相持了60 多天。薛部粮尽，军心不稳，唐军于浅水原一战决胜，薛仁杲投降，陇右平定。数月后，刘武周采纳其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武德二年四月，宋金刚率2 万精兵入犯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②。太原是李渊父子的发祥地，又是军事重镇，故命齐王元吉为留守。齐王抵挡不住刘武周、宋金刚的攻势，高祖命裴寂督军增援，也被打得全军覆没。刘武周进逼太原，齐王携家连夜逃回长安。高祖叹道："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③宋金刚又连续攻陷浍州（今山西翼城）、晋州（今山西临汾）等地，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北）的隋将王行本与之呼应。于是，河东大片土地尽为刘武周所有。高祖无奈，手敕"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秦王立即上表，以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请"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①十一月，秦王率兵自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在浍州的宋金刚对阵。唐军仍然"深壁高垒，以挫其锋"，并命李仲文坚守浩州（今山西汾阳），切断对方的运粮通道。两军相持了5 个月，宋金刚援绝粮尽，被迫北撤。秦王开始出击，有时昼夜行军200 里，一日八战，穷追不舍。介休一战，彻底击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率百余骑弃太原北走突厥。秦王进驻晋阳，并、汾旧地迅速收复。
正当唐军经营关中、代北之际，中原局势发生着急遽变化。
先前，有4 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逐鹿中原。他们是：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义军以及隋朝旧部王世充、宇文化及。武德元年九月，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后北上，在魏县（今河北魏县、大名间）称帝，国号许。武德二年四月，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国号郑。瓦岗军先后被宇文化及、王世充重创，于武德元年十月经魏征劝说归唐，唯有徐世勣尚控制着东至海、南至江、西至汝州（今河南临汝）、北至魏郡（今河南安阳）的广大地区。后经魏征劝降，徐世勣亦归唐，被赐李姓。为避秦王名讳，去"世"字，称李勣。这时，窦建德也建号大夏，正向西进。武德二年闰二月，攻杀宇文化及。九月，攻占已经归唐的相州、黎阳，俘李神通、李勣、魏征以及高祖妹同安长公主等。
① 《旧唐书》卷55《薛举附仁杲传》。
② 《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
③ 《资治通鉴》卷187 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①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王世充趁机发展势力，夺得唐在河南的部分地盘。
陇右巩固、汾晋平定之后，武德三年七月，高祖命秦王率大军出关东向。这时，中原地区只剩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了。
唐军东向，首当其冲的是王世充的郑军。秦王首战告捷，占领了进围洛阳的要道慈涧（今河南新安东），并迅速完成对洛阳的合围，使王世充完全处于孤立挨打的地位。王世充多次提出"息兵讲好"，秦王都严辞拒绝。河南各郡、县相继为唐所有，洛阳完全成为一座孤城。但郑军实力尚强，拼死拒守。到第二年二月，攻守双方仍然呈胶着状。唐军部分将士久战思归，连总管刘弘基都建议班师。高祖以洛阳守备坚固，久攻不下，也密令秦王退兵。可秦王以为："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①坚持围攻，决不撤兵。三月，洛阳严重缺粮，眼看就要被攻破。当此紧要关头，窦建德接受了王世充的求援，率10 万大军攻陷荥阳，到达成皋（今河南汜水）东原，要唐军退回潼关，复修前好。
原来，武德三年初，窦建德俘李神通、同安长公主、李勣等人后，高祖曾"遣使与之连和"，窦建德遣还同安长公主等。趁着唐、郑相争的机会，窦建德在河北、山东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此刻，眼见王世充要遭灭顶之祸，颇感"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决定发兵相救，并以为"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然后再以"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②。
面对两面夹击，秦王分析了唐军内部的两种基本主张，采纳了郭孝恪、薛收的意见，一面命齐王统兵继续围攻洛阳，一面亲领3000 余精骑赶赴虎牢，与窦建德周旋。五月，秦王计败夏军，俘窦建德。虎牢一战，不仅击溃河北劲旅，也决定了洛阳的命运。当窦建德被押至城下时，王世充知道大势不可挽回，开城投降。
自武德三年七月唐军出关，至四年五月占领洛阳，前后10 个月。围洛阳，8 个月；战虎牢，两个月。结果，"一举两克"，唐军取得决胜中原的辉煌战绩。
窦建德兵败身亡不到一月，刘黑闼在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起兵反唐，半年之内尽复窦建德旧地，兖州徐圆朗举兵响应，战火再起。武德五年正月，刘黑闼自称东汉王，以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为都。三月，唐军决洺水以灌刘黑闼。两个月后，复引突厥重返山东。高祖派齐王东讨失利，又命太子出征。太子建成依魏征建议，改用招抚，放还俘虏，安定民心。结果，刘黑闼失去支持，于六年正月被杀。
其它割据势力，或彼此吞没，或内乱降唐。唐军以征讨而削平的尚有3地：江陵萧铣，自武德二年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规取"，至武德四年十月唐军压境，举荆襄之地而降，两湖至岭南归唐。
江淮辅公祐，自杜伏威入长安后，于武德六年八月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称宋王反唐。高祖命李孝恭、李靖征讨，至七年三月俘获辅公祐，江淮平定。武德七年五月，李勣讨平徐圆朗。
至此，唐朝削平割据的征战宣告结束，社会逐渐转趋安定。
① 《资治通鉴》卷188 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
（二）完备制度高祖即位之初，所行制度大都因循隋朝。随着征战的渐渐结束，各项制度都不断有所更改。自太宗至玄宗，逐步完备底定。这一阶段的政治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模式。
1。中枢决策大一统帝国的兴盛，使得中央集权制得以充分发展。决策系统以皇帝为中心，由宰相、中书省和门下省共同组成。
（1）皇帝制度军国大事，皆由皇帝最后决定，以诏敕下达有关部门。诏敕的形式共7种：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手诏）、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其中，册书、制书最为隆重、重要，发敕（手诏）最为常用。诏敕若涉军国大事，必须用皇帝之玺。隋朝以来，便有皇帝八玺制度。八玺名为"神宝"、"受命宝"、"皇帝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分别用于不同场合。八玺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须经皇帝批准，当面启用。
辅助诏敕而行，另有符节制度。当时，有铜鱼符、传符、随身鱼符、木契、旌节等。使用与掌管，都有严格规定。所有符节都分左、右两半，左半由门下省符宝郎掌管，右半由各有关部门执事官掌管。有事用左符传命，左右符合，方可施行。
当时，皇帝的至高无上之权是受到一定制约的。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负责拟定诏敕。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如觉不妥，有权封还中书省。就是说，皇帝的旨意必须经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审覆画可，才能颁于尚书省施行。不经这样的程序，就是违制，可以不承认。这一制度，太宗时执行得最有成效，因而失误少。
围绕皇帝制度，皇储制度也较前代完备。皇太子所居东宫，建置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职官系统，俨然一个"小朝廷"。
此外，围绕皇帝的礼仪制度、舆服制度、陵寝制度、后宫制度、宗室制度，也都进一步发展起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完备程度。
（2）宰相制度隋朝尚书、内史、门下三省长官虽然"共执朝政"，但被正式称为"宰相"者唯左、右仆射，而三省的运转轴心在尚书都省。这就是所谓"参议国之大事"的三公，"坐于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①而到唐初，则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因而称"其制定于唐"②。三省名称，已固定为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省长官分别为左、右仆射各1 人，侍中2 人，中书令2 人。三省长官，"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③实际上，政事堂主要是协调中书、门下两省关系，即中书出令、门下封驳，争论不决，则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再奏闻。
①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② 《文献通考》卷49《职官考三·宰相》。
③ 李华：《中书政事堂记》，《全唐文》卷316。
武则天当政时，政事堂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在政事堂议政，实行轮流"秉笔"之制。秉笔宰相称"执政事笔"，即首席宰相，主持政事堂会议，总其记录。有诏敕签发，需宰相同署名者，除特别重大之事，可由秉笔宰相代署。光宅元年（公元684 年），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便将政事堂由门下省移到中书省。从此，决策重心由门下省转至中书省。但此时的宰相仍是兼职宰相，即"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④。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政是宰相，回到三省则是各部门长官。
到玄宗时，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正堂为宰相议政和办公之所，后院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曹以主众务"，为处理各项事务的秘书机构。至此，政事堂制度进一步完备，成为宰相决策和日常办公的重要权力机构，宰相也不再回本部门主持工作了。鉴于仆射为从二品，侍中、中书令为正三品，"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①。但因其本官品位稍低，实际只是副相。太宗晚年，又有"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即"同侍中、中书令"官品，可进出政事堂。至中宗时，虽为仆射，但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则不得参议朝政，不能入政事堂。"同中书门下三品"（简称"同三品"）逐渐成为固定职衔，取代"参知政事"一类名号为副相。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以（同）平章（事）为名。"②玄宗以后，"同三品"又为"同平章事"所取代，成为副相的一种固定名称。
（3）决策程序自隋入唐，三省分工明确。中书、门下两省，是中央决策系统的两个关键部门。两省均在皇城之北，合称"北省"，以别于在皇城内的"南省"--尚书省。
高祖武德三年（620 年），改内史（内书）省为中书省。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西台、凤阁、紫微省，随即又恢复为中书省。置中书令2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被尊称为"令公"。中书令为正宰相，后来在政事堂办公，中书侍郎便成为本省实际长官。中书侍郎，置2 人，正四品上，曾随省名改称西台侍郎、凤阁侍郎、紫微侍郎。中书舍人，置6 人，正五品上，亦随省名改称，具体负责本省的中心工作。其中1 人为"知制诰"，专门负责起草诏敕，列席政事堂会议。6 人分别联系尚书省六部，协助宰相处理有关奏章。
门下省自隋炀帝改官制，逐渐摆脱宫廷杂务，至唐初已完全成为专司封驳、参决政事的重要决策部门。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一度改名东台、鸾台、黄门省，不久即复为门下省。武德三年，改纳言为侍中，置2 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左相、纳言、黄门监、左相。侍中为正宰相，玄宗以后不再任命，门下侍郎始终为门下省实际长官。门下侍郎，置2 人，正四品上，不任命侍中以后升为正三品，曾随省名改称东台侍郎、鸾台侍郎、黄门④ 《通典》卷23《职官五·吏部尚书》。
①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
②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侍郎。给事中，置4 人，正五品上，直接负责本省中心工作，审定诸司奏抄，"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①总括起来，唐朝这一阶段的决策程序大致如下：无论是"朝参"时皇帝与宰相议政，还是皇帝本人提出议题，都要先经政事堂会议商议决定，再由中书省知制诰拟就诏敕，送门下省审覆，如无不当，然后呈奏皇帝批准。诸司奏章，也得先经政事堂五房提出处理意见，政事堂会议议决后，再送中书、门下两省走程序。
2。行政体系（1）中央体制这一阶段，中央行政体制是典型的尚书省六部与诸寺、监上下相系，协同运行的机制。尚书省与诸寺、监之间的职掌，是从隋朝逐渐开始分工明确起来的。尚书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枢，掌政令；诸寺、监是中央事务机关，承受尚书省政令，分别负责某具体方面的事务。这就是唐太宗所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①。
尚书省在高宗、武则天时，曾改称中台、文昌台、都台，别称南省。名义上以尚书令为长官，但极少授受，故以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左、右仆射，各置1 人，正二品，"总判省事"。
尚书省总办公厅称尚书都省，又称都司、都台、都堂，以左、右丞为长官，各置1 人。左丞正四品上，"通判都省事"，分管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右丞正四品下，分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又有左、右司郎中各1 人，从五品上；左、右司员外郎各1 人，从六品上，"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之事。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都在尚书都省办公。
尚书省统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各置1 人，正三品；各部次官为侍郎，各置2 人，正四品下（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六部各领四司，每司各置郎中1 人，从五品上；员外郎1 人，从六品上，掌管本司事。吏部、户部、兵部司，有时各置郎中、员外郎2 人。六部二十四司主各项政令，具体分工是：吏部，掌官吏铨选、考课、封爵、勋赏，分领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
户部，掌天下田户、度用、钱帛、仓贮，分领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
礼部，掌礼仪、贡举、祭享、朝贡，分领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掌武官选授、疆域版图、车乘传驿、戎器仪仗，分领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
刑部，掌天下刑律、官奴役隶、经费审计、门禁关津，分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
工部，掌土木营造、屯田职田、山泽苑囿、舟楫河渠，分领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①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
①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尚书省之外，负责行政事务的机构为九寺、五监以及秘书、殿中二省。
九寺长官称卿，各置1 人，除太常卿为正三品，其余皆为从三品。次官称少卿，各置2 人，除太常少卿为正四品上，余皆为从四品上。各寺皆置丞，"掌判寺事"，2-6 人不等，除太常丞为从五品上，余皆从六品上。大理寺之外，其它八寺皆领"署"一级机构，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置令、丞为正、副长官。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五监，即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其中，国子、少府、将作三监设置稳定，军器、都水二监废置不常。国子监，掌教育训导之事，置祭酒1 人为长官，从三品；司业2 人为副长官，从四品下。少府监，掌手工技巧之事，置监1 人、少监2 人，为正、副长官。将作监，掌土木营建之事，定置监1 人、少监2 人。少府、将作二监，都有"署"一级下属机构。
秘书省、殿中省长官称监，从三品；次官少监，从四品上，以丞"掌判省事"。下属机构称局，类似寺领署。秘书省，掌天下经籍图书，撰修碑志、祝祭之文以及天文历法。殿中省，掌舆乘服御之事，为天子衣食住行服务。直至玄宗前期，尚书省始终处于行政管理的中心地位，中书门下发出的诏敕皆由尚书省转发诸寺、监，或根据诏敕制定具体政令交发有关部门施行。诸寺、监呈皇帝的表章，也交尚书省转中书门下奏闻，批复后仍由尚书省下达有关寺、监执行。尚书省的政令有两种，一是根据诏敕制定的具体施政方案，称"施行制敕"，主要用于军国大事；一是用于日常政务的程式，称"省符"，即所谓"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①。大体来讲，六部与寺、监存在相对稳定的政令承受关系，如户部对口太府寺、司农寺，礼部对口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秘书省，等等。
（2）地方体制隋朝的两级地方行政体制，到唐太宗时又开始朝着道、州、县三级制演变。边疆地区，在隋朝都督、都护制中又增加了羁縻府州制的内容。
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分天下为十道，作为监察区划，不设专职官员，不定期遣使分道巡察。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增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1 人，京畿、都畿二道以御史中丞领使职，其余各道一般以其大州刺史或大都督府长史兼领，职责为监察官。其后，逐渐干预地方政务。
州，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又按其地位轻重分为京、辅、雄、望、紧若干等。京州为京都或陪都所在地，后改称府。辅州以下，主要是为限定官员转迁次序而设。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年）统计，有358 州。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有328 州。长官为刺史，上州从三品，中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以别驾、长史、司马协助刺史理事。京州为雍州、洛州，玄宗开元元年分别改为京兆府、河南府，长官为尹，以少尹为副。
县，京城诸县为京县，京郊诸县为畿县，其它地区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为官吏转迁，又分赤、畿、望、紧若干等。贞观十三年，有1551 县。开元二十八年，增至1573 县。长官为令，京县正五品上，畿县正六品下，其它县自从六品至从七品。设丞1-2 人，为令之副。
① 《唐六典》卷23《将作监》。
高宗至玄宗期间，边疆地区陆续设置了安西、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北庭都护府，统管归附的各族部，有大都护府、上都护府之分。大都护府设大都护1 人，由亲王遥领，副大都护、副都护各2 人，实际主持府事。上都护府设都护1 人、副都护2 人。
都护府统领归附的各族部，主要通过羁縻州来实现。太宗平定突厥后，西北部族内附，便在其地列置羁縻州，大者为都督府，小者为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不交纳贡赋，但必须为"边州都督、都护所领"①。
3。监察制度以官吏监督和言官谏诤为主要内容的监察制度，自太宗至玄宗前期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在当时的政治领域中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1）监察机构隋炀帝改官制，以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共掌监察。唐朝废谒者台、司隶台，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后仍复为御史台。玄宗初年，以保留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称东都留台，亦称东台或留台。
御史台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置1 人，从三品；副长官为御史中丞，置2 人，正五品上。下属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分别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的办公处所。
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除了主持本部门公务，另有三项职掌。其一，与刑部尚书、大理卿组成三司，联合审理案件。其二，奉帝命审查囚徒。其三，受理御史奏弹之事。鉴于御史大夫不常置，御史中丞久而久之便成为实际长官。一人在京城负责御史台事务，一人在东都负责留台事务。
三院御史，侍御史主弹奏，殿中侍御史主殿廷秩序，监察御史主巡察。
御史台纠察内外官员，职任颇重。为防其恣意专横，又有尚书左、右丞对御史台进行监督的规定："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①殿中侍御史中有2 人分知东、西推，监督太仓、左藏库出纳。同时，尚书省刑部还有比部司，为专门的财政监察、审计部门。
武则天时，增创了知匦制度，成为御史台之外的另一条监察渠道。垂拱二年（公元686 年），命铸铜匦，分东、南、西、北，接纳四方投书。设知匦使1 人，以谏官掌领其职，接受投诉；设理匦使1 人，以御史中丞或侍御史1 人充任，处理投诉。
（2）言官制度唐太宗兼听纳谏，推进了言官谏诤制度的发展。
在决策的中书、门下两省，设置专司规谏讽谕的职官，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均分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谏官两省对置，更有利于减少决策的失误。散骑常侍，左、右各置2 人，正三品，多安置元老旧臣，规讽过失者少，侍从顾问者多。谏议大夫和补阙、拾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官、谏职。
① 《新唐书》卷43 下《地理志七下》。
①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
谏议大夫，左、右各置2 人，正五品上，是最重要的谏官。魏征、褚遂良等，都任过此职，再逐步进至宰相。
补阙、拾遗，武则天时始置，左、右皆各2 人，分别为从七品上、从八品上。
谏官言事，一是廷争，二是上封。廷争，即在朝廷上当面直言皇帝过失。太宗时，"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对于军国大事有所谏议。上封，即书面指陈为政得失。玄宗曾下敕令："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有门司不得有停滞。"①谏官言事，一是对皇帝规谏，一是指斥宰相过失。每逢廷议，"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②4。刑律法制太宗至玄宗前期逐步确立起的刑律法制，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是一个高峰，奠定了宋、元、明、清各代刑法制度的基础。
（1）唐律疏议自高祖即位，至玄宗前期，有过多次较大的立法活动。
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根据隋朝开皇律、令制五十三条格。随即命尚书左仆射裴寂等撰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律》为准。
太宗继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主持重修律令。贞观十一年，修成《贞观律》500 条，分12 卷（篇）。"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蠧，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同时，又编《贞观令》30 卷、《贞观式》20 卷、《贞观格》18 卷。唐代刑书中的律、令、格、式4 种形式，自此开始齐备。律是刑事法规，令是国家制度法规，格是国家机关行政法规，式是国家机关公文程式。
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以《贞观律》为本进行修定，仍为500 条，12 卷，称《永徽律》。同时，修成永徽令、格、式。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又诏以律文为经，对500 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并设问答，辨析疑义，补充疏漏。这些解释文字称"疏"，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总计30 卷。第二年颁行天下，"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②。疏与律合而为一，称《永徽律疏》。
武则天垂拱元年，颁行过垂拱律、格、式。
玄宗时，对《永徽律疏》多次修改，成为后世所称的《唐律疏议》，留传至今。同时，修成《大唐六典》30 卷，记录国家机构职掌及其活动，为中国最早一部综合性行政法规。
《唐律疏议》30 卷，分12 篇502 条。名例篇57 条，是总纲，内容为五刑、八议、十恶。卫禁篇33 条，为警卫宫廷、守卫关津的条规。职制篇59条，是官吏违法失职的惩罚条规。户婚篇46 条，是户籍、田宅、赋役、婚姻、家庭方面的条规。厩库篇28 条，为牲畜、饲养、仓库管理方面的条规。擅兴
① 《唐会要》卷55《谏议大夫》。
② 《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②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篇24 条，是征集兵士、大兴土木方面的条规。贼盗篇54 条，为维护统治政权、个人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条规。斗讼篇60 条，是斗殴伤人的处罚条规。诈伪篇27 条，是对欺诈伪造的惩罚条规。杂律篇62 条，为不能归入前面九篇的形形色色犯罪，如奸情、契约、借贷等民事纠纷。捕亡篇18 条，处罚逃犯、惩治追捕逃犯不力的条规。断狱篇34 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的条规及处罚条例。
唐律不仅继承、发展了前代律法，大大地丰富了刑事立法的内容，而且十分重视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制定了众多调整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的专门条规，成为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完备的古代法典。
（2）诉讼审判以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以大理寺为中央审判机关，以御史台实行对执法的监督，这一司法体制自隋至唐逐步完善、健全。地方州、县虽然也建立起相应的法曹、司法等建制，但基本是与行政机关合一的，由刺史、县令亲掌司法行政与审判。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徒刑以下案件归京兆府），以及刑部转来的地方死刑案件。刑部掌全国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认为判决不当则改判，或驳令重审。重要案件，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门下省的给事中可援引律条进行裁正。死刑必须奏报皇帝批准。御史台的监督，大案要案则由御史中丞、刑部尚书、大理卿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府州案件，有时由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司直（或大理评事）共同前往审理，称"三司使"；自诉冤枉和疑难案件，由皇帝命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组成"小三司"共同审理。
各级审判机关的权限，规定十分明确。地方"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复审讫"①。死刑必须皇帝最后裁定，有时还要命中书、门下及尚书、卿、监共议，然后再由皇帝裁决。除恶逆以上和奴婢杀主，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其它死刑均须决前"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三复奏"①。5。科举制度隋朝始兴科举，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初具规模。到了唐代，大大地发展起来，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选举人才的制度。
（1）取士科目《新唐书·选举制上》概括唐代取士之法，分"岁举"、"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天子自诏，"以待非常之才"，叫做"制举"。
岁举是"常选"，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少数年份因天灾歉收、兵变动乱等原因暂停。岁举各科中，以进士、明经两科规模最大。进士科自高宗以后，越来越受应试者的垂青。"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
① 《唐律疏议》卷30《断狱》。
①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②应试人多，考中极少，因而当时将进士登科比作"登龙门"。明经科以熟读经书为主，考试较进士科为易，录取也不似进士科严格，因而在当时也有很多报考者。进士、明经两科之外，其余10 科多不受人重视，往往无人报考，以至时开时停。本来，秀才科等最高，隋炀帝时尤其如此。可到唐太宗时，"有举而不第者"，于是停举。玄宗时，一度恢复，"应者多落"，因而废绝。其他科目，多为中唐以后所开科目，既不为人们重视，录取又颇滥，不时停其科。孝廉举，本是沿袭下来的一个科目，也在"岁举"之列。唐太宗曾亲试孝廉，却不合格，以后也未能发展起来。岁举中，另有武举一科，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
制举是"制诏举人，不有常科"，随皇帝临时所需列定科目。如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①。又如玄宗开元九年以"边境未清，统边须将"，下诏有可以运筹决胜、斩将搴旗，或足拟万人之敌、堪为一堡之雄者，各听自举，玄宗亲试。
（2）士子来源前面谈到，唐代取士大致分岁举与制举两种情况。岁举应试者，一是由学馆出身的生徒，二是由州郡贡举的举人。
由学馆出身应试者，为数最多。当时，国子监所统，有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以《新唐书·选举志上》的统计，在学生徒2280 人。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还有不少官宦子弟为学生，其教学、考试，"如国子制"。东、西两京所设馆、学之外，地方也都设学，京都学生80 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60 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 人，下州40 人，京县50 人，上县40 人，中县、中下县各35 人，下县20 人。玄宗以前，对学馆出身十分重视，"进士不由两监（按：东、西两京国子监）者，深以为耻"②。玄宗时，还曾下敕，"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送举"③。礼部考试，也是"先两监而后乡贡"。
不由学馆而举者，称为乡贡。唐代的乡贡，不同于前代，不由州郡长或大中正推举，而是想应举之人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然后到尚书省"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再由户部"集阅"，进行统考。唐代以乡贡入京考试之人谓"举人"，不同于明清称乡试录取后之人为举人。唐代所谓"举人"，只是可由此而应进士试，当时又称为"举进士"。乡贡，每年仲冬，随各州进贡品而入贡举人。每岁随物上贡举人，都以京兆府（西京长安所在州）为最多。玄宗后期，"禄者以京兆、同（州）、华（州）为荣，而不入学"①，乡贡逐渐受重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膏梁之族挤入乡贡，学馆读书视为鄙事。
② 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② 《唐摭言》卷1《两监》。
③ 《文献通考》卷29《举士》。
①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3）中试授官岁举各科出身虽各不同，但考试时间和考场主考人是相同的。主考官初为吏部考功员外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充任，一直沿袭下来。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然后放榜。
各科考试，规定明确。择其秀才、明经、进士等科，转录如下：秀才科，试方略策5 道，以文理通粗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4 等，为及第。
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经书问大义10 条，答时务策3 道，亦为4等。
进士科，试时务策5 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
这种常科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官，还得有一定的选限方可赴集而试。玄宗开元三年（715 年）六月的一道诏书说得很明白："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①经过吏部试判，中者才授官。
秀才等为最高，授官时品阶也高于其他科。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等，从八品下。
明经科，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
进士科，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
制举则与岁举不同，登科后便可授官，但也有等第之分。如太极元年（712年），玄宗即位后制举，韩休、赵冬曦应贤良方正科，对策并为乙第；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
① 《册府元龟》卷635《考课一》。
（三）贞观之治随着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节节获胜，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经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改元贞观。太宗君臣"共理天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贞观之治。
1。太宗其人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 年），高祖李渊次子，生于"武功之别馆"，即李氏家族的旧宅之一，位于武功南18 里，南临渭水。
世民生母窦氏，是隋神武公窦毅的女儿，"文有雅体。又善书（法），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①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45 岁便去世了。世民孩提时多受母亲教诲，窦氏也最喜欢世民。高祖称帝后，世民每侍宴宫中，"思太穆皇后（窦氏）早终，或歔欷流涕"②，怀念之情常常见于言表。
世民兄弟22 人，窦氏所生4 人，依次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夭折，故晋阳起兵时只有建成、世民、元吉3 人参与其谋。
起名世民，也有一个说法。4 岁那年，在岐州有个书生自称善相面，说此子"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③。隋炀帝大业九年，李渊为世民娶了长孙氏为妻。其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曾献破突厥之策。长孙晟病故后，长孙氏与兄长长孙无忌由舅父高士廉收养。高姓是渤海著名大族，从魏至隋，俱为显官。高士廉颇涉文史，才望素高。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④，与世民尚武，喜好迥然。长孙氏与世民的婚姻关系，又将渤海士族高姓牵联进来。
世民初露锋芒是在16 岁那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携家至河东赴任。八月，炀帝北巡，被突厥始毕可汗围于雁门郡（今山西代县）。世民应募入伍勤王，隶于屯卫将军云定兴。他提出"多齎旗鼓为疑兵"的策略，迷惑始毕。东都及诸郡救援赶到，突厥解围北去。
第二年，李渊为太原留守，只带世民赴任。在征讨历山飞魏刀儿的别将甄翟儿时，于西河郡永安县雀鼠谷打了一场遭遇战。甄翟儿以2 万之众围李渊5000 兵，世民轻骑突围，救李渊脱险。
雁门郡解围，雀鼠谷披靡，史书虽有夸大，但确不失为世民疆场征战的风格。
在太原的半年多，世民进一步显露出"安天下之志"。晋阳令刘文静提出"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的设想，世民深以为"正合吾意"，暗中加紧部署。到大业十三年，18 周岁的世民已经"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
① 《新唐书》卷76《太穆窦皇后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④ 《旧唐书》卷51《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心。"①起兵入关、削平割据之后，他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厮杀。
2。蹀血禁门从晋阳起兵到削平割据，李世民都起着重要作用，战功显赫。特别是在削平割据的多年征战中，秦王更是屡建奇功。早在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太子建成便"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太子詹事李纲"屡谏不听"②。
武德四年决胜中原，一举两克，俘窦建德、降王世充后，高祖以自古以来的官号"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给秦王"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③天策上将府置官署，"掌国之征讨"，设长史、司马各1 人，从事中郎2 人，军谘祭酒2 人，典签4 人，主簿2 人，录事2 人，记室参军事2 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事各2 人，参军事6 人。"掌国之征讨"，表明这是当时最高军事征战机构；设立官署，实际是秦王的军事决策集团。随着"海内渐平"，秦王"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著名的"十八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政治决策集团。大约在武德五年前后，秦王府成为一个人才济济、文武具备、实力雄厚、"中外归心"的强大政治势力。"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①，是当时朝臣中人所共知的事实。
以太子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这时也深感受到严重威胁。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珪、太子洗（xiǎn，音显）马魏征以为"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太子"仅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便建议太子"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②太子采纳此议，立即请战。高祖准奏，以太子统兵东讨，陕东道大行台、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太子节制，得以全权处理军政要务。齐王元吉随同太子一道东征，大约在此时被拉拢。
处于太子与秦王的明争暗斗之间，齐王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跟随秦王，将永无出头之日。投靠太子，在他看来更有利于自己："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③东宫与齐府"连谋"后，齐王多次劝太子除掉秦王。武德七年，太子私下招募长安恶少2000 余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齐府也"募壮士，多匿罪人"，以亡命之徒来扩充私人武装。同时，太子、齐王"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朝中大臣、高祖最宠信的宰相裴寂公开支持太子集团，高祖宠妃张婕妤、尹德妃完全倒向太子一边。太子东宫、秦王府、齐王府三大集团势力渐渐呈现2∶1 的局势，东宫、齐府联合外廷、后宫"共倾世民"，以致秦王发出"我当此日，不为兄
① 《资治通鉴》卷183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87 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①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0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64《巢王元吉传》。
弟所容"①的感叹！
武德九年，暗斗转向明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太子、齐王一方，与后宫"日夜谮诉"秦王，欲高祖"密杀"或降罪秦王。秦王一方，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则"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太子、齐王以秦府"智略之士"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便在高祖面前"谮而逐之"。局势进一步恶化，长孙无忌与舅父高士廉、秦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恰逢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太子趁机提议齐王替代秦王督诸军北征。齐王进一步要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一同出征，想借机把秦府精兵转到自己手中，然后谋杀秦王。
这一阴谋，很快被太子率更丞王晊知道，并秘密告诉了秦王。秦王急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商议，又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在玄武门伏兵截杀建成、元吉。前一天，秦王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高祖愕然，决定"明当鞫问"。第二天，六月四日，高祖召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大臣在太极宫"泛舟"等候3 个儿子到来，而秦王正率领尉迟敬德等9 人伏兵玄武门内。玄武门是宫城北门，为内廷警卫驻扎重地，出入内宫的必经之路。此时，太子、齐王得到张婕妤关于秦王向高祖密告的情报，齐王主张"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太子以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这天值班宫门的将领是常何，本为太子亲信，十分放心。谁想，常何早已将秦王等人引入玄武门内埋伏好了。当两人行至临湖殿方觉有变，掉转马头欲回宫、府，秦王已策马迎面而来，齐王仓皇张弓，连射3 箭，皆未射中。秦王一箭，首先射杀太子。尉迟敬德带领70 骑赶到，射中齐王坐骑，秦王纵马追赶，兄弟两人在地上厮打。尉迟敬德赶到，射死齐王。这时，宫、府精兵正在拼死攻打玄武门，守卫宫门将士多有死伤。当尉迟敬德手持太子、齐王人头赶到，"宫、府兵遂溃"，血战才算告一段落。
秦王派尉迟敬德到海池舟中面见高祖，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①高祖见事已至此，为尽快平息变乱，"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军心始才安定。
六月七日，立世民为太子，并下诏："自今军国庶政，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不几天，高祖手诏"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了要提早退位的意愿。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正月，改年号贞观，历史进入"贞观之治"的年代。
3。以静求治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后，开始执政，当即"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②正式即位后，"安人理国"更是首当其冲的要务。
（1）确定国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十月，太宗君臣进行了一场辩论，终于确定下
① 《贞观政要》卷5《忠义》。
① 上引均见《资治通鉴》卷191 高祖武德九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以静求治"的基本国策。
大乱之后，能否实现大治？不仅群臣异论，就是太宗本人也信心不足，发出"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唯有魏征信心十足，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则以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律，汉朝杂以霸道，不是不想教化，实在是想教化而不能。魏征反驳，引用了历代乱后致"太平"的事例，说"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①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制定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基本方针。经太宗君臣"力行不倦"，数年之后"天下大宁，远戎宾服"。太宗回忆说："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②由此，足以显见当初那场争论对实现"贞观之治"是何等的重要！
其实，太宗一即位就提出了"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方针。当时，突厥颉利可汗兵临渭水之北，太宗智退颉利，订立"便桥之盟"。然后对大臣们说："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结怨于我，为患不细"③。这时，太宗的"安静"主要指避免征战。经过"理政得失"的讨论，"安静"又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紧接着，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④贞观初年，太宗接二连三地申明："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人君简静乃可致耳"①。"简静"是为"不夺农时"，不夺农时是为"存百姓"。围绕"存百姓"这一宗旨，以"简静"为施政方针，太宗君臣"夙夜孜孜"，终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
（2）去奢省费这主要表现在戒兴宫室、禁止王公奢靡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宫殿还是隋朝建造，已然破旧。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营造宫室而亡的教训，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宜居住潮湿，因而公卿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请求再三，太宗"竟不许"。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②。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肆兴修土木工程。十一年洛阳大水，冲毁百姓房屋，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供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3000 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是"省费"，二是"息人"，即令其婚配，生男育女，增加人口。
禁断王公奢靡，自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
①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② 《贞观政要》卷5《诚信》。
③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
④ 《资治通鉴》卷192 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
① 《贞观政要》卷1《君道》、卷8《务农》。
② 《贞观政要》卷6《俭约》。
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十一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专门下了一道《戒厚葬诏》，违者"随状科罪"③。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衣无绵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①。
（3）轻徭薄赋轻徭薄赋，为的是"使民衣食有余"。已经颁行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太宗继位后切实地加以推行和落实。
贞观初，长孙顺德拜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十一年河南暴雨成灾，太宗下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③。就整个贞观年间的情况看，推行和落实均田令的重点在宽乡，奖励垦荒。贞观元年，"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④同时，考课地方官，也以"安置客口"、"善相劝勉"者为最。直至十八年，太宗在灵口（今陕西临潼零口）见丁男受田30 亩，达不到田令规定的100 亩，"夜分而寝，忧其不给"，下诏州府"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⑤。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在薄赋，而在轻徭，这主要是汲取隋炀帝"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的教训而确定的。除去前面所说为了去奢省费，在限制役使民力方面，太宗还用法律加以约束。《唐律》中明确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⑥一面去奢省费，一面促进生产，使民衣食有余。其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违农时，所体现的正是以静求治的施政总方针。贞观五年年底，太宗君臣把与民休息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还用养病来作生动的比喻，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①经历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政权，犹如久病初愈，尤其需要悉心护养，才能康复强盛起来。（4）实现"大治"
在"以静求治"的决策下，太宗君臣孜孜以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去奢省费，"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京畿地区，首先恢复和发展。贞观三、四年，关中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关东广大地区，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②的荒凉景象。
到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频致丰稔"，关东普遍恢复和发展起来，一改昔日凋残破乱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③ 详见《唐大诏令集》卷80。
① 《贞观政要》卷6《俭约》。
② 《旧唐书》卷58《长孙顺德传》。
③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④ 《旧唐书》卷191《崔善为传》。
⑤ 《册府元龟》卷105《惠民》。
⑥ 《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
① 《资治通鉴》卷193 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
② 刘肃：《大唐新语》卷13《郊禅》。
此皆古昔未有也。"③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都是丰年。德宗时，宰相杜佑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治）。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④这些记载，虽然不免夸张，但"外户数月不闭"反映的是社会安定，米价不断下跌表明农业持续发展，"使民衣食有余"的目标大体实现了。因此，人口增长比较迅速。高祖在位时，全国不满200 万户。贞观末年（公元649年），全国民户近380 万，23 年间净增180 万。
4。任贤纳谏"贞观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太宗的任贤纳谏分不开的。因而，任贤与纳谏便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
（1）任贤致治在确定"以静求治"基本国策的同时，太宗又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问题，把"致治"与"得人"联系起来。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太宗颇感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而所委任的官吏"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再次强调"得人"与"治乱"的关系。到晚年，太宗总结实现"大治"的三条经验中，第二条便是"进善人，共成政道"②。这表明，太宗始终把"得人"视为"致治"的关键，因而多次要求宰相放下"细碎务"，专门"求访贤哲"。
"得人"关系"治乱"，太宗择官时特别强调："任官惟贤才"。所谓"贤才"，魏征有过解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③"才行俱兼"，也就是才德兼备。在总体上，太宗始终遵循着这一衡量、选拔人才的基本准则。不论至亲、勋旧，还是"微贱"、"昔仇"，只要"才行俱兼"，就及时任用。相反，如果"才行不至"，即使亲贵，也不虚授。国舅长孙无忌既是至亲，又是元勋，七年，太宗封其为司空，有人以为这有"私亲之诮"，太宗立即表示："朕之授官，必择才行"，长孙无忌"雅有武略"，"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盖是取其才行"①。魏征出身"微贱"，又曾劝太子建成早谋秦王世民，可谓太宗"昔日仇敌"，但其"雅有经国之才"，太宗任以"枢要之职"，所陈要事太宗无不"欣然纳受"②。而太宗从叔父李神通，既是宗室亲王，又有当初响应举义之功，武德九年计功行赏时被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后，因而"不服"。太宗当面指出：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后来"（窦）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既无将才，又无军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①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② 《新唐书》卷105《褚遂良传》。
③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①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②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功，"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③。李神通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位列房、杜之后。不久，"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才的房、杜擢升为宰相。
至于"有德无才"或"才优行薄"之人，太宗大体做到知其善恶，舍短取长，但终不重用。特别是"才优行薄"者，即使再有资历，也不重用，许敬宗就是明显的例子。许敬宗"善属文"，早年与魏征同为李密幕僚，后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太宗用兵高丽，命其马前草拟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但直至太宗去世，前后30 多年，"位不过列曹尹"而已。相反，马周、刘洎等是太宗即位后才入朝为官的，不过六七年，皆为宰相。以"文学宏奥"而论，马周、刘洎比不过许敬宗，但太宗对他们的作用却"相殊"，完全是由于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④。
为了保证"广任贤良"，太宗特别注意杜绝谗邪。他总结实现"大治"
的第三条经验便是："斥远群小，不受谗言"。当时，太宗君臣除了经常论说"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还定下一条规矩：谗人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一次，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想动摇二人的相权。太宗对主管选官的吏部尚书戴胄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同时指出：陈师合"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于是，以谗人之罪罪之，"流陈师合于岭外"①。还有一次，有人告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如今提拔任用，"何乃妄生谗构？"②连问都不问魏征，便将诬告之人斩首！谋反罪是要斩首的，诬告魏征"谋反"，以谗人之罪罪之，所以诬告者被斩首。这一有力措施，确保了"贤能"人尽其才，共成治道。
当实现"大治"之后，太宗说道："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③。从贞观年间决策集团的构成来看，确实体现了广任贤才，共成治道的特点。最高决策集团的成员，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秦王府的"亲故"，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二是来自太子东宫的"昔仇"，如魏征、王珪等；三是起于"寒微"的"贤才"，如马周、刘洎、戴胄等；四是高祖时的"遗老"，如萧瑀、封德彝等。太宗依重秦王府"亲故"，大胆信用"昔仇"和"寒微"，联合高祖"遗老"，加速了"大治"的进程。再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看，也是新旧、官民、士庶、夷汉同时并用。后代对于"贞观之治"的评论，都非常看重任贤致治这一点。《旧唐书》中，"史臣"再三强调：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终平泰阶，谅由斯道"①。"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②（2）纳谏共治纳谏与任贤，是关系治乱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太宗不只一次对大臣们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③ 《旧唐书》卷60《淮安王神通传》。
④ 《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史臣曰"。
①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②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③ 《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68"史臣曰"。
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③这里，既把"纳忠谏"、"进直言"提到关系治乱安危的高度，又将二者视为君明、臣贤的标准，只有明君与贤臣"合契"，才能保其国、全其家。因此，贞观初年太宗"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④为了确保"臣进直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⑤同时，三令五申，要求中书省、门下省"坚守直道"，"勿上下雷同"，甚至批评中书、门下"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⑥。再就是实行重赏，鼓励直谏。太宗刚即位，有个叫元律师的人被判死罪，大理少卿孙伏伽进谏：此人"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太宗认为很对，便赐给兰陵公主园，值钱百万。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极平常，赏赐却太丰厚。太宗说："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⑦贞观元年，为简点中男入军之事，敕文连下三、四次，魏征执奏不可，以至太宗发怒，再出敕旨，魏征仍然坚持不可，掌管签发诏敕大权的黄门侍郎王珪"不肯署敕"。太宗召二人质问，魏征"正色"对答，并指出太宗即位以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①太宗最终停止简点中男入军，赐魏征金瓮一口，赐王珪绢50 匹。总的来说，贞观年间，切谏有功者，太宗通常都要给予物质鼓励。上述措施，概括起来，就是魏征后来所总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②特别要提出的是，为了导人使谏，太宗十分注意自己的态度。一是放下君王的架子，不假"辞色"，"接群臣辞色愈温"；二是"恣其陈述"，言者无罪。他常对大臣说："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③君明臣贤，在太宗"导人以谏"的鼓励下，朝廷上下，谠言直谏，成为一时之风尚。新、旧《唐书》列传中，直谏的记载比比皆是。著名的有薛收谏猎，太宗赐金40 锭；温彦博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太宗购大宅值200 万以赐马周；王珪谏出庐江王瑗姬、谏祖孝孙不宜令教女乐；姚思廉谏幸九成宫，太宗赐帛50 匹；高季辅指陈时政得失，太宗赐钟乳1 两；张玄素谏修洛阳宫，太宗赐帛20 匹；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太宗赐马1 匹、钱10 万、衣1 袭；刘洎力谏不宜与群臣论难，恐致阻进言之路，等等。④在众多的直谏者中，最杰出的当首推魏征。自太宗即位，至魏征去世，前后17 年间，陈谏200 余事。太宗将魏征比作"可以明得失"的一面镜子，经常对大臣们说："贞观之后，尽心于③ 《贞观政要》卷3《君臣鉴戒》。
④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⑤ 《唐会要》卷55《谏议大夫》。
⑥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⑦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①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②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③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
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①与朝廷上下直谏成风相呼应，太宗纳谏之风影响到后宫。长孙皇后往往在太宗一时不能接受臣下直谏时，努力进行规劝，起到调节作用。一次太宗罢朝回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忙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急忙退入内室换了一身朝服出来，郑重地向太宗表示祝贺："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②太宗转怒为喜，杀魏征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
总之，从认识到实践，贞观君臣确实是"协力同心，极言无隐，共相匡辅，共成治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