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几件男俑，人物刻画得细致真实、惟妙惟肖，从中可以领略唐代塑工们高超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
　　唐代的侍役男俑，有侍从和执役两种。因为侍从的身份高于执役，所以他们的服饰装扮和神态表情也不同。
　　至目前，唐代劳动俑极少，只有1975　年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有一组从事箕粮、磨面到烙饼等工作的女劳动俑；在山东济南附近唐墓中，也出土了一件手提水壶背负包袋的髯须老人俑，从毡帽毡靴和翻领短袍等装扮上看，他是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商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与西亚各国的经济交往。侍从俑一般是用泥塑的，很少用石雕，在西安的一座唐墓中曾出土两件用白大理石雕成的侍从俑，他们满带着弓箭佩刀提袋等出猎工具，显然是为服侍主人外出打猎而准备的。雕技精湛，似可看到头发的细丝和感受到皮靴柔软的质感，充分显示了艺匠高超的写实技巧，不愧为唐代雕塑艺术的杰作。4。乐舞俳优俑在我国古代，乐舞的种类很多，大的类别可分为"雅乐"和"杂乐"两类，前者用于郊庙大典，后者则用于宴会享乐。雅乐和杂乐中细目繁多，各项的舞姿、所配音乐和乐器均不同。乐舞者多数为婀娜多姿的女性。乐舞俑正是根据乐舞者的形象制作而成的。50　年代在河南洛阳出土的乐舞俑特别多，遗憾的是大多数早已流失海外。
　　在河南洛阳唐墓出土的3　件乐舞俑，都是唐代乐舞俑中较为优异的作品。这些乐舞俑装扮不一，神态优美动人。
　　俳优俑和乐舞俑一样，是供死者赏乐的。所谓"俳赏"，就是在歌舞之外兼长于戏谑性的说唱表演，也称为优伶或俳优。早在秦汉时代，就有所谓俳优百戏，到了唐代流行一种"参军戏"，由"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作各种滑稽的对话表演。这种俳优式的随葬俑像，在唐代墓葬俑人中很多，而且多为男性。如陕西长安唐京城附近唐墓出土的歌舞俑中，有一组俳优俑群，其中那件手舞足蹈的歌唱者，刻画得惟妙惟肖，似有动人的歌声送入耳鼓。
　　唐代的俳优俑，也有身着异国服饰或胡服的，这些俳优俑往往动作明快热烈，表情丰富动人。此外，还有不少属于乐舞俑、俳优俑的杰作，如三彩"驼乐俑"和怀抱琵琶的伎乐俑，都达到了惟妙惟肖的艺术高度。
　　5。骑卫仪仗俑唐代封建贵族，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很多奴仆侍从和舞乐说唱的供奉，在出外游猎时，还有更多的侍卫仪仗护从。在《新唐书·仪卫志》中，对于帝王宫廷贵族等出外仪卫阵容人数等都有规定。现出土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叔父李寿墓中，其墓室甬道左右壁彩画有盛大的行骑卫仪仗队。这类骑卫仪仗，在许多出土的唐墓都常有出现，仪仗队里不仅有卫士，也有侍女的队伍。因为唐代妇女也多喜骑马，宫廷中为护从女主人骑马的女侍卫也很多。如在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870　多件俑人中，男骑士俑有220　多件，女骑士俑有70　多件。在懿德太子墓中出土的随葬俑900　多件，其中以三彩武士骑俑、贴金铠甲男骑俑、帷帽男骑俑、幞头男骑俑、小冠男骑俑等骑卫仪仗俑占多数。
　　在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男女骑卫中，多数为画彩陶俑。如其中有一女骑俑，头戴一顶当时唐俑中极少见的宽檐便帽，身着敞领短襦，下着长裙，仪态安详，控缰缓行，整个造型极优美生动。另一男骑俑，姿势动态也很真实。在同墓出土的出猎仪仗俑中，有一骑士身后带有猎狗，机警地坐于马的后背上。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男女骑卫仪仗俑，人物姿态各异，有的携带着鹰犬以伴从出猎，有的吹奏着号角以壮声威，有的仰视天空以搜寻飞雁猎物，表现了唐代塑工们在俑塑方面的卓越成就。
　　6。动物俑隋唐的动物俑是很多的，常见的有鸡、狗、猪、羊、牛、豕、马、骆驼等，可以说诸类俱全。其中尤以唐墓出土的马俑和骆驼俑最为绝妙。
　　在人们的意识中，马是勇武的象征。早在秦代就有以骑兵代替车战、秦穆公使伯乐相千里马、秦始皇陵的骑兵队伍出现。并且很早以前马俑和鞍马俑就作为随葬品。到唐代，马和鞍马就更多了，马匹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加上统治阶级大量养马，尤其喜欢养西域名马，所以唐代的养马和爱马远胜于汉代。唐太宗李世民爱马，因而有了昭陵六骏这样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性雕刻。唐玄宗李隆基爱马，"御厩"中常常名马万匹，画马的大画家也应运而生，曹霸、韩幹便是。就连一般的贵族，也都争相以养名马好马为荣。因此，唐墓中随葬的马俑和鞍马俑很多。
　　马受到重视，出现了画马名家，马的雕刻艺术也大大提高。秦汉墓莽中那四平八稳、站立姿势呆板的造型，到唐代时已变为四腿着地，静中有动的骠悍形象。
　　西安唐墓出土了三件质地不同的鞍马。其中有一匹三彩釉马，昂首屹立，正在嘶鸣，神态英武逼真；有一匹单纯黄釉马，俯首后退，显出难以制驭的倔强性格；另一匹是陶质彩绘马，仰首向天，表现为雄性马常见的嘶鸣求偶的特殊姿态。这三匹马膘肥体壮，富有活力，象征着唐帝国国力的强大。另外还有一件出自西安的唐三彩奔骑俑，曾载于1980　年《人民画报》上，马作四腿平扑的疾奔姿势，其奔势比武威出土的东汉青铜奔马更为快速，神态机警矫健，全身肌肉富有变化，颈项鬃毛和鞍上花毡随风飘动，产生柔软的质感。马的全身施以绛黄色釉，少数局部间以黄彩，而乘坐在马上的双髻童子和坐氈则涂为蓝绿色或蓝、绿、黄相间的和谐釉彩，形与色的完美交织使这一骑俑的整体呈现出光华灿烂之美，堪称希世珍奇的骑马俑，是雕塑匠师们智慧的结晶。
　　骆驼与马一样，也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在唐墓出土了很多骆驼俑。
　　唐代的骆驼俑制作水平很高，无论是对真实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性能和动态的表现，都是惟妙惟肖的。如胡人骑骆驼的形象，有的翘首望前，向漫无边际的沙漠前进；有的昂首长鸣，正待站立，前脚还在跑着，后脚先起，尾巴翘转，完全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甚至在骆驼前胸项下以及前腿上的披毛极其精细而真实地雕了出来，对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古代塑工们的艺术才能。（四）装饰雕塑艺术1。桥、塔的装饰雕刻隋唐两代的宫殿建筑和碑石墓志及其他工艺雕刻的空前发展，促进了装饰雕塑艺术的发展。
　　隋唐帝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建筑装饰、雕刻、绘画样样备极。但隋唐时代的宫殿建筑物早已毁失了。隋唐的佛塔和桥梁建筑至今尚有少数存在，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隋唐时代的装饰雕塑艺术的发展情况。
　　安济桥，是隋代一位民间石工李春一手设计建造起来的。这座桥全部用石料建筑而成，桥拱跨度很大，所有的桥栏板都雕刻有装饰物。其中有一栏板，雕刻着蛟龙穿岩的形象，从龙的题材看，显然是承袭商、周有铜器上的夔龙加以演化而来的，现在把它雕成穿岩的栏板装饰，应是寓有龙能激水之意。从其造型看，神龙形态矫健，极富装饰效果。雕法洗练，刀锋犀利，是一件艺术性很强的石雕作品。安济桥上的石栏和栏板的装饰雕刻，除蛟龙以外还有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纹样，均精细生动，充分体现了隋代民间雕刻匠工的创造才能。
　　西安大雁塔，是初唐时代的佛教建筑，为唐玄奘译经之所。其塔门形制，是在塔的下层四门上端，横以半圆形门楣石，门框也是用石条建成。所有门框、门楣，满饰阴线刻出的佛菩萨天王像。在大雁塔的南门和西门门楣上，刻有佛说法图，特别是西门楣，连佛殿也一齐刻了出来。南门楣所刻说法图，场面宏大，除中央坐佛和众多的胁侍以外，还刻出了两身供养菩萨，很惹人注目。这一说法图线条坚劲流动，人物造型完美，在唐代线刻人物中可称为上乘之作。大雁塔门框上，刻出各种形神不一的护法神王，其题材和形式与一般石窟中的同类雕塑制作很相似，只是这里是接近于绘画形成的线刻，刻线特别劲健有力，与南门楣上的线刻佛、菩萨同样，都表现了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谓"铁线描"的造型特点。在现今能见到的唐代线刻艺术作品中，大雁塔的线刻佛菩萨天王像可谓难得的珍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的珍贵资料。2。碑石、墓志的装饰雕刻碑石、墓志的装饰雕刻艺术是从东汉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到隋、唐时代更为流行，特别是唐代，已达到瑰丽绚烂的阶段。
　　就碑的装饰雕刻来说，在碑头、碑身、碑座各部分所刻的花纹图案都不相同。
　　唐代碑头的雕刻，结构复杂。一般是由八条蟠龙相互缠绕，龙头低垂于碑头两侧，身躯绕于碑顶，形成半圆形。在碑的正面中心，即龙身纠结处，刻出备为题名的碑额。碑头雕刻，除蟠龙形式以外，当然也有很多特殊的样式。
　　唐代碑石装饰之丰富，更多的体现在碑身和碑座两个部分。碑身两侧刻有唐代纹饰中常见的缠枝海石榴或西番莲，在曲折的枝叶间，衬托着菩萨、狮子、凤鸟、鸳鸯以及佛教神话中的迦陵鸟。碑座的装饰与碑侧的花纹相适应，一般多在碑座两侧刻狮子蔓草，并且大多用流动的阴线刻前肢起立、腾跃怒吼的雄狮子。但也有特例，把狮子改为瑞兽。西安碑林所藏唐碑的《集王羲之圣教序》、《大智禅师功德碑》、《石台孝经》、《隆禅法师碑》，其碑头、碑身、碑座可称为唐碑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出唐代特有的艺术造型和风格。
　　隋唐的墓志装饰雕刻，主要沿袭北朝墓志风格并有所发展。隋代和唐代的墓志装饰，在周边雕刻的图案纹饰、题材和结构上有所不同。隋代是南北朝到唐代的过渡期，纹饰简洁疏朗，题材仍是北朝纹饰中最多见的忍冬草，枝叶劲壮，显示出启发未来的形象特征。而唐代由于时代的发展，一切文化艺术都表现为绚丽精美，纹饰已不是忍冬草，而是唐代最常见的宝相花和缠枝西番莲，并在花叶中配以奔腾的狮子和瑞兽，灿烂飞动，富有生气。
　　3。石椁、石棺的线刻艺术唐代石椁出土较多。著称于世的有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唐高祖李渊的族弟李寿、侍臣郑仁泰以及唐中宗的皇后韦氏族弟韦泂和韦顼墓椁。其中又以永泰公主和韦泂、韦顼墓椁最有代表性。
　　永泰公主墓椁很高大，椁壁由10　块厚石板和10　根石倚柱构成，每块石板内外两面都用细线刻出宫女侍从人物，装扮和动态各不相同。多数人们正在花园里款步。在人物背景空间刻上飞鸣的禽鸟和奇花异卉作为衬托，墓椁生活气息浓郁。如其中有一石，上刻一身着紧身敞领罗襦、下系曳地长裙的宫女，双手正撩起纱巾披到肩上。不仅神态婀娜娇美、宛如一幅美好的唐代仕女画，而且将唐宫女的服饰和纱巾的披绕方式都清楚地显示出来，也有助于唐代服饰的研究。画面上还有一对鸾鸟飞鸣空际，与盛开在宫女足边的香花上下映照。再加上周边满布繁丽的宝相花边框，更加衬托出这幅人物画的华丽超众。另一石板上刻有二个正在花间谈话的宫女，雕刻精细，从发式上就可以看出她们不同的身份和年龄。少女手捧果盘，妇人似有所吩咐，彼此间的神态，刻画得生动而亲切，空间背景也是飞鸟琼花，景色幽丽。从人物脚边刻出的山石景色，也可看出她们是在皇家的御花园中游乐。
　　在唐代的石椁线刻艺术中，较突出的还有韦泂和韦顼夫妇合葬的石椁。
　　韦泂石椁线条圆劲有力，韦顼石椁线刻所用的则是游丝般的细线，这是因为韦泂的仆从多为男性，而石椁所表现的是宫廷妇女的形态神情。从刻线的艺术性来说，这两椁已发挥了唐代线刻人物的优点。
　　在已出土的隋代墓葬中，虽未见有如唐代那样的石椁，但石椁却并不少见。如西安出土的李静训墓，墓椁仅为岩石板镶成，雕刻工程则集中在石椁内的石棺上，装饰雕刻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石棺上的雕饰，独出心裁，外形雕制为一座三开间的殿宇，棺盖雕为歇山式的大屋顶，前壁殿门左右，线刻守门侍女，两侧间刻为青龙白虎，其他楹柱殿壁，满刻缠枝花鸟。虽系线刻，但隐约中仍可看出平雕剔地的手法，用这样精雕细琢的石棺入葬，随葬的金玉珍奇，可想而知。如其中的一串镶有红宝石的金项链，就是精工镂雕的艺术珍品。
　　除永泰公主墓椁和李静训墓棺外，还有一些墓椁、墓棺的线刻很精绝，在墓门上也刻有与墓椁、墓棺同样的线刻人物，并间以边饰花纹。这些线刻同为隋唐装饰雕刻艺术的珍贵遗产。
　　4。印章雕刻艺术隋唐五代的工艺小品雕刻丰富多彩。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需要，隋唐时期在发展小型金铜铸像、铜镜、金银器皿雕镂的同时，属于日常生活用品的雕刻欣赏小品，如砚石、墨架、书镇、印章及其他的手杖把、麈尾柄、剑鞘、佩玉等等，也无不雕镂精巧，高出前代。
　　印章雕刻，其实就是碑石雕刻的一种，也是一种"线的艺术"，只不过体积缩小了。这种线的艺术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孤立的一字的好坏，而且要做到字与字疏密相间、配合得宜，共同组成为一幅整体的图案。
　　隋唐时代的印章应用广泛，由于纸张的发明与普及，隋唐时代的印章渐渐由封泥形式进而发展为蘸印泥钤盖在纸上。作为封泥使用的印章，尺寸不宜大，捺在软泥上，白文印显得醒目。而用印泥钤盖在纸上时，尺寸可自由放大到五、六厘米，朱文印的效果必然清晰。
　　印章放大后，要求有效地在空间中填得停匀齐整，所以隋唐的官印，其文字大多采用盘曲折叠的九叠文。这种九叠文基本以小篆为形体，将某些笔画反复折叠，达到布局上的平满匀称，甚至个别笔画有叠之十叠以上的。这种创作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唐时代印章制作者的审美趣味。
　　在遗留下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隋官印有"广纳官印"、"观阳界印"；唐官印有"鸡林道经略史之印"、"蒲类州之印"、"淳化县之印"、"归顺州印"，"中书省之印"、"尚书兵部之印"等。从印文字句上看，似乎隋官印多不加"之"字，而在唐官印中很多出现"之印"字样。
　　"中书省之印"，是传世极少的唐代官印之一。"中书"二字一简一繁，占一行，"中"字一竖下端屈曲与"之"字相呼应，"省、之、印"三字另占一行，并压缩"印"字，全印统一在圆形的基调中，所以，"书"字"曰"部也作圆形。印中文字均与上下连接，互相呼应，给人以匀称和谐之美。如"尚书兵部之印"，这是一方没有钮的唐代瓦质印章，是一方殉葬用的明器。此印六字分列成行，每字的横线条都带波形，虽然部分边线和文字残损，但全印仍给人一种典雅秀丽的印象。
　　四、隋唐五代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中国的国粹，它是东方艺术中时间最悠久、空间最辽阔、内涵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一种艺术，它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历经史前书法艺术的"刻画符号"
　　阶段、仰韶文化晚期的"陶文"阶段，至开天辟地的盘古氏，在"三皇"、"五帝"的古史中，已经有了"伏羲画卦说"、"神农结绳说"、"仓颉造字说"，于是有了书法艺术史混沌初开的第一页。伴随人类文明的进程，书法艺术渡过了朦胧期，进入到蓬勃发展涨落有序的生长期。这个时期，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王朝，共计2500　年的历史期间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接踵出现。以后的篆体、隶体、草体、楷体等书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过程中定型完备，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的发展。
　　当中国书法艺术告别混沌期，走过有序期，正式跨入繁荣昌盛阶段，已是东汉时代了。东汉打开了书法艺术繁荣的大门，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为繁荣的第一阶段。此期之书法度高韵胜，在整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500　多年历史中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接着，中国书法艺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度高韵胜，走入第二个繁荣阶段，这就是隋唐五代的求规隆法时期。从"尚韵"到"尚法"，这是书法艺术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中国书法艺术的"法"也就是从唐代书法艺术尚法开始制定的。"法"不是单纯的字法、章法，法生于韵，法长于韵，法是神采与形质的高度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唐代以无懈可击的法度，把书法艺术推向高峰，形成了豪华壮丽、雄浑奔放、规整博大的艺术特色。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说得好："大要开卷之初，犹高人君子之远来，遥而望之，标格威仪，清秀端伟，飘摇若神仙，魁梧如尊贵矣。及其入门，近而察之，气体充和，容止雍穆，厚德如虑愚，威重如山岳矣。适其在席，器宇恢乎有空，辞气溢然倾听，挫之不怒，惕之不惊，诱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气德辉，蔼然服众，令人鄙吝自消矣。"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出唐代的书法之美，远看"魁梧如尊贵"，近看"威重如山岳"，细看"道气德辉，蔼然服众"。唐代书法的这种风格，正是"唐人尚法"所带来的。唐人之"法"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壮丽之法，这充分体现在楷书、草书、行书、篆书和隶书之中，无论哪一种书体都能体现出盛唐的气象。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至唐代，呈现出鼎盛的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强盛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作为强大后盾。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灭亡的教训，知人善用，同时又制定了一套巩固统治的制度，形成唐代建国初二十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的"僭于上而治于下"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呈现出一派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奠定了唐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对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势强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也作过这样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唐代书法的繁盛，正是根植于发达的大唐文化之中，"书体之美，魏晋以后，始以为名矣；唐以后，始以为学矣。"（龚自珍《说刻石》）与中国诗的历程几乎一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审美自觉，而在唐代则达到无可再现的高峰。
　　另一个原因是唐代帝王极力重视、推崇书法。唐代自太宗李世民以下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好书法。统治者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和亲身实践，使书法与诗一样，成为唐代最为普及的艺术。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则全面采取了这些措施。唐代在铨选人才时，有四项考察标准，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对书的要求，必须是"楷法遒美"。与此同时，朝廷又开创性地在最高学府中设立书学，形成书学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和算学比肩并立的格局。于是，唐代的书法艺术自然走向繁盛。诚如《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杂志社编）所说："有唐一代书法，真草篆隶行，百花齐放，争奇斗妍；欧、虞、褚、薛、李、孙、颜、柳，颠张狂素，群星熠熠，组成了中国书法上空前绝后，最为辉煌的图卷。"
　　唐文化的高度发达及文化的对外辐射，不仅使我国书法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而且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向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书法传到东瀛后，经过彼邦人士世世代代耕耘，形成了与"茶道"、"花道"三足鼎立的"书道"，如今足与中国书法相颉颃、相媲美。
　　但是，到了唐末，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至极。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给李唐王朝以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公元907　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五代，又有前蜀、吴、楚、闵、南唐、荆南、后蜀、南汉、吴越、北汉十国。这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持续了54　年，其间兵戈叠起。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多采取逃遁退避的态度，因此，在艺术情趣上转向于对人的心境、意趣的表现。于是，在文学上产生了以李后主为代表的五代词，在书法上杨凝式承唐末之余绪成为这一时期的砥柱中流，但终因兵荒马乱，五代书法在总体上呈凋落衰败的趋势。
　　隋唐五代书法艺术经历了一个发展、兴盛而至衰落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把隋唐五代书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隋至初唐阶段。隋朝的时间是短暂的，但隋代书法之书风与初唐相一致，所以，隋代是书法史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初唐在书法上是一个继承与立法的阶段。以初唐四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为代表的书家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他们努力继承优秀传统，并不断更新审美观念，创立新的楷书规范。他们的楷书一变六朝遗法而臻于极致。虞世南的书法外柔内刚，气宇轩昂；欧阳询的书法险劲峭拔，淬砺猛锐；褚遂良的书法豪劲清润，温雅舒展；薛稷的书法瘦劲疏朗，志驱千里。他们都表现出南方书风之流美飞扬与北碑之凝重严谨相交融的特点，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美的境界。同时，他们的楷书又代表着"重间架"的初唐书法主流。二是盛唐中唐阶段。如果说初唐书法是以继承为主的话，那么，盛唐中唐书法就更有新意了。盛唐中唐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有时代精神、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书法家，他们是张旭、贺知章、颜真卿、怀素、李白、梁升卿、苏灵芝、蔡有邻、史惟则、李潮、韩择木、李隆基、张从申、尹元凯、李阳冰、魏栖悟、徐浩、沈传师等，特别是张旭、颜真卿、怀素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被公认为划时代的书法革新大家；与此相应，产生了一大批博大雄奇的书法作品，无论是楷书、行书、隶书、草书、篆书都有无愧于时代的杰作。三是晚唐五代阶段。书法由盛极而趋于衰落。柳公权是晚唐大家，他师承颜真卿，独出新意，创造出清劲峻拔的柳体，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但已经失去盛唐中唐那种豪迈壮丽之美了。到了五代，杨凝式师法欧、颜，上溯二王，书以行、草称，似是唐书"尚法"的回光折射，又开宋书"尚意"之先河。隋唐五代书法就是这样辉煌地走过了400　年发展历程。
　　（一）楷　书楷书即真书、正书。
　　楷书萌芽于汉末，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魏代钟繇"师资德计、驰骛曹、蔡"（《书旨述》），"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秦汉以来，一人而已。"①从流传至今的书法遗迹来说，钟繇的楷书确实最早，《宣和书谱》称他的《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是非常准确的。钟繇是楷书之祖，但他的楷书还是楷隶，只有到了东晋王羲之和王献之在《乐毅论》和《洛神赋》中，楷法方进一步得到体现，此后，广为流传。但二王的楷书自然秀逸，缺乏豪迈雄强之骨力。到了南北朝，北方"胡"族先后进入内地、纷纷建立政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使这些民族形成一个"胡"文化共同体，与中原的"汉"文化发生持久而激烈的冲突，从而在书法上促使楷书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无论是造像题记，还是摩崖墓志，都在楷体上下功夫。魏体楷书以雄健为主调，由于多系民间无名书家所作，其结体多样而无定式，但充满活力，故魏楷以特有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隋唐是大一统的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实行大一统，书法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楷书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也就是尚法的高潮。此期，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盛唐颜真卿、晚唐柳公权的楷法登峰造极，是后代难以逾越的高峰。欧、虞、褚、薛、颜、柳合称唐楷六大家，是我们探讨隋唐五代楷书艺术的主要对象。
　　当我们叙述唐楷书家时，有必要先谈谈隋代楷书。隋代虽短暂，但隋代楷书却是尚法的过渡阶段。对于隋碑的楷书风格，沙孟海先生从字体结构上作了分类，为以下四种：第一，平正淳和美。这一风格继承二王书风，以丁道护为代表。《书林藻鉴》评曰："隋以丁道护所得之法为最多。蔡襄谓其兼后魏之遗。赵孟坚谓其有右军一榻直下之妙。则由内承周齐之绪，外沐梁陈之风，淳朴未散，纤丽相乘，固时会有以成之耳。"丁道护的代表作是《启法寺碑》。丁道护平正和美之书风，下启虞世南和殷令名。
　　第二，峻严方饬美。这一风格是从北魏的造像、摩崖、墓志中兑变来的，以《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为代表。《董美人墓志》端庄妍美、峻严挺拔、骨秀而不瘦、肌丰而不肥的风格，下启欧阳询和欧阳通。
　　第三，浑厚圆劲美。这风格由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等碑变化而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曹植庙碑》笔法圆浑、筋强骨胜、庄和稳重，对唐颜真卿影响很大。
　　第四，秀朗细挺美。这书风也从北齐书风变化而来，运笔细挺，自成另一境界，以《龙藏寺碑》为代表。《龙藏寺碑》纯净雅健、秀韵芳情之美，开启了初唐褚遂良、薛稷之书风。
　　根据上面这四种风格，我们可以断定唐楷的形成，正是在隋碑艺术这片沃土上孕育出来的。
　　1。欧阳询及其书作欧阳询（公元557-641　年）字信本，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自幼
　　①　宋朱长文《书断》。
　　聪颖过人，博贯经史，曾为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欧阳询为书法吏上第一大楷书家。
　　欧阳询书学王羲之楷书，兼攻隋碑，用笔法度森严自成一家风骨。其书自名为"欧体"，与颜（真卿）体、柳（公权）体、赵（孟頫）体并驾齐驱。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其书云："杰出当世，显名唐初，尺牍所传，人以为法，虽戎狄亦慕其声。。。其正书，纤浓得体，刚劲不挠，有正人执法，而执廷争之风；至其点画工妙，意态精密，无以尚也。"欧阳询以楷书为最，代表作有《皇甫誔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小楷千字文》等。其他书作也颇多，隶书有《房彦谦碑》，行书有《史事帖》、《卜商帖》、《张翰帖》、《梦尊帖》等。除了传世书迹之外，欧阳询一生辛勤翰墨，呕心沥血，总结出书法创作经验，有《三十六法》、《八诀》、《传授诀》、《用笔论》等书论精粹留给后世。
　　《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化度寺邕禅师圆寂，修建舍利塔，此为铭文，散骑常侍李百药撰，欧阳询书丹，正书，35　行，每行33　字。原碑不存。清光绪末年（1896　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此碑唐拓剪裱残本6　页。首页被法国人伯希和得去，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其余5　页被英国人斯坦因携去，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化度寺碑》为欧阳询75　岁时的碑书作品，风格老而弥精，既有北方书风的艺术意象，点画工妙，意态自然；又有神清骨秀的南方书风的痕迹。可见，此时他已将南北两派书法艺术的精妙特长，成功地熔铸为一炉，独创一体。如果将此碑与魏碑楷书相比，他已将楷书用笔的方法极端地提纯净化了，寓个人情感于笔墨之中，所以在下笔、收笔、挑出或转折等处，全都小心收敛，含蓄蕴藉，给人造成一种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本该有的泼墨淋漓状的印象。这也正是"欧体"书艺流派的审美特征之所在。《化度寺碑》将雄健刚直的骨力与典雅丽泽的丰神，衡剂而成一体，结字稳健凝重，为初唐书法所少见，历代书家对此碑的评价颇高，南宋姜夔甚至将其列为神品。的确，《化度寺碑》是欧阳询人书俱老的得意之作。
　　继《化度寺碑》之后，隔年欧阳询又创作了《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刻，魏徵撰文。正书，24　行，每行49　字，碑高2.5　米，宽1.2　米，今在陕西省麟游县天台山。最精良的历代拓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九成宫醴泉铭》影响很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此碑有特殊的历史因素，一是此碑的艺术价值很高。据传，太宗于贞观六年夏天避暑于天台山九成宫，一时感到水源不足，以手杖戳地，希望在此能得到水泉，随命工匠凿地成泉，其水味甘醇，太宗大悦，即命其名曰"醴泉"。唐秘书监魏徵奉旨作铭，欧阳询奉旨写此铭，而刻石于九成宫内，永留纪念。书写此碑时欧阳询已76岁高龄了，但因是应诏而作，书写时恭谨严肃，一笔不苟，故用笔、结构高华深穆，气象万千，字围较大，字体方正，丰厚挺拔，有晋人风韵，并开唐人楷风。间架开张，能敛能伸，能擒能纵，无施不可。转笔处一提一按，随势抽锋，写得似方非方，似圆非圆，有右军《黄庭经》、《乐毅论》遗意。请看他碑中的字，如"充"，点画多变化，顶点为竖点；"昆"之"比"左右参差，"可"之"口"与横端相并，"凿"
　　与"井"笔画相差悬殊，却气势调和。纵观此帖，端庄严整而不呆板，紧密刚劲而不局促，于平稳中见险绝。此碑历来为学术者所重，如陈继儒评曰："此帖如深山主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石墨镌华》则誉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楷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晚年奉旨而苦心经营的得意之作，他的书名和他在初唐楷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正是由此碑而树立起来的。如果把《九成宫醴泉铭》与《化度寺碑》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欧书的字形大体上"易方为长"，造成一种恰似"黄金分割比例"般的态式，并且采用移位、借篆、借行、借草、换型等方法，而使字形结构变古意为新意。在章法布势上，此碑结字大小扁方、浑然一章，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指出，欧阳询常把大字写得更大，小字写得更小，字形长的写得特长，字形扁的写得特扁。这种艺术夸张充分体现了一个大艺术家应有的胆略和气魄。对此，清代翁方纲在他的《复初斋文集》中作了准确而具体的评价："率更正书《九成宫》、《皇甫》、《虞恭》皆前半毅力，入后渐为轻敛，虽以《化度》淳古无上之品，亦后半敛于前半，此其自成笔格，终身如一者也。惟《醴泉铭》前半遒劲，后半宽和，与诸碑之前舒后敛者不同。岂以奉敕之书为表瑞而作，抑以字势稍大，故不归敛，而归于舒欤？要之合其结体，权其章法，是率更平生特出匠意之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式百代也。"《九成宫醴泉铭》正是欧阳询"范围诸家，程式百代"的奥秘所在，也是楷书法则定型前期的里程碑。
　　2。虞世南及其书作虞世南（公元558-638　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赐封永兴公，世称虞永兴。虞世南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
　　虞世南曾跟智永禅师学过笔法，后人说他得了山阴真传。他继承王羲之的书法传统，又吸取了北碑之长，融南北书风为一炉，而创造出自成一家的面貌。故在唐初楷书家中，与欧阳询各领风骚，欧主峻整，虞主潇洒。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二王"书法，所以虞世南深受太宗青睐，其书名亦由此大噪。虞世南书法用笔圆润，坚挺遒劲而不露锋芒，外柔内刚，平正安详，自然沉重，法度森严，而又潇散洒落。这与中华民族的中和虚静美学传统极能相容，后代的褚遂良、陆柬之、蔡襄、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乾隆帝等，都是虞世南书法的崇拜者。后代书论评他这种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的书风为"君子藏器"，有"内含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誉。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69　岁时写的，这时他的书法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此碑用笔骨力遒劲，俊朗圆润，笔势轻盈秀丽，结体安排巧妙，表现了一种外秀内刚的力感，在运笔上，藏锋、露锋、筑锋、侧锋、中锋根据需要而用，使笔下的字，平正中见姿荣，秀媚里有遒健，圆腴而包含神气，飘逸而不失劲力。如精美的"戈"法就突出表现了主笔的风格个性特征，"则"之"刂"又是书家的传神之笔。综观该碑，点画无一不精思殚志，风神浮动，一波三折，转折顿挫，力达锋端。明代董其昌说："虞永兴书，尝自谓于道字有悟，盖于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正与颜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从结构上看，《孔子庙堂碑》表现的是典型的南派书法艺术的特点，横平坚直，左紧右舒，右肩略微抬起，字形稍狭长，独具灵巧、潇洒的风姿。向右伸展的"戈法"、"波捺"、"浮鹅笔"都有扩张之势，使得字形更为飞逸，气韵生动。在章法上，此碑"字距玉筋"。
　　虞世南身为唐初谏臣，敢于直言不讳，活到81　岁才去世。唐太宗评价他是"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并称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是一代大书法家，而唐太宗对他的评价却把书法放在第五位，这是因为书法美是人格美的体现。
　　虞世南的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其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此外，还有其他墨迹传世，有《破邪论序》、《千人斋疏》、《道场碑》、《千文》、《心经》等。
　　《孔子庙堂碑》记述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封孔子后裔，并修葺孔庙之事。碑刻立于贞观初年，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石立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不久碑石就被毁坏。武后时又命丞相王旦重刻，正书，35　行，每行64　字，后又毁。原拓本在宋时已不多见，故黄庭坚说："孔庙与行距都较大，显得宽舒明丽，风畅日和。《孔子庙堂碑》正是这样，一反过去以技巧为本位的作法，而把重点放在那伟大而沉静的精神传达上，透过那肥瘦适中、刚柔相济而又极其纯净的线条，以及那端正静穆而又宽疏的结体，表现出虞书那阳刚美与阴柔美巧妙结合为一体的"中正冲和"的最高境界。
　　《破邪论序》为虞世南晚年撰序并书，是一帧著名的小楷作品。其通篇用笔内捩柔和，转折处不藏棱角，故绝无剑拔弩张之态，笔势圆润，气息充盈。这种饱满的精神贯穿于此碑那错综得体的布白中。全篇虚白疏朗，经营从容，行距虽宽，却不松散。每行虽字数相等，但有竖列而无横行，真是匠心独运，虚实合度，相映成趣。明代王世贞曾云："世南书迹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他对《破邪论序》书作推崇备至，评为"几夺天巧"，但确实不为过。此碑在笔法的运用与布白的调度上可谓恰到好处，变化无穷。如果拿此碑与《孔子庙堂碑》相比，《庙堂碑》为大楷，《破邪论序》为小楷，各有特点，但二者均代表虞书宗法二王而又另辟蹊径的最高水平。后代也有人评价虞书继承多于创造，甚至大作文章，贬低虞书的地位和价值。殊不知"任何艺术家都师法其他艺术家的风格，采用其他艺术家用过的素材，像其他人已经处理过的方式那样处理它们。"①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都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书法家之间的"合作"成果。虞世南毕竟还是虞世南，他创造出于凝重严肃之中含流美飞扬韵味的"虞体"书法。
　　3。褚遂良及其书作褚遂良（公元596-659　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虞世南的学生，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论书。"魏徵立即向他推荐："褚遂良笔下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从此，褚遂良深受太宗赏识，先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官居极品。封河南县公，世称褚河南。后来因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激怒了高宗、武后，迭遭贬谪，显庆三年死于荒远的爱州，死时63　岁。
　　褚遂良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他的书法艺术生命却永驻。他学习书法，早年从北方书体入手，很明显地受到《龙藏寺碑》、《朱君山墓志》、《贺若谊碑》等的影响。从他早期作品《伊阙佛龛碑》中，可以看出他对北方书风恋恋不舍。23　岁时他由隋入唐，此时虞、欧都已年逾花甲，成为声名显赫的大书法家，他拜虞世南为师，专心寻找虞帖中的艺术细微处，兼学欧阳询
　　①　德国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325　页。书法艺术之特长，由此上溯到二王，获得书法艺术的真谛，熔碑学与帖学于一炉，汇南北书风于一体，继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褚遂良树起了唐楷尚法的鲜明旗帜。后人对褚遂良高深的书法造诣无不叹服，称其书或"疏瘦劲炼，细骨丰肌"；或"清远萧散，丰艳流畅"；或"字里金生，行里玉润"；或"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初唐以后学褚字风靡一世。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小唐碑，几乎大半源出于褚字，故刘熙载赞他"为唐之广大教化主"。晚年他更加刻苦地研究钟繇和王羲之的楷书，使其书风更具风神温润，更显古雅绝俗。宋代朱长文的《续书断》评曰："其书多法，或敬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在余。至于章草之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则认为其书："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别有一种骄色。"在四家争雄的初唐书坛，"褚体"确实是书苑中的一朵奇葩。
　　褚遂良一生勤于翰墨，传世书迹甚多，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倪宽赞》、《阴符经》、《度人经》、《西升经》、《千字文》、《褚遂良摹兰亭序》、《文皇衰册》、《枯树赋》、《黄庭经》等。其中以《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阴符经》为代表作。
　　《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褚遂良书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碑文为岑文本所撰。此碑现有清李宗翰旧藏剪裱唐拓孤本传世，共20　页，每页4　行，计776　字，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褚遂良写此碑时47　岁，书法已经成熟，故挥毫自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其书体势方峻，清远萧散，微有隶体，略含隋人韵致。此碑用笔在方拓中参以篆籀，圆润秀媚，幽深古质。由于褚遂良师学虞世南，早期书法受到虞世南圆润、秀整、外柔内刚那种"君子藏器"风格的熏陶，于是这一特点在此碑中有较多的体现。如"感"、"静"、"停"等字的"趯"法和"戈"法，简直就像出于虞世南之手。对此碑笔法的精妙，王世贞赞其"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恨，真墨池中至宝也"。此碑结构左紧右舒、上密下舒，变化多样，整篇章法洋溢着阴阳起伏、高低错落的节奏美。《孟法师碑》代表着褚遂良早期书法的风格，暂且未达到晚年所写的《雁塔圣教序》那样洒脱自然。
　　《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碑立于西安慈恩寺雁塔底层，塔门东龛为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西龛为唐高宗作太子时所制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叙述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取佛经之事。二碑均为褚遂良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所书，褚时年58　岁，已处于艺术风格成熟时期，楷法日臻完善，特别精工秀雅，所以该碑书作是他晚年书法的精品。综观此碑，用笔方圆兼施，以隶法、行书意味参入，运笔流利飞动，犹如佛教徒入空灵无迹之境。结字于紧密中求变化，中宫收紧，四方散开，舒展大方，俯仰有情，笔力千钧。真可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艺舟双楫》）章法疏朗，更显清俊飘逸，有见其书如见其人的生动感觉。此碑是晚于《孟法师碑》11　年写的，褚遂良经过这11　年时间的锻造，无论是笔画变化、笔画间的韵律感，还是结字、章法与布白的调度能力，均远远超过书写《孟法师碑》之时，但初看此碑又似无法，细看则法度俱全，而且法为我用，成为不同于欧法、虞法的"自家之法"，当以此碑最具褚家特色。张怀瓘称"褚体"是"美人婵娟，不胜罗绮"，看来非《雁塔圣教序》莫属。
　　《阴符经》传说褚遂良所写的《阴符经》有三种：一种是草书，一种是小楷，一种是大楷。草书《阴符经》疑为伪作，故在此不论。大楷《阴符经》，也就是常称的《大字阴符经》，写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　年），即褚遂良写《雁塔圣教序》的第二年。此帖为墨迹本，楷书，全帖96　行，461　字，上面钤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后面署"褚遂良奉旨书一百廿卷"字。《大字阴符经》的笔力劲峭，气韵古淡，形态多姿，篇章绚烂，不愧是褚书中一件别开生面的楷书杰作。其"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每笔点画都力求其曲，曲尽意态，竭尽风流。主笔则又别具面目，横中含波，婉美多姿，摆布自由，具有一种特殊的灵活性和流动感。由于褚遂良笔姿多变，节奏起伏，使得原先枯燥抽象的线条，变得或肥或瘦，或长或短，或侧或正，或卧或起，或藏或露，或隐或显，千姿百态，极有生气。刘熙载赞"褚字如鹤游鸿戏"就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天真烂漫的特点。褚遂良的大字和小字写得都很好，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并且他写大字与写小字在用笔上又有不同特点。小楷《阴符经》的确有褚书的另一风格，字小如豆，楷法端研，心细如尘，有不可思议之妙。清代周星莲说："欧、颜大、小字皆方；虞书则大小皆圆；褚书则大字用方，小字用圆。"且不说他所评欧、颜用笔特点是否正确，他则是看出了褚书在大、小字之间方圆不同的特点。而这一点也是王书所没有的。清人《庚子消夏记》说："晋人无蝇头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动。"王羲之有小楷，虞、褚有蝇头小楷，这是事实。褚灵活运用魏晋笔法，形成他自己由方到圆的独特笔法，这与王书截然不同，于是写出这样严谨、茂密又疏朗行气之蝇头小楷，确有深厚功力。我们知道，褚遂良楷书曾师学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从清人的观点，而认为这三人没有楷书。实际上，公元348年，王右军特地给儿子王献之写过一部小楷《乐毅论》，作为习字范本。三百年后的641　年，也就是欧阳询85　岁高龄时，他也给儿子欧阳通写过一部极其精致的小楷《千字文》。这两部名作难道不是蝇头小楷吗？
　　4。薛稷及其书作薛稷（公元649-713　年），字嗣通，浦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世称"薛少保"。薛稷嗜学，又多才思，善诗能文，精于绘事，人物、花鸟高标一帜，为初唐画坛大师。他还精于书画鉴宝。因为他的外祖父是名臣魏徵，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书法家均为至交，所以家中收藏甚富。薛稷锐意临仿，书名大震。他的书法主要得力于褚遂良。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薛稷"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称。其字笔态遒丽，楷法精妙，唐代大诗人杜甫，写了一首《观薛少保书画跋》诗："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据传，他能作擘窠大字，这是他稍胜于前贤处，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载："薛稷书'慧普寺'三字，方经三尺，笔画雄健，在通泉寿圣寺聚古堂。"可惜这郁郁三大字没有保留到今天，让人们一睹风采。而留下的是可引以为自豪的《信引禅师碑》，是把褚字发展到极境的代表作品，故而被奉为"初唐四家"之一。《信行禅师碑》全称《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赵王李贞撰文，薛稷书丹。碑文颂扬了隋代高僧信行禅师颂佛传教的事迹。碑立于唐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也是薛稷57　岁时书法艺术达到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品。《信行禅师碑》瘦劲妍丽，疏朗挺秀，尽得褚遂良的法乳。《唐人书评》曰："薛稷书多攻褚体，亦有新奇。"董逌也谓其"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一家"。都说薛稷学褚而能自具风貌。不错，《信行禅师碑》既有骨气洞达、平稳宽博的形质，又有婉约多姿、清逸娟秀的神韵。运笔纤细瘦挺，构趯之处，常用侧锋顿出，有此碑遗意。结体疏朗宽松，虽没有褚字紧密，却显得胸襟开阔，落落大方。神态端庄冷穆，虽没有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那样婀娜多姿，却刚断果敢，清新淡泊，别具神韵。所以杜甫称赞其"书贵瘦硬始通神"，这种书风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同时也开启了"瘦金体"的先河。此碑原石已佚，现存清人所藏剪裱孤本也流入日本。
　　E　虞、欧、褚、薛合称"初唐四家"。世称"唐书尚法"，而初唐四家可以说是法书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颜真卿及其书作颜真卿（公元709-785　年），字清臣，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后迁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因曾任平原太守、鲁郡开国公，故世称他为"颜平原"或"颜鲁公"。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他勤奋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玄宗开元年间，他考取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由于秉性刚直，得罪宰相杨国忠，被贬出朝廷去做平原太守。他任太守时，遇上了安禄山谋反的大事件，"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县备。"（《新唐书》）当时唐玄宗正叹息："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得知颜真卿仍镇守平原郡，倍加称赞。接着颜真卿与其兄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领十七郡的兵马去讨伐安禄山叛军。安史之乱平息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开国公。鲁公在朝，刚正不阿，凡是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无不上奏，可是他的一片真诚之心，皇上却没有体察到，反遭奸臣的排挤与陷害，并被派往叛贼李希烈行营进行晓谕安抚，劝其归顺。颜真卿明知是奸权陷害，但他仍以社稷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直驱蔡州，以满身正气压倒叛将。但颜真卿终于身陷囹圄，被囚于龙兴寺里，临死之时，从容地为自己写了墓志、祭文，并挥笔书了一副草书对联"不忍金瓯缺，长怀玉露情"，以表白他捍卫大唐统一的洁白无瑕的忠心。最后，一代名臣、伟大的书法家颜真卿以身殉国。
　　颜真卿从小就酷爱书法艺术，及至二十几岁时，自觉书法长进不大，仰慕张旭之名，毅然辞去县尉的职位，来到京师张旭门下学书。张旭悉心指教，两年之后，颜真卿只略得笔法，但他为了谋生，又离开张旭了。至35　岁时，颜真卿又一次辞官再拜张旭门下学书，张旭更是悉心传授，告诉他："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并把钟繇的笔法十二意一一地解释给他听，著名的《张旭笔法十二意》就是他们这次讨论的记录。颜真卿除了从师张旭以外，对前代及唐初名家都下功夫学习。他取"二王"、北碑、欧、褚等艺术的长处，凝炼为自己的风格，独创一体，后人称为"颜体"。颜体的用笔融篆隶笔法于楷、行、草之中，其笔意无不蕴含着"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锥画沙"的奇妙，给人以骨力雄强、筋肉丰实之感。宋代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结体方正饱满，端庄严整，气势宽博。综观颜字，颜楷确是一种接近"全美"的登顶之书，"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
　　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胡震亨《唐音癸签》）
　　颜体书法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独特风格就是唐代风格的影子。宋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清王文治《诗书绝句》如是说："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颜真卿的书法与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文章、吴道子的绘画一样，都反映了唐代雍容壮美的文化风貌。颜真卿是继东晋王羲之之后书坛的第二颗最亮的巨星，他的一生，是壮美的一生。
　　颜真卿传世的书迹很多，碑刻、拓本和真迹有70　多种，这些都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稀世之珍。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就楷书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50　岁以前，是颜书独特风格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特点是清雄坚韧。代表作是《多宝塔碑》（44　岁作）、《东方朔画赞》（46岁作）。第二个时期为50　岁至60　岁，是颜书独特风格的形成时期。这时期作品最多，有《谒金大王神词题记》（50　岁作）、《鲜于氏离堆记》（54岁作）、《大字麻姑仙坛记》（63　岁作）、《大唐中兴颂》（63　岁作）等。第三个时期为65　岁以后，是人书俱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颜真卿把影响深广、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颜体"推入极致。代表作有《竹山堂联句》（66岁作）、《颜勤礼碑》（71　岁作）、《颜氏告身》（71　岁作）、《颜家庙碑》（72　岁作）等。此外，颜真卿的行、草书造诣也极高。其中《祭侄季明文稿》与《争座位帖》尤为奇绝。前者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后者与《兰亭序》并列为世之"双璧"，两帖都成为千古绝笔。
　　《东方朔画赞碑》全称《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十二月立，晋夏侯湛撰文，唐颜真卿书，此时颜真卿46　岁。碑刻于德州（今山东德州）。王羲之写过《东方朔画赞》，而颜鲁公再写《东方朔画赞并序》，两碑风格都以清雄为基调。宋苏轼评论说："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碑》最为清雄，字间栉比不失清远。"黄庭坚认为此碑"笔圆而劲，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长，盖崔子玉字形如此。"《墨林快事》认为"碑阴比《画赞》更大而笔尤丰伟，锋芒转换，一一如新"。苏轼还认为《东方朔画赞碑》是字字临王羲之《东方朔画赞》而来的。其实此碑是在平息安史之乱前夕这个特定环境下写的，不可能去临写王书《东方朔画赞》，只是此碑深得王书的笔意而已。颜真卿在碑阴记中说，为使此碑能长久保留下来，特意把字写得大些。而不计其工拙。此碑书法的运笔清劲而浑厚，笔墨酣畅淋漓，结体平整谨严、厚重而结实，字内大胆留白，字势满格，动有姿态。正如清梁。。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所说："其骨从欧出，而结体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满格而止，不使行间稍留余地。夫'展促方正，大小合一，各期满格'，此即是颜法也。"从此碑，可以看出颜字已遂渐成熟，"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审美标准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苏轼诗说："少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东方朔画赞并序》的出现，预示着书坛新的盟主时代的到来。
　　《麻姑仙坛记》　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唐大历六年（公元771　年），颜真卿63　岁时所书，并立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原刻于明时，毁于雷火，传世拓本极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现藏仅有何绍基递传之宋拓本。此记是当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游览麻姑山所写的游记。由于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叙事文章，颜真卿在写这篇作品时，因不受写神道碑铭时要求书体庄严的拘束，故笔下自然奔放，结体宽博，笔画圆转而遒劲。颜真卿书写此碑时，其书法艺术风格已臻成熟、艺术水平处在高峰阶段。细观此碑，可谓达到无法之"法"的境界。在用笔上，"藏头护尾"，中锋运笔，如他在《述法长史笔法十二意》中所说："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故其点画圆劲有力，富于立体感，且具有秀颖超举之灵气。在结体上，中间疏朗而外部茂密、左右对称，舒展宽博，字字如壮汉正面而立，懔然不可犯，似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颜公忠义风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而不免于惑神仙之说，释老之为斯民患也深矣"。所以清代康有为认为："鲁公诸碑，当以此为第一也。"
　　《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简称《颜君神道碑》。此碑立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系颜真卿71　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写的神道碑，碑文记述了颜勤礼的生平事迹。此碑四面刻字，现存两面及一侧。正面19　行，阴面20　行，每行38　字。碑左侧5　行，每行37　字。全碑共921　字。此碑自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著录外，元、明以后被埋入土中，鲜为人知，直至1992　年10　月才从西安旧藩廨库堂后土中发掘出来，碑已中断，但上下完好。后来移置西安碑林。由于此碑长久埋藏土中，免遭风化，字迹未损，故其拓本神采丰足，是学颜书的最佳范本。
　　此碑为颜真卿人书俱老时所作，是颜真卿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运笔上以逆锋起笔，中锋行笔；转折处或提笔另起，或使转"暗过"；钩法大都是蓄势回锋趯钩；从而写出了"折钗股"、"屋漏痕"、"蚕头雁尾"的笔画审美特征。与初唐诸家相比、颜书用笔提按鲜明，变化幅度很大，《颜勤礼碑》提锋时轻细如游丝，按锋时厚重如坠石，横轻竖重，使每个字都具有强劲的笔力和厚度，给人以浮雕般的立体感。其结体方正平直，上密下疏，这是颜真卿吸取了秦汉篆、隶书法以正面取势的创作经验和均衡对称的结构方式，并成功地运用于楷书之中。其重心平稳，外紧内松，显得丰腴雄伟，气象博大。在章法上遵循"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的结字原则，从而显得充实茂密，气势充沛，仿佛是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乐。综观此碑，端庄伟岸，雍容雄秀，高古苍劲，气势磅礴。与秀媚的《多宝塔碑》、清劲的《东方朔画赞碑》、浑穆的《鲜于氏离堆记》等相比，此碑更具颜家风范。正如陈振濂所说："面对王羲之的清秀婉媚，他提出雄强浑厚；面对魏晋风度的潇洒俊逸，他提出端庄凝重；面对两晋南北朝的书风不是轻盈即是粗拙，他提出沉稳而严整；'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古来审美理想，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丰腴和筋肉饱满。"这些正反映了唐代高品位美学的壮美风格。
　　《祭侄稿》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颜真卿50　岁时书，白麻纸墨迹卷，纵28　厘米，横75　厘米，25　行，334　字，钤有"赵子昂氏"、"大雅"、"鲜于枢"等印，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影印本。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北方多数郡县迎降于安禄山叛军，只有颜真卿镇守的平原郡依然完好，这时颜真卿的兄长颜杲卿也固守常山郡。次年正月，安禄山围攻常山，正当危急存亡之际，颜杲卿命其子季明在常山与颜真卿的平原郡之间做联络。后因常山粮尽水竭而陷于敌手，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执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死于贼刃的有30　多人。当官军收复常山，颜真卿面对在平叛战争中壮烈捐躯的爱侄的首梓，追数骨肉之惨，"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国仇国恨，澎湃于心，一气呵成写就此篇祭文草稿。通篇波澜起伏，时而沉郁痛楚，声泪俱下；时而低回掩抑，痛彻心肝，堪称一首动人心魄的悲愤诗篇。此稿的书法艺术境界极高，足与《兰亭序》相媲美，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
　　《祭侄稿》通篇书体纵笔豪放，一泻千里，一气呵成，笔走龙蛇，字字飞动。前12　行因是叙述个人身份和颂扬季明生前的情况，作者没有过多地考虑措辞，故书写时心情尚较平静，字也写得规矩、圆浑。至"贼臣不救"，尤其"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愤慨、悲痛之情进入高潮，字体逐渐打破原来的矜持规矩，显得忽大忽小，时滞时疾，错、舛之处也增多，神情呈恍惚之状。至末两行"视而有知，天嗟久客"特别是"呜呼哀哉，尚飨"，似无意于书，信笔所之。通篇笔法圆转而遒劲，笔画的横转笔轻而直弧笔重，中锋用笔，锋含画心，随行笔时的笔锋方向的转换，笔画呈现出绞动之势，笔法刚劲、圆健，有力透纸背之势。元代陈深评此稿书法："时而遒劲，或杂以流畅，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在使转时，以中锋的圆转笔为主又杂以方折笔，浑厚中时带劲挺，既有篆籀中锋圆笔的余味，又时渗入刻石刚劲的效果。清代康有为对此稿特别赞赏，他认为此稿"比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这正道出颜真卿行草艺术的特点，一是用笔用墨非常奇特；二是无意求工，信笔而书，自然朴实；三是动有姿态，神情毕现。颜真卿行草书的这种圆健浑厚的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方劲秀逸的行草书风格迥然不同，从而开创了独辟蹊径的行草风格，成为后世书法界的楷模。
　　6。柳公权及其书作柳公权（公元778-865　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为人耿介刚正，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他因擅长书法，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于宫中。穆宗是个昏君，却也附庸风雅，有一次竟向柳公权询问笔法。柳公权想起平时穆宗荒纵无度、不理朝政以致民不聊生、朝野不满，而又深感位卑言轻，无法进谏的境况，于是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为法矣。"一句话戳到了穆宗的痛处，立时"改容，悟其以笔谏也"。这件事说明，柳公权是风骨凌然的君子，在封建社会里，不惜冒杀头之罪，敢于向皇上笔谏。同时也说明思想修养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在中国书法史上被传为"笔谏"佳话。柳公权为人耿直成就了他书法上一种铁骨铮铮的独特风格。
　　《旧唐书》云："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他学"二王"，后参以初唐欧、虞诸家笔法，特别受益于颜书，但能自创新意。他学颜字，吸取了颜楷结体的纵势和钩、挑、捺的写法，却避开了颜楷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学欧、虞楷书，主要吸取其结体紧密的特色和横画的写法。同时，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像刀切一样爽利森挺，最后形成刚劲峻拔、端庄严谨的自家风格，世称"柳体"。故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董其昌云："柳尚书竭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都说明他师古而不泥于古，力求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柳书是继颜书之后，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的书体，两书并称为"颜筋柳骨"。柳公权传世墨迹甚丰，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福林寺戒塔铭》、《送梨帖题跋》、《度人经》、《阴符经》、《清净经》、《心经》、《寄药帖》、《官相帖》、《检领帖》、《兰亭帖》、《蒙诏帖》、《李石神道碑》、《苏夫人墓志》、《苻璘碑》、《李晟碑》、《高元裕碑》等数10　种，代表作为《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兰亭诗帖》。
　　《玄秘塔碑》　全称《唐故左衔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立，裴依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字。楷书，28　行，每行54　字，原碑每行末尾均有两字磨灭，共计1200　余字。原碑现存西安碑林。
　　《玄秘塔碑》历来被称为书法"经典"，是柳公权的代表作，童孺学书的范本之一。《玄秘塔碑》之所以能在书法史上取得这样的地位，主要是它具有独特的风格。此碑具有楷书点画、结体的典范性。其用笔全系中锋正笔，方圆并用，逆起回收，起迄分明。其短横多粗壮，而长横则瘦挺舒长，状如伏舟，竖画顿挫有力，钩法回锋猛踢，撇轻捺重，于浑厚中见锋利，引筋入骨，寓遒媚于劲健。其"中锋行笔"、"藏头护尾"的楷法笔画，既合乎软笔书写的性能要求，又与书写能力的循序渐进相适应。此碑的结构布势，左右对称，中宫收聚，匀称适度，有矩可循，端庄俊丽，在严谨中具有开阔的气度。的确，此碑的结构颇为典型，严整平稳，荦荦大方，不失为学书的范本。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64　岁时所写，此时个人风格已十分成熟，故此碑表现出柳体端庄严谨、遒媚劲健的艺术特色。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云："此碑柳书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亦大变耳！"这是一个公允之论。筋骨显露是柳书的特色，也是它的短处，常因"露"而遭到不少人的非议。试问如果不露何以给人以斩钉截铁的感觉？露只要露得有变化，露得不板直，仍然是一种美，此碑正是在露中变化了粗细，变化了运笔，变化了结构。运用软笔，写出这样矜炼之硬字，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迷人之处和神秘之处，柳公权作为一位书法大家，落笔则千毫齐用力，艺术效果才这样显著。如果把柳公权放在楷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公权的影响之大，贡献之卓。唐楷承上启下，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极致。书法自甲骨、石鼓文始，至秦汉，东晋二王，至北魏，篆、隶、草、正已大体成型。而到了唐代，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兴盛发达，楷书承继前代的书法传统，柳公权又把它推向精谨工丽、端庄豪健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唐楷的历史地位。楷书至今仍为汉字的规范书体。这其间，柳公权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是谁也难以抹煞的。
　　柳公权的"笔谏"成为书法史上的佳话，他的"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观点在《玄秘塔碑》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故米芾赞"公权如休粮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把《玄秘塔碑》作为范本，不仅可以学习柳公权的笔法，还可以学习柳公权的高尚人格。
　　《神策军碑》　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刻于唐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是柳公权66　岁时所书，由崔铉撰文，由于该碑记述的是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书刻后被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原石已佚，只有宋贾似道旧藏拓本上半册传世，现藏北京图书馆。此碑作为柳公权的书法成熟后的楷书代表作，书迹苍茫浑穆，爽爽有神，摹刻极精，无异真迹。此碑将欧体的结字严密、法度森严和颜体的结体宽绰结合起来，并融入了方笔硬折的点画特征，因此，点画落笔斩钉截铁，棱角分明，运笔挺拔，方中带圆，那些点、横、撇、竖、捺、折、勾等都是逆锋而下，重按后提笔出锋或回锋，有一种铁骨铮铮的艺术效果。结体略呈长形，内敛外拓，上紧下松，呈现出一种端庄肃穆的气氛。此碑比早期所作的《金刚经》显得更加老到，比近期所作的《玄秘塔碑》更加整饬。从此碑我们可以看到柳公权对唐楷的总结，其技法可谓愈益精致、整饬而又爽爽有神，成为唐代楷书的珍品。故后世不少书家对此特别赞赏，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公柳博贯经术，正书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养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成一家。"明代董其昌则说："柳之书极力变右军之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这些正好指出柳公权的长处。
　　"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就是以此取胜的。当然，柳公权书法也不绝然是千书一面，他还有令人击节称赏的行书《兰亭诗并序》和《蒙诏帖》，更为柳公权的书法艺术增添了光彩。
●　　（二）草书"汉兴而有草书"，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草书是从汉代产生的，发展至唐代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东汉时的杜度即以草书闻名，后来崔氏父子从他学书，都以草书见称。以后又出了个张芝，也以草书闻名。史载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遂"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被称为"草圣"。《书断》载其"学崔杜之法"，"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如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无穷"。到了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时，今草更趋成熟，纵逸飞动，如《十七帖》、《鸭头丸》、《中秋帖》就是很典型的今草了。今草的发展历经东汉张芝、东晋二王来到唐代，张旭、怀素又把今草推进一步，创造出"狂草"，孙过庭、贺知章则继承二王的风格，从而形成了以张、怀和孙、贺为代表的两派草书风格，自此，章草、今草、狂草遂并行发展，流传至今。
　　1。孙过庭及其书作孙过庭（公元648-703　年），字虔礼，富阳（今浙江富阳）人，自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由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重视士族，而他出身寒微，得不到进身的机会，虽曾当过府录事参军，又因为人忠信实显，得不到朝廷的信任，有时竟弄得贫病交迫，凄苦万分。但面对生活的种种逆命却不为物累，恬然养心。可见其人品是极高贵的。他曾自言："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并与当时一些著名书法家交往甚密，悉心研究书法艺术20　多年，他的书法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了。正是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而热衷于书法，潜心著书立说，才写下了《书谱》这一伟大著作。可惜的是，他因暴病而过早地去逝。陈子昂曾深为悲叹："呜乎！天道岂欺也哉！而已知卒，不与其遂，能无恸乎！"同时他又称赞他的书法："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
　　孙过庭工正、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传世的作品除了一些墨迹和帖刻之外，最可靠也是最精彩的就是草书《书谱》，文书俱绝，充分体现出孙过庭的意义。
　　《书谱》　是一篇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论书法艺术的文稿，长达9　米，墨迹纸本，351　行，凡3654　字，是一篇草书手稿。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书谱》是在孙过庭学有成就的盛年即40　岁后写成的，深得"二王"及陆机《平复帖》笔意。米芾《书史》云："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若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反复察其结法，空旷而完密，气力实有过人。拟之数过，盖能尽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规矩而弊于拘束，雕疏为甚；'而东晋士人'以下千余言，渐会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飞之乐，至为合作；'闻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则穷变态，合情调，心手双畅。然手敏有余，心闲不足，赏会既极，略近烂漫。是故吴郡语虽过分，然使稍存谦抑，不尽所明，则枢机永秘，希风无从。草法如线，艺林实载其功矣。"这两段话，对《书谱》之书法艺术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此帖空旷完密，气力过人。洋洋洒洒三千六百余言，从书法艺术变化方面来看，可分为4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篇七八百字，受成规所羁，显得有些拘束，故不少字故意雕琢甚至个别比较呆板。第二部分是从"而东晋士人"开始的一千多字，他书写时心情渐渐放开，字写得流速不羁，气势宏阔，渐入佳境。第三部分是从"然消息多方"开始的七八百字，他越写越快，思逸神飞，姿态变化无穷，达到心手皆忘的境界，此时将草书艺术之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第四部分是从"闻夫家有南威"至篇末，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速度也渐渐放缓，心手双畅，书风烂漫。从《书谱》的书法艺术上看，我们可知孙过庭的草书艺术是完全继承"二王"今草的，它创造了从王羲之而下的各种各样的草书笔法、墨法和章法，简直就是"法"的大全。草书中含有隶意又字字独立而不相拈连的称为章草。没有隶意而上下字不相拈连的称为今草，字字相连又钩连缠绕且尽兴挥洒的称为狂草。章草难学，狂草难认，学草书基本是从今草开始学起。孙过庭的《书谱》，向来被公认为学习草书的极好范本。在理论上，《书谱》是研究书法的人所必读的文字。《书谱》具有高度的审美境界，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两个方面对学书者均有裨益。
　　2。贺知章及其书作贺知章（公元659-744　年），字季真，又字维摩，号石窗，晚年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贺知章少时以文词知名，一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及《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成了千古吟咏不绝的名诗。他的诗以绝句见长，著有《贺知章集》。开元（公元713-741　年）中，贺知章任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迁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史称"贺秘监"简称"贺监"。但由于贺不热衷仕途，晚年还乡出家为道士，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贺知章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书法家。其人其书均体现出"狂客风流"。他性格旷达，爱好喝酒，喜欢交游，善于谈说。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两人一见竟成了忘年之交。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中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又在《送贺宾客归越》中说："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与《黄庭》换白鹅。"为人为书狂放风流，有如王羲之写经换鹅一样。贺与草书大家张旭也是忘年之交，杜甫称他为"酒中八仙"之一。他与张旭一样爱喝酒，爱醉后著文，爱醉后作书。《会稽志》云："贺知章尝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女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鸟飞，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贺知章善于草书，笔力遒雄，纵情而书，运笔如飞，神采奕奕，给人以磊落不羁的印象。《述书赋》评价他："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雍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诗赞其书："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龙虎腾。。偶因独见空惊目，恨不同时便服鹰。"这都赞美贺知章的书法具有天真烂漫之美。贺知章一生所创作的书法作品颇多，可惜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仅有一卷草书《孝经》墨迹。
　　《孝经》　墨迹纸本，草书，共32　行，417　字。宋代有两拓本，现藏于日本皇宫，国内仅有影印本。此帖与孙过庭的《书谱》一样，继承了二王草书艺术的法度和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芽了新的书风。此帖"尖锐的笔锋在激烈地跳荡着，侧笔刷扫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形态则是从整体章法到局部架构，无不是一种精巧、华美的平衡感和对比度"。在无懈可击、令人叹为观止的技巧中，我们可以看到《孝经》的格调"是一种不安现状、思得一抒积愫的明晰的心态表现"。①然而，贺知章这种不安现状的创作心态却无法以新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直到他的酒友、诗友和书友张旭才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成为草书大家。但是我们不能抹煞《孝经》极高的艺术成就，它可谓唐草中今草与狂草的桥梁之作，从此以张旭为代表的狂草风靡书坛。3。张旭及其书作张旭（公元689-759　年），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县尉，后任右率府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张旭是一个奇人逸士，他为人潇洒不羁，豁达大度，才华横溢，学问渊博，与李白、贺知章是好朋友。李白诗赞其："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张旭的楷法精深，尤擅狂草，其书逆笔涩势，连绵回绕，体态奇峭狂放，是王羲之之后又一新风格，有"草圣"之誉。在当时，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和斐旻的剑舞合称为"三绝"。他跟楷书大家颜真卿也有密切交往，并传授颜真卿笔法，他告诉颜真卿用笔之法"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使颜真卿深受启发，以后便成了大书法家。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奔而后下笔，书法越发奇绝，有时竟以头发濡墨而书，等到醒来一看，连自己也觉得神妙无比，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好作品，正因为他的性格、行为和书法风貌是如此的颠狂豪逸，所以人们称他为"张颠"。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一诗中说他："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颀在《赠张旭》诗中描绘他："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描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草圣"张旭狂放倜傥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
　　张旭的书法艺术也是从学"二王"开始的。他得其舅父陆彦远传授，彦远得其父陆柬之传授。陆氏父子都是初唐名家。陆柬之又传自其舅父虞世南，虞世南师法智永，为"二王"谪传。从传世的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来看，完全是虞、欧一路的写法，极其端正严谨，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黄山谷称誉他"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如果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的话，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了不起的书法上的创新与发展了。他在继承"二王"今草之术的基础上，又法接张芝狂草之艺，独创了"一笔书"，奇状谲态，纵横跌宕，气势雄强，一变东晋以来温雅妍美的书风。据《新唐书》本传记载，他任常熟县尉时，有一老人来告状，等他写下判词后，便高兴地拿着状纸离去。但没过多久，那老人又来告状了，当张旭责备他不该常常扰乱官府时，他方吐露真情，"我是爱好你的书法，意欲收藏，别无他故。"张旭便问他有些什么藏品，老人拿出他父亲的遗墨来。张旭一看，认为是"天下奇笔"，"自是尽得其法"。张旭不仅从笔墨间学习，而且还从生活中悟得。他曾自言，始见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而使他深受启发，从而获得极大成功的，是公孙大娘的《西河剑器舞》。杜甫诗中有这样的描写："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末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公孙大娘这种剑器舞的节奏迅速、动作强烈、变化不羁、气势磅礴的特点被张旭吸收了，他的草书也变得"豪荡感激"起来。豪荡，豪放不羁；感激，意气风
　　①　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81　页。发。亦即窦臮《述书赋》所谓："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兴有余"；米芾的《海岳书评》所谓："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董逌《广川书跋》所谓："惊雷激电，变怪杂出。气蒸烟合，倏忽万里"。可见其节奏之迅速，动作之强烈，变化之不羁，气势之雄壮，一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张旭自己说他的草书是从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得其神"。张旭创造的这种狂草，更重要的是得之于他那非凡的性格和怀抱。正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所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韩愈这段话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对张旭狂草艺术的深刻理解。张旭的狂草不仅仅是一种技艺，他已经而且把狂草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达书家的思想感情的高度。其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内■外拓，千变万化，神采奕奕。观其书，充满音乐的旋律、诗歌的激情、绘画的色彩、舞蹈的动态，展示了他那充满灵感的艺术创作心态，充分发挥了形象思维与艺术联想的特点，因而达到了神奇的境界。张旭的独特书风堪称前无古人。
　　张旭传世书迹不多，除楷书《郎官石柱记》外，其余都是草书作品，有《自言诗帖》、《肚痛帖》、《晚复帖》、《千字文断碑》、《酒德颂》、《古诗四帖》等。
　　《古诗四帖》　墨迹，五色笺纸本，共40　行，188　字，现藏辽宁博物馆。《古诗四帖》是张旭狂草书的代表作。共录古诗4　首，前两首为北朝庾信的《步虚词》、描写的是道家生活，"飘摇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花"，"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筒，大火炼真文"。后两首为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与《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诗云："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哗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繙。""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此帖是张旭有感于诗人所描写的道家隐居生活，而以"挥笔如流星"的抒情方式所书写的。其用笔融入篆书笔法，逆锋使转，无往不收，如锥画沙，圆劲洒脱。其刚柔相济、顿挫使转、内擫外拓之变化，极其丰富而神出鬼没，令人目不暇接。通篇宏观，其笔画线条呈现出一派飞动狂逸、急如流星的气象，其章法布白大块与小块、黑与白的对比强烈，而总体上又相互制约，顾盼生情，浑然一体，仿佛弄舟于狂浪惊涛之中而神态自若，充分流露出"雨夹雪"式的自然美。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空灵美和虚静美。《肚痛帖》　单刻本，共6　行，30　字，宋嘉祐三年（1058　年）刻本，现藏西安碑林。此帖是一则医案，内容为"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命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因首行有"肚痛"二字，故以此名帖。本帖为狂草著名法帖之一，历代评价甚高，认为怀素以《圣母帖》最为著名，张旭则以《肚痛帖》最为著名。明王世贞称张长史《肚痛帖》"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此帖用笔以雄浑的中锋为主，间以侧锋，方圆并用，顿挫转折强烈。其线条筋力弥满，又间用了大量回环圆弧形线条，给人以活泼飞动的美感。同时，由于字与字之间运用了稳与活、粗与细、大与小、润与枯等多种对比形式，造成空间布局上节奏张弛快慢，千变万化。透过此帖，可以看见张旭抒发自己此时此刻因身体不适，而内心不可遏止的激情的过程。那萦回缭绕、起伏迅捷、飞旋奔泄的笔姿线条，正是一首激越而带有伤感的心曲。这种瞬间灵感的律动，也同样表现在李白身上，他与张旭一样是浪漫型的、一样是创造型的。在这两位伟大的天才艺术家面前，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成抒情，一切自然事物的存在都成为艺术家动荡情感的发展轨迹。他们的精神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4。怀素及其书作怀素（公元725-785　年），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人。自幼出家为僧，世称沙门怀素、释怀素、僧怀素、素师，为玄奘三藏法师之门人。他的悟性极佳，精通梵文，"颇好笔翰"。初学书时，由于家境贫穷，买不起纸张，便在寺庙附近种了上万棵芭蕉，以供挥洒，并将居住处取名为"绿天庵"。他还做了一个圆木盘和一块板子，在上面写字，日子长了，竟将木板、木盘磨穿了。他把所用笔头退下后，日积月累竟成为一座"笔冡"，可见他的刻苦用功。怀素好饮酒，每当酒酣兴发，见到寺壁、院墙、衣服、器皿，无不书之，所以，人们称他为"狂僧"，他的字被称为"狂僧书"。
　　还在青年时期，怀素的书法在长沙一带已有相当大的名气了。但他自己却远不满足，认为功力还不够深，学识也不够广，离书法之堂奥尚远。因此，他萌发了外出寻求名师指点的念头。于是"担笈杖锡，西游上走"，来到京师长安，希望能拜"草圣"张旭为师，而张旭却早已回故乡吴郡去了。但他仍有幸结识了时为殿中侍御史的颜真卿，并找到了他的表兄邬彤。颜真卿和邬彤都曾得到张旭亲传，怀素便从他们二人探求"草圣"秘诀。邬彤告诉他张旭老师曾对他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怀素听了，高兴得连叫几十声"得到了！得到了！"后又将"古钗脚"的秘诀传给他。怀素接着又去向颜真卿求教，颜真卿对他说："草书一道，必须在师授之外，自己有所领悟，不知你表兄有否？"怀素答："古钗脚是他的体会。"颜真卿又问"古钗脚何如屋漏痕？"怀素一听，激动不已并跪下表示感谢。颜真卿接着又问："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呢？"怀素答："贫僧观夏云因风变化，奇峰迭起；又见墙壁坼裂之痕，无不自然。"颜真卿听后对他大加赞赏："草圣之妙，代不绝人。"显然对怀素已是以张旭传人相期许了。求教完毕之后，怀素又返回他的家乡长沙，继续刻苦钻研书法艺术。
　　对于怀素的草书艺术，历代评价甚高。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怀素在零陵时，李白曾和他相遇，观看了他的狂草书并作《草书歌行》一诗赞之："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嶂书题遍。。。"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怀素又来长安。此时，盛唐巨星多已逝去，出于对盛唐的怀念，出于对他们的怀念，出于对草圣张旭的怀念，颜真卿、张谓、苏涣、任华、戴叔伦等人特别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写了很多赞颂他书艺的诗歌，使怀素在长安轰动起来，名气比张旭还大。如戴叔伦在《怀素草书歌》中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变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尔时为我称健笔。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而壮丽就枯涩，龙蛇盘腾兽屹立。驰象聚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着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奇状翻合宜。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怀素的狂草承张旭而有所发展，兴到之时，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变化莫测而又法度谨严，故称为"以狂继颠"。他与张旭齐名，世称为"颠张醉素"。怀素一生留下了很多书迹，《宣和书谱》载其狂草书迹一百零一帖，现有《食鱼帖》、《论书帖》、《苦笋帖》、《自叙帖》、《圣母帖》、《藏真帖》、《千字文》等，对后世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叙帖》　墨迹纸本，草书，纵29　厘米，长755　厘米，共126　行，698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怀素中年时所书，真迹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
　　《自叙帖》是怀素狂草的代表作。怀素在此帖中自述学书的经过，以及一些封建士大夫对他的书法艺术的评价，内容非常丰富。第一部分简述他来长安之前学书和创作的情况，和初到长安时的所见所闻。这段书法行笔舒缓，如行云流水，飘逸自如。第二部分叙述他虚心向楷书大家颜真卿求教，而颜真卿毫无保守地传授秘诀，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为他书《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在这一部分里，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段书法，由平稳趋向激动，笔势渐趋狂放，笔飞墨舞，回环缠绕，如夏云因风，变化万状。第三部分写的是人们对他的草书艺术的高度评价，凡是人类社会、大自然以及神话世界中最能表现轻捷、矫健、疾速、雄奇、有力的形象，都用来形容他的草书艺术。这段书法更是狂态毕露，痛快淋漓地尽情挥洒，如狂风骤雨，走虺惊蛇，气势磅礴。最后落款，在高潮之后戛然而止，余味无穷。综观全篇，其刚健的笔力、飞动的意趣、纵肆的结构，合成《自叙帖》书法的艺术特色，即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怀素进入颠狂状态的创造美。
　　《苦笋帖》绢本，墨迹，2　行，14　字，钤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项子京家珍藏"、"乾隆御览之宝"等鉴藏印记，现藏上海博物馆。
　　《苦笋帖》是怀素致友人的一通短札。对其原迹，乾隆曾释文作"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白。"《苦笋帖》是怀素处于其艺术嬗变的期所写的。明项元汴的《跋》云："《若笋》一帖，其用笔婉丽，出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之外。畴昔谓之狂僧，甚不解。其藏正于奇，蕴真于草，含巧于朴，露筋于骨。观其以怀素称名，藏真为号，无不心会神解。"在《苦笋帖》里，可窥见怀素沉厚的传统功力：结体开张雄阔，用笔多篆籀意，圆浑自如，显然深得张旭、颜真卿三昧。而笔致坚实，顿挫停匀，则分明是二王风规的遗韵。通篇看来，点画粗细、浓淡对比强烈，结体大小、正斜错落有致，在紧紧围绕通篇重心与气势的前提下，每个字的个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通篇章法又是那样的和谐统一，所谓"无法有法"，正是怀素书法超迈的艺术境界。
　　从《苦笋帖》和《自叙帖》的艺术特色看，怀素成功的奥秘是"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怀素语）；"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许谣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时"（戴叔伦诗）。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家志在创新，艺术史才能不断刷新。怀素与张旭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达到如狂如颠的地步，创造出表现自己深层意识的艺术境界来，这是盛唐高扬自我的浪漫精神造就的结果。怀素的狂草艺术，是"盛唐之音"的最后一曲浪漫天真、热情奔放的高歌，它将久久地回旋在后世书坛的上空。
　　（三）行书所谓行书，古人已有很多论述。"行书之体，略同于真。"①"（行）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②"不真不草是曰行书。"③"行出于真。。便于挥运。"④这是很好的定义。
　　行书在篆、隶、楷、行、草中是最年轻的书体，它产生于东汉时代，相传为刘德升所创。但《四体书势》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文字志》曰："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无常善行押书是也。"钟繇的三体之一的"行押书"就是指行书，可见他是行书的创始人。行书繁盛于晋代，尤以王羲之父子"并造其极"，把行书艺术推向顶峰，留下千古不朽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到南北朝，楷书碑版逐渐取代行书的位置。到了唐代，行书虽稍逊于楷书和草书，但因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爱书法，尤其对王羲之的书法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当太宗得《兰亭序》真迹后，命冯承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诸人临摹之，于是有了历史上的神龙版本，于是有了以《兰亭序》为基调的行书书风，大有晋代行书风韵再现之势，遂产生了一大批行书名作，如欧阳询的《卜商读书帖》、《张翰思莼帖》，虞世南的《汝南公金墓志》，褚遂良的《枯树赋》，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柳公权的《蒙诏帖》、《兰亭诗》等，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专事行书的书法大家，唐太宗、李邕、陆柬之、杨凝式等人便是。
　　1。唐太宗及其书作唐太宗，名李世民，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　年），卒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唐高祖李渊之次子。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古人称赞他"文治武功"，"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他以武力夺取天下后，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发展经济，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同时，他致力于文化建设，重视文学艺术，促成了文化盛世、尤其是书法盛世的出现。唐太宗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帝王书法家第一人。他酷爱书法艺术，珍视书法人才。即位后设置弘文馆，准许爱好书法或有写字素质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弘文馆，弘文馆成了最高的书法艺术大厦。为了方便入馆学习，他指令虞世南与欧阳询在馆中负责指导工作。他最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命冯承素、褚遂良、虞世南等大书法家临摹《兰亭序》，把唐代重书法、爱书法、崇王体推向了高峰，至今仍传有冯、褚、虞的三种《兰亭》摹本。另外，为了纪念三藏法师玄奘西行印度取回众经，他亲自作序，命弘福寺僧怀仁从王书中集出所需之字，摹勒上石，开创了书法史上集字立碑的先例。唐太宗不仅是一个书法艺术的鉴赏家、收藏家和促进者，而且还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的书法家。他常以真、草二体书写屏风，笔力遒劲，群臣叫绝。他创作过很多作品，其中以《晋祠铭》和《温泉铭》最为出色。他把这两个行书墨迹刻入碑，成为书法史上第一个将行书字体刻入碑版的创始人。《晋祠铭》书体
　　①　唐虞世南《笔髓论》。
　　②　唐张怀瓘《书断》。
　　③　唐张旭《六体书论》。
　　④　南宋姜夔《续书谱》。
　　活跃倜傥，神气浑劲，字里行间，充溢着唐代建国时整个上层统治阶级勃勃向上的生气和踌躇满志的神态，太宗将时代的氛围注进了自己的艺术作品。这是太宗长期心摹手追王书的结果。正如他的书论所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作意，是以果能成也。"①《温泉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撰并书，原石在陕西温泉，久佚。有唐拓本，装裱已残，计存345　字，末尾有墨书"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一行，系拓于初唐。原藏敦煌石室，后被法国人伯希和掠去，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此铭北宋刻《绛帖》"后十卷·第二·太宗书"自铭曰从"岩岩秀岳"起，至"芳流无竭"止，共128　字，称《秀岳铭》。清代吴荣光又转摹入《筠清馆帖》。近代俞适存题此铭唐拓本云："余初见《晋祠铭》，爱其字体奇古，遂得旧拓数本；继见筠清馆所刻《秀岳铭》，尤深契悦。因欲见其祖石本，更求之绛州帖（《绛帖》）中。今见此本，举昔年之结爱，悉移集于此。因知《晋祠之转折，已属钝锋；《绛州》之再传，更失真意。此则锋颖如新，夭矫不可方物，太宗之书，于此叹观止矣。当时如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后来米襄阳窃取其形貌，竟以成家！然举以拟似，则婢学夫人，终损者气为之沮。此之不逮，时代为之乎！学识为之乎！艺事虽小，亦受诸天，固未容相强也。"这些话虽不免有些偏颇，但细观此铭，笔势圆劲流丽，中锋运笔，疾迟交互。通篇在雍容和雅之中更显剑戟森严、凛然可畏之气势。太宗作书，他主张"惟求骨力，形势自生"，故此铭洒脱自然，抑扬流转，骨力浑厚，劲整奔放。这是太宗将自己的英迈气度、雄强精神化入书作之中，具有一般艺术家难以企及的独特意志和光彩。唐太宗作为开国帝王，日理万机之余竟能精研书法艺术，而且在书法艺术上有新的创造，其所作出的贡献令人不能不在中国书法史上大书一笔。
　　2。陆柬之及其书作陆柬之，生卒年不详，江苏吴县人，初唐大书家虞世南的外甥，官至太子司仪郎。书法早年学其舅，后学"二王"，卓然成家。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云："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呈姿，刚节则鉴绝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陆与虞、欧、褚齐名，并称"四子"，可见其书名之大。陆的书法特色是"鉴绝执操"，与虞之逸气、欧之雅度、褚之绰约殊趣同质。陆善正、行、草，尤以行书著称唐代，可惜他的书法遗迹传世者甚少，只有西晋陆机的《文赋》一卷留给我们。
　　《文赋》行书，纸本墨迹卷，据《石渠宝笈》载：纵约26.5　厘米，横约367　厘米，144　行，凡1658　字。今有"河东李倜士弦章"、"拟晋山房"、"乾隆"、"嘉庆"、"宣统御览之宝"等鉴藏印记。卷前引首有明代李东阳篆题"二陆文翰"及沈度隶书"陆机文赋，陆柬之书"。帖后名款已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赋》为西晋书法家陆机的名著，可惜陆机只留下《平复帖》，而没有留下《文赋》墨迹。《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极其深远，柬之面对远祖的宏文，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予以书丹，文章、书翰遂称双绝，历代书家均视此卷为瑰宝。元揭傒斯跋云："唐人法书，结
　　①　唐张彦远《＜唐朝叙书录＞引》。
　　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惟见此卷耳"。陆柬之此帖结体方整，笔力遒劲而温润，行间排列疏密由之，大小浓淡，轻重疾徐，俯仰跌宕，皆取法于王羲之的《兰亭序》。其转折处方圆交替使用，以圆折居多。宋濂评曰："唐人之书，论者以其临晋，往往少之，殊不察其变化之妙也。柬之此笔，神俊超诣，尤非诸家所能及。"此话说得很准确。陆柬之学得其舅之圆劲，又得王羲之之神韵。今观传世之唐人行书墨迹，确实很少能超过它的。而王羲之的真迹已佚，后人学王羲之书法的笔法，大都从《文赋》帖入手，元代赵孟頫就是得力于此帖。我们看《文赋》帖正如陆机文中所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飘逸潇洒，宛如一幅典雅清丽之晋唐山水画，绝少尘俗，意境深远。
　　3。李邕及其书作李邕（公元678-747　年），字泰和，扬州江都（今江苏）人。著名学者李善之子。初为谏官，历任郡守，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命运坎坷的人。他从小就擅长文章，博闻强记，曾经增补改进了父亲的《文选注》，深受时人称赞。后来进秘书阁读书，学问更为长进，曾以渊博的学识惊倒当时著名学者、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于是被他们推荐当了谏官"左拾遗"。李邕所任官职虽小，可他性格耿直，而且"意气"很盛，敢于直言不讳，参倒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武则天的幸臣李昌宗兄弟。中宗即位时，任命术士郑普为秘书监，他觉得不妥，挺身而出，上书诤谏，因此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和明智博识而为世人所重视。后贬职在外，以卖文卖字所得收入救济贫困百姓。但最终遭奸相李林甫暗杀。李邕生前对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研究得很深，被称为"六绝"，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高适都以后学晚辈的身份与他交游。杜甫曾赋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赞颂他："忆昔李公存，词林属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倒。"诗人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热情赞颂和深刻怀念。
　　李邕学书法从"二王"开始，并广泛地吸收了"二王"与北朝诸家的优秀传统，而又能"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他擅长正书、行书，尤以行书艺术饮誉后代，有"书中仙手"之称。他的正书、行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宣和书谱》对其书艺进行了概述："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裴休见其碑云：'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大人之才术多不兼称：王羲之以书掩其文，李淳风以术映其学。文章书翰俱重于时，惟邕得之。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钜万余，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观邕之墨迹，其源流实出于羲之。议者以谓骨气洞达，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于实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为世之仰慕，率皆如是。"李邕是继楷法森严的初唐四家之后，专以行书艺术问世的，他从本质上一改王羲之以来的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沉、执拗不驯的艺术格调和游弋奔走、攲侧复又端凝的艺术风格，为盛唐新的书风的到来，吹响了号角，翻开了中国书法史上行书艺术的新篇章。李邕又是一位继李世民之后，唐代深具功力的行书入碑的大书法家。可以说，李邕的行书艺术是王羲之以后再变行书书体而崛起的又一座高峰。后世书家常把他同王羲之相提并论，明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清冯班说："右军如凤，北海如俊鹰"。"象"言其凝重，"俊鹰"言其猛厉，都是他的书法所具有的特点。他的用笔方圆兼施，遒劲刚健；结体内紧外拓，似欹反正，于凝重中具有流美飘逸的风韵。宋代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李北海的一些特点。元代赵孟頫写大字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体势，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翩翩自肆"的书法境界。如何学李北海呢？李北海自己曾说过"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的话。这是学习李北海书法，甚至是学习一切个性特点极强的书家作品所应注意的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学习李北海应重其革新精神和传统根基。李邕一生创作甚丰，有《李秀碑》、《叶有道碑》、《任令则碑》、《卢正道碑》、《娑罗树碑》、《大照禅师碑》、《少林寺戒坛铭》、《东林寺碑》、《法华寺碑》、《灵岩寺碑》、《麓山寺碑》以及《出师表》等遗留下来，其中最著名是《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
　　《李思训碑》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并称《云麾将军碑》，行书，立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李邕43　岁时撰并书。此碑共30　行，每行70　字。现存陕西蒲城县。明代杨慎在他的《升庵集》中评价此碑曰："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第一，其融液屈衍，行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细观此碑，用笔豪爽猛厉，起落争折，直多于曲，一点一画如抛砖落地，铮铮有声，行笔果敢简捷，笔笔铁画银钩，瘦硬通神。结体方正夭矫，笔势向外扩张，上展下放，左低右高，多呈欹侧之势，造形峭拔雄肆，恰似千仞绝壁，百年劲松，给人以气宇轩昂、风姿洒脱的感觉。正如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指出："李北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李北海的行书就是以豪健之气一改右军之秀逸，把唐太宗未能做到的予以完成了，从而把行书的发展推向又一个高峰。
　　《麓山寺碑》亦称《岳麓寺碑》，立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是李邕53　岁时贬谪途中所撰写的得意之作。碑正文行楷28　行，每行56　字。全碑从撰文、书写到刻石，都是李邕自己所作。碑额上篆书"麓山寺碑"四个挺拔、端庄的大字，也是李邕亲自书写。原碑现仍留存于湖南长沙岳麓公园里。
　　《麓山寺碑》是李邕书法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李邕书法的主要特点。此碑字字劲峭，神采夺人，用笔博采钟、王书体和北朝碑书之长，笔势凝重俊截，笔力浑厚雄健，结字纵横开合，取势与运笔墨法蕴藏着北方书派的风骨，大有压倒群山之势，为后世艺林所推崇。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其"钩磔波撇虽不能复寻，览其神情流放，天真烂漫，隐隐残楮断墨间，犹足倾倒眉山（苏轼）、吴兴（赵孟頫）也。"苏轼、赵孟頫作为大艺术家，为之倾倒的正是因为李邕用笔沉着流动耸挺的艺术效果。"神情流放"，依附于具体点画结构之中，此碑的神情就是通过线条本身形态和相互构建后所表露出来的既果断又活泼的本性和傲岸多姿的瑰丽色彩。无论是用笔、结字，还是章法、气韵，处处都焕发出凌厉劲拔、气宇轩昂、"前无古人"的崭新风貌。如果把它与《李思训碑》相比，艺术风格差别很大。《麓山寺碑》的笔画挺耸、随势右倾，充分表现出浑厚凝重的笔姿、奇崛多变的体势，标志着"书贵瘦硬"的时代的终结和盛唐气象的到来。难怪袁褒评李邕的书法艺术时说"北海专事奇崛"。《快雨堂跋》中也说："以荒率为沉厚，以攲侧为端凝，北海所独。"而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则指出："李北海书以拗峭胜，而落落不涉做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这里"奇崛"、"攲侧"、"拗峭"都是说李邕行书的字形的独特。他的字"形"不是那种"稳定的形"，而是存在于内力与外力互相冲撞又交融在一起的力场中的"不稳定又稳定的形"，它反映出李邕书法创作的鲜明个性。这正是李邕的艺术追求。所以他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告诫后学者不要一味模仿，步人后尘，而真正想有所成，只有创新。
　　4。杨凝式及其书作杨凝式（公元873-954　年），字景度，号虚白、癸已人、希维居士等，华阴（今陕西）人。进士出身。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官至太子太保，人称"杨少师"。杨凝式作为五朝元老，并非是一个庸庸碌碌之辈，而是一位有才华、有见地、有抱负之人。因此，在思想禁锢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五代动荡的朝廷之内，杨凝式在35　岁时便因直谏而不得不佯狂远祸，在衣衫褴缕、行迹自晦放浪的外表下深藏起激越不羁的内心，"杨疯子"的称号，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杨凝式以发疯来对待人生，以颠狂的行为姿态作为对抗黑暗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与颜鲁公的凛然正气、以死抗争不同，与释怀素的忘怀世故、寄情自然也不同，这是一个无可奈何之法，恰恰体现出一个深藏着正义感的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杨凝式以特殊的心态，颠疯的形貌，在书法艺术领域里踽踽而行，成为承唐启宋的行书大家，是唐楷向宋行过渡的关键人物。
　　杨凝式的书法师法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及二王，却又抛开了唐书严整的法式，以一种无法无度、天真烂漫的抒情写意的面目出现。杨凝式与"颠张醉素"一样，特别喜欢壁书而极少写笺牍。杨凝式书壁时的精神状态，也与张旭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和怀素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十分相仿。然而，身处乱世、心情郁闷的杨凝式，毕竟与身处盛世、情绪昂扬的张旭、怀素不同。张、怀书壁是使酒任性，在热情奔放之时，觉得"吴笺蜀素不快人"，而"书于高堂三丈壁"，这才如痴如狂。杨凝式是避俗遁世而不可得的情况之下，借书壁的方式佯狂，宣泄心中的苦闷。杨凝式"素不喜尺牍"，他的"淋漓快目"的书迹都是题写在寺庙墙壁上的。陈思《书小史》载："西洛寺观二百余所，题写几遍"。《旧五代史·杨凝式传》里也说："洛川寺观兰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因长年经受风吹雨打日晒，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而留下来的几件作品，倒是他"不喜"之"尺牍"，有《韭花帖》、《夏热帖》、《神仙起居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等帖，米芾称其书"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从这些传世的作品看，杨凝式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是深谙书法艺术基本功的重要性的。他有强健的笔力，敏锐而精确的造型能力，以及有适应和创造千变万化的视觉空间的非凡本领。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有诗赞道："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下笔便到"四字，概括了杨凝式"稳、准、狠"的手腕功夫；一句"欲换凡骨无金丹"，更是为世人、也是为自己感叹，言语之间，唯独杨凝式才有那种"欲换凡骨"的灵丹妙药。故大书法家苏轼同样对杨凝式予以高度评价，将其与颜真卿并称"颜、杨"。
　　杨凝式作为五代的行书大家，他的传世墨迹中，《韭花帖》是一件最突出的墨宝，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经典性的巨迹。
　　《韭花帖》纸本，行书尺牍，墨迹，共7　行，63　个字，高26　厘米，宽28　厘米，是一通写在白麻纸上的信札。真迹于清末年间为罗振玉所藏，曾被印入《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不知下落。当时清朝内府以及台湾兰千山馆所收藏的，则都是后人的摹本。
　　《韭花帖》是杨凝式答谢友人的一封书信，信中所述他午睡起来，腹味舒适，恰逢馈赠韭花所作食品，十分可口，便执笔以示谢意。内容读来平实清淡，字也写得萧散随意。
　　《韭花帖》通篇字形工整，矫健爽朗，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方面是笔锋入纸如锥划沙般的劲利；另一方面，又出神入化地表现出笔墨间的神情顾盼。在用笔上，其中锋的健洁雄强以及提按顿挫间的笔势往来，大都采自《兰亭》一脉。尤其是气息的清远上，两者也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在结体上，《韭花帖》以其疏秀空灵代替了《兰亭》的端凝飘逸。在行距上，此帖更是独具一格，字与字间距处理上的大胆拓宽，使得他对于结字又流露出精创的安排，或密或疏、或正或欹、或拙或巧，或以文章留空，或以变幻取胜。疏朗虚白，相映成趣，不仅达到了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而且为新意境的诞生创造了契机。乍看《韭花帖》，仿佛觉得字里行间能容千军万马，但仔细一看，却并非如此，作者在黑白虚实处理上，独具匠心地通过字与字的呼应，行与行的映带，使得疏旷的布置藩篱完固，从而显示了一种白多黑少，以白醒黑，衬景开阔，气韵横溢的深远境界。宋代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都醉心于此帖，尤其是明代的董其昌，他在继承了《韭花帖》疏秀清朗之章法的同时，又夸张地融进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从而形成了"超然旷达"的董体书风。
　　杨凝式的书法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的《韭花帖》摆脱了庙堂碑石那种由于森严惊心而导致的人格异化，它清挺疏淡而更接近人生，传达给人们的是对人生往事的回忆和对现实世界的珍惜，婉约深沉的艺术语言，把人们引进了亲切而略带伤感的真实情绪之中。正如王文治在《论书绝句》中所赞道："韭花一帖重球琳，千古华亭最赏音。"与《韭花帖》出自同一机杼的草书《神仙起居法》帖，它继承了张旭狂草的笔法，但轻松自如而无任何自我表现和浮躁不安的痕迹。书法与文字内容暗合，都讲究道家养身修心之道。而《夏热帖》与《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却跟上两帖相反，一变纵深的结体为疏朗，使人的视觉世界从奇险的峰峦转移到豁然开朗的浩瀚大海。杨凝式正是以这样风格多样、面目不同的艺术语言，塑造了他的双重人格，留给后人以深思。
　　（四）篆隶篆以秦兴，隶以汉盛。
　　《续书断》说："自秦李斯以苍颉、史籀之迹，变而新之，特制小篆。
　　备三方之用，合万物之变，包括古籀，孕育分隶，功已至矣。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穷英撷华，浮功相尚，而不曾省其本根，由是篆学中废。"宋代朱长文这段话正道出了"篆学中废"这一历史客观现实。确实，自秦朝李斯之后，没有人继承其篆法加以发扬，只有到了唐代的李阳冰，才把篆书再次掀起高潮，使篆书延传至清代，以至现当代。李阳冰这一壮举确实伟大，不愧为一位大篆书家。《宣和书谱》赞曰："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李阳冰独步。"
　　隶书至唐代，已发展成为程式化极强的恹恹无生气的书体。但也有专事隶书的书家，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李隆基、梁升卿等人便是。其中韩、蔡、李、史合称为唐代隶书四大家。唐隶四家以韩、蔡之书见称，但蔡有邻、李潮之书流传下来的极少，后世难得一见，韩择木、史惟则二人尚有作品可寻。
　　1。李阳冰及其书作李阳冰（公元722-789　年），字少温，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据传为李白族叔，但年龄小于李白。他是唐代以篆书闻名的一代书法大家。
　　李阳冰毕生专攻篆书。初学李斯《峄山刻石》，后从《吴季札墓志》得到启发："变化开阖，龙蛇盘踞，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自此面目一新，独创一家。所以小篆圆活姿媚，神采飞动，劲利豪爽，骨气丰匀。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美"，"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之句，对他推崇备至。唐吕总在《续书评》中云："阳冰篆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钧，李斯之后，一人而已。"宋陈■《负暄野录·篆法总论》云："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擅其妙。尝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攲，故锋常在画中。"明赵■《石墨镌华》称赞李阳冰篆书"瘦细而伟劲，飞动苦神"。这些评论都指出李阳冰篆书中锋笔力运用特盛。这也就是李阳冰篆书的特点与优点。李阳冰对自己所创"玉箸篆"也非常自负，曾自言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从唐至元，他所得隆誉可谓无以复加。但是，清代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却批评李阳冰篆书说："笔法出于《峰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事实上李阳冰的篆书，是没有两周金文、石鼓文朴茂浑厚，也没有李斯小篆的圆融劲挺、结法险奇，更没有汉篆的方整刚劲。但作为小篆这种书体，到沉寂冷落了500　余年后的盛唐，却由李阳冰重新拈出，而且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他在当时的书坛上赢得了像稍晚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那样的赞誉，丝毫也不用诧怪。与李阳冰同时代及五代、宋、元的篆书书家都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他作为一座历史的高峰仍受到后代的景仰和膜拜。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李阳冰的书艺。他作为特定历史范畴中继往开来的杰出人物，其功绩谁也难以抹煞。《缙云城隍庙碑》、《怡亭铭序》、《李氏三坟记》、《谦卦爻辞》、《般若自题名》、《滑州新驿记》、《琴铭》、《听松》等书迹，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三坟记》为李阳冰的代表作，言阳冰必言《三坟记》，艺术价值很高。此碑由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刻于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碑高2.15米，宽0.93　米，两面刻，共23　行，每行20　字。原石已佚，现存于西安碑林者为宋翻刻。
　　《金石录》云："阳冰在肃宗朝（公元756-761　年）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暮年所篆，笔法愈淳劲，理应如此也。"细观此碑，用笔粗细圆匀，稳健自然，结构均衡对称，十分沉稳，线条秀美遒劲，冷峻而静穆，字字犹如秦陵严整之兵俑，不可随意涂抹与挪动，确实为他晚年所作。如果把它与秦篆笔法比较，此记圆弧笔画明显增多，将秦篆之上密下疏改为上下停匀，瘦细健伟。览此记，别有一番情趣，若山涧之流泉，若松间之明月，若江上之清风，徐徐涌入胸怀。清孙承清在《庚子消夏记》中云："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李阳冰的《三坟记》确实遒劲而又逸致翩然。
　　与《三坟记》同年而作的《栖先茔记》，用笔遒劲、开张，笔道丰茂厚实，体格有所不同，是为李阳冰有变秦小篆遗风，故求其真而葆其美也。"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嘴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有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上李大夫论古篆书》）而早于8　年所作的《城隍庙碑》，其用笔纯系秦刻石《峄山》的程式。再观他晚年所作的《般若台记》却有返朴归真的倾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从《城隍庙碑》到《般若台铭》，我们可以看到李阳冰之篆法有日新月异之猛进，致使书艺与时并增，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广川书跋》云："观阳冰篆千字，得书法三昧，虽规合矩应，不遁方圆，至其神明合离，殆无蹊径可蹈而循，固知与长史异者形迹之间也。书家以法相授，其律甚严，非心融神会，未尝以付。始求于法，终不参流，动如羚羊挂角，更无形迹，逮及游于法之外，斯可语成法矣。"
　　2。史惟则及其书作史惟则是唐玄宗朝代的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生卒年代记载不详。
　　他的原名为浩，惟则是他的字。唐玄宗时，他初仕伊阙尉，迁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后任殿中侍御史，故世称"史侍御"。他精研书法，特别是在隶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风格特点是发笔方广、字形峻美、进退有度、雁足印沙，从而成为唐开元年间的第一位隶书专家。唐窦臮在《述书赋》中说："史侍御惟则，心优世业，阶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应变，如固高而瞩远，俯川陆而必见。"史惟则传世的书迹不多，有《大智禅师碑》、《龙角山元元宫碑》、《庆唐观金录斋颂》、《李楷洛碑》、《大照禅师碑》、《舞阳候祠堂碑》、《刘飞造像记》、《凉国夫人碑》等。其中以《大智禅师碑》为代表作。
　　《大智禅师碑》亦称《义福禅师碑》，全称《大唐故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刻，严挺之撰文，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字。碑身高202　厘米，宽112　厘米。碑阳32　行，每行61　字，碑额3　行共9　字。碑阴比碑阳晚五年，即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刻，刻的是"大智禅师碑阴记"，阳成伯撰文，也是由史惟则隶书，27　行，每行9　字。碑末附宋淳化、宣和、金大宣、贞祐、明弘治年间的题名。此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书法苍劲庄严，颇具骨力。其结体用笔基本保留了汉隶特点，其章法布白也颇似汉代《乙瑛碑》，有疏有密，刚柔相济，大小变化，是标准的唐隶之一。但因"唐人尚法"，唐隶受到唐楷笔法和结构规范化的影响，故失去汉隶自然朴实的意味，其生命力也就大大不如汉隶。同时，由于受唐楷的影响，此碑也就明显地存在程式化倾向。如果把此碑与汉隶之不同艺术风格相比，就能很好地看出唐隶的风格特征，"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落，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化。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①3。韩择木及其书作韩择木是中唐时代的昌黎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叔父。他的生卒年代记载不详，只知他活动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0　年）。官至工部尚书、右散骑常侍，故世称"韩常侍"。韩择木也精研书法，师承蔡邕，以隶书著名，有"蔡邕中兴"之誉。《述书赋》说："韩常侍则八分中兴，伯喈（蔡邕）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类神都之冠盖。"韩择木隶书非常出名，远超"唐隶四家"的另外三人，赞美之词很多，有"庄重有法"，有"如龟开萍叶，鸟散芳洲"，有"如山东老儒，虽姿宇不至峻茂，而严正可畏"。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更是给予他以高度的评价："在唐中叶，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则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渐也。择木尤妙，名重当时，惟则可以亚之。"朱长文认为韩择木的隶书排第一，而史惟则排第二，这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得到证实。他传世的书迹不多，有《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叶惠明神道碑》、《桐柏观记》、《曹子建表》、《心经》等。韩择木的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和《荐福寺临大戒德律师之碑》。
　　《祭西岳神告文碑》立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韩赏撰文，韩择木隶书，凡22　行，每行15　字，共330　字，碑额有篆书"开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此碑现存于西岳华山。
　　《祭西岳神告文碑》基本反映了韩择木隶书的风格特点。其用笔以篆法入隶，如锥画沙，如折钗股，既显示出韩择木书法的深厚功底，又颇具笔墨趣味。其结体端庄平正，内敛外拓，给人以静穆稳定的感觉。细品此碑，其点画结构无不暗合《曹全碑》的审美特征，自然洒脱，波磔飞动而不轻佻，正如清代万经所说："不束缚，不弛骤。"与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相比，技法更显娴熟。加上置于华山上，长年经受风雨的剥蚀，又多增一分苍茫劲健之美。难怪宋代朱长文看了此碑后，把韩择木列于"唐隶四家"之首。《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此碑是韩择木写《祭西岳神告文碑》三十年后的又一代表作，韩择木经过这三十年的磨练，吸收了《张迁碑》的苍劲凌厉、《曹全碑》的妍丽清韵、《石门颂》的纵横逸宕，同时又融入他那充满中和之气的楷书笔意，从而形成一种清新而萧散的风格。观看此碑，字字骨力遒劲，端庄稳美，合规中矩。字形大小有变化，整体上和谐统一，基本脱离了唐隶的程式化。与其他诸多唐隶碑帖拉开距离，为我们研究隶书艺术的发展规律增添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此碑刻于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现存陕西泾阳县文化馆。
　　①　清万经《分隶偶存》。
　　（五）书学论著书论是关于书法的理论或著述。它是在中华文化思想中孕育而成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书法本身的范畴，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书论与书迹结伴而行、理论与实践互相观照，书法就繁荣昌盛，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所显示的一大特点。
　　隋朝统一南北，享国虽短，但在中国书法史上却是一个关键时期。隋代书论传世不多，有释智果的《心成颂》等。
　　大唐帝国国运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唐代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昌盛时代，而且也是书法理论大丰收的时代。书论撰写者之多，论述体例之丰，阐释内容之深，都是前代所没有的，也是以后的宋、元、明望尘莫及的。据史籍所载，唐代书论达一百余种。现在留传下来的有欧阳询的《八诀》、《传授诀》、《用笔论》、《欧阳率更三十六法》，虞世南的《书旨述》、《笔髓记》，李世民的《笔法诀》、《论书》、《指意》，孙过庭的《书谱》，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的《书议》、《书估》、《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蔡希综的《法书论》，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怀素的《自叙帖》，韩方明的《授笔要说》，韩愈的《送交闲上人序》，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林蕴的《拔镫序》，释亚栖的《论书》等等。
　　五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虽然出现了像杨凝式这样的大书法家，但五代书法的批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把它看作为宋代书论繁荣的准备阶段。
　　唐代书学论著非常丰富，其中著名的也很多，现试举几例。
　　1。第一部书学论著--《书谱》《书谱》是一部文书并茂的论书著作，是中国书论史上的杰出篇章。唐代大书法家、书论家孙过庭撰文并书。
　　关于《书谱》的篇幅，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书谱》最后一段说："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可是现存《书谱》就只有一篇，所以论者产生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今存《书谱》只是原书的一篇序言，故作《书谱序》；二是因原文中有"分成两卷"，且有"卷上"字样，所以认为它是两卷中的上卷，下卷已佚；三是认为今存《书谱》即为全文，因原文的内容和结构都完整，可能是由于屡经装裱而在中间断失"卷下"等字。但是，无论今存《书谱》为序言或为正文，为完帙或为部分，其理论价值并不因此而减低。
　　孙过庭从书体发展的总体趋势上评述了钟繇、张伯美、王羲之、王献之四家书艺的优劣，表现出他对书法发展观的深刻理解：书法的"质"与"文"的问题，即为内在美与外在美的问题；书法艺术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内在美，就是"质"，有志于书道者应在这上面下苦功夫学习。
　　孙过庭评价钟、张、二王的书艺，他最推崇的是王羲之兼擅各体。在他的书论中，他一方面强调辨体，即指出各种书体用途、特征、规律的区别。"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疏而畅，章务检而便。"（《书谱》）另一方面主张融汇贯通，重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他以"使转"、"点画"来分析真书与草书的异同，真书以点画作为外在的表现，以运笔的使转作为内在的精神，而草书则相反。然而"点画"与"使转"在字中是相关连的，"形质"与"情性"也是统一的。他认为只要在这两方面上下功夫，其书艺便能达到炉火纯青、左右逢源的境界。他称赞王羲之的字说："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可见他注重情感对书法的影响。但他又主张不必从书法形态上去区分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而应从书家的心理上去把握其实质，所以他说："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书谱》）至于人的性格与书风的关系，孙过庭在解释如何同学一家之书而各人面目纷呈，他以为书法的本原在创作者自身，而书法的气势波澜系于人心。所以对于书法创作的条件，他提出了五合、五乖的理论，认为作书者在心情既佳、笔墨精良、气候宜人的情况下，自然便触发起创作的欲望，这样产生的作品无不畅情达意。同时，他还主张融合各种风格，兼取其长，形成一种综合而协和的中庸之美。
　　孙过庭在他的书论中，还提出了自己对书法批评及鉴赏的看法。他指责了三种批评态度：一是人云亦云，一是倚老卖老，一是贵古贱今。他提倡在书法批评中应独立思考，要具有蔡邕识琴、伯乐相马那样见微知著、不为时尚所囿的精神。他认为批评的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书法创作中总结出规律，以期有助于现世与后代的学书者。因而在他的理论著作中贯穿着求实切用、理论指导创作实践的思想。
　　孙过庭的《书谱》博大精深，宏观论及书法艺术的法度与书人情性，微观至于点画与结构，充满了发展辩证的观点。《书谱》是中国书法史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历来被书家们奉为学习真草的圭臬。
　　2。书法品评专著--《书断》《书断》是评价书家和品鉴书艺的著作。唐张怀瓘著。
　　张怀瓘，是唐代开元年间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是一位很有独到见解的了不起的艺术批评家。他的著述很多，传世的有11　篇，最有价值的首推《书断》。
　　《书断》分上、中、下三卷，包括《书断序》、《书断上》、《书断中》、《书断下》、《评》五部分。
　　《书断序》是讲作《书断》的目的，要纠正前人书评的错漏，重新评价古今书法。《书断上》叙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等十种书体的源流和发展概况，对各书体的特点及书家的赞语，颇有远见，且文字优美，文质相辅。《书断中、下》把古今书家列为"神、妙、能"三品，神品25　人、妙品98　人、能品107　人，然后分别评论书家。《评》是全篇之跋语。综合论述古今书评家梁武帝、羊欣、虞和、赵壹、萧子云等评论的要旨。此《评》创稿于开元甲子年（公元724　年），脱稿于丁卯年（公元727　年）。《书断》引征繁博，资料丰富，作者自谓："不虚美，不隐恶，近乎司马迁之书也"，可见作者撰写此书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唐代张彦远所编的《法书要录》也辑录了这部书的全文，可见此书在唐代已得到重视。近人余绍宋对此书的评价也极高。
　　3。崇尚自然的书论--《述书赋》《述书赋》是品评书法家及其书作的著作。唐代窦臮著。
　　窦臮，字灵长，扶风（今陕西麟游县西）人，他大致生活在唐玄宗天宝（公元742-756　年）前后，曾任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刑部都官郎中等职。他是唐代天宝年间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其兄窦蒙在《〈述书赋〉语例字格》中说："吾弟尚辇君，字灵长，翰墨厕张、王，文章凌班、马。词藻雄赡，草隶精深，平生著碑志、诗篇、赋颂、章表，凡十余万言，较其巨丽者，有天宝所献《大同赋》、《三殿蹴踘赋》，以讽兴谏诤为宗，以匡君救时为本。"可见他在当时已文名显著。《述书赋》是他的一部代表作。《述书赋》二卷，综论历代书家，起自上古，迄于当时，共收录198　人，并及署证、印记、征求、保玩等等。其品题叙述，皆极精赅，书评而下，亦或有议。所注全凭史传，典切精当，颇为扼要。他自言："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并今朝自武德以来迄乾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备书之。"《述书赋》的论书宗旨是崇尚自然，主张任兴所适，不受规矩格法的限制，它体现了盛唐时代追求自然之美，反对矫揉造作的艺术审美趣尚。《述书赋》论历代书家，贵其能通乎自然。只有不忘童心，意在返回自然，排除世情，进入"忘情"的境界。与"忘情"相连的就是强调任兴所适，不受法度规矩所限，因而在《述书赋》评论具体书家之中，窦臮特别重视风流逸放一路。在《述书赋》中还涉及到了"真"与"美"的问题。所以，全面考察《述书赋》，我们可以看出窦臮的书论相当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述书赋》是道家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在书论中的体现。
　　4。权威的书学编著--《法书要录》《法书要录》是书学论著总集。唐张彦远编著。
　　张彦远（公元815-875　年），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出生在一个缙绅大族，高祖嘉贞相玄宗，曾祖延赏相德宗，祖弘靖相宪宗，有"三相张家"之称。张彦远博学能文，乾符中，官至大理寺卿。他精研书法，擅长隶书，在艺术理论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理论家。除《法书要录》之外，还有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历代名画记》。
　　《法书要录》十卷，编辑自东汉至唐元和（公元806-820　年）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34　篇，采摭繁富，精审有识。他自己在《法书要录自序》中说："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张彦远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关于书画同体的理论，开启了后代诸种书画相通的主张。同时，他又认为书画都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其创作过程是相通的。正如他在《论画六法》中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来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他的宏观艺术理论思想正来自于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在《法书要录》中，他编入了赵壹的《非草书》、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的《论书》、虞和的《论书表》、梁武帝的《论钟书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庾肩吾的《书品》和李嗣真的《书后品》、窦臮的《述书赋》和张怀瓘的《书断》等古代书论中的名篇，还有那更为著名的卫铄的《笔阵图》和王羲之的《题笔阵图后》。可见《法书要录》确实是一集大成的作品，享有很高的学术性与权威性。
　　五、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隋唐五代的音乐舞蹈艺术，是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合力。其一，音乐舞蹈，历来是封建礼教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隋唐初创之时，国家为稳定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迫切需要礼乐建设的辅助。因此，隋设清商署，唐增设教坊、开辟梨园等专职机构，锐意挖掘整理前代各国遗留下来的乐舞遗产，大规模地进行乐舞的修定。其二，隋唐两代的文治武功使歌舞诗乐层出不穷。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为乐舞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题材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其三，外来乐舞为中国乐舞的繁荣注入了新的酵母。自汉魏至隋唐，中外各民族长达几百年的广泛交流，使中国传统乐舞得以多方借鉴和融合。尤其是到了唐代，几乎将进入本土的所有外来乐舞，都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再创造，使之成为大唐乐舞的优秀成果。其四，诞生在民间的"散乐"、"歌舞戏"、"俗讲"等艺术形式，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深为朝野官民所喜闻乐见，因而有着蓬勃的生机，成为隋唐五代乐舞体系中最为强大的望族。
　　隋唐五代乐舞的内容，可概分为四大类。一是"先王之乐"，即古老悠久的雅乐，专供帝王祭祀天地、祖先以及举行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二是北朝以来北方乐舞的龟兹乐，以及源于龟兹乐发展而来的燕乐，专供朝廷宴娱所用。三是汉魏以来所创作的清乐，属于汉族传统的乐舞。四是散乐，为别于殿堂雅乐而言的民间乐舞百戏。其中"杂曲"、"俗讲"和"燕乐"，是唐代的最新成果。
　　（一）雅乐与俗乐《新唐书·艺文志》载，"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因此，隋唐五代的音乐，主要由雅乐和俗乐构成。雅乐由古代的"先王之音"和汉魏以来的"前世之音"--"清商乐"构成。俗乐包括各兄弟民族的乐舞、唐代创造的燕乐和民间音乐。
　　1。隋代的清商乐历经南北朝300　余年的战乱，天下礼坏乐崩，各地典章殆尽。隋文帝立国，锐意复兴礼乐。诏令太常卿牛弘等人增修雅乐。牛弘召集伶官，搜集清商乐遗迹，仅于郊外寺庙征得祭神所用《黄钟》一曲。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国，才获得江东乐工和四县乐器。文帝召至宫廷演奏，赞叹"此华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于是调整五音，再生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14　调。自此，隋朝有了清商乐，特设置清商署掌管。
　　清商乐，是古代汉族民间音乐的总称。晋到南北朝期间，相和歌曲融合南北不同的传统和风格，逐渐发展为清商乐。西晋时，设音乐机构"清商署"，由律学家荀勖主持，对旧有的相和歌进行收集和改编。东晋南迁后，南方音乐在吴歌、西曲的基础上，结合传入的中原音乐而发展起来。后来，魏孝文帝元宏收集中原旧曲、江南吴歌和荆楚西声，总称为"清商乐"，以别于"胡乐"和"先王之音"。
　　隋设清商署后，协律郎祖孝孙依据京房旧法，推5　音12　律为60　音，每音再以6　调分奏，演变为360　乐。后被列入《七部乐》中为第二部，名作《清商伎》。再后，又设《九部乐》，改称《清乐》，列于九部之首。唐代，初设《九部乐》，后增设为《十部乐》，《清商乐》均排在第二部。
　　隋朝灭亡，清乐散缺，存者仅剩63　曲。留传后世者有：《平调》、《清调》，由南北朝周国《房中乐》所出；《白雪》，古代楚地之曲；《公莫舞》，南北朝汉国之舞；《巴渝》，南北朝汉高帝命乐人所作；《明君》，汉元帝时所作；《明之君》，汉代《鞞舞》之曲；《铎舞》，汉代之曲；《白鸠》，三国时吴地《拂舞》之曲；《白纻》，三国时吴舞之曲；《子夜》，晋代之曲；《前溪》，晋代车骑将军沈珫创作；《团扇》，晋代王珉所作之歌；《懊侬》，晋代隆安初歌谣；《长史变》，晋代司徒长史王廞创作；《丁督护》，晋、宋间乐曲；《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创作；《石城》，宋臧质创作；《莫愁》，出于《石城乐》；《襄阳》，宋、隋时人王诞创作；《常林欢》，宋、梁间乐曲；《三洲》，商人歌曲；《乌夜飞》，南北朝宋人沈攸之创作；《估客乐》，南北朝时齐武帝创作；《杨叛》，南北朝时北齐歌曲；《骁壶》，投壶之乐；《采桑》，《三洲曲》所出；《玉树后庭花》、《堂堂》，南北朝陈后主创作；《泛龙舟》，隋炀帝杨广创作。
　　还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词与曲多有散佚，十不传其一、二。
　　2。唐代的雅乐前代儒者，专视"先王之音"为雅乐。雅乐，是古代宫廷用于祭祀和仪典的音乐，源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周朝的"礼"有五类：一为吉礼，讲祭祀，敬事邦国和鬼神；二为凶礼，哀忧患，多属丧葬凶荒；三为宾礼，讲会同，多属朝聘过从；四为军礼，讲兴师动众，征讨不服；五是嘉礼，为宴饮婚冠，吉庆活动。古代"乐"与"礼"紧密相联，在这五类宫廷礼乐活动中，"乐"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隋之前，这些音乐也被称为清商乐，隋改称清乐。因其"中正和平"、"典雅纯正"，故署名雅乐。唐代燕乐流传到日本，也被称为"大唐雅乐"。
　　唐代大规模地修定雅乐有三次。
　　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李渊始命太掌少卿祖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六月，孝孙奏请修定。高祖令其斟酌南北，考以古音，遵照《礼》中"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要求，制定"十二和"之乐。
　　《豫和》之乐，用于祭祀天神；《顺和》之乐，用于祭祀地祇；《永和》之乐，用于祭祀宗庙；《肃和》之乐，用于天地、宗庙登歌；《太和》之乐，用于皇帝临轩；《舒和》之乐，用于王公出入；《休和》之乐，用于皇帝举食及饮酒；《政和》之乐，用于皇帝受朝；《承和》之乐，用于皇太子轩具出入；《胎和》之乐，用于冬至皇帝礼会登歌；《雍和》之乐，用于郊庙俎入；《寿和》之乐，用于祭享酌酒，宣读祝文及饮福、受胙。
　　此外，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乐。至此，亡绝已久的周礼旋宫之义，以及与礼相联的雅乐重又复兴起来。
　　祖孝孙逝世后，新任协律郎张文收依据《周礼》，将十二和之曲与乐器相配定制：祭昊天上帝、封太山：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奏《预和》之舞；祭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应钟为羽，奏《顺和》之舞；祫禘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奏《永和》之舞；祭五郊、明星辰及类于上帝：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大蜡、大报：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调，奏《豫和》、《顺和》、《永和》之典；明堂、雩：以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以太簇为宫，雨师以姑洗为宫，山川以蕤宾为宫，并奏《顺和》之曲；飨先妣：以夷则为宫，奏《永和》之舞曲；大飨燕：奏姑洗、蕤宾二调；皇帝郊庙、食举：以月律为宫，并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庙出入：奏《太和》之乐；临轩出入：奏《舒和之乐》；并以姑洗为宫。
　　皇帝大射：以姑洗为宫，奏《驺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轩悬：姑洗为宫，奏《永和》之曲。
　　因黄钟为十二调之首，以其为尊贵的象征，按等级规定：为天子之乐，用十二钟；为上公之乐，用九钟；为侯伯之乐，用七钟；为卿之乐，用六钟；为子男之乐，用五钟；为大夫之乐，用四钟；为士之乐，用三钟。
　　这套乐舞制度，深得太宗称善，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套盛世乐章。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经太宗提仪，朝廷议定：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的祭乐，均用《长发》之舞。
　　太祖景皇帝庙乐，用《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用《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用《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庙乐，用《光大》之舞。
　　其他各庙祭歌，请每室别奏。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经太尉长孙无忌、侍中于志宁提议，太宗诏令：太宗庙乐定为《崇德》之舞，文德皇后庙乐停《光大》之舞，同奏《崇德》之舞。
　　随后，太宗再次诏令秘书监颜师古等人，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其后变更不一，而自献祖以下所定庙曲，大体未变：献祖，《光大之舞》；懿祖，《长发之舞》；太祖，《太政之舞》；世祖，《大成之舞》；高祖，《太明之舞》；太宗，《崇德之舞》；高宗，《钩天之舞》；中宗，《太和之舞》；睿宗，《景云之舞》；玄宗，《大运之舞》；肃宗，《惟新之舞》；代宗，《保大之舞》；德宗，《文明之舞》；顺宗，《大顺之舞》；宪宗，《象德之舞》；穆宗，《和宁之舞》；敬宗，《大钧之舞》；文宗，《文成之舞》；武宗，《大定之舞》；昭宗，《咸宁之舞》。
　　此后，历代帝王虽有个别调整，但体系格局不变。经过多年的努力，唐代的帝王之音，终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体系。但与俗乐相比，仍相形见绌。3。唐代的俗乐和宴乐俗乐一词，源出《孟子·梁惠王》，有"寡人非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唐代的燕乐，也称为俗乐。《新唐书·礼乐志》载："凡所谓俗乐，二十有八调。。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其后声器浸殊，或有宫调之名，或以信四为度；有与律吕同名，而声不尽雅者。其宫调乃应夹钟之律，燕设用之。"
　　燕乐，也叫"宴乐"、"嬿乐"。《周礼·春宫》载："磬师：掌教击磬。。教缦和燕乐之钟磬。"这是指天子和诸侯宴享宾客所用的音乐，一般是采自民间的俗乐，又称"房中乐"。《仪礼·燕礼》载："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至秦，"燕乐"的涵义与汉以后的"食举乐"相似，仅为宫廷宴享时所用的音乐。魏晋至隋"燕乐"则概指宴饮、游乐及娱乐活动所用的音乐。隋唐时期，"燕乐"为宫中所用俗乐的总称。杜佑在《通典》中载，"燕乐"为"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的总称。沈括的《梦溪笔谈·乐律》云："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可见，俗乐由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皇帝和诸侯宴享宾客时所用的音乐，一般采用民间俗乐，以别于庙堂和庆典所用的雅乐。二是宫廷以外的各种民间音乐。实际上，燕乐将中外各种音乐形式，统统加以创造性地吸收，用于宫中。宫中所有俗乐也统称为燕乐。而燕乐是唐朝的巨大成就。
　　（1）《十部乐》《十部乐》是在"隋七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掉陈国，便将北周、南陈以前的乐舞加以汇集整理，分为雅俗二部。又收集波斯、中亚诸国及邻邦的乐舞，合为七部，为《七部乐》。即《清商伎》、《国伎（西凉伎）》、《龟兹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文康伎》，大业中（公元615-618　年），隋炀帝增加《疏勒伎》、《康国伎》，成为《九部乐》，并将《国伎》改名为《西凉伎》，《文康伎》改名为《礼毕》，作为终曲。
　　唐武德初年，李渊沿用隋《九部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舍去《礼毕》，用《天竺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平定高昌后，增加《高昌乐》，去掉《扶南乐》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
　　（2）"坐部伎"与"立部伎"
　　唐代中叶以后，宫廷表演艺术强烈地吸收融化少数民族乐舞，新编燕乐异常繁荣。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根据演出规模的大小，统编为"坐部"和"立部"两类。乐府便将立奏之乐称为"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坐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人数不多，规模较小；舞者3　至12　人，用丝竹细乐伴奏，风格较为清雅，乐工和舞者的表演水平较高。其构成包括《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六部乐舞。
　　"立部伎"，舞者60　至180　人，声势浩大；以鼓和金钲伴奏，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气势宏伟壮观。由8　部乐舞构成。即《安舞》、《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寿乐》。《安舞》、《大平乐》，乃周、隋遗音，其他乐舞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乐》用西凉乐，声颇闲雅。
　　（3）少数民族乐曲从"十部乐"曲目构成上看，少数民族的乐舞对隋唐俗乐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西凉乐和龟兹乐的曲度，能够被当时的百姓熟知，足以说明少数民族乐舞的发达和影响之大。据唐书记载，享有盛誉的少数民族乐曲有十几部，分别为《西凉乐》、《高丽乐》、《百济乐》、《扶南乐》、《天竺乐》、《骠国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北狄乐》等。（4）大曲和杂曲古代的音乐，与诗歌舞蹈融为一体，称为"乐"或"乐舞"。隋唐时期，乐和舞还没有分离，乐曲之中多数为舞曲。唐代的舞曲，有"大曲"和"杂曲"之分。据宋《乐府诗集》所载："'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役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据崔令钦《教坊记》载：盛唐时教坊共有杂曲278　首。其中，清商乐仅68　首，其余都是来自民间和兄弟民族的乐曲，以三倍之数盛于清商乐。现摘其数例，以观其大略。
　　《欸乃曲》，为唐代曲子新作之一。代宗大历初年，元结为道州刺史，因军务到长沙。归途中遇水大涨，船只难进，乃作此曲5　首，使舟人唱之。内容写沿途山水风光和作者自身的感受，形式为七言四句。"欸乃"，即摇橹之声。
　　《天仙子》，原名《万斯年》，来自西域。吸收入教坊，后用作词牌。
　　因皇甫松词有"懊恼天仙应有以"句、韦庄词"刘郎此日别天仙"句而易名。有单调、双调二体。单调34　字，五仄韵，或五平韵，或两仄三平韵，或四仄韵。双调68　字，上下阕各五仄韵。
　　《何满子》，又作《河满子》。唐教坊曲子。后用作词牌，相传玄宗时有歌人何满子，触犯刑法获罪，临刑进此曲以自赎，竟不得免。后遂以其姓名为此曲之名，单调36　字，双调73　字。
　　《破阵子》，又称《破阵乐》、《十拍子》。唐教坊曲子名。在唐为舞曲，舞者2000　人，皆画衣甲，执旗旌，威武壮观，有军旅"破阵"之意。本以七言绝句入乐，后用旧曲名另度新声。
　　《婆罗门》，唐教坊大曲名，后用作词牌。又称《婆罗门引》、《望月婆罗门引》。敦煌曲子词有"咏月"4　首，每句均以"望月"二字起。单调34　字，平韵，一般为双调76　字。
　　《望江南》，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伎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白居易曾依其词作词，词中有"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句，遂更名为《江南好》、《忆江南》，又名《梦江南》，有单调、双调二体。唐时为单调，27　字，三平韵。
　　《木兰花》，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唐和五代多有《木兰花》词，句式参差不一。双调，52　字、54　字或55　字。多为三字句和七字句相间，仄韵。原名《玉楼春》，因五代欧阳炯词中有"同在木兰花下醉"句，而改名。《倾杯乐》，唐教坊曲子名，后用作词牌，又名《倾杯》、《古倾杯》。其词最初为长孙无忌作。玄宗时用于马舞。敦煌写本《云谣集杂曲》有此调二首，分别为109　字与110　字，仄韵。
　　"大曲"是一种大型多段的歌舞音乐。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散序"，无歌无舞，无节拍地演奏音乐若干遍；二为"中序"，或称"拍序"，也叫"歌头"，音乐为板眼分明节奏较慢的四拍子曲调，歌队开始唱歌，舞队仍不出场；三是"破"，或"舞遍"，其中包括"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杂衮"等段落。音乐为二拍子曲调，舞队入场起舞，无歌唱。节奏渐趋急促，舞者盘旋腾跃，令人目不暇给。"大曲"源于汉、魏，当年"相和大曲"和"清商大曲"已经出现。南朝大曲，多为清商三调中的大曲，隋唐五代时期，雅乐、清乐、燕乐都有大曲。据《教坊记》载，盛唐时期教坊共有大曲46　首。其中，有少量大曲的音乐介于雅乐与燕乐之间，多数均为燕乐。如《庆善乐》、《上元乐》、《破阵乐》、《绿腰》、《薄媚》、《柘枝》等等。在表演形式和演出规模上，都有较大发展，其歌词主要是诗体语言，入乐叠唱。
　　清商乐成分较多的大曲又称为"法曲"，情调更加幽雅。法曲也称"法乐"。源于东晋和梁代的"法乐"。东晋时，将用于佛教法会的乐曲称为法曲。梁以后，形成以清商乐为主的法乐，到隋唐称为"法曲"。《新唐书·礼乐志》载："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等。"隋炀帝厌其声淡，曲终复加解音。"唐代，"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曾下诏将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产生了不少著名的新作，如《赤白桃李花》、《霓裳羽衣曲》等。
　　大曲或法曲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唐代的乐舞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中唐以后，法曲渐衰。
　　隋唐五代的声乐，已无法谛听。但在"唐书"和《乐府诗集》等典籍和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歌词，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独唱、合唱、伴唱歌曲。玄宗时著名女歌手许和子，就是以其天才的歌唱艺术而载于史册的。可见，隋唐时期的声乐，也有着辉煌的成就。
　　（二）文舞和武舞隋唐两代，传统雅舞得以荟集，重获新生；由于舞蹈艺术的繁荣，又有文舞和武舞之分；健舞和软舞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种中外乐舞的大量涌进和广泛交流，使长安城客观上成为表演艺术的国际中心。大唐舞蹈则以其不朽的传世之作，跃上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高峰。
　　1。重获新生的古代乐舞隋文帝承袭旧制，将乐舞按文舞、武舞加以类分。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李治也将文舞、武舞重新规定，形成定制。"文武"和"武舞"源于周代，是雅舞的两大结构。雅舞是古代帝王用于祭祀和仪典的舞蹈，用于宴筵、享乐、祭祀三项大典，以及"吉"、"凶""军"、"宾"、"嘉"等重要国事活动。按其用途、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的演员，手执鸟羽和施（牛尾）；武舞的演员，手执牛干（盾）和王戚（斧）等兵器。"文舞"重在歌颂本朝的文德，"武舞"主要用于赞扬国家的武功。
　　唐代立国，百业并举，国力昌盛，乐舞隆兴。武德九年，祖孝孙等奉诏定乐，将文舞改称"治康"，"武舞"易名"凯安"（后世仍用旧称），舞者各64　人。"文舞：左籥右翟，与执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绛领、广袖、白绔、革带，乌皮履。武舞：左干右戚，执施居前者二人，执鼗执铎皆二人，金錞二，与者四人，素者二人，执铙二人，执相在左，执雅在右，皆二人夹导，服平冕，余同文舞。"（《新唐书·艺文志》）论用途：则在朝会、献祭、太庙、禘祫，各有定制。《新唐书·艺文志》载："朝会则武弁，平巾帻，广袖，金甲，豹文绔，乌皮。。。执干戚夹导，皆同郊庙。凡初献，作文舞之舞；亚献、终献，作武舞之舞。太庙降袖以文舞，每室酌献，各于其庙之舞。禘祫迁庙之主合食，则舞亦如之。"（《新唐书·艺文志》）唐代是一个热衷于创造的时代，由于礼乐的重要社会地位，乐舞的创造更加非同凡响。
　　仪凤二年（公元677　年），太常卿韦万石定《凯安舞》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定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平定；五变象猃狁服从；六变象复位以崇，兵还振旅。
　　太宗时，令颜师古等人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虽各朝多有变更，仍有20　余舞见于著录。
　　太宗为秦王时，大败劲敌刘武周，军中作《秦王破阵曲》。太宗即位后，宴乐必奏之。后又令魏徵等人改填歌词，名曰《七德舞》，隶属武舞。其乐共52　曲，内有雅乐二曲。
　　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年巡幸至此，大宴同来群臣，太宗兴致勃勃，赋诗若干。起居郎吕才谱曲，名曰《功成庆善乐》。以儿童64　人起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征文德。属于文舞。有乐50　曲，内有雅乐一曲。《上元舞》，为高宗李治所作，舞者80　人，舞衣绘祥云五色，以象征元气。其乐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共12　曲，大型祭祀和宴享活动均用之。此舞全曲共29　首，皆属雅乐。
　　高宗即位时，景云见，黄河水清，张文收选择古曲相宜者，作《景云河清歌》，又称《燕乐》，分《景云舞》、《庆善舞》、《破阵舞》、《承天舞》四部。
　　唐代燕乐的诞生，使舞蹈空前繁荣，达到了中国古代乐舞的最高峰。
　　2。健舞、软舞及诸舞唐代舞蹈的种类繁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小型舞蹈，人们对其作了"健舞"和"软舞"的划分。"健舞"和"软舞"的演出规模不大，多为独舞或双人舞，艺术技巧很高，并成为教坊传教授业的主要内容。
　　"健舞"原为民间舞蹈，后经教坊整理改于宴享时演出。这种舞蹈，舞步壮健，伴奏多用繁弦急管，气氛热烈，节奏明快。据崔令钦的《教坊记》和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载，当时的"健舞"有《阿辽》、《柘枝》、《黄獐》、《拂菻》、《大渭州》、《达摩支》、《棱大》、《阿连》、《剑器》、《胡旋》、《胡腾》，共12　种。
　　软舞也是由民间乐舞改编而成，多用于宴享。这种舞蹈姿态柔婉，舞步轻盈，音乐伴奏舒缓平和，表演时感情较为细腻。见于记载的舞蹈有《垂手罗》、《春莺啭》、《乌夜啼》、《半社》、《回波乐》、《渠件席》、《兰陵王》、《凉州》、《屈柘枝》、《团圆旋》、《绿腰》、《苏合番》、《甘州》共13　种。
　　《胡旋舞》是"健舞"中较为著名的舞蹈，从中亚地区传入。以快速、轻盈的旋转动作为主。白居易赋诗赞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此舞风靡宫廷和民间，人们对它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绿腰》是"软舞"中影响最大的创作舞蹈，为女子独舞。舞者身着长衣襟的长袖舞衣，舞姿轻盈柔美，舞袖动作非常出色。初舞时，动作"慢态不能穷"；舞到极兴，则"低回蓬破浪，凌乱雪萦风"；临近结尾，动作繁急，衣襟也飘舞而起，使观众产生"唯恐捉不住，飞去逐惊鸿"的美感。《霓裳羽衣舞》，是一种不同于"健舞"和"软舞"而又兼有这两种风格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是同名法曲中的舞蹈。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因此舞蹈难度较大，表现力极强，要求表演者具有很高的水平，致使白居易观看后发出了"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的由衷赞叹。
　　风行于壮族民间的《春堂舞》，专门表现农民劳动的生活乐趣。舞蹈分为四节：一为"插秧"，二为"车水"，三为"打谷"，四为"舂米"。此舞人数没有严格限制，但必须是双数。舞者每人手执一条扁担，围绕在舂米糟或长凳旁边，上下左右前后，边打边歌边舞，并配以竹筒、鼓乐等，声音和谐，节奏强烈。
　　规模庞大的《叹百年队舞》，是唐代的又一创举。懿宗与宠妇郭淑妃所生的同昌公主，于咸通十一年病死，夫妇甚为悲痛，特举行隆重葬礼，懿宗亲作挽歌，并令百官奉和。宫廷伶官李可及进献《叹百年》曲，并据此曲编导队舞。舞者数百人，盛装打扮，饰以珠宝首饰；以绘有鱼龙图案的800　匹绸缎铺于地上，作为布景，舞者均像在水上漂浮；边唱边舞，动作徐缓，声词哀怨，情调忧伤，听之莫不泪下。
　　"字舞"和"花舞"也是队舞的种类。《旧唐书·音乐志》载："若《圣寿乐》，则进身换衣，作字如画。"《圣寿乐》就是唐代宫廷中表演的一种字舞。表演时，140　人头戴金铜冠，身穿五色画衣，通过舞蹈队形的变换，呈现出"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作弥昌"的十六字令。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　年），也常演出《圣寿乐》。舞者运用服饰色彩的变化组成字句。崔令钦的《教坊记》载：舞者衣襟上，各绣一大窠（团状花纹），皆随其衣服本色，制成纯缦丝衫（无花纹丝衣），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边。舞人初出，音乐过后，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人之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皆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3。唐代著名舞蹈的特征唐代舞蹈体系完备，种类繁多，艺术成熟，影响深远。从表现内容和历史沿革上看，有文武和武舞、健舞和软舞之属。因其用途和表演场所也有明显区别，还可分为表演性舞蹈，宫廷宴享舞蹈，民众自娱、民间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等三类。
　　（1）表演性舞蹈多在后宫，贵族集宴，酒肆，街头和广场演出。表演性舞蹈的表演节目，涉猎古今中外，经教坊专门训练后才正式演出，艺术水平高于其他各类舞蹈。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巧尤为繁难。舞者1　至3　人，规模较小，以"健舞"和"软舞"的节目为主。优秀的"法曲"舞蹈难度更大，艺术水平更高，也是表演性舞蹈的"拿手好戏"。表演性舞蹈均源于民间。其中，中外各民族的民族舞蹈有《柘枝》、《胡旋》、《胡腾》，以及用地名命名的《凉州》、《甘州》、《大渭州》、《拂菻》等；继承前代的舞蹈有《兰陵王》、《乌夜啼》、《回波乐》等；另有《剑器》和《春莺啭》、《胡旋》、《绿腰》和《霓裳羽衣舞》等舞，则是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其他舞蹈因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乐舞。它们的出现，把表演性舞蹈发展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充分体现出盛唐那种包容一切的吸收能力，大胆豪放的创作热情，以及自信向上、气势豪迈的进取精神。
　　（2）宫廷宴享舞蹈为了满足宫廷朝会、庆典的需要，隋朝在继承南北朝乐舞的基础上，集中整理了汉族传统乐舞，兄弟民族乐舞和外国传入的各种乐舞，先后制定了"七部乐"、"九部乐"。唐初，在沿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经太宗增删，诞生了"十部乐"。其中，《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8　部，均为兄弟民族和国外乐舞。它们多在南北朝时传入内地。经过隋唐的开发和磨练，更为纯熟精湛，代表中原传统乐舞的《清商乐》，内容十分丰富，且有严格的礼数，不能随意处理，若越礼使用，便会受到惩处。因此必须成套地、完整地演出。《燕乐》一经诞生，更显生机勃勃，并以其强大的阵容，列于"十部乐"之首。"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各部名称，实质上都有两种含义：一是专指某一乐部的狭义属性，二是指某一民族或地区具有的特殊风格的舞蹈，带有广义的性质。可想而知，每个舞部的数目，不是一成不变的。
　　"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的演出规模并不大。每部乐舞，舞者最多4　人，乐工最多27　人。除《燕乐》外，其他各部都是民族风格很强的民间歌舞，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但经过朝廷修定后，被王公视为神圣，只能在皇帝宴请群臣、招待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首领，庆祝丰收等活动时，才郑重演出。只有《康国乐》中的《胡旋舞》、《清商乐》中的《白纻舞》、《公莫舞》等少数乐舞，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不断发展。
　　"坐部伎"和"立部伎"，是唐代撰定的乐舞保留节目。其中包括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则天武后、玄宗李隆基等各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乐舞已不像"九部乐"、"十部乐"那样地照搬演出，而是在继承、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的新乐舞。
　　（3）民众自娱性、民间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唐代的民众自娱性舞蹈，是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代景观。这类舞蹈，人数没有规定，观众也可随时加入表演行例，大家在同一节奏中欢呼、跳跃。舞蹈的动作朴拙自然，节奏强烈鲜明。当个人、集体、音乐、舞步浑然一体时，便形成一种特殊的氛围，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使人产生极大的愉悦感、享受参与感。民间的《春堂舞》和《踏歌》，就属于这类舞蹈。其歌唱特点是：同一曲调，即兴填词，反复传唱。刘禹锡《纥那曲》赞为"踏与兴无穷，调与词不同"。数百人齐声欢唱的沸腾场面，更是惊天动地、气势磅礴。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盛赞为："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其舞蹈特点是：人数众多，手连着手，肩并着肩，随着歌唱的节奏以脚踏地，即所谓"连袂踏歌"，间以轻盈美妙的舞袖动作。
　　民间风俗祭祀和寺院佛事舞蹈，随着隋唐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和民族化而有所发展。民间祭祀舞蹈，较为普遍的是巫术活动中的娱神舞，由巫人独舞，称作"巫舞"。在祈求神灵保佑而举行的迎神、送神或求雨等祭祀、祈祷活动中，都有巫人舞蹈。与前代相比，唐代巫舞的神秘气氛淡化，审美的色彩更加浓厚。
　　隋唐的寺院，承袭了南北朝时期常设女乐的风气。安国寺在佛事活动中表演的《四方菩萨蛮舞》，是突出的例子。
　　（三）"俗讲"、"散乐"等表演艺术在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中，"杂曲"、"变文"、"俗讲"、"散乐"
　　等各种民间表演艺术，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封建礼乐制度的约束，它们很少进入宫廷献演。但是，它们生长在民间，直接为百姓演出，频繁地与国外的表演艺术家进行交流，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观众层面。虽然它们缺少"雅乐"那样的优厚条件，但也少受宫廷礼乐的束缚。因而更能自由发展，更加绚丽多姿。相比之下，"雅乐"却愈发不景气，而日渐衰落了。1。民间的"变文"和"俗讲"艺术"变文"是唐代说唱艺术"俗讲"的文字稿本。"俗讲"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形式。原为寺院僧侣面对俗众讲唱佛经故事，以招徕香客，增加布施，故称"俗讲"。后来，寺僧为了引起俗众的兴趣，逐渐在佛经故事之外，也采取边唱边讲的形式，表演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唱讲的艺术水平也得以提高。因俗讲具有故事情节和演唱艺术的双重特征，深受民众欢迎，渐渐地从寺院走向民间。以俗讲著称于世的僧人，首推文叙。唐代末年也有关于女演员专门演唱俗讲的记载。
　　"俗讲"不但具有故事情节和演唱技巧，而且还有很强的文学性。优秀的俗讲段子作为传统的保留节目，于是便出现了"变文"，以供俗讲艺人长期应用。变文的文学体式为散文和韵文相结合，对后世曲艺艺术及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王昭君变文》，现存残卷，作者不详。写王昭君身为汉元帝宫女时，因性格刚正，不愿奉承画师，被毛延寿画了个其丑无比，汉元帝从未发现其才貌。后匈奴单于求亲，元帝诏令昭君出嫁匈奴。及至宫廷礼见，元帝惊其美艳，但后悔已晚。昭君嫁至匈奴后，册封为胭脂皇后，单于令部署大加庆贺，又陪伴昭君出猎，以慰藉她的思乡之情。昭君登高狩猎，南望故国，大动乡思，终于病绝。这是一个爱国思乡，情意深沉的故事，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在当时是比较著名的俗讲节目，其流传也相当广泛。
　　唐代变文稿本一直藏于敦煌莫高窟中，清光绪年间被偶然发现。计有《维摩诘经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捉季布变文》、《唐太宗入冥记》、《降魔变文》和《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变文稿本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曲艺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可惜原本大部分已散失于英、法、日、俄等国。
　　2。地方歌舞戏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风俗迥异，因此地方歌舞戏也以其独特的情调和可观的创作，活跃在隋唐的乐舞天地之中。
　　有着悠久历史的《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又称《苏幕遮》。这是一种集歌舞、游戏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它比隋唐时期任何乐舞都更受民间欢迎。《泼寒胡舞》源于民间的泼水游戏，是一种祓除不祥、祈祷人寿年丰的群众性舞蹈。后由康国人（前苏联撒马尔罕）经龟兹（今新疆库车）传入中国，并进入宫廷。此舞不受人数限制，舞者裸体跳足，泼水取乐，在唐代风行一时。因舞蹈风格与传统礼法不符，又被朝廷取消。据《旧唐书·张说传》载，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朝臣上疏反对，"谓《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玄宗乃下令禁止。但并没有妨碍其在民间的发展。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谣娘》、《窟垒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可见，玄宗对此类歌舞戏也是爱不释手的，因此令教坊在禁中表演，以供享用。《踏谣娘》、《钵头》、《大面》，是唐代最为著名的歌、舞、戏相结合的表演艺术形式。
　　《踏谣娘》的故事源于北齐。相传有一苏姓男子，面貌丑陋、酗酒成性，经常酒后殴打妻子。其妻貌美歌甜，挨打之后便向邻里哭诉。人们都很同情她，便常常模仿受屈挨打的动作和哭诉的音调，渐渐形成了一种民间歌舞。表演时，由一男扮妇人边走边唱，并随着歌唱的节拍摇动身躯。"她"唱一段，旁人即一齐伴唱："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接着，丈夫入场，表演殴打妻子的动作，滑稽而可笑。
　　《钵头》又叫《拨头》，是从西域传来的一种民间舞蹈戏。情节是一个胡人被虎吞噬，其子上山寻找父亲尸体，捕杀猛虎。山有8　折，曲有8　段。表演者身穿素衣，披头散发，面带哭相。
　　《大面》又叫《代面》，原称《兰陵王入阵曲》。相传北齐名将兰陵王高长恭，因嫌面相秀丽，临阵缺少武威，便戴上狰狞的假面具与敌人作战，每战必胜。军士们为了歌颂他的英雄气概，编排了《兰陵王入阵曲》。
　　由于这三种歌舞戏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实质上开辟了后代戏剧的先端。
　　源于汉代的俳倡戏，到了隋唐时期衍变为4　种新的表演形式：假妇戏、排闼戏、参军戏与小说。假妇戏是唐代俳优演出节目的泛称，主要指男扮女装的歌舞戏，是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演唱形式，《踏谣娘》就属于这种类型。排闼戏又称"樊哙排闼"、"樊哙排君难"。唐昭宗时，盐州（今陕西定边）雄毅军使孙德昭等人杀了幽禁昭宗的宦官，使昭宗重新复位。昭宗令艺人编演"樊哙排君难"，以褒扬孙德昭众将。这也是以演唱故事情节为主的一种表演形式。
　　南北朝时出现的参军戏，至唐时形成了固定的程式。表演者只有2　人，以一人充参军，装痴装聋，任人调笑。另一人充苍鹘，机俏幽默地调弄参军。二人共同作滑稽的对话或动作，以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侍中宋璟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魃。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出。'上心以为然。"可见，参军戏已成为宫中娱乐的一种表演形式。
　　3。隋唐五代的百戏百戏又称散乐。《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百戏实质是民间歌舞和杂技等表演艺术的总称。
　　（1）"超诸百戏"的傀儡戏傀儡戏包括木偶戏和皮影戏。在唐代已很盛行，达到了成熟阶段。现在，唐代傀儡戏的脚本和实物已不复存在，但史书典籍仍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南宋周密所撰的《武林旧事》中，有"舞队"条目，在"大小全棚傀儡"的标题下，列名目70　种。其中多数为傀儡舞队。"郭郎"和"郤翁伯"等角色，在唐代已是妇孺皆知的木偶人物了。
　　唐代木偶戏的表演种类，已有"盘铃傀儡"、"提线傀儡"和"机心暗起"等多种。唐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里记载：大司徒杜公在维扬，常对部下说：我致政之后，"著一粗布烂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说明街市已有盘铃傀儡的表演。林滋的《木人赋》有："藏机关以中动，假丹粉而外周"的记载，说明"机心暗起"的木偶也已出现。
　　唐代木偶的制作技巧非常纯熟。文宗太和年间，谢观撰《汉以木女解羊城围》赋，赋中记述："于时命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假剞劂（jījué，刻镂用的刀和凿子）于缋事，写婵娟之容止。逐手刃兮巧笑俄生，从索绹而机心暗起。动则流盼，静而直指。""既拂桃脸，旋状柳眉。""摛（chī，意铺陈）粉藻而标格有度，传簪裾而朴格生姿。""浓华窈窕，见削成之肩不疑。"
　　唐代傀儡戏的表演非常普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杜佑的《通典》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谣娘、窟垒子等戏。。窟垒子，亦曰《魁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乐也，汉末始用之嘉会气。北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今闾市盛行焉。"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唐崔安潛之镇西川曰："频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顾况《越中席人看弄老人》诗曰："不到山阴十三春，会中相见白头新，此生不复为年少，今日从他弄老人。"卢纶《焦篱店醉题，时看弄郤翁伯》诗云："洛下渠头百卉新，满筵歌笑独伤春，何须更弄郤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唐代的傀儡戏已遍及全国各地。如杜佑在长安街市，孙光宪在西川，顾况在越中（江浙一带），卢纶在洛阳等。都看到了傀儡戏的表演。第二，傀儡戏深受人们的喜爱，以致"闾市盛行"、"穿宅观看，一无禁止"。林滋《木人赋》赞之为"超诸百戏。"其艺术水平，达到了中国傀儡发展史上的成熟阶段。
　　（2）震惊中外的杂技艺术两汉以后，杂技艺术散于民间，度过了漫长的低落时期。晋朝虽有盛况，但为时短暂，及至隋唐，国力强大，文化繁荣，杂技艺术也随之昌盛起来。成为与两汉同样辉煌的杂技发展高峰。
　　《隋书·音乐志》对隋代宫廷杂技表演有着生动的记载："初于芳华苑积萃池侧，帝令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鳖，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翁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而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于大骇。"这样名目繁多、出神入化的演出，足以说明隋代杂技艺术的高超绝妙。
　　唐代的杂技表演艺术更加丰富，水平也大有提高。据《旧唐书·音乐志》载：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杯，谓之"杯盘舞"。乐舞诗云，"研袖陵七盘"，言用盘七枚也。梁谓之"盘舞伎"。梁有"长蹻伎"、"跳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絙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弥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弥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碗珠伎"、"月珠伎"。江东还有"高絙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戏背负灵岳、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伎。"①仅就《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唐时常见的杂技表演，就有：旱船、长屩、掷倒、戏轮、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缘竿、弄碗珠、扛鼎、旋盘、弄枪、蹴瓶、擎戴、飞弹、拗腰、踏球、瞋面、冲狭等。高宗时，天竺艺人献演幻术，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之类，高宗恶其惊俗，命西域关令不准此类艺人进入中国。自此，唐代的幻术较之汉晋大为逊色。常见的有吞剑、。。鼠、藏狭、挂树白雪、画地成川、激水化鱼龙、巨象行乳、秦王卷衣、神龟负兵等等。
　　隋唐的杂技艺术，在内容上主要是继承和开发前代的节目，新创不多，但在演出水平和演出规模上均超越前代，成为杂技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显赫时期。
　　（3）别出心裁的马戏和击球唐代多马上运动，马舞马戏、蹴球和击球，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唐代的马戏表演，规模之大、技艺之精湛均堪称空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玄宗时，"日旰（傍晚），即内闲厩引蹀马四十匹，为《倾杯乐》，奋首顾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从这几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唐玄宗酷爱马戏，宫廷表演已很普遍；第二，马舞和象舞表演已有很高水平，40　匹马能够按照《倾杯乐》曲的节奏而"纵横应节"。唐代盛行蹴球（足球）表演，由于发明了"冲气"技术，增加了球的弹性，表演规程随之改变，原有的"球场"，东西两边各设6　个球门，现改为只设一个大网，以踢进多者为胜。表演形式也有多种：一是"分左右朋，以角胜负"的球门比赛；二是1　人独踢的"打鞠"；三是2　人、4　人、8　人对踢的"白打"；四是以踢高为优胜的"趯鞠"；五是群踢而不使坠地的"筑球"。不仅男子善于此道，女子也有参加表演的记载。王建《宫词》有"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与散与金钱"。可见，在寒食节等稍闲时刻，内人（家庭妇女）们也以蹴球为乐，其影响之大，普及之甚，可以想见。
　　从蹴球发展而来的击鞠，后人俗称马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西安乾陵章怀太子墓有"马球图"壁画，描绘了这种竞技表演的热烈场面。唐中宗时，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与梨园弟子比赛击鞠。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此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文、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敌，吐蕃功不获施。"宣宗也喜击鞠，王谠的《唐语林》记载："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处，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击鞠是唐代的首创，其水平之高，显然是无与伦比的。唐代起于胡部，西部、北部少数民族马上生活的习惯影响极大，以至马上表演项目也深为唐代宫室和民间所喜爱。
　　（4）竞技成风的娱乐活动唐代的娱乐项目数不胜数，尤其"角抵"和"拔河"最为盛行。
　　汉代流行的角抵，唐时也称"相扑"、"角力"。角抵表演，在隋唐五
　　①　《旧唐书》第二十九卷。
　　代都很普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散乐百戏》中记载："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左右军擂火鼓而引之。"《新唐书·刘克明传》记载："帝常阅角抵于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又据《角力记》载："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坊则相ē（相扑）为乐。"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五代相扑壁画：在一块方形地毯上，两名大力士表演角抵。进功者一手在前、一手在后，用弓步直取对方；另一人双臂弯曲，低俯身体，左右回旋，伺机反攻。从这幅壁画上，我们得以一窥五代角抵的精彩场面。
　　唐代列入"百戏"之一的"拔河"，也是一种竞技表演。
　　此外，民间还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娱乐活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如在内地，有相沿成习的"社火"、"双陆"、"斗百草"、"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等等；苗族的重要节日必有"斗马"；苗族、侗族、黎族等地区流行"斗牛"；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地盛行叼羊；壮族擅长"吹木叶"等等。
　　"吹木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当时人们"衔叶而啸，其声清震"。白居易赋诗描绘道："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实际上，唐代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娱乐方式。尤其在节日期间，人们通宵达旦，欢娱尽兴。因此，百戏、娱乐的内容也异常丰富。它们都是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的瑰宝。
　　4。萌发于五代的戏剧中国的音乐、舞蹈、百戏等表演艺术，在盛唐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自安史之乱后，国力日渐衰微，大唐乐舞也江河日下。实际上，因循守旧的雅乐早就丧失了生机，清商乐在开元初年已经不振。及至僖宗昭宗末年（874-903　年）时，"十部乐"也逐渐散失。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战火不断，民间迫于生计，流离失所，散乐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到了五代，只有一些宴乐饮曲和前代遗留下来的歌舞戏支撑宫廷的表演艺术。但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一些带有角色的歌舞戏出现在宫廷舞台上，这就是创始阶段的戏剧。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记载："晋出帝开运元年（公元944　年），南唐伶人李家明，演《自家何用多拜》，讽元宗，老生、老旦、小生、小旦、杂陈。"同书还有："周世宗时，南唐韩熙载、舒雅杂侍婢演戏，已有生、旦、末、酸诸色。"①从这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自家何用多拜》的演出，是非比寻常的。第一，该剧以赞颂元宗为主题，必有故事情节；第二，剧中的人物较多，均用老旦、老生、小旦、小生等戏剧角色担当；第三，南唐伶人李家明身兼演员、导演，剧作无疑。说明，《自家何用多拜》即使不是成熟的戏剧，也是具有草创特征的戏剧。无独有偶的是，南唐韩熙载和舒雅在内宅演戏，也有"生、旦、末、酸诸色"的划分，说明初级阶段的戏剧在五代已不鲜见。这就为宋元杂剧的生成开辟了通途。
　　①　参见任半塘《唐戏弄》上册。
　　（四）著名的乐舞作品隋唐五代，音乐歌舞异常繁荣，优秀作品难以胜数。其中有些作品，由于编创的新颖，风格的独特，艺术的高妙，传播的广泛，已被历代视为经典，为人类所崇尚。
　　1。胡腾舞《胡腾舞》，唐代归属健舞。原为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舞蹈，由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一带）传入。因从"胡"部进入内地，又以跳跃上腾、舞步壮健见长，故名《胡腾舞》。《全唐诗》有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李端《胡腾儿》两诗，生动地记述了《胡腾舞》的演出盛况。诗中对舞态、舞服、舞人的面貌，都有真实的记述。从刘诗中可知：石国的胡儿，来表演《胡腾舞》；舞者头戴尖顶蕃帽，身穿毛织胡衫，两袖紧小；蹲身在舞筵前腾跳起舞，急如飞鸟一样，腰间的宝带发出时强时弱的响声；音乐以横笛、琵琶伴奏。在李端的诗中，人们仿佛亲眼看到：从凉州来的胡腾儿，肌肤如玉，鼻准如锥；他们身着桐布轻衫，前后卷起，腰间系有葡萄长带，垂在一侧；足下穿的是柔软的皮靴，便于轻捷飞跃；他们偏戴着珠帽，在花毡上翩翩起舞，面上红汗交流；他们时而扬眉动目，时而满场环行；有时急跃，有时东倒西倾，如同醉后一般；忽而反手叉腰，身如弯弯的月牙。
　　从这两首诗里可以看出，《胡腾舞》的动作节奏非常快速，舞中多作圆转。舞蹈在地毯上表演，开始时，舞者痛饮一杯酒，然后将酒杯一抛，借势起舞；有时舞者先用本民族语言，说几句祝福的话语，便跳起舞来。音乐多以丝竹、琵琶为主，声音嘹亮激越。这正是我们在新疆舞蹈中所看到的那种热烈奔放的格调，至今在中亚一带，仍盛行这种跳跃动作很多、踏步节奏复杂、技巧高难、风格豪迈的舞蹈。显然，这与《胡腾舞》是一脉相承的。2。柘枝舞《柘枝舞》，在唐代非常盛行，文学之士多有赞咏。段安节《乐府杂录》将其归入健舞一类，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大曲中有《柘枝》，杂曲中有《柘枝引》，其影响之大，形式多样，可见一斑。
　　《柘枝舞》原为西北少数民族舞蹈，出自■逻斯（前苏联江布尔）。初为独舞，后发展为双人舞。伴奏以鼓为主，节奏鲜明强烈。舞者头戴绣花卷檐胡帽，帽上系有金铃；身穿锦袖红紫罗衫，脚穿红锦蛮靴。舞姿变化丰富，既刚健明快，又阿娜柔美。舞者的长袖，时而应着鼓声飘起，时而低拂于华美的地毯之上。刘禹锡诗赞为"翘袖中繁鼓"、"长袖入华烟"。那双穿著锦靴的脚，踏着快速多变的节拍起舞，帽上的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张祜诗赞为"旁收拍拍金铃摆，脚踏声声锦袎（yào）摧"，观众被优美的舞姿深深吸引，与舞蹈演出浑然一体，以至"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舞蹈将要结束时，有深深的下腰动作，更加优美险绝，此时舞者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赞为"鼓摧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
　　《柘枝舞》不仅注重身体的姿态，而且也很讲究眼神的运用。白居易有"帽转金铃雪面回"的诗句，描绘出一个柘枝艺人，在花帽上的金铃转动有声之时，粉面轻回，秋波横传，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柘枝舞》原为独舞，后来发展为二人表演的《双柘枝》。据乐府《柘枝词》序记载："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chè，意分裂）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两个女孩先躲入莲花中，花瓣慢慢张开，二人从花中走出来翩然起舞，这样的设计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柘枝舞》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及州郡；王公贵族、文学之士都有雅好。张祜、白居易、刘禹锡、段尧藩、章孝标、薛能、杨巨源、徐凝、杜牧、许浑、李群玉、和凝、沈亚之、卢肇等人，都有诗文记胜。而官宦人家均养有柘枝伎，以便内宅表演。可见，有唐一代，《柘枝舞》的兴盛。
　　3。五方狮子舞《五方狮子舞》，也叫《太平乐》。盛行于唐代宫廷和民间各地。
　　唐代狮子舞的道具制作已很讲究。白居易《西凉伎》诗中记述："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这种金眼睛、银牙齿、刻木为头的假面；丝绒做成的尾巴，以及用毛类做成的狮衣，与今日流传在民间的舞狮几乎完全一样。
　　狮子舞在唐代以前就在民间流传。后汉时，月氏（今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一带）和安息国（古波斯）曾遣使者献狮子于汉朝。三国时已有狮子舞，南北朝时民间已有流行。及至唐代，狮子舞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并与《太平乐》结合而乐舞一体。《太平乐》属于"立部伎"，表演规模相当庞大：人们披起缀毛的假狮衣，装扮成五种不同颜色的雄狮，各立一方，表演狮子俯仰驯狎等各种情态。另有二人牵绳，手持红拂往来逗弄狮子，周围有140人的伴唱队，高唱《太平乐》歌曲。这是段安节《乐府杂录》和杜佑《通典》所描述的宫廷狮子舞。
　　据白居易《西凉伎》诗中所述，除了宫廷外，镇守边城的官兵对狮子舞也很喜爱。同时，传入民间，成为各地士农工商都喜闻乐见的乐舞之一，凡节日、庙会、宗教活动等，都有盛大的演出。
　　4。西河剑器舞"公孙大娘舞剑器"，早已脍炙人口，可谓任人皆知。《西河剑器舞》常与《浑脱舞》结合演出，故又称《剑器浑脱》。初为独舞，是一种带有武技性质的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究竟手持何物，说法有三：一是手持双剑。唐郑嵎《津阳门》诗有"公孙剑伎方神奇"句，诗的注脚中说："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二是空手而舞。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指出："剑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装，空手而舞。"唐司空图有《剑器》诗："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潼关一败胡儿喜，蔟马骊山看御汤。"诗中只说公孙大娘身着军装，未持剑器。三是流星彩球。清代桂馥在《扎扑》中记述："盖君元吉言：在甘肃，见女子，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问何名？曰'剑器也。'乃知公孙大娘所舞即是。"
　　《西河剑器舞》在唐代确实流行于甘肃一带，因此冠之"西河"二字。
　　大约开元之时传入长安，纳为宫廷教坊舞曲之一。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杜甫在郾城曾亲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　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诗前作序说明由来，称赞当年公孙之舞"浏漓顿挫、独出冠时"，周围"观者如山"，杜甫年幼，夹在人丛中玩看。诗中形象逼真地描写了公孙大娘的表演："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k））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这首诗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早已声震四方，所以此时表演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从杜诗中可知，《剑器舞》是独舞，艺术水平很高，堪称当时一绝，深受民间欢迎。到了元和年间，已引入军中做队舞演出，这就为宋代大曲队舞的出现开了先河。
　　5。绿腰《绿腰》也称《六幺》、《录要》。唐代著名的软舞之一，为女子独舞，乐曲流行极其广泛。
　　在软舞类中，《绿腰》是最著名的舞蹈。据白居易《乐世》诗序记载："唐贞元中（公元785-805　年），乐工向德宗献上一首乐曲，德宗命乐工将曲中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摘录下来，因此又叫《录要》，也叫《六幺》、《乐世》。此曲在民间广泛流行，为百姓熟知。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有"六幺，水调家家唱"句，足见其乐在江南水乡的普及。软舞《绿腰》，就是采用这支乐曲编成的女子独舞。
　　表演时，舞者身着修长衣襟的长袖舞衣，舞姿柔美轻盈，节奏由舒缓渐至急促，后又转为悠然平和。唐人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诗中记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翩若兰苕翠，婉如游龙举"，"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耳时流盼，修裾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全舞的表演过程。初起时，"慢态不能穷"，渐渐由徐缓转入急速，流畅的舞步婉如游龙，优美连绵的舞姿变化无穷，低回之处如破浪出水的莲花，急舞翻转时又像风中飘舞的雪花。越是临近结束动作愈加繁急，修长的衣襟随风飘起，舞者好像要乘风飞去，追逐那惊飞的鸿鸟。
　　五代南唐（公元937-975　年），对《绿腰》也有继承。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有女艺人王屋山舞《绿腰》的场面。舞者王屋山穿着袖管窄长的天蓝色长襟舞衣，她背对观众，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微微抬着的右脚正要踏下去，双手背在身后，正欲向下分开，长袖随之飘舞起来。这是《绿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生动的舞姿。
　　《绿腰》因舞艺精妙，享誉全国。不但内地推崇备至，唐代汉族乐工还将其乐曲带到西藏。此后，赞普在为唐使举行的宴会上也演奏此曲。可见其流行之广了。
　　6。破阵乐《破阵乐》又叫《秦王破阵乐》、《七德乐》，是坐、立二部中最著名的乐舞之一。舞蹈阵容庞大威武、激昂慷慨，声震天地，显示出赫赫军威。后传入日本，驰名中外。
　　《破阵乐》原为军中歌颂唐太宗李世民以武功统一国家的乐舞。李世民为秦王时，大破叛军刘武周，军中以此事作曲编舞，命名为《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即位后，出于"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的用意，于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令魏徵等人改制歌词，更名为《七德》之舞。后太宗亲绘舞图，教导乐工。
　　《破阵乐》舞者120　人，身穿银饰盔甲，手持画戟；舞蹈队形为左圆右方，前有战车，后有队伍；时而作纵队，成"鹅鹳阵"，有如鹅鹳前后相随；时而变横队，成"鱼丽阵"，有如鱼群比次而行；有时中间作箕状张开，两翼舒展；间以队伍时屈时伸，互相交错；最后首尾相应，连结一起。全舞共分三大段，每段四次变换阵形。伴奏用大鼓，乐调以龟兹乐为主。舞中的击刺动作，都与雄壮的歌声相合。
　　到了公元656　年，高宗将其改为《神功破阵乐》，主要用于祭祀。玄宗时（公元713-755　年），以《破阵乐》编入"立部伎"，仍有"发扬蹈厉，声调慷慨"的气魄，保持了初创时期的特色。但在"坐部伎"《燕乐》中的《破阵乐》，则是四人表演的小型舞蹈。舞者身着华丽的红色绫袍、绫裤，舞法与"立部伎"中的《破阵乐》有所不同。玄宗曾用几百宫女舞《破阵乐》，艺术效果也很好。至此，《破阵乐》的形式更加多样，影响更加深远。
　　7。泼寒胡舞《泼寒胡舞》，是唐代民间广泛流传的著名乐舞之一。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源于民间泼水游戏，是一种祈祷上天降寒祓除不祥的群众性舞蹈。约公元前8　世纪由康国（前苏联撒马尔罕）经龟兹（今新疆库车），传入内地，并进入宫廷。舞者裸体跳足，泼水取乐，热情豪放，载歌载舞，曾盛极一时。
　　《文献通考》记载："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子。其舞大抵在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旧唐书·康国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欢乐。"说明此舞确实来自康国。
　　唐作《泼寒胡舞》，始于则天末年。据《旧唐书·张说传》载："自则天末年冬季，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中宗时，除长安、洛阳两京外，各地也盛行此舞。因舞者头戴"浑脱帽"，因此也叫《浑脱舞》。浑脱队穿着胡服，骑在马上，泼寒胡者裸体跳足，尽情笑乐。皇帝诸王都很喜好，常举行大规模的泼水戏，到唐玄宗时，已流行了几十年，才以不合古礼之名而禁止。但教坊仍作保留，玄宗常于宫内组织演出，以供赏玩。
　　张说曾亲眼看到《泼寒胡舞》的演出，所作《苏摩遮》诗五首，其中四首对此舞的演出盛况均作了生动的描绘。诗的大意是说：苏幕遮本从海西传来，作此舞的胡人，有蓝色的眼睛和紫色的胡须。因为大唐的仁风播扬四方，所以远道而来表演歌舞，以助欢娱。他们用锦绣装束带有宝花的头冠，骑着骏马唱着异国的歌曲，他们能够激水结成阴气，寒冷与否全不在意。腊月的紫云笼罩着长安，他们在鼓声中高歌送寒，用油囊取来了天河的水，在起舞时泼洒在筵席前。祝福宫廷无限的长寿，新年永远接续着旧年。在这首诗中，《泼寒胡舞》的举办是为了辞旧迎新，因此群众踊跃参加，在歌唱之中，还不时地发出"亿岁乐"的和声。
　　《泼寒舞》传入日本，名为《苏莫者》，也常盛不衰。
　　8。踏谣娘舞《踏谣娘舞》，也是唐代最有影响的著名民间乐舞之一。源于河北的地方民间歌舞，伴奏的音乐也是河北风格。舞为二人，常在广场演出，由群众围观。此舞甚为流行，以至崔令钦的《教坊记》、杜佑的《通典》、段安节的《乐府杂录》、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及《旧唐书·音乐志》、《太平御览》等，都有记载。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踏谣娘是隋末河内人的妻子，美色善歌，河朔演出其曲，伴以管弦。歌时凄苦，摇顿身体，所以叫《踏谣娘》。近代优人改变了情节，已脱离原旨了。
　　另据《教坊记》载：大约在天宝年间（公元742-755　年），《踏谣娘舞》常在宫廷表演，崔令钦任著作郎曾亲临其境，遂记下演出实况。在北齐时，有一苏姓男人，长着一个酒糟鼻子，他本来没有作官，却自称为"郎中"。此人不事生产，但酗酒成性。醉后常殴打他的妻子。其妻心怀怨苦，只有向邻里诉说。当时的人们取其情节，演为舞剧。上场时由一男子着女服假扮妻子，徐步入场，且行且唱。每歌一叠，旁人齐声合唱："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接着其夫上场，与妻作殴斗状，以取笑乐。到唐时，以妇人扮演妻子，遂不呼丈夫为"郎中"，但云"阿叔子"。
　　从这两段记载看，《踏谣娘》的表演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时间有先后之别。因北齐建国在河朔（今河北一带）地区，所以两者所述也都是河北民间的乐舞。但是，天宝时的演出"以取笑乐"，则多少离开了诉其"凄苦"，同情贤德、讽刺恶夫的原意了。因此，《旧唐书》责之为"殊非旧者"。在后来的演出中，《踏谣娘舞》被分为两场。第一场，妇女出场，缓步行歌，至感情激愤时，悲从中来，乃摇顿其身而舞。悲歌倾诉，道其冤苦。第二场，丈夫登场，与妇对白，以至殴斗。观众资为笑乐。在晚唐的演出中，于夫妇殴斗后，又增加了第三场：有一质库中人登场，妻典质衣物，以供夫挥霍。这一情节的增加，更加突出妻子之贤，其夫之恶。
　　9。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舞》，是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其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唐玄宗吸收了《婆罗门曲》的要素创制而成。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身着象征孔雀翠衣的"羽衣"，和艳如彩虹般的霓裳（淡彩衣裙），装扮得极其典雅秀丽，有如天仙。因其舞兼有健舞、软舞之长，而又非属两舞之一，实乃开创了一种典雅华贵的新舞风。风靡大唐，官宦民间多加仿效。
　　此舞首次推出，是玄宗在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全舞共分三段。
　　音乐、舞蹈、服饰、道具，都以仙女在仙境中飘然曼舞的构思设计。第一段为散序，乐用散板，无歌无舞，只用诸般乐器独奏和轮奏；乐器主要有磬、箫、筝、笛等；演奏六遍乐曲后，进入第二段。第二段为中序，也叫歌头。表演抒情意趣的轻歌曼舞18　遍；乐为慢板，舞蹈姿态优雅舒缓，回旋如雪；小垂手后如弱柳飘摇；斜曳衣裙时如白云初生；舞者双蛾微敛，舞袖低昂，含情不胜，如置仙境。第三段为"曲破"，也称"舞遍"，以舞蹈为主；音乐由慢板转为快板，共12　遍。音乐急管繁弦，催拍愈紧，有如跳珠撼玉一般，达到高潮；到曲终时，乐与舞同时转慢，长引一声结束。令观者听众产生余音袅袅、回旋不尽的余味。
　　《霓裳羽衣舞》的编导手法非常高妙，它通过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变化的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运用，创造了新颖独特的乐舞形式，使人产生无限丰富的想象，以致白居易由衷地赞叹："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霓裳羽衣舞》编导者在创作上以传统音乐的主体，广泛吸收外来民族的音乐特长，将浑厚深沉的印度佛曲与含蓄婉转、清丽悠扬的清商乐融为一体，成为外来音乐民族化的一大杰作。同时，通过道调、佛曲的并存运用，还体现了释道互补的宗教思想。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堪称创举。舞蹈中运用了传统的"小垂手"，借鉴了西域舞蹈旋转、迅疾的动态，使中国传统舞蹈的妩媚、典雅，与西域舞风的俏丽、明快水乳交融，形成了既保持民族神韵、又具外来风情，既不同于健舞、又有别于软舞，兼收并蓄的一种特殊风格。《霓裳羽衣舞》的演出形式并不完全固定，有独舞、双人舞和大型群舞。唐代宫廷几个时期的表演均有不同。天宝四年（745　年）册立杨贵妃时和杨贵妃在木兰殿的两次表演，都是独舞形式。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白居易在宫中所见的是双人舞形式。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　年），朝廷曾以15　岁以下少年舞者300　人表演《霓裳羽衣舞》。宣宗时也曾用几百宫女予以表演。
　　《霓裳羽衣舞》声势浩大，乐舞精妙，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乃至家伎，可谓空前的繁盛。但是，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五）乐舞理论隋唐五代乐舞艺术的空前繁盛，既包括风靡四方的乐舞表演，也包括见诸文墨的乐舞理论。这一时期的乐舞理论应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乐志，二是专著，三是散见于各种典籍的有关论述。
　　乐志是断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叫音乐志，与礼合写的篇章称为礼乐志。唐代编撰了《晋书》和《隋书》。《晋书》的《音乐志》上、下两卷，为房玄龄等人撰写。《隋书》的《音乐志》有上、中、下三卷，为长孙无忌等人撰写。五代编撰了《旧唐书》，其中有《音乐志》四卷，为后晋刘昫撰写。这三部音乐志，按照时序进展，记述了晋至隋唐乐舞艺术的发展沿革、典章制度、重大决策、重要事件和重要成果，从整体上记录了隋唐两代乐舞艺术发展的基本状况，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
　　隋唐五代的乐舞专著不在少数，但多数早已散佚，仅有《乐书要录》、《乐府古题要解》、《羯鼓录》、《教坊记》、《乐府杂录》等屈指可数的几种保留下来，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乐书要录》　唐代的乐律学著作。元万倾奉武则天之命编撰。全书共十卷，现仅存第五、第六、第七3　卷。第五卷有"辨音声"、"论二变义"等11　篇。第六卷有"纪律吕"等4　篇。第七卷有"律吕旋宫法"、"识声律法"、"论一律有七声"等3　篇。文中强调"二变"的运用，阐明七声的起源，论述了旋宫之法。
　　《乐府古题要解》　唐代音乐理论著作。撰者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曾撰有《贞观政要》等书。本书二卷。根据阅读各家文集、传记所得，记述了100　多首曲子名字的由来。其中相和歌曲26　首，短箫铙歌9首，横吹曲9　首，舞曲5　首，清商曲7　首，琴曲6　首，杂曲46　首。对研究汉、魏、六朝音乐具有参考价值。
　　《羯鼓录》　唐代研究鼓乐发展的笔记类著作。作者南卓根据当时的传闻编撰而成。共一卷，分为前录、后录两部分。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记述羯鼓源流、形状及玄宗时代的轶事。后录成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记载着宋璟的传说故事及150　多首羯鼓曲目，对古代鼓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教坊记》　唐代研究乐舞发展的笔记类著作。崔令钦撰，共一卷。书中记述了开元时期的教坊制度和乐舞活动方面的趣闻轶事。卷末载有教坊曲目325　个。崔令钦为博陵（今河北定县）人，开元年间曾任京城防务长官，下属多为教坊中人，故得知教坊中事。"安史之乱"后，寄居江南完成此书。此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唐代表演艺术的重要资料。
　　《乐府杂录》　唐代研究乐舞艺术的笔记类著作。著者段安节，临淄（今属山东）人。其父段成式，曾任太常少卿，善音律。段安节曾任国子司业，善乐律，能作曲，书一卷，成于唐代末年。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乐部9　条；第二部分为歌舞俳优3　条；第三部分为乐器13　条；第四部分为乐曲12　条；第五部分为《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早已散佚，仅存说明文字。后世晁伯宇在《续谈助钞》中称此书为《琵琶录》。对研究唐代的乐部、歌舞、俳优、乐器、乐曲，歌唱家和琵琶演奏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除了专著外，散见于其他典籍的乐舞理论异常丰富。较为重要的，如《朝野佥载》、《封氏见闻录》、《苏氏演义》、《唐国史补》、《大唐新语》、《酉阳杂俎》、《因话录》、《北里志》、《开元天宝遗事》等，都有丰富的乐舞艺术的记载和评述。
　　六、隋唐五代的建筑艺术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建筑艺术发展的成熟阶段。
　　隋代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中，规划兴建了大兴、洛阳城，建造了大规模的宫殿、园林，开凿了闻名世界的大运河，建成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敞肩石拱桥--安济桥。
　　唐代在隋代建筑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营建了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使这两座城市更趋完善。同时，还兴建了一大批规模巨大、气魄雄浑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富有诗情画意的私家园林大量涌现。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古塔等宗教建筑遍及全国。绵延百里的唐十八陵，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园中最浩大的建筑艺术群体。
　　唐代各类建筑都有辉煌的成就，其风格特点是布局严整、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工艺精湛，既注重功能需要、也突出艺术形式，统一中富于变化、华美间不失典雅，强烈地显现出强大帝国自信向上、锐意进取、力求众美的创造热情和时代精神，成为古代东方建筑艺术的典范。
　　（一）大兴--长安城的艺术成就大兴--长安城，是隋唐两代的都城。自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开始营建，至唐昭宗时的人为破坏，在320　年的峥嵘岁月里，它以特有的宏伟富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尤其是那功能完备的艺术格调和方整对称的整体布局，都达到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对国内外的城市建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功能完备的宏大都城形象地展现城市的功利性能，是建筑艺术的首要法则，也是大兴--长安城所具有的艺术特色之一。
　　大兴--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部的渭河南岸，是隋唐两代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自隋文帝开始，经过隋炀帝至唐玄宗百余年的多次营建，完成了它的宏伟规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华的东方都城。隋文帝建国之初，以西汉的都城长安为国都，位置在今西安西北的汉城一带，面积约36　平方公里。由于此城城池狭小，宫殿、官属、居民相间杂处，况且日久凋残、水质咸卥、水量不足，难以适应新生帝国发展的需要，便于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命宇文恺重新营建都城。因杨坚在后周受封大兴公，故名为"大兴城"。公元618　年，李渊灭隋建唐，仍以大兴城为国都，但改名长安。
　　大兴城地势南高北低，北有渭河，东临灞水、浐水。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于城东开凿龙首渠，引浐水经通化门北侧兴宁坊入城，其支渠经皇城再入宫城，最后到达城北的御苑，满足了城东北地区的用水。又于城西开挖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洨水和潏水从城南入城。两渠相隔一坊，纵贯南北，解决了西北城的用水。开皇四年，又命宇文恺率水工由城东凿广通渠300　余里至潼关，引渭水入渠中，使潜运直通黄河。城东南原有曲江，地形复杂不便作居住坊里，宇文恺遂开通黄渠，引水入曲江池，开发了曲江芙蓉园风景区。又引潏水绕城西，作为运输的漕河，致使城中水网如织，园林密布，虽身居关西，却如江南景色。唐长安城在大兴城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除将大兴宫改称太极宫外，又于城东北兴建大明宫和禁苑，使宫室向北移至大明宫。后又在城东修建兴庆宫，城东南扩建芙蓉园。并在城的东北部和东侧修建夹城，使芙蓉园与大明宫相连。形成了帝王、朝臣、贵族集中到东北部，城市重心偏于东北的格局，以取龙首之势。
　　长安城东西长9721　米，南北宽8651.7　米，周长35　公里多，面积84　平方公里，平面略显正方形。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相当于10　个今日规模的西安古城。城内由宫城、皇城、外城廓三部分组成。城墙厚约12　米，每面各设三门，每门三道。符合《考工记》所载"九经九纬"的周朝礼法制度，体现出帝王至尊的规格。皇城、宫城与居民严格分开，置于南北中轴线的北端，以示统摄天下四方。
　　宫城位于全城北部的正中，东西长约2820　米，南北宽约1492　米。宫城正中为大兴宫，有16　座大殿，是皇帝起居、务政的地方。西部为掖庭宫，是嫔妃的住所。东部是太子居住的东宫。皇城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约1843米，城内设有宗庙社稷、官署衙门，是百官办理公务的地方。在宫城与皇城中间，有一条宽441　米的街道，横街酷似一个广场，可供士兵操练，也是接受百官和外国使臣朝贺的地方。
　　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北向与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为承天门大街，南向与外廓城正中的明德门相通的朱雀门大街，街道宽150　米，长分别为1843　米和4500米，两街贯通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城内有东西大街14　条，南北大街11　条，把全城划分为108　个排列整齐的坊里，为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宽阔笔直的街道两旁，都栽种着整齐的槐树，宫城、皇城里则种植梧桐和柳树。在树荫掩映之下，整个城市更显得壮观幽美。
　　隋代兴佛，唐代三教并举，隋文帝迁入新城时，曾于朝堂之上陈列寺庙匾额120　块，自愿造庙者即可取走匾额，促进了寺院佛塔的建设；又在皇城中轴线两侧，建造了左右相对的大兴善寺和元都观；在城西建有庄严寺，寺内营造90　米高木塔一座。大业三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为了纪念文帝，又于庄严寺旁建总持寺，其规模及寺中木塔与庄严寺相同。及至唐代，长安城内有僧寺81　座，尼寺28　座，道观30　座，女观6　座，波斯寺2　座，胡袄祠4　座。这些宗教建筑的大量出现，使繁华的长安城又增添了外来民族建筑的异域风情。此外，唐长安城中还辟有教坊和戏场数处。宫城北面的禁苑是皇族游猎的地方。其中设有马球竞赛的球场。这些都是长安城极具特色的建筑之花。
　　长安城自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从平地始建，继承了历代都城的优秀传统，经过历年修建，终于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繁华都城。但至唐朝末年，它却屡遭破坏，日益衰落。第一次是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黄巢义军攻克长安，至中和三年（公元883　年）被迫退出，唐兵蜂拥入城肆行烧杀，造成了城中宫、庙、衙、署的严重损坏。第二次是乾宁三年（公元896　年），李茂真兵变，入长安后大肆焚烧。第三次是天复元年（公元901　年），韩全海等劫昭宗去凤翔，然后火焚宫城。第四次是在天祐元年（公元904　年），朱全忠（即朱温）强迫昭宗拆城、迁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繁华富丽的长安城尽遭破坏。现在的西安城垣，是明朝重修的，它只包括唐时的宫城和皇城，规模小得多了。
　　2。和谐统一的整体布局除了功能完备的艺术构思外，大兴--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更富有艺术特色。无论是城址的选择、水利的开发、宫城的方位、街坊的组合，还是园林的开发、文化设施的安排等等，都富有形式多样、主次分明、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尤其是皇宫、官衙、民居的分区安排、全城设中轴线、东西相等对称、城内置风景区，街道宽直、坊市整齐、引水入城等重大举措，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它们显现出来的迥然有别的意境和风格，及其有机的结合和高度的统一，集中地映射出隋唐帝国在城市整体规划方面的设计能力和艺术风范。
　　宇文恺是古代杰出的城市设计家和建筑工程师。他曾主持修建水利、长城、桥梁等建筑工程，设计过其他一些大型建筑。开皇二年，隋文帝命他为营都副监，与杨素一同主持营建新都。凡大兴城规划设计，均出自其手。在规划新都之前，他先到北魏的洛阳、东魏和北齐的邺都考察，经过分析比较，吸收它们的长处，确定了建筑方案。
　　大兴城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一带。此地北有渭河，地势略显低平；南部岗峦起伏，形同天然屏障；东临灞水、浐水，可得舟楫之利；西部有浐水和届水遥相呼应，可分水入城；中部龙首原地势高爽平坦，川原秀丽，卉物滋阜，能够满足宏大都城的土地需要，是一块符合封建帝王所崇尚的风水宝地。整个地貌具有虎踞龙盘、山青水秀之势，水源充裕，交通方便之优，又有源长流远、江山永固的象征，还因"龙首"起城，含有蛟龙入海、前途无量的寓意，使得封建帝王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得到完美的结合和形象的体现，并尽皆融入到都城建筑与自然景物的和谐统一之中。后来，唐高宗所以移入大明宫临朝听政，原因在于大明宫正建在龙首岗的东北端，此处既可俯瞰全城，又有"龙头"之属。可谓至高无尚、尊贵之极了。
　　方整对称、严谨封闭的棋盘式结构，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首创，是大兴--长安城整体布局的骨干。在城市的中轴线上，北起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中经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南至南城正中的明德门，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大街两侧各有57　坊之地。城中的寺庙、坊里、商市均两两相对，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朱雀大街两侧。这种以皇城为发端、中间大街为轴线、左右均衡对称、全城整齐平坦的棋盘式规划设计，强烈地显示出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形象地表现出阴（北向）阳（南向）有秩、尊卑有序、礼仪有嘉、治事有方的封建主义伦理纲常的美德，以及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刻底蕴。
　　坊里制度是隋唐创造的一种城市居民的街区形制。虽然这种建筑形式在曹魏邺都已经出现，但真正使之完善的则是唐代。长安城中共有108　个坊里，小坊一里见方，大坊数倍于小坊，坊的四周筑有2　至3　米高的土墙。小坊设四门，坊内有东西横街或十字街。坊内形成许多小巷，称为"曲"，以通向各户住宅。坊内居住者除三品官吏、官府或寺院可直接向大街开门，其他户主一律禁止直通大街。街坊均有专人管理，坊门早启晚闭。六条主要大街设有街鼓。每晚击鼓800　声，号令市民回家。街鼓一停，市民不得在街上通行。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允许百姓开坊门上街。因此，坊里制度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只有其建筑形式所具有的平整对称、主次分明的空间组合，才富有艺术魅力。
　　长安有东、西两个市场，各占两坊之地，面积各有1.1　平方公里。东部的称东市（隋称会市），西部的称西市（隋称利人市）。市场四周筑有围墙，四面开门。市场内有井字形大街，划分成九块小区。中央一块为市署和平准局，进行市场管理和税收。其他8　块为商市。东市主要经营"四方珍奇"，即全国各地的特产货物，共有220　个行业。西市是少数民族商人，外国客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有服装店、珠宝店、鞍辔店、蜡烛店等等。市场之内的街道中间为车道，两旁有人行道和排水沟。唐太宗时曾设立南市，武后时废除。虽然东市和西市在形式上和谐对称，又便于集中管理，但像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仅设两市对市民生活多有不便。所以，至中唐以后，坊里也逐渐开设商店和作坊，有的可与东市、西市媲美。夜里虽然坊门关闭，但坊中夜市灯火通明，非常热闹。这不但是对坊里制度强权统治的一次突破，也是坊里建筑大放异彩的盛况。
　　大兴--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及其规划设计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平安京（今京都市），从宫城位置、坊市配置、街道分布以及名称等，都是仿照唐长安城而建，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往的历史丰碑。
　　长安城里的宫殿，是帝王活动的中心、全城的心脏，也是皇权的象征。
　　因此，它们在建筑布局和建造艺术上，集中地体现着封建帝王的思想意志和审美理想；是当时建筑系列中最宏伟、最高级的建筑群，代表着特定历史时期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隋大兴城在宫殿的规划和建筑格局上，以突出宫城、皇城为出发点，一改汉晋的"前寝后朝"制度，而继承周朝的"前朝后寝"建制，将宫城和皇城置于显赫的中心位置，做到宫室、府衙、居民严密分区，并采取"三朝五门"、宫室有阙的格局建造大兴宫，唐代改名太极宫，并以此宫为本，先后建造了规模更加宏伟壮观的大明宫和兴庆宫。
　　"三朝五门"、"前朝后寝"的宫室布局，是太极宫建筑设计上的特色。据《左传》记载，周朝在宫室大门前建有宫阙，用来观察防御、揭示政令、纳取臣民属谏。其后建有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共五重宫门以作壮观增辉之用。最后为"三朝"，即"大朝"、"内朝"和"外朝"，是帝王处理政务的殿堂。"五门"、"三朝"，加上宫阙，于是就有"九重宫阙帝王居"之说。
　　太极宫历经隋唐两代的修建，规模庞大，体系完备。面积达到4　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6　倍。沿中轴线建有门殿10　余座。五门为承天门、太极门、朱明门、两仪门、甘露门；三朝包括：宫城正门承天门为大朝，太极殿为日朝，两仪殿为常朝。两侧还有以"大吉"、"百福"命名的若干门殿组成的左右对称建筑。
　　隋唐都城在宫殿布局上采取的重大改革及其成果，为以后历代的宫室建筑奠定了基础。各代依据这套建制，兼顾自然环境和时代的需要，在形式上灵活组建。如清代"故宫"的五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后宫（乾清宫、安泰宫、坤宁宫及东西十二宫）体制，基本沿续了隋唐的建筑规格并有所发展。
　　含元殿是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殿堂建筑，大明宫则是长安城中众多宫殿的典型代表。
　　贞观八年（公元634　年），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北龙首原高地上修建大明宫，作为太上皇李渊的避暑之处。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高宗李治又扩建大明宫，并于龙朔三年迁入大明宫听政。并将原来的太极宫改名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此后，大明宫便代替了太极宫，成为唐代帝王处理朝政的中心。大明宫城北部为梯形，南半部为长刀形。南北长2256　米，北端东西宽1135　米，中部1355　米，南部1674　米，城周长7628　米。全城共有11　门，南面5　门，正中为丹凤门，东有望仙门、延政门，西有建福门、兴安门。北城设3　门，正中为玄武门，东为银汉门，西为青霄门。玄武门在政治上地位突出，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先是李世民诛杀隐太子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此后又有玄宗平韦后、代宗除张后等匡扶唐室的军事行动，都增加了玄武门的知名度。大明宫中的三朝大殿为，外朝含元殿、中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两侧还分布着麟德殿、蓬莱殿、含光殿及毬场等10　几座殿堂和宏伟建筑。含元殿就坐落在大明宫中轴线的中部。
　　含元殿是大明宫中的正殿，国家在元旦、冬至举行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要仪式，均在此殿进行，其性质相当于明代紫禁城的太和殿。1956-1960　年，发掘了含元殿遗址，弄清了它的建筑布局、形制和构造特点，绘出了含元殿的复原图。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部的龙首岗上，含元殿建在龙首岗的南缘。因龙首岗为全城的最高处，含元殿以其高屋建瓴的气势而统摄全城。含元殿以龙首山为殿基，高出地面15.6　米；殿阔13　间，全长67.33　米；进深6　间，共29.2　米。大殿面积为1966.04　平方米，与全国现存的最大木结构建筑的明代长陵棱恩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面积之和相等。含元殿的两侧建有翔鸾、栖凤二阁。尤其是从殿门通向地面的"龙尾道"，气势磅礴，甚为雄奇。龙尾道平、坡相间，共有七折，约有70　米长，由10　米多高的墩台顶部迤逦而下，犹如"龙尾"垂地。翔鸾（左）、栖凤（右）二阁，运用飞廊与含元殿连接，高低错落、主次鲜明，而又浑然一体。阁基高约20　米，比殿基略高，位置稍为靠前，犹如展翅欲翔的两翼。整个含元殿建筑群，面对着南北宽615　米，东西长750　米的大广场，就像一只降自九天的巨鹰，气魄宏伟壮观。每当朝廷盛典，大殿上下鼓乐齐鸣，声震天霆；殿前万头攒动，衣冠锦绣。
　　从含元殿遗址的残物得知，大殿墩台的砖壁以红色粉刷，通体深红；含元殿的四壁雪白如玉，配以朱红色的柱子、门窗和栏杆，赭黄色的斗拱和错金的门钉；殿顶用绿色琉璃构件起脊，黑色的筒瓦覆盖殿顶四坡。整体色调迥异于明清宫殿金碧辉煌的格局，具有庄重素朴、典雅纯净的艺术风格，充分显示出唐代建筑设计师和能工巧匠们卓越的创造才能。
　　（二）洛阳城的建筑艺术成就自然环境与城市建筑的有机结合，是洛阳城的显著特色。与此相适应的区划分布和整体布局，使洛阳城迥别于长安城而具有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又一杰作。
　　洛阳位于河南省的伊洛盆地，南临伊阙，北靠邙山，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洛水、伊水、谷水、瀍水川流此地。四周群山环绕，气候温和、山青水秀、物产丰富。从东周起，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9　个朝代在此地建都，素以"九朝名都"著称于世。
　　隋朝初年，洛阳为东都，后来隋炀帝迁都至此，大兴城反为陪都。洛阳城经过隋代的营造扩建，尤其是大运河开通以后，逐步繁荣起来。唐代仍沿用东都。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即以洛阳为都。公元九世纪末，唐终于自长安迁都洛阳。
　　东都洛阳始建于七世纪初，由宇文恺、封德彝、杨素等人负责规划营建。隋代洛阳在汉魏洛阳城西约8　公里处，城内布局齐整。城区大致为正方形。南北最长处7312　米，东西最宽处7290　米。城的东南两面各有三座城门，北面二门，西面宫城、皇城各二门。城中洛水自西向东将洛阳分为南北二区，四座桥梁连接南北两区。除洛水外，还有伊水、谷水、瀍水注入城中。若干漕渠纵横交错，水上运输比长安方便畅通。
　　因北依邙山，西北地势较高，所以将皇城和宫城建于西北高地上，占有居高临下，俯瞰全城之胜，致使皇城和宫城远离中轴线而偏于西北隅。皇城南临洛水，宫城在皇城之北，二城南北相叠。宫城不仅北有重城，东西有隔城，而且还处于皇城东、南、西三面包围之中。皇城西面虽为城外，但却有西苑的苑城相对。东面有含嘉仓城和东城，南面有洛水相隔，且地势又居高临下，可谓固若金汤。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又在皇城西侧御苑内建造了上阳宫，门殿全部东向，和皇城联成一体，其作用与长安大明宫相似，高宗、武后常居此宫。
　　洛阳全城共有109　个坊里和三个市场。北区的东部有28　个坊，南区81个坊。坊里呈正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长安的坊里略小，坊内有十字形街道，四边开门。三个市场均位于水运交通来往方便之地，北区的北市最为热闹繁华。靠近北市的含嘉仓，常有四方诸州的船只集结在北市西侧的新潭和漕河之上，因此这里开设许多旅馆、酒楼。南市位于南区的东北部，西市位于南区的西南部。洛阳城东南隅的伊水引渠周围，达官显宦建有许多住宅园林，成为景色秀美的风景区。
　　洛阳城在隋唐建筑史上的出现，以其特有的布局结构树立起一种新型的都城建造模式。这种因地置宜的设计思想和建筑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三）桥梁建筑艺术横跨江河之上，飞跃峡谷之间的各种桥梁，既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又是一种建筑艺术品。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桥梁是公元1134　年西周用船架设的浮桥。在浮桥的基础上，至迟在战国又出现了梁式木桥。隋后，石梁桥也应运而生。大约在汉代，人们发明建造了石拱桥。拱桥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的建桥技术和艺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此后，石拱桥便成为桥梁建筑的主要形式。隋唐五代建造的桥梁很多。其中，享有盛誉的石拱桥有安济桥和宝带桥。到了唐代，东渭桥等以木结构为主体的桥梁大量涌现，石拱桥以灞桥最为有名，但和永济桥一样，屡建屡毁，早已面目全非。真正以原有设计和形制保持到今天的，只有隋代建造的安济桥了。它那奇妙的构思、典雅的身姿和精湛的雕刻，都是桥梁建筑艺术史上的辉煌业绩。
　　安济桥坐落在河北赵县南门外3　公里的洨河上，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　年），由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和建造。因赵县在古代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称赵州桥，民间习称大石桥。此桥建成后，各代争相采用敞肩圆弧的工艺，建造了不少石拱桥。仅赵县就有永通桥、济美桥、沙河店桥等；河北唐县有开仙桥、井径县有天微军桥等；山西晋城有景德桥、原平县有普济桥等。
　　安济桥全长约64.4　米，圆弧长50.82　米，宽9.6　米，石拱跨度37.02米，全部用石料建造。在桥的结构上，桥身用平行而紧密并列的28　道拱券组合而成，每道拱券自成一体，其中若有一券毁坏，也不会影响其他拱券，即保证了桥的整体安全，又便于局部施工修理。为保证28　道拱券紧密地联为一体而不向两侧分散倾倒，又采取了3　项加固技术，首先将桥面的宽度中间逐渐减少，以使两侧各道拱券都微微向内倾斜。然后在拱券面上用横向石板加伏，以使各券之间相互勾联，在券和伏之间又加若干横向铁条把各券拉在一起。
　　安济桥是我国古代跨度最大的单孔桥，但其桥面坡度却非常低缓。在安济桥建造以前，我国拱形石桥高与跨的比一般为1：3，跨度越大，拱券就越高。为利于车马通行，李春等匠师把高跨比改为1∶5，即从拱顶至拱脚仅高7.23　米，而拱券跨度达37.37　米，致使桥面几乎没有坡度。
　　大桥的整体造形更具独到之处。在弧线呈60　度的大石拱两侧肩部，又各建两个小石拱，改变了过去拱券之上填充沙石的传统作法。这样既可以在山洪暴发、河水高涨时排泄洪水，又可减轻桥自身的重量。据测算，桥身可减轻500　多吨，相当于桥身总重的15.3％。这种"敞肩圆弧拱"桥，到了14世纪才出现在法国泰克河上。从艺术角度看，大拱肩上加4　个小拱，可使大桥更加和谐匀称，避免了一拱的孤单和呆板。桥面弧线、大拱券弧线、4　个小拱券弧线，线条柔和，搭配巧妙，使巨大雄伟的石拱桥又呈现出轻盈、秀逸之美。历史上曾有许多诗人，用优美的语句描绘和赞美石拱桥。唐人张嘉贞评价此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宋人诗曰："自古神丁役此工"；明人祝万祉诗曰："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
　　桥的两侧装有栏杆、栏板和柱子。石栏板上雕刻的蛟龙变化多姿，栩栩如生。有的上下翻腾，有的二龙戏珠，有的云中回首，有的怒视洪涛。桥栏石柱上刻着狮子头，刀法苍劲古朴，个个生动逼真。
　　安济桥是现存最早的敞肩圆弧石拱桥，经历了1300　多年的风风雨雨，它那高度科学性和完美艺术性相结合的优秀性能，愈发出色地显示出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四）宗教建筑艺术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最为繁荣的社会阶段。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曾得到女尼智仙的帮助，因而对佛教十分虔诚。他把佛教作为国教大力提倡，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等建筑。唐代"三教并举"，佛道空前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寺院、佛塔数量更多，分布更广，规模更宏大。太宗即位后，曾令全国各地在交兵之处建造寺刹，立碑表德，以光帝业，并在京城各寺礼忏七日七夜，追荐亡魂；高宗李治为给太后求福，于长安城内建大慈恩寺。为求长生不老，唐时历代帝王都敬道求丹，致使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代宗李豫、德宗李适、宪宗李纯、敬宗李湛等皆因丹毒而死。据文献记载，武宗灭佛之时，全国曾拆毁大寺4600余座，小寺4　万多所。可见唐代佛教的滥觞之甚。五代仍沿袭唐代积弊，佛教极为盛行，豪华寺院到处可见，尤其是南方，建造佛寺佛塔成风，至今仍有不少遗存。隋唐五代盛兴宗教纯属迷信，但精工建造的佛塔、寺院却是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成就。
　　1。佛教建筑的民族化特色佛教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从此建造寺庙、修建佛塔便日益兴盛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帝王大力提倡佛教，所以寺庙佛塔遍及全国。据载，梁朝有寺庙2846　所，北魏末期仅都城洛阳就有寺院1367　所，北方多达3　万多所。但是，西方有人说：中国无特殊之宗教建筑。此话精辟地揭示出中国的宗教建筑所特有的民族化风格。西方各国，宗教建筑最为发达。原因在于古人崇拜上帝，故而必先建立神祠，尔后方建宫室住宅。中国古代没有正规宗教，所以重在建造住宅宫室。往昔虽设坛祭祀天地山川，设庙祭祀先祖亡灵，但建筑形制与宫室住宅相同，不像西方的宗教建筑那样具有区别于宫室住宅的特殊形式，如基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从佛教传入开始，佛教建筑就走上了一条中国民族化的道路。
　　隋唐五代的佛寺建筑遗存至今的很少，但从历史文献和敦煌壁画资料可知，当时寺院的平面布局仍采用传统的对称组合式庭院布局。即以一个四合院为主体，在其前后左右随意增添院落或花园。常见的形式为，南北中轴线配置，主要建筑，包括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罗汉殿、护法殿等。较大寺院除中央一组主要建筑外，还依供奉内容或日常用途而设置若干庭院和花园。至少在晚唐，钟楼也成为寺院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古代佛塔建造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两宋时期，以及元明清时期。在南北朝以前，佛塔基本上全是木结构楼阁式塔，少数缺乏木料的地区才有仿木结构的砖石塔。塔平面为正方形，塔身多为单檐，并置于寺院中轴线上，位居全寺中央。唐代，殿堂已逐渐成为寺院中心，佛塔则退到一侧或后面，有的还建于寺院之外。
　　隋唐五代的佛塔、寺院，在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上，较之前代水平也大力提高。由于唐代在雕刻、彩塑、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成就优异，所以此时的佛塔，寺院建筑也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性能。
　　佛光寺是唐代五台山"十大寺"之一，它位于台南豆村东北约五公里的佛光山东坡上。它初创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9　年），中间经唐武帝灭法，全寺毁于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唐宣宗继位后，佛法再兴。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　年）愿诚和尚重加整修，当时长安弟子宁公遇出资兴建，因此殿中除塑有佛、菩萨像32　尊外，还有主建者愿诚和宁公遇塑像各一座。寺院坐东朝西，主轴线就山势采取东西向，整座寺院的布局顺应山坡修筑成叠落式平台三层。第一层平台较宽阔，北侧有金代建造的文殊殿，南侧对称的观音殿已不存在。第二层据文献记载，当时可能是一座七间三层的弥勒阁，是全寺的主体建筑，现只存一些近代建造的次要建筑。第三层平台上是佛光寺正殿，居于全寺最高处。
　　佛光寺面宽7　间，共44　米；进深4　间，共26　米。大殿正面中央五间各安木板门两扇，左右两间和西山墙后部开有直棂窗。殿的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组成，形成面阔5　间，进深两间的内槽和一周窄而高的外槽（古代称这种平面为"金箱斗底槽"），内槽后半部设有一巨大长方形佛坛，供有主佛三座及菩萨、童子、力神等30　余尊，都是唐代作品。佛坛前有一较大空间，可供进行佛事之人使用。
　　殿内梁架以方格形天花为界，分为天花下的明栿和天花上的草栿，明栿加工精细，草栿表面仅稍稍加工。明栿不是直接与天花相连，而是通过栿上斗拱构成透空的小空间，加上天花接近内柱的部分做成斜面，更增加了内槽的高度感。
　　殿的外檐柱也具特点，外檐柱都向内侧微微倾斜，称为"侧脚"。同时外檐柱从明间向两边比内柱稍有抬高，称为"生起"，"侧脚"与"生起"可使各构件的榫卯联结更为紧密。此外，柱子的上端做成曲线，称为"卷杀"，以使柱头与斗栱等上部结构很好连系，并显得挺拔有力。柱子有柱础，正殿檐柱础为覆盆柱础（柱础如覆盆状），柱础上雕刻有唐代常见的宝莲花饰纹。另外值得惊叹的是，大殿完全建在岩石之上，后部柱础是在凿山时直接凿出来的，这样坚固的基础，难怪历经一千多年而未受地震的破坏。殿顶为单檐灰瓦四波顶，坡度和缓，约为1∶2。屋顶正脊长三间，两端有向内弯的鸱尾，鸱尾恰位于左右第二缝梁架上，构成和谐匀称的屋顶，配上屋檐和缓的起翘及造型遒劲的鸱尾，使整座大殿显得更加庄重稳定。柱高与开间比例略呈方形，斗拱高度约为柱高的1／2，屋檐挑出近4　米。粗壮的柱身，结构复杂的斗栱，再加上深远的出檐，给人一种雄健有力的感觉。
　　殿内拱眼壁上，斗拱与斗拱之间的泥墙和明间佛座背面，绘有唐代寺庙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壁画。拱眼壁上壁画为三组：中间为佛说法，左右分别为文殊、普贤二菩萨正在赴会途中。明间佛座背面壁画为降魔护法，画中有天王、天女、神官、鬼怪、神龙、猴妖等。画中人物形象生动、线条强健，犹存名家吴道子画风。
　　佛光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木结构大殿。大殿连同殿内34　尊塑像，壁画及梁下发现的当时题字墨迹，可统称为唐代四绝，是目前唐代寺庙建筑史上最珍贵的遗迹。遗憾的是长安、洛阳的著名寺院，我们今天已不能见到，但从五台山佛光寺的遗迹，可大致了解唐代寺庙建筑的艺术成就、技术水平及规模。
　　3。风格独特的唐代砖塔唐代的佛塔建筑出现两大变化，艺术风格也随之大变。一是用青砖垒砌塔的外壁，与木制风格迥然有别；二是登塔游览之风盛行，塔内建有阶梯，格调亦有创新。如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扬州携手同登栖灵寺的九级浮图，双双佳作。白居易诗曰"半月腾腾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犹堪任，上到栖灵第九层。"刘禹锡诗为："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数游人举目看。"可见塔内阶梯已达九层。就外形来说，唐代砖塔可大致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和变体式塔三种。
　　（1）楼阁式塔楼阁式塔是印度佛塔中国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古塔形制发展的主流。其特征是两层之间的距离较大，每层高度与楼阁层高相近；塔身用砖石仿木结构作出与木体楼阁塔相同的门、窗、柱、斗拱；塔檐仿照木结构形式作挑檐檩椽、飞头、瓦垄等；塔身内部均有楼层，可循楼梯而上；内部楼层一般与塔身外部层数一致。
　　巍峨峻拔的大雁塔，耸立在陕西省西安市城南四公里的慈恩寺内。相传摩揭陀国有一僧寺，一日有群鸿从空中飞过。忽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地上。僧人认为雁即菩萨，同愿埋雁建塔，以资纪念。塔成后即名大雁塔。此塔始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原名为慈恩寺塔。当时玄奘为储存自印度带回的梵文佛经，修下一座五层土心砖塔，不久便倒塌。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　年）重造，高至10　层。后经战争破坏只剩7　层。五代后唐又加修缮。明代塔又残坏，加砌面砖予以保护，即为今塔。现塔高64.1米，底边各长25　米。塔身自第二层开始，每层明显向内收进，形如方锥体，造型简洁，庄严古朴。塔内设木梯楼板，可逐层登至顶端。古代举子及第之后，均来大雁塔登塔题名，塔前曾留有唐代以后众多举人题名的刻石。塔底南侧嵌立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石碑二通，碑文即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帝文、褚书、名塔三种绝艺集于一身，足见此塔的珍稀了。
　　多被诗人吟咏的香积寺塔，位于西安市长安县香积寺内。唐代著名高僧善导法师曾主持此寺，他圆寂后，弟子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此塔。此塔建于唐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相传大塔完工时，唐高宗曾赐佛舍利千余粒，武则天也来观仰。现存之塔为唐代原物。塔身下有一方形台座。塔平面为正方形，底层每边长9.5　米，用平素砖墙砌筑。东、西、北三面各有卷形龛一个。南面设门，塔内室为方形。塔原有13　层，现残存10　层，第一层塔身较高，其上各层骤然变低，宽度也逐层递减。除底层外，以上各层四面均有砖砌而成的凸起状方形倚柱四根，将每面划分成三开间。柱上施栏额一道，柱头及补间皆承栌斗，其上有两道相间隔的棱角砖牙子，牙子之上用叠涩法出檐。自二层起，每层当中一间筑券形龛，梢间有砖砌槏柱，中有朱绘直棂窗，柱、栏额、槏柱皆用朱色描绘。
　　除了佛塔自身的文化内容和艺术风格外，它还和寺院周围的自然环境形成幽雅的氛围而引人入胜。王维《过香积寺》诗中描绘："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形象地再现出寺塔隐于云峰之下，古木参天、人迹罕至、钟声阵阵、流泉如咽等等幽邃秀丽的风光，以致诗人也学习高僧安禅静坐，以摒弃各种凡人欲念的倾注之情。
　　除了香积寺塔以外，隋唐五代现存的楼阁式塔还有西安兴教寺的玄奘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等，都各具英姿、异彩纷呈。
　　（2）密檐式塔这种塔与楼阁式塔的高度、体量差不多，在唐代非常盛行。其特征主要是：塔身下部第一层非常高大，以上各层之间距离很短，几乎看不出楼层；塔檐用叠涩法出檐，层层重叠，紧密相连；塔檐一般较短，层檐之间不设门窗、明柱；有些塔在两檐之间开设通风采光小孔，但孔与楼层不一致，远远多于内部楼层。隋唐时期的密檐式塔与后代同类塔相比，塔身装饰简洁，佛像、菩萨和隐门、柱、斗拱、椽檩等雕饰不多。塔身空心，一层以上各层檐子也少有木构的斗拱、椽子、飞头等部分。
　　现存的千寻塔，坐落在云南大理崇圣寺内，约建于唐开成年间（公元836-840　年），为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塔西有两座宋代密檐小塔，三塔构成鼎足之势，高低有秩，主次分明。为平缓葱郁的自然风貌增添了宏伟高耸的立体之美。千寻塔平面呈四方形，塔身建于两层台基之上，第一层每面宽9.85　米。高大的塔身之上，建密檐十六层，内部为空筒状，共高59.6米。塔檐呈反凹曲线，做法是从壁面叠涩一层，上砌棱角牙子一层，再叠涩12　至15　层，檐上迭砌低矮平座。塔的中部卷杀比较突出，而顶部卷杀比较缓和，这点与我国最古老的北魏密檐砖塔有很大不同，是唐代密檐塔中的精品。
　　驰名古今的"雁塔晨钟"为关中八景之一。其中的"雁塔"就是小雁塔。小雁塔现位于西安市城南荐福寺内，和大雁塔东西相望，因比大雁塔小，修建时间短，故称小雁塔。大雁塔明代曾包砌了一层砖壁，而小雁塔则全部为唐代原状。
　　此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　年）。塔平面为正方形，底层每面长11.38　米。原有密檐15　层，高46　米，因明代地震，顶部二层塌毁，现余13　层，高43.3　米。塔建于方形基座之上，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门框以青石做成，以上各层均在壁面设拱形窗。密檐均以叠涩法挑出，上面再置低矮平座，塔的外形逐层内收，五层以下收分微小，6　层以上急剧收杀，外轮廓线圆和流畅，形体秀丽美观。塔内为空筒，设有木构楼层。
　　小雁塔是我国早期密檐式塔的代表建筑，对后代密檐塔影响较大。但因塔身所开之窗上下成串，且又较大，对整体的牢固性有一定削弱。塔身第一层门楣上明代的题记说：此塔在1487　年因地震，自顶至足裂开尺许，1521年又遇地震，不但未塌，反而"神合了"。解放后，裂缝犹在。60　年代对塔进行了修缮和加固。
　　此外，遗存至今的隋唐五代密檐式塔还有河南的永泰寺塔、法王寺塔、临汝县风穴寺的七祖塔。登封县的法王寺塔、南京栖霞寺塔，河北正定的开元寺塔等。
　　（3）变体式塔变体式塔尺度较小、形式多样，多是倅堵婆式（即印度佛塔，专为藏置佛舍利以供佛徒礼拜）、楼阁式和密檐式的变体形式。这种塔一般修建于山谷之中，与自然山水林木融为一体。
　　净藏禅师塔位于登封县西北会普寺山门西侧，建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为净藏禅师墓塔。塔平面呈八角形，全高9　米。塔身有一高大台基，上砌一低矮的须弥座，座上建八角形塔身，塔身转角处有八角形倚柱，柱头上砌有额枋和斗拱，补间斗拱为人字形，再上为叠涩出檐、须弥座、山花蕉叶、仰莲、覆钵等。塔身南面有圆拱门，北面有铭石一块，东西置假门，其余四面为直棂假窗。此塔是目前发现的八角形塔中最早的一座，在唐代普遍流行平面正方形塔时，此塔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形制的出现。二百多年后，正方形塔反而少见，普遍流行的都是平面八角形塔。
　　九顶塔位于山东历城县柳埠镇九塔寺内，约建于唐天宝时期（公元742-756　年）。此塔造形奇特，单层塔顶之上分建有9　个密檐式小塔，目前国内仅此孤例。全塔高13.3　米，分塔身、塔底两部分。塔身中间有一明显界限，上部精细平滑，下部砌砖粗糙，估计当初下部曾有过某些建筑。塔身之上以叠涩砖挑出17　层，檐顶以砖叠涩内收16　层，塔顶平台中置一较大三层密檐式塔，内有佛像一尊，南面辟门。周围环绕8　座较小三层密檐塔，均向外侧辟门。塔室内供石佛像一尊，高1.2　米。塔的平面为八角形，与净藏禅师塔相似，且每边向内凹入呈弧形，在唐塔中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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