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白居易与元和体旧时研究唐代诗风变化，有陈、杜、韩、白诗风四变之说。认为陈子昂改变六朝诗风。为第一变；杜甫经安史之乱，反映社会离乱态为第二变；韩愈提倡道统，写硬派诗歌为第三变；白居易首倡创作新乐府，主导元和体为第四变。其实，韩愈对诗歌的贡献没有这么大，他的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古文运动方面，因为古文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主张"文以载道"。他本人又是一位极有天才的人物，对中唐诗歌自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论实际成就，他并非白居易敌手。白居易实为唐代超级诗人，虽不能比肩于李白，杜甫，尽可以比之于王维。唐代诗人，应以李、杜、王、白居其首席。或以诗艺而言，还应加上李商隐。李、杜、王、白、李，可算唐诗五大家。
白居易对中唐政治文化的走向，不如韩愈认识明确，但他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远比韩愈为大。由此可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人物会是永远正确的。更多的情况下，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或兴盛一时，或影响久远；或二者相兼，或一花独秀。韩、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没落的开端。虽然百足之虫，虽死未僵，但已风雨飘摇，内外交困。韩愈的药方是重振道统，辟佛尊儒；白居易的药方则是不断提出讽谕，努力减少人民苦难。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经过几十年官场奋斗，诗场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那个时代的诗歌使命。
1。白居易在元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元和体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专指由元、白唱和而成的独特诗风；一个是泛指元和年间各类诗派。这里用的是第一个含义。
元和体的创建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凭空无据。元和体的主导人物自然是白居易。白居易作为中唐最有成就的诗人，也同李杜一样，非常注意吸收前人成果。韩愈、孟郊不入流俗，元白这里发展传统。李杜为诗上追屈宋，次及建安，直通庾、鲍以及江左诸才子。白诗不同于李杜：盛唐既然已经辉煌，中唐就无须绕过佛陀，去拜罗汉。六朝诗自然也要参考，盛唐尤当学习。元白诗的平易之处，非六朝所有，白诗刻意反映民生民苦，则是杜甫后承。元白诗风一面向老杜学习，而且极其推崇杜甫，认为杜甫远胜李白的议论最先即出自元稹之口；又注重借鉴韦应物平和自然的诗风。元白远慕陶渊明，近习韦苏州，从陶、韦诗风中得益很多。
除去借鉴前人成果，促成元白诗风的还有许多同时代人。比如李绅，此公诗作平庸，本无足道；作官亦平庸，更不足道。但他有一首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诗作，却与元白诗特别是白诗风格极其相似，主旨相近。倘说此诗是白居易所作，有人信的，若说此诗会使白居易感动，也不过分。其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再如张籍、王建、朱庆馀、张仲素、张碧、张祜、刘采春等人的诗作诗风，也和元白体的形成有许多内在外在联系。张籍的歌行，王建的宫词，张碧《农夫》一类的采风，张仲素的闺情诗都和元白诗极多相通之处。一些诗人与诗作虽不入元白诗派，也受到他们的高度赞扬。如张籍的朋友朱馀余所写《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倩入元白诗品，犹能摇摇曳曳，顾盼多姿。
元稹最欣赏的女诗人刘采春，本伶工周季崇之妻，即为伶工妻，诗歌多生乐感，又因女子之作，诗风复转细腻。所写离情别绪，"低回秀媚，雅措风流"（元稹语）。但以自然而又富于生活气息而言，刘采春的《啰唝曲》等诗作不如皇甫松的《采莲子》更有魅力。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皇甫松，散文家皇甫湜之子，诗风清雅，别是玉兰花一技。
即使元稹大不喜欢，并且被他压抑、排挤的张祜，其实也和元白诗作目光流转，暗地传情。
元白诗吸收前人成果，特别是与时人相互借鉴，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使得他们的诗歌不如盛唐诗作那样有立体感。毕竟李杜前面有500年厚遇，元白就没有这么好的福份了。
元和体在中唐诗苑造成极大影响，但这样评价都不算褒扬。实在元白体的最大影响还在民间，它原本不是宫廷旧物，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只有接触人生，接触现实，接触三教九流，接触美好的大自然，才更能充分显示出来。元白唱和的内容广泛，收集在元白各自的《长庆集》中的各类诗作，几乎无不包容。但最有影响、最具魅力的还是他们的新乐府歌辞。这些新乐府歌辞既能迅速反映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又便于书今写古，更便于吟唱。应该说，能唱的诗远比只能朗颂的诗要传播得快。一首诗，若只能朗颂，好比只有一支翅膀，加上歌唱，变成两个翅膀。元白期间，天下人无不唱和元白诗，不能说不是他们取得空前荣誉的原因。这样的荣誉，连李、杜、王、高、岑都是没有过的。此无他，就是因为元白诗更通俗，更便于吟唱，从而更易传播。
元和体的主将自然是白居易，副将才是元稹。
无稹是个大才子，白诗所有，元诗多有。白居易有《卖炭翁》，元稹有《田家词》；白居易有《长恨歌》，元稹有《连昌宫词》。加上二人唱和之作极多，不但诗风一致，而且喜好相近。白居易的诗影响奇大，元稹的诗影响也不小，他的诗不仅传播四方，而且深入朝廷，宫中呼为"元才子"，连皇帝老官都亲自过问，但元稹终究不能和白居易平起平坐，这是因为：第一，元白人品有优劣。白居易一生正直，在朝能言，出外能政。他不避权贵，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关心民间疾苦，与他们有相通的感情，"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无稹也写民间疾苦，但人格低劣。青年时也曾有过一段敢作敢为的历史，但总体评价，则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他排挤张祜，有为虎作伥之嫌，不但不能比白居易，更不能比韩昌黎。白居易与樊宗师是好朋友，以诗而论，两个人似有天壤之别，但不因此伤害友情。当时人物，如贾岛、张籍，均个性很强，不易合作，韩愈偏能见一个喜欢一个。而且都有深厚友情。元稹一生没有几个诗友，尤其没有几个朋友，白居易之外，不知道他和谁能长期合作。元稹一生轻浮，据说《会真记》中有他的影子。他人似张生，对"崔莺莺"，始乱之，终弃之，还强辞夺理，讲一篇道理出来，这类作风，徒增旁人厌恶。他曾作过宰相，也曾巴结太监；还曾阻挠裴度用兵消取藩镇割据的计划。因为人品如此低下，元稹一生不过才子而已。他是一位能诗能文的风流才子，虽然也曾写过内容严肃的新乐府，也曾作过刺史作过宰相，但摇来摆去，不像正人君子。
第二，元稹不及白居易的创作时间长，也不及白居易对诗坛的影响大。
中唐最著名的诗人唱和，先是元白，后是刘白。元稹死得早，他死后，白居易便和刘禹锡继续他们之间的诗人酬唱。元白唱和有创业之功，刘白唱和有完美之意。前者取得影响较之后者应当容易，但刘白唱和不比元白唱和逊色，因为刘白不但诗歌水平相埒，而且为人处事也相去无多。
第三，元稹不及白居易的贡献大。白居易的贡献大，并非他比元稹更有天才，而是他能全身心投入创作。白居易着迷于诗，和盂郊、贾岛一样，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过他走的路子正，不偏激，不怪癖，又有较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他对诗歌创作有这样深的感情，肯下这样大的功夫，所以他一生作诗很多，却绝少败笔。这和元稹不同，元稹不免恃才卖才，二人诗风相似，细细考究起来，就看出元诗疵点太多。他为人轻浮，诗的追求也低。那么为什么元白还会成为极好的朋友，而且有那么多成绩斐然的唱和呢？
历史表明，人品并非人生的唯一因素。而且元白的相交，主要不在其事而在其诗。以诗而言，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元诗平易，白诗更平易；元诗宜于歌唱，白诗也好入曲；元诗写宫廷情话，人间情话，白诗对此也有极大兴趣，虽然言情与言情也有不同，毕竟相同大于相异。以此言之，元白二人不但诗歌同道，两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深情厚意也无可怀疑。元稹于元和十年贬通州，同年8 月，白居易又贬江州司马，二人境遇相同，心事凄凉，元稹曾作《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情感人，感人肺腑，若非情同骨肉，不能作此诗篇："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元稹为中唐诗中大家，他的诗各体咸备，长短皆宜，与白居易同创元和体，功不可没。其传写入唐代传奇一章。
或可说，是元和体造就了白居易；或可说，是白居易主导了元和体。
2。白居易的生平白居易（公元772-846 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境），生于河南新郑。居易早慧，又肯用功，或说18 岁时，曾在长安路谒顾况，诗名鹊起。28 岁中进士，累官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比之李白、杜甫仕途顺利。李杜非官场中人，白居易则能官能政亦能诗。他为人耿直，居官尽责，直言敢谏。对于当时时政，屡次上疏，极言其弊。当时宪宗在朝，对他的意见，也颇能采纳。元和四年，南方大旱，宪宗下诏减轻农民负担，但具体措施不详，白居易专此建言，要求将江、淮两地的赋税尽行免去，被宪宗采纳。又建议出宫女，也被采纳。他作左拾遗数年，确确实实尽了责任。而且直言无惧，大有古贤者之风，有时他的意见和皇帝相左，竟然敢于当面批评皇帝，说"陛下错了。"皇帝不高兴，他也不十分在意。但也因此，左拾遗任满时，只得转调，不获升迁。后来因此得罪权贵，被放出朝，终至谪为江州司马。其时45 岁。但他官运不恶。49 岁拜尚书司门员外郎，50 岁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成为朝中要臣。经过这一番波折，一方面，他历经浮沉，不免处事趋于谨慎，意志有所消沉，更多精力转于诗歌、禅、道；另一方面，时上时下，其间还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有职有权的地方官，且均有政声。在杭州还亲自领导治理西湖工程，以益农事，后人称其所建堤坝为白堤。白堤、苏堤（宋苏东坡修）成为西湖名胜，也成为文学才子作地方官的两段佳话。白居易晚年，身体不好，68 岁时患风症，已成残疾。但直到71 岁时才以尚书致仕，75 岁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谥为"文"。白居易不同于李白、杜甫，不但阅历不同，风格不同，文化选择方式不同，个体心理类型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白居易是一位颇有行政能力的官员，这一点就和李白大不一样。
李白的壮志与幻想是谁也比不过的，但他能作诗不能作官，这一点他自己固然永远也不会承认，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唐玄宗说他不是"廊庙之材"，并非没有道理。杜甫居官也敢言能谏，但比之白居易，仍嫌理想太多，实际不足。
其次，白居易是一位有明确文学追求的诗人，他的文学主张，可以看作有唐一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之一。李白、杜甫的理论表现主要在于诗歌创作经验。杜甫还算实事求是，李白耽于幻想，难免言行不尽一致。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自觉的，他的文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所以郑振铎先生说他是："彻头彻尾抱着人生的艺术之主张的。"他的这个观点不但用于自己的实际创作，而且影响了他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相当时间内，也是最受欢迎的古代文学主张。
再次，他年轻时锐意求学，中年时锐意为官，后来受到挫折，又曾近佛近道，尤其向往佛学。但他与李白、杜甫、王维不一样，毕竟时代不同了，他的文化品位没有达到盛唐几位大师那么高的文化追求。他近佛，但不能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佛的文化意境，这一点不如王维；近道，又不能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道教的文化精神，则更不如李白；纵然他比杜甫更具行政才能，对于儒学的历史作用，却又看得不甚明白，不但不如杜甫那样对儒学一往情深，也缺乏韩愈那种以儒学继承人自命的勇气和精神。他一生所爱，其实专在他的诗歌。后人评价白居易，称之为"诗魔"，很是恰如其分。他爱诗如命，既天性早慧，又刻苦过人；既有理论，又多实践，这种风格，一直到他晚年，都不曾改变的。而且愈到晚年，此情愈切。即使已经中瘫，犹然伏枕作诗不辍；虽佳人宝马，都能放弃，唯有诗歌，一时也离不得。他生前亲手写定同样内容的诗集五本，每本皆收有诗文3784 篇。而且将这五本诗集分于五处，一本藏于庐山东林寺，一本藏于苏州南禅寺，一本藏于洛阳圣善寺，一本交给他信任的侄儿，一本交给他疼爱的外孙，其用心之良苦，史所罕见。大约只有贾岛对自己的诗作才有这般痴迷，却没有这样有条不紊的精心安排。或许可以这样说，李白近道，王维近佛，杜甫近儒，白居易终生只管痛爱其诗。因为白居易有这样独特于前人的自觉追求，他的诗名才如此广大。但也因此，使得他的诗歌，从历史的悠远地方遥遥看去，不如李、杜、王、孟、高、岑的诗歌来得立体浑然。
3。白居易的诗作与艺术特色白居易一生诗作编入《白氏长庆集》，后世虽有散佚，损失不多。他的诗流传至今的有3000 多首，堪称唐代诗人之冠。他自己将这些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和杂律四个部分。对其中的讽喻诗最为重视，最有自信。
白居易诗才卓越，无体不能，这一点是可以和李白杜甫比美的。他的诗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简而言之，白诗的艺术特征，可称之为"三最"。（1）白诗最典型的风格是"铺绘陈事，平易近人"。铺绘陈事是白诗的创作手法，平易近人则是白诗的典型风格。或者说，没有铺绘陈事，很难平易近人。元稹为白集作序，说："20 年间，官署、寺院、驿站墙壁上没有不书写元白诗的，王公、妾妇、牧童、马卒也没有不吟唱元白诗的。至于手抄本摹写本在市上贩卖，或者用它们换茶换酒的，更是比比皆是。我在平水草市看到村里学童都在学诗，就问他们学的是什么，学童们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这样的影响，没有平易近人的风格是办不到的。据说白居易作诗，每每请一位老大妈来听，听得懂，留下；听不懂，改写，直到听懂为止。这传闻颇有些杜撰嫌疑，但白诗平易，确实不错。
白诗平易但不平庸，貌似顺流而出，却有诗意诗味。他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都能作到明白如话而意境自在。他有一篇《闻夜砧》，内容固然深沉凄苦，同样做到字字明白，诗境不俗："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
（2）白诗最重要的成就是他的"讽喻诗"。
讽喻是唐人旧话，变成现在语言，就是写实手法与写实作品。白居易本人最看重这部分诗作，以为他的其他作品都是"不足为多"的，唯有这部分诗，才是他的压卷之作，白居易这个评价有他的道理。白的讽喻诗继承杜诗传统，而且题材尤其广泛。加之语言比之杜诗又特别通俗易懂，写实色彩愈加浓烈，这类诗作题材几乎无所不在。诸如广为流传的《上阳人》、《杜陵叟》、《盐商妇》、《重赋》、《轻肥》、《歌舞》、《卖花》种种。这些诗大部分皆为《新乐府》，也有的收入《秦中吟》。这些虽历千年而久颂不衰的讽喻诗作，正是白诗中的主要精华所在。此处收他的《歌舞》一首，以飨读者："秦城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
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畅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3）白诗中最广为传播的则是他的《长恨歌》、《瑟琶行》。白居易对此也十分清楚，只不过他有自己的评价就是。他说："自长安到江南三四千里路，大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写我的诗句，士民、僧徒、孀妇、处女口里，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及，正是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
但文学艺术有它自己的传播规律。当她未曾面世的时候，她只是作者的一片情思，而一经面世，便成为社会的公有财富，至于她是否被人理解，受人欢迎，能够传递和反馈到什么样的信息，就不是作者可以左右的了。况且说，毕竟历史的发展既需要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之作，也需要以给人审美享乐为主的艺术品。高山大川是一种美境，奇花异草又是一种美境。不但要叱咤风云的秦始皇，还要捧心颦眉的浣纱女。从现时情况看，越是繁荣昌盛的时代，人们对于"寓教于乐"或者"有乐无教"的文学作品还更为喜欢。毕竟人类的生存，需要欢乐的时候远比需要庄严的时候为多。
白公一代诗宗，人愈远，诗愈行。
（五）韩白诗派之外的重要诗人刘禹锡、柳宗元与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是中唐诗坛上的三颗耀眼明星。他们的诗歌质量并不比韦、韩、白、元逊色，但影响不及韩白。这是因为韩白二人是中唐诗派的代表人物，而刘、柳、李主要是单兵作战。这和他们的生活命运有关，也和他们的独特经历及个性有关。
刘禹锡，有人将他划入元白一派；李贺，则有人将他列入韩孟诗派；柳宗元则上承王、孟、储、韦，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极鲜明的个性，他们的为人也都能特立独行。他们是可以与中唐韩、孟、元、白诗派并立的大人物，如果说他们最终没能确立自己的诗派，那也只是因为历史老人出现某种误会罢了。
1。诗中豪杰刘禹锡刘禹锡（公元772-842 年），字梦得，洛阳人。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他是大诗人，也是重要的散文家；是唐代文人词的主要作者，也是唐代名列前茅的哲学家思想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改革家和卓有贡献的地方长官。他于贞元九年进士，年仅21 岁，他才学满腹，年轻有为，关心时政，要求改革。德宗去世，顺宗继位，他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形成当时政坛上的一股清新活力。但顺宗未曾亲政，已然中风，王叔文的改革，又缺少必要的基础，加上他们年轻气盛，理由充分，准备不足；很快顺宗被逼退位，贞元改革归于失败。王叔文被逼自尽，他和柳宗元等8 人被贬边远地区，各任司马之职，史称八司马。刘禹锡自是八司马中的翘楚。而且不畏艰险，不改初衷。直到公元815 年，他被召回京师，因为游玄都观时他的一首诗而再次被贬。等到14 年后再次诏回，已经是公元828 年了。此时，不但宪宗已经亡故，连穆宗也去世了，他本人业已54 岁，然而豪气不减当年，重游玄都观，又赋诗一首，还加一个序言在诗的前面。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令又来。"
虽熬过14 年光阴，还是这般神气，不逊当年。
刘禹锡一生为官，近似自居易。他曾作过多年刺史，所到之处，总能革除旧弊，确立新风。他曾任苏州刺史，苏州人将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贤"。可见他是一位很得民心的地方官。晚年虽然没有实权了，依旧壮心不已。作诗说："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他思想深刻，又能接触实际，加上对于佛学、儒学都有研究，写过很有水平的哲学文献。他的《天论》、《因论》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他的诗既有文传，又有人传。所谓文传，是说他读书广博，熟悉《诗经》、《尚书》、百家之言；所谓人传，是说他曾师事中唐著名诗僧皎然，并得到皎然、灵澈两位高僧指点。他虽然和韩白为同时代人，小韩愈4 岁，与白居易同年，长柳宗元1 岁，但他的诗不受韩白影响。韩孟诗派声势浩大，不能让他走向怪僻奇崛；元白诗风传播久远，也不能使他肆意铺张陈事。他的诗风贵在凝练而不凝重，通达而不通俗。他的诗反映社会生活广泛，因为他生活阅历丰富，对人民的疾苦和劳动者的才华都有很深体会。他的这类诗歌数量不小，置于中国古代诗歌丛中，具有别样奇香异丽。如他的《浪淘沙词》、《采菱行》、《播田歌》、《畲田行》、《武昌老人说笛歌》等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既善写景，也能写人；既善抒情，也善记事。妙在情景交融，自然舒展，意象凝约，不生枝蔓。偶发一点议论，意在画龙点睛，绝不浪费笔墨，却能取得以少胜多的效果。他最为人传诵的名作如《金陵五题》，尤其其中的《石头城》一诗，获得多少盛誉！他自己对这首诗也是很自负的。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他是唐代最早一批尝试文人词的作者，文人词意境高雅，颇和刘禹锡诗风。他作词善于向民歌学习，经着意加工，翻为妙曲。如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莫不如此。后人或将这些作品列入唐人词中，但在刘禹锡看来，恐怕还是一种新诗。这里引他《竹枝词》中的一首，词的比喻奇妙大有民歌情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刘禹锡的诗歌，影响日深月远，到了宋代，达到高潮。不但他的诗作成为宋人争相取纳的宝库，他的诗风也得到充分肯定。
2。山水大家柳宗元柳宗元是唐文学史上一位奇才。他的诗好，文章更好，对其文章的介绍，列入唐古文运动一章。
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白居易为同时代人，他与刘禹锡同年进士，又同是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结果改革失败，又与刘禹锡等一同遭贬，发配永州任永州司马。永州边荒之地，名为司马，实如囚徒。但他壮志不已，刻苦为文，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他的文章堪称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丰碑，有唐一代，唯韩愈可与之并驾齐驱。他不但善于为文，而且有非常难得的政治见解，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且人品非常高尚，成为一代文章巨匠，绝非偶然。柳宗元后来作柳州刺史，同样政绩斐然，他病死柳州任上，当地人民对他非常怀念，为之立庙祭祀，奉为神明。
柳宗元的诗歌，继承陶渊明传统，又加上自己的潜心创造，实为唐代山水大家。他是唐代五大山水田园诗人之一。俗称王、孟、储、韦、柳。他的山水诗水平很高，可以直迫王、孟，胜过储、韦。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评价柳宗元山水诗，认为他的诗应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话或有道理，也不尽然。陶诗主要特点是清淡悠闲，虽不着意为之但意蕴深厚，柳诗虽善写山水并不专心致意于山水，而是一边写景，一边寄托自己的不平之气。但他并非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像王维那样，一面想作官，一面又希求舒适安逸，常在官、隐之间，两面都想讨好。柳宗元的山水诗歌，虽写山川景色，不忘人世沧桑，固然活得辛苦，但那种孜孜以求的赤子之心令人尊敬。
柳诗擅长炼词造句，恰如其文。他的诗不以风格流畅著称，这一点仿佛不如王、孟。但他字句考究，恰似五彩飞虹，点点都成颜色。风格远于流畅，近乎冷峻，虽是山川小景，写来别有精神。他的《江雪》一诗，可得绝唱美誉，虽然只是一首五绝小诗，却能意境幽深，诗容警策。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又有《渔翁》一诗，不但情景交融，而且图画清新，佳音在耳。虽不故作声张，已然情高意远。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古体、今体皆长，而且因为他诗才八斗，个性鲜明，无论使用何体都会印上他独特诗风的浓烈色彩。但柳诗高深雅健，不免和者盖寡，加上他不如刘禹锡一样性情豪放，什么挫折、打击全不在话下，他性格刚直，但偏于内向，许多苦闷，无法宣泄，发而为诗，不免情感凄楚，伤心语重。特别遇有亲人相别，倍觉烟寒云瘦，苦人心肠。他的《别舍弟宗一》，可作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即树烟。"
3。奇人"鬼才"李贺李贺（公元790-816 年），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昌县）人。
李贺是一个奇人，又是一位天才。他的才能全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而且专心致意，用功过人，使他的天才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诗在整个唐代都是风格非常独特，水平堪称一流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人物。单以他诗的瑰丽无比，色彩绚丽而言，怕只有屈原的作品才能和他相提并论。
但李贺一生不幸，他少年早慧，便有诗名。韩愈、皇甫湜见到他的诗，不相信他小小年纪有这般才干，便当面去考试他，他略作沉吟，便写下一篇《高轩过》，韩愈皇甫湜二人大惊，亦大喜。韩愈本极其爱才的人，又名重当代，经他揄扬，李贺诗名大噪。但李贺的不幸仿佛是他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父亲名晋肃，晋肃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于是元稹一流人就认为他不能考取进士。韩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讳辨》，依然于事无补。李贺入仕无门，加上作诗太苦，27 岁时，便青春夭折，永别人世。
李贺的一生是一个奇异的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他出身贵胄，是唐王室宗亲，而且他也以此为莫大荣幸，自称陇右人氏。不言籍贯，只言郡望，正是他不能忘记贵族出身的典型表现。但他的家庭早已败落，到了他这一代，常常连温饱都不能保证。他以一个贵族公子的身份，而没有温暖生活。所以他的诗歌既有贵族气派，又有现实风格。一方面，他的想象力极其丰富浪漫，能思人之不能所思，言人之不能所言，从而给他的诗歌涂上一层神秘莫测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冲破旧文化传统的束缚，内心世界十分敏感且又十分脆弱。因为内心世界十分敏感，使他对外面的任何刺激都会作出强烈反映；因为内心世界十分脆弱，又使他无力对压抑他的文化传统予以挑战。虽然名公韩愈曾为他竭力开脱，为他考取功名扫清道路，但他本人依然不敢大胆应试。
一方面，他才高八斗，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对外间种种压抑，内心充满抗拒。另一方面，他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经历与生活经验，他一生时间几乎不是用来吟诗，就是用来读书。每每骑一弱马，带一书童，沿荒郊野地，自去寻赏。但有诗句，便书写纸上，放入囊中。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社会生活，所以他的诗歌往往有一种诡异的色彩。最擅长描写的不是明媚的春光，而是秋风雪夜，鬼泣神哭。
一方面，他极擅读书，虽然所留诗作不多，但诗中用典很多，涉及各类书籍极广，上至屈骚，次及魏晋，囊括六朝，不忘唐贤，古今南北，他都能从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他又身体极差，不能承受这样繁重的脑力劳动。一方面，他的诗歌常与鬼魂为伍；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李白，满脑子神仙理想，动不动就御风飞行八万里，纵横世界一千年。他没有这样的精神，好像也不喜欢这样的幻想。他写《梦天》，没有半点神仙痕迹，倒好似现代人乘坐宇宙飞船回首地球一般。这样看来，他虽然好言鬼事，却是一位绝少宗教色彩而比较近于儒学理想的青年才子。
因为李贺一生充满矛盾，所以他的诗作即在这矛盾的挣扎困扰处处不平之中发出奇异诡谲的音响，后人称他鬼才，缘由在此。
李贺的诗作，水平极高。相对而言，他不擅律体。他的诗集里没有一首七律，五律有些，不算精华。他最擅长的还是古体诗与乐府诗。他不写新乐府，好像不屑做这件事，也不必做这件事。他诗歌的最大特色，是他的构思与语言。构思已经奇妙无比，语言更其变化多端。如前面提到的《梦天》，极写人在天上回首人寰景致，堪称古诗中之绝品。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李贺诗歌因为构思奇异，常常打破常规。他的代表性作品，《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起首便成高格，无须交待背景，已入高潮。未曾气力稍衰，已经戛然而止。仿佛老北京人听京剧，不要两头，只留"戏核"，李贺的诗就是"戏核"。凭你千条诗路，只要最佳选择。这一点不要说元白一派诗人不曾做到，就是韩孟一派的诗人也绝少可以做到。韩孟追求怪险奇崛，常多人为痕迹，李贺奇思异想，仿佛妙笔天成，直如浓霞艳霭，虽然千变万化，只是天作之合。例如他的《李凭箜篌引》，这特色就十分鲜明。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李贺的近体诗也很有特点，虽不作七律，好像律体妨碍他手脚，偶作五律，也是一流水平。他的七绝成色更美，虽然一样不失鬼才本色，仿佛更能直抒胸臆。他有《南园》13 首，首首都是李贺风格。第6 首云："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李贺特立独行于世，终至无可奈何。据说在他弥留之际，母亲伤心欲绝，他忽然神智清醒过来，郑重对他母亲说，上帝选好白玉楼，要召孩儿为楼作记去了。
李贺的悲剧，固然有他本人性格上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也有他所处时代的原因。李贺是一位站在中晚唐交接线上的诗人，正如杜甫是站在盛中唐交接线上的诗人一样。不过杜甫所看到的是一大批追随者，而李贺看到的却是一些和他命运相似或者比他更其命途多舛的后来人。也许李贺并不曾思考这一切，但这正是他虽然具有极高的诗歌创作才能却终于没有成为唐代超级文学巨星的历史原因。
中唐诗坛上，除去刘、柳、李三大诗人外，还有一些颇有影响的诗僧和女诗人。诗僧如皎然、无可，女诗人如李冶、薛涛及后来的鱼玄机等，都享名一时，未可小觑。薛涛所制松花小笺，时称薛涛笺，其才情技艺，可见一斑。
六、晚唐诗人晚唐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历史阶段，此时一切均成烦躁，黄巢也在起义，武宗又曾灭佛，割据日益严重，宫廷内部也是一片混乱，大唐王朝的气数尽了。昔日的昌盛、强大、繁荣和富足，已一去不复返。反映在唐文学领域，同样弥漫着一种哀伤、忧怨、愤怒、放纵而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化情绪。但晚唐文学犹有创造，晚唐诗人也别有特色，他们是一些为大唐乐章谱下最后一段乐曲的不幸的人。
（一）晚唐诗坛概览如果说，初唐文学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新人新作鱼跃而出的文学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万花盛开，无比繁荣的文学时代。到了中唐，昌盛时期已经过去，诗派开始自觉，诗人开始分流。人们虽然已经不满足甚至无法真正信赖当时的社会，但毕竟还有中兴的希望。他们为着实现中兴，开出种种药方，或主张变革，或主张恢复道统，或暴露民间疾苦，或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种种情绪与要求。内部不免见解不一，外部不免异论纷呈。虽然没有盛唐无所不能的辉煌气象，却自有一股不屈不挠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之气。韩、孟、元、白竞相发展，古文运动形成大潮，传奇作品走向成熟，道统观念重振旗鼓。但是这一切，仿佛转瞬时间，已然消失殆尽。诗人至晚唐，好像全然没有了昔日那种勃勃生气，也没有了那种执著不可动摇的追求精神。诗歌到晚唐，已经成为散兵游勇，仿佛个个都要游走江湖或退隐山林。如果说，初唐文学时代是宫廷诗人与社会诗人争胜的时代，那么，盛唐文学时代就是整个诗苑向着大唐王朝全面开放的时代；中唐文学时代则是诗流纷呈，各抒己见的时代；而晚唐文学时代则已经兵不成阵，虽有众多诗人，也有几位极富才华的大诗人，不幸风衰日落，孤掌难鸣了。初唐诗坛讲的是新人效应，盛唐诗坛讲的是整体效应，中唐诗坛讲的是流派效应，晚唐时代则只剩下诗人效应了。这个时候，诗的繁荣，已成回响，古文运动也因为韩、柳去世，声势消沉，传奇文学的创作也进入低谷，好像一切都像大唐王朝一样，即将山穷水尽。
但也不然。唐代文化固然已经衰落，唐代文学还远未走到尽头。诗的全盛时期固然已将成为过去，词的美好未来则刚刚开始。韩、柳文章固然一时无两，皮、陆小品文另有一派锋芒。元、白、韩、孟固是一代雄杰，晚唐诗坛还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这样的大诗人。他们的作品虽不免印上时代走向衰亡的符号，但他们的杰出创作成就，又显示了晚唐诗人娴熟的创作才能和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种种特色。
应该说，无论大唐王朝也好，无论盛唐文化也好，既然他们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持续繁荣的道路，他们的衰亡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唐王朝王气已尽，盛唐文化即将成为历史，以杜、李、温为代表的晚唐文学则以晚霞般的色彩给唐代文学划上了一个令后人相对满意的句号。
或许可以这样说，杜牧是唐诗苑最后一位英雄，李商隐是唐诗苑最有成就的反思者，温庭筠则是唐诗坛的转向人，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更是一位著名的词人。
杜、李、温之外，晚唐还有许多诗人，也有不少名作，但他们囿于时代局限，难有大的作为。一般说来，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影响有限，但他们又渴望能产生先人般的影响，不甘心国家与文化的没落。于是有人发愤作诗，如姚合、马戴、方干；有人以才艺自许，如李涉；有人感慨百端如秦滔玉；有人忙于党争如令狐楚；有人愤世嫉俗如曹邺、刘驾；有人耽酒寻欢如张孜；有人专作古诗却能面对人生如于。。；有人喜欢在诗中弄巧，大写回文诗、双声诗、人名诗如皮日休、陆龟蒙；有人同情仆婢，别作诗言如李昌符，有人瞩意农桑，同情农人疾苦如聂夷中、杜荀鹤；有人为诗激愤，用语老辣如章碣；有人一生为着功名，劳碌奔忙如曹松；有人怀古论今，心事无尽如崔道融；有人情游八极，自称"野心已被云留住"如陈抟；有人一生感伤失意如罗隐；有人脂粉气浓，香奁风烈如韩翃；有人好作别愁离绪如崔涂；也有中唐遗音如许浑、钱珝；还有人善作长篇巨制诗作如韦庄；加上农民军首领黄巢，道士吕岩，和尚贯休，隐士唐求，其余还有来鹄、郑谷、张泌、郑邀、罗邺、胡曾、黄滔、张。。、曹唐、孟宾于、卢汝弼等，但觉西风吹来，云英漫舞，一时不能尽数。
从这些诗人的价值追求看，也大大有异于他们的前辈。初唐诗人，只欲成名，希望太平盛世不要丢弃自己。盛唐人只要创造，凭藉文化优势，写作大好诗篇，意在得到国家的重用，要作就作栋梁材；安史乱后，世风日下，人民苦难深重，于是开始以自己的诗作文章反映生活，发表意见，意在佐助朝廷，中兴国家。到了晚唐，杜牧虽有英雄豪气，但已英雄末路，难免与红粉佳人为伍；杜牧、李商隐之后，希望朝廷重用的幻想已不存在，希望国家中兴的欲望也大半破灭了。以此看来，初唐诗人朝气勃发；盛唐诗人目光远大；中唐诗人正义在胸；晚唐诗人则一大半只关心身边琐事，喜欢游戏文章，以至隐身江湖，投身红粉，这并非唐代诗人退化--一蟹不如一蟹，实在时代兴亡，自有其本身规律。晚唐诗人中，无志的便消沉，有志的便嫉世愤俗，嘲讽以至漫骂；无情的便归隐，隐于山野丛林之间，有情的便放荡，但将喜怒哀乐，注于嬉笑怒骂之间。和他们的前人相比，他们是太不关心国家大事，而过于关心自己了。他们的诗歌，总体说来，只善于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不爱高山大川，偏爱象牙宝塔。
这些诗人的结局，也是千差万别。或有归隐长寿者；或有投靠起义军者；或有不知所终者；或有终身寄托于幕僚者；或有老死江湖者；或有流入新朝者。其作风，以散漫、放浪者为主；其诗风，柔媚、火辣者相间；其人物，个性独特、行为放任；其情感，不免愤恨丛生，哀怨混杂。然而，江河毕竟东流去，只留下几位文士，几篇诗章，几则小品，几首艳词，悲夫，晚唐诗苑！
然而，并非缺少名作。如秦滔玉的《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又如聂夷中的《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这类好诗，在晚唐一代，绝不缺乏。
（二）晚唐三位诗坛代表：杜牧、李商隐与温庭筠1。"兵家"诗人杜牧杜牧（公元803-约852 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世家出身。
杜牧是一位奇士。他能文能武能诗能政，又喜风流、善交际，不仅诗人而已。
杜牧风流，非前辈诸先生可比。李白也曾纳妓，韩愈也有艳闻，诗圣杜甫犹不能免俗。但大体系君子之游，未事声张者也。杜牧风流，不但有表现，而且有声势，声名卓著，令人"紧张"。史书说他"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他作御史的时候，有一位李司徒在家闲居，家中蓄一歌妓，被人目为艺中第一。但他每晏朝士于家，不请杜牧。非不欲请，实在不敢请他，怕他不能"自遏"，然而最终还是败在杜牧风流旗下。杜牧在湖州时，看到一位俏女子，不过10 多岁的样子，他就和人家相约，10 年后"吾来典郡当纳之"。①并赠以金币为信物。待到14 年后，他真的不忘旧言，可是从前女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感慨之余，题诗一首："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
杜牧是一位奇士。奇在他疏狂却能为政。他太和二年中进士，既作过地方官吏，也作过朝官。地方官作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州的刺史，朝官作过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等高级官吏。
疏狂风流且能为官，不但能官而且能文。他的《阿房宫赋》，写得笔力遒劲，风驰电掣，有理有据，能言能问，而且铺陈华丽，音韵跌宕，深得赋家本色。唐人本不以赋为能，也不以骈体文为其文学主调。但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和杜牧这篇《阿房宫赋》可称唐代骈体中三大奇文，而且篇篇都有很高的文字价值。这样的奇文，只能出自唐代，也只能出自王、骆、杜这样饱学多才、风华茂盛的文人学士之手。比较起来，杜牧这一篇，更能切中时弊，不尚空谈。
杜牧不仅能文能政，还是一位兵学专家。他为《孙子》十三篇作注，成为兵学名注之一，直到今天，仍有影响。杜牧言兵，并非偶然，他所处的时代，大唐帝国内外交困，藩镇割据势力顽固不化，而且分裂势头愈演愈烈。杜牧是位才子，才子感觉自然敏锐；他又是一位久经历练的地方官，地方官对于社会现实自应多有体会；加之他又绝非一位只会吟诗读书的学士，对于政局自有他一定的看法。而且他生性爽急，风流倜傥，观古察今，感想良多。发而为诗，别有声色。
杜牧诗如其人，能刚能柔，柔中有刚，刚而不烈，不失俊美豪杰之气，仿佛《三国演义》上的周公瑾，是一位诗坛儒将，神姿顾盼，笔笔生辉。杜牧最优秀的诗歌还是他的咏史诗。他能从历史，而且往往就从去之不远的历史中找准视点，一针见血。比如他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极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但选择准确，用墨不多，却能做到诗境优美，寓意显然。这里选了第二首：
① 《唐子才传》第286 页。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杜牧的咏史之作常能因地而发，他作宣州团练判官时，曾作一首七律，因为篇幅较之七绝长些，容量增大，写来不但意趣鲜明，而且诗意更浓。诗色呈五彩，写景又写史，写史先写人，写人重写情，写情又不忘写景。通观全篇，古今山川，人情物理，浑然一色，却又话语无多，读之倍觉回味无穷已。这诗题名《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杜牧诗歌精华多在咏史之作，但他并非只擅长咏史。他的一些写景诗作也很有特色，如《山行》、《秋夕》种种，历来脍炙人口。其《秋夕》诗云："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生于晚唐早期，他虽然比白居易小30 余岁，因为盛年故世，所以两个人去世时间相去不远。杜牧生在这样的时代，不免对诗歌理论发生兴趣。他推崇杜甫、韩愈，反对白居易式的平易通俗，主张"不今不古"，独立风骚。但他毕竟属于晚唐这个时代，他的诗歌虽然能切中时弊，却提不出改变这时弊的办法。他也曾写过《感怀诗一首》，长篇大作，有老杜《北征》之意，怎奈大唐王朝已江河日下，诗的内容固然郑重严肃，却嫌诗味不浓，比之老杜《北征》，不似吟咏，更似呐喊。
杜牧一生不曾春风得意，满腔报负，难以实现。加上风流情多，更易沉沦。去世时年仅50 岁，可叹也夫。他留给后人的诗人形象，既有"停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唯不知是杜牧薄幸于唐文化，还是唐文化薄幸于他。
杜牧祖父杜佑，庶子荀鹤，皆为唐代名人。
2。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李商隐不但是晚唐大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大诗人。以他的才能而言，他不比李、杜、王、白这样的超级诗人差。以他的诗作而言，虽然在诗的文化内涵与气象上不如李、杜，但在技巧娴熟，应用自如方面并不输于他们。李商隐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但诗歌有巨大成就，骈体文也称唐人独步，几乎没有能和他抗衡的人物。时人虽将他与温庭筠、段成式合称三十六体，但温、段二人不能达到他那么悠然自得又精美绝伦地写骈文的艺术修养高度。他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他写的《李贺小传》，生动传神又笔墨简洁地介绍了李贺的一生主要事迹与特色，深得文章三味。李商隐的七律，只有杜甫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二人各有所长，平分秋色。他的七绝，独步晚唐，和李白、 王昌龄等七绝圣手处在同一个档次。他的五律可称唐诗中的上乘佳品；他的五言绝句，数量少些，质量称优，早已享誉诗苑。他的古体诗似不如今体诗名气更大，但同样具备一流水准。个中佳作可与老杜为伍。
李商隐才高八斗，独步晚唐，但却命途多舛，终生不幸。
李商隐（公元813-858 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自称"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但他聪慧过人，16 岁，即能作诗为文，并且得到同样能诗能文又身居高位的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深爱其才，把他安置到自己府中，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学习，还把自己作四六文的本领倾囊传授给他。李商隐年纪轻轻便遇伯乐，而且是当代重臣，应该说是一生之大幸。殊不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他的终生不幸却也因此而埋下祸根。
李商隐的不幸，发端于他娶王茂元之女为妻。王茂元之所以嫁女给他，其实也是出于爱才之心。糟糕的是，当时朝臣之间党争激烈，令狐楚属于牛党，王茂元属于李党①，牛李相争，水火不容。李商隐既得令狐楚厚遇，便应入牛党，势与李党不两立，在牛党眼里，才算知恩图报，有节有义。但他竟然不顾"党性"，而入王茂元幕，娶王茂元女，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从此以后，他便深深地陷入党争的旋涡之中，一生不曾解脱。
李商隐不但是一位才子，而且有很大的报负。他对儒、道、佛三家文化部有所受，但骨子里还是一位极富才气的儒生。儒家的理想正是他的理想。而晚唐的现实，又使他产生"欲回天地"的雄心。他一生尊崇汉高祖、唐太宗，也推崇张良与诸葛亮。他的诗风虽然深沉清丽，含蓄婉转，而自比张良、孔明的意思也能在字里行间看得意态分明。
他一生忠于爱情，对妻子一往情深，他的名篇《夜雨寄北》既有柔情似水，又能情贞如玉，故能笔下情意，如此动人："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倘若生在盛唐，几乎是一位超人。但他偏偏生在晚唐环境下，又处在牛李两党软磨硬斗的时代，加上他受儒学影响极深，三者归一，使他终生郁郁不乐。他从十六七岁入令狐楚幕，又入王茂元幕，再入郑王幕，直到入柳仲郢幕，30 年幕僚生活，使他瞻念前途，一片茫然。他的这些主人，今天这个贬谪，明天那个死亡，而他昔日的同窗好友，恩公之子，却青云直上，成为宰相。于是他哀怨，他愤懑，他感伤，他浮想联翩。他向人倾诉，他求人谅解，他给人解释，他承认过错，但是，没用。儒家传统文化束缚了他，他的"冤家"对头又不能原谅他。而且还要不断诅咒他，刺激他，小看他，羞辱他。这一切，使得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变得心情沉重，永无欢乐。反映在他的诗里，就有一种凄清欲绝的风格，正如他在《楚吟》诗中所写："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
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
但这一切，确又玉成了他。他的诗歌能取得那样大的成绩，不能说和他的这种经历没有关系。他的诗歌专能在别人似乎已经无产可作的地方再生枝节，重起旋律，而且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种杜鹃啼血式的哀音，这种天鹅临终前的吟唱，这种鸿雁丧偶般的悲歌，这种凤凰涅槃时的长鸣，具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然而却又来得那么完美警艳，令人惊叹莫名。有人说正是大唐王朝走向衰朽时的独特环境造就了李商隐。我想说的是，我们宁可不要李商隐，也一定要彻底消除那种罪恶的环境。
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和李商隐独特的个性，使得他的诗意异常朦胧隐晦，
① 因两党首领牛僧孺、李德裕而得名。
好像一切都在模棱两可不可确定之间，那些美妙的诗句不过是些奇异的符号，而这些符号偏偏又具有秾丽的色彩。他的诗常常离不开梦境。而他的梦无边无际，挥手即来，转瞬又去。他不但夜间有梦，旅途有梦，甚至白日便可作梦。李商隐的梦境，似真似假，似虚似实，似隐似现，似远似近，似喜似悲，似无似有。他的处境代表了他的诗境，他的诗境原本就有强烈的梦的色调。
李商隐的诗，梦多，情诗更多。李诗言情，同样有梦的颜色。他的那些浓艳的情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情诗，写得情切切意浓浓，挥不去斩不断。但又似无确指，意态朦胧。于是许多人便说他的言情诗并非真的情诗，不过是美人香草一种比喻罢了。如同屈原作《离骚》使用的手法一样，这似乎也有道理。李君不多情，怎能有这样的作品。但他的多情似乎又并非全是男女之情。更多的--起码相当多的是他忠于皇室，忠于国家，忠于儒家伦常礼法的感情表现。李商隐恰似一位美貌绝伦的贞节妇。因为他美貌绝伦，才尤其动人心弦；因为他无比贞节，才又从那绝伦艳美中生出这无边的凄清与婉哀。在他的情诗艳歌之中，那些《无题》诗作最为有名。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语言功力非常深厚。他的诗，注重吸收前人成就，但又有自己特点。他擅长用典，因为用典太多，有时不免诗意难明。一些著名诗作，几乎句句是典，没有一定的修养，只能读唐诗，不能读李诗--在用典方面，李诗是唐诗的特殊品种。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也是用典高手，但比之商隐，尚有一别。李诗用典更多，也更成熟。当然这不说明他的诗高于杜甫。但可以说明，作为后来者，能在律诗上与杜甫一争短长，应该是下过更深的功夫。从他读书用典之多之广之深之妙的情形看，李商隐不但善于向前人学习，而且注重向当代人物学习。看来在学习这点上，凡诗文大家，必定同心。他师承借鉴很广，但反映在他诗中最明显的人物还是杜甫、韩愈与李贺。
难得的是，他能把杜、韩、李诗的精华化为己用，取其有益者吸收之，其无益者更改之，其有悖者扬弃之。杜诗沉郁顿挫，李不能为，但他能得杜诗律法，化为意味悠长；韩诗怪涩奇险，他不能学，但他能化韩诗的怪涩奇险为深奥华丽，虽词不相类，而意境相通。以五言诗为例，旧例常2-3 式音节组句，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韩诗一改旧俗，偏要3-2 式造句，或用1-4 式句型。其诗韵虽新奇，诗艺不算成熟。后人婉言韩愈以文为诗，虽为褒语，实近批评。李诗偏能做到既改旧韵，又成新声，虽步韩愈后尘，却能别开生面，隐去韩诗真面目。如他的"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实在就是4-1 式句型，读者闻之不但不觉其怪，反而似更有余味在其中。他对李贺很有好感，诗中也有李贺诗歌痕迹，虽有痕迹，并不失他缜密浓丽的诗歌本色。此李并非彼李，恰似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杜、韩、李之外，白诗也有些影象。据说，白居易晚年，衰朽病体，万事皆轻，唯爱诗如命。他激赏商隐诗才，曾感叹百端地对李商隐说："我死之后，能转世作你的儿子就心满意足了。"李诗风格浓丽凄清，与白诗无缘，但他的《骄儿诗》写得平和浅显，情意深长，又似乎与白诗也有曲径通幽处。诗中说："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文葆未周睟，固已知六七。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交朋颇窥观，谓是丹穴物。前朝尚器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仙姿，不尔燕鹤骨。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明白如话，清新似水。李商隐诗歌中最有进取精神的是他那些讽喻时政的诗篇。这些诗篇，不再朦胧如梦，不再花浓雨艳不辨路径。虽然同样诗境优美，却能批评时病一针见血。宛如杜牧咏古七绝，又比杜诗更多文采。大抵他的《咏史》、《隋宫》、《齐宫词》、《贾生》都可看作这类诗歌的范作。这里例举《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诗影响深远，至宋"西昆体"成为一派诗宗。这一点也是杜牧比不过李商隐的地方。所谓"李成宗派而杜不成"。
李商隐有一首《乐游原》，诗中警句，流传特广。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或许这是李商隐以他诗人的敏锐心灵对唐王朝黄昏将逝的凄凉景象的一种感喟，喟然一叹，李商隐式的喟然一叹。
3。风流才子温庭筠温庭筠（公元812-约870 年）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
温庭筠自然也是一位大才子，但他和李商隐、杜牧可不一样。杜牧虽然风流倜傥，但能忧国忧民，三分风流，三分兼济，还有三分深沉。李商隐是儒生本色，固然才高八斗，不失儒学本意；好比巨石下面的青藤，虽是千磨万折，只要委屈求全。温庭筠才是真正风流才子，不但风流才子，而且有三分无赖气。先前也曾有心上进，只是管不住自己，后来干脆顺流而下，管他什么修、齐、治、平，天、地、君、亲、师，老子不言天下第一，老子何妨天下第一？甚至连第一第二也不管他，能纵情乐去只管纵情乐去。
温庭筠出身高贵，他是初唐宰相温彦博的裔孙。温彦博是唐初名相，他出身世家，看天下事便有几分贵族公子气。这一点和杜牧相近，和李商隐相异。但他家道中落，到他这里已成破落户子弟。偏他才高气盛，才高使他有过人本领，气盛又使他不容于权贵。
他的艺术才能也是非常全面的，他能诗、能文、能乐、能词。自我评价说："有弦就能弹，有孔就能吹。用不着什么名贵的琴，也不要名贵的笛"。他的文名与李商隐、段成式相埒。因为他们在本家族中均排行十二，人们称他们的文章为三十六体。他的词极有名，不但有名，而且在有唐一代，足称大家。大约只有韦庄，韩翃可以与他一比优长。他的诗才敏捷自如，入考场，赋官韵，只消八次叉手，就可以完成试帖诗，人称"温八吟"，又叫"温八叉"。他才思便给，又自由放荡，不把官场规矩放在眼里，也不把儒家传统放在眼里，他似乎认为儒、道、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不曾言之，也不屑言之。他自己屡考进士不中，却能为旁人作弊。结果自己不中，别人能中，这点颇受前人讽刺。但实事求是地讲，该讽刺的不该是温庭筠，而应该是那些埋没了温氏才能的考官与考制。
温庭筠放浪形骸，常出入于里肆妓院之中。他的各类朋友均多，唯独对权贵不敬。一次还因为酒后撒疯，被巡逻的士卒打断了牙齿。但看他以后风流如故，似乎掉几只牙齿也不大在乎。他当初受宰相令狐绹赏识，但他自由如闲云野鹤，放荡如花花公子，散漫如山野村夫，荒唐如王公贵胄。令狐绹对其日益反感，以至屡屡压抑他仕途发展。他一生不曾中进士，只作过诸如京城县尉、国子助教一类的小官。晚年更其潦倒，至使后人无法确知他故世的时间。
温庭筠的诗歌多香秾意韵，善脂粉风流。过去史家对他这个缺点，十分反感。旧时代道学先生当行，反对这点，以为不合"温柔醇厚"之古意；现代人也反对，认为不合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秾歌艳诗，未可一概否定，即使现代人类，一样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时装模特，更何况，温庭筠的艳诗，还颇能反映当时破落子弟的生活方式，一味反对，似乎不智。他的这类艳诗，虽有秋丽缜密风格，并不十分难懂。后人责之没有深刻内容，正确，但没有深刻内容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他的一些乐府诗歌最具这类特点。如他的《春愁曲》、《春晓曲》，描写旧时女子生活，虽似齐梁旧体，却是晚唐声音。其《春晓曲》全诗如下："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
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晓帐春鸡早。
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
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温庭筠还是写景高手，他的《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为后人称道。郑板桥因之而得名，欧阳修称赞这诗的妙处在于写道路辛苦见于言外。诗云："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檞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他有一首《烧歌》，颇得今人称许，说它有现实主义之风。其实这诗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反对官府肆意征税，百姓困苦不堪生活，还因为他写了唐时烧山种田的种种习俗。
他的咏古诗声誉很好，七律《经五丈原》，不但继承传统讽喻之风，而且写得气度非凡，颇得大家风范。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温庭筠风流才子，各类诗体，无所不能。但因为他没有杜牧那样情系家国式的深沉，也没有李商隐那样的曲意求成式的束缚。他的咏古，不再如杜牧般地向着唐王朝大声疾呼，也不似李商隐式地为着这王朝的不灭而委委屈屈进一言。他只管目有所见，口有所言，题材尽管严肃，终不失才子身份。（三）值得一提的《诗品》及其作者司空图晚唐诗人中值得书写的人物还有许多，但比起杜、李、温三位都有相当差距。但他们也有很多好诗佳作流传。大体说来，这些晚唐诗人主要是继承前人诗风，虽有个别突破，未有大的成功。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撰写《诗品》的司空图。
司空图（公元837-908 年），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附近）
人。他33 岁时登进士第，累官至中书舍人。光启三年辞官归隐，到他去世的时候，大唐王朝已经灭亡。
司空图的诗未见多么高明，但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诗品》。该书是中国唐代很重要的理论著作。他将诗歌分成24 种类型，而且使用诗的语言说明他们各自的风格。他的这种美学认识，不但对后世诗评产生重大影响，对其他艺术的审美范畴与审美评价也有重大借鉴价值。他的24 种诗品风格包括：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比如他写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又如他写绮丽："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尊酒满，伴客弹琴。取之不足，良殚美襟。"
司空图本人的诗可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不过，他好像早就明白大唐帝国快完了，所以才有这般兴致，以隐喻空灵的语言给唐代诗歌来一番全面总结。七、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是唐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唐诗与唐文，是唐文学的两大成就。二者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体现了唐文学的时代精神，而且唐诗唐文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一身而兼二任。后人评点唐时文学人物，好以李、杜、韩、柳并称，说明唐诗唐文对后世的影响也大体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唐诗更有成就，也更能反映盛唐文化精神。而唐文却比唐诗更后继有人。唐诗至晚唐，已开始向词转化；五代文学，以词为主调；降及宋代，诗不如词，词更能体现宋代文学特色。但唐代古文运动并未因唐代灭亡而终止，到了宋代犹然气势不衰，其中的领袖人物，韩、柳、欧、三苏、王、曾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影响，直到民国初年，还很有力量，能与之抗衡并渐次取而代之的只有"白话"--明清经典小说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白话散文作品。
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它并非凭空而降，实际上，唐文比之唐诗，同样具有很深的历史根基，也具有很远的历史渊源。
（一）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唐代古文运动推崇的是三代两汉之文。而所谓三代主体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和《春秋》、《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散文，先秦散文为第一个大高潮，代表人物无非孔、墨、荀、孟、老、庄、韩、左。这个时代的散文影响极为深远，后来中国的一切散文传统，莫不与之相关联。第二个大高潮则是汉代班、马史作，晁、贾文章。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完全可以称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第三个高潮就是唐代古文运动及其代表韩、柳的散文作品了。
自司马迁作《史记》，到韩、柳发起古文运动，其间相隔约800 年时间，即使算到建安文学，也有约600 年时间。600 年间，骈体文兴旺，散文受压抑。骈文成为官方文章正体，散文郁郁不得志者久矣，沦落成无足轻重的文体。但六朝文风轻浮华丽，只在形式上用气力，虽有妙文奇句不少，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历史成就。这种骈体文的泛滥，束缚了文学之士的创造才能，也束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充分发展，就连刘勰这样的文学巨擘，也只能用四六体撰写他的文评巨著《文心雕龙》。
骈文占据这样的地位，浮华文风取得这样的压倒优势，自然与六朝文化不能分割--有什么样的文化必有什么样的文学。骈体的高潮其实在汉，汉代散文与汉赋是汉文学的两大成就。但至六朝，汉赋的生命力已消耗殆尽，骈体进入文学发展的死胡同。外表奢华，内里糜烂，已经病入膏肓。在此期间，虽有北魏一段反对骈文的佳话，因为力量不够，方式粗糙，终于不成气候。直到隋统一天下，社会面貌为之一变，文化气象也为之一变，诗文风格随之产生变革要求。隋王朝命蹇时促，唐王朝继行其道，于是反对六朝浮艳文风，要求改变骈体地位的呼声，此起彼伏，终于成就了文学史上的大气候。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中，有政治家，有思想家，有史学家，也有文学志士。
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隋文帝。文帝反对六朝之风不惜矫枉过正，因为臣下文章华而不实，发付有司治罪的事都曾有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文章之外，唐初大政治家魏征也是一位代表。魏征反对六朝文风，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本人的文章就写得朴质实用，不尚空谈。魏征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与他前后的史家如李百药、刘知几都是他的同道。他们从历史经验与史书编撰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改变六朝文风的依据和主张。
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隋人王通。王通是唐初四杰之首王勃的伯祖父，是隋唐之际一位十分奇特而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哲学思想方面有许多新知别见，对于六朝文风更是深恶痛绝。他评点六朝文章，不免带点过激色彩，但也由此可知他要改变旧习的欲望有多么强烈。他评论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①加上"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刘孝绰兄弟，"鄙
① 王通《文中子·事君篇》。
人也，其文淫"，湘东王兄弟，"贪人也，其文繁"。②不但文风不好，连人都给否定了。在王老先生眼里，整个六朝文坛，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和王通同时而且同道的人物还有李谔，李谔反对六朝文风，虽不如王通的激烈刻薄，却比王通更意气深沉。
反对六朝"淫巧文风"的代表性文学人物中，有初唐四杰与陈子昂。初唐四杰，只反文风，不言文体，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骈文能手。但他们毕竟是有唐以来的第一代文学新人，加上年轻气盛，嗅觉灵敏，虽然未曾亲眼见过也未曾亲身经历过隋末唐初的大动荡大统一，却有初唐开拓者们所缺乏的对新时代新风格的新追求。虽然他们还不能彻底摆脱旧时代的阴影，却已经发出新时代的声音。他们感慨："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①他们认为："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之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则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北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也有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糜不坏矣！"②连屈原、宋玉都遭到批评，足见大唐文化，真不平凡。
初唐盛唐反对六朝文风的人物中，还可以这样区分，即他们中间有言而不作者，有作而不言者，也有言作并举连说带干的人。
隋文帝属于言而不作，只讲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本人不是新文风文体的实践者。
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属于作而不言。他们没有或极少发表反对六朝文风的理论文字，却都能身体力行，先干起来再说，或者以自己的文章实践表示自己的喜恶爱憎。张说、苏颋，时称"燕许大手笔"。他们不但是著名诗人，而且是著名宰相，还是著名文士，尤其张说，文章已然盛唐气象，不求包罗万象，但要唯我所用。他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借卢之碑石，言己之感想；虽然评价前贤，有谥美成份，但那口气、那气势，已然显现盛唐风采。他写道："昔仲尼之后，世载文学，鲁有游、夏，楚有屈、宋。汉兴有贾、马、王、扬，后汉有班、张、崔、蔡，魏有曹、王、徐、陈、应、刘，晋有潘、陆、张、左、孙、郭，宋、齐有颜、谢、江鲍，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庚，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於戏！国有校，家有塾，禄位以劝，风雅犹存。然千数百年，群心相尚，竞称者斯之鲜矣。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天运，万翼天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绝众故尔"。
言文并作，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创作，不但改变旧风，而且改变旧体的人物，陈子昂可算唐代第一人。
①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7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②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8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陈子昂诗文俱佳。诗风悲凉慷慨，已是新人新声。文章朴拙实用，又近古意。他反对六朝旧习，给人议论风发，势如破竹的感觉。虽不似盛唐大家的雍容大度，另有一番气冲云汉的英雄气概。他的这种作风，一直到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还为人们所景仰，所称道。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①陈子昂独立于世，是盛唐之音的先知先觉者，他有实践，也有理论。不过实践不算很多，成绩也不算很大；理论不算很深，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的悲凉感触。
而他对散文的自觉，与他后面的张说、李白、王维等盛唐大手笔相比，还有些超前哩！真的盛唐诗人，并不认真关心散文的发展--虽然他们能文；更不关心唐代散文是否应该继承三代两汉的散文传统。他们生于盛世，胸怀博大，熔儒、道、佛于一炉，要继承自屈骚、《诗经》之后的一切传统，而且融而化之，超过他们。这样的时代，不是古代散文传统可以表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盛唐诗苑兴旺，而它的散文成就不能同样兴旺的主要原因。
对古代散文传统一往情深的人物，首先是肖颖士和李华。
肖颖士（公元708-759 年），字茂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开元年间进士。他4 岁能文，10 岁补太学生，是个神童，28 岁举进士，对策第一，足见文章功力十分深厚。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他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处的时代虽然是诗歌无比繁荣的时期，但天下喜欢散文的人还是不少，即使他免官之后，向他学习文章的人依然很多。
李华（约公元715-约774 年），字遐叔，赞皇（今河北元氏）人，也是开元年间进士。曾官监察御史等职。他和肖颖士文章齐名，世称肖、李。他在安史乱后，曾受伪职。乱平贬官，后又起用，晚年辞官归去，同样文名很大。而且他与肖颖士不同，肖颖士推崇古文，才学满腹，但文章流传下来影响后人的不多。单以文章的艺术价值而论，不算高明，他是一位一心复古而且确实古朴无华的人物。李华与肖的文章观念如出一辙，但他更能创作，他的《吊古战场文》，成为千古名作，几乎没有唐散文选本不收入的。其写战争情态，少有其匹。虽然似乎渲染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免过于惨烈，但为文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位古代散文高手。文章开首便写古战场风貌，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情绪："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文气如龙，不由你不读下去。
肖、李对古文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宗经，非六经思孟，不足为文章范本；二是载道，最尊崇孔夫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三是尚简，反对铺张陈事，这一点肖颖士更为典型，不但六朝骈文不在话下，连战国策，两汉散文都认为不合圣人古义。
肖、李之后，又有独孤及、元结、李观、梁肃、权德舆、吕温诸文。他
① 转引自罗泽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48 页。
们的文学见解，或有不同，但反对六朝浮艳之风，主张文以载道，文以致用方面则大同小异。
由此也可看出，古文运动并非一人一时之事。如果从北魏苏焕算起，到韩、柳时代，就有300 年了；如果从隋文帝算起，也有近200 年了；即使从陈子昂算起，也有100 多年了。200 年间，留下记载的人物固然不多，而参与其中的人一定不少。据说肖、李晚年，特别是李华晚年，虽然已然隐居，向他求文的人依然很多，而且多送厚礼，可见当时的散文之风之烈。罗根泽先生认为："韩、柳之前，载道说也有了，文气说也有了，简易说也有了，宗经学史的学说也有了，推崇周秦两汉、卑弃魏晋六朝的学说也有了，那么韩柳之对于古文的理论，不只是前人的追随者吗？"①其实韩柳之前具备这些理论，只是说有这些见解。这里只想指出，为什么肖、李、独孤、梁、权、吕、元诸人没有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更没有倡导起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究其原因，首先还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或许和韩柳只有一步之遥--还没有产生对古文运动强烈的社会需求。
历史无数次证明，需求决定创造，创造产生天才。唯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产生强大的创造动力。
韩柳主导的唐代古文运动，首先是响应社会的召唤，因此他们才具有这样巨大的能量，当时的社会，既经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诸侯拥兵，藩镇割据，对此，唐王朝中央政府，欲平难平，欲忍难忍，不平不忍，处境尴尬。整个国家充满了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内部各种力量之间，朝廷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家都觉得会发生什么不测，但又十分不愿和惧怕再发生什么不测，虽然不愿和惧怕发生什么不测，却又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阻止和消除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安史之乱伤了大唐王朝的元气，但大唐王朝的余威犹在--毕竟它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辉惶的盛唐文化，于是中唐一切有为之士，都在顺应历史潮流，寻求国家能够中兴的办法。韩愈、柳宗元便在这样的历史转变时刻，开宗明义，不失时机地扬起古文运动的旗帜，可谓因时而生，所向披靡。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至由此而始的数百年间，社会这么需要古文运动呢？
因为古文运动的主旨，在于回归尊儒轨道，维护朝廷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我在前面说过，盛唐之盛在于它有兼容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大文化的胸襟与大文化气象，于是产生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产生大量后世封建时代无法企及的文化成就。中唐则不然，国家已经出现危机，人们企盼中兴。这种时候，靠佛不行，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认为一切皆由缘法，任你兴盛也罢，衰亡也罢，他都无动于衷；靠道也不行，佛教一切皆空，道教只要成仙，金丹仙药，神符鬼箓，于事无补。尽管两家文化还有巨大的文化生命力，但在中唐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韩愈辟佛，便得到士人喝采，虽然发配边远荒凉之地，反而成为胜者。宪宗佞佛，不能长久，到了武宗，干脆大规模地灭起佛来。
儒家学说本来于乱世无用，从来开国创业的时代，儒家不受重视。它的作用在于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理想，而且只要中国式的封建基础不根本改变，儒学总能屡试不爽。但在韩柳时代，说乱世又并非乱世，说治世又何曾能治？韩愈便写《原道》，柳宗元又写《封建论》，古文运动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39 页。
更大声疾呼文以载道。不用说，古文运动这个主旨，自陈子昂提出，经过100年努力，终于由韩公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从此便蓬勃发展起来。而且此风不吹则已，一吹便不可收拾。直到宋代濂、洛、关、闽几位大儒出来，才算慢慢止息--它的任务大抵完成了。而中国古代文化也就进入最后一段僵化时期。
古文运动不但主张"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能存"，而且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就是说从主旨到文体、文风、文字，要统统予以改变。至于六朝文学，干脆就保留不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批评六朝文学说："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请注意，这还是就其善者而提出的批评；其余文章实在连挨批评的资格都没有。韩文公大气磅礴，眼角都不去扫他们一下。
但既为一场文学运动，非有创作实绩才行。韩、柳以前，主张恢复古文风格的人们，不但其宗旨不如韩、柳明确，实际成绩尤其比不过他们。如唐代文学理论家柳冕，也有些好的理论，却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就差了。不唯柳冕，就是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乃至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在古文一途都不及韩、柳。肖的文章不过平平，李华文章达到《吊古战场文》水准的没有第二篇，而《吊古战场文》又不能算散文正脉。元结有些小品，颇有意味，但不能成为洪流巨制。李白、王维虽为文章妙手，但主要精力不在于斯。可以这样说，韩柳之前的隋唐散文，不但远远达不到两汉散文水平，就是真与魏晋六朝文比起来，力量也显单薄。韩、柳则不然，他们的文章，虽打着复古的旗子，却是全新的创造。不但可以直追班、马，而且比司马迁之外的任何一位散文家的成就都高。贾谊、晁错、扬雄、王充、三曹七子都被他们超过了。
事实上中唐确实有过一段平静，甚至有过一段中兴的苗头，这不能说和古文运动没有关系。而且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早已超过唐代的范围，它具有文化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二）古文运动的主帅韩愈1。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韩愈大才，在有唐一代文学人物中屈指可数。他的诗歌独成一派，本人又是中唐两大诗派之一的领袖人物。但他的诗和他的文章比起来，还只能排在第二位。他文章极好，单以文章而论，已经可以称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他还有另外一大功劳--他还是唐古文运动的直接领导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导向人物。虽然人们讲到古文运动总要韩、柳并称，其实两个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韩愈是主帅，而且唯有韩愈够主帅的资格。柳宗元不具备韩愈的条件，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观条件。
韩愈之所以成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首先是他生逢其时。如果他早生20年，或晚生20 年，那就轮不到他作主帅了。而且他不但生逢其时，举进士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他中进士的这一年，人称龙虎榜，多少中唐人物都中在这一榜上。他本人又有强烈的儒学精神，且好为人师，能文能言，又善于团结和交好各类文学人物，这一切都很自然地使他成为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导者。韩愈尊儒敬道，由来久矣。他的《原道》、《原毁》都是比较著名的思想理论著作，文章自在，写得头头是道。他不但亲儒，而且辟佛，他的思想与佛教势不两立。虽然也有和尚朋友，朋友归朋友，该反对佛教照样反对--他对和尚的态度也体现了儒学精神。他的《论佛骨表》，写得神采飞扬势如破竹，不但理直气壮，而且义正辞严。当是时，国家刚刚经受过巨大灾难，虽然宪宗当政有中兴之意，但佛教的蔓延，其实不利于国家统一权力的加强，佞佛活动，更是劳民伤财。这些都是韩愈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的。他的《论佛骨表》早有思想基础，又有现实原因。两势归一，发而为文，真如狂风骤雨一般，披头盖脸向宪宗抛去。宪宗恼羞成怒，要把韩愈处死，幸亏众官求救，才改贬潮州。
按现代人习惯，此文可分若干段落，但在古人未必如是。何况韩公文章，最是一气呵成，字字句句都带着一股精神。文章开笔就讲："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三言两语，先给佛教定了性。然后急转直下，便举史实。大讲三皇五帝的光辉经历，说黄帝活了110岁，在位100 年；少昊活了100 岁，在位80 年；颛顼活了98 岁，在位79年等等，那个时候的皇帝可真不得了，最短寿的一位还活了90 多岁哩！可是，佛呢？那时候根本没佛！讲了正面经验，又讲反面经验，说汉明帝以后，有了佛了，可各位信佛的皇帝全倒霉了。一个个寿夭命短，好不可怜。梁武帝虽然多活了几岁，临了还是让人家围在台城，活活饿死。
讲了远的，又讲近的，说李渊如何，李世民如何，抬出宪宗的祖宗，说明问题，看看是祖宗重要还是佛教重要。然后笔锋一转，又讲佞佛的危害。讲罢危害，更恭恭敬敬，把孔圣人请了出来。圣人说："敬鬼神而远之"。如此一气说来，步步为营，条条是理，挟风裹雾，不可一世。说到最后，情绪激动不已，干脆来个发誓明志，以毒攻毒。文章写道："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好为人师，同样由来久矣。他年纪轻轻，便有狂名，不仅人家说他"狂"，他自己也承认"狂"。不过不是狂妄之狂，而是"余憨而狂"；什么叫"憨"呢？老老实实就是。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够狂的--因为我老实，所以我不会弄虚作假，没办法，只好该狂就狂。但韩愈虽狂，却能团结别人，他的朋友特别多，而他偏又喜欢交朋友，收学生。不但喜欢交朋友，收学生，而且朋友也好，学生也好，发现长处，马上表彰。经他表彰的人物中有李翱、孟郊、张籍、贾岛、樊宗师。。直到李贺。不但肯于表彰别人，而且能为别人仗义执言。他与同仁相处，不怕别人有怪癖，好像越有怪癖，还越能一见如故。樊宗师可谓怪中之怪，他一见如故；贾岛也堪称怪中之怪，他又一见如故；张籍才高善辨，常与他发生争执，他依然把张籍作为好朋友；李贺年少有诗名，他便亲自上门探访，李贺因父名重讳难于考进士，韩愈虽重儒学，却亲写《讳辨》，为李贺入考寻找根据。他虽好为人师，绝不心胸狭窄，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的这种作风，使他深得同道人心。自然而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自信，自信才好为人师；一方面，他又自尊自强，因为自尊自强，别人才喜欢承认他的尊师地位。
韩愈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确实作出比周围人更大的古体散文成就。他的诗歌，风格奇崛，水平也不低，但要说独步中唐，那不符合实际，更不要说独领风骚于唐代了。但他的散文，自西汉司马迁以来，确实没有敌手。柳宗元以外，唐代文坛上任何一位显要人物和韩愈比美散文，都难免成另一场龟兔赛跑，而且韩愈还是一只不喜欢睡觉的长脚兔。
2。韩愈的生平韩愈（公元768-824 年），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幼年即父母双亡，全靠兄长和嫂子抚养。他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史书上说他日记数千言，通百家。贞元八年进士。但未很快任用，他耐不住寂寞，连续给赵琛等三位宰相上书。后入朝为官，作监察御史。因为上书论宫市之害，触怒了皇帝，贬到山阳任县令。韩愈有行政才能，县令做得不错，于是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年间，成为国子博士，河南令。但他才高气盛，不免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加上旧势力嫉妒，使他长期得不到升迁。后来终于得到裴度赏识，才算走出低谷。宪宗时，任中书舍人，裴度平定淮西，他随军有力，表为行军司马，胜利后，升为刑部侍郎。这一段仕途得意，颇有青云直上的好感觉。但很快发生"论佛骨表"事件，于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给发配出去了。后来自己见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便向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被贬全怨自己糊涂，终于得到皇帝原谅，迁袁州刺史，寻，又拜国子祭酒。还作过兵部侍郎、京兆尹等官，于长庆四年，因病去世。
韩愈一生，一是作文作诗，二是作官作事，二者都做得很有影响。但比较起来，还是诗文更有成就。他一生经历比较得意，虽有挫折，都不算很严重。柳宗元中年谢世，他为柳公撰写碑文，说柳宗元被贬边荒之地，久久得不到赦免，和没有大人物援引有关。这是他经验之谈。韩愈生平，最喜欢干谒。他好为人师，又好找靠山，所以每遇挫折，总有大人物援引。他本人不能吃苦，一有苦处，马上四处求援。他常报怨生活贫困，其实他何曾真正贫困过。
韩愈思想的主流部分是儒学传统，但也不纯粹，他写《原道》、《原鬼》、《原毁》等书，好像全然儒家声调，其实里面有杂音。他对孔子孟子绝对敬服，但一读《荀子》、《墨子》，即刻产生新想法。荀子与孟子矛盾，孟子乃儒学主流，一般儒家正统人士，对荀卿多贬，但他读罢荀子，就将荀孟作个比较，并且得出结论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孔子与墨子势不两立，但他读了《墨子》，又写读书心得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还大胆猜测"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以此观之，韩愈的思想其实驳杂，这种驳杂对他的文学很有好处。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的人格--他不因人废言，而是因文论人，颇有些实事求是的意思在内。
韩愈的主要缺点，是他喜欢眼睛向上看，一生干谒，不怕挫折，比之李白还有过之，而且态度谦卑，有时到了他的同道后人难以为之圆说的程度。因为他有这个毛病，所以他的文章中，反映个人生活和文学之道的内容最为精采，而反映社会下层的内容几乎是空白。
但他毕竟有大功劳于唐代文坛，也有大功劳于中国文学史。后人对他评价很高，一般也符合事实。韩愈作为一代文宗，不但后人尊崇。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然享有极高声誉。
3。韩愈的古文作品及其艺术特色韩愈的散文，几乎无所不有。其中也有许多应酬之作，以及无甚意义的表章之类，但这属于彼时风尚，不便苛求于前人的。他的优秀作品，数量很多，而且不论哪种文体的题材，都有优秀作品。如果按现代人的分法，他的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人物传记，小品文和寓言故事，都写得非常出色。他的《祭田横墓文》、《与孟东野书》、《送孟东野序》、《师说》、《答李翊书》、《祭十二郎文》、《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杂说》等，都可称为千古佳作。
他的文章恰如行云流水，不拘常格，但有常法。他长于抒情，又善于选择典型情节，抒情色彩更为强烈，所写所记人物事件也特别具有立体感。他为文敢于也善于创新，能将文章旧体，加以改造，打破旧时传统，另成一家。如古时撰写祭文，没有《祭十二郎文》这种写法的，因为没有这般写法，也就收不到他这篇祭文的巨大效果。后人评说："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其影响之大。他写《毛颖传》，开士大夫撰写寓言的先例，虽然遭到许多人反对，他依然无所畏惧。通过他的文章，人们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他本人的风采，也可以看到他周围亲人、朋友、环境、历史人物、时代风俗等种种有价值的内容。韩公妙笔如神，韩文精采如画。
他文章的风格，雄浑雅健，有浩然之气。"气"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有说法，好像现代人论文喜欢说某某文章有没有"味"。气是什么，众说不一。但这个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有名，其始出于孟子。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先秦散文风格，可分为四大流派。孟子就是"浩然之气"派。即使平常之事，经他笔下，就有席卷千军的气势出来。韩非是斩钉截铁派，所谓握拳透爪，寸铁能屈。荀子是缜密严谨一派，今人所谓学者之文。庄子是汪洋恣睢派，遣词造句，随心所欲。韩文风格属于孟子一派，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继承孟子文风最好的一位。对他的文章，不接触则罢，接触便仿佛有无数触角伸将出来，将你团团围住，前推后拥，左挟右持，使你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有人说韩文中未必有多少深刻的道理。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深刻的道理，却一经他手，便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韩文的讲理，确与柳文不同，柳文得荀子本色，文理缜密，丝丝入扣；韩文则情、理并举，风中夹雨，雨又生风。他的道理不多，但能讲得尖锐通透，风起云涌，大气磅礴，虽是小题，偏能大作。纵然大题，绝不枯燥。比如他的《师说》，开口就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高屋建瓴，一句话就抓住核心问题。又如他的《送孟东野序》，虽为别辞，绝不凄苦，一样气韵高迈，一样振振有辞。本意虽在安慰鼓励孟郊，却能借用比兴手法，言别不讲客套，客套便落俗套；也不一味抒情，抒情过度反觉虚假。而是别指一物，以物喻人，由此生发，如江河而下，反映出来的相互友情，又深了一个层次。而且文字优美，诵之若有金石之声。文章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文章的特色，首先就是义正辞严。不但义正辞严，而且居高临下。
你和他对话，恐怕要仰起面孔看他，并非他人品孤傲，而是他的文章视点高绝，笔锋所及，便有势如破竹的气势。
韩文善使气，又善抒情，非常雄辩，却不盛气凌人。
韩文语言功力极深。他是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的，他的诗歌不免怪险奇崛，但他的文章却能做到文从字顺，使用平常文字，写出不平凡的文章。他的文章用语不难不僻不生不涩。他肯定是一位创造新词的高手，却能使读者欣然接受，有视新如故的熟悉感和亲近感。现代人常用的许多成语，如痛定思痛，俯首贴耳，杂乱无章，深居简出，冥顽不灵，面目可憎，垂头丧气，牢不可破，大放厥辞，百孔千疮，一发千钧，不平则鸣等等，都是经他首创或者从他的文章用语中演化而来。他还注重口语的应用，虽非白话，却使文章增色不少。
韩文另一个艺术特色是注重文章的布局和剪裁。布局得体，剪裁新颖。
他的文章固多，但不给人雷同重复的感觉，一种文章一种作法。同是作传，有亲疏远近之别；同是序言，有高低深浅之分；同是碑铭，有取舍收放之妙。因为他很重视剪裁功夫，从不平均使用气力，要在抓住细节，写出精神。他写《张中丞传后叙》，把张巡、许远和南霁云三个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虽然着墨不多，笔笔皆在"坎"上。他写《画记》，虽是记叙小品，却能有虚有实，虚虚实实，使人不但能够通过他的文章去"看"，还能透过他的文章去"想"。实的部分，"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顺叙而下，笔笔清楚，标准的说明文字，可谓笔笔皆实。但随即笔锋一转，便成模糊，依然如实介绍，却给人畅想空间。他描绘说："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三）古文运动的大将柳宗元1。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独特贡献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但不是主帅，这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柳宗元少年得志，比韩愈早走上仕途，而且曾一度辉煌，也是韩愈所不能比拟的。那时候，韩愈还在为没人赏识而着急哩。但他一生不顺。王叔文变革集团一败，他就被贬永州，永州乃荒凉边塞之地，使他远离了唐代文化中心，失去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客观条件。就他本人性格而言，他也没有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和别人平等谈心。有人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被贬谪他乡，心情抑郁的结果。其实不尽然。韩愈也曾被贬，但好为人师的精神始终如一。过去研究历史，对人物性格关注不够，把这方面的荣誉都无偿送给小说家了。人的性格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前途，至少决定人们在选择前途时的行为方式。柳宗元的性格特点，是做得比说得更多，也更好，而且并不因此而产生特殊感觉。
柳宗元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诗歌成就之高，堪称卓然大家。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更有成就。与韩愈相比，也在伯仲之间。他的散文主张，和韩愈大同小异。他不像韩公那样认定佛教是外来之物，一点益处没有，于国于民全是祸害。他的主张非但没有这样强烈，而且对佛学仿佛也有研究和信任。他女儿身体不好，求医不成，就去求佛，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但他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他的观念更是儒家的，他最推崇的依然是"尧舜孔子之道"，坚决主张"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之道则安元元为务。"但他比韩愈更具现实精神，或者换句话说，他对古文运动的主张在主旨上和韩愈并无二致，只是更其扎实、深沉，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有更多了解与深切同情的人。
他的散文，几乎无所不能。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韩愈旗鼓相当，具体领域，则二人各有长短。可以这样说，柳宗元是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支持和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虽然他并非主帅，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把他和韩愈并举，看作唐代古文运动中两位杰出代表。后世文学人物虽然多有抑柳扬韩情绪，但柳文的成就是抑不住的，韩柳恰如李杜，自有文章传千古，不管他人论短长。
2。柳宗元的生平及其文化取向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去世前曾作柳州太守，深得人们爱戴，后人又习惯称他柳柳州。
柳宗元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贞元九年，他年方21 岁便中进士。26 岁中博学鸿词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当时的改革人物王叔文韦执谊等关系密切。德宗死，顺宗继位，他和刘禹锡一起，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摄礼部员外郎，成为政坛风云人物。但他们的改革，基础不够牢固，推行者又缺少必要的政治经验，加上顺宗身体很差，改革很快失败，他以此贬永州，任司马。在永州一住10 年，景况凄凉。但他初衷不改，行政不行，继之以文章，他最好的文章，大多出于此时。元和十五年，他和刘禹锡等所谓"八司马"被召回京，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触怒了权贵，结果再次被遣，任柳州刺史。在柳州任上他政绩颇佳，但身体很差，在任不过4 年时间，便因病去世。柳州百姓对他非常敬仰和怀念，为他立庙以示纪念，庙字至今犹存。
柳宗元政治信仰明确、坚定，而且比韩愈更富于现实色彩和进取精神。
韩愈也可以称为改革式人物，但他的改革，主要通过古文运动表现出来，与其说意在变革，不如说意在中兴。柳宗元则是一位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青年改革家。看他参加王叔文集团，柳州政绩，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社会实践，以及他写下的以《封建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知道这是一位具有卓越政治见地与行政才能的文学人物。这一点，不唯唐代比较少见，即使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唯王安石更有建树。柳宗元的政治成就不如王安石，不是他才能不行，而是没有得到历史的青睐。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也比韩愈高明，他并不一味反对佛教，但他却坚决反对迷信。他写《天论》，认为天是无知的，和世间万物并无不同。他写《断刑论》、《时令论》，认为把一年四季的季节特点与刑罚生死联系起来没有道理。古人主张春生秋杀，这种远古遗风直到清代犹存，可谓古已有之，经久不衰，但柳宗元不能认同此说，给予有力批评。
不但如此，楚辞里有屈原一篇《天问》，大气磅礴，色彩斑斓，满心疑窦，百问苍天。然虽有天问，但无天对。柳宗元勇作《天对》，与屈翁对话，充分显示了他的非凡才华。《天问》留下多少文章天地，《天对》只管主张自然之说，百问百对，堪称敌手。这里摘引第一、第三、第五三段，作为例证。
屈原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板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柳公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屈原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柳公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冥凝玄厘，无功无作。"屈原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隈隈多有，谁知其数？"
柳公对："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无际乎天则！巧欺淫诳，幽阳以别。无隈无隅，曷懵厥列？"
现在看来，所问所对，并非尽如人意，但在那样的时代，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确实非同等闲。
由《天对》推及其他，柳宗元在对宗教、神鬼自然的态度上，确与韩愈有别。他固然没有写过《论佛骨表》，但也不写《送穷文》。
柳宗元的作文主张，也与韩愈有所不同。他不像韩愈那样，对六朝文弊持极端立场，反对骈体文章，"唯陈言之务去"，骚体赋声，一概不要。他的文章能散能偶，以散为魂，并不一概排除骚体赋声。他的文章句型，也时有骈体风格。不但如此，他还是写赋的能手。他的《牛赋》、《瓶赋》、《囚山赋》、《闵生赋》、《佩韦赋》等都深得屈骚精神，又不失唐人意趣。柳宗元高出韩愈的地方，在于他肯于面对人生，痛恨官僚腐败，了解人民疾苦，并且能将这种种想法和情绪通过具体事实，形象地表现出来。韩愈也写过《五坊小儿》一类文字，但为数不多，因此遭贬之后，便再不提起。柳宗元一生对此矢志不移，而且运用各种创作手法，予以表达。一方面，他对官僚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苦难予以深切同情。他的《捕蛇者说》之所以成为千古名文，不但文章极好，而且内容深刻。柳宗元为人正直，虽不善于自我表白，但勇于为患难朋友作出牺牲。他贬谪永州10 年，好不容易回到京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再次被遣出京，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但他对引出麻烦的刘禹锡没有怨言，反而对刘被贬连州，十分同情。刘禹锡上有老母，连州又是边远荒芜之地，儿子受得此苦，老母如何安置，于是上表皇帝，要求和刘禹锡调换任所。这种为朋友的牺牲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大体说来，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柳宗元要高要大，倘无柳公，韩公依然可以成就古文运动的大事业。但以韩、柳二人的文章人品而言，柳宗元比之韩愈，思想更具深度，人品也更磊落。
3。柳宗元的散文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成就与韩愈散文相比，各具特色，不分上下。
一般说来，他的议论文比韩文更为缜密严谨，无懈可击。韩公以其浩然之气取胜，雄浑畅达，气势夺人。柳文则以说理见长，条分缕析，以理服人。他的人物传奇，和韩文相比，恰似春华秋实，各具风采。韩愈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的英雄节义，有石破天惊般的艺术魅力，文章写到南霁云求救兵不得，酒席宴上，慷慨陈辞，声泪俱下，拔刀断指，以明心迹，具有雷霆万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柳宗元写《段太尉逸事状》，妙在强化对比，注重铺垫。文中说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作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老百姓苦不堪言。段太尉便将乱市伤人的17 个营卒抓住，个个砍头示众。于是兵营大噪，气氛极其紧张，但太尉独不惧。闻尚书有召，马上应命前往，而且连佩刀都解下不带，只请一行动不便的老人代为持马，便进行营。至军营，营中兵士如临仇敌，带甲冲出。太尉见状不觉一笑，对他们说：杀一个老卒，还用带甲吗？"吾戴吾头来矣"。这种从容气派，比之张巡、许远，别是一番风采，于是尚书出面，太尉无伤。而且他要求在营中吃饭，饭罢又要求在营中住宿。饭饱睡足，礼貌而归。行文跌宕有致，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柳文中人物传记不少，都能因材授意，各见所长。他的《种树郭橐駞传》，但用白描手法，隐有庄子之风。柳宗元散文中，读后感一类文字占有不小篇幅。正如韩愈读罢墨子便评价墨翟，读罢荀子又评价荀况。柳宗元读书极多，感想也多，他不但评文，而且论史，评文能辩，论史能议。他评文的文章如《辩鬼谷子》、《辩列子》、《辩文子》、《辩论语》、《辨晏子春秋》、《辩亢仓子》等；论史的文章，如《断刑论》、《四维论》、《时令论》、《封建论》、《六逆记》，都能分析精辟入腠，议论笔笔成文，而且富于借古讽今的现实主义风格。他写《封建论》，反对封建割据；他写《六逆论》，反对宦官专权；他写《时令论》，反对听天由命；他写《断刑论》，反对旧说旧俗。其《辩列子》、《辩文子》都能因文论事，找出真伪原由。柳宗元是一位精于思考，重视佐证的散文专家。他继承荀子传统，又比荀文富于文采，堪称古学者之文；他继承中国史家传统，以史为本，不卑不亢，对《国语》也敢批评。他写的《敌戒》，不但用意深沉，而且充满辩证精神。柳宗元写的散文体寓言，多于韩愈。韩公于此不过偶尔为之，柳公却能专心创作。而且当韩愈因此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便站出来说明自己的看法，支持韩愈。他的寓言，几乎篇篇精采。如《三戒》，如《罴说》，如《。。。。传》，都寓意深刻，文尽其妙。《三戒》中的《黔之驴》一篇，更是闻名遐迩，无人不晓。《三戒》中另一篇《永某氏之鼠》，借物喻人，说的是贪得无厌的老鼠，读者想到的却是更其贪得无厌的"人"。其讽刺手法高明，给人印象深刻。
抒情散文方面，柳宗元似不如韩愈。他没有《祭十二郎文》那么动人魂魂的抒情文章。韩文如同文人写意画，妙在随心所欲，虽然骨子里依旧法度森严，表现出来却如行云流水，但见满纸云烟，宛若天然而就。柳宗元的文章主观色彩不浓，虽也抒情但有分寸。他为文并不恣意为之，更善于把事情客观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理解。他的散文更像西方古典油画，追求的是画面本身的成就，作家的感情只管通过描写对象予以表现。他的山水游记为韩文所无，而独成一体，几乎篇篇都是散文精品。描写普通劳动者苦难生活的散文，更是他独擅的专长，也为韩文所无。
他的社会散文，如《捕蛇者说》，前面已有介绍。他的山水游记，还应细作说明。柳宗元是唐诗中的山水大家，诗文一气相通，在散文方面他也是写景能手。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一类山水文学传统，风格清丽，细致入微，状物绘景，出神入化。他被贬永州，无所事书，每见风景妙地，便暂放愁怀，不觉一快。但他毕竟是一位性格刚直又十分内向的诗人、学者，尤其是一位心怀报国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尽管他的山水游记，不露声色，却引人入胜。但在那美妙无比的风景后面，人们还是能隐隐感到作者的一缕深愁，绵绵无绝。他在永州曾有八篇山水名作，史称《永州八记》，在中国山水游记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永州八记》篇篇皆好，其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中景色，最为传神。其文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短短106 个字，跌宕曲折，写照传神，虽百静如动，不涩不滞。所言景色，或曾见之，但不能写出，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柳宗元偏能以传神之笔，使如花美景，活灵活现。
柳宗元总结本人写作古文的经验时，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议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以为修辞是最重要的。等到成年以后，才知道文章是宣传'道统'用的，用不着在修辞方面下那么大的功夫，去追求色彩与音响"。话虽如此，书总是要读的。而且他本人也曾下大功夫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文章的长处，博采多学，以为我用，所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因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至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①
① 《柳宗元集》第二册，第871 页。
柳宗元说到做到，心口如一，他的文章确实有深厚的渊源，又有很高的修养。联系到韩愈论文的经验，有殊途同归之感，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柳宗元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唐代大散文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骁勇善战的大将。比较起来，柳文缜密严谨，学问深厚，而文字不甚通俗；韩文更善抒情，文从字顺，又极力宣扬儒家道统，故此，后人更容易亲近他些。
（四）韩、柳之外的中、晚唐散文作家唐代古文运动非一人一时之事，韩、柳之外，还有一批追随者或同道者或虽不同道却有实际创造者在。这些作家中，一些是韩、柳传人，主要是韩愈的传人与朋友，如李翱、孙樵、皇甫湜等；一些人在理论上与韩、柳古文运动并不相干，却有很高的散文创作水平，如白居易；还有一些乘韩、柳遗风，另成一体的散文作家，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也有几位不以散文创作为重，而专善骈体的文章高手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这四种人中，第四种已非散文，与本节内容无关。第三种，时间且晚，已入晚唐。
李翱（公元772-841 年），字习之，陕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东）人。贞元年间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他虽然是韩愈的同龄人，却师事韩愈，是唐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员，他在哲学上也有建树。可惜，唐代哲学无巨人，所谓哲学家者，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李翱数人而已。他的哲学思想中，掺有佛学内容，但仍以儒学为主。他的日记体文章《来南录》，在唐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散文水平不算很高，但文风平易，比之樊宗师等几位怪杰，可说文气通达，可读性强。他有一篇小品《拜禹言》，文章简易流畅，一波三折，情感充沛，是他文章中颇有文学价值的一篇。其文曰："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宾阶升，北面立，弗敢叹，弗敢祈；退降，复敬再拜，哭而归。且歌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住者，予弗及；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
孙樵，生卒年不详，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大中年间进士，授中书舍人。孙樵也是韩愈古文的重要继承人。而且在反佛辟佛这点上，也和韩愈同声同息，甚至比韩愈表现得更为激烈。他文章的风格奇崛险厉，大似孟、贾诗风，又多讽喻时事，有古代杂文风格。他文章中也时有写景佳句。刘大杰先生认为他的《书褒城驿壁》、《龙多山录》、《祭梓潼神君文》、《骂僮志》等较能代表他的艺术特色。现引《祭梓潼神君文》为例说明，其中有一段描写景色的文字，确实不错："会昌五年，夜跻此山，冻雨如泣，滑不可陟，满眼芒黑，索途不得，跛马愠仆，前仆后踣。樵因有言：非烛莫前！须臾有光，来马足间。北望空山，火起庙壖，焰焰逾丈，飞漆射天，螟色斜透，峻途如昼。樵谓庙奴苦寒，。。薪取温。晓及山巅，。。涩庙门，余烬莫睹，孰知其然。"
韩、柳之外的散文大家，首推白居易。白居易本与韩、柳同时，但于古文运动不闻不问，听其发展，未与其事。但他的创作，俨然成熟的唐人散文，而且风格清新流畅，语言生动、准确、活泼，意境悠远，不尚奢华，大有陶渊明诗文馀味，又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白居易的散文中小品很多，犹能知情达意，挥洒自如。如他的《冷泉亭记》、《荔枝图序》、《游大林寺》、《代书》等，都有很高水准，入于唐宋八大家文中，正不知孰高孰低。其《荔枝图序》一文写道："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文入晚唐，昔日中唐风采已消失大半，散文独专的局面又被打破，于是出了几位骈体作家，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段、温亦有佳作，李文尤其特殊。但古文运动业已生根，骈体文学到了末路，李商隐固诗文大才，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他的美妙高绝的骈文作品，也不过是一种过时文体的回光返照而已，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但骈体文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永远有益于后人。即使在中唐，也有陆贽的骈体奏议，享誉于世。陆贽、李商隐均为骈文大家，不过陆贽的文章，已不甚规整，所用排偶句型较多而已。他的奏议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骈体句法，而且一经妙用，使他们的散文更具光采。直到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也曾用骈体文作过一篇序言，而且颇觉满意，也曾和许广平女士并坐一起，吟颂过的。
晚唐时期的散文能手，应推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三位小品文作家。
陆龟蒙（？-约881 年），字鲁望，自称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他幼年早慧，有神童风采。喜读《春秋》，明其大义。又善作文章。尤其喜欢谈笑戏谑。他家中藏书极多，本人学习刻苦，足称晚唐才子。曾举进士不中，从此不再应试。他也有与地方官打交道的经历，但一礼不合，拂袖即去。以后甘心隐居山林，与山、水、渔、农为乐。山中有水患，他亲身劳作，不畏辛苦。他喜饮茶，善辨水，对《茶经》、《茶诀》、《水说》皆有心得。
皮日休（约814-约883 年），字袭美，一字逸少，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间气布衣"。间气布衣者，说自己乃天地之间气也。性格傲岸，以文章自负。咸通八年及第，为著名郎，迁太常博士。他个性强烈，正与陆龟蒙相同。黄巢起义，落入起义军中。黄巢爱惜他文才，授以翰林学士，其后不知所终。
史载，皮、陆二人"交拟金兰，日相赠和"，关系非常密切。又把他们所作文章合编为10 卷，题名《文薮》。
皮、陆二人文风相近，见识也相近，最恨世间不平事，化为文章，文风犀利。皮日休曾作《鹿门隐书》60 篇，专门讽刺谬政。对虎狼当路，百姓苦难深重的局面深恶痛绝，鞭挞不已。文中有云"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①又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②此种言辞，不但中唐作家中不曾有的，即使上追三代两汉，也极为罕见。后代儒生讥其降贼，多所诋毁，纯属多余之举。
皮、陆二人的散文，除去讽刺时政之外，也有抒发个人情感的佳作。这些小品，风格已远于唐，而近乎宋；其放浪不羁之态，几乎和明代性灵小品有隔代相招之感。陆龟蒙有一篇《与紫谿翁赓歌》，极富此种特色："紫谿翁过甫里先生，举酒相属，醉而歌曰：'一邱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劳以息。一窦之泉，其音清也弦，吾方在悬。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乐而赓之曰：'采江之鱼兮，朝船有鲈；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图且书，右瑟与壶。寿欤，夭欤？贵欤，贱欤？'歌阕而去。"①罗隐（公元833-909 年），字昭谏，或说余杭（今属浙江）人。也有指
①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②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① 《古今小品精华》第206 页。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1 年4 月第一版。为新登（今浙江桐庐）人的。罗隐本名"横"，因为10 次考取进士而不中，故改名隐--从此隐去，不赴考矣。他一生白衣，虽奔走诸侯间，屡受赏识，终不能如意。据说过钟陵时，曾见一营妓云英，颇有才思。后10 余年，复遇之。这营妓说："罗秀才尚未脱白。"他就赠诗给她："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但他人隐而心不隐，所作文章多激愤之辞，批评时政，不留情面，文笔肆虐，如锋如镝。他和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倍受鲁迅先生称赞，说他们虽为隐士，"并没有忘记天下"。说他们的小品文"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罗隐有一篇《蒙叟遗意》，感叹人生，味觉苦涩。他写道："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泽，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氏则不起，而人力殚焉！"
唐文至罗隐，便以铜钉铁簇般的文字划上一个不屈的句号。
八、唐代传奇与变文唐文学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非同寻常。可以说，到了唐代，中国历史上一切主要文学形式均已有所展示，而且这些文学形式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后代各类文学的发展。这些文学形式在唐的表现，可以分为五个基本方面，即：诗歌、散文、传奇、变文和词。
那么，为什么将传奇与变文放在一个总题目下进行叙述呢？简而言之，因为它们都是小说。
（一）唐传奇与变文的本义及其历史地位传奇，即唐代小说的别名。既是小说的别名为什么非用传奇这个名称呢？因为唐传奇虽然源于六朝志怪，又不同于六朝志怪，它的情节、手法比之六朝志怪更新奇、神异和完整。它的内容也更加贴近人生，贴近社会。而在现代人眼里，六朝志怪是小说，唐代传奇也是小说，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已。那么，换个角度看，唐代传奇就是中国唐代的小说。
变文呢？变文古已失传，清代才又重新发现，所以后人对它的定义就有争论。概括地讲，变文属于唐代特有的或者说唐代才大量出现的说唱体文学作品。它属于口头文学，但有脚本存在。这些脚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文。但它为什么不叫说唱本而叫变文呢？这和它的表演特点有直接关系。变文的表现形式，是演唱与图画（或者图像）二者相配合的，而这些图像，在当时被称为"变相"。变文既然是记述变相故事过程的文学底本，于是就叫变文了。那么，当时的图画或图像为什么叫"变相"，它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呢？照我看来，所谓图画或图像，可能主要是指庙宇中或石窟中的神像而言，好像旧时北京的拉洋片，图片其实不多而唱词确实不少。演唱人一面向听众指示这些单个或成组的神像，一面把神像所反映的故事演唱出来。
变文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变文不包括讲经文、话本等单一口头演唱形式在内。一些学者干脆认为变文并非讲经文，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这说法属于狭义变文观点，但这要看从什么意义上理解它们。如果从它们的表演形式上分析，二者区别并不大。如果从它们反映的内容上分析，则讲经文内容比较专一。但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变文，很多已经脱离讲经本义，大约正是讲经文发展演化的结果，但那祖始，则与讲经文有渊源关系。事实上，广义变文不但应包括讲经文在内，连话本、词话、诗话等敦煌发现的说唱本都应尽行包括在内。广义变文是指一切唐代口头表演文学的底本。不过到了宋代，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不再把话本归于变文，而是把变文归于话本了。鲁迅先生分析宋代话本种类时，曾引《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的观点，"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哪"四家数"呢？"曰小说，曰说经说参请，曰说史，曰合生"。鲁迅先生赞成这说法，但他没有看到敦煌发现的有关变文的原始资料。所以他说："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①或许可以这样说，敦煌发现的变文，本质上就是唐代的白话小说。
更重要的是，传奇和变文是唐代两种最基本的纯文学形式。这一点，它们与唐代诗歌和散文都有区别。至少传奇与变文不能成为科考对象，它们只是文学，而纯文学的功能和兼有社会其他职能的唐诗唐文显然有本质不同--至少在唐代有本质不同。
传奇与变文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唐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和戏曲，而唐代传奇和变文正是后来白话与戏曲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见图）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7 页。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切地说明唐代传奇与变文之间的联系，但可以说，任何文学形式，都是由民间和专业人员--在古代则是以主要精力从事某种艺术形式创作的士人--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完成的。而且一般情况下，首创者总在民间，经过民间相当阶段的创作与传播，才引起士人的注意，并经过他们的再创造而渐次成为成熟的文学艺术形式。小说如此，词、曲、戏曲莫不如此。
（二）唐人传奇1。唐代传奇的成因唐代传奇有六大成因。
第一，唐传奇是前代志怪小说特别是六朝志怪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小说史的发端，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小说形式，但在先秦诸子中，尤其是《山海经》、《庄子》一类文章中，都有许多神话和寓言，这些神话和寓言便是后来小说的雏型。小说二字，最先大约出于庄子，可惜儒家不喜欢这种形式，"子不语怪力乱神"。后来小说的创作遇到麻烦，于是一时沉寂，进入低谷。魏晋之前，我们祖先对小说创作的热情和才干一大半全用到史籍中去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称为最具文学色彩的史书。到了魏晋时期，儒术已不能独尊，玄学继之兴起，加上佛教、道教的巨大影响，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人们对现实日益不满和失望，于是出现了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六朝志怪小说，是唐代传奇的一个创作源头。
第二，唐代文化的孕育与培养。唐文化代表了一个宽容强盛的封建文化时代。它的最大特点，是兼融儒、道、佛三家文化，准其自由发展。而兼融的结果，是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基础。儒家主张入世，不言神鬼；重视经典，小觑文学，对于诗歌类文人必备的本领，因有《诗经》作典，还算宽容；对于小说之类，则一概不予重视，甚至必欲排之而后快。但佛、道二家并非如此，特别是佛教，佛本言空。既然四大皆空，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便不太分明，不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不太分明，就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现实即是幻影，那么幻影也可以算作现实。虽然佛家并不关心文学，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反映在唐代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就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馀地。佛家如此浪漫，道家亦然，二者相互通融分野，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唐人小说中，因果报应观念不少，羽化升天的内容也很普遍。一些颇有影响的唐人传奇，如《长恨歌传》、《杜子春》等，都和道家文化有关。《严武盗妾》、《王鲔》等作品又和佛家因果报应观念密切联系。严武本是一位将军诗人，他为人性烈，又奢侈无度，在这个故事中请他作主角确实合适。故事大意是说严武与一位节度使作邻居，他把人家未出嫁的女子勾引逃走，节度使发现后拼命搜寻。严武一害怕，竟然亲手把这位漂亮女子勒死，尸体沉入江中。后来严武作了节度使，终于受到报应。《王鲔》似亦实有其人。故事说他十四五岁时，与一群伙伴在果园玩耍，看到两块枯骨被粪土所污，他就把它们洗干净另行掩埋了，于是感动了这两块枯骨所代表的鬼魂。这鬼魂知恩图报，每有凶吉祸福，便事先告诉王鲔。一天，节度使崔珙留他饮酒。酒酣耳热，崔珙告诉他，府中有一妓特善歌舞，叫人请她出来歌舞助兴。"召之，久不至。珙自入视之"。回来对王鲔说，这歌妓刚梳妆罢，忽然心口疼起来，等一会喝完汤药再出来表演罢。王鲔就和他说这歌妓的相貌衣着。崔大惊，王说我刚才看到她骑着马出去了。故事十分离奇，结尾皆大欢喜。王鲔埋骨得到鬼魂报答，正是佛学汉化后的艺术表现。
第三，儒家思想的参与。儒家看不起小说创作，但儒家思想无处不在。
盛唐文化既是三教共融的文化，那么，儒家思想自然会在唐人传奇中有充分地参与和表现。应该说，这正是唐人传奇的一大标志。六朝志怪小说，重心只在志怪，社会意义不多，很难取得社会文化共鸣。唐人把儒学引入传奇，特予重视，意义非凡。唯因此，唐人即使重谈志怪，也与往者有别。诸如《李娃传》、《会真记》等传奇名篇，更与志怪小说划清了时代界限。
第四，唐代现实的文学反映。唐代传奇，所以到中唐才出现高潮，和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社会一乱，就易出传言、谣言、笑话和臆想。这种社会状态，于经济不利，但于文学有利。于是能文的人们便把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能实现，或不能接受，或不能改变的内容曲曲折折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外交困，最大的危险来自藩镇拥兵自重。而唐人传奇中的许多佳作就和藩镇割据这个现实有关。唐王朝既然已经没有本事真正统一全国的军队，于是人们幻想中的剑侠之类的超人便应运而生。国家中兴靠他们，制止战乱靠他们，追求爱情也靠他们。殊不知靠着剑侠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已经是没有多少希望的时代了。但剑侠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却很有欣赏价值。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而且个个侠肝义胆，一人能退百万兵。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都属于这类英雄。
第五，古文运动起了催生作用。过去有人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功劳全在古文运动，并不正确。与其说，传奇的出现有赖于古文运动，勿宁说，唐人传奇对古文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毕竟古文运动的主力军主要在士人圈里。而传奇的传播范围要广泛得多。公平地讲，古文运动对于传奇的出现确实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古文运动不但为散文--传奇也是一种散文--的发展正了名、出了气、开了路，而且本身也做出巨大成就。古文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韩愈和柳宗元其实也写传奇。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三戒》，不过不用传奇名目罢了。《古今小品精华》中收有一篇列在段成式名下的文章，题目叫《与温庭筠》。但看文章口气，全然死人口吻。逝者留给人间故友的书信，竟然作为段成式作品流传，已然可怪。其眉批上还要补充说"段成式卒，庭筠凌晨有叩门者。隔扉接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发筒获书，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这眉批本身就是一篇传奇，而且是一篇令人惊疑不置又富于馀味的传奇。中唐著名学士参与传奇创作，自是一大动力。
第六，市民阶层的参与和说唱文学的影响。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市民阶层往往代表近代文学艺术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凡有市民阶层的地方必定产生自觉的文学现象。而且，不论西方和东方，都大抵如是。这方面材料虽然不算很多，但有关白居易等人常去欣赏口头文学的史料可算一则有力的佐证。
因为有上述六大成因，唐人传奇才得以取得超越前人的历史成就。
2。唐人传奇的特征、主要作家及其艺术成就唐人传奇有如下三个特征：（1）作者成群如流，作品良莠不齐六朝志怪流传下来很不容易，一是作品不多，二是散失严重。唐人传奇则幸运多矣，作者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多，还有不少作者因此成为历史文化名人。
唐人传奇的作者中，有当朝权贵，也有一般文人学士，还有很多佚名或者化名的人。仅以成集者计算，就有专集多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刘肃的《大唐新语》，薛用弱的《集异记》，包諝的《会昌解颐录》，李玫的《纂异记》，李隐的《大唐奇事》，卢氏的《逸史》，薛渔思《河东记》，皇甫氏的《原化记》，范掳的《云溪友议》，陈翰的《异闻录》，段成式的《西阳杂俎》，裴旻的《传奇》，温庭筠的《干■子》，孟棨的《本事诗》，张读的《宣室志》，戴孚的《广异记》，胡璩的《谭宾录》，康骈的《剧谈录》，谷神子的《博异记》种种。这些集子虽然很多都散失过的，但大部分文章保留在《太平广记》当中，可知唐人传奇作品，一直到宋，影响还是非同小可。
这些作者中，有宰相，有学士，有布衣，有无可评考者，也有鼎鼎大名的诗人或风流才子，还不算那些写出过长篇传奇名作的人们。以这样的阵容创作唐人传奇，是唐传奇有别于前人的一大特色。
自然，因为作者成分复杂，作品的品质也不免良莠不齐。其中优秀之作，已成历史名篇；而一些平庸之作，还达不到六朝志怪的档次；个别劣品，专事人身攻击，或则滥竽充数，无足道矣。
虽然良莠不齐，但发展线路十分清晰，大体在开元、天宝之后，开始出现比较成熟的作品。
（2）题材涉猎广泛，打破旧时藩篱唐传奇的第二个特点，是题材十分广泛。如果按照《太平广记》的分类方法，其所收篇目即分为10 大卷91 类。只是《太平广记》包括的范围广阔，不止唐人传奇而已。但可以这样说，虽然《太平广记》收集的范围更广泛，而其主要部分或说主体部分还在于唐。举凡爱情、讽刺、暴露、报应、神佛、鬼怪、历史人物、技艺、侠义、仕宦、公案、寓言等几乎后世所有的小说题材，唐人传奇已经一应俱全。
（3）名家名作迭出，形成文坛盛事任何文学形式，倘没有名作，就不能算成熟，甚至不能保存自己。而名作背后必有名家，唐人传奇中的杰作，多数已由鲁迅和汪辟疆先生收在《唐宋传奇集》与《唐人小说》之中。不是说没有遗漏，至少可以说，即使有遗漏，所遗漏作品的水平也超不过所选作品。著名的传奇作家，有些本人就是唐代大诗人，如元稹；有些则特以传奇成名，如白行简。
按照鲁迅先生说法，唐人传奇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①为什么鲁迅先生单将这两位作者提出来，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另辟章节，单独介绍呢？因为他们两位的传奇作品水平既高，影响也大。元稹（公元779-831 年），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一带）人。他少年早熟，9 岁即能作文章，15 岁擢明经，可说少年得志。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他一生仕途在顺与不顺之间，作过重要的地方官，也作过朝官，还拜过宰相。但他人品低劣，"举动浮薄，朝野杂笑"。为相不久，罢相后，曾作武昌节度使，卒于官。他是元和体的首创人，是白居易的好朋友，是一位特有才华又特为人们不耻的大才子。他一生成就尽在文学，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和白居易一起创作以新乐府为代表的元和体诗派；二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63 页。
是他写下了唐人传奇中的名作《莺莺传》。前一件事，他并非主将，诗的水平，也不敌白居易，大唐诗人排座次，他属于二流水准，比李、杜、王、白低一个档次。但他的《莺莺传》，却非同小可。不但在有唐一代，极富盛名，对后世影响，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莺莺传》，又名《会真传》。后来经董解元改造，成为《董西厢》，又经王实甫创作，成为千古名剧《西厢记》。《西厢记》较之《莺莺传》，几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情节，基本上还是《莺莺传》的。人物是，甚至人物性格也是。王实甫突出红娘，可说独具慧眼，但没有旧作基础，新作不能成功。《莺莺传》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是说有一张姓书生，漫游至蒲州普救寺，巧遇故丞相女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觉魂摇意染，无法自持。彼时又遇乱军围普救寺，张生求援于故友，退其乱军。又请莺莺使女红娘相助，几经波折，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这位张生忽然想起圣人教诲，便把崔莺莺抛弃了。所谓始乱之，终弃之。全文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一波三折，活灵活现。虽然后面张生一篇歪理，令人厌恶，但整个故事，戏剧性强，趣味性强，语言准确生动，极富感情色彩。宋代洪迈评唐人小说，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①用这几句话评价《莺莺传》，确也恰到好处。文中诗句、书信都好。诗句已成名句流传，书信为崔莺莺被弃后所写，正是"凄婉欲绝"，又不失东方传统女性之情态。论其总体影响，《莺莺传》可称唐人传奇之冠。
李公佐，字颛蒙，生卒年不可详考。但知其于代宗至宣宗初年在世，曾举进士，也作过江西从事。
李公佐的传奇之作，也极有名。他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和《庐江冯媪传》并称名篇，而且三篇各有特色。《南柯太守传》实乃一篇成年人童话。说某人醉后，梦入南柯国，其间所见所遇，不胜奇异。先娶王女为妻，又拜南柯太守，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心想事成，瞬息备至。如此守郡二十载，风化大醇，百姓爱戴。所生五男二女，男授显官，女聘王族。真真春风得意，半世腾达。然，不幸领兵御敌，大败而归。接着妻子去世，国王猜疑。转眼之间，种种不幸纷至沓来。最后被送回原籍，但见故土如昔，贫穷依旧，于是大惊而起，原来南柯一梦。所去之处，不过槐树下面一大蚁穴而已。《谢小娥传》写的是一则复仇故事，妙在情节迷离，悬念引人，但绝非卖弄技巧，以事伤情。故事以第一人称写成，虽情节不甚繁杂，也有后代公案小说之影象。《庐江冯媪传》则是一则鬼魂故事。说一姓冯的老太太，求食于舒州途中，"瞑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门内一青年女子，带一三岁女儿，倚门悲泣。又有夫妇俩，据床而坐，神气惨戚，有向青年女子追索钱物状。媪询问之，女子告诉她说，丈夫另有新欢，明日就要迎娶。二老人乃公婆，向她索要刀尺祭祀旧物。并说丈夫名董江，住相城县里。冯媪次日进县城，问及此事，知情者告诉她说，董江的妻、女、父、母都早已亡故了。这故事写得哀婉动人，而且结局出乎读者意外，董江如期成婚，妻魂终于无奈。虽鬼之情意，深于世人。文字优美新奇，情绵意切，虽置之"聊斋志异"，也并不逊色。
元稹、李公佐外，唐传奇中名家还有几位。
沈既济（约公元750-800 年），吴（今江苏先县）人。曾任左拾遗，礼
① 转引自《太平广记选》第7 页。
部员外郎等职。撰有《建中实录》10 卷，有史学之才。传奇代表作为《枕中记》、《任氏传》。
《枕中记》写黄粱一梦故事，和《南柯太守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任氏传》讲人、狐婚姻故事，虽不像《枕中记》那样有讽刺人生意味，却情节婉转，别有动人之处。只是中间插入一位第三者，本意旨在证明女狐贞节不二，反觉累坠。唯结局悲惨--女狐无端为猎犬所毙，构思奇异，如奇峰陡起，动人心弦。《任氏传》可以看作后世狐鬼故事的一个先驱者。
蒋防，字子徵，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卒年月无考。但知他少年能文善赋，18 岁时，他父亲的朋友让他作一首《秋河赋》，他援笔立就，赋惊四座。于简因此将女儿许配给他。元和年间，他得遇李绅，席间赋诗，有"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李绅会意，荐之，以司封郎知制诰，进翰林学士。后李绅失势，他也随之被贬汀州刺史，再改连州，卒。
蒋防能赋，但不以赋名。他的传奇作品《霍小玉传》极富盛名，可称唐人传奇中的悲剧代表作。
《霍小玉传》写长安名妓霍小玉与大历才子李益一段恋情，大体不脱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窠臼，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造。故事情节委婉多姿，文字风格深沉流转，抒情色彩十分浓郁。霍小玉临终的一段文字，感情激愤，有裂帛之声。文中写道："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恶有恶报，似有蛇足之嫌。不过这也许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读者，正要他恶有恶报，若无这条尾巴，必不喜欢。
白行简（公元776 年-826 年）字知退，下邽（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举进士，历官左拾遗。曾随其兄住江州多年，兄弟二人情谊甚好。他的传奇名作《李娃传》是和《霍小玉传》情节相似而结局相反的一段才子佳人故事。虽然整个情节十分曲折，故事结局却是皆大欢喜。书中人物性格鲜明，李娃尤其是作者心爱的人物。作者写她忠贞不淫、深明大义的性格品质，不惜花费笔墨。男主人公个性差些，但他父亲的性格却很典型，虽笔墨不多，却句句有声。他因为儿子与妓女成婚，觉得丢了脸面，痛责儿子；儿子不服，又痛打儿子。直到把儿子打得昏死过去了，他竟然丢下儿子，一走了事。但后来儿子中了进士，授了官职，他又和儿子讲和，"父子相好如初"。《李娃传》反映的伦理爱情观念，怕不合现代人心意。但它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民族文化性格。加上文字优美，情节生动，这传奇历来享有盛名。
蒋防、白行简、沈既济之外，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白猿传》、李朝威的《柳毅》、陈鸿的《长恨歌传》、薛调的《无双传》、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异梦录》、陈玄祐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张簇的《游仙窟》、以及《杜子春》、《申屠澄》、《红线》、《聂隐娘》、《步飞烟》、《板桥三娘子》等名作，都为唐人传奇的繁荣作出各自的贡献。唐人传奇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在故事题材，语言艺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审美类型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人传奇不但影响到宋代，而且影响到明清历代的文言小说。而且几乎所有的中篇传奇名作，都被后人改编为各类民族戏剧，至今仍在舞台上"活"着。
（三）唐代变文唐代变文，曾经亡佚。直到光绪年间，才由外国来华人员在敦煌石窟中发现。而且大部分被偷掠到国外去了。好在现在总算有了复印本，中国人可以看到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货了。
随唐代变文而一起发现的散佚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词作、民歌以及韦庄的《秦妇吟》等，都是沉沦已久，重见天日。但最有价值的恐怕还是说唱底本，即变文这一部分内容。
唐代民间说唱艺术，首先得力于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但并非佛教一家功劳。佛教既入中国，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有形态。实际上，佛教得以在中国扎根，还是唐代的事。这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出现禅宗--禅宗是中国文化气息极为浓郁的中国式佛教。第二个是佛教经数百年砥砺，终于与儒学找到共鸣点：即佛教在中国落脚，不能再正面反对儒家有关"孝"的伦理观念，唐时的许多佛教徒，不但不再正面反对行"孝"，甚而至于和儒家一起讲究起孝道来了。
唯其如此，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作品才得以在唐代充分发展。
唐代变文，自身的艺术水平不是很高。其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向现代人展示了唐代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第二，它证明了宋代话本的源头出自于唐。
唐人变文在名称上多有变化，这点前面已有介绍。我认为，讲经文、话本，以及所谓的诗文、词文、缘起都是变文的别名。之所以有这些别名，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一般说来，民间文学对自身的认识也往往不易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不像律诗那样，有十分明确的写作标准。而且，即使律诗，也并非一下子便完善起来，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代变文，内容广泛。后代评话所有品种，几乎尽皆包含在内。从已发现的变文内容看，讲经文，即宋代的谈经，说参请；讲史，即宋代的讲史书者；讲神怪、讲婚姻，即宋代的所谓"银字儿"，可谓样样齐全。而数量最多的还是讲经文和讲历史的。特别是西汉历史，倍受青睐。这大约是汉、唐两代有许多相似处。唐在盛时，常与炎汉作比；唐在衰时，又以炎汉为荣。也有所谓因缘，即缘起，这种形式后来大约就变成宋代评话中的"入话"了。1。韵文体变文--词语韵文体变文，即全篇皆由成行的韵文组成，没有散文句子。这在敦煌变文中，只有《季布骂阵词文》一篇。但同样内容的藏本却有10 个，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不小。这种韵文体变文，几乎全由七言句型构成，上下句成一韵，转换韵角十分方便。个别句子为3-3 句型，使句式音节更显活泼生动。
《季布骂阵词文》的素材出自《史记·季布列传》。太史公曾言，刘项相争的时候，汉王曾数次遭季布困辱，大约就有骂的意思在内，然而语焉不详。唯其语焉不详，才给后人以发挥的余地。加上季布人生曲折，既曾腾达，也曾屈辱，正合说唱文学的要求。于是敷衍成篇，传播开去。这篇词文，共有640 句，4474 个字，可视为长篇大作，但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段是楚汉交兵，季布请战，要用漫骂战术，大败刘邦。于是出战，于是开骂，于是刘邦闻骂而逃，于是季公大胜。一段是楚军战败，季布四处藏匿，寻求保护，受尽各种苦处。一段是后来终于得见刘邦，得到刘邦谅解，君臣相得，封官作讫。
本词文的内容既不复杂，艺术水平也不很高，但语言极为通俗易懂，便于传唱，也便于理解。虽然人物的刻画缺乏细腻，也缺乏独立个性，但依然能使人对季布的个体形象和刘邦的作风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其余出场入场、过渡语言，都近乎套话，联想到近代以后中国民族戏剧的表演"程式"，也就毫不足怪了。开首几句演唱话头，简练概括，颇似近现代鼓曲模样："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连年战败江河沸，累岁相持日月昏。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各佐本王争社稷，数载交锋未立尊"。
以后描写季布骂阵，依然评话口风，先作场面介绍，继而开骂。其实骂也是一个过场，概括言之，与其强调骂的内容，不如渲染骂的阵式。
"高声直喊呼刘季，公是徐州沛县人。母解缉麻居村墅，父能牧放居乡村。公曾泗水为亭长，久于阛阓受饥贫。因接秦家离乱后，自号为王假乱真。■鸟如何披风翼，鼋鼍争敢挂龙鳞。"
其实也真没说出什么不好接受的来，但这也就够了。因为词文向听众展示的并非如何骂人，而是如何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这种词文形式一直流传到元、明，后来大约便与评书、鼓曲合流，成为近、现代曲艺的先声。
2。散文体变这--话本敦煌发现的话本，种类较多，计有《唐太宗入冥》、《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苏武李陵执别词》、《■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种种。话本已经全然宋代话本小说雏型，甚至无甚明显区分，语言、结构、风格都相去不远。可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起源于唐。一是古文运动，二是白话小说，三是韵文演唱词曲，三个内容相互影响，合而又分，分而又合，对后世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元曲杂剧以至评书鼓曲，都起到母体性作用。这些话本中，比较出色的作品当推《韩擒虎话本》。这也是一则讲史故事。原本无标题，现名系整理者所加，话本内容简直流畅，材料大体来源于《隋书·韩擒虎传》，但有移花接木的现象。书中写韩擒斗箭退敌，本贺若弼的事情，把它移到韩擒虎头上，意在加强故事的感染力。此类事，中国古典小说中甚多，如三国时候明明周瑜借箭，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成了孔明借箭。这正是文学不同于史学的地方，因为有夸张、剪裁、重塑和虚构，才成其文学本色。本篇段落分明，可分为四个大段。一是介绍背景--杨坚称帝；二是韩擒虎灭陈；三是韩赌箭威服大夏单于；四是韩死后成神。全篇铺陈交待，俨然评话口吻。文中写韩擒虎、贺若弼与蕃臣赌箭时，颇有后世评书戏剧中打擂比武定输赢的味道。
"皇帝闻奏，即在殿前，遂安射垛，画二鹿，便教赌射。蕃人一见，喜不自胜，拜谢皇帝，当时便射。箭发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恰向鹿脐中箭。皇帝一见，宣问大臣：'甚人解得？'时有左勒将军贺若弼：'臣愿解箭'。。。当时便射。箭起离弦，不东不西，同孔便中。。。应是朝臣，一齐拜舞，吋呼万岁。时韩擒虎见箭不解，不肯拜舞，独立殿前。皇帝宣问'卿意如何？'擒虎奏曰：'臣愿解箭'。。。遂臂上捻弓，腰间取箭，搭栝当弦，当时便射。箭既离弦，势同雷吼，不东不西，去蕃人箭栝便中，从杆至镞，突然便过，去射垛十步有余，入土三尺，蕃人一见，害怕非常，连忙前来，侧身便拜。"人物形象，历历在目。
3。韵、散结合体变文韵散结合体变文数量最多，如《文殊问疾讲经文》、《破魔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种种。其风格内容与其他两二种相去无多，只是韵文、散文相交而成，更便于演唱，也更显活泼生动。
上述二种变文体裁，如果用以比拟现代中国曲艺艺术，则韵文体相当于山东快书与快板书，话本体相当于评书，而韵散结合体相当于长篇鼓曲。令人奇异的是，即使民国以后出版的各类口头演唱文学底本，如《大八义》、《呼家将》、说唱《西游记》和南方长篇评弹底本，依然不脱唐人旧味。甚至与某些敦煌变文如出一辙。这说明一个国家文学的发达，接受者一方的素质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唐代口头文学已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
九、唐五代词五代并非一朝，在文学因果关系上与晚唐更是难解难分。正如隋与初唐的样子，许多晚唐词人也就是五代词人。
五代的文学形式，主要成就在于词，但并非没有其他内容。例如诗，晚唐词人全是诗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皆入五代，诗也就一同进到五代去了。也有些诗词界限不明的作品，如所谓《宫词》，词集也收，诗集也收。中唐王建的《宫词》就属于这种情形，花蕊夫人的一些作品也是这样。
唐以传奇闻名，但传奇作者也有不少五代时人。如写《神仙感遇传》的杜光廷，写《玉堂新话》的王仁裕。他们的作品，也很有影响，虽不如唐传奇之盛，并不逊于唐传奇的一般作品。变文也是如此，有些是唐人之作，也有些是五代人之作，唯散文无大建树。这大约和晚唐文化形势及李、温、段等大文化人都专心写骈体文有某些关系。
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也许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历史界限。从唐人这面看，天下大乱，王朝不存，主要的心理是慎情和惧乱，首先的选择是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从五代这一面看，只要急功近利，称王称霸，至于未来如何，也不管它。五代十国，前后不过半个多世纪，真和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追求盛唐时代的大气象大文化是不可能了。但文学的本性是从来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停止自己的活动，顶多只能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形态。于是随着人们把主要精力与情感日益集中到生命享乐、男女性娱、个人得失方面上来，词便渐次成为五代时期的主导文学形式。
词的意义，自不如诗，它是诗之馀。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无足轻重的。唐诗宋词，两大高峰。而宋词的这扇门恰恰是从晚唐开启，到五代完全打开的。五代词人，声名不算显赫，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毕竟是他们而不是苏、辛、刘、柳、周、史等人开辟了词的世界。而且到了李煜那里，词的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完全成熟。五代是一个黑暗、动乱、丑恶和衰败的时代，但拯救五代的并非别人，而是它们自己。正如唐承于隋，宋也承于周。周世宗已经把中国统一的主要基础打好，宋太祖则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成果，更上一层楼。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自六朝诗人兴，而五代以花间词人止，恰恰走了一个圆的螺旋，哲人所言否定之否定规则，对于隋唐五代文学史也是适用的。到了五代，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真的结束了，同时，五代词又预示了另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始。
（一）词的成因词的形成，旧时有人认为自李白开始--李白有6 首词。但现代文学史家多不同意此说。认为即使李白能词，现在看到的《菩萨蛮》、《清平调》等6 首属名李白的词也非李白所作。有人则认为这几首词是温庭筠所作。但至少白居易、刘禹锡已经成为作词的能家。他们的《江南好》一类词作，影响深远，已是词坛正声。白词已有所引，刘的两首和词也很有特色。其一曰："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
刘、白与李白相去不远，但刘、白均长寿，或者可以说唐词就出在盛唐与中唐之交，也未可知。
1。词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古人称词为诗之馀，又叫曲子词，这个名称值得研究。为什么要叫诗之馀呢？就是因为它原本和诗没有大区分，但又有区别，是诗的进一步改良而已。为什么叫曲子词呢？因为它是一种唱词，所以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有人把它划入乐府诗中，而它形成之后，又有人把某些乐府诗划入它的范围之内。它脱胎于唐诗，是唐诗发展成熟之后的一个变种，又是可合于乐调的歌词，故称诗之馀和曲子词。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成熟的已经得以充分发展的唐今体诗，主要是绝句和律诗，那么，词就难于迅速出现在文坛上。
一则，今体诗未能充分发展的时候，古体诗的第一个历史任务是走向律诗及绝句。
二则，当律诗、绝句已经充分成熟之后，它依然会寻求新的发展，于是打破诗的界限，进入词的领域。
词与诗比，更宜配曲。音调也更委婉多姿。因为绝句、律诗以及古乐府诗的句型、字数都是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因此才有五言、七言诗之说。但是由相等字数的句型组成的诗歌，既不利于行腔，也不利于演唱，这道理，其实简单。所以，古时唱《阳关三叠》，非有和声不可。于是诗歌中出现衬字。这些衬字，没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还必须保留它们？因为它们虽然没有词义，却有曲义。刘大杰先生讲词的兴起，远喻近比，引用过《上留田行》这首古乐府。此诗属名曹丕作，恐未足信。其辞曰："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连用6 个"上留田"，其实意思不大。这好像现代民歌中，常有"呀儿呀儿哟"之类。"呀儿呀儿哟"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但有了它就好唱也好听多了。
诗的句子太齐整，加上衬字或用和声，便更好听。如果把和声和衬句中的虚字换成实字，不也很好吗？词与诗的外形区别，就在于词的句子大多长短不齐，或许作这些诗的人，心目中依然把它们看成诗的，但又觉得二者已经不同，偏一时还想不出新的名目，就把这些新"诗"姑且呼之为长短句了。2。民间的创造大约无论哪种文学艺术形式，都首先发源于民间，这一条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古今中外，大抵如是。但民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唐代文化兴盛，得益于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得益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则得益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得益于社会的开明和进步，这是一个大文化圈。但社会文明一旦发展起来，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衰败的，所以故朝虽去，遗老犹存，已经形成的城市阶层，还会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心态下发出自己独特的光采。
唐五代词的创作，首先就得力于市民阶层的努力和创造。但又并非某一个阶层努力的结果，大体说来，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是村歌野调。所谓村歌野调，其实是民歌正声。这不仅于唐，就是现代大陆人无人不晓的《东方红》，其实也是从陕北民歌中演化出来的。民歌中的好东西多到数不胜数，很多大文学家，都是从向民歌学习而取得大成就的。唐代大诗人里，闭眼不看民歌的人可说少而又少，而虚心借鉴民歌手法，又演为新声的则大有人在。特别著名的诗人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如此。民歌资源丰富，几乎永不枯竭，就是唐诗已经走过高峰之后，民歌创作依然蓬勃发展。唐的诗歌，还是文人主导的诗歌时代，到了明清，民歌比之文人诗更有特色。
二是行业民歌。很多行业，特别是需要集体操作的行业，非有民歌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如北方的夯歌，大江大河中的拉纤歌，水手歌，俗称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千变万化，魅力无穷。而且唐时经济繁荣，行业很多，即使并非集体性劳动项目，也有行业民歌存在。行业民歌是民歌创造的重要方面军，反映在唐诗唐词中，更多的是年轻女子在湖中采菱时所唱。这倒不是因为只有女子才唱民歌，更不是唯有美丽的湖中才有民歌，而是说，这是文人学士常去的地方，他们对此比较容易了解也容易欣赏就是了。
三是胡乐的推动，所谓胡乐并非贬词，是指由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歌曲与音乐。这一点，《隋书·艺文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音乐也好，文学也好，非有嫁接才能取得大成就。唐文化不仅儒、道、佛各显神通，而且有少数民族文化参与其中，词所使用的声调，既有中原旧体，也有胡乐新声。四是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与传播。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在唐代至少中唐以后，已十分广泛。白居易是看过目莲戏文的，对此《唐摭言》中曾有记载。文中说白居易作苏州刺史时，张祜来拜访他。"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鄂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莲变。'白曰：'何耶？'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莲变何耶？'遂欢晏竟日。"与白居易有大交情的元稹，则在他的一首诗的小注中，说他"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白、张所好，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学的状况，也反映了他们表演的水平。
五是妓院的打磨与传递。妓院并非健康的历史文化现象，却是必然的文化现象。妓院文化，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妓院在习俗、文学、艺术、服饰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历史作用，有时作用很大。而且通过妓院文化还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妓家对词的影响，可谓大矣。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前二人时称"李杜"或"小李杜"，温庭筠和李商隐人称"温李"。他们都爱民歌，但论作词，唯温庭筠一个而已。究其原因，和他们三位的生活经历有关。商隐生活严肃，对于妓家之类，少有接触。杜牧在风流与严肃之间，对于妓家生活十分熟悉，而且他性格中风流因子不少，只是年纪长些，又钟情于政治、军事，于词之类着眼不多。《唐五代词》收他一首"八六子"，但彼时词作一般短小，怕未足信。温庭筠则不同，一好乐，自称"有孔即吹，有弦即弹"；二好风流，歌妓是他相好，妓院是他别墅。他的词写妓家生活十分逼真，没有实际感受焉能为此？温庭筠知妓善乐，因为他有两个优势，使他得以成为有唐一代第一词人。
3。诗人的贡献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源头固然出于民间，但没有专门人才加工整理特别是再创造，不能成为真正成熟的艺术品。唐人词的兴起，实在和当时诗人学士的参与有莫大关系。因为有他们的参与，词的地位提高了，品位也提高了。温庭筠的词作固然与妓家有关，但他能写出优美的词作；妓家却不能。只此一端，便知道诗人的创造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4。当权者的支持与提倡封建时代，最大的当权者就是皇帝，而且唯皇帝独尊。虽然历史的发展，首先是全体人民的创造，但当权者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不过因为封建独裁者的权力特别大，做好事时固然以一当十，做坏事时犹能以一当百。
唐诗的兴旺，首先就有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功劳在内。词的兴起和成功，也与五代几位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有必然联系。
五代皇帝中草莽之夫不少，卖国求荣者也有人在。如石敬塘之流，状如猪狗，不能挂齿，他们与文学也根本不沾边。实在五代也有几位知文知艺的皇帝在，如后唐李存勗，蜀后主王衍，以及闽皇后陈金凤，特别是后蜀主孟昶和南唐中、后主李璟、李煜父子，更是功劳卓著。李氏父子以词闻名于史，是五代词人中顶尖的作家。孟昶则是五代词作中心的东道主。五代时期，水平最高的词人在南唐，影响最大的词集在西蜀。孟昶爱词能词，个中作用，不容小觑。
因为皇帝提倡，周围就容易形成词人团的群体效应。词人也罢，诗人也罢，文人也罢，终归不能太穷，再穷也得有酒喝，有饭吃，否则便不能为词为诗为文，只好另谋生路去也。后唐庄宗能戏亦能词，皇帝作得固然太不高明，词作写得却有特点。他的《一叶落》，写初秋景象，风格清朗；《阳台梦》则情致风流，柔情似水："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撚弄。梦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后蜀主孟昶，亦有不少词作，但词风不出五代一般文人词的浮艳风尚，这和他的生活环境与本人气质都有关系。他有一篇《春光好》，写富贵人家女子，颇为得体："纱窗暖，画屏闲，亸云环。睡起四肢无力，半春闲。
玉指剪裁罗胜，金盘点缀酥山。窥宋深心无限事，小眉弯"。
晚唐五代的皇帝，几乎个个胸无大志，偏又喜欢入温柔乡内，还以为作皇帝理应如此。所以他们对词的重视、支持与提倡，一方面促进了词的兴起与成熟，另一方面，也对五代浮艳柔媚的词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唐人词唐人词起于中唐，盛于晚唐。
唐人词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早期词人，词风兼有诗风，风格疏朗流畅；一个特点，越到晚唐末期，词风愈趋华丽浮艳。
这其实和大唐王朝的命运有关。唐的灭亡已成定局，中兴云云皆成梦幻。于是一些有才华的文人便在个人享乐的小圈子里去寻找词的寄托了。
唐代颇有几位词人出现，最有成就的自然是温庭筠。
温庭筠之前，也有几位词家。但他们并不以写词为主，而且颇不类晚唐词风，他们的创作不过是一种过渡。因为是过渡，所以常常兼有诗人气质、民歌味道和词的形式。这些作词的人中，比较有名的包括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张志和以及段成式等。
白居易、刘禹锡已经介绍过了。皇甫松的词，也属此种风格，所以后人编的诗集也收他，词集也收他。并非编辑者因偏爱而掠美，而是这种作品常在两可之间，界限本不分明。比较起来，还是他那些民歌味道浓郁的词更其生动感人。
皇甫松，字子奇，生卒年无考。他是唐代散文家皇甫湜的儿子，自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人，一生不曾入仕。他的两首《采莲子》，最能反映这种诗词相兼的风格。其一云："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张志和（约公元730-约810 年），字子同，曾名龟龄，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少年有为，多才多艺。他10 岁即举明经。肃宗时为待诏翰林，后来隐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他是一个极有才情的人，能歌、能画、能鼓、能笛，加上隐居山林，青山绿水为邻，蓝天飞鸟作伴，更形成他词的独特品位。大体说来，读张志和词，仿佛读唐代山水诗。他的词疏朗清丽，颇有韦应物山水诗风采。他的词作名篇《渔父》五首，极富这种特色："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到段成式，兼有诗风的词作成为绝响。
段成式（？-863 年），字柯古，临淄（今山东境内）人，曾经因为他父亲的关系而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官至太常少卿。他能诗能文也能词，却一生不曾适应时代的需要。或者换句话说，他永远也没有抓住文学发展的时代热点。诗不能独成一家，文则陷入骈体旧套，词风又与诗风不辨，虽然他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他的文学成就却远远不能和那两位学人才子相提并论。他的词也就成为中唐词人的馀声。唯《闲中好》一词甚得郑振铎先生欢心。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
唐代大词人还得数温庭筠，跟在他后面的有韩翃与韦庄。
温庭筠是一位风流才子，又是一位出身旧世家的贵公子，不过家道中落，没有钱了，但富贵气派还在，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一些。所以温庭筠的诗和李商隐比起来，李诗一派莘莘学子气，温诗却是一副浪荡公子相，而且是带有富贵人家馀气的浪荡公子相。他的词也是如此，辞藻华丽，颜色高贵。读他的诗词，仿佛欣赏珠光宝翠美人头，虽然华美，但有雅意，不使人心乱。他词的主色为金色，因为金色高贵。以金色为主调，多少有些浓得化解不开的意味，但也因此，温词才十分耐看。
温词对于整个晚唐五代词坛都有大影响，似乎他一人给五代词坛定了调--要写词填词，请照此办理。他是"花间派"的旗帜，由他领衔而及五代各大词人。他的词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因为他的词已经成熟，而且只有成熟的艺术才能有深远影响。所谓成熟，是说他的词风固然与他的诗风相通，但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创造。好像川剧是戏，京剧也是戏，但二者不能放在一起唱的。温词中也有诗词界限不明的个别作品，但其主要作品，都没有合流的馀地。
温词艺术水准很高，他的一组《菩萨蛮》，已经达到唐人词的空前艺术境界。整组词都是讲一位青年女子的思恋之情的。以思恋之情作为诗词题材，是最平常的事情。但温庭筠的这组词却成为精美的艺术品。他视角独特，不放空论，而是将这位女主人公思恋亲人的心情与她的梦境联系起来，时而于梦中，时而于醒时，时而梳妆，时而凝思，时而揽镜自视，时而远眺窗外。但觉慵慵懒懒，又似刻骨铭心，终于梦境如真，转瞬梦醒无绪。作者笔笔写来，字字皆有精神。这一组词，可以单独欣赏，也可以整体揣摸，其中第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最富盛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八句词，尽写女主人梦醒思春之态。起句就写"小山"：春闺梦醒，一眼就看到枕屏图案上的小山明明灭灭地映着光华，不觉梦中情思似远又近，似近还远。其意若曰：恋人远去不归，如山水相隔，明灭无时。第二句又写女主人自己的慵懒态。女主人刚刚看了一眼枕屏，心烦，看不下去了。又看自己--可怜自己。但见如云的鬓发散乱于腮边，黑白分明，楚楚可人。偏心上人远去不归，令人无情无致：于是懒懒起来画眉梳妆（第三句）。却又因心绪不佳，画也无绪，妆也无绪，白白用去许多时间（第四句）。至此，词的上半阙结束了。
但女主人毕竟年轻貌美，毕竟对亲人归来报有希望，于是一面梳妆，一面对镜：呀！原来自己是这般美丽呀！但见镜里镜外全是美人形象，前后交映。（第五、六句）不觉心中一快，动作也敏捷起来。于是穿上漂亮的贴身短衣，更漂亮？不。当她一眼撇见衣服上绣的双鹧鸪时，禁不住又情思悠悠想起了未归的亲人，于是一段愁思，再上心头。
全词句句以女主人公的眼睛去"看"，作者不过跟着女主人公的一双俊目作个记录罢了。这样的笔力，在温词之前，还未曾有过的。
更妙的是，温词写的含蓄，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得透彻的。不像唐诗，更不像六朝文字。六朝骈文，往往韵深而意浅。温庭筠的词则是字句通俗，颜色富贵，词中意味，足称绵长。
温词的风格，是色艳而不浮，情浓而不媚；极写恋情却没有浮躁不安的感觉，述说风情又能保持婉约含蓄之意。他的词，主调是金色，风格十分华贵。这样的主调，正适合五代词人的追求；正好反映彼时词人虽有才华，又没有更大才华；虽有希望，又没有更大希望，尽管没有更大希望，却又易于沉缅于春情欢乐之中的时代气氛。这种气氛终整个五代，都未曾发生大变化，直到南唐后主被赵匡胤掳到京城，才真的有了改变。温庭筠喜爱和倡导的金色主调，也随之改变了颜色。
温词的选本很多，数量多少不同。但真正属于他的，约有60 馀首。总的色调相去无多，这一点，也是五代的通病。偶然翻看其中一首，常觉词意绵绵，不忍释手，但真的一首一首读下去，又不免有重复之感，换句说法，就是有点"腻"了。
但温词并非尽写室中春思景象。他的不少词，都能联系周围景致，作到情景交融，虽然其内容仍不过离情别绪。他有数首《酒泉子》，其三云："楚女不归，楼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玉钗斜簪云鬟髻。裙上金缕凤，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温庭筠之外，值得一书的晚唐词人还有韩翃与韦庄。韩词不多，他以诗成名。有《香奁集》传世。闻其名，想其声，知其色。但他的这路风格，无疑对温词和晚唐五代的词风很有影响。晚唐诗人中，有追随李商隐的，但为数不多，也有追随温庭筠的，人数不少。韩翃是其中诗、词兼长的人物。他的诗风华丽，多用辞藻，和五代词人已无多大区别。
韩翃（公元844-约914 年），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东南）人。龙纪年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后来因为不肯依附朱全忠，而遭贬斥。南下至闽王王审知处，卒。
一身跨两代，又颇有影响的词人当推韦庄。韦庄不仅以词闻名，他的诗也很有影响。其长诗《秦妇吟》，气度恢弘，音韵跌宕，是晚唐少有的写实作品。后来失传，直到敦煌诗文被发现时，才重见天日。诗的内容复杂，因为有指责黄巢起义的语言，曾被人指为反动。其实，对古诗未必用这种眼光去看。韦庄古体、今体诗都好，写抒情绝句尤具特色。而且他和温庭筠一样，也是一位成熟的词人。但他的词风与温庭筠有别，风格清新畅达，语言明洁疏朗，是唐五代词中独树一帜的词作家。
韦庄（公元836-910 年），字端己。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出身没落贵族家庭。虽有诗才文才，却几乎终身屡试不第。直到60 多岁才得中进士。他中年时期，正逢黄巢起义，于是作《秦妇吟》。诗中对唐王朝的腐败充满怨愤，也对黄巢起义军充满敌意，并因此诗而诗声大振。晚年至四川投奔藩将王建。唐王朝灭亡后，王建称帝，史称前蜀。韦庄作过一段前蜀宰相。他的词作，《花间集》中收48 首。他写少女春情，别是一番情致。其《浣溪沙》五首其二云："欲上秋千四体慵，拟教人送又心忪，画堂帘幕月明风。此夜有情谁不极，隔墙梨雪又玲珑，玉容憔悴惹微红。"
他的《清平乐·野花芳草》，也写离情别绪，比之温词，感情表现急切深沉："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柳吐金丝莺语早，惆怅香闺暗老。
罗带悔结同心，独凭朱栏思深。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
因为韦庄作过蜀相，一些史书将其列作五代词人。
（三）五代词人五代时间不长，首尾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五代词的发展，可以大致概括为一种风格两大集团。风格多相似，无非写离情别绪，春云秋雨。两个集团，一个是西蜀集团，包括前蜀后蜀；一个是南唐集团，代表人物即李璟李煜父子和他们的宰相冯延巳。中原地区也有词人，但人数很少，影响也小，词风不能独立。比较出名的人物和凝，也被挤到西蜀圈子里去了。荆南还有一位孙光宪，命运也大抵如是。
五代词人绝大多数集中于西蜀南唐。西蜀于前，有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南唐于后，有冯延巳编选的《阳春集》。这两本专门的词集，都是行家里手所编，研究唐五代词，自是首选资料。
1。《花间集》中诸词人《花间集》共收18 位词人。其中真正属于晚唐的2 人：温庭筠、皇甫松；中原1 位：和凝；荆南1 位：孙光宪；还有张泌，一般认为是南唐人。但郑振铎认为南唐另有词人张泌。那么，如果不算张泌，西蜀词人也有13 人。《花间集》中的词人，词风大抵一致。其领袖人物则是温庭筠。温庭筠死于公元866 年，他知道什么前蜀后蜀？但他的词风影响蜀人至深。西蜀词人风格，不出温词规范。
《花间集》既尊崇温词，便特别反对浅显直露，而崇尚词藻华丽，山水明灭，中心只在女人身上。虽如此，却成为五代词主流。而且词在五代，独占风流，西蜀词人，影响更大。时人独喜此风，历史也无可奈何。
所谓西蜀词人，其实有前蜀后蜀之别，但风格大抵无异。唯前蜀的韦庄、牛峤等来自晚唐，词中或有晚唐遗音，也未可知。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生卒年不详。他出身贵胄，是中唐宰相牛僧孺的后人。唐乾符年间进士。历官拾遗、补阙、校书郎。后投奔王建，官至给事中。牛峤词风，不出西蜀词人之右。唯写男女风情，颇有民歌意趣。其《忆江南》二首之一曰："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牛希济，牛峤兄之子，在蜀时为御史中丞，后来投奔南唐。曾作雍州节度副使。《花间集》收他的词11 首。他的词虽花间格调，却能写各种情态。其中《生查子》等，郑振铎先生颇为赞赏：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欧阳烱（公元896-971 年），益州华阳（今成都）人。他生于晚唐，长在西蜀，已与唐王朝干系不大。他年寿颇高，曾在前蜀作中书舍人，在后蜀作宰相。后从孟昶降宋，又作过左散骑常侍。75 岁时去世。他一生官运亨通，但名声不佳。他居蜀时，就和当时词人鹿虔扆、阎选、毛文锡及韩琮被人们呼为"五鬼"。看他们一生降来降去，国虽亡而官运不改，确有鬼色。词风低下，又近鬼声。这几个人比较起来，韩琮不能入流。阎选、毛文锡词风既低，词艺又差，亦不堪言。欧阳烱的词作得好些，鹿虔扆人品略胜。五代词人，最少节义观念，好比墙头茅草，只顾随风来去，事二朝三朝的都不算少见，也不觉得耻辱。唯鹿虔扆尚存儒风。他曾事后蜀孟昶，为永泰军节度使，加太保，蜀亡，不再入仕。他的词虽为花间情调，但有感慨之音。其《临江仙》云："金锁重门荒园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欧阳烱善作情词，写少妇心态，犹为得意。他的《更漏子·玉栏干》写夜景春怀，另成套路："玉栏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独自个，立多时，露华浓湿衣。
□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样。虽叵耐，又寻思，怎生嗔得伊。"
顾夐，生卒时间、表字乡籍均不可考。只知他曾在前蜀作刺史，在后蜀为太尉。他的词，时有深情切语，不免姿态轻狂，略与花间词风有别。但其主旨，依旧花间本色。他有《荷花杯》9 首，极写春情少妇，每首独写一种情态，连写知、愁、狂、羞、归、吟、怜、娇、来9 种情态，可说用心良苦。其《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更是别具精神："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后人评说这词，说它"透骨情语，已开柳七一派"。
和凝（公元898-955 年），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平阴、汶上）人。他是花间集中唯一一位中原籍作家。一生历仕五朝，也算一个小小的奇遇。但他平生经历甚多，遇到的事情也多，加上才思敏捷。虽然是一位不倒翁式的老牌官僚，其词风却比较活泼有趣。描写少女思春情态，大为得趣。这一点和温庭筠颇为不同。温庭筠虽称大手笔，却善写少妇，对少女春情，绝少提及，这大约和他风流成性总入妓家有关。好像后来的《金瓶梅》，美人固多，没有处女。和凝的《采桑子》，可不是那样："蝤蛴领上诃梨子，绣带双垂。椒户闲时，竟学樗蒲赌荔枝。
丛头鞋子红编细，裙窣金丝。无事嚬眉，春思翻叫阿母疑。"
孙光宪，字孟文，号葆光子，生卒年不详。贵平人。唐时曾为陵州判官，蜀时官至御史中丞。后降宋，为黄州刺史。他的词与温庭筠词颇相似，也有说他是可以与温庭筠平起平坐的词家的，似不妥。但他确有几首好词，突破一般花间情调。其《谒金门·留不得》一词，甚得后人称道："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在一片华美柔丽之中，这首词可算得上女中情豪，强心劲语。
上述词人外，还有张泌、魏承班、薛昭蕴、尹鹗、毛熙震、李珣，也都是《花间集》中作者，他们也都有一些佳作，但大体相袭温韦之风，不出欧、孙之外。唯李珣能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